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大的“雄师”和“井冈山”•忻鼎亮•
在以往文革回忆的资料中，每谈到1966年“十二月黑风”，多数人都认为是指“联动”发起的炮打“中央文革”的一系列事件，其实这一说法是不完整的。大约在那年11月，起初追随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中已有一部分人对这个“救世主”产生了不满，私下里议论不断：“中央文革比那些老干部还要跋扈”、“哪里是什么群众运动，分明是运动群众”。在地院、北大、清华、科大的造反派大学生中都能听到这类的批评声，其代表是地院的朱成昭和科大的“雄师”。朱成昭是当时的首都三司的司令，名声、地位都比较显赫，但他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不肯随波逐流。他在地院东方红两个核心战斗队（“高旗无畏”、“八八”）小型会议中，多次批评中央文革（因笔者对这些情况了解不够，不能进一步详细述谈）。
科大“雄师”是当时科大一些不满中央文革言行的大学师生组织起的一个小型战斗队，人数大约有三十几个，比较集中在6431（近代化学系化物专业大二）、6443（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大二）这两个班级。其核心人物有朱栋培（当时叫朱军）、周平（6431）、冯正永（6443），朱是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有思想，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创办的油印刊物《孙悟空》强调运动中的大民主，认为对领袖人物的批评不应该是有条件的；周平是科大较有名的学生造反派，在运动初期，曾孤身冲上台去打断党委书记刘达所作的动员报告，其后又造工作组的反；冯正永是该班的学生干部，在工作组期间，曾受过不公正迫害。周、冯二人在科大广大师生中均有良好的口碑。在他二人的影响下，这两个班的一些同学高玉敏、王芸莉和许大正、姜作勤等都参加了“雄师”。
该战斗队成立于1966年12月30日，成立后的1967年元旦，就贴出首篇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不但贴在校内，而且贴到北京西单闹市区。文章中直接批评陈伯达《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是“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并矛头直指中央文革：“两个月来的北京运动，随着中央文革的错误发展，越来越远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当时他们确实有种“慨当以慷”的心态，周平称这是：“过了个革命化的新年”。大字报贴出后，有相当的反响，毕竟“雄师”说理式的批评有别于标语口号式的发泄，给对中央文革不满者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撑。于是，支持者和反对者都络绎不绝地来到科大，或是求教或是声讨。在1月3日，他们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分歧在哪里？》，语气更趋缓和，但立场仍毫无改变：“中央文革有时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够”、“群众对大量的首长讲话越来越感到不知所措”、“我们希望中央文革采取必要措施，挽回由于镇压反革命扩大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当然，为了躲避整肃，他们强调这是善意的批评，为了进一步促进文化革命运动深入发展，但这类书生气的辩解在政治斗争中毫无用处。1月11日，他们的总部和住处均被查抄，但他们并未屈服，周平当即提出绝食抗议，同时，他们也做好了被抓的准备，并选出了第二套负责人班子。1月15日凌晨，他们中五个重点人物（朱军、周平、冯正永、江晓东、黄晓光）便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被抓进北京公安局。在警车带走他们五人时，科大不少学生居然自发出动，拦截警车，指责抓人者“破坏大民主”、“违反十六条”。当然，这些行为实际上同样于事无补，拦车者既不能阻止抓人行动，反而留下了事后一次又一次检查的内容。但是在思想上，至少给科大师生留下了很值得回忆反思的一幕：文革时的大学生们并不都是头脑发胀、追名逐利、起哄胡闹，不少人并不屈从于权势，而在认真地独立思考，他们当年的言行是经得住自己良心拷问的。
在“雄师”被摧毁后，科大又出现一个叫“井冈山”的组织，人数也只有十来个人，其主要成员有：刘祖平（近代物理系）、陈玉龙、倪诗茂（力学系）、赵婉如（无线电系）、陆宗伟（化学系）、肖杰（数学系）等。他们在思想上与“雄师”接近，很反感抓“雄师”的行为，当然在策略上他们再也不能公开向中央文革“叫板”，其大字报形式上是批评当时科大掌权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的一些专横、不理性的言行，在实质内容上反复强调权力机构的民主建制，隐晦地表示出对文革引导者收回“学生自己解放自己”承诺的异议。毫无疑问，这样的组织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同样很快被取缔，陈玉龙也以“反动学生”名义被抓。直到后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教训学生的运动中，当年“雄师”、“井冈山”的主要成员几乎无一漏网地被不同程度地整肃。
科大文革的这段历史从未见人提起，当然，因为它时间短，影响小而被忽略。但我觉得它不应被忘记的理由是：这毕竟是背离文革主旋律的民间自发的一种思想倾向，它一方面是当年年轻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民主的本能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对争名图利、趋炎附势的逆向行动。笔者既不是“雄师”成员，也不是“井冈山”成员（他们中间有我许多好朋友），但这一小段历史却使我长久萦怀，觉得应该晓以后人。我的这些朋友们现在大都在自己的专业上成就卓著，他们从不像有些人那样，喜欢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更不以此为资本抬高自己的社会身价，但这些都让人深度思考着做人的良知。
在结尾时再顺便说两个小故事。
1、在1978年，我考入科大“物理教师进修班”，遇见了周平（她和我同期考入）。故友相逢，正欲叙旧，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鼎亮，我在一打三反中曾揭发过你，向你道歉！”我当时十分感动，我知道，一打三反时，我和她同为“反动学生”，都一样失去自由。那时揭发过我的人至少数以百计，事后向我当面道歉的则极少，更何况，我根本无法知道，究竟谁揭发过我，她如果不说，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但她追求的是真诚的良心洗涤，我真想不到，成年人还有这样纯真的心。
2、去年，科大成立五十周年校庆，在校友代表座谈会上，大家讨论科大精神，科大校风时，许多代表都强调了科大人追求攀登科学高峰的专研精神。我却借文革话题说了一段不太合时宜的话：“在文革前，科大是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全国三大名校，但在文革中五大学生领袖不包含科大，我认为这是科大的光荣，说明科大学生不张扬，勤思考。”那时，我嘴里没说，心里却想起了“雄师”和“井冈山”。
当然，我的回忆毕竟不是亲身经历，只能作为引玉之砖，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完整地补全这段不应遗忘的文革史。
◇ 从“雄师”的“反革命大字报”说起•胡庄子•
《记忆》第22期（2009年5月14日）刊登了忻鼎亮的《中国科大的“雄师”与“井冈山”》一文，对1966年底至1967年初因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而名动京城的中国科技大学群众组织“雄师”进行回忆。之前，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85期（“文革博物馆专辑5”）曾发表“雄师”负责人周平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参加“雄师”的经历和后来经受的苦难作过回顾。这两篇文章让我想起保存的一本1967年编印的“雄师”大字报选，便随手找了出来。
这本大字报选，名《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是北京工业大学“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战斗队1967年元月编印的。这本小册子，16开本，34页，手刻油印，印在粉红纸上，字如小蚁。“编者按”称：
在反中央文革的十二月黑风中，各样的跳梁小丑登台了。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他们的文章中见到的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尽管他们在口头上再三表白自己的“忠诚”，但语句中的措词总是掩盖不了内心中对现实不满的哀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造反派队伍内部，也有一小部分人为之叫好，科大的“雄师”战斗团就是一例。他们貌似公正，但实际上却是站在第三者甚至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等反动的相对主义。他们欣赏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而是资产阶级议会的虚伪民主。他们也在□（引者注：此字不清）谈什么“阶级分析”、“破私立公”、“民主”、“团结”等等，但有的尽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乌托邦主义、民主主义……，就是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在革命深入发展之时，我们万万不可低估这些人，及他们□（引者注：此字不清）进革命队伍中的私货的毒害和影响。这些人的出现是不足为怪的，现在文化大革命何尝不是在揪这些人吗？不过，在修正主义还有它的社会基础时，这种人又可能有新生分子罢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和这些人、这种思潮斗争。……
显然，这是一本“供批判用”的小册子。其中收录了大字报9篇，另有附录两篇。它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下了一套“雄师”的原始资料。《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目录如下（括号内是笔者注释）：
1、对若干问题的看法（署名：科大612陆仁安，1966年12月）
2、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1966年12月。经考证，这篇文章的作者为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栋培，近代物理系学生冯正永和周平）
3、分歧在哪里？（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1967年1月3日。考证，作者为周平）
4、革命的对联不容污蔑（署名：红卫兵葛胜宝，1966年12月13日）
5、对“尖端观点”的表态（署名：《红灯》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
6、“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是反动标语吗？（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11红小兵，1966年12月7日）
7、中央文革必须触及灵魂、破“私”立“公”，发扬大民主，发动群众来一次运动大总结——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12月14日晚24时）
8、错误的失败的大会（署名：《学闯道》战斗组，12月15日）
9、“反了！”（署名：雄师独立团，1966年12月31日）
附录：雄师的主要干将及其“尖端观点”简介（主要介绍了周平、江晓东的简历和观点）
北京工业大学中南海战斗队的《十个为什么？》
看了上述大字报，也产生一些疑问。
一、“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文革的吗？阅读原文（注：周平说，她没有保存“雄师”的大字报，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中也没有收录“雄师”的大字报。本文将“雄师”的两篇大字报附后）可以清楚地看出，“雄师”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更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只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做法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罢了，而且这些意见是“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文革后，科大党委在给周平等人平反的文件上讲，“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周平当时就说：“‘反对’这个词不对，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中，把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不同意见打成“反革命”，显然是“无限上纲”，把意见“反文革”的“危害”看得过于严重了。文革后，对红卫兵、造反派张贴的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一般评价都比较高，认为他们比较早地批判了中央文革，是否定文革的先声，这又把大字报“反文革”的“意义”高估了。
二、“雄师”成立于何时？忻鼎亮文称：“雄师”成立于1966年12月30日。周平的文章中没有谈及成立时间，但她说“元月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可以佐证“雄师”成立于12月底。但《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中收录的大字报，最早的在1966年12月上旬。这是怎么回事呢？
三、“雄师”的主要成员是哪些人？周平说：“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忻鼎亮文称，雄师“核心人物有朱栋培、周平、冯正永”，没有提到江、黄（江估计就是江晓东）。这些名字中没有“反革命大字报选”中的陆仁安、葛胜宝。陆、葛是不是“雄师”成员？如果他们不属于“雄师”，为什么“反革命大字报选”把他们也列入“雄师”之列？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与“雄师”比较接近？
再说几句好像是题外的话——
“雄师”的主要成员之一周平因“雄师”而受害，受批判，坐牢，还被打发到农村劳动。“在古老辽阔的豫东平原上，有一个叫做西平的小县。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了这里。”“县里管分配的人说：你这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去搞尖端到这小县城来作什么？县里刚建了个化肥厂，你是学化学的，就到化肥厂去吧？就这样我到了化肥厂。”“化肥厂的门外是庄稼地，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我常带孩子到这里来玩。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回想着往事，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我真傻，我当初干吗要到处乱讲，干吗要把什么都承认了，我真傻……’当我看到在野地里玩泥巴的女儿，心里涌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惆怅，难道我的孩子也要在这片庄稼地里渡过他们的人生，难道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做科学家的梦？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哎，都是我不好……”
我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酸而亲切。我熟悉西平，西平在河南的中南部。周平说的化肥厂，是西平县化肥厂，在县城郊区（西南方向），当时周围都是庄稼地。能在化肥厂上班的工人，几乎都是通过“开后门”进去的，没有关系是进不去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多次拉着中原农村常见的架子车，走几十里路到那里拉化肥，劳累而兴奋，毕竟是进趟城啊！在小城的郊区，我看到城里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庄稼地边悠闲地游玩而不是干活，我这个农村孩子心里眼里都是羡慕。心想，他们真幸福啊，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呢？我不知道我看到过周平和她的女儿没有。即使见到了，我也不会知道她的经历以及内心的苦恼和挣扎，一如她不知道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的农村人的苦难和挣扎一样……
2009年10月31日下午
◇ 《中央文革向何处去？》•“雄师”大字报（之一）•
一、前言
人类历史上空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从六月一日算起，到现在已快七个月了。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永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重大举措，它也必将对世界的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七个多月来，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天变、地变、人的思想变，一个大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新纪元开始了！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前面的道路还长着哪，走过的七个月，才是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回顾七个月来运动，经过了多少曲折，多少反复。每一个革命者都必须做好把围攻、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坐牢、牺牲的准备。但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运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冲破重重阻力，奋勇向前。
在七月后的今天，让我们来认真研究一下周围的现状。
二、问题的提出
前几天，在北京刮起一股“抓人风”。北航红旗抓了，三司抓了。一个个小“反革命分子”被送进了公安部门。
这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它是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还是起了压制群众的作用？
三、主流和逆流
关键在于对形势怎么看，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抱什么态度。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出现了一些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群众起来批评中央文革，这才露出一点儿苗头，但是十二月中旬，以北航红旗、三司为代表，把这种情况称作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满街满巷都贴上了“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要砸烂它的狗头”之类的标语，随之而来，就是一个大逮捕，似乎没有这个反击，右派真要翻天了！
这是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近两个月的运动。
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的讲话，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十月六日首都一个大会，吹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锋号，革命派无不欢欣鼓舞，北京和全国各地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批判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如：
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不适当地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组织。
在批判中缺乏经常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而是采用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如骂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抢材料和广播器材等，砸××司令部、解散×××总部等。这些也就造成了群众之间的一些对立。（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对立现象的发生主要来源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些情况在开始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难纠正的。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出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提出要破私立公的问题，陈伯达同志提出对犯有路线错误的人的几个界限。这是把运动提高一步，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来的指示。但可惜没有很好地执行，少数派中的一些人继续采用原来的一些错误作法。
十一月三日，林彪同志在毛主席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特别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群众中，在群众互相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再论提倡一个“公”字》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地摆在我们每个同志的面前。”又指出：“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把自己从‘我’字中解放出来，从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局限性里面解放出来，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共产党员，一个识大体、顾大局、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可是某些人并没有听，运动中的不良现象在发生着。
这些问题如果中央文革小组能够深入群众，原来是不难发现，不难解决的。中央文革小组运动初期曾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做的越来越少了。因此他们的指导也越来越不得力了！他们的眼睛只看着一些“左派”，形式地执行阶级路线。这样言路不广，听不到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下层同志的意见。
事实上，无论少数派、多数派队伍都在分化，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却用固定的眼光来看原来的多数、少数派队伍，过多地依赖少数派，他们想通过少数派来领导北京的运动，用北京的运动来指导全国的运动。而事实上运动的发展却远远地跑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想法的前面，北京的运动还没有外地运动扎实，外地已跑在北京前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是有意见的，文化大革命也不能很好地进行下去。
十一月十日，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对干部们说：“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号召干部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是多么伟大的号召，也是对中央文革小组一针见血的批评。但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很好地接受批评，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
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毛主席的话在群众中有无限的威信。他们眼看着运动的现实，心里翻腾着毛泽东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回忆着文化大革命的往事，在默默地总结着。
因为工作组撤走以后，北京的运动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十六条上说得好：“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因此，群众对运动的意见，便自然地找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头上。例如：
讲话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首长过多地发表讲话，过早地定调子、作结论，没有很好地号召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十六条。根据运动的现状，独立地分析问题，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运动。结果助长了群众中某些人的奴隶主义，各种意见不能充分发表出来，就不能自己教育自己，一些工作搞得不深不透。
中央文革小组对老少数派依赖过多而批评帮助不够；因而使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不能及时纠正，造成损失。而对多数派又缺乏足够的革命热情，帮助他们改正过去的错误，对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也缺乏肯定。
中央文革小组在指导长征串连上缺乏全面的考虑。
在指导工人运动上，中央文革小组表现是跟不上形势，放手不够。11月11日陈伯达同志在送上海安亭车站的电报又没有突出政治，给工人运动泼了冷水，引起工人同志的不满。
另外，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讲了错话，又不敢公开承认错误而想偷偷改。等等。群众自然有意见，就要发言，就要写大字报，这是多么好的形势啊！群众自己起来，勇敢地探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道路。这是前阶段运动成果的最集中体现，是群众革命精神的高度发扬。这是主流，是符合运动发展规律的。
在这革命风雨到来之前，是满腔热情地爱护和提倡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鼓励群众的批评，还是只看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看到里面浑水摸鱼的坏人而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打击，这是检验一个人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表现。
作为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欢迎群众起来总结。可是中央文革小组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毛主席语录）
在向中央文革提意见的同志中，有些原来处于多数派地位的同志，现在有怒气，他们的批评，采取的不是完全正确的态度，而是有情绪。但正是由于这些同志所处的地位，他们往往敏锐地抓住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中的缺点，他们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死不回头，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坏分子目无法纪，进行武斗，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它进行反击是必要的。逮捕那些杀人行凶的分子，发动群众起来批判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毒草，打退这股反动逆流。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看到的就是那股逆流，就是一些同志在批评时的情绪，却偏偏看不到那些合于运动发展需要的正确意见。而把这一律看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看成右派翻天。这样，他们也就迷惑了自己的方向，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开大会，造声势，抓人，把那股主流也打下去了。之后，抓人显然引出了严重的后果，领导上显然在想纠正。现在又提出打倒刘邓路线，贴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大标语，想把运动扭入正轨。但是伤痕犹在，群众积极性怎么发挥？以前的一大堆问题没有解决，连怎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糊里糊涂呢，怎么谈得上彻底批判呢？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跟着跑，要么就只有“没事可干了”。
四、这是一种什么运动
两个月的北京运动，随着中央文革的错误发展，已越来越远地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想当初，毛主席下令撤消了工作组，中央公布了十六条，群众一经和毛主席正确路线见面，思想大大解放，运动大开展了。
可是现在，许多人思想上又蒙了一层灰影，摸不清形势，又不敢说话，“不要我也上了反革命的当”。许多人感到压抑：“我也和×××有相同的观点，说出去岂不也成了反革命，也要逮捕了。”
想当初，中央文革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群众在一起，那时，他们的讲话对我们是多么亲切，真实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可是现在，他们的话里那么捉摸不定，有时甚至与群众的愿望完全相反，却还是拉着群众运动的鼻子走，越拉越别扭。
如果说十月中下旬，北京的群众运动已开始向运动群众转变，那么现在却有连运动群众也运动不了的苗头了。昨天已开斗争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今天又在搞刘少奇、邓小平，明天又要去揪×××的后台。东轰一炮，西刺一枪，而广大群众则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许多人昨天去跟着呼几句自己也不太理解的口号，今天会也没开完就跑了回来，明天索性不去了。
北京的大专院校里，已不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场面，寥寥无几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也吸引不了人，许多红卫兵组织和战斗队已不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战斗集体，而成了事务所、印刷所，连北航红旗也有人提出没事干了。许多同学成天要传单，“研究”中央首长讲话，默默地寻求方向。
这是一种什么运动？它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
五、将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防止我国产生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所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伟大意义也在于此。
而中央文革前阶段工作中的许多措施，是与这个目的背道而驰的。如果不纠正错误并消除其影响，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夭折。
文化大革命处在一个关键时刻！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要么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发动群众来一个大总结运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么继续过去的错误，使文化大革命走过场。两种办法，两个前途！
我们热切地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听毛主席的话“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拼命努力地向前，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队，1966年12月
◇ 《分歧在哪里？》•“雄师”大字报（之二）•
一、分歧的实质
我们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出来以后，听到各方的反映和意见，反对我们的同志和我们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十一月下旬以来北京市的形势如何估计。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出现了一些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我们认为当时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运动内在矛盾必然爆发的反映，不可避免地里面会个别的坏人浑水摸鱼，但它绝不影响群众运动的主流。群众自己起来用毛泽东思想探索搞好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是群众革命主动的表现，同时对前阶段运动一些错误的看法也发表出来了，这是无产阶级大民主深入人心的体现。形势好得很。正如林彪同志讲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就是合理的。”应该根据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原则正确的加以引导，开展群众性大辩论、大总结、大整顿，使群众在大辩论中辨别是非，加强团结，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一步。
但是以三司和北航红旗为代表的某些组织却把这些统称为资产阶级路线的疯狂反扑，看成是右派翻天。因此，他们用大抓人的办法来进行反击，企图把这股风压下去。
我们认为当时的形势好得很，而他们认为，形势糟得很。究竟是谁把形势看得一团糟？不是我们，而是他们。
而分歧的实质就在于用什么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不能实现毛主席的大民主，要不要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上来，归根结底，就是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要不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二、把运动提高到毛泽东的水平
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也就是公与私的斗争。随着运动进入到新阶段，在用什么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少数派也会分化。根据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原则，我们坚决反对用固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多数派和少数派。
自从一月份（注：应为十月份，疑为刻印笔误）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角，中央文革肯定了原少数派的观点是正确的，支持了革命的少数派，少数派翻身了，他们的地位变化了，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当少数派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或在群众刚一发动起来时采取的一些过火的偏激行动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是绝不应指责的。在新条件下，把运动逐渐提高到毛泽东策略思想的高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正因为如此，江青同志就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要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
少数派中的一部分人，正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帮助受蒙蔽的群众认识自己的错误，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不断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以他们为核心，越来越多的群众团结在他们周围，逐渐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是少数派中的左翼。少数派中还有极少数人，他们本来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个人主义者，是既得利益者。在他们被压迫被打击时可以斗争得很勇敢，很坚决，一旦他们翻过身来，取得领导权以后，就认为大功告成，不想继续革命了，因袭守旧，以“左派”自居，无视多数派群众的革命要求，歧视打击原来犯过错误的同志，自己不革命，还不许别人革命。正因为这样，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下，采取了一些形“左”实右的做法，他们说×××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总部要解散，去砸××司令部，他们强调揪个别人的责任，而不愿意做一些深入细致的争取群众的工作，更没有把斗争上升到破私立公的高度。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个月后，为什么有些人还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不清？为什么群众中的对立情绪还远远没有消除？为什么原来的一些敢说敢干的闯将现在却在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失去了当年朝气勃勃的劲头？为什么有些人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来干革命，而是靠小道消息，这就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时无刻不在侵蚀我们的队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础，主要还是资产阶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私”字。运动发展到现在一个阶段，已向我们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高到破私立公的新水平，运动就搞不下去。不破私立公，就不能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破私立公，就不能形成革命化的左派队伍。不破私立公，就不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句话，不破私立公，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按照林彪同志的教导：“不但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动力，而且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在斗争中学好老三篇，促进认得思想革命化。
三、批评中央文革的现实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让广大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进行批评和有效的监督。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自古以来都是“官为民父母”，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道理颠倒过来了，“民为官父母”，“官”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民可以造反。
作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参谋部的中央文革小组，也不例外地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判。而且由于中央文革实际上在指导全国的文化革命，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有些同志与主席思想有一段距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会对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更需要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文化革命以来，我们打破了多少框框，党支部可以批评，校党委可以批评，院党委可以批评，省市委可以批评，中央局可以批评，中央领导人也可以批评。今天中央文革不可以批评这个框框我们一定要打破，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毛主席就是毛主席，打破这个框框，才能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大民主。
从七月份以来，中央文革直接领导北京的文化革命，她深入群众支持了革命派，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从十月中旬以来，我们逐渐感到中央文革在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中央文革有时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够，没有及时地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也就是破私立公的水平，没有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及时发现并依靠新的左派，对少数派的错误批评和帮助不够。对多数派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不够、积极引导不够，不善于听取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因而他们也就逐渐脱离了群众。
十月中旬以来，中央首长过多地讲话，使北京运动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央首长讲话的指导下，少数派指东打东，指西打西。今天开十万人大会斗彭、罗、陆、杨，明天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群众只有通过首长讲话和三司、北航的动向来确定运动的动向。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群众开始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探索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对中央文革提出了批评。他们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中央文革也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实践中有所改进，例如有些同志对工人运动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及时地制止了抓人风，在12月23日的讲话中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号召，对“对联”的评价也作出了□□□□□□□（注：以上七字模糊难认）他们对群众的批评态度是不正确的。他们口头上也欢迎批评，但却没有一次公开肯定这些同志的方向是正确的。没有一次公开表示接受群众的意见，实际上还是听不进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们把群众中不同意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混为一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陈伯达同志曾经引用过一个退休老工人的讲话：“革命的地委还用我们去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央文革。革命的中央文革还用我们去保？中央文革如果能接受群众的意见，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将给全国各级领导树立一个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民主集中制的光辉榜样，毛主席说“有些同志，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判，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他又说：“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我们希望中央文革小组采取必要的措施，挽回由于镇压反革命扩大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公开现行反革命材料，以便群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创造大民主的气氛，使群众敢于讲出心里话。
我们接受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对于他们的错误领导我们坚决抵制，坚决提出批评。中央文革就是要广大群众的批判和监督。
四、结语
我们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听到不少的反对意见，我们欢迎大家针对我们的观点展开答辩，思想上的问题决不是把对方的观点任意上纲、歪曲、扣帽子、以势压人的方法能解决的。至于造谣污蔑恶意中伤的卑劣做法更是不值一顾，无损于我们的一根毫毛。我们准备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毛主席啊，我们日夜想念您！
中国科技大学雄师 1967年1月3日
◇ 周平致胡庄子信（摘录）：
我叫周平，是原科大雄师的成员之一。圣诞节前我们收到了挚友华新民送来的刊登在《记忆》第39 期的，写于43 年前的雄师的两篇大字报的原文。这两篇原文出自您保存的一本北京工业大学“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战斗队1967年元月编印的“雄师”大字报选。这本小册子，16开本，34页，手刻油印，印在粉红纸上，字如小蚁。感谢您把这手刻油印的小字一个一个敲下来，并刊登在《记忆》上。感谢您为此所作的努力和工作，感谢《记忆》保留了最珍贵的原始资料。
您的文章写得很好，评论中肯而实在。从文章看来，您也是西平人，西平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美好的记忆。看到老乡的文章，感到格外的亲切。
43 年后作为当事人，再看这篇改变了我们人生命运的文章， 就像一个大学毕业生再来读自己小学六年级的作文。我看到了一群精力充沛的幼稚、狂妄，但还是天真可爱的年轻人想要指点江山的勃勃雄心。这篇文章与那些思想先躯们的著作比起来，实在浅薄，不值一提。那时我们都太年轻，was （过去时）是毛的忠实信徒。从原文看，我们真的没有反对中央文革，只是想给中央文革提点意见。但就是这样，仍被扣上反对中央文革的帽子。一大群年轻人为此坐牢，被批斗，被发配到乡下，付出了十几年的青春。
要知道，那时真能有清醒的头脑，敢于公开自己的观点，写得出能在历史上留下的文章，都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像张志新、林昭、遇罗克。但我们不是，一是没有那么深刻的思想，二是没有那么勇敢的牺牲精神。如果说有的话，只有雄师成员江晓东和黄晓光还值得一提。他们并不是雄师大字报的起草人，却被“荣幸”地列为雄师骨干成员而被同时关进监狱。这是因为他们都在单独署名的大字报中表达对毛泽东思想的看法等独立见解。我记得1966 年大约12 月初，江晓东曾公开署名写过一篇《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吗？》的大字报，贴在九楼的墙上，谈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和错误之处。看得出来，他是下了功夫作了独立思考和认真研究的。在科大校园里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张大字报是陆仁安写的，题目记不清了。大意是文革就像童话中关在瓶子里的魔鬼，老妖婆要害公主和王子，就把瓶子打开，让魔鬼跑出来祸害世界，后来王子智慧地把魔鬼骗回瓶子，世界就太平了。后来陆仁安和我们一起进了监狱。
◇ 我对“雄师”的回忆•江明德•
1，所谓“反中央文革”。我同意周平的说法，我个人也好，雄师也好，都是给中央文革提批评意见，绝不是“打倒”意义上的“反”。“反中央文革”是后来镇压雄师时给它扣上的帽子。66年12月初我有一张大字报标题就是“中央文革为何批评不得？”，与同一时间北京林院附中红卫兵所写“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的大字报相比，虽然同为抵制，但其口号的力度显然有很大差异。另外还有一个话题，这是那些批判雄师的人掌握的一件“雄师反中央文革”的有力证据。有一次我们在讨论群众在运动中分化、融合、再排队的过程中，有人随手在一张纸上画了三幅示意图。图一，两组大圈套小圈，分别代表造反派内部有觉悟的少数和保守派内部有觉悟的多数，边上画一个三角形代表中央文革；图二，两个大圈中的小圈往外移动靠拢构成觉悟群众，还有三角形在；图三，觉悟群众壮大（形成大圈），原造反派和保守派各自缩小（2个小些的圆圈），但没有画三角形。雄师被镇压之后东方红得到这张图纸，由于图三没有了三角形，据此认定此图表明雄师意图“踢开”中央文革，因而成为“雄师反中央文革的铁证”。事实上只是忘记画了，没有人认为觉悟群众壮大之后会将中央文革“踢掉”。
2，雄师存在时间。雄师的成立应该在第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之前，而第一张大字报应该发表于12月中。这里我可以找到一个时间参照点——北京66年底的“双十二大会”。66年12月12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当时的北京三司召开了全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群众大会，主题就是“向十二月黑风宣战”。“十二月黑风”的提法可能稍晚些（66年12月底，67年元月初），其主要特征有三：1，反对造反派，2，反对中央文革及林毛；3，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造反派乱抓人）。在此以前北京的典型事件为1，伊林涤西反林彪的大字报和2，林院附中红卫兵的“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大字报。我在此期间写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和“中央文革为何批评不得”。雄师《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大字报的发表时间应在12月12日之后——与《错误的失败的大会》（署名：《学闯道》战斗组，12月15日）同时或稍后。这样看来雄师成立大概应在66年12月的中上旬。到67年元月14日被取缔，雄师存在于科大一月有余。
3，雄师成员。67年元月14日夜，科大东方红以约见谈话为名派人分别将朱军、周平、冯正永和江晓东（江明德）4名雄师骨干带往东方红总部，途经教学大楼时则直接押上停在大楼前的一辆大巴。（14日下午东方红总部曾贴出通告“勒令雄师反革命头目前往东方红总部交代问题”，我们没有理睬但同时做好了被抓的准备。）同时被抓的还有非雄师成员黄晓光同学。我参加雄师在它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雄师成员具体人数我不清楚，就知道化学系赞同雄师观点的很普遍。因为六系仅我一人在雄师，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去到化学系的男生宿舍商讨事情（大概朱军那里吧）。具体行动也是我单独一个人，我自办了8开张的油印小报《大江评论》，自己写稿请人刻蜡纸我自己印自己发送。
4，雄师被取缔。67年一月份上海造反派夺权掀起席卷全国的“红色风暴”。为稳定夺权形势，以4组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布经毛泽东批准的“公安六条”，其中指明凡“攻击毛林中央文革”者皆可对之“实行专政”（就是抓起来）。这样就把66年12月北京对反中央文革学生（多数来自当时的保守派）的专政行为合法化并且为进一步扩大化提供了政策依据。据从六系东方红同学处得知，科大雄师在运动中的表现引起了八大学院造反派的注意，当时三司方面向科大东方红发出照会：如果你们不对科大雄师采取“行动”，北京其他高校造反派将进入科大对雄师采取“革命行动”（即来抓人）。东方红在此情况下决定自己行动，遂有1月14日的勒令公告和当晚的抓人。那天晚上约11点多，我的宿舍门被敲开，东方红的人叫我去他们总部“谈话”，我先什么也没有带，离开宿舍时我同专业东方红同学示意我“把东西带上”，我才从书架上把早已准备好的装有洗漱用品的书包背在身上下楼。当晚科大共抓5人：朱周冯江黄。由于惊动了全校，以三系部分同学为主的众多科大同学反对东方红抓人，堵住了学校大门不让大巴开出去。几经折腾载人大巴乘大多数同学不注意从另一个边门开出学校。汽车往西沿长安街直接开进天安门东南角的公安部大院。科大东方红向北京公安局方面做了交接，然后由警察一比一的牵着各人衣袖带我们到一个像小礼堂的房间。那里已经有七八个人睡在地铺上，我找一个铺位和衣盖被躺下。不到半个小时，来人叫我“起来”跟他走。于是又被牵着衣袖出来，走到一辆苏式嘎斯６９吉普车，打开后门，上车以后我被夹在中间，开车时一个公安喝一声“低头”并且用手按了一下我脑袋。车子开动后我就不知道方向了。后来知道开到北京城南的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自新路——北京看守所。到那里登记、清点寄存物品。几个人一起上吉普车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弄完了由一位公安带往监室。当监室门在我后边关上的时候我才发现已经天色微明，是１５号的早晨了。此时我感到全身格外的轻松，几天来的紧张情绪一下子放松了，首先想到的是：睡一个安稳觉吧。由于14日晚科大东方红对雄师采取抓人行动，故雄师的被取缔应是在67年元月14日。14日晚科大东方红把雄师骨干成员4人+黄晓光“揪送”公安部；而公安将此五人交送北京看守所“拘留审查”则是在15日凌晨。
5，雄师成员在北京看守所。从67年元月15日（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不久）到67年5月25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以后），我在北京看守所“呆了”整整130天。关于这一段经历我以自己所经历的以及后来所了解的谈谈个人认识。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些针对他们的专门用语，这些用语可以看成当时各方力量综合作用于这些抵制中央文革的青年学生的最终效果。⑴科大雄师当时被定为“反动组织”，因而被“取缔”。⑵科大4+1被科大东方红“扭送”公安部门，由北京市公安局对他们实行“拘留审查”。⑶他们“罪名”是“犯了反革命性质的错误”但是可以“通过认识错误，化敌我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再回到文革运动中去”。（据说当时抓我们进去后，造反派一个大目的就是“挖后台”，看有没有高干在后面支持。后来看到我们全都是市井小民出身与高干一点瓜葛也没有，捞不到“油水”，也就失去追查后台的兴趣了。）⑷文革中的“闹事”学生被单独关押在一个个“筒子”里（与社会偷盗毛贼分开）。（监所建筑如同海星呈放射状，中间一个标准6边形的厅，朝南的一边平行向外成为进出的大门。其他五个边以放射状沿轴向推进构成长长的对面开间监室的“筒子”（两侧监室，中间走廊）。这五个边处就是五个“监筒”的铁栅栏门，看守员的值班室在靠铁门边的一个形状为三角形的不足3平米的小屋。）⑸根据规定看守员不许叫“看守”只准称呼“管理员”，每次预审叫“谈话”。我记得总共被叫去谈了3次：第一次在被抓后不久，预审员为大约40岁中年男人，核对我的身份后，他劈头劈脑的问了一句“你们怎么搞的，都反到她头上去了？”语气感觉是一种同情责备。（因为文革中各单位都有两派，而反中央文革和反江青是同义语）。第二次，是一个较年轻的加上科大东方红的一个学生。这回态度比较凶，一上来就是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除追问有没有人背后支持外，就是找我反中央文革的“罪证”。记得那个科大东方红学生可能是湖南人，居然理解了我一首词里“此地亮壳正红”句中“亮壳”即灯笼，是影射科大红灯组织（科大东方红成员之一）。并直接指出另一句“灌杀土狗叶儿碧”中之“土狗”即恶毒影射中央文革。我说不是，系指刘少奇，他说我狡辩要打掉我的嚣张气焰。第三次是一位中年妇女同志，这回气氛缓和多了。上来就是念“犯错误改了还是好同志”的语录，一听就知道“拘留审查”快收场了。申明一下，第三次谈话前我已经书面检查表态自己“犯了攻击中央文革的错误，干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不像之前那样的“顽固不化不认罪也不认错”。⑸关押期间伙食每天两餐1斤1两粮食，早餐稀饭窝头，下午餐馒头，副食是千篇一律的白菜羊肉末。（据说被关押学生的伙食也受到中央首长的关注，还听说江青交代“可不许把这些小家伙饿瘦了”）。这里我有一件事可供参考：关押后因为初期期待法庭辩论申诉理由，其实如何打这一仗完全不由得我们，公安反复提示“只有承认错误才能化敌我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我则始终想不通：“为什么只是批评几句，就成了反对”“我是言者，不是行者，言者无罪嘛”。就这么僵持着好长时间，后来随运动发展认识也发生变化。想到自己奋不顾身投身运动，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和路线，一腔热血反成了反毛泽东路线的罪人。叫自己理解——自作自受；让别人理解——不可思议。终归是一种并非初衷的结局。当时感到，坚持原来观点是很艰难的，后果难测，而且这样做已经知道不是让毛泽东高兴的事，那最终又是为了谁？“认错认罪”则是顺坡出溜很容易的事，以下则顺其自然，那就选择“低头认罪”吧。这以后心里也不烦了，吃饭也香多了，以至后来每天感觉饿得慌。（这中间我跟同监室的“难友”曾经设计多打一份饭菜，成功实施了好几天。此情节另文再吹龙门阵吧）。于是没事找事，想起给看守写报告要求提高伙食标准。隔日，那位年长的“管理员”（我们给他起外号大背头）把我叫出来，到他的值班室谈话。他说，你们就好好认错写检查得了，不要再闹事。你们这些学生早晚还要回学校去，依照你们要求如果把伙食标准提上去，将来那些偷鸡摸狗的家伙进来，你们不是给这些人做了好事情？想想也是，认错作罢。他把我的报告当面撕碎，说就这样吧，你回去。戏剧性的是，回到监室不到半个时辰，管理员出现在铁皮门的小窗口：“江晓东，准备东西！”我知道，就是说要放我回学校了。
6，怎样看被关押。将科大雄师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其骨干成员被造反派“群众揪送”公安部门接受“拘留审查”，这些无疑是一种专政行为。从主流看为了捂住群众里敢言者的口，方便文革推行者继续运动群众；客观上又能杀一儆百，威慑更多的人服从他们。但是具体到细节的人和事却又隐含着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据我所知，66年12月北京部分高校和中学最早的一批红卫兵中写中央文革大字报的人有人被抓被关。67年元月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出了“公安六条”，抓人关人更有政策依据也更加风行。但是面对这种不可遏止的抓人和关人，老帅和副总理们又有另一层意思的干预。即这些“触犯”中央文革的年轻学生放在社会上很可能受到造反派的非法人身攻击而不能保证其生命安全；关在公安机关里毕竟有公检法的框框，应当相对安全。事实上，我们被抓关进去之后是“另外看管的”，并没有进入真正的法律程序，所以称为“拘留审查”。如前所说看守称为“管理员”，专门的伙食标准，中央首长对公安方面的交代。另外，也有学生关押期间被揪回学校批斗时被殴致死（听说李井泉的在清华一个儿子），这也说明了“在里面比在外边安全”不无道理。
7，出来之后。文革中因为反中央文革“被抓被关”说起来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污点”。我回到学校，基本是一个闲人。不熟悉的人对我避而远之，熟悉的人我怕连累他们也不愿多接触。不过我自己总觉得在这场风暴过后，和相同条件的其他同学相比，我可能所受到的“冲击和迫害”是最小最小的了。首先，科大雄师的“反中央文革”有一个特别之处：外校无论大学中学都是早期红卫兵压制造反派，工作组撤走之后反过来受到造反派的压制；当他们想从中央文革那里寻求帮助时，得到的是中央文革对造反派的纵容和对保守派的冷淡，这样他们就把批评的矛头转过来对准中央文革。也就是说满北京城写大字报批评中央文革的几乎全是全是运动初期的多数派，唯独科大雄师成员几乎清一色来自运动初期的少数派也即后来的造反派。文革两派之间视如仇敌，相互整起来真是往死里整。造反派整造反派里的“异类”，虽然观点不同但由于相互熟识和个人感情的关系有时也会手下留情。就我而言，从被抓到被放回学校被关期间只由科大东方红带回学校批斗过一回，被抓之前没有受到“抄家”，被抓之后我存放日记书信的小书箱也没有人动过，即使在科大全校群众大会上挨批斗也没有受到一记拳脚。究其原因，我想大概因为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小环境”罢。在626我是科大624事件的积极分子，工作组在年级划左中右时我属于“内控”。工作组撤走后我较早组织了624战斗队并参与筹建科大第一个松散的造反派组织“红灯联络站”（徐小兵一把手，江晓东副手，红灯的名字也是江在筹建大会上倡议提出获得与会者通过的）。基于这个原因我在626造反派里乃至全年级有比较好的人缘。66年底当我贴中央文革大字报时有同学劝阻过我，外界压力很大时有人劝过我收敛一点。对于我的行为626没有人出面和我进行过辩论，无论被抓之前还是放回之后我在年级里没有受到过歧视更没有挨过批判。只有两次遇到个别同学口头攻击，他们也都受到我的“严厉反击”。一次是6264的李ⅩⅩ，闹玩笑时翻了脸骂我“你个反革命”，我勃然大怒给他一个掌掴，打掉了他的眼镜也几乎打脱臼了我的右手拇指，后去校医院打了普鲁卡因封闭才止住疼。当时李一点没脾气。另一次是在6262全专业由军宣队主持的会议上，两派发生争论时我发表了支持东方红的意见。这时延安的林ⅩⅩ说我“反革命气焰不要太嚣张”，当时我就火了，隔着别的同学对其胸口就是一个冲拳。还好军宣队干部一把抱住了我的手，说“大家有话好好说”。我则气愤的对林说“今天我就要当着军宣队的面给你嚣张嚣张”。事后也没什么。还可以再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说明，即使是文革那样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只要是一派关起门来还是几乎什么都敢讲的。有一阵社会上时髦说话做事打“语录招牌”，记得有人建议每次食堂开饭之前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犹如基督徒祷告“阿门”）。我很反感，顺嘴就说“干脆喊‘嗨尔希特勒’得了”，并且说话同时还做了一个行纳粹党卫军礼的动作。试想，这种惊世骇俗的话都可以讲出来而无需顾虑被检举受打击，足以证明这样的小环境对我们这些“被打击又回到运动中的人”的容忍和有利的程度。
8，“待分配”。68年的文革对于科大的学生似乎已经到了鸡肋的地步，什么也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正好这时61、62级开始酝酿毕业分配了。因为“进过公安部”我的毕业分配肯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自己也思忖着几种可能：既然“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估计不会有什么正式法律的惩罚，但是会有劳教的可能，这是最坏的一种处置；再就是遣返回乡取消分配资格；还有就是给工作机会但是要进一步“改造”；最后一种就是照样分配不给挑选自愿。关于我们这一批人的毕业分配我得知李富春副总理有指示：对运动中犯过错误的学生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照常参加毕业分配。我和其他因各种问题不能参加首次毕业分配的同学统统纳入了“待分配”。考上大学但最终不能获得工作机会对于我来说几乎等于置于绝境。可是另一方面，我自己始终很自信不会因此垮掉，相信无论到什么境遇都会干得很好，先是安身立命，继而实现自己的价值。68年底终于等来了我们的待分配，其他同学的分配自愿都很好，我是待分配中条件最差的。分配之前我必须在全年级大会上作自我检查获得通过才可以参加分配。工宣队的老工人和蔼地跟我谈话叫我态度要诚恳争取得到大家的谅解。当时年级负责的同学李津生也跟我谈了话，我都领会了他们的善意。我最终分配到陕西省革委会下放办报到。办理离校手续，在科大保卫处户籍科开户口转移证明时我把名字由江晓东重又改回成江明德。在我的心里那个江晓东已经被革命群众打倒了。
9.陕南的岁月。68年12月27日下午乘北京至西安的火车离开北京，午夜途经安阳同年级6264的张一平到安阳火车站接送算是同学一场最后送别。28日抵西安去省革委会换至安康地区革委会的派遣证。29日晨乘卡车赴安康当日夜宿宁陕，30日抵安康31日改派遣证去平利县。69年元月1日凌晨乘安康至平利班车于风雪中到达毕业分配终点站平利县，同日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率一切》。在县革委分配工作时，下放办同志说你学无线电的我们县与电有关系的就三个单位，水电站、邮电局和广播站，你就去广播站吧。我去到广播站时内心也是惴惴不安的。因为我知道那时的广播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喉舌单位，像我这样“有政治污点”的人物分到哪里工作可能不适宜。所以到广播站以后我曾经说过，也许过不多久我会调离这里，但是我没有说明原因。在广播站第一年跟架线队下乡架线，我能吃苦，和工人同志关系处得也好，大家都喜欢和我相处，总的评价蛮高。有关文革中在北京的表现，我没有主动和别人讲，但是我听说外单位有风言我来平利之前在北京文革中有过出格表现，具体什么事情这些人也说不清。所以有了后来的“紧急召回事件”。那是69年的秋天，我按照站上的计划去平利最高的山区八仙区龙门公社建放大站。到了公社工作刚开展，就接到广播站负责人的电话，让我放下工作立即返回县站，而且没有说明具体原因。我当时虽然不知道其中缘由是县级单位开始清查516，但我本能的自卫意识估计与我曾经的“反中央文革”有关。回到县上已是掌灯时分，走进广播站我径直来到站领导的房间。当时站领导是县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兼任的，他一见我就问：小江，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回来吗？我很爽快的回答：站长您看，我一走进广播站就直接来找您，我没有回我的宿舍，宿舍的钥匙就在这我放在您的桌上。文革中在学校时我曾接受过130天的拘留审查，我自信可以再接受组织的130天审查。听我说的这么坚决，站领导连忙说：小江不要这么激动，来坐下来慢慢谈。然后他给我讲了清查516的形势和任务，也问及我文革中在北京的表现。到这时我才从他那里知道我的档案并没有给平利方面提供有关我在雄师的情况。于是我详细给他讲述了我怎样给中央文革写大字报，后来参加科大雄师又怎样被抓被关。我对他强调我当时参与了66年北京的“12月黑风”，这与后来的67初的“二月逆流”同属于右的错误。如果追查右的问题我可以检查，但是516是反军队反周总理的，是极左的问题，与我不相关，我不能在这时做检查。站领导听了我的解释觉得有道理，也没有为难我，说：这件事我也是风闻，就算到此为止吧，你还是继续下公社建放大站去。于是我在县站停留一日便再回八仙公社去做建站的工作了。我在平利县广播站的工作得到了群众和领导的肯定，连续多年被评为“五好职工”。第一年下乡架线之后回到县站担任机务员负责县站机器维护保养和参加日常的播出值机，从广播站的技术骨干进而参与站务核心小组。可以说分配以后到工作单位我没有收到任何政治歧视。相反，后来由于我工作表现突出，站党支部曾经多次做工作让我写入党申请，我都婉言谢绝。因为我知道如果要求入党必然要对文革表现作出说明和检讨，我感到自己无法说清楚，况且这样做也是重新撕开历史的创口，我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从69年分到单位到78年考研离开单位，我的政治认知大约经历3个阶段：1，我认为即使犯过政治错误也是“光明的错误”，不是偷鸡摸狗，用不着自卑或者人前矮三分。所以我照常工作努力关心政治敢于发表个人见解。2.林彪913事件发生，我很义愤，我觉悟到毛的昏庸：反对他的人被他整，支持他的人他也整，而且反他的人最终倒台之后，以前因为拥护他挨整的人也不得翻身。我对当时政治感到失望，故而愤然提出退团。3.76年毛逝世、四人帮倒台，我感到政治上翻了身。随后77年冬考研，78年夏在科大复试，李津生和我谈到了有关平反的事情，希望我给科大党委写一个要求平反的申请。这样在我北航读研期间，80年科大党委81号文件给我做出平反决定。专案组同志给我来信说明，按照规定要把档案里一切有关评价个人文革表现的“污蔑不实之词文字材料”全部撤出销毁，但是你的档案里没有这些东西。至此我才真的相信科大造反派没有向江晓东档案里塞进“污蔑不实之词的文字材料”，也才理解为什么我会有一路来的顺境。
Saturday, March 27, 2010
Friday, February 26, 2010
文革中的钱学森
钱学森先生以98岁高龄与世长辞，在中国乃至世界华人中有很大的反响，引起了许多评论。正面的评论多涉及他在美国面对不公正对待坚持回归祖国以及回国后对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的贡献。负面的评论则多涉及他五十年代大跃进期间在报刊上就粮食产量发表的言论和八、九十年代对开展“人体科学研究”的倡导。在这些热闹的评论中，少有涉及钱学森在六、七十年代的言论行止。究其原因，大体上可以说，这个时期正是“两弹一星”会战最关键的时期，钱学森以全部心力领导导弹和卫星的研制计划，保密的需要，使他同社会几乎处于隔离状态。可以推想，这也是钱学森工作压力最大、任务最为繁忙的时期，少有余暇参与社会上发生的事件。
现在这位中国近代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已经走进历史，在对他的热烈颂扬和其他“热议”行将冷却之际，他在六、七十年代的所行所思，应当成为史家分析探讨的课题。尤其是，这段时间大致上同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发动、高潮和终结相重合，钱学森在这个时期有什么样的经历？他的生活工作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动？他同中国当局有什么样的互动？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波澜？等等，都是今天和未来的人们感兴趣的话题。站在历史的高度回答这些问题，除了帮助人们了解这位科学家以外，也有助于人们认识那个时代，以及有助于弄清类似以下这样的大问题：在文革大动乱时期，“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却能够取得“两弹一星”计划的成功？
笔者在1962年秋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班里的同学几乎都是投奔系主任钱学森这个偶像而来的。当时那种向往成为他的入室弟子的心情，大概同今天的赵本山“粉丝”考入“本山艺术学院”时的心情相似。虽然我们已经是第五届学生，钱先生的关注重点放在最初两届的学生身上，没有给我们亲自授课，不过大家平时对他的一切都深感好奇和关心，比如同学间在宿舍里有时会争论这样的问题：“钱先生在美国生活二十年，他晚上做梦用的是中文还是英文？”因此，我们的耳闻目睹大概比其他人群多一点。笔者愿意不揣浅陋，将本人关于钱学森的个人见闻和所搜集到的资料呈现于读者，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知情者和方家，共同为他留下一份经得起后人审视的信史。
◇ 隔离
关于钱学森在这段时间里的经历，他的秘书涂元季先生在钱学森逝世后播放的凤凰卫视访谈节目中只是笼统地提到，他说：“他是非常非常地谨慎处事，所以这几十年走过来，他不仅没有倒，而且还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那也不容易啊。至于说他内心有多少，我们不要去问。而他不倒，这对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说军队不准搞四大，后来军队也乱了，甚至连聂老帅这二月逆流都牵扯进去了，也不能工作了，国防科委也乱了。……所以他没有倒，当然中央很保护他，他自己也很注意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甚至注意自己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
这是一段很有深意的谈话，值得从中体会他的“微言大义”。首先，他用了两个相连的“非常”来描述钱学森的谨慎处事方式。然后感叹道，他几十年来不仅没有倒，还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那也不容易啊。言外之意，科学家历经文革而不倒，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确实，钱学森是科学家中的异数——经历过这个时期的科学家，十之八九不仅“倒了”，死于非命的也不在少数。怎么过来的呢？他列了两个原因：“中央很保护他”，“他自己……跟中央保持一致”。这大致上是准确的概括。至于他内心如何想的，“我们不要去问”——因为实事求是地回答，难免会有损钱先生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为了奉行“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的“季羡林原则”，最好是“不要去问”。然而，要成为留传后人的信史，就必须经得起追问，所以“不要去问”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或者用从前人们常说的话：不是“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态度”或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态度”。
当然，追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钱学森这样受到保护性隔离的人的内心世界，对于家庭以外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据涂元季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一文中说，早在1958年，钱学森向党交心所写的检讨和其它材料“都定为‘绝密’级，不准向外扩散。”看来，从这个时候开始，党的高层领导就启动了一项秘密计划，那就是要把这位在美帝国主义那里受过迫害的“苦大仇深”的科学家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又红又专”的样板，向国人和世界昭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马列主义改造自然、改造人的威力。这项计划的一半已经由美国完成了：它给中国送来了一个现成的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中国要做的是实现计划的另一半，它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控制有关钱学森的一切信息，只让人们知道他红色的一面。另一个措施，就是减少他同普通民众的接触。涂元季在同一篇文章中说：“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毛主席号召‘除四害’，力学所组织全所人员到北京郊区农村去吆麻雀。钱学森觉得这是接触农民群众，改造自己的好机会，便一起参加了。这件事很快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立即批评力学所党的负责人，说不能这么简单化地理解知识分子要接触工农群众的口号，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党有更重要的事请他办，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不要让他参加了。”
可见，同工农群众接触，这是对一般知识分子说的，对于钱学森这样的特殊培养对象是不需要的。这种全方位的封锁给我们了解钱学森的思想带来了额外的困难。本文希望对他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外界偶然看到的一些表现作一些初步研究和分析，期望和读者一起从中了解这位科学家的内心深处的思虑。
◇ 重任
考察钱学森在这段时间的经历，1960年或许是比较合适的起始点。这一年8月，钱学森送别了突然撤走的苏联专家。
这对钱学森来说应当是一件大事。我们从他在各种场合的言论来看，他虽然对于回国前最后几年中美国政府的迫害深恶痛绝，但是他对于自己求学的母校以及在美国受到的训练，始终是充满感情和骄傲的，因而，他对于苏联的科技和教育体系以及苏联专家的做法，大概不会太欣赏。不过，当时“反苏”是一条严重的罪名，同苏联专家有异议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一条重要罪状，钱学森不能不看到“政治正确”的立场在那里。何况，苏联的人造卫星先于美国上天，苏联的航天技术比他引以为傲的美国确是领先一步。因此苏联专家的撤走，对他来说，一方面是得到了“解放”，不必事事以苏联专家马首是瞻了。另一方面，从此中国的卫星和导弹计划就全部要靠中国人自己了，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把这副重担放到了钱学森的身上。
苏联专家走后三个月，1960年11月5日，中国在酒泉基地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自制的仿苏Ｒ－２型短程导弹，后来又叫东风－1号。然而，1962年3月，真正中国自己研制的东风－２号中程导弹的第一次试射没有成功，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研究和改进，在1964年6月方才将它送上了天空，其射程有一千多公里，刚好能打到日本。1965年11月，中国发射了第一枚惯性导航的导弹东风－２Ａ，并在第二年10月27日载上轻型的核装置从甘肃的双城子基地打到900公里以外新疆的试验基地，完成了所谓“两弹结合”试验。为此，钱学森被第二天的美国《纽约时报》列在头版的“新闻人物”栏里。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想象钱学森在1962年春到1964年夏天这两年多时间里，承受着东风－2号试验失败带来的何等巨大的压力。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插曲或许可以折射出钱学森当时的心情：1962年秋天，作为新生，我和同学们都迫切希望能够得到钱学森的接见，毕竟，他是我们的系主任，而其他系的主任如华罗庚等已经同新生们开过座谈会了，我们却一直没有这样亲聆教诲的机会。钱学森当时每周两次到科大在北京玉泉路的校址给化学物理系的高年级学生讲授“物理力学”，我们力学系全体新生相约在某一天趁他课程结束坐进汽车离去前给他递交了请求接见的“陈请书”，结果还是没有得到回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正受命调查东风－2号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并主持设计的改进。多年后他说，他在美国做过一些导弹和卫星方面的工作，但是没有参与过发射方面的工作，自己是否能完成党和政府交给他的这项任务，心里没有底。这个时期他的精力专注于导弹试验上面，他甚至用“杀出一条血路”来鼓励自己和部下，哪里有心情顾得上同新生会见一类的琐碎事情？更何况，党中央关于钱学森接触群众的范围和方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1964年东风－２号的发射成功终于让他和同事们松了一口气，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指望没有落空。让毛泽东高兴的还有，1964年10月一个月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以及他在国际共运内的死敌赫鲁晓夫被同僚们赶下了台。于是，在那一年12月26日，毛泽东难得地为自己举行了一次生日宴会，毛泽东把钱学森、陈永贵安排在自己的一桌，钱学森被“御赐”坐在紧挨毛泽东的位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只能在另一桌“忝陪末座”。不久，《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张毛泽东、钱学森和陈永贵三人合影的照片，当时正在宣传毛泽东1963年提出的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指示，同学们虽然不知道毛泽东生日宴会的背景，不过都一致认为照片上的三个人就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阶级斗争；陈永贵——生产斗争；钱学森——科学实验。钱学森成了中国科学实验革命运动的代表，大家都为此而高兴，虽然这时钱学森已经不再在校园里露面，对年级较低的学生来说，他的系主任纯粹是挂名而已。
不仅是科大的校园，这时连中关村也不大容易见着钱学森了。钱家1955年回国时住在中关村为高级科学家建造的住房里，大概就在党中央批评力学所领导让钱学森下乡之后不久，他们就搬到了阜成路的军队大院里去了。钱学森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保密当然是搬家的一个理由，但显然还有保密以外的原因。其他在两弹一星研制中同样起重要作用的科学家，如地位相近的钱三强、王淦昌和郭永怀等人都从事同样需要保密的工作，却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2008年笔者去北京时看望了原来在科大的英语老师、郭永怀夫人李佩教授， 她仍然住在五十年代回到中国时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她告诉我，钱三强的遗孀何泽慧院士也一样住在附近老房子里。同四周有气派的“海归楼”比起来，如今这些老房子显得灰暗甚至破旧，当年却是中关村最好的房子。那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钱学森住在中关村的时候，每逢节假日，常同以前在美国时的老朋友聚会。接触的人太多，就会发生一些不能控制的事情。例如1957年，清华大学的物理教授徐璋本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钱学森同徐璋本是老朋友，交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年代都是校友，回国刚两年的钱学森还没有改掉美国的作派，竟然每月接济他的家属，这种立场不稳的事难免流传到社会上，对于把钱学森造就为“红色专家”的计划是很不利的。钱家搬进军队大院以后，去拜访他要填写会客单，昔日的朋友除非工作上有往来，就不容易见到他了。这就将他同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隔离开了。
◇ 自保
党中央和钱学森本人大概都没有料到，远离科学院和科技大学，住进与世隔绝的军队大院还有一大好处——在文革来临的时候保护了他。1966年8、9月间，军队大院的高墙替他挡住了红卫兵破四旧、抄家风潮的第一道冲击波。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里，跟学生打成一片的华罗庚等著名学者都少不了有人贴大字报，只有近代力学系没有人贴过钱学森的大字报——他已经有几年不管系里的事了。科大和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到中关村的高级科学家家里去抄家，据说收获甚丰，抄出了他们保留的有着胡适、朱家骅、傅斯年这些反动派名字的书信和文件。钱学森得以幸免，因为他已经搬离了中关村多年。
不幸的是，他的老父亲住在高墙之外，当时在中央文史馆任职，是钱学森回国后由国务院任命的，文革一开始就被停发了工资，直到1969年逝世， 这三年中一直没有收入。这在经济上对钱学森当然不是问题——他的工资是科研人员中的“特一级”。不过在政治上无疑让钱学森感到了相当的寒意。他父亲当年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儿子的地位，现在等于是被赶出了政府机关，是否也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扫帚也会扫进他的家里？涂元季先生的那句欲言又止的半截话“他内心有多少，我们不要去问。”说穿了，没说出来的那半截就是“忧虑和惶恐”这几个字。
这样的心情表现在行动上，有一个或许已经被人忘却的例子：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育革命，记不得是科学院还是科技大学的什么人找到钱学森，让他发表对教育革命的意见，刊登在学校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上。钱的讲话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主张大学都不要办了，学生应该参加到科研课题组中，在完成科研任务的过程中接受教育，跟着老的科学家和工人师傅边干边学，按照需要才上一些课。
他的这种意见同他一贯的强调学好基础课程的主张是完全相反的。1963年是我们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学生毕业，我们听说因为这届学生1958年招生时有部分调干生（从工作岗位上抽调上学的工农干部），毕业时学习成绩不能让他满意，所以其他系的学生都毕业了，唯独力学系的学生全部被留在学校里多上了半年课，专门补习基础课和外语。如今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很难说是出自他的真心，只能理解是钱先生的一种自保的姿态——当时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说教师把学生当敌人，用考试和成绩来为难学生，把他们引上“白专”道路，有些工农出身的学生，将此上纲到迫害工农子弟的高度。58级学生延迟毕业是钱学森一手决定的事，他必须主动自我否定来表示忏悔，以减轻群众运动的冲击。这种做法在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最为著名的是郭沫若院长发表在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上的一番讲话，当时，他预感到文化革命这场风暴的猛烈，因此抢先向当局和群众表明：“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当然，郭沫若的书没有按他自己的意见烧掉，大学也没有按钱学森的意见解散。196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半个月后，毛泽东接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时又说：“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些“最高指示”是针对钱学森先前的讲话而说的。可见，毛泽东对于钱学森的话，也并不全都相信和赞同，他在大跃进失败后说是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粮食亩产万斤的报道，多半是给自己和别人找的下台阶的遁词。
◇ 夺权
文革最初几个月的动乱总算过去了，这期间钱学森没有受到过什么大的冲击——除了他父亲被停发工资以外。社会上没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原来的国防部五院这时成了七机部，钱学森是七机部的副部长，作为当权派，据说机关内部最初也有一些针对他的大字报，甚至有的大字报说他在二战末期去德国后回中国替纳粹做宣传，一看就知道是耸人听闻的胡说八道，没有人相信。但是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七机部的群众在1966年9月分成了对立的“九一五”和“九一六”两派，而且很快把斗争扩散到社会上去，由于七机部雄厚的物力和财力，到1966年底，两派都成为当时北京城里最有影响力的群众组织。他们有时候一个晚上可以出动成千上百的汽车把自己一派的标语和大字报盖满整个京城的大街小巷。1967年1月，钱学森遇到了文革开始后头一个重大事件——七机部夺权事件。
发起夺权的“九一六”组织的头头就是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美国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为了撰写钱学森传记《蚕丝》，在1993年到中国采访了叶正光，据叶正光说，受到毛泽东对于上海“一月风暴”的赞扬的鼓舞，北京的中央各部都纷纷效仿，他们也决定夺取七机部“走资派”的权。他说，他们事先还请示过周恩来、聂荣臻和李富春，在得到准许后，于1967年1月23日晚上10点多钟把部长王秉璋、钱学森和其他四个副部长召集到部长办公室，通知他们七机部夺权了。“钱学森听了一下子变得面无血色，差点昏了过去。”叶正光赶紧过去扶住他，让他坐下，并告诉他不要担心，他是受到保护的，不会撤他副部长的职位——看来周恩来对此已经有所关照。然后，他让各位部长们表态，钱学森和另外两位副部长都立即表示支持夺权，王秉璋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则表示反对，而且王秉璋拒绝交出印章。“九一六”的人于是用焊枪割开保险柜取出了印章，王秉璋被罢了官，叶正光成了七机部的一把手——“总勤务员”。
在第二天召开的有数百人出席的会议上，钱学森恢复了平静，他在发言中赞扬了叶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说，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事后看来，这次“九一六夺权事件”对钱学森只是虚惊一场，他除了从此要到普通职工食堂排队打饭以外，仍然是七机部的主要领导。而且，周恩来在几个月后宣布夺权无效，权力和印章又回到了王秉璋的手里。
◇ 死讯
真正让钱学森感到震惊的是1968年以后接连不断的死讯，其中最主要的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
1968年6月8日，七机部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703所所长、冶金和航空材料专家姚桐斌被“九一五”组织的人在“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的骂声中用钢管打死。
赵九章是气象学和空间物理学家，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所长。他于1968年10月份在中关村的家中服安眠药自杀。
他们的死，不仅让钱学森失去了在导弹和卫星计划方面的两位得力的同事和友人，更给他传递了一个令他不寒而栗的信号：他们两人有着同钱学森类似的背景——都属于今天被人们称为“海归”的一类人：姚桐斌留学英国，1957年归国，在国外工作期间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赵九章留学德国，四十年代就回国了。论起爱国情怀和政治觉悟来，他们都不比钱学森低，然而在文革中却难逃厄运。尤其是赵九章，是科学院的代号为“651”的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人造卫星事业最早的倡导人之一。他资历和地位都和钱学森差不多，他领导的机构属科学院，不属于军队系列，少了一层保护。而且他还有一个要命的社会关系——他的姨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考试院长戴季陶。戴的名言“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被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引用，从而使得戴季陶成为中国大陆人人皆知的“国民党右派”。这使得赵九章早在文革初期就靠边站了。在忍受了挂牌、游街、批斗和体罚等种种侮辱之后，终于选择了自杀。钱学森明白，自己也同赵九章和科学院的许多高级科学家一样，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拿他的岳父蒋百里来说，是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级上将，幸亏他已经去世多年，而且毛选里也没有他的名字。不过那时红卫兵有本事到旧时代的报刊中去挖掘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当年自首出狱的“悔过书”，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去挖掘出点他岳父“担任反动军阀和蒋介石的黑高参”这样一类的罪证来？何况，他妻子蒋英的工作单位是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红卫兵和学生造反派队伍是很有战斗力的，有着把校长马思聪逼得逃亡海外的业绩。幸运的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使得周恩来感到保护科学家的紧迫性，他开列了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要求保证名单上的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不过，“周恩来名单”或许能够保住钱学森本人的平安，却不能保护他熟悉的同事和朋友——如果他们不是从事国防科研的骨干的话。钱学森最亲密的战友郭永怀，在1968年12月因公殉职，被授予烈士称号。但是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在中国科技大学教英语，1970年随科大迁到安徽，“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因为留美的经历，照样被工宣队和军宣队列为“美国特务嫌疑”受到隔离审查，致使她在绝望中服安眠药自杀，经抢救才活了下来。钱学森在美国时的学生罗时均先于钱学森归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书，他和妻子在文革中被说成是美国间谍，妻子在她的单位里被逼自杀，他自己也被隔离审查将近一年，审查期间受到日夜连续审讯，他一睡觉就被审查人员打醒，致使他一度产生幻觉。他们的孩子也长期无人照顾。
“海归”人员被打成“间谍”或“特务”，是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中的普遍现象。当时的形势可以用这样一幅对联来概括：“留学归国是特务，被捕出狱皆叛徒——基本如此”。绝大多数的留过学的高级科研人员都有一番不堪回首的遭遇。钱学森在听到赵九章的噩耗时一定也听到了：近代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北大物理系的饶毓泰教授就在同一个月里在家中自缢身亡。也是在这个月里，也是从美国归来的力学家、北大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学校附近的树上上吊自杀。12月，火箭燃料的研究基地大连化学物理所的化学家萧光琰不堪刑讯逼供，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三天后，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用同样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钱学森有一个朋友罗沛霖，他们的友谊从交通大学读书的年代就开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时候，罗沛霖又在那里当研究生，他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在钱家度过的。钱学森回国以后住在中关村的日子，罗沛霖又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可是1968年中，他也受到了隔离审查，原因是他的妻子杨敏如是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在1968年4月27日同时因“英国间谍”案被捕入狱。杨敏如1994年对《杨宪益传》作者雷音回忆说：“他们一被捕，我们两人立刻就都是‘特嫌’了。他（罗沛霖）就回不来了。我很快地也隔离了。家都完了。我母亲立刻就扫街了。作为特嫌写交代。你知道我多难写吗？就是他们进监狱以前的十天，每天有什么来往都得写。一段一段地写。今天什么时候见到乃迭的？你们都说了什么话？你为什么送她一个被子？他们难道没有棉被吗？你送的棉被里有什么东西？把棉被都撕了，查里头有什么东西。那简直就像特务来了一样！”
罗沛霖只是因为妻子的嫂子是英国人，就全家“被特嫌”了，钱学森妻子的母亲是日本人，两人的亲属中有许多生活在海外，包括蒋英的姐妹和他自己的堂兄弟。他能不受追究和牵连，完全是由于“中央很保护他” 。他心里当然明白，中央哪天不保护他了，或者一时顾不过来，忘了保护他了——当时周恩来忙于应付全国各地的武斗和混乱，被中央文革和它的追随者弄得焦头烂额，完全有可能顾不上他——他就会落到他认识的那些“海归”们一样的命运。而如果真的落到那样的地步，死神也就离他不远了。钱学森后来说：“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话不单是反映了钱学森对周恩来的感激之情，在笔者看来，也反映了他对于中国政治现状的悲哀：一个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的生命安全不是由国家的法制来保护，却需要某个领导人来保护，普通中国人的安全就更不用说了。笔者还认为，这话也反映了年近60岁的钱学森的自知之明，他对于自己在逆境中的承受能力有清醒认识——假如让他自己处在赵九章、董铁宝和萧光琰这些人的地位，他一定会追随他们而去的，也许他有过这样的思想准备。
这样的猜想，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回想1950年9月7日，钱学森被美国移民局关进了拘留处，他后来回忆说：“我被关了十五天，不准同任何人说话。到了晚上，看守每隔十五分钟开一次灯不让我安睡。这使我瘦了三十磅。”保释回家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情绪不稳定。可见，从加州理工学院的讲座教授沦为“非法入境”的囚犯，这样突然的境遇逆转对于钱学森的身心打击是何等沉重。应当说，移民局对他还有所“优待”，没有把他同其他因偷越国境被捕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关在一起，而是把他单独安排在一间有书桌和盥洗间的房间里。虽然不能同家人说话，但是每天都可以隔着窗户同家人见面和招手致意，互报平安。而且他知道，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和同事们正在设法营救他。比较起来，在文革中，假如他钱学森失去了中央的保护，从七机部副部长的地位沦为“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加“特嫌”，像赵九章、罗时钧、罗沛霖等人一样受到“隔离审查”，同家人完全断绝联系，所有的人都同他“划清界限”，而且不知道哪一天是尽头，这样的一落千丈的境遇对他这样心高气傲的人能够忍受得了吗？更不用说揪斗、游街等人身侮辱和专案组普遍使用的体罚和刑讯逼供了。而这种可能性在1968、1969年那段“清理阶级队伍”的时间里，时刻都会变成现实。所以他说“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样的话一点都不是夸大之词。
◇ 难关
幸亏有了中央的保护，钱学森不仅没有受到审查，反而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看来中央要把他培养成“红色专家”样板的计划没有因为文革而中断。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钱学森作为新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上了庐山，九届一中全会是紧接着九大闭幕后开的，只是举手选举政治局这一类例行公事。所以这次庐山会议大概是他第一次以这样的纯粹党的官员身份出席的会议。在庐山上俯瞰全国，钱学森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当时，他早年认识的许多“海归”科学家们，如果没有“自绝于党和人民”，也正在经受着“特嫌”审查的煎熬，归国后认识的许多官员和将军也靠边站或者成了“走资派”，而自己得以身免，钱学森此时的心情大概是比前一段时间要轻松一点。没有想到的是，他开幕第二天在华北组的分组讨论会上的一席发言，使自己陷进了一个险恶的漩涡——他这位研究流体漩涡的国际权威完全陌生的政治漩涡。
参加华北组讨论的除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中央军委和军兵种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总计30多人。同华北无关的钱学森刚出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是作为来自军队的候补委员，不知什么原因被安排在华北组。讨论的内容是林彪在前一天开幕式上的讲话。讨论的发言被写进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这份简报字数不过一千左右，报道华北组在8月24日讨论会上的发言情况，发言内容在局外人看来全是些顺着林彪前一天的讲话称颂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类当时流行的谀辞。谁也没有料到，这份简报被毛泽东在第二天就命令立即收回，而且被定性为“反革命简报”加以严厉批判。
尤其让钱学森惶恐的是，这份材料在十二个发言人中，只点名引用了三个人的发言，而他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发言内容是：“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从字面上看，这样的发言在当时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确”。本来，中共九大上已经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钱学森的建议无非是把林彪的地位从党章延伸到国家宪法而已。当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党章或国家大法中规定具体的个人担任某个职务，都是开历史倒车、复辟封建帝制的做法，钱学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这样的主张，自然难辞其咎。不过，如果仅止于此，毛泽东大概也不会如此震怒，这份充满套话、假话和空话的简报也不会名垂史册。
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在钱学森和其他发言人的言辞背后隐藏的深意。要领会这一层深意，必须了解庐山会议幕后的党内斗争。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和国内外学者的分析。简单来说就是，林彪在前一天的讲话中提到，中央有人不认同“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样的论断。他这话里矛头所指是张春桥，因为吴法宪向他汇报张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讲的一些话有讽刺林彪上述论断的嫌疑。林彪的讲话加上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的鼓动，让与会人员“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纷纷表示“（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心照不宣，知道这个人就是张春桥。不仅是华北祖的成员，在其他各组讨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知道张春桥被揪住了小辫子时，绝大多数表现出了这种“全党共诛”的热情。
这才是毛泽东感到震惊和恼怒的原因，他知道，这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林彪带领下，把矛头对准张春桥，实际上是发泄对江青和张春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如此汹涌的群情，连钱学森这样文雅、有头脑的人也跟着大家起哄，让他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委员会里不得人心的程度，也让他看到了林彪及其势力在九大后的膨胀。保卫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的“核心利益”。于是他在9月1日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明确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是上了陈伯达一类骗子的当，都要作检查。
应该说，毛泽东没有看错，庐山会议上“起哄”的人们——包括跟林彪没有多大关系的陈毅、许世友以及钱学森——确实十分乐于看到张春桥倒台，以便早日结束那种政治迫害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的提心吊胆的日子。如果不是碍于江青的身份，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她一起送上政治断头台，就像他们在毛泽东死后所做的那样。从这一角度看，钱学森的发言，虽然只是他个人情绪的流露，实际上是代表了全国的遭受审查和迫害的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共有的一种对文革厌恶的心情，不过是用一些听起来左得不能再左的言词表达出来而已。因此，伟大领袖又一次没有听信“大科学家”的意见，不仅没有听信，而且当头一棒，将这种意见定为“反革命”。“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后，毛泽东又将“设国家主席”定性为林彪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纲领之一。从历史上来看，这份简报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林彪公开摊牌决裂的导火线。钱学森的不幸就在于他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分配在错误的讨论组，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做了一次错误的发言。
不谙中国政治的张纯如在她的《蚕丝》一书里没有提到“庐山会议”，不过书里引用七机部某工程师的话说：“（当时）他遇到了政治上的大麻烦。他不得不作检查，承认在1970年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七机部里流传着钱学森给中央写了检讨的小道消息。也就是说，尽管他几次都是毛泽东的座上客，这一次毛泽东没有对他格外开恩，他必须做出检查才能过关。在“庐山会议”后的一两年时间里，一连串的事件对钱学森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对陈伯达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华北组的召集人李雪峰和郑维山为了那份“六号简报”，被扣上“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的罪名。文革开始以来军队干部一直享受着地方干部没有的优越地位，而现在翻了过来。毛泽东抓住军队在政治局里的几位重要人物黄、吴、叶、李、邱不放，逼他们在“批陈整风”中一次次检讨，而且不让过关。最终的高潮是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出逃和丧命的事件。李雪峰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打成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钱学森多年的同僚王秉璋因为“上了林彪的贼船”被关押了起来，传说是为林彪外逃提供外汇。钱学森的问题当然没有这么严重，人们还是免不了要问：你钱学森一年前主张“设国家主席”，提出把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写进宪法里去，是不是同林彪也有脱不了的干系呢？
在这样的险境中，钱学森是如何做检查和过关的呢？他和他的家人在那段时间里是如何自处的呢？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因为钱学森所写的检讨都是不准扩散的“绝密”材料。他为华北组讨论会上的错误发言所作的检查如果还没有销毁的话，至今一定深藏在中共中央的绝密档案馆里。不过人们可以从下列小事观察到一些蛛丝马迹：在《蚕丝》一书中，张纯如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她的母亲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为历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在文革中被关进了牛棚，而且，她的母亲看来也是一位“海归”，所以还被当作美国间谍嫌疑受到审查。这位女士本人是下乡知青，1971年回到北京曾去钱学森家拜访。当她还小的时候，蒋英见到她总是笑眯眯的。但是这次见面却发现钱氏夫妇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竟然批评起她的家庭。钱学森冷冷地告诉她说，她母亲的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还教训她应该回到农村去。受到这样的冷遇，从此这位女士再也没有同钱家来往过。她也许错怪了钱家，实际的情况可能是，钱学森在这段时间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在为自己的检讨头痛，对所有的来客都没有好心情来笑脸相迎——在这种时候，他要试图同一切可能受到怀疑的关系划清界限。
用他的秘书的话来说，他在本来已经“非常谨慎”的处事方式之上再加了一个“非常”。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外国人曾有机会接触钱学森，他就是钱从前的学生查里克（Joseph Charyk）。他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镜头，使我们对钱学森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几个月里的举止心情有所了解。查里克在1972年初作为美国政府官员到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建立卫星通讯设备，他到中国后向中方提出要见钱学森，不久钱学森就在几个人陪同下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接见了他。张纯如的《蚕丝》一书记载了查里克对此事的回忆：钱学森首先告诉查里克，他要用中文说几句正式欢迎他的话。然后他就开始批判当时失势的官员——当时林彪出逃事件刚刚在普通群众中传达，这些失势的官员显然是指林彪及其党羽——翻译逐字逐句把他的话翻译给客人听。讲话完毕，钱学森说：“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吃饭了。”其余的时间他都用英语交谈。查里克后来说，他肯定最初的那一段讲话是上边要求他讲的。饭后他同钱学森在饭店的院子里散步，查里克告诉钱，听说老师曾经身体欠安，钱学森回答时话中有话，说身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中国的事情发生了变化，他的病也好了。这段回忆显示，即使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钱学森也不敢直言自己遇到的麻烦，只是暗示自己有“心病”。这大概是他在文革中日子最难过的一个时期。
◇ 批邓
能够使他稍感宽慰的是，他在五、六十年代提议和领导的几项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国防和科研项目，在进入七十年代时开始收获成果。钱学森在1965年1月提出，由于东风系列导弹取得的进展，中国应该尽早开始规划全面的航天事业，因为长程导弹和洲际导弹的开发将使发射卫星成为可能。当年4月，国防科委提交了在1970年或71年发射卫星的计划。这个计划在8月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并列入国家计划。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如期发射成功，4月27日，《华尔街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北京的第一颗卫星是美国培养的科学家计划的”。接着，钱学森主持的海鹰号地对舰导弹在同一年试验成功。在后来的几年里，在他提议和领导下，中国又把海鹰号导弹从雷达制导换成红外线制导。后来海鹰号导弹出口到中东，就是国际上说的“蚕式导弹”。钱学森对中国导弹和卫星事业的贡献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使他获得了特殊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帮他度过了当时的政治难关。
但是，一旦离开他的专业本行，进入社会政治领域，钱学森就时常陷入被人指责的境地——不是在1958年因为论证粮食产量而受到基层群众的指责，就是在1970年因为庐山会议的发言而受到最高领导的指责。不是他的智商不高，而是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1975年底，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年初刚出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和当时的铁道部长万里、教育部长周荣鑫以及科学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被人们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和党委的成员，钱学森大概是唯恐重复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的错误，决心“同中央保持一致”，维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在这场运动中为了表明自己旗帜鲜明地同上司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那是他在六十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去时发生的事情，张爱萍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当时这张大字报在北京城里流传甚广，许多人都知道而且感到不可思议——自从林彪事件以后，人们对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原来那种狂热的崇拜，对文化大革命早已心生厌倦。在“批邓”中一般人写大字报都人云亦云，抄几段报纸上的语言应付过去，他老先生却用文革初期那种无限上纲的红卫兵手法，写这种没有水平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或许张爱萍并不在意，但是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发言却深深伤害了张爱萍，甚至损害了他的健康。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2007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得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立即上报军委。”——谁都知道，这位“大科学家”、“科技界的泰斗”指的就是钱学森。可以想象，钱学森在发言中一定还有张爱萍如何“拉他下水”的揭发内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终生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文章除了感激“毛主席把我从外国的苦难中救了出来而且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也不忘“继续批邓”，说“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工作者的死敌。”
钱学森的这些令人不解的表现，只能说明他一回国就被特殊措施保护起来，同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隔离状态，对于民瘼和民心完全缺乏正确的把握。比较起来，同样从事国防科研的钱三强、王淦昌等科学家就要清醒得多，他们同老百姓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
◇ 寂寞
钱学森在批邓中的表现堪称毛主席的“优秀共产党员”，可惜不是邓小平要求的“优秀共产党员”。“四人帮”不久就垮台了，邓小平复出，张爱萍回到国防科委重新掌权。城头上的旗帜变换得如此迅速，钱学森的那些批邓、批张的言论文字人们还记忆犹新，这使他一度十分被动。1978年郭沫若逝世，按钱学森“中国首席科学家”的地位、他在国际上的声望以及他对党的忠诚程度，他应当是继任科学院院长的第一人选，但是没有轮到他。科学界的人士都猜测这同他在批邓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有关。应该说，钱先生不是一个热衷于官场的人，恐怕也无意出任这一类职位。他的种种引起人们非议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保，并非为了官场中的升迁；能够在在毛、刘、周、林、邓斗争的夹缝中得到他们一致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他自己的学识和能力。
使他感到寂寞的倒是，他那些从前的朋友、学生都在渡尽劫波后声讨“四人帮”对他们的残害、互相倾诉在“牛棚”里接受特嫌审查的苦难，互相交流如何把乡下的子女调回身边的门径，而他已经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他安然度过了“十年浩劫”，自己和家人没有受到审查，两个孩子都进了军队。在他们面前，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平心而论，这不是他的过错。就像那些非犹太血统的德国科学家，安全地度过了纳粹时期，没有受迫害，不是他们的错。但是，当他们在战后重逢那些幸存的犹太血统的老师、学生和同事时，从前那种友情是很难恢复的了。
钱学森对此应该有亲身的观察。他想必记得，1945年随老师冯•卡门去战败的德国时遇到的情景——冯•卡门同他以前的导师普朗特见面时，两人心里想的完全是南辕北辙：冯•卡门想的是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他说：“我一次也没有笑过。”普朗特和他的同事们却好像没事一样，普朗特甚至问冯•卡门：“今后我们的研究经费是否是从美国来？”
回顾钱学森在这一时期的经历，我们可以说，他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得以继续从事专业工作，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学识和智慧，确实得益于“中央很保护他”这样一条政策。需要质疑的是，这种保护，难道不是“中央”本应向全体国民提供的？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保护”成了稀缺资源，只是选择性地惠及极少数人，它成就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固然值得庆贺，然而那未能得到保护的一大片，他们受到的磨难、丧失的年华以至生命，难道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何况，钱学森这样的人虽然免遭迫害，也未能免于恐惧，以至说出些无法为之辩解的话来，直让敬重他学问的人们顿足叹息。
2010年1月18日
刊载于网刊《记忆》第４３期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７日
现在这位中国近代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已经走进历史，在对他的热烈颂扬和其他“热议”行将冷却之际，他在六、七十年代的所行所思，应当成为史家分析探讨的课题。尤其是，这段时间大致上同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发动、高潮和终结相重合，钱学森在这个时期有什么样的经历？他的生活工作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动？他同中国当局有什么样的互动？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波澜？等等，都是今天和未来的人们感兴趣的话题。站在历史的高度回答这些问题，除了帮助人们了解这位科学家以外，也有助于人们认识那个时代，以及有助于弄清类似以下这样的大问题：在文革大动乱时期，“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却能够取得“两弹一星”计划的成功？
笔者在1962年秋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班里的同学几乎都是投奔系主任钱学森这个偶像而来的。当时那种向往成为他的入室弟子的心情，大概同今天的赵本山“粉丝”考入“本山艺术学院”时的心情相似。虽然我们已经是第五届学生，钱先生的关注重点放在最初两届的学生身上，没有给我们亲自授课，不过大家平时对他的一切都深感好奇和关心，比如同学间在宿舍里有时会争论这样的问题：“钱先生在美国生活二十年，他晚上做梦用的是中文还是英文？”因此，我们的耳闻目睹大概比其他人群多一点。笔者愿意不揣浅陋，将本人关于钱学森的个人见闻和所搜集到的资料呈现于读者，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知情者和方家，共同为他留下一份经得起后人审视的信史。
◇ 隔离
关于钱学森在这段时间里的经历，他的秘书涂元季先生在钱学森逝世后播放的凤凰卫视访谈节目中只是笼统地提到，他说：“他是非常非常地谨慎处事，所以这几十年走过来，他不仅没有倒，而且还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那也不容易啊。至于说他内心有多少，我们不要去问。而他不倒，这对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说军队不准搞四大，后来军队也乱了，甚至连聂老帅这二月逆流都牵扯进去了，也不能工作了，国防科委也乱了。……所以他没有倒，当然中央很保护他，他自己也很注意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甚至注意自己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
这是一段很有深意的谈话，值得从中体会他的“微言大义”。首先，他用了两个相连的“非常”来描述钱学森的谨慎处事方式。然后感叹道，他几十年来不仅没有倒，还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那也不容易啊。言外之意，科学家历经文革而不倒，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确实，钱学森是科学家中的异数——经历过这个时期的科学家，十之八九不仅“倒了”，死于非命的也不在少数。怎么过来的呢？他列了两个原因：“中央很保护他”，“他自己……跟中央保持一致”。这大致上是准确的概括。至于他内心如何想的，“我们不要去问”——因为实事求是地回答，难免会有损钱先生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为了奉行“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的“季羡林原则”，最好是“不要去问”。然而，要成为留传后人的信史，就必须经得起追问，所以“不要去问”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或者用从前人们常说的话：不是“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态度”或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态度”。
当然，追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钱学森这样受到保护性隔离的人的内心世界，对于家庭以外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据涂元季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一文中说，早在1958年，钱学森向党交心所写的检讨和其它材料“都定为‘绝密’级，不准向外扩散。”看来，从这个时候开始，党的高层领导就启动了一项秘密计划，那就是要把这位在美帝国主义那里受过迫害的“苦大仇深”的科学家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又红又专”的样板，向国人和世界昭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马列主义改造自然、改造人的威力。这项计划的一半已经由美国完成了：它给中国送来了一个现成的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中国要做的是实现计划的另一半，它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控制有关钱学森的一切信息，只让人们知道他红色的一面。另一个措施，就是减少他同普通民众的接触。涂元季在同一篇文章中说：“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毛主席号召‘除四害’，力学所组织全所人员到北京郊区农村去吆麻雀。钱学森觉得这是接触农民群众，改造自己的好机会，便一起参加了。这件事很快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立即批评力学所党的负责人，说不能这么简单化地理解知识分子要接触工农群众的口号，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党有更重要的事请他办，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不要让他参加了。”
可见，同工农群众接触，这是对一般知识分子说的，对于钱学森这样的特殊培养对象是不需要的。这种全方位的封锁给我们了解钱学森的思想带来了额外的困难。本文希望对他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外界偶然看到的一些表现作一些初步研究和分析，期望和读者一起从中了解这位科学家的内心深处的思虑。
◇ 重任
考察钱学森在这段时间的经历，1960年或许是比较合适的起始点。这一年8月，钱学森送别了突然撤走的苏联专家。
这对钱学森来说应当是一件大事。我们从他在各种场合的言论来看，他虽然对于回国前最后几年中美国政府的迫害深恶痛绝，但是他对于自己求学的母校以及在美国受到的训练，始终是充满感情和骄傲的，因而，他对于苏联的科技和教育体系以及苏联专家的做法，大概不会太欣赏。不过，当时“反苏”是一条严重的罪名，同苏联专家有异议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一条重要罪状，钱学森不能不看到“政治正确”的立场在那里。何况，苏联的人造卫星先于美国上天，苏联的航天技术比他引以为傲的美国确是领先一步。因此苏联专家的撤走，对他来说，一方面是得到了“解放”，不必事事以苏联专家马首是瞻了。另一方面，从此中国的卫星和导弹计划就全部要靠中国人自己了，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把这副重担放到了钱学森的身上。
苏联专家走后三个月，1960年11月5日，中国在酒泉基地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自制的仿苏Ｒ－２型短程导弹，后来又叫东风－1号。然而，1962年3月，真正中国自己研制的东风－２号中程导弹的第一次试射没有成功，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研究和改进，在1964年6月方才将它送上了天空，其射程有一千多公里，刚好能打到日本。1965年11月，中国发射了第一枚惯性导航的导弹东风－２Ａ，并在第二年10月27日载上轻型的核装置从甘肃的双城子基地打到900公里以外新疆的试验基地，完成了所谓“两弹结合”试验。为此，钱学森被第二天的美国《纽约时报》列在头版的“新闻人物”栏里。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想象钱学森在1962年春到1964年夏天这两年多时间里，承受着东风－2号试验失败带来的何等巨大的压力。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插曲或许可以折射出钱学森当时的心情：1962年秋天，作为新生，我和同学们都迫切希望能够得到钱学森的接见，毕竟，他是我们的系主任，而其他系的主任如华罗庚等已经同新生们开过座谈会了，我们却一直没有这样亲聆教诲的机会。钱学森当时每周两次到科大在北京玉泉路的校址给化学物理系的高年级学生讲授“物理力学”，我们力学系全体新生相约在某一天趁他课程结束坐进汽车离去前给他递交了请求接见的“陈请书”，结果还是没有得到回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正受命调查东风－2号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并主持设计的改进。多年后他说，他在美国做过一些导弹和卫星方面的工作，但是没有参与过发射方面的工作，自己是否能完成党和政府交给他的这项任务，心里没有底。这个时期他的精力专注于导弹试验上面，他甚至用“杀出一条血路”来鼓励自己和部下，哪里有心情顾得上同新生会见一类的琐碎事情？更何况，党中央关于钱学森接触群众的范围和方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1964年东风－２号的发射成功终于让他和同事们松了一口气，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指望没有落空。让毛泽东高兴的还有，1964年10月一个月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以及他在国际共运内的死敌赫鲁晓夫被同僚们赶下了台。于是，在那一年12月26日，毛泽东难得地为自己举行了一次生日宴会，毛泽东把钱学森、陈永贵安排在自己的一桌，钱学森被“御赐”坐在紧挨毛泽东的位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只能在另一桌“忝陪末座”。不久，《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张毛泽东、钱学森和陈永贵三人合影的照片，当时正在宣传毛泽东1963年提出的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指示，同学们虽然不知道毛泽东生日宴会的背景，不过都一致认为照片上的三个人就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阶级斗争；陈永贵——生产斗争；钱学森——科学实验。钱学森成了中国科学实验革命运动的代表，大家都为此而高兴，虽然这时钱学森已经不再在校园里露面，对年级较低的学生来说，他的系主任纯粹是挂名而已。
不仅是科大的校园，这时连中关村也不大容易见着钱学森了。钱家1955年回国时住在中关村为高级科学家建造的住房里，大概就在党中央批评力学所领导让钱学森下乡之后不久，他们就搬到了阜成路的军队大院里去了。钱学森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保密当然是搬家的一个理由，但显然还有保密以外的原因。其他在两弹一星研制中同样起重要作用的科学家，如地位相近的钱三强、王淦昌和郭永怀等人都从事同样需要保密的工作，却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2008年笔者去北京时看望了原来在科大的英语老师、郭永怀夫人李佩教授， 她仍然住在五十年代回到中国时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她告诉我，钱三强的遗孀何泽慧院士也一样住在附近老房子里。同四周有气派的“海归楼”比起来，如今这些老房子显得灰暗甚至破旧，当年却是中关村最好的房子。那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钱学森住在中关村的时候，每逢节假日，常同以前在美国时的老朋友聚会。接触的人太多，就会发生一些不能控制的事情。例如1957年，清华大学的物理教授徐璋本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钱学森同徐璋本是老朋友，交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年代都是校友，回国刚两年的钱学森还没有改掉美国的作派，竟然每月接济他的家属，这种立场不稳的事难免流传到社会上，对于把钱学森造就为“红色专家”的计划是很不利的。钱家搬进军队大院以后，去拜访他要填写会客单，昔日的朋友除非工作上有往来，就不容易见到他了。这就将他同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隔离开了。
◇ 自保
党中央和钱学森本人大概都没有料到，远离科学院和科技大学，住进与世隔绝的军队大院还有一大好处——在文革来临的时候保护了他。1966年8、9月间，军队大院的高墙替他挡住了红卫兵破四旧、抄家风潮的第一道冲击波。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里，跟学生打成一片的华罗庚等著名学者都少不了有人贴大字报，只有近代力学系没有人贴过钱学森的大字报——他已经有几年不管系里的事了。科大和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到中关村的高级科学家家里去抄家，据说收获甚丰，抄出了他们保留的有着胡适、朱家骅、傅斯年这些反动派名字的书信和文件。钱学森得以幸免，因为他已经搬离了中关村多年。
不幸的是，他的老父亲住在高墙之外，当时在中央文史馆任职，是钱学森回国后由国务院任命的，文革一开始就被停发了工资，直到1969年逝世， 这三年中一直没有收入。这在经济上对钱学森当然不是问题——他的工资是科研人员中的“特一级”。不过在政治上无疑让钱学森感到了相当的寒意。他父亲当年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儿子的地位，现在等于是被赶出了政府机关，是否也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扫帚也会扫进他的家里？涂元季先生的那句欲言又止的半截话“他内心有多少，我们不要去问。”说穿了，没说出来的那半截就是“忧虑和惶恐”这几个字。
这样的心情表现在行动上，有一个或许已经被人忘却的例子：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育革命，记不得是科学院还是科技大学的什么人找到钱学森，让他发表对教育革命的意见，刊登在学校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上。钱的讲话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主张大学都不要办了，学生应该参加到科研课题组中，在完成科研任务的过程中接受教育，跟着老的科学家和工人师傅边干边学，按照需要才上一些课。
他的这种意见同他一贯的强调学好基础课程的主张是完全相反的。1963年是我们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学生毕业，我们听说因为这届学生1958年招生时有部分调干生（从工作岗位上抽调上学的工农干部），毕业时学习成绩不能让他满意，所以其他系的学生都毕业了，唯独力学系的学生全部被留在学校里多上了半年课，专门补习基础课和外语。如今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很难说是出自他的真心，只能理解是钱先生的一种自保的姿态——当时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说教师把学生当敌人，用考试和成绩来为难学生，把他们引上“白专”道路，有些工农出身的学生，将此上纲到迫害工农子弟的高度。58级学生延迟毕业是钱学森一手决定的事，他必须主动自我否定来表示忏悔，以减轻群众运动的冲击。这种做法在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最为著名的是郭沫若院长发表在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上的一番讲话，当时，他预感到文化革命这场风暴的猛烈，因此抢先向当局和群众表明：“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当然，郭沫若的书没有按他自己的意见烧掉，大学也没有按钱学森的意见解散。196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半个月后，毛泽东接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时又说：“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些“最高指示”是针对钱学森先前的讲话而说的。可见，毛泽东对于钱学森的话，也并不全都相信和赞同，他在大跃进失败后说是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粮食亩产万斤的报道，多半是给自己和别人找的下台阶的遁词。
◇ 夺权
文革最初几个月的动乱总算过去了，这期间钱学森没有受到过什么大的冲击——除了他父亲被停发工资以外。社会上没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原来的国防部五院这时成了七机部，钱学森是七机部的副部长，作为当权派，据说机关内部最初也有一些针对他的大字报，甚至有的大字报说他在二战末期去德国后回中国替纳粹做宣传，一看就知道是耸人听闻的胡说八道，没有人相信。但是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七机部的群众在1966年9月分成了对立的“九一五”和“九一六”两派，而且很快把斗争扩散到社会上去，由于七机部雄厚的物力和财力，到1966年底，两派都成为当时北京城里最有影响力的群众组织。他们有时候一个晚上可以出动成千上百的汽车把自己一派的标语和大字报盖满整个京城的大街小巷。1967年1月，钱学森遇到了文革开始后头一个重大事件——七机部夺权事件。
发起夺权的“九一六”组织的头头就是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美国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为了撰写钱学森传记《蚕丝》，在1993年到中国采访了叶正光，据叶正光说，受到毛泽东对于上海“一月风暴”的赞扬的鼓舞，北京的中央各部都纷纷效仿，他们也决定夺取七机部“走资派”的权。他说，他们事先还请示过周恩来、聂荣臻和李富春，在得到准许后，于1967年1月23日晚上10点多钟把部长王秉璋、钱学森和其他四个副部长召集到部长办公室，通知他们七机部夺权了。“钱学森听了一下子变得面无血色，差点昏了过去。”叶正光赶紧过去扶住他，让他坐下，并告诉他不要担心，他是受到保护的，不会撤他副部长的职位——看来周恩来对此已经有所关照。然后，他让各位部长们表态，钱学森和另外两位副部长都立即表示支持夺权，王秉璋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则表示反对，而且王秉璋拒绝交出印章。“九一六”的人于是用焊枪割开保险柜取出了印章，王秉璋被罢了官，叶正光成了七机部的一把手——“总勤务员”。
在第二天召开的有数百人出席的会议上，钱学森恢复了平静，他在发言中赞扬了叶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说，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事后看来，这次“九一六夺权事件”对钱学森只是虚惊一场，他除了从此要到普通职工食堂排队打饭以外，仍然是七机部的主要领导。而且，周恩来在几个月后宣布夺权无效，权力和印章又回到了王秉璋的手里。
◇ 死讯
真正让钱学森感到震惊的是1968年以后接连不断的死讯，其中最主要的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
1968年6月8日，七机部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703所所长、冶金和航空材料专家姚桐斌被“九一五”组织的人在“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的骂声中用钢管打死。
赵九章是气象学和空间物理学家，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所长。他于1968年10月份在中关村的家中服安眠药自杀。
他们的死，不仅让钱学森失去了在导弹和卫星计划方面的两位得力的同事和友人，更给他传递了一个令他不寒而栗的信号：他们两人有着同钱学森类似的背景——都属于今天被人们称为“海归”的一类人：姚桐斌留学英国，1957年归国，在国外工作期间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赵九章留学德国，四十年代就回国了。论起爱国情怀和政治觉悟来，他们都不比钱学森低，然而在文革中却难逃厄运。尤其是赵九章，是科学院的代号为“651”的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人造卫星事业最早的倡导人之一。他资历和地位都和钱学森差不多，他领导的机构属科学院，不属于军队系列，少了一层保护。而且他还有一个要命的社会关系——他的姨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考试院长戴季陶。戴的名言“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被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引用，从而使得戴季陶成为中国大陆人人皆知的“国民党右派”。这使得赵九章早在文革初期就靠边站了。在忍受了挂牌、游街、批斗和体罚等种种侮辱之后，终于选择了自杀。钱学森明白，自己也同赵九章和科学院的许多高级科学家一样，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拿他的岳父蒋百里来说，是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级上将，幸亏他已经去世多年，而且毛选里也没有他的名字。不过那时红卫兵有本事到旧时代的报刊中去挖掘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当年自首出狱的“悔过书”，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去挖掘出点他岳父“担任反动军阀和蒋介石的黑高参”这样一类的罪证来？何况，他妻子蒋英的工作单位是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红卫兵和学生造反派队伍是很有战斗力的，有着把校长马思聪逼得逃亡海外的业绩。幸运的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使得周恩来感到保护科学家的紧迫性，他开列了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要求保证名单上的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不过，“周恩来名单”或许能够保住钱学森本人的平安，却不能保护他熟悉的同事和朋友——如果他们不是从事国防科研的骨干的话。钱学森最亲密的战友郭永怀，在1968年12月因公殉职，被授予烈士称号。但是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在中国科技大学教英语，1970年随科大迁到安徽，“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因为留美的经历，照样被工宣队和军宣队列为“美国特务嫌疑”受到隔离审查，致使她在绝望中服安眠药自杀，经抢救才活了下来。钱学森在美国时的学生罗时均先于钱学森归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书，他和妻子在文革中被说成是美国间谍，妻子在她的单位里被逼自杀，他自己也被隔离审查将近一年，审查期间受到日夜连续审讯，他一睡觉就被审查人员打醒，致使他一度产生幻觉。他们的孩子也长期无人照顾。
“海归”人员被打成“间谍”或“特务”，是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中的普遍现象。当时的形势可以用这样一幅对联来概括：“留学归国是特务，被捕出狱皆叛徒——基本如此”。绝大多数的留过学的高级科研人员都有一番不堪回首的遭遇。钱学森在听到赵九章的噩耗时一定也听到了：近代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北大物理系的饶毓泰教授就在同一个月里在家中自缢身亡。也是在这个月里，也是从美国归来的力学家、北大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学校附近的树上上吊自杀。12月，火箭燃料的研究基地大连化学物理所的化学家萧光琰不堪刑讯逼供，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三天后，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用同样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钱学森有一个朋友罗沛霖，他们的友谊从交通大学读书的年代就开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时候，罗沛霖又在那里当研究生，他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在钱家度过的。钱学森回国以后住在中关村的日子，罗沛霖又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可是1968年中，他也受到了隔离审查，原因是他的妻子杨敏如是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在1968年4月27日同时因“英国间谍”案被捕入狱。杨敏如1994年对《杨宪益传》作者雷音回忆说：“他们一被捕，我们两人立刻就都是‘特嫌’了。他（罗沛霖）就回不来了。我很快地也隔离了。家都完了。我母亲立刻就扫街了。作为特嫌写交代。你知道我多难写吗？就是他们进监狱以前的十天，每天有什么来往都得写。一段一段地写。今天什么时候见到乃迭的？你们都说了什么话？你为什么送她一个被子？他们难道没有棉被吗？你送的棉被里有什么东西？把棉被都撕了，查里头有什么东西。那简直就像特务来了一样！”
罗沛霖只是因为妻子的嫂子是英国人，就全家“被特嫌”了，钱学森妻子的母亲是日本人，两人的亲属中有许多生活在海外，包括蒋英的姐妹和他自己的堂兄弟。他能不受追究和牵连，完全是由于“中央很保护他” 。他心里当然明白，中央哪天不保护他了，或者一时顾不过来，忘了保护他了——当时周恩来忙于应付全国各地的武斗和混乱，被中央文革和它的追随者弄得焦头烂额，完全有可能顾不上他——他就会落到他认识的那些“海归”们一样的命运。而如果真的落到那样的地步，死神也就离他不远了。钱学森后来说：“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话不单是反映了钱学森对周恩来的感激之情，在笔者看来，也反映了他对于中国政治现状的悲哀：一个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的生命安全不是由国家的法制来保护，却需要某个领导人来保护，普通中国人的安全就更不用说了。笔者还认为，这话也反映了年近60岁的钱学森的自知之明，他对于自己在逆境中的承受能力有清醒认识——假如让他自己处在赵九章、董铁宝和萧光琰这些人的地位，他一定会追随他们而去的，也许他有过这样的思想准备。
这样的猜想，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回想1950年9月7日，钱学森被美国移民局关进了拘留处，他后来回忆说：“我被关了十五天，不准同任何人说话。到了晚上，看守每隔十五分钟开一次灯不让我安睡。这使我瘦了三十磅。”保释回家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情绪不稳定。可见，从加州理工学院的讲座教授沦为“非法入境”的囚犯，这样突然的境遇逆转对于钱学森的身心打击是何等沉重。应当说，移民局对他还有所“优待”，没有把他同其他因偷越国境被捕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关在一起，而是把他单独安排在一间有书桌和盥洗间的房间里。虽然不能同家人说话，但是每天都可以隔着窗户同家人见面和招手致意，互报平安。而且他知道，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和同事们正在设法营救他。比较起来，在文革中，假如他钱学森失去了中央的保护，从七机部副部长的地位沦为“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加“特嫌”，像赵九章、罗时钧、罗沛霖等人一样受到“隔离审查”，同家人完全断绝联系，所有的人都同他“划清界限”，而且不知道哪一天是尽头，这样的一落千丈的境遇对他这样心高气傲的人能够忍受得了吗？更不用说揪斗、游街等人身侮辱和专案组普遍使用的体罚和刑讯逼供了。而这种可能性在1968、1969年那段“清理阶级队伍”的时间里，时刻都会变成现实。所以他说“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样的话一点都不是夸大之词。
◇ 难关
幸亏有了中央的保护，钱学森不仅没有受到审查，反而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看来中央要把他培养成“红色专家”样板的计划没有因为文革而中断。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钱学森作为新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上了庐山，九届一中全会是紧接着九大闭幕后开的，只是举手选举政治局这一类例行公事。所以这次庐山会议大概是他第一次以这样的纯粹党的官员身份出席的会议。在庐山上俯瞰全国，钱学森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当时，他早年认识的许多“海归”科学家们，如果没有“自绝于党和人民”，也正在经受着“特嫌”审查的煎熬，归国后认识的许多官员和将军也靠边站或者成了“走资派”，而自己得以身免，钱学森此时的心情大概是比前一段时间要轻松一点。没有想到的是，他开幕第二天在华北组的分组讨论会上的一席发言，使自己陷进了一个险恶的漩涡——他这位研究流体漩涡的国际权威完全陌生的政治漩涡。
参加华北组讨论的除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中央军委和军兵种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总计30多人。同华北无关的钱学森刚出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是作为来自军队的候补委员，不知什么原因被安排在华北组。讨论的内容是林彪在前一天开幕式上的讲话。讨论的发言被写进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这份简报字数不过一千左右，报道华北组在8月24日讨论会上的发言情况，发言内容在局外人看来全是些顺着林彪前一天的讲话称颂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类当时流行的谀辞。谁也没有料到，这份简报被毛泽东在第二天就命令立即收回，而且被定性为“反革命简报”加以严厉批判。
尤其让钱学森惶恐的是，这份材料在十二个发言人中，只点名引用了三个人的发言，而他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发言内容是：“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从字面上看，这样的发言在当时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确”。本来，中共九大上已经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钱学森的建议无非是把林彪的地位从党章延伸到国家宪法而已。当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党章或国家大法中规定具体的个人担任某个职务，都是开历史倒车、复辟封建帝制的做法，钱学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这样的主张，自然难辞其咎。不过，如果仅止于此，毛泽东大概也不会如此震怒，这份充满套话、假话和空话的简报也不会名垂史册。
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在钱学森和其他发言人的言辞背后隐藏的深意。要领会这一层深意，必须了解庐山会议幕后的党内斗争。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和国内外学者的分析。简单来说就是，林彪在前一天的讲话中提到，中央有人不认同“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样的论断。他这话里矛头所指是张春桥，因为吴法宪向他汇报张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讲的一些话有讽刺林彪上述论断的嫌疑。林彪的讲话加上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的鼓动，让与会人员“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纷纷表示“（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心照不宣，知道这个人就是张春桥。不仅是华北祖的成员，在其他各组讨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知道张春桥被揪住了小辫子时，绝大多数表现出了这种“全党共诛”的热情。
这才是毛泽东感到震惊和恼怒的原因，他知道，这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林彪带领下，把矛头对准张春桥，实际上是发泄对江青和张春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如此汹涌的群情，连钱学森这样文雅、有头脑的人也跟着大家起哄，让他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委员会里不得人心的程度，也让他看到了林彪及其势力在九大后的膨胀。保卫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的“核心利益”。于是他在9月1日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明确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是上了陈伯达一类骗子的当，都要作检查。
应该说，毛泽东没有看错，庐山会议上“起哄”的人们——包括跟林彪没有多大关系的陈毅、许世友以及钱学森——确实十分乐于看到张春桥倒台，以便早日结束那种政治迫害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的提心吊胆的日子。如果不是碍于江青的身份，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她一起送上政治断头台，就像他们在毛泽东死后所做的那样。从这一角度看，钱学森的发言，虽然只是他个人情绪的流露，实际上是代表了全国的遭受审查和迫害的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共有的一种对文革厌恶的心情，不过是用一些听起来左得不能再左的言词表达出来而已。因此，伟大领袖又一次没有听信“大科学家”的意见，不仅没有听信，而且当头一棒，将这种意见定为“反革命”。“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后，毛泽东又将“设国家主席”定性为林彪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纲领之一。从历史上来看，这份简报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林彪公开摊牌决裂的导火线。钱学森的不幸就在于他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分配在错误的讨论组，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做了一次错误的发言。
不谙中国政治的张纯如在她的《蚕丝》一书里没有提到“庐山会议”，不过书里引用七机部某工程师的话说：“（当时）他遇到了政治上的大麻烦。他不得不作检查，承认在1970年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七机部里流传着钱学森给中央写了检讨的小道消息。也就是说，尽管他几次都是毛泽东的座上客，这一次毛泽东没有对他格外开恩，他必须做出检查才能过关。在“庐山会议”后的一两年时间里，一连串的事件对钱学森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对陈伯达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华北组的召集人李雪峰和郑维山为了那份“六号简报”，被扣上“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的罪名。文革开始以来军队干部一直享受着地方干部没有的优越地位，而现在翻了过来。毛泽东抓住军队在政治局里的几位重要人物黄、吴、叶、李、邱不放，逼他们在“批陈整风”中一次次检讨，而且不让过关。最终的高潮是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出逃和丧命的事件。李雪峰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打成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钱学森多年的同僚王秉璋因为“上了林彪的贼船”被关押了起来，传说是为林彪外逃提供外汇。钱学森的问题当然没有这么严重，人们还是免不了要问：你钱学森一年前主张“设国家主席”，提出把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写进宪法里去，是不是同林彪也有脱不了的干系呢？
在这样的险境中，钱学森是如何做检查和过关的呢？他和他的家人在那段时间里是如何自处的呢？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因为钱学森所写的检讨都是不准扩散的“绝密”材料。他为华北组讨论会上的错误发言所作的检查如果还没有销毁的话，至今一定深藏在中共中央的绝密档案馆里。不过人们可以从下列小事观察到一些蛛丝马迹：在《蚕丝》一书中，张纯如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她的母亲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为历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在文革中被关进了牛棚，而且，她的母亲看来也是一位“海归”，所以还被当作美国间谍嫌疑受到审查。这位女士本人是下乡知青，1971年回到北京曾去钱学森家拜访。当她还小的时候，蒋英见到她总是笑眯眯的。但是这次见面却发现钱氏夫妇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竟然批评起她的家庭。钱学森冷冷地告诉她说，她母亲的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还教训她应该回到农村去。受到这样的冷遇，从此这位女士再也没有同钱家来往过。她也许错怪了钱家，实际的情况可能是，钱学森在这段时间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在为自己的检讨头痛，对所有的来客都没有好心情来笑脸相迎——在这种时候，他要试图同一切可能受到怀疑的关系划清界限。
用他的秘书的话来说，他在本来已经“非常谨慎”的处事方式之上再加了一个“非常”。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外国人曾有机会接触钱学森，他就是钱从前的学生查里克（Joseph Charyk）。他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镜头，使我们对钱学森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几个月里的举止心情有所了解。查里克在1972年初作为美国政府官员到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建立卫星通讯设备，他到中国后向中方提出要见钱学森，不久钱学森就在几个人陪同下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接见了他。张纯如的《蚕丝》一书记载了查里克对此事的回忆：钱学森首先告诉查里克，他要用中文说几句正式欢迎他的话。然后他就开始批判当时失势的官员——当时林彪出逃事件刚刚在普通群众中传达，这些失势的官员显然是指林彪及其党羽——翻译逐字逐句把他的话翻译给客人听。讲话完毕，钱学森说：“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吃饭了。”其余的时间他都用英语交谈。查里克后来说，他肯定最初的那一段讲话是上边要求他讲的。饭后他同钱学森在饭店的院子里散步，查里克告诉钱，听说老师曾经身体欠安，钱学森回答时话中有话，说身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中国的事情发生了变化，他的病也好了。这段回忆显示，即使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钱学森也不敢直言自己遇到的麻烦，只是暗示自己有“心病”。这大概是他在文革中日子最难过的一个时期。
◇ 批邓
能够使他稍感宽慰的是，他在五、六十年代提议和领导的几项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国防和科研项目，在进入七十年代时开始收获成果。钱学森在1965年1月提出，由于东风系列导弹取得的进展，中国应该尽早开始规划全面的航天事业，因为长程导弹和洲际导弹的开发将使发射卫星成为可能。当年4月，国防科委提交了在1970年或71年发射卫星的计划。这个计划在8月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并列入国家计划。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如期发射成功，4月27日，《华尔街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北京的第一颗卫星是美国培养的科学家计划的”。接着，钱学森主持的海鹰号地对舰导弹在同一年试验成功。在后来的几年里，在他提议和领导下，中国又把海鹰号导弹从雷达制导换成红外线制导。后来海鹰号导弹出口到中东，就是国际上说的“蚕式导弹”。钱学森对中国导弹和卫星事业的贡献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使他获得了特殊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帮他度过了当时的政治难关。
但是，一旦离开他的专业本行，进入社会政治领域，钱学森就时常陷入被人指责的境地——不是在1958年因为论证粮食产量而受到基层群众的指责，就是在1970年因为庐山会议的发言而受到最高领导的指责。不是他的智商不高，而是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1975年底，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年初刚出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和当时的铁道部长万里、教育部长周荣鑫以及科学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被人们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和党委的成员，钱学森大概是唯恐重复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的错误，决心“同中央保持一致”，维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在这场运动中为了表明自己旗帜鲜明地同上司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那是他在六十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去时发生的事情，张爱萍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当时这张大字报在北京城里流传甚广，许多人都知道而且感到不可思议——自从林彪事件以后，人们对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原来那种狂热的崇拜，对文化大革命早已心生厌倦。在“批邓”中一般人写大字报都人云亦云，抄几段报纸上的语言应付过去，他老先生却用文革初期那种无限上纲的红卫兵手法，写这种没有水平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或许张爱萍并不在意，但是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发言却深深伤害了张爱萍，甚至损害了他的健康。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2007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得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立即上报军委。”——谁都知道，这位“大科学家”、“科技界的泰斗”指的就是钱学森。可以想象，钱学森在发言中一定还有张爱萍如何“拉他下水”的揭发内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终生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文章除了感激“毛主席把我从外国的苦难中救了出来而且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也不忘“继续批邓”，说“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工作者的死敌。”
钱学森的这些令人不解的表现，只能说明他一回国就被特殊措施保护起来，同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隔离状态，对于民瘼和民心完全缺乏正确的把握。比较起来，同样从事国防科研的钱三强、王淦昌等科学家就要清醒得多，他们同老百姓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
◇ 寂寞
钱学森在批邓中的表现堪称毛主席的“优秀共产党员”，可惜不是邓小平要求的“优秀共产党员”。“四人帮”不久就垮台了，邓小平复出，张爱萍回到国防科委重新掌权。城头上的旗帜变换得如此迅速，钱学森的那些批邓、批张的言论文字人们还记忆犹新，这使他一度十分被动。1978年郭沫若逝世，按钱学森“中国首席科学家”的地位、他在国际上的声望以及他对党的忠诚程度，他应当是继任科学院院长的第一人选，但是没有轮到他。科学界的人士都猜测这同他在批邓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有关。应该说，钱先生不是一个热衷于官场的人，恐怕也无意出任这一类职位。他的种种引起人们非议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保，并非为了官场中的升迁；能够在在毛、刘、周、林、邓斗争的夹缝中得到他们一致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他自己的学识和能力。
使他感到寂寞的倒是，他那些从前的朋友、学生都在渡尽劫波后声讨“四人帮”对他们的残害、互相倾诉在“牛棚”里接受特嫌审查的苦难，互相交流如何把乡下的子女调回身边的门径，而他已经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他安然度过了“十年浩劫”，自己和家人没有受到审查，两个孩子都进了军队。在他们面前，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平心而论，这不是他的过错。就像那些非犹太血统的德国科学家，安全地度过了纳粹时期，没有受迫害，不是他们的错。但是，当他们在战后重逢那些幸存的犹太血统的老师、学生和同事时，从前那种友情是很难恢复的了。
钱学森对此应该有亲身的观察。他想必记得，1945年随老师冯•卡门去战败的德国时遇到的情景——冯•卡门同他以前的导师普朗特见面时，两人心里想的完全是南辕北辙：冯•卡门想的是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他说：“我一次也没有笑过。”普朗特和他的同事们却好像没事一样，普朗特甚至问冯•卡门：“今后我们的研究经费是否是从美国来？”
回顾钱学森在这一时期的经历，我们可以说，他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得以继续从事专业工作，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学识和智慧，确实得益于“中央很保护他”这样一条政策。需要质疑的是，这种保护，难道不是“中央”本应向全体国民提供的？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保护”成了稀缺资源，只是选择性地惠及极少数人，它成就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固然值得庆贺，然而那未能得到保护的一大片，他们受到的磨难、丧失的年华以至生命，难道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何况，钱学森这样的人虽然免遭迫害，也未能免于恐惧，以至说出些无法为之辩解的话来，直让敬重他学问的人们顿足叹息。
2010年1月18日
刊载于网刊《记忆》第４３期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７日
Saturday, January 23, 2010
章剑锋：蒯大富，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南风窗》编者按：蒯大富，１９６７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１７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样一个经历了“政治过山车”的人，他的身上有摆脱不了的时代印记，他的回归之路则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人的命运的关切，我们采访了蒯大富。
六十四岁的蒯大富，身体已经欠安多时。交谈的时候，面部肌肉偶尔会出现抽搐，话说到一半，间或会戛然停止，陷入思索。过去４年，这个身材壮实的老人，三度被中风击倒，每次又都重新爬了起来。最近的一次，看样子还不是太糟糕，语言和行动能力毕竟都没有丧失。他自己将这种奇怪的恢复归结于１８０副中药的功效。
罗晓波却认为她的丈夫正每况愈下。这个小蒯大富１７岁、瘦小黝黑的女人，快人快语得有些出人意料。“你现在来，他还可以和你交流，要是明年来，就困难了……越来越糊涂。”
疾病缠身的蒯大富，目前正在为自己操持也许是此生最后一件大事：补办社会保险。但此事并不顺利，奔忙了半年多，一直没有拿下来。
“他们和我谈条文，说我不是调进深圳的，是迁进来的；交养老保险的时间又不够１５年。按条文肯定是不行的，”蒯大富说，“但怎么发生这些事情的？这是特殊历史条件遗留下来的问题。因为我是蒯大富，这是核心问题。”
为补办社保他走了不少关系，不免有些心烦意乱。有一次去见社保局某位领导，领导在１２楼办公，发现这一层电梯的按钮是被取消的，没法停靠，他就下到10楼，再步行上楼，结果那一层楼道门口也上了锁。座机、手机均无人接听。在此之前，社保局发生过官员被人锤砍事件。蒯大富受到“此路不通”的刺激，即给那位领导发去短信，“百姓与您的联系被切断……我有点理解社保局官员为什么被砍。”
“出狱这么多年，到哪里都干不成，但是不管怎么样，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也走过来了，自己谋生吧，也还可以，”蒯大富说，“有人建议我们成立一个‘蒯大富救助基金会’，我说这种事不能干的，不能让人对政府失去信心了。”
世事无常。３０年前，命运之手将蒯大富从人生最高处推落，此后多年，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现在的蒯大富，也许还没有完成这种艰难的回归。
这个掉入尘埃的前风云人物，情绪并不低落，性格也不全然像罗晓波提及那样古怪。他的身上，显现出更多平常人的脾性。谈吐幽默，能一连讲出不少官场笑话。这种状态能够保持至今而不被消蚀，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 北京
蒯大富的一生遭逢，都与北京有关。在这里，他前后呆了２９年，至今仍对此地不无怀念和好感。事实上，在１５年前，他们就曾尝试过接近北京，结果半路遇挫，又灰溜溜地离开了。
１９９２年，在罗晓波的推动下，蒯大富离开宁夏青铜峡铝厂，跳进了市场经济的“体制外”漩涡中，到山东一家企业工作。一年时间不到，“想干点事儿”的蒯大富就又跳槽了。
他准备重返北京。当时，北京一家街道办企业计划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有意引进蒯大富来打理，并将此举称为改革开放新举措，给出的条件是：到北京后，蒯大富必须合法经营、不干政治。
尽管有朋友规劝他们不要进京，以免引来麻烦，但想着大展拳脚一番的蒯大富，还是让人风风光光地用专车接进了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不到，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公司怎么也注册不下来，据传还有指示要客客气气地将蒯大富请出北京。蒯大富当时表示，可以不当董事长、总经理，自己就在北京支起牌子擦个车、修个鞋、开个小茶馆儿，但没被允许。
“走的时候就比较惨，没来得及跟我们商量，老总和他太太又拿车把我们送回山东。十几个小伙子，开着个装肉的冷餐车，把我们的东西往纸箱里一塞，把门一锁就走了，像逃难一样。”
为了让孩子能上一个完整的幼儿园，去而复返，罗晓波独自带着女儿又回到了北京。在此前后她自己已经找了一份工作。但不久就被迫辞职了，因为她当时接受了一个采访，公开抛头露面，谈论自己与蒯大富的生活。
“怎么可能让你那么猖狂？有些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带着孩子在北京，就感觉到处有人和你为难，但真不知道那是谁。”
在北京没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蒯大富，回到山东感到没脸继续呆下去，又折到江苏去，结果那边也对他关门谢客。这样四处碰壁，蒯大富却并不感到已经陷入绝境，总觉得终究会有一条出路。这种心态，在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也没有打断过。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样一段日子，有时候是很心酸的，但当时又比较容易找回心态平衡。
１９７０年代，“有人一拍桌子，说把蒯大富‘拉出去’。当时要是把我‘拉出去’，也就‘拉出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活一天就是赚了，能活着就很不错，不要说活成什么样子了。”
◇ 商旅
“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
２００５年，蒯大富６０岁。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生，座中有吴桂贤、韩爱晶等人物。这一幅横批为“六十大富”的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
当能走的路都被切断之后，经商就成为蒯大富融入社会的一个途径。而当年造就的名气，为蒯大富的日后行商铺就了一条捷径。第一次尝试，是在宁夏青铜峡铝厂，有段时间铝不好卖，厂里请他出马。他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逛三个月，卖了６０５吨铝，拿回去６０５万元。生意做得这么顺利，是因为知道他的人太多，“厂长、处长一般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下面报告说，蒯大富来卖铝了，那是很愿意见的。我立刻就可以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买个面子吧，你得用铝，我们价钱也还行，你买我１００吨，那好商量了。”
１９９４年，数度辗转来到深圳，蒯大富和他的清华同学联手经营一家音响设备工程公司。第一单，接的就是从前一位老部下的业务，这是一家国营单位，他为他们装了一层楼的音响系统，老部下则替他报了黑价，１０００元成本造价被报到了１．４万元，当场提成给蒯大富１．５万元。当时的中国，万元户还寥寥无几，拿到这么一笔巨款，蒯大富感到“非常恐怖”。
当年的深圳，老清华毕业生据说就不下五千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声在外，上门拜访，人人买面子，和他同学合作四年半，总业务量做到了９０００多万。按约定，他应该从中提成９０万，但那同学掏钱如同割肉一般，最后只给了２２万外加一套房子，总计４０来万。
蒯大富后来选择了单飞。但是病来如山倒，之后没有人能替代他的角色出去跑业务，他的公司接着也垮了。
“人要发财，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些经历，让蒯大富悟出不少道理，“第一要勤奋，有单就去跑，有机会就抓住；第二是聪明，要知道怎么谈生意；第三靠运气，再勤奋聪明，运气不好也不行；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宽厚。差一条，肯定发不了财。”
商海漂浮15年，他已经是个腰缠万贯、事业有成的商人，高调得仿佛得到了新生一般。这从他那一大摞与各界名流会面的影像中可以看出来。
“商业上，我也没有什么造诣，但养家糊口可能没问题，”蒯大富说，“毕竟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学嘛，也不是什么高深得不得了的事。”
但终究名气太大，有关方面也要关照一下，有事没事会约他出去喝个茶吃个饭Ｋ个歌什么的。１５年来，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生活着。
蒯大富也明白自己的处境。当年一到深圳，为了躲避那些蜂拥而来的港澳及境外记者，他另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戴明”，以便缩小被干扰的目标。波折太多，一家人尽量避免任何是非，他们住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发起维权，叫了他们好几次，他们都坚决回避，不愿介入这种群体事件。
但那个历史上的包袱，始终若隐若现，并没有完全摘脱。１９９０年代末，办理户口调动，就遇到了不少麻烦。根据地方的规定，只有当地户口，孩子才可以上当地的一些好学校，他们的女儿没有当地户口，申请报告交上去每次都石沉大海。最后在旁人提醒下，蒯大富和罗晓波协议离婚。申请表上没有蒯大富的名字，不出几个月户口问题就落实了。
蒯大富将此看作是晚节不保，是一种被迫投降。“他是不食人间烟火，我让他稍微屈服一下，他说什么户口？怎么可能？很倔的那种人。”但在多方劝解下，实在没招了，也只得低头。
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复婚。他们的女儿，曾经要求罗晓波立一个书面保证，在蒯大富有生之年，绝不会改嫁他人。她拒绝了。“我从南京嫁到宁夏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劳改犯。有什么需要保证呢？我是深圳义工，别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况是我孩子的父亲，肯定是要为他养老送终了。”
◇ 晚境
早早被历史巨浪送上了岸边，那样一段经历，却成为蒯大富和清华一班同学日后聚在一起的永恒话题，而且谈的每每都是细节，这让罗晓波有些搞不懂。故事听得多了，曾经是“红小兵”出身的罗，就认为她丈夫充其量只是一个政治爱好者，并没有什么政治智慧。而他之后的身败名裂，在她眼里，也只是一个由于某种阴差阳错被卷入不同派系争斗的“打手”“爱凑热闹、好出风头”的性格缺陷使然。
“当年毛主席向清华派驻‘工宣队’，表明红卫兵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嘛，他们还和人家打起来。什么三个人逃出来发电报，‘清华井岗山（兵团）正在血泊之中，向毛主席呼救’，你说他有什么政治智慧啊？反正我听着就跟听个笑话似的。”
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７年，由北京而宁夏，蒯大富过了１７年牢狱生活。外人以为这段经历很悲惨，当事人却不以为然。当年在狱中，他还为狱警即将考大学的儿子补习课文，全然没有一点坐牢的样子。他说，“我这个人一贯就是这样，四十多年，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
老来怀旧。２００８年至今，蒯大富先后两次带着妻女去宁夏，专程造访当年关押自己的劳改农场。那个地方早已经被废弃，长满了杂草。故地重游，颇有一番感慨。
“有人问我，你坐了１７年牢，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
在青铜峡，他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纯朴和友善，没有因为他的身份和遭遇而将他视作异类。出狱之后，青铜峡铝厂不仅重新接收了他，还给他分了一套房子，这是很多年轻职工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生活得十分开心。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年，每次回去，他们依然会受到热烈欢迎。那里有一批最铁的朋友。
蒯大富的电脑和相册里，保存了他过去和现在的记忆。书桌上，堆着各种各样已发或未发的书刊与稿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别人给他的历史所做的记叙和整理。晚年，他有更为充裕的时间反思当年的一些事情。除了错整了一些干部之外，他认为与此同时发生的流血冲突，自己也负有责任。这是让他多少年都后悔的事情。
“当时我是我们学校的一把手，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清华最后大规模打起来是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如果当时我主张不打，那场武斗（百日武斗）肯定打不起来。当时认识上发生了偏差，”蒯说，“有些是可以制止的，或者是应该制止的，但是没有觉察，导致死了十几个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看着他们死掉，是非常心痛的。”
“我被推到那种位置上，有一种偶然性。‘文革’，清华肯定是要出学生运动的，假如没有蒯大富，也会有张大富、李大富，具体落到我身上，就有很大的偶然性……我被树起来了，后来就身不由己了，被推上去，想退都退不下来。”
这样一段复杂和纠结的历史，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是非对错一言以蔽之。近水楼台，他们的女儿，曾经嚷嚷着要拉罗晓波一道去研究那段历史，但罗晓波坚决不干，她怕碰触到人性的残酷和阴暗一面，况且要研究的这些人，又都是他们相识相交的。
每天，除了在家里为自己熬熬中药，大病初愈的蒯大富，现在还在一家同样是经营音响设备的公司担当顾问，主要的工作，就是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跑跑单，接洽一些业务。此外，3次病发，动摇了他那种“生命在于静止，千年的乌龟、万年的王八”的反潮流主张，经常也会跟着公司的年轻同事和下属出门远足。在罗晓波的提醒下，蒯大富还坚持定期去做瑜伽，而且每天晚饭后要下楼散步。
对于时事政治，他依然保有兴趣，但只限于旁观，也可以说是学习。每天大致要挤出两个多小时翻阅各类报刊，了解各种动态。
九年前，蒯大富去探望一位曾被他整得够呛的老师，他们都是从那个暴风眼里挣扎过来的人。他安慰老师，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
“这也是我目前的状态，”蒯大富说，“我们这些人，不想关心政治是不可能的，某些政策的变化，某些领导的变化，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命运。”
□ 原载《南风窗》
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样一个经历了“政治过山车”的人，他的身上有摆脱不了的时代印记，他的回归之路则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人的命运的关切，我们采访了蒯大富。
六十四岁的蒯大富，身体已经欠安多时。交谈的时候，面部肌肉偶尔会出现抽搐，话说到一半，间或会戛然停止，陷入思索。过去４年，这个身材壮实的老人，三度被中风击倒，每次又都重新爬了起来。最近的一次，看样子还不是太糟糕，语言和行动能力毕竟都没有丧失。他自己将这种奇怪的恢复归结于１８０副中药的功效。
罗晓波却认为她的丈夫正每况愈下。这个小蒯大富１７岁、瘦小黝黑的女人，快人快语得有些出人意料。“你现在来，他还可以和你交流，要是明年来，就困难了……越来越糊涂。”
疾病缠身的蒯大富，目前正在为自己操持也许是此生最后一件大事：补办社会保险。但此事并不顺利，奔忙了半年多，一直没有拿下来。
“他们和我谈条文，说我不是调进深圳的，是迁进来的；交养老保险的时间又不够１５年。按条文肯定是不行的，”蒯大富说，“但怎么发生这些事情的？这是特殊历史条件遗留下来的问题。因为我是蒯大富，这是核心问题。”
为补办社保他走了不少关系，不免有些心烦意乱。有一次去见社保局某位领导，领导在１２楼办公，发现这一层电梯的按钮是被取消的，没法停靠，他就下到10楼，再步行上楼，结果那一层楼道门口也上了锁。座机、手机均无人接听。在此之前，社保局发生过官员被人锤砍事件。蒯大富受到“此路不通”的刺激，即给那位领导发去短信，“百姓与您的联系被切断……我有点理解社保局官员为什么被砍。”
“出狱这么多年，到哪里都干不成，但是不管怎么样，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也走过来了，自己谋生吧，也还可以，”蒯大富说，“有人建议我们成立一个‘蒯大富救助基金会’，我说这种事不能干的，不能让人对政府失去信心了。”
世事无常。３０年前，命运之手将蒯大富从人生最高处推落，此后多年，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现在的蒯大富，也许还没有完成这种艰难的回归。
这个掉入尘埃的前风云人物，情绪并不低落，性格也不全然像罗晓波提及那样古怪。他的身上，显现出更多平常人的脾性。谈吐幽默，能一连讲出不少官场笑话。这种状态能够保持至今而不被消蚀，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 北京
蒯大富的一生遭逢，都与北京有关。在这里，他前后呆了２９年，至今仍对此地不无怀念和好感。事实上，在１５年前，他们就曾尝试过接近北京，结果半路遇挫，又灰溜溜地离开了。
１９９２年，在罗晓波的推动下，蒯大富离开宁夏青铜峡铝厂，跳进了市场经济的“体制外”漩涡中，到山东一家企业工作。一年时间不到，“想干点事儿”的蒯大富就又跳槽了。
他准备重返北京。当时，北京一家街道办企业计划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有意引进蒯大富来打理，并将此举称为改革开放新举措，给出的条件是：到北京后，蒯大富必须合法经营、不干政治。
尽管有朋友规劝他们不要进京，以免引来麻烦，但想着大展拳脚一番的蒯大富，还是让人风风光光地用专车接进了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不到，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公司怎么也注册不下来，据传还有指示要客客气气地将蒯大富请出北京。蒯大富当时表示，可以不当董事长、总经理，自己就在北京支起牌子擦个车、修个鞋、开个小茶馆儿，但没被允许。
“走的时候就比较惨，没来得及跟我们商量，老总和他太太又拿车把我们送回山东。十几个小伙子，开着个装肉的冷餐车，把我们的东西往纸箱里一塞，把门一锁就走了，像逃难一样。”
为了让孩子能上一个完整的幼儿园，去而复返，罗晓波独自带着女儿又回到了北京。在此前后她自己已经找了一份工作。但不久就被迫辞职了，因为她当时接受了一个采访，公开抛头露面，谈论自己与蒯大富的生活。
“怎么可能让你那么猖狂？有些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带着孩子在北京，就感觉到处有人和你为难，但真不知道那是谁。”
在北京没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蒯大富，回到山东感到没脸继续呆下去，又折到江苏去，结果那边也对他关门谢客。这样四处碰壁，蒯大富却并不感到已经陷入绝境，总觉得终究会有一条出路。这种心态，在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也没有打断过。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样一段日子，有时候是很心酸的，但当时又比较容易找回心态平衡。
１９７０年代，“有人一拍桌子，说把蒯大富‘拉出去’。当时要是把我‘拉出去’，也就‘拉出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活一天就是赚了，能活着就很不错，不要说活成什么样子了。”
◇ 商旅
“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
２００５年，蒯大富６０岁。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生，座中有吴桂贤、韩爱晶等人物。这一幅横批为“六十大富”的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
当能走的路都被切断之后，经商就成为蒯大富融入社会的一个途径。而当年造就的名气，为蒯大富的日后行商铺就了一条捷径。第一次尝试，是在宁夏青铜峡铝厂，有段时间铝不好卖，厂里请他出马。他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逛三个月，卖了６０５吨铝，拿回去６０５万元。生意做得这么顺利，是因为知道他的人太多，“厂长、处长一般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下面报告说，蒯大富来卖铝了，那是很愿意见的。我立刻就可以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买个面子吧，你得用铝，我们价钱也还行，你买我１００吨，那好商量了。”
１９９４年，数度辗转来到深圳，蒯大富和他的清华同学联手经营一家音响设备工程公司。第一单，接的就是从前一位老部下的业务，这是一家国营单位，他为他们装了一层楼的音响系统，老部下则替他报了黑价，１０００元成本造价被报到了１．４万元，当场提成给蒯大富１．５万元。当时的中国，万元户还寥寥无几，拿到这么一笔巨款，蒯大富感到“非常恐怖”。
当年的深圳，老清华毕业生据说就不下五千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声在外，上门拜访，人人买面子，和他同学合作四年半，总业务量做到了９０００多万。按约定，他应该从中提成９０万，但那同学掏钱如同割肉一般，最后只给了２２万外加一套房子，总计４０来万。
蒯大富后来选择了单飞。但是病来如山倒，之后没有人能替代他的角色出去跑业务，他的公司接着也垮了。
“人要发财，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些经历，让蒯大富悟出不少道理，“第一要勤奋，有单就去跑，有机会就抓住；第二是聪明，要知道怎么谈生意；第三靠运气，再勤奋聪明，运气不好也不行；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宽厚。差一条，肯定发不了财。”
商海漂浮15年，他已经是个腰缠万贯、事业有成的商人，高调得仿佛得到了新生一般。这从他那一大摞与各界名流会面的影像中可以看出来。
“商业上，我也没有什么造诣，但养家糊口可能没问题，”蒯大富说，“毕竟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学嘛，也不是什么高深得不得了的事。”
但终究名气太大，有关方面也要关照一下，有事没事会约他出去喝个茶吃个饭Ｋ个歌什么的。１５年来，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生活着。
蒯大富也明白自己的处境。当年一到深圳，为了躲避那些蜂拥而来的港澳及境外记者，他另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戴明”，以便缩小被干扰的目标。波折太多，一家人尽量避免任何是非，他们住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发起维权，叫了他们好几次，他们都坚决回避，不愿介入这种群体事件。
但那个历史上的包袱，始终若隐若现，并没有完全摘脱。１９９０年代末，办理户口调动，就遇到了不少麻烦。根据地方的规定，只有当地户口，孩子才可以上当地的一些好学校，他们的女儿没有当地户口，申请报告交上去每次都石沉大海。最后在旁人提醒下，蒯大富和罗晓波协议离婚。申请表上没有蒯大富的名字，不出几个月户口问题就落实了。
蒯大富将此看作是晚节不保，是一种被迫投降。“他是不食人间烟火，我让他稍微屈服一下，他说什么户口？怎么可能？很倔的那种人。”但在多方劝解下，实在没招了，也只得低头。
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复婚。他们的女儿，曾经要求罗晓波立一个书面保证，在蒯大富有生之年，绝不会改嫁他人。她拒绝了。“我从南京嫁到宁夏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劳改犯。有什么需要保证呢？我是深圳义工，别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况是我孩子的父亲，肯定是要为他养老送终了。”
◇ 晚境
早早被历史巨浪送上了岸边，那样一段经历，却成为蒯大富和清华一班同学日后聚在一起的永恒话题，而且谈的每每都是细节，这让罗晓波有些搞不懂。故事听得多了，曾经是“红小兵”出身的罗，就认为她丈夫充其量只是一个政治爱好者，并没有什么政治智慧。而他之后的身败名裂，在她眼里，也只是一个由于某种阴差阳错被卷入不同派系争斗的“打手”“爱凑热闹、好出风头”的性格缺陷使然。
“当年毛主席向清华派驻‘工宣队’，表明红卫兵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嘛，他们还和人家打起来。什么三个人逃出来发电报，‘清华井岗山（兵团）正在血泊之中，向毛主席呼救’，你说他有什么政治智慧啊？反正我听着就跟听个笑话似的。”
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７年，由北京而宁夏，蒯大富过了１７年牢狱生活。外人以为这段经历很悲惨，当事人却不以为然。当年在狱中，他还为狱警即将考大学的儿子补习课文，全然没有一点坐牢的样子。他说，“我这个人一贯就是这样，四十多年，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
老来怀旧。２００８年至今，蒯大富先后两次带着妻女去宁夏，专程造访当年关押自己的劳改农场。那个地方早已经被废弃，长满了杂草。故地重游，颇有一番感慨。
“有人问我，你坐了１７年牢，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
在青铜峡，他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纯朴和友善，没有因为他的身份和遭遇而将他视作异类。出狱之后，青铜峡铝厂不仅重新接收了他，还给他分了一套房子，这是很多年轻职工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生活得十分开心。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年，每次回去，他们依然会受到热烈欢迎。那里有一批最铁的朋友。
蒯大富的电脑和相册里，保存了他过去和现在的记忆。书桌上，堆着各种各样已发或未发的书刊与稿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别人给他的历史所做的记叙和整理。晚年，他有更为充裕的时间反思当年的一些事情。除了错整了一些干部之外，他认为与此同时发生的流血冲突，自己也负有责任。这是让他多少年都后悔的事情。
“当时我是我们学校的一把手，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清华最后大规模打起来是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如果当时我主张不打，那场武斗（百日武斗）肯定打不起来。当时认识上发生了偏差，”蒯说，“有些是可以制止的，或者是应该制止的，但是没有觉察，导致死了十几个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看着他们死掉，是非常心痛的。”
“我被推到那种位置上，有一种偶然性。‘文革’，清华肯定是要出学生运动的，假如没有蒯大富，也会有张大富、李大富，具体落到我身上，就有很大的偶然性……我被树起来了，后来就身不由己了，被推上去，想退都退不下来。”
这样一段复杂和纠结的历史，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是非对错一言以蔽之。近水楼台，他们的女儿，曾经嚷嚷着要拉罗晓波一道去研究那段历史，但罗晓波坚决不干，她怕碰触到人性的残酷和阴暗一面，况且要研究的这些人，又都是他们相识相交的。
每天，除了在家里为自己熬熬中药，大病初愈的蒯大富，现在还在一家同样是经营音响设备的公司担当顾问，主要的工作，就是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跑跑单，接洽一些业务。此外，3次病发，动摇了他那种“生命在于静止，千年的乌龟、万年的王八”的反潮流主张，经常也会跟着公司的年轻同事和下属出门远足。在罗晓波的提醒下，蒯大富还坚持定期去做瑜伽，而且每天晚饭后要下楼散步。
对于时事政治，他依然保有兴趣，但只限于旁观，也可以说是学习。每天大致要挤出两个多小时翻阅各类报刊，了解各种动态。
九年前，蒯大富去探望一位曾被他整得够呛的老师，他们都是从那个暴风眼里挣扎过来的人。他安慰老师，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
“这也是我目前的状态，”蒯大富说，“我们这些人，不想关心政治是不可能的，某些政策的变化，某些领导的变化，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命运。”
□ 原载《南风窗》
Sunday, December 27, 2009
陆小宝：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清华校友唐金鹤同学花了数年的功夫，用血泪写下了《倒下的英才》一书，她要我写一篇读后感。这篇读后感我写得很艰难、很痛苦，几度彻夜失眠，几番停笔掩泣。因为这本书写的清华百日武斗，是我们这几届清华学生心中永远的伤痛。
清华百日武斗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说它重大，原因有三条：第一，它作为文革中的武斗典型，曾经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在武斗规模上，它算不上是最大的，但是在首都北京，全国最高学府，历时三个月，死伤数百人，战况十分惨烈。尤其是５３０一仗，双方近千名现代大学生，身穿护甲，手持长矛，在东大操场摆开原始阵形，血淋淋地相互搏杀，实在是惊心动魄。第二，它是全国文革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清华武斗进行到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这一天，数万首都工人进清华制止武斗，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一事态使得全国文革从群众运动时期切换到工宣队时期，工人和军队占领了上层建筑，从而导致轰轰烈烈、历时两年多的文革群众运动的全面终结。第三，文革历史的研究中，不少专家对清华百日武斗产生了诸多疑问，比如，到底是什么动机驱使清华同学之间的拼死搏杀；最高学府的知识分子精英为什么会如此丧失人性；中央最高层，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在清华武斗和７２７的事件中，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至今尚无人能够作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有关清华百日武斗的书籍已经有了几本。其中最早的，是著名美国作家韩丁１９７２年出版的《Hundred Day War》，译名为《百日武斗》，副题是“清华大学的文革”。“清华百日武斗”这一历史名词，大概就肇始于韩丁。２００３年，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出版了《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一书，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２００４年，清华文革中四一四派头头沈如槐出版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一书，其中第六章“百日武斗”，长达百页，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除了出版物之外，涉及清华武斗的其它媒体也不乏其例，如香港凤凰卫视就曾派出相当规模的记者阵容，在清华大学驻守了三个月，专门采访、编辑有关清华文革的电视节目，并早在海内外播出。
继这些文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文革头头之后，现在，２００９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唐金鹤又写成了《倒下的英才》一书。这个唐金鹤究系何人？她有什么资格来写清华武斗？她写的书又有着什么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呢？
本书中，第二部第一节的标题为“我算老几”。在清华文革中，唐金鹤只是一个普通群众，对写清华武斗这样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看来连她自己都有点发怯。更有甚者，本书中唐金鹤不经意地暴露了自己的短处：她竟将当时几乎每个小学生都能倒背如流的毛泽东的诗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硬是读成了“当年麈战急”。看来，唐金鹤这个清华大学工科专业的优等生，她的文学素养和政治敏感度，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但是，超乎寻常的是，唐金鹤的书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几年前，《倒下的英才》曾在互联网“美国在线”上刊载，吸引和感动了一大片知识分子网民，大家争相传寄，在某些读者圈中竟成了一时的热门话题。我本人就是在朋友的推荐下，在网上最初读了《倒下的英才》，然后又将它介绍给了几位清华同学。毕业后，我同唐金鹤四十年未通消息，主要也由于这个原因，互相找到并恢复了联系。
现在出版的这本书，作者在网上版《倒下的英才》的基础上，花了三年多的功夫，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补充，使得内容更加丰满，证据更加充实，叙述也更加真切。我一遍一遍地阅读书稿，几乎每次读的时候，都有一种撕心裂肺的临在感觉。而读后，我又几乎每次都陷入了无尽沉痛的历史思考。在我这个清华武斗的直接见证人看来，唐金鹤的书有着特殊的文字震撼力，也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
唐金鹤不是文学家，但她是工程师。她以一个工程师的方式，复原了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唐金鹤不是历史学家，但她是亲历者。她以一个亲历者的感受，复原了清华武斗人员的历史形象。唐金鹤不是政论家，但她是有四个孙儿的老祖母。她以一个老祖母的价值观，复原了评论清华武斗的基准。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复原了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 以工程师的方式复原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
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历史类读物，戏说的成份过于浓重，大多已经与原本意义上的历史不相搭界。即便是较为认真的历史出版物，往往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摆脱不了报告文学的套路，文艺腔太重，以文学描写的方式来叙述历史事实。这种半真半假的历史著作，无法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无法取信于后人，更无助于总结我们这个民族沉痛的历史教训。不客气地说，我看到的回忆清华文革的文章，不少是趋时之作，有意无意地扭曲了当时的历史情境。
唐金鹤不是文学家，她是一位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工程师。工程师的工作方式，事事都得有可靠事实根据，不能模棱两可，更不能臆造发挥。这种工程师的素养，唐金鹤在写作《倒下的英才》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倒下的英才》有两个部分，上部叫“清华园文革记事”，下部叫“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两个部分都是写清华武斗的，只是上部以搜集和记录武斗亲历者的回忆为主，下部以她本人的亲身经历为主。严格说起来，这两个部分都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
工程师办事的特点是：有所不言，言必由实。在本书中，作者不勉强地去概述百日武斗的全过程，而是把着重点放在５３０大战，以及团、四两派武斗伤亡牺牲者的具体情境中。凡是她所记的内容，都经过反反复复的调查核实。据我所知，为了写作本书，作者几次从美国专程飞回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地，对当事人进行采访调查，并将书中所记的事发地点一一寻踪确定，实地拍下照片。另外，她还打了无数次长达几个钟头的越洋电话。本书采访的主要叙述者之一郑楚鸿，是唐金鹤的丈夫，香港工程师协会的会员（MHKIE），注册的机械工程师（R．P．E）。他是清华同学中公认的实诚之人。他虽然不写日记，但是几十年来对自己的每天所为都有记录。他在本书中所追述的武斗场景，开始觉得好玩，战斗中的紧张害怕，在受伤和面临生命威胁之时，却默默地去尽自己觉得该尽的责任，一一道来，真是十分的真实可信，十分的令人感动。
唐金鹤所调查的其他清华同学，大都具有同样务实的工作作风。为了核实某一个细微情节，比如，被枪杀时钱萍华穿的是黑裙子还是花裙子，他们曾经认真地争论了好久。为了确定５３０武斗中土坦克出现的时间，他们精确地查到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０日北京地区的日出时间是４点４９分。为了指明武斗地点和方位，他们用现代科技手段制作出逼真直观的立面地图。这些，都是工程师方式写历史的优势。我记得，有位文革专家读了唐少杰所写《一叶知秋》后，在评论文章中，就曾为作者没有提供清华武斗地图而感到遗憾。
本书对搜集到的史料，经过认真筛选。不肯道听途说，也不肯媚俗随众。在追查卞雨林中箭死亡的原因时，唐金鹤曾专门向我调查：有人告诉她，卞雨林所中的箭上涂有氰化钾，是我们班团派同学郑××带到现场的。她问我知不知道此事。我给她回信说，我过去从没有听说郑××有过此举。在本书中，唐金鹤就舍弃了这个说法。相反，她在追查许恭生之死时说到，在两军对阵中，一位四一四的“勇者”出阵向许恭生单兵挑战。这一情节有点类似小说中古代武士叫阵，太戏剧化，真实性叫人怀疑。部分团派同学对此提出激烈批评，有些参战的四一四同学也不认同，我就是反对者中的一人。但唐金鹤认为，有二十多目击者肯定这一情节，应是事实。在本书中，她坚持采用了这一说法，并将它列为许恭生身亡的原因之一。
或许有人会说，核查落实这些细微琐碎的事实，对研究历史，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认为，任何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由细节组成的。凡是事实，都有核查的价值。任何事情，只要说的是事实，就会寓有历史的意义。举个小例子，本书记述５３０在东大操场双方长矛对阵拼杀的场景时，说到的“冲击波”，其实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却又不解其义的所谓“战了若干个回合，不分胜负”中的“回合”，这是冷兵器时代自然形成的特定战斗景象。这种实地记录，你说它是细节，其实是我们祖先几千年战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借此机会弄懂这种细节，对加深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应该说不无价值。
而且，只有研究具体的事实，才能为历史科学构建坚实的基础，也才能为历史评判提供客观的依据。就拿研究５３０大战这段历史来说吧，四十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事件许多问题的看法，团、四两方各执己见，至今没能统一。但是，如果抛开政治观点和感情的纠葛，专门追寻历史发生过的事实，那么，由于它的真相只有一个，两派同学说话也就有了共同的基础。在本书中，作者将团派武斗指挥官李自茂的文章，与四派几位武斗指挥官的回忆文字，放到了一起来进行考察，互相补充印证，使得两方指挥官的回忆能够丝丝入扣，拼接出５３０大战的历史现场真实面貌：这次行动谁是肇起者，谁是策划者；谁在进攻，谁在防守；在什么情况下死了人，在什么情况下放了火。通过这些细节的落实，谁应该为这次武斗负责，谁应该为几位同学的生命负责等问题，也就不辩自明了。
我这里只是说，本书复原了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并没有说，它已经复原了这场武斗的全部真相。虽然作者的本意是要追查事实，但由于个人经历和调查范围的限制，以及记忆的失真等等原因，我们不敢说，她所追查得到的，就已经是事实的全貌了。举个例子，书中讲到５３０大战临结束前，四一四“围魏救赵”，蒋南峰曾带一彪人马去攻打一教。在我的记忆中，在蒋南峰之前，刘万章就曾经从东大操场的队伍中抽出一股，攻打过一教，转了一圈，很快又回到东大操场。可见，即使是四一四中间，要复原全貌，就很不容易。何况，团派同学中像李自茂这样追忆武斗场景的文章，还很少见到。所以，要真正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全貌，还需要更多亲历武斗的清华同学投入其中，并作出努力。
还有需要说明的是，唐金鹤运用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来追查事实，是她的职业习惯所使。但是，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它的功用是处理“事实”。一旦离开处理“事实”的领地，而进入处理“观点”的疆界，比如表达情感、进行政治评判等等地方，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无法运用，他们的职业习惯也就无所适从。在这些地方，唐金鹤往往也会失去了她的冷静和客观。她那充沛的感情，容易冲动的性格，倔强的脾气，就会一一显露无遗。所以，有人也许会认为，唐金鹤在本书中抒发的感想、议论和评断，不少是带有派性和偏见的。毕竟，工程师也是人，他们也有人性的弱点。何况，经历了像清华武斗这样的血腥对峙的两方，要做到真正的冷静和客观，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 以亲历者的感受复原清华武斗人员的历史形象
说起文革造反派的形象，经过长期的政治宣传和文学演义，大抵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脸谱：凶残，愚昧。参加武斗的人员，那就更是一帮愚忠于毛泽东的亡命之徒了。这种脸谱化的归类，过于简单化，无法解释一批高智商知识分子精英成为造反派、参加武斗的历史事实，也无助于让后人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在探索前进方向的过程中，走过的种种曲折道路和经受过的种种牺牲和磨难。还原这一代人走过的复杂历程，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现在的历史学家不去做，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去做。
唐金鹤不是历史学家，她是一个亲历者。她在复原清华武斗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复原了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有极其丑陋凶残的一面，也有极其悲壮侠义的一面。人性是恶的，人性也是善的。我们需要昭示于后人的是：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中，人性会暴露出它的丑恶；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中，人性又会展现出它的善良。
“清华园里血斑斑”，本书一开头就掀开历史幕布，展示了一桩桩骇人听闻、惨无人道、人对人进行残酷迫害的事实。其实，这还不仅仅是人对人进行迫害，确切地说，是学生对老师的迫害，是同学对同学的迫害。什么是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什么是恶魔？这就是恶魔。令人深思的是，这些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竟然发生在最高学府，行凶者竟是一些经过全国范围内千挑万选，才选拔出来的“英才”。本书的书名虽然叫做“倒下的英才”，其实它的更多篇幅写的是“杀人放火的英才”，和“丧失了人性的英才”。当然，真正参加打人整人、杀人放火的，只是不多的几个人，但是，这种现象在当时确是普遍可见的，而且在一段时间中，大多数人竟能够容忍这种恶魔行为的公然存在。所以，如果把当时多数的清华学生说成是“中了邪的英才”，确实不能算是冤枉。
本书之所以起名为“倒下的英才”，是因为：作者最先决定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纪念在清华武斗中丧失了生命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作为一个清华武斗中四一四方的救护人员，唐金鹤比其他武斗人员更多、更直接地目睹和经受了鲜血淋淋的生、死、伤、残的惨烈场面。这种记亿，就像利刃刻划在心中，毕生不会忘记。把这份感受写出来，用以祭奠死者的亡灵，这是唐金鹤给自己设定的责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５３０大战中团派方面死亡的许恭生，又正好是她的同班同学。这使得她追思死亡同学的这份责任，压在心上更加沉重。
许恭生曾是全国高校击剑冠军，在武斗中被对方用长矛刺死，其人其事，影响很大，至今网上有不少文章还在说到他。不久前，我在“清华大学本科招生网”上看到一篇题为《最忆是清华》的文章，写的是作者儿时同韩丁的女儿卡玛结伴在清华园嬉戏的回忆。文中有一段提到了许恭生，读后让我伤感下泪。我特将其摘抄如下：
击剑我们也常玩，主要是受电影《三剑客》的影响。我们很快弄清剑分三种，轻剑、重剑、花式剑。其中轻剑只能刺，不能砍，重剑只能劈砍而不能刺；而花式剑则又能砍又能刺。我最佩服的是当年全国高校的重剑冠军许恭生。他的动作现在想起来，真的和佐罗差不多，既利索又美，而且一气呵成。文革开始后，他加入了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派”。“井岗山”和“四一四”派发生武斗时，许恭生总是担当主力前锋。当时的武斗，因为是冷兵器，所以我们常去观看。两军对垒，个个都身披飞机铝做的盔甲，手挺长矛。但你来我往，并没什么伤亡。
许恭生确实称得上英才，是当时花季少女心中的偶像。叫人感慨的是，作者笔下的清华武斗场面竟然是“因为是冷兵器，……你来我往，并没有什么伤亡。”她们也许不知道，她们青春时的偶像许恭生就是在“冷兵器”的交战中，被生生刺死的呀！她们也许也不知道，许恭生死后不久，清华武斗很快从“冷兵器”升级到“热兵器”，绝不是“并没有什么伤亡”，实际上，伤亡人数多到了几百人。文章作者当时不是清华学生，她们不了解清华武斗的详情，并不奇怪。奇怪而且令人吃惊的是，清华大学竟然将这篇文章放在本科生招生网上。呜乎，鲜血的教训是这么容易忘却的吗？历史的事实是这么容易湮没的吗？
许恭生是英才，在清华武斗中丧生的其它同学，也都是英才。他们的死，让活着的人扼腕痛心。对他们的死，我反对当时的人们将他们称之为烈士，也不同意现在的人们把他们说成愚昧的牺牲品。他们不是烈士，但是，他们也没有白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绝不是愚昧的人，他们相信了某种理想，为了自己的理想，在探求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过程中不幸身亡。无论他们所相信的理想是对是错，他们肯为自己的这种理想去作战，去面对死亡，他们的这种精神和行为，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没有，这样的精神不可或缺。我很愿意看到，现在的青年大学生从“中了邪的英才”中清醒过来。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今后的大学生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吸取反面教训，变得“精明”，变得犬儒，一个个都成了“范跑跑”那样的人物。
现在的人们看来，当时清华学生的集体行为确实是太过怪异。２０世纪的大学生，身披盔甲，手执长矛，近千人排列开古典战争的阵容，相互搏杀。这不是唐•吉诃德吗？这不是比唐•吉诃德更加可笑吗？须知道，人类的行为是由环境决定的，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可笑，而是觉得势之所迫，不得不为。到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至少是我所知道的四一四方参加武斗人员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后悔当时自己的选择。他们可能会对自己处在那个时代环境而感到可悲，却不会对自己那时的行为感到可笑。
评价人们的行为，不能只看他们做了什么，还要看是在什么情势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据我所知，一些国外的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往往习惯于要在意识的表象下找出实际的利益趋动力。清华百日武斗使他们感到困惑：清华武斗的参加者基本是一些学生，在这些同学之间能有什么实际利害，尖锐矛盾，值得他们以死相搏呢？流行的解释是，武斗的实际利益趋动力是部分造反派头头的个人权力欲望。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否则，这场武斗也打不起来。但是实际上，两派头头和广大群众之所以投入武斗，这并不是他们心中更深层的利害惦量。许多群众参加武斗，确实有着自身利益的趋动力，这就是为生存而斗争，为不当反革命而斗争。在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中，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可不是说说而己！如果自己这一派真的被打成反动组织的话，最后清算起来，许多人可能真的就成了反革命，至少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个政治错误可犯不起啊，年纪轻轻，这一辈子可就惨了。清华文革的头头唐伟同学曾经说过：“我们是‘奉旨造反’，或者叫‘跪着造反’的人，经常想的决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不要成了五七年的右派，不要被打成反革命。而像沈如槐等四一四派同学，坚持武斗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害怕蒯大富上台后大搞像现在陈水扁一样的流氓政治和统治权术。”他的话一针见血，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真相。
另一方面呢？这些外国研究者产生困惑的原因，部分可能也由于他们太重视实际功利，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对当时中国大学生所起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最显见的当然是毛泽东思想。据我所知，当时清华学生中真诚相信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愿意为这种理想而拼命的人，确实也还是有的。而除了这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外，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思想的影响，常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
清华物理教研组有一位小王老师，由于种种原因，被陷在科学馆里面。他写过一篇文章，平实地记述了他在科学馆中所见所闻。他将留在科学馆里的几位女同学称为“侠女”。读者自己可以看出，本书作者唐金鹤同学在武斗中的所作所为，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侠女”。唐金鹤在本书中记叙的不少人和事，也都有这种侠、义之风。这“侠”和“义”两个字，是我们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文化革命中并没有消失。它超越“极左或者极右”、“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等等意识形态的纷争。在我们这个民族处于危急患难之时，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的这种品性，势必会展现出来，来应对这种危难局势。
现在的文革研究者可能认为：留在学校参加武斗的人，一定都是那些团、四两派中派性观点最极端的铁杆分子。事实不是这样，至少就我所知道的四一四方，不是这样。事实是，四一四派内部还分成几派，其中原属天安门纵队的三七战团是它的鸽派。沈如槐的文革回忆录就认为，天安门纵队的领导人是较得人心的“谦谦君子”。他们是一些颇具资格的平民造反派，观点温和，很有文采和口才。他们中的孙怒涛、汲鹏和王良生是被蒯大富列入５３０革委会名单的，但孙怒涛和汲鹏不满蒯大富的极左做法，放弃官位，毅然同蒯大富决裂。本书有很多处提到汲鹏，他是四一四方武斗中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沈如槐在他的著作中还曾指出：清华百日武斗中，四一四方武斗的中坚，特别是各系、各战区级的武斗指挥官，临危受命的，基本是三七战团的“谦谦君子”。像唐金鹤这样，连温和观点的天安门纵队都没有参加，那就是更加中间的温和派了。他们一向不想武斗，抵制武斗。但是，武斗战火烧起来后，他们留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学校里。而唐金鹤，那是离开了以后，又回来的。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它说明，不能简单地将清华武斗全部看成是两派政治观点之争，它其中的一部分是道义之争。这一部分人参加武斗的主要思想趋动力，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是侠义、仁爱等等传统的中华道德文化。
当然，清华学生不是金庸笔下的侠客。他们是当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从唐金鹤搜集到的数据可以看到：清华武斗中出生入死、负伤流血的这些人，在改革开放后，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真才实学，大部分人做到事业有成，他们中有的是博士，有的是教授，还有人在科技领域作出了杰出的社会贡献。在文化革命中特定历史环境中，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精英，参加武斗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应当的选择。
从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出，文化革命中的这场武斗召唤出人类灵魂深处最丑恶的部分，也召唤出最高尚的部分。简直可以说，这是天使和魔鬼的共舞。但是，看了书中的事例，读者千万别以为四一四就是天使，团派都是魔鬼。事实绝非如此。其实，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凶恶和善良，每个派别组织中都有天使和魔鬼。目前有人已经写文章揭示，四一四派也有非法关押无辜群众的，也有虐待俘虏打人的。最近，团派头头陈继芳同学在谈到反思文革时说，妖魔化对方就是妖魔化自己。她说得不无道理。如果有人借反思文革的名义，有意捏造事实而妖魔化对方，那当然是绝对错误的。汲鹏曾给我说过这样的话：四一四和团派其实是一对双生兄弟，团派犯过所有错误，四一四几乎全都犯过。比如，团派关押了罗征启老师，四一四也关押了陶森老师，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受到的身体摧残和心灵的创伤，那都是一样的呀！对他们，现在我们的心里都是深深的懊悔和内疚。
唐金鹤不是不想公正，只是囿于个人经历，她没有能够看到并写出事件的另外一面。我想，如果团派同学也写出一本回忆清华武斗的著作，他们中必定也会有不少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的动人故事。我还认为，即便是那些在武斗中作出错误行为的同学，也绝不是天生的坏人。他们的一些残暴行动，乃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教唆、被诱导出来的。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本来也是十分优秀的人才。本书讲到在清华有过一个从活人口中拔牙的残暴事件，对此，汲鹏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个在活人口中拔牙的同学，事后受到公众的谴责，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牙科大夫”。汲鹏一次见到他，开玩笑地给他打招呼：“牙科大夫来了。”那知这位同学听到后，很诚恳又不无诙谐地调侃自己说：“我不做牙科大夫了，我现在改行学针炙了。”汲鹏后来了解到，这位同学确实业余学会了针炙，免费为不少人解除了病痛。就是蒯大富本人在武斗中，同样有着善良不忍之心。他在深圳同唐金鹤谈到谢晋澄之死时，我就坐在旁边。我看到他说起这段往事，声音哽咽，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谢晋澄刚死的武斗初期，蒯大富就能将这份善良不忍之心萌发扩大，以此心此理来处理武斗中的团、四两派的矛盾，那末，清华武斗的许多悲剧恐怕也是可以避免的了。
但是，我不想说，在清华武斗中团派和四一四派犯了同样程度的错误，你错我错大家错，没有什么差别。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早在工宣队时期，有关部门就已经查明：最先策划挑起武斗的，是团派一方；发动５３０大战的，是团派一方；几起恶性事故，将人活活毒打致死的，是团派一方；放火焚烧东区浴室和科学馆顶楼的，是团派一方；开枪打死同学的，是团派一方；七二七那天，打死打伤多名来校阻止武斗的工人群众的，还是团派一方。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受到法律惩处和政治处理的人数，团派方确实比四一四方要多得很多。这些早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这些不争的事实，却在文革研究专家中间引发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两个学生群众组织的行为差别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真的老四比较善良，恶人都跑到老团那里去了？
对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解释是组织成员决定论。有些研究人员运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两派群众的家庭成分、党团员人数等等一一进行对比，试图从统计百分比中找出答案。他们甚至将某些武斗打死人的现象说成是坏人进行阶级报复。团派同学叶志江在他的《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一文中，谈到团派观点的教师群众组织“红教联”时，说“就是我这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也一直以为‘红教联’的成员中有很多坏人”。在谈到武斗中开枪打死杨树立的赵德胜时，他说：“听说，赵的父亲或别的什么亲人被共产党镇压了，赵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而且他也相信了“赵德胜的心灵深处怀有仇恨。否则，我难以理解赵德胜何以有勇气扣下扳机。”可见叶志江基本上是倾向于这一种解释的。还有一种解释是政治观点决定论。他们认为，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本性就是走极端、排除异己，是邪恶的。团派受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蛊惑比四一四深，所以在文革中做的坏事也就比四一四更多。本书末尾，唐金鹤引用了四一四头头孙怒涛同学的一封信，他的论述大概就属这种解释。
应该说，这两种解释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团派在武斗中过失较多，其主要原因不在群众，而在头头。同学中分派站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两派群众的人品和能力，基本一样，至少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虽然总体上，团派的造反精神比四一四强，具体到个人，其实，大多数团派同学比四一四的同学更听话，更顺从，甚至更怕事。因为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是支持蒯大富的。选择参加团派，这是跟形势，随大流；选择参加四一四，反倒需要一点反潮流精神，多少有点要与中央文革别着劲干的意思。团派头头在武斗中出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准了自已的政治观点符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他们吃准了毛泽东在内心是支持他们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有恃无恐，头脑发胀，有点肆无忌惮，做事失去了基本的分寸。
沈如槐在看了毛泽东７２８召见的讲话后，在他的书中说：“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点错误，上帝原谅他们；而４１４则是一群异己分子。”其实呢，不如打个更形象的比喻：在毛主席眼中，蒯大富和四一四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只是蒯大富是亲生的，四一四则是前娘生的，手掌手背的肉不一样疼，偏心肯定是有的。两个儿子都喊娘，争着表示自己最有孝心，其实谁得宠谁不得宠，他们各自心里早就体会得明镜似的。小哥俩一见面就吵，终于打起架来。当娘的喝令几次都息不下来，干脆放话不管你们了，任你们两个小孩子自己打去吧，看你们能闹到什么田地才罢手。两个孩子越打越厉害，娘在一边坐着，说是赌气不管，心里却是巴不得自己的亲生儿早点能够打赢。蒯大富动刀子出狠招，她半闭眼晴看不见。她的全副眼神盯着四一四，一旦四一四使出什么伤人的打法来，她就会立即变脸，对他实施最严厉的惩罚。这种态势，蒯大富清楚，四一四头头清楚，在旁边作势劝架的管家谢富治的心里也是清清楚楚。蒯大富有恃无恐，大开杀戒；四一四顾忌重重，缩手缩脚，当然就只能多吃些亏了。四一四头头不是没本事打，也不是生性善良不忍心打，实在是在偏心后娘的眼皮下，不敢放开手脚来打。这就叫“不得宠的孩子有眼色”。也幸亏他们有眼色，在这样疯狂险恶的环境下少犯了好些更严重的错误，正如四一四头头蒋南峰在本书中所说的：四一四能够全身而退，简直是一个奇迹。蒯大富呢，他错以为只要靠到一个娘，天底下杀人放火的事都可以干，竟然将家里特地请来拉架的叔叔伯伯都打死打伤一大片，这叫做“宠坏了的孩子惹大祸”。到了这种地步，已是天理不容，天底下没有任何人护得住你、救得了你了。
上面我把毛泽东比作偏心的后娘，可能有点失敬。其实，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有他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对符合他政治主张的群众组织，他当然要爱护；对不符合他政治主张的群众组织，他也当然要反对。这是很正常的态度。对这一点，他是公开明示了的，并不掩瞒。在蒯大富闯下了大祸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说，他站在蒯大富一边，不喜欢那个四一四。这也应该说是一种光明磊落的风度。还有，尽管他很不喜欢四一四，至少在大面上，还是给了团、四两派一个平等的测验机会：没有把“制止武斗的工人队伍是他亲自派的”这个信息，单方面通知蒯大富。尽管测验的结果，十分的不如他的心愿，他一再遗憾地责怪蒯大富太蠢，为什么四一四不开枪，偏偏你蒯大富开了枪呢！这真是恨铁不成钢的一片护犊之心呢！现在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写文章埋怨蒯大富在７２７的作为，坏了全国造反派的大事；还有人说，毛泽东没有把派队伍制止武斗的消息私下通知蒯大富，是故意诱使蒯大富犯错误，是有意要收拾造反派；还有一位团派同学竟然说，７２７是毛泽东自导自演，演砸了锅的一场戏，等等。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些说法，对毛泽东实在是太不厚道了。
◇ 以老祖母的价值观复原评论清华武斗的基准
对清华武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四十年来，中外学术界有好几种不同的评价。同是政治评论家，写《百日武斗》的韩丁和写《一叶知秋》的唐少杰，两个人的看法，就很不一样。这不仅因为写作年代不同，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究其内里，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标准也是很不一样的。在我们这些老百姓眼里，政治评论这一套东西实在太玄妙，同一件事，你说“好得很”，可以写出大篇文章来；他说“糟得很”，也可以写出大篇文章来。这里头，怎么没有一个统一的评论基准呢？
唐金鹤不是一个政治评论家。看她所写的文章，不少读者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这是一个不怎么过问政治的人。唐金鹤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她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现在她有两个儿子，四个孙子，是一位典型的老祖母了。古今中外的老祖母，都有老祖母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她们对政治的看法往往是既幼稚，又固执，唠唠叨叨，却常常能把那些伟大政治家呛得一楞一楞的，实在拿她们没办法。她们的价值观说起来很简单：你们那些政治理论一套一套的俺们弄不明白，俺就是一句话，杀人放火的事肯定是错误的！
在美国，民间有个特别的反战组织，叫作“老祖母和平旅”（Granny Peace Brigade）。只有当上祖母的人，才能参加这个组织。一两年前，这些老太太反对小布什政府侵略伊拉克，活动十分活跃。她们或静坐、或示威，还编了许多反战歌曲，一路游行一路唱。更有绝的，她们集体占领征兵站，说是宁愿自己代替她们的孙子去当兵。小布什政府被弄得哭笑不得、恼羞成怒，还真下手抓过她们中的一两个人。这一下，更犯了众怒，连老布什的夫人都不干了，因为她也是老祖母。小布什没奈何，只好赶紧放人。“老祖母和平旅”的政治主张，也是极其简单：那怕你小布什的侵略理论说破天去，反正打仗杀人的事情就是要不得！
唐金鹤对清华武斗的评判标准，同“老祖母和平旅”对伊拉克战争的评判标准，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性为本”的标准。这个标准，简明地说出了人类政治最原始的真理。正因为它原始，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用这种老祖母价值观，来复原我们对历史重大事件进行评论的基准，当然也应该用来复原对清华百日武斗，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评论的基准。
老祖母的价值观，并不是真的只是老祖母才有的专有品。其实，在人民群众中间，无论男女老少，持有这种价值观的人为数甚多，而且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当年清华百日武斗的参加者，经过四十年的社会磨练，现在大多数人也都基本认同了“人性为本”的标准。唐金鹤在书中引用了但燊同学的一段话：“人性是一个社会的根本，国家大政方针的根本。心地善良是做人的根本。社会要以人为本，人要以善为本。”他的话，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今天我们回顾清华武斗，和反思文革的目的，就是力图尝试运用这种“人性为本”的基准，来重新认识和评价我们自己的这段历史。
我这里只是说，我们在“尝试”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对清华武斗和文化革命进行历史评论。我并没有说，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用这种基准来评论这段历史了。用“人性为本”基准来评论历史，看起来很简单，而且好像己经是大家的共识。其实远非如此，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论这个问题上，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从来不用“人性为本”的基准，他们用的是另外一些基准。那是些什么基准呢？他们的基准各式各样，有的是意识形态，有的是政治集团的利益，还有的是本民族的经济利益。他们往往认为，一个历史事件，只要它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那么，做一些违反人性的举动，那就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应该肯定的。有些重大历史事件，杀了几万、几十万人，并不妨碍它们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正面评价。比如在中国，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一些人进行镇压和打击，一向被认为是正确的；在美国，为了推进民主自由的制度，发动战争，屠杀别国人民，许多政治家认为也是应该的。为了同“人性为本”的历史评价基准相区别，我暂且将他们这些各不相同的基准，起个简化了的名词，叫做“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主流学术界和话语界，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所用的仍然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而不是什么“人性为本”的基准。
本书“清华园里血斑斑”一章中，一开头举的就是罗征启老师的例子。书中记录了罗征启老师遭到两次残酷的人身迫害的经过，一次在１９６６年的８２４事件中，一次在１９６８年的武斗期间。这两次迫害的手段都是极为残暴，令人发指。对清华文革历史略有了解的人们知道，８２４的恐怖事件不是蒯大富干的，而是一些拥护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的刘少奇工作组的高干子弟干的。对罗老师进行第二次迫害的清华武斗，现在的主流史学界基本持否定态度，其施暴的凶手，也己经基本得到惩戒。罗老师对在这次迫害中对他的弟弟之死负有责任的孙耘同学表示宽恕，受到大家的交口赞扬。但是，对罗老师进行第一次迫害的８２４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主流的历史学家对它表过态，其组织者和施暴的凶手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其中有的人还官运亨通，身居高位。不要说罗老师没有机会对这个事件的责任者表示宽恕，他们中有人甚至在文革后对罗老师又进行第三次的迫害，他们至今对罗老师却是毫无宽恕之意。我们这些老百姓用“人性为本”的基准来评论，可能认为这样处理既不应该，也不公正。但是主流学界用的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他们就认为很应该，也很公正。因为他们看来，８２４的红色恐怖是保护刘少奇，政治目的完全正确。既然是你毛泽东提出来要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么把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小当权派抛出来痛打，这个历史责任就应该算在毛泽东的账上。当时痛打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是政治策略的需要，这样做的人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在以“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下，他们的理由确实也很充分。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破四旧”、打砸抢，打出人命的，现在春风得意的人，为数还少吗？民愤最大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始作俑者，老百姓想得到他在文革后当了多大官吗？所以说，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复原文革中的历史事实，并不这么简单。要复原文革中的恶性历史事件，顺着主流学界的声势，批批清华百日武斗中的残暴行为，那是远远不够的。
我决不是说，清华百日武斗这样的文革恶性事件不该揭露、不该反思。相反，我深深感到，现在揭露得还太不全面，反思得还太肤浅。不过，我对揭露和反思文革这件事，同主流学界的想法略有不同。他们揭露也好，反思也好，主要目的是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我的目的，主要是想从中找出文化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校的清华学生，文革初期我也曾经狂热地拥护过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当然，我们理解的是正面宣传的理论，觉得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存在许多不公正的现象，确实有一些党内的当权派仗势欺压老百姓；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揭露他们，监督他们，是完全应该的。今天有的同学还记得，我当时曾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生逢时，死无怨。少年立志，赤化乾坤，誓将碧血荐。”但是很快，我失望地看到，那些高呼文革口号的红卫兵，以灭绝人性的手段，做尽人间坏事。我感慨万千地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绕口令似的感言：“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清除的东西，拿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左右文化大革命，是一定会断送文化大革命的”。
我对蒯大富他们这样的平民造反派曾一度抱有好感，对他们某些观点也并不十分排斥。但很快我又发现，他们得势之后，整起人来也是灭绝人性，同以前压迫他们的那些高干子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对文革理论产生怀疑，从消极抵制，逐惭发展到坚决反对。我对团、四两派的极端理论都深感厌倦，长时间中整天沉浸在书籍堆里，试图从马列原著和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中寻找答案。在清华武斗中，我这个文弱书生，竟以一个普通士卒的身份，留在学校同蒯大富的团派势力作殊死抗争。５３０以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留在学校里的人都有一种随时面临死亡的感觉。我曾向汲鹏提出过一个要求：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死了，这是我自愿的，只是要求，千万不要在悼词中说我是保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而死的红卫兵或者烈士之类的话。那时，我最反感的就是这种话。
文革中，我同广大民众一样，对“四人帮”和造反派最痛恨、最反感的，是他们那些丧尽天良的整人手段，也就是说，我们是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反对他们的。在武斗中，眼睁睁地看到身边同学一个个的死去，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在堂堂中国首都，为什么会这样没有王法？这样公然杀人放火的事情，最高领导为什么不出面喝令制止？这种徒呼奈何的愤懑之情，郁结于心，至今末能消散。
“四人帮”对立面的政治力量，开始时也曾发动人民群众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打倒他们。但是，这种政治力量取胜之后，很快收起“人性为本”的基准，在不知不觉中换上了以“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蒯大富领导的武斗打死这么多人，后来把他判刑关牢的主要罪行并不及此，而是“投靠四人帮，打倒刘少奇，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文革以后，当时群众揭发出来的干部腐败行为的种种事实，统统成了造反派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不实之词，一风吹掉。经过文革的风浪重新掌权的党内当权派，将人民运用民主监督的权利，视为文革余毒，理所当然地给予取缔和打击。正因为这样，现在，党政官员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成了中国政界的痼疾。人民群众的不满之声，不绝于耳。
发生在中国的种种现实，促使我对文革在经过反思以后，又进行了再次的反思：现在被批得臭不可闻的文革理论，是不是也会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合理的内核呢？记得文革初起时，美国记者找到当时居住香港的张国焘进行采访。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主要是追求他心中的社会平等。作为毛泽东长年的同志和政敌，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这种理解，对我们今天追索文革历史教训，有着特殊的意义。连张国焘都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部分是为了他的理想。这种理想的平等诉求，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是，任何理想，如果只有凭借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才能实现的话，这种理想本身也是邪恶而不可取的。
这里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社会平等的理想和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这两者之间，难道就必定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割的吗？
现在的文革研究者，对一度掌权的造反派往往抱有成见，认为他们都是些贪污腐化的痞子。事实不完全如此，有些掌了权的造反派，在经济上，与改革开放后的许多当权派相比，实在是要清廉得很多。据我所知，即使在清华武斗这样的混乱情势下，负责学生助学金发放的团派人士，一直忠于责守，账目清楚，做到了一钱不沾。掌管团派“井冈山报”收入财务的人员，也真正做到廉洁奉公。工宣队进校后，对他的账目进行审计核查时发现，一份份井冈山报所卖的收入，全然入账无误，所差的几万人民币，乃是经蒯大富批准，用于资助武斗中负伤残疾的同学。最后，在工宣队的监视下，这个团派人士到负伤同学的家里取回这笔差额现款，他流着眼泪却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放在这个困难同学的家里。
我们不能因为文革中追求的某种理想，而原谅、容忍、甚至肯定那些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同样，我也不认为，由于充满了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文革中所提倡的一切东西就必定都是错误的了。难道，为了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中所极力反对的党政干部特权、贫富两极分化、道德败坏和贪污腐化等等社会丑恶现象，就能统统变成合理、合法了吗？
我在再反思中还是坚持认为，文革中那些灭绝人性的理论和做法，毫无疑问，是百分之一百完全错误的。正是这些百分之百错误的、灭绝人性的理论和做法，使文革丧尽了民心，遭到人民的唾弃。而我耽心的是，人民群众这种唾弃，在某些政治利益阶层的导引下，连将文革理论中可能存在的那点合理内核，也一并全部唾弃掉了。
清华百日武斗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说它重大，原因有三条：第一，它作为文革中的武斗典型，曾经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在武斗规模上，它算不上是最大的，但是在首都北京，全国最高学府，历时三个月，死伤数百人，战况十分惨烈。尤其是５３０一仗，双方近千名现代大学生，身穿护甲，手持长矛，在东大操场摆开原始阵形，血淋淋地相互搏杀，实在是惊心动魄。第二，它是全国文革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清华武斗进行到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这一天，数万首都工人进清华制止武斗，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一事态使得全国文革从群众运动时期切换到工宣队时期，工人和军队占领了上层建筑，从而导致轰轰烈烈、历时两年多的文革群众运动的全面终结。第三，文革历史的研究中，不少专家对清华百日武斗产生了诸多疑问，比如，到底是什么动机驱使清华同学之间的拼死搏杀；最高学府的知识分子精英为什么会如此丧失人性；中央最高层，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在清华武斗和７２７的事件中，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至今尚无人能够作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有关清华百日武斗的书籍已经有了几本。其中最早的，是著名美国作家韩丁１９７２年出版的《Hundred Day War》，译名为《百日武斗》，副题是“清华大学的文革”。“清华百日武斗”这一历史名词，大概就肇始于韩丁。２００３年，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出版了《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一书，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２００４年，清华文革中四一四派头头沈如槐出版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一书，其中第六章“百日武斗”，长达百页，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除了出版物之外，涉及清华武斗的其它媒体也不乏其例，如香港凤凰卫视就曾派出相当规模的记者阵容，在清华大学驻守了三个月，专门采访、编辑有关清华文革的电视节目，并早在海内外播出。
继这些文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文革头头之后，现在，２００９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唐金鹤又写成了《倒下的英才》一书。这个唐金鹤究系何人？她有什么资格来写清华武斗？她写的书又有着什么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呢？
本书中，第二部第一节的标题为“我算老几”。在清华文革中，唐金鹤只是一个普通群众，对写清华武斗这样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看来连她自己都有点发怯。更有甚者，本书中唐金鹤不经意地暴露了自己的短处：她竟将当时几乎每个小学生都能倒背如流的毛泽东的诗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硬是读成了“当年麈战急”。看来，唐金鹤这个清华大学工科专业的优等生，她的文学素养和政治敏感度，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但是，超乎寻常的是，唐金鹤的书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几年前，《倒下的英才》曾在互联网“美国在线”上刊载，吸引和感动了一大片知识分子网民，大家争相传寄，在某些读者圈中竟成了一时的热门话题。我本人就是在朋友的推荐下，在网上最初读了《倒下的英才》，然后又将它介绍给了几位清华同学。毕业后，我同唐金鹤四十年未通消息，主要也由于这个原因，互相找到并恢复了联系。
现在出版的这本书，作者在网上版《倒下的英才》的基础上，花了三年多的功夫，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补充，使得内容更加丰满，证据更加充实，叙述也更加真切。我一遍一遍地阅读书稿，几乎每次读的时候，都有一种撕心裂肺的临在感觉。而读后，我又几乎每次都陷入了无尽沉痛的历史思考。在我这个清华武斗的直接见证人看来，唐金鹤的书有着特殊的文字震撼力，也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
唐金鹤不是文学家，但她是工程师。她以一个工程师的方式，复原了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唐金鹤不是历史学家，但她是亲历者。她以一个亲历者的感受，复原了清华武斗人员的历史形象。唐金鹤不是政论家，但她是有四个孙儿的老祖母。她以一个老祖母的价值观，复原了评论清华武斗的基准。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复原了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 以工程师的方式复原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
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历史类读物，戏说的成份过于浓重，大多已经与原本意义上的历史不相搭界。即便是较为认真的历史出版物，往往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摆脱不了报告文学的套路，文艺腔太重，以文学描写的方式来叙述历史事实。这种半真半假的历史著作，无法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无法取信于后人，更无助于总结我们这个民族沉痛的历史教训。不客气地说，我看到的回忆清华文革的文章，不少是趋时之作，有意无意地扭曲了当时的历史情境。
唐金鹤不是文学家，她是一位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工程师。工程师的工作方式，事事都得有可靠事实根据，不能模棱两可，更不能臆造发挥。这种工程师的素养，唐金鹤在写作《倒下的英才》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倒下的英才》有两个部分，上部叫“清华园文革记事”，下部叫“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两个部分都是写清华武斗的，只是上部以搜集和记录武斗亲历者的回忆为主，下部以她本人的亲身经历为主。严格说起来，这两个部分都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
工程师办事的特点是：有所不言，言必由实。在本书中，作者不勉强地去概述百日武斗的全过程，而是把着重点放在５３０大战，以及团、四两派武斗伤亡牺牲者的具体情境中。凡是她所记的内容，都经过反反复复的调查核实。据我所知，为了写作本书，作者几次从美国专程飞回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地，对当事人进行采访调查，并将书中所记的事发地点一一寻踪确定，实地拍下照片。另外，她还打了无数次长达几个钟头的越洋电话。本书采访的主要叙述者之一郑楚鸿，是唐金鹤的丈夫，香港工程师协会的会员（MHKIE），注册的机械工程师（R．P．E）。他是清华同学中公认的实诚之人。他虽然不写日记，但是几十年来对自己的每天所为都有记录。他在本书中所追述的武斗场景，开始觉得好玩，战斗中的紧张害怕，在受伤和面临生命威胁之时，却默默地去尽自己觉得该尽的责任，一一道来，真是十分的真实可信，十分的令人感动。
唐金鹤所调查的其他清华同学，大都具有同样务实的工作作风。为了核实某一个细微情节，比如，被枪杀时钱萍华穿的是黑裙子还是花裙子，他们曾经认真地争论了好久。为了确定５３０武斗中土坦克出现的时间，他们精确地查到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０日北京地区的日出时间是４点４９分。为了指明武斗地点和方位，他们用现代科技手段制作出逼真直观的立面地图。这些，都是工程师方式写历史的优势。我记得，有位文革专家读了唐少杰所写《一叶知秋》后，在评论文章中，就曾为作者没有提供清华武斗地图而感到遗憾。
本书对搜集到的史料，经过认真筛选。不肯道听途说，也不肯媚俗随众。在追查卞雨林中箭死亡的原因时，唐金鹤曾专门向我调查：有人告诉她，卞雨林所中的箭上涂有氰化钾，是我们班团派同学郑××带到现场的。她问我知不知道此事。我给她回信说，我过去从没有听说郑××有过此举。在本书中，唐金鹤就舍弃了这个说法。相反，她在追查许恭生之死时说到，在两军对阵中，一位四一四的“勇者”出阵向许恭生单兵挑战。这一情节有点类似小说中古代武士叫阵，太戏剧化，真实性叫人怀疑。部分团派同学对此提出激烈批评，有些参战的四一四同学也不认同，我就是反对者中的一人。但唐金鹤认为，有二十多目击者肯定这一情节，应是事实。在本书中，她坚持采用了这一说法，并将它列为许恭生身亡的原因之一。
或许有人会说，核查落实这些细微琐碎的事实，对研究历史，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认为，任何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由细节组成的。凡是事实，都有核查的价值。任何事情，只要说的是事实，就会寓有历史的意义。举个小例子，本书记述５３０在东大操场双方长矛对阵拼杀的场景时，说到的“冲击波”，其实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却又不解其义的所谓“战了若干个回合，不分胜负”中的“回合”，这是冷兵器时代自然形成的特定战斗景象。这种实地记录，你说它是细节，其实是我们祖先几千年战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借此机会弄懂这种细节，对加深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应该说不无价值。
而且，只有研究具体的事实，才能为历史科学构建坚实的基础，也才能为历史评判提供客观的依据。就拿研究５３０大战这段历史来说吧，四十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事件许多问题的看法，团、四两方各执己见，至今没能统一。但是，如果抛开政治观点和感情的纠葛，专门追寻历史发生过的事实，那么，由于它的真相只有一个，两派同学说话也就有了共同的基础。在本书中，作者将团派武斗指挥官李自茂的文章，与四派几位武斗指挥官的回忆文字，放到了一起来进行考察，互相补充印证，使得两方指挥官的回忆能够丝丝入扣，拼接出５３０大战的历史现场真实面貌：这次行动谁是肇起者，谁是策划者；谁在进攻，谁在防守；在什么情况下死了人，在什么情况下放了火。通过这些细节的落实，谁应该为这次武斗负责，谁应该为几位同学的生命负责等问题，也就不辩自明了。
我这里只是说，本书复原了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并没有说，它已经复原了这场武斗的全部真相。虽然作者的本意是要追查事实，但由于个人经历和调查范围的限制，以及记忆的失真等等原因，我们不敢说，她所追查得到的，就已经是事实的全貌了。举个例子，书中讲到５３０大战临结束前，四一四“围魏救赵”，蒋南峰曾带一彪人马去攻打一教。在我的记忆中，在蒋南峰之前，刘万章就曾经从东大操场的队伍中抽出一股，攻打过一教，转了一圈，很快又回到东大操场。可见，即使是四一四中间，要复原全貌，就很不容易。何况，团派同学中像李自茂这样追忆武斗场景的文章，还很少见到。所以，要真正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全貌，还需要更多亲历武斗的清华同学投入其中，并作出努力。
还有需要说明的是，唐金鹤运用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来追查事实，是她的职业习惯所使。但是，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它的功用是处理“事实”。一旦离开处理“事实”的领地，而进入处理“观点”的疆界，比如表达情感、进行政治评判等等地方，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无法运用，他们的职业习惯也就无所适从。在这些地方，唐金鹤往往也会失去了她的冷静和客观。她那充沛的感情，容易冲动的性格，倔强的脾气，就会一一显露无遗。所以，有人也许会认为，唐金鹤在本书中抒发的感想、议论和评断，不少是带有派性和偏见的。毕竟，工程师也是人，他们也有人性的弱点。何况，经历了像清华武斗这样的血腥对峙的两方，要做到真正的冷静和客观，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 以亲历者的感受复原清华武斗人员的历史形象
说起文革造反派的形象，经过长期的政治宣传和文学演义，大抵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脸谱：凶残，愚昧。参加武斗的人员，那就更是一帮愚忠于毛泽东的亡命之徒了。这种脸谱化的归类，过于简单化，无法解释一批高智商知识分子精英成为造反派、参加武斗的历史事实，也无助于让后人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在探索前进方向的过程中，走过的种种曲折道路和经受过的种种牺牲和磨难。还原这一代人走过的复杂历程，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现在的历史学家不去做，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去做。
唐金鹤不是历史学家，她是一个亲历者。她在复原清华武斗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复原了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有极其丑陋凶残的一面，也有极其悲壮侠义的一面。人性是恶的，人性也是善的。我们需要昭示于后人的是：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中，人性会暴露出它的丑恶；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中，人性又会展现出它的善良。
“清华园里血斑斑”，本书一开头就掀开历史幕布，展示了一桩桩骇人听闻、惨无人道、人对人进行残酷迫害的事实。其实，这还不仅仅是人对人进行迫害，确切地说，是学生对老师的迫害，是同学对同学的迫害。什么是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什么是恶魔？这就是恶魔。令人深思的是，这些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竟然发生在最高学府，行凶者竟是一些经过全国范围内千挑万选，才选拔出来的“英才”。本书的书名虽然叫做“倒下的英才”，其实它的更多篇幅写的是“杀人放火的英才”，和“丧失了人性的英才”。当然，真正参加打人整人、杀人放火的，只是不多的几个人，但是，这种现象在当时确是普遍可见的，而且在一段时间中，大多数人竟能够容忍这种恶魔行为的公然存在。所以，如果把当时多数的清华学生说成是“中了邪的英才”，确实不能算是冤枉。
本书之所以起名为“倒下的英才”，是因为：作者最先决定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纪念在清华武斗中丧失了生命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作为一个清华武斗中四一四方的救护人员，唐金鹤比其他武斗人员更多、更直接地目睹和经受了鲜血淋淋的生、死、伤、残的惨烈场面。这种记亿，就像利刃刻划在心中，毕生不会忘记。把这份感受写出来，用以祭奠死者的亡灵，这是唐金鹤给自己设定的责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５３０大战中团派方面死亡的许恭生，又正好是她的同班同学。这使得她追思死亡同学的这份责任，压在心上更加沉重。
许恭生曾是全国高校击剑冠军，在武斗中被对方用长矛刺死，其人其事，影响很大，至今网上有不少文章还在说到他。不久前，我在“清华大学本科招生网”上看到一篇题为《最忆是清华》的文章，写的是作者儿时同韩丁的女儿卡玛结伴在清华园嬉戏的回忆。文中有一段提到了许恭生，读后让我伤感下泪。我特将其摘抄如下：
击剑我们也常玩，主要是受电影《三剑客》的影响。我们很快弄清剑分三种，轻剑、重剑、花式剑。其中轻剑只能刺，不能砍，重剑只能劈砍而不能刺；而花式剑则又能砍又能刺。我最佩服的是当年全国高校的重剑冠军许恭生。他的动作现在想起来，真的和佐罗差不多，既利索又美，而且一气呵成。文革开始后，他加入了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派”。“井岗山”和“四一四”派发生武斗时，许恭生总是担当主力前锋。当时的武斗，因为是冷兵器，所以我们常去观看。两军对垒，个个都身披飞机铝做的盔甲，手挺长矛。但你来我往，并没什么伤亡。
许恭生确实称得上英才，是当时花季少女心中的偶像。叫人感慨的是，作者笔下的清华武斗场面竟然是“因为是冷兵器，……你来我往，并没有什么伤亡。”她们也许不知道，她们青春时的偶像许恭生就是在“冷兵器”的交战中，被生生刺死的呀！她们也许也不知道，许恭生死后不久，清华武斗很快从“冷兵器”升级到“热兵器”，绝不是“并没有什么伤亡”，实际上，伤亡人数多到了几百人。文章作者当时不是清华学生，她们不了解清华武斗的详情，并不奇怪。奇怪而且令人吃惊的是，清华大学竟然将这篇文章放在本科生招生网上。呜乎，鲜血的教训是这么容易忘却的吗？历史的事实是这么容易湮没的吗？
许恭生是英才，在清华武斗中丧生的其它同学，也都是英才。他们的死，让活着的人扼腕痛心。对他们的死，我反对当时的人们将他们称之为烈士，也不同意现在的人们把他们说成愚昧的牺牲品。他们不是烈士，但是，他们也没有白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绝不是愚昧的人，他们相信了某种理想，为了自己的理想，在探求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过程中不幸身亡。无论他们所相信的理想是对是错，他们肯为自己的这种理想去作战，去面对死亡，他们的这种精神和行为，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没有，这样的精神不可或缺。我很愿意看到，现在的青年大学生从“中了邪的英才”中清醒过来。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今后的大学生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吸取反面教训，变得“精明”，变得犬儒，一个个都成了“范跑跑”那样的人物。
现在的人们看来，当时清华学生的集体行为确实是太过怪异。２０世纪的大学生，身披盔甲，手执长矛，近千人排列开古典战争的阵容，相互搏杀。这不是唐•吉诃德吗？这不是比唐•吉诃德更加可笑吗？须知道，人类的行为是由环境决定的，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可笑，而是觉得势之所迫，不得不为。到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至少是我所知道的四一四方参加武斗人员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后悔当时自己的选择。他们可能会对自己处在那个时代环境而感到可悲，却不会对自己那时的行为感到可笑。
评价人们的行为，不能只看他们做了什么，还要看是在什么情势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据我所知，一些国外的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往往习惯于要在意识的表象下找出实际的利益趋动力。清华百日武斗使他们感到困惑：清华武斗的参加者基本是一些学生，在这些同学之间能有什么实际利害，尖锐矛盾，值得他们以死相搏呢？流行的解释是，武斗的实际利益趋动力是部分造反派头头的个人权力欲望。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否则，这场武斗也打不起来。但是实际上，两派头头和广大群众之所以投入武斗，这并不是他们心中更深层的利害惦量。许多群众参加武斗，确实有着自身利益的趋动力，这就是为生存而斗争，为不当反革命而斗争。在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中，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可不是说说而己！如果自己这一派真的被打成反动组织的话，最后清算起来，许多人可能真的就成了反革命，至少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个政治错误可犯不起啊，年纪轻轻，这一辈子可就惨了。清华文革的头头唐伟同学曾经说过：“我们是‘奉旨造反’，或者叫‘跪着造反’的人，经常想的决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不要成了五七年的右派，不要被打成反革命。而像沈如槐等四一四派同学，坚持武斗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害怕蒯大富上台后大搞像现在陈水扁一样的流氓政治和统治权术。”他的话一针见血，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真相。
另一方面呢？这些外国研究者产生困惑的原因，部分可能也由于他们太重视实际功利，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对当时中国大学生所起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最显见的当然是毛泽东思想。据我所知，当时清华学生中真诚相信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愿意为这种理想而拼命的人，确实也还是有的。而除了这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外，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思想的影响，常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
清华物理教研组有一位小王老师，由于种种原因，被陷在科学馆里面。他写过一篇文章，平实地记述了他在科学馆中所见所闻。他将留在科学馆里的几位女同学称为“侠女”。读者自己可以看出，本书作者唐金鹤同学在武斗中的所作所为，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侠女”。唐金鹤在本书中记叙的不少人和事，也都有这种侠、义之风。这“侠”和“义”两个字，是我们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文化革命中并没有消失。它超越“极左或者极右”、“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等等意识形态的纷争。在我们这个民族处于危急患难之时，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的这种品性，势必会展现出来，来应对这种危难局势。
现在的文革研究者可能认为：留在学校参加武斗的人，一定都是那些团、四两派中派性观点最极端的铁杆分子。事实不是这样，至少就我所知道的四一四方，不是这样。事实是，四一四派内部还分成几派，其中原属天安门纵队的三七战团是它的鸽派。沈如槐的文革回忆录就认为，天安门纵队的领导人是较得人心的“谦谦君子”。他们是一些颇具资格的平民造反派，观点温和，很有文采和口才。他们中的孙怒涛、汲鹏和王良生是被蒯大富列入５３０革委会名单的，但孙怒涛和汲鹏不满蒯大富的极左做法，放弃官位，毅然同蒯大富决裂。本书有很多处提到汲鹏，他是四一四方武斗中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沈如槐在他的著作中还曾指出：清华百日武斗中，四一四方武斗的中坚，特别是各系、各战区级的武斗指挥官，临危受命的，基本是三七战团的“谦谦君子”。像唐金鹤这样，连温和观点的天安门纵队都没有参加，那就是更加中间的温和派了。他们一向不想武斗，抵制武斗。但是，武斗战火烧起来后，他们留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学校里。而唐金鹤，那是离开了以后，又回来的。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它说明，不能简单地将清华武斗全部看成是两派政治观点之争，它其中的一部分是道义之争。这一部分人参加武斗的主要思想趋动力，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是侠义、仁爱等等传统的中华道德文化。
当然，清华学生不是金庸笔下的侠客。他们是当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从唐金鹤搜集到的数据可以看到：清华武斗中出生入死、负伤流血的这些人，在改革开放后，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真才实学，大部分人做到事业有成，他们中有的是博士，有的是教授，还有人在科技领域作出了杰出的社会贡献。在文化革命中特定历史环境中，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精英，参加武斗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应当的选择。
从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出，文化革命中的这场武斗召唤出人类灵魂深处最丑恶的部分，也召唤出最高尚的部分。简直可以说，这是天使和魔鬼的共舞。但是，看了书中的事例，读者千万别以为四一四就是天使，团派都是魔鬼。事实绝非如此。其实，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凶恶和善良，每个派别组织中都有天使和魔鬼。目前有人已经写文章揭示，四一四派也有非法关押无辜群众的，也有虐待俘虏打人的。最近，团派头头陈继芳同学在谈到反思文革时说，妖魔化对方就是妖魔化自己。她说得不无道理。如果有人借反思文革的名义，有意捏造事实而妖魔化对方，那当然是绝对错误的。汲鹏曾给我说过这样的话：四一四和团派其实是一对双生兄弟，团派犯过所有错误，四一四几乎全都犯过。比如，团派关押了罗征启老师，四一四也关押了陶森老师，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受到的身体摧残和心灵的创伤，那都是一样的呀！对他们，现在我们的心里都是深深的懊悔和内疚。
唐金鹤不是不想公正，只是囿于个人经历，她没有能够看到并写出事件的另外一面。我想，如果团派同学也写出一本回忆清华武斗的著作，他们中必定也会有不少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的动人故事。我还认为，即便是那些在武斗中作出错误行为的同学，也绝不是天生的坏人。他们的一些残暴行动，乃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教唆、被诱导出来的。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本来也是十分优秀的人才。本书讲到在清华有过一个从活人口中拔牙的残暴事件，对此，汲鹏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个在活人口中拔牙的同学，事后受到公众的谴责，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牙科大夫”。汲鹏一次见到他，开玩笑地给他打招呼：“牙科大夫来了。”那知这位同学听到后，很诚恳又不无诙谐地调侃自己说：“我不做牙科大夫了，我现在改行学针炙了。”汲鹏后来了解到，这位同学确实业余学会了针炙，免费为不少人解除了病痛。就是蒯大富本人在武斗中，同样有着善良不忍之心。他在深圳同唐金鹤谈到谢晋澄之死时，我就坐在旁边。我看到他说起这段往事，声音哽咽，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谢晋澄刚死的武斗初期，蒯大富就能将这份善良不忍之心萌发扩大，以此心此理来处理武斗中的团、四两派的矛盾，那末，清华武斗的许多悲剧恐怕也是可以避免的了。
但是，我不想说，在清华武斗中团派和四一四派犯了同样程度的错误，你错我错大家错，没有什么差别。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早在工宣队时期，有关部门就已经查明：最先策划挑起武斗的，是团派一方；发动５３０大战的，是团派一方；几起恶性事故，将人活活毒打致死的，是团派一方；放火焚烧东区浴室和科学馆顶楼的，是团派一方；开枪打死同学的，是团派一方；七二七那天，打死打伤多名来校阻止武斗的工人群众的，还是团派一方。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受到法律惩处和政治处理的人数，团派方确实比四一四方要多得很多。这些早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这些不争的事实，却在文革研究专家中间引发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两个学生群众组织的行为差别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真的老四比较善良，恶人都跑到老团那里去了？
对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解释是组织成员决定论。有些研究人员运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两派群众的家庭成分、党团员人数等等一一进行对比，试图从统计百分比中找出答案。他们甚至将某些武斗打死人的现象说成是坏人进行阶级报复。团派同学叶志江在他的《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一文中，谈到团派观点的教师群众组织“红教联”时，说“就是我这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也一直以为‘红教联’的成员中有很多坏人”。在谈到武斗中开枪打死杨树立的赵德胜时，他说：“听说，赵的父亲或别的什么亲人被共产党镇压了，赵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而且他也相信了“赵德胜的心灵深处怀有仇恨。否则，我难以理解赵德胜何以有勇气扣下扳机。”可见叶志江基本上是倾向于这一种解释的。还有一种解释是政治观点决定论。他们认为，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本性就是走极端、排除异己，是邪恶的。团派受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蛊惑比四一四深，所以在文革中做的坏事也就比四一四更多。本书末尾，唐金鹤引用了四一四头头孙怒涛同学的一封信，他的论述大概就属这种解释。
应该说，这两种解释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团派在武斗中过失较多，其主要原因不在群众，而在头头。同学中分派站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两派群众的人品和能力，基本一样，至少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虽然总体上，团派的造反精神比四一四强，具体到个人，其实，大多数团派同学比四一四的同学更听话，更顺从，甚至更怕事。因为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是支持蒯大富的。选择参加团派，这是跟形势，随大流；选择参加四一四，反倒需要一点反潮流精神，多少有点要与中央文革别着劲干的意思。团派头头在武斗中出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准了自已的政治观点符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他们吃准了毛泽东在内心是支持他们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有恃无恐，头脑发胀，有点肆无忌惮，做事失去了基本的分寸。
沈如槐在看了毛泽东７２８召见的讲话后，在他的书中说：“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点错误，上帝原谅他们；而４１４则是一群异己分子。”其实呢，不如打个更形象的比喻：在毛主席眼中，蒯大富和四一四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只是蒯大富是亲生的，四一四则是前娘生的，手掌手背的肉不一样疼，偏心肯定是有的。两个儿子都喊娘，争着表示自己最有孝心，其实谁得宠谁不得宠，他们各自心里早就体会得明镜似的。小哥俩一见面就吵，终于打起架来。当娘的喝令几次都息不下来，干脆放话不管你们了，任你们两个小孩子自己打去吧，看你们能闹到什么田地才罢手。两个孩子越打越厉害，娘在一边坐着，说是赌气不管，心里却是巴不得自己的亲生儿早点能够打赢。蒯大富动刀子出狠招，她半闭眼晴看不见。她的全副眼神盯着四一四，一旦四一四使出什么伤人的打法来，她就会立即变脸，对他实施最严厉的惩罚。这种态势，蒯大富清楚，四一四头头清楚，在旁边作势劝架的管家谢富治的心里也是清清楚楚。蒯大富有恃无恐，大开杀戒；四一四顾忌重重，缩手缩脚，当然就只能多吃些亏了。四一四头头不是没本事打，也不是生性善良不忍心打，实在是在偏心后娘的眼皮下，不敢放开手脚来打。这就叫“不得宠的孩子有眼色”。也幸亏他们有眼色，在这样疯狂险恶的环境下少犯了好些更严重的错误，正如四一四头头蒋南峰在本书中所说的：四一四能够全身而退，简直是一个奇迹。蒯大富呢，他错以为只要靠到一个娘，天底下杀人放火的事都可以干，竟然将家里特地请来拉架的叔叔伯伯都打死打伤一大片，这叫做“宠坏了的孩子惹大祸”。到了这种地步，已是天理不容，天底下没有任何人护得住你、救得了你了。
上面我把毛泽东比作偏心的后娘，可能有点失敬。其实，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有他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对符合他政治主张的群众组织，他当然要爱护；对不符合他政治主张的群众组织，他也当然要反对。这是很正常的态度。对这一点，他是公开明示了的，并不掩瞒。在蒯大富闯下了大祸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说，他站在蒯大富一边，不喜欢那个四一四。这也应该说是一种光明磊落的风度。还有，尽管他很不喜欢四一四，至少在大面上，还是给了团、四两派一个平等的测验机会：没有把“制止武斗的工人队伍是他亲自派的”这个信息，单方面通知蒯大富。尽管测验的结果，十分的不如他的心愿，他一再遗憾地责怪蒯大富太蠢，为什么四一四不开枪，偏偏你蒯大富开了枪呢！这真是恨铁不成钢的一片护犊之心呢！现在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写文章埋怨蒯大富在７２７的作为，坏了全国造反派的大事；还有人说，毛泽东没有把派队伍制止武斗的消息私下通知蒯大富，是故意诱使蒯大富犯错误，是有意要收拾造反派；还有一位团派同学竟然说，７２７是毛泽东自导自演，演砸了锅的一场戏，等等。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些说法，对毛泽东实在是太不厚道了。
◇ 以老祖母的价值观复原评论清华武斗的基准
对清华武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四十年来，中外学术界有好几种不同的评价。同是政治评论家，写《百日武斗》的韩丁和写《一叶知秋》的唐少杰，两个人的看法，就很不一样。这不仅因为写作年代不同，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究其内里，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标准也是很不一样的。在我们这些老百姓眼里，政治评论这一套东西实在太玄妙，同一件事，你说“好得很”，可以写出大篇文章来；他说“糟得很”，也可以写出大篇文章来。这里头，怎么没有一个统一的评论基准呢？
唐金鹤不是一个政治评论家。看她所写的文章，不少读者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这是一个不怎么过问政治的人。唐金鹤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她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现在她有两个儿子，四个孙子，是一位典型的老祖母了。古今中外的老祖母，都有老祖母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她们对政治的看法往往是既幼稚，又固执，唠唠叨叨，却常常能把那些伟大政治家呛得一楞一楞的，实在拿她们没办法。她们的价值观说起来很简单：你们那些政治理论一套一套的俺们弄不明白，俺就是一句话，杀人放火的事肯定是错误的！
在美国，民间有个特别的反战组织，叫作“老祖母和平旅”（Granny Peace Brigade）。只有当上祖母的人，才能参加这个组织。一两年前，这些老太太反对小布什政府侵略伊拉克，活动十分活跃。她们或静坐、或示威，还编了许多反战歌曲，一路游行一路唱。更有绝的，她们集体占领征兵站，说是宁愿自己代替她们的孙子去当兵。小布什政府被弄得哭笑不得、恼羞成怒，还真下手抓过她们中的一两个人。这一下，更犯了众怒，连老布什的夫人都不干了，因为她也是老祖母。小布什没奈何，只好赶紧放人。“老祖母和平旅”的政治主张，也是极其简单：那怕你小布什的侵略理论说破天去，反正打仗杀人的事情就是要不得！
唐金鹤对清华武斗的评判标准，同“老祖母和平旅”对伊拉克战争的评判标准，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性为本”的标准。这个标准，简明地说出了人类政治最原始的真理。正因为它原始，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用这种老祖母价值观，来复原我们对历史重大事件进行评论的基准，当然也应该用来复原对清华百日武斗，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评论的基准。
老祖母的价值观，并不是真的只是老祖母才有的专有品。其实，在人民群众中间，无论男女老少，持有这种价值观的人为数甚多，而且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当年清华百日武斗的参加者，经过四十年的社会磨练，现在大多数人也都基本认同了“人性为本”的标准。唐金鹤在书中引用了但燊同学的一段话：“人性是一个社会的根本，国家大政方针的根本。心地善良是做人的根本。社会要以人为本，人要以善为本。”他的话，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今天我们回顾清华武斗，和反思文革的目的，就是力图尝试运用这种“人性为本”的基准，来重新认识和评价我们自己的这段历史。
我这里只是说，我们在“尝试”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对清华武斗和文化革命进行历史评论。我并没有说，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用这种基准来评论这段历史了。用“人性为本”基准来评论历史，看起来很简单，而且好像己经是大家的共识。其实远非如此，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论这个问题上，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从来不用“人性为本”的基准，他们用的是另外一些基准。那是些什么基准呢？他们的基准各式各样，有的是意识形态，有的是政治集团的利益，还有的是本民族的经济利益。他们往往认为，一个历史事件，只要它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那么，做一些违反人性的举动，那就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应该肯定的。有些重大历史事件，杀了几万、几十万人，并不妨碍它们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正面评价。比如在中国，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一些人进行镇压和打击，一向被认为是正确的；在美国，为了推进民主自由的制度，发动战争，屠杀别国人民，许多政治家认为也是应该的。为了同“人性为本”的历史评价基准相区别，我暂且将他们这些各不相同的基准，起个简化了的名词，叫做“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主流学术界和话语界，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所用的仍然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而不是什么“人性为本”的基准。
本书“清华园里血斑斑”一章中，一开头举的就是罗征启老师的例子。书中记录了罗征启老师遭到两次残酷的人身迫害的经过，一次在１９６６年的８２４事件中，一次在１９６８年的武斗期间。这两次迫害的手段都是极为残暴，令人发指。对清华文革历史略有了解的人们知道，８２４的恐怖事件不是蒯大富干的，而是一些拥护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的刘少奇工作组的高干子弟干的。对罗老师进行第二次迫害的清华武斗，现在的主流史学界基本持否定态度，其施暴的凶手，也己经基本得到惩戒。罗老师对在这次迫害中对他的弟弟之死负有责任的孙耘同学表示宽恕，受到大家的交口赞扬。但是，对罗老师进行第一次迫害的８２４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主流的历史学家对它表过态，其组织者和施暴的凶手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其中有的人还官运亨通，身居高位。不要说罗老师没有机会对这个事件的责任者表示宽恕，他们中有人甚至在文革后对罗老师又进行第三次的迫害，他们至今对罗老师却是毫无宽恕之意。我们这些老百姓用“人性为本”的基准来评论，可能认为这样处理既不应该，也不公正。但是主流学界用的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他们就认为很应该，也很公正。因为他们看来，８２４的红色恐怖是保护刘少奇，政治目的完全正确。既然是你毛泽东提出来要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么把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小当权派抛出来痛打，这个历史责任就应该算在毛泽东的账上。当时痛打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是政治策略的需要，这样做的人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在以“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下，他们的理由确实也很充分。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破四旧”、打砸抢，打出人命的，现在春风得意的人，为数还少吗？民愤最大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始作俑者，老百姓想得到他在文革后当了多大官吗？所以说，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复原文革中的历史事实，并不这么简单。要复原文革中的恶性历史事件，顺着主流学界的声势，批批清华百日武斗中的残暴行为，那是远远不够的。
我决不是说，清华百日武斗这样的文革恶性事件不该揭露、不该反思。相反，我深深感到，现在揭露得还太不全面，反思得还太肤浅。不过，我对揭露和反思文革这件事，同主流学界的想法略有不同。他们揭露也好，反思也好，主要目的是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我的目的，主要是想从中找出文化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校的清华学生，文革初期我也曾经狂热地拥护过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当然，我们理解的是正面宣传的理论，觉得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存在许多不公正的现象，确实有一些党内的当权派仗势欺压老百姓；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揭露他们，监督他们，是完全应该的。今天有的同学还记得，我当时曾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生逢时，死无怨。少年立志，赤化乾坤，誓将碧血荐。”但是很快，我失望地看到，那些高呼文革口号的红卫兵，以灭绝人性的手段，做尽人间坏事。我感慨万千地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绕口令似的感言：“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清除的东西，拿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左右文化大革命，是一定会断送文化大革命的”。
我对蒯大富他们这样的平民造反派曾一度抱有好感，对他们某些观点也并不十分排斥。但很快我又发现，他们得势之后，整起人来也是灭绝人性，同以前压迫他们的那些高干子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对文革理论产生怀疑，从消极抵制，逐惭发展到坚决反对。我对团、四两派的极端理论都深感厌倦，长时间中整天沉浸在书籍堆里，试图从马列原著和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中寻找答案。在清华武斗中，我这个文弱书生，竟以一个普通士卒的身份，留在学校同蒯大富的团派势力作殊死抗争。５３０以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留在学校里的人都有一种随时面临死亡的感觉。我曾向汲鹏提出过一个要求：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死了，这是我自愿的，只是要求，千万不要在悼词中说我是保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而死的红卫兵或者烈士之类的话。那时，我最反感的就是这种话。
文革中，我同广大民众一样，对“四人帮”和造反派最痛恨、最反感的，是他们那些丧尽天良的整人手段，也就是说，我们是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反对他们的。在武斗中，眼睁睁地看到身边同学一个个的死去，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在堂堂中国首都，为什么会这样没有王法？这样公然杀人放火的事情，最高领导为什么不出面喝令制止？这种徒呼奈何的愤懑之情，郁结于心，至今末能消散。
“四人帮”对立面的政治力量，开始时也曾发动人民群众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打倒他们。但是，这种政治力量取胜之后，很快收起“人性为本”的基准，在不知不觉中换上了以“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蒯大富领导的武斗打死这么多人，后来把他判刑关牢的主要罪行并不及此，而是“投靠四人帮，打倒刘少奇，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文革以后，当时群众揭发出来的干部腐败行为的种种事实，统统成了造反派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不实之词，一风吹掉。经过文革的风浪重新掌权的党内当权派，将人民运用民主监督的权利，视为文革余毒，理所当然地给予取缔和打击。正因为这样，现在，党政官员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成了中国政界的痼疾。人民群众的不满之声，不绝于耳。
发生在中国的种种现实，促使我对文革在经过反思以后，又进行了再次的反思：现在被批得臭不可闻的文革理论，是不是也会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合理的内核呢？记得文革初起时，美国记者找到当时居住香港的张国焘进行采访。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主要是追求他心中的社会平等。作为毛泽东长年的同志和政敌，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这种理解，对我们今天追索文革历史教训，有着特殊的意义。连张国焘都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部分是为了他的理想。这种理想的平等诉求，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是，任何理想，如果只有凭借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才能实现的话，这种理想本身也是邪恶而不可取的。
这里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社会平等的理想和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这两者之间，难道就必定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割的吗？
现在的文革研究者，对一度掌权的造反派往往抱有成见，认为他们都是些贪污腐化的痞子。事实不完全如此，有些掌了权的造反派，在经济上，与改革开放后的许多当权派相比，实在是要清廉得很多。据我所知，即使在清华武斗这样的混乱情势下，负责学生助学金发放的团派人士，一直忠于责守，账目清楚，做到了一钱不沾。掌管团派“井冈山报”收入财务的人员，也真正做到廉洁奉公。工宣队进校后，对他的账目进行审计核查时发现，一份份井冈山报所卖的收入，全然入账无误，所差的几万人民币，乃是经蒯大富批准，用于资助武斗中负伤残疾的同学。最后，在工宣队的监视下，这个团派人士到负伤同学的家里取回这笔差额现款，他流着眼泪却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放在这个困难同学的家里。
我们不能因为文革中追求的某种理想，而原谅、容忍、甚至肯定那些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同样，我也不认为，由于充满了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文革中所提倡的一切东西就必定都是错误的了。难道，为了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中所极力反对的党政干部特权、贫富两极分化、道德败坏和贪污腐化等等社会丑恶现象，就能统统变成合理、合法了吗？
我在再反思中还是坚持认为，文革中那些灭绝人性的理论和做法，毫无疑问，是百分之一百完全错误的。正是这些百分之百错误的、灭绝人性的理论和做法，使文革丧尽了民心，遭到人民的唾弃。而我耽心的是，人民群众这种唾弃，在某些政治利益阶层的导引下，连将文革理论中可能存在的那点合理内核，也一并全部唾弃掉了。
Monday, November 16, 2009
金 渝：文革纪实
◇ 从省城到公社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际，早该毕业的六六届、六七届大学生陆续被分配工作。
甘肃师大学生楼南一楼中文系六六、六七两届男生宿舍空空荡荡。阴暗的走廊里，四处狼藉。每间屋的门口都堆有垃圾或者灰烬，残剩的纸卷尚且余烟袅袅；还有酗酒者的呕吐物。房间大多半敞开着，可以看见里面空空的床铺上散乱的杂物，被打碎的玻璃酒瓶，墙上大都有龙飞凤舞或七扭八歪的留言。六六届大才子、被整得很惨的穆长青在楼梯拐角的墙上写道：“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样高。”有的房间里传出呼五吆六的猜拳声、叫骂声和哭笑声；不用说，那是班上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饮酒话别。他们心头不舒服，借酒浇愁。毕业生们一拨一拨地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分配实行的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基层、～边疆、～工厂。分配严格执行阶级路线——有政治问题的统统流放边远农村牧区，红五类中的优秀者则留城市进机关，或者去山大沟深的国防保密工厂。
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又在文革中站错了队，自惭形秽，所以在自报志愿时就很有自知之明地填写了去那离省城最远的肃州地区。军宣队和校革委会把自报去肃州的六个中文系学生分析一遍后，确定我去A自治县，那是肃州地区最边远的一个县。由此可见我是六人之中政治条件最差者。
肃州S县的自然条件略微好过A县，分配给和我不同班的李某去。李某犯有生活作风错误（据说和未婚妻发生性关系被人发现，在那年代都属于严重道德问题）。然而他是革命干部子弟，其父亲虽然在文革初期就被挂了起来，但余威总还是有的，因此李某拒绝分配。就这样S县的名额出现空缺。
我们班的章君劝我去请求组织改派S县。章君幼年曾在沙州短暂生活过，对那里有极模糊的印象。他说S县还生长树木，而A县全县没有一棵树，可见S县要好些。我大起胆子去碰运气，找组织请求把我改派；竟然获得恩准，我被改派S县。
办理改派手续时有个小插曲：我到档案室要把“A县”改为“S县”，管档案的女干部不知道这两个县怎么写，就给我档案叫我自己写。就在递给我档案的瞬间，她飞快地从里面抽出一页纸藏起来。这使我大为惶惑、甚至恐惧。那上面记载着什么？莫非是什么能置我于死地的东西？是说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呢？还是说我有海外关系？——我的一个远亲长辈的妻子是香港人，在当时那可是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或者，那上面只是直截了当地注明我是铁杆“革老保”（文革保守群众组织），政治不可靠？因为此前确实有一段时间传言我将被“缓分配”；还传言我属于“推一推是敌我矛盾、拉一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一类人。天知道！即使是“莫须有”，我也得背上。
我满腹狐疑，疑窦丛生，但是也无可如何。管他娘的，我现在被分配了，皇恩浩荡，证明我还是“人民内部”嘛！一俟定谳，我立刻直奔S县而去。
按照事先被告知的，我先到肃州地区报到。
六十年代的肃州是一个古老的小县城。鼓楼兀立在城之中心，四面街道上的建筑都是旧式的低矮寒碜的砖砌房屋，深红漆格调的窗门。人行道旁是柳树杨树，长得比房屋高些。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车马寥落。正是晚秋季节，天晴的日子，骄阳当空，炎热异常，从杨柳树的枝叶上流下一滴滴的树蜡，馋嘴的小孩用手指头蘸上放进嘴里吸吮，像蜜糖。如果是阴天，气温立刻骤降，秋风萧瑟，路人缩头耸肩匆匆而行，小城更显荒凉。肃州原来有很壮观的的城墙，在大跃进时被拆除，墙砖用于建造炼钢的土高炉。民谣说，肃州城，四角平，鼓楼建在正当中。但是四四方方的肃州古城，已风光不再。
其实在六五年秋至六六年春，我们六七届学生来过肃州，那是参加农村社教。正是因为目睹农村惊心怵目的穷困，才吓得我们班上的学生毕业分配时不敢报名到肃州。大家异口同声说：宁可东行千里，不愿西行一寸。只有我等苦命人，不敢不来。
时隔三年，肃州唯一的变化是破旧的城市也整个地被涂抹成了红海洋。鼓楼近旁的晚清民国年代的民居，黑木板店铺门板，全部改涂红色，写上“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造反有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最高指示。
分配来肃州的大学生还真不少，大多住在县招待所。那是鼓楼附近街上的一所院子，有两三排平房。我在地区教育组得知，我的四位同学已经报到过了：出身城市贫民的张某分到肃州中学，那是肥缺；女生张某的父亲是反动权威，她分到肃州近郊公社戴帽子中学；李某父亲是走资派，他去肃州偏远一个公社的中学；徐某是地主家庭出身，他分到沙州的一个公社中学。我是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家庭出身，分到最远的S县，S县只有一所中学，在县城。在肃州城我只见到本班的男同学张民和女同学张宪平。张宪平由未婚夫王大哥陪伴而来，听说S县距肃州还有七百公里，性情豪爽的王大哥非要借给我十元钱不可，说路远，拿上以备不时之需。
在大学的最后半年，校园里就有“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的时尚。开始我对它很是厌恶，然而竟很快习以为常，甚至于如果不做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那全套程式动作，心里就急哇哇的，浑身不对劲。我明知这是封建迷信，是荒唐愚昧，却身不由己地要做，就像要过瘾一般；但其实对它既厌恶，又痛恨。到肃州住进县招待所后，我第一次进食堂吃午饭，就见忠字台设在最显眼的地方；我一看没有别人在场，心想省去向伟大领袖请示的程序罢；就径直走到小窗口向里面喊“打饭！”不料一下子从窗口洞内戳出来一个大铁勺子，里面有人厉声喝道：“请示去！”吓得我抱头鼠窜到忠字台前，举着红小书祝福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然后背诵语录，行礼如仪。
招待所餐厅那忠字台，实在龌龊：一尊领袖石膏像，满头满脸蝇屎；摆放在塑像前的“雄文四卷”，落了一层灰尘；雄文下面的红绸布，被油烟熏得脏兮兮的。那是神龛，可是人们似乎对它并没有十分尊重，只是拿它当作欺侮弱者的名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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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一人坐在西行的火车上，心情自然郁郁寡欢。夜里，我靠着车窗，眼望外面明晃晃的月亮映照下的银光朦胧的大戈壁和戈壁尽头那黑魆魆的祁连山，心头百味杂陈。车厢里有回民老歌手在吟唱“花儿”，在单调的“咣当咣当”车轮声的伴奏下，曲调显得特别悲怆，看着白茫茫的戈壁，听着忧伤的花儿，我真的很感动，觉得那低沉压抑的歌曲，完全表达了我对前途茫然不知所措的惶恐，我的孤独和苦闷。
火车出嘉峪关，浩瀚戈壁，茫无际涯，罕见人烟。我心下思忖，今生今世，我就要在这塞外苦寒之地了结生命了。念及此，心境更是灰暗。
我在柳园车站下火车，住进柳园旅社，等去沙洲的长途汽车。在旅社里遇到也是分配去S县的张从虬和范云英。他们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新婚夫妇，都是上海人；因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也被发配边远地区。他们和我一样，脸像苦瓜，不知命运究竟要把他们如何处置，祸福难测。第二天我们搭上去沙州的车，在搓板路上顛了四个小时，到了这个拥有闻名世界的莫高窟的小县城，住进S县设在此地的办事处。我们谁也没有说起莫高窟，没心情。范云英听办事处的人说，S县比沙州还要荒凉艰苦得多，禁不住大放悲声。她哭着要回上海，说哪怕去当保姆或者在马路上擦皮鞋也行。我对她说，既然我们已经到了S县门口，不妨去看看再说。
那时沙州到S县的班车每周二次，有客车也有卡车。我们就是和押解一名走资派的一群造反派同坐大篷卡车去S县。三个多小时的行程，卡车在荒漠戈壁上爬行，远方出现了雪山，雪山越来越近，卡车忽然停下来，原来到了县城。我们吃了一惊，公路两边只有一些土平房和窑洞，这就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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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分配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本省有这样一个S县。到了县城之后，我才慢慢地了解到S县的非同寻常之处。
S县面积六万六千余平方公里，而且这近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被分隔成两大块——南山和北山。南山是祁连雪山和荒漠草原，那是青藏高原的外缘；北山是马鬃山戈壁山地，是蒙古高原的南缘。两大块各有三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它们之间便是河西走廊西端，分布着玉门市、瓜州县和沙州县。S县的面积比宁夏回族自治区还要大一些，比台湾更要大得多。但是在我刚到S县的六八年，全县人口仅有六千余人。常住县城的干部工人家属居民约摸四五百人；县城跟前有一个农业公社，管六个生产队，总共七、八百农民。S县的县长在省城开会时对其他县的县长们开玩笑说，按管辖的土地面积，他算得上一个省长；按管辖的人口，他只是内地一个小公社的主任或者一个生产大队长。
来S县之前，我听同学章君说，S县因为地域广阔，县长办公需乘直升飞机。还有，S县常年狂风怒号，在街上走路，身穿沉重的老羊皮皮袄也会被狂风吹着飞跑。我到了县上以后发现这都是夸张之辞——不过风确实一年四季刮个不停，也相当猛烈。
我在县革委会报了到，就去中学。中学很大，却只有两排平房，共五间教室。还有一排平房，五间或是六间，是教师的办公室兼宿舍。空旷的校园里，另外的两栋建筑物，就是相距甚远的厕所和食堂。我找景校长，有位老师说他在食堂里。我就去食堂。空荡荡的食堂显然还没有投入使用。我大喊“景校长！”从一个小耳房里走出一位满身灰土的人，他就是景校长；他正在打扫卫生，原来是为我准备房间哩！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和善的人。
很多年以后，目睹世风，我非常的感慨。现时的教员到新单位，恐怕第一件事就是带上重礼拜见校长，在校长面前小心翼翼，须使出浑身解数巴结讨好他；否则饭碗就不久长。我一生坎坷，但很幸运的是，第一位顶头上司就是景兆年，他为人和蔼，说话慢条斯理，却很有幽默感。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老右倾，宦途很是蹉跎。直到改革开放时代，他才时来运转。
我很快领到三个月的工资合计大洋二百一十元四角。这是我有生以来到手的最大一笔金钱。我自己留下五十元，赶快给母亲寄去一百五十元，母亲收到这笔巨款，不知到该是多么的欢天喜地！当然，我也赶紧寄给张同学十元，再三感谢她和王大哥的急公好义。
在S县中学的食堂耳房里住了约摸二十几天。虽说中学教员紧缺，但是毛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了。最高指示有雷霆万钧之力，县革委会决定把刚刚分配来的所有大学生中专生统统下放到各个公社插队锻炼。我们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学语录，谈认识，最后宣布大学生们插队落户的地点，我被打发去石包城公社农业队落户。
在我出发去石包城的前一天夜里，中学的方凯老师自杀了。县上正在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暴，方凯老师出身地主家庭，文革两派群众组织对峙时，他喊了一句敬祝对方造反派“万臭无香”的口号。此时清队，专案组认定这口号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因为“万寿无疆”是祝福毛主席的专用语，他却说“万臭无香”，乃是地主阶级发泄对伟大领袖的仇恨。方凯再三辩解，革命群众却更加义愤填膺。方凯绝望了，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没有死去，又挣扎着爬到门口，把自己吊在门顶的气窗上。现场从床上到床下到门脚都是血，他肯定死得非常痛苦。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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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的疲劳还没有缓过劲，由军人掌管的县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就召集我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号召我们去下乡。此时来S县报到的大学生中专生已经有二十几个，我们也听到当地干部的私下传言：“这都是些有问题的”。其实不尽然。省农业大学六八届学生分配时，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要把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学生赶到艰苦地区去改造，但是后者人多势众，他们引证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出身好的学生当然是“好同志”，理应去艰苦地区。结果农大来S县的六八届都是贫下中农子弟。除了他们，来自西安、北京、上海、南京、兰州的学生，全都是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或者出身地富资本家的学生。
S县革委会很坚持阶级路线。学习班最后宣布的下乡名单是，政治面貌好又托了关系的，留在县城所在的党城湾农业公社；差的，统统去很远的公社。冯玲和王某两位女同学去好不拉公社，袁隆兴和王美玲俩口子上海人去别盖公社，我被指派去四百里外的石包城公社，那里有一个农业大队。对张范两口子上海人，宣布男的去马鬃山，女的去盐池湾。如此分配，令我猜想他们二人的政治背景可能比我还要糟糕。须知S县的面积有将近七万平方公里，还被沙州县、瓜州县、玉门市分割成两部分。盐池湾在南山，祁连山的腹地；马鬃山则是北山，是和蒙古国接壤的大戈壁。两地相距有八百多里路。范云英听了如此发落，当场号啕大哭。她坚决要回上海，宁可在大马路擦皮鞋。
天下学生是一家，我们几个人去向军代表刘副部长求情。我们对刘副部长说，人家两口子，从大上海来到S县已经很不容易，又一南一北地分开，太那个了么。刘副部长问“那个”是什么？我们语塞。刘副部长面无表情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两人分开有利于接受再教育嘛！要批判人性论嘛！”最后不知何人说了话，革委会还是变动了计划，通知张范两人都去石包城。
其时是十一月之初，祁连山区的天气已经很冷，我们去石包城的六个学生听说国家给在S县工作的人配有四大件的装备：皮大衣、皮裤、毛毯、靴子，于是就去要；因为我们是国家分配的毕业生，是领国家工资的，理应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刘副部长对我们开口要装备十分不满，他认为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怎么可以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我们说从县城到石包城公社，要在卡车上坐一天半时间，如此天气，路上会把我们冻僵的。刘副部长很严肃地回答：“天气冷，路也长，坐在卡车上肯定很难受，甚至很痛苦。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改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坐卡车上路也是改造思想，你们就痛苦痛苦吧！”此言一出，我们瞠目结舌，觉得他字字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但又感觉他怎么那样冷酷无情？哎，恐怕还是我们思想落后，觉悟低，才对如此正确的话有心理抵触吧？
这位刘副部长，言必称最高指示，他还把“赤裸裸”念做“赤果果”，“撑腰”念做“掌腰”，“負隅頑抗”念做“負偶頑抗”，“悼念”念做“掉念”。当然，好像当地人都这么念。
在那个年头，革命的宣传和公民同等压力已经使我们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我们时时事事处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轻自贱的地位。一轮又一轮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已经使我们产生根深蒂固的对党对人民、对社会的负罪感。我们准备接受考验，痛苦一番。不过临行前，革命委员会忽然借给我们每人一件旧大衣，是干部们领新换旧下来的。我们顿时感激涕零，深觉皇恩浩荡、帝泽汪洋。鲁迅说，中国人很容易变成奴隶，变成奴隶了还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借到旧大衣的我们，正是这个模样。
出发去石包城下乡的人有六名，我们坐在给公社送货的卡车上。张从虬、范云英两口子是学医的，党同喜、李玲玲是农大六七届的，也是两口子，学兽医的，二人家庭出身也都不好；此外还有一位卫校毕业的学药剂的女生。再就是我，师大中文系毕业，来当老师的。
上回我从兰州到肃州，看肃州真是个小地方，再从肃州到沙州，觉得沙州简直是小村庄。现在相隔多半个月再到沙州，哇，我们进了大城市了！城里有两三条街道呢！人来人往，好热闹啊！当然最醒目的是大街小巷张贴的、悬挂的“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横幅。半个月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决议永远开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党籍。我们在S县的那条空荡荡的公路上还游行呼口号热烈拥护公报呢！这沙州，庆祝全会胜利召开的气氛显然比我们S县那里热烈隆重得多。在一家单位门口人行道上，塑着刘少奇和王光美下跪的泥像，明显是模仿杭州西湖岳王庙前秦桧王氏像的。泥像裸着身子，特别突出性器官，大概是那些革命义愤特别强烈的人吧，又给泥像加上一些猥亵不堪的东西。泥塑像龌龊而卑劣，令人目不忍睹，却又忍不住要偷看几眼，专门围着赏鉴的也大有人在。在那个时代，我除了觉得那下流而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唉，我们的麻木已经无以复加了。
大卡车离开沙州继续在茫茫戈壁上行驶，我们个个垂头丧气，高高坐在覆盖货物的篷布上。呼呼的风迎面而来，我们紧裹着皮大衣缩着身子，各自想着心事。冬日的太阳黯淡无光，可是我们的心情更其暗淡。车到瓜州县，那是著名的世界风库，朔风劲吹，狂风呼啸。幸而我们顺风而行，迎头风大大地被抵消了。这大概是“没毛的鸟子天照应”吧？那位刘副部长若是得知，恐怕未免会失望的。
不知何时，天空阴云密布，地上阴风怒号，眼望茫茫戈壁，似有人烟踪迹。汽车飞驰，一个小镇出现在眼前。我东张西望，忽然大为惊奇：只见公路两旁一株株巨大的柳树，夹道而来，像是一条长长的拱廊。细细看，每棵树树龄总有数十百年以上。这许多百年老柳树，尽管树叶已然被秋风扫落，可是在狂风大作的戈壁滩上，却依旧显得虎虎有生气。狂风吼叫，飞沙走石，千万个树条如青蛇劲舞，似在前线与风魔短兵肉搏；连着柳条的柳树枝则从容不迫地摇摆着，似在傲然高叫：“暴风！来过招吧！”更粗壮的分干，颇有大将风度，好似调兵遣将，指挥若定，强有力地支撑枝条。巨柳的主干岿然不动，固若金汤，似是对抗风沙的大本营。望着一株株巨柳，我肃然起敬。
这里是玉门镇。我们在玉门镇夜宿，狂风吼叫了一夜，以至于我夜不成寐。白天见到的柳树给我印象太深刻了，它们英勇地抵御风暴，它们在戈壁上与狂风恐怕较量了数十百年，没有向风沙屈服。或许，它们的信心来自深深植在沙土地下的四通八达的根系，也来自柳树集体的众志成城和群策群力。我想，这里的居民，也必定如此。
第二天一早卡车又上路。出了玉门镇，汽车掉头向南行驶，狂风从侧面刮来，似乎要将汽车推翻，我们匍匐在篷布上，两手牢牢抓紧绳索。我偶尔看一眼车后面的远方。远处风沙弥漫，可以看见火车像一组火柴盒在缓缓移动。我知道褐色戈壁滩上颜色较深的那一个条带就是绵延数十里的百年老柳树。昨天晚上招待所的老门房告诉我，那是“左公柳”。此时远眺，狂风铺天盖地要吞噬乡镇村庄农舍耕田，可是数以千百计棵“左公柳”就像无畏的勇士，肩并着肩，手挽着手，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抗击风魔，保卫绿洲。我若有所思。本来是应该在城市公园里点缀风景的垂柳，却落籍塞外荒僻之地，一变而为百姓农田的保护神，这怎么能不叫人感动？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人，是否可以从这柳树的形象获得生活的信念，坚持在逆境中抗争？然而一想起军代表那冷酷的言语，我又感到沮丧、愤懑、无奈、茫然。
卡车一路爬坡，从疏勒河水闸上通过，终于进了南山。南山是祁连山脉外围的山峦，汽车在山间绕来绕去，蜿蜒而行，最后终于爬上山顶。天又放晴了。我俯瞰前面，那是一个不小的盆地，玉门市的昌马公社就在盆地的最低处。
放眼看过去，盆地之南的天际，半空中，无数皑皑雪峰突兀而立，犹如浩瀚大海里汹涌澎湃的巨浪，又似三百万玉龙翻腾飞跃，很是惊心动魄。而东南方向更有一座怪异的黑魆魆的大山如横空出世，如凶神恶煞一般，镇压在白浪排空的众雪峰之巅，十分壮观。此景此情，坐在卡车顶上的我们几个人看得目瞪口呆。眼前所见，大概就是祁连山脉的主体了。后来我知道那如山中霸王的黑山就是妖魔山，妖魔山上不见积雪，我觉得不可思议。妖魔山下就是S县的最富饶的鱼儿红草原，遍地长满酥油草，——也有醉马草，马吃了会中毒的。
卡车风驰电掣，很快下了山，妖魔山和雪峰一齐隐没在最前面的濯濯童山背后。昌马盆地明显比山外大戈壁的海拔要高得多。空气寒冷，我们再一次地裹紧身上的皮大衣，龟缩在凹凸不平的篷布的低处。穿过稀稀落落的村庄和田地，汽车又向西南方向驶去。远远天边又出现一片山脉，那是鹰嘴山，我们的目的地石包城就在那后面。听司机说那又是一个盆地，海拔又比昌马高出许多。
汽车颠簸而行，鹰嘴山大坂，荒凉如同月球。寒风，衰草，干涸的砂石滩，诡秘的山峦。卡车顶上六个人的心境，和苍凉的荒漠没有两样。仰视雪山，俯瞰戈壁，我们面面相觑。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或者，命运究竟要把我们抛向何方？
＊ ＊ ＊
石包城公社距县城很遥远，坐了一天半的大卡车才到达。石包城农业队文革前是两个生产队，后来在学大寨运动中，又合并为一个生产队。原先的二队不愿意，闹着分开，结果又分开了。我在农业一队落户。
六八年春天我还在大学校园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如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其恐怖程度远远超过文革之初的红卫兵造反。我来到石包城已经是当年的初冬，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仿佛是尾随我而来，正在席卷戈壁草原。光是我所在的仅有十几户人的农业一队就揪出了六名阶级敌人，还斗死了一名（后来又有一名自杀）。几乎每天晚上，不是公社，就是生产队开批斗会。阶级敌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哭叫连天，我躲在黑暗中觳觫发抖。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平时很善良很胆怯的老百姓在批斗会上，当革命口号喊起时，就突然变得凶狠而残忍？
不过阶级斗争主要是在开会的时候。开过会后，农民们大体上相安无事，都下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阶级敌人修理地球，贫下中农也修理地球；难道还能把阶级敌人下放到比农村更苦的地方去？
◇ 恐怖的清查“五一六
改革开放后的官方说到文革，总是言之凿凿地称：六六年七、八月的红卫兵运动是文革最恐怖的时期。殊不知文革恐怖乃是一浪高过一浪；最可怕的时期应该是六八年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即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到七一年发生林彪事件的那几年。那可是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日子，阶级斗争绞肉机在开足马力展开管、押、杀。
六八年春天，在“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的高潮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谓既定伟大战略部署全面铺开，一直搞到六九年春天。六九年四月开“九大”，过后就是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授权省革委会审批死刑，红色政权祭起革命的名义，厉行镇压之权。省革委会处决“反革命分子”的布告隔些日子就贴出一张，每张上面总是一长串红笔勾过的名字。文革的恐怖至此达到空前程度。
“一打三反”运动没有宣告结束，就又开始了“清查五一六”运动。以至于多年过去之后，我记不起来二者的分界线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据说“五一六”是北京的一个神秘组织，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某些大人物。姚文元在他的经过毛泽东亲笔润色和修改的大作《评陶铸的两本书》里点了它的名，将其定为反动组织，声称它“反军乱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清查这个反动组织便成了文化大革命重拳出击的最新伟大战略部署。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运动伊始，省革命委员会行使死刑审批权，大张旗鼓地处决了一批“反革命罪犯”。死刑判决布告在全省城乡各地到处张贴。有一天，我在S县城大街上看到张师亮的死刑布告。张师亮是我的母校甘肃师大历史系的教授，就是因为令人窒息的政治思想高压超出了他所能够忍受的极限，忍不住发了些牢骚，文革一开始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批斗。那时的省委工作组指挥全校革命群众在露天电影场批斗他时，我也在场。他性格刚烈，被游街戴高帽子等等的侮辱激得怒不可遏，当场豁出去了，在会场上破口大骂共产党，当即遭到“革命群众”的暴打，直接从会场上被抓走，送进大牢。到省革委会被授权杀人后，张师亮先生竟被执行了死刑。布告上的很多死刑犯，都是“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就是对共产党毛主席说了不满的话，就招来杀身之祸。文革就是如此草菅人命的。
S县大概一时找不到可杀的人，就一次一次地开大会抓人，为“清查五一六”运动制造声威。
最厉害的一次大会是七一年五月十六日召开的。一大早，大街上的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就不停地吼着毛泽东思想广播站播放的阶级斗争语录和战斗歌曲。各单位先在自己院里集合队伍，打着旗子列队去县招待所的大院子里的大会场。我们中学教职工在工宣队带领下去参加大会，紧张的气氛已经令我心惊胆战；一出校门抬眼一看，更令我浑身发颤。
马路上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和民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进会场，我几乎吓得魂飞魄散。只见一东一西两栋房的房顶上竟然架起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人群，端的是杀气腾腾。我偷眼看我的同事们，个个脸色煞白。再往后面一看，县城和附近城关农业公社、别盖牧业公社的地、富、反、坏、右全部被押解到场，总有三、四十名，个个弯腰低头，一溜儿站在会场后面。我们革命群众则按单位排队站在会场里。主席台上，坐着一溜县上的党政军要人，活脱脱是凶神恶煞。
红旗招展，歌声喧天。一宣布开会，革命委员会保卫部的刘部长念几句最高指示，就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押上来！”革命群众队伍里，风云突变；早有人埋伏在被锁定目标的左右，登时两边一挟，卡住后脖子，拎小鸡似地将人架到主席台前。于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灭亡之时”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刘部长宣布其人反党反毛反军的罪状，如同死刑判决词。林业站的孟玉生在进会场时还和熟人点头打招呼，根本没有注意他一左一右的同事正在摩拳擦掌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忽然他听见上面喊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莫名其妙地被提上去了。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弯腰低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每个人后面都有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押管。主席台前的这一排阶级敌人和会场后面那几十名老阶级敌人遥遥相对。
会场上本已恐怖的气氛一下子令人窒息。我感觉我在簌簌发抖。我出身黑五类，不管我怎样强迫自己进行思想改造，我还是觉得这个社会不能容我。我偷听过《美国之音》，我对毛时有“腹诽”；因为他发动文革一开始时说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和大民主（尽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结果却是更加严酷的专政。我常常苦思冥想伟大领袖为何要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想着想着，就不由得忿然作色，有拍案而起的冲动。有时想得入神，蓦然清醒，由不得心惊肉跳，警惕地东张西望；倘或近旁有人，我会面如土色，怀疑他们知道我的内心活动了。那时我真的深信不疑个人的思想一定会被党组织看见，积极分子有明察他人心灵的特异功能。
……想到这些，我断定有人已经把我告发了。我窥测我身旁的一左一右，果然感觉他们在注视我，他们是提防我逃跑。天哪！能往哪里跑？没办法，束手就擒罢，引颈就戮罢。我觉得我满头冒汗，我要尿裤子了。我脑子里已经产生幻觉：下一个肯定揪我上台，把我揪上去，宣布我犯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罪，然后就是狠批猛斗，之后再交给公安机关，于是判处死刑，押赴刑场，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我似地胡思乱想。试想，谁平日没有说错过话呢？谁没有一两个“仇人、对头”在处心积虑地等机会落井下石呢？谁人心里对这个社会没有怨尤呢？
石包城卫生所的傅雨龙大夫，为一个护士的烂事讽刺了她几句，护士遂说动她的相好，乘揪五一六的运动整肃他。适逢傅雨龙回陕西老家探亲，公社发电报叫他回单位。傅大夫不敢怠慢，赶紧上路。他在玉门镇下火车，看见公社派车派人来接他，还感动得不得了呢！谁知一出车站，就被几个民兵提着绳子，把他一绳子五花大绑地捆住，七手八脚把他扔到大卡车上，拉他回石包城。批斗大会早就在等他到场，傅大夫被直接押到会场批斗。他被尽情折磨了半年多，最后却也定不下什么罪，就“解放”了，可是从此一只手臂落下严重残疾。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几个下马威，造足了声势；就像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广播的：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运动随后按部就班地开始深挖细查。
按照毛泽东“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法则，首都北京有“五一六”分子，各省市也必然有“五一六”；而每个地、县、公社也就不可能没有“五一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这次要进行全面的清查、深挖，把“五一六”分子彻底、干净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那年头搞阶级斗争的整人运动的程序，几乎无例外地分三个阶段：一，开始阶段——召开动员大会，批斗阶级敌人，学习最新最高指示，传达文件，发动群众；讨论表态，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成立运动领导小组。二，掀起高潮阶段——人人过关，检查思想，交待问题；背靠背地揭发，面对面地批判，进行左、中、右阶级队伍的摸排划分。三，运动后期的组织处理——关押判决问题性质严重、持抗拒态度的顽固者，严惩不贷；按一定比例给一些人戴帽子，实行群众专政；对认罪态度好、愿意改造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落实政策，“给出路”；积极分子入党，建立新的领导班子。每场运动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S县“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几次大会的震慑下，向纵深发展，人人胆颤心寒，战战兢兢。整个县城又是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文革初期，S县有一派群众要冲进县武装部去抓对立派的头头。武装部当权的政委下令关闭大门，把来抓人者拒之门外。这些人就砸大门——那是两扇破旧的木头门。有冒失鬼点起火要烧门进去，本派中的老者慌忙制止，没烧成，烟熏火燎黑了半扇门板。这派群众组织后来被定为站错了队的保守组织，即保皇派。成立县革委会时，“烧门”事件被定为反军性质。
清查“五一六”开始后，“火烧武装部大门”事件顺理成章地成了本县性质最严重的五一六问题。因为，烧武装部大门就是反解放军，反解放军就是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那可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弥天大罪。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后，凡当时动手砸门者和点火者，所有在场者乃至劝阻者，均被列为运动重点对象；须三番五次地交待自己当时的举动、言论和活思想，揭发他人的问题，检查自己思想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向毛主席认罪。当然，同时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积极分子的厉声质问和愤怒批判。那些虽不在场，可是和“重点”们同属一派的人，也要一个一个揭发问题，谈认识，表态度。中小学教员中介入此五一六事件者为数甚众，清查会连开了二十几天，他们还没有检查完问题。
运动的矛头慢慢对准文革中被分配来的大学生。S县虽小，可来自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兰州的老五届大学生中专生竟有三、四十人之多。大家不用互相介绍，就很快知道都是彼此彼此，——多半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文革犯了政治错误，被发配到这里。其中有在上海给江青贴过大字报的人，有曾在中南海门口静坐过的人，有在南京刷过炮打中央文革大幅标语的人，有在兰州军区司令部院内静坐绝食过的人，有整理过甘肃省革委会当权者材料的人。等等。试想冲击了小小的县级军事机关的人都成了“五一六分子”，这些直接冒犯了中央和省市威严的大学生，岂不更是触犯天条、大逆不道的五一六分子？七〇年冬天有两个自称是省革委会专案组的人到S县中学找我，向我调查某人的问题，他们态度傲慢而强硬，像是来审问我，这一来S县的人都视我为问题人物。现在我的直觉告诉我：县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早就注意上我了；何况我在兰州军区门前静坐过。
运动领导小组肯定已经胸有成竹：县上的“五一六”是小巫，外来大学生是大巫。有大鱼可抓，他们要为共产主义红色江山清除隐患再立新功。于是在火候已经差不多了的时候，清查小组放出话来，要求六八六九两年分配来S县的所有大学生写出详尽的检查，做老老实实的交代，争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全国大、中学校学生高唱着“拿起笔来做刀枪，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胆敢反对党，马上叫他见阎王！杀——嗨！”那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捍卫毛思想、毛路线而奔走呼号，上蹿下跳，以至于同学反目成仇，分裂成两派、三派，互相辩论得面红耳赤，最后大打出手；还自认为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结果后来竟至于两派势不两立，打斗不已，形势发展成在毛的导演下全国展开全面内战，大开杀戒。到头来，一部分学生被毛封为造反派，另一部分就成了狗屎不如的保皇派。到了最后，两派学生统统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反正大家不是犯了受蒙蔽的错误，就是犯了翘尾巴的错误。为了所犯的错误，我们真是“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也不止一次地肯定我们已经洗心革面，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了；我们也服从了惩罚性的分配、被一竿子插到底，感到如同流放一样到了边远牧区。唉！究竟还要我们怎样呢？
目睹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那血雨腥风的场面，我不能不对这回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深深的怀着恐惧。
空气中的血腥味和火药味愈来愈浓烈。各单位天天开会。各种名目的会：全体会，骨干会，分组会，领导碰头会、全县大会。检查交代、揭发批判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记得清查小组负责人正式通知我准备好检查交代材料那天，——这意味着我不再有“革命群众”的身份了；我走在马路上，所见之熟人，毫无例外都是一式的阶级斗争面孔，不是远远地躲开，就是佯装没有看见我——不过也许是我的错觉。孤独感深深地袭上我心头，我闷闷地走回自己家。
离家老远，我喂养的五六只小鸡瞅见我了。它们啾啾啾地叫着发足狂奔我而来；有几只张起翅膀脚不点地飞跑，结果不断地跌跤。最先跑到我脚下的小鸡收脚不住，翻了个跟头。它们围着我叽叽喳喳，仰起脑袋偏过脸紧盯着我看。尽管我知道它们是因为饿坏了，是催我喂食，可我仍然十分感动。它们从来没有揭发批判过我，也没有因为我即将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而对我摆起怒目而视的阶级斗争脸。
小鸡们簇拥着我进了自家院子，我取出比平常多得多的土麦子撒给它们吃。看着它们大快朵颐，我暂时忘记了迫在眉睫的阶级斗争。
忽然，平地一声炸雷，石破天惊！林彪仓皇出逃机毁人亡！
林彪事件使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当务之急一变而成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和销毁所有林彪的照片题词，这可是费力费时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里，清查“五一六”是文革恐怖的登峰造极。林彪事件后，人们渐渐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开始抵制起文革来。小道消息满天飞，就是当时民众发泄对文革不满的反映。
◇ 林彪外逃震撼小县城
一九七一年十月下旬，虽然内地还是金秋时节，可是地处高寒的S县，天气已经十分严寒。树木凋零，朔风呼啸。秋冬之际，S县从半夜到正午狂风由雪山向戈壁刮，刮得行人走路踉踉跄跄；正午过后，风势变小，风向渐渐地掉转，变为从戈壁向雪山刮。到入夜，戈壁狂风如狮吼虎啸，如鬼哭狼嚎；然后慢慢地转为凄厉和呜咽，风向又在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此时全县“清查五一六”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运动进入第二阶段也有些日子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们县中小学集中学习会开了一上午。下午清查小组成员和骨干分子开碰头会，我们则奉命写检查。我写了两行，心烦。妈妈的，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说：死两回没听说，死一回躲不过。敬爱的林副统帅说：抢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我格老子死猪不怕开水烫，随便！我撂下纸笔，上杨才铭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找报纸看。
推门而入，却见老杨坐在床沿上发怔。他脸色苍白。我问：“你不舒服么？”他转过头直勾勾地瞪我一眼，随即起身奔过去把门关死，慌慌张张地劈头问我：“出大事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了！你听说了么？”我莫名其妙，见他那紧张的样子，我不禁也紧张起来，连忙问：“啥事？啥大事？”他两眼直僵僵地盯着我，又像是盯着我身后很远的地方，如同梦呓似的幽幽地说：“事情太可怕了！太严重了！简直不可思议，我不敢给你说，不敢说……”
我好生奇怪。一再追问，他却死也不肯再吐一个字，只是眼睛发直，喃喃自言自语：“太可怕了……”见他如此卖关子，我心急火燎，恨不得扳开他的嘴把那重大事情掏出来。同时我脑子里飞旋：能发生什么事情让老杨如此大惊小怪？杨才铭是我们一帮年轻同事的老大哥，他忠厚稳重，同我们相处融洽。不过他有点小世故，过于谨小慎微——此乃在多次阶级斗争运动中备受惊吓的人所共有的性格，是惊弓之鸟那样的。他是从不开玩笑捉弄人的，何况在运动中间，他照例把嘴巴闭得很紧很紧。今天竟然如此说话，实在反常。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是不是谁家女人偷了汉？或是哪个野男人勾引了谁家的黄花闺女？”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套他说话。在这个人口仅有两千多，一个月才能看上一回电影的荒僻小城，最能耸动人耳目、令人津津乐道的文化生活，莫过于男女艳闻了；如果是县上哪个头头搞女人东窗事发，那可是爆炸性新闻。
那知老杨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明显地对我的猜测显出鄙夷之色：“不是不是，比那大得多了，天塌下来了！”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杀人放火、男盗女娼更有轰动效应，就央求、恳求他告诉我，是不是发生了杀人案件？谁杀了谁？是不是谁放了火？是不是谁扒了灰？可老杨就是死活不肯透露一个字，只是低声嘟囔：“不敢说，不敢说，如果这事是假的，那谁散布了谣言，谁就没命了……”
急惊风遇上慢郎中，他越不肯说，我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越是迫不及待想知道，他越是面露恐惧守口如瓶。我使尽浑身解数，始终未能从杨才铭口中掏出那如天塌下来的大事究竟是什么。我心里实在痒得难受。最后我悻悻地说，你不说，我去问别人。老杨急忙带着哭腔说：“不要问！千万不要问！要问，也千万不要提我给你说什么了啊！”他说什么了？什么也没说么。真是的！看他那惶惶然的样子，我觉得事情真蹊跷。我急不可耐，一心想满足好奇心，边往外走边回头说：“放心吧，不会出卖你。”
从杨才铭那里出来，我直奔王树田的宿舍。文革开始后，西北民院被军队占用，出身不好和站错队的教职工被遣散到民族地区，王树田被打发到S县来。中学里我和王树田向来友善，他消息灵通，他若知道什么，肯定会告诉我。
一进门，就见王树田正在埋头写检查，已经写了厚厚的一沓，足见他的“五一六”问题不少。我问他听到什么重大新闻了没有？他抬起头来，一脸的茫然。我告诉他，听说发生了天大的事，非常可怕，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王树田笑笑，漫不经心地说可能有人开玩笑。我就说，是老实大哥杨才铭说的，不可能是开玩笑。王树田开始重视我的话了。他想了又想，想不出能发生什么天大的事。到底能有什么重要消息把谨小慎微寡言少语的老杨唬成那样呢？
近两年小道消息时有时无，陈伯达出事了的消息是传过一阵子，谭甫仁被刺杀也是民间传说，不过都没有引起民众惊恐。像基辛格访华那样的特大新闻，乃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前预告有重要消息将在某时刻发布，请听众届时收听；同时县上也接到省上电报通知，要求各单位领导组织群众收听某时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于是我们奉命列队准时坐在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大喇叭下收听。喇叭下，县革委会保卫部的民兵还在四周巡视；他们当然是根据上级指示，观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时乍一听见与我们中国不共戴天的美帝大头子尼克松要来中国，人人震惊，个个目瞪口呆！人们都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一连几天精神恍惚；不过谁也没有说一个字的评论。后来县上传达文件，老百姓被告知，尼克松是打着白旗要到中国来的；而且县革委会主任强烈暗示，美国总统尼克松是朝拜毛主席来了。
自那以后，还能再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呢？我和王树田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俩猜测也许是中苏边界上出了问题，或者与台湾有关。或许什么也没有，是杨才铭神经不对劲了。
我满腹狐疑，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前事皆忘，我早早去到城关小学会议室，继续参加揭批“五一六”的县城全体教师会。
众老师各就各位，我也坐我的老位置，摆出沉痛反省状；心里盘算，教员同仁中本地的“五一六”问题行将检查完毕，我暂不开口；俟检查外地“五一六”问题的同仁谈过三五位后，我再狗尾续貂不迟。
忽然我身旁的柴国金凑过头来。我心里一动，忙把耳朵伸过去。只听他悄声说：“发生重大事情了，听说了没有？”柴国金是民兵排长，年纪比我轻，可比我老练，现在刚一开会就和我耳语，必定有重大消息。我忙接上他的话茬：“听说有重大事情，究竟是啥事？”柴国金缩回头，极神秘地前后左右观察一番，才又凑过来用手捂着他的嘴和我的耳朵，以极低的声音一字一字地说：“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叛国投敌……”
我惊得倒抽一口冷气，脑子嗡地一下，似遭大棒抡击，天旋地转，一阵眩晕。我瞪大眼睛，顿觉失明又失聪，眼前仿佛有巨大的蘑菇云冲天升起！我觉得我要失声惊呼。我转过脸直勾勾地盯着柴国金，仿佛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我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反过去又把柴国金吓得脸色苍白。停了片刻，他又凑过头来，我木然地把耳朵靠过去。他的话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飞机越境时被打下来了……，只差几秒钟……”
我感到心慌，脑胀。太可怕了！太严重了！我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又转脸直眉瞪眼地看他。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就凑过头去颤抖着问他：“消息可靠吗？”他把嗓子压得低低的说：“政治部康学谦说的。昨天党员开大会，已经传达了……”啊！康学谦，那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北京工业学院毕业生，典型的京油子，是本县传送小道消息的权威人士。我有点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了。可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个月前的国庆节期间，我从石包城公社回县上。路过玉门镇，在小镇电影院的宣传栏前我看见有几个人在看什么。我凑过去驻足观看。原来宣传栏里贴着一张一尺大的肖像照，是秃顶的林彪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地学习毛选。这是我头一次、也是唯一见到的林彪免冠像。我屏息凝神地注视他的秃顶。不知为什么，我越看越怕，可越怕越要看，有一种怪怪的异样的感觉。陆陆续续又有人走过来看林彪秃头照。人人一言不发，连大气也不出一声，只管默默地专注地看。我看了老半天才离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江青拍摄的杰作。我哪里能晓得，林彪此时早已死于非命了……。
……我痴呆了半天，定定神，偷眼环顾会议室，感觉果然有人神色异常：杨才铭泥菩萨似的，还在发怔，就像昨天在他房子里一样；何秀两眼呆滞，大口大口地吞烟，按说烟瘾再大也不至于如此一口接一口地毫不停歇；张涛紧锁眉头，好像有无限的大苦恼……；还有的人如遭电击，脸色僵硬，如灵魂已然出窍。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肯定也知道了。显然是这个不敢使人相信的天塌下来的消息，在折磨着向来关心国家大事、以政治通自居的他们的神经。我回忆以往，绝没有见到过眼下如许神情稀奇古怪的人。
不过大部分老师还是通常的精神状态：正襟危坐，诚惶诚恐，脑子里大概是如何交待自己的“五一六”问题，以求蒙混过关。这些自知有罪的人脸上是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时所特有的自卑、凄凉、苦闷和“臣罪当诛兮皇恩浩荡”的表情。
王树田在翻动他的发言稿，这是他预备发言的习惯性动作。我连忙向他使眼色，摆手制止他。我的直觉是，既然发生如此石破天惊的事，清查“五一六”恐怕要拉倒了吧！王树田看见我的手势，有点不知所措；他犹豫不决，但是终于把发言稿重新折迭起来压在《毛主席语录》本下面。景兆年校长的长篇发言开始了。他颇受我们的尊敬，从五八年起他就被视为右倾，幸而阶级成分是贫农，所以才没有怎样挨整；不过由县委宣传部长改任中学革委会主任，在当时无疑是大贬黜。此次清查运动，有人要把他打成S县“砸烧武装部大门‘五一六’事件”的“幕后摇鹅毛扇子的黑高参”，责令他讲清楚。他平时讲话很有水平，慢条斯理的，还有些幽默感，很能吸引听者；可是今天他的发言，只有只言片语跳进我的耳朵。
我头疼，我心慌，我发懵。林彪出事了，那么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呢？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实现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的崇高而伟大的目标而进行的；胜利成果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毛泽东亲自选择林彪做自己的可靠接班人和副统帅，因为他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忠实学生，这已经写进了庄严的党章，还要载入神圣的宪法。谁能把文化大革命同林彪分得开呢？林已然是仅次于毛的神，这位次神为何转眼要叛国投敌呢？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无法想象！
我想得头脑发胀，我觉得我忽而发高烧，忽而打寒颤。我不由自主又反过来怀疑自己的耳朵，进而怀疑柴国金。我斜眼偷瞥柴的脸。莫非他受清查运动领导小组的指示，设套子故意对我讲反革命话，引诱我随声附和，然后倒打一耙，置我于死地？我的腿哆嗦起来，背上冷汗淋漓。可是杨才铭呢？难道他俩串通起来要把我做成“现行”么？不会吧？杨是我始终认定的憨厚者，如果他也有害人之心，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了……。
这个晴天霹雳的小道消息紧紧攫住我的神经，我惊异不定，我胡思乱想，我如患了病似的呻吟，挣扎，我渴望获得最确实的答案。
散会后，我魂不守舍，王树田使眼色叫我去他的宿舍，自然是因为我制止他发言令他摸不着头脑。从祁连雪山刮来的风正猛，我跟着王树田趑趄而行。
一进他的门我就按捺不住地问他：“特大消息你还没听说么？”王树田瞪着一双大眼睛摇头：“没有啊，究竟发生什么了？”我追问：“你真的不知道？”他回答说昨天他写检查稿直到半夜两点多，哪里也没有去过。我摘下帽子，说：“林副主席——”用手给他比划了一个飞机倒栽葱的手势。他更胡涂了，大眼睛瞪得更大。我这才如此这般把柴国金的话学说一遍：“飞机越境时被高射炮打下来了，都死了。他的女儿林豆豆在上飞机前给毛主席发了电报，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后面的话也是柴国金在景校长发言时断断续续说给我的。
王树田的眼睛越瞪越大，终于瞪成一双牛眼睛；他的嘴巴也越张越大，像一个大窟窿。好半天他才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可能吗？真叫人不能理解……”他语无伦次，脸色由吃惊变为恐惧。我说：“是呀，做梦也想不到……”我一下子又害怕了：“如果是造谣，那可……”，王树田马上斩钉截铁地说：“那可就是不可饶恕的现行反革命了，非掉脑袋不可。”
忽然有人推门进来，我和王树田吓得同时跳起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部的人抓我们来了。
进来的原来是女老师康炳清；她和王树田是校友，又都是数学老师。她心地善良，平时我和王树田议论政治，对她不设防。可是今天这个消息非同小可，我和王树田面面相觑，紧闭起嘴巴。看着我们呆若木鸡的样子，康炳清深以为怪，她问：“你们在说啥呢？”
王树田缄口不言。后来还是我沉不住气，脱口而出：“林彪垮台了！”一言既出，吓得康炳清转过身赶快把门关上，回过头带着哭腔颤声说：“你胡说八道啥？哪里听来的谣言？你不想活了？”王树田打断康炳清的叫嚷，说方才他心里一分析，觉得这消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他头脑向来冷静，于是给我们分析：柴国金的消息来源比较可靠；昨天杨才铭虽然只露了口风，可绝对是同一消息；今早的开会，气氛是有点异常；昨天全县党员开大会他恍惚听谁说过——康炳清忽然插嘴说，今早上她刚一出门就碰上古怪事：已经有半年多时间不和她说话的邻居，竟鬼鬼祟祟走过来问她，昨天去开党员会了没有？把她问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邻居明明知道她并非党员，却如此发问。当时她想这个邻居可能没睡醒，发神经病呢！就漫不经心地回答，不知道开会的事。现在想来，邻居岂不是在拐弯抹角试探她听到什么没有。
王树田忽然奔到桌子边翻报纸。最后翻出一篇最新的两报一刊社论。他在字里行间搜寻。终于如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一行字让我们看：“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滔天罪行……”
“叛徒卖国贼”，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名词。文革开始以来，我们都无师自通地知道了一些潜规则：如刘少奇没有被公开点名之前，用“中国的赫鲁晓夫”影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是特指邓小平：“反革命两面派”则代表陶铸。去年又有了“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的提法，消息灵通人士说那是指陈伯达。现在这个“叛徒卖国贼”，肯定是一个重量级的大人物！但是报上既没有点明“叛徒卖国贼”是何人，也没有点明“叛、卖”的具体事实。不过这足以同我们听到的片言只语互相印证了。
种种迹象显示，林彪垮台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康老师这才惊魂甫定。我们三人大眼瞪小眼地感受着“叛徒卖国贼”新名词的强烈刺激。我们小声议论，这事件太重大太可怕了；它越是真的，就越令人惊怖，肯定会吓疯很多人。王树田说我阻止他发言是对了，出此大事，人心惶惶，还清查什么“五一六”呢！
忽然有人在门外喊叫：紧急通知！晚上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
十一月一日晚，在电影院内召开S县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传达中央文件。风声已经传开，来开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电影院座无虚席。晚来一步的人便在门厅站立。没有人打听要传达的文件的内容。人们表情严肃紧张。个别人悄声和熟人打招呼。大部分人只是意味深长地交换眼色。
担任县革委会主任的张凤翔政委宣读中央文件。文件是分批逐级扩大传达，这是他在本县第四次宣读。
他小心翼翼地开口。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静得掉下一根针都可以听见。听众无不竖起双耳屏息凝声谛听。于是文件上的措辞清清楚楚地入耳而来：“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尽管张政委得知此消息全县数他最早，但显然他还没有从最初的极度震撼中恢复正常。他的嗓音发颤，手也打颤；那红头文件似是一只烫手的山芋。
张政委本来是一位脾气平和的军人，很有些文化。在走马灯似换来换去的革委会主任之中，他是唯一不把“负隅顽抗”念成“负偶顽抗”、“赤裸裸”念成“赤果果”、“撑腰”念成“掌腰”、“悼念”念成“掉念”的人。往常传达文件，他总要解释一些词句或重复某些段落，甚至有时还要发挥一番；可是这一次的传达，他只是一字一句、平铺直叙地照本宣科。我猜想他惟恐多说一个字或是流露一丝个人倾向会承担严重责任。
文件很长。除了张政委的声音，电影院内静如旷野，寂如坟场。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东张西望；数百名到会干部职工个个如同僵尸，如同泥塑。这是县城史无前例的一次无声的大会。然而在这静寂中，与会者的脑海里，狂涛巨浪在呼啸，万钧雷霆在轰响，十二级台风在震撼，威力强大的原子弹在爆炸。
九月十三号，我默默地心算，那林彪摔死已经四十九天了，可是我们都蒙在鼓里……。
文件宣读完毕，没有多说一句话，张政委就直接宣布散会。人们默不作声地离开。我偷眼观察，人人神情异常，尽量避免和别人对视，咳嗽的人也格外捏着喉咙。
天很冷。黑夜里，我们几个老师拱肩缩背，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学校。半天没有人吱声。临近校门口，我忍不住冒了一句：“我觉得林彪垮台比刘少奇垮台还叫人高兴。”王树田和杨才铭装作没有听见我说话，柴国金、张涛、闫尚雄、何秀连忙往旁边一躲。片刻，何秀冷冷地丢过来一句话：“你说话注意点！”再无人接话茬，都好像身上没有带耳朵。何秀是个直脾气人，他如是说其实包含着好意；因为我的这句话很可能会被积极分子们分析成刘少奇倒台我不高兴，那我就死定了。
看看看！毛泽东专政造成了怎样的社会！
文件传达之后，如同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一波接一波地汹涌而来。人们在震惊和恐惧中纷纷奉命销毁一切地方的林彪题词和林彪照片。原先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最忠实的学生和亲自选定的可靠接班人林彪的合影巨画，一夜之间统统消失。单位奉命督促和监视职工销毁私人物品中的林彪图像和题词。我的大学毕业证有林彪题词的“四个伟大”和“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名言，一撕一扯，毕业证残缺不堪，我索性扔掉。几个笔记本，有很多毛、林合影的插页，我看着林彪的像，心里仍是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忍不住冒险留了几张毛林亲密无间在一起的照片。
林彪仓皇出逃，使追查“五一六”的运动就此不了了之，我们死里逃生。为证明林彪是叛徒卖国贼而向内部传达的林彪罪证《五七一工程纪要》，随后发给各单位。人们以批判的名义争相传看。许多人掩饰不住对《纪要》中称毛是“当代秦始皇”、阶级斗争是“绞肉机”、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等用语的浓厚兴趣；似乎享受着这些词语所产生的感官快乐。大家反复掂量它们的分量，再三咀嚼其中的含义。我私下认为林彪说的是大实话。不过人们决不互相交换看法，只是你争我抢地把《五七一工程纪要》看了又看，看时眼神闪烁，目光游移。在批判会上大家都异口同声疾言厉色地批判林彪反动透顶、阴险毒辣、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必须碎尸万段、千刀万剐。
事情的另一面是，最高领袖的威望随之动摇。人们不再相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论。什么反修防修继续革命！不过是刘邦朱元璋诛灭开国元勋的历史重演罢了！文革的龌龊虚伪开始被一般老百姓感觉到。红色恐怖失去了它得心应手的威慑力。这时候广播开始经常播放“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听上去给人理屈词穷、蛮不讲理、撒泼耍赖的感觉。文革已是强弩之末了。
很久以后，我忽然想起：六八年十月中央全会宣布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党籍时，特大喜讯传来，举国上下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人人都极为夸张地装出无比激动无限幸福的模样参加庆祝游行，高呼拥护的口号。可是这次“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怎么没有举行庆祝游行呢？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要庆祝；当然那时候谁都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没人轻易议论林彪问题，只是不断地开会，不停地念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报刊文章。大家一边拼命做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口诛笔伐，一边偷偷地观察别人的脸色，谁也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
后来我还又想过，林彪事件很可能消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场血光之灾。何以见得？文革之初，毛故意让刘少奇领导运动，随后马上宣布刘少奇派工作组是犯了镇压群众的方向路线错误，刘少奇哑巴吃黄连，不得不靠边站。毛一本正经地宣布：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当权派。可是当他终于打倒了刘少奇、彻底铲除了刘少奇的势力和影响后，却言而无信，翻脸不认人，把斗争矛头指向老百姓。又是派工宣队，又是派军宣队，又是军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无一不是向群众大开杀戒。其镇压群众的血雨腥风远远超过文革之初刘少奇的批反动学术权威和揪右派学生。毛亲自指挥的“三大战役”乃是文革最恐怖的时期。
我敢断定，毛一定怀里揣着一个文革结束时要给几百万知识者和普通民众戴上阶级敌人帽子的计划。因为戴“地、富、反、坏、右”帽子的阶级敌人随时间推移人数正在自然和非自然地减员，亟待补充，以保持必需的数量。制造这样一批社会贱民，交给工农兵群众实行专政；只许贱民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是毛的独家发明。如此，既可以证明“阶级斗争”理论是绝对真理，又可以使多数群众因为能对活生生的敌人拥有指手划脚权而产生社会优越感，找到当家作主的感觉；同时，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强大的威慑力自不待言。有位网民和我“英雄所见略同”，但他说得要比我透彻精辟多了。他写道：“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百分之五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过‘统治者’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即侥幸还属于百分之九十五又惶恐于坠入百分之五，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质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极权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就是让人民永远处于恐怖状态。毛泽东的奴役人民的独门功夫，就是让人民在恐怖的同时，还要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在当家作主。他的秘诀就是暴力镇压整肃与谎言欺骗愚弄双管齐下。
林彪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却以鱼死网破的激烈方式回应毛泽东对他的整肃。这肯定完全出乎毛的意料，毛的如意算盘不得不搁置起来。所以我有林彪事件很可能消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场血光之灾的推断。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际，早该毕业的六六届、六七届大学生陆续被分配工作。
甘肃师大学生楼南一楼中文系六六、六七两届男生宿舍空空荡荡。阴暗的走廊里，四处狼藉。每间屋的门口都堆有垃圾或者灰烬，残剩的纸卷尚且余烟袅袅；还有酗酒者的呕吐物。房间大多半敞开着，可以看见里面空空的床铺上散乱的杂物，被打碎的玻璃酒瓶，墙上大都有龙飞凤舞或七扭八歪的留言。六六届大才子、被整得很惨的穆长青在楼梯拐角的墙上写道：“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样高。”有的房间里传出呼五吆六的猜拳声、叫骂声和哭笑声；不用说，那是班上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饮酒话别。他们心头不舒服，借酒浇愁。毕业生们一拨一拨地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分配实行的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基层、～边疆、～工厂。分配严格执行阶级路线——有政治问题的统统流放边远农村牧区，红五类中的优秀者则留城市进机关，或者去山大沟深的国防保密工厂。
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又在文革中站错了队，自惭形秽，所以在自报志愿时就很有自知之明地填写了去那离省城最远的肃州地区。军宣队和校革委会把自报去肃州的六个中文系学生分析一遍后，确定我去A自治县，那是肃州地区最边远的一个县。由此可见我是六人之中政治条件最差者。
肃州S县的自然条件略微好过A县，分配给和我不同班的李某去。李某犯有生活作风错误（据说和未婚妻发生性关系被人发现，在那年代都属于严重道德问题）。然而他是革命干部子弟，其父亲虽然在文革初期就被挂了起来，但余威总还是有的，因此李某拒绝分配。就这样S县的名额出现空缺。
我们班的章君劝我去请求组织改派S县。章君幼年曾在沙州短暂生活过，对那里有极模糊的印象。他说S县还生长树木，而A县全县没有一棵树，可见S县要好些。我大起胆子去碰运气，找组织请求把我改派；竟然获得恩准，我被改派S县。
办理改派手续时有个小插曲：我到档案室要把“A县”改为“S县”，管档案的女干部不知道这两个县怎么写，就给我档案叫我自己写。就在递给我档案的瞬间，她飞快地从里面抽出一页纸藏起来。这使我大为惶惑、甚至恐惧。那上面记载着什么？莫非是什么能置我于死地的东西？是说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呢？还是说我有海外关系？——我的一个远亲长辈的妻子是香港人，在当时那可是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或者，那上面只是直截了当地注明我是铁杆“革老保”（文革保守群众组织），政治不可靠？因为此前确实有一段时间传言我将被“缓分配”；还传言我属于“推一推是敌我矛盾、拉一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一类人。天知道！即使是“莫须有”，我也得背上。
我满腹狐疑，疑窦丛生，但是也无可如何。管他娘的，我现在被分配了，皇恩浩荡，证明我还是“人民内部”嘛！一俟定谳，我立刻直奔S县而去。
按照事先被告知的，我先到肃州地区报到。
六十年代的肃州是一个古老的小县城。鼓楼兀立在城之中心，四面街道上的建筑都是旧式的低矮寒碜的砖砌房屋，深红漆格调的窗门。人行道旁是柳树杨树，长得比房屋高些。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车马寥落。正是晚秋季节，天晴的日子，骄阳当空，炎热异常，从杨柳树的枝叶上流下一滴滴的树蜡，馋嘴的小孩用手指头蘸上放进嘴里吸吮，像蜜糖。如果是阴天，气温立刻骤降，秋风萧瑟，路人缩头耸肩匆匆而行，小城更显荒凉。肃州原来有很壮观的的城墙，在大跃进时被拆除，墙砖用于建造炼钢的土高炉。民谣说，肃州城，四角平，鼓楼建在正当中。但是四四方方的肃州古城，已风光不再。
其实在六五年秋至六六年春，我们六七届学生来过肃州，那是参加农村社教。正是因为目睹农村惊心怵目的穷困，才吓得我们班上的学生毕业分配时不敢报名到肃州。大家异口同声说：宁可东行千里，不愿西行一寸。只有我等苦命人，不敢不来。
时隔三年，肃州唯一的变化是破旧的城市也整个地被涂抹成了红海洋。鼓楼近旁的晚清民国年代的民居，黑木板店铺门板，全部改涂红色，写上“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造反有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最高指示。
分配来肃州的大学生还真不少，大多住在县招待所。那是鼓楼附近街上的一所院子，有两三排平房。我在地区教育组得知，我的四位同学已经报到过了：出身城市贫民的张某分到肃州中学，那是肥缺；女生张某的父亲是反动权威，她分到肃州近郊公社戴帽子中学；李某父亲是走资派，他去肃州偏远一个公社的中学；徐某是地主家庭出身，他分到沙州的一个公社中学。我是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家庭出身，分到最远的S县，S县只有一所中学，在县城。在肃州城我只见到本班的男同学张民和女同学张宪平。张宪平由未婚夫王大哥陪伴而来，听说S县距肃州还有七百公里，性情豪爽的王大哥非要借给我十元钱不可，说路远，拿上以备不时之需。
在大学的最后半年，校园里就有“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的时尚。开始我对它很是厌恶，然而竟很快习以为常，甚至于如果不做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那全套程式动作，心里就急哇哇的，浑身不对劲。我明知这是封建迷信，是荒唐愚昧，却身不由己地要做，就像要过瘾一般；但其实对它既厌恶，又痛恨。到肃州住进县招待所后，我第一次进食堂吃午饭，就见忠字台设在最显眼的地方；我一看没有别人在场，心想省去向伟大领袖请示的程序罢；就径直走到小窗口向里面喊“打饭！”不料一下子从窗口洞内戳出来一个大铁勺子，里面有人厉声喝道：“请示去！”吓得我抱头鼠窜到忠字台前，举着红小书祝福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然后背诵语录，行礼如仪。
招待所餐厅那忠字台，实在龌龊：一尊领袖石膏像，满头满脸蝇屎；摆放在塑像前的“雄文四卷”，落了一层灰尘；雄文下面的红绸布，被油烟熏得脏兮兮的。那是神龛，可是人们似乎对它并没有十分尊重，只是拿它当作欺侮弱者的名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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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一人坐在西行的火车上，心情自然郁郁寡欢。夜里，我靠着车窗，眼望外面明晃晃的月亮映照下的银光朦胧的大戈壁和戈壁尽头那黑魆魆的祁连山，心头百味杂陈。车厢里有回民老歌手在吟唱“花儿”，在单调的“咣当咣当”车轮声的伴奏下，曲调显得特别悲怆，看着白茫茫的戈壁，听着忧伤的花儿，我真的很感动，觉得那低沉压抑的歌曲，完全表达了我对前途茫然不知所措的惶恐，我的孤独和苦闷。
火车出嘉峪关，浩瀚戈壁，茫无际涯，罕见人烟。我心下思忖，今生今世，我就要在这塞外苦寒之地了结生命了。念及此，心境更是灰暗。
我在柳园车站下火车，住进柳园旅社，等去沙洲的长途汽车。在旅社里遇到也是分配去S县的张从虬和范云英。他们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新婚夫妇，都是上海人；因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也被发配边远地区。他们和我一样，脸像苦瓜，不知命运究竟要把他们如何处置，祸福难测。第二天我们搭上去沙州的车，在搓板路上顛了四个小时，到了这个拥有闻名世界的莫高窟的小县城，住进S县设在此地的办事处。我们谁也没有说起莫高窟，没心情。范云英听办事处的人说，S县比沙州还要荒凉艰苦得多，禁不住大放悲声。她哭着要回上海，说哪怕去当保姆或者在马路上擦皮鞋也行。我对她说，既然我们已经到了S县门口，不妨去看看再说。
那时沙州到S县的班车每周二次，有客车也有卡车。我们就是和押解一名走资派的一群造反派同坐大篷卡车去S县。三个多小时的行程，卡车在荒漠戈壁上爬行，远方出现了雪山，雪山越来越近，卡车忽然停下来，原来到了县城。我们吃了一惊，公路两边只有一些土平房和窑洞，这就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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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分配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本省有这样一个S县。到了县城之后，我才慢慢地了解到S县的非同寻常之处。
S县面积六万六千余平方公里，而且这近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被分隔成两大块——南山和北山。南山是祁连雪山和荒漠草原，那是青藏高原的外缘；北山是马鬃山戈壁山地，是蒙古高原的南缘。两大块各有三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它们之间便是河西走廊西端，分布着玉门市、瓜州县和沙州县。S县的面积比宁夏回族自治区还要大一些，比台湾更要大得多。但是在我刚到S县的六八年，全县人口仅有六千余人。常住县城的干部工人家属居民约摸四五百人；县城跟前有一个农业公社，管六个生产队，总共七、八百农民。S县的县长在省城开会时对其他县的县长们开玩笑说，按管辖的土地面积，他算得上一个省长；按管辖的人口，他只是内地一个小公社的主任或者一个生产大队长。
来S县之前，我听同学章君说，S县因为地域广阔，县长办公需乘直升飞机。还有，S县常年狂风怒号，在街上走路，身穿沉重的老羊皮皮袄也会被狂风吹着飞跑。我到了县上以后发现这都是夸张之辞——不过风确实一年四季刮个不停，也相当猛烈。
我在县革委会报了到，就去中学。中学很大，却只有两排平房，共五间教室。还有一排平房，五间或是六间，是教师的办公室兼宿舍。空旷的校园里，另外的两栋建筑物，就是相距甚远的厕所和食堂。我找景校长，有位老师说他在食堂里。我就去食堂。空荡荡的食堂显然还没有投入使用。我大喊“景校长！”从一个小耳房里走出一位满身灰土的人，他就是景校长；他正在打扫卫生，原来是为我准备房间哩！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和善的人。
很多年以后，目睹世风，我非常的感慨。现时的教员到新单位，恐怕第一件事就是带上重礼拜见校长，在校长面前小心翼翼，须使出浑身解数巴结讨好他；否则饭碗就不久长。我一生坎坷，但很幸运的是，第一位顶头上司就是景兆年，他为人和蔼，说话慢条斯理，却很有幽默感。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老右倾，宦途很是蹉跎。直到改革开放时代，他才时来运转。
我很快领到三个月的工资合计大洋二百一十元四角。这是我有生以来到手的最大一笔金钱。我自己留下五十元，赶快给母亲寄去一百五十元，母亲收到这笔巨款，不知到该是多么的欢天喜地！当然，我也赶紧寄给张同学十元，再三感谢她和王大哥的急公好义。
在S县中学的食堂耳房里住了约摸二十几天。虽说中学教员紧缺，但是毛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了。最高指示有雷霆万钧之力，县革委会决定把刚刚分配来的所有大学生中专生统统下放到各个公社插队锻炼。我们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学语录，谈认识，最后宣布大学生们插队落户的地点，我被打发去石包城公社农业队落户。
在我出发去石包城的前一天夜里，中学的方凯老师自杀了。县上正在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暴，方凯老师出身地主家庭，文革两派群众组织对峙时，他喊了一句敬祝对方造反派“万臭无香”的口号。此时清队，专案组认定这口号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因为“万寿无疆”是祝福毛主席的专用语，他却说“万臭无香”，乃是地主阶级发泄对伟大领袖的仇恨。方凯再三辩解，革命群众却更加义愤填膺。方凯绝望了，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没有死去，又挣扎着爬到门口，把自己吊在门顶的气窗上。现场从床上到床下到门脚都是血，他肯定死得非常痛苦。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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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的疲劳还没有缓过劲，由军人掌管的县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就召集我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号召我们去下乡。此时来S县报到的大学生中专生已经有二十几个，我们也听到当地干部的私下传言：“这都是些有问题的”。其实不尽然。省农业大学六八届学生分配时，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要把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学生赶到艰苦地区去改造，但是后者人多势众，他们引证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出身好的学生当然是“好同志”，理应去艰苦地区。结果农大来S县的六八届都是贫下中农子弟。除了他们，来自西安、北京、上海、南京、兰州的学生，全都是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或者出身地富资本家的学生。
S县革委会很坚持阶级路线。学习班最后宣布的下乡名单是，政治面貌好又托了关系的，留在县城所在的党城湾农业公社；差的，统统去很远的公社。冯玲和王某两位女同学去好不拉公社，袁隆兴和王美玲俩口子上海人去别盖公社，我被指派去四百里外的石包城公社，那里有一个农业大队。对张范两口子上海人，宣布男的去马鬃山，女的去盐池湾。如此分配，令我猜想他们二人的政治背景可能比我还要糟糕。须知S县的面积有将近七万平方公里，还被沙州县、瓜州县、玉门市分割成两部分。盐池湾在南山，祁连山的腹地；马鬃山则是北山，是和蒙古国接壤的大戈壁。两地相距有八百多里路。范云英听了如此发落，当场号啕大哭。她坚决要回上海，宁可在大马路擦皮鞋。
天下学生是一家，我们几个人去向军代表刘副部长求情。我们对刘副部长说，人家两口子，从大上海来到S县已经很不容易，又一南一北地分开，太那个了么。刘副部长问“那个”是什么？我们语塞。刘副部长面无表情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两人分开有利于接受再教育嘛！要批判人性论嘛！”最后不知何人说了话，革委会还是变动了计划，通知张范两人都去石包城。
其时是十一月之初，祁连山区的天气已经很冷，我们去石包城的六个学生听说国家给在S县工作的人配有四大件的装备：皮大衣、皮裤、毛毯、靴子，于是就去要；因为我们是国家分配的毕业生，是领国家工资的，理应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刘副部长对我们开口要装备十分不满，他认为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怎么可以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我们说从县城到石包城公社，要在卡车上坐一天半时间，如此天气，路上会把我们冻僵的。刘副部长很严肃地回答：“天气冷，路也长，坐在卡车上肯定很难受，甚至很痛苦。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改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坐卡车上路也是改造思想，你们就痛苦痛苦吧！”此言一出，我们瞠目结舌，觉得他字字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但又感觉他怎么那样冷酷无情？哎，恐怕还是我们思想落后，觉悟低，才对如此正确的话有心理抵触吧？
这位刘副部长，言必称最高指示，他还把“赤裸裸”念做“赤果果”，“撑腰”念做“掌腰”，“負隅頑抗”念做“負偶頑抗”，“悼念”念做“掉念”。当然，好像当地人都这么念。
在那个年头，革命的宣传和公民同等压力已经使我们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我们时时事事处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轻自贱的地位。一轮又一轮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已经使我们产生根深蒂固的对党对人民、对社会的负罪感。我们准备接受考验，痛苦一番。不过临行前，革命委员会忽然借给我们每人一件旧大衣，是干部们领新换旧下来的。我们顿时感激涕零，深觉皇恩浩荡、帝泽汪洋。鲁迅说，中国人很容易变成奴隶，变成奴隶了还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借到旧大衣的我们，正是这个模样。
出发去石包城下乡的人有六名，我们坐在给公社送货的卡车上。张从虬、范云英两口子是学医的，党同喜、李玲玲是农大六七届的，也是两口子，学兽医的，二人家庭出身也都不好；此外还有一位卫校毕业的学药剂的女生。再就是我，师大中文系毕业，来当老师的。
上回我从兰州到肃州，看肃州真是个小地方，再从肃州到沙州，觉得沙州简直是小村庄。现在相隔多半个月再到沙州，哇，我们进了大城市了！城里有两三条街道呢！人来人往，好热闹啊！当然最醒目的是大街小巷张贴的、悬挂的“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横幅。半个月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决议永远开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党籍。我们在S县的那条空荡荡的公路上还游行呼口号热烈拥护公报呢！这沙州，庆祝全会胜利召开的气氛显然比我们S县那里热烈隆重得多。在一家单位门口人行道上，塑着刘少奇和王光美下跪的泥像，明显是模仿杭州西湖岳王庙前秦桧王氏像的。泥像裸着身子，特别突出性器官，大概是那些革命义愤特别强烈的人吧，又给泥像加上一些猥亵不堪的东西。泥塑像龌龊而卑劣，令人目不忍睹，却又忍不住要偷看几眼，专门围着赏鉴的也大有人在。在那个时代，我除了觉得那下流而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唉，我们的麻木已经无以复加了。
大卡车离开沙州继续在茫茫戈壁上行驶，我们个个垂头丧气，高高坐在覆盖货物的篷布上。呼呼的风迎面而来，我们紧裹着皮大衣缩着身子，各自想着心事。冬日的太阳黯淡无光，可是我们的心情更其暗淡。车到瓜州县，那是著名的世界风库，朔风劲吹，狂风呼啸。幸而我们顺风而行，迎头风大大地被抵消了。这大概是“没毛的鸟子天照应”吧？那位刘副部长若是得知，恐怕未免会失望的。
不知何时，天空阴云密布，地上阴风怒号，眼望茫茫戈壁，似有人烟踪迹。汽车飞驰，一个小镇出现在眼前。我东张西望，忽然大为惊奇：只见公路两旁一株株巨大的柳树，夹道而来，像是一条长长的拱廊。细细看，每棵树树龄总有数十百年以上。这许多百年老柳树，尽管树叶已然被秋风扫落，可是在狂风大作的戈壁滩上，却依旧显得虎虎有生气。狂风吼叫，飞沙走石，千万个树条如青蛇劲舞，似在前线与风魔短兵肉搏；连着柳条的柳树枝则从容不迫地摇摆着，似在傲然高叫：“暴风！来过招吧！”更粗壮的分干，颇有大将风度，好似调兵遣将，指挥若定，强有力地支撑枝条。巨柳的主干岿然不动，固若金汤，似是对抗风沙的大本营。望着一株株巨柳，我肃然起敬。
这里是玉门镇。我们在玉门镇夜宿，狂风吼叫了一夜，以至于我夜不成寐。白天见到的柳树给我印象太深刻了，它们英勇地抵御风暴，它们在戈壁上与狂风恐怕较量了数十百年，没有向风沙屈服。或许，它们的信心来自深深植在沙土地下的四通八达的根系，也来自柳树集体的众志成城和群策群力。我想，这里的居民，也必定如此。
第二天一早卡车又上路。出了玉门镇，汽车掉头向南行驶，狂风从侧面刮来，似乎要将汽车推翻，我们匍匐在篷布上，两手牢牢抓紧绳索。我偶尔看一眼车后面的远方。远处风沙弥漫，可以看见火车像一组火柴盒在缓缓移动。我知道褐色戈壁滩上颜色较深的那一个条带就是绵延数十里的百年老柳树。昨天晚上招待所的老门房告诉我，那是“左公柳”。此时远眺，狂风铺天盖地要吞噬乡镇村庄农舍耕田，可是数以千百计棵“左公柳”就像无畏的勇士，肩并着肩，手挽着手，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抗击风魔，保卫绿洲。我若有所思。本来是应该在城市公园里点缀风景的垂柳，却落籍塞外荒僻之地，一变而为百姓农田的保护神，这怎么能不叫人感动？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人，是否可以从这柳树的形象获得生活的信念，坚持在逆境中抗争？然而一想起军代表那冷酷的言语，我又感到沮丧、愤懑、无奈、茫然。
卡车一路爬坡，从疏勒河水闸上通过，终于进了南山。南山是祁连山脉外围的山峦，汽车在山间绕来绕去，蜿蜒而行，最后终于爬上山顶。天又放晴了。我俯瞰前面，那是一个不小的盆地，玉门市的昌马公社就在盆地的最低处。
放眼看过去，盆地之南的天际，半空中，无数皑皑雪峰突兀而立，犹如浩瀚大海里汹涌澎湃的巨浪，又似三百万玉龙翻腾飞跃，很是惊心动魄。而东南方向更有一座怪异的黑魆魆的大山如横空出世，如凶神恶煞一般，镇压在白浪排空的众雪峰之巅，十分壮观。此景此情，坐在卡车顶上的我们几个人看得目瞪口呆。眼前所见，大概就是祁连山脉的主体了。后来我知道那如山中霸王的黑山就是妖魔山，妖魔山上不见积雪，我觉得不可思议。妖魔山下就是S县的最富饶的鱼儿红草原，遍地长满酥油草，——也有醉马草，马吃了会中毒的。
卡车风驰电掣，很快下了山，妖魔山和雪峰一齐隐没在最前面的濯濯童山背后。昌马盆地明显比山外大戈壁的海拔要高得多。空气寒冷，我们再一次地裹紧身上的皮大衣，龟缩在凹凸不平的篷布的低处。穿过稀稀落落的村庄和田地，汽车又向西南方向驶去。远远天边又出现一片山脉，那是鹰嘴山，我们的目的地石包城就在那后面。听司机说那又是一个盆地，海拔又比昌马高出许多。
汽车颠簸而行，鹰嘴山大坂，荒凉如同月球。寒风，衰草，干涸的砂石滩，诡秘的山峦。卡车顶上六个人的心境，和苍凉的荒漠没有两样。仰视雪山，俯瞰戈壁，我们面面相觑。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或者，命运究竟要把我们抛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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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包城公社距县城很遥远，坐了一天半的大卡车才到达。石包城农业队文革前是两个生产队，后来在学大寨运动中，又合并为一个生产队。原先的二队不愿意，闹着分开，结果又分开了。我在农业一队落户。
六八年春天我还在大学校园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如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其恐怖程度远远超过文革之初的红卫兵造反。我来到石包城已经是当年的初冬，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仿佛是尾随我而来，正在席卷戈壁草原。光是我所在的仅有十几户人的农业一队就揪出了六名阶级敌人，还斗死了一名（后来又有一名自杀）。几乎每天晚上，不是公社，就是生产队开批斗会。阶级敌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哭叫连天，我躲在黑暗中觳觫发抖。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平时很善良很胆怯的老百姓在批斗会上，当革命口号喊起时，就突然变得凶狠而残忍？
不过阶级斗争主要是在开会的时候。开过会后，农民们大体上相安无事，都下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阶级敌人修理地球，贫下中农也修理地球；难道还能把阶级敌人下放到比农村更苦的地方去？
◇ 恐怖的清查“五一六
改革开放后的官方说到文革，总是言之凿凿地称：六六年七、八月的红卫兵运动是文革最恐怖的时期。殊不知文革恐怖乃是一浪高过一浪；最可怕的时期应该是六八年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即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到七一年发生林彪事件的那几年。那可是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日子，阶级斗争绞肉机在开足马力展开管、押、杀。
六八年春天，在“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的高潮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谓既定伟大战略部署全面铺开，一直搞到六九年春天。六九年四月开“九大”，过后就是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授权省革委会审批死刑，红色政权祭起革命的名义，厉行镇压之权。省革委会处决“反革命分子”的布告隔些日子就贴出一张，每张上面总是一长串红笔勾过的名字。文革的恐怖至此达到空前程度。
“一打三反”运动没有宣告结束，就又开始了“清查五一六”运动。以至于多年过去之后，我记不起来二者的分界线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据说“五一六”是北京的一个神秘组织，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某些大人物。姚文元在他的经过毛泽东亲笔润色和修改的大作《评陶铸的两本书》里点了它的名，将其定为反动组织，声称它“反军乱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清查这个反动组织便成了文化大革命重拳出击的最新伟大战略部署。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运动伊始，省革命委员会行使死刑审批权，大张旗鼓地处决了一批“反革命罪犯”。死刑判决布告在全省城乡各地到处张贴。有一天，我在S县城大街上看到张师亮的死刑布告。张师亮是我的母校甘肃师大历史系的教授，就是因为令人窒息的政治思想高压超出了他所能够忍受的极限，忍不住发了些牢骚，文革一开始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批斗。那时的省委工作组指挥全校革命群众在露天电影场批斗他时，我也在场。他性格刚烈，被游街戴高帽子等等的侮辱激得怒不可遏，当场豁出去了，在会场上破口大骂共产党，当即遭到“革命群众”的暴打，直接从会场上被抓走，送进大牢。到省革委会被授权杀人后，张师亮先生竟被执行了死刑。布告上的很多死刑犯，都是“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就是对共产党毛主席说了不满的话，就招来杀身之祸。文革就是如此草菅人命的。
S县大概一时找不到可杀的人，就一次一次地开大会抓人，为“清查五一六”运动制造声威。
最厉害的一次大会是七一年五月十六日召开的。一大早，大街上的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就不停地吼着毛泽东思想广播站播放的阶级斗争语录和战斗歌曲。各单位先在自己院里集合队伍，打着旗子列队去县招待所的大院子里的大会场。我们中学教职工在工宣队带领下去参加大会，紧张的气氛已经令我心惊胆战；一出校门抬眼一看，更令我浑身发颤。
马路上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和民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进会场，我几乎吓得魂飞魄散。只见一东一西两栋房的房顶上竟然架起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人群，端的是杀气腾腾。我偷眼看我的同事们，个个脸色煞白。再往后面一看，县城和附近城关农业公社、别盖牧业公社的地、富、反、坏、右全部被押解到场，总有三、四十名，个个弯腰低头，一溜儿站在会场后面。我们革命群众则按单位排队站在会场里。主席台上，坐着一溜县上的党政军要人，活脱脱是凶神恶煞。
红旗招展，歌声喧天。一宣布开会，革命委员会保卫部的刘部长念几句最高指示，就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押上来！”革命群众队伍里，风云突变；早有人埋伏在被锁定目标的左右，登时两边一挟，卡住后脖子，拎小鸡似地将人架到主席台前。于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灭亡之时”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刘部长宣布其人反党反毛反军的罪状，如同死刑判决词。林业站的孟玉生在进会场时还和熟人点头打招呼，根本没有注意他一左一右的同事正在摩拳擦掌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忽然他听见上面喊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莫名其妙地被提上去了。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弯腰低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每个人后面都有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押管。主席台前的这一排阶级敌人和会场后面那几十名老阶级敌人遥遥相对。
会场上本已恐怖的气氛一下子令人窒息。我感觉我在簌簌发抖。我出身黑五类，不管我怎样强迫自己进行思想改造，我还是觉得这个社会不能容我。我偷听过《美国之音》，我对毛时有“腹诽”；因为他发动文革一开始时说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和大民主（尽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结果却是更加严酷的专政。我常常苦思冥想伟大领袖为何要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想着想着，就不由得忿然作色，有拍案而起的冲动。有时想得入神，蓦然清醒，由不得心惊肉跳，警惕地东张西望；倘或近旁有人，我会面如土色，怀疑他们知道我的内心活动了。那时我真的深信不疑个人的思想一定会被党组织看见，积极分子有明察他人心灵的特异功能。
……想到这些，我断定有人已经把我告发了。我窥测我身旁的一左一右，果然感觉他们在注视我，他们是提防我逃跑。天哪！能往哪里跑？没办法，束手就擒罢，引颈就戮罢。我觉得我满头冒汗，我要尿裤子了。我脑子里已经产生幻觉：下一个肯定揪我上台，把我揪上去，宣布我犯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罪，然后就是狠批猛斗，之后再交给公安机关，于是判处死刑，押赴刑场，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我似地胡思乱想。试想，谁平日没有说错过话呢？谁没有一两个“仇人、对头”在处心积虑地等机会落井下石呢？谁人心里对这个社会没有怨尤呢？
石包城卫生所的傅雨龙大夫，为一个护士的烂事讽刺了她几句，护士遂说动她的相好，乘揪五一六的运动整肃他。适逢傅雨龙回陕西老家探亲，公社发电报叫他回单位。傅大夫不敢怠慢，赶紧上路。他在玉门镇下火车，看见公社派车派人来接他，还感动得不得了呢！谁知一出车站，就被几个民兵提着绳子，把他一绳子五花大绑地捆住，七手八脚把他扔到大卡车上，拉他回石包城。批斗大会早就在等他到场，傅大夫被直接押到会场批斗。他被尽情折磨了半年多，最后却也定不下什么罪，就“解放”了，可是从此一只手臂落下严重残疾。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几个下马威，造足了声势；就像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广播的：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运动随后按部就班地开始深挖细查。
按照毛泽东“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法则，首都北京有“五一六”分子，各省市也必然有“五一六”；而每个地、县、公社也就不可能没有“五一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这次要进行全面的清查、深挖，把“五一六”分子彻底、干净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那年头搞阶级斗争的整人运动的程序，几乎无例外地分三个阶段：一，开始阶段——召开动员大会，批斗阶级敌人，学习最新最高指示，传达文件，发动群众；讨论表态，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成立运动领导小组。二，掀起高潮阶段——人人过关，检查思想，交待问题；背靠背地揭发，面对面地批判，进行左、中、右阶级队伍的摸排划分。三，运动后期的组织处理——关押判决问题性质严重、持抗拒态度的顽固者，严惩不贷；按一定比例给一些人戴帽子，实行群众专政；对认罪态度好、愿意改造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落实政策，“给出路”；积极分子入党，建立新的领导班子。每场运动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S县“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几次大会的震慑下，向纵深发展，人人胆颤心寒，战战兢兢。整个县城又是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文革初期，S县有一派群众要冲进县武装部去抓对立派的头头。武装部当权的政委下令关闭大门，把来抓人者拒之门外。这些人就砸大门——那是两扇破旧的木头门。有冒失鬼点起火要烧门进去，本派中的老者慌忙制止，没烧成，烟熏火燎黑了半扇门板。这派群众组织后来被定为站错了队的保守组织，即保皇派。成立县革委会时，“烧门”事件被定为反军性质。
清查“五一六”开始后，“火烧武装部大门”事件顺理成章地成了本县性质最严重的五一六问题。因为，烧武装部大门就是反解放军，反解放军就是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那可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弥天大罪。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后，凡当时动手砸门者和点火者，所有在场者乃至劝阻者，均被列为运动重点对象；须三番五次地交待自己当时的举动、言论和活思想，揭发他人的问题，检查自己思想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向毛主席认罪。当然，同时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积极分子的厉声质问和愤怒批判。那些虽不在场，可是和“重点”们同属一派的人，也要一个一个揭发问题，谈认识，表态度。中小学教员中介入此五一六事件者为数甚众，清查会连开了二十几天，他们还没有检查完问题。
运动的矛头慢慢对准文革中被分配来的大学生。S县虽小，可来自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兰州的老五届大学生中专生竟有三、四十人之多。大家不用互相介绍，就很快知道都是彼此彼此，——多半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文革犯了政治错误，被发配到这里。其中有在上海给江青贴过大字报的人，有曾在中南海门口静坐过的人，有在南京刷过炮打中央文革大幅标语的人，有在兰州军区司令部院内静坐绝食过的人，有整理过甘肃省革委会当权者材料的人。等等。试想冲击了小小的县级军事机关的人都成了“五一六分子”，这些直接冒犯了中央和省市威严的大学生，岂不更是触犯天条、大逆不道的五一六分子？七〇年冬天有两个自称是省革委会专案组的人到S县中学找我，向我调查某人的问题，他们态度傲慢而强硬，像是来审问我，这一来S县的人都视我为问题人物。现在我的直觉告诉我：县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早就注意上我了；何况我在兰州军区门前静坐过。
运动领导小组肯定已经胸有成竹：县上的“五一六”是小巫，外来大学生是大巫。有大鱼可抓，他们要为共产主义红色江山清除隐患再立新功。于是在火候已经差不多了的时候，清查小组放出话来，要求六八六九两年分配来S县的所有大学生写出详尽的检查，做老老实实的交代，争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全国大、中学校学生高唱着“拿起笔来做刀枪，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胆敢反对党，马上叫他见阎王！杀——嗨！”那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捍卫毛思想、毛路线而奔走呼号，上蹿下跳，以至于同学反目成仇，分裂成两派、三派，互相辩论得面红耳赤，最后大打出手；还自认为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结果后来竟至于两派势不两立，打斗不已，形势发展成在毛的导演下全国展开全面内战，大开杀戒。到头来，一部分学生被毛封为造反派，另一部分就成了狗屎不如的保皇派。到了最后，两派学生统统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反正大家不是犯了受蒙蔽的错误，就是犯了翘尾巴的错误。为了所犯的错误，我们真是“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也不止一次地肯定我们已经洗心革面，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了；我们也服从了惩罚性的分配、被一竿子插到底，感到如同流放一样到了边远牧区。唉！究竟还要我们怎样呢？
目睹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那血雨腥风的场面，我不能不对这回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深深的怀着恐惧。
空气中的血腥味和火药味愈来愈浓烈。各单位天天开会。各种名目的会：全体会，骨干会，分组会，领导碰头会、全县大会。检查交代、揭发批判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记得清查小组负责人正式通知我准备好检查交代材料那天，——这意味着我不再有“革命群众”的身份了；我走在马路上，所见之熟人，毫无例外都是一式的阶级斗争面孔，不是远远地躲开，就是佯装没有看见我——不过也许是我的错觉。孤独感深深地袭上我心头，我闷闷地走回自己家。
离家老远，我喂养的五六只小鸡瞅见我了。它们啾啾啾地叫着发足狂奔我而来；有几只张起翅膀脚不点地飞跑，结果不断地跌跤。最先跑到我脚下的小鸡收脚不住，翻了个跟头。它们围着我叽叽喳喳，仰起脑袋偏过脸紧盯着我看。尽管我知道它们是因为饿坏了，是催我喂食，可我仍然十分感动。它们从来没有揭发批判过我，也没有因为我即将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而对我摆起怒目而视的阶级斗争脸。
小鸡们簇拥着我进了自家院子，我取出比平常多得多的土麦子撒给它们吃。看着它们大快朵颐，我暂时忘记了迫在眉睫的阶级斗争。
忽然，平地一声炸雷，石破天惊！林彪仓皇出逃机毁人亡！
林彪事件使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当务之急一变而成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和销毁所有林彪的照片题词，这可是费力费时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里，清查“五一六”是文革恐怖的登峰造极。林彪事件后，人们渐渐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开始抵制起文革来。小道消息满天飞，就是当时民众发泄对文革不满的反映。
◇ 林彪外逃震撼小县城
一九七一年十月下旬，虽然内地还是金秋时节，可是地处高寒的S县，天气已经十分严寒。树木凋零，朔风呼啸。秋冬之际，S县从半夜到正午狂风由雪山向戈壁刮，刮得行人走路踉踉跄跄；正午过后，风势变小，风向渐渐地掉转，变为从戈壁向雪山刮。到入夜，戈壁狂风如狮吼虎啸，如鬼哭狼嚎；然后慢慢地转为凄厉和呜咽，风向又在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此时全县“清查五一六”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运动进入第二阶段也有些日子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们县中小学集中学习会开了一上午。下午清查小组成员和骨干分子开碰头会，我们则奉命写检查。我写了两行，心烦。妈妈的，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说：死两回没听说，死一回躲不过。敬爱的林副统帅说：抢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我格老子死猪不怕开水烫，随便！我撂下纸笔，上杨才铭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找报纸看。
推门而入，却见老杨坐在床沿上发怔。他脸色苍白。我问：“你不舒服么？”他转过头直勾勾地瞪我一眼，随即起身奔过去把门关死，慌慌张张地劈头问我：“出大事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了！你听说了么？”我莫名其妙，见他那紧张的样子，我不禁也紧张起来，连忙问：“啥事？啥大事？”他两眼直僵僵地盯着我，又像是盯着我身后很远的地方，如同梦呓似的幽幽地说：“事情太可怕了！太严重了！简直不可思议，我不敢给你说，不敢说……”
我好生奇怪。一再追问，他却死也不肯再吐一个字，只是眼睛发直，喃喃自言自语：“太可怕了……”见他如此卖关子，我心急火燎，恨不得扳开他的嘴把那重大事情掏出来。同时我脑子里飞旋：能发生什么事情让老杨如此大惊小怪？杨才铭是我们一帮年轻同事的老大哥，他忠厚稳重，同我们相处融洽。不过他有点小世故，过于谨小慎微——此乃在多次阶级斗争运动中备受惊吓的人所共有的性格，是惊弓之鸟那样的。他是从不开玩笑捉弄人的，何况在运动中间，他照例把嘴巴闭得很紧很紧。今天竟然如此说话，实在反常。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是不是谁家女人偷了汉？或是哪个野男人勾引了谁家的黄花闺女？”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套他说话。在这个人口仅有两千多，一个月才能看上一回电影的荒僻小城，最能耸动人耳目、令人津津乐道的文化生活，莫过于男女艳闻了；如果是县上哪个头头搞女人东窗事发，那可是爆炸性新闻。
那知老杨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明显地对我的猜测显出鄙夷之色：“不是不是，比那大得多了，天塌下来了！”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杀人放火、男盗女娼更有轰动效应，就央求、恳求他告诉我，是不是发生了杀人案件？谁杀了谁？是不是谁放了火？是不是谁扒了灰？可老杨就是死活不肯透露一个字，只是低声嘟囔：“不敢说，不敢说，如果这事是假的，那谁散布了谣言，谁就没命了……”
急惊风遇上慢郎中，他越不肯说，我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越是迫不及待想知道，他越是面露恐惧守口如瓶。我使尽浑身解数，始终未能从杨才铭口中掏出那如天塌下来的大事究竟是什么。我心里实在痒得难受。最后我悻悻地说，你不说，我去问别人。老杨急忙带着哭腔说：“不要问！千万不要问！要问，也千万不要提我给你说什么了啊！”他说什么了？什么也没说么。真是的！看他那惶惶然的样子，我觉得事情真蹊跷。我急不可耐，一心想满足好奇心，边往外走边回头说：“放心吧，不会出卖你。”
从杨才铭那里出来，我直奔王树田的宿舍。文革开始后，西北民院被军队占用，出身不好和站错队的教职工被遣散到民族地区，王树田被打发到S县来。中学里我和王树田向来友善，他消息灵通，他若知道什么，肯定会告诉我。
一进门，就见王树田正在埋头写检查，已经写了厚厚的一沓，足见他的“五一六”问题不少。我问他听到什么重大新闻了没有？他抬起头来，一脸的茫然。我告诉他，听说发生了天大的事，非常可怕，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王树田笑笑，漫不经心地说可能有人开玩笑。我就说，是老实大哥杨才铭说的，不可能是开玩笑。王树田开始重视我的话了。他想了又想，想不出能发生什么天大的事。到底能有什么重要消息把谨小慎微寡言少语的老杨唬成那样呢？
近两年小道消息时有时无，陈伯达出事了的消息是传过一阵子，谭甫仁被刺杀也是民间传说，不过都没有引起民众惊恐。像基辛格访华那样的特大新闻，乃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前预告有重要消息将在某时刻发布，请听众届时收听；同时县上也接到省上电报通知，要求各单位领导组织群众收听某时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于是我们奉命列队准时坐在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大喇叭下收听。喇叭下，县革委会保卫部的民兵还在四周巡视；他们当然是根据上级指示，观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时乍一听见与我们中国不共戴天的美帝大头子尼克松要来中国，人人震惊，个个目瞪口呆！人们都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一连几天精神恍惚；不过谁也没有说一个字的评论。后来县上传达文件，老百姓被告知，尼克松是打着白旗要到中国来的；而且县革委会主任强烈暗示，美国总统尼克松是朝拜毛主席来了。
自那以后，还能再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呢？我和王树田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俩猜测也许是中苏边界上出了问题，或者与台湾有关。或许什么也没有，是杨才铭神经不对劲了。
我满腹狐疑，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前事皆忘，我早早去到城关小学会议室，继续参加揭批“五一六”的县城全体教师会。
众老师各就各位，我也坐我的老位置，摆出沉痛反省状；心里盘算，教员同仁中本地的“五一六”问题行将检查完毕，我暂不开口；俟检查外地“五一六”问题的同仁谈过三五位后，我再狗尾续貂不迟。
忽然我身旁的柴国金凑过头来。我心里一动，忙把耳朵伸过去。只听他悄声说：“发生重大事情了，听说了没有？”柴国金是民兵排长，年纪比我轻，可比我老练，现在刚一开会就和我耳语，必定有重大消息。我忙接上他的话茬：“听说有重大事情，究竟是啥事？”柴国金缩回头，极神秘地前后左右观察一番，才又凑过来用手捂着他的嘴和我的耳朵，以极低的声音一字一字地说：“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叛国投敌……”
我惊得倒抽一口冷气，脑子嗡地一下，似遭大棒抡击，天旋地转，一阵眩晕。我瞪大眼睛，顿觉失明又失聪，眼前仿佛有巨大的蘑菇云冲天升起！我觉得我要失声惊呼。我转过脸直勾勾地盯着柴国金，仿佛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我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反过去又把柴国金吓得脸色苍白。停了片刻，他又凑过头来，我木然地把耳朵靠过去。他的话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飞机越境时被打下来了……，只差几秒钟……”
我感到心慌，脑胀。太可怕了！太严重了！我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又转脸直眉瞪眼地看他。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就凑过头去颤抖着问他：“消息可靠吗？”他把嗓子压得低低的说：“政治部康学谦说的。昨天党员开大会，已经传达了……”啊！康学谦，那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北京工业学院毕业生，典型的京油子，是本县传送小道消息的权威人士。我有点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了。可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个月前的国庆节期间，我从石包城公社回县上。路过玉门镇，在小镇电影院的宣传栏前我看见有几个人在看什么。我凑过去驻足观看。原来宣传栏里贴着一张一尺大的肖像照，是秃顶的林彪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地学习毛选。这是我头一次、也是唯一见到的林彪免冠像。我屏息凝神地注视他的秃顶。不知为什么，我越看越怕，可越怕越要看，有一种怪怪的异样的感觉。陆陆续续又有人走过来看林彪秃头照。人人一言不发，连大气也不出一声，只管默默地专注地看。我看了老半天才离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江青拍摄的杰作。我哪里能晓得，林彪此时早已死于非命了……。
……我痴呆了半天，定定神，偷眼环顾会议室，感觉果然有人神色异常：杨才铭泥菩萨似的，还在发怔，就像昨天在他房子里一样；何秀两眼呆滞，大口大口地吞烟，按说烟瘾再大也不至于如此一口接一口地毫不停歇；张涛紧锁眉头，好像有无限的大苦恼……；还有的人如遭电击，脸色僵硬，如灵魂已然出窍。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肯定也知道了。显然是这个不敢使人相信的天塌下来的消息，在折磨着向来关心国家大事、以政治通自居的他们的神经。我回忆以往，绝没有见到过眼下如许神情稀奇古怪的人。
不过大部分老师还是通常的精神状态：正襟危坐，诚惶诚恐，脑子里大概是如何交待自己的“五一六”问题，以求蒙混过关。这些自知有罪的人脸上是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时所特有的自卑、凄凉、苦闷和“臣罪当诛兮皇恩浩荡”的表情。
王树田在翻动他的发言稿，这是他预备发言的习惯性动作。我连忙向他使眼色，摆手制止他。我的直觉是，既然发生如此石破天惊的事，清查“五一六”恐怕要拉倒了吧！王树田看见我的手势，有点不知所措；他犹豫不决，但是终于把发言稿重新折迭起来压在《毛主席语录》本下面。景兆年校长的长篇发言开始了。他颇受我们的尊敬，从五八年起他就被视为右倾，幸而阶级成分是贫农，所以才没有怎样挨整；不过由县委宣传部长改任中学革委会主任，在当时无疑是大贬黜。此次清查运动，有人要把他打成S县“砸烧武装部大门‘五一六’事件”的“幕后摇鹅毛扇子的黑高参”，责令他讲清楚。他平时讲话很有水平，慢条斯理的，还有些幽默感，很能吸引听者；可是今天他的发言，只有只言片语跳进我的耳朵。
我头疼，我心慌，我发懵。林彪出事了，那么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呢？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实现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的崇高而伟大的目标而进行的；胜利成果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毛泽东亲自选择林彪做自己的可靠接班人和副统帅，因为他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忠实学生，这已经写进了庄严的党章，还要载入神圣的宪法。谁能把文化大革命同林彪分得开呢？林已然是仅次于毛的神，这位次神为何转眼要叛国投敌呢？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无法想象！
我想得头脑发胀，我觉得我忽而发高烧，忽而打寒颤。我不由自主又反过来怀疑自己的耳朵，进而怀疑柴国金。我斜眼偷瞥柴的脸。莫非他受清查运动领导小组的指示，设套子故意对我讲反革命话，引诱我随声附和，然后倒打一耙，置我于死地？我的腿哆嗦起来，背上冷汗淋漓。可是杨才铭呢？难道他俩串通起来要把我做成“现行”么？不会吧？杨是我始终认定的憨厚者，如果他也有害人之心，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了……。
这个晴天霹雳的小道消息紧紧攫住我的神经，我惊异不定，我胡思乱想，我如患了病似的呻吟，挣扎，我渴望获得最确实的答案。
散会后，我魂不守舍，王树田使眼色叫我去他的宿舍，自然是因为我制止他发言令他摸不着头脑。从祁连雪山刮来的风正猛，我跟着王树田趑趄而行。
一进他的门我就按捺不住地问他：“特大消息你还没听说么？”王树田瞪着一双大眼睛摇头：“没有啊，究竟发生什么了？”我追问：“你真的不知道？”他回答说昨天他写检查稿直到半夜两点多，哪里也没有去过。我摘下帽子，说：“林副主席——”用手给他比划了一个飞机倒栽葱的手势。他更胡涂了，大眼睛瞪得更大。我这才如此这般把柴国金的话学说一遍：“飞机越境时被高射炮打下来了，都死了。他的女儿林豆豆在上飞机前给毛主席发了电报，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后面的话也是柴国金在景校长发言时断断续续说给我的。
王树田的眼睛越瞪越大，终于瞪成一双牛眼睛；他的嘴巴也越张越大，像一个大窟窿。好半天他才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可能吗？真叫人不能理解……”他语无伦次，脸色由吃惊变为恐惧。我说：“是呀，做梦也想不到……”我一下子又害怕了：“如果是造谣，那可……”，王树田马上斩钉截铁地说：“那可就是不可饶恕的现行反革命了，非掉脑袋不可。”
忽然有人推门进来，我和王树田吓得同时跳起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部的人抓我们来了。
进来的原来是女老师康炳清；她和王树田是校友，又都是数学老师。她心地善良，平时我和王树田议论政治，对她不设防。可是今天这个消息非同小可，我和王树田面面相觑，紧闭起嘴巴。看着我们呆若木鸡的样子，康炳清深以为怪，她问：“你们在说啥呢？”
王树田缄口不言。后来还是我沉不住气，脱口而出：“林彪垮台了！”一言既出，吓得康炳清转过身赶快把门关上，回过头带着哭腔颤声说：“你胡说八道啥？哪里听来的谣言？你不想活了？”王树田打断康炳清的叫嚷，说方才他心里一分析，觉得这消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他头脑向来冷静，于是给我们分析：柴国金的消息来源比较可靠；昨天杨才铭虽然只露了口风，可绝对是同一消息；今早的开会，气氛是有点异常；昨天全县党员开大会他恍惚听谁说过——康炳清忽然插嘴说，今早上她刚一出门就碰上古怪事：已经有半年多时间不和她说话的邻居，竟鬼鬼祟祟走过来问她，昨天去开党员会了没有？把她问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邻居明明知道她并非党员，却如此发问。当时她想这个邻居可能没睡醒，发神经病呢！就漫不经心地回答，不知道开会的事。现在想来，邻居岂不是在拐弯抹角试探她听到什么没有。
王树田忽然奔到桌子边翻报纸。最后翻出一篇最新的两报一刊社论。他在字里行间搜寻。终于如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一行字让我们看：“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滔天罪行……”
“叛徒卖国贼”，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名词。文革开始以来，我们都无师自通地知道了一些潜规则：如刘少奇没有被公开点名之前，用“中国的赫鲁晓夫”影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是特指邓小平：“反革命两面派”则代表陶铸。去年又有了“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的提法，消息灵通人士说那是指陈伯达。现在这个“叛徒卖国贼”，肯定是一个重量级的大人物！但是报上既没有点明“叛徒卖国贼”是何人，也没有点明“叛、卖”的具体事实。不过这足以同我们听到的片言只语互相印证了。
种种迹象显示，林彪垮台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康老师这才惊魂甫定。我们三人大眼瞪小眼地感受着“叛徒卖国贼”新名词的强烈刺激。我们小声议论，这事件太重大太可怕了；它越是真的，就越令人惊怖，肯定会吓疯很多人。王树田说我阻止他发言是对了，出此大事，人心惶惶，还清查什么“五一六”呢！
忽然有人在门外喊叫：紧急通知！晚上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
十一月一日晚，在电影院内召开S县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传达中央文件。风声已经传开，来开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电影院座无虚席。晚来一步的人便在门厅站立。没有人打听要传达的文件的内容。人们表情严肃紧张。个别人悄声和熟人打招呼。大部分人只是意味深长地交换眼色。
担任县革委会主任的张凤翔政委宣读中央文件。文件是分批逐级扩大传达，这是他在本县第四次宣读。
他小心翼翼地开口。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静得掉下一根针都可以听见。听众无不竖起双耳屏息凝声谛听。于是文件上的措辞清清楚楚地入耳而来：“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尽管张政委得知此消息全县数他最早，但显然他还没有从最初的极度震撼中恢复正常。他的嗓音发颤，手也打颤；那红头文件似是一只烫手的山芋。
张政委本来是一位脾气平和的军人，很有些文化。在走马灯似换来换去的革委会主任之中，他是唯一不把“负隅顽抗”念成“负偶顽抗”、“赤裸裸”念成“赤果果”、“撑腰”念成“掌腰”、“悼念”念成“掉念”的人。往常传达文件，他总要解释一些词句或重复某些段落，甚至有时还要发挥一番；可是这一次的传达，他只是一字一句、平铺直叙地照本宣科。我猜想他惟恐多说一个字或是流露一丝个人倾向会承担严重责任。
文件很长。除了张政委的声音，电影院内静如旷野，寂如坟场。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东张西望；数百名到会干部职工个个如同僵尸，如同泥塑。这是县城史无前例的一次无声的大会。然而在这静寂中，与会者的脑海里，狂涛巨浪在呼啸，万钧雷霆在轰响，十二级台风在震撼，威力强大的原子弹在爆炸。
九月十三号，我默默地心算，那林彪摔死已经四十九天了，可是我们都蒙在鼓里……。
文件宣读完毕，没有多说一句话，张政委就直接宣布散会。人们默不作声地离开。我偷眼观察，人人神情异常，尽量避免和别人对视，咳嗽的人也格外捏着喉咙。
天很冷。黑夜里，我们几个老师拱肩缩背，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学校。半天没有人吱声。临近校门口，我忍不住冒了一句：“我觉得林彪垮台比刘少奇垮台还叫人高兴。”王树田和杨才铭装作没有听见我说话，柴国金、张涛、闫尚雄、何秀连忙往旁边一躲。片刻，何秀冷冷地丢过来一句话：“你说话注意点！”再无人接话茬，都好像身上没有带耳朵。何秀是个直脾气人，他如是说其实包含着好意；因为我的这句话很可能会被积极分子们分析成刘少奇倒台我不高兴，那我就死定了。
看看看！毛泽东专政造成了怎样的社会！
文件传达之后，如同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一波接一波地汹涌而来。人们在震惊和恐惧中纷纷奉命销毁一切地方的林彪题词和林彪照片。原先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最忠实的学生和亲自选定的可靠接班人林彪的合影巨画，一夜之间统统消失。单位奉命督促和监视职工销毁私人物品中的林彪图像和题词。我的大学毕业证有林彪题词的“四个伟大”和“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名言，一撕一扯，毕业证残缺不堪，我索性扔掉。几个笔记本，有很多毛、林合影的插页，我看着林彪的像，心里仍是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忍不住冒险留了几张毛林亲密无间在一起的照片。
林彪仓皇出逃，使追查“五一六”的运动就此不了了之，我们死里逃生。为证明林彪是叛徒卖国贼而向内部传达的林彪罪证《五七一工程纪要》，随后发给各单位。人们以批判的名义争相传看。许多人掩饰不住对《纪要》中称毛是“当代秦始皇”、阶级斗争是“绞肉机”、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等用语的浓厚兴趣；似乎享受着这些词语所产生的感官快乐。大家反复掂量它们的分量，再三咀嚼其中的含义。我私下认为林彪说的是大实话。不过人们决不互相交换看法，只是你争我抢地把《五七一工程纪要》看了又看，看时眼神闪烁，目光游移。在批判会上大家都异口同声疾言厉色地批判林彪反动透顶、阴险毒辣、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必须碎尸万段、千刀万剐。
事情的另一面是，最高领袖的威望随之动摇。人们不再相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论。什么反修防修继续革命！不过是刘邦朱元璋诛灭开国元勋的历史重演罢了！文革的龌龊虚伪开始被一般老百姓感觉到。红色恐怖失去了它得心应手的威慑力。这时候广播开始经常播放“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听上去给人理屈词穷、蛮不讲理、撒泼耍赖的感觉。文革已是强弩之末了。
很久以后，我忽然想起：六八年十月中央全会宣布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党籍时，特大喜讯传来，举国上下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人人都极为夸张地装出无比激动无限幸福的模样参加庆祝游行，高呼拥护的口号。可是这次“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怎么没有举行庆祝游行呢？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要庆祝；当然那时候谁都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没人轻易议论林彪问题，只是不断地开会，不停地念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报刊文章。大家一边拼命做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口诛笔伐，一边偷偷地观察别人的脸色，谁也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
后来我还又想过，林彪事件很可能消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场血光之灾。何以见得？文革之初，毛故意让刘少奇领导运动，随后马上宣布刘少奇派工作组是犯了镇压群众的方向路线错误，刘少奇哑巴吃黄连，不得不靠边站。毛一本正经地宣布：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当权派。可是当他终于打倒了刘少奇、彻底铲除了刘少奇的势力和影响后，却言而无信，翻脸不认人，把斗争矛头指向老百姓。又是派工宣队，又是派军宣队，又是军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无一不是向群众大开杀戒。其镇压群众的血雨腥风远远超过文革之初刘少奇的批反动学术权威和揪右派学生。毛亲自指挥的“三大战役”乃是文革最恐怖的时期。
我敢断定，毛一定怀里揣着一个文革结束时要给几百万知识者和普通民众戴上阶级敌人帽子的计划。因为戴“地、富、反、坏、右”帽子的阶级敌人随时间推移人数正在自然和非自然地减员，亟待补充，以保持必需的数量。制造这样一批社会贱民，交给工农兵群众实行专政；只许贱民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是毛的独家发明。如此，既可以证明“阶级斗争”理论是绝对真理，又可以使多数群众因为能对活生生的敌人拥有指手划脚权而产生社会优越感，找到当家作主的感觉；同时，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强大的威慑力自不待言。有位网民和我“英雄所见略同”，但他说得要比我透彻精辟多了。他写道：“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百分之五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过‘统治者’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即侥幸还属于百分之九十五又惶恐于坠入百分之五，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质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极权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就是让人民永远处于恐怖状态。毛泽东的奴役人民的独门功夫，就是让人民在恐怖的同时，还要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在当家作主。他的秘诀就是暴力镇压整肃与谎言欺骗愚弄双管齐下。
林彪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却以鱼死网破的激烈方式回应毛泽东对他的整肃。这肯定完全出乎毛的意料，毛的如意算盘不得不搁置起来。所以我有林彪事件很可能消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场血光之灾的推断。
Sunday, October 4, 2009
叶志江：1978，进京赴考
◇ 鸡鸣时分
农历丙辰年，神州大地上巨星陨落，地动山摇。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一颗牵动着所有中国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举国致哀的的背后，更多的是惶惑、不安和期待。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老百姓，特别是知识阶层中，一定有很多人虽然每天口上高呼“万岁”，却在心中等待着这一天。那些处于权力中心的大人物自不待言，连我和我周围的朋友们都意识到，这一天将是中国社会从凝固走向变化的解冻点，是中国走向光明或黑暗的分水岭。
当我在武汉一所大学里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时，在肃穆的哀乐声中望着电视屏幕上众多中央大员垂首默哀的镜头，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挖苦国民党大员在孙中山灵前致哀的那两句诗：“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以至于忍俊不禁而想笑出来。我只好死劲掐自己的大腿，免得笑出声来被革命群众当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机关。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同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在广州被右派暗杀。其间相隔不到半年。这一幕历史一定让当时在广州黄埔军校任职的叶剑英有过深刻印象。因此，在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便协同华国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毛泽东的夫人等几个灸手可热的文革左派。“剑锋”所及，一切迎刃而解。
政局的剧变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真正惠及一大批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莘莘学子的变化还得再等一、两年，人们还需要时间从被长期禁锢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
这里需要提及一个人物：温元凯。我和他算是相熟，也有点缘分。文革前他是南京大学的“红专标兵”，我是清华大学的“红专典型”，因而有“南温北叶”的说法。但近年来他住北京我居上海，变成了“南叶北温”。至于他后来平步青云，我行走地上，成了“天温地叶”，已非同日可语了。
这温元凯有一个“鸡鸣”理论。他说公鸡司晨必须鸣得不早不晚：太晚了误事；太早了，天天吵得主人没有觉睡，难免被一刀抹了脖子。
政治上的事便大体如此，虽说天总是会亮的，但你如果在浓黑的夜幕中嚷嚷得太早了，却往往会有杀头之罪。只有在太阳露头前的一瞬间大声呼喊“天亮了”的人才能成为英雄、先哲或预言家什么的。
这“鸡鸣”理论虽说很通俗易懂，但做起来却很难。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温元凯等几个社会精英跑到天安门广场上一起“鸣”了几声。但这初试民主的啼声一定是鸣得太早了，所以他先是被主人关进笼子里禁声，后又被放逐到太平洋对岸去闯荡华尔街。
数年后，早已从政治转向经济领域的温元凯回到了中国。二○○八年，或许自以为已探得华尔街股市的深浅，当中国的股市到达五千点时他出了一本书：《牛市一万点》，预测中国的股市很快会达到一万点。结果股市应声而落，一直掉到二千点以下。
看来，这一次他又鸣得太早了。
然而，当邓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复出后召开国务院科技教育座谈会时，他曾经有过一个准时司晨的机会。
在这次会上，温元凯提出了一个十六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这一建议正中邓公下怀，他当即表态：“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当众人发愣时，邓公幽默一笑：“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
温元凯的这一鸣，在时间上拿捏得很准，所选的场合也恰当，他因此被自己和别人称为“恢复高考与留学制度的首倡人”。但也可能他因此而过于自信，以至于后来屡屡“早鸣”。
三十年后，当人们回顾那段历史时，在七七年的会上究竟是谁鸣了第一声并得到邓小平的首肯却成了疑案，温元凯有了争夺桂冠的竞争者。
其实，在鸡鸣时分，千家万户的雄鸡都不约而同地引颈高歌是常见的事，是很难分清谁叫了第一声的。我们能知道的是“雄鸡一唱天下白”，黑暗已经过去，希望就在眼前。几个月后，激动人心的“高考一九七七”便在那一年的冬天改变了千千万万个知青的命运。
而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已过而立之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在这鸡鸣时分翘首以待。
◇ 小镇夜谈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九七八年前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工厂、煤矿、盐田、中小学和建筑安装单位聚集着从“象牙塔”上下来的“堂前燕”——被扫地出门的大学生，因而空前绝后地“人才济济”，甚至成了“藏龙卧虎”的地方。
这些被打入基层的大学生们后来浮出水面的途径虽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也并不乏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最后成为大公司总裁或“朝廷重臣”什么的。但一九七八年那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会考”还是像打开了闸门一样，让许多年过而立、怀才不遇的“才子”们涌现出来，日后在中国甚至是在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或文化等领域里大放异彩。
大厂镇，和南京市区隔江而望的工业重镇。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毕业的著名化学家侯德榜曾在这里主持建成亚洲第一座纯碱厂，这镇名或许便和这座厂有关。我在一九七七年“阴错阳差”地调到从四川移师大厂镇的“八化建”时，这个从事化工建设安装的单位里便“窝藏”着两个日后在美利坚和法兰西颇有名气的人物。
沈俊，清华无线电系六三级的学生，他在八化建的职务是一名普通的电气技术员。考上清华研究生后去法国留学，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世界一流的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专家、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教授。他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提出的“边界探测方法”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沈氏方法”，并获得美国IEEE计算机学会颁发的“傅京孙奖”。
朱学渊，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在八化建的子弟中学当一名普通教员。他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后在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但让他出了大名的却是他后来涉足历史语言的研究和对中共的辛辣批判。
一九七八年的早春，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决定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让我和这两个人有了较多的接触。
在八化建，朱学渊的玩世不恭是出了名的，见了面果然是名不虚传，满口的政治笑话。对他打算如何准备报考一事却秘而不宣，或顾左右而言它，给我的印象是他早已胸有成竹。他的大姨子倒是个热心人，一见面便要给我作媒，还真的给我介绍了一个身高一米七七的大美人，让我顿觉矮人一头。
沈俊和我却似乎忧心忡忡，这突如其来的希望曾让我们都有点不知所措。我和他在校时并不认识，但我们既是校友又是烟友，为了报考研究生一事多次彻夜长谈、腾云驾雾，可说是一见如故。他戴一付基辛格式的眼镜，在灯光下显得脸色苍白，额头有棱有角，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和朱学渊的玩世不恭相反，他认真而又诚恳，我决定考回清华应当说是和他的分析和鼓动分不开的。
我颇有点自知之明，自觉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毕业十年了，从没想过还有机会重新走进决定命运的考场，我担心清华园里残留的派性会节外生枝地将我淘汰出局。
沈俊说：你不考清华会成为一件新闻，引起众说纷纭。
我已经制造了过多的“新闻”，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报考清华了。
◇ 考场风流
选完了学校还得选专业。
经过十年的变化，校友中有彻底转行的，如电机工程系的学生谢遐龄报考了复旦大学哲学系。他后来当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近年来频频发表政见，步冯友兰先生的后尘，在政治上“阐旧邦以辅新命”，俨然成了中国的“主流学者”。
我在清华读的是流体力学专业，毕业后去四川，又沿长江顺流而下，先武汉后南京，但无一处和专业有关。我生性好“流动”，遂决定改行，选了计算机专业。这既有赶时髦的意图，肚中也还有个小算盘。
我不考清华会引起众说纷纭，我考清华也有点众目睽睽。考场上马失前足的事必须估计到，改专业而考砸了或可免成众矢之的。
计算机专业的考试以清华计算数学专业的课程为主，要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恶补该专业的主要课程谈何容易，我还真的差一点考砸了。
初试时，数学试卷的前两道题占了四十分，只要学过计算数学，能记住几个迭代公式，套用一下便可做出。大多数考生都在这两道题上得了满分，而我居然交了白卷，因为我不记得或不知道这几个公式。所幸的是我做对了其余的几道题目，得了六十分，勉强通过初试。
我是和沈俊和许明贤一同进京赴考，去清华参加复试的，许也是无线电系六三级的学生。到了清华后他们去找当年留校的校友打听考试行情，我跟着去了。在一个教师宿舍里我们见到了两个无线电系六四级的校友，沈、许两人自报姓名后便聊开了。
在我的记忆中，两位留校的青年教员气宇昻轩，我因自惭形秽，不敢吭声，怕暴露身分。不料，聊着聊着其中一人突然冒出一句：“听说叶志江数学只考了六十分，真是不可思议。”
沈、许两人忍不住笑了起来。气宇昻轩的青年教员不免生疑，转而问我：“这位是……？”我只得含笑作答：“在下便是数学只考了六十分的叶志江。”
果不其然，众目睽睽后也还是难免众说纷纭。
幸好我在复试时“露了一手”，让我恢复了一点“名誉”。复试中最后一道关于编码的“难题”只有我一个人答对，让我因此得了最高分。口试时老师好奇地问我：你原来不是计算数学专业的，怎么能解出这道题。我回答说：这道题和科学画报上的一个数学游戏很类似，我读中学时就做过。
我成了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贾马尔，那个没有受过教育，但在“智力大冲浪”的节目里因少年时的经历而答对所有题目的幸运儿。
当然，他也很好奇我为什么初试时数学只考了六十分。
我为应付口试很作了些专业上的准备，结果口试时问的全是关于我离校后的经历和改专业的原因等“八卦”事。这同电影里贾马尔被警方反复盘问他的人生经历和答对题目的原因也相仿。
◇ 别了，清华
我被清华录取了。
然而，我所担心的文革中关于我的各种传言和残余的派性还是在隐隐约约地作祟。我在清华遇到了力学系副主任，苗日新老师。他告诉我，计算机的人曾到他那里调查我在文革期间有无打砸抢的行为。苗老师对前来调查的人说：“你要是见到叶志江本人，你就不会相信他会打砸抢。如果计算机系不敢录取他，那就让力学系录取他。”
明明是我在文革中多次被打被砸，却要调查我有无打砸抢的行为，这使我不免忿激起来。我报考清华时之所以顾虑重重，怕的就是这种不信任的暗箭。我生性心高气傲，容不得无名的歧视。
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不久，两个不速之客来到我在南京的家中。来客是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的正付主任，他们向我转达了学校对我的邀请，希望我能去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条件是可立即安排我出国留学。
一边是心存疑虑，一边是热情邀请。我决定离开清华这个是非之地，去科大那一方净土，安心修炼。
然而，清华拒绝了我转学的书面请求，我不得不亲赴清华进行交涉。我和王醒民一同去见了何东昌副校长。何婉言挽留，但我去意已决，何答应研究后再作答复。
两天后，校研究生处的一位处长向我传达了校领导的意见：欢迎留下，但尊重个人决定。我很感谢何东昌校长和他一再劝说我留在清华，当我坚持签字转校时，我甚至能感到他递笔给我时手在颤抖。
是呵，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在我签字时，我的心也在颤抖。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都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谁能忘怀！
然而，别了，清华。
这一走，二十一年中我浪迹天涯，再未跨进过清华的大门，直到毕业三十年时才回到清华和同学相聚。但那次返校并未留下多少印象或感触之类的东西，只有当我后来下笔追寻当年的梦时，我才真正再度“回到”了美丽的清华园，那个让我们成为男人或女人的“摇篮”。
◇ 草窝凤凰
中国科技大学在文革期间因“战备疏散”的缘故从北京仓促迁到合肥，校舍简陋陈旧，和美丽的清华园完全无法相比。但两者有一点倒是相同的：六三年时清华学生宿舍里的臭虫和七八年时科大学生宿舍里的蚊子不仅都以吸血为目标，而且在数量上也同样惊人。
记得进清华的“第一课”是由高年级学生举办关于臭虫灾情的专题讲座，介绍了他们“因陋就简”地测定臭虫数量的办法：将手放在床板上，熄灯五分钟再开灯，数一数爬到手上的臭虫数量，便可测定灾情的严重程度。据说，每次总有七、八个之多，光听讲都会一阵阵肉麻、肉紧。
尽管当时的革命宣传正在有声有色、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要防止地主资本家卷土重来和避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但对我们这些Freshman而言，那不过是“隔靴搔痒”，让我们痒得心烦的是臭虫，消灭新生的臭虫成了比消灭新生的资产阶级更为迫切的任务。在富于作战经验的高班同学指挥下，新生们将所有的桌椅板凳和双层床统统搬到楼外，用开水和药粉对臭虫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十五年后，清华的臭虫变成了科大的蚊子，照样是吸血。不仅是数量更惊人，而且已由地面部队发展为空中力量，难以采用清华学生“围而歼之”的办法。因为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每天睡觉前都必须先和蚊子进行一场“空战”：在脸盆里抹一点肥皂水，然后向空中挥舞，用不了几下，脸盆里便像撒了一片芝麻一样粘满了蚊子。
即使白天坐在宿舍里读书也必须不停地抖动双腿，让蚊子难以降落。我后来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每当读书，我依旧会抖动双腿，就像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已形成条件反射了。
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在一九七八年后的一段时间，科大校方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和罗致人才，校园里倒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科大少年班里的神童在全国的名气决不亚于今天的“超女”、“超男”。
温元凯已在五年前就进入科大。我来科大后，这“南温北叶”尽入科大殼中，倒也成了一段佳话。我在食堂吃饭时经常可以见到他，因为没有桌椅板凳，大家都采鸡尾酒会的方式站着吃，边吃边聊，很现代的。那时候的温元凯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每遇他，必侃侃而谈，使我受益非浅。
计算机系的研究生班共招了四人：李国杰、冯玉琳、屈耀双和我。
别小看这当时在全国并不起眼的小小的研究生班，也不要小看科大计算机系的寒酸和师资力量的薄弱。因为没有名家传授，便干脆放羊，让我们四出游学，寻找名师。冯玉琳投奔唐稚松教授，李国杰投奔夏培肃教授，我投奔了孙永强教授，都是国内名师。至于屈耀双，早已列入出国名单，很快就去美国投奔洋教头了。
李国杰和冯玉琳后来成为中国计算机科学的领军人物，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李国杰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主持研制成功曙光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现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在普渡大学读书时，租用了楼梯下面储藏杂物的一个狭小空间作为卧室。不仅便宜而且促使他将更多的时间化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
冯玉琳是我们四人中的“长者”，一九六七年便在武汉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一九八二年在科大计算机系研究班毕业时，中国刚开始建立博士学位的授于制度，他是第一批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之一。几年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软件所所长。
这“一软一硬”的两个中科院所长都出自我们这个小小的研究生班。
屈耀双是清华无线电系六三级的校友，他后来在美国成了计算机网络专家，先后在美国IBM和微软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可谓“软硬兼施”。和电脑相比，或许他更爱好跳舞，周末时常常会从西雅图飞到拉斯维加斯去跳舞。他在弗吉尼亚一所大学教书时，我曾跟着他开一、两个小时车去巴尔的摩附近的舞场尽兴，他跳得大汗淋漓，我却只会“慢三步”。
◇ 求学京沪
因为我的转校过程就像在舞场上跳“慢三步”一样慢了几拍，我错过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科大教务长任知恕专门为此和我谈了一次话，一是保证研究生毕业时安排我出国，二是读研究生的三年中我可选择去任何学校。
佛祖可舍身喂虎，我不过是留在科大喂几个小小的蚊子罢了，何况这里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修道士”，我夫复何求？
除了温元凯、屈耀双和李国杰等人，吴忠超也是在这里认识的，我和他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吴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个大孩子，但除了读书，这个“大孩子”居然没有其它爱好。他后来成了霍金的学生，在冰凉的宇宙中，无疑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坐在轮椅上或缺乏爱好都有助于对宇宙奥秘不懈的探索。
然而，除了李国杰，我的这些朋友都是列入公派出国名单的，一年后便相继赴欧美深造。我独自留在科大，如晋朝人李密所言，外无相知可切磋论道，内无相爱可执子之手，很有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于是，我便“云游四海”，去京沪两地求学。
我先去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听课。听了什么课已不记得了，但众多男学生如奥涅金一般的骄傲和神采却让我印象深刻，自觉自己成了那个从乡下来的姑娘－达吉雅娜，羞于见人。在人群中还有幸见到过于光远和宋任穷的两位千金，光彩照人，唯有高贵两字可加以形容，我只敢站在远处“偷窥”。
但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些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教室里看港台录像片的场面。在那个年代，这可是既新潮又刺激的娱乐活动，场面之热烈让我至今都仿佛能听到人群里发出的叫声。
就是这些“天之骄子”在两年后掀起了自费出国留学的高潮，将官方小心翼翼地开启的国门彻底打开了，从此自费留学在全国磅礴兴起，三十年来，近百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其意义可谓不小，足可与当年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人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相PK。
朱学渊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自费出国留学潮的兴起的回忆》中提及，当年的研究生院英文教员Mary小姐是自费出国留学的幕后“策划者”，功不可没。邓小平最初提出的“走出去，引进来”的设想后来竟以一个未料的方式完美地得以实现。
一九七九年盛夏，我在上海由“热恋”而“热婚”，遂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并在交大完成学业。
在学生们蠢蠢欲动“走出去”的同时，国外的学者专家也陆续被“引进来”。我到交大不久，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学院的Carr教授应邀访华，并作为期三周的讲学。Carr是全美计算机协会的主席，有点小名气。上课第一天便出了一道数学题，说他在美国讲课时，有一个学生曾在课程结束时解出了这道题。他希望三周后我们中间也能有人解出这道题。
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洋教授，还是个名人。因此，我特别想解出这道题，不是三周后，而是当天，好让这个“洋老头”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回家后冥思苦想一番后居然解出来了，而且还推广到更复杂的情况。
第二天一早我站在黑板前等候“露脸”，不料担任翻译的计算机系主任谢教授不肯帮我翻译，一再提醒我不要出丑，让外国人看笑话。我急得只好在黑板上乱画，好在数学语言全世界通用，站在旁边的Carr教授很快便明白他的“难题”被我破解了，紧张兮兮的谢教授在Carr的连连点头下终于轻松地做起了翻译。
外国专家在中国讲学中的这一花絮上了光明日报，Carr教授也成了我的业余导师，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便是他回国后向我推荐的，那是破解美国计算机权威Bacus在他的图林讲演中提出的关于函数式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几个数学难题。
和我的几个研究生同学后来所取得的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相比，我的论文不过是一个数学游戏而言。但我或许创造了一个“记录”，因为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居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
当然，这比周市长在清华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还是要逊色一些，他可是玩了一个更大也更有名的游戏。
农历丙辰年，神州大地上巨星陨落，地动山摇。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一颗牵动着所有中国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举国致哀的的背后，更多的是惶惑、不安和期待。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老百姓，特别是知识阶层中，一定有很多人虽然每天口上高呼“万岁”，却在心中等待着这一天。那些处于权力中心的大人物自不待言，连我和我周围的朋友们都意识到，这一天将是中国社会从凝固走向变化的解冻点，是中国走向光明或黑暗的分水岭。
当我在武汉一所大学里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时，在肃穆的哀乐声中望着电视屏幕上众多中央大员垂首默哀的镜头，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挖苦国民党大员在孙中山灵前致哀的那两句诗：“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以至于忍俊不禁而想笑出来。我只好死劲掐自己的大腿，免得笑出声来被革命群众当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机关。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同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在广州被右派暗杀。其间相隔不到半年。这一幕历史一定让当时在广州黄埔军校任职的叶剑英有过深刻印象。因此，在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便协同华国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毛泽东的夫人等几个灸手可热的文革左派。“剑锋”所及，一切迎刃而解。
政局的剧变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真正惠及一大批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莘莘学子的变化还得再等一、两年，人们还需要时间从被长期禁锢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
这里需要提及一个人物：温元凯。我和他算是相熟，也有点缘分。文革前他是南京大学的“红专标兵”，我是清华大学的“红专典型”，因而有“南温北叶”的说法。但近年来他住北京我居上海，变成了“南叶北温”。至于他后来平步青云，我行走地上，成了“天温地叶”，已非同日可语了。
这温元凯有一个“鸡鸣”理论。他说公鸡司晨必须鸣得不早不晚：太晚了误事；太早了，天天吵得主人没有觉睡，难免被一刀抹了脖子。
政治上的事便大体如此，虽说天总是会亮的，但你如果在浓黑的夜幕中嚷嚷得太早了，却往往会有杀头之罪。只有在太阳露头前的一瞬间大声呼喊“天亮了”的人才能成为英雄、先哲或预言家什么的。
这“鸡鸣”理论虽说很通俗易懂，但做起来却很难。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温元凯等几个社会精英跑到天安门广场上一起“鸣”了几声。但这初试民主的啼声一定是鸣得太早了，所以他先是被主人关进笼子里禁声，后又被放逐到太平洋对岸去闯荡华尔街。
数年后，早已从政治转向经济领域的温元凯回到了中国。二○○八年，或许自以为已探得华尔街股市的深浅，当中国的股市到达五千点时他出了一本书：《牛市一万点》，预测中国的股市很快会达到一万点。结果股市应声而落，一直掉到二千点以下。
看来，这一次他又鸣得太早了。
然而，当邓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复出后召开国务院科技教育座谈会时，他曾经有过一个准时司晨的机会。
在这次会上，温元凯提出了一个十六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这一建议正中邓公下怀，他当即表态：“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当众人发愣时，邓公幽默一笑：“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
温元凯的这一鸣，在时间上拿捏得很准，所选的场合也恰当，他因此被自己和别人称为“恢复高考与留学制度的首倡人”。但也可能他因此而过于自信，以至于后来屡屡“早鸣”。
三十年后，当人们回顾那段历史时，在七七年的会上究竟是谁鸣了第一声并得到邓小平的首肯却成了疑案，温元凯有了争夺桂冠的竞争者。
其实，在鸡鸣时分，千家万户的雄鸡都不约而同地引颈高歌是常见的事，是很难分清谁叫了第一声的。我们能知道的是“雄鸡一唱天下白”，黑暗已经过去，希望就在眼前。几个月后，激动人心的“高考一九七七”便在那一年的冬天改变了千千万万个知青的命运。
而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已过而立之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在这鸡鸣时分翘首以待。
◇ 小镇夜谈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九七八年前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工厂、煤矿、盐田、中小学和建筑安装单位聚集着从“象牙塔”上下来的“堂前燕”——被扫地出门的大学生，因而空前绝后地“人才济济”，甚至成了“藏龙卧虎”的地方。
这些被打入基层的大学生们后来浮出水面的途径虽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也并不乏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最后成为大公司总裁或“朝廷重臣”什么的。但一九七八年那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会考”还是像打开了闸门一样，让许多年过而立、怀才不遇的“才子”们涌现出来，日后在中国甚至是在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或文化等领域里大放异彩。
大厂镇，和南京市区隔江而望的工业重镇。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毕业的著名化学家侯德榜曾在这里主持建成亚洲第一座纯碱厂，这镇名或许便和这座厂有关。我在一九七七年“阴错阳差”地调到从四川移师大厂镇的“八化建”时，这个从事化工建设安装的单位里便“窝藏”着两个日后在美利坚和法兰西颇有名气的人物。
沈俊，清华无线电系六三级的学生，他在八化建的职务是一名普通的电气技术员。考上清华研究生后去法国留学，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世界一流的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专家、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教授。他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提出的“边界探测方法”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沈氏方法”，并获得美国IEEE计算机学会颁发的“傅京孙奖”。
朱学渊，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在八化建的子弟中学当一名普通教员。他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后在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但让他出了大名的却是他后来涉足历史语言的研究和对中共的辛辣批判。
一九七八年的早春，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决定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让我和这两个人有了较多的接触。
在八化建，朱学渊的玩世不恭是出了名的，见了面果然是名不虚传，满口的政治笑话。对他打算如何准备报考一事却秘而不宣，或顾左右而言它，给我的印象是他早已胸有成竹。他的大姨子倒是个热心人，一见面便要给我作媒，还真的给我介绍了一个身高一米七七的大美人，让我顿觉矮人一头。
沈俊和我却似乎忧心忡忡，这突如其来的希望曾让我们都有点不知所措。我和他在校时并不认识，但我们既是校友又是烟友，为了报考研究生一事多次彻夜长谈、腾云驾雾，可说是一见如故。他戴一付基辛格式的眼镜，在灯光下显得脸色苍白，额头有棱有角，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和朱学渊的玩世不恭相反，他认真而又诚恳，我决定考回清华应当说是和他的分析和鼓动分不开的。
我颇有点自知之明，自觉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毕业十年了，从没想过还有机会重新走进决定命运的考场，我担心清华园里残留的派性会节外生枝地将我淘汰出局。
沈俊说：你不考清华会成为一件新闻，引起众说纷纭。
我已经制造了过多的“新闻”，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报考清华了。
◇ 考场风流
选完了学校还得选专业。
经过十年的变化，校友中有彻底转行的，如电机工程系的学生谢遐龄报考了复旦大学哲学系。他后来当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近年来频频发表政见，步冯友兰先生的后尘，在政治上“阐旧邦以辅新命”，俨然成了中国的“主流学者”。
我在清华读的是流体力学专业，毕业后去四川，又沿长江顺流而下，先武汉后南京，但无一处和专业有关。我生性好“流动”，遂决定改行，选了计算机专业。这既有赶时髦的意图，肚中也还有个小算盘。
我不考清华会引起众说纷纭，我考清华也有点众目睽睽。考场上马失前足的事必须估计到，改专业而考砸了或可免成众矢之的。
计算机专业的考试以清华计算数学专业的课程为主，要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恶补该专业的主要课程谈何容易，我还真的差一点考砸了。
初试时，数学试卷的前两道题占了四十分，只要学过计算数学，能记住几个迭代公式，套用一下便可做出。大多数考生都在这两道题上得了满分，而我居然交了白卷，因为我不记得或不知道这几个公式。所幸的是我做对了其余的几道题目，得了六十分，勉强通过初试。
我是和沈俊和许明贤一同进京赴考，去清华参加复试的，许也是无线电系六三级的学生。到了清华后他们去找当年留校的校友打听考试行情，我跟着去了。在一个教师宿舍里我们见到了两个无线电系六四级的校友，沈、许两人自报姓名后便聊开了。
在我的记忆中，两位留校的青年教员气宇昻轩，我因自惭形秽，不敢吭声，怕暴露身分。不料，聊着聊着其中一人突然冒出一句：“听说叶志江数学只考了六十分，真是不可思议。”
沈、许两人忍不住笑了起来。气宇昻轩的青年教员不免生疑，转而问我：“这位是……？”我只得含笑作答：“在下便是数学只考了六十分的叶志江。”
果不其然，众目睽睽后也还是难免众说纷纭。
幸好我在复试时“露了一手”，让我恢复了一点“名誉”。复试中最后一道关于编码的“难题”只有我一个人答对，让我因此得了最高分。口试时老师好奇地问我：你原来不是计算数学专业的，怎么能解出这道题。我回答说：这道题和科学画报上的一个数学游戏很类似，我读中学时就做过。
我成了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贾马尔，那个没有受过教育，但在“智力大冲浪”的节目里因少年时的经历而答对所有题目的幸运儿。
当然，他也很好奇我为什么初试时数学只考了六十分。
我为应付口试很作了些专业上的准备，结果口试时问的全是关于我离校后的经历和改专业的原因等“八卦”事。这同电影里贾马尔被警方反复盘问他的人生经历和答对题目的原因也相仿。
◇ 别了，清华
我被清华录取了。
然而，我所担心的文革中关于我的各种传言和残余的派性还是在隐隐约约地作祟。我在清华遇到了力学系副主任，苗日新老师。他告诉我，计算机的人曾到他那里调查我在文革期间有无打砸抢的行为。苗老师对前来调查的人说：“你要是见到叶志江本人，你就不会相信他会打砸抢。如果计算机系不敢录取他，那就让力学系录取他。”
明明是我在文革中多次被打被砸，却要调查我有无打砸抢的行为，这使我不免忿激起来。我报考清华时之所以顾虑重重，怕的就是这种不信任的暗箭。我生性心高气傲，容不得无名的歧视。
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不久，两个不速之客来到我在南京的家中。来客是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的正付主任，他们向我转达了学校对我的邀请，希望我能去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条件是可立即安排我出国留学。
一边是心存疑虑，一边是热情邀请。我决定离开清华这个是非之地，去科大那一方净土，安心修炼。
然而，清华拒绝了我转学的书面请求，我不得不亲赴清华进行交涉。我和王醒民一同去见了何东昌副校长。何婉言挽留，但我去意已决，何答应研究后再作答复。
两天后，校研究生处的一位处长向我传达了校领导的意见：欢迎留下，但尊重个人决定。我很感谢何东昌校长和他一再劝说我留在清华，当我坚持签字转校时，我甚至能感到他递笔给我时手在颤抖。
是呵，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在我签字时，我的心也在颤抖。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都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谁能忘怀！
然而，别了，清华。
这一走，二十一年中我浪迹天涯，再未跨进过清华的大门，直到毕业三十年时才回到清华和同学相聚。但那次返校并未留下多少印象或感触之类的东西，只有当我后来下笔追寻当年的梦时，我才真正再度“回到”了美丽的清华园，那个让我们成为男人或女人的“摇篮”。
◇ 草窝凤凰
中国科技大学在文革期间因“战备疏散”的缘故从北京仓促迁到合肥，校舍简陋陈旧，和美丽的清华园完全无法相比。但两者有一点倒是相同的：六三年时清华学生宿舍里的臭虫和七八年时科大学生宿舍里的蚊子不仅都以吸血为目标，而且在数量上也同样惊人。
记得进清华的“第一课”是由高年级学生举办关于臭虫灾情的专题讲座，介绍了他们“因陋就简”地测定臭虫数量的办法：将手放在床板上，熄灯五分钟再开灯，数一数爬到手上的臭虫数量，便可测定灾情的严重程度。据说，每次总有七、八个之多，光听讲都会一阵阵肉麻、肉紧。
尽管当时的革命宣传正在有声有色、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要防止地主资本家卷土重来和避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但对我们这些Freshman而言，那不过是“隔靴搔痒”，让我们痒得心烦的是臭虫，消灭新生的臭虫成了比消灭新生的资产阶级更为迫切的任务。在富于作战经验的高班同学指挥下，新生们将所有的桌椅板凳和双层床统统搬到楼外，用开水和药粉对臭虫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十五年后，清华的臭虫变成了科大的蚊子，照样是吸血。不仅是数量更惊人，而且已由地面部队发展为空中力量，难以采用清华学生“围而歼之”的办法。因为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每天睡觉前都必须先和蚊子进行一场“空战”：在脸盆里抹一点肥皂水，然后向空中挥舞，用不了几下，脸盆里便像撒了一片芝麻一样粘满了蚊子。
即使白天坐在宿舍里读书也必须不停地抖动双腿，让蚊子难以降落。我后来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每当读书，我依旧会抖动双腿，就像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已形成条件反射了。
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在一九七八年后的一段时间，科大校方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和罗致人才，校园里倒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科大少年班里的神童在全国的名气决不亚于今天的“超女”、“超男”。
温元凯已在五年前就进入科大。我来科大后，这“南温北叶”尽入科大殼中，倒也成了一段佳话。我在食堂吃饭时经常可以见到他，因为没有桌椅板凳，大家都采鸡尾酒会的方式站着吃，边吃边聊，很现代的。那时候的温元凯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每遇他，必侃侃而谈，使我受益非浅。
计算机系的研究生班共招了四人：李国杰、冯玉琳、屈耀双和我。
别小看这当时在全国并不起眼的小小的研究生班，也不要小看科大计算机系的寒酸和师资力量的薄弱。因为没有名家传授，便干脆放羊，让我们四出游学，寻找名师。冯玉琳投奔唐稚松教授，李国杰投奔夏培肃教授，我投奔了孙永强教授，都是国内名师。至于屈耀双，早已列入出国名单，很快就去美国投奔洋教头了。
李国杰和冯玉琳后来成为中国计算机科学的领军人物，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李国杰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主持研制成功曙光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现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在普渡大学读书时，租用了楼梯下面储藏杂物的一个狭小空间作为卧室。不仅便宜而且促使他将更多的时间化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
冯玉琳是我们四人中的“长者”，一九六七年便在武汉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一九八二年在科大计算机系研究班毕业时，中国刚开始建立博士学位的授于制度，他是第一批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之一。几年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软件所所长。
这“一软一硬”的两个中科院所长都出自我们这个小小的研究生班。
屈耀双是清华无线电系六三级的校友，他后来在美国成了计算机网络专家，先后在美国IBM和微软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可谓“软硬兼施”。和电脑相比，或许他更爱好跳舞，周末时常常会从西雅图飞到拉斯维加斯去跳舞。他在弗吉尼亚一所大学教书时，我曾跟着他开一、两个小时车去巴尔的摩附近的舞场尽兴，他跳得大汗淋漓，我却只会“慢三步”。
◇ 求学京沪
因为我的转校过程就像在舞场上跳“慢三步”一样慢了几拍，我错过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科大教务长任知恕专门为此和我谈了一次话，一是保证研究生毕业时安排我出国，二是读研究生的三年中我可选择去任何学校。
佛祖可舍身喂虎，我不过是留在科大喂几个小小的蚊子罢了，何况这里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修道士”，我夫复何求？
除了温元凯、屈耀双和李国杰等人，吴忠超也是在这里认识的，我和他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吴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个大孩子，但除了读书，这个“大孩子”居然没有其它爱好。他后来成了霍金的学生，在冰凉的宇宙中，无疑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坐在轮椅上或缺乏爱好都有助于对宇宙奥秘不懈的探索。
然而，除了李国杰，我的这些朋友都是列入公派出国名单的，一年后便相继赴欧美深造。我独自留在科大，如晋朝人李密所言，外无相知可切磋论道，内无相爱可执子之手，很有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于是，我便“云游四海”，去京沪两地求学。
我先去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听课。听了什么课已不记得了，但众多男学生如奥涅金一般的骄傲和神采却让我印象深刻，自觉自己成了那个从乡下来的姑娘－达吉雅娜，羞于见人。在人群中还有幸见到过于光远和宋任穷的两位千金，光彩照人，唯有高贵两字可加以形容，我只敢站在远处“偷窥”。
但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些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教室里看港台录像片的场面。在那个年代，这可是既新潮又刺激的娱乐活动，场面之热烈让我至今都仿佛能听到人群里发出的叫声。
就是这些“天之骄子”在两年后掀起了自费出国留学的高潮，将官方小心翼翼地开启的国门彻底打开了，从此自费留学在全国磅礴兴起，三十年来，近百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其意义可谓不小，足可与当年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人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相PK。
朱学渊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自费出国留学潮的兴起的回忆》中提及，当年的研究生院英文教员Mary小姐是自费出国留学的幕后“策划者”，功不可没。邓小平最初提出的“走出去，引进来”的设想后来竟以一个未料的方式完美地得以实现。
一九七九年盛夏，我在上海由“热恋”而“热婚”，遂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并在交大完成学业。
在学生们蠢蠢欲动“走出去”的同时，国外的学者专家也陆续被“引进来”。我到交大不久，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学院的Carr教授应邀访华，并作为期三周的讲学。Carr是全美计算机协会的主席，有点小名气。上课第一天便出了一道数学题，说他在美国讲课时，有一个学生曾在课程结束时解出了这道题。他希望三周后我们中间也能有人解出这道题。
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洋教授，还是个名人。因此，我特别想解出这道题，不是三周后，而是当天，好让这个“洋老头”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回家后冥思苦想一番后居然解出来了，而且还推广到更复杂的情况。
第二天一早我站在黑板前等候“露脸”，不料担任翻译的计算机系主任谢教授不肯帮我翻译，一再提醒我不要出丑，让外国人看笑话。我急得只好在黑板上乱画，好在数学语言全世界通用，站在旁边的Carr教授很快便明白他的“难题”被我破解了，紧张兮兮的谢教授在Carr的连连点头下终于轻松地做起了翻译。
外国专家在中国讲学中的这一花絮上了光明日报，Carr教授也成了我的业余导师，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便是他回国后向我推荐的，那是破解美国计算机权威Bacus在他的图林讲演中提出的关于函数式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几个数学难题。
和我的几个研究生同学后来所取得的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相比，我的论文不过是一个数学游戏而言。但我或许创造了一个“记录”，因为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居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
当然，这比周市长在清华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还是要逊色一些，他可是玩了一个更大也更有名的游戏。
Saturday, September 12, 2009
那过去的事情——回忆五十年代
也许是同龄人的关系吧，读丁抒写的《“盲流”“农民工”──我父母的故事》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尤其是，他在上海长大，１９６２年考上大学到北京读书，恰与我的经历相重合，读这篇文章，几乎每一段都会让我回忆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以及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禁不住也有一种冲动，要坐在小小的电脑前边，给网友讲那过去的事情。毕竟，岁月不居，一不留神已经人过中年，到了“朝花夕拾”的年纪啦。
我出生在无锡和苏州之间的一个叫做荡口的镇上。家谱上说，我们这一支的祖先在明朝洪武年间来到这里定居，至今也有六百多年了，子孙繁衍，形成了这么一个以华姓人为主的乡镇。我小的时候，还以为全世界多半人都是姓华。在学校里，大概是因为“华先生”太多，所以称呼老师都是用他们的名而不用姓。
虽然生在“旧社会”，却对它毫无记忆，我的早年记忆，是同新的政权、新的社会几乎同时开始的。最早的记忆既模糊又零碎。
“解放”无疑是我记忆中最早的事件之一。那就是望不到头尾的一队队士兵在我们家后门外的石皮田岸上无声地走过，没有军号声，也没有枪炮声。隔壁的酱油作坊在门口放了几口盛水的大缸，供过路的士兵们解渴。到今天，也不知道那是迎接刚过大江的雄师，还是送别望风而逃的穷寇？或许，跟阿庆嫂一样，“来的都是客”，两者都一样茶水招待？“解放”大概也是我一生中最早听到的政治词汇。后来我长了知识，有时免不了琢磨：“解放”这个词中国的古书里好像没有，从周发殷汤的“吊民伐罪”，到孙文黄兴的“恢复中华”，没有人在取代前朝时使用过“解放”二字。此词应该是近代从西方传入——或许是拷贝日文的翻译？它的英文ｌｉｂｅｒａｔｅ，和ｌｉｂｅｒｔｙ、ｌｉｂｅｒａｌ等词同源，而后者的中文翻译在所有字典里都离不开“自由”二字。ｌｉｂｅｒａｔｅ无非也是赋予或实现自由的意思，假如当年哪个学究把它翻译成“自由化”，也并无不当。那样，１９４９年就是全中国“自由化”了。
不过１９４９年的我还不识任何一种文字，上学读书认字是第二年的事。我的启蒙学校在我入学的时候叫做“怀芬小学”，是当地有钱人家用他的母亲或祖母命名的一所学校。办学的人刚刚跑去了台湾，校名还没有改。那年，我只有五岁，那个时候入学不限年龄，就去报名上学，还记得是姐姐带我去报名，在教室的窗外看我考试。结果成绩不够，我母亲就找教导主任说，让他试试吧。都是乡亲，学校答应让我试试，这一试就成了我读书生涯的开始。
再往后的记忆就是“休养军”来了。江南鱼米之乡，在抗日战争那样的艰难时世，沙奶奶照料新四军伤病员都是“一日三餐有鱼虾”，到了“抗美援朝”年代，自然就成了志愿军休养地的最佳选择。我们当地人都叫他们“休养军”，休养军能够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带来了电影放映队，使得镇上和四乡的居民沾光，也能看到以前从未见识过的电影。电影放映队是坐小火轮来的，靠岸后就在河边的空场上支起银幕，再把放映机接通轮船上的发电机，就使得我们这个不通电的乡镇也能看上电影。那个时候年纪小，看不懂电影的故事，只能看热闹，只记得第一次看的是苏联影片：好人骑着马追赶火车、跳上去同坏人搏斗，模糊记得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勇敢的人”。
休养军还有一件事也是忘不了的：它有一小队“痴子”——在战场上受刺激变疯或吓傻了的战士，由一个在战场上被打坏了声带的“哑子”队长管着他们。每次看电影，就会看到哑子带着这一小队痴子，每人拿一个方凳，乖乖地坐到指定的地方，成为我们小孩在电影上映前的注视焦点。休养军的纪律还是很好的，有时个别痴子会溜出来，到店铺或者人家里拿了什么东西，只要报告部队，很快就会还来。
跟电影同时，苏联的影响开始进入像我的家乡这样的闭塞的地方。学校里教唱的歌有这样的歌词：“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１９５３年三月五日，两颗太阳中的一颗陨落了，发丧那天，全球同步举哀，我们家乡小镇，没有广播喇叭，就由靠岸的小火轮鸣汽笛为号，记得我们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笛声，立即按照规定立停默哀，这大概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早的政治活动了。
１９５４年春天，我随着母亲从乡下迁到上海，再往后的记忆就同大上海分不开了。
父亲病逝后，上海的姨母成了我家的经济支柱，她在一间小学当幼儿园老师，单身一人，得了一种时常发作而又难治的病，需要人照顾，于是学校出面，帮我们把户口从老家所在的小镇迁入了上海。户口迁入上海，对我来说是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步，而且是幸运的一步。说它幸运，是因为１９５４年的时候，户口虽然已经有所管制，还不是那么严厉，要到１９５６年才开始严厉起来。丁抒的文章里说，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凡未经政府许可离开户籍地的，一概叫“盲目外流”——“盲流”。从此中国人的语汇里出现了“盲流”这个新词。一九五七年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指示各地“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将农民稳定在农村。”假如我姨母的健康晚两年恶化，到时要帮我们把户口迁入上海，根本不是一个小学校能够办得到的。那时再进城，就属于“盲流”了，那样，我这一生就会同上海无缘。
当然，这是回过头去看才认识到的。当时，我年纪小，浑然没有知觉。即使是母亲和姨母也没有意识到。我的外祖父是上海邮政局的工人，母亲和姨母俩从小在上海长大，抗战前，母亲已经在上海的织袜厂当工人，姨母刚从幼儿师范毕业。“八一三”日寇在上海开了仗，上海沦陷，她们逃难回到家乡。抗战胜利后姨母回到上海谋职，是很自然的事，后来母亲回到从小生长的地方，也视为平常。刚诞生的新社会里，“户口”，或者说城乡身份的认定，还没有展现它的全部重要性，可以说，当时全中国人民对此也都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城市户口的重要性是后来同我家乡小学里的同学比较才体会到的。
我从家乡的小学转到上海时插班读四年级，我在家乡的那些小同伴，父母有的是小镇上的居民，有的是四周乡村的农民，他们中后来能够离开农村进城上大学的几乎没有。在我的记忆里，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前几年，城里的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的，已经开始动员他们离开上海，起先是到外地厂矿工作，后来就是上山下乡或者去边疆地区。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已经成为标准的口号。与此同时，农村考生入大学的录取率也开始远远落在城市学生的后面。从政府的角度考虑，这样做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农村的中学毕业生，不需要动员就已经在乡下了，把他们进大学的名额让给城里的中学毕业生，可以减少动员城市学生上山下乡的成本。
比起我那些留在家乡的同学来，我何德何能？却顺利地上完中学，进入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了上海户口，而不是因为家乡学校的教育质量差。事实上，我在家乡就读的小学曾经是一所出了不少人才的学校。２００１年我曾经回家乡去看过，学校门口挂的牌子上是作曲家王莘题的校名（见附图1），他曾是天津音乐学院的院长，《歌唱祖国》的词曲是他最著名的作品；校园内有一尊力学家钱伟长的雕像，他在成为“右派分子”前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小礼堂内有物理学家钱临照题的匾额（见附图2），他生前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这些人都是从这间小学走出去的校友。它历史悠久，建于１９０５年，而且设备良好。我到了上海之后，有一段时间非常想念家乡小学，除了想念同学、玩伴以外，也想念那里的校舍设施。我从家乡这样脚踏车都没有的地方到了满街汽车的上海，原以为上海学校一定很讲究，实际却让人失望。我在上海进的是长宁区第二中心小学，也算是所重点学校，但是没有一个像样的礼堂，开大一点的会，要借用附近的天主教堂。校内也没有大的操场，每天升旗早操时连教室门口的走廊里也站满了人，体育课要走一里路到校外操场去上。而家乡的小学，不仅校内有规规矩矩的操场，下雨天还可以在有屋顶的砖地操场上体育课。最让我笑话的是，上海的学校竟然没有音乐教室，哪个班上音乐课，就把风琴抬到那个教室，也不管是否影响隔壁教室里上课。所以，初到上海时尽管同学嘲笑我的乡下口音，我心里却不服气，觉得我们乡下的学校比你们好多了。后来在上海久了，发觉这样的学校在上海不是少数，我高中是在有点名气的市西中学上的，当时也没有音乐教室，而且教室的窗户对着嘈杂的大街。
六十年代初放映后来受到批判的“毒草”电影“早春二月”，里面的主人公萧涧秋来到芙蓉镇教书，电影里的江南小镇学校的镜头又一次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小学——宁静中的琅琅书声、水墨画一般的校园画面，这就是它留在我心中永远的印象。钱伟长的叔父，终老于台湾的国学大师钱穆是这所小学的第一批学生，他在晚年写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回忆在七十年前，离县城四十里外小市镇上之一小学校中，能网罗如许良师，皆于旧学有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此诚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他大概没有想到，这样的转变导致的结果是，当这所小学校在回顾其一百年的历史时，竟然发现前五十年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远远多于后五十年——因为后五十年里毕业的学生都被束缚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当然，上海也有很多设施良好的学校，比如离我家几站路的市三女中，１９４９年前是一所很贵族的学校，称为“中西女中”，后来我在海外，还见到该校校友会的海报，显示出该校的学生都来自逝去年代的“先富起来”家庭，不少人在政权变更时移居到港台或海外。不过我上的这所小学地处沪西一个叫作法华镇的地方，沪西本来就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同学多为贫穷的市民子弟。五十年代初的时候，那里是上海西端的城乡接合部，法华镇更像是一个农村的市镇，街道狭窄，店铺里还挂着关云长夜读春秋的画像。同住在东北边缘上的丁抒他们一样，我们也自外于上海，从静安寺或者南京路这些热闹的地方回来，就说是“到上海去了一趟”。那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因为法华镇那一带还没有通公共汽车，从“上海”回家，要坐３１路车（后来改为７１路）到终点站，再步行一站多路才能到达。同学中操苏北口音者占很大比例，也就是正宗上海人看不起的“江北话”。现在回想起来，浓重的乡音，说明他们也是在抗战胜利后甚至内战结束后随着父母从苏北农村来到上海的，要是在今天，他们只能算是“农民工”的子弟，在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堂堂正正新社会工人阶级的后代，同上海老市民的孩子在同一个学校里上课，尽管学校的设施大概有点像是今天的打工者子弟学校。
毕竟在上海，学校虽然设备简陋，也有乡下的学校没有的洋气。比如同学们做作业用的笔，低年级多为铅笔，高年级多为钢笔，而在乡下，没有人用得起钢笔，高年级同学中有些还用小楷毛笔做作业，因为钢笔在那个年代还属于贵重物品。那时圆珠笔刚在上海出现，叫做“原子笔”，倒是比钢笔便宜，但是要费力按才写得出字来。从同学那里，我这个乡下人知道了金笔最好的是“派克”，手表最好的是“罗兰克斯”，钢丝床最好的是“席梦思”，尽管没有一个同学家里有这些东西。踢足球时，手碰到了球，我也跟着大家喊“哼子”，球踢出了界，叫做“昂赛”。后来学了英语，才体会到那大概是英语的“hands”和“outside”，想必是当初洋人裁判在赛场上的口令流传到民间的。五十年代初的上海，还残留一些类似这样的“旧社会”痕迹。比如马路边的墙上还有过去时代的广告，有“祥生汽车40000”，那是从前出租汽车公司和它的电话号码。另外记得还有“固特异”、“邓禄普”的轮胎，多年后到了北美，才知道那是美国和英国的轮胎商Goodyear、Dunlop。
旧时代的残余，表面上看不见的，莫过于上海职工中普遍存在的所谓保留工资。就是在旧社会参加工作的职工，到了新社会评级评薪的时候，评到的级别和薪水常常比他们原来的薪水要低，政府为了不伤害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还让他们拿原来的薪水，这多余的部分，就是“保留工资”。这个现象普遍到什么程度，本人没有调查，但是我的姨母是拿保留工资的，结婚后知道，我的岳父也是。姨母是幼儿园的老师，因为她参加工作早，又有科班师范的文凭，评为小教二级，正式的工资是七十多元，比她原来的工资低，她实际上拿的工资是将近九十元。后来她健康恶化，请长期病假，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还是比接替她的代课老师工资要高，因为后者是在新社会参加工作的。
这种现象在工人中也并不少见。我在大学毕业后经过再教育，被分配到云南省昆明钢铁厂的动力分厂下面的热电车间当锅炉工，我们的车间主任沈师傅是上海人，原来在上海电力局当干部，文革前被派来支援三线建设。沈师傅在厂里只算基层干部，但工人们都说他是全厂工资最高的人，总厂的书记厂长都不如他。原因是他从十三岁开始就跟父亲在杨树浦电厂当童工。杨树浦电厂当年是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美国人开的。跟现在的“外资企业”一样，那里的工人的薪水比一般企业的职工高出许多，他当时年纪不大，工龄却很长，也是拿“保留工资”的，在上海也许不显眼，到了云南这种地方，就把很多党政干部比下去了。丁抒在他的文章中讲他的父亲——一个纺织厂的技术工人时就说：“共产党建立新社会，但照顾旧社会过来的人，给他们‘保留工资’。父亲也蒙受‘保留’照顾。但月薪一百八太高，请自愿减薪。于是自愿降到一百四十元。从此时到他退休，一直‘保留’了二十二年，原封不动，还是一百四。这真是‘史无前例’的事。”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样史无前例的事，无论新雇主——政府和雇员都不愿意张扬，所以没有多少人提起它。
市容方面旧社会的痕迹很快消失了，新社会的新事物天天都在取而代之。这方面最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在叫做“哈同花园”的地方建起了“中苏友好大厦”。老上海的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原来是私人花园，属于二十世纪初上海市的首富——来自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巴格达的犹太人哈同。新的大厦是为了举办“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而兴建的，大概在我到上海一年之后落成开放。记得刚建成时，全上海的人都在夜晚爬到楼房的高处，瞻仰大厦顶上那颗闪闪发光的红星。据说，红星以及它下面的尖塔是仿照克里姆林宫的样子设计的，那是全上海最高的建筑，超过了半殖民地时代的象征——二十四层的国际饭店。接下来，参观苏联展览会也成了全市人民生活中的大事，轮到我们学校时停课一天，学生由老师带队入场。作为小学生，展览的内容已经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是大厦金碧辉煌的尖塔，高大的雕花拱门和廊柱，宽广的大理石铺地的展览厅，广场水池里的喷泉，确实让我这样刚从乡村来的孩子目不暇接，像是进入了梦幻般的世界。许多年以后，去解体后的俄罗斯圣彼得堡游览，参观了彼得大帝建起的夏宫和冬宫，看到宫中镏金的建筑和雕像、无处不在的喷泉，才知道那个梦幻世界的根原来在这里。不过在当时，全上海的人大概都以为那就是我们将要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天堂，因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整个五十年代，正是苏联的影响渗入到全国的每个角落的时代。我个人作为小学和初中学生也能感受得到：我的姨母只是一个幼儿园的主任，但是她要领导其他老师学习苏联的儿童教育理论——马卡连柯教学法，为此她自己出钱订了苏联的儿童刊物，请人翻译成中文作为参考。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进初中时语文课分成“汉语”和“文学”两门。文学课就是教一篇篇的范文，同以前的“国文”课没有两样。汉语却是新开的课目，专门讲语法，教词汇的分类、句子成分的分析等等。实际上这是初级的语言学，作为一门课程，是从前的中学没有的。另外记得当时高中生的生物学课本不叫“生物”，叫做“达尔文主义基础”，我怀疑这些都是仿照苏联中学的做法。几年后同苏联关系渐渐疏远，这些课程也都恢复了原状。教科书的内容，也增添了许多苏联和俄国的内容，比如物理书，除了介绍伽利略和牛顿，也介绍俄罗斯伟大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生物书，除了介绍达尔文，也介绍伟大的自然改造者，“向大自然索取”的米丘林。高尔基的“海燕”和“母亲”也进入了我们的语文课本。
在课程设置方面，对我们一代人日后的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要算是外语课了。在我１９５６年进初中的时候，或许还早一两年，初中里就没有外语课了，一直要等到进高中才有外语课，这种情况只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前后若干年的时间里，今天回想起来，显然也同当年的时代特点有关：五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正是“向苏联学习”口号最响亮的时候，也是政府在人民中大力开展清除“亲美、崇美”思想运动的时期，英语差不多就是“敌人”的语言，不能作为主要的外语了，可是“老大哥”的语言——俄语的师资还没有培养出来，于是干脆在初中不设外语课。过了几年，俄语教师多了，初中又恢复了外语课，不过是以俄语为主了。讽刺的是，这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缝。可是这时英语师资缺乏和俄语师资过剩的局面已经形成，于是只能继续这种以俄语为主的中学外语教学，一直延续到文革中学校停课。记得我升高中时进了开英语课的市西中学，开始的时候很感失望，因为当时市面上能看到的译成中文的书刊，无论文艺还是科技方面，原文几乎都是俄文，我看不到学习英语有什么好处。一直到１９６２年进了大学，中苏的论战已经在报纸上公开，而且发现学校图书馆里的外文资料绝大多数是英文，这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学学了英语真撞上了大运，就象自己当年户口赶早迁入了上海一样。当年进入大学同一个系的六十位同学中，只有九位同学是中学学英语的，要同其他几个系的学生合起来才能凑成当时令同学们羡慕的“英语快班”。也就是说，我的同年级人中，学俄语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大致反映了那时中国中学外语教学的状况。
再回到五十年代的上海，那时还没有电视，收音机也不普及，除了学校教育，电影是对少年儿童影响最大的渠道之一，电影院有只收几分钱的学生场，看电影成了我们当时享受得起的“高级娱乐”。我到上海的时候，美国的电影已经在上海绝迹，西方其他国家的电影，如意大利的，也是偶然举行意大利电影节时才能看到。国产的电影无论数量和质量当时都赶不上群众的需要，我们看的电影大半来自苏联。当时二次大战刚过去不久，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攻克柏林”和“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等在我们同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加强了我们对苏联的向往和崇拜。而我们关于革命、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最早也是从许多苏联电影中的英雄形象那里获得的，比如内战时的红军将领夏伯阳、卫国战争中的青年近卫军和堵枪眼的烈士马特洛索夫等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过，苏联在夸耀她的光荣革命史和伟大成就时，也夹带了他们革命前的传统，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看到宣扬帝俄时代将领如库图佐夫、苏沃洛夫的电影，有一个电影的名字就叫“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笔者在几十年后游览圣彼得堡，在冬宫博物馆里看到他们的巨幅画像，这些久违了的名字才从脑海的深处重新浮出水面——他们在中苏交恶以后五十年中几乎再也没有在脑海里出现过。
除了电影，课外书籍也对我们的少年时代留下深刻的影响。低年级的时候，看的书籍主要是“小人书”——连环画。在新出版的小人书中有关苏联的故事也占很大的比例，比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以及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些故事我都没有看过原著的中文译本，对它们的了解，直到今天仍然是从小人书上看来的那些内容。进入中学，我们的阅读范围就扩展到“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类小说了。同电影一样，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也在苏联的革命文学的夹带下，成为我们的精神食粮中的一部分，如契诃夫的小说“凡卡”甚至还进了我们的文学课本。另一方面，西方的书籍也没有在社会上和学校的图书馆里绝迹，其中给笔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马克•吐温和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法国的阿尔方斯•都德的“最后一课”也很罕见地进了我们的课本。
文革中说我们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受的教育统统都属于“封、资、修”，借用这种“分类法”，上面所说的苏联影响也好，还是残留的西方影响，应属于“修”和“资”的范畴，毕竟都是外来的影响。而“封建”教育，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无疑比前二者要深广的多，确切说是一种熏陶，构成了我们文化修养的底色。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实际上从识字前就开始了。现在记得起来的最早的例子是“香烟牌子”：旧时代的香烟盒（讲究的是金属筒）里常会放一两张带有图案的小纸片，画些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比如三国里的五虎上将，红楼里的十二钗之类，那是厂商的一种促销手段，希望顾客跟集邮似的为了凑齐一套人物或故事，而经常去买他们那种牌子的香烟。到我懂点事的时候，香烟里已经不时兴放牌子了，而是有人专门成批印刷销售同样大小的硬纸片，内容仍是历史人物和传说，“香烟牌子”这个名称却保留了下来。本人头脑里的“哪吒闹海”、“大闹天宫”，“一百零八将”这些故事，以及太乙真人、赤脚大仙、歪头申公豹、鼓上蚤时迁这些人物，最早就是从那些画片里来的。
后来读书识字，学校里语文课教的，从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讲起，按历史年代，唐诗宋词元曲，一直讲到水浒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全部都是封建帝王时代的作品。不过，那只是“封建教育”中较小的部分，在当时被认为是传统文化中精华的一部分。更多的“封建”教育来自流传在社会上的小人书和其他书籍。那些被列为“封建糟粕”的书籍在我的儿童时代还广为流传，比如像济公传、彭公案、施公案、七剑十三侠、七侠五义这些书籍在学校的图书馆或许已经封存，但那时店铺还没有公私合营，街上的书摊里仍然可以借到。同学在课余的时候，也常常交流欧阳德、黄三泰、窦尔敦、徐鸣皋、太仓五鼠这些人物的故事，争论御猫展昭跟锦毛鼠白玉堂哪个武艺更高强。
由于我的家地处城乡接合部，附近有许多空地，每到夏天，这里就成为民间说书艺人活动的场地。他们乘人们夜晚纳凉的机会，在一块空地上摆一条长凳，支上一盏电石灯，就算摆开了一个露天书场，人往长凳上一站，敲一面小锣招徕听众。他们的主要听众就是放了暑假的学生们。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学到初中的那些年的暑假的夜晚，我都是在免费听这些艺人用苏州方言讲故事中度过的。就像今天看电视连续剧一样，每天吃过晚饭，洗完澡，就扛上一个板凳，拿一把赶蚊虫的蒲扇，到露天书场去了。说书人为了吸引听众，常常在开场时讲一些滑稽的小段子。今天红遍大上海的“海派清口”周立波的师承，或许可以追溯到这些被上海人称为“小热昏”的民间艺人。开场的段子讲完，固定的听众也陆续到齐了，就开讲正书。每天要讲一、二个小时，中间会停两次或三次，不是说书人要休息，而是他要赚钱：他是不收门票的，而是靠推销梨膏糖来赚钱。梨膏糖是用草药土法熬制的糖块，有清火润喉等功效，每块就值几分钱，现在到上海城隍庙游览区的店铺里还能买到。每每讲到故事的关节点，他就会停下来“且听下回分解”，向听众兜售各种配方的梨膏糖，等卖到一定的数量再接着讲。听众为了早听下回分解，买糖常常是很踊跃的。他们讲的正书，都是杨家将、说唐、说岳之类，在当时既不属于有资格进教科书的“精华”，也不属于图书馆封存的“糟粕”。直到今天，那些残留在记忆中的关于焦赞、孟良、王伯当、秦叔宝、断臂王佐，双枪陆文龙等等的人物和故事，还都是从当年的露天书场听来的。
五十年代生活便宜，我初中曾经在学校的食堂搭伙，每顿饭菜分为三挡，最贵的也不过一毛五。那些说书艺人每天卖糖赚几块钱，一个夏天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不过，每年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这样做，他们在其它的季节靠什么为生呢？这是我后来年纪大一点一直纳闷的问题，始终也没有得到答案。只能作如下猜想：当时的国家刚刚从战乱中走过来，许多有学问和技艺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找到他们能够发挥所长的位置，流落在民间，幸运一点的在中小学里谋得一个位置，不幸的，就只能漂泊江湖，甚至充当贩夫走卒，这其中或许就有当年那些街头说书的艺人吧？不过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几年，到我升初三的那年暑假，说书人就没有出现。不仅说书人不见了，其他走街串巷的小贩也减少了许多，因为那时已经开始“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了。那些在城里没有户口的人，都被赶回乡下参加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去了；有城市户口的人，小贩都成了公有或集体所有的店铺营业员，其他“闲杂人员”和家庭妇女都被组织起来进了各种“生产组”。
那时我在复旦中学已经上了两年初中，校址是原来李鸿章的祠堂，我上学的时候校门内花园里还有一个高大光滑的石墩，据说那上边原来站着李鸿章的铜像。学校的礼堂叫做“登辉堂”，那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创办者之一、一个名字也叫李登辉的人。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当初就是办在这里，后来大学部迁到江湾，这里就叫复旦中学了。这个学校设施很好，有远离教室的音乐课堂，还有一个植物园和一些气象仪器。我上学的时候它已经同复旦大学没有什么关系，倒是离交通大学很近，所以学校里建小高炉炼钢铁都是请交大的师生来指导。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的物理课有一学期也是由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抹油的交大研究生来上，教我们电磁感应的右手定则、左手定则。当时规定，高中生要参加大炼钢铁，三班倒上小高炉干活。初中生不用，但是我们要下工厂劳动，以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工厂给工人师傅做帮手，记得车间里的师傅大多是女的，因为青壮年的男劳力都被抽调到小高炉上去了。除此之外，那一年，还有许多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秋天的时候第一次到郊区“支援三秋”，在刚成立的人民公社食堂里吃了几个星期的大锅饭。也是第一次参加由同学主持的小组讨论会，这种事以前都是由老师或者少先队辅导员来做的。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自己的孩子年纪比我们小几岁，她大概听到了什么精神，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孩子，跟从前不一样啦！今后不仅要自己召集会议，还要自己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呐。那时毛泽东的著作被看成是很高深的，只有高级干部才会去学习。
不久，班主任老师那半是赞叹、半是疑虑的预言就实现了。我们的文学课本，到初三的时候，按原来的安排是应该讲中国近代的作品，课本也发了，有叶圣陶、鲁迅等人的作品。开学后教了几篇，其他许多课文都跳过不教了，而是用另外下发的补充教材，里边就有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一类的文章。到了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里不仅有毛泽东著作，还有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以及恩格斯的“论权威”。那时，我已经不能在复旦中学读下去了，因为它的高中部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改成了“上海计算技术学校”，这是一所中专，入学有年龄限制，我年纪太小，只能考到别的学校上高中。计算技术在那个年代绝对是新的尖端技术，如果坚持办下去，也不失为是我国的电脑科技人才的培养基地之一，可惜接下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计算技术学校不久就下马了，我原来的同学中进入技校的毕业后也没有人从事与电脑有关的工作，这段短暂的变迁完全湮没在历史中了。
没有能继续在复旦中学读书，只得到离家更远的市西中学去上学，这所学校质量很好，尽管他的校舍和设施都不如复旦中学。学校的校长叫赵传家，关于他的印象是，每当学校要进行大扫除了，称作“爱国卫生运动”，那一定是由赵校长来动员的，因为他是一位市级“爱国民主人士”，其他学校的事务很少看到他参与领导。
不过那一年还有更加印象深刻的事留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粮食供应突然紧张起来，家里煮饭每顿都要称好限定份量的米下锅，否则到月底就可能没有米了。报纸上也开始介绍各种提高“出饭率”的煮饭方法——就是怎样用同样份量的米煮出更多的饭来填饱肚子。同时，牛奶供应也变得紧张起来。原来上海市民喝牛奶，一直沿用旧上海的老办法，向牛奶场按月订购。那个时候，家庭里都没有冰箱，人们喝的是新鲜牛奶，装在由蜡纸和火漆封口的玻璃瓶内。每天天还没有亮，牛奶场的车就将这些瓶装的牛奶放到订户的家门口，换回用户放在那里的空瓶。到了这一年，规矩变了，新的牛奶订户要有特殊情况，如家中有新生婴儿、危重病人，到居委会开证明才能订到。而且，越来越多的订户抱怨，早上开门时，放在家门口的牛奶不翼而飞了，送货的办法不得不随之改变。开始的时候，订户在大门上装一个木制“奶箱”，配上防盗的锁，每天晚上把空瓶放进去，送奶的工人送达后负责把箱子锁上。再后来，大概是奶场不胜其烦，也由于它不愁销售，就不再送奶到户，而是由订户到指定的地点去领取了。又一个旧社会留下的遗迹就这样走进历史，没有多少人记得了。
不仅是粮食和牛奶，市场上的各种物资供应似乎都约好了一样，突然紧张起来，原来好像只有到电影院买学生票要排队，现在却变得许多物品，包括每天都不能少的副食品，都要排队才能够买到。不过学校的团委书记还在继续鼓吹大跃进，说六年内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同学们不要因为暂时的物资紧张丧失信心，不要排队抢购商品，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我们在不得不排队的时候要左顾右盼，生怕被同学老师发现，那是“对革命丧失信心”，很不好意思的。可是不久老师跟同学就达成了共识：很多生活必需品不排队根本买不到，于是排队也就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我后来注意，比我们小几岁的人，排队时一点都没有我们那种心理障碍，因为他们的记忆中没有不需要排队购物的日子，排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心安理得的一部分。
对此，丁抒在他的文章里说：“买菜往往由爸爸包了。每天天不亮他就悄悄起床去菜市场排队买菜。荤菜、蔬菜、豆制品，如果都想要就得排三个队。没有三个人，爸爸会用破篮子、破砖头作替代物。这得跟别人搞好关系，跟卖菜的说好话。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天天如此。要是早上六点才去，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要是过节或请人吃饭，那就得几个人去买。这时我就倒霉了。黑咕隆咚地，大概只有三四点钟，我被叫着从被窝里爬起来，去参加排队。一般是六点才开始卖，这样我还可以坐小板凳上打一阵瞌睡。”这一段描写里的情景，我们这一代人都不会陌生。我上高中的第一个学期末，也就是五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季，新年前夕，学校里给了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到学校附近的乌鲁木齐北路菜场维持秩序，为此我必须在冬天的午夜时分起床，早班的公共汽车还没有出场，只能在昏黄的路灯下冒着寒风步行五六里路，从家里走到菜市场，菜市场里已经灯火闪烁、人头攒动。我们的任务就是协助管理人员，监督顾客不要插队。平常日子里破篮子、破砖头等替代物尚可容忍，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常会引起争端，调解这类争端也是我们这些临时纠察的责任。那一年的国庆和新年，我家买到的是一只比鸽子大不了多少的冷冻鸡，那是凭票供应，而且票面上印着“小户”，因为我家里人少。
就这样，那个在宁静的乡镇小学琅琅读书的五十年代，那个高唱“毛泽东——斯大林”的五十年代，那个在梦境般的展览馆里憧憬社会主义天堂的五十年代，那个夏夜里在蚊虫的叮咬中听艺人说“岳飞枪挑小梁王”的五十年代，那个早晚时分可以听到小贩叫卖声五十年代，那个煮饭不用称份量的五十年代，那个牛奶放在门口不用担心丢失的五十年代，一去而不复返了。
２００９年９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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