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李敦白

〔李敦白是五六十年代定居中国的极少数外国人之一，在文革期间，曾经短暂地风光过一阵，经历过北京文革的人都知道的。文革后他回到美国的家乡，成立了一个公司，为前往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李敦白与人合著的《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几年前被人译成中文，引起了华人的注意。最近《华夏文摘》（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版）有周晋对其人其事 做了介绍。（附后）其实此书的英文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已出版，英文名为“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直译的话可以叫做“滞留不归的 人”，因为李敦白原是美国政府派到中国的工作人员，结果却擅自脱队留在了中国。

周晋在文革初期是小学生，即已经听说了这位“文革的大红人”，可见他的名头在当时的京城算得上是家喻户晓的了。文革初期有那么几个月，在京的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外国人突然积极地投入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了，成了当时红卫兵小报上引人注目的新闻。笔者记得李敦白以外，还有一位名叫洪若诗的白求恩医院的英国骨科专家在报纸上发表整版的文章谈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一点也不比当时的毛著学习标兵的文章逊色。让人觉得毛泽东思想真的成了世界革命人民的指路明灯。

不过大多数外国人的“造反”仅止于要求取消外国人的特殊待遇之类。真刀真枪造反的那就要数李敦白了，他组织外国人红色造反团，而且参加了“一月风暴”中夺权的行动，当上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是有资格上天安门城楼的人物。《华夏文摘》的“网上文革博物馆”里就有一篇李敦白一九六七年四月 在北京大学庆祝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十周月大会上的发言。当时大概是他最得意的时候，说起话来声色俱厉，你看他先骂苏联修正主义：“莫斯科上空的红灯 熄灭了。”——这也难怪，他第一次在中国坐牢，就是因为苏联方面说它是美国特务。再骂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从压迫美国劳动人民，首先是美国的工人阶级 和二千二百万黑人出发，发展到压迫全世界各地人民，它是企图征服全世界，永远奴役越南人民，在它的全球侵略计划中最主要的一篇就是要想征服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中国。”——他来自美国，骂美国得比别人凶一点。接着骂“帝国主义代理人”　——跟现在爱国青年骂的“汉奸”差不多的意思：“在中国人民的队伍中，有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有它的代理人，有替他服务效劳的人。首先美帝国主义把它的希望寄托在象你们过去在北京大学的那些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一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身上。”在李敦白眼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还包括北大党委的领导：“露骨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倒台了，它就转而依靠资产阶级反动‘ 权威’的继承者——陆平黑帮。”甚至还有刚刚在报刊上公开批判的刘邓：“你们把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把帝国主义最后一线希望搞掉了，这又做出了一次对世界革 命的伟大贡献，又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和生命力。到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出来了，刘少奇、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就出来了。他们提出‘三和一少 ’配合修正主义；他们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养’，来束缚革命派的手脚，企图把革命打下去，企图把革命派和他们的革命行动搞臭。”

年轻的读者朋友读了这些文字请不要好笑，经历过文革的人，包括你们的父兄在内，或多或少都说过类似的话——那叫做“革命大批判”，那时要 求人人做“旧世界的批判者”。只不过李敦白先生毕竟身份特殊，所以有机会在北京大学的群众集会上发言并且有幸（或者不幸）被《新北大》报刊登出来，从而为 历史留下了一份见证三十九年前那个时代风貌的标本。

不过李敦白的风光日子不长。那个时代，“被捕出狱即叛徒，海外归国是特务——基本如此”，没有多久，李敦白这样的外国人士就非常顺理成章地成了“美国特务”被送进秦城。但是据李敦白自述，他沦为阶下囚还有另一层原因：当时的刘少奇专案组要把王光美打成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派到延安的间谍，而美国人李敦白正好同王光美在四十年代就相识，因此，他在秦城时，专案组就千方百计逼他承认王光美是他招募的美国情报人员。这样，他就身不由己成了自己不久前 痛骂的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代理人刘少奇之间的牵线搭桥人。

这样荒唐的人生际遇我们中国人见得多了，不以为奇，洋人可没有我们这么丰富的阶级斗争阅历，所以，我的以色列朋友——一位特拉维夫大学物 理系的教授——读过“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之后，问我是否知道　Sidney Rittenberg 　这个人，我说：“ 当然知道，当年在北京参加和关心文化大革命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个犹太人的姓氏吧？”教授笑道：“谁说不是！这世界上除了我们犹太人， 谁会做这种ｃｒａｚｙ（疯狂）的事情？”

□　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 kd060208.

附：李敦白和他的《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周　晋

　　一个假日，我又在本地的图书馆流连，陶醉在化身“书虫”的无穷乐趣中。在中文书架上，偶然看到一本李敦白与人合著的《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的中译本。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李敦白这个名字已经非常陌生了，但它却唤起了我记忆深处一段难忘的回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借出了这本书。

　　一．李敦白及他的传奇经历

　　文革初“兴”时，我还在上小学的年龄。当时所有的大、中、小学校统统都“停课闹革命”，终日无所事事的我就上街瞎逛、看热闹，最热衷的就是抢传单、看大字报，亲眼目睹了“红色恐怖”的血腥残暴，领略了在短短几个月间突然变得面目全非的大千世界，更从传单和大字报上了解社会、历史和人生。

　　李敦白这个有些与众不同的名字就是我在那时第一次知道的。当时的李敦白可是文革的大红人，他的演讲和大名时常在各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传单和大字报上出现。但直到后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单独接见并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广泛瞩目后，我才知道李敦白竟然是个与当时的中共不共戴天的美国籍的中国共产党人。再后来，也是从传单和大字报上得知，李敦白一夜之间竟又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打入中国最高层的最高级“特务”，随即被捕入狱。如此瞬间就经历天翻地覆，从高高在上的天堂直落十八层地狱的“梦幻”人生，可谓创人生之最（更别提是无中生有的罪名）。吃惊之余的我当时还直纳闷：为什么火眼金睛的毛泽东要单独接见这个埋藏得如此之深的大“特务”（那多危险啊），而且接见之后毛本人却又安然无恙。我还没来得及深思，注意力很快又被吸引到更多的铺天盖地、汹涌而来的传单和大字报上，从中“揭发”出来的其他千千万万个“叛徒”、“特务”、“走资派”、“历史反革命”们具有同样传奇的身世、曲折的“事迹”和骇人听闻的“罪名”，让人目不暇接，更目瞪口呆。在那个乾坤颠倒的疯狂年代，官位高至“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者统统被打倒；曾经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要员、手持“尚方宝剑”并可代传“圣旨”的“钦差大臣”“关王戚”（关锋、王力、戚本禹）一夜之间琅铛入狱；手握调兵大权的三军代总参谋长和肩负京畿要地防务重任的“杨余傅”（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们一个讲话就成阶下囚。当人们经历了这些接踵而来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后，李敦白的被捕也就见怪不怪，如小巫见大巫，很快就被淹没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在那个“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古往今来最疯狂年代，深入“高处不胜寒”的中共权力的核心，即使是血统最纯正的中国共产党的当朝元老，又有几个人能有好下场并全身而退？）

　　李敦白（英文名Ｒｉｔｔｅｎｂｅｒｇ）一九二一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ｏｎ），为美籍犹太人，后进入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学习。李敦白在美国时曾加入美国共产党，有两年党龄，并曾组织左翼工会活动。一九二一年正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年份，冥冥之中似乎早就注定了李敦白这个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左倾美国人一生都将与遥远的大洋彼岸的中国共产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关系和复杂情分。

　　一九四二年，年方二十一岁的李敦白被美国陆军征召入伍。因军中不能从事党派活动，李敦白退出了美国共产党。李敦白颇具语言天分，入伍后不久即被调离野战部队，被派往史坦福大学学习了一年中文。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即中国的抗战已胜利一个月后，李敦白搭乘美军军机飞越著名的“驼峰航线”进入中国云南的昆明，担任当地的美军军法办公室的中文专员，专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

　　“李敦白”这个中文名字就是此时昆明的一位书商帮他起的，是他的英文名字Ｒｉｔｔｅｎｂｅｒｇ的中文音译。这个名字与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李太白（李白）的名字十分相似。不知是这位书商颇具眼光还是他歪打正着，反正事后证明李敦白与李太白一样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当然前者的浪漫主义还需冠以“革命”前缀，方能使其在这个“革命”充斥的国度里生存和发展。

　　四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极端贫穷落后，社会极端不公正。李敦白在调查走访中，对中国最底层劳苦大众不幸遭遇的真实了解与深切同情，加以李敦白崇尚人权、社会公义的天性，更兼李的前美国共产党党员的特殊身份（或曰“前科”），使李自然而然地接近了当时“国统区”中的中国左派势力。由周恩来领导的敏锐而无孔不入的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迅速发现了李的思想倾向和李的真正价值，继而向李大力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李后来经由中共地下党的大力帮助，几经周折后终于抵达“革命圣地”延安。此后，李除了被捕的十五年外，一直受到中共高层的高度信任，一直在中共和中国政府的要害部门——对外宣传部门工作，直到他后来移居美国。

　　李敦白在中国的悠悠岁月证明了他的特殊身份、专业技能和对中共的忠贞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曾是美国（当时的中共最痛恨、最反动也最强大的国家）共产党党员，坚定的马列主义信徒，熟练地掌握了中文并全心全意地认同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李敦白是一面旗帜，他在中国“铁幕”高悬并受到整个西方（后来又加上前苏联阵营）重重围剿的艰难年代里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可以得到世界上最反动国家的公民的衷心认同和归属。所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李敦白是与诺尔曼·白求恩和埃德加·斯诺等同的“超重量级”外国人。正因为如此，李敦白虽然还入不了“红色王朝”的“凌烟阁”，但他被赋予赫赫有名的纯正“血统”和高贵“身世”：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是李先念、王震，他们二位后来分别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批准李敦白入党的更是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全部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即当时中共的五大巨头。可以说，在中共的历史上，作为一个道地的外国人，李敦白的“身世”之高贵和“血统”之纯正都是空前的，远远超过一个纯粹的中国人。

　　《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一书真实地记述了李敦白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零年间在中国度过的风风雨雨的三十五年，即从他二十四岁直到五十九岁。这段岁月不仅是李敦白人生的黄金岁月，也是现代中国最风云变幻、最血雨腥风的岁月。颇具嘲讽的是，李在中国度过的三十五年中，竟有整整十五年即近一半的时光是在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中度过的。一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经过长期考验并倍受高层普遍信任的美国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在那架巨大无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绞肉机”中艰难挣扎的芸芸众生？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自豪地宣称：“革命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可李敦白在中国的坎坷遭遇却实实在在地证明：革命最会吞噬自己的孩子。革命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旧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新锁链。

　　二．中国高层政治的独家描述

　　在中国生活的漫长岁月里，李敦白不仅投身于高层的社交圈内，甚至一度深入中共权力的核心。在中共的统战和对外宣传方面，李敦白更是扮演了一个具有举足轻重、无可替代影响力的要角。正因为李敦白太相信、太投入于他所执着追求的那个革命，甘当“出头鸟”，他无可避免地成为中共（还涉及到苏共）内部残酷斗争的无辜牺牲品，以至两度入狱，时间长达十五年。

　　《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一书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外国人观察中国高层政治特别是毛泽东的独特角度和机会。透过李敦白那些生动的描述，展现了毛泽东罕为人知的不同侧面：精神欢愉的毛泽东，自在地随着美国名曲“稻田里的火鸡”翩翩起舞；失眠不安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万千沟沟壑壑间“流窜”；与赫鲁晓夫关系决裂，面容因激愤而扭曲的毛泽东……

　　李敦白也提供了许多十分难得的文革期间中共权力争夺的第一手独家观察。李参加了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时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群众集会的观礼活动。当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以宗教般狂热的声浪高喊着毛万岁时，李在天安门城楼后的休息室内却看到了一幅令他吃惊的景象：“毛泽东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西面的椅子上，神情凄惨。他脸上的仇怨和绝望，使我望之却步。我站在离他八、九码远的地方，……他虽看着我却像没看到我。他的脸浮肿，眼睛、脸颊和皮肤都浮肿……真正教我惊异的，是他脸上那种不忍卒睹的绝望，……为什么？究竟是为了什么？什么原因让他如此绝望？”

　　“那天周恩来看起来也不太对，……（他）原有的聪明机智、轻松诙谐都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严肃、几近沉重的表情。至于林彪，他看起来既紧张又焦虑，不时狐疑地觑毛一眼，好像想从他眼里读出什么一般。”

　　“这几年也把我的朋友外交部长陈毅折磨得不成人形，看起来简直像个鬼。他的身体变得虚弱消瘦，腰身像一根细杆子。这个曾经热情洋溢的人如今显得既畏怯又灰头土脸。”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毛泽东是李敦白在中国期间所有不幸遭遇的始作俑者，但李对毛的评价和历史定位却十分客观中肯：“毛泽东是个绝顶聪明、才华过人的暴君，是造成上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受苦受难及死亡的罪魁祸首。他从来不是我的真正朋友。为了一些政治目的，他两次甘冒冤狱之名将我隔离在可怕的监狱之内。如果毛在大权独揽之前去世，那他或许还会被认为是个先知，甚至会被当作圣人来缅怀。整体来说，将来被当成中国的华盛顿的人是他而非孙中山。”

　　“毛泽东就部分而言，像极了（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认为中国——甚至就某种程度而言，整个世界——都是他手中的实验。人间的家庭、宗族、友谊等关系，没有一样对他是重要的；唯有驱使人民不停地行动以达成他的伟大设计，才是他惟一关心的。”“除了是个冷酷、现实的政客外，毛泽东也是个有梦想、有报负的人。”

　　李敦白的《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还有其它十分具有可读性的内容，在此不再一一细述。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足可与李志绥的回忆录相媲美。这两本回忆录相辅相成，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毛泽东的本来面目，从不同的角度见证了毛泽东时代。

　　三．“革命”过来人的智慧

　　《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是一部真诚地坦露作者心扉的回忆录。在书中李敦白并没有试图掩盖自己曾经犯过的过失和错误。他把他在中国的三十五年期间以及以后的年代里所思所闻所见的一切都真实地呈现给每一位读者，让他们去自由判断。

　　李敦白当年“为了创造一个更新更好的世界”而投身中国革命，他以自己为例，指出了这个革命所犯的一个根本错误：“完全接受那一小群操纵真理的领导之政策决定，更是我犯下的大错。不过我所有政治观点错误的核心，却是在无条件地接受列宁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中心，必须要有严密的‘人民专政’才能为达成未来的完美民主打下根基。”

　　李敦白对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结也颇为中肯：“最大的问题并不在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而是在共产主义本身的教义。错误并不是从斯大林开始，而是从列宁开始就错了。即使以马克思的绝顶聪明，他的社会及经济理论其实也如同其它理论般的有其限制，并包含了大量的谬误。我了解自己过分高估了一种预设立场的社会意识形态所能有的真实性，也高估了人类想要决定社会、经济、政治或知识发展的计划能力”。这段总结充分表达了一个历尽沧桑的“革命”过来人在洞悉了“革命”的虚幻本质后对“革命”的迟来的觉醒。

　　四．美中不足　瑕可掩瑜

　　美中不足的是该书的中译本不算太成功。中译者林瑞唐先生为台湾国立中兴大学企管系毕业，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企管硕士，林后来从事新闻传播工作。该译作的缺点不是指文学意义上的。该译本文笔基本通顺，不少地方译得很传神，可读性较高。但由于中译者的出身地及生活、教育背景所限，该中译本中对现代中国大陆许多历史人物、文学作品的误译比比皆是，读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现仅举几例。

　　白求恩是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但中译者却将他译为“贝森”（见第４２４页）；前苏联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按英文原意直译为《铁如何变成钢》，其男主角保尔·柯察金更成了“贝尔·科见清”（见第２０１页）；著名的全国劳模、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被译成“郝江夏”（见第２２０页）；刘少奇那篇在文革中被批得臭不可闻以至人人皆知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被按英文原意直译为《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见第１１７页）。类似的误译和错误尚有不少，笔者初阅读时茫然不知所措，继而掩口失笑。鉴于中译者是位新闻传播业者，基于新闻传播业的严谨性，对翻译这种严肃的作品，就不能按一般的翻译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如果中译者随便找几位从大陆出来的年纪稍大的人士对该书稿校对一番，不难指出这些误译和错误。该书若能再版，希望中译者能对以上的误译和错误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