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２００２年３月发表的一篇随感，当时因为大牌主持人杨澜的丈夫自称是美国“巴林顿大学”的博士，被人在网络上揭露，说那个大学完全是个卖假文凭的商业机构。由此引起我的一点联想。〕
最近网上热闹的事，就是某名人的“巴林顿大学博士学位”受到追究，现在看来，这个博士学位确有虚假的成份。假的而又能流行一时，唬住了报纸记者和对外国缺乏了解的普通老百姓、甚至也唬住了对外国有所了解的学术界的人士，靠的是什么呢？以笔者之见，它靠的是国人对洋名的盲目崇拜。
这也难怪，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先是洋枪洋炮把我们的大刀长矛打得落花流水，然后是各种洋货——洋布，洋灯、洋油、洋火、洋车……像水银泻地般渗透到中国人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不承认不行，洋货确实比土产有优越的地方。就说洋灯，尽管不能跟后来的更洋的电灯相比，比起中国用了几千年的豆油灯和蜡烛还是明亮、干净。即使是骆驼祥子拉的洋车，比中国的轿子、大车还是平稳、轻快。所以到了几十年前，即使在中国最偏僻落后的地方，人们也不再用燧石和钻木取火，而是用上了火柴——许多地方仍然叫做“洋火”。
洋货在中国的胜利如此彻底，以致中国人不必见到或者用过洋货，只要听到洋货的名称，就会先生三分敬意。洋名在国人的心目中总是同先进、优质这些好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虽大体上不错，但一旦形成条件反射，就会被有心人所利用。比如，某女士写一本推销自己的书，如果取名《中国女人》，摆在书摊上，读者大概会忽略过去。但是在前加个洋名，变成《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浏览的人就会眼睛一亮，于是洛阳纸贵，中国女人也跟着身价百倍。又比如，前几年有那精明的牛肉面店的老板，招牌打的是“加州牛肉面”。因为他知道我们中国人像巴甫洛夫实验里的狗一样，看到“加州”二字分泌的口水一定比看到“山东牛肉面”多。这就是洋名的神奇力量。
本文开头提到的这一博士学位事件，无非是我们中国人头脑里的这个第二信号系统的最新例证。不过仔细分析起来，“巴林顿”和“曼哈顿”、“加州”还是有所不同。巴林顿大学是一所自称为学校的商业机构，它的“博士学位”能够骗过包括中国的一流大学的管理者在内的众人，是仗着一个完全没有实质内容、只不过听起来同巴顿将军、克林顿总统一样响亮的洋名。这说明我们的信号系统发生了紊乱。就好比巴甫洛夫实验里的狗，本来是听到铃声就分泌唾液准备进食，现在不知什么原因，只要听到响声，不论是打雷、摇滚还是鞭炮，都会一律分泌唾液。
比较起来，人们对于来自“曼哈顿”的女人刮目相看，或者对来自“加州”的牛肉面产生较强烈的食欲，还属于信号系统的正常运作。撇开这女人是否真在曼哈顿发财，或者这牛肉同加州有什么关系这类问题不谈，曼哈顿确是国际上一等繁华富贵之地，加利福尼亚确是科技新潮流的发源地。它们受到人们的敬重实在名至实归。因为它们的声誉的背后，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资本和技术的积累。没有这些积累，“曼哈顿”和“加州”这些名字，在中国就会像“内布拉斯加”或“弗蒙特”这类地名，大概只有专家才会知道。即便在美国本地人听起来，大概也同我们国人听到“三里屯”、“兰州”、“郑州”这些地名一样，并不能引起特别的敬意。
这就让人联想到欧美的学校名称。我们今天提到“牛津”、“剑桥”、“普林斯顿”和“伯克利”这些名称，都会肃然起敬。仔细想起来，这些名字本身并无什么神奇，无非是学校所在地——常常是一些小城镇——的名字。这些学校开办的时候，创办人大概没有什么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所以没有费心给新学校起不同凡响的名字——那思路大体是，既然这小镇唤作“牛津”，那就叫“牛津大学”吧。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开办之初，在老百姓耳朵里，大概就像听说在“牛塘”、“坎桥”或者“太子墩”这种小地方新办了一所学校。如此而已。几百年下来，这些学校成了名满全球的学术重镇，这些小地方的名字也扬名天下，因为它们是同牛顿、爱因斯坦、狄拉克这些大科学家的名字，同万有引力、广义相对论、ＤＮＡ双螺旋这样的重大发现相联系的。这些名字传到中国的时候，心存敬畏的译者不敢用带土气的译名亵渎这些“圣地”，才有了今天这些让国人“如雷贯耳”的美名。其实，当初如果把这些地名译成“牛塘”、“坎桥”、“太子墩”这样的名字，也无妨人们的敬意，因为，这些“土得掉渣”的名字后面仍然高耸着同样的学术丰碑。例如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想来也是以学校所在地命名——照样是一所令人尊敬的学府，尽管比起“克莱登”和“巴林顿”来，它的名字显得“土”气十足。
现在中国要和国际接轨，还要创办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动作是学校纷纷改名。改名的结果是，现在国内的高等院校已经很少有称“学院”的了。当年京城里响当当的“八大学院”如今全成了“大学”。这还不够，原来的“北京ＸＸ学院”现在一定要叫“中国ＸＸ大学”才够气派。仿佛名字一“大”，离世界一流就近了一步。其实，今天世界上一流的大学，并不都是称“大学”的，人们熟知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就是例子。在法国，顶尖的高等学府也并不叫大学，而是“高等师范学院”和“高等工业学院”，从拿破仑创办以来没有改过。
在这一点上，我们祖宗做法倒是跟洋人差不多。说不定，洋人的做法还是通过马可•波罗从我们的祖宗那里学去的呢。中国古时候的学术机构叫做“书院”。创办书院的人“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并没有想到起个宏伟高大的名字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书院多是用所在地的名字命名，像有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所以，如果是为了同国际接轨，外加还要坚持中国特色，我们那些院校名字笔者觉得反倒应该改成“海淀书院”、“五道口书院”、“魏公村书院”、“白石桥书院”、“南七里书院”、“徐家汇书院”、“五角场书院”、“东湖书院”这样的名字。
如果将来有一天阁下前往世界一流的公司机构求职，简历递进去，人事主管看到阁下乃“夹皮沟书院”毕业生，立即倒履相迎，奉上高薪聘书，得！说明贵母校已经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了，用不着教育部召集专家评审鉴定，岂不省事？
那真是：
瓦釜雷鸣，巴林顿大学，名噪一时，原是商业骗钱机构。
桃李不言，夹皮沟书院，树人百年，成就世界一流学府。
□ 刊登在 2002 华夏文摘 cm0203a.
Wednesday, November 19, 2008
Tuesday, November 18, 2008
网上巧遇——法籍华人华新民女士
〔这篇文章２００３年９月在《华夏文摘》ｃｍ０３０９ｂ上刊出后几个月，我收到了那位华新民女士辗转寄来的电子邮件。从此我们就建立了联系。网络上有时把我们两人当成同一个人，我写的“今年的诺贝尔奖引起的话题”一文在有的网站转载以后，有读者说作者是一个“法国阿姨”。有一年香港大学召开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研讨会，不知怎么把邀请信寄到了我的信箱里。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我到北京，终于有机会同这位法兰西女士会面畅谈（见照片）。她给我出示了我们共同的家乡华氏宗亲会寄给她的身世谱系，发现在华氏的家谱中，我们是同一辈的。〕
网络真是个好地方，经常到上面转转，说不定就会撞上一两个有意思的人、一两件有意思的事。不久前在网上无意间巧遇一位同名者，引起了我一段往事的回忆，以及下面这篇短文。
大约年初的时候，不记得在哪个网站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北京居民反对拆迁向政府请愿，其中提到有个领头的人叫华新民的，心想世上居然还有跟我同姓名的人，难得，难得。不过再转念一想，姓华的固然不多，至少也有几百万吧，我的名字又很普通，有几个同名的人有什么好奇怪的？至于因为拆迁引起纠纷，在今天的中国真是司空见惯。所以很快就把这条消息扔到脑后去了。
最近买了一台新的电脑，比起原来用了许多年的老电脑，增加了许多功能，速度也大大提高，那天晚上，正试验用“古狗”（ＧＯＯＧＬＥ）作中文的搜索，试了几个词，果然神速，一时兴起，把自己的姓名敲了进去。结果把自己吓了一跳，这条敏捷而忠实的“狗”竟然叼来了１４０多个含有我姓名的条目。仔细看时，都有这样一些标题：“华新民：尖锐的胡同保卫者”（《三联生活周刊》）、“留住‘北京之魂’”（《北京日报》）、“跟着华新民转胡同”（《中国妇女报》）、“胡同没了，文化自杀”（《新闻周刊》）……。我几时跟北京的胡同扯上关系啦？这才想起几个月前看到的消息，原来都是讲的另外一个华新民。
再仔细看这些网页的内容，才知道这个华新民不是一般的居民，不顾大局同政府无理取闹的那种“钉子户”。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华新民是女性，而且是有外国血统、拿法国护照的外籍人士。她之反对拆胡同主要是为了保存北京的历史和文化。她在北京为了保护那些仅存的胡同和四合院而奔走呼号，造了不小的舆论，办了个“留住四合院——北京之魂”的图片展览，引来了报刊电台的报导和采访，成了一时的新闻人物，“京沪两地城建规划圈子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极端激进与‘保守’的华新民。”
同名同姓不算巧，巧的是这个只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的华新民女士还是我的亲戚。根据报导对她身世的介绍，华新民女士的祖父是江苏无锡人，名叫华南圭。而我的表哥张同书，恰好是这位老先生的女婿，因而这位华新民女士是我表嫂的侄女——关系是远了一点，不过八杆子还是勉强打得着的吧？
说起她的祖父华南圭，家乡的老人没有不知道的，他１９０４年就去了法国留学，比起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远赴法国寻求革命真理，整整早了二十年。不过他去法国学回的不是革命真理，而是土木工程。据老人们说，他在国外娶了个洋人太太，回国后做过“铁路总办”、“工务局长”、大学校长。我们家乡这种乡野之地，出了个这么个有出息的人物，自然是光宗耀祖的事。不过到我开始懂事的五十年代，人们已经不怎么提起他了，大概是因为他已经过了一生事业的顶峰，步入晚年。再说，在“旧社会”做过官，在当时毕竟已经不是值得炫耀的事了。
六十年代初，我考上当时还在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技大学。从南方来到京城，少不了要去拜访住在京城的亲戚。其中之一就是住在遂安伯胡同（１３号？）的表兄和表嫂，也就是华南圭的女婿和女儿。现在想起来，那住处应该是华南圭留下的房产之一。四十多年了，模糊中还记得它给我留下的安静舒适、窗明几净的印象。华新民女士出生在邻近的无量大人胡同，想必也是在类似的院落里长大，难怪她到今天还是对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充满依恋，为已经和正在消失的胡同痛心疾首。
表哥在遂安伯胡同的住处，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厕所里装的是坐式的抽水马桶，我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忘记，是因为我到北京后，似乎没有在别的地方见到过这样的设备。没有见过不等于没有，比如毛家湾、官园、养蜂夹道这类地方想来是有的，不过没有机会进去参观。多年后参观中南海丰泽园时见到过一个，那是伟大领袖时常坐在那里读书办公的地方。总而言之，这种卫生设备在北京远没有上海那么普及。那些新建的大楼住宅尽管有冲洗的设备，却都是蹲式的厕所。至于老城里的四合院，根据我后来到时传祥清洁队里劳动的经验，大都是在院子进口的角落里有一个公用的茅坑，没有冲洗的水龙头，胡同里难以行车，需要清洁工每天背着粪筒挨门挨户去掏。那时上海，也有不少没有卫生设备的住户，每天要把马桶放到门口让清洁工人来收集，比起北京来还是要先进一点。
表兄和表嫂虽然与我平辈，年龄上足可以做我的父母，对我这个来自故乡和外婆家的小兄弟，自然是盛情招待。当初是否提起过表嫂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小侄女与我同名，我记不起来了。多半是没有。六十年代初，人们还没有从“三年困难时期”和“劳逸结合”中苏醒过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雷声已经开始在中国上空隆隆滚过，象表嫂这样的家庭，同国民党政府，甚至北洋政府都有瓜葛，还有割不断的海外关系，讲起这方面的事来特别小心谨慎。所以我直到这次在网上读了关于华新民女士的身世介绍，才明白表嫂原来是华南圭在家乡娶的原配夫人所生，百分之百的中国血统。她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有着一半欧洲血统，从小在法国接受教育，娶了法国太太，这就是华新民女士的父亲。
我在北京读书的几年时间里，去表哥家里的次数屈指可数。那时地铁还没有修通，进一趟城很费时间，而且几毛钱的车费对我来说也是要列入每月预算的，另外还有一个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每家每户的粮食供应都有定量，有孩子的家庭尤其紧张，家里来了客人，总要招待吃饭吧？这对于有的家庭经济上不是大的问题，可是粮食富裕的家庭却很少。那时做每顿饭都要称着米面下锅，客人吃掉了一顿饭，以后就要从每顿饭里节省出来，所以访客串门能免就免。这种情况后来有所缓和，不过另一场灾难很快就来了。
不用说，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我毕业时正是文革高潮之中，被“发配”到遥远的云南边疆去“接受再教育”。仓惶离京前要向北京的亲戚告别，这时遂安伯胡同已经改了一个“革命化”的名称，现在记不起来了，胡同入口也似乎改了道，费了一番周折从红星胡同（也就是无量大人胡同）穿过去才找到他们的住宅。欣慰的是，表哥一家似乎还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仍然是热情的招待，他们知道我家境困难，临别时一定要塞给我二十元钱。这二十元钱将近大学毕业生的半个月工资，对于还没有拿到第一份工资而要远行的我，真是雪中送炭。表嫂还一直把我送到胡同外的车站，这份亲情，直到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没有想到，从此一别，竟成永诀。老人家相继逝世。家人也曾去他们的旧居打听他们后人的消息。院子里已经增加了新的住户，不复当年的安静恬适，想来是文革期间抢占住房风潮中搬进去的。有的住户已经不知道这个院子原来的主人。它如今成了“大杂院”了吧？或者和北京的众多胡同一样，已经夷为平地，建起了高楼大厦？华新民女士如果在网上看到我这篇文章，也许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２００３年９月
西双版纳烧砖记
〔中国科大在１９６９年被迁到安徽合肥，老师们被分派参加建校劳动，“为化学楼烧砖的日子”一文回忆了这一段经历，我恰好也有烧砖的经历，就在１９６９年１月至１９７０年５月到西双版纳勐海县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期间。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发表于２００６年１月《华夏文摘》ｃｍ０６０１ｂ。所附照片是进入我们农场的桥，横跨流沙河。〕
读了方励之老师“为化学楼烧砖的日子”一文，才知道他和朱兆祥、黄茂光等老师还有过做砖的经验，同时也引起了我对自己的烧砖经历的记忆。
说起来，我的烧砖“资历”始于一九六九年，比老师们还早二年左右。
一九六八年底，我在中国科大被准予毕业，通知去“云南省勐旺解放军农场”报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到校办去领派遣费的时候，办事员在地图上查不到“勐旺”这个地方，不知道应该发给我多少路费。不过从名称上也看得出那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于是按最高金额发给。我拿了这笔路费，庆幸军宣队、工宣队网开一面，也顾不上回家，直接从北京动身前往这个不知在哪里的“勐旺农场”。
到了昆明，同全国各地分配到云南省的大学毕业生会合，才知道当时云南省工矿企业大多还没有从武斗的混乱中恢复正常生产，不能安排大学毕业生。我们这些外省高校的毕业生将同云南本省各大学的毕业生一起编成二十几个“学生连”共二、三千人，分发到昆明军区所属的部队农场接受劳动锻炼。我所在的连队已经决定不去勐旺农场了，改去勐海农场。勐海是地图上找得到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所辖三个县之一（其余两个县是景洪和勐腊），同老挝、缅甸接壤。农场属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四团。十四军原属陈（赓）谢（富治）兵团，进军西南后一直驻在云南。四十二师人马原先是淮海战役中的起义部队，师部当时在滇南重镇思茅，勐海县从思茅往南还有一天多的汽车路程。
今天从昆明到景洪乘坐旅游飞机据说一个小时就到，我们当初却坐着解放牌卡车走了五天，因为汽车要在无量山、哀牢山以及元江（红河上游）、澜沧江的高山深谷中盘旋，开夜路太危险，只能晓行夜宿。前来带队的解放军干部告诉我们，“要过思茅坝，先把老婆嫁”――那是有去无回的蛮荒瘴疠之地，无非警告我们做好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不过对于我们这些无“老婆”牵挂的大学生来说，这并不构成大的威胁，尤其是在学校里饱受军宣队、工宣队的“学习班”之苦以后，竟有幸一路上饱览南疆山水的壮美，反而有一种脱网之鱼的轻松感。
农场办在勐海城外五公里处的流沙河边，离通往老挝的公路不远，属于热带丛林地区。说是农场，其实只是部队领导头脑里的一个垦荒计划，我们到时只见几间树枝搭起的窝棚。我们这些不穿军装的学生连“战士”，配上部队派来的连排长、司务长，任务就是在此原始森林边上建一座茶场，因为这里有着生长热带茶树的良好气候和土壤，举世闻名的普洱茶叶，正宗产地就是勐海境内的南糯山，普洱只是加工地而已。
在头一两个月里，我们的事就是为自己建房，没有什么建筑材料，自己进山砍树，以树干做立柱、横梁和椽子；以一种特别的山茅草变成草排铺成屋顶；当地盛产碗口粗的凤尾竹，剖开了编成了透光通风的篱笆墙。床也是用树枝和竹子搭起来的。另一件事就是开荒种菜――当地是傣族、哈尼族（他们自称僾尼族）、拉祜族、佤族和布朗族的聚居地区，几乎没有“市场经济”，一切都要我们自己动手。
生活初步安顿之后，就开始我们的建场工作，一部分人开山整地，将山坡开辟成梯田，栽种茶树。另一部分人就是建窑烧砖，为农场和部队提供建筑材料，这部分工作劳动强度大，占用了连里大部分男劳力。本人也因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得以参与了从砌窑到烧制砖瓦的全部工艺过程。如方老师所说，“砖厂的大部分技术，至少在1637年出版的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一书中就有详细的描写。”我们的制砖工艺同方老师叙述的大同小异。不过，我们的烧砖师傅是从玉溪请来的，算得上是“滇派”制砖法真传，在这里对方老师的“徽派”制砖法记载尽记忆所及作一些印证和补充，以期为这行将失传的手艺留下一点第一手的资料。
制砖从建窑开始，建窑的选址第一要靠近土源，附近要有适于做砖瓦的干净、细匀的粘土；第二要靠近水源，因为制坯的土需要水来搅和，烧青砖也要用水来做冷却剂。
如方文所说，砖窑是一个帐蓬状的园拱结构，全用土坯建成，直径约十公尺，高六公尺。我们当时建的窑，形状尺寸相似，不过全用砖砌，而且一边往上砌，一边在外围四周垫土，砌到拱顶时，留下一小块暂时不封，作通气和透光之用。这时整个砖窑从外面看就是一个小山包，不过山的肚子是空的。坐在窑内抬头，则整个一个坐井观天。窑的周围底部砌有多个烟囱入口，这些烟囱一直通到山包以外。窑的中心挖有一坑，那是烧火的地方。另外有一地道从外面由山包底下通到窑中心的火膛，烧窑时燃料就从这个地道源源送进火膛。窑在地平面上还有一道拱门，那是装窑和出窑用的通道。
我们制砖坯的作坊就在窑边上，挖有直径十来米、深一米左右的坑。制坯的第一步是将原料土运来倒入坑中，浇上适量的水。土和水需要充分搅拌才能制坯。我们的搅拌办法是将水牛赶到坑里，蒙上眼睛在坑内转圈踩踏，这大概是“滇派”制砖工艺的一个特点。为此，我们连专门有若干战士负责喂养和放牧几头水牛，需要用牛的时候，就由“牛倌”牵来在坑中赶着牛转圈。一坑土大约要几头牛轮流踩踏两天才能用来制坯。“牛倌”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不能让牛把屎拉在土里，如果土里混杂了这等有机物质，烧出来的砖就会有空洞。因此牛倌在赶牛的同时，要随时注意牛的动静，及时用布袋截住牛的排泄物，如果不慎污染了土料，那就要用双手将牛粪捧出土坑。这当然也给“臭老九”牛倌提供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好机会，因为根据伟大领袖的教导，知识分子其实是最肮脏的，手中捧过臭的牛粪，灵魂受到净化，便向干净的工农兵靠拢了一步。
在“滇派”制砖法里，有一样重要的切割工具，那就是用竹子和钢丝绷成的弓。经过充分踩踏的泥土，用这样的弓切成一人能够搬动的土块从坑里取出，垒成一垛土墙。脱坯的人也是用这样的弓从墙上割下一大团，象方文中所说的那样“高高举起，然后用力摔进木模”。在我们的作坊里，木模有三块砖的深度，上边有活扣，中间有两道缝，一次可做三块砖，所以我们每次砸进木模的泥团，分量大概是方老师他们的三倍。砸进木模里的泥团用弓割去面上多余的泥料，再用弓通过木模的两道缝割成三块。然后搬到晾坯的地方，松开活扣，便可撤去木模，再将三块并排的砖坯略微分开。直立的砖坯列队排开，经受日晒风吹。然后将风干的砖坯搬到大棚子里，累积到足够装满一个窑的数量时，制坯工作才告结束。
我们的砖窑不仅烧砖，而且也烧瓦。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民居用的稍呈弧形的瓦，我们称为“板瓦”，这种板瓦正反交错相扣排列便铺成一般房舍的屋顶。而在云南地区，许多屋顶是由板瓦和“筒瓦”铺成的：凹面朝上的是板瓦；凹面朝下、扣在相邻的板瓦上的是较小而截面呈半圆形的筒瓦，类似于北京城里皇宫的屋顶。据说这是当年清廷将吴三桂封到云南为王时特别许可的。制造板瓦坯的木模子是一个圆筒，稍呈锥形。还是用弓从土墙上割下一片厚薄均匀的土料，将其包裹在模子外成一泥筒，转着圈子用手在坯面上按压成型，便可以搬去晾坯。由于筒形模子外每隔九十度有一根突出的纵向“肋条”，瓦坯内壁上便留下四条刻缝。等烧成之后用手轻拍，瓦筒便沿着刻缝裂成四片板瓦。筒瓦的制法类似，只是模子半径小，而且一个瓦筒做两片瓦。
砖瓦的土坯晾干到一定程度，积累了足够的数量，就要装窑。这是只有师傅才能干的技术活，我们只能给他当下手，把砖瓦坯递给他，由他一块块、一筒筒地围着火膛按一定的几何花样从窑底码到窑顶。码坯的学问在于，既要保证砖坯一层层地码上去稳当而不会坍塌，又要保证每块坯之间都有空隙，使得烟气从火膛升腾到窑顶，然后均匀地从每块坯周围穿过，最后从窑底四周的烟道口进入烟囱，这样才能做到一窑砖瓦质量均匀。
装完窑之后就将窑门和窑顶用砖砌死，开始升火烧窑。安徽煤藏量丰富，所以方老师他们用煤作燃料，我们在西双版纳则是用木柴。一窑砖瓦要烧两个星期，大约要耗费一两万斤木柴，而且一旦生火，燃料必须保证源源不断地供应。因此连里专门有一个排的人每天上山砍树劈柴。我们虽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之人，当时却毫无环保观念，甚至不记得有“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一类的说法。上得山来，专挑长得粗细均匀、枝丫少的高大树木下手。一般是先用两人对拉的钢锯将树木从根部放到，再截成一米左右长短，然后用铁榔头和楔子将其剖成碗口粗细。粗一点的大树有时一班人要花上一个星期才能加工成为适合于烧窑用的木柴。
烧窑需要二十四小时轮班转，这是比较开心的日子，因为不必像平常那样严守作息制度出操、值班站岗和天天读之类。尤其是开始的几天，窑温还不太高，燃料消耗速度较慢，几个人轮流穿过窑底的地道把木柴扔进火里，还有时间休息聊天。如果是大夜班，还可以仰望南国的星空，可以自由地到炊事班拿点食物开小灶。记得有一天到厨房多拿了一点猪油，到菜地里拔了几把青菜，在窑边架起小灶，我一生至今没有吃过比那天夜里更香的炒菜。
窑烧到最后几天，温度越来越高，师傅也越来越频繁地观察火的颜色和烟囱里冒出来的烟色。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起来，扔进火膛里的木柴，尽管是新砍来的树干，含有很多水分，照样霎那就化为一团烈火，必须不间断地添柴。地道内的温度也越来越高，火膛也越来越不能接近。到最后要用湿毛巾包住头以防眉毛头发着火，抱着炮弹一样的木柴冲进地道，远远地扔进烈火之中，赶快返身往外奔逃。师傅看到我们的狼狈鼠窜之相，便知“火候”已到，可以熄火了。
熄火之后，将整个窑体，包括烟囱、地道完全封闭，如果让窑自然冷却，将来开出窑来，便是红砖。而我们要制的是青砖，这就又多一道工序。那就是加水使窑体强迫冷却，窑内高温中的砖瓦经此“淬火”，便成了强度较高的青砖。具体办法是在窑体的小山包上部开一圈水沟，再用粗而长的竹子打通竹节做成唧筒，装上活塞拉杆，从近处的河里分几级把水抽到水沟中，让水透过泥土和窑体的砖缝渗进窑内。抽水也要不间断地进行一两个星期，是很锻炼肌肉的“健身运动”，而且要不时用钢钎在泥土中打一些洞，加快水的渗透速度。
砖窑冷下来之后，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将窑顶和窑门开封，开始“出窑”。那是最为辛苦，也是最有损健康的工作，因为此时窑内温度仍然很高，而且光线暗、灰尘大，搬砖瓦时必须戴上手套，否则要烫出泡来。汗水混着灰尘，干不久人人都是“灰头土脸”。尤其是窑内的灰尘不可避免吸进肺里，仗着当时年轻，这些考虑似乎都没有放在心上。
一窑砖瓦，有两三万块，从点火到冷却开窑，一个周期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所用的器具中，手推的小车大概是最现代化的机械。我们一百多个大学毕业生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〇年中的一年多时间里大约烧了十万块砖瓦。不妨略算一笔经济账：全连约八十人投入烧窑的工作共十五个月，每人拿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月五十元（四十六元加边疆津贴）。合计劳务投入六万元，其他投入，水、土、柴取之不尽，可忽略不计，平均每块砖瓦合六毛钱。当然有一笔帐漏掉了：原始森林遭到砍伐毁坏。不过这些都不是当时要算的账，当时只算一笔政治账：一百多个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生产出来的废品知识分子，在广阔天地里练红了心。
二〇〇一年，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昆明，见到了三十几个在勐海农场学生连的“战友”，屈指算来，离开农场已经三十一年了。回想当年这么一群三不像的人，想必是勐海县里一大景观——说他们是兵，却不穿军装，一个个衣衫褴褛；说他们是农民，却有军人带队，而且戴眼镜的特别多；说他们是犯人，却还发工资，是县银行每月最大的一笔支出。感慨之余，不禁仿毛诗《到韶山》胡诌打油一首：
别梦依稀叹逝川，故人三十一年前。
钢锯伐倒千年树，铁锄开出百层田；
绿野蜿蜒流沙河，碧空缭绕砖窑烟。
非兵非农亦非囚，勐海城外学生连。
二〇〇六年一月八日于美国马里兰州
Monday, November 17, 2008
“国家公敌”一文引起的话题
〔这篇文章由旅美作家查建英所写的《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一文引起，该文（附在本文后面）是写她的正在狱中服刑的哥哥的人生故事。我在网络上搜索到了查建英父母的一些资料，写成此文，可以看作是对查文的注释。〕
查建英的“国家公敌”一文，确实是难得的好文章，只是对这个标题中的“公敌”二字，本人稍有异议。此文发表在“New Yorker”上时的标题是“Enemy of the State”。英文中的 state 一词虽然可译成国家，但是含有国家机器、政府的意思，而不是国土、国民的含义，因而英文的读者看了标题知道这是政府的敌人，不会误解为国民公敌。 而中文的“国家”一词意义较为模糊，尤其加了“公”字，更易被误解为人民公敌或者叛国分子之类的人。其实看了内容，就知道此文的主人公并非什么“公敌”。真是“国家公敌”的话，“国家”应当让全体国民记住他，“全国共讨之”嘛，相反，“国家”巴不得人们忘记他们。这哪里像是“公敌”？充其量，他只是某个政府、执政党的“私敌”。
记得有一次在凤凰台电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听查建英讲她的父亲是研究宇宙有限无限这类问题的，我就想到那可能是社会科学院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哲学家查汝强，因为本人一直关心宇宙学方面的研究，读过一些他写的论文和翻译的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查建英莫非是查汝强先生的女公子？
“国家公敌”这篇文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决定做了一番网络搜查，不料搜查结果不仅证实了我原先的猜想，而且顺藤摸瓜发现了若干关于查建国及其家庭的资料，也许对理解这样一位“国家的敌人”的成长有所帮助，这里同诸位分享，算是对“国家公敌”一文的一些注解吧。
查建英在文章中始终没有透露她和建国的父母的姓名。关于他们，她写得十分简约：“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
这里先说他们的父亲——查汝强。以前只知道他是一位马列主义哲学家，这次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他其实更是一位革命家。14岁参加了新四军，17岁被派往苏北某县任中共县委书记，皖南事变中被捕，没有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由他的地主家庭保释出狱，到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而后到清华大学外语系上学，被中共地下党委任命为当时清华和燕京两个大学的区委书记，是中共执政前夕北京市学运的领导人之一，那时朱镕基还只是外围分子。据萧乾夫人文洁若回忆，在清华外语系“给我印象极深的是，难得看见同班男生查汝强来上课”，可见他的身份——当时那个“国家”的敌人——在同学中已是半公开的秘密。
共和国成立后查汝强成为北京市委宣传部干部，后来转到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成为研究自然辩证法方面的重要人物，曾任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主任等职。作为党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领导人物，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的的领导地位，守护党的意识形态的正统，领导和参与了对各种“异端”学说的批判。从五十年代对“梁思成的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的批判到八十年代对“宇宙有限论”的批判，他都是重要的领军人物。他主编过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注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解说和注释》一书。也许是外语专业出身的缘故，他也翻译过若干西方的科学哲学论著，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卡尔﹒波普尔著《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于1990年去世，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自己曾为之奋斗创建的那个“国家”的敌人，被判刑下狱，倘若他老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会有何感想？
文章提到了查建国的生母，被建英称为“钟阿姨”的，说她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在文章的后部又说，“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根据笔者的网络搜查，她名为钟鸿，右派改正后编过很多剧本，获奖电视剧《曹雪芹》即出自她的手笔，另外还有京剧《黛玉葬花》等，网上还查到她的一本回忆录《风雨半支莲》，其中提到她同查汝强的结婚和离婚：“1950年底，十九岁的我......，和查汝强结婚了。谁知八年后，在我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查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受我这个右派的株连，同我划清界限而离婚，他也毫不顾及给两个可爱的小儿子会带来的痛苦。”原来，查、钟二人的离婚就是同钟被打成右派相关的。
据同钟鸿相识多年的作家王蒙说，钟鸿是因为“在《北京文艺》（即现在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居然引起了批判”，成了把她划成“右派”的一个理由。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它的标题是“冬小麦之歌”，只有四句：“野菊花谢了/我们生长起来了/冰雪封盖着大地/我们孕育着丰收”。王蒙在他的小说《布礼》中，就用它作为主人公的诗作。这二十六个字，给她带来了二十多年的凄风苦雨，离婚仅仅是苦难的开始。
关于两人的离婚，据钟鸿的回忆录说，在她被打成右派以后，“老查冷静地提问：‘咱们今后怎么办？’我知道他想提出什么？反问道：‘什么怎么办？’老查说：‘你成了右派，让我怎么和别人说？怎么向于光远说？’于光远是理论界的一位权威，是老查立身理论界的依靠。我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那就离婚吧！’既然将我看作臭狗屎，我又何必贴着人家呢？”
于光远同查汝强，一个是三十年代的清华地下党， 一个是四十年代的清华地下党，既是校友，又是上下级关系，但五七年时，更像一对难兄难弟——因为两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于光远的妻子孙历生也被打成了右派，婚姻也因此告终。查汝强对自己的妻子说“怎么向于光远说？”意思也许是：你看，于光远都同右派老婆离婚了，我不能落后啊。
说起孙历生来，她有着一段更悲惨的故事。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一书载有关于孙历生的记载：“孙历生，女，一九三四年生，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教员。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六年夏天遭到该校红卫兵的野蛮殴打和折磨。一九六八年在学校中‘隔离审查’，七月十二日自杀在校中。时年三十四岁。”王蒙的另一篇小说《蝴蝶》就是以孙历生的命运为蓝本写成的，因为孙是她的妹妹的同学。更详细的资料可参看王友琴的调查文章：“不可抹去的生命血痕”（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通讯”二四三期，zk0412a）
我们再回到查家发生的事情上来。查建英在《国家公敌》一文中说：“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了解了上述背景，我们有理由相信，让建国感到悲痛和压抑的不仅是父母的离异，恐怕还有这离异背后的的政治原因。
同样的原因，我们更能理解查建英在文中提到的另一件事——1968年，建国去内蒙古插队落户，“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尽管当时的青少年对毛泽东都有狂热的崇拜，但如果妈妈不是需要划清界线的对象，他大约不至于不愿同妈妈说一声再见。
关于这件事，钟鸿的回忆录里，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话——
“1968年强儿去内蒙插队，火车开动了，强儿的眼睛不看对他依依不舍的妈妈，只是激情地冲着窗外大喊：‘毛主席再见！北京再见！’我用湿润的眼睛看着充满革命热情却不看妈妈一眼的儿子远去了。
强儿，难道我在你们‘红卫兵’‘造反派’眼里是不值一顾的政治贱民？你怎么不想想，恋恋不舍去送你的妈妈，虽然是‘摘帽右派’，但她是育你、爱你的生母啊！难道你真‘革命’到六亲不认了吗？
你当时只喊“毛主席再见，北京再见”而不理睬和你招手告别的妈妈，难道是你在恨我和你父亲离婚时，没有把你留在身边？30年后，看了你写给你女儿的信，方知你一直因父母离婚而感到没有家。你被分给你父亲与继母一起生活，觉得是母亲不爱你，偏爱弟弟。看来你对我的怨气还不浅啊！但作为母亲，手心手背都是肉，十个指头个个连着心啊！夫妻离婚，通常是一人抚养一个孩子，后来我发现你父本人实际上不可能照顾你时，也曾托他的老同学储传亨和他商谈，还是把你都交给我抚养吧，他没有同意，我就在我每次从农村回家休息时接你到外婆家与我和你弟弟同住。”
读者可能注意到，钟鸿在这里没有用儿子的真名，而是用了查建国出生时的小名，称之为“强儿”。事实上，在她的《风雨半支莲》一书中，尽管她提到建国的弟弟建一和妹妹建英时都用了真名，却唯独不用查建国这个真名。再想一想就明白了——这个“国家公敌”的姓名，是不能出现在国家的任何书刊上的。“强儿”这个名字，多半是作者和出版社的编辑想出来的暗渡陈仓的办法，用来“忽悠”中宣部的评审员的。
书中有一章“强儿！听听母亲的心声”就是专门对查建国说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书中甚至没有明白交代“强儿”的下落，细心的读者只能从片言只语去猜测“强儿”的下落——
“咫尺天涯，虽难相见，儿幼时形影，常浮现眼前。”——看来他就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
“儿今五十有一，望善自珍重，时刻不忘锻炼身体，在母有生之年，得以相聚。”——不能相聚，似乎是有期限的。
“母草于2002年8月11日儿生日之际”——可以断定“强儿”生于１９５１年8月11日。
“汝弟英年病逝，汝则自陷囹圄，每念及此，涕泪盈眶。……只望吾儿博览群书中，全面认识社会。”——读到这里才恍然大悟，原来儿子是在狱中。
如果不是我们看了查建英的文章，又把查建国同“强儿”对上号，谁知道钟鸿的长子是个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古代的新皇帝登基，百姓的名字中有同新皇上名讳相同的字，统统都要改掉，称作“避讳”。避讳给后世研究历史的人带来无数的误会和麻烦。可以想象，未来的历史研究者一定会为我们今天的“政治避讳”头痛不已。
——写于２００７年七月八日，刊载于２００７年７月《华夏文摘》cm0707b
附：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 ——查建英
一、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这个城市的郊区，驱车过去，单调乏味的路上看不见任何标识。入口隐在离公路大约0.1英里的后方，我通常要不断提醒出租车司机留意左边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错过。拐进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属大门，沉重，镶白瓷砖的拱形边框。门内站着挎长枪的警卫。四周的高墙盘满了电网，最大限度的安全设施。在紧邻大门的等候室，我把钱包和手机放进带锁的保险箱，然后出示证件，等候传唤。多年探监下来，警官们都认识我了，但仍对我保持着职业性的疏远。我探视的是我哥哥查建国，一位民主志士，他以“颠覆国家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于一九九九年夏天被捕，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郊外一个朋友家的厨房，喝着现磨的咖啡，浏览那天当地报纸的头条，那是一则关于中国刚刚测试发射导弹的新闻，据说射程可达阿拉斯加。消息最后一段报道了建国的审判。我感到一阵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作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国的所谓颠覆行为，是在中国协助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C.D.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于组建和注册一个独立政党。这一切，建国和他的同道们是以完全公开、和平的方式去进行的。现在他们为此进了监狱。
七年前我刚去探访的那段经历相当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特别许可。三十分钟的会面，两三个警卫一直在建国和我的两侧陪伴，包括一个专职监管“特别”囚犯的“特管处”官员。入狱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剃了“犯人头”，穿着灰底白色斑马纹的粗棉囚衣，由于严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两眼汪着水，手和脸都是浮肿的，指甲呈紫色，明显严重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电话竟然是鲜亮的蛋黄色，就像儿童用的玩具电话。那些日子，我们的交流似乎紧迫而又意味深长。最初几次探视后，我会见了监狱长，他是一位年轻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礼。（“你以为我们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吧？”他笑着对我说。）我跟他讨论了很多有关建国健康状况的话题。几个星期内，我的两个最主要的请求有了结果。建国乘坐一辆重兵押送的封闭厢车，离开监狱前往一家不错的市立医院，在那里接受了身体检查。随后，他被从那个关押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转移到一间不那么拥挤、比较安静的囚室。
四年前，我迁回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监狱探监，成为每个月的例行事务。我试着和坐在等候室“书桌”后的图书检查官谈天。亲属可以给被探视者带书，但必须经过检查官一一把关，所有“不适宜”的读物会被当场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读物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一本《哈维尔文集》却通过了：检查官盯着封面上这个神色阴沉的洋人头像看了半天，却不知道此人是谁。
“会见室”是一间毫无特征、整洁的大房间，几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蓝色椅子安置在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你可以看见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园，两个心型的花床。更远处，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楼，囚犯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每个星期放两次风，每次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看得见看守领着囚犯，一字排开，从那些楼远远地朝这间会见室走过来。
几年下来，我渐渐变成了众多探视亲属当中的普通一员。虽然电话仍被监听，但警卫早就对监视我和哥哥失去了兴趣。时间过得飞快。建国和我像两个不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聊天。我一般先是询问他的健康和大致状况，再报告些亲朋好友的近况。然后，我们可能会谈起他最近阅读的书，或者讨论一下新闻热点，比如伊拉克战争、二ＯＯ八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的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列一张购物单。监狱允许每个犯人每月拥有八十块钱（大约十美元）的零花钱，前来探视的家属也可以在监狱小卖部购买一百五十元的额外食品。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是监狱的一项收入。建国常要我买一盒蔬菜饼干。他在狱中学英语，一位以“台湾间谍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给他些指点。这台湾人的妻子离开了他，从没人来探视。此人特别爱吃这种饼干。
最初几年，我常会问建国他到底有没有挨过打或受过伤。“我和这里所有警官都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进来的，从没有碰过我。我号子里的犯人全都互相打过架，除了和我。他们对我都挺尊重。”他还告诉我：点名时若喊他“犯人”，他从来拒绝答应，看守们也就算了。他反对这种称呼，是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也拒绝干所有囚犯都得参加的体力劳动，比如包装一次性筷子或者类似杂事。但看守们也就随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离开中国。我征询了建国很多次。他不愿意。“我不会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进出自由得到保证，”他坚持。我不再问了。建国再三提起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的困境，在天安门事件后，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一旦离开中国这块土壤，他们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国说。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响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话我终究没忍心说出来。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报道一九九九年C.D.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海外，也只是当时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和人权组织的抗议，但法轮功事件一出来，这桩公案很快就被淹没了。蹲了将近八年大牢之后，建国依旧坚定无悔，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二、
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尽管建国随我父亲，但是我和他之间相差八岁，童年记忆中关于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建国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只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边缘。
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多年后，建国在狱中书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别人家里做客”，感觉自己像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说《红楼梦》里的悲剧女主角，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舅家里，和自己的表姐妹们竞争爱情和关怀。但他母亲——我叫她钟阿姨——说建国从小就胸怀大志。钟阿姨第一次给他讲岳飞的故事，建国仰头看着她，含着眼泪说，“可我太小了，当不了岳飞！”她很震惊。“我没希望他当岳飞啊！”她告诉我。
也许钟阿姨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男孩并非成长在军人家庭，他身边都是学者和艺术家。父亲是一个哲学家，钟阿姨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副校长，母亲是画家，曾拜师齐白石。但建国在一封狱中来信里却形容小学生活“平淡无奇”。给他留下生动记忆的只有一件事：一个周日下午，他在走回学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热烈的语言回忆了一路上怎样和狂风暴雨搏斗，在天地茫茫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湿透，却感受着滚滚雷声和金色闪电之壮美，以及最终到达学校大门时心头的狂喜：他战胜了漫天暴雨狂风，而且是独自一人！
建国不仅阅读量极大，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围棋手。十三岁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骜不驯。学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却不喜屈从琐屑的权力。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我的温馨童年也随着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家里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学，小学里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冲我扔石头，甚至从楼顶上朝我家阳台上丢粪便。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见了他我有时羞涩得说不出话来。
两年以后，一九六八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我母亲煮了一锅又一锅的面条，父亲坐在书房里沉默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好像坐在别人的房子里。十七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他告诉朋友们：父亲的藏书里，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书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亲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包法利夫人》，此后再无影踪。
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去了农村，但并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于压力，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另一些则因为城里无业可就。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令人震惊，大部分知青都幻灭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热度减退，知青纷纷回城，当工人，或者到大学读书，不过当时读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
建国不在其中。他在内蒙古农区干了七年，当了村长，很受农民欢迎。他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来抵得上当地人。他和一个北京同学结了婚，她为他留了下来，两人一起在农村过着自己的日子。村民们虽然对建国尝试的各种“革命实践”毫无兴趣，他诚实温暖、慷慨大度的个性却赢得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戴。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建国最终接受了当地县政府的一个职务，为县委书记巴图工作。起初巴图很赏识这个北京小伙子的才干，可建国后来却批评起巴图来，认为他的一项政策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县里一次千人干部大会上，建国当面指责，让巴图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职，在审查中被定为“四人帮走狗”。他被隔离关禁闭，只能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迁它地，建国才被放出来。他在地方上先后当过各种小干部，但从此再没受到提拔重用。
一九八五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比较文学，暑假回国时去内蒙看他，坐了十八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才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车站。在车站等我的那个人，看起来和其他赶着牛车卖瓜卖土豆的当地农民没什么两样。他穿着很土，一口当地口音，甚至养成了没事就蹲着的习惯。他的动作和眼神迟缓，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穷乡僻壤的印记。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八九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二十年的精神历程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安门的学生游行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女神。
我那时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广场。我们碰到的时候，建国很少说话，不过看得出他内心思绪万千。一天下午，我去见一位广场上的活跃人物，约了他一起去。朋友对我笑脸相迎，请我进他们的帐篷，一群学生领袖正在里面开会。建国跟在我身后刚要进去，朋友却皱着眉头拦住了他：“不行，你不能进来!”我解释说，这人是我哥哥。朋友听了大吃一惊。北京生北京长的建国，如今看起来却像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而一九八九年，领导民主运动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势利态度明确告诉建国：靠边站吧，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没过多久，那场革命不再属于任何人。天安门抗议者们在六月四日的遭遇，表明了公开挑战体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屠杀之后，所有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去看望几位住院士兵——“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雄”，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小说家王蒙，称病住院躲过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著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六四后的清查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象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
在记者和知识分子中间，短暂的兴奋变成了压抑和恐惧。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转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学者转向冷僻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我的一位朋友，某杂志主编，曾经主持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论坛，此后一段他把注意力转向古典音乐和饮食研究。
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六月四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三、
开黑车的司机是一个敦实的男人，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粗犷的脸，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走出监狱小卖部时，他正斜靠在一辆捷达车上抽烟。我是那天最后一个离开的探视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后一口烟，甩掉烟头。
“幸好你还在这儿，”我进车之后对他说：“否则我就得走很远去坐公交车了。”
“我等着你呢。”他边发动车边简短地回答。
我告诉他我在城里的地址。他说：“三十块钱。”我说行，我们就上了路。在那条长长的沥青路尽头，车向右拐弯，开过大堆的建筑材料上了一条公路。从后视镜里看得到不远处一排高大的筒仓耸立在天空下。尽管离城不过40分钟的车路，这里到处都是旧工厂、瓦砾堆、工业垃圾、面临拆迁和“发展”的半荒芜的农庄。我十七岁去插队劳动的村子离此不过几里路。
和每次探视之后一样，我的情绪疲惫而孤僻。我合上双眼打起瞌睡来，直到一阵尖利的喇叭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车，我们已经下了高速公路陷进市区的车流中。车几乎是在蹭着走。大约是下午四点，堵车高峰期开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机忽然问。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司机：“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跟二监的人很熟，我父亲以前在那儿工作。你哥是民主党的，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
“知道，他们想搞多党制嘛。他判了几年？”
“9年，他已经坐了一半了。”
“有没有减刑？”
“没有，因为他不肯认罪。”
司机朝窗外啐了一口：“他们根本就没罪！但是坐牢管什么用？他有没有跟吾尔开西他们联络联络？”
我吃了一惊：吾尔开希是八九学运中一个很有煽动力的学生领袖，在美国流亡数年之后，现在住在台湾：“当然没有！他们怎么可能有联系？”
“那你肯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叫你哥哥出国，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点枪！你怎么才能打得过共产党？只有武装斗争啊！”
“您这观点倒挺有意思，”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惊讶。“不过那样一来中国肯定又要流血打内战、天下大乱。”
“那才好呢！”司机说。
我很震惊：“可真要打起仗来，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老百姓吗？”
“老百姓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机回答说，一脸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当官的和富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堵在长安街上，司机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个工厂里干了二十多年，开始当车工，后来当卡车司机。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们总得给你一部分医疗保险吧，”我说。我想起我的三个高中女同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以前都是工人，都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厂子倒闭被遣散，但后来他们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钱比以前挣得还多，其中两个甚至还买了房子。
“那保险屁都不值！”司机回答。“真生了病根本报销不了。我现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给他们干了20多年，现在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给打发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里这些高楼，满街的餐馆，都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都买不起！”
在长安街的两旁，新的高楼大厦和巨型的广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论建筑和设计，这个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实现了某些地方官的现代梦。北京城里显然有很多钱，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贫富鸿沟也拉大了。我想，建国这种人也许正是这位牢骚满腹的司机这种人所期待的领袖吧。至少他们可以聚集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发泄自己对中国现状的愤怒。
四、
尽管六四屠杀唤醒了建国，那一年他却面临着更紧迫的事情：他得谋生！从法律上说，建国和他妻子都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没户口，没房子，没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没什么技能。有一段时期，他们投靠亲戚，在建国的弟弟建一开办的一所成人教育学校里做临时工。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当会计。学校办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语考试的补习课程。六四事件之后，学英语变得更热门，TOFEL成了申请外国学校的关键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来。这个角色反转实在令人尴尬。两兄弟个性完全不同：在秉性严肃、胸怀大志、刻苦耐劳的建国身边，建一从来像个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小混混”：逃学、泡妞、有钱就花在下馆子和享乐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乱世里，游戏规则迅速变化，这位“花花公子”却如鱼得水。一开始，他想让建国帮他共同经营学校，但建国拒绝了：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看大门的好处就是有的是时间。“他老想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这样跟我议论建国。我真不知道建国给这么个弟弟打工干活内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份工作建国没做多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建国频繁搬家，从一处房到另一处，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办公室和公司杂役。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已经相当充足了，该试着干点大事了。一九九二年后，社会上刮起一股下海热潮，建国也开始折腾起一联串的生意。他倒卖过煤，办过炼油厂，还生产过一种新型稠酒饮料（我尝过，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喝起来就像止咳糖浆），做过商业培训。但无一例外，他总以关门大吉或者辞职不干收尾。到一九九七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有过好几回破产记录了。他的个人生活也很混乱，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又和稠酒厂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内蒙女孩再婚。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后建国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和他女儿继红住在了一起。
那时，继红早已改名为慧怡。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酒店管理，把时间都花在看通俗小说、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却是个极有孝心的女儿。一九九八年她毕业后，在高档的京伦饭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马上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父亲花。建国实在不是经商的料，这一点父女两人心里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于恶性脑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给了建国。建国总算有了一块可以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儿的经济援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八月，我收到建国一封长信，笔调怅惘，充满忧思和怀想。建一死时年仅四十四岁，对建国显然是个震惊和打击。“他走了，我也更紧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国写道。“昨天是我四十七岁生日，我剩下的二十—三十年也会一晃而过？”他开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强命不强。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命运搏斗，咬紧牙，不流泪。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民主理想，退党；为自由理想，辞职，再辞职；为爱情理想，离婚，再离婚。至今是一个在思想上、事业上、经济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现在中国市场低迷、萧杀，企业多数不景气，中国也在风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辈何时才有揭竿而起的机会？”
我记得当读信时心底涌上隐隐不祥之感：建国一点没变啊。在一个四处出击、四处碰壁的生意人的内心，埋伏着一个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伟大业和又一轮时机的到来。
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叫徐文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运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单民主墙。当朋友把徐文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一九九八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克林顿总统来访。于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见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民主党（C.D.P）。徐担任了民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不知是因为无比的英勇还是出于天真，民主党人们决定公开地做一切事情：他们前去民政局为C.D.P.申请注册，在网络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和外国记者交流。开头几个月政府容忍了这些行为，但克林顿走后没多久，六月，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审判开始了。徐文立被判十三年。建国虽未被抓，但每天有四个安全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主党执行主席，并且坚持活动：他召开会议力劝剩下不多的C.D.P党员们稳住阵脚；他在网上发表声明，陈述他的政治观点并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一九九九年六月，当警察最终逮捕建国时，他早已一切准备就绪。那一阵他甚至随身带着一支牙刷。
五、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ík Vaculík在一九七Ｏ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一九九Ｏ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安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一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学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安门事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九十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亡民运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所以，当建国及其同道在一九九八年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坚持不服、拒绝妥协，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一些人，例如建国，曾去经商创业，试图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但一无所获。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监的时候，尽管建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应，所以我努力传达给他一些我所能寻觅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会随之一亮，或者神色庄重。但随着C.D.P越来越少见于新闻媒体，我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二ＯＯ二年底，徐文立这位明星异见人士在圣诞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释放并立即飞到美国。这之后,有关其它C.D.P坐牢成员的报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视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家属聊了一会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为杀人被判了二十年刑。“他开了一个餐馆，别人欠他的钱，”她解释说，“他太年轻、太冲动。”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原委之后，她惊讶极了：“组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个外星故事：“咱们国家还有政治犯啊，我一点不知道！我以为都是为钱关进来的呢。”最后一次我在主流媒体看见C.D.P被提及是在二ＯＯ二年三月，那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条。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翰•卡姆，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商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家。此文以非常轻蔑的口气提到CDP，称它为“由几百个没有牙齿毫无打击力的成员结成的一个组织，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读读而已”。
读到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紧了。被称作极权国家“颠覆者”，C.D.P成员们可以为此自豪。他们也可以原谅没有跟随他们站出来的同胞：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具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英雄气概。但对这讥讽他们无用而可笑的判决，他们会作何感想？这判决竟来自《纽约时报杂志》——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们正是为民主自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一群无牙无力的人写文章给彼此看：这话够残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无牙无力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他们的言论没有传播开去是因为这种言论在中国不被允许传播——但也许这些都无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我不知道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生他的气――他怎么这样傻。他坐在他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风云变幻弃他而去。
六、
“你不能说世界已经遗忘了他，”约翰•卡姆坚持对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哥哥的事。”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约翰来访中国时在此下榻。
约翰•卡姆的中文名字叫康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人权推销员”。他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是个收入优厚的商人，有专职司机替他开奔驰，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区的私宅。但在一九九Ｏ年代中期，他放弃一切，投身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他长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频频会见两国高官权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无可争议的数据、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连哄带劝的游说、名人效应、讨价还价——来确保中国政治犯这个话题不会被人淡忘。
约翰是个声音洪亮的大个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满圣经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会说：正义之河，急流直下，道义之川，强不可阻（意译）。对我关于探视建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约翰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导。如果说建国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关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认，在由各个西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力编辑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国的名字已经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设他身处建国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约翰沉思片刻，给我讲了一个20世纪四十年代末麦卡锡时期，发生在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国，被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证，澄清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委员会为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随后，布莱希特立即飞往欧洲，最后抵达东柏林，对他刚在美国传讯席上的反共证词毫不惭愧。“如果我被捕了，我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的”，约翰对我说：“我会撒谎来保住我的小命。然后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为营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的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却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九五七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七十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阿姨眼里，C.D.P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D.P，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越听越生气！”
那次探视之后，我给钟阿姨讲了韩东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谈话。韩东方是一个工会活动家，在八九事件后被关押。我们碰面的时候，韩已经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电台热线节目。作为异议人士，韩的声誉无懈可击。他在狱中两年受尽折磨，染上重病差点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绝食抗议。韩一点不像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异见人士，他衣着时尚，举止得体，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对自己的过去和弱点颇有反思。韩对中国异议人士群体有不少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咱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吧”，韩对我说，“对这个群体我没什么好话可说。”韩认为很多中国异议人士太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这是一种病，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韩又说，最好不要对正在坐牢的异议人士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熬过监狱生活，你必须调动全力，不断自我激励，确信你自己就是一个英雄。你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来支撑你的精神。你此时绝对无法承受自我怀疑。”
钟阿姨表示接受韩东方的这些意见，她答应不再和建国讨论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服满刑期，健康出狱。”钟阿姨边说边摇头：“出来以后，也许咱们能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不要再进去了。”
七、
自从民主党被镇压之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变得更复杂了。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并且正在逼近德国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预测将会在二Ｏ五Ｏ年赶上美国。中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伴随这种转变的还有中国各地的腐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会福利。胡温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这些问题，出台政策削减农业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措施惩戒以权谋私。但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改变和适应。一方面是饱受社会不公、人数有增无减的弱势群体，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面则是庞大的中层官僚，他们从与商界结成的利益同盟中获利甚丰，因此抵制深层的体制变革。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领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发生。
最近四五年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大，但是呼吁和努力的方式却变得婉转多样，几乎像一门艺术。法制和维权，已经取代了人权这个敏感用语。消费者权益，民工权益，私有财产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每年都有许多媒体新闻记者报道腐败案例，律师为民权案件出庭，学者研究触动历史空白点（诸如中日战争，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书籍。时不时会听见又一个请愿，但在这些请愿书上签名的往往是一组个人，大家都谨慎地避免成立组织。这类行动往往是自发的和零散的，但随着网络的普及，新闻传播更快了，控制信息变得越发困难。在中国互联网上，批评者的声音四面八方此起彼伏，检察官们似乎在和千千万万的小股游击队作战。一个犯忌者被抓住了，却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批评者已经不再像CDP那样容易被抓住、隔离而消灭了。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领导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几年，官方说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构建和谐社会”正反映了一种在国内国际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态度。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了，人民也变得不再那么害怕了。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台面上，中国人谈论政治改革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了。
所以钟阿姨对建国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现状的确正在不断改进。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C.D.P事件。有几位自由派的中国朋友就对我说，正因为有象建国这样的人敢于“以身试法”触犯底线，其他人才会明白究竟他们能够在底线之上推进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卫平所说的：“正因为有了他们，官方才认为我们是温和的。由于他们，我们才不至于坐牢。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该心存感激。”崔是一个文学和电影评论家，她将哈维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还公开发表文章倡议建立公民社会以抗衡极权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国这样的人，但她也说：“真正的变化是在许多微小、被人忽视的地方发生的。创造历史的不是孤胆英雄和精英，而是社会运动。”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是政治改革的强力呼吁支持者，但他也曾对我说，他绝对不会做出C.D.P创办者们那种“傻瓜决定”。他说：“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对西方分析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很有研究，强调行动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也许他们急于创造纪录，想成为在共产党中国公开成立第一个反对党的人。如果这是他们的动机，这种人性弱点属于我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那一种。”和建国一样，徐当年也曾是红卫兵，他写的文革回忆录坦诚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种种幻象。徐将回忆录题赠建国，托我探监时带去。不出所料，此书没能通过监狱书籍审查官那一关。
如果说徐友渔是教育者，建国则是实干家。C.D.P的所有成员都是实干家，但历史对他们并不慈悲。记得某位中国企业家说过：“走在众人前面一步的人是领袖，走在众人前面三步的人是烈士。”C.D.P的成员正是这样的烈士。我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老话来自我安慰。但建国有时确实象骡子般固执简单，对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视灰色地带，更别说中国今天的现状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难以名状。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想起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的评语：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现在，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不大对头。我曾与林培瑞（Perry Link）谈起过魏京生。林培瑞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而魏则是建国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国民运中一个传奇人物。一九七八年，魏只是一个二十八岁的电工，却居然有胆量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要求民主，直斥邓为独裁者。更为荒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却居然是“泄露国家机密”，换来十五年的刑期。漫长的监狱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动摇魏的信念，刚获释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运，不久再度入狱，被判十四年。两年后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飞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中国政府抗争。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国改革所迷惑，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改变其真正本质。但其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是魏京生。随着时光流逝，许多魏当年的崇拜者都认识到魏对中国的看法是一成不变和简单化的。事实上，共产党远比魏京生身段灵活，更加能够与时俱进。
我把自己对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诉了林培瑞：我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深切的正义感，但很难赞同他们对自己观点那种近乎宗教式的确信。林培瑞说：“魏京生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着一极。”
我想：是啊，哥哥已经冰冻了，他的世界观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了。他将一堆巨大复杂犬牙交错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万恶之源：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罪恶就会被根除。他被关进监狱，而他也把世界关在门外，充耳不闻那些可能动摇自己信念的声音，闭眼不看那个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却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真实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说得对：象建国这样的人代表着一极。当然，那些将他关进监狱的人，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我有一位在北京开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朋友叫刘歌，就爱这么提醒我：“历史上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多党制的国家，所有顽固坚持一党制的国家，最终都将失败。结论很明显：民主使一个国家强大，独裁只会使一个国家失败。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的确干得不错。问题是他们至今无法面对自己丑陋的过去，无法承认正是他们从大跃进到文革，把中国搞得这样百孔千疮。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这样激进的批评者。”
不过，我渐渐不愿只从中国政治这个角度来评价建国。我不愿把哥哥看作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筹码，而宁愿把他看作一个身有瑕疵但令人钦佩的人。哥哥身上有一种品质的确不同凡响：为了理想他可以拒绝妥协，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劳瑞•西格尔（Lore Segal），曾听我反复说起建国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就用二ＯＯ五年那部“企鹅的远征”的纪录片来打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建国究竟是一个傻子还是一个英雄，也许这问题无关紧要。他行动的道德涵义早已远远超越了他行动的效果。通过坚守承诺，他已经求仁得仁，此生无憾。有一次探监时我对建国提起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温铁军，如今是三农问题专家，最近还获得官方的特殊嘉奖。建国回应道：“那很好啊。他是体制内改革派，我是体制外的。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推动改革。我没有受过足够的系统教育，但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起作用。”说到这，建国向我微笑：“性格决定命运。你要记住：你哥哥是一个简单、老式、过时、固执的人。一旦我下定决心，我会坚定不移。”这几年来，他掉了许多头发，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发作在他前额上留下几块疤，但他的神色却比以往越发安详宁静。离刑满只有一年多了，建国开始谈论还有多少书他想在出狱前看完。“真的，这里其实不错，”他竭力让我放心，“我会在二ＯＯ八年出去，如果那时你在北京，我们可以一起看奥运会。”我们谈起了几个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师。“我很高兴他们能这样成功，”建国由衷地说，“但是，人各有志。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主，总得有一些人甘愿为此流血牺牲。看看人家南韩，还有台湾，多少次的镇压，抓过多少政治犯。但是，一波接着一波总有人站起来，前仆后继，他们是用生命铺平了那条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国目光坚定、姿态豪迈，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13亿人口，我们总该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吧。”
[此文英文稿 Enemy of the State: The Complicated Life of An Idealist 原载美国《纽约客》杂志2007年4月号]
查建英的“国家公敌”一文，确实是难得的好文章，只是对这个标题中的“公敌”二字，本人稍有异议。此文发表在“New Yorker”上时的标题是“Enemy of the State”。英文中的 state 一词虽然可译成国家，但是含有国家机器、政府的意思，而不是国土、国民的含义，因而英文的读者看了标题知道这是政府的敌人，不会误解为国民公敌。 而中文的“国家”一词意义较为模糊，尤其加了“公”字，更易被误解为人民公敌或者叛国分子之类的人。其实看了内容，就知道此文的主人公并非什么“公敌”。真是“国家公敌”的话，“国家”应当让全体国民记住他，“全国共讨之”嘛，相反，“国家”巴不得人们忘记他们。这哪里像是“公敌”？充其量，他只是某个政府、执政党的“私敌”。
记得有一次在凤凰台电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听查建英讲她的父亲是研究宇宙有限无限这类问题的，我就想到那可能是社会科学院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哲学家查汝强，因为本人一直关心宇宙学方面的研究，读过一些他写的论文和翻译的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查建英莫非是查汝强先生的女公子？
“国家公敌”这篇文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决定做了一番网络搜查，不料搜查结果不仅证实了我原先的猜想，而且顺藤摸瓜发现了若干关于查建国及其家庭的资料，也许对理解这样一位“国家的敌人”的成长有所帮助，这里同诸位分享，算是对“国家公敌”一文的一些注解吧。
查建英在文章中始终没有透露她和建国的父母的姓名。关于他们，她写得十分简约：“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
这里先说他们的父亲——查汝强。以前只知道他是一位马列主义哲学家，这次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他其实更是一位革命家。14岁参加了新四军，17岁被派往苏北某县任中共县委书记，皖南事变中被捕，没有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由他的地主家庭保释出狱，到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而后到清华大学外语系上学，被中共地下党委任命为当时清华和燕京两个大学的区委书记，是中共执政前夕北京市学运的领导人之一，那时朱镕基还只是外围分子。据萧乾夫人文洁若回忆，在清华外语系“给我印象极深的是，难得看见同班男生查汝强来上课”，可见他的身份——当时那个“国家”的敌人——在同学中已是半公开的秘密。
共和国成立后查汝强成为北京市委宣传部干部，后来转到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成为研究自然辩证法方面的重要人物，曾任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主任等职。作为党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领导人物，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的的领导地位，守护党的意识形态的正统，领导和参与了对各种“异端”学说的批判。从五十年代对“梁思成的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的批判到八十年代对“宇宙有限论”的批判，他都是重要的领军人物。他主编过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注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解说和注释》一书。也许是外语专业出身的缘故，他也翻译过若干西方的科学哲学论著，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卡尔﹒波普尔著《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于1990年去世，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自己曾为之奋斗创建的那个“国家”的敌人，被判刑下狱，倘若他老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会有何感想？
文章提到了查建国的生母，被建英称为“钟阿姨”的，说她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在文章的后部又说，“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根据笔者的网络搜查，她名为钟鸿，右派改正后编过很多剧本，获奖电视剧《曹雪芹》即出自她的手笔，另外还有京剧《黛玉葬花》等，网上还查到她的一本回忆录《风雨半支莲》，其中提到她同查汝强的结婚和离婚：“1950年底，十九岁的我......，和查汝强结婚了。谁知八年后，在我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查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受我这个右派的株连，同我划清界限而离婚，他也毫不顾及给两个可爱的小儿子会带来的痛苦。”原来，查、钟二人的离婚就是同钟被打成右派相关的。
据同钟鸿相识多年的作家王蒙说，钟鸿是因为“在《北京文艺》（即现在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居然引起了批判”，成了把她划成“右派”的一个理由。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它的标题是“冬小麦之歌”，只有四句：“野菊花谢了/我们生长起来了/冰雪封盖着大地/我们孕育着丰收”。王蒙在他的小说《布礼》中，就用它作为主人公的诗作。这二十六个字，给她带来了二十多年的凄风苦雨，离婚仅仅是苦难的开始。
关于两人的离婚，据钟鸿的回忆录说，在她被打成右派以后，“老查冷静地提问：‘咱们今后怎么办？’我知道他想提出什么？反问道：‘什么怎么办？’老查说：‘你成了右派，让我怎么和别人说？怎么向于光远说？’于光远是理论界的一位权威，是老查立身理论界的依靠。我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那就离婚吧！’既然将我看作臭狗屎，我又何必贴着人家呢？”
于光远同查汝强，一个是三十年代的清华地下党， 一个是四十年代的清华地下党，既是校友，又是上下级关系，但五七年时，更像一对难兄难弟——因为两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于光远的妻子孙历生也被打成了右派，婚姻也因此告终。查汝强对自己的妻子说“怎么向于光远说？”意思也许是：你看，于光远都同右派老婆离婚了，我不能落后啊。
说起孙历生来，她有着一段更悲惨的故事。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一书载有关于孙历生的记载：“孙历生，女，一九三四年生，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教员。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六年夏天遭到该校红卫兵的野蛮殴打和折磨。一九六八年在学校中‘隔离审查’，七月十二日自杀在校中。时年三十四岁。”王蒙的另一篇小说《蝴蝶》就是以孙历生的命运为蓝本写成的，因为孙是她的妹妹的同学。更详细的资料可参看王友琴的调查文章：“不可抹去的生命血痕”（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通讯”二四三期，zk0412a）
我们再回到查家发生的事情上来。查建英在《国家公敌》一文中说：“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了解了上述背景，我们有理由相信，让建国感到悲痛和压抑的不仅是父母的离异，恐怕还有这离异背后的的政治原因。
同样的原因，我们更能理解查建英在文中提到的另一件事——1968年，建国去内蒙古插队落户，“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尽管当时的青少年对毛泽东都有狂热的崇拜，但如果妈妈不是需要划清界线的对象，他大约不至于不愿同妈妈说一声再见。
关于这件事，钟鸿的回忆录里，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话——
“1968年强儿去内蒙插队，火车开动了，强儿的眼睛不看对他依依不舍的妈妈，只是激情地冲着窗外大喊：‘毛主席再见！北京再见！’我用湿润的眼睛看着充满革命热情却不看妈妈一眼的儿子远去了。
强儿，难道我在你们‘红卫兵’‘造反派’眼里是不值一顾的政治贱民？你怎么不想想，恋恋不舍去送你的妈妈，虽然是‘摘帽右派’，但她是育你、爱你的生母啊！难道你真‘革命’到六亲不认了吗？
你当时只喊“毛主席再见，北京再见”而不理睬和你招手告别的妈妈，难道是你在恨我和你父亲离婚时，没有把你留在身边？30年后，看了你写给你女儿的信，方知你一直因父母离婚而感到没有家。你被分给你父亲与继母一起生活，觉得是母亲不爱你，偏爱弟弟。看来你对我的怨气还不浅啊！但作为母亲，手心手背都是肉，十个指头个个连着心啊！夫妻离婚，通常是一人抚养一个孩子，后来我发现你父本人实际上不可能照顾你时，也曾托他的老同学储传亨和他商谈，还是把你都交给我抚养吧，他没有同意，我就在我每次从农村回家休息时接你到外婆家与我和你弟弟同住。”
读者可能注意到，钟鸿在这里没有用儿子的真名，而是用了查建国出生时的小名，称之为“强儿”。事实上，在她的《风雨半支莲》一书中，尽管她提到建国的弟弟建一和妹妹建英时都用了真名，却唯独不用查建国这个真名。再想一想就明白了——这个“国家公敌”的姓名，是不能出现在国家的任何书刊上的。“强儿”这个名字，多半是作者和出版社的编辑想出来的暗渡陈仓的办法，用来“忽悠”中宣部的评审员的。
书中有一章“强儿！听听母亲的心声”就是专门对查建国说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书中甚至没有明白交代“强儿”的下落，细心的读者只能从片言只语去猜测“强儿”的下落——
“咫尺天涯，虽难相见，儿幼时形影，常浮现眼前。”——看来他就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
“儿今五十有一，望善自珍重，时刻不忘锻炼身体，在母有生之年，得以相聚。”——不能相聚，似乎是有期限的。
“母草于2002年8月11日儿生日之际”——可以断定“强儿”生于１９５１年8月11日。
“汝弟英年病逝，汝则自陷囹圄，每念及此，涕泪盈眶。……只望吾儿博览群书中，全面认识社会。”——读到这里才恍然大悟，原来儿子是在狱中。
如果不是我们看了查建英的文章，又把查建国同“强儿”对上号，谁知道钟鸿的长子是个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古代的新皇帝登基，百姓的名字中有同新皇上名讳相同的字，统统都要改掉，称作“避讳”。避讳给后世研究历史的人带来无数的误会和麻烦。可以想象，未来的历史研究者一定会为我们今天的“政治避讳”头痛不已。
——写于２００７年七月八日，刊载于２００７年７月《华夏文摘》cm0707b
附：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 ——查建英
一、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这个城市的郊区，驱车过去，单调乏味的路上看不见任何标识。入口隐在离公路大约0.1英里的后方，我通常要不断提醒出租车司机留意左边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错过。拐进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属大门，沉重，镶白瓷砖的拱形边框。门内站着挎长枪的警卫。四周的高墙盘满了电网，最大限度的安全设施。在紧邻大门的等候室，我把钱包和手机放进带锁的保险箱，然后出示证件，等候传唤。多年探监下来，警官们都认识我了，但仍对我保持着职业性的疏远。我探视的是我哥哥查建国，一位民主志士，他以“颠覆国家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于一九九九年夏天被捕，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郊外一个朋友家的厨房，喝着现磨的咖啡，浏览那天当地报纸的头条，那是一则关于中国刚刚测试发射导弹的新闻，据说射程可达阿拉斯加。消息最后一段报道了建国的审判。我感到一阵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作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国的所谓颠覆行为，是在中国协助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C.D.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于组建和注册一个独立政党。这一切，建国和他的同道们是以完全公开、和平的方式去进行的。现在他们为此进了监狱。
七年前我刚去探访的那段经历相当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特别许可。三十分钟的会面，两三个警卫一直在建国和我的两侧陪伴，包括一个专职监管“特别”囚犯的“特管处”官员。入狱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剃了“犯人头”，穿着灰底白色斑马纹的粗棉囚衣，由于严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两眼汪着水，手和脸都是浮肿的，指甲呈紫色，明显严重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电话竟然是鲜亮的蛋黄色，就像儿童用的玩具电话。那些日子，我们的交流似乎紧迫而又意味深长。最初几次探视后，我会见了监狱长，他是一位年轻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礼。（“你以为我们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吧？”他笑着对我说。）我跟他讨论了很多有关建国健康状况的话题。几个星期内，我的两个最主要的请求有了结果。建国乘坐一辆重兵押送的封闭厢车，离开监狱前往一家不错的市立医院，在那里接受了身体检查。随后，他被从那个关押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转移到一间不那么拥挤、比较安静的囚室。
四年前，我迁回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监狱探监，成为每个月的例行事务。我试着和坐在等候室“书桌”后的图书检查官谈天。亲属可以给被探视者带书，但必须经过检查官一一把关，所有“不适宜”的读物会被当场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读物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一本《哈维尔文集》却通过了：检查官盯着封面上这个神色阴沉的洋人头像看了半天，却不知道此人是谁。
“会见室”是一间毫无特征、整洁的大房间，几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蓝色椅子安置在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你可以看见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园，两个心型的花床。更远处，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楼，囚犯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每个星期放两次风，每次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看得见看守领着囚犯，一字排开，从那些楼远远地朝这间会见室走过来。
几年下来，我渐渐变成了众多探视亲属当中的普通一员。虽然电话仍被监听，但警卫早就对监视我和哥哥失去了兴趣。时间过得飞快。建国和我像两个不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聊天。我一般先是询问他的健康和大致状况，再报告些亲朋好友的近况。然后，我们可能会谈起他最近阅读的书，或者讨论一下新闻热点，比如伊拉克战争、二ＯＯ八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的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列一张购物单。监狱允许每个犯人每月拥有八十块钱（大约十美元）的零花钱，前来探视的家属也可以在监狱小卖部购买一百五十元的额外食品。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是监狱的一项收入。建国常要我买一盒蔬菜饼干。他在狱中学英语，一位以“台湾间谍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给他些指点。这台湾人的妻子离开了他，从没人来探视。此人特别爱吃这种饼干。
最初几年，我常会问建国他到底有没有挨过打或受过伤。“我和这里所有警官都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进来的，从没有碰过我。我号子里的犯人全都互相打过架，除了和我。他们对我都挺尊重。”他还告诉我：点名时若喊他“犯人”，他从来拒绝答应，看守们也就算了。他反对这种称呼，是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也拒绝干所有囚犯都得参加的体力劳动，比如包装一次性筷子或者类似杂事。但看守们也就随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离开中国。我征询了建国很多次。他不愿意。“我不会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进出自由得到保证，”他坚持。我不再问了。建国再三提起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的困境，在天安门事件后，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一旦离开中国这块土壤，他们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国说。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响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话我终究没忍心说出来。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报道一九九九年C.D.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海外，也只是当时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和人权组织的抗议，但法轮功事件一出来，这桩公案很快就被淹没了。蹲了将近八年大牢之后，建国依旧坚定无悔，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二、
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尽管建国随我父亲，但是我和他之间相差八岁，童年记忆中关于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建国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只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边缘。
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多年后，建国在狱中书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别人家里做客”，感觉自己像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说《红楼梦》里的悲剧女主角，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舅家里，和自己的表姐妹们竞争爱情和关怀。但他母亲——我叫她钟阿姨——说建国从小就胸怀大志。钟阿姨第一次给他讲岳飞的故事，建国仰头看着她，含着眼泪说，“可我太小了，当不了岳飞！”她很震惊。“我没希望他当岳飞啊！”她告诉我。
也许钟阿姨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男孩并非成长在军人家庭，他身边都是学者和艺术家。父亲是一个哲学家，钟阿姨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副校长，母亲是画家，曾拜师齐白石。但建国在一封狱中来信里却形容小学生活“平淡无奇”。给他留下生动记忆的只有一件事：一个周日下午，他在走回学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热烈的语言回忆了一路上怎样和狂风暴雨搏斗，在天地茫茫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湿透，却感受着滚滚雷声和金色闪电之壮美，以及最终到达学校大门时心头的狂喜：他战胜了漫天暴雨狂风，而且是独自一人！
建国不仅阅读量极大，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围棋手。十三岁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骜不驯。学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却不喜屈从琐屑的权力。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我的温馨童年也随着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家里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学，小学里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冲我扔石头，甚至从楼顶上朝我家阳台上丢粪便。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见了他我有时羞涩得说不出话来。
两年以后，一九六八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我母亲煮了一锅又一锅的面条，父亲坐在书房里沉默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好像坐在别人的房子里。十七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他告诉朋友们：父亲的藏书里，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书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亲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包法利夫人》，此后再无影踪。
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去了农村，但并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于压力，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另一些则因为城里无业可就。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令人震惊，大部分知青都幻灭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热度减退，知青纷纷回城，当工人，或者到大学读书，不过当时读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
建国不在其中。他在内蒙古农区干了七年，当了村长，很受农民欢迎。他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来抵得上当地人。他和一个北京同学结了婚，她为他留了下来，两人一起在农村过着自己的日子。村民们虽然对建国尝试的各种“革命实践”毫无兴趣，他诚实温暖、慷慨大度的个性却赢得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戴。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建国最终接受了当地县政府的一个职务，为县委书记巴图工作。起初巴图很赏识这个北京小伙子的才干，可建国后来却批评起巴图来，认为他的一项政策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县里一次千人干部大会上，建国当面指责，让巴图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职，在审查中被定为“四人帮走狗”。他被隔离关禁闭，只能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迁它地，建国才被放出来。他在地方上先后当过各种小干部，但从此再没受到提拔重用。
一九八五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比较文学，暑假回国时去内蒙看他，坐了十八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才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车站。在车站等我的那个人，看起来和其他赶着牛车卖瓜卖土豆的当地农民没什么两样。他穿着很土，一口当地口音，甚至养成了没事就蹲着的习惯。他的动作和眼神迟缓，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穷乡僻壤的印记。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八九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二十年的精神历程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安门的学生游行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女神。
我那时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广场。我们碰到的时候，建国很少说话，不过看得出他内心思绪万千。一天下午，我去见一位广场上的活跃人物，约了他一起去。朋友对我笑脸相迎，请我进他们的帐篷，一群学生领袖正在里面开会。建国跟在我身后刚要进去，朋友却皱着眉头拦住了他：“不行，你不能进来!”我解释说，这人是我哥哥。朋友听了大吃一惊。北京生北京长的建国，如今看起来却像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而一九八九年，领导民主运动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势利态度明确告诉建国：靠边站吧，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没过多久，那场革命不再属于任何人。天安门抗议者们在六月四日的遭遇，表明了公开挑战体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屠杀之后，所有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去看望几位住院士兵——“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雄”，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小说家王蒙，称病住院躲过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著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六四后的清查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象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
在记者和知识分子中间，短暂的兴奋变成了压抑和恐惧。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转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学者转向冷僻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我的一位朋友，某杂志主编，曾经主持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论坛，此后一段他把注意力转向古典音乐和饮食研究。
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六月四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三、
开黑车的司机是一个敦实的男人，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粗犷的脸，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走出监狱小卖部时，他正斜靠在一辆捷达车上抽烟。我是那天最后一个离开的探视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后一口烟，甩掉烟头。
“幸好你还在这儿，”我进车之后对他说：“否则我就得走很远去坐公交车了。”
“我等着你呢。”他边发动车边简短地回答。
我告诉他我在城里的地址。他说：“三十块钱。”我说行，我们就上了路。在那条长长的沥青路尽头，车向右拐弯，开过大堆的建筑材料上了一条公路。从后视镜里看得到不远处一排高大的筒仓耸立在天空下。尽管离城不过40分钟的车路，这里到处都是旧工厂、瓦砾堆、工业垃圾、面临拆迁和“发展”的半荒芜的农庄。我十七岁去插队劳动的村子离此不过几里路。
和每次探视之后一样，我的情绪疲惫而孤僻。我合上双眼打起瞌睡来，直到一阵尖利的喇叭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车，我们已经下了高速公路陷进市区的车流中。车几乎是在蹭着走。大约是下午四点，堵车高峰期开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机忽然问。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司机：“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跟二监的人很熟，我父亲以前在那儿工作。你哥是民主党的，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
“知道，他们想搞多党制嘛。他判了几年？”
“9年，他已经坐了一半了。”
“有没有减刑？”
“没有，因为他不肯认罪。”
司机朝窗外啐了一口：“他们根本就没罪！但是坐牢管什么用？他有没有跟吾尔开西他们联络联络？”
我吃了一惊：吾尔开希是八九学运中一个很有煽动力的学生领袖，在美国流亡数年之后，现在住在台湾：“当然没有！他们怎么可能有联系？”
“那你肯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叫你哥哥出国，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点枪！你怎么才能打得过共产党？只有武装斗争啊！”
“您这观点倒挺有意思，”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惊讶。“不过那样一来中国肯定又要流血打内战、天下大乱。”
“那才好呢！”司机说。
我很震惊：“可真要打起仗来，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老百姓吗？”
“老百姓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机回答说，一脸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当官的和富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堵在长安街上，司机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个工厂里干了二十多年，开始当车工，后来当卡车司机。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们总得给你一部分医疗保险吧，”我说。我想起我的三个高中女同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以前都是工人，都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厂子倒闭被遣散，但后来他们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钱比以前挣得还多，其中两个甚至还买了房子。
“那保险屁都不值！”司机回答。“真生了病根本报销不了。我现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给他们干了20多年，现在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给打发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里这些高楼，满街的餐馆，都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都买不起！”
在长安街的两旁，新的高楼大厦和巨型的广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论建筑和设计，这个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实现了某些地方官的现代梦。北京城里显然有很多钱，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贫富鸿沟也拉大了。我想，建国这种人也许正是这位牢骚满腹的司机这种人所期待的领袖吧。至少他们可以聚集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发泄自己对中国现状的愤怒。
四、
尽管六四屠杀唤醒了建国，那一年他却面临着更紧迫的事情：他得谋生！从法律上说，建国和他妻子都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没户口，没房子，没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没什么技能。有一段时期，他们投靠亲戚，在建国的弟弟建一开办的一所成人教育学校里做临时工。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当会计。学校办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语考试的补习课程。六四事件之后，学英语变得更热门，TOFEL成了申请外国学校的关键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来。这个角色反转实在令人尴尬。两兄弟个性完全不同：在秉性严肃、胸怀大志、刻苦耐劳的建国身边，建一从来像个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小混混”：逃学、泡妞、有钱就花在下馆子和享乐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乱世里，游戏规则迅速变化，这位“花花公子”却如鱼得水。一开始，他想让建国帮他共同经营学校，但建国拒绝了：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看大门的好处就是有的是时间。“他老想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这样跟我议论建国。我真不知道建国给这么个弟弟打工干活内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份工作建国没做多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建国频繁搬家，从一处房到另一处，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办公室和公司杂役。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已经相当充足了，该试着干点大事了。一九九二年后，社会上刮起一股下海热潮，建国也开始折腾起一联串的生意。他倒卖过煤，办过炼油厂，还生产过一种新型稠酒饮料（我尝过，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喝起来就像止咳糖浆），做过商业培训。但无一例外，他总以关门大吉或者辞职不干收尾。到一九九七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有过好几回破产记录了。他的个人生活也很混乱，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又和稠酒厂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内蒙女孩再婚。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后建国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和他女儿继红住在了一起。
那时，继红早已改名为慧怡。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酒店管理，把时间都花在看通俗小说、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却是个极有孝心的女儿。一九九八年她毕业后，在高档的京伦饭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马上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父亲花。建国实在不是经商的料，这一点父女两人心里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于恶性脑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给了建国。建国总算有了一块可以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儿的经济援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八月，我收到建国一封长信，笔调怅惘，充满忧思和怀想。建一死时年仅四十四岁，对建国显然是个震惊和打击。“他走了，我也更紧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国写道。“昨天是我四十七岁生日，我剩下的二十—三十年也会一晃而过？”他开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强命不强。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命运搏斗，咬紧牙，不流泪。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民主理想，退党；为自由理想，辞职，再辞职；为爱情理想，离婚，再离婚。至今是一个在思想上、事业上、经济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现在中国市场低迷、萧杀，企业多数不景气，中国也在风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辈何时才有揭竿而起的机会？”
我记得当读信时心底涌上隐隐不祥之感：建国一点没变啊。在一个四处出击、四处碰壁的生意人的内心，埋伏着一个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伟大业和又一轮时机的到来。
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叫徐文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运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单民主墙。当朋友把徐文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一九九八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克林顿总统来访。于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见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民主党（C.D.P）。徐担任了民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不知是因为无比的英勇还是出于天真，民主党人们决定公开地做一切事情：他们前去民政局为C.D.P.申请注册，在网络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和外国记者交流。开头几个月政府容忍了这些行为，但克林顿走后没多久，六月，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审判开始了。徐文立被判十三年。建国虽未被抓，但每天有四个安全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主党执行主席，并且坚持活动：他召开会议力劝剩下不多的C.D.P党员们稳住阵脚；他在网上发表声明，陈述他的政治观点并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一九九九年六月，当警察最终逮捕建国时，他早已一切准备就绪。那一阵他甚至随身带着一支牙刷。
五、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ík Vaculík在一九七Ｏ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一九九Ｏ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安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一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学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安门事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九十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亡民运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所以，当建国及其同道在一九九八年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坚持不服、拒绝妥协，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一些人，例如建国，曾去经商创业，试图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但一无所获。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监的时候，尽管建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应，所以我努力传达给他一些我所能寻觅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会随之一亮，或者神色庄重。但随着C.D.P越来越少见于新闻媒体，我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二ＯＯ二年底，徐文立这位明星异见人士在圣诞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释放并立即飞到美国。这之后,有关其它C.D.P坐牢成员的报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视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家属聊了一会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为杀人被判了二十年刑。“他开了一个餐馆，别人欠他的钱，”她解释说，“他太年轻、太冲动。”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原委之后，她惊讶极了：“组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个外星故事：“咱们国家还有政治犯啊，我一点不知道！我以为都是为钱关进来的呢。”最后一次我在主流媒体看见C.D.P被提及是在二ＯＯ二年三月，那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条。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翰•卡姆，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商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家。此文以非常轻蔑的口气提到CDP，称它为“由几百个没有牙齿毫无打击力的成员结成的一个组织，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读读而已”。
读到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紧了。被称作极权国家“颠覆者”，C.D.P成员们可以为此自豪。他们也可以原谅没有跟随他们站出来的同胞：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具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英雄气概。但对这讥讽他们无用而可笑的判决，他们会作何感想？这判决竟来自《纽约时报杂志》——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们正是为民主自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一群无牙无力的人写文章给彼此看：这话够残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无牙无力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他们的言论没有传播开去是因为这种言论在中国不被允许传播——但也许这些都无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我不知道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生他的气――他怎么这样傻。他坐在他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风云变幻弃他而去。
六、
“你不能说世界已经遗忘了他，”约翰•卡姆坚持对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哥哥的事。”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约翰来访中国时在此下榻。
约翰•卡姆的中文名字叫康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人权推销员”。他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是个收入优厚的商人，有专职司机替他开奔驰，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区的私宅。但在一九九Ｏ年代中期，他放弃一切，投身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他长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频频会见两国高官权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无可争议的数据、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连哄带劝的游说、名人效应、讨价还价——来确保中国政治犯这个话题不会被人淡忘。
约翰是个声音洪亮的大个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满圣经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会说：正义之河，急流直下，道义之川，强不可阻（意译）。对我关于探视建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约翰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导。如果说建国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关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认，在由各个西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力编辑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国的名字已经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设他身处建国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约翰沉思片刻，给我讲了一个20世纪四十年代末麦卡锡时期，发生在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国，被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证，澄清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委员会为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随后，布莱希特立即飞往欧洲，最后抵达东柏林，对他刚在美国传讯席上的反共证词毫不惭愧。“如果我被捕了，我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的”，约翰对我说：“我会撒谎来保住我的小命。然后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为营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的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却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九五七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七十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阿姨眼里，C.D.P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D.P，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越听越生气！”
那次探视之后，我给钟阿姨讲了韩东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谈话。韩东方是一个工会活动家，在八九事件后被关押。我们碰面的时候，韩已经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电台热线节目。作为异议人士，韩的声誉无懈可击。他在狱中两年受尽折磨，染上重病差点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绝食抗议。韩一点不像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异见人士，他衣着时尚，举止得体，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对自己的过去和弱点颇有反思。韩对中国异议人士群体有不少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咱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吧”，韩对我说，“对这个群体我没什么好话可说。”韩认为很多中国异议人士太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这是一种病，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韩又说，最好不要对正在坐牢的异议人士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熬过监狱生活，你必须调动全力，不断自我激励，确信你自己就是一个英雄。你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来支撑你的精神。你此时绝对无法承受自我怀疑。”
钟阿姨表示接受韩东方的这些意见，她答应不再和建国讨论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服满刑期，健康出狱。”钟阿姨边说边摇头：“出来以后，也许咱们能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不要再进去了。”
七、
自从民主党被镇压之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变得更复杂了。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并且正在逼近德国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预测将会在二Ｏ五Ｏ年赶上美国。中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伴随这种转变的还有中国各地的腐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会福利。胡温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这些问题，出台政策削减农业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措施惩戒以权谋私。但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改变和适应。一方面是饱受社会不公、人数有增无减的弱势群体，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面则是庞大的中层官僚，他们从与商界结成的利益同盟中获利甚丰，因此抵制深层的体制变革。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领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发生。
最近四五年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大，但是呼吁和努力的方式却变得婉转多样，几乎像一门艺术。法制和维权，已经取代了人权这个敏感用语。消费者权益，民工权益，私有财产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每年都有许多媒体新闻记者报道腐败案例，律师为民权案件出庭，学者研究触动历史空白点（诸如中日战争，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书籍。时不时会听见又一个请愿，但在这些请愿书上签名的往往是一组个人，大家都谨慎地避免成立组织。这类行动往往是自发的和零散的，但随着网络的普及，新闻传播更快了，控制信息变得越发困难。在中国互联网上，批评者的声音四面八方此起彼伏，检察官们似乎在和千千万万的小股游击队作战。一个犯忌者被抓住了，却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批评者已经不再像CDP那样容易被抓住、隔离而消灭了。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领导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几年，官方说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构建和谐社会”正反映了一种在国内国际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态度。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了，人民也变得不再那么害怕了。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台面上，中国人谈论政治改革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了。
所以钟阿姨对建国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现状的确正在不断改进。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C.D.P事件。有几位自由派的中国朋友就对我说，正因为有象建国这样的人敢于“以身试法”触犯底线，其他人才会明白究竟他们能够在底线之上推进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卫平所说的：“正因为有了他们，官方才认为我们是温和的。由于他们，我们才不至于坐牢。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该心存感激。”崔是一个文学和电影评论家，她将哈维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还公开发表文章倡议建立公民社会以抗衡极权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国这样的人，但她也说：“真正的变化是在许多微小、被人忽视的地方发生的。创造历史的不是孤胆英雄和精英，而是社会运动。”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是政治改革的强力呼吁支持者，但他也曾对我说，他绝对不会做出C.D.P创办者们那种“傻瓜决定”。他说：“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对西方分析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很有研究，强调行动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也许他们急于创造纪录，想成为在共产党中国公开成立第一个反对党的人。如果这是他们的动机，这种人性弱点属于我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那一种。”和建国一样，徐当年也曾是红卫兵，他写的文革回忆录坦诚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种种幻象。徐将回忆录题赠建国，托我探监时带去。不出所料，此书没能通过监狱书籍审查官那一关。
如果说徐友渔是教育者，建国则是实干家。C.D.P的所有成员都是实干家，但历史对他们并不慈悲。记得某位中国企业家说过：“走在众人前面一步的人是领袖，走在众人前面三步的人是烈士。”C.D.P的成员正是这样的烈士。我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老话来自我安慰。但建国有时确实象骡子般固执简单，对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视灰色地带，更别说中国今天的现状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难以名状。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想起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的评语：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现在，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不大对头。我曾与林培瑞（Perry Link）谈起过魏京生。林培瑞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而魏则是建国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国民运中一个传奇人物。一九七八年，魏只是一个二十八岁的电工，却居然有胆量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要求民主，直斥邓为独裁者。更为荒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却居然是“泄露国家机密”，换来十五年的刑期。漫长的监狱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动摇魏的信念，刚获释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运，不久再度入狱，被判十四年。两年后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飞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中国政府抗争。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国改革所迷惑，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改变其真正本质。但其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是魏京生。随着时光流逝，许多魏当年的崇拜者都认识到魏对中国的看法是一成不变和简单化的。事实上，共产党远比魏京生身段灵活，更加能够与时俱进。
我把自己对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诉了林培瑞：我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深切的正义感，但很难赞同他们对自己观点那种近乎宗教式的确信。林培瑞说：“魏京生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着一极。”
我想：是啊，哥哥已经冰冻了，他的世界观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了。他将一堆巨大复杂犬牙交错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万恶之源：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罪恶就会被根除。他被关进监狱，而他也把世界关在门外，充耳不闻那些可能动摇自己信念的声音，闭眼不看那个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却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真实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说得对：象建国这样的人代表着一极。当然，那些将他关进监狱的人，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我有一位在北京开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朋友叫刘歌，就爱这么提醒我：“历史上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多党制的国家，所有顽固坚持一党制的国家，最终都将失败。结论很明显：民主使一个国家强大，独裁只会使一个国家失败。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的确干得不错。问题是他们至今无法面对自己丑陋的过去，无法承认正是他们从大跃进到文革，把中国搞得这样百孔千疮。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这样激进的批评者。”
不过，我渐渐不愿只从中国政治这个角度来评价建国。我不愿把哥哥看作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筹码，而宁愿把他看作一个身有瑕疵但令人钦佩的人。哥哥身上有一种品质的确不同凡响：为了理想他可以拒绝妥协，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劳瑞•西格尔（Lore Segal），曾听我反复说起建国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就用二ＯＯ五年那部“企鹅的远征”的纪录片来打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建国究竟是一个傻子还是一个英雄，也许这问题无关紧要。他行动的道德涵义早已远远超越了他行动的效果。通过坚守承诺，他已经求仁得仁，此生无憾。有一次探监时我对建国提起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温铁军，如今是三农问题专家，最近还获得官方的特殊嘉奖。建国回应道：“那很好啊。他是体制内改革派，我是体制外的。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推动改革。我没有受过足够的系统教育，但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起作用。”说到这，建国向我微笑：“性格决定命运。你要记住：你哥哥是一个简单、老式、过时、固执的人。一旦我下定决心，我会坚定不移。”这几年来，他掉了许多头发，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发作在他前额上留下几块疤，但他的神色却比以往越发安详宁静。离刑满只有一年多了，建国开始谈论还有多少书他想在出狱前看完。“真的，这里其实不错，”他竭力让我放心，“我会在二ＯＯ八年出去，如果那时你在北京，我们可以一起看奥运会。”我们谈起了几个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师。“我很高兴他们能这样成功，”建国由衷地说，“但是，人各有志。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主，总得有一些人甘愿为此流血牺牲。看看人家南韩，还有台湾，多少次的镇压，抓过多少政治犯。但是，一波接着一波总有人站起来，前仆后继，他们是用生命铺平了那条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国目光坚定、姿态豪迈，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13亿人口，我们总该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吧。”
[此文英文稿 Enemy of the State: The Complicated Life of An Idealist 原载美国《纽约客》杂志2007年4月号]
回忆二十年前的莫斯科之行
胡发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俄罗斯的昨天与今天”一文说到，在彼得堡一个墓园里，埋葬着列宁的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兄弟。在同一座公墓里，“还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家日丹诺夫，也有非斯大林化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有中国的流亡者王明和他的夫人孟庆树。”如果不是转载时的出错，作者一定是记错了。赫鲁晓夫的墓地不在彼得堡，而是在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因为笔者曾经在１９８７年夏天到他的墓地拜访过，“瞻仰”过他的石雕遗容，还拍下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附在本文中与网友分享。
那次去莫斯科，是刚从美国拿到学位后，去出席国际宇宙线大会，我在会议上遇到了几个从国内去出席会议的人员，不谋而合都有兴趣去看一看这个被我们骂了二十多年的修正主义头子的坟墓。于是向出席会议的苏联朋友打听后前往。墓地很大，据说这里不是党国领导人“鞠躬尽瘁”之后享受祭祀的去处，因为赫鲁晓夫并未死在任上，属于被赶下台的“退休人员”。不过墓地的“级别”看起来还是不低。本人因为不懂俄文，未能认出大部分墓碑上的人名，不过从那些墓碑的造型和气派可以看出，埋葬在这里的多是有来头的人物，例如一位死者的宽大墓碑上，铭刻着长长的一串数学符号，仔细辨认，才看出那是著名的数学家彼得罗夫斯基院士，微分方程的权威，当过列宁格勒大学的校长。赫鲁晓夫的墓碑是由黑白两色的石块堆成，他的头像则是黑色石雕，被摆在墓碑的上部。墓前的地基上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份：１８９４－１９７１。在笔者看来，黑白两色的石块适当地象征了墓主人这样一个具有鲜明的二重性的人物——举起他的右手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打击斯大林的追随者，又举起他的左手压制自由化的浪潮、对着西方媒体声称要“埋葬资本主义”。赫氏的头像，安放在这两种颜色的石块之间，象征着他是一个处于两个时代——俄罗斯的昨天与今天——转型期的人物。
这个转型期，如果从斯大林逝世算起，到苏联解体为止，延续了四十年。笔者１９８７年去莫斯科的时候，正是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戈巴乔夫时代。可以说那是“昨天”行将告终，“今天”尚未来临的方死方生的关头，有若干值得追忆的小故事反映了这样一个大时代的特点。
那次国际宇宙线大会，是苏联实施改革、开放后开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由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主办，看得出来苏联政府是十分重视的，把会议安排在据说是莫斯科的唯一招待西方人士的豪华大饭店内举行，似乎就是胡发云和他朋友入住的“宇宙饭店”，当时是普通莫斯科市民不得随便出入的场所。开会期间，可以看到出席会议的苏联人员凭会议的出入证带着家属进入“禁区”，带着好奇的眼光来见识“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这也许是他们当时能够趁机享受到的一小点“特权”。看在笔者眼里，自然联想起了出国前国内的“友谊商店”，那也是中国人不得入内和消费的地方。其实细心的人还是可以发现一丝异常——苏联本国人都不会光顾饭店内的小卖部和餐厅，大概是有“内部纪律”规定的。这样的场景，天真的美国来的同事浑然不知，哪里会想到社会主义国家有这些“不能授人以柄”的内部规定。
在饭店里的餐厅就餐，环境安静优雅，还有乐队演奏音乐，同我在另一个地方的就餐经历判若天壤。那就是胡发云文章中提到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说起展览馆，这是苏联常年向人们展示他们国家建设成就——现在叫做“政绩”——的一个地方，这个办法也被五十年代的中国所拷贝，展览场所就叫“中苏友好大厦”或“中苏友好宫”之类，而且一律都是仿苏联式的建筑，如胡文所说“宽阔的广场，美丽的喷泉，华丽的穹顶，光洁的地面，还有那些精致又气派的雕塑。”上海和北京的“中苏友好大厦”都有着克里姆林宫那样的镏金尖塔，塔顶上有闪闪发光的红星。六十年代中苏分裂，这些展览馆改名成了“北京/上海展览馆”，年轻一点的人，除了知道那里有“莫斯科餐厅”之外，已经不知道它们的“出身”。“莫斯科餐厅”是文革中失意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出没的地方，比别处的餐厅多了一份“贵族气”。然而１９８７年在正牌的莫斯科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的餐厅，却令我想起了文革期间中国大街上常见的老百姓饭馆：饭店里没有椅子，只有桌子，上面堆满了用过的餐具，没有人来收拾。就餐人要排队拿号，再排队领饭菜——没有任何挑选，只有面包加一碗有两三块鸡肉的汤。那一餐我坚持同苏联人民“同甘苦”：花了两个小时才领到自己的一份午餐，然后站着用十五分钟吃完，把餐具往桌子上一扔走人。
物质的匮乏不仅在普通百姓的饭馆里看得出来，仔细观察的话，即使在我们的会议上也可以感受得到。会议的供应显然是政府千方百计重点保证的，即使如此，招待会上的水果明显的不新鲜，属于那种美国的超级市场上减价的过期货，美国去的同事们很少碰它，大部分被苏联的会议参加者享用，因为香蕉一类的热带水果，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有钱也是难以买到的。苏联地处北国，香蕉稀少或许可以理解。令我的美国同事不可理解的是，要喝饮料却常常找不到开饮料的扳手——当时的苏联，还没有进入易拉罐时代，饮料都是玻璃瓶装，金属的封盖，没有扳手打不开。然而扳手却掌握在负责招待会的服务员领班手里，喝饮料要找到服务员，由她去找领班帮你打开。这种美国人不能理解的现象，我这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却觉得像回到文革中的祖国一样“亲切”：扳手这种小商品，不珍贵，但是紧缺，如果任人取用，很快就会不翼而飞。记得六七十年代有一段时间，中国城市里的自行车铃盖成了紧缺物资，人们在公共场所停放自行车时必须把铃盖拧下来随身带走，否则就会被人偷走。在莫斯科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竟然观察到了不止一种的“铃盖现象”，例如，莫斯科市民当时已经有少数有私人汽车，但是停在路边的汽车前窗上几乎总是没有雨刷的，而开着的汽车都有雨刷！可以断定，雨刷在苏联是一种紧缺商品。为了证实我的猜想，我问了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汽车司机，他告诉我，不光雨刷常被人偷走，而且还指给我看，使馆从德国进口的“奔驰”车头、车尾上的商标，也被人撬走了。
我怎么会认识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汽车司机呢？说来也是一段有趣的经历。我从美国和同事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被安排进会议主会场所在的豪华饭店。每天的房费是几百美元。在会上认识了从中国来参加会议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安排住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宿舍住，每天只付一个卢布的房费。原来会议组织者是按照参加者所在的国家来安排住宿的——来自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住大饭店，付高房费；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人，住莫斯科大学学生宿舍，免费；中国当时不属于“兄弟国家”，但戈巴乔夫当时正设法向中国表示善意，所以享受“准兄弟国家”待遇，住学生宿舍，收一个卢布房费。于是我拿了自己的中国护照去找大会组织者，他看了我的护照后，二话没说，就派车让我搬进了莫斯科大学的宿舍。更有趣的是，我的邻居是香港来的教授，他住着同我一样的房间，每天却要付二十个卢布。
莫斯科大学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很近，国内来的朋友告诉我，使馆欢迎所有路过莫斯科的中国人在他们那里搭伙，一天三餐，只要十七美元，但必须付美元。于是我就可以经常进使馆吃到中国口味的饭菜了，由此也认识了几个使馆的工作人员。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占地很大，院子里有花园池塘，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期间盖了很多楼房来接待大量的访苏人员，六十年代后就空置在那里。改革开放以后，上边允许使馆利用这些宿舍来搞“创收”，他们就用来招待所有拿中国护照而且有美元的人。我猜想，这些创收的美元，是不必上交的，使馆上下的工作人员多少都有份，可以用它买到西方的高档商品。这就是当年中苏两国的差距：当苏联人还在按国际政治和外交上的亲疏远近安排各国客人的时候，中国的政府机构已经懂得了手里的国有资产的市场价值，并用它来为自己牟利了。
莫斯科大学，在笔者中学时代，可是大家心目中的最高学术殿堂。就如今天哈佛、剑桥在中国学子心目中的地位一般。如今就住在这所大学里，又正值暑假，会议休息期间就到处转悠近距离观察校园。我发现，这所大学的所有教室、实验室以及学生宿舍好像都集中在那一栋庞大无比的主楼里。主楼建在俯瞰莫斯科的列宁山上。某日无事，就同来自美国和中国几位朋友转到了主楼的最高层，那里是一个矿物展览室。不知是谁，注意到房间的一角有一个小门，内有电梯，可以到达大楼的穹顶，于是就擅自乘电梯到达穹顶，而且爬到穹顶的外面饱览莫斯科的景色。可是等我们从电梯回到矿石展览室，就发现有好几个穿制服的人等着我们了，想必有人报告了“保卫处”，他们通过翻译对我们一一盘问，直到弄清我们确实是会议的参加者，纯属好奇误闯禁区，才让我们离开。事后听说，那个电梯是苏联本国人都不能随便乘坐的。
１９８７年，在苏联历史上，似乎是平淡无奇的一年，共和国卫士们一如既往地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辖区的每一个角落，莫斯科红场上列宁墓前的卫兵，迈着庄重、缓慢的正步上岗、下岗，几十年如一日，看不到任何终结的迹象。即使是物资短缺，也早已是苏联人生活中的常态。世界上最权威的苏联问题专家也没有能够预见到这个庞大的帝国此时已是夕阳西下，离开它轰然倒塌，只有四年时间了。
这就是笔者二十年前对于苏维埃帝国在落日余晖中的一瞥。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五日于美国马里兰州
和连长
〔此文写于１９９４年末，最初刊登在 1994 华夏文摘 cm9412b。所写的和连长是我在解放军十四军四十二师１２4团学生连“接受再教育”时的连队首长。时间是１９６９年初到１９７０年五月，地点在西双版纳自治州勐海县城外五公里的部队农场，附近有个傣族的寨子，记得叫做曼吕，所附的照片就是这个寨子，将近四十年了，很有原生态风味。〕
我不是云南人，也没到过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但我在云南生活了十年之久，认识许多纳西人。十月初的时候，ＰＢＳ（美国、加拿大的非营利性的电视教育频道）播放了两天题为《云之南》（China Beyond the Clouds）的节目，是一部介绍丽江纳西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生活的纪录片。听着电视中警察宣读逮捕证和教训“少年犯罪分子”的那种带有浓重口音的“丽江官话”，我就会想起那些纳西族的熟人来。其中头一个想到当然是和连长。
和连长就是这样说话的，把“林彪同志”说成“离彪徒子”。那时候我们在西双版纳边防部队接受再教育，一百多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被编成一个连，连排长由部队派下来，连长姓和，纳西人，有十几年军龄，已经升到营级了。营级干部来做连长，大概是觉得官小了镇不住大学生。
和连长是我接触的第一个纳西人。当我们从昆明晓行夜宿坐了五天车到达目的地时，他给我们的再教育第一课是这样的：“你们前天过思茅，‘要过思茅坝，先把老婆嫁’这句话听说了没有？你们没有老婆那就更好，将来就在这方圆三十里内分配工作！”对男生他说：“接受再教育期间不要考虑个人问题，三只脚的蛤蟆难找，两只脚的婆娘还怕找不到吗？”对女生中穿裙子的，他说：“今天第一次见面不怪你们，今后不要再穿这种资产阶级的东西，妨碍劳动。”果然，我们后来几次与战士同看《列宁在十月》的电影，每到银幕上出现芭蕾舞的时候，放映员就会把镜头遮掉，直到音乐停了，才重新亮出银幕。看起来，女人的腿在学校里尚可容忍，部队里是不能暴露的，哪怕是一节小腿。
据连长说，这些都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山沟里出来的马列主义才是真马列主义”。当时我们这些大学生刚踏进社会就是臭老九，不管原来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经过学校军宣队和工宣队的七斗八斗，都懂得处在这种地位，最要紧的是“诚恳度要高，诚实度不能太高”，所以个个都说连长说得对，从此要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安心扎根边疆一辈子。
和连长很喜欢考我们大学生。沼泽地里开荒种菜，怎么把水排走知道吗？我们都老老实实回答说不知道。他告诉我们要挖沟。果然，几天后干土就露出来了。连里买来了牛改善生活，怎么杀知道吗？大家面有愧色，又是不知道。他找个胆大体壮的同学，教他拿大锤朝牲口的眉心间来一下子。那牛果然一声不哼就倒了下去。每当这种时候，平常不苟言笑的和连长就会象孩子一般高兴，而我们也慢慢从心里开始佩服起连长来。没有他的指导，我们这些大学生如果被抛弃在这原始森林中，真不知道怎么生存下去。
连长大概最多上过中学，能把大学生考倒，实在是很得意的事。于是大学生把麦苗当韭菜的故事就在我们所属的部队里流传开来。有一次他又来考我们，“原来我们驻在滇西的时候电灯又白又亮，换防到这里以后怎么变得又红又暗了呢？”我们都说大概是这里电压不足的缘故吧。连长笑道：“哈哈，你们又错了不是？滇西那里是水力发电，水是白的，发出电来也是白的，所以灯泡发的光也是白的。这里是火力发电，火不是红的吗？那电到了灯泡里还能不红？”我们那时虽然同和连长已经混熟，但是还没有人忘形到给他上电学知识课。
熟了之后，连长也喜欢同我们聊天。他喜欢跟我们讲自己的民族。据他说，纳西族有“木”、“和”两大姓，木姓的是贵族，姓和的呢？木字戴个斗笠，再背个背篓，就成了和字，一看就知道是木家的奴隶。不过再往下讲，连长就忘记阶级分析了。“我们纳西族宋朝就出过状元，杭州城里现在还有个‘木’家，那就是我们纳西状元的后代。”接着他就能举出一大串名字，那都是在昆明、北京当教授学者的纳西人，甚至还有在美国做了教授的。他的话大致不错，在我后来认识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人士中，纳西人明显比别的民族要多。
一年半之后，各地的武斗平息下来，我们再教育也告一段落，分配工作了。当然并没有在方圆三十里内分配，大部分都去厂矿、学校。比起其他几个派下来的干部来说，连长平常是最严肃的一个，但对我们的离去，却最为伤心。临行时，当我们的汽车开动时，和连长竟然哭了起来，而且很快就变成了嚎啕大哭。实在让大家大吃一惊。
然而，一年多之后，和连长又让大家吃了一惊。据部队里来的消息说，和连长“犯了错误”。原来有一个驻地附近的女青年有一天到营房去，据说是找她的相好，那相好恰好出差去了，于是隔壁的和连长就留下她过了夜，第二天离去时还给了她十多元钱。不料她却跑到团部去告了一状。
这种事在部队里，按副统帅的说法，是偷鸡摸狗，属于“小节”，和连长一向人缘不错，又是少数民族，所以团部迟迟未予处理，也许想让它不了了之算了。谁知道这一拖却害了和连长。几个月之后，中央有文件下来，要“严厉打击奸污知识青年的坏分子”。而那个女青年正是插队落户的知青——和连长撞到枪口上了。他的未结的案子被上级派下来的检查组发现，罪名变成了“破坏上山下乡”，由军部直接从严处理：开除军籍，遣送回乡。
每当我们再教育的“难友”相聚时，和连长总是大家的话题。自从和连长“犯了错误”之后，谈到那几个工作分配得比别人好的女同学，众人的眼神里不免多了几个问号。
□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４日写于加拿大
Thursday, November 13, 2008
也谈译名的大陆和海外腔
〔此文发表于１９９３年１月，是为了回应题为“‘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的来信，该信附在文章后面。这是本人发表在网络上的较早的一篇文章，有中文网络早期的文风，也反映当时网民感兴趣的话题。〕
《华夏文摘》九十二期上的黄梁先生来信“‘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一文提出了大陆和海外译名差异的问题。笔者在阅读中外书刊时对人名和地名的译法也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现象，愿意贡献出来作为闲聊的谈资。
黄梁先生说，中国大陆翻译界多年来形成了两条原则——“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从黄先生的文章前后文来看，这个“大陆”是相对于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而言的，也就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不过据我看来，这两条原则是早已有之，并不是大陆翻译界形成的。例如黄先生所举的“耶稣”、“立陶宛”、“塞尔维亚”这些人名、地名都是四九年之前就通用的了。可见当时的翻译界也懂“名从主人”的道理。
当然，黄梁先生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是大陆翻译界多年来对这两条原则执行得比较好。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要感谢大陆社会的一元化性质。新的外国名词总是由中央的报刊先登，它们的译法自然具有权威性质，其他报刊无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全国很容易做到“书同文”。记得五十年代的书报，都把非洲国家“莫三比克”写成“莫三鼻给”。对于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来说，原来的译名确实不雅。后来几乎一夜之间，一律改为前者。一元化的这种优越性，是不可抹煞的。
不过，一元化的缺点也不可不察。一个新名词，一出现就给它定一种译法，没有比较和选择，是否一定最好？比如 computer 一词，大陆翻译界的译法是“计算机”，但带“海外腔”的“电脑”这种译法现在已取代了它。又比如 San Francisco 大陆翻译界统一译为“旧金山”，这是当年老华侨的“海外腔”，新的“海外腔”称之为“三藩市”，似乎更接近“名从主人”的原则，也渐为大陆人士所采用。可见，“一国两译”未必一定是坏事。
“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两项原则，也有相互冲突的时候。就说英文 John 这个常见的名字，如果我们遵守“名从主人”原则，似乎应当译成“江”或“强”之类的音才对。对于“约定俗成”的“约翰”二字，笔者一直不解。后来听电台介绍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播音员将他的名字念成“哟汉”，才恍然大悟这个发音原来是取道德文 Johann 转过来的。想来是哪位爱国心切的德籍传教士或我们不谙英文的留德前辈，贸然将英文名字按德文发音翻译，铸成此历史性错误。（后来看了有关基督教在中国传布的历史，知道最早到中国来传布圣经的人多来自欧洲大陆，如利玛窦、汤若望，他们带来的圣经大概是拉丁文和德文的，自然把John 这个圣经中的名字按他们的发音译成“约翰”。）
有时“名从主人”自身还会打架。英国的 Cambridge 现在都译成“剑桥”，早先也有译成“康桥”的，如徐志摩的名诗就叫“再别康桥”，可见这种译法也相当流行。广东人说，“剑”就是 Cam 这个音。北京人说，“康”才接近 Cam 这个音。两种译法都有根据。如果以普通话为标准，那么“康桥”应是正统。以广东人为主的海外华侨称“剑桥”是自然的，而大陆翻译界为什么采用“海外腔”，有待饱学之士指点迷津。
六十年代美国有位总统名叫 Johnson，曾下令轰炸河内，当年在大陆这是个臭名昭著的名字，新华社外文部的专家一定为他的译名费过一番思量。按“名从主人”原则，似乎应该译成“强森”，大陆翻译界的办法是，前半个名字译成了“约翰”，再加一个“逊”字，聊表“名从主人”之意。而台湾通行的译法是“詹森”，倒是更符合“名从主人”原则。
说到这里，不禁想顺便请大家注意大陆和台湾在译名上的一个差别。（当然，台湾的译名不如大陆那么统一和规范，这里只举他们的通用译法。）以美国历届总统为例，杜鲁门是四九年前就当总统，所以大陆、台湾用同一译名。此后便分道扬镳，艾森豪威尔，台湾砍成艾森豪三个字，肯尼迪在台湾叫做甘乃迪，约翰逊——詹森，尼克松——尼克森，卡特——卡特，里根——雷根，布什——布希，克林顿——柯林顿。从这些名字的对比，可以看出台湾的译名除了也遵守前面提到的两原则以外，似乎还多一条：他们倾向于给外国人一个中国化的名字，你看，艾、甘、詹、雷、柯都是常见的中国姓氏。比较而言，大陆的译法似乎更注意“夷夏之分”，让人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外国人。比如“基辛格”这个名字，一见就知道是外国人，但是他的台湾译名“季辛吉”就不那么明显了。
如果再查一下旧的书刊，就会明白，这种给外国人译个中国名字的做法，并不是台湾翻译界在海外的创造，而是从四九年前的大陆翻译界那儿承袭过来的。看一看从四九年前沿用下来的外国名人，多半是有中国姓氏的。不信你数：肖伯纳、卓别麟、华盛顿、林肯、杜勒斯、罗斯福、马歇尔、魏德迈、史迪威、戴高乐、史大林。甚至革命导师列宁的名字，最早的时候，也被译成“李林氏”、“李宁氏”。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界，是当时译介苏俄文学的主力，他们也把许多俄罗斯人名冠上中国的姓氏：高尔基、戈果理、普希金（或译普式庚）、柴诃夫。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将领夏伯阳，这个名字译得实在中外莫辨，如果按“名从主人”的原则，他的名字应译成恰巴耶夫。
这种做法，只要忠实于原来的发音，倒也有利无弊。比如尼克松先生当初如果译为倪可颂，今天称呼起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岂不更亲切些？但有时为了迁就中国式的姓氏而有违“名从主人”的原则，例如主张和平演变的杜勒斯先生，本应译作达勒斯，却让他加入“杜氏宗亲会”，不免荒唐。也许是这个原因，四九年后的大陆翻译界，不再沿袭这种做法。只按“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两条办事，省了许多麻烦。
由此可见，有些黄梁先生所认为的“海外腔”，比如将撒切尔夫人叫做佘彻，其实是四十年代、三十年代或者更早的中国大陆翻译界的传统。当时翻译界大约还有点多元，即使是“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也只是一种共识而已。至于给外国人一个中国式的名字，不如说是“适者生存”的淘汰结果。比如一个新冒出来的外国名人，各报刊起初可能有各自的译法，但最容易被“普罗大众”记住的，往往是比较接近中国人名的那些译名。于是丘吉尔、张伯伦一类的名字就得以普及和流传下来，而文人也从中学到了如何将人名译得便于上口的诀窍。
大陆上的译名一般没有这样的演变过程。记得文革前文艺界就已经展开了对修正主义戏剧理论的批判，这个理论有个长得吓人的名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看《人民日报》的时候要多读两遍才记得住它。到了文革中，工农兵大刀阔斧把这个“又臭又长”的体系砍剩下“斯坦尼”三字，声讨起来又省事、又顺口。从此大多数人只记得“斯坦尼”而忘了那个“斯基”，连报上也不用那个标准的长名字了。不过，这是看在工农兵的面上，类似的例子几乎没有。
依笔者之见，外国的主义带上“中国特色”之后便成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选择，外国的名字让它带点“中国特色”便于中国人民记忆有何不可？
最后要声明，笔者完全同意黄梁先生的规范化主张。只是觉得规范化应有一个过程，有点选择的余地，其中“海外腔”也应有一席之地，而不是由新华社的专家一锤定音。
□ 刊登在 1993年 华夏文摘 cm9301e.
附：“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 —— 黄梁
把世界上其他语言译成中文时，要遵从哪些规则？这是个太大的题目。其中有一个小的部分，是关于人名和地名的汉译所应依从的原则，较易于浅谈，也并非不重要。
人名、地名的翻译要有点规则，这一点可以不用争论——如果翻译者个个自出机杼，结果会把原来只有一个名字的人和地方在译文读者面前变成有两、三个或更多的名字。
可以一争的是：要遵从怎样的规则？在中国大陆翻译界多年来形成的两条原则——“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是合理并有通行力、因而宜于秉从的。
约定俗成的原则，适用于那些已被沿用数十年的译名。即使它们有悖于“名从主人”的原则，也不宜再改，以免越描越乱，其例如“肖伯纳”之不必改译为“伯纳德•肖”。
这个原则说来简单，做起来却有不容易之处。盖海外华人百十年来先后来自闽粤、港台和普及了汉语普通话的大陆，在翻译方面造成或带来的“约”和“俗”自有不同。当此海峡两岸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汇合之际，在文字方面有撞击，待统一。翻译标准和规则的统一也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如果彼此能在“名从主人”的原则上取得共识，会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名从主人，是说凡人名、地名中用音译（最为多见）者，应当选择其发音最贴近斯人斯地所属之本族语发音的译名，而不应取道其他语文（主要指英文）转译。例如“耶稣”不得从英文发音译为“吉萨斯”，就不只是从习俗的缘故，更是由于这一译名合乎拉丁语中此名的发音。按同样的理由，“齐奥塞斯库”比之“寿西斯
古”，“叶利钦”比之“亚尔琛”或“叶尔钦”、“布什”比之“布殊”、“立陶宛”比之“列修维尼亚”、“塞尔维亚”比之“塞比亚”……，皆更经得起推敲。
这点儿议论可能不获同意。反对者的理由也许是纯在翻译理论和技术方面。上面的一点文字，从翻译专业的角度来看，不啻挂一漏万的闲聊，很可能失于周密，倘能作为引玉之砖屑，已是小材大用。
反对者的理由也许涉及海外汉语体例风格向哪一方靠拢或看齐的问题。笔者不揣冒昧，愿就此再瞎聊一、两句，得罪之处，看官且原谅则个。依在下之见，如《华夏文摘》、《中国之春》和《新闻自由导报》这样的刊物，既然愿意发展国内读者，亟宜力戒在语言文字方面让自己和服务对象之间生出不必要的隔膜。我们要常
记着：在海外的人比在大陆的同辈多的是言论自由，却并不只因此便比别人见识高。言语和行文时的海外腔，用来适应眼前环境（其实这个环境也非不可变）则可，若要用它来作装饰，则不如不要，因为其弊大于其利
《华夏文摘》九十二期上的黄梁先生来信“‘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一文提出了大陆和海外译名差异的问题。笔者在阅读中外书刊时对人名和地名的译法也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现象，愿意贡献出来作为闲聊的谈资。
黄梁先生说，中国大陆翻译界多年来形成了两条原则——“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从黄先生的文章前后文来看，这个“大陆”是相对于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而言的，也就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不过据我看来，这两条原则是早已有之，并不是大陆翻译界形成的。例如黄先生所举的“耶稣”、“立陶宛”、“塞尔维亚”这些人名、地名都是四九年之前就通用的了。可见当时的翻译界也懂“名从主人”的道理。
当然，黄梁先生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是大陆翻译界多年来对这两条原则执行得比较好。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要感谢大陆社会的一元化性质。新的外国名词总是由中央的报刊先登，它们的译法自然具有权威性质，其他报刊无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全国很容易做到“书同文”。记得五十年代的书报，都把非洲国家“莫三比克”写成“莫三鼻给”。对于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来说，原来的译名确实不雅。后来几乎一夜之间，一律改为前者。一元化的这种优越性，是不可抹煞的。
不过，一元化的缺点也不可不察。一个新名词，一出现就给它定一种译法，没有比较和选择，是否一定最好？比如 computer 一词，大陆翻译界的译法是“计算机”，但带“海外腔”的“电脑”这种译法现在已取代了它。又比如 San Francisco 大陆翻译界统一译为“旧金山”，这是当年老华侨的“海外腔”，新的“海外腔”称之为“三藩市”，似乎更接近“名从主人”的原则，也渐为大陆人士所采用。可见，“一国两译”未必一定是坏事。
“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两项原则，也有相互冲突的时候。就说英文 John 这个常见的名字，如果我们遵守“名从主人”原则，似乎应当译成“江”或“强”之类的音才对。对于“约定俗成”的“约翰”二字，笔者一直不解。后来听电台介绍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播音员将他的名字念成“哟汉”，才恍然大悟这个发音原来是取道德文 Johann 转过来的。想来是哪位爱国心切的德籍传教士或我们不谙英文的留德前辈，贸然将英文名字按德文发音翻译，铸成此历史性错误。（后来看了有关基督教在中国传布的历史，知道最早到中国来传布圣经的人多来自欧洲大陆，如利玛窦、汤若望，他们带来的圣经大概是拉丁文和德文的，自然把John 这个圣经中的名字按他们的发音译成“约翰”。）
有时“名从主人”自身还会打架。英国的 Cambridge 现在都译成“剑桥”，早先也有译成“康桥”的，如徐志摩的名诗就叫“再别康桥”，可见这种译法也相当流行。广东人说，“剑”就是 Cam 这个音。北京人说，“康”才接近 Cam 这个音。两种译法都有根据。如果以普通话为标准，那么“康桥”应是正统。以广东人为主的海外华侨称“剑桥”是自然的，而大陆翻译界为什么采用“海外腔”，有待饱学之士指点迷津。
六十年代美国有位总统名叫 Johnson，曾下令轰炸河内，当年在大陆这是个臭名昭著的名字，新华社外文部的专家一定为他的译名费过一番思量。按“名从主人”原则，似乎应该译成“强森”，大陆翻译界的办法是，前半个名字译成了“约翰”，再加一个“逊”字，聊表“名从主人”之意。而台湾通行的译法是“詹森”，倒是更符合“名从主人”原则。
说到这里，不禁想顺便请大家注意大陆和台湾在译名上的一个差别。（当然，台湾的译名不如大陆那么统一和规范，这里只举他们的通用译法。）以美国历届总统为例，杜鲁门是四九年前就当总统，所以大陆、台湾用同一译名。此后便分道扬镳，艾森豪威尔，台湾砍成艾森豪三个字，肯尼迪在台湾叫做甘乃迪，约翰逊——詹森，尼克松——尼克森，卡特——卡特，里根——雷根，布什——布希，克林顿——柯林顿。从这些名字的对比，可以看出台湾的译名除了也遵守前面提到的两原则以外，似乎还多一条：他们倾向于给外国人一个中国化的名字，你看，艾、甘、詹、雷、柯都是常见的中国姓氏。比较而言，大陆的译法似乎更注意“夷夏之分”，让人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外国人。比如“基辛格”这个名字，一见就知道是外国人，但是他的台湾译名“季辛吉”就不那么明显了。
如果再查一下旧的书刊，就会明白，这种给外国人译个中国名字的做法，并不是台湾翻译界在海外的创造，而是从四九年前的大陆翻译界那儿承袭过来的。看一看从四九年前沿用下来的外国名人，多半是有中国姓氏的。不信你数：肖伯纳、卓别麟、华盛顿、林肯、杜勒斯、罗斯福、马歇尔、魏德迈、史迪威、戴高乐、史大林。甚至革命导师列宁的名字，最早的时候，也被译成“李林氏”、“李宁氏”。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界，是当时译介苏俄文学的主力，他们也把许多俄罗斯人名冠上中国的姓氏：高尔基、戈果理、普希金（或译普式庚）、柴诃夫。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将领夏伯阳，这个名字译得实在中外莫辨，如果按“名从主人”的原则，他的名字应译成恰巴耶夫。
这种做法，只要忠实于原来的发音，倒也有利无弊。比如尼克松先生当初如果译为倪可颂，今天称呼起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岂不更亲切些？但有时为了迁就中国式的姓氏而有违“名从主人”的原则，例如主张和平演变的杜勒斯先生，本应译作达勒斯，却让他加入“杜氏宗亲会”，不免荒唐。也许是这个原因，四九年后的大陆翻译界，不再沿袭这种做法。只按“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两条办事，省了许多麻烦。
由此可见，有些黄梁先生所认为的“海外腔”，比如将撒切尔夫人叫做佘彻，其实是四十年代、三十年代或者更早的中国大陆翻译界的传统。当时翻译界大约还有点多元，即使是“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也只是一种共识而已。至于给外国人一个中国式的名字，不如说是“适者生存”的淘汰结果。比如一个新冒出来的外国名人，各报刊起初可能有各自的译法，但最容易被“普罗大众”记住的，往往是比较接近中国人名的那些译名。于是丘吉尔、张伯伦一类的名字就得以普及和流传下来，而文人也从中学到了如何将人名译得便于上口的诀窍。
大陆上的译名一般没有这样的演变过程。记得文革前文艺界就已经展开了对修正主义戏剧理论的批判，这个理论有个长得吓人的名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看《人民日报》的时候要多读两遍才记得住它。到了文革中，工农兵大刀阔斧把这个“又臭又长”的体系砍剩下“斯坦尼”三字，声讨起来又省事、又顺口。从此大多数人只记得“斯坦尼”而忘了那个“斯基”，连报上也不用那个标准的长名字了。不过，这是看在工农兵的面上，类似的例子几乎没有。
依笔者之见，外国的主义带上“中国特色”之后便成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选择，外国的名字让它带点“中国特色”便于中国人民记忆有何不可？
最后要声明，笔者完全同意黄梁先生的规范化主张。只是觉得规范化应有一个过程，有点选择的余地，其中“海外腔”也应有一席之地，而不是由新华社的专家一锤定音。
□ 刊登在 1993年 华夏文摘 cm9301e.
附：“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 —— 黄梁
把世界上其他语言译成中文时，要遵从哪些规则？这是个太大的题目。其中有一个小的部分，是关于人名和地名的汉译所应依从的原则，较易于浅谈，也并非不重要。
人名、地名的翻译要有点规则，这一点可以不用争论——如果翻译者个个自出机杼，结果会把原来只有一个名字的人和地方在译文读者面前变成有两、三个或更多的名字。
可以一争的是：要遵从怎样的规则？在中国大陆翻译界多年来形成的两条原则——“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是合理并有通行力、因而宜于秉从的。
约定俗成的原则，适用于那些已被沿用数十年的译名。即使它们有悖于“名从主人”的原则，也不宜再改，以免越描越乱，其例如“肖伯纳”之不必改译为“伯纳德•肖”。
这个原则说来简单，做起来却有不容易之处。盖海外华人百十年来先后来自闽粤、港台和普及了汉语普通话的大陆，在翻译方面造成或带来的“约”和“俗”自有不同。当此海峡两岸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汇合之际，在文字方面有撞击，待统一。翻译标准和规则的统一也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如果彼此能在“名从主人”的原则上取得共识，会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名从主人，是说凡人名、地名中用音译（最为多见）者，应当选择其发音最贴近斯人斯地所属之本族语发音的译名，而不应取道其他语文（主要指英文）转译。例如“耶稣”不得从英文发音译为“吉萨斯”，就不只是从习俗的缘故，更是由于这一译名合乎拉丁语中此名的发音。按同样的理由，“齐奥塞斯库”比之“寿西斯
古”，“叶利钦”比之“亚尔琛”或“叶尔钦”、“布什”比之“布殊”、“立陶宛”比之“列修维尼亚”、“塞尔维亚”比之“塞比亚”……，皆更经得起推敲。
这点儿议论可能不获同意。反对者的理由也许是纯在翻译理论和技术方面。上面的一点文字，从翻译专业的角度来看，不啻挂一漏万的闲聊，很可能失于周密，倘能作为引玉之砖屑，已是小材大用。
反对者的理由也许涉及海外汉语体例风格向哪一方靠拢或看齐的问题。笔者不揣冒昧，愿就此再瞎聊一、两句，得罪之处，看官且原谅则个。依在下之见，如《华夏文摘》、《中国之春》和《新闻自由导报》这样的刊物，既然愿意发展国内读者，亟宜力戒在语言文字方面让自己和服务对象之间生出不必要的隔膜。我们要常
记着：在海外的人比在大陆的同辈多的是言论自由，却并不只因此便比别人见识高。言语和行文时的海外腔，用来适应眼前环境（其实这个环境也非不可变）则可，若要用它来作装饰，则不如不要，因为其弊大于其利
Friday, November 7, 2008
我的俄罗斯朋友
〔此文刊登在１９９６年６月《华夏文摘》的ｃｍ９６０６ｄ期上。文中的“伊凡”是虚构的，真名是列夫•提塔尔丘克，是研究天体高能辐射机制的专家，我们曾经合作写过几篇文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遭到美利坚合众国带头的围堵夹击，终于不支解体。那里的科学家惨了，有点象湖南乡下的土豪劣绅一样。当年的财主是一等的去了上海，汉口，二等的去长沙，三等的只好在乡里挨农民游街。他们现在是一等的到北美，西欧，二等的移民以色列（如果恰好是犹太人的话），受聘到二伊，三等的没有地 方去，如果又没有本事下海到中国跑单帮，就只好在家里受贫穷煎熬。
伊凡就是我们研究所里从俄罗斯、乌克兰等地新来的科学家中的一个。之所以跟我谈得来，是因为我们俩年龄相近，“出身”相同，随便 一个话题，都会发现有许多共同的回忆。就说相识不久吧，我见伊凡常从口袋里掏出梳子，理一下头发，让人想起了“列宁在十月”里的卫队长，就把这个观感告诉 他，他没有想到在这资本主义的他乡居然还会遇到这样的“故知”，喜出望外，一下子就同我近乎上了。又比如有一次几个同事围桌午餐，说起前两年俄罗斯搞“休克疗法”的总理盖达尔，伊凡说他的祖父是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我就问，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写《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的盖达尔？伊凡说正是。旁边的美国同事不 知铁木儿是什么人物。我们就告诉他们，铁木儿是我们当少先队员那会儿的学习榜样，接着又解释一番少先队员是怎么会事。老美还在似懂非懂之际，我们已把他们 晾在了一边，共同重温起那个“坚如磐石，牢不可破”的年代来了：我们读同样的书长大：《古丽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高尔基的三部曲《我的童年》、 《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唱的是同样的歌：“共青团员之歌”、“喀秋莎”、当然还有“莫斯科－北京”。过的是同样的美国人不过的节日：五•一节、六•一 节。老师带领我们看同样的电影：“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海军上将乌沙可夫”、“铁甲舰波将金号”，教导我们学习同样的英雄：卓雅和舒拉、夏伯阳、保尔•柯察金、马特洛索夫……。
那正是两个国家如胶似漆的年月。伊凡说他记得小时候教室里总挂着中国的地图，上面的小红旗先是标出人民解放军的进展，后来是他们 援助的各项建设工程。“报纸上天天有中国的消息，就象自己国家里的一个省一样。”而我的童年记忆中至今仍旧没有淡忘的重大“涉外”事件，就是欢迎到访的苏 联舰队，记得那些胸前挂满勋章的将军，好象个个都有着象赫鲁晓夫一样的光头。为了争夺他们扔给我们的纪念章，还跟人打了一架。再往后，就是爬到屋顶的晒台 上去观看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镏金塔顶上的红星第一次在上海放光，听大人说，那是仿照克里姆林宫的样子做的。然后是全校停课去大厦参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 就展览会，在门口看那灯火辉煌中的喷泉看得呆了，竟然忘了跟上队伍。
年龄稍长，开始对科学发生兴趣，我跟伊凡读的是同样的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物理和化学教科书里印着同样的头像：发现了能量守恒定律的伟大的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生物教科书里的则是米丘林和李森科。进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一边已经是学习“九评”的年代，不过教科书还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多：微积分——“数学分析教程”，以斯米尔诺夫的最详细，简明教程则以辛钦的为好，习题集以吉米多维奇的最全——说起“家学渊源”来，原来我们还是同一门派出来的师兄弟。不过人家伊凡毕竟是正宗——莫斯科大学彼得洛夫斯基学派的嫡传子弟，大学毕业后没有中断过教学和研究，解微分方程的功力不能不 让人佩服。我们呢，诺夫和斯基们的书，刚刚念了几本，就开始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去了——四清，文革，然后是“再教育”，工、农、兵转过一圈，等到重新拿 起书本——这时是英文书吃香了——已经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幸亏早来美国几年，熬了一个学位，电脑熟一点，所以还可以在这一行当里混一碗饭吃。而伊凡和他 的同胞们，大多只凭他们在祖国的学位，照样在美国受到尊重。
每念及此，不免要在伊凡面前对苏联的科学恭维几句：“你们的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上失败，在科学上有它成功的地方，尤其是理论科学方面，出了好几个世界公认的大师。数学有阔尔莫果洛夫，盖尔方得。还有物理学家朗道，人死了好多年了，他的书今天仍旧是美国研究生的经典。我看别人对朗道的回忆，这个人天才固然是天才，可是目空一切，得罪领导，得罪同事。换了在中国，不要说领导，就是革命群众也不能容忍，那么多次运动，过得了初一也难过十五。”伊凡听了我的话并没有得意，有点“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的意思。他说：“你们不是也有李、杨吗？得诺贝尔奖的好象还有几个。”我告诉他，有倒是有几个，不过都不是在中国本土上培养出来的，从国籍上说，大概只能算是美国人。伊凡想了想，说：“我们苏联科学界人人都知道，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加速器 运转那么多年，只发现过一颗粒子，那还是你们中国人领导下作出的。”可惜他记不得这个中国人的姓名。我知道他说的是王淦昌先生领导下发现的反西格马负超 子，《人民日报》隆重报导过的。伊凡这一提醒，对增强我的民族自信心大有帮助。
熟了之后，无话不谈，难免会有些话不投机的时候。有一次我谈到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中国有两千多万人饿死，一个原因就是苏联逼债。伊凡显然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也可能被这样大的数字吓坏了——如此“罪孽深重”，怎么担当得起？尽管我安慰他说，这笔账要算到赫鲁晓夫头上。他还是苦苦思索，回忆三十多年前的生活：“那时中国来的苹果倒是吃过不少，难道能让那么多人饿死？”他始终不相信我的话。
也有的时候我对他的话不以为然。他对于俄罗斯领导同意将达曼斯基岛——就是我们的珍宝岛——划给中国方面就耿耿于怀。每当他埋怨自己国家领导人“卖国”时。我只是摇头不语——我知道那得抬出康熙年间的“尼布楚条约”，还不定能说服他。
伊凡既然提到了珍宝岛，却让我想起一件往事：珍宝岛打仗那会儿，我刚到一个边远的工厂开始工作，给留校的一位要好的同学写了封信——他们正忙着搬迁。内 容已经记不清楚，大概是说了，珍宝岛一开战，学校都迁到乡下去，黄吴叶李邱在九大上全进了政治局。不想那位同学正好因为反动言论在学校被送进了专政队。那 封信直接落到了工宣队手中。一份公函转到我的厂里，说我是攻击党中央内军人太多，使我成了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后来案子虽然不 了了之，到头来也没把信还给我。本来这样的经历在那年头也属寻常，“渡尽劫波”之后，朋友之间也不妨讲讲。不过看到伊凡那一腔“爱国情怀”，想想，咱爱国也不能落后，这种事还是不说也罢。
聊聊钱穆
〔此文根据原载《华夏文摘》cm9610b期之第一稿补充、修改而成, 发表在１９９８年的《国风》网站上。〕
《国风》的“书房访客”转载了朱学勤的文章《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在这里想多聊几句钱穆。
鲁迅和胡适，大家都有所了解。至于钱穆，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怎样，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对他的了解几乎都是从毛选第四卷里的那篇评美国政府白皮书的著名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那里开始、也在那里结束的：钱穆、傅斯年之流，杜鲁门、艾奇逊、司徒雷登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寄于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毛选的注解以及当年老师的讲解都没有说为什么要点这两个人的名。当时胡适坚决跟国民党走，已经上了战犯的名单，傅斯年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也不去算他，为什么要把钱穆划到反动派那里去呢？想不通。不错，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最后几年里，他没有跟着当时的潮流，参加到抗议政府的行列里，甚至对闻一多的激烈反政府言论有所批评，但是在闻一多遭到特务暗杀之后，他是少数有胆量出席闻一多追悼会的人之一。那顶“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帽子，对钱穆更有点张冠李戴。鲁迅和胡适，一个留学东洋，一个留学西洋，钱穆呢？不要说留洋，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按现今的说法，叫作“自学成材”，是个地地道道的“土产”学者；从学术上讲，他反对胡适的西化主张，是个崇尊儒家的“国粹派”，说什么也同“个人主义”这种西方玩意沾不上边。即使到了今天，儒学又成了祖国五千年历史的宝贵文化遗产，据说可以从中发掘出各种各样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来，不过还没有听说孔孟之道中可以发掘出“个人主义”来。
我对钱穆的了解比毛选的注解多一点，因为他是我的故乡人。小时候有时会听到大人提起“宾四先生”，口气里带着点神秘和敬意，模糊知道那是一个在海外的有大学问的人。钱宾四的学问我没有概念，不过他的小兄弟恰好是我的表姐夫，乡里称之为“起八先生”的人，他在无锡城里教书，过年时回来总要给点压岁钱我的。他肚皮里的学问已经够我佩服的了，记得念小学时有一年夏天，他回乡度假，给我讲了一个暑假的“亚森罗平”，那是一位法国作家不服气英国的柯南道尔创造的神探福尔摩斯，故意创造了一个侠盗亚森罗平来同那个英国角色“别苗头”的故事。
后来懂事一点，知道“起八先生”的大名叫钱文，起八是他的字。他的二哥，就是钱穆，字宾四，一点不错，就是毛选上“钱穆、傅斯年之流”里的那个钱穆。他还有一个早逝的大哥，留下一个儿子，由钱穆培养成人，这就是在清华大学当过教务长、五七年“民盟六教授”之一、成为大右派的钱伟长。据说文革后右派“改正”时，原清华的当权派蒋南翔、何东昌等人一直不同意给钱教授改正，希望清华大学留一个真正的右派，以示清华反右运动的“必要”。后来是胡耀邦直接干预，钱伟长才得以“改正”。到了八六年、八七年之交，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被迫下台。事后传达的邓小平讲话里，有表扬钱伟长、费孝通二人站稳立场的说法，从此钱伟长当上了政协副主席，跻身党国领导人之列。
钱穆家是清寒的读书人家，兄弟中没有一个上过大学——钱伟长在文革中是“六厂二校经验”里的人物，清华各派组织几次三番派专案组到我家乡那个小镇去调查他的身世，把镇上仅有的几家小客店住得满满的。结果发现，他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分，是贫民成份。相比起来，他五七年的老对头、这时成了牛棚里的难友的蒋南翔，却是隔壁宜兴县里大户人家的少爷出身，在清华衮衮教授中像他这样“根正苗红”的怕也是独一无二，能读上大学是靠叔父栽培。
说到钱穆、钱文弟兄的学问，据长辈们说，完全是由于他们的聪明和苦读。不过宾四先生的聪明是用在规规矩矩的学术研究上，起八先生的聪明则用在“不正经”的地方——譬如他喜欢跑书场（江南地区有苏州评弹表演的茶馆），结交评弹艺人，替他们写弹词。说书人开场讲正书之前，都要唱一段开篇，把些世俗人情、街巷民谣编成幽默轻松的段子给听众开怀。什么跑单帮、摆地摊、挤火车，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是开篇的题材。苏州，无锡一带的评弹艺人都知道“起八先生”开篇写得好，时常有人请他写开篇。当时他在中学里教语文。近读秋雨散文，说到那时的“中学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钱文先生无疑属于这样的人，传说他讲课象说书一样，讲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讲到要紧时分，他突然跑出教室，学生不见了老师，正在犹疑，只见他大吼一声从窗户里跳了进来，原来他是在表演武松的英姿。
大概是五七年左右吧，我的这位表姐夫突然遭到校方辞退回乡。其中的原因，似乎不是政治方面的，因为他回乡后，当地政府并没有多找他麻烦。据说是学校不满他跑书场、写弹词耽误了本职工作，常常同别的老师换课，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人。更糟糕的是有几个学生也跟他一起迷上了评弹，耽误学业，引起家长的不满。校方劝告无效，只能请他走人。按说这样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是不至于这样处份的。他如果作个检讨，也许就可以复职。无奈他大概觉得自己一肚子学问竟受辞退之辱，一气之下卷起铺盖就回了家。回家不久便是大跃进年代，评弹艺人都宣传三面红旗去了，也没人来找他写开篇了。（再到了后来，他们只唱一个开篇就够了——“蝶恋花•赠李淑一”。）
起八先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回乡后生活失去了来源，全靠我表姐替人缝衣为生。在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因缺乏营养，不幸死于浮肿病。死时正是盛年，可叹当时侄儿钱伟长由一级教授降到三级，自身难保，兄长在香港，鞭长莫及，竟然都救不了他一命。
多年以后，我在海外看到《世界日报》上说到钱氏兄弟时有这样的评价：钱穆是学者型的文人，钱文是才子型文人。想想确是恰当之论。起八先生对诗歌、韵文有特别的爱好和才能，在家乡最后几年，没有了工作，他每天去文化馆把当时报章杂志上的诗歌一一抄录下来。留下的文稿、日记有几箱子，其中光是弹词创作，恐怕就有许多值得留传后代的佳作。文革起时，我表姐把它们连同四旧一把火烧了，现在想起来，实在可惜。
钱穆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是我八十年代初到了海外后，见到来自台湾的亲戚时他从书架上拿给我看的第一本书。那是“宾四先生”亲自送给他的，首页上有他的签名。我拿回来后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故乡——一个太湖边上的小镇，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上了铅印的书，而且是在隔着大海的另一片土地上印成的书。心中的惊喜是可以想象的：钱穆的家，就同我家隔河相望，他提到的一个个地名——那片湖水，那条从家门前流过的河，那些他教过书的学校，没有一个名字不是我熟悉的。于是赶紧把提到这些地方的章节复印下来，分几次寄回国让亲友同享——那个时候，钱穆的书还是禁书，无论是《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提到的人，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大多是我不知道的。但在少数我所知道的人中，却有两个使我大开眼界。其中一个是我的长辈亲戚，也算是家乡一带的士绅领袖吧。他虽然在解放前已经故世，但是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的时候总免不了提到他，到文化革命的时候，简直成了当地的刘文采，他的住宅，其实早就成了公社卫生院，也成了“收租院”对下一代进行阶级教育的地方。可是在钱穆的回忆里，我大吃一惊地发现，他原来还是一个“革命分子”。他是钱穆的小学体育老师。须知那时正是清政府作的最后一次“改革开放”，废科举，设立西式学校。他想必是在这个现代化浪潮中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体育教师的。“领着学生跑跑跳跳，也能为人师表？”他当年一定是顶着这样的舆论去从事这项“新专业”的，光这一端，就够称得上“革命”了。这还不算，据钱穆回忆，他还是自己民族民主意识的最早的启蒙者，是他告诉钱穆，统治中国的“皇上”是外族人。这种“革命”思想居然可以在小学生中宣传，看来清政府的最大失误，也是没有把教育抓好。
钱穆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一日，师攥余手，问余：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此类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今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你看街上店铺有满汉云云字样，即指此。余自幼即抱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亦有伯圭师启之。”
顺便说一句，今天的中国科学院有兄弟两个院士，即来自这个小学体育教师的家庭。
那书中提到的另一个人，是钱穆不能忘怀的好友，有道德修养的君子，深受他的敬重，花了专门的篇幅来回忆。但是我所以会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却完全是因为相反的原因。这是我们小学里同学吵架时，常常祭出来骂人的名字，如果对方同这个人沾亲带故，便只有闭嘴的份，因为他是土改时候被镇压的人物——是地主还是地主的“狗腿子”，当小孩的我们弄不清也记不住了。
因为同钱穆的这点关系，出国后免不了对报上有关钱穆的消息多一份关心。钱穆有一个女儿叫钱易，也在清华大学作教授，现在好像是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前些年台湾尚未开放大陆探亲的时候，两岸的当局特别批准让钱易赴台探望父亲。不料被当时的“党外”人士发觉，按戒严法向“警总”报案，说是钱穆家中窝藏有“共党分子”，要求警方前去捉拿。钱家出来申辩说钱女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党外”查出她入过共青团，又是不知哪一级的政协委员（看来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仍然属于捉拿对象。最后她只有仓惶离台了事。
一九四九年，“民主人士”纷纷从香港北上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钱穆跟陈寅恪反潮流而动，从北京往南跑。陈到广州收住了脚，钱则跨过边界跑到了香港。另一篇评白皮书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把这样的行为比作伯夷、叔齐上首阳山，倒是比“民主个人主义者”这顶帽子合适得多。不过伟大领袖说伯夷、叔齐是在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开小差”，不值得歌颂。
钱穆初到香港时处境大概是相当寂寞的，大概跟今天被放逐出国的“民运分子”一样。“周粟”固然不得食，港英政府给你一方容身之地，但不会给你饭碗，当时唯一的大学——香港大学，是不会给没有英国学位的人发聘书的。钱穆于是自己创办新亚书院，成为后来中文大学的前身。六十年代文革在香港引起动荡，蒋氏父子以国师之礼把钱穆请到台湾。李登辉上台后，有人提出钱穆所住的房子属于国家财产，要求收回，于是钱穆只好另觅住处。他老先生经此折腾，不久即去世了。在台湾本省人向外省人争回权力的过程中，钱穆这样的学者，成了政治斗争的ｅａｓｙ ｔａｒｇｅｔ。
钱穆生于甲午战争的第二年——１８９５年，死于１９９０年。
□ 于美国马里兰州
《国风》的“书房访客”转载了朱学勤的文章《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在这里想多聊几句钱穆。
鲁迅和胡适，大家都有所了解。至于钱穆，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怎样，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对他的了解几乎都是从毛选第四卷里的那篇评美国政府白皮书的著名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那里开始、也在那里结束的：钱穆、傅斯年之流，杜鲁门、艾奇逊、司徒雷登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寄于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毛选的注解以及当年老师的讲解都没有说为什么要点这两个人的名。当时胡适坚决跟国民党走，已经上了战犯的名单，傅斯年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也不去算他，为什么要把钱穆划到反动派那里去呢？想不通。不错，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最后几年里，他没有跟着当时的潮流，参加到抗议政府的行列里，甚至对闻一多的激烈反政府言论有所批评，但是在闻一多遭到特务暗杀之后，他是少数有胆量出席闻一多追悼会的人之一。那顶“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帽子，对钱穆更有点张冠李戴。鲁迅和胡适，一个留学东洋，一个留学西洋，钱穆呢？不要说留洋，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按现今的说法，叫作“自学成材”，是个地地道道的“土产”学者；从学术上讲，他反对胡适的西化主张，是个崇尊儒家的“国粹派”，说什么也同“个人主义”这种西方玩意沾不上边。即使到了今天，儒学又成了祖国五千年历史的宝贵文化遗产，据说可以从中发掘出各种各样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来，不过还没有听说孔孟之道中可以发掘出“个人主义”来。
我对钱穆的了解比毛选的注解多一点，因为他是我的故乡人。小时候有时会听到大人提起“宾四先生”，口气里带着点神秘和敬意，模糊知道那是一个在海外的有大学问的人。钱宾四的学问我没有概念，不过他的小兄弟恰好是我的表姐夫，乡里称之为“起八先生”的人，他在无锡城里教书，过年时回来总要给点压岁钱我的。他肚皮里的学问已经够我佩服的了，记得念小学时有一年夏天，他回乡度假，给我讲了一个暑假的“亚森罗平”，那是一位法国作家不服气英国的柯南道尔创造的神探福尔摩斯，故意创造了一个侠盗亚森罗平来同那个英国角色“别苗头”的故事。
后来懂事一点，知道“起八先生”的大名叫钱文，起八是他的字。他的二哥，就是钱穆，字宾四，一点不错，就是毛选上“钱穆、傅斯年之流”里的那个钱穆。他还有一个早逝的大哥，留下一个儿子，由钱穆培养成人，这就是在清华大学当过教务长、五七年“民盟六教授”之一、成为大右派的钱伟长。据说文革后右派“改正”时，原清华的当权派蒋南翔、何东昌等人一直不同意给钱教授改正，希望清华大学留一个真正的右派，以示清华反右运动的“必要”。后来是胡耀邦直接干预，钱伟长才得以“改正”。到了八六年、八七年之交，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被迫下台。事后传达的邓小平讲话里，有表扬钱伟长、费孝通二人站稳立场的说法，从此钱伟长当上了政协副主席，跻身党国领导人之列。
钱穆家是清寒的读书人家，兄弟中没有一个上过大学——钱伟长在文革中是“六厂二校经验”里的人物，清华各派组织几次三番派专案组到我家乡那个小镇去调查他的身世，把镇上仅有的几家小客店住得满满的。结果发现，他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分，是贫民成份。相比起来，他五七年的老对头、这时成了牛棚里的难友的蒋南翔，却是隔壁宜兴县里大户人家的少爷出身，在清华衮衮教授中像他这样“根正苗红”的怕也是独一无二，能读上大学是靠叔父栽培。
说到钱穆、钱文弟兄的学问，据长辈们说，完全是由于他们的聪明和苦读。不过宾四先生的聪明是用在规规矩矩的学术研究上，起八先生的聪明则用在“不正经”的地方——譬如他喜欢跑书场（江南地区有苏州评弹表演的茶馆），结交评弹艺人，替他们写弹词。说书人开场讲正书之前，都要唱一段开篇，把些世俗人情、街巷民谣编成幽默轻松的段子给听众开怀。什么跑单帮、摆地摊、挤火车，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是开篇的题材。苏州，无锡一带的评弹艺人都知道“起八先生”开篇写得好，时常有人请他写开篇。当时他在中学里教语文。近读秋雨散文，说到那时的“中学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钱文先生无疑属于这样的人，传说他讲课象说书一样，讲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讲到要紧时分，他突然跑出教室，学生不见了老师，正在犹疑，只见他大吼一声从窗户里跳了进来，原来他是在表演武松的英姿。
大概是五七年左右吧，我的这位表姐夫突然遭到校方辞退回乡。其中的原因，似乎不是政治方面的，因为他回乡后，当地政府并没有多找他麻烦。据说是学校不满他跑书场、写弹词耽误了本职工作，常常同别的老师换课，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人。更糟糕的是有几个学生也跟他一起迷上了评弹，耽误学业，引起家长的不满。校方劝告无效，只能请他走人。按说这样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是不至于这样处份的。他如果作个检讨，也许就可以复职。无奈他大概觉得自己一肚子学问竟受辞退之辱，一气之下卷起铺盖就回了家。回家不久便是大跃进年代，评弹艺人都宣传三面红旗去了，也没人来找他写开篇了。（再到了后来，他们只唱一个开篇就够了——“蝶恋花•赠李淑一”。）
起八先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回乡后生活失去了来源，全靠我表姐替人缝衣为生。在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因缺乏营养，不幸死于浮肿病。死时正是盛年，可叹当时侄儿钱伟长由一级教授降到三级，自身难保，兄长在香港，鞭长莫及，竟然都救不了他一命。
多年以后，我在海外看到《世界日报》上说到钱氏兄弟时有这样的评价：钱穆是学者型的文人，钱文是才子型文人。想想确是恰当之论。起八先生对诗歌、韵文有特别的爱好和才能，在家乡最后几年，没有了工作，他每天去文化馆把当时报章杂志上的诗歌一一抄录下来。留下的文稿、日记有几箱子，其中光是弹词创作，恐怕就有许多值得留传后代的佳作。文革起时，我表姐把它们连同四旧一把火烧了，现在想起来，实在可惜。
钱穆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是我八十年代初到了海外后，见到来自台湾的亲戚时他从书架上拿给我看的第一本书。那是“宾四先生”亲自送给他的，首页上有他的签名。我拿回来后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故乡——一个太湖边上的小镇，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上了铅印的书，而且是在隔着大海的另一片土地上印成的书。心中的惊喜是可以想象的：钱穆的家，就同我家隔河相望，他提到的一个个地名——那片湖水，那条从家门前流过的河，那些他教过书的学校，没有一个名字不是我熟悉的。于是赶紧把提到这些地方的章节复印下来，分几次寄回国让亲友同享——那个时候，钱穆的书还是禁书，无论是《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提到的人，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大多是我不知道的。但在少数我所知道的人中，却有两个使我大开眼界。其中一个是我的长辈亲戚，也算是家乡一带的士绅领袖吧。他虽然在解放前已经故世，但是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的时候总免不了提到他，到文化革命的时候，简直成了当地的刘文采，他的住宅，其实早就成了公社卫生院，也成了“收租院”对下一代进行阶级教育的地方。可是在钱穆的回忆里，我大吃一惊地发现，他原来还是一个“革命分子”。他是钱穆的小学体育老师。须知那时正是清政府作的最后一次“改革开放”，废科举，设立西式学校。他想必是在这个现代化浪潮中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体育教师的。“领着学生跑跑跳跳，也能为人师表？”他当年一定是顶着这样的舆论去从事这项“新专业”的，光这一端，就够称得上“革命”了。这还不算，据钱穆回忆，他还是自己民族民主意识的最早的启蒙者，是他告诉钱穆，统治中国的“皇上”是外族人。这种“革命”思想居然可以在小学生中宣传，看来清政府的最大失误，也是没有把教育抓好。
钱穆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一日，师攥余手，问余：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此类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今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你看街上店铺有满汉云云字样，即指此。余自幼即抱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亦有伯圭师启之。”
顺便说一句，今天的中国科学院有兄弟两个院士，即来自这个小学体育教师的家庭。
那书中提到的另一个人，是钱穆不能忘怀的好友，有道德修养的君子，深受他的敬重，花了专门的篇幅来回忆。但是我所以会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却完全是因为相反的原因。这是我们小学里同学吵架时，常常祭出来骂人的名字，如果对方同这个人沾亲带故，便只有闭嘴的份，因为他是土改时候被镇压的人物——是地主还是地主的“狗腿子”，当小孩的我们弄不清也记不住了。
因为同钱穆的这点关系，出国后免不了对报上有关钱穆的消息多一份关心。钱穆有一个女儿叫钱易，也在清华大学作教授，现在好像是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前些年台湾尚未开放大陆探亲的时候，两岸的当局特别批准让钱易赴台探望父亲。不料被当时的“党外”人士发觉，按戒严法向“警总”报案，说是钱穆家中窝藏有“共党分子”，要求警方前去捉拿。钱家出来申辩说钱女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党外”查出她入过共青团，又是不知哪一级的政协委员（看来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仍然属于捉拿对象。最后她只有仓惶离台了事。
一九四九年，“民主人士”纷纷从香港北上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钱穆跟陈寅恪反潮流而动，从北京往南跑。陈到广州收住了脚，钱则跨过边界跑到了香港。另一篇评白皮书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把这样的行为比作伯夷、叔齐上首阳山，倒是比“民主个人主义者”这顶帽子合适得多。不过伟大领袖说伯夷、叔齐是在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开小差”，不值得歌颂。
钱穆初到香港时处境大概是相当寂寞的，大概跟今天被放逐出国的“民运分子”一样。“周粟”固然不得食，港英政府给你一方容身之地，但不会给你饭碗，当时唯一的大学——香港大学，是不会给没有英国学位的人发聘书的。钱穆于是自己创办新亚书院，成为后来中文大学的前身。六十年代文革在香港引起动荡，蒋氏父子以国师之礼把钱穆请到台湾。李登辉上台后，有人提出钱穆所住的房子属于国家财产，要求收回，于是钱穆只好另觅住处。他老先生经此折腾，不久即去世了。在台湾本省人向外省人争回权力的过程中，钱穆这样的学者，成了政治斗争的ｅａｓｙ ｔａｒｇｅｔ。
钱穆生于甲午战争的第二年——１８９５年，死于１９９０年。
□ 于美国马里兰州
Thursday, November 6, 2008
纳什真人真事
〔此文发表于２００２年９月。〕
最近，数学家约翰•纳什（Ｊｏｈｎ Ｎａｓｈ）到中国出席世界数学大会，访问了若干校园，所到之处，引起轰动，是这次大会最受瞩目的科学“明星”之一。其中原因，除了他在１９９４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外，今年初上映的电影《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ＩＮＤ》把这个二十世纪的数学奇才介绍给学术界以外的群众，相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电影刚上映，我就去看了。那时，离它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导演等多项大奖还有几个月，影院里冷冷清清的，观众大概只有二成左右。无非是一个得了精神病的数学家的故事。在许多人心目中，天才的数学家本来都有些神经兮兮的，属于那种整天玄思冥想、大白天走路都会撞上电线杆的人，能引起多少人的兴趣？影片虽然后来得了奥斯卡的大奖，那也只是学院派的评价，票房上似乎也没有甚么突出的表现。
七年多以前，当纳什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笔者被一篇介绍其人其事的长篇报导所吸引，其中讲到他正当事业的高峰不幸身罹绝症——精神分裂，差点沦为流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幸亏从前的妻子和同事并没有抛弃他，在他们的长期关心照顾下，精神病症状竟然奇迹般消失，终于在湮没无闻三十年之后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故事大起大落、引人入胜，令人难忘。于是在叹息世事难料、唏嘘人生无常之余，写了一篇介绍性的文章“失去的年华”，登在当时唯一的网络中文刊物《华夏文摘》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的ｚｋ９４１２ａ上。这大概是中文媒体上介绍纳什生平事迹的最早的一篇文章了。（稍后在国内，有王则柯在１９９５年第６期《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爱心玉成”一文。）由于这一层“关系”，我这个平常不爱看电影的人，决定先睹为快，看看电影是如何再现这样一个还活在世上的传奇人物的。
电影无疑是成功的，让我重温了七年前初次读到纳什故事时对人生的感受。不过看完电影出来，心头却有一丝不安。这就是电影里对纳什数学研究的描写几乎全部集中在破译密码的方面，这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在“失去的年华”一文中也没有提到，莫非是我孤陋寡闻，忽略了他在这方面的重要工作？那岂不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带着这样的心情，我找来市场上广为流传的与电影同名的纳什传记（作者：Ｓｙｌｖｉａ Ｎａｓａｒ）细读。四百多页的书，花了几个月时间断断续续读完，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纳什并没有作过破译密码的工作，可以说连边都没有沾过。电影剧本的作者在这一点上“胡编乱造”，显然是出于提高票房价值的考虑。因为纳什的研究大都是在高度抽象的数学领域，为他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他在博弈论方面的工作，原本是他早年的博士论文内容，这大概是他的所有研究成果中最具有实际应用的一项。后来他的研究越来越走向拓朴、微分方程等“纯粹”数学的领域。要是剧本作者如实反映纳什的研究工作，这个本来就不容易引起人们兴趣的故事对一般观众来说那就简直象是“对牛弹琴”了。于是他们不得不将真事隐去，编些假语村言来吸引观众。破译密码就成了强加在纳什先生身上的“科研项目”，成为贯穿整个故事的主线。
这样的选择是有美国“国情”方面的原因的。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高深而远离实际应用的科学问题只是“一小撮”人的研究对象，他们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物——没有什么人批评他们“脱离实际”，因为压根儿没有人关心他们。不象在中国，一篇“哥德巴哈猜想”的报告文学可以引起成千上万业余研究者攻坚的“群众运动”。就说几年前，困扰数学界三个多世纪的大难题“费马大定理”得到证明，报纸也有报导，美国民间却几乎没有任何反应，那位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的数学家在专业的圈子外仍然默默无闻。换了在中国，他一定会象陈景润那样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领导首长亲切接见自不必说，各民主党派和非民主党派想必会竞相邀请他入党，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头衔也会送上门来。而美国的老百姓，工作之余关心的是物价的涨落、球队的输赢这一类事情。对于这样的观众，要让他们理解数学家的工作，破译密码或许是唯一合适的数学问题了。它的实际应用经常在关于二次大战的小说和电影里提到。比如美军因为破译了日本军部的密电码，成功击落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座机，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这是美国人最津津乐道的故事。因此，一个从事破译密码工作的纳什大概最符合大众心目中数学家形像了。而且，破译密码这个无中生有的“科研项目”还便于编剧将同样是无中生有的苏联“手提式核弹”威胁扯到剧情里来，加进了冷战、阴谋、间谍、恐怖活动等等富有戏剧性的场景，在九•一一后的美国，无疑大大增加了故事的票房价值。电影甚至生造了这样的惊险场面：纳什因为从事破译密码的机密工作而成为暗杀目标，在一次汽车追逐和枪战中几乎丧命。纳什吓得灵魂出窍，欲罢不能，从此精神失常。（本文发表后，有读者说此情节系纳什精神病中的幻觉，并非是真实发生的事，他们也许是对的，我被电影里的真真假假的情节弄迷糊了。）
然而，这些都是编导制造出来的“戏说纳什”。电影固然因此增色不少，离真实的纳什却相去甚远。他从没有去五角大楼从事绝密工作的经历。考纳什一生，同国防部门有点搭界的事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１９４８年夏天，那年他二十岁，刚从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已经录取他，还没有入学，他在首都华盛顿郊区找到一份属于海军研究项目的暑期工。这个项目里的数学家除了美国人以外还有从纳粹德国抓来的俘虏。纳什在这样的集体里虚度了一个暑假，一事无成。好在人们也并不指望一个学生暑期工能做什么事情。第二次同机密工作打交道是在两年之后，纳什已经完成了那篇后来为他赢得诺贝尔奖的论文，成为博弈论领域里冉冉升起的新星。他被兰德公司聘为顾问。兰德公司当时名义上是附属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一个机构，不过谁都知道它是空军的战略智库。他们请纳什去是要借重他在博弈论方面的学识，同破译密码无关。博弈论是在二次大战期间由二十世纪的大数学家冯•诺依曼奠基的数学分支，在美国海军对纳粹德国的反潜作战中得到过应用。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军方希望将它的应用扩大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尤其是指望靠它为刚展开不久的“冷战”提供克敌致胜的战略理论基础。兰德公司因此受军方委托，搜罗了一批象纳什那样的数学尖子从事这方面的攻关。纳什担任兰德公司顾问前后共四年，每年暑假去兰德公司做有关研究。然而这期间他和他的攻关小组并没有拿出什么突破性的成果。其原因在于，博弈论当时还处在幼年阶段，人们对于它的应用价值期望过高。事实证明，它在经济学领域内的重要应用，还要等一代人的时间，以及大量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包括同纳什分享１９９４年诺贝尔奖的另外两位学者——的工作，才会显示出来。
所以，到１９５４年，兰德公司对博弈论的热情已经冷却。那年夏天，纳什离开了兰德公司。纳什的离去是由于一件偶然的事件引起的。电影没有反映这件颇有戏剧性的事件，它有损于纳什的形像——原来纳什有同性恋倾向。五十年代，同性恋被人们和政府接受的程度还没有象现在这样高，兰德公司所在的洛杉矶圣塔•莫尼加又是同性恋者出没的地区，警察经常在那一带设置圈套。有一天深更半夜，纳什在一个公园的厕所里被装扮成同性恋者的警察逮住。事情告到公司里，按照保密条例规定，同性恋者属于“判断能力薄弱”并且“容易受到讹诈”的人，兰德公司别无选择，只能立即撤消他的绝密工作许可，请他走人，连他自己的办公室都不让回去收拾。从此纳什再没有作过任何保密的研究工作。
其实，纳什的兴趣也已不在博弈论上了。早在他写那篇博弈论博士论文的同时，他已经开始了在代数流型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并且在１９５１年发表了研究成果。在许多数学界的精英眼里，这才是一个数学天才应该从事的工作，而博弈论似乎算不上是数学的正统。再说，象纳什这样的天才都是些天马行空的主儿，那里会按照领导布置的任务去从事研究？由于后来精神失常，纳什的研究生涯大约只有十年，但纵观他这不长的学术生命，就会发现他从来都是自己找问题，或者自己提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分属于数学的许多迥然不同的领域。在他看来，数学并不是一门分支井然有序的学科，而是一堆有待解决的疑难问题。只要问题引起他的兴趣，而且有足够的难度能激发他的攻坚欲望，他就会毅然前往，而不管这个问题属于哪个领域。所以他可以同时写博弈论和代数流型方面的论文，后来还在几何、拓朴、微分方程等领域内有第一流的工作。这听起来有点象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于陈景润那种穷毕生精力咬住一个问题不放的风格。人们不得不佩服的是，他常常换一个地方之后能够很快进入状况，命中目标，尽管别人在这个地方已经打过许多虚发的子弹。他与众不同的工作风格还表现在他的原创性。面对一个问题，他不是到图书馆去查找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因为，在他看来，既然前人做了工作而问题依旧，说明这些文献无用，只会框住后人的思路，走进同样的死胡同。所以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独辟蹊径、想别人所不敢想，结果常常是出人意料。当然，这种工作风格是同他的数学天才分不开的，不是多数人能够学习效法的。他的传记和电影用“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ｉｎｄ”命名，主要也是赞叹他这种独具一格的智慧，如果要译成中文的话，恐怕叫“精妙的思维”比较合适。
纳什这样的天才，虽然罕见，一个世纪大概还是会有几个，但是集天才和精神病于一身则未之闻也。这倒真有点象“几千年才出一个”的那种天才了。至于他的天才脑袋在多大程度上是“爹妈给的”，人们不得而知。不过，纳什有一个儿子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有很高的数学天份，得过数学博士学位。从这点来看，他的精神分裂症倒是跟遗传有很大的关系，并不象电影里说的那样，是因为受到凭空捏造的枪战的刺激。事实上，他的精神失常是缓慢发生的。大概开始于１９５７年的春夏之交。当时他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当了几年讲师，不过１９５６年夏天到１９５７年夏天，学校给了他一年假期到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作访问学者。这期间，他结识了聚集在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研究所的一群专攻微分方程的学者，开始了对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研究，象往常一样，他开始时象一个班门弄斧的门外汉，提一些内行人看来明显错误和可笑的问题和意见。但是很快，那些行家就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第二年春天他已经取得了一致公认的重大突破，使那些行家只有惊谔和惭愧的份了。然而这时却传来消息，说意大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已经在几个月前证明了他的一部分结果。尽管这个领域里的专家一致赞叹纳什所用方法新奇独特，而且更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对纳什来说，他的艰苦攀登竟然让别人抢先一步，实在是晴天霹雳般的打击。四十年之后，他写自传的时候，仍然流露出“既生瑜，何生亮”的遗恨，他说，可以设想，如果当年他们二人中有一个在攻坚中失败，那么剩下那一个成功者很有可能被授于数学界里的最高奖赏——费尔兹奖章。他不好意思明说，是那个意大利小子，使他同费尔兹奖失之交臂。据有些同事认为，这是导致他精神崩溃的原因。
纳什自己的说法则有所不同。据他后来追忆，１９５７年夏天，在他一年假期行将结束的时候，他开始把注意转移到了数学的边界以外、量子力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来，这就是对于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解释。他的雄心是要对量子力学的基础作出修正。他觉得海森堡的原理只是限于可观测量的描述，而他要去寻找它们背后的不可观测的现实。这是从量子论诞生以来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大问题，争论的双方有波尔、爱因斯坦这样的量子论奠基人。显然，纳什追求的“不可观测的现实”同爱因斯坦的“隐参数”属于同一思路，对波尔、海森堡等人认为可观测世界以外别无现实的“哥本哈根解释”持批评态度。为此他同当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以致他事后写了一封信向奥本海默就自己的态度表示道歉。多年后，纳什说，当年他试图解决量子论的内在矛盾“可能是不自量力，使自己精神失去平衡。”
不管什么原因，他的精神病真正发作，是一年多之后。其症状，也不是象电影里描写的那样，老是觉得那个国防部的官员影随着他，要他回去作破译密码的危险工作。他的精神分裂不是那种恐惧型的，而是妄想型的。１９５８年秋，他刚三十岁，在同两个外国留学生散步时他突然独自滔滔不绝讲了一通难以理解的话，内容似乎是担心世界和平受到威胁，需要成立世界政府保卫和平等等。新年后不久的一天，他拿着纽约时报指着头版左上角的文章对人说，里边暗藏玄机，是只有他懂的外星人政府同他联络的密码，他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世人云云。又有一次，他把一张过期驾驶执照上自己的姓名换上一个学生的绰号，告诉学生说这是“星系际驾照”，他自己是某个委员会的委员，任命该学生为亚洲地区负责人。纳什平时聪明机智，喜欢开些古怪的玩笑，开始的时候，别人听得目瞪口呆，以为他在开玩笑，并不当真对待。直到后来，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在陈省身先生推动下给纳什送去聘书，给了他一个很有地位的教职。纳什写了一封谢绝的回信，信里说他不克赴任，因为已经另有高就——他要去当“南极洲皇帝”！其时麻省理工为了留住人才也正在考虑给他提升职称，知道了这封信，才意识到纳什有病，而且病得不轻。１９５９年四月，纳什被送进了医院。
纳什精神病的症状之一就是他妄想天降大任于自己，领导着世界和平运动，自称是“和平王子”。为此他写了无数信件给世界各国政要和联合国官员，同他们商讨成立世界政府，保卫世界和平，实现世界大同的大事。还在他第一次进医院之前，系里的秘书就发现他向许多国家驻美国大使发信，后来甚至亲自驾车前往华盛顿到各国使馆投递信件。他这种行为持续很久，随病情的起伏而时断时续。有意思的是他还给我们的伟大领袖写过一封信，是请普林斯顿的数学系转交的。当时中美间没有任何来往，自然无法替他“里通外国”。这事发生在１９６２年，正是神州大地学毛著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假如当年有“远飞的大雁，捎封信儿到北京”，一定会被我等革命青年欢呼为“世界人民日夜想念毛主席”的最新例证，就好象今天的爱国青年欢呼雷锋精神在西点军校发扬光大一样。纳什还有一封能引起我们中国读者兴趣的信件，那是他写给一位从前的同事的，但是回信地址却是很奇怪的“Ｈｅｉｌｗｉｇｋｌ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ｒｂｉｎ，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不知什么原因，他用了满州国哈尔滨市而不是中国哈尔滨市，那个大学的名称，大概因为是潦草的手写体缘故，想必是黑龙江大学的误拼。信的内容不知所云，隐约是讲中苏边境上发生的核战争。信的落款是“Ｃｈｉａｎｇ Ｈｓｉｎ（Ｎｅｗ Ｒｉｖｅｒ）”，因为他特别在这个姓名后注明了意思，所以显然应当译作江新。这封信是在１９６７年写的，当时美国的报纸上对于中国如火如荼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有许多报导，据有人回忆，他当时正关注“毛泽东的政治”，江新这个名字想来是从文革旗手江青（Ｃｈ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这个名字得来的灵感。真亏他这么疯疯颠颠的，胸中还装着五洲风雷、四海云水，心里还惦着中国人民。
纳什不仅到处写信鼓吹他的世界大同主张，而且有实际的行动。他第一次进精神病医院观察治疗了五十天就出院了。出院后，一半出于对麻省理工学院校方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的怨恨，一半出于对“世界公民”的向往，他不顾系里对他的挽留，辞去了学校的教职前往欧洲。到欧洲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卢森堡的美国使馆宣布放弃美国国籍。后来又跑到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和瑞士政府部门去申请难民身份，他自称是北大西洋公约、华沙条约、中东条约、东南亚条约所有这些条约成员国家的难民，理由是要逃避兵役和作有关国防的数学研究。自然，人们发现他是个疯子，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于是他抛弃了自己的美国护照，一度还一个人跑到过属于东德的莱比锡。东德当局怎么会让一个没有护照的人入境，是不是以为这个来自美国的科学家有某种利用价值？至今还是一个谜。
对于纳什这种“自绝于祖国”和“叛国投敌”的行为，美国政府倒并不计较，它的驻欧洲使领馆多次帮他解决在欧洲的身份问题，最后派人到东德把他领回来，遣送回国。本来嘛，一个人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是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话是这么说，但纳什之所以会有这些“左倾”的思想——尽管是在精神失常时的臆想——也折射出他所处时代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思潮。那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战争对文明的破坏、对生命的摧残，许多知识分子还记忆犹新，成立一个世界政府来维护持久的世界和平在他们中有着广泛的市场。爱因斯坦、萨特等知识界的领袖人物都支持过成立世界政府的运动。显然，这种世界大同、世界公民的意识同纳什精神失常后的若干言行是有联系的。另外，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主义的思潮在当时知识界也有相当的影响。在纳什接触的人中，奥本海默因为同共产党的扯不清的关系，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被剥夺了接触机密材料的权利，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纳什任教的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简直象是共产党的“窝子”，主任、副主任和一位正教授都是前美共党员，而且还是学校所在地方支部的骨干成员。在数学系就读的学生中还有美共领导人白劳德（Ｅａｒｌ Ｂｒｏｗｄｅｒ）的三个儿子。（在笔者当年学习过的国际共运史材料中，“白劳德修正主义”可是比铁托还要老牌的现代修正主义。）这些人都是后来一直关心和帮助纳什的终生朋友，他们在麦卡锡时期都受到过ＦＢＩ的调查。麻省理工学院校方专门请了律师为他们辩护，才使他们得以度过难关。纳什虽然不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但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里，目睹自己周围师友的遭遇，那种对于国家机器的愤怒、恐惧的心情同他精神失常后总想远离自己国家恐怕不无关系。
１９６０年春，纳什从欧洲回到美国，“世界公民”没有当成，工作也丢了。他的病情时好时坏。１９６３年妻子同他离了婚。只要病情有所好转，他的学术界朋友们，从奥本海默以下都设法帮他安排工作，好让他有收入可以治病，但结果常常令人失望。后来，他干脆回到了西弗吉尼亚的老家同寡居的母亲住在一起。１９６９年底，他母亲也去世了，纳什在这世界上只有妹妹一个亲人了。但是他妹妹也有自己的一家人要照顾，只好把老哥再送进精神病院。１９７０年初，纳什从精神病院出来，面对的是一个举目无亲的人间，茫茫世界，似乎已经没有他的立身之地。这时，他做出了一个对他后半生至为重要的决定：重返普林斯顿。假如他留在故乡，也许会沦为流落街头的疯汉，最后的归宿会怎么样，真是不堪设想。而在普林斯顿，得到了他前妻的接纳，使他免除了食宿之虞。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他熟悉的环境和关心他的师友。那里有世界一流的学府，有众多的学者，众多的数学家，总之，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知识分子成堆，据说是不利于思想改造的，但却绝对有利于纳什病情的好转。他在这里受到人们的容纳和尊重，如果有哪个不懂事的年轻人轻侮他，便会有人站出来教训他：“你小子一辈子也未必能做出他那些成就！”在这里，他学会了使用计算机，他不是学校的在编人员，计算机的管理员就把自己的账户让给他用。据纳什自己说，使用计算机使他减少妄想，对于他的病情好转有很大的促进。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在这里能继续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听学术讲座，同以前的同事和学生交流，使学术界的同行知道他还活着，而且日益康复。这为他后来被诺贝尔奖委员会考虑创造了前提。最后，当诺贝尔奖快要宣布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给了他一个“访问合作研究员”的职称，使他不至于以社会闲杂人员的身份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纳什得了诺贝尔奖，前妻也同他复了婚。但是他的故事结局并不象童话故事的结局那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奖金是三个人分的，并不算多，在刚得知获奖的时候，他曾表示他多么希望奖金是给他一人的。现在，他们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那里靠近火车站，便于妻子上班，并没有搬到高尚住宅区。他们有一个患着精神病的儿子要照顾，要为他的医疗和将来操心。
电影“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ｉｎｄ”这个名字是从纳什传记的书名搬过来的。传记作者说，这是纳什的一个同事建议的。前面说过，主要是称赞他的聪明才智。因而译成“精妙的思维”比较好。现在人们通常译作“美丽的心灵”，则不符合原意。而且引起误解，因为心灵美这个说法在中文里是指道德境界的高尚。不管是传记作者还是电影编导，显然并没有赞扬纳什道德情操的意思。要说纳什的道德，恐怕不无可议之处。其中最不可原谅的是，他在年轻时曾结识一位少女，两人同居过一段时间，而且生了一个儿子，但纳什却不愿意同这位女士结婚，而且不愿意承担儿子的抚养费，尽管他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有收入很好的教职，致使可怜的孩子跟着单身母亲在困苦中长大，未能得到家庭的温暖和良好的教育。纳什的父母知道这事以后，曾严令儿子同那个女子结婚，纳什始终没有从命。据他母亲说，他父亲不久后病逝，为儿子的荒唐生气是一个原因。当然，人非圣贤，我们不能要求人家既是数学天才，又是道德楷模。可贵的是，纳什本人对于传记作者写他年轻时的荒唐和臭事，采取“瑞士式中立政策”，这种对自己生前身后名的豁达坦然态度，倒是值得有资格被人写传的精英人物引为榜样的。
□ 刊登在 2002 华夏文摘 cm0209c.
最近，数学家约翰•纳什（Ｊｏｈｎ Ｎａｓｈ）到中国出席世界数学大会，访问了若干校园，所到之处，引起轰动，是这次大会最受瞩目的科学“明星”之一。其中原因，除了他在１９９４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外，今年初上映的电影《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ＩＮＤ》把这个二十世纪的数学奇才介绍给学术界以外的群众，相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电影刚上映，我就去看了。那时，离它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导演等多项大奖还有几个月，影院里冷冷清清的，观众大概只有二成左右。无非是一个得了精神病的数学家的故事。在许多人心目中，天才的数学家本来都有些神经兮兮的，属于那种整天玄思冥想、大白天走路都会撞上电线杆的人，能引起多少人的兴趣？影片虽然后来得了奥斯卡的大奖，那也只是学院派的评价，票房上似乎也没有甚么突出的表现。
七年多以前，当纳什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笔者被一篇介绍其人其事的长篇报导所吸引，其中讲到他正当事业的高峰不幸身罹绝症——精神分裂，差点沦为流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幸亏从前的妻子和同事并没有抛弃他，在他们的长期关心照顾下，精神病症状竟然奇迹般消失，终于在湮没无闻三十年之后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故事大起大落、引人入胜，令人难忘。于是在叹息世事难料、唏嘘人生无常之余，写了一篇介绍性的文章“失去的年华”，登在当时唯一的网络中文刊物《华夏文摘》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的ｚｋ９４１２ａ上。这大概是中文媒体上介绍纳什生平事迹的最早的一篇文章了。（稍后在国内，有王则柯在１９９５年第６期《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爱心玉成”一文。）由于这一层“关系”，我这个平常不爱看电影的人，决定先睹为快，看看电影是如何再现这样一个还活在世上的传奇人物的。
电影无疑是成功的，让我重温了七年前初次读到纳什故事时对人生的感受。不过看完电影出来，心头却有一丝不安。这就是电影里对纳什数学研究的描写几乎全部集中在破译密码的方面，这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在“失去的年华”一文中也没有提到，莫非是我孤陋寡闻，忽略了他在这方面的重要工作？那岂不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带着这样的心情，我找来市场上广为流传的与电影同名的纳什传记（作者：Ｓｙｌｖｉａ Ｎａｓａｒ）细读。四百多页的书，花了几个月时间断断续续读完，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纳什并没有作过破译密码的工作，可以说连边都没有沾过。电影剧本的作者在这一点上“胡编乱造”，显然是出于提高票房价值的考虑。因为纳什的研究大都是在高度抽象的数学领域，为他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他在博弈论方面的工作，原本是他早年的博士论文内容，这大概是他的所有研究成果中最具有实际应用的一项。后来他的研究越来越走向拓朴、微分方程等“纯粹”数学的领域。要是剧本作者如实反映纳什的研究工作，这个本来就不容易引起人们兴趣的故事对一般观众来说那就简直象是“对牛弹琴”了。于是他们不得不将真事隐去，编些假语村言来吸引观众。破译密码就成了强加在纳什先生身上的“科研项目”，成为贯穿整个故事的主线。
这样的选择是有美国“国情”方面的原因的。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高深而远离实际应用的科学问题只是“一小撮”人的研究对象，他们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物——没有什么人批评他们“脱离实际”，因为压根儿没有人关心他们。不象在中国，一篇“哥德巴哈猜想”的报告文学可以引起成千上万业余研究者攻坚的“群众运动”。就说几年前，困扰数学界三个多世纪的大难题“费马大定理”得到证明，报纸也有报导，美国民间却几乎没有任何反应，那位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的数学家在专业的圈子外仍然默默无闻。换了在中国，他一定会象陈景润那样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领导首长亲切接见自不必说，各民主党派和非民主党派想必会竞相邀请他入党，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头衔也会送上门来。而美国的老百姓，工作之余关心的是物价的涨落、球队的输赢这一类事情。对于这样的观众，要让他们理解数学家的工作，破译密码或许是唯一合适的数学问题了。它的实际应用经常在关于二次大战的小说和电影里提到。比如美军因为破译了日本军部的密电码，成功击落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座机，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这是美国人最津津乐道的故事。因此，一个从事破译密码工作的纳什大概最符合大众心目中数学家形像了。而且，破译密码这个无中生有的“科研项目”还便于编剧将同样是无中生有的苏联“手提式核弹”威胁扯到剧情里来，加进了冷战、阴谋、间谍、恐怖活动等等富有戏剧性的场景，在九•一一后的美国，无疑大大增加了故事的票房价值。电影甚至生造了这样的惊险场面：纳什因为从事破译密码的机密工作而成为暗杀目标，在一次汽车追逐和枪战中几乎丧命。纳什吓得灵魂出窍，欲罢不能，从此精神失常。（本文发表后，有读者说此情节系纳什精神病中的幻觉，并非是真实发生的事，他们也许是对的，我被电影里的真真假假的情节弄迷糊了。）
然而，这些都是编导制造出来的“戏说纳什”。电影固然因此增色不少，离真实的纳什却相去甚远。他从没有去五角大楼从事绝密工作的经历。考纳什一生，同国防部门有点搭界的事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１９４８年夏天，那年他二十岁，刚从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已经录取他，还没有入学，他在首都华盛顿郊区找到一份属于海军研究项目的暑期工。这个项目里的数学家除了美国人以外还有从纳粹德国抓来的俘虏。纳什在这样的集体里虚度了一个暑假，一事无成。好在人们也并不指望一个学生暑期工能做什么事情。第二次同机密工作打交道是在两年之后，纳什已经完成了那篇后来为他赢得诺贝尔奖的论文，成为博弈论领域里冉冉升起的新星。他被兰德公司聘为顾问。兰德公司当时名义上是附属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一个机构，不过谁都知道它是空军的战略智库。他们请纳什去是要借重他在博弈论方面的学识，同破译密码无关。博弈论是在二次大战期间由二十世纪的大数学家冯•诺依曼奠基的数学分支，在美国海军对纳粹德国的反潜作战中得到过应用。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军方希望将它的应用扩大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尤其是指望靠它为刚展开不久的“冷战”提供克敌致胜的战略理论基础。兰德公司因此受军方委托，搜罗了一批象纳什那样的数学尖子从事这方面的攻关。纳什担任兰德公司顾问前后共四年，每年暑假去兰德公司做有关研究。然而这期间他和他的攻关小组并没有拿出什么突破性的成果。其原因在于，博弈论当时还处在幼年阶段，人们对于它的应用价值期望过高。事实证明，它在经济学领域内的重要应用，还要等一代人的时间，以及大量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包括同纳什分享１９９４年诺贝尔奖的另外两位学者——的工作，才会显示出来。
所以，到１９５４年，兰德公司对博弈论的热情已经冷却。那年夏天，纳什离开了兰德公司。纳什的离去是由于一件偶然的事件引起的。电影没有反映这件颇有戏剧性的事件，它有损于纳什的形像——原来纳什有同性恋倾向。五十年代，同性恋被人们和政府接受的程度还没有象现在这样高，兰德公司所在的洛杉矶圣塔•莫尼加又是同性恋者出没的地区，警察经常在那一带设置圈套。有一天深更半夜，纳什在一个公园的厕所里被装扮成同性恋者的警察逮住。事情告到公司里，按照保密条例规定，同性恋者属于“判断能力薄弱”并且“容易受到讹诈”的人，兰德公司别无选择，只能立即撤消他的绝密工作许可，请他走人，连他自己的办公室都不让回去收拾。从此纳什再没有作过任何保密的研究工作。
其实，纳什的兴趣也已不在博弈论上了。早在他写那篇博弈论博士论文的同时，他已经开始了在代数流型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并且在１９５１年发表了研究成果。在许多数学界的精英眼里，这才是一个数学天才应该从事的工作，而博弈论似乎算不上是数学的正统。再说，象纳什这样的天才都是些天马行空的主儿，那里会按照领导布置的任务去从事研究？由于后来精神失常，纳什的研究生涯大约只有十年，但纵观他这不长的学术生命，就会发现他从来都是自己找问题，或者自己提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分属于数学的许多迥然不同的领域。在他看来，数学并不是一门分支井然有序的学科，而是一堆有待解决的疑难问题。只要问题引起他的兴趣，而且有足够的难度能激发他的攻坚欲望，他就会毅然前往，而不管这个问题属于哪个领域。所以他可以同时写博弈论和代数流型方面的论文，后来还在几何、拓朴、微分方程等领域内有第一流的工作。这听起来有点象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于陈景润那种穷毕生精力咬住一个问题不放的风格。人们不得不佩服的是，他常常换一个地方之后能够很快进入状况，命中目标，尽管别人在这个地方已经打过许多虚发的子弹。他与众不同的工作风格还表现在他的原创性。面对一个问题，他不是到图书馆去查找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因为，在他看来，既然前人做了工作而问题依旧，说明这些文献无用，只会框住后人的思路，走进同样的死胡同。所以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独辟蹊径、想别人所不敢想，结果常常是出人意料。当然，这种工作风格是同他的数学天才分不开的，不是多数人能够学习效法的。他的传记和电影用“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ｉｎｄ”命名，主要也是赞叹他这种独具一格的智慧，如果要译成中文的话，恐怕叫“精妙的思维”比较合适。
纳什这样的天才，虽然罕见，一个世纪大概还是会有几个，但是集天才和精神病于一身则未之闻也。这倒真有点象“几千年才出一个”的那种天才了。至于他的天才脑袋在多大程度上是“爹妈给的”，人们不得而知。不过，纳什有一个儿子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有很高的数学天份，得过数学博士学位。从这点来看，他的精神分裂症倒是跟遗传有很大的关系，并不象电影里说的那样，是因为受到凭空捏造的枪战的刺激。事实上，他的精神失常是缓慢发生的。大概开始于１９５７年的春夏之交。当时他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当了几年讲师，不过１９５６年夏天到１９５７年夏天，学校给了他一年假期到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作访问学者。这期间，他结识了聚集在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研究所的一群专攻微分方程的学者，开始了对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研究，象往常一样，他开始时象一个班门弄斧的门外汉，提一些内行人看来明显错误和可笑的问题和意见。但是很快，那些行家就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第二年春天他已经取得了一致公认的重大突破，使那些行家只有惊谔和惭愧的份了。然而这时却传来消息，说意大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已经在几个月前证明了他的一部分结果。尽管这个领域里的专家一致赞叹纳什所用方法新奇独特，而且更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对纳什来说，他的艰苦攀登竟然让别人抢先一步，实在是晴天霹雳般的打击。四十年之后，他写自传的时候，仍然流露出“既生瑜，何生亮”的遗恨，他说，可以设想，如果当年他们二人中有一个在攻坚中失败，那么剩下那一个成功者很有可能被授于数学界里的最高奖赏——费尔兹奖章。他不好意思明说，是那个意大利小子，使他同费尔兹奖失之交臂。据有些同事认为，这是导致他精神崩溃的原因。
纳什自己的说法则有所不同。据他后来追忆，１９５７年夏天，在他一年假期行将结束的时候，他开始把注意转移到了数学的边界以外、量子力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来，这就是对于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解释。他的雄心是要对量子力学的基础作出修正。他觉得海森堡的原理只是限于可观测量的描述，而他要去寻找它们背后的不可观测的现实。这是从量子论诞生以来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大问题，争论的双方有波尔、爱因斯坦这样的量子论奠基人。显然，纳什追求的“不可观测的现实”同爱因斯坦的“隐参数”属于同一思路，对波尔、海森堡等人认为可观测世界以外别无现实的“哥本哈根解释”持批评态度。为此他同当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以致他事后写了一封信向奥本海默就自己的态度表示道歉。多年后，纳什说，当年他试图解决量子论的内在矛盾“可能是不自量力，使自己精神失去平衡。”
不管什么原因，他的精神病真正发作，是一年多之后。其症状，也不是象电影里描写的那样，老是觉得那个国防部的官员影随着他，要他回去作破译密码的危险工作。他的精神分裂不是那种恐惧型的，而是妄想型的。１９５８年秋，他刚三十岁，在同两个外国留学生散步时他突然独自滔滔不绝讲了一通难以理解的话，内容似乎是担心世界和平受到威胁，需要成立世界政府保卫和平等等。新年后不久的一天，他拿着纽约时报指着头版左上角的文章对人说，里边暗藏玄机，是只有他懂的外星人政府同他联络的密码，他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世人云云。又有一次，他把一张过期驾驶执照上自己的姓名换上一个学生的绰号，告诉学生说这是“星系际驾照”，他自己是某个委员会的委员，任命该学生为亚洲地区负责人。纳什平时聪明机智，喜欢开些古怪的玩笑，开始的时候，别人听得目瞪口呆，以为他在开玩笑，并不当真对待。直到后来，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在陈省身先生推动下给纳什送去聘书，给了他一个很有地位的教职。纳什写了一封谢绝的回信，信里说他不克赴任，因为已经另有高就——他要去当“南极洲皇帝”！其时麻省理工为了留住人才也正在考虑给他提升职称，知道了这封信，才意识到纳什有病，而且病得不轻。１９５９年四月，纳什被送进了医院。
纳什精神病的症状之一就是他妄想天降大任于自己，领导着世界和平运动，自称是“和平王子”。为此他写了无数信件给世界各国政要和联合国官员，同他们商讨成立世界政府，保卫世界和平，实现世界大同的大事。还在他第一次进医院之前，系里的秘书就发现他向许多国家驻美国大使发信，后来甚至亲自驾车前往华盛顿到各国使馆投递信件。他这种行为持续很久，随病情的起伏而时断时续。有意思的是他还给我们的伟大领袖写过一封信，是请普林斯顿的数学系转交的。当时中美间没有任何来往，自然无法替他“里通外国”。这事发生在１９６２年，正是神州大地学毛著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假如当年有“远飞的大雁，捎封信儿到北京”，一定会被我等革命青年欢呼为“世界人民日夜想念毛主席”的最新例证，就好象今天的爱国青年欢呼雷锋精神在西点军校发扬光大一样。纳什还有一封能引起我们中国读者兴趣的信件，那是他写给一位从前的同事的，但是回信地址却是很奇怪的“Ｈｅｉｌｗｉｇｋｌ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ｒｂｉｎ，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不知什么原因，他用了满州国哈尔滨市而不是中国哈尔滨市，那个大学的名称，大概因为是潦草的手写体缘故，想必是黑龙江大学的误拼。信的内容不知所云，隐约是讲中苏边境上发生的核战争。信的落款是“Ｃｈｉａｎｇ Ｈｓｉｎ（Ｎｅｗ Ｒｉｖｅｒ）”，因为他特别在这个姓名后注明了意思，所以显然应当译作江新。这封信是在１９６７年写的，当时美国的报纸上对于中国如火如荼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有许多报导，据有人回忆，他当时正关注“毛泽东的政治”，江新这个名字想来是从文革旗手江青（Ｃｈ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这个名字得来的灵感。真亏他这么疯疯颠颠的，胸中还装着五洲风雷、四海云水，心里还惦着中国人民。
纳什不仅到处写信鼓吹他的世界大同主张，而且有实际的行动。他第一次进精神病医院观察治疗了五十天就出院了。出院后，一半出于对麻省理工学院校方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的怨恨，一半出于对“世界公民”的向往，他不顾系里对他的挽留，辞去了学校的教职前往欧洲。到欧洲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卢森堡的美国使馆宣布放弃美国国籍。后来又跑到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和瑞士政府部门去申请难民身份，他自称是北大西洋公约、华沙条约、中东条约、东南亚条约所有这些条约成员国家的难民，理由是要逃避兵役和作有关国防的数学研究。自然，人们发现他是个疯子，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于是他抛弃了自己的美国护照，一度还一个人跑到过属于东德的莱比锡。东德当局怎么会让一个没有护照的人入境，是不是以为这个来自美国的科学家有某种利用价值？至今还是一个谜。
对于纳什这种“自绝于祖国”和“叛国投敌”的行为，美国政府倒并不计较，它的驻欧洲使领馆多次帮他解决在欧洲的身份问题，最后派人到东德把他领回来，遣送回国。本来嘛，一个人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是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话是这么说，但纳什之所以会有这些“左倾”的思想——尽管是在精神失常时的臆想——也折射出他所处时代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思潮。那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战争对文明的破坏、对生命的摧残，许多知识分子还记忆犹新，成立一个世界政府来维护持久的世界和平在他们中有着广泛的市场。爱因斯坦、萨特等知识界的领袖人物都支持过成立世界政府的运动。显然，这种世界大同、世界公民的意识同纳什精神失常后的若干言行是有联系的。另外，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主义的思潮在当时知识界也有相当的影响。在纳什接触的人中，奥本海默因为同共产党的扯不清的关系，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被剥夺了接触机密材料的权利，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纳什任教的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简直象是共产党的“窝子”，主任、副主任和一位正教授都是前美共党员，而且还是学校所在地方支部的骨干成员。在数学系就读的学生中还有美共领导人白劳德（Ｅａｒｌ Ｂｒｏｗｄｅｒ）的三个儿子。（在笔者当年学习过的国际共运史材料中，“白劳德修正主义”可是比铁托还要老牌的现代修正主义。）这些人都是后来一直关心和帮助纳什的终生朋友，他们在麦卡锡时期都受到过ＦＢＩ的调查。麻省理工学院校方专门请了律师为他们辩护，才使他们得以度过难关。纳什虽然不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但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里，目睹自己周围师友的遭遇，那种对于国家机器的愤怒、恐惧的心情同他精神失常后总想远离自己国家恐怕不无关系。
１９６０年春，纳什从欧洲回到美国，“世界公民”没有当成，工作也丢了。他的病情时好时坏。１９６３年妻子同他离了婚。只要病情有所好转，他的学术界朋友们，从奥本海默以下都设法帮他安排工作，好让他有收入可以治病，但结果常常令人失望。后来，他干脆回到了西弗吉尼亚的老家同寡居的母亲住在一起。１９６９年底，他母亲也去世了，纳什在这世界上只有妹妹一个亲人了。但是他妹妹也有自己的一家人要照顾，只好把老哥再送进精神病院。１９７０年初，纳什从精神病院出来，面对的是一个举目无亲的人间，茫茫世界，似乎已经没有他的立身之地。这时，他做出了一个对他后半生至为重要的决定：重返普林斯顿。假如他留在故乡，也许会沦为流落街头的疯汉，最后的归宿会怎么样，真是不堪设想。而在普林斯顿，得到了他前妻的接纳，使他免除了食宿之虞。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他熟悉的环境和关心他的师友。那里有世界一流的学府，有众多的学者，众多的数学家，总之，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知识分子成堆，据说是不利于思想改造的，但却绝对有利于纳什病情的好转。他在这里受到人们的容纳和尊重，如果有哪个不懂事的年轻人轻侮他，便会有人站出来教训他：“你小子一辈子也未必能做出他那些成就！”在这里，他学会了使用计算机，他不是学校的在编人员，计算机的管理员就把自己的账户让给他用。据纳什自己说，使用计算机使他减少妄想，对于他的病情好转有很大的促进。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在这里能继续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听学术讲座，同以前的同事和学生交流，使学术界的同行知道他还活着，而且日益康复。这为他后来被诺贝尔奖委员会考虑创造了前提。最后，当诺贝尔奖快要宣布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给了他一个“访问合作研究员”的职称，使他不至于以社会闲杂人员的身份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纳什得了诺贝尔奖，前妻也同他复了婚。但是他的故事结局并不象童话故事的结局那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奖金是三个人分的，并不算多，在刚得知获奖的时候，他曾表示他多么希望奖金是给他一人的。现在，他们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那里靠近火车站，便于妻子上班，并没有搬到高尚住宅区。他们有一个患着精神病的儿子要照顾，要为他的医疗和将来操心。
电影“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ｉｎｄ”这个名字是从纳什传记的书名搬过来的。传记作者说，这是纳什的一个同事建议的。前面说过，主要是称赞他的聪明才智。因而译成“精妙的思维”比较好。现在人们通常译作“美丽的心灵”，则不符合原意。而且引起误解，因为心灵美这个说法在中文里是指道德境界的高尚。不管是传记作者还是电影编导，显然并没有赞扬纳什道德情操的意思。要说纳什的道德，恐怕不无可议之处。其中最不可原谅的是，他在年轻时曾结识一位少女，两人同居过一段时间，而且生了一个儿子，但纳什却不愿意同这位女士结婚，而且不愿意承担儿子的抚养费，尽管他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有收入很好的教职，致使可怜的孩子跟着单身母亲在困苦中长大，未能得到家庭的温暖和良好的教育。纳什的父母知道这事以后，曾严令儿子同那个女子结婚，纳什始终没有从命。据他母亲说，他父亲不久后病逝，为儿子的荒唐生气是一个原因。当然，人非圣贤，我们不能要求人家既是数学天才，又是道德楷模。可贵的是，纳什本人对于传记作者写他年轻时的荒唐和臭事，采取“瑞士式中立政策”，这种对自己生前身后名的豁达坦然态度，倒是值得有资格被人写传的精英人物引为榜样的。
□ 刊登在 2002 华夏文摘 cm0209c.
失去的年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Ｊ．纳什
〔本文发表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患有精神分裂症多年的数学家约翰•纳什在那一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加拿大多伦多市的《环球邮报》（Global and Mail）在１１月１９日以“诺贝尔奖得主失去的年华”（Lost Years of a Nobel Laureate）为题，用整版的篇幅介绍了这位得奖者的不同常人的经历。这篇文字根据该文的内容加上个人的感受而写成，当时把他的姓氏译成纳希，可能是世界上用汉字向学术界以外的公众介绍纳什的第一篇文章。〕
瑞典皇家学会在十月十一日宣布，今年的经济学奖将颁给三位数学家，他们都是博弈论的先驱：波恩大学的塞尔顿（R.Selten），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哈尔桑依（J.C.Harsanyi）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John.F.Nash）。前二位得奖者的头衔是教授，这是不消说的，而纳什博士的头衔却透着点儿古怪：访问合作研究员（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如果再仔细打听一下的话，会发现这个头衔还是九月份才由普林斯顿大学特别授给他的。那时纳什得奖已是箭在弦上，普林斯顿大学的库恩（H.W.Kuhn）教授应瑞典皇家学会之请为纳什博士写一份履历，而纳什多年来已没有任何隶属的“单位”。（要是在中国，这种人当属于居委会管辖。）库恩教授向校方建议，将上述职务给予纳什，以备人们不可避免的查询。
有着获得诺贝尔奖的卓越贡献，怎么会落泊到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挂靠”的地步呢？原因很简单：纳什博士三十多年来一直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纳什的经历真是一位天才遭到毁灭的活生生的悲剧，而他终于能活到得奖的一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纳什现年六十六岁，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父亲是电气工程师，母亲是拉丁文教师，对于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据纳什的妹妹回忆，她老哥从小就是神童，但并不是门门功课都得Ａ的那种，他喜欢读书、下棋和音乐。在小学里老师就向家长反映，他解数学题的方法常跟老师不同。
1945年，纳什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当时叫卡内基工学院），他的天才在这里得到了公认。数学教授称他是“小高斯”，他在第一年从化学系转到了数学系，读两年就拿到了学士学位。他做研究生时，有一天告诉导师说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导师惊讶地发现，这其实是一条有名的定理，自己的学生竟然独立地给出了证明。他为纳什写的推荐信只有一行字：“该生是一位天才。”
1948年，纳什获得奖学金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普林斯顿当时正是全世界的科学中心，不仅有爱因斯坦，还有数学大师冯•诺意曼（John von Neumann）。纳什在这里很快就表现出他的机敏和才能来。他到后不久就发明了一种在洗手间里六角形瓷砖上打记号玩的游戏，成为一时风靡，游戏就被人称为“纳什”。
在同学们眼里，纳什聪明但不喜交际，也容易得罪人。他常常一个人不断绕着大楼里的四方走廊踱步，有时会突然冲进空无一人的教室在黑板上猛写一气。为他争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奖的那篇论文，是他在普林斯顿第二年的作品。
博弈论是研究竞争的逻辑和规律的数学分枝，冯•诺意曼和普林斯顿的一位经济学家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是这门科学的奠基之作，在1944年出版。不过他们所建立的是关于纯粹竞争的理论，所谓纯粹竞争是指那种一方所得必为对方之所失的竞争。冯•诺意曼教授没有讨论那种各方都可能有所得的竞争。
纳什按照他的一贯脾气，决定挑这个题目做文章。纳什的贡献是，他证明了在这一类的竞争中，在很广泛的条件下是有稳定解存在的——也就是说，只要别人的行为确定下来，竞争者就可以有最佳的策略。他的这项理论工作使得博弈论从此成为经济学家用来分析商业竞争到贸易谈判种种现象的有力工具。
1950年六月十三日，是纳什的二十二岁生日，也恰好是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日子。第二年，他受聘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新来乍到，他还是那样急于要解决几个大问题给人家看看。据说有一次，他在休息室里象往常一样对别人的工作评头品足，一位老教授问他敢不敢去碰当时让数学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起源于十九世纪数学家黎曼的工作，许多人认为是无法解决的。结果真的让纳什给解决了，不仅如此，他在解决过程中还发展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使得更广泛的一类问题中的困难也因此迎刃而解。数学家们到今天还在赞叹他这种方法的精妙和不可思议。
大多数学家都认为，纳什的这项贡献，以及他在纯数学领域里的其他一些工作才是他的最大成就，要是数学也有诺贝尔奖的话，每一项都有资格得奖。有人开玩笑说，今年这个奖只是表彰了纳什最不足称道的一项工作。
五十年代中期是纳什成果累累的黄金时期。1957年，纳什回到普林斯顿访问一年，并在此期间结婚。当他再回到ＭＩＴ的时候，稳定的教职在等着他，第一个孩子即将降生。一切都是那么美好，1958年的《Fortune》杂志还将他列为美国独一无二的“新数学明星”。然而就在这同时，同事们却发觉纳什变了。开始是讲话不知所云，几个月之内，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说话前言不对后语，讲课莫名其妙，而且给公众人物写些奇奇怪怪的信。于是，刚满三十岁的他住进了精神病医院。数学奇才纳什从此再也没有出版过一篇论文——普林斯顿以外的人，还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
今天的医学还不能说明精神分裂症的确切原因，纳什得病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楚。人们也许只能说，大概是上帝怕自己留给人类慢慢摸索的“天机”被这个年轻人窥破太多，决定捣乱他大脑的工作。只见他妄想症状日见严重，耳朵里老是响着不知来自何方的声音。他无法工作下去了，只好辞了教职，到欧洲去游荡一阵再说。他在欧洲各个城市转悠，老觉得有人在背后盯梢，有一度甚至想放弃美国国籍，美国的亲友则收到他寄来的明信片，说些让人不懂的话，比如：“我今天搭的77路公共车让我想起了你。”
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纳什就这样疯疯癫癫，几度进出精神病医院，大部分时间则住在弗吉尼亚妈妈和妹妹的家中。妻子在1963年同他离了婚，靠自己工作以及亲友、同事们的资助维持自己、儿子和纳什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后来纳什愈来愈频繁地回到普林斯顿，住在前妻的家中。他成了数学楼里的“幽灵”，有时在黑板上涂写一些数学公式。有时人们又会看到沉默寡言的他，穿着不太合身的衣服，在图书馆里看书，或者在校园里徘徊。
纳什的前妻认为，虽然他已经不能从事研究，但待在普林斯顿的数学圈子里对他有益，至少人们都了解他。同事们几次想帮他找点研究工作，常常不是很成功。他们让他使用学校的电脑，老朋友来讲学时也不忘请他出席。七十年代还替他争取到一笔数学奖金。亲友们的爱护使他免于象许多别的精神病患者那样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甚至走上自杀的绝路。但是大家都不相信他的病会有痊愈的希望。
然而奇迹发生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也许是上帝不为已甚——他的前妻说，既不是药物，也不是治疗，只因为平静的生活——纳什的病情在过去的十年中竟然慢慢地减轻了。他开始从自我孤立中走出来，同别的数学家和学生们交谈了。最明显的变化是，纳什博士又能做数学研究了，而且学会了使用电脑的巧妙方法。
可是为他争取到诺贝尔奖，却又经过了几番周折。1985年，评奖委员会显然曾认真考虑过给博弈论颁奖。又过了五年，委员会正式征询纳什博士的情况，不仅是关于他的成就，而且还包括他的精神状态。虽然没有规定说获奖者一定要有大学的教职或正从事活跃的研究，但所有的获奖者都在自己的领域内有积极的拥护者。库恩教授在这当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明确地告诉评奖委员会，如果纳什因为患病而不能得奖的话，那是极不公平的。
真的，如果一个癌症患者可以得奖，精神病患者为什么不可以？瑞典皇家学会终于决定把奖授给纳什博士——因为那篇将近半个世纪前写成的只有薄薄二十七页的博士论文。于是他在今年十月十一日的清晨，接到了那个科学家人人向往的、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
□ 编译自加拿大《Global and Mail》“Lost Years of a Nobel Laureate”(11/19/94)
刊登在 1994 华夏文摘 cm9412a.
瑞典皇家学会在十月十一日宣布，今年的经济学奖将颁给三位数学家，他们都是博弈论的先驱：波恩大学的塞尔顿（R.Selten），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哈尔桑依（J.C.Harsanyi）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John.F.Nash）。前二位得奖者的头衔是教授，这是不消说的，而纳什博士的头衔却透着点儿古怪：访问合作研究员（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如果再仔细打听一下的话，会发现这个头衔还是九月份才由普林斯顿大学特别授给他的。那时纳什得奖已是箭在弦上，普林斯顿大学的库恩（H.W.Kuhn）教授应瑞典皇家学会之请为纳什博士写一份履历，而纳什多年来已没有任何隶属的“单位”。（要是在中国，这种人当属于居委会管辖。）库恩教授向校方建议，将上述职务给予纳什，以备人们不可避免的查询。
有着获得诺贝尔奖的卓越贡献，怎么会落泊到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挂靠”的地步呢？原因很简单：纳什博士三十多年来一直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纳什的经历真是一位天才遭到毁灭的活生生的悲剧，而他终于能活到得奖的一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纳什现年六十六岁，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父亲是电气工程师，母亲是拉丁文教师，对于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据纳什的妹妹回忆，她老哥从小就是神童，但并不是门门功课都得Ａ的那种，他喜欢读书、下棋和音乐。在小学里老师就向家长反映，他解数学题的方法常跟老师不同。
1945年，纳什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当时叫卡内基工学院），他的天才在这里得到了公认。数学教授称他是“小高斯”，他在第一年从化学系转到了数学系，读两年就拿到了学士学位。他做研究生时，有一天告诉导师说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导师惊讶地发现，这其实是一条有名的定理，自己的学生竟然独立地给出了证明。他为纳什写的推荐信只有一行字：“该生是一位天才。”
1948年，纳什获得奖学金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普林斯顿当时正是全世界的科学中心，不仅有爱因斯坦，还有数学大师冯•诺意曼（John von Neumann）。纳什在这里很快就表现出他的机敏和才能来。他到后不久就发明了一种在洗手间里六角形瓷砖上打记号玩的游戏，成为一时风靡，游戏就被人称为“纳什”。
在同学们眼里，纳什聪明但不喜交际，也容易得罪人。他常常一个人不断绕着大楼里的四方走廊踱步，有时会突然冲进空无一人的教室在黑板上猛写一气。为他争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奖的那篇论文，是他在普林斯顿第二年的作品。
博弈论是研究竞争的逻辑和规律的数学分枝，冯•诺意曼和普林斯顿的一位经济学家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是这门科学的奠基之作，在1944年出版。不过他们所建立的是关于纯粹竞争的理论，所谓纯粹竞争是指那种一方所得必为对方之所失的竞争。冯•诺意曼教授没有讨论那种各方都可能有所得的竞争。
纳什按照他的一贯脾气，决定挑这个题目做文章。纳什的贡献是，他证明了在这一类的竞争中，在很广泛的条件下是有稳定解存在的——也就是说，只要别人的行为确定下来，竞争者就可以有最佳的策略。他的这项理论工作使得博弈论从此成为经济学家用来分析商业竞争到贸易谈判种种现象的有力工具。
1950年六月十三日，是纳什的二十二岁生日，也恰好是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日子。第二年，他受聘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新来乍到，他还是那样急于要解决几个大问题给人家看看。据说有一次，他在休息室里象往常一样对别人的工作评头品足，一位老教授问他敢不敢去碰当时让数学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起源于十九世纪数学家黎曼的工作，许多人认为是无法解决的。结果真的让纳什给解决了，不仅如此，他在解决过程中还发展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使得更广泛的一类问题中的困难也因此迎刃而解。数学家们到今天还在赞叹他这种方法的精妙和不可思议。
大多数学家都认为，纳什的这项贡献，以及他在纯数学领域里的其他一些工作才是他的最大成就，要是数学也有诺贝尔奖的话，每一项都有资格得奖。有人开玩笑说，今年这个奖只是表彰了纳什最不足称道的一项工作。
五十年代中期是纳什成果累累的黄金时期。1957年，纳什回到普林斯顿访问一年，并在此期间结婚。当他再回到ＭＩＴ的时候，稳定的教职在等着他，第一个孩子即将降生。一切都是那么美好，1958年的《Fortune》杂志还将他列为美国独一无二的“新数学明星”。然而就在这同时，同事们却发觉纳什变了。开始是讲话不知所云，几个月之内，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说话前言不对后语，讲课莫名其妙，而且给公众人物写些奇奇怪怪的信。于是，刚满三十岁的他住进了精神病医院。数学奇才纳什从此再也没有出版过一篇论文——普林斯顿以外的人，还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
今天的医学还不能说明精神分裂症的确切原因，纳什得病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楚。人们也许只能说，大概是上帝怕自己留给人类慢慢摸索的“天机”被这个年轻人窥破太多，决定捣乱他大脑的工作。只见他妄想症状日见严重，耳朵里老是响着不知来自何方的声音。他无法工作下去了，只好辞了教职，到欧洲去游荡一阵再说。他在欧洲各个城市转悠，老觉得有人在背后盯梢，有一度甚至想放弃美国国籍，美国的亲友则收到他寄来的明信片，说些让人不懂的话，比如：“我今天搭的77路公共车让我想起了你。”
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纳什就这样疯疯癫癫，几度进出精神病医院，大部分时间则住在弗吉尼亚妈妈和妹妹的家中。妻子在1963年同他离了婚，靠自己工作以及亲友、同事们的资助维持自己、儿子和纳什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后来纳什愈来愈频繁地回到普林斯顿，住在前妻的家中。他成了数学楼里的“幽灵”，有时在黑板上涂写一些数学公式。有时人们又会看到沉默寡言的他，穿着不太合身的衣服，在图书馆里看书，或者在校园里徘徊。
纳什的前妻认为，虽然他已经不能从事研究，但待在普林斯顿的数学圈子里对他有益，至少人们都了解他。同事们几次想帮他找点研究工作，常常不是很成功。他们让他使用学校的电脑，老朋友来讲学时也不忘请他出席。七十年代还替他争取到一笔数学奖金。亲友们的爱护使他免于象许多别的精神病患者那样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甚至走上自杀的绝路。但是大家都不相信他的病会有痊愈的希望。
然而奇迹发生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也许是上帝不为已甚——他的前妻说，既不是药物，也不是治疗，只因为平静的生活——纳什的病情在过去的十年中竟然慢慢地减轻了。他开始从自我孤立中走出来，同别的数学家和学生们交谈了。最明显的变化是，纳什博士又能做数学研究了，而且学会了使用电脑的巧妙方法。
可是为他争取到诺贝尔奖，却又经过了几番周折。1985年，评奖委员会显然曾认真考虑过给博弈论颁奖。又过了五年，委员会正式征询纳什博士的情况，不仅是关于他的成就，而且还包括他的精神状态。虽然没有规定说获奖者一定要有大学的教职或正从事活跃的研究，但所有的获奖者都在自己的领域内有积极的拥护者。库恩教授在这当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明确地告诉评奖委员会，如果纳什因为患病而不能得奖的话，那是极不公平的。
真的，如果一个癌症患者可以得奖，精神病患者为什么不可以？瑞典皇家学会终于决定把奖授给纳什博士——因为那篇将近半个世纪前写成的只有薄薄二十七页的博士论文。于是他在今年十月十一日的清晨，接到了那个科学家人人向往的、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
□ 编译自加拿大《Global and Mail》“Lost Years of a Nobel Laureate”(11/19/94)
刊登在 1994 华夏文摘 cm94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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