胡发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俄罗斯的昨天与今天”一文说到，在彼得堡一个墓园里，埋葬着列宁的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兄弟。在同一座公墓里，“还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家日丹诺夫，也有非斯大林化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有中国的流亡者王明和他的夫人孟庆树。”如果不是转载时的出错，作者一定是记错了。赫鲁晓夫的墓地不在彼得堡，而是在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因为笔者曾经在１９８７年夏天到他的墓地拜访过，“瞻仰”过他的石雕遗容，还拍下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附在本文中与网友分享。
那次去莫斯科，是刚从美国拿到学位后，去出席国际宇宙线大会，我在会议上遇到了几个从国内去出席会议的人员，不谋而合都有兴趣去看一看这个被我们骂了二十多年的修正主义头子的坟墓。于是向出席会议的苏联朋友打听后前往。墓地很大，据说这里不是党国领导人“鞠躬尽瘁”之后享受祭祀的去处，因为赫鲁晓夫并未死在任上，属于被赶下台的“退休人员”。不过墓地的“级别”看起来还是不低。本人因为不懂俄文，未能认出大部分墓碑上的人名，不过从那些墓碑的造型和气派可以看出，埋葬在这里的多是有来头的人物，例如一位死者的宽大墓碑上，铭刻着长长的一串数学符号，仔细辨认，才看出那是著名的数学家彼得罗夫斯基院士，微分方程的权威，当过列宁格勒大学的校长。赫鲁晓夫的墓碑是由黑白两色的石块堆成，他的头像则是黑色石雕，被摆在墓碑的上部。墓前的地基上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份：１８９４－１９７１。在笔者看来，黑白两色的石块适当地象征了墓主人这样一个具有鲜明的二重性的人物——举起他的右手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打击斯大林的追随者，又举起他的左手压制自由化的浪潮、对着西方媒体声称要“埋葬资本主义”。赫氏的头像，安放在这两种颜色的石块之间，象征着他是一个处于两个时代——俄罗斯的昨天与今天——转型期的人物。
这个转型期，如果从斯大林逝世算起，到苏联解体为止，延续了四十年。笔者１９８７年去莫斯科的时候，正是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戈巴乔夫时代。可以说那是“昨天”行将告终，“今天”尚未来临的方死方生的关头，有若干值得追忆的小故事反映了这样一个大时代的特点。
那次国际宇宙线大会，是苏联实施改革、开放后开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由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主办，看得出来苏联政府是十分重视的，把会议安排在据说是莫斯科的唯一招待西方人士的豪华大饭店内举行，似乎就是胡发云和他朋友入住的“宇宙饭店”，当时是普通莫斯科市民不得随便出入的场所。开会期间，可以看到出席会议的苏联人员凭会议的出入证带着家属进入“禁区”，带着好奇的眼光来见识“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这也许是他们当时能够趁机享受到的一小点“特权”。看在笔者眼里，自然联想起了出国前国内的“友谊商店”，那也是中国人不得入内和消费的地方。其实细心的人还是可以发现一丝异常——苏联本国人都不会光顾饭店内的小卖部和餐厅，大概是有“内部纪律”规定的。这样的场景，天真的美国来的同事浑然不知，哪里会想到社会主义国家有这些“不能授人以柄”的内部规定。
在饭店里的餐厅就餐，环境安静优雅，还有乐队演奏音乐，同我在另一个地方的就餐经历判若天壤。那就是胡发云文章中提到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说起展览馆，这是苏联常年向人们展示他们国家建设成就——现在叫做“政绩”——的一个地方，这个办法也被五十年代的中国所拷贝，展览场所就叫“中苏友好大厦”或“中苏友好宫”之类，而且一律都是仿苏联式的建筑，如胡文所说“宽阔的广场，美丽的喷泉，华丽的穹顶，光洁的地面，还有那些精致又气派的雕塑。”上海和北京的“中苏友好大厦”都有着克里姆林宫那样的镏金尖塔，塔顶上有闪闪发光的红星。六十年代中苏分裂，这些展览馆改名成了“北京/上海展览馆”，年轻一点的人，除了知道那里有“莫斯科餐厅”之外，已经不知道它们的“出身”。“莫斯科餐厅”是文革中失意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出没的地方，比别处的餐厅多了一份“贵族气”。然而１９８７年在正牌的莫斯科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的餐厅，却令我想起了文革期间中国大街上常见的老百姓饭馆：饭店里没有椅子，只有桌子，上面堆满了用过的餐具，没有人来收拾。就餐人要排队拿号，再排队领饭菜——没有任何挑选，只有面包加一碗有两三块鸡肉的汤。那一餐我坚持同苏联人民“同甘苦”：花了两个小时才领到自己的一份午餐，然后站着用十五分钟吃完，把餐具往桌子上一扔走人。
物质的匮乏不仅在普通百姓的饭馆里看得出来，仔细观察的话，即使在我们的会议上也可以感受得到。会议的供应显然是政府千方百计重点保证的，即使如此，招待会上的水果明显的不新鲜，属于那种美国的超级市场上减价的过期货，美国去的同事们很少碰它，大部分被苏联的会议参加者享用，因为香蕉一类的热带水果，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有钱也是难以买到的。苏联地处北国，香蕉稀少或许可以理解。令我的美国同事不可理解的是，要喝饮料却常常找不到开饮料的扳手——当时的苏联，还没有进入易拉罐时代，饮料都是玻璃瓶装，金属的封盖，没有扳手打不开。然而扳手却掌握在负责招待会的服务员领班手里，喝饮料要找到服务员，由她去找领班帮你打开。这种美国人不能理解的现象，我这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却觉得像回到文革中的祖国一样“亲切”：扳手这种小商品，不珍贵，但是紧缺，如果任人取用，很快就会不翼而飞。记得六七十年代有一段时间，中国城市里的自行车铃盖成了紧缺物资，人们在公共场所停放自行车时必须把铃盖拧下来随身带走，否则就会被人偷走。在莫斯科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竟然观察到了不止一种的“铃盖现象”，例如，莫斯科市民当时已经有少数有私人汽车，但是停在路边的汽车前窗上几乎总是没有雨刷的，而开着的汽车都有雨刷！可以断定，雨刷在苏联是一种紧缺商品。为了证实我的猜想，我问了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汽车司机，他告诉我，不光雨刷常被人偷走，而且还指给我看，使馆从德国进口的“奔驰”车头、车尾上的商标，也被人撬走了。
我怎么会认识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汽车司机呢？说来也是一段有趣的经历。我从美国和同事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被安排进会议主会场所在的豪华饭店。每天的房费是几百美元。在会上认识了从中国来参加会议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安排住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宿舍住，每天只付一个卢布的房费。原来会议组织者是按照参加者所在的国家来安排住宿的——来自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住大饭店，付高房费；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人，住莫斯科大学学生宿舍，免费；中国当时不属于“兄弟国家”，但戈巴乔夫当时正设法向中国表示善意，所以享受“准兄弟国家”待遇，住学生宿舍，收一个卢布房费。于是我拿了自己的中国护照去找大会组织者，他看了我的护照后，二话没说，就派车让我搬进了莫斯科大学的宿舍。更有趣的是，我的邻居是香港来的教授，他住着同我一样的房间，每天却要付二十个卢布。
莫斯科大学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很近，国内来的朋友告诉我，使馆欢迎所有路过莫斯科的中国人在他们那里搭伙，一天三餐，只要十七美元，但必须付美元。于是我就可以经常进使馆吃到中国口味的饭菜了，由此也认识了几个使馆的工作人员。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占地很大，院子里有花园池塘，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期间盖了很多楼房来接待大量的访苏人员，六十年代后就空置在那里。改革开放以后，上边允许使馆利用这些宿舍来搞“创收”，他们就用来招待所有拿中国护照而且有美元的人。我猜想，这些创收的美元，是不必上交的，使馆上下的工作人员多少都有份，可以用它买到西方的高档商品。这就是当年中苏两国的差距：当苏联人还在按国际政治和外交上的亲疏远近安排各国客人的时候，中国的政府机构已经懂得了手里的国有资产的市场价值，并用它来为自己牟利了。
莫斯科大学，在笔者中学时代，可是大家心目中的最高学术殿堂。就如今天哈佛、剑桥在中国学子心目中的地位一般。如今就住在这所大学里，又正值暑假，会议休息期间就到处转悠近距离观察校园。我发现，这所大学的所有教室、实验室以及学生宿舍好像都集中在那一栋庞大无比的主楼里。主楼建在俯瞰莫斯科的列宁山上。某日无事，就同来自美国和中国几位朋友转到了主楼的最高层，那里是一个矿物展览室。不知是谁，注意到房间的一角有一个小门，内有电梯，可以到达大楼的穹顶，于是就擅自乘电梯到达穹顶，而且爬到穹顶的外面饱览莫斯科的景色。可是等我们从电梯回到矿石展览室，就发现有好几个穿制服的人等着我们了，想必有人报告了“保卫处”，他们通过翻译对我们一一盘问，直到弄清我们确实是会议的参加者，纯属好奇误闯禁区，才让我们离开。事后听说，那个电梯是苏联本国人都不能随便乘坐的。
１９８７年，在苏联历史上，似乎是平淡无奇的一年，共和国卫士们一如既往地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辖区的每一个角落，莫斯科红场上列宁墓前的卫兵，迈着庄重、缓慢的正步上岗、下岗，几十年如一日，看不到任何终结的迹象。即使是物资短缺，也早已是苏联人生活中的常态。世界上最权威的苏联问题专家也没有能够预见到这个庞大的帝国此时已是夕阳西下，离开它轰然倒塌，只有四年时间了。
这就是笔者二十年前对于苏维埃帝国在落日余晖中的一瞥。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五日于美国马里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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