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俄罗斯朋友

　　　　　　　　　　　　　　
〔此文刊登在１９９６年６月《华夏文摘》的ｃｍ９６０６ｄ期上。文中的“伊凡”是虚构的，真名是列夫•提塔尔丘克，是研究天体高能辐射机制的专家，我们曾经合作写过几篇文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遭到美利坚合众国带头的围堵夹击，终于不支解体。那里的科学家惨了，有点象湖南乡下的土豪劣绅一样。当年的财主是一等的去了上海，汉口，二等的去长沙，三等的只好在乡里挨农民游街。他们现在是一等的到北美，西欧，二等的移民以色列（如果恰好是犹太人的话），受聘到二伊，三等的没有地 方去，如果又没有本事下海到中国跑单帮，就只好在家里受贫穷煎熬。

　　伊凡就是我们研究所里从俄罗斯、乌克兰等地新来的科学家中的一个。之所以跟我谈得来，是因为我们俩年龄相近，“出身”相同，随便 一个话题，都会发现有许多共同的回忆。就说相识不久吧，我见伊凡常从口袋里掏出梳子，理一下头发，让人想起了“列宁在十月”里的卫队长，就把这个观感告诉 他，他没有想到在这资本主义的他乡居然还会遇到这样的“故知”，喜出望外，一下子就同我近乎上了。又比如有一次几个同事围桌午餐，说起前两年俄罗斯搞“休克疗法”的总理盖达尔，伊凡说他的祖父是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我就问，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写《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的盖达尔？伊凡说正是。旁边的美国同事不 知铁木儿是什么人物。我们就告诉他们，铁木儿是我们当少先队员那会儿的学习榜样，接着又解释一番少先队员是怎么会事。老美还在似懂非懂之际，我们已把他们 晾在了一边，共同重温起那个“坚如磐石，牢不可破”的年代来了：我们读同样的书长大：《古丽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高尔基的三部曲《我的童年》、 《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唱的是同样的歌：“共青团员之歌”、“喀秋莎”、当然还有“莫斯科－北京”。过的是同样的美国人不过的节日：五•一节、六•一 节。老师带领我们看同样的电影：“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海军上将乌沙可夫”、“铁甲舰波将金号”，教导我们学习同样的英雄：卓雅和舒拉、夏伯阳、保尔•柯察金、马特洛索夫……。

　　那正是两个国家如胶似漆的年月。伊凡说他记得小时候教室里总挂着中国的地图，上面的小红旗先是标出人民解放军的进展，后来是他们 援助的各项建设工程。“报纸上天天有中国的消息，就象自己国家里的一个省一样。”而我的童年记忆中至今仍旧没有淡忘的重大“涉外”事件，就是欢迎到访的苏 联舰队，记得那些胸前挂满勋章的将军，好象个个都有着象赫鲁晓夫一样的光头。为了争夺他们扔给我们的纪念章，还跟人打了一架。再往后，就是爬到屋顶的晒台 上去观看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镏金塔顶上的红星第一次在上海放光，听大人说，那是仿照克里姆林宫的样子做的。然后是全校停课去大厦参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 就展览会，在门口看那灯火辉煌中的喷泉看得呆了，竟然忘了跟上队伍。

　　年龄稍长，开始对科学发生兴趣，我跟伊凡读的是同样的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物理和化学教科书里印着同样的头像：发现了能量守恒定律的伟大的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生物教科书里的则是米丘林和李森科。进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一边已经是学习“九评”的年代，不过教科书还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多：微积分——“数学分析教程”，以斯米尔诺夫的最详细，简明教程则以辛钦的为好，习题集以吉米多维奇的最全——说起“家学渊源”来，原来我们还是同一门派出来的师兄弟。不过人家伊凡毕竟是正宗——莫斯科大学彼得洛夫斯基学派的嫡传子弟，大学毕业后没有中断过教学和研究，解微分方程的功力不能不 让人佩服。我们呢，诺夫和斯基们的书，刚刚念了几本，就开始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去了——四清，文革，然后是“再教育”，工、农、兵转过一圈，等到重新拿 起书本——这时是英文书吃香了——已经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幸亏早来美国几年，熬了一个学位，电脑熟一点，所以还可以在这一行当里混一碗饭吃。而伊凡和他 的同胞们，大多只凭他们在祖国的学位，照样在美国受到尊重。

　　每念及此，不免要在伊凡面前对苏联的科学恭维几句：“你们的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上失败，在科学上有它成功的地方，尤其是理论科学方面，出了好几个世界公认的大师。数学有阔尔莫果洛夫，盖尔方得。还有物理学家朗道，人死了好多年了，他的书今天仍旧是美国研究生的经典。我看别人对朗道的回忆，这个人天才固然是天才，可是目空一切，得罪领导，得罪同事。换了在中国，不要说领导，就是革命群众也不能容忍，那么多次运动，过得了初一也难过十五。”伊凡听了我的话并没有得意，有点“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的意思。他说：“你们不是也有李、杨吗？得诺贝尔奖的好象还有几个。”我告诉他，有倒是有几个，不过都不是在中国本土上培养出来的，从国籍上说，大概只能算是美国人。伊凡想了想，说：“我们苏联科学界人人都知道，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加速器 运转那么多年，只发现过一颗粒子，那还是你们中国人领导下作出的。”可惜他记不得这个中国人的姓名。我知道他说的是王淦昌先生领导下发现的反西格马负超 子，《人民日报》隆重报导过的。伊凡这一提醒，对增强我的民族自信心大有帮助。

　　熟了之后，无话不谈，难免会有些话不投机的时候。有一次我谈到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中国有两千多万人饿死，一个原因就是苏联逼债。伊凡显然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也可能被这样大的数字吓坏了——如此“罪孽深重”，怎么担当得起？尽管我安慰他说，这笔账要算到赫鲁晓夫头上。他还是苦苦思索，回忆三十多年前的生活：“那时中国来的苹果倒是吃过不少，难道能让那么多人饿死？”他始终不相信我的话。

　　也有的时候我对他的话不以为然。他对于俄罗斯领导同意将达曼斯基岛——就是我们的珍宝岛——划给中国方面就耿耿于怀。每当他埋怨自己国家领导人“卖国”时。我只是摇头不语——我知道那得抬出康熙年间的“尼布楚条约”，还不定能说服他。

　伊凡既然提到了珍宝岛，却让我想起一件往事：珍宝岛打仗那会儿，我刚到一个边远的工厂开始工作，给留校的一位要好的同学写了封信——他们正忙着搬迁。内 容已经记不清楚，大概是说了，珍宝岛一开战，学校都迁到乡下去，黄吴叶李邱在九大上全进了政治局。不想那位同学正好因为反动言论在学校被送进了专政队。那 封信直接落到了工宣队手中。一份公函转到我的厂里，说我是攻击党中央内军人太多，使我成了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后来案子虽然不 了了之，到头来也没把信还给我。本来这样的经历在那年头也属寻常，“渡尽劫波”之后，朋友之间也不妨讲讲。不过看到伊凡那一腔“爱国情怀”，想想，咱爱国也不能落后，这种事还是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