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县荡口中心小学是我的启蒙学校。我入学的时候不叫“荡口中心小学”，而是叫做“私立怀芬小学”。那是一九五零年，我只有五岁，那个时候入学不限年龄，就去报名上学，还记得姐姐带我去报名，在教室外看我考试。结果成绩不够，我母亲就找松琴先生说，让他试试吧。都是乡亲，学校答应让我试试，没有想到这一试就成了我读书生涯的开始，由怀芬小学开始，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读上去,大学毕业正值文革时期,没有书好读了,就进”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隔了十多年后，又到美国来读了五年博士生。从怀芬小学算起，前后三十六年，不算接受“再教育”，也不算博士后，我总共读了二十二年书，而所有这一切，都起源于怀芬小学当初给我的试读机会。
怀芬小学那时的校长是沈凤梧，学校的操场边上有一座小洋房，大人告诉我，那是校长办公的地方。上面提到的松琴先生就是杨松琴老师，大概是教导主任吧。不过没有多久学校就从私立变为公立，名字也改成了现在的称呼，校长也换了人。当时在“司钱弄”还有一所小学，在怀芬小学变成荡口中心小学后，那所学校就成了荡小的分部。记得我也曾去那里上过一段时间的学，在我幼小的心目中，那是比怀芬要远得多的地方，从茅赐墙门（胜利街49号）的家里过去，要过两座桥，像远征一样，阿哥领我走了几次才认得上学的路。那里校舍也差一些。还传说厕所里有鬼，吓得我们低年级的同学不敢上厕所。
学校的纪录里大概没有我的名字，因为我没有在荡口小学毕业，四年级没有读完，我就随家人到上海去了，那年我九岁。一九五四年春天的荡口小学的印象从此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的回忆同大多同年代的校友大概很不一样。我好比电影看了一个开头就退场，只记得那几个镜头，那些从头到底看完电影的人恐怕不一定记得起了。这些“镜头”之一，是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辞世，全国举哀，荡口那时的办法是，由停在新桥码头的轮船鸣笛，记得正是学校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汽笛声，大家立即停步，默哀几分钟，之后才能继续上路。另一个“镜头”是，作曲家王莘的回乡，那时他刚访问朝鲜战场回来，给我们全体学生作报告，内容完全忘掉了，只记得他给我们唱了一首朝鲜的歌曲，这大概是我生平听到的第一首“外国歌曲”。
到了上海之后，有一段时间非常想念荡口小学，除了想念同学、玩伴以外，也想念荡口小学的校舍设施。我从荡口这样脚踏车都没有的地方到了满街汽车的上海，原以为上海学校一定很洋气，很讲究，实际却让人失望。我在上海进的是长宁区第二中心小学，也算是所重点学校，但是校内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操场，每天升旗早操时连教室门口的走廊里也排满了人，体育课要走一里路到校外操场去上。不像荡口小学不仅校内有规规矩矩的操场，下雨天还可以在有屋顶的砖地操场上体育课。最让我笑话的是，学校竟然没有音乐教室，哪个班上音乐课，就把琴抬到哪个教室，也不管影响不影响隔壁教室里上课。所以，初到上海时尽管同学嘲笑我的口音“土”，我心里却不服气，觉得我们乡下的学校比你们好多了。
后来在上海久了，发觉这样的学校在上海不是少数，我高中在有点名气的市西中学上的，那里也没有音乐教室。可以说，荡口小学的环境设施从来都不逊于大城市里的学校。六十年代初放映受到批判的“毒草”电影“早春二月”，里面的主人公萧涧秋来到芙蓉镇教书，电影里的江南小镇学校的镜头又一次让我想起了家乡荡口的小学――宁静中的琅琅书声、水墨画一般的校园画面，这就是荡口小学留在我心中永远的印象。
我对于荡口小学历史进一步的了解，则是到了海外。一九八三年，我在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读书，到洛杉矶看望钱大中先生。他是我的表哥，鸿声里人，在台湾退休后来到美国。见面后的第一件事，是他给我看一本书，那是钱穆写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当时在台湾出版不久，扉页上还有钱穆的亲笔签字。我把此书带回学校，花了一天一夜时间一口气把他读完。书中的讲述把我带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书里提到的许多人名、地名是我从小听到而不知道如何写的，现在成为铅字一一呈现在眼前，感到既熟悉、又新鲜。比如他在荡口读书时的启蒙教师名字：钱伯圭，我一直以为是“钱百贵”，华倩朔我一直以为是“华浅叔”，校董华绎之，我一直以为是“华叶芝”，这本书把我几十年的误解纠正过来了。
钱穆关于他本人在荡口上学经历的回忆，让我了解到荡口小学最初原来叫做“果育”，是清朝政府实行“改革开放”，废科举后由华子才（鸿模）老先生办起的新式学校，后来老先生去世，学校改名“鸿模”。钱穆生于1895年，十岁入学，算起来他应该是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那时的教师，他列了几个名字，上文里说的钱伯圭，教体育，对他影响最大，是他的政治意识的启蒙导师，那是钱大中的伯父，也是我的姑父；华倩朔，教唱歌，那是我哥哥姐姐的老师，我家里曾藏有他的字画。可惜文革破四旧时，住在我家的表姐（也是钱穆的弟媳）怕被红卫兵抄出来，连同其他字画都烧掉了。
钱穆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在“果育”有着这样的评论：“回忆在七十年前，离县城四十里外小市镇上之一小学校中，能网罗如许良师，皆于旧学有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此诚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可见荡口小学在其成立之初起点就很高。
我在荡口小学时的老师，除了上文提到的沈凤梧和杨松琴两位以外，记得还有当过我们班主任的王中立和殷少梅两位老师。那时班主任都是由语文老师担任，但王老师能弹琴，所以还教我们唱歌。殷老师曾经让我们去他家里看他收集的邮票，这也是残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关于荡口小学的少数“镜头”之一。至于同学，现在记得的已经不多，搜索枯肠，有这么几个：王相和他的姐姐小梨，华胜才，张树森，缪权、钱珍玉，陈月明――他们不仅是同学，也是邻居街坊。另外还有几个因为姓氏比较少见也还模糊记得：勇志刚（家里开照相馆）、池焕升（家里开糕团店）、须燮林。
我少小离乡，老大不还，已经半个多世纪，从家乡走向上海、北京、云南、合肥，如今又到了美洲大陆，乡音未改，鬓毛已衰。值此母校百年校庆，趁记忆尚未完全消退，把这些零零碎碎、未必正确的回忆写下来，为先辈后进们提供一个九岁离校的学童对母校的观察。如果有老师同学看到此文，还记得起我这个当年的学生同学，那就更加喜出望外了。
华新民 于美国马里兰州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九日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