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玛是美国的电影制片人，她同中国有着特别的关系：她的父亲是美国社会主义者韩丁。韩丁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直居住在中国，卡玛也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文革开始的时候，她是北京１０１中学的学生，后来她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篇文章发表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是观看了卡玛摄制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之后的感想。〕
由卡玛摄制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九月二十四日在华盛顿上映时，我去看了。读了楼兰的观感（见ｃｍ０３１０ｂ：“我们曾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附于文后。），想再多说几句。
那天的观众是华洋掺半，对于电影的题目“八九点钟的太阳”，不知道背景的洋人，有点费解，不懂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观众，却用不着 解释，谁都知道它出自“最高指示”：“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是伟大领袖１９５７年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说的话。确实让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如楼兰所说的那样，“豪情满怀热血沸腾”。
但是这个电影并不是为当年的整个一代青少年制作的，据笔者理解，它的宗旨是要追溯和记录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起源。所以里面 出来现身说法的人物，几乎都是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开始时的中学生，而且是以北京的几个重点中学里的干部子女为中心。他们有的是红卫兵运动发起人，不少是第一 批“正宗”的红卫兵。可以说，这些人在一九六六年的那几个月里，是人们心目中最有资格被称为“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人，显然，他们自己心中对这一点也是毫无 疑问的——这世界是他们父辈的，因此也是他们的。江青在当时一次集会上确实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一干人称为“小太阳”。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的标题是起得 很合适的。至于卡玛，虽然是个洋人，却是长期在中国帮助中共革命的美国人韩丁的女儿，她本人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同这些电影里的人有着同样的成长过程 和经历，由她来拍这个电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别的不说，光是请那几个老红卫兵在影片中出场，不属于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就很难做得到。
这件事的难度可以在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来：出现在电影里的两个名气最大的红卫兵——“红卫兵”的发起人骆小海和“八一八”上天安 门城楼给“心中的红太阳”带红卫兵袖章的人宋彬彬——银幕上虽现身却不露脸，观众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姓名，但只能见到他们遮黑了的身影。在 映完后的观众提问中，这成了一个重要话题，卡玛的解释是，当事人不愿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也就是说，名字已经无可挽回地写进了历史，但他们不希望今天的 人们见到他们时联想起那一段历史。
“千呼万唤始出来”，勉上银幕犹遮脸。这说明当年那一段历史直到今天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心上。不明背景的美国观众，听骆小海在 影片中说，他们当时成立红卫兵原因，是对学校的领导不满，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他们又听宋彬彬说，她在毛泽东接见后改名为宋要武，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而是报社的记者越俎代庖强加给她的。他们不懂，难道为了这样的事就要采取这种同历史一刀两断的决绝态度？这些提问者有所不知，一九六六年夏天的那一段历史要远比这复杂得多，岂是电影里的三言两语说得尽的？红卫兵一旦得到伟大领袖的称赞，就不再是你骆小海的教改小组，而成了他老人家手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利器；“要武”一旦成为御赐的名字，就不管你宋彬彬自愿也好，被迫也好，成了千百万“革命小将”的尚方宝剑。以此为发端，产生了一连串显然不是骆、宋能够预见和控制的事件：破四旧，大串连，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及“红色恐怖”笼罩的八月。老舍、卞仲耘、傅雷……这一连串血淋淋的名字， 有点自省的人，不能不想到“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样一句话。这一切，构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笔者猜想这才是他们要同那一段历史划清界限的原因。
令他们对这一段历史更加不堪回首的是，这一张死者的名单后来竟然把刘少奇、贺龙、陶铸这样一些名字也“发展”了进去，这就使“小太阳”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不仅沉重，还交织了受骗上当的难堪和愤怒。电影通过“牛虻”来表现这种受骗后的愤怒。牛虻是文革前在青少年中十分流行的同名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个意大利的革命党人，却被最受他敬爱的神父（实际上也是他的生父）所出卖。《八九点钟的太阳》多次引用了苏联电影《牛虻》的镜头，并且让刘少奇的女儿刘亭出场，十分贴切地反映了这些高干子女经历了文革后比一般青少年强烈得多的受骗被利用的屈辱感。影片里介绍，一九七二年，在刘少奇的子女上书要求见狱中的父母时，那个称他们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毛伯伯，平日里谈笑风生，却在批示中冷冷地告诉他们：“父亲已死”，这时离刘少奇在开封死去已有三个年头。回想一九六六年夏天，刘亭和她的兄弟姊妹们，同电影中出场的其他几个干部子女一样，都是各自学校里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在工作组撤出学校之后的两三个月里，他们是各个学校文革运动的主宰，简直就是文化革命的化身。前后不过六年，当年还唱着：“忠于革命终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如今自己的爹却早已见了阎王，娘也在鬼门关口徘徊，除了失去父母的亲子之痛以外，如何面对当年被斥为“狗崽子”和“混蛋”的同学？如何面对那些被送去见阎王的老舍、卞仲耘的亲属？真应了伟大领袖的另一句名言：“人间正道是沧桑”。
如果说电影把第一批的红卫兵比作受骗的牛虻，那么“神父”自然就是在一九五七年给青年们戴上“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桂冠的毛泽东。不过要说他老人家当时就存着欺骗利用之心，恐怕也没有那么英明。那时反右运动刚刚大获全胜，“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云云，无非是江山初定，传诸万世的踌躇满志而已。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情况就不同了，“三面红旗”的失败导致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在当年一月份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月份，刘少奇又当着毛的面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从此 下了除刘的决心。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要“打鬼”。而他深知，打鬼是要借助钟馗的。毛泽东的第一个“钟馗”的自然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力排众议替他解围的林 彪，但是毛知道在中共高层领导中不能指望找到很多钟馗。毛曾经试探过罗瑞卿，私下问他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罗回答说：“我怎么 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连罗瑞卿这样的近臣亲信都不愿意替毛辩护，可想高级干部中像林彪这样有自觉性指鹿为马的人不多——这些人都经历过 刚过去的“三年困难时期”，知道灾难的原因在哪里。“钟馗”失于朝而求诸野，他只有到刚刚进入懂事年龄的人中间去找。这些青少年，尤其是在城市里长大的， 对刚过去的灾难没有太深刻的记忆，有记忆也不理解它的原因，以为真的是“三年自然灾害”，他们正是最理想的“钟馗候选人”。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封闭社会， 记忆只能选择性地由上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几年工夫，不利于统治者的记忆就抹得干乾净净。
但是要让这些候选人为他所用，毛知道还要花一点功夫。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初发表对毛远新和王海容的“春节谈话”，内容是教 育改革，反对“把学生当作敌人”，主张在选课、考试等方面给学生更多的开放和自由。同时，他还提出全国的大学生伙食标准提高三元钱。这些意见不能说不对， 但是他不通过政府部门去制定方案实施，甚至抛开本应该“领导一切”的党中央，而是从“二线”走到台前直接把话讲给学生听。一篇家常谈话，他便让全国的大中小学生知道，只有他老人家才是最理解学生的要求，而且一切关怀和恩典都出自他个人。他不能让未来的“钟馗”们去感激那些注定要成“鬼”的人。
而对那些“小太阳”来说，毛还有额外的恩典。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虽说这是他 为日后整“走资派”埋下的伏笔，但在当时的学校中，则体现为越来越讲出身的“阶级路线”，其效果是在升学，入团，入党和提干等方面替这些干部子女排除了大量的竞争对手。这无疑激发了这些“八九点钟的太阳”对伟大领袖“最最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电影在探索红卫兵一代人对毛的狂热崇拜时，花了许多镜头重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片断，以强调文艺作品对这代人思想的影响，然而对于隐藏在背后的利益因素则几乎没有着墨，这不能不说是电影的一项缺失。
毕竟，思想灌输的影响是敌不过利害得失的。所以当后来文革进行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毛的“阶级斗争”露出了“重点整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实面目时，这些“一论”，“再论”，“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人一个个都成了保爹保妈的“保皇派”。他们如“牛虻”大梦初醒，把怨恨发泄到那个称他们为“小太阳”的江青身上，彭小蒙等人把自己的战斗队改名为“大月亮”。一九六七年清明时节，老红卫兵们络绎于途，涌到八宝山公墓向那些死去的叔伯阿姨们诉说自己和爹娘的遭遇。笔者就读的中国科大当时和八宝山相邻，有一天校园里出现了一张“反标”：“拥护刘少奇立即召开九大，老毛你敢吗？”——“牛虻”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神父”。
不过这时“神父”已经不在乎他们了，他已经有了另外一支真正愿意打鬼的“钟馗”队伍，那就是所谓“造反派红卫兵”。毛招募这些“ 钟馗”的办法是替他们平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九六六年“五十多天时间里”加于他们的各种反革命帽子。于是“造反派战士最爱毛主席”的歌声响彻云霄。 这批“钟馗”们——主要是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不负所望，一心一意为他实现了打“鬼”的目标。他们后来也遭到贬斥和抛弃，但情况同中学生中的老红卫兵不同，基本上是中国历来的老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重演。毛的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泄漏了他老人家对“钟馗”“轮” 着加以使用的天机。
大学生红卫兵当中也有觉醒者，尽管为数不多。大学生思想深一些，阅历广一些，这些觉醒者，不像中学生中的老红卫兵那样是因为自己的老子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而是看到了毛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就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朱成昭。现在的文革史提到文革中有名的“五大领袖” 都是指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其实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是朱成昭，他也是大名鼎鼎的首都 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最早的“司令”，当时的名声不在蒯大富之下。但是不久之后朱成昭这个名字便消失了，换上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大宾。其中原因，据当时流传的故事说，是因为当时地院“东方红”从四川把彭德怀押回北京，红卫兵的头头们在大会批斗前秘密预审彭德怀，彭将自己同毛在庐山会议上交恶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竟然说服了朱成昭等几个人，使他们幡然认识到，文革的源头是批判《海瑞罢官》，而“海瑞”就是彭德怀，毛发动文革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自己的“ 三面红旗”，扫除一切同情彭德怀的领导人，消灭一切替彭翻案的可能性。朱成昭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后，还同另一个造反派学生领袖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人抓了回来。据知情人说，实际情况是，朱是调干生，对大跃进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早有自己的看法，彭德怀的一席谈话只不过是印证了 他久存在心中的怀疑而已。叶向真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在文革后似乎还出来拍过电影，朱成昭则不知所终。
这是一则很少被人们提及然而很重要的往事，生性多疑的毛泽东从朱成昭事件中警觉到，上一代人的记忆如果传给下一代将会发生怎样的事，这正是他最害怕发生的，也许从此看出了大学生的“靠不住”，“知识越多越反动”，决定用更加愚昧和听话的“工人阶级”来领导一切。因此，它值得海内外 的文革研究者深入发掘，让这一段历史不致因为一代人的逝去而湮没无闻。
〔作者后记：本文在网络上发表后，宋永毅先生发表了“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一文，对朱成昭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文中谈到他在１９９８年曾在上海采访朱成昭，可惜不久之后朱猝死于心肌梗塞。〕
□ 写于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刊登在 2003 华夏文摘增刊 zk0311a.
附：我们曾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楼 兰
早就想为我们这代人写些什么，却不知如何下笔。尽管有关当年的“老三届”、“红卫兵”、“知青”们的文章和文艺作品并不算少，但许多都给人留下负面印象，或干脆对这批人直接抨击和讥讽。那种一概而论太冤屈了作为整体的这拨人，我想替这代人说些什么却一直未能兑现，因为自己也拿不准该如何为这代人定位。
我并不是“老三届”。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小学里混，因此当不上造反的“红卫兵”，也没赶上“大串联”、“毛主席接见”等热闹。而且因为红卫兵抄了我家，使我对那些“红袖箍”没啥好印象。但后来，咱也不得不步“老三届”和“红卫兵”们的后尘下乡插队，殊途同归的命运使我开始理解了比我年长的这些人，并对他们不无同情与敬佩。乃至终于嫁给了个“老三届”，使自己的命运与这批人愈加不可分割。
多年后在美国，由于职业需要，我研读了大量关于美国各年龄世代人群的资料，修炼得可对美国当今世代及特点如数家珍，并写过有关文章。然而，我却不知道自己的祖国是否有人进行关于世代划分和各年龄层群体的专门研究？更不了解如今的中国有多少个世代共存？又该以何种时间界线为标准来划分中国人的世代？（不过我觉得仅以出生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等来划分太过简单）。
按照美国的世代划分法，出生在１９４６到１９６４年间的人，同属于“婴儿潮”世代，这代人如今在美国是如日中天的社会栋梁。自己正属于这个年龄段，在美国要学做“婴儿潮”，融入相应世代。但我仍然不能忘怀，遥远的祖国与我同龄的一批人。
中国与美国的国情历史截然不同，如果要为中国人划分世代，起止年限与称呼也绝对不会与美国一样。但我觉得，与美国“婴儿潮”们年龄相仿的一批人，在中国也应归于同一个世代。这拨人上起“老三届”中的“老高三”，下至１９７８年左右初中毕业赶上上山下乡末班车者。他们当年同样是“生育高峰”的产物因而人口众多，只是他们远不如美国“婴儿潮”们好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算是最生不逢时的一代。他们或许应被称为“知青世代”，因为他们中学毕业之时正赶上毛主席号召奔赴广阔天地，大多得去当工农兵接受再教育。他们也或许可被称为“文革世代”，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为他们的童年和青春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我就属于这个世代！在中国和海外我所同学、同事、交往过的中国人里，最多的也是这代同龄人。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尽管经历各异，却有很多共同特性，因此我认为可以将他们归纳在同一世代中。与前辈后生们比较就可发现，比我们略小几岁生于１９６０年代后期的人，已经与我们这代缺少了共同语言，更不要说再晚出生的“新新人类”了。而更年长者却又与我们具有不同的时代感与经历。
任何国家和社会，不同世代之间存在“代沟”不足为奇，但却不应妨碍各世代的交流互通。美国花大力进行世代研究，目的就在于此——老辈理解小辈，才能为小辈提供适合未来的教育；后辈理解前辈，才能吸取前车之鉴继往开来。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要素之一。
而中国的我们这代人，是否能被前人后人公正地理解？我们这代人本身又是否能客观地评说自己？或许不少人也像我一样，似乎对本代人了解很多，却又无法做出恰当公平的定论。
我们是非常复杂的一代，过分坎坷曲折的人生令我们深藏不露。我们是富于传奇的一代，许多亲身经历让后辈看来如同神话或闹剧。我们是大彻大悟的一代，看破红尘的超脱却常被人认为是愚钝或无能。
我一直想说说我们这代人，却又怕说不清楚适得其反！
直到最近，观看了一部新问世的文献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突然如梦方醒，似乎在其中找到了该如何描述我们这代人的答案！
光是这电影的标题，就引我重温了伟大领袖的那段脍炙人口的教导：“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凡是曾在中国大陆成长、年龄四十以上的人们，都会对这“最高指示”倒背如流。
这部影片以难得的影视素材，追随当年属于“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新中国同龄人的足迹，展示和探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与历史背景。观看影片，听那些受访人（大多是我们的同世代人）谈他们不堪回首的文革经历，使我记忆中已经朦胧远去的一些东西重新清晰起来。
是啊，我们曾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曾经豪情满怀热血沸腾，曾经做过被自己和社会认为是崇高伟大的事业或举动。那是因为我们成长于一个特殊的时代！我们曾经以为，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幸福一代。在我们还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时候，也确实起码曾在精神上这般幸福和自豪过。谁知，事实上，我们却成为中国近代最倒霉的一代、被牺牲的一代。一晃，我们已过了如日中天的时候，成了逐渐西下的太阳。当年鼓舞我们的那种宽阔的胸襟、崇高的理想、战无不胜的勇气与胆量，如今已经在我们这代身上逐渐消失，后代们也不可能再拥有。
这代人短暂的精神幸福，竟然要以终身遗憾为代价！而且还要被社会所不停地诅咒：红卫兵残暴凶狠、知青不求上进、老三届丑陋窝囊、一代人荒废青春与生命……受害者们成了罪人。然而，这代人却是最能够忍辱负重的一群，自己不屑呐喊，好像也不奢望别人来为他们伸冤。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讲述了这代人青春期经历的故事，似乎在代表这代人发出寻求理解的呼声。影片重在客观叙说，并非做出结论，而是启发人们去重新思考那段文革岁月和那批青年人走过的历程。
正是这点使我得到启迪与警醒！原来，我以前就老想做什么令人信服的结论却做不出来，因此迟迟不敢为这代人说话。影片的编导则比我这样的人明智得多，因为他们相信观众们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分析评说。
该令我们汗颜的是，编导拍摄这部有关中国历史之内涵深刻的影片者，竟然是三个洋人！
我那“老三届”老公，看了该片后评议颇佳，还说了句可能会让很多中国人有同感的话：“让人家美国人来拍这么个反映中国文革历史的影片，咱身为中国人可真够惭愧的！”
我们与该影片的主要编导卡玛女士已相识多年，她是为数极少的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人（ＣＢＡ）之一，有着颇具传奇性的家世。但正因如此，有时人们将她的背景传的太奇，而影响了对她本人及作品的公正评说，她对此颇不以为然。其实，除了长着美国白人的模样，卡玛骨子里是一副中国灵魂，她是正宗的出生在北京的“新中国同龄人”，标准的“老三届”高中生，讲一口纯粹的京腔普通话，写一手漂亮的毛笔草书……那不可磨灭的中国情结，导致她制作了一个又一个关于中国农村、民俗、艺术、历史的影视作品。也正因为她也曾经是在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生长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一员，才能制作出如此一部能引起同代人心灵共鸣的影片。
卡玛对历史细节的记忆力与研究探寻精神令人印象深刻，那天她与我老公大聊文革前的中学往事，这俩当年北京名校的“老三届”，都是文革前奏的见证人，许多观点一拍即合。因此俺老公对其影片的观后感也较为深刻并应具代表性。我们有机会对该片先睹为快，内心有种受到震撼的感觉：终于有人在为我们这代人谱写传记了！
有人认为现在总结文革尚为时过早，因为文革才过去三十年左右，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够遥远，不容易做出公正评说。但卡玛发现，与自己一样随着文革长大的一代人已经是逐渐西下的太阳，她在中国的一些同学朋友甚至中年早逝。应该在“太阳”们还未落山之前，让他们有机会回顾自己与国家人民的命运，也让前人后人中国人外国人对这代人的经历有较公正的理解与评说。
卡玛的作品一如其人，客观、理性、细节准确、条理清晰，重客观事实而不做主观结论，将思索评价的余地留给观众们。《八九点钟的太阳》与其说是反映文革历史，不如说是为一代青年成长足迹做出诠释，从片名到内容都着重于这代人的经历与人性剖析。
我了解卡玛的秉性是期望人们公正地评说历史，也公正地评说她的作品。因此我在此既不介绍影片内容，也不详述卡玛身世（或许以后有机会再写），以便大家看了《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后，能做出见仁见智的判断。
特别是曾经为自己属于“八九点钟的太阳”而骄傲的我们的同世代人，真应该去看看这部影片，或许能再次解读自我和整个世代。而那些对我们这代已经过时的西下“太阳”多有嘲笑的更年轻者，又是否能从影片中感受到你们从未体验过的境界呢！？
虽然卡玛本人声称：“这片子可不是个好看的娱乐片，因为资料太多，内容太深沉，看着会感觉很累。”我们却被影片别具匠心的编排所吸引。更令我没想到的是，我那在美国长大的Ｔｅｅｎａｇｅｒ女儿，居然也端坐两小时全神贯注看完影片，并产生了了解父母当年经历的强烈兴趣，缠着我们问文革时都在干什么，想听听父母们“大串联”和“上山下乡”时的故事。
“让后辈了解和理解我们”——不就是许多我们这代中国人想努力去做又没能做得很好的一件憾事吗？
《八九点钟的太阳》替我们这代人做到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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