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大在１９６９年被迁到安徽合肥，老师们被分派参加建校劳动，“为化学楼烧砖的日子”一文回忆了这一段经历，我恰好也有烧砖的经历，就在１９６９年１月至１９７０年５月到西双版纳勐海县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期间。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发表于２００６年１月《华夏文摘》ｃｍ０６０１ｂ。所附照片是进入我们农场的桥，横跨流沙河。〕
读了方励之老师“为化学楼烧砖的日子”一文，才知道他和朱兆祥、黄茂光等老师还有过做砖的经验，同时也引起了我对自己的烧砖经历的记忆。
说起来，我的烧砖“资历”始于一九六九年，比老师们还早二年左右。
一九六八年底，我在中国科大被准予毕业，通知去“云南省勐旺解放军农场”报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到校办去领派遣费的时候，办事员在地图上查不到“勐旺”这个地方，不知道应该发给我多少路费。不过从名称上也看得出那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于是按最高金额发给。我拿了这笔路费，庆幸军宣队、工宣队网开一面，也顾不上回家，直接从北京动身前往这个不知在哪里的“勐旺农场”。
到了昆明，同全国各地分配到云南省的大学毕业生会合，才知道当时云南省工矿企业大多还没有从武斗的混乱中恢复正常生产，不能安排大学毕业生。我们这些外省高校的毕业生将同云南本省各大学的毕业生一起编成二十几个“学生连”共二、三千人，分发到昆明军区所属的部队农场接受劳动锻炼。我所在的连队已经决定不去勐旺农场了，改去勐海农场。勐海是地图上找得到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所辖三个县之一（其余两个县是景洪和勐腊），同老挝、缅甸接壤。农场属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四团。十四军原属陈（赓）谢（富治）兵团，进军西南后一直驻在云南。四十二师人马原先是淮海战役中的起义部队，师部当时在滇南重镇思茅，勐海县从思茅往南还有一天多的汽车路程。
今天从昆明到景洪乘坐旅游飞机据说一个小时就到，我们当初却坐着解放牌卡车走了五天，因为汽车要在无量山、哀牢山以及元江（红河上游）、澜沧江的高山深谷中盘旋，开夜路太危险，只能晓行夜宿。前来带队的解放军干部告诉我们，“要过思茅坝，先把老婆嫁”――那是有去无回的蛮荒瘴疠之地，无非警告我们做好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不过对于我们这些无“老婆”牵挂的大学生来说，这并不构成大的威胁，尤其是在学校里饱受军宣队、工宣队的“学习班”之苦以后，竟有幸一路上饱览南疆山水的壮美，反而有一种脱网之鱼的轻松感。
农场办在勐海城外五公里处的流沙河边，离通往老挝的公路不远，属于热带丛林地区。说是农场，其实只是部队领导头脑里的一个垦荒计划，我们到时只见几间树枝搭起的窝棚。我们这些不穿军装的学生连“战士”，配上部队派来的连排长、司务长，任务就是在此原始森林边上建一座茶场，因为这里有着生长热带茶树的良好气候和土壤，举世闻名的普洱茶叶，正宗产地就是勐海境内的南糯山，普洱只是加工地而已。
在头一两个月里，我们的事就是为自己建房，没有什么建筑材料，自己进山砍树，以树干做立柱、横梁和椽子；以一种特别的山茅草变成草排铺成屋顶；当地盛产碗口粗的凤尾竹，剖开了编成了透光通风的篱笆墙。床也是用树枝和竹子搭起来的。另一件事就是开荒种菜――当地是傣族、哈尼族（他们自称僾尼族）、拉祜族、佤族和布朗族的聚居地区，几乎没有“市场经济”，一切都要我们自己动手。
生活初步安顿之后，就开始我们的建场工作，一部分人开山整地，将山坡开辟成梯田，栽种茶树。另一部分人就是建窑烧砖，为农场和部队提供建筑材料，这部分工作劳动强度大，占用了连里大部分男劳力。本人也因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得以参与了从砌窑到烧制砖瓦的全部工艺过程。如方老师所说，“砖厂的大部分技术，至少在1637年出版的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一书中就有详细的描写。”我们的制砖工艺同方老师叙述的大同小异。不过，我们的烧砖师傅是从玉溪请来的，算得上是“滇派”制砖法真传，在这里对方老师的“徽派”制砖法记载尽记忆所及作一些印证和补充，以期为这行将失传的手艺留下一点第一手的资料。
制砖从建窑开始，建窑的选址第一要靠近土源，附近要有适于做砖瓦的干净、细匀的粘土；第二要靠近水源，因为制坯的土需要水来搅和，烧青砖也要用水来做冷却剂。
如方文所说，砖窑是一个帐蓬状的园拱结构，全用土坯建成，直径约十公尺，高六公尺。我们当时建的窑，形状尺寸相似，不过全用砖砌，而且一边往上砌，一边在外围四周垫土，砌到拱顶时，留下一小块暂时不封，作通气和透光之用。这时整个砖窑从外面看就是一个小山包，不过山的肚子是空的。坐在窑内抬头，则整个一个坐井观天。窑的周围底部砌有多个烟囱入口，这些烟囱一直通到山包以外。窑的中心挖有一坑，那是烧火的地方。另外有一地道从外面由山包底下通到窑中心的火膛，烧窑时燃料就从这个地道源源送进火膛。窑在地平面上还有一道拱门，那是装窑和出窑用的通道。
我们制砖坯的作坊就在窑边上，挖有直径十来米、深一米左右的坑。制坯的第一步是将原料土运来倒入坑中，浇上适量的水。土和水需要充分搅拌才能制坯。我们的搅拌办法是将水牛赶到坑里，蒙上眼睛在坑内转圈踩踏，这大概是“滇派”制砖工艺的一个特点。为此，我们连专门有若干战士负责喂养和放牧几头水牛，需要用牛的时候，就由“牛倌”牵来在坑中赶着牛转圈。一坑土大约要几头牛轮流踩踏两天才能用来制坯。“牛倌”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不能让牛把屎拉在土里，如果土里混杂了这等有机物质，烧出来的砖就会有空洞。因此牛倌在赶牛的同时，要随时注意牛的动静，及时用布袋截住牛的排泄物，如果不慎污染了土料，那就要用双手将牛粪捧出土坑。这当然也给“臭老九”牛倌提供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好机会，因为根据伟大领袖的教导，知识分子其实是最肮脏的，手中捧过臭的牛粪，灵魂受到净化，便向干净的工农兵靠拢了一步。
在“滇派”制砖法里，有一样重要的切割工具，那就是用竹子和钢丝绷成的弓。经过充分踩踏的泥土，用这样的弓切成一人能够搬动的土块从坑里取出，垒成一垛土墙。脱坯的人也是用这样的弓从墙上割下一大团，象方文中所说的那样“高高举起，然后用力摔进木模”。在我们的作坊里，木模有三块砖的深度，上边有活扣，中间有两道缝，一次可做三块砖，所以我们每次砸进木模的泥团，分量大概是方老师他们的三倍。砸进木模里的泥团用弓割去面上多余的泥料，再用弓通过木模的两道缝割成三块。然后搬到晾坯的地方，松开活扣，便可撤去木模，再将三块并排的砖坯略微分开。直立的砖坯列队排开，经受日晒风吹。然后将风干的砖坯搬到大棚子里，累积到足够装满一个窑的数量时，制坯工作才告结束。
我们的砖窑不仅烧砖，而且也烧瓦。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民居用的稍呈弧形的瓦，我们称为“板瓦”，这种板瓦正反交错相扣排列便铺成一般房舍的屋顶。而在云南地区，许多屋顶是由板瓦和“筒瓦”铺成的：凹面朝上的是板瓦；凹面朝下、扣在相邻的板瓦上的是较小而截面呈半圆形的筒瓦，类似于北京城里皇宫的屋顶。据说这是当年清廷将吴三桂封到云南为王时特别许可的。制造板瓦坯的木模子是一个圆筒，稍呈锥形。还是用弓从土墙上割下一片厚薄均匀的土料，将其包裹在模子外成一泥筒，转着圈子用手在坯面上按压成型，便可以搬去晾坯。由于筒形模子外每隔九十度有一根突出的纵向“肋条”，瓦坯内壁上便留下四条刻缝。等烧成之后用手轻拍，瓦筒便沿着刻缝裂成四片板瓦。筒瓦的制法类似，只是模子半径小，而且一个瓦筒做两片瓦。
砖瓦的土坯晾干到一定程度，积累了足够的数量，就要装窑。这是只有师傅才能干的技术活，我们只能给他当下手，把砖瓦坯递给他，由他一块块、一筒筒地围着火膛按一定的几何花样从窑底码到窑顶。码坯的学问在于，既要保证砖坯一层层地码上去稳当而不会坍塌，又要保证每块坯之间都有空隙，使得烟气从火膛升腾到窑顶，然后均匀地从每块坯周围穿过，最后从窑底四周的烟道口进入烟囱，这样才能做到一窑砖瓦质量均匀。
装完窑之后就将窑门和窑顶用砖砌死，开始升火烧窑。安徽煤藏量丰富，所以方老师他们用煤作燃料，我们在西双版纳则是用木柴。一窑砖瓦要烧两个星期，大约要耗费一两万斤木柴，而且一旦生火，燃料必须保证源源不断地供应。因此连里专门有一个排的人每天上山砍树劈柴。我们虽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之人，当时却毫无环保观念，甚至不记得有“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一类的说法。上得山来，专挑长得粗细均匀、枝丫少的高大树木下手。一般是先用两人对拉的钢锯将树木从根部放到，再截成一米左右长短，然后用铁榔头和楔子将其剖成碗口粗细。粗一点的大树有时一班人要花上一个星期才能加工成为适合于烧窑用的木柴。
烧窑需要二十四小时轮班转，这是比较开心的日子，因为不必像平常那样严守作息制度出操、值班站岗和天天读之类。尤其是开始的几天，窑温还不太高，燃料消耗速度较慢，几个人轮流穿过窑底的地道把木柴扔进火里，还有时间休息聊天。如果是大夜班，还可以仰望南国的星空，可以自由地到炊事班拿点食物开小灶。记得有一天到厨房多拿了一点猪油，到菜地里拔了几把青菜，在窑边架起小灶，我一生至今没有吃过比那天夜里更香的炒菜。
窑烧到最后几天，温度越来越高，师傅也越来越频繁地观察火的颜色和烟囱里冒出来的烟色。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起来，扔进火膛里的木柴，尽管是新砍来的树干，含有很多水分，照样霎那就化为一团烈火，必须不间断地添柴。地道内的温度也越来越高，火膛也越来越不能接近。到最后要用湿毛巾包住头以防眉毛头发着火，抱着炮弹一样的木柴冲进地道，远远地扔进烈火之中，赶快返身往外奔逃。师傅看到我们的狼狈鼠窜之相，便知“火候”已到，可以熄火了。
熄火之后，将整个窑体，包括烟囱、地道完全封闭，如果让窑自然冷却，将来开出窑来，便是红砖。而我们要制的是青砖，这就又多一道工序。那就是加水使窑体强迫冷却，窑内高温中的砖瓦经此“淬火”，便成了强度较高的青砖。具体办法是在窑体的小山包上部开一圈水沟，再用粗而长的竹子打通竹节做成唧筒，装上活塞拉杆，从近处的河里分几级把水抽到水沟中，让水透过泥土和窑体的砖缝渗进窑内。抽水也要不间断地进行一两个星期，是很锻炼肌肉的“健身运动”，而且要不时用钢钎在泥土中打一些洞，加快水的渗透速度。
砖窑冷下来之后，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将窑顶和窑门开封，开始“出窑”。那是最为辛苦，也是最有损健康的工作，因为此时窑内温度仍然很高，而且光线暗、灰尘大，搬砖瓦时必须戴上手套，否则要烫出泡来。汗水混着灰尘，干不久人人都是“灰头土脸”。尤其是窑内的灰尘不可避免吸进肺里，仗着当时年轻，这些考虑似乎都没有放在心上。
一窑砖瓦，有两三万块，从点火到冷却开窑，一个周期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所用的器具中，手推的小车大概是最现代化的机械。我们一百多个大学毕业生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〇年中的一年多时间里大约烧了十万块砖瓦。不妨略算一笔经济账：全连约八十人投入烧窑的工作共十五个月，每人拿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月五十元（四十六元加边疆津贴）。合计劳务投入六万元，其他投入，水、土、柴取之不尽，可忽略不计，平均每块砖瓦合六毛钱。当然有一笔帐漏掉了：原始森林遭到砍伐毁坏。不过这些都不是当时要算的账，当时只算一笔政治账：一百多个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生产出来的废品知识分子，在广阔天地里练红了心。
二〇〇一年，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昆明，见到了三十几个在勐海农场学生连的“战友”，屈指算来，离开农场已经三十一年了。回想当年这么一群三不像的人，想必是勐海县里一大景观——说他们是兵，却不穿军装，一个个衣衫褴褛；说他们是农民，却有军人带队，而且戴眼镜的特别多；说他们是犯人，却还发工资，是县银行每月最大的一笔支出。感慨之余，不禁仿毛诗《到韶山》胡诌打油一首：
别梦依稀叹逝川，故人三十一年前。
钢锯伐倒千年树，铁锄开出百层田；
绿野蜿蜒流沙河，碧空缭绕砖窑烟。
非兵非农亦非囚，勐海城外学生连。
二〇〇六年一月八日于美国马里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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