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和案之我见

〔这篇文章发表在２０００年九月，当时正是美国大选进入白热之际，李文和是来自台湾的科学家，在美国的核武器研究中心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被控给中国政府传递科技情报，后来被平反昭雪，事后看来跟当时两党选战有关系。另外还有一些华人钟育翰，崔亚琳则被指控给某个党派非法提供政治献金，也闹得沸沸扬扬。海外华人对此多有评论，此文是本人对此类事件的见解。〕

　　李文和案“风波”告一段落。海外华人的舆论除了因李恢复自由而松了一口气之外，一片对美国政府的谴责声，抱怨华人所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待遇。

　　要我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件事以及近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政治献金”风波，也反映了一件让国人兴奋的事，那就是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你看，世界各国（如以色列、台湾）都在企图影响美国的政治，也都派人刺探美国的机密，被美国情报机构抓获的事也时有发生。如近年有美籍犹太人向以色列提供情报而被判无期徒刑的，以色列政府还堂而皇之要求美国将此人交给以色列。但政界和新闻界并不大作文章，因为那些都是小国家，让他们刺探到一些情报，对美国只是“疥癣之疾”。李文和这事就不同了，尽管所谓间谍的指控连ＦＢＩ也拿不出证据来，但是因为这事涉及中国，即使是万一的可能性都会让美国出一身冷汗——中国已经强大到成了美国的“心腹之患”啦。

　　这样的事情，即使在二十年前也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那时人家还不把中国放在眼里。那时，从刚刚开放的中国来到美国的留学人员真是“沐浴在一片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的海洋中”。他们把中国当做打击头号对手——苏联的真正的“战略伙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涉及政治献金案的黄建南等人以及李文和事件标志着一个值得中国人庆贺的转折点，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梦寐以求的转折点，那就是中国被人看得起了，由歧视变为“重视”了——虽然这种抬举让美国的华人，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亲共的还是反共的，都难以消受。

　　这一年中受到ＦＢＩ“抬举”的华人，从黄建南到李文和，还有什么钟育翰，崔亚琳，几乎一律是台湾同胞。台湾同胞在美国经营几十年，一直是相安无事、安居乐业。从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动全国的事件。到了九十年代末，却成了美国政界、舆论和ＦＢＩ特别注意的目标，事情就出在他们也是中国人。中国强大起来了，海外的中国人麻烦也多了起来，还把台湾同胞也连累进去了。

　　有许多朋友们都想不通。他们之所以想不通，重要的原因是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维护华人在海外利益的最好保障”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几十年来，归国的、海外的侨胞讲，出访的国家领导人讲，前两天水城先生在《华夏快递》的文章里就有这么一句话，不需要证明，也没有人提出过质疑，简直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请诸位细想一下，这条“真理”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吗？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曾有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个时候中国在海外的“侨民”大多是从南方沿海到“南洋”去谋生的，介绍这些移民先驱的历史书籍，好像没有强大的祖国特别保障他们利益的记载。那时中国的统治者享受着四周国家的朝拜进贡，想不通“天朝”子民为什么要到那种“化外之地”去讨生活。自然不会想到去保障他们的利益。

　　鸦片战争以后，海外华人在西方国家受尽了歧视和欺凌。他们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一个原因——中国沦为弱国，于是以为只要中国强大起来，他们的利益就会得到保障。

　　那么就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说起，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比起周围的印尼、越南、柬埔寨总还是算得上强大吧？那些国家里发生过多起排挤、驱赶甚至残害华人的风潮，强大的祖国为保障他们的利益做过多少事呢？

　　冷战结束后，中国取代苏联的地位，真的有些世界强国的样子了。却在美国又发生了李文和案等一系列事件，前边说过，这种事正是因为中国成了强国才闹到这么大的。真是国家强大，海外华人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由此可见，海外的华人要摆脱“迷思”，所谓“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维护华人在海外利益的最好保障”，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憧憬，并没有历史和现实的证明。中国是要富强的，那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未必保证维护华人在海外的利益。

　　同时也要劝中国的政府及其官员，少开“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维护华人在海外利益的最好保障”这种不一定能兑现的支票。中国政府即使有保障海外华人的利益的意愿，也要受到国际条约等等条件的制约，不一定都做得到。何况，从历史上看，中国政府并不是始终有这样的意愿的。

　　就拿李文和案来说，李已经是美国公民，中国不给他增添麻烦已经不错，其余能做的事实在有限。而李文和冤假错案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到现在这样的结局，“强大的中国”并无多大贡献。

　　以笔者之见，李文和利益的最好保障还是来自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想去年李案初起时，共和党的国会提出“考克斯报告”于前，民主党政府提起公诉于后，再加上各大报刊捕风捉影，散布骇人听闻的消息。好家伙，李文和一时间成了“两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众矢之的。这样的罪名，又是能源部、司法部、ＦＢＩ协同作战，换了在别的国家，要把李文和置于死地，真是易如反掌。但是立法、行政机器如此精心构筑起来的案子撞上了司法机构的铁壁铜墙，几番较量，终于不敌，顷刻瓦解。

　　李文和是出狱了，但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中国日益强大之时，将是海外华人多事之秋，大家好自为之。

□　寄自美国

“成就感”和“出人头地感”

〔这篇文章２０００年九月发表在《华夏文摘》上，是对当时留学生中进行的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发表一点个人见解。〕

　　杨小红君〈成就感小议〉（《华夏文摘》第四九零期，ｃｍ０００８ｃ）一文，引出了薛林君的异议（ｃｍ０００９ａ）。细读之后发现，二君的分歧实在是因为他们对于“成就感”的不同理解所致。薛氏对“成就感”的定义是“一种克服掉自身的局限性，不懈地追求，以至达到预定目标的瞬间感觉。”而杨氏定义则进一步，成就感不仅是达到某种预定的目标时的感觉，而且“是成就能够得到他人承认，得到他人恭维，受到他人仰慕，由此而感到乐融融、美滋滋、轻飘飘、晕乎乎。”“成就感就是感到出人头地，乃至出类拔萃。一句话，人上人的感觉。”所以，杨氏“成就感”的重点不在薛氏定义下的那种自我感觉，而在于他人对于成就者的恭维和仰慕。在成就者这一方，是一种建筑在他人观感上的“出人头地感”。如果同意薛氏对“成就感”的定义，我想大家多半会同意，留在国外更容易产生“成就感”，因为国外一般来说有较高的科技水平和工作条件，容易出成果。每有成果，便有那种“达到预定目标的瞬间感觉”。

　　但是杨文指出的“留在国外没有什么成就感”的抱怨，确实可以常在海外的同胞中听到，从而也成为政府游说留学生归国的一种说辞。根据上面的分析，“留在国外没有什么成就感”这句话实际上是说“留在国外没有什么出人头地感”，而这倒大体是事实。比如杨振宁、李远哲这样在华人世界里如雷贯耳的名字，你在美国社会上打听他们，十个有九个会说不知道，尽管他们的科学成就是在美国取得的。他们最终回港台定居，寻找那种“成就感”或许是原因之一。

　　有人会说这或许是白人的种族歧视造成的，我看也不见得。记得笔者在美国读书时，有一年学校请得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物理教授汤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ｏｗｎｅｓ）来作学术报告，汤斯教授是激光发明者之一，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白人。报告内容已经记不得很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报告完毕之后，他略作逗留，便一个人悄然离开，那天笔者同他乘同一次电梯下楼，望着他走向停车场的孤独的身影，对于出国不久、看惯了对学术界的“祖师爷”级人物前呼后拥的我实在是极大的“文化冲击”。

　　还有人会说，物以稀才贵，美国得诺贝尔奖的人太多，所以杨振宁、李远哲或者汤斯教授没有太多人捧场。那么我们再看看伊利诺大学的巴丁教授（Ｊｏｈｎ　Ｂａｒｄｅｅｎ），他因为发明晶体管和创立低温超导理论而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在同一学科里两次得奖，这样的人够稀少了吧？但是人们流传着他生前这样一件轶事：有一位同他一起打高尔夫多年的球友，居然不知道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有一次问他：“约翰，你到底是吃哪一行饭的？”可以想象，这样的事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即使主人公有谦虚之美德，旁人早会替他张扬出去，或者高尔夫球场的老板就会打这样的广告：“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巴丁教授光顾本球场，不胜荣幸之至！”

　　据笔者在西方生活的经验，薛氏定义下那种“成就感”是人皆有之，而且西方人更加溢于言表，芝麻大的成果，讲出来常会成西瓜大的“成就”。但是自豪归自豪，他们很少想到将这种成就感转化为出人头地感，即使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这样的社会环境，出人头地感是以众人捧场为前提的。这就是文化上的差别。

　　如果把成就感理解为“出人头地感”，那么杨君说的“成就感是一种很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大抵没有错。不过还应当作两方面的补充。中国文化里固然有成功者出人头地的传统，也有“淡泊名利”的传统，所以中国有如钱钟书氏，有了成就而躲避“出人头地”者。钱氏的一件广为流传的轶事是，有人因为仰慕他的学问文章而求见，遭到钱先生的拒绝，他的理由是：如果你今天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一定要见到生蛋的母鸡呢。钱先生对于自己生的“蛋”恐怕不会没有自豪感，但他拒绝以“蛋”去获取别人的恭维，两件事分得很清楚。此其一。其二，在中国传统里有成就而出人头地者，只限于读书人，而出人头地主要是指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是学而优成为“士”，就可以受百姓跪拜磕头，收税征粮、农田水利、断案判刑，统统都可以管起来。其它行业的有成就者，比如诗写得好的，戏演得好的，能写出《红楼梦》这样辉煌巨著的，是难以出人头地的，常常是潦倒一生的下场。西方文化环境，如果说也有“成功者出人头地”的现象的话，似乎恰好相反，学问做得好而出人头地，这样的例子不多。其它行业有成就而出人头地者却不在少数，比如歌星、球星、影星，自有千万“追星族”的仰慕崇拜。即便是戴安娜这样，要学问没学问，要成就没成就，仅仅是因为模样可爱，又做过太子妃，车祸丧生，也说不上是“重于泰山”，那送葬的场面，爱因斯坦的葬礼能比得上它的万一吗？

　　写到这里，想起近年国内有人著文，说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香港的“四大天王”，不知杨振宁的大名，大有“世风日下”的慨叹。这说明我国在西化的道路上“已经滑得够远”啦。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多少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到时，阁下即使回国也找不到“成就感”了，除非改行去打球或唱歌。

□　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