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２００３年９月在《华夏文摘》ｃｍ０３０９ｂ上刊出后几个月，我收到了那位华新民女士辗转寄来的电子邮件。从此我们就建立了联系。网络上有时把我们两人当成同一个人，我写的“今年的诺贝尔奖引起的话题”一文在有的网站转载以后，有读者说作者是一个“法国阿姨”。有一年香港大学召开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研讨会，不知怎么把邀请信寄到了我的信箱里。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我到北京，终于有机会同这位法兰西女士会面畅谈（见照片）。她给我出示了我们共同的家乡华氏宗亲会寄给她的身世谱系，发现在华氏的家谱中，我们是同一辈的。〕
网络真是个好地方，经常到上面转转，说不定就会撞上一两个有意思的人、一两件有意思的事。不久前在网上无意间巧遇一位同名者，引起了我一段往事的回忆，以及下面这篇短文。
大约年初的时候，不记得在哪个网站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北京居民反对拆迁向政府请愿，其中提到有个领头的人叫华新民的，心想世上居然还有跟我同姓名的人，难得，难得。不过再转念一想，姓华的固然不多，至少也有几百万吧，我的名字又很普通，有几个同名的人有什么好奇怪的？至于因为拆迁引起纠纷，在今天的中国真是司空见惯。所以很快就把这条消息扔到脑后去了。
最近买了一台新的电脑，比起原来用了许多年的老电脑，增加了许多功能，速度也大大提高，那天晚上，正试验用“古狗”（ＧＯＯＧＬＥ）作中文的搜索，试了几个词，果然神速，一时兴起，把自己的姓名敲了进去。结果把自己吓了一跳，这条敏捷而忠实的“狗”竟然叼来了１４０多个含有我姓名的条目。仔细看时，都有这样一些标题：“华新民：尖锐的胡同保卫者”（《三联生活周刊》）、“留住‘北京之魂’”（《北京日报》）、“跟着华新民转胡同”（《中国妇女报》）、“胡同没了，文化自杀”（《新闻周刊》）……。我几时跟北京的胡同扯上关系啦？这才想起几个月前看到的消息，原来都是讲的另外一个华新民。
再仔细看这些网页的内容，才知道这个华新民不是一般的居民，不顾大局同政府无理取闹的那种“钉子户”。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华新民是女性，而且是有外国血统、拿法国护照的外籍人士。她之反对拆胡同主要是为了保存北京的历史和文化。她在北京为了保护那些仅存的胡同和四合院而奔走呼号，造了不小的舆论，办了个“留住四合院——北京之魂”的图片展览，引来了报刊电台的报导和采访，成了一时的新闻人物，“京沪两地城建规划圈子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极端激进与‘保守’的华新民。”
同名同姓不算巧，巧的是这个只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的华新民女士还是我的亲戚。根据报导对她身世的介绍，华新民女士的祖父是江苏无锡人，名叫华南圭。而我的表哥张同书，恰好是这位老先生的女婿，因而这位华新民女士是我表嫂的侄女——关系是远了一点，不过八杆子还是勉强打得着的吧？
说起她的祖父华南圭，家乡的老人没有不知道的，他１９０４年就去了法国留学，比起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远赴法国寻求革命真理，整整早了二十年。不过他去法国学回的不是革命真理，而是土木工程。据老人们说，他在国外娶了个洋人太太，回国后做过“铁路总办”、“工务局长”、大学校长。我们家乡这种乡野之地，出了个这么个有出息的人物，自然是光宗耀祖的事。不过到我开始懂事的五十年代，人们已经不怎么提起他了，大概是因为他已经过了一生事业的顶峰，步入晚年。再说，在“旧社会”做过官，在当时毕竟已经不是值得炫耀的事了。
六十年代初，我考上当时还在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技大学。从南方来到京城，少不了要去拜访住在京城的亲戚。其中之一就是住在遂安伯胡同（１３号？）的表兄和表嫂，也就是华南圭的女婿和女儿。现在想起来，那住处应该是华南圭留下的房产之一。四十多年了，模糊中还记得它给我留下的安静舒适、窗明几净的印象。华新民女士出生在邻近的无量大人胡同，想必也是在类似的院落里长大，难怪她到今天还是对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充满依恋，为已经和正在消失的胡同痛心疾首。
表哥在遂安伯胡同的住处，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厕所里装的是坐式的抽水马桶，我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忘记，是因为我到北京后，似乎没有在别的地方见到过这样的设备。没有见过不等于没有，比如毛家湾、官园、养蜂夹道这类地方想来是有的，不过没有机会进去参观。多年后参观中南海丰泽园时见到过一个，那是伟大领袖时常坐在那里读书办公的地方。总而言之，这种卫生设备在北京远没有上海那么普及。那些新建的大楼住宅尽管有冲洗的设备，却都是蹲式的厕所。至于老城里的四合院，根据我后来到时传祥清洁队里劳动的经验，大都是在院子进口的角落里有一个公用的茅坑，没有冲洗的水龙头，胡同里难以行车，需要清洁工每天背着粪筒挨门挨户去掏。那时上海，也有不少没有卫生设备的住户，每天要把马桶放到门口让清洁工人来收集，比起北京来还是要先进一点。
表兄和表嫂虽然与我平辈，年龄上足可以做我的父母，对我这个来自故乡和外婆家的小兄弟，自然是盛情招待。当初是否提起过表嫂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小侄女与我同名，我记不起来了。多半是没有。六十年代初，人们还没有从“三年困难时期”和“劳逸结合”中苏醒过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雷声已经开始在中国上空隆隆滚过，象表嫂这样的家庭，同国民党政府，甚至北洋政府都有瓜葛，还有割不断的海外关系，讲起这方面的事来特别小心谨慎。所以我直到这次在网上读了关于华新民女士的身世介绍，才明白表嫂原来是华南圭在家乡娶的原配夫人所生，百分之百的中国血统。她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有着一半欧洲血统，从小在法国接受教育，娶了法国太太，这就是华新民女士的父亲。
我在北京读书的几年时间里，去表哥家里的次数屈指可数。那时地铁还没有修通，进一趟城很费时间，而且几毛钱的车费对我来说也是要列入每月预算的，另外还有一个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每家每户的粮食供应都有定量，有孩子的家庭尤其紧张，家里来了客人，总要招待吃饭吧？这对于有的家庭经济上不是大的问题，可是粮食富裕的家庭却很少。那时做每顿饭都要称着米面下锅，客人吃掉了一顿饭，以后就要从每顿饭里节省出来，所以访客串门能免就免。这种情况后来有所缓和，不过另一场灾难很快就来了。
不用说，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我毕业时正是文革高潮之中，被“发配”到遥远的云南边疆去“接受再教育”。仓惶离京前要向北京的亲戚告别，这时遂安伯胡同已经改了一个“革命化”的名称，现在记不起来了，胡同入口也似乎改了道，费了一番周折从红星胡同（也就是无量大人胡同）穿过去才找到他们的住宅。欣慰的是，表哥一家似乎还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仍然是热情的招待，他们知道我家境困难，临别时一定要塞给我二十元钱。这二十元钱将近大学毕业生的半个月工资，对于还没有拿到第一份工资而要远行的我，真是雪中送炭。表嫂还一直把我送到胡同外的车站，这份亲情，直到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没有想到，从此一别，竟成永诀。老人家相继逝世。家人也曾去他们的旧居打听他们后人的消息。院子里已经增加了新的住户，不复当年的安静恬适，想来是文革期间抢占住房风潮中搬进去的。有的住户已经不知道这个院子原来的主人。它如今成了“大杂院”了吧？或者和北京的众多胡同一样，已经夷为平地，建起了高楼大厦？华新民女士如果在网上看到我这篇文章，也许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２００３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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