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与科大

〔２００２年末，在美国的科大校友戴开元写了“科大，你怎能忘记刘达”一文初稿，向我征求意见，我给他提供了关于刘达的若干资料和回忆，也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建议，他邀请我为共同作者。此文发表后受到科大以及刘达曾经领导过的学校如东北农业大学校友的关注、转载和评论。２００８年是科大５０年校庆，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文化评论》主编刘钝邀我们写一篇纪念刘达的文章，我们就在原来文章的基础上，补充、改写成此文，发表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的《科学文化评论》第５卷第５期上。作者署名：戴开元、华新民。〕

科大已经５０岁了。

五十年来，科大从零开始，白手起家，筚路蓝缕，艰难创业，经历了狂风暴雨的打击，终于成长为一所中外知名的中国一流大学。回顾科大的五十年沧桑，不能不提到为科大早期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学校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

科大建校后的头二十年，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屋漏逢雨，命途多舛”。

科大是“大跃进”的产物。自五十年代初中国教育科研体制“全盘苏化”，教育与科学研究分家以来，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门经常为争夺人才而发生矛盾。大学往往把最好的学生留在本校，中科院却为得不到优秀人才所苦。１９５８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一场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运动，中科院决定“借大跃进的东风”，自己办大学培养科研人员。５月９日，中科院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创办大学。６月２日中央书记处批准这份报告。９月２０日，中国科技大学就在北京西郊八宝山脚下正式开学。

科大的原校址（现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临解放军政治学院和七机部二院，西面是八宝山公墓。当年北京高校有句顺口溜：“穷北大，富清华，不怕死的上科大”。北大倒不一定真“穷”，清华校长是教育部长蒋南翔，教育部的经费，清华捞到的最多，确实很“富”。科大的经费主要来自科学院，也不穷。但它与死者为邻，这是科大人“不怕死”的第一层含义。

科大首任校长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实际主事者是中科院副秘书长、科大首任党委书记郁文，学校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由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赵九章、钱临照等中科院的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兼任校系领导和授课教师。办校宗旨是为中科院和国防科委培养一流研究人材。学校的专业设置，以新兴、边缘、交叉学科为主，对学生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外语要求高于一般大学。例如近代化学系的化学物理专业，几乎囊括普通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全部课程。课程过多，再加上学校初创即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导致科大的学生有“三多”：戴眼镜的多，端药罐子的多，因病休学、退学甚至死亡的多。这是科大学生“不怕死”的第二层意思。

科大在三、四个月内从无到有，的确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速度”，为中外教育史上罕见之举。当时中共中央和科学院创办科大的主观动机不能说不好，但由于缺乏经验，不懂教育规律，匆忙上阵，仓促办学，给科大带来先天不足的严重缺陷。尽管科大的学生素质不错（１９６５年清华新生的平均每科高考分数为８２分，北大为７９分，科大是８１.９分），中科院也抽调了一批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来科大任教，但科大却相对缺乏经验丰富的从事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学的讲师和助教。与北大、清华等老牌大学比较，科大图书馆的藏书量不多，尤其缺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图书期刊。另外，科大的校园非常简陋，除校门附近的几幢小楼有几棵树，整个校园光秃秃的，几乎没有绿化地。体育运动场所也很有限，到１９６５年郭沫若校长才用自己的四万元稿费，为学生修建了一个露天游泳池。

科大从创办之初，也和当时中国的其他大学一样，受到“极左”政治路线的严重影响，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科大的校歌有这样的文字：“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高举起……红旗要红过九重，在党的温暖哺育坚强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先锋，又红又专……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９月的科大开学典礼上，陈毅、聂荣臻就明确指示：科大应该按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来办。科大属于理科院校，其所有专业招收学生的“政治条件”与国防院校相同，要求全部达到“机密专业”（当时大学考生的“政治条件”分为绝密专业、机密专业、一般专业、不得录取四类）。各班学生配备“又红又专”的党员教师担任“政治辅导员”，教师、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非常紧。四清、反修、军训、支农、修运河等各项政治活动，一个不缺。不过，由于有科学院这颗大树的支撑，科大比教育部直接管辖的其他大学比更重视“专”。

１９６６年６月，科大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遭受文革风暴的猛烈冲击，全校停课，学生造反、武斗，干部、教授和教师被批斗，学校元气遭受极大损伤。雪上加霜的是，为了“备战”，在中央命令下，科大于１９６９年底从北京迁到外地，全校师生员工象一支狼狈逃跑的败军，流离转徙，先跑到当时不通铁路的河南南阳，后去只通公路和水路的安徽安庆，最后在合肥落脚。迁校过程中，教师流失一半，仪器设备损失一大半。科学院把科大推给三机部，三机部还不愿要这个“包袱”，勉强与安徽省共同“接收”科大，此时的科大就象一个失去爹娘的苦命孤儿，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刘达与科大的不解之缘发生于动荡不安的六十、七十年代。

刘达（１９１１－１９９４）原名刘成栋，黑龙江肇源县人，１９３５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时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次年加入中共，１９３７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雁北地委书记等职，１９４５年赴东北任陈云秘书。次年，哈尔滨解放，刘达任首任市长。以后，他先后在东北农学院、黑龙江大学等担任校长、书记等职。１９５５、５６年，刘达任林业部、森林工业部副部长。１９５９年，刘达到黑龙江农村调查后，认为大跃进运动“劳民伤财”，“破坏生产力“，被黑龙江省委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罢官，从行政六级降为七级。１９６２年，在刘少奇干预下，刘达的“右倾”之罪得到“甄别”。据说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要刘达在驻外大使和大学领导职务之中任选一个，刘达挑选了后者。１９６４年初，刘达接替郁文，出任科大党委书记。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文革风暴兴起，科学院的工作组进校，刘达先被停职，后被打倒，戴高帽，挂黑牌，挨批斗，游校园示众，清厕所，扫马路，关牛棚，自是家常便饭。１９７２年，在老上级王震、科大学生张腊狗等人帮助下，刘达官复原职，时年６１岁，“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仍想在科大做出一番事业。但四人帮还在台上，学校一些干部处处制肘，使他有志难伸。科大迁校合肥后，与北京的中科院研究主体距离遥远，对学校发展极为不利。刘达于是给周恩来写信，向郭沫若登门求援，要求把科大迁回北京，却碰了一鼻子灰。上压下挤，加上文革中受迫害而导致健康不佳，使刘达在１９７５年不得不黯然离开科大，到北京任国家计量总局局长。

从１９６４至１９７５年，刘达在科大一共待了十一年。其中五年蹲牛棚，实际主事仅五年多。在这短暂的数年内，刘达至少为科大做出两大贡献，在科大校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刘达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竭尽全力，为科大培养和保护了一批教学、科研人才。

六十年代初，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决定把北京变成一座没有“阶级敌人”的“水晶城”，下令各单位和居委会把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清理出北京。科大青年教师中，不少人是从中科院各研究所和其他单位调来的“政治处理品”，包括在“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受到处分，内控“右派”等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接到上级命令，科大也清理出一百多名教师，准备调到外地。当时并非党员的科大副校长严济慈先生，拿着被清理教师发表的论文，向党委书记刘达提出“异议”。刘达居然敢对抗北京市委和公安部的命令，下令人事部门中止清理这批教师的调令，为科大保留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

文革前，教育部宣传北京航空学院“又红又专”优秀学生范兴言，全国各大学争先恐后学之，刘达却在科大印发南京大学高材生温元凯的材料。范兴言的突出“成绩”是“活学活用”毛选。温元凯的特点是在大学二年级就学了数门外语，写出具专业水平的科研论文。文革中温元凯被分配到浙江一家小型化工厂当工人。１９７２年，刘达获“解放”后，把温元凯调到科大任教。

文革后期，刘达以大无畏的胆略和魄力，顶住极左派的压力和攻击，举办“回炉班”，充实学校师资。科大的师资力量原先就很薄弱，迁校合肥后，许多教师离开学校。１９７２年，刘达利用林彪集团垮台、极左路线稍为收敛的机会，在全国挑选三百多名１９６７－１９７０届科大毕业生返回母校培训两年，然后担任教师。次年，四人帮在教育界大搞“反回潮”、“反复辟”，刘达又成为极左派斗争的对象。一些投机分子和“工农兵大学生”借机发难，通宵围攻刘达，逼迫他签署文件，把全部“回炉生”退回原单位。但刘达愤然回答：“你们就是整死我，我也不签字。”后来这批“回炉生”成为科大教学科研的主力。

刘达对人才的爱护，还体现在对一些“反动学生”、“反动教师”的处理上。近代化学系系青年教师邵良衡，原在某保密研究所搞科研，在“暴露活思想”运动中承认，曾到苏联大使馆附近转悠，想去苏联，被定为企图叛国的“反革命分子”。刘达把邵要回科大“监督改造”，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力学系６０级学生江建铭，毕业前给中央写信，反对批判苏修，被定为“反动学生”。刘达认为这只是思想认识问题，照样让他毕业，并分配到保密工作单位。该单位发现江有“政治问题”后，把江退回给学校。刘达让江留在科大，还把江给中央的上书印发给马列主义教研室“批判”。听了那些教员的“批判”后，刘达说，你们这些马列主义教员水平还不如江建铭。以后江一直留在科大，文革后任科大校刊的编辑。

文革期间，物理系教师“王允然”等人在艰难条件下研究天体物理，在学术刊物上介绍外国的“黑洞”、“宇宙大爆炸”等新理论，被“上海帮”控制的《自然辩证法》批为“伪科学”。刘达不理睬上海帮的大批判，鼓励和大力支持王允然等人的研究，使中国科学家在天体物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１９７７年，刘达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人在清华，却没有忘记科大。他亲自写信推荐，帮助流散全国各地的许多科大毕业生，得以返回科研教学战线。厦门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卢炬甫，就是在刘达帮助下得以返回科研单位的。

刘大对科大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在１９６５年底大胆进行教育改革的试验，推行学分制，开共和国高校体制学习西方教育制度之先河。

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全盘采用苏联教育制度。旧大学或解散，或解体，或合并。清华、交大等变成纯工科学校。北大、复旦等“综合大学”仅剩文、理二科。其余钢铁、石油、地质、航空、化工等校，专业面更为狭窄。学生一进校，即被分派某一专业，按照指定课程学习，毫无选择余地。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惨败，导致１９６２年的调整。国民经济稍有起色，毛泽东即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１９６３年以后，教育界“左风”愈刮愈烈，实行“阶级路线”，批苏修，读毛选，学雷锋。１９６４年，毛泽东指示“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刘达到科大上任后，用三个月时间拜访科大的教授和科学家，结合自己就读辅仁大学的经验，对办好科大形成自己一套想法。１９６５年他以贯彻毛主席指示为名，“偷天换日”，开始教育改革。

刘达的教改，可归结为“三化”：自由化，英语化和西方化。

一、以学生为中心，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大搞“自由化”。大幅减少必修课，每学期仅规定三门必修课（包括外语），每门主课三个学分，学生完成规定学分即可毕业。学生可自由选修全校任何专业、任何年级和任何教师的任何课程，可以跳级、单科升级和提前毕业，也不去听课，完全自学，只要期末考试及格即可。据文革中大字报揭发，刘达还打算取消全校低年级学生的专业划分，新生进校后，先学两年基础课，再按学习成绩和学生的意愿定专业。

二、重视英语。文革前，除了外语院校，科大是全国最重视外语的大学。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刘达的教改，尤其强调英语。１９６５年新生入学后，无论原来学过何种外语，必须首先学英语，英语过关后才能学其他外语。未学过英语的新生，编入英语慢班；学过三年英语的，进入快班；学过六年英语的，进入特快班，由外语教研室主任田雨三教授亲自用英语授课。

三、直接采用英美教材。过去科大与其他大学相同，采用苏联教材和中国其他大学或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１９６５年，科大一些课程开始直接采用美国教材，例如化学物理专业的普通物理学，就采用的是李重卿翻译的美国哈里德？瑞斯尼克的《物理学》。

这场教改极大地调动了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竞争意识。科大的大多数学生原是各中学尖子生，个个雄心勃勃，人人争先恐后，都想多选课，多修学分，除了吃饭、睡觉和体育锻炼，其余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饭堂吃饭排队，掏出英语单词本念念有词的人不是个别。不难想见，这场极有战略眼光、极具前瞻性的教改，如不是因文革而中途夭折，必将为中国科学事业培养出更多的科学人才。

文革一来，教改不仅半途中止，而且遭到严厉批判。但刘达的教育思想却在科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科大后来搞学生“回炉”，在全国高校外语评比中多次独占鳌头，创办全国第一个少年班，建立全国第一家研究生院，考研和出国留学的比例全国第一，甚至进行低年级生不分专业的试验，皆与刘达当年教改留下的遗产密切相关。

刘达在文革中被“专政”期间，发生过不少“趣闻”。一天，他向专政队“汇报思想”，说他打扫教学大楼一至六楼的厕所，发现使用人数最多的一楼厕所最脏，六楼厕所最乾净，他建议今后设计楼房，一楼厕所应该大一些，楼层越高，厕所面积应该越小，使专政队头头哭笑不得，也表现出他观察细致和办事认真的态度。

科大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派张腊狗（张腊狗后改名张恒烈，曾任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等学生监管刘达。刘达身处逆境，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地叙述自己的经历，这种态度令张腊狗等人肃然起敬，觉得刘达一身正气，关心国家前途和民众疾苦，认定他是“好干部”，并成立“干部问题联络站”，决心保刘出山。但１９６７年底，康生、杨成武等说刘达一直追随刘澜涛、彭真等“坏人”，一贯“右倾”，于是刘达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１９７１年，刘达仍在牛棚关押。张腊狗修书王震，陈说刘达冤情。王震曾在雁北地区同刘达共事，对刘印象不错，称刘是“与工农兵结合得最好的大学生”。他打电话给时任安徽革委会主任的老部下，刘达才获得“解放”。

刘达“解放”后在科大官复原职，不仅没有打击报复那些文革初期整过自己的人，反而以宽阔的胸襟，尽力团结反对他最力的那一派，首先“解放”数名“打倒刘达”最坚决、后来因其他事挨整的干部教师，为反刘派的主要头头安排重要职务，并介绍其中一人入党，还住到反刘人物最多的近代化学系的单身教师宿舍，与教师朝夕相处，以图化解恩怨，共同办好科大。对于在文革中保护过他、想要调回科大的学生，他从不干预他们的调动事务，甚至劝说保他最力的张腊狗不要调回科大，以免落下“用人唯亲”的话柄。

１９６０年代的中共高干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竭力讨好、吹捧最高领袖及中央当红权势人物，以便往上爬，林彪、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可谓此类典型。第二类，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上级指示从不怀疑，或明知有错也不敢抵制，此类人物为数甚多。第三类，仍保持革命初期的理想，关心民众疾苦，从不计较个人升降得失，敢于抵制上级甚至最高领袖的错误指示，在无力改变政治大环境的情况下，力争多作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彭德怀、刘达就是这类干部的代表。

然而，和彭德怀不同的是，刘达是一个受过英美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有一套更系统、更成熟的理念，因而对极左路线的抵制更自觉、更坚决，对“最高指示”更不迷信或盲从，更敢于推行和坚持自己的理念。１９５９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并没有认错。文革前，林彪把最高领袖吹上了天，刘达却在科大全校大会上公开地说：“有人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难道主席吃饭、喝水、上厕所说的话，也一句顶一万句吗？”“人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有错误，你到革命博物馆看主席的手稿，涂涂改改很多，没错误为什么要涂改？”文革风暴即将来临之际，他竟敢在天子脚下，偷梁换柱，推行以西方教育制度为模式的教改。文革中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关进“牛棚”之后，他并不像当时一些被整的干部那样，为了自己“过关”而做违心的“检讨”，或者胡乱“揭发”他人的“罪行”。文革后期他获得“解放”后，并未吸取“教训”，又在科大采取了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回炉”行动。

抗战时期，张春桥、马天水是刘达的下属，直到文革前夕，马天水来北京，还经常探望这位老上级。刘达被关入“牛棚”后，如果给当时大权在握的张、马写信求援，不仅可能提前“解放”，而且还可能升官，但他从未有过这种念头。文革结束后，他也没有去攀附位高权重的王震，谋求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世人看来，刘达在官场上也许是一个“不合时宜”、“不识时务”、总是得不到当权者喜欢的人。但笔者认为，刘达像顾准那样，是中共干部中罕见的“异类”，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先知，是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刘达去世已经１４年了。在科大庆祝建校５０周年之际，笔者在异国他乡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这些文字，以表达对这位中国杰出教育家的深切敬意。科大的校史可以只字不提刘达，他的光辉形象却永远铭刻在笔者的心中！

参考文献

[1]戴开元 华新民：《科大，你怎能忘记刘达？》http://tieba.baidu.com/f?kz=222707261
[2]王允然：《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创世纪》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gtang/library/fanglizhiciwei.htm
[3]刘祖平：《我心中的刘达同志》http://yuqiang.blogdriver.com/yuqiang/977148.html
[4]阮耀钟：《科大永远不能忘记刘达》http://q.blog.####.com.cn/ruoshui/blogfile/4e5f987f01008hy0&dpc=1
[5]张永谦：《刘达》http://arch.ustc.edu.cn/story/ld.htm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６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