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与科大

〔２００２年末，在美国的科大校友戴开元写了“科大，你怎能忘记刘达”一文初稿，向我征求意见，我给他提供了关于刘达的若干资料和回忆，也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建议，他邀请我为共同作者。此文发表后受到科大以及刘达曾经领导过的学校如东北农业大学校友的关注、转载和评论。２００８年是科大５０年校庆，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文化评论》主编刘钝邀我们写一篇纪念刘达的文章，我们就在原来文章的基础上，补充、改写成此文，发表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的《科学文化评论》第５卷第５期上。作者署名：戴开元、华新民。〕

科大已经５０岁了。

五十年来，科大从零开始，白手起家，筚路蓝缕，艰难创业，经历了狂风暴雨的打击，终于成长为一所中外知名的中国一流大学。回顾科大的五十年沧桑，不能不提到为科大早期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学校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

科大建校后的头二十年，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屋漏逢雨，命途多舛”。

科大是“大跃进”的产物。自五十年代初中国教育科研体制“全盘苏化”，教育与科学研究分家以来，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门经常为争夺人才而发生矛盾。大学往往把最好的学生留在本校，中科院却为得不到优秀人才所苦。１９５８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一场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运动，中科院决定“借大跃进的东风”，自己办大学培养科研人员。５月９日，中科院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创办大学。６月２日中央书记处批准这份报告。９月２０日，中国科技大学就在北京西郊八宝山脚下正式开学。

科大的原校址（现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临解放军政治学院和七机部二院，西面是八宝山公墓。当年北京高校有句顺口溜：“穷北大，富清华，不怕死的上科大”。北大倒不一定真“穷”，清华校长是教育部长蒋南翔，教育部的经费，清华捞到的最多，确实很“富”。科大的经费主要来自科学院，也不穷。但它与死者为邻，这是科大人“不怕死”的第一层含义。

科大首任校长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实际主事者是中科院副秘书长、科大首任党委书记郁文，学校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由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赵九章、钱临照等中科院的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兼任校系领导和授课教师。办校宗旨是为中科院和国防科委培养一流研究人材。学校的专业设置，以新兴、边缘、交叉学科为主，对学生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外语要求高于一般大学。例如近代化学系的化学物理专业，几乎囊括普通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全部课程。课程过多，再加上学校初创即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导致科大的学生有“三多”：戴眼镜的多，端药罐子的多，因病休学、退学甚至死亡的多。这是科大学生“不怕死”的第二层意思。

科大在三、四个月内从无到有，的确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速度”，为中外教育史上罕见之举。当时中共中央和科学院创办科大的主观动机不能说不好，但由于缺乏经验，不懂教育规律，匆忙上阵，仓促办学，给科大带来先天不足的严重缺陷。尽管科大的学生素质不错（１９６５年清华新生的平均每科高考分数为８２分，北大为７９分，科大是８１.９分），中科院也抽调了一批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来科大任教，但科大却相对缺乏经验丰富的从事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学的讲师和助教。与北大、清华等老牌大学比较，科大图书馆的藏书量不多，尤其缺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图书期刊。另外，科大的校园非常简陋，除校门附近的几幢小楼有几棵树，整个校园光秃秃的，几乎没有绿化地。体育运动场所也很有限，到１９６５年郭沫若校长才用自己的四万元稿费，为学生修建了一个露天游泳池。

科大从创办之初，也和当时中国的其他大学一样，受到“极左”政治路线的严重影响，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科大的校歌有这样的文字：“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高举起……红旗要红过九重，在党的温暖哺育坚强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先锋，又红又专……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９月的科大开学典礼上，陈毅、聂荣臻就明确指示：科大应该按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来办。科大属于理科院校，其所有专业招收学生的“政治条件”与国防院校相同，要求全部达到“机密专业”（当时大学考生的“政治条件”分为绝密专业、机密专业、一般专业、不得录取四类）。各班学生配备“又红又专”的党员教师担任“政治辅导员”，教师、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非常紧。四清、反修、军训、支农、修运河等各项政治活动，一个不缺。不过，由于有科学院这颗大树的支撑，科大比教育部直接管辖的其他大学比更重视“专”。

１９６６年６月，科大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遭受文革风暴的猛烈冲击，全校停课，学生造反、武斗，干部、教授和教师被批斗，学校元气遭受极大损伤。雪上加霜的是，为了“备战”，在中央命令下，科大于１９６９年底从北京迁到外地，全校师生员工象一支狼狈逃跑的败军，流离转徙，先跑到当时不通铁路的河南南阳，后去只通公路和水路的安徽安庆，最后在合肥落脚。迁校过程中，教师流失一半，仪器设备损失一大半。科学院把科大推给三机部，三机部还不愿要这个“包袱”，勉强与安徽省共同“接收”科大，此时的科大就象一个失去爹娘的苦命孤儿，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刘达与科大的不解之缘发生于动荡不安的六十、七十年代。

刘达（１９１１－１９９４）原名刘成栋，黑龙江肇源县人，１９３５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时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次年加入中共，１９３７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雁北地委书记等职，１９４５年赴东北任陈云秘书。次年，哈尔滨解放，刘达任首任市长。以后，他先后在东北农学院、黑龙江大学等担任校长、书记等职。１９５５、５６年，刘达任林业部、森林工业部副部长。１９５９年，刘达到黑龙江农村调查后，认为大跃进运动“劳民伤财”，“破坏生产力“，被黑龙江省委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罢官，从行政六级降为七级。１９６２年，在刘少奇干预下，刘达的“右倾”之罪得到“甄别”。据说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要刘达在驻外大使和大学领导职务之中任选一个，刘达挑选了后者。１９６４年初，刘达接替郁文，出任科大党委书记。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文革风暴兴起，科学院的工作组进校，刘达先被停职，后被打倒，戴高帽，挂黑牌，挨批斗，游校园示众，清厕所，扫马路，关牛棚，自是家常便饭。１９７２年，在老上级王震、科大学生张腊狗等人帮助下，刘达官复原职，时年６１岁，“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仍想在科大做出一番事业。但四人帮还在台上，学校一些干部处处制肘，使他有志难伸。科大迁校合肥后，与北京的中科院研究主体距离遥远，对学校发展极为不利。刘达于是给周恩来写信，向郭沫若登门求援，要求把科大迁回北京，却碰了一鼻子灰。上压下挤，加上文革中受迫害而导致健康不佳，使刘达在１９７５年不得不黯然离开科大，到北京任国家计量总局局长。

从１９６４至１９７５年，刘达在科大一共待了十一年。其中五年蹲牛棚，实际主事仅五年多。在这短暂的数年内，刘达至少为科大做出两大贡献，在科大校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刘达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竭尽全力，为科大培养和保护了一批教学、科研人才。

六十年代初，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决定把北京变成一座没有“阶级敌人”的“水晶城”，下令各单位和居委会把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清理出北京。科大青年教师中，不少人是从中科院各研究所和其他单位调来的“政治处理品”，包括在“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受到处分，内控“右派”等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接到上级命令，科大也清理出一百多名教师，准备调到外地。当时并非党员的科大副校长严济慈先生，拿着被清理教师发表的论文，向党委书记刘达提出“异议”。刘达居然敢对抗北京市委和公安部的命令，下令人事部门中止清理这批教师的调令，为科大保留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

文革前，教育部宣传北京航空学院“又红又专”优秀学生范兴言，全国各大学争先恐后学之，刘达却在科大印发南京大学高材生温元凯的材料。范兴言的突出“成绩”是“活学活用”毛选。温元凯的特点是在大学二年级就学了数门外语，写出具专业水平的科研论文。文革中温元凯被分配到浙江一家小型化工厂当工人。１９７２年，刘达获“解放”后，把温元凯调到科大任教。

文革后期，刘达以大无畏的胆略和魄力，顶住极左派的压力和攻击，举办“回炉班”，充实学校师资。科大的师资力量原先就很薄弱，迁校合肥后，许多教师离开学校。１９７２年，刘达利用林彪集团垮台、极左路线稍为收敛的机会，在全国挑选三百多名１９６７－１９７０届科大毕业生返回母校培训两年，然后担任教师。次年，四人帮在教育界大搞“反回潮”、“反复辟”，刘达又成为极左派斗争的对象。一些投机分子和“工农兵大学生”借机发难，通宵围攻刘达，逼迫他签署文件，把全部“回炉生”退回原单位。但刘达愤然回答：“你们就是整死我，我也不签字。”后来这批“回炉生”成为科大教学科研的主力。

刘达对人才的爱护，还体现在对一些“反动学生”、“反动教师”的处理上。近代化学系系青年教师邵良衡，原在某保密研究所搞科研，在“暴露活思想”运动中承认，曾到苏联大使馆附近转悠，想去苏联，被定为企图叛国的“反革命分子”。刘达把邵要回科大“监督改造”，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力学系６０级学生江建铭，毕业前给中央写信，反对批判苏修，被定为“反动学生”。刘达认为这只是思想认识问题，照样让他毕业，并分配到保密工作单位。该单位发现江有“政治问题”后，把江退回给学校。刘达让江留在科大，还把江给中央的上书印发给马列主义教研室“批判”。听了那些教员的“批判”后，刘达说，你们这些马列主义教员水平还不如江建铭。以后江一直留在科大，文革后任科大校刊的编辑。

文革期间，物理系教师“王允然”等人在艰难条件下研究天体物理，在学术刊物上介绍外国的“黑洞”、“宇宙大爆炸”等新理论，被“上海帮”控制的《自然辩证法》批为“伪科学”。刘达不理睬上海帮的大批判，鼓励和大力支持王允然等人的研究，使中国科学家在天体物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１９７７年，刘达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人在清华，却没有忘记科大。他亲自写信推荐，帮助流散全国各地的许多科大毕业生，得以返回科研教学战线。厦门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卢炬甫，就是在刘达帮助下得以返回科研单位的。

刘大对科大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在１９６５年底大胆进行教育改革的试验，推行学分制，开共和国高校体制学习西方教育制度之先河。

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全盘采用苏联教育制度。旧大学或解散，或解体，或合并。清华、交大等变成纯工科学校。北大、复旦等“综合大学”仅剩文、理二科。其余钢铁、石油、地质、航空、化工等校，专业面更为狭窄。学生一进校，即被分派某一专业，按照指定课程学习，毫无选择余地。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惨败，导致１９６２年的调整。国民经济稍有起色，毛泽东即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１９６３年以后，教育界“左风”愈刮愈烈，实行“阶级路线”，批苏修，读毛选，学雷锋。１９６４年，毛泽东指示“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刘达到科大上任后，用三个月时间拜访科大的教授和科学家，结合自己就读辅仁大学的经验，对办好科大形成自己一套想法。１９６５年他以贯彻毛主席指示为名，“偷天换日”，开始教育改革。

刘达的教改，可归结为“三化”：自由化，英语化和西方化。

一、以学生为中心，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大搞“自由化”。大幅减少必修课，每学期仅规定三门必修课（包括外语），每门主课三个学分，学生完成规定学分即可毕业。学生可自由选修全校任何专业、任何年级和任何教师的任何课程，可以跳级、单科升级和提前毕业，也不去听课，完全自学，只要期末考试及格即可。据文革中大字报揭发，刘达还打算取消全校低年级学生的专业划分，新生进校后，先学两年基础课，再按学习成绩和学生的意愿定专业。

二、重视英语。文革前，除了外语院校，科大是全国最重视外语的大学。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刘达的教改，尤其强调英语。１９６５年新生入学后，无论原来学过何种外语，必须首先学英语，英语过关后才能学其他外语。未学过英语的新生，编入英语慢班；学过三年英语的，进入快班；学过六年英语的，进入特快班，由外语教研室主任田雨三教授亲自用英语授课。

三、直接采用英美教材。过去科大与其他大学相同，采用苏联教材和中国其他大学或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１９６５年，科大一些课程开始直接采用美国教材，例如化学物理专业的普通物理学，就采用的是李重卿翻译的美国哈里德？瑞斯尼克的《物理学》。

这场教改极大地调动了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竞争意识。科大的大多数学生原是各中学尖子生，个个雄心勃勃，人人争先恐后，都想多选课，多修学分，除了吃饭、睡觉和体育锻炼，其余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饭堂吃饭排队，掏出英语单词本念念有词的人不是个别。不难想见，这场极有战略眼光、极具前瞻性的教改，如不是因文革而中途夭折，必将为中国科学事业培养出更多的科学人才。

文革一来，教改不仅半途中止，而且遭到严厉批判。但刘达的教育思想却在科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科大后来搞学生“回炉”，在全国高校外语评比中多次独占鳌头，创办全国第一个少年班，建立全国第一家研究生院，考研和出国留学的比例全国第一，甚至进行低年级生不分专业的试验，皆与刘达当年教改留下的遗产密切相关。

刘达在文革中被“专政”期间，发生过不少“趣闻”。一天，他向专政队“汇报思想”，说他打扫教学大楼一至六楼的厕所，发现使用人数最多的一楼厕所最脏，六楼厕所最乾净，他建议今后设计楼房，一楼厕所应该大一些，楼层越高，厕所面积应该越小，使专政队头头哭笑不得，也表现出他观察细致和办事认真的态度。

科大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派张腊狗（张腊狗后改名张恒烈，曾任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等学生监管刘达。刘达身处逆境，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地叙述自己的经历，这种态度令张腊狗等人肃然起敬，觉得刘达一身正气，关心国家前途和民众疾苦，认定他是“好干部”，并成立“干部问题联络站”，决心保刘出山。但１９６７年底，康生、杨成武等说刘达一直追随刘澜涛、彭真等“坏人”，一贯“右倾”，于是刘达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１９７１年，刘达仍在牛棚关押。张腊狗修书王震，陈说刘达冤情。王震曾在雁北地区同刘达共事，对刘印象不错，称刘是“与工农兵结合得最好的大学生”。他打电话给时任安徽革委会主任的老部下，刘达才获得“解放”。

刘达“解放”后在科大官复原职，不仅没有打击报复那些文革初期整过自己的人，反而以宽阔的胸襟，尽力团结反对他最力的那一派，首先“解放”数名“打倒刘达”最坚决、后来因其他事挨整的干部教师，为反刘派的主要头头安排重要职务，并介绍其中一人入党，还住到反刘人物最多的近代化学系的单身教师宿舍，与教师朝夕相处，以图化解恩怨，共同办好科大。对于在文革中保护过他、想要调回科大的学生，他从不干预他们的调动事务，甚至劝说保他最力的张腊狗不要调回科大，以免落下“用人唯亲”的话柄。

１９６０年代的中共高干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竭力讨好、吹捧最高领袖及中央当红权势人物，以便往上爬，林彪、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可谓此类典型。第二类，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上级指示从不怀疑，或明知有错也不敢抵制，此类人物为数甚多。第三类，仍保持革命初期的理想，关心民众疾苦，从不计较个人升降得失，敢于抵制上级甚至最高领袖的错误指示，在无力改变政治大环境的情况下，力争多作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彭德怀、刘达就是这类干部的代表。

然而，和彭德怀不同的是，刘达是一个受过英美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有一套更系统、更成熟的理念，因而对极左路线的抵制更自觉、更坚决，对“最高指示”更不迷信或盲从，更敢于推行和坚持自己的理念。１９５９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并没有认错。文革前，林彪把最高领袖吹上了天，刘达却在科大全校大会上公开地说：“有人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难道主席吃饭、喝水、上厕所说的话，也一句顶一万句吗？”“人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有错误，你到革命博物馆看主席的手稿，涂涂改改很多，没错误为什么要涂改？”文革风暴即将来临之际，他竟敢在天子脚下，偷梁换柱，推行以西方教育制度为模式的教改。文革中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关进“牛棚”之后，他并不像当时一些被整的干部那样，为了自己“过关”而做违心的“检讨”，或者胡乱“揭发”他人的“罪行”。文革后期他获得“解放”后，并未吸取“教训”，又在科大采取了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回炉”行动。

抗战时期，张春桥、马天水是刘达的下属，直到文革前夕，马天水来北京，还经常探望这位老上级。刘达被关入“牛棚”后，如果给当时大权在握的张、马写信求援，不仅可能提前“解放”，而且还可能升官，但他从未有过这种念头。文革结束后，他也没有去攀附位高权重的王震，谋求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世人看来，刘达在官场上也许是一个“不合时宜”、“不识时务”、总是得不到当权者喜欢的人。但笔者认为，刘达像顾准那样，是中共干部中罕见的“异类”，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先知，是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刘达去世已经１４年了。在科大庆祝建校５０周年之际，笔者在异国他乡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这些文字，以表达对这位中国杰出教育家的深切敬意。科大的校史可以只字不提刘达，他的光辉形象却永远铭刻在笔者的心中！

参考文献

[1]戴开元 华新民：《科大，你怎能忘记刘达？》http://tieba.baidu.com/f?kz=222707261
[2]王允然：《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创世纪》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gtang/library/fanglizhiciwei.htm
[3]刘祖平：《我心中的刘达同志》http://yuqiang.blogdriver.com/yuqiang/977148.html
[4]阮耀钟：《科大永远不能忘记刘达》http://q.blog.####.com.cn/ruoshui/blogfile/4e5f987f01008hy0&dpc=1
[5]张永谦：《刘达》http://arch.ustc.edu.cn/story/ld.htm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６日定稿

从太阳不露脸谈起——观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

〔卡玛是美国的电影制片人，她同中国有着特别的关系：她的父亲是美国社会主义者韩丁。韩丁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直居住在中国，卡玛也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文革开始的时候，她是北京１０１中学的学生，后来她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篇文章发表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是观看了卡玛摄制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之后的感想。〕

　　由卡玛摄制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九月二十四日在华盛顿上映时，我去看了。读了楼兰的观感（见ｃｍ０３１０ｂ：“我们曾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附于文后。），想再多说几句。

　 　那天的观众是华洋掺半，对于电影的题目“八九点钟的太阳”，不知道背景的洋人，有点费解，不懂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观众，却用不着 解释，谁都知道它出自“最高指示”：“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是伟大领袖１９５７年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说的话。确实让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如楼兰所说的那样，“豪情满怀热血沸腾”。

　　但是这个电影并不是为当年的整个一代青少年制作的，据笔者理解，它的宗旨是要追溯和记录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起源。所以里面 出来现身说法的人物，几乎都是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开始时的中学生，而且是以北京的几个重点中学里的干部子女为中心。他们有的是红卫兵运动发起人，不少是第一 批“正宗”的红卫兵。可以说，这些人在一九六六年的那几个月里，是人们心目中最有资格被称为“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人，显然，他们自己心中对这一点也是毫无 疑问的——这世界是他们父辈的，因此也是他们的。江青在当时一次集会上确实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一干人称为“小太阳”。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的标题是起得 很合适的。至于卡玛，虽然是个洋人，却是长期在中国帮助中共革命的美国人韩丁的女儿，她本人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同这些电影里的人有着同样的成长过程 和经历，由她来拍这个电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别的不说，光是请那几个老红卫兵在影片中出场，不属于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就很难做得到。

　　这件事的难度可以在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来：出现在电影里的两个名气最大的红卫兵——“红卫兵”的发起人骆小海和“八一八”上天安 门城楼给“心中的红太阳”带红卫兵袖章的人宋彬彬——银幕上虽现身却不露脸，观众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姓名，但只能见到他们遮黑了的身影。在 映完后的观众提问中，这成了一个重要话题，卡玛的解释是，当事人不愿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也就是说，名字已经无可挽回地写进了历史，但他们不希望今天的 人们见到他们时联想起那一段历史。

　　“千呼万唤始出来”，勉上银幕犹遮脸。这说明当年那一段历史直到今天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心上。不明背景的美国观众，听骆小海在 影片中说，他们当时成立红卫兵原因，是对学校的领导不满，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他们又听宋彬彬说，她在毛泽东接见后改名为宋要武，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而是报社的记者越俎代庖强加给她的。他们不懂，难道为了这样的事就要采取这种同历史一刀两断的决绝态度？这些提问者有所不知，一九六六年夏天的那一段历史要远比这复杂得多，岂是电影里的三言两语说得尽的？红卫兵一旦得到伟大领袖的称赞，就不再是你骆小海的教改小组，而成了他老人家手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利器；“要武”一旦成为御赐的名字，就不管你宋彬彬自愿也好，被迫也好，成了千百万“革命小将”的尚方宝剑。以此为发端，产生了一连串显然不是骆、宋能够预见和控制的事件：破四旧，大串连，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及“红色恐怖”笼罩的八月。老舍、卞仲耘、傅雷……这一连串血淋淋的名字， 有点自省的人，不能不想到“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样一句话。这一切，构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笔者猜想这才是他们要同那一段历史划清界限的原因。

　　令他们对这一段历史更加不堪回首的是，这一张死者的名单后来竟然把刘少奇、贺龙、陶铸这样一些名字也“发展”了进去，这就使“小太阳”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不仅沉重，还交织了受骗上当的难堪和愤怒。电影通过“牛虻”来表现这种受骗后的愤怒。牛虻是文革前在青少年中十分流行的同名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个意大利的革命党人，却被最受他敬爱的神父（实际上也是他的生父）所出卖。《八九点钟的太阳》多次引用了苏联电影《牛虻》的镜头，并且让刘少奇的女儿刘亭出场，十分贴切地反映了这些高干子女经历了文革后比一般青少年强烈得多的受骗被利用的屈辱感。影片里介绍，一九七二年，在刘少奇的子女上书要求见狱中的父母时，那个称他们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毛伯伯，平日里谈笑风生，却在批示中冷冷地告诉他们：“父亲已死”，这时离刘少奇在开封死去已有三个年头。回想一九六六年夏天，刘亭和她的兄弟姊妹们，同电影中出场的其他几个干部子女一样，都是各自学校里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在工作组撤出学校之后的两三个月里，他们是各个学校文革运动的主宰，简直就是文化革命的化身。前后不过六年，当年还唱着：“忠于革命终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如今自己的爹却早已见了阎王，娘也在鬼门关口徘徊，除了失去父母的亲子之痛以外，如何面对当年被斥为“狗崽子”和“混蛋”的同学？如何面对那些被送去见阎王的老舍、卞仲耘的亲属？真应了伟大领袖的另一句名言：“人间正道是沧桑”。

　　如果说电影把第一批的红卫兵比作受骗的牛虻，那么“神父”自然就是在一九五七年给青年们戴上“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桂冠的毛泽东。不过要说他老人家当时就存着欺骗利用之心，恐怕也没有那么英明。那时反右运动刚刚大获全胜，“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云云，无非是江山初定，传诸万世的踌躇满志而已。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情况就不同了，“三面红旗”的失败导致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在当年一月份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月份，刘少奇又当着毛的面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从此 下了除刘的决心。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要“打鬼”。而他深知，打鬼是要借助钟馗的。毛泽东的第一个“钟馗”的自然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力排众议替他解围的林 彪，但是毛知道在中共高层领导中不能指望找到很多钟馗。毛曾经试探过罗瑞卿，私下问他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罗回答说：“我怎么 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连罗瑞卿这样的近臣亲信都不愿意替毛辩护，可想高级干部中像林彪这样有自觉性指鹿为马的人不多——这些人都经历过 刚过去的“三年困难时期”，知道灾难的原因在哪里。“钟馗”失于朝而求诸野，他只有到刚刚进入懂事年龄的人中间去找。这些青少年，尤其是在城市里长大的， 对刚过去的灾难没有太深刻的记忆，有记忆也不理解它的原因，以为真的是“三年自然灾害”，他们正是最理想的“钟馗候选人”。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封闭社会， 记忆只能选择性地由上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几年工夫，不利于统治者的记忆就抹得干乾净净。

　　但是要让这些候选人为他所用，毛知道还要花一点功夫。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初发表对毛远新和王海容的“春节谈话”，内容是教 育改革，反对“把学生当作敌人”，主张在选课、考试等方面给学生更多的开放和自由。同时，他还提出全国的大学生伙食标准提高三元钱。这些意见不能说不对， 但是他不通过政府部门去制定方案实施，甚至抛开本应该“领导一切”的党中央，而是从“二线”走到台前直接把话讲给学生听。一篇家常谈话，他便让全国的大中小学生知道，只有他老人家才是最理解学生的要求，而且一切关怀和恩典都出自他个人。他不能让未来的“钟馗”们去感激那些注定要成“鬼”的人。

　　而对那些“小太阳”来说，毛还有额外的恩典。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虽说这是他 为日后整“走资派”埋下的伏笔，但在当时的学校中，则体现为越来越讲出身的“阶级路线”，其效果是在升学，入团，入党和提干等方面替这些干部子女排除了大量的竞争对手。这无疑激发了这些“八九点钟的太阳”对伟大领袖“最最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电影在探索红卫兵一代人对毛的狂热崇拜时，花了许多镜头重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片断，以强调文艺作品对这代人思想的影响，然而对于隐藏在背后的利益因素则几乎没有着墨，这不能不说是电影的一项缺失。

　　毕竟，思想灌输的影响是敌不过利害得失的。所以当后来文革进行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毛的“阶级斗争”露出了“重点整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实面目时，这些“一论”，“再论”，“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人一个个都成了保爹保妈的“保皇派”。他们如“牛虻”大梦初醒，把怨恨发泄到那个称他们为“小太阳”的江青身上，彭小蒙等人把自己的战斗队改名为“大月亮”。一九六七年清明时节，老红卫兵们络绎于途，涌到八宝山公墓向那些死去的叔伯阿姨们诉说自己和爹娘的遭遇。笔者就读的中国科大当时和八宝山相邻，有一天校园里出现了一张“反标”：“拥护刘少奇立即召开九大，老毛你敢吗？”——“牛虻”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神父”。

　　不过这时“神父”已经不在乎他们了，他已经有了另外一支真正愿意打鬼的“钟馗”队伍，那就是所谓“造反派红卫兵”。毛招募这些“ 钟馗”的办法是替他们平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九六六年“五十多天时间里”加于他们的各种反革命帽子。于是“造反派战士最爱毛主席”的歌声响彻云霄。 这批“钟馗”们——主要是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不负所望，一心一意为他实现了打“鬼”的目标。他们后来也遭到贬斥和抛弃，但情况同中学生中的老红卫兵不同，基本上是中国历来的老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重演。毛的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泄漏了他老人家对“钟馗”“轮” 着加以使用的天机。

　　大学生红卫兵当中也有觉醒者，尽管为数不多。大学生思想深一些，阅历广一些，这些觉醒者，不像中学生中的老红卫兵那样是因为自己的老子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而是看到了毛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就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朱成昭。现在的文革史提到文革中有名的“五大领袖” 都是指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其实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是朱成昭，他也是大名鼎鼎的首都 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最早的“司令”，当时的名声不在蒯大富之下。但是不久之后朱成昭这个名字便消失了，换上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大宾。其中原因，据当时流传的故事说，是因为当时地院“东方红”从四川把彭德怀押回北京，红卫兵的头头们在大会批斗前秘密预审彭德怀，彭将自己同毛在庐山会议上交恶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竟然说服了朱成昭等几个人，使他们幡然认识到，文革的源头是批判《海瑞罢官》，而“海瑞”就是彭德怀，毛发动文革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自己的“ 三面红旗”，扫除一切同情彭德怀的领导人，消灭一切替彭翻案的可能性。朱成昭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后，还同另一个造反派学生领袖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人抓了回来。据知情人说，实际情况是，朱是调干生，对大跃进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早有自己的看法，彭德怀的一席谈话只不过是印证了 他久存在心中的怀疑而已。叶向真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在文革后似乎还出来拍过电影，朱成昭则不知所终。

　　这是一则很少被人们提及然而很重要的往事，生性多疑的毛泽东从朱成昭事件中警觉到，上一代人的记忆如果传给下一代将会发生怎样的事，这正是他最害怕发生的，也许从此看出了大学生的“靠不住”，“知识越多越反动”，决定用更加愚昧和听话的“工人阶级”来领导一切。因此，它值得海内外 的文革研究者深入发掘，让这一段历史不致因为一代人的逝去而湮没无闻。

〔作者后记：本文在网络上发表后，宋永毅先生发表了“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一文，对朱成昭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文中谈到他在１９９８年曾在上海采访朱成昭，可惜不久之后朱猝死于心肌梗塞。〕

□　写于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刊登在 2003 华夏文摘增刊 zk0311a.

附：我们曾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楼　兰

　　早就想为我们这代人写些什么，却不知如何下笔。尽管有关当年的“老三届”、“红卫兵”、“知青”们的文章和文艺作品并不算少，但许多都给人留下负面印象，或干脆对这批人直接抨击和讥讽。那种一概而论太冤屈了作为整体的这拨人，我想替这代人说些什么却一直未能兑现，因为自己也拿不准该如何为这代人定位。

　　我并不是“老三届”。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小学里混，因此当不上造反的“红卫兵”，也没赶上“大串联”、“毛主席接见”等热闹。而且因为红卫兵抄了我家，使我对那些“红袖箍”没啥好印象。但后来，咱也不得不步“老三届”和“红卫兵”们的后尘下乡插队，殊途同归的命运使我开始理解了比我年长的这些人，并对他们不无同情与敬佩。乃至终于嫁给了个“老三届”，使自己的命运与这批人愈加不可分割。

　　多年后在美国，由于职业需要，我研读了大量关于美国各年龄世代人群的资料，修炼得可对美国当今世代及特点如数家珍，并写过有关文章。然而，我却不知道自己的祖国是否有人进行关于世代划分和各年龄层群体的专门研究？更不了解如今的中国有多少个世代共存？又该以何种时间界线为标准来划分中国人的世代？（不过我觉得仅以出生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等来划分太过简单）。

　　按照美国的世代划分法，出生在１９４６到１９６４年间的人，同属于“婴儿潮”世代，这代人如今在美国是如日中天的社会栋梁。自己正属于这个年龄段，在美国要学做“婴儿潮”，融入相应世代。但我仍然不能忘怀，遥远的祖国与我同龄的一批人。

　　中国与美国的国情历史截然不同，如果要为中国人划分世代，起止年限与称呼也绝对不会与美国一样。但我觉得，与美国“婴儿潮”们年龄相仿的一批人，在中国也应归于同一个世代。这拨人上起“老三届”中的“老高三”，下至１９７８年左右初中毕业赶上上山下乡末班车者。他们当年同样是“生育高峰”的产物因而人口众多，只是他们远不如美国“婴儿潮”们好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算是最生不逢时的一代。他们或许应被称为“知青世代”，因为他们中学毕业之时正赶上毛主席号召奔赴广阔天地，大多得去当工农兵接受再教育。他们也或许可被称为“文革世代”，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为他们的童年和青春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我就属于这个世代！在中国和海外我所同学、同事、交往过的中国人里，最多的也是这代同龄人。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尽管经历各异，却有很多共同特性，因此我认为可以将他们归纳在同一世代中。与前辈后生们比较就可发现，比我们略小几岁生于１９６０年代后期的人，已经与我们这代缺少了共同语言，更不要说再晚出生的“新新人类”了。而更年长者却又与我们具有不同的时代感与经历。

　　任何国家和社会，不同世代之间存在“代沟”不足为奇，但却不应妨碍各世代的交流互通。美国花大力进行世代研究，目的就在于此——老辈理解小辈，才能为小辈提供适合未来的教育；后辈理解前辈，才能吸取前车之鉴继往开来。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要素之一。

　　而中国的我们这代人，是否能被前人后人公正地理解？我们这代人本身又是否能客观地评说自己？或许不少人也像我一样，似乎对本代人了解很多，却又无法做出恰当公平的定论。

　　我们是非常复杂的一代，过分坎坷曲折的人生令我们深藏不露。我们是富于传奇的一代，许多亲身经历让后辈看来如同神话或闹剧。我们是大彻大悟的一代，看破红尘的超脱却常被人认为是愚钝或无能。

　　我一直想说说我们这代人，却又怕说不清楚适得其反！

　　直到最近，观看了一部新问世的文献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突然如梦方醒，似乎在其中找到了该如何描述我们这代人的答案！

　　光是这电影的标题，就引我重温了伟大领袖的那段脍炙人口的教导：“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凡是曾在中国大陆成长、年龄四十以上的人们，都会对这“最高指示”倒背如流。

　　这部影片以难得的影视素材，追随当年属于“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新中国同龄人的足迹，展示和探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与历史背景。观看影片，听那些受访人（大多是我们的同世代人）谈他们不堪回首的文革经历，使我记忆中已经朦胧远去的一些东西重新清晰起来。

　　是啊，我们曾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曾经豪情满怀热血沸腾，曾经做过被自己和社会认为是崇高伟大的事业或举动。那是因为我们成长于一个特殊的时代！我们曾经以为，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幸福一代。在我们还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时候，也确实起码曾在精神上这般幸福和自豪过。谁知，事实上，我们却成为中国近代最倒霉的一代、被牺牲的一代。一晃，我们已过了如日中天的时候，成了逐渐西下的太阳。当年鼓舞我们的那种宽阔的胸襟、崇高的理想、战无不胜的勇气与胆量，如今已经在我们这代身上逐渐消失，后代们也不可能再拥有。

　　这代人短暂的精神幸福，竟然要以终身遗憾为代价！而且还要被社会所不停地诅咒：红卫兵残暴凶狠、知青不求上进、老三届丑陋窝囊、一代人荒废青春与生命……受害者们成了罪人。然而，这代人却是最能够忍辱负重的一群，自己不屑呐喊，好像也不奢望别人来为他们伸冤。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讲述了这代人青春期经历的故事，似乎在代表这代人发出寻求理解的呼声。影片重在客观叙说，并非做出结论，而是启发人们去重新思考那段文革岁月和那批青年人走过的历程。

　　正是这点使我得到启迪与警醒！原来，我以前就老想做什么令人信服的结论却做不出来，因此迟迟不敢为这代人说话。影片的编导则比我这样的人明智得多，因为他们相信观众们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分析评说。

　　该令我们汗颜的是，编导拍摄这部有关中国历史之内涵深刻的影片者，竟然是三个洋人！

　　我那“老三届”老公，看了该片后评议颇佳，还说了句可能会让很多中国人有同感的话：“让人家美国人来拍这么个反映中国文革历史的影片，咱身为中国人可真够惭愧的！”

　　我们与该影片的主要编导卡玛女士已相识多年，她是为数极少的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人（ＣＢＡ）之一，有着颇具传奇性的家世。但正因如此，有时人们将她的背景传的太奇，而影响了对她本人及作品的公正评说，她对此颇不以为然。其实，除了长着美国白人的模样，卡玛骨子里是一副中国灵魂，她是正宗的出生在北京的“新中国同龄人”，标准的“老三届”高中生，讲一口纯粹的京腔普通话，写一手漂亮的毛笔草书……那不可磨灭的中国情结，导致她制作了一个又一个关于中国农村、民俗、艺术、历史的影视作品。也正因为她也曾经是在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生长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一员，才能制作出如此一部能引起同代人心灵共鸣的影片。

　　卡玛对历史细节的记忆力与研究探寻精神令人印象深刻，那天她与我老公大聊文革前的中学往事，这俩当年北京名校的“老三届”，都是文革前奏的见证人，许多观点一拍即合。因此俺老公对其影片的观后感也较为深刻并应具代表性。我们有机会对该片先睹为快，内心有种受到震撼的感觉：终于有人在为我们这代人谱写传记了！

　　有人认为现在总结文革尚为时过早，因为文革才过去三十年左右，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够遥远，不容易做出公正评说。但卡玛发现，与自己一样随着文革长大的一代人已经是逐渐西下的太阳，她在中国的一些同学朋友甚至中年早逝。应该在“太阳”们还未落山之前，让他们有机会回顾自己与国家人民的命运，也让前人后人中国人外国人对这代人的经历有较公正的理解与评说。

　　卡玛的作品一如其人，客观、理性、细节准确、条理清晰，重客观事实而不做主观结论，将思索评价的余地留给观众们。《八九点钟的太阳》与其说是反映文革历史，不如说是为一代青年成长足迹做出诠释，从片名到内容都着重于这代人的经历与人性剖析。

　　我了解卡玛的秉性是期望人们公正地评说历史，也公正地评说她的作品。因此我在此既不介绍影片内容，也不详述卡玛身世（或许以后有机会再写），以便大家看了《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后，能做出见仁见智的判断。

　　特别是曾经为自己属于“八九点钟的太阳”而骄傲的我们的同世代人，真应该去看看这部影片，或许能再次解读自我和整个世代。而那些对我们这代已经过时的西下“太阳”多有嘲笑的更年轻者，又是否能从影片中感受到你们从未体验过的境界呢！？

　　虽然卡玛本人声称：“这片子可不是个好看的娱乐片，因为资料太多，内容太深沉，看着会感觉很累。”我们却被影片别具匠心的编排所吸引。更令我没想到的是，我那在美国长大的Ｔｅｅｎａｇｅｒ女儿，居然也端坐两小时全神贯注看完影片，并产生了了解父母当年经历的强烈兴趣，缠着我们问文革时都在干什么，想听听父母们“大串联”和“上山下乡”时的故事。

　　“让后辈了解和理解我们”——不就是许多我们这代中国人想努力去做又没能做得很好的一件憾事吗？

　　《八九点钟的太阳》替我们这代人做到了这点！

我所知道的北京“新思潮”

〔此文发表于２００４年八月，由杨小凯去世这个话题引起。杨小凯即文革时期湖南“省无联”的笔杆子杨曦光，因写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而被监禁多年。文革后到美国深造，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可惜英年早逝。此文可以算是我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思想演变所作的回顾和反思。所附的 照片是一位北大的朋友传给我的，都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使人产生岁月流驰的感慨。〕

　　郑义在“纪念自由的呼唤者杨小凯”一文中，引用了杨小凯当年写《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一段话：“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郑义说：“历史已经把他的这段文字精选为文革异端思想最辉煌的经典。据小凯后来追忆，在形成这一思想的过程中，他曾经受到北京青年学生造反派的影响。但我和我的青年同伴们不知道北京有谁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惊世骇俗的文章，但我们都知道：湖南出了个杨曦光！”

　　杨小凯本人在“‘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中说：“一九六七年……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来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

　　可见，早在一九六七年，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在北京和其它地方的大、中学生中已经有不少的支持者。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可以说是这股思潮发展到“顶峰”的作品。笔者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是中国科技大学四年级的学生，（科大当时为五年制，还在北京西郊玉泉路的旧校址。）也曾卷进过这股思潮。写下这段经历或许可以为文革初期异端思想的源头作一个历史的注脚。

　　大约在一九六六年九、十月的时候，经过几个月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学校里的同学们亲眼目睹了过去视为神圣的各级党组织、工作组一个个相继垮台的场面。由于《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的发表，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已经拔地而起，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大人物。面对这样的局面，笔者和许多同学一样，有一种焦虑困憾的心情，希望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原因，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时，我们读到了一篇由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写的大字报，标题是“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北大的印红标先生曾经为这篇大字报向北航红旗的一号人物韩爱晶求证，经韩认真回忆，他记得是由北航红旗的常委侯玉山所撰写。——作者）这篇大字报的立论根据就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的一个批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那就要不了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这是一段在文革前几年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学习中，经常被人引用的语录，不过当时只是当作伟大领袖以苏联为前车之鉴对国人的告诫。北航的这篇文章则把它同毛泽东指责刘、邓在文革初期“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认为刘邓的路线，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以及工作组实施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和机关，“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岂不是眼前活生生的法西斯党？

　　笔者手上没有这篇大字报的文字资料，除了标题以外，文章中的字句已经没有记忆，上述内容只是今天记忆中的印象。这篇大字报当时广为流传，对我们的影响很深，起到了打开思想闸门的作用。我们的“战斗小组”当时就讨论，既然苏联那样的法西斯党已经在中国出现，那么苏联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它的特权阶层是不是也已经在中国出现了呢？这本来是人们不敢探讨的问题，但那是一个“思想解放”或者说“怀疑一切”的时期，人们的思想开始冲破牢笼，除了揭发工作组和党的领导在“五十多天的时间内”实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外，也开始揭露高级干部在生活上的种种特权，比如邓小平等人在“养蜂夹道”的高干俱乐部、高干专用的特别供应商店等等。这些特权在文革前一般老百姓隐约有所闻，这个时候，许多干部都成了“走资派”，群众没有了顾虑，又享受着写大字报的自由，高干享受特权的事例就大量披露出来。今天中国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同这些特权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来说，过去都是受的“正面教育”，第一次接触到党和国家的“阴暗面”，很自然就感到触目惊心。再说，当时报刊上说苏联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所举的不就是这一类证据吗？什么高薪阶级啦、克里米亚的疗养院啦。记得文革前的《人民日报》为了证明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抗战时期一直呆在延安的野坂参三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分子，就刊载他每天的食谱：黄瓜多少片、鸡蛋几个等等。这种宣传使得人们把生活上的享受和特殊化等同于“变修”。对照文革前我们对修正主义的这一类批判和当时大字报的揭发材料，我们的结论就是，中国的上层干部已经“变修”了，已经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些人曾经是革命者，但是革命胜利后就从人民的公仆“和平演变”成了人民的压迫者，难怪会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文化大革命就是通过对干部的批判，使中国避免走上跟苏联同样的道路，具体的办法就是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使群众可以批评和随时罢免不称职的干部，使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大大的改善。

　　在得到这样的结论以后，我们都很兴奋，自以为理解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真谛，于是决定写一份大字报同大家分享我们的“理论发现”。这篇大字报的标题叫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主要就是阐述我们心目中的毛主席在新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告诉大家，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阶级是按照人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划分的，解放后的十七年中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以前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所以是革命的对象，现在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是特权阶层，也就是干部阶层，所以“走资派”成了革命的对象。文章特别强调了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反对国民党的革命不同，“新”时期里有“新”的阶级关系和“新”的革命对象。大字报是用我们战斗小组“红炮班”的名义贴出的。大字报在校园里贴出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大部分的反应是“热烈欢呼”，许多本来不相识的同学都来找我们讨论，有的认为解答了他们心中的许多疑问，也有的人替我们捏一把冷汗，认为我们的大字报里“阶级关系新变动”的主张太离经叛道。当然也有不少人，尤其是那些在我们的理论中被划为革命对象的干部的子女，认为是“大毒草”，是“右派言论”。记得有一位叫王永民的同学介于这两者之间，他专门找到笔者讨论，表示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是也不同意给我们扣帽子，企图以理说服我们。三十多年过去，现在已经记不清他的理由，用现在的语言说，他大概认为我们“政治上不正确”。当然，那时我们头脑发热，是听不进他的意见的。这个王永民文革后成了“五笔字型”的汉字电脑输入法的发明者，那又是后话了。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以后，很快就流传开来，有同学告诉我们，他在清华大学看到了这篇文章转贴在那里，后面批满了来自全国各地来的人各种各样的评论。（当时全国红卫兵进京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的活动正处于高潮。）也有人告诉我们，这篇文章被人误传为“林副主席讲话”到处印发，当时我们听了很得意，因为林彪当时常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新鲜提法，比如他说，文化大革命是“革我们革过命的命”，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我们的文章被当成是他的讲话，说明它很有新意，而且是符合林副主席的思想的，而林副主席是跟毛主席最紧、最理解毛泽东思想的。

　　但是，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文化革命的一系列现实很快就使我们对自己的“理论”产生了疑问。一九六六年和六七之交，中央文革掀起了一股抓人风，不仅抓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联动，而且抓给林彪提了一点意见的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据说伊林是列宁曾用过的化名，涤西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用过的笔名。）我们学校的一个组织“雄师战斗队”，因为贴了一张给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的大字报，也由康生直接下命令抓了起来。在这之前，中央文革给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主张群众有权利向领导提意见甚至反对领导，不应受到惩罚，让人觉得他们不同于刘邓的路线，有一番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气象，因而赢得了学生的拥护。现在，同样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对付反对它或甚至只是提一点不同意见的人，强横和蛮不讲理比刘邓路线有过之而无不及。接着，在“一月革命”中，上海有学生炮打张春桥，也不由分说受到了同样的处理，哪里还有一点“巴黎公社”的气味？另外，“一月革命”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被毛泽东改名为“革命委员会”。毛在八月份欢呼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时，称它为“二十世纪‘北京公社’的宣言书”，而上海真的成立公社了，他却改口了，让人怀疑他老人家是不是叶公好龙。与此同时中央又发布通告取缔“合同工、临时工”以及转业复员军人的全国性组织，反对所谓“经济主义黑风”，从这些举措看来，毛主席似乎也无意解决普通工人农民的经济利益问题。这一切，都使我们原来“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曾经用过的说法）希望成为泡影。

　　再往后，在当时从铺天盖地的批判彭德怀的大字报中，我们注意到很少有揭发彭个人生活特殊化的材料，而毛泽东、中央文革和林彪要“保”的人当中，倒有像邱会作这样生活腐化、被群众所不齿的“修正主义分子”，据说林副主席有指示，邱会作“偷鸡摸狗”只是小节问题。连这种“蜕化变质分子”也可以进“无产阶级司令部”，让人感到，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革”要“保”的人，其实是以我划线，没有一点“阶级斗争”的影子。尤其是后来军队介入运动，同样是军队的干部，如果早几年转业到地方，多半就成了“走资派”，留在军队里的到地方上支左，就成了当然的革命派，如果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享受的特权来看，当然没有什么差别。这就开始让人明白过来，文革整“走资派”原来并不是林彪所说的那样要“革我们革过命的命”，而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什么样的政治需要呢？这就是发动群众去打倒“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是“走资派”的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罗陆杨，甚至也包括朱德、陈云、陈毅这样的人。在揭发他们“罪行”的大字报中，最有实质性的内容，都是说他们“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从这些揭发材料中可以得到一个印象，这就是，在文革发动的前几年，党的高级干部中普遍存在着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的不同政见。记得有一篇揭发陈云的大字报说，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回家乡青浦（上海郊区）调查，回来后在中央的会议上说，农民反映“蒋介石手里受难——吃饭。毛主席手里幸福——吃粥。”这一类的怪话，笔者在那几年也能从来自农村的乡亲那里听到，但是那时自己“要求进步”，都以为是落后分子的说法，现在看到陈云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以同情的口气引用，可见“三面红旗”在党的高层遭到的反对之强烈。联想到文革初批判《海瑞罢官》时把海瑞同彭德怀联系起来，又听到了首都“三司”的司令、地质学院的朱成昭等人被受他们审问的彭德怀所说服，企图外逃的传说，从而开始意识到文革原来同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以及那几年毛泽东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有关系，而“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种种说法，只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手里的一张牌而已。这一认识的转变使我们反而对那些因为同毛泽东持不同政见、敢于“为民请命”而受到批判的高级干部，包括本校的党委书记、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刘达，产生了一定的同情甚至敬意。以至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我们毕业分配时，正是党的九大召开前后，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毕业鉴定”里表态声讨“内奸、工贼、叛徒”刘少奇。我们几个关系密切的同学，就私下里商量：刘少奇这个案子简直是儿戏，将来迟早要翻，但是毕业鉴定里不表这个态军宣队和工宣队是不让过关的，所以表态要抽象，尽量避免点他的名，以免将来在自己的档案里留下“攻击刘少奇”的口实。可见那时我们的“立场”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再回到一九六七年初，我们的战斗组因为抗议中央文革随便抓人而被本校掌权的造反派宣布为反动组织，连带我们的那篇鼓吹“新思潮”的大字报也同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联系起来，被宣布为大毒草。而原来倾向较保守的一派组织，干部子女较多，也因为那篇大字报而把我们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因此我们被两派都打入了“另册”。在受到抄家和一段时间的批判之后，我们就成了等待“运动后期处理”的右派（“十六条”中说：真正的右派份子要放到运动的后期处理）。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资格，游离于两派之外，塞翁失马，给我们带来了两条没有预料到的好处。第一，早早退出运动，成了被迫的“逍遥派”，就减少了在以后犯错误、做坏事的机会。诸如到全国各地去支援造反派，参加当地的武斗，参加围困中南海的“揪刘火线”，进入专案组，参加对本校干部和师生的迫害，等等，都没有我们的份；第二，有机会静下来读了一些书，进行反思。我们本是理工科的学生，对政治书的兴趣只限于对付政治课的考试，文革把大家的政治热情调动起来了，又有了这几个月的遭遇，就“带着问题”阅读了不少有关的书籍。读了之后才发觉，我们在自己那篇大字报里的“新思潮、新发现”，其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论的老问题了。苏联的托洛茨基早在二十年代反对斯大林“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共产党人掌握了国家机器，不可避免要腐化变质，因此提出“不断革命”的理论。南斯拉夫的执政党“南共联盟”仅次于铁托的第二号人物德热拉斯在他的《新阶级》一书里，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里自称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统治阶层，实际上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的集团，是一个新的阶级。因此，我们虽然不再认为毛泽东是为了反对“特权阶层”而发动文革，但他能利用这个口号来动员群众，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夺权以至武斗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中国和其他被他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国家一样，确实存在着新形态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作为对我们那篇“毒草”大字报的惩罚，毕业分配时，我和同班的倪诗茂同学（现居美国芝加哥）因为是起草和定稿的“主要责任者”，被军、工宣队定为“待分配”，在学校里多留了半年时间接受审查。然后我被“发配”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是我们那一届学生中全校唯一分配到这个边远省份的人。到了云南以后，还是摆脱不了这张大字报的阴影，一九七一年，我已经在昆明钢铁厂当烧锅炉的工人，省里开始了“深挖五一六”的清查运动，厂里自然把北京来的大学生作为重点，而本人因为有这么一个“历史问题”，车间里已经开始把它透露给积极分子，动员接近我的人贴我的大字报，我也已经同靠得住的朋友作好了“后事”的安排：如果被“隔离审查”，请他替我通知家人。就在这时，没有想到竟然是林副主席救了我——原来云南的运动比内地要延后半拍，其它省份清查运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云南则刚刚开始，就在车间里开始出现针对我的大字报时，他老人家连同家人在蒙古从天上掉到了荒沙里，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清查运动就此无疾而终。可怜林彪他堂堂共和国的元帅，几年前全国人民都敬祝他身体“永远健康”，要以“以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他，可是当他在“九一三”那月黑风高的夜晚，在蒙古荒漠的上空走投无路的时候，亿万人民完全蒙在鼓里，即使知道了也没有人会实践当年的誓言去保卫他，倒是他和他的家人“以鲜血和生命”让许多流落在小角落里的我这样的人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虽然逃过一劫，这段经历一直使我心中余悸犹存，直到一九八○年，本人在合肥的中国科大考上了李政道先生的留美物理研究生计划（ＣＵＳＰＥＡ），心里还在忐忑不安：不知道出国政审会不会把我的这段老账翻出来？

　　这一切，如今都成了几十年的往事。而我们的那张“新思潮”大字报，由于我们自己不久基本上放弃了其中的观点，又因为受到了批判，怕被当作保存“变天账”，竟然也没有保留下文字上的记录。也许在自己的档案里，从关于它的审查记载和自己的检讨中，可以找到原文中的一些字句。如果中国当局同意，本人倒是乐意公开个人档案，为史家提供一份原始资料。现在只能通过同倪诗茂等老同学一起凭记忆作以上粗疏的回忆。从中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一，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表达的“异端思想”最早在一九六六年秋天出现于北京，在我们的大字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之前，已经有“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稍后，有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它走得比我们更远，提出了“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再往后，在一九六七年春，又有中学生激进派的“四三派宣言”，其中同样提到了“特权人物”“像各个历史时期一样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的爆发。在大学里，六七年的夏天，清华大学的周泉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大字报中批判对立派的“大翻个理论”，主张“阶级关系不变论”，可见在蒯大富为首的“团派”中主张“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大有人在。只是经过六六年冬、六七年春季的镇压，这样的主张已经不能在北京公开宣扬，有这样主张的人，无论是否相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仍然支持造特权阶层的反，都知道阻力太大，这种事只能做，不能说。

　　二，北京出现的这种“新思潮”很快就消退下去了，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铁腕镇压，另一方面同北京运动的特点有关。特点之一是，北京运动走在全国的前面，中央的斗争很快就暴露在群众前面，人们较早认识到文革的政治背景，就会如同我在前边所述那样，较早对毛泽东的那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失去了兴趣。在后来的几年里，毛泽东一会儿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鼓动造反派斗争“走资派”，一会儿又说，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是过去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给保守派镇压“地富反坏右”提供根据。他在临死前不久又重提什么“官僚主义者阶级”同劳动人民的对立，已经不能引起人们的反响。到了一九七六年，当年那些追随他“造反有理”的红卫兵现在在天安门广场上呼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化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样的认识变化，宣告了毛泽东文革的失败。北京运动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基本上是学生和机关职员的运动，工人运动很弱，也没有同学生运动联系，运动初期出现的“异端思潮”多属缺乏社会经历的学生们根据文革前学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从逻辑上推演出来的。比如与我们的大字报差不多同时，北京大学有人写了一张题为“造三个大反”的大字报，也是鼓吹“阶级关系新变动”，他们的逻辑是：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总不能老是斗争地主、资本家吧？他们死了以后斗争谁呢？如果说斗争他们的子女，那不成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了吗？所以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要从社会本身的经济关系而不是从历史里去找。（实际上，后来查到“造三个大反”这篇大字报，发现并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显然是张冠李戴了，可见个人记忆并不完全可靠。——作者）这一类的“理论”，虽然不乏敏锐的直觉和观察，能够引起一时的轰动，但缺乏“群众基础”，在政治压力面前很快烟消云散。

　　三，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本文开头那一段所述的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的中心思想。不难看得出来，它是同上面所述的北京的“新思潮”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九六八年初问世的，那时北京的群众已经经历了“夺权”、“二月逆流”，“武汉九二○”以及“王关戚倒台”等一系列事件，即使还没有对毛泽东失去幻想，也已经懂得了政治斗争的诡谲和险恶，不会再天真地公开主张“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周泉缨则早在六七年的夏季已经看破了天机：毛泽东在打倒了他的政敌之后，就会收起他的斗争“走资派”这张民意牌，还是要让干部重新出来，实现“河归旧道十七年”。和北京的造反组织不同，湖南“湘江风雷”这样的外省造反派多是学生、工人和其它社会力量的联合体，其中不乏在社会底层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不满分子，正是在这些人当中“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找到了真正的群众，他们即使在一开始或者在后来知道毛泽东并不真心要推翻特权阶级，但仍然特别坚持这样的理论，因为他们没有退路，“河归旧道十七年”对他们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意味着“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作为这种社会力量的代言人，杨小凯在“‘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一文中说：“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爆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共产党干部的激烈冲突。”这就把发源于北京的“新思潮”发展到了极致，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杨曦光的理论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各省造反派中影响特别巨大，原因就在这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也受到了中央和湖南省当局的所有政治派别的一致围剿和严厉惩罚。

　　四，杨小凯在文革后到海外写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知识份子》，１９８６）一文中说，“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历史原因。这一年的经济灾难是世界经济史上极罕见的。”“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陶铸、周恩来这些在一九五九年积极支持毛泽东路线的人，都一致向右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毛泽东对此怀恨在心，开始筹划反扑，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八届十中全会，到社教运动，接着又是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突出政治等一系列运动，毛泽东企图扭转局势的急切心情使他显得越来越没有理智。……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理亏和羞怒的心情发展到不能自控的状态，他于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对其路线的讽刺和挖苦，而且难于忍受。从他后来‘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这段话说明，经过牢狱的磨难，他对文革爆发的原因也得出了与原先完全不同的结论。但笔者以为，这并不否定他要从中国社会冲突中寻找文革原因的努力。这是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一是文化革命中各派政治力量冲突背后的社会原因。这就涉及到“一个文革论”和“两个文革论”之间的争论。大体来说，“两个文革论”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他自己的原因，就是打倒上层领导中的政敌；而群众参加文革则有他们自己的原因，就是向特权阶层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两者各怀“鬼胎”，互相利用∶毛打民意牌利用群众中争取平等的要求来实现自己打倒政敌的目的，群众则利用毛的威望和一部分言论来同当权派斗争，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一个文革论”者则认为，毛主席“同人民心连心”，没有自己的动机，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实现反修防修的理想。可以看出，争论的双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都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是存在特权阶级和普通群众之间的冲突的，分歧点只在于毛泽东是否有个人的动机，攻之者说有，是为“两个文革论”者，辩之者说无，是为“一个文革论”者，“两个文革论”具体来说就是认为毛的动机是要维护他的已经被证明失败的“三面红旗”的路线，清洗反对他这条路线的同僚。从笔者自己的经历以及朱成昭、杨小凯、王希哲、郑义等人士的遭遇来看，在文革开始时，大家都是“一个文革论”者，但是随着运动发展，或先或后都变成了“两个文革论”者。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可以说“一个文革论”者已经所剩无几。据近来有文章透露，毛泽东在听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后，也承认“人心不在我们这边”。一场开始时万众一心的运动，为什么会到头来变得这样众叛亲离？

　　这是值得文革研究者深入探讨的问题。希望本文能为这样的探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二○○四年八月十八日

聊聊李敦白

〔李敦白是五六十年代定居中国的极少数外国人之一，在文革期间，曾经短暂地风光过一阵，经历过北京文革的人都知道的。文革后他回到美国的家乡，成立了一个公司，为前往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李敦白与人合著的《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几年前被人译成中文，引起了华人的注意。最近《华夏文摘》（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版）有周晋对其人其事 做了介绍。（附后）其实此书的英文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已出版，英文名为“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直译的话可以叫做“滞留不归的 人”，因为李敦白原是美国政府派到中国的工作人员，结果却擅自脱队留在了中国。

周晋在文革初期是小学生，即已经听说了这位“文革的大红人”，可见他的名头在当时的京城算得上是家喻户晓的了。文革初期有那么几个月，在京的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外国人突然积极地投入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了，成了当时红卫兵小报上引人注目的新闻。笔者记得李敦白以外，还有一位名叫洪若诗的白求恩医院的英国骨科专家在报纸上发表整版的文章谈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一点也不比当时的毛著学习标兵的文章逊色。让人觉得毛泽东思想真的成了世界革命人民的指路明灯。

不过大多数外国人的“造反”仅止于要求取消外国人的特殊待遇之类。真刀真枪造反的那就要数李敦白了，他组织外国人红色造反团，而且参加了“一月风暴”中夺权的行动，当上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是有资格上天安门城楼的人物。《华夏文摘》的“网上文革博物馆”里就有一篇李敦白一九六七年四月 在北京大学庆祝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十周月大会上的发言。当时大概是他最得意的时候，说起话来声色俱厉，你看他先骂苏联修正主义：“莫斯科上空的红灯 熄灭了。”——这也难怪，他第一次在中国坐牢，就是因为苏联方面说它是美国特务。再骂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从压迫美国劳动人民，首先是美国的工人阶级 和二千二百万黑人出发，发展到压迫全世界各地人民，它是企图征服全世界，永远奴役越南人民，在它的全球侵略计划中最主要的一篇就是要想征服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中国。”——他来自美国，骂美国得比别人凶一点。接着骂“帝国主义代理人”　——跟现在爱国青年骂的“汉奸”差不多的意思：“在中国人民的队伍中，有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有它的代理人，有替他服务效劳的人。首先美帝国主义把它的希望寄托在象你们过去在北京大学的那些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一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身上。”在李敦白眼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还包括北大党委的领导：“露骨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倒台了，它就转而依靠资产阶级反动‘ 权威’的继承者——陆平黑帮。”甚至还有刚刚在报刊上公开批判的刘邓：“你们把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把帝国主义最后一线希望搞掉了，这又做出了一次对世界革 命的伟大贡献，又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和生命力。到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出来了，刘少奇、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就出来了。他们提出‘三和一少 ’配合修正主义；他们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养’，来束缚革命派的手脚，企图把革命打下去，企图把革命派和他们的革命行动搞臭。”

年轻的读者朋友读了这些文字请不要好笑，经历过文革的人，包括你们的父兄在内，或多或少都说过类似的话——那叫做“革命大批判”，那时要 求人人做“旧世界的批判者”。只不过李敦白先生毕竟身份特殊，所以有机会在北京大学的群众集会上发言并且有幸（或者不幸）被《新北大》报刊登出来，从而为 历史留下了一份见证三十九年前那个时代风貌的标本。

不过李敦白的风光日子不长。那个时代，“被捕出狱即叛徒，海外归国是特务——基本如此”，没有多久，李敦白这样的外国人士就非常顺理成章地成了“美国特务”被送进秦城。但是据李敦白自述，他沦为阶下囚还有另一层原因：当时的刘少奇专案组要把王光美打成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派到延安的间谍，而美国人李敦白正好同王光美在四十年代就相识，因此，他在秦城时，专案组就千方百计逼他承认王光美是他招募的美国情报人员。这样，他就身不由己成了自己不久前 痛骂的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代理人刘少奇之间的牵线搭桥人。

这样荒唐的人生际遇我们中国人见得多了，不以为奇，洋人可没有我们这么丰富的阶级斗争阅历，所以，我的以色列朋友——一位特拉维夫大学物 理系的教授——读过“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之后，问我是否知道　Sidney Rittenberg 　这个人，我说：“ 当然知道，当年在北京参加和关心文化大革命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个犹太人的姓氏吧？”教授笑道：“谁说不是！这世界上除了我们犹太人， 谁会做这种ｃｒａｚｙ（疯狂）的事情？”

□　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 kd060208.

附：李敦白和他的《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周　晋

　　一个假日，我又在本地的图书馆流连，陶醉在化身“书虫”的无穷乐趣中。在中文书架上，偶然看到一本李敦白与人合著的《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的中译本。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李敦白这个名字已经非常陌生了，但它却唤起了我记忆深处一段难忘的回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借出了这本书。

　　一．李敦白及他的传奇经历

　　文革初“兴”时，我还在上小学的年龄。当时所有的大、中、小学校统统都“停课闹革命”，终日无所事事的我就上街瞎逛、看热闹，最热衷的就是抢传单、看大字报，亲眼目睹了“红色恐怖”的血腥残暴，领略了在短短几个月间突然变得面目全非的大千世界，更从传单和大字报上了解社会、历史和人生。

　　李敦白这个有些与众不同的名字就是我在那时第一次知道的。当时的李敦白可是文革的大红人，他的演讲和大名时常在各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传单和大字报上出现。但直到后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单独接见并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广泛瞩目后，我才知道李敦白竟然是个与当时的中共不共戴天的美国籍的中国共产党人。再后来，也是从传单和大字报上得知，李敦白一夜之间竟又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打入中国最高层的最高级“特务”，随即被捕入狱。如此瞬间就经历天翻地覆，从高高在上的天堂直落十八层地狱的“梦幻”人生，可谓创人生之最（更别提是无中生有的罪名）。吃惊之余的我当时还直纳闷：为什么火眼金睛的毛泽东要单独接见这个埋藏得如此之深的大“特务”（那多危险啊），而且接见之后毛本人却又安然无恙。我还没来得及深思，注意力很快又被吸引到更多的铺天盖地、汹涌而来的传单和大字报上，从中“揭发”出来的其他千千万万个“叛徒”、“特务”、“走资派”、“历史反革命”们具有同样传奇的身世、曲折的“事迹”和骇人听闻的“罪名”，让人目不暇接，更目瞪口呆。在那个乾坤颠倒的疯狂年代，官位高至“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者统统被打倒；曾经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要员、手持“尚方宝剑”并可代传“圣旨”的“钦差大臣”“关王戚”（关锋、王力、戚本禹）一夜之间琅铛入狱；手握调兵大权的三军代总参谋长和肩负京畿要地防务重任的“杨余傅”（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们一个讲话就成阶下囚。当人们经历了这些接踵而来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后，李敦白的被捕也就见怪不怪，如小巫见大巫，很快就被淹没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在那个“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古往今来最疯狂年代，深入“高处不胜寒”的中共权力的核心，即使是血统最纯正的中国共产党的当朝元老，又有几个人能有好下场并全身而退？）

　　李敦白（英文名Ｒｉｔｔｅｎｂｅｒｇ）一九二一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ｏｎ），为美籍犹太人，后进入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学习。李敦白在美国时曾加入美国共产党，有两年党龄，并曾组织左翼工会活动。一九二一年正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年份，冥冥之中似乎早就注定了李敦白这个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左倾美国人一生都将与遥远的大洋彼岸的中国共产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关系和复杂情分。

　　一九四二年，年方二十一岁的李敦白被美国陆军征召入伍。因军中不能从事党派活动，李敦白退出了美国共产党。李敦白颇具语言天分，入伍后不久即被调离野战部队，被派往史坦福大学学习了一年中文。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即中国的抗战已胜利一个月后，李敦白搭乘美军军机飞越著名的“驼峰航线”进入中国云南的昆明，担任当地的美军军法办公室的中文专员，专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

　　“李敦白”这个中文名字就是此时昆明的一位书商帮他起的，是他的英文名字Ｒｉｔｔｅｎｂｅｒｇ的中文音译。这个名字与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李太白（李白）的名字十分相似。不知是这位书商颇具眼光还是他歪打正着，反正事后证明李敦白与李太白一样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当然前者的浪漫主义还需冠以“革命”前缀，方能使其在这个“革命”充斥的国度里生存和发展。

　　四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极端贫穷落后，社会极端不公正。李敦白在调查走访中，对中国最底层劳苦大众不幸遭遇的真实了解与深切同情，加以李敦白崇尚人权、社会公义的天性，更兼李的前美国共产党党员的特殊身份（或曰“前科”），使李自然而然地接近了当时“国统区”中的中国左派势力。由周恩来领导的敏锐而无孔不入的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迅速发现了李的思想倾向和李的真正价值，继而向李大力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李后来经由中共地下党的大力帮助，几经周折后终于抵达“革命圣地”延安。此后，李除了被捕的十五年外，一直受到中共高层的高度信任，一直在中共和中国政府的要害部门——对外宣传部门工作，直到他后来移居美国。

　　李敦白在中国的悠悠岁月证明了他的特殊身份、专业技能和对中共的忠贞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曾是美国（当时的中共最痛恨、最反动也最强大的国家）共产党党员，坚定的马列主义信徒，熟练地掌握了中文并全心全意地认同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李敦白是一面旗帜，他在中国“铁幕”高悬并受到整个西方（后来又加上前苏联阵营）重重围剿的艰难年代里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可以得到世界上最反动国家的公民的衷心认同和归属。所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李敦白是与诺尔曼·白求恩和埃德加·斯诺等同的“超重量级”外国人。正因为如此，李敦白虽然还入不了“红色王朝”的“凌烟阁”，但他被赋予赫赫有名的纯正“血统”和高贵“身世”：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是李先念、王震，他们二位后来分别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批准李敦白入党的更是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全部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即当时中共的五大巨头。可以说，在中共的历史上，作为一个道地的外国人，李敦白的“身世”之高贵和“血统”之纯正都是空前的，远远超过一个纯粹的中国人。

　　《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一书真实地记述了李敦白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零年间在中国度过的风风雨雨的三十五年，即从他二十四岁直到五十九岁。这段岁月不仅是李敦白人生的黄金岁月，也是现代中国最风云变幻、最血雨腥风的岁月。颇具嘲讽的是，李在中国度过的三十五年中，竟有整整十五年即近一半的时光是在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中度过的。一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经过长期考验并倍受高层普遍信任的美国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在那架巨大无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绞肉机”中艰难挣扎的芸芸众生？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自豪地宣称：“革命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可李敦白在中国的坎坷遭遇却实实在在地证明：革命最会吞噬自己的孩子。革命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旧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新锁链。

　　二．中国高层政治的独家描述

　　在中国生活的漫长岁月里，李敦白不仅投身于高层的社交圈内，甚至一度深入中共权力的核心。在中共的统战和对外宣传方面，李敦白更是扮演了一个具有举足轻重、无可替代影响力的要角。正因为李敦白太相信、太投入于他所执着追求的那个革命，甘当“出头鸟”，他无可避免地成为中共（还涉及到苏共）内部残酷斗争的无辜牺牲品，以至两度入狱，时间长达十五年。

　　《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一书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外国人观察中国高层政治特别是毛泽东的独特角度和机会。透过李敦白那些生动的描述，展现了毛泽东罕为人知的不同侧面：精神欢愉的毛泽东，自在地随着美国名曲“稻田里的火鸡”翩翩起舞；失眠不安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万千沟沟壑壑间“流窜”；与赫鲁晓夫关系决裂，面容因激愤而扭曲的毛泽东……

　　李敦白也提供了许多十分难得的文革期间中共权力争夺的第一手独家观察。李参加了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时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群众集会的观礼活动。当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以宗教般狂热的声浪高喊着毛万岁时，李在天安门城楼后的休息室内却看到了一幅令他吃惊的景象：“毛泽东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西面的椅子上，神情凄惨。他脸上的仇怨和绝望，使我望之却步。我站在离他八、九码远的地方，……他虽看着我却像没看到我。他的脸浮肿，眼睛、脸颊和皮肤都浮肿……真正教我惊异的，是他脸上那种不忍卒睹的绝望，……为什么？究竟是为了什么？什么原因让他如此绝望？”

　　“那天周恩来看起来也不太对，……（他）原有的聪明机智、轻松诙谐都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严肃、几近沉重的表情。至于林彪，他看起来既紧张又焦虑，不时狐疑地觑毛一眼，好像想从他眼里读出什么一般。”

　　“这几年也把我的朋友外交部长陈毅折磨得不成人形，看起来简直像个鬼。他的身体变得虚弱消瘦，腰身像一根细杆子。这个曾经热情洋溢的人如今显得既畏怯又灰头土脸。”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毛泽东是李敦白在中国期间所有不幸遭遇的始作俑者，但李对毛的评价和历史定位却十分客观中肯：“毛泽东是个绝顶聪明、才华过人的暴君，是造成上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受苦受难及死亡的罪魁祸首。他从来不是我的真正朋友。为了一些政治目的，他两次甘冒冤狱之名将我隔离在可怕的监狱之内。如果毛在大权独揽之前去世，那他或许还会被认为是个先知，甚至会被当作圣人来缅怀。整体来说，将来被当成中国的华盛顿的人是他而非孙中山。”

　　“毛泽东就部分而言，像极了（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认为中国——甚至就某种程度而言，整个世界——都是他手中的实验。人间的家庭、宗族、友谊等关系，没有一样对他是重要的；唯有驱使人民不停地行动以达成他的伟大设计，才是他惟一关心的。”“除了是个冷酷、现实的政客外，毛泽东也是个有梦想、有报负的人。”

　　李敦白的《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还有其它十分具有可读性的内容，在此不再一一细述。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足可与李志绥的回忆录相媲美。这两本回忆录相辅相成，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毛泽东的本来面目，从不同的角度见证了毛泽东时代。

　　三．“革命”过来人的智慧

　　《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是一部真诚地坦露作者心扉的回忆录。在书中李敦白并没有试图掩盖自己曾经犯过的过失和错误。他把他在中国的三十五年期间以及以后的年代里所思所闻所见的一切都真实地呈现给每一位读者，让他们去自由判断。

　　李敦白当年“为了创造一个更新更好的世界”而投身中国革命，他以自己为例，指出了这个革命所犯的一个根本错误：“完全接受那一小群操纵真理的领导之政策决定，更是我犯下的大错。不过我所有政治观点错误的核心，却是在无条件地接受列宁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中心，必须要有严密的‘人民专政’才能为达成未来的完美民主打下根基。”

　　李敦白对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结也颇为中肯：“最大的问题并不在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而是在共产主义本身的教义。错误并不是从斯大林开始，而是从列宁开始就错了。即使以马克思的绝顶聪明，他的社会及经济理论其实也如同其它理论般的有其限制，并包含了大量的谬误。我了解自己过分高估了一种预设立场的社会意识形态所能有的真实性，也高估了人类想要决定社会、经济、政治或知识发展的计划能力”。这段总结充分表达了一个历尽沧桑的“革命”过来人在洞悉了“革命”的虚幻本质后对“革命”的迟来的觉醒。

　　四．美中不足　瑕可掩瑜

　　美中不足的是该书的中译本不算太成功。中译者林瑞唐先生为台湾国立中兴大学企管系毕业，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企管硕士，林后来从事新闻传播工作。该译作的缺点不是指文学意义上的。该译本文笔基本通顺，不少地方译得很传神，可读性较高。但由于中译者的出身地及生活、教育背景所限，该中译本中对现代中国大陆许多历史人物、文学作品的误译比比皆是，读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现仅举几例。

　　白求恩是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但中译者却将他译为“贝森”（见第４２４页）；前苏联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按英文原意直译为《铁如何变成钢》，其男主角保尔·柯察金更成了“贝尔·科见清”（见第２０１页）；著名的全国劳模、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被译成“郝江夏”（见第２２０页）；刘少奇那篇在文革中被批得臭不可闻以至人人皆知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被按英文原意直译为《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见第１１７页）。类似的误译和错误尚有不少，笔者初阅读时茫然不知所措，继而掩口失笑。鉴于中译者是位新闻传播业者，基于新闻传播业的严谨性，对翻译这种严肃的作品，就不能按一般的翻译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如果中译者随便找几位从大陆出来的年纪稍大的人士对该书稿校对一番，不难指出这些误译和错误。该书若能再版，希望中译者能对以上的误译和错误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