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ugust 15, 2009
叶维丽：第一次经历暴力
〔本文摘自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一书。〕
叶维丽：我第一次经历暴力大约在６６年７月份。那次北京市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
，场面非常大，我后来回想应该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去了。会
是在傍晚开的，斗争什么人我忘记了，只记得在开会的过程中突然有人从看台上冲
下去，打那几个被斗争的对象。我感到震骇，脱口而出“不许打人！”这是本能的
反应。感到震惊的不只我一个，周围也有别人喊“不许打人”。当时的形势还敢对
暴力表示“本能的”反对。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力，在暮色苍茫中一个像古代
罗马角斗场那样的场地。
给我刺激最深的还是我们的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耘被打死，那是８月５号
的事。
马笑冬：我们后来都听说了，这在北京市中学是件大事。
叶维丽：这是“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的案子。后来１９６６年八月被视为“
红色恐怖”月，光北京就有上千人被打死。但卞死的时候，打死人的事件还绝无仅
有。在全国范围，卞死可能算第三起。前两起被打死的是江苏省教育厅的一对夫妇
，也在八月初，仅仅比卞早一二天。卞死开了北京市打死人的先河。女附中是远近
闻名的好学校，又是一所女校，卞被女学生打死就格外不可思议。为什么好端端的
女生能下得了那么狠的手？打死人的时间在八月初，这个时刻本身有没有名堂？这
些年来我不断地在想这些问题。
７月底的时候我们学校大队人马在河北邢台军训，家庭出身很“不好”或政治
上“有问题”的同学不让去，留在北京劳动。骨干学生也留在北京，她们的任务是
搞运动，参与为校领导和老师划线分类。老师们都没去军训，留下来人人过关做检
查。我们学校因为是“修正主义宝塔尖儿”，包括卞仲耘在内的主要领导被划为“
四类干部”，属于问题最严重的一类。这种做法很能反映工作组领导文革的方式：
“反右”（批“反动学生”）加“四清”。给干部分类和依靠少数积极分子——在
我们学校她们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就像四清的做法。
马笑冬：你在哪儿？
叶维丽：我去邢台了。当时说要军训一个月，结果一个星期就戛然而止，通知我们
立即返京，那应该是“八一”左右。本来部队和我们有个“八一”联欢会，结果变
成了欢送会。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匆匆忙忙坐上火车返回北京。下了火车直接
从车站步行回学校，一进校园就听说工作组撤了。和我们一起回来的胖胖的工作组
女副组长，一听到这个消息满脸惊愕。从第一次校领导靠边站到第二次撤销工作组
，在短短的二个月里权威两次倒台。虽说这是第二次，但冲击力绝不比第一次小。
此后学校就没有权威了，要我们“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一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局
面。
后来知道，在我们离京的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北京热闹非凡。毛泽东７月１８
号从南方返回北京，７月２４号决定撤工作组，７月２９号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代
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工作组撤离。就是在那次会上邓小平讲“老革命遇到
新问题”，刘少奇讲“文革怎么搞，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晓得”。会上毛泽东出人
预料地从后台出来，走到前台。这个场面很有戏剧性，也有象征意义。从此以后毛
就从“二线”返回“一线”，集文革总编剧、总导演和“男一号”为一身。我认为
现在研究文革，对七月下旬八月上中旬这一段还缺乏足够的重视，这是一段非常关
键的、文革“再次发动时期”。我对这个时间段这么感兴趣，是想更好地了解我们
校长之死的个案和当时历史大背景的关系。
毛决定撤销工作组，就把共产党几十年来历次运动形成的成规打破了。打破之
后呢，你就发现上层混乱之极，混乱到刘邓都不讳言他们不知所措了，李雪峰、吴
德回忆录也都表述不知文革该怎么搞了。刘邓领导文革的做法是刚才说过的“反右
”加“四清”，这一套给后来红卫兵造反提供了初始的动力。最初的红卫兵造反派
都是被压制的，清华蒯大富、北大附中红旗，包括清华附中红卫兵，都遭到工作组
压制。
刘邓后来成了文革受害者，官方文革史对这一时期刘邓的压迫性谈的不够。通
过他们的孩子，刘少奇在师大一附中、邓小平在师大女附中整反动学生，这个情况
是存在的。当然，要强调的是刘邓工作组时期暴力是有“度”的，有没有度还是很
不一样。６月中旬北大学生批斗黑帮曾经出现过暴力，刘少奇针对这件事专门发了
一个文件，反对“乱斗”。我们学校在工作组期间批斗过一次卞仲耘，那次她就挨
打了。不知为什么，我对那次批斗会没有印象。后来听说卞还写信向上申诉，那时
候她还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到八月份情况就不同了，完全任人宰割了。而这一阶段
出现的暴力，在我看来，在“文革”的“再次发动”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具有其
它形式不可代替的功能。２００３年美国打伊拉克，一上来先对巴格达狂轰滥炸，
此举被称作“Shock and awe".暴力在“文革”这个阶段也有类似的作用。
伴随着毛从后台走上前台，还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毛与青少年学生
之间的互动，像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毛是很善于“从群众中来”的
。要说“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青少年登上了历史舞台”，不如说是毛把他们引领上
了历史舞台。如果毛不允许他们上来，他们根本就上不了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
立，标志着党团组织之外独立学生组织的出现。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成立
了就是“反革命小集团”。这又破了共产党的成规。就是在这前后“对联”出现了
，“红五类”学生自我感觉极度膨胀，老子天下第一。而江青等人对这种情况起了
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她管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叫“小太阳”，还说中央文革和这
些“革命小将”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一下子 把这些孩子捧得这么高，他们
不忘乎所以才怪。
对联的出现使学生群体公开分化。一部分人成了人上人，天然的革命者。很多
人曾经遗憾错过了革命战争年代，现在他们认为“轮到我们了”，要大干一场。
马笑冬：我当时就觉得文革给我们这代人提供了革命的机会。
叶维丽：这种想法在干部子弟中挺有代表性。在工作组撤走后，要学生踢开绊脚石
，自己干革命，很多干部子弟急于证明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后来看到一个１６
岁的干部子弟写的日记，他参加了７月底江青第一次接见北京市中学生的会（江青
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亮相）。男孩在日记中说（大意）：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
红卫兵的刀已经磨得很亮了，我的刀在哪？这个日记表现了那些有资格革命的孩子
的心理，箭在弦上，露出一股杀气。
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变得灰溜溜的。我们班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同学后来回忆，
“８月１号从邢台返校，看到对联从楼上挂到楼下，一下子就懵了。在邢台受的是
正面教育，现在成了狗崽子。”这样的同学心理就是怕，心惊胆颤，觉得下一个目
标就是自己了。而家庭出身一般的学生则急于证明自己也是要革命的。学生群体中
不同的心态很值得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类学生在打人那天的表现。总的来讲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里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
马笑冬：当时你们学校谁管事？
叶维丽：勉强称的上管事的是工作组遗留的“师生代表会”（其中老师代表仅
仅是摆样子）。它的合法性是工作组建立的，工作组撤了以后，它地位尴尬，但我
认为它仍然有余威，再加上对联的出现，给它打了一剂强心针，因为它的成员主要
是高干子弟，这时成了血统最高贵的人（虽然它的主要成员很可能不是对联的狂热
鼓吹者，但当时在客观上是那样一种形势）。在我这样的初中生眼里，它是工作组
走后学校唯一的领导机构，但它的地位又是脆弱和不确定的，缺乏权威性，像个留
守处或是维持会。
８月４号下午就开始打人了。据副校长胡志涛回忆，有七八个学生冲进胡和卞
仲耘所在的房间，把她们打得很厉害。至今没人知道那些学生是谁，很多人根本就
不知道打人了，我就是很多年后才听说的。可见当时的混乱和无政府状况。
８月４号下午被打后，卞仲耘和胡志涛的反应很不一样。卞回家对她丈夫说“
她们打死我就象打死一条狗一样”。第二天早上，她在去学校之前与王晶尧握手告
别，似乎有预感。胡志涛呢，８月４号当天晚上就到我们学校对面的西城区委告状
，对他们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要求西城区委干预，区委不管。晚上回
到家里她丈夫见到她的伤势说“怎么打成这样？”胡志涛说：“工作组走了，没人
管了。”这句话可以反映出，工作组在的时候，虽然有种种问题，但在暴力程度上
还能有所约束。工作组走了之后，约束没有了。
马笑冬：你们学校领导都是女的吗？
叶维丽：两位主要领导，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是女的。第二天上午胡志涛没有老老
实实回学校，而是去了北京市委要求保护。市委不管，把她支到中学文革办公室，
中学文革办公室说我们刚成立，没法管。实际上胡志涛已经把问题的严重性向各级
组织说的非常清楚了：“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但从区委到市委都不管。这说
明在这段时间，各级机构相当程度的瘫痪，面对突发情况无所作为。
从现在看到的材料我们知道，８月初党内斗争剧烈，上层在重新洗牌，说是有
十级地震也不过分。８月１号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在第四天也就是８月４号
毛对刘翻脸了，指责刘领导的中央镇压学生运动。５号那天毛写了“我的一张大字
报”（８月７日印发全会），同日毛命令收回刘少奇“关于反对北大６•１８乱斗
的批示”。卞仲耘恰恰在５号被打死。我反复说明的就是八月初的北京，从中央到
市区三级，以至我们小小的中学，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场景中。卞就死在这个非
常的时刻。
马笑冬：打人的是不是红卫兵？
叶维丽：我曾经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的印象是在８月５号打校领导的那
天，我们学校还没有出现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现在就像一顶帽子。一戴上去似
乎什么问题都说明了，但历史没有那么容易被解释。
打人的时候我不在校园，和几个同学出去了。工作组撤了后，没人管考勤，纪
律不严格了。我后来又回到学校，现在回想，时间应在四五点钟。我清楚地记得，
一进校门我就感到气氛不对，迎面走过来的恰好是教英文的王老师，只见她满脸惊
恐，明显地回避和我们有任何眼光的交流。她个子很高，有些驼背，走过来时缩着
身子，贴着墙根，好象拼命想把自己变小。陆续走 来一些别的老师和同学，也都
个个神情有异。我想不对，一定是出事了。见到我们班有些同学，听她们说是高一
的人最先干的。后来有一个当年我们学校初一的学生，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她
看见高一的一些学生把校领导押出办公楼门的一幕。胡志涛当天下午不得不返回学
校，到校不久就开始斗人了，时间大约在２点半左右。一个押解校领导的学生对围
观的人说，为什么要斗校领导呢？因为工作组在的时候，她们老在屋子里呆着，太
舒服了，现在就是要打打她们的威风。（大意）
后来我们班的同学说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斗校领导的时候，广播里有人叫
大家出来，还有人跑到各班教室把人叫出来，所以当时不少目击者是不情愿在场的
。干这件事情的人并不想偷偷摸摸，而是希望别人都来看，这种心态值得注意。
马笑冬：发起斗人的是干部子弟吗？
叶维丽：我相信是以干部子弟为主，当时革命是要有资格的。我觉得强调这一
点很重要。而且我也相信，一旦红卫兵成立，这些人可能都是红卫兵。但８月５日
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的名义干的。
把目击者看到的片断连在一起，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校领导从楼里面被押出来
，押出来后是先开会还是先围着教学楼游街我不清楚。在游街的过程中就开始打了
，是用带钉子的木板打的，可能是废旧的板凳腿或桌子腿，看到的人说一打一个血
窟窿。还给她们戴了用字纸篓做的高帽子。我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游街，她说游第一
圈时胡志涛衬衣还是白的，第二圈过来就成了黑的了，她还纳闷胡志涛怎么有时间
换衣服，等走近了一看是泼的墨汁。这个同学突然一下子觉得一股寒气袭来，可那
天又闷又热。她说冷是从心里出来的，她抱住自己的双肩还从心底发抖。她很同情
这些校领导，可马上又想：我怎么能同情她们呢？我是不是右了？这是一个同学当
时的思想活动。
开会的时候，这些领导轮流上去批判自己，一共是五个人：卞仲耘，胡志涛，
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教导主任汪玉冰一边说一边哭的声嘶力竭。接着就让校
领导劳改，担特别沉的黄土，还要把土使劲往实里拍。胡志涛记得卞仲耘对她轻声
说“担不动怎么办？”这可能是卞说的最后一句话。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担不动，担
不动就打，据有些人回忆，这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后来
卞仲耘的丈夫王先生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工友，工友说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人，
这里面应该有不少不情愿的在场者。有多少人动手呢？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是“你一
下我一下”，也就是说上手打的不是个别人。可是这你一下我一下是多少人呢？没
有人能说得清楚。
校领导们后来从担土的地方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视下劳改。胡志涛被带到
后院去用手抠很脏很硬的厕所便池盖，由高一的一个学生负责监督，同时还有别的
年级的几个学生。胡认识监督的人，她文革前是个模范学生。卞仲耘被带到学生宿
舍楼去劳改。不清楚她是上去干了一会儿倒下的，还是一上宿舍楼台阶就倒下了，
总之她倒在了宿舍楼门口，倒下去就没再起来。
卞倒下去之后，被放在了一个垃圾车上，拉到后院停在离北门不远的地方。这
时候她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她的身上被盖了破大字报纸和压上了一把扫帚。我一个
同学，就是那个突然感到冷的，这时候听到卞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响。后来她学了医
，知道这种声音说明生命已经很微弱了。出了北门两分钟就是邮电医院，但一直拖
到一二个小时之后才把卞送医院。送的人有学生代表会的，也有一些老师。据说送
之前有个老师想给卞校长换一下衣服，但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和血肉粘在一起，脱不
下来了。她眼睛里面全是沙子，眼球已经不动了。
马笑冬：人还有气吗？
叶维丽：据说还有，但是气若游丝了，到医院后不久就死了。死亡证明上说，死因
不明，同时又说她有外伤。补充一句，胡志涛和另外三位当天被斗的校领导，也都
受到了身心两方面的摧残，仅仅检了条命而已。胡腰部严重受伤，被打断了几根肋
骨，听说后来一直穿着“钢背心”。
第二天，就是８月６号早上，我们听到了关于卞之死的广播，这是一个冷酷的
死亡宣告，非常简短。广播的人是“师生代表会”的第一把手，高三学生。她说的
一句给我印象最深，就是“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我能想像她说话的时候脸
上毫无表情。听完广播，我们班同学坐在椅子上，没有一个人动，安静之极，真是
掉一根针都能听见。我对这静的解读是我们都吓傻 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的
校领导，就这样死了？还“死了就死了”？！这句话给我的震动不亚于卞死本身，
很多年后我脑子里还响起过这句话。
后来我知道了“死了就死了”的出处。卞死后的当晚，我们学校师生代表会的
几个负责人去北京饭店，向住在那儿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此事。吴德听到
情况后，沉吟了许久才说话，说话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他讲的大意是：事情已经
发生了，死了就死了，要注意不要外传和扩散。这是当晚见到吴德的一位同学后来
告诉我的。换句话说，第二天早上代表会对卞死亡宣告的说法，是吴德的原话。这
个同学说，我们是和平时期长大的，没有见过血和死亡，卞之死对于她是件严重的
大事。同时她自己的父亲也在受冲击，因为家里的情况，她对卞有一些同情，加上
卞的问题没搞清楚人就死了，是说不过去的。她没想到吴德会这样表态。因为吴德
的身份，他的话是有权威的，等于给卞死定了调子。
这位市委领导的态度很值得琢磨。刚才说到８月４、５号那几天，中国上层的
政治风云突变。吴德本人是中央候补委员，有资格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上层的
变化应该有觉察。吴德对卞死的表态，折射出上层政治的突变对他的影响，就像在
前一二天市区两级工作人员对胡志涛祈求保护生命的哀告置之不理一样，反映出七
月下旬撤工作组以来形势剧烈震荡的后果。如果这个 说法成立，卞仲耘之死就多
了一层含义，就不是一桩孤立的校园暴力事件，而是与中国当时政治的大背景紧密
相连。
我后来问了我们班的一些同学，大家对６号当天广播里的记忆和反应不太一样
。有个同学出身资本家，她记得广播里还有一句话，是说狗崽子们要老老实实，不
然就是同样下场。对这句话我毫无印象，别的同学也没印象，但这个同学说她听到
了。前一天她是被叫人下去看斗校领导的。她怕血，见血就晕，但她又不敢不看。
另外一个同学母亲去世早，继母对她不好。她听到卞 仲耘死的消息后，马上想到
卞的孩子们从此失去了母亲，要倒霉了。看起来人们的记忆和对事件的反应，和每
个人的处境有很大关系。我的反应是如果革命就是暴力，那我当不了革命者。现在
回过头去看，我这样想，还是因为我有资格革命，而对那个资本家出身的同学来说
，不是当不当革命者的问题，而是再不老实，就是革命的对象了。
卞仲耘，我私下叫她“卞阿姨”。１９４９年以前她曾在新华社工作过，和我
父母认识。但做为学生，我和她没有个人接触。对她唯一的一次校外的印象，是在
１９６６年春天，我和我妈妈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碰到了她。她当时建议我妈妈给我
买一条花色鲜艳的开司米大围巾，说将来可以当嫁妆。我听了很惊讶，嫁妆对于我
们这一代人是个陌生的名词，而且这话从一个平时满口革命大道理的校领导嘴里说
出来也有点奇怪。我并不欢喜那条围巾，嫌它太花了，可我妈妈还是买下来了，２
２块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买回来后就放在箱子里，接着很快就文革了，哪儿
还敢戴？很多年后，把这条围巾从箱底找出来，它已经褪色了，上面有虫蛀的小洞
。我把它带到美国来了。看见这围巾我就会想起卞阿姨，算是一个纪念吧。
卞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
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过一件事
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参观一些教师宿舍，让我们看
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什么资产阶级生活，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家，就
是要用这种做法来羞辱老师。到了一位女老师家，她不在，只有保姆抱着个一岁左
右的婴儿。我们走在高一那个班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啐那个孩子。我非常反感，
心想即使孩子的妈妈十恶不赦，孩子有什么罪？可她们这样做，没人敢说话。卞死
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有这两个人，我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去想，在
老师家时众人的沉默实际上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焰。
卞之死给我的刺激很深，甚至到美国后还做过噩梦。多年来，我带着一个问题
：就是一群中国最好的女校的学生，怎么能在文革开始二个月之内就做出这种骇人
听闻的事情来？你说是怎么回事？这跟是女学生有关系吗？有的研究者把这种现象
称为“女性的残暴”，把性别做为一个因素。有人说女性因为性的压抑更深，所以
发泄得更猛烈。我们没有扎实的数据来证明女生比男生狠，我也能举出很多例子来
证明当时男生打人也很狠，所以这个说法不能说服我。
马笑冬：女三中的学生也打死了她们的校长。很多人确实有女红卫兵特别激烈的印
象。不过说女性的暴力和性压抑有关系，这个说法也不能说服我。
叶维丽：我还是在想为什么我们这代人有施暴的能力。一般来说是压迫越深反抗越
烈，比如红色娘子军，参加的都是苦大仇深的，她们革命起来就很坚决。可这个并
不适用于好学校的女学生，她们是娇生惯养的社会宠儿。再说我们在文革前没有亲
身经历过暴力。电影上小说里有，但那是敌人对革命者的严刑拷打，是反面的东西
。
马笑冬：可至少在我们的教育里不反对暴力，把“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说
成是不同的东西，革命暴力是合法的。还有，看一个人首先要分清他是什么阶级。
你还记得文革前我们班讨论如果一个人落水了，要不要先搞清楚他是什么阶级吗？
到了文革就变成如果一个人是“阶级敌人”，无论你怎么侮辱他伤害他都是可以的
。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政治文化。
文革前大批特批温情主义，确实给文革做了精神准备。我记得有个电影叫《党
的女儿》，里面有个叛徒叫马家辉。他成为叛徒后良心受到谴责，很痛苦。我一开
始时还挺同情马家辉的，后来把这个电影批得一塌糊涂，说是美化叛徒，我就马上
批自己，要狠下心来，要爱憎分明。要革命就得讲立场，你要么站在这边，要么站
在那边，没有中间路线。我脑子里一有点儿柔情的东西，就想是不是有问题了？我
常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这种情调一冒头我就使劲批判自己。我老革自己的命，
老批判自己。
叶维丽：你要当革命者啊。我觉得文革中青年学生打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
革命的崇拜。
马笑冬：“革命”就意味着暴力，我过去是相信这个的。
叶维丽：那时候最常听到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他在１９２７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里的一段话，它成了对革命最权威的定义，被反复地引用。
马笑冬：你说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
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那时人人都会背。
叶维丽：对。还有“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意思是说过火行为在革命
运动中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考察报告”里还很具体地讲湖南农民怎么惩罚土
豪劣绅，给他们带高帽挂牌子游街。文革是“史无前例”的，没人知道该怎么搞。
带高帽游街的形式，不是文革的发明，是“考察报告”里详细的描述的，这个四十
年前关于湖南农村的报告成了１９６６年如何搞文革的指南。
说起咱们这代人对革命的崇拜，我甚至想，打人成了咱们“革命的成人礼”。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履行这个“仪式”的，还是以红五类、干部子弟为主。想起来
真是讽刺，下手打卞、胡的人，当年就坐在台下听胡志涛讲“革命接班人”对革命
的特殊责任。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在脑子里想了很久，就是有能力施行暴力的是大多数人还
是少数人？
马笑冬：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个讲文革的纪录片，里面有一个被采访的当年的女
红卫兵，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她一直不能回答的问题。有一天她们班的同学去斗争一
个资本家，她去晚了，到的时候那个资本家已经被打死了。后来她一直问自己，如
果当时她在场，会不会也上去打？她说她不敢肯定自己一定不会动手。班上别的人
能动手，她为什么就不能？她跟别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叶维丽：她的意思是说大多数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施暴？
马笑冬：我想是这个意思。
叶维丽：大概是那天我们班听到卞的死讯后，一动不动地呆了好久，给我的印象太
深了。我觉得我们都吓呆了。那个场面让我觉得，对于暴力大部分人最强烈最直接
的感觉是恐惧，能下手打人的是少数。因为恐惧，谁都不敢上去阻拦，这在事实上
默许了恶行。
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１９６６年
６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被该
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
。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
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
７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出学校。７月３１
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
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
组”的成员。
８月５日下午２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时，副
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
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
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
立即洇没她全身。红卫兵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
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
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
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
，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旧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
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
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
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
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
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掀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
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
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
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
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
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
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
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
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
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
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
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
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
。时值８月，那时天色还亮，但有红卫兵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
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
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７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
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
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
人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
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盖，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
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
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
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
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四个人也看
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他当即
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
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
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
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
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
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
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
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
二、通向死亡之路：划为“四类”
卞仲耘生于１９１６年。根据她生前写的一份自传，她是安徽省无为县人，她
的父亲原来很穷，先当钱庄学徒而后自己开小型钱庄，后来当了县商会会长。１９
３７年她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当了三个月的小学教员，其他时间就补习国文、英
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１９３８年春天，她随芜湖女中迁移到
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１９４１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
齐鲁大学，１９４５年毕业。１９４１年卞仲耘加入共产党，１９４５年她和丈夫
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统治区。王是她在大学的同学。１９４９年，卞仲耘调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共产党
总支付书记、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时，５０岁，在这所中学已工作了１７
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王晶尧，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
所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１９１７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
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得到政权后，学校的负责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师大女附中位于
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毛泽东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
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
读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
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１９６５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
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
江青告诉卞仲耘，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江青要
学校的老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
大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是要
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工作关系来说，卞仲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
一个中学校长，从事共产党上级要她做的工作；就个人方面来说，卞仲耘是毛泽东
和江青的女儿的老师。
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语），
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
“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
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宋的家庭背景使得这张大字报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实际上，宋彬彬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在此
之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确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
、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
的领导权”；在５月１６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
给林彪的一封信，毛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
去了。”这两个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由对一批电影和舞台剧的攻击，升
级为对一大批人特别是在教育界工作的人的攻击。这两个文件，当时只传达到高级
干部，普通人并不知晓。高干子女则通过“内部消息”早在五月间就知道了毛泽东
的文革部署，并开始有所准备。６月１日晚的广播是一个全面展开行动的指令，第
二天高干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学校首先开始攻击学校当局和教师。不仅师大女附中，
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也都是在６月２日开
始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的。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６月３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
”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
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
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每个年级有一个代表成为委
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学生成员，除一人以外，其他都是该校当时父亲地位最高
的干部子女。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学。
在卞仲耘掌管学校的时候，学校给予高干子女一些特别的关心，班级和学生会
干部中有不少高干子女，但是学生干部还是选举产生的，普通人的子女也能当学生
干部，虽然并没有“每个学生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学校当局显然并没有认
为大官的子女就应该在学校里也垄断权力、当学生中的大官，这也是多少年来教育
界的传统和原则。在皇帝时代，科举考试制度就是相对独立于权力系统外的。只是
在文革大规模开始之后的第一个月，在学校里才出现了这种在校园里高干子女掌权
的现象。他们最先发起攻击学校当权者的行为，后来被称为听起来相当浪漫的“造
反”。其实，看看事实，就知道这不但不是什么向权势者“造反”，而且从开始就
是极权势力的一次直接扩张。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
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
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
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
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
革命活动”。且不论是否有这样一个军事政变阴谋，即使有，也不可能让一个中学
副校长知道。但是没有人发出质疑，也不准本人辩解。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数年以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实际情况是，
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者，优先录取干部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
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录取。
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１９６６年３月北
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当局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
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
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这些“罪状”，其实如果允许讨论，中学生也会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
工作组大力支持，推波助澜，这类大字报越写越多。这些大字报还被分门别类整理
，并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在卞仲耘的这一册上，卞仲耘的“罪状”
的分类条目是：
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
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
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
这样的罪状大纲在文革中也被用于其他大量的“牛鬼蛇神”。今天我们从这样
的材料以及当时的罪状罗列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这一“革命”的实质内容
，它在打击了具体的人物如卞仲耘的同时，还彻底贬损了“智育”、“升学率”这
些观念，并高度强调突出“毛泽东思想”、“党”、“社会主义”、“三面红旗”
这些概念的无上权威。
除了这类政治性术语的攻击以外，大字报上有大量的谩骂和侮辱性词语。卞仲
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后来就只被写成“卞贼”等等。以下所录的是学生所写的
大字报之一，１９６６年６月下旬贴在她家的门上：
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还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
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
，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粗鲁，无理，野蛮，充满暴力性。
“他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校园里被当作“革命”风格而普遍使用的。“
他妈的”后来成为红卫兵语言的特征之一。
仅卞仲耘一个人被贴的大字报抄件，就有十万来字长，录自数百份大字报。当
时，一张大字报纸的价钱是五分，中学生食堂的伙食费是每天三角。不算人力，每
份大字报的笔墨纸张加浆糊的成本，就相当于一天的饭钱。在文革中，当局无限提
供制作大字报的纸张、毛笔、墨汁和浆糊。实际上，如果只有当局思想上的鼓动而
没有这种物质上的支持，这样的“运动”也是无法形成的，也只有控制了精神和物
质的所有资源的当局，才可能发动这样的“革命”。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３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
师生员工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负责人
押在台下。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
发批判”者，都作义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对不少这样的人
来说，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胀感，使他们根本不会考虑被批斗者的身心遭遇。会中
，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
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
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继续对卞仲耘“揭发批判”。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
（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
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
满脸满身吐吐沫。
她当时处于受攻击的地位，这封信里的描述应是不含夸张的，因为她是希望得
到一点保护，而不是要批评文革。如果她造假，“诬蔑群众运动”会成为更大的罪
名。她写这封信，是希求上级能出面帮助她。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
“工作组”把学校负责人和教员以及学生都作了“排队”和“划类”，即按照
“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是“有错误的”
，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按照西城区工作组负责
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向邓小平的汇报，西城区的“划类”结果是：北
京西城区的６１所中学，一类３•３％，二类３３•３％，三类５８•４％，四类
５％；４７６个中学领导干部，一类４％，二类４２％，三类４０％，四类１４％
。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胡志涛被定为“四类”。
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所写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
意见”中，关于卞仲耘，写道：
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修正主
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
，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
，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
俗。划为四类。
这些就是把卞仲耘定为“四类”的“理由”。这份文件的行文，显示了那时的
文革当局如何给人定罪以及用什么标准定罪。工作组所列的这些“理由”中，第一
项不是事实；第二、三项是基于认定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前提，实际
上任用教师并不是中学校长如卞仲耘所能控制的事情，教科书都是统一编写的，教
学大纲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师是“统一分配”来的。另一项“贪生怕死”是指她曾
劝人要花钱买营养食品之类，“贪生怕死”能成为划作“四类”的根据，是典型的
荒唐的文革标准。至于“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不过是指卞仲耘曾经告诉同事
，她比较适合穿绿颜色的衣服等等。这类私人谈话在大字报上被“揭发”出来，就
成为定罪材料。另外，这一材料未经卞仲耘本人看过，更谈不上让她说明事实或自
我辩护。
对被划成“四类”的人，工作组不但开大会“斗争”，而且决定在运动结束后
送到农村劳动。这是一个相当冷酷的决定，而做出这决定的就是多年来领导卞仲耘
的上级们。当“革命”需要打击对象的时候，上级们就可以翻脸不认人，把一个个
活人当作靶子抛出来，批判斗争，处份惩罚。冷酷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７月５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取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从谈
话记录可以看出，邓小平看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邓小
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报告打了一次，邓小平立刻强调
了不要打人。另外，对西城区的排队“比例”（见上文），邓小平提出，要“争取
一部份三类变成二类”。但是，对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涛
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了当年邓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的讲话，但是把
日子提前了一个月，错写成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并且省略了关于卞仲耘和把学校
负责人“划类”的部份。此书也一字未提卞仲耘被划成“四类”以及后来被打死。
１９６６年６月在北京具体领导文革的，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
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曾经亲自听取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汇报，并
就如何“斗”师大一附中的校长刘超等作了详细指示。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
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
，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写大字报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安排是：在对中学校长和教职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揭发”
与“斗争”后，命令所有的教职员工“集训”，即集中居住，揭发问题，检查交代
，然后定性处理，在秋天结束“运动”。不仅北京，全国的中学都如此作，包括学
校稀少的边远地区。在很多地方，中学教员全部离家到专区所在地集中。在那一过
程中，有相当一批教育工作者自杀了。
在师大女附中，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３日，全体教职员住在马神庙小学“集训”
，大部份学生被送去军队“军训”，一部份被认为“有问题”的学生被送去农村劳
动，一部份“左派学生”留在城里参与对教职员工的清查以及定案工作。
三、死于红卫兵暴力
如果照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虽然已经遭到殴打并将会遭遇沉
重处罚，但是不会被活活打死。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没有
经过工作组的批准，自行“斗争”了几十个“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打他们
，给他们戴高帽子，强迫他们下跪，用绳子勒他们的脖子，往他们脸上涂墨，等等
。北大工作组批评了这种做法。刘少奇把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简报转发全国，他的批
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他并不是反对“
斗”，但是反对“乱斗”，也就是说，他要的是在“工作组”领导下的“斗”。
７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毛和“中
央文革小组”开始直接领导文革。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把所有学校的“工作组”全
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组”控制学校的时候，卞仲耘已经被划成“四类”，
已经在工作组主持的群众大会上被骂被打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既然这还被毛泽东叫
做“冷冷清清”，那么，只有发动学生把校长老师打成残废或者打死，才不“冷冷
清清”，才能使他满意了。毛泽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要把前一阶段已经开
始的相当残酷的“斗争”再次升级。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人前往北京大学，宣布北大６月１８日事件是“革命事件
”。更进一层，８月５日，就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撤销
”刘少奇签发的关于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文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泽东
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使用暴力攻击的中学。通过一连串的措施，对校园暴
力的限制被统统撤销了。
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
管学校。各校的学生开始免费乘车互相访问，当时称作“革命串连”。学校里首先
发生的一个大变化，是校园里果树遭殃，苹果和梨那时还是青的，都让红卫兵摘掉
吃了，枝头的青柿子苦涩根本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园里充满破坏和恶毒的心
理气氛。
红卫兵的组织纲领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根
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年轻人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立的“文革委员会
”就是由学校的最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现在，根据新的“对联”理论，这些人又
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以及新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
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
”，二是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
和老师。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
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会”的时候，教
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４５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
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
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
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
的时候，还必须连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几位学校
负责人集中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带
，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
说，打死一个像她那样的人，“就像打死一条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毫
无办法。第二天她还是去了学校。事实上，这时候的北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也
无处可逃，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
８月５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
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
但是，给她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当天下
午，她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当她遭到这样残酷的殴打和
折磨的时候，她想了些什么。虽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围，她死在绝对的孤独之中。当
她被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暴行。当她快要死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
边表示同情。她从来没有与这些打死她的人为敌，但是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
，打她的时候毫不犹豫，把她打死后也没有觉得任何后悔和羞愧。她孤立无援地死
在学生的乱棒之下。从一个活人的世界上，她被无情无义地背叛了、抛弃了、牺牲
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上，还是从处
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残酷。
她的丈夫王晶尧，拿着医生在红卫兵虎视眈眈下写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
明，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她在那里被火化。
四、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
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
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她们
，人死了就死了，不要外传。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生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
大事，所以，吴德应该会将这一事件立即报告给他的上级，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
。在最高权力圈中，毛泽东、江青或者周恩来等人，一定会对这一死亡有所评论，
或者，也可能听到之后什么都没说，不说什么也是一种表态。然而，关于卞仲耘的
死，吴德怎么报告、上面如何回应，至今没有知情人说出任何有关情况。无人说出
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说出这些情况会暴露文革领导人的残忍。
但即使不在党内上层，从社会上看去，文革领导人的意向实际上也清清楚楚。
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有干部来到学校
，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其实意思是说，
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卞仲耘的死亡，丝毫没有使得文革
的领导人觉得需要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们用了热情的词语和热烈的行动来支持
发动红卫兵运动，把校园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卞仲耘被打死１３天以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
见了一百万红卫兵（以后还有７次）。８月１８日大会是一个花费前所未有的巨大
人力财力举行的、全面发动和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大会。这一百万人的大会通过广播
和电视向全国实况转播，同时制成新闻记录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这次大会把红
卫兵运动推向了最高潮。手持红色塑料皮《毛主席语录》的百万红卫兵，高喊着“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一些红卫兵的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与毛泽东、刚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以及总理周恩来等握手交谈。北京大学附属
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北京师范大学
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
宋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也在电影记录片里被作了突出报导。
《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谈话：毛问
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
。”
由于这段对话，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
为“红色要武中学”。在８月１８日的大会上，也首次公开了最高权力圈子的变动
，刘少奇和邓小平从原来的第二、第五号人物，降为第八、第六号人物，宋彬彬的
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在８月１８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是：彭小蒙和宋
彬彬，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
个来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所说的“要武嘛”，
意义和影响就绝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的名字的评论。
在８月１８日大会后校园暴力大规模升级，杀戮全面展开。中学校长卞仲耘遭
受的灾祸，变成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运。根据笔者所作的一项
调查，在调查所及的１１５所学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学，有北京和外省的学校，有
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所有这些学校在文革中全部都发生了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的
暴力迫害，无一例外。在这些学校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红卫兵杀害的教职员工
，有：北京１０１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
工作人员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北京师
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北京第５２中学语文教
师郑兆南，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北京吉祥胡同小学
副校长邱庆玉，北京第六中学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喻瑞
芬，北京景山中学的工友李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一名女语文老师（名字中有
一“娴”字。），北京１３８中学姓张的女书记，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语文老师陈
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经被忘却的工友，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杨俊老师，北京大学
西语系教授吴兴华，上海同济中学老师林修权，厦门第八中学物理教师黄组彬，广
州第十七中学总务主任庞乘风，南京第二中学历史教师朱庆颐，南京师范学院党委
副书记李敬仪与其丈夫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员王冷
和王伯恭，西安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
这个名单中未包括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人。
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全中国的学校变成了刑讯室、监狱，甚至杀人场。大批老
师被迫害致死。有人说，在文革中受迫害最深最严重的一种人，是中学老师。这是
符合事实的。他们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遭受了侮辱、殴打和折磨，有的象卞仲耘一样
被打死，有的留下终身残疾，有的在饱受摧残后自戕。
杀害这一批教育工作者的，是他们的学生。学生当中，当时高二和高三的学生
年满１８岁，其他四个年级的中学生还是未成年人。小学老师也被打死，而小学里
年纪最大的学生只有１３岁。文革领导人发动鼓励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打人杀人，鼓
励他们变成杀人凶手，这不但残忍，而且邪恶。
暴力攻击也急速延伸向校外，当时被称为“红卫兵杀向社会”。其中的主要行
动，一是烧书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师大女附中附近一家
饭馆的服务员，一个１８岁的单身女子，被绑架到校中化学实验室里，被绑在实验
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军用铜头皮带抽她，惨叫声一阵接着一阵，传到门外的甬道
上。来来往往的人听到了。后来惨叫声渐渐安静下来了。学校的校医被叫来看，校
医说，瞳孔散了，人已经死了。这个女子当时的罪名是“流氓”，１８岁的女服务
员当然正在恋爱的年龄，与“流氓”何干？即使有不当行为，怎么能受被捆打的惩
罚？又怎么能被打死？中学生又有什么权利来充当行刑人？可是在当时没有人站出
来问这些问题，也没有人制止这种虐杀。她有六个哥哥，都是工人，他们后来曾到
学校来哭诉小妹妹之死。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还在校外打死
了７个人。根据一项“内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区（卞仲耘的学校所在之区），８
月下旬有３３３个人被红卫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所为。当时西城区一共
有６１所中学，平均一个中学打死五个半人。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发放了一个题为《把旧世界
打个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为红卫兵功绩之一的，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
到９月底北京被打死的１，７７２人。有理由认为实际死亡数字大于此数，但此数
已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卞仲耘死于８月５日，她的死尚未计入此数中。１９
６６年８月５日发生的卞仲耘之死，是８月杀戮的开端，经过三个星期的发展，在
８月底前后达到每日被害人数的最高峰。由最高权力者号召鼓动，用中学生红卫兵
为打手，打死手无寸铁的教育工作者如卞仲耘，以及大批没有防卫能力的和平居民
，还视之为伟大功绩，这实在是二十世纪的统治者所作的最为残忍和无耻的行为之
一。
五、试图讨回公道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晚饭时候，在学生饭厅，听得到的是轻狂的议论和
对被斗者的讥笑。在打死卞仲耘之后，校园里并没有发生因杀人引起的惊恐与不安
，相反却弥漫着一片亢奋高昂的气氛。一群群红卫兵学生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裤
腿高高卷起，走路昂首挺胸，说话高声大气。使用暴力和主宰他人生死的特权，使
她们兴高采烈，自我感觉无比良好。人血起了“革命燃料”的作用，推动文革巨轮
向前，不但碾死平民百姓，也推倒了早期领导过文革的上层人物。半年以后，刘少
奇和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师大女附中的宿
舍，一天有人问她：“喂，听说你在红八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答说：
“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三个人。”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这个１４
岁的女生把“打死三个人”当作“吹牛”的内容。这个八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
红八月”，那“红”是人的鲜血。八月杀戮在文革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八月杀戮
建立的思想原则，和人血一起渗透了整个文革。
在这样的环境中，卞仲耘被打死后，她的家人不但不能抗议，甚至不能表示他
们的悲哀。卞仲耘的小女儿当时才九岁，她回忆说，妈妈死后，她发现父亲王晶尧
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她知道是父亲为母亲的死，悲愤万分，在半夜不能入
睡，但是也不能放声痛哭，于是只好伏在床上，咬啮草席，来压抑悲恸。一年后，
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他们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卞仲耘布置了一个“灵堂”，把卞仲耘
的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不让外人
看到。母亲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供奉她、纪念她，可以被说成是“对文革有仇恨”
或者“要翻文革的案”，这在当时也都是大罪。
１９６６年８月初的短短三天之内，王晶尧不仅仅失去了他的妻子，而且，在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８月４日，他们夫妇青年时代的朋友祁式潜，在中国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被打成“小三家村”成员而且被批斗以后，服剧毒杀虫剂“敌敌畏
”自杀；卞仲耘被打死后的第二天，８月６日，他们的大学同学刘克林在中共中央
宣传部办公楼跳楼自杀。无数人的生命被剥夺，幸存者却只能保持沉默。
自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惨剧发生之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关于卞仲耘的死，没
有任何报导和记载。在文革时代留下的关于革命的种种报告和“大事记”中，从来
没有一个字提到她的死亡。她的名字和生命，以及她同期的死难者们，都被吞没于
所谓“红八月”的气焰冲天的革命红光中。关于她的死，唯一留下的当时的文字记
录，是师大女附中的一位教师目睹了卞仲耘被打死，写了一封信给家属，描述了卞
仲耘被打死的经过，并表示同情和愤慨。写信人是语文教师张静芬。但是，当时写
信者不但不能署名，甚至还有意改变了笔迹，因为一旦被发现，写信者可能遭到跟
卞仲耘一样的命运。这是一个黑暗年代中仅存的道义之声。同时，这封信也让我们
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有清晰的是非观念来裁定这是暴行。文革在当时并不是大部份
人热衷的革命。然而，无边的“红色恐怖”使得不同的声音从无机会发出。人们在
铜头皮带和死亡面前压抑了良知。多数人屈从了少数人的野蛮和残酷。
五年之后，１９７１年，在１９６６年８月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
班人”的林彪死了。文革领导人开始缓和对被整的干部的政策。１９７３年，卞仲
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
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４００块钱。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死去，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
慢的否定文革的过程。１９７８年，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
为她“昭雪”。王晶尧一再要求，用那４００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
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他的这一努力没有结果。
王晶尧也开始设法要在法律上为妻子讨回公道。１９７９年４月，他向北京市
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
接的杀人凶手，即最后毒打摧残卞仲耘致死的三、四个学生外，他控告一个在１９
６６年６月２３日“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积极活动的外校人员，这个人因为私怨，
到“斗争会”上“揭发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伪证，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
，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师，以此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事实上，
因不准“斗争”对象自我辩护，加上凶暴的“斗争”方式，这种利用文革机会陷害
人、报私仇的事情大量发生，甚至也是文革能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４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
。这份文件写道：
“被告人ＸＸＸ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
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ＸＸＸ的犯罪
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这个所谓“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说法，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时
期是否适用，是一个未经法律论证的疑问，因为文革延续了十一年才宣告结束，文
革开始十四年后才被共产党自己“否定”；又因为，在文革时代，如果胆敢批评文
革案件，就被称作“翻案”，而“翻案”又属于“现行反革命”活动，因此在“追
诉时效期限”内起诉文革案件根本不可能，在这种前提下使用“已过追诉时效期限
”的说法，完全是不公道的。
卞仲耘被打死两年之后，在她的学校中，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１日，有一位化学
女教师胡秀正在被“隔离审查”时坠楼身死。关押她的“罪名”没有别的，正是“
翻文革的案”。胡秀正一家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家具物件都被拿走，
她的丈夫（也是中学老师）几乎被打死。她认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她一家不属
于被驱逐出北京的范畴，所以试图纠正她所遭遇的“错案”，把自己一家从惨境中
救出。但是文革的逻辑是，如果你不属“敌人”范畴而被整错了，你要改变，那么
你就是“翻案”，就是“反对文革”，你就可以因此新罪而被划进“敌人”范畴。
胡秀正不但未能翻成案，反而因此被害死。
如果可以起诉红卫兵杀人，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当时，王晶尧马上就会去法院告
状。他当时就买了一个照相机拍下了卞仲耘的一身血斑伤痕，留下了证据。杀人偿
命，是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规则和常识。但是在那个时候，警察和司法系统都受
命不保护被打被杀的人。假使王晶尧在文革中为卞仲耘之死上告，恐怕他自己也早
就成了“反革命”，不是也被打死，就是被关押起来。在１９７８年以前，被害人
家属只有忍气吞声，根本不可能起诉任何文革时代的冤假错案。在文革结束后，检
察院对文革案件如此实施“追诉时效期限”，实际上是使得起诉文革时期的非法迫
害事件从根本上变得不可能了。
这样的处理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此同时，北京第六中学自设监狱打死人的红
卫兵也不被起诉，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打死校长沙坪的红卫兵也不被起诉。１９６６
年夏天，北京有几千人被活活打死，但是没有人为此受到法律上的惩罚。决定如此
处理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暴行的，是胡耀邦。文革以后，胡耀邦在否定文革和平反冤
假错案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强调对文革中的案件平反，“宜粗不宜细
”、“水落石不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他主张给受害者平反，同时不追究害人
者的责任。胡耀邦的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对早期红卫兵的偏袒，也是为了掩盖文革
的起因。众所周知，１９６６年８月在北京杀害大量中学老师和北京市民的红卫兵
，以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子弟为首；同时，红卫兵的八月杀戮和毛泽东的鼓励有极为
明显而直接的关系。
王晶尧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不服。他不屈不挠继续上诉。他
也通过他认识的高层权力圈子里的人，包括全国人大代表，试图推进这一案子。但
是没有任何进展。又过了８年，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最高检察
院的决定说：
“经复查，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
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做法所为，此事与ＸＸＸ没有联系。因此
，不能认定ＸＸＸ犯有故意伤害罪。
王晶尧同志反映ＸＸＸ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１、２２日其中一次批斗会上曾揪
过卞的头发。经查，王晶尧同志反映的情况没有其他证据的印证。即使这种情况能
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
要件。”
这个决定说了谁对卞仲耘的死没有罪，却没有说谁对卞仲耘的死有罪。卞仲耘
的死不是正常死亡，检察院有责任追查死因。其实，在法律上，对谋杀案件，没有
“追诉时效”限制，不论任何时候发现证据，就能起诉。对于杀人案，哪怕没有人
为死者告状，检察院也应当充当公诉人，起诉罪犯。
另外，既然最高检察院知道这是由北大附中的暴力迫害引起的（在这一点上，
检察院指出的确实是事实，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最早发生大规模校园暴力迫害行动）
，他们就应当追查北大附中。事实上，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毒打了一些老师和学
生，也打死校外居民多人，其中一例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在卞仲耘被打死
２２天之后，中国科学院大气所工人陈彦荣在家中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抓
走并于当晚被打死在北大附中校园里，与陈彦荣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
老年女人。但是，检察院对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杀戮也未追究。
最高检察院这样作的原因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追查红卫兵产生地之一的北大
附中，就会查到热烈支持过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江青和毛泽东，虽然江青已经作为“
四人帮”的一员在毛泽东死后被抓起来，并被判了“死缓”，毛泽东的责任还是不
准追究。审判“四人帮”的法庭，追究了江青迫害上海电影界人士。因为江青曾经
在上海当过演员，在这一迫害中，江青的个人动机和罪责十分明显。１９６６年的
红卫兵暴力，则很难被解释为只是江青一个人的责任，因此就不加追查。这样的法
律追究方式，显示了政治需要对审判的客观与公正的扭曲。
在卞仲耘的案子上，有一道牢牢的防线无法越过，即使是文革结束十多年后依
然如此。在卞仲耘被打死２７年之后，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王晶尧已
经走到了头。他为卞仲耘之死在法律方面讨回公道的努力令人钦佩。
六、思考卞仲耘之死
文革后，在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报纸和杂志发表了一批文革受难者的故
事，都是一些非常高级的干部以及最有名的作家，甚至在这些文章中，也很少说及
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些文章主要意在为死者“恢复名誉”，而非说明历史真相。“
被打死”和“自杀”是新的禁忌，不见于报刊文章。一个新的短语被常常使用：“
被迫害致死”。这个说法相当含糊，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才理解这个词背后的那
些“斗争会”、棍棒、铜头皮带和“隔离审查”，以及各种形式可怕的自戕等等。
另外，报纸和杂志显然有一个按照死者地位高低来决定是否发表“平反”文章的准
则。正因为如此，在文革中受到最严重的迫害的中学老师们，不够“资格”被媒体
报导。千万教师们在文革初期成为第一批牺牲，刺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文革
领导人并没有因为中小学教师无权无势而饶过他们，当文革结束时，他们的死亡和
痛苦却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不但官方媒体如此，到２０００年为止出版的
三部文革通史和两本关于红卫兵的专著，都没有提到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
字。
忽略教师们所受的迫害，不仅是因为媒体并不把普通人和高级干部作为文革的
受害者平等对待，还显然是因为这种大数量的普通人的死亡的报告，会改变对文革
的大图景的描述，从而也会改变对文革的性质的分析，以及引起对文革的责任的深
入追究。于是，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出版上，也建立了一道防线。官方规定了对
有关文革历史书刊出版的严格限制。卞仲耘和大量被害教育工作者的故事被排除在
外。
今天写出卞仲耘的故事，不能不问，为什么杀死卞仲耘？为什么杀死和侮辱、
毒打、折磨那么多和她一样的教育工作者们？
作为教育工作者群体之中的一员，卞仲耘被打死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工作者从
一开始就被毛泽东设定为文革的打击目标。１９６６年５月的中共中央发出的“五
一六通知”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都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迫害从６月开始。“工
作组”把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把卞仲耘划为“四类干部”，组织“揭发
批判会”对她进行“斗争”。８月，毛泽东批评“工作组”并将之撤销，同时大力
支持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指责，直接导致了校园暴力和校园杀戮
的开始以及一大批教育工作者的死亡。另外，师大女附中是红卫兵运动最早兴起的
学校之一，那里的一大批高干子女在６月之后一直充当运动的先锋力量。这两个局
部条件和整个大形势的交汇合成，导致了卞仲耘在北京最早被害。文革后，八十年
代，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向当年北京市中学工作组的负责人、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
记胡克实了解情况时，胡克实为当时把卞仲耘划成“四类”一事表示道歉。卞仲耘
先被工作组划成“四类”，才在工作组撤出后首当其冲被红卫兵打死。在文革结束
之后，胡克实自己也经历了种种攻击和“斗争”，他能道歉是相当难得的好态度。
总的来说，这样的道歉并没有出现很多，更多出现的是推诿、隐瞒甚至否认历史事
实。
假若卞仲耘能在１９６６年的红卫兵暴力中活下来，在１９６８年的“清理阶
级队伍”中又会遭到新一轮的迫害。那时，曾和卞仲耘一起遭到毒打而未死的胡志
涛副校长，被连续“斗争”过４８个小时。那时掌管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
想宣传队”说她“态度恶劣”，要“打态度”。他们组织学生轮流“斗争”胡志涛
。学生斗累了轮流睡觉，胡志涛则连续４８个小时没能睡觉。在这样残酷的“斗争
”中，这个学校在１９６８年有三位老师自杀：化学老师胡秀正，语文老师周学敏
，历史老师梁希孔。胡秀正老师死时只有３５岁，留下了５岁的女儿。周学敏老师
温和文静，她的语文教学法曾受到教育领导部门的宣传推广，这给她带来了更大的
压力。上过梁希孔的课的学生说他是个非常诙谐的人，他的历史课生动有趣，很受
欢迎，但是他再有幽默感也难以承受“清队”中那种阴暗残忍的体力和心理的双重
折磨。梁希孔老师上吊自杀。
如果能活过１９６８到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阶级队伍”，那么在１９６９年，
卞仲耘可能会像当时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校园暴力中活下来的
校长们一样，得到一个“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
论”，会被发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干校”劳动。然后，林彪发出了所谓“一号命
令”，在这一以“战备”为名进行的又一轮清洗城市的行动中，他们被“下放”去远郊县农村无限期“插队”。１９７３年，在林彪死后多时，他们才被允许回到学
校。
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在文革中被该校红卫兵严重打伤。他的肾脏被打出血，
头上的一个大伤口长久不能愈合，还受到各式各样的侮辱。毛泽东死去两年后，１
９７８年，他重新成为清华附中的校长。他从１９６０年开始担任校长，当了６年
校长，被整了１２年，１９９２年病故。他曾对文革前的教育方法特别是他对高干
子弟的特殊照顾作了反省，他以为那和红卫兵的产生与暴行有很大关系。但是他的
这些看法未能成文发表。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经历了人生的如此剧烈惨痛的经验，他
们的遭遇和中国现代教育及学校体制发展变化密切联系。他们如果不能为后人留下
他们的记录和分析，是十分可惜的。
在文革中，当卞仲耘这样的校长们被斗争、被殴打、甚至被打死的时候，毛泽
东换上了另一类人来领导教育界。１９６８年７月，他下令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
思想宣传队”掌管学校。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是迟群、谢静宜，这两
个人还同时掌管北京大学。迟群是毛的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副科长。谢静宜是毛泽
东的机要员，初中教育程度，原来的职位是在毛身边接电话收文件。作为对比，卞
仲耘读过大学，是资深共产党员，在中学当过教员和教导主任等一系列职务才升到
了副校长。把卞仲耘这样的校长打死，把教育界的领导换成初中教育程度毫无学校
经验的毛的身边人谢静宜一类，毛泽东对教育界的“夺权”方向，相当清楚。
在文革中，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来改造学校。原有的学校制度被改变：取
消了学校的考试制度，大学没有入学考试，由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推荐大学生，等等
。这些改变一直顺利实行，未遭反对。但是，难道毛泽东是因为这个目标而要打死
大批教育工作者，使文革顺利进行？这当然是卞仲耘之死造成的实际功用之一，但
是杀害她和类似的人决不是文革领导者非用不可的手段。如果是为了“教育革命”
，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即使从文革发动者的角度来看，也难以找到为了革命的
目的而一定要采取这种暴力手段的“理由”。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当卞仲耘被打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十一次全会正在举行，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贬职，军队的最高负责人
林彪被提升为第二号人物。象卞仲耘这样的手无寸铁的中学教育工作者，根本不可
能对文革造成任何威胁。所以，如果要找校园暴力和校园杀戮的最大动因，应该是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个人嗜好。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都曾说过，他们是“和尚
打伞，无法（发）无天”。“无法无天”可能会给这样的人带来一种放纵的快乐。
小孩子和罪犯都喜欢“无法无天”。但是，只有毛和江这种掌握了至高无上权力的
人，才可以糟蹋人的生命而获得的“无法无天”的享受，因为他们不像小孩子或者
普通的罪犯，他们可以在欣赏这种乐趣的时候，又不必担心被惩罚。他们的女儿的
老师被打死了，他们却未有任何恻隐之心。在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和林彪，以及其
他文革领导人物常常出席群众大会，在震天的口号和欢呼声中接受致敬。他们情绪
激昂，精神亢奋。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杀戮中，包括在对受害者的种种轻蔑中，
他们实现了控制一切人的生杀大权的无上权力，从在最高权力圈中的第二号人物刘
少奇，直到普通的中小学老师。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杀害的时候，历史断裂出一道深渊：文革以“
革命群众”之手、以“革命”的名义来杀人的时代开始了。校园杀戮震动了文明的
基石。卞仲耘，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死，标志了这个血腥时代的开始。让我们记住这
个名字，记住在文明的进程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逆转和灾难。
卞仲耘任职的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１９９３年
，笔者到校中拍摄照片。卞仲耘被打死在这座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四个住在楼里
的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问我：“有人在这儿被打死，这是真的吗？我们什么都没听说
过。”
６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被该
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
。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
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
７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出学校。７月３１
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
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
组”的成员。
８月５日下午２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时，副
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
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
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
立即洇没她全身。红卫兵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
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
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
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
，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旧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
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
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
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
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
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掀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
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
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
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
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
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
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
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
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
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
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
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
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
。时值８月，那时天色还亮，但有红卫兵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
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
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７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
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
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
人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
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盖，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
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
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
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
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四个人也看
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他当即
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
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
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
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
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
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
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
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
二、通向死亡之路：划为“四类”
卞仲耘生于１９１６年。根据她生前写的一份自传，她是安徽省无为县人，她
的父亲原来很穷，先当钱庄学徒而后自己开小型钱庄，后来当了县商会会长。１９
３７年她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当了三个月的小学教员，其他时间就补习国文、英
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１９３８年春天，她随芜湖女中迁移到
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１９４１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
齐鲁大学，１９４５年毕业。１９４１年卞仲耘加入共产党，１９４５年她和丈夫
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统治区。王是她在大学的同学。１９４９年，卞仲耘调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共产党
总支付书记、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时，５０岁，在这所中学已工作了１７
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王晶尧，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
所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１９１７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
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得到政权后，学校的负责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师大女附中位于
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毛泽东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
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
读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
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１９６５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
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
江青告诉卞仲耘，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江青要
学校的老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
大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是要
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工作关系来说，卞仲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
一个中学校长，从事共产党上级要她做的工作；就个人方面来说，卞仲耘是毛泽东
和江青的女儿的老师。
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语），
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
“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
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宋的家庭背景使得这张大字报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实际上，宋彬彬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在此
之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确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
、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
的领导权”；在５月１６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
给林彪的一封信，毛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
去了。”这两个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由对一批电影和舞台剧的攻击，升
级为对一大批人特别是在教育界工作的人的攻击。这两个文件，当时只传达到高级
干部，普通人并不知晓。高干子女则通过“内部消息”早在五月间就知道了毛泽东
的文革部署，并开始有所准备。６月１日晚的广播是一个全面展开行动的指令，第
二天高干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学校首先开始攻击学校当局和教师。不仅师大女附中，
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也都是在６月２日开
始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的。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６月３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
”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
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
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每个年级有一个代表成为委
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学生成员，除一人以外，其他都是该校当时父亲地位最高
的干部子女。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学。
在卞仲耘掌管学校的时候，学校给予高干子女一些特别的关心，班级和学生会
干部中有不少高干子女，但是学生干部还是选举产生的，普通人的子女也能当学生
干部，虽然并没有“每个学生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学校当局显然并没有认
为大官的子女就应该在学校里也垄断权力、当学生中的大官，这也是多少年来教育
界的传统和原则。在皇帝时代，科举考试制度就是相对独立于权力系统外的。只是
在文革大规模开始之后的第一个月，在学校里才出现了这种在校园里高干子女掌权
的现象。他们最先发起攻击学校当权者的行为，后来被称为听起来相当浪漫的“造
反”。其实，看看事实，就知道这不但不是什么向权势者“造反”，而且从开始就
是极权势力的一次直接扩张。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
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
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
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
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
革命活动”。且不论是否有这样一个军事政变阴谋，即使有，也不可能让一个中学
副校长知道。但是没有人发出质疑，也不准本人辩解。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数年以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实际情况是，
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者，优先录取干部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
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录取。
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１９６６年３月北
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当局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
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
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这些“罪状”，其实如果允许讨论，中学生也会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
工作组大力支持，推波助澜，这类大字报越写越多。这些大字报还被分门别类整理
，并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在卞仲耘的这一册上，卞仲耘的“罪状”
的分类条目是：
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
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
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
这样的罪状大纲在文革中也被用于其他大量的“牛鬼蛇神”。今天我们从这样
的材料以及当时的罪状罗列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这一“革命”的实质内容
，它在打击了具体的人物如卞仲耘的同时，还彻底贬损了“智育”、“升学率”这
些观念，并高度强调突出“毛泽东思想”、“党”、“社会主义”、“三面红旗”
这些概念的无上权威。
除了这类政治性术语的攻击以外，大字报上有大量的谩骂和侮辱性词语。卞仲
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后来就只被写成“卞贼”等等。以下所录的是学生所写的
大字报之一，１９６６年６月下旬贴在她家的门上：
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还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
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
，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粗鲁，无理，野蛮，充满暴力性。
“他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校园里被当作“革命”风格而普遍使用的。“
他妈的”后来成为红卫兵语言的特征之一。
仅卞仲耘一个人被贴的大字报抄件，就有十万来字长，录自数百份大字报。当
时，一张大字报纸的价钱是五分，中学生食堂的伙食费是每天三角。不算人力，每
份大字报的笔墨纸张加浆糊的成本，就相当于一天的饭钱。在文革中，当局无限提
供制作大字报的纸张、毛笔、墨汁和浆糊。实际上，如果只有当局思想上的鼓动而
没有这种物质上的支持，这样的“运动”也是无法形成的，也只有控制了精神和物
质的所有资源的当局，才可能发动这样的“革命”。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３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
师生员工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负责人
押在台下。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
发批判”者，都作义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对不少这样的人
来说，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胀感，使他们根本不会考虑被批斗者的身心遭遇。会中
，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
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
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继续对卞仲耘“揭发批判”。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
（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
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
满脸满身吐吐沫。
她当时处于受攻击的地位，这封信里的描述应是不含夸张的，因为她是希望得
到一点保护，而不是要批评文革。如果她造假，“诬蔑群众运动”会成为更大的罪
名。她写这封信，是希求上级能出面帮助她。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
“工作组”把学校负责人和教员以及学生都作了“排队”和“划类”，即按照
“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是“有错误的”
，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按照西城区工作组负责
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向邓小平的汇报，西城区的“划类”结果是：北
京西城区的６１所中学，一类３•３％，二类３３•３％，三类５８•４％，四类
５％；４７６个中学领导干部，一类４％，二类４２％，三类４０％，四类１４％
。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胡志涛被定为“四类”。
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所写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
意见”中，关于卞仲耘，写道：
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修正主
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
，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
，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
俗。划为四类。
这些就是把卞仲耘定为“四类”的“理由”。这份文件的行文，显示了那时的
文革当局如何给人定罪以及用什么标准定罪。工作组所列的这些“理由”中，第一
项不是事实；第二、三项是基于认定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前提，实际
上任用教师并不是中学校长如卞仲耘所能控制的事情，教科书都是统一编写的，教
学大纲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师是“统一分配”来的。另一项“贪生怕死”是指她曾
劝人要花钱买营养食品之类，“贪生怕死”能成为划作“四类”的根据，是典型的
荒唐的文革标准。至于“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不过是指卞仲耘曾经告诉同事
，她比较适合穿绿颜色的衣服等等。这类私人谈话在大字报上被“揭发”出来，就
成为定罪材料。另外，这一材料未经卞仲耘本人看过，更谈不上让她说明事实或自
我辩护。
对被划成“四类”的人，工作组不但开大会“斗争”，而且决定在运动结束后
送到农村劳动。这是一个相当冷酷的决定，而做出这决定的就是多年来领导卞仲耘
的上级们。当“革命”需要打击对象的时候，上级们就可以翻脸不认人，把一个个
活人当作靶子抛出来，批判斗争，处份惩罚。冷酷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７月５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取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从谈
话记录可以看出，邓小平看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邓小
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报告打了一次，邓小平立刻强调
了不要打人。另外，对西城区的排队“比例”（见上文），邓小平提出，要“争取
一部份三类变成二类”。但是，对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涛
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了当年邓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的讲话，但是把
日子提前了一个月，错写成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并且省略了关于卞仲耘和把学校
负责人“划类”的部份。此书也一字未提卞仲耘被划成“四类”以及后来被打死。
１９６６年６月在北京具体领导文革的，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
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曾经亲自听取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汇报，并
就如何“斗”师大一附中的校长刘超等作了详细指示。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
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
，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写大字报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安排是：在对中学校长和教职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揭发”
与“斗争”后，命令所有的教职员工“集训”，即集中居住，揭发问题，检查交代
，然后定性处理，在秋天结束“运动”。不仅北京，全国的中学都如此作，包括学
校稀少的边远地区。在很多地方，中学教员全部离家到专区所在地集中。在那一过
程中，有相当一批教育工作者自杀了。
在师大女附中，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３日，全体教职员住在马神庙小学“集训”
，大部份学生被送去军队“军训”，一部份被认为“有问题”的学生被送去农村劳
动，一部份“左派学生”留在城里参与对教职员工的清查以及定案工作。
三、死于红卫兵暴力
如果照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虽然已经遭到殴打并将会遭遇沉
重处罚，但是不会被活活打死。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没有
经过工作组的批准，自行“斗争”了几十个“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打他们
，给他们戴高帽子，强迫他们下跪，用绳子勒他们的脖子，往他们脸上涂墨，等等
。北大工作组批评了这种做法。刘少奇把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简报转发全国，他的批
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他并不是反对“
斗”，但是反对“乱斗”，也就是说，他要的是在“工作组”领导下的“斗”。
７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毛和“中
央文革小组”开始直接领导文革。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把所有学校的“工作组”全
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组”控制学校的时候，卞仲耘已经被划成“四类”，
已经在工作组主持的群众大会上被骂被打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既然这还被毛泽东叫
做“冷冷清清”，那么，只有发动学生把校长老师打成残废或者打死，才不“冷冷
清清”，才能使他满意了。毛泽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要把前一阶段已经开
始的相当残酷的“斗争”再次升级。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人前往北京大学，宣布北大６月１８日事件是“革命事件
”。更进一层，８月５日，就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撤销
”刘少奇签发的关于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文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泽东
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使用暴力攻击的中学。通过一连串的措施，对校园暴
力的限制被统统撤销了。
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
管学校。各校的学生开始免费乘车互相访问，当时称作“革命串连”。学校里首先
发生的一个大变化，是校园里果树遭殃，苹果和梨那时还是青的，都让红卫兵摘掉
吃了，枝头的青柿子苦涩根本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园里充满破坏和恶毒的心
理气氛。
红卫兵的组织纲领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根
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年轻人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立的“文革委员会
”就是由学校的最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现在，根据新的“对联”理论，这些人又
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以及新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
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
”，二是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
和老师。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
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会”的时候，教
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４５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
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
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
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
的时候，还必须连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几位学校
负责人集中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带
，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
说，打死一个像她那样的人，“就像打死一条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毫
无办法。第二天她还是去了学校。事实上，这时候的北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也
无处可逃，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
８月５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
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
但是，给她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当天下
午，她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当她遭到这样残酷的殴打和
折磨的时候，她想了些什么。虽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围，她死在绝对的孤独之中。当
她被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暴行。当她快要死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
边表示同情。她从来没有与这些打死她的人为敌，但是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
，打她的时候毫不犹豫，把她打死后也没有觉得任何后悔和羞愧。她孤立无援地死
在学生的乱棒之下。从一个活人的世界上，她被无情无义地背叛了、抛弃了、牺牲
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上，还是从处
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残酷。
她的丈夫王晶尧，拿着医生在红卫兵虎视眈眈下写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
明，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她在那里被火化。
四、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
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
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她们
，人死了就死了，不要外传。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生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
大事，所以，吴德应该会将这一事件立即报告给他的上级，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
。在最高权力圈中，毛泽东、江青或者周恩来等人，一定会对这一死亡有所评论，
或者，也可能听到之后什么都没说，不说什么也是一种表态。然而，关于卞仲耘的
死，吴德怎么报告、上面如何回应，至今没有知情人说出任何有关情况。无人说出
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说出这些情况会暴露文革领导人的残忍。
但即使不在党内上层，从社会上看去，文革领导人的意向实际上也清清楚楚。
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有干部来到学校
，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其实意思是说，
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卞仲耘的死亡，丝毫没有使得文革
的领导人觉得需要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们用了热情的词语和热烈的行动来支持
发动红卫兵运动，把校园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卞仲耘被打死１３天以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
见了一百万红卫兵（以后还有７次）。８月１８日大会是一个花费前所未有的巨大
人力财力举行的、全面发动和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大会。这一百万人的大会通过广播
和电视向全国实况转播，同时制成新闻记录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这次大会把红
卫兵运动推向了最高潮。手持红色塑料皮《毛主席语录》的百万红卫兵，高喊着“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一些红卫兵的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与毛泽东、刚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以及总理周恩来等握手交谈。北京大学附属
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北京师范大学
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
宋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也在电影记录片里被作了突出报导。
《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谈话：毛问
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
。”
由于这段对话，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
为“红色要武中学”。在８月１８日的大会上，也首次公开了最高权力圈子的变动
，刘少奇和邓小平从原来的第二、第五号人物，降为第八、第六号人物，宋彬彬的
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在８月１８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是：彭小蒙和宋
彬彬，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
个来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所说的“要武嘛”，
意义和影响就绝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的名字的评论。
在８月１８日大会后校园暴力大规模升级，杀戮全面展开。中学校长卞仲耘遭
受的灾祸，变成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运。根据笔者所作的一项
调查，在调查所及的１１５所学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学，有北京和外省的学校，有
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所有这些学校在文革中全部都发生了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的
暴力迫害，无一例外。在这些学校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红卫兵杀害的教职员工
，有：北京１０１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
工作人员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北京师
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北京第５２中学语文教
师郑兆南，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北京吉祥胡同小学
副校长邱庆玉，北京第六中学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喻瑞
芬，北京景山中学的工友李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一名女语文老师（名字中有
一“娴”字。），北京１３８中学姓张的女书记，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语文老师陈
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经被忘却的工友，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杨俊老师，北京大学
西语系教授吴兴华，上海同济中学老师林修权，厦门第八中学物理教师黄组彬，广
州第十七中学总务主任庞乘风，南京第二中学历史教师朱庆颐，南京师范学院党委
副书记李敬仪与其丈夫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员王冷
和王伯恭，西安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
这个名单中未包括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人。
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全中国的学校变成了刑讯室、监狱，甚至杀人场。大批老
师被迫害致死。有人说，在文革中受迫害最深最严重的一种人，是中学老师。这是
符合事实的。他们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遭受了侮辱、殴打和折磨，有的象卞仲耘一样
被打死，有的留下终身残疾，有的在饱受摧残后自戕。
杀害这一批教育工作者的，是他们的学生。学生当中，当时高二和高三的学生
年满１８岁，其他四个年级的中学生还是未成年人。小学老师也被打死，而小学里
年纪最大的学生只有１３岁。文革领导人发动鼓励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打人杀人，鼓
励他们变成杀人凶手，这不但残忍，而且邪恶。
暴力攻击也急速延伸向校外，当时被称为“红卫兵杀向社会”。其中的主要行
动，一是烧书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师大女附中附近一家
饭馆的服务员，一个１８岁的单身女子，被绑架到校中化学实验室里，被绑在实验
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军用铜头皮带抽她，惨叫声一阵接着一阵，传到门外的甬道
上。来来往往的人听到了。后来惨叫声渐渐安静下来了。学校的校医被叫来看，校
医说，瞳孔散了，人已经死了。这个女子当时的罪名是“流氓”，１８岁的女服务
员当然正在恋爱的年龄，与“流氓”何干？即使有不当行为，怎么能受被捆打的惩
罚？又怎么能被打死？中学生又有什么权利来充当行刑人？可是在当时没有人站出
来问这些问题，也没有人制止这种虐杀。她有六个哥哥，都是工人，他们后来曾到
学校来哭诉小妹妹之死。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还在校外打死
了７个人。根据一项“内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区（卞仲耘的学校所在之区），８
月下旬有３３３个人被红卫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所为。当时西城区一共
有６１所中学，平均一个中学打死五个半人。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发放了一个题为《把旧世界
打个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为红卫兵功绩之一的，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
到９月底北京被打死的１，７７２人。有理由认为实际死亡数字大于此数，但此数
已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卞仲耘死于８月５日，她的死尚未计入此数中。１９
６６年８月５日发生的卞仲耘之死，是８月杀戮的开端，经过三个星期的发展，在
８月底前后达到每日被害人数的最高峰。由最高权力者号召鼓动，用中学生红卫兵
为打手，打死手无寸铁的教育工作者如卞仲耘，以及大批没有防卫能力的和平居民
，还视之为伟大功绩，这实在是二十世纪的统治者所作的最为残忍和无耻的行为之
一。
五、试图讨回公道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晚饭时候，在学生饭厅，听得到的是轻狂的议论和
对被斗者的讥笑。在打死卞仲耘之后，校园里并没有发生因杀人引起的惊恐与不安
，相反却弥漫着一片亢奋高昂的气氛。一群群红卫兵学生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裤
腿高高卷起，走路昂首挺胸，说话高声大气。使用暴力和主宰他人生死的特权，使
她们兴高采烈，自我感觉无比良好。人血起了“革命燃料”的作用，推动文革巨轮
向前，不但碾死平民百姓，也推倒了早期领导过文革的上层人物。半年以后，刘少
奇和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师大女附中的宿
舍，一天有人问她：“喂，听说你在红八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答说：
“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三个人。”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这个１４
岁的女生把“打死三个人”当作“吹牛”的内容。这个八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
红八月”，那“红”是人的鲜血。八月杀戮在文革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八月杀戮
建立的思想原则，和人血一起渗透了整个文革。
在这样的环境中，卞仲耘被打死后，她的家人不但不能抗议，甚至不能表示他
们的悲哀。卞仲耘的小女儿当时才九岁，她回忆说，妈妈死后，她发现父亲王晶尧
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她知道是父亲为母亲的死，悲愤万分，在半夜不能入
睡，但是也不能放声痛哭，于是只好伏在床上，咬啮草席，来压抑悲恸。一年后，
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他们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卞仲耘布置了一个“灵堂”，把卞仲耘
的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不让外人
看到。母亲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供奉她、纪念她，可以被说成是“对文革有仇恨”
或者“要翻文革的案”，这在当时也都是大罪。
１９６６年８月初的短短三天之内，王晶尧不仅仅失去了他的妻子，而且，在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８月４日，他们夫妇青年时代的朋友祁式潜，在中国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被打成“小三家村”成员而且被批斗以后，服剧毒杀虫剂“敌敌畏
”自杀；卞仲耘被打死后的第二天，８月６日，他们的大学同学刘克林在中共中央
宣传部办公楼跳楼自杀。无数人的生命被剥夺，幸存者却只能保持沉默。
自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惨剧发生之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关于卞仲耘的死，没
有任何报导和记载。在文革时代留下的关于革命的种种报告和“大事记”中，从来
没有一个字提到她的死亡。她的名字和生命，以及她同期的死难者们，都被吞没于
所谓“红八月”的气焰冲天的革命红光中。关于她的死，唯一留下的当时的文字记
录，是师大女附中的一位教师目睹了卞仲耘被打死，写了一封信给家属，描述了卞
仲耘被打死的经过，并表示同情和愤慨。写信人是语文教师张静芬。但是，当时写
信者不但不能署名，甚至还有意改变了笔迹，因为一旦被发现，写信者可能遭到跟
卞仲耘一样的命运。这是一个黑暗年代中仅存的道义之声。同时，这封信也让我们
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有清晰的是非观念来裁定这是暴行。文革在当时并不是大部份
人热衷的革命。然而，无边的“红色恐怖”使得不同的声音从无机会发出。人们在
铜头皮带和死亡面前压抑了良知。多数人屈从了少数人的野蛮和残酷。
五年之后，１９７１年，在１９６６年８月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
班人”的林彪死了。文革领导人开始缓和对被整的干部的政策。１９７３年，卞仲
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
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４００块钱。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死去，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
慢的否定文革的过程。１９７８年，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
为她“昭雪”。王晶尧一再要求，用那４００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
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他的这一努力没有结果。
王晶尧也开始设法要在法律上为妻子讨回公道。１９７９年４月，他向北京市
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
接的杀人凶手，即最后毒打摧残卞仲耘致死的三、四个学生外，他控告一个在１９
６６年６月２３日“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积极活动的外校人员，这个人因为私怨，
到“斗争会”上“揭发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伪证，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
，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师，以此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事实上，
因不准“斗争”对象自我辩护，加上凶暴的“斗争”方式，这种利用文革机会陷害
人、报私仇的事情大量发生，甚至也是文革能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４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
。这份文件写道：
“被告人ＸＸＸ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
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ＸＸＸ的犯罪
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这个所谓“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说法，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时
期是否适用，是一个未经法律论证的疑问，因为文革延续了十一年才宣告结束，文
革开始十四年后才被共产党自己“否定”；又因为，在文革时代，如果胆敢批评文
革案件，就被称作“翻案”，而“翻案”又属于“现行反革命”活动，因此在“追
诉时效期限”内起诉文革案件根本不可能，在这种前提下使用“已过追诉时效期限
”的说法，完全是不公道的。
卞仲耘被打死两年之后，在她的学校中，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１日，有一位化学
女教师胡秀正在被“隔离审查”时坠楼身死。关押她的“罪名”没有别的，正是“
翻文革的案”。胡秀正一家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家具物件都被拿走，
她的丈夫（也是中学老师）几乎被打死。她认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她一家不属
于被驱逐出北京的范畴，所以试图纠正她所遭遇的“错案”，把自己一家从惨境中
救出。但是文革的逻辑是，如果你不属“敌人”范畴而被整错了，你要改变，那么
你就是“翻案”，就是“反对文革”，你就可以因此新罪而被划进“敌人”范畴。
胡秀正不但未能翻成案，反而因此被害死。
如果可以起诉红卫兵杀人，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当时，王晶尧马上就会去法院告
状。他当时就买了一个照相机拍下了卞仲耘的一身血斑伤痕，留下了证据。杀人偿
命，是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规则和常识。但是在那个时候，警察和司法系统都受
命不保护被打被杀的人。假使王晶尧在文革中为卞仲耘之死上告，恐怕他自己也早
就成了“反革命”，不是也被打死，就是被关押起来。在１９７８年以前，被害人
家属只有忍气吞声，根本不可能起诉任何文革时代的冤假错案。在文革结束后，检
察院对文革案件如此实施“追诉时效期限”，实际上是使得起诉文革时期的非法迫
害事件从根本上变得不可能了。
这样的处理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此同时，北京第六中学自设监狱打死人的红
卫兵也不被起诉，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打死校长沙坪的红卫兵也不被起诉。１９６６
年夏天，北京有几千人被活活打死，但是没有人为此受到法律上的惩罚。决定如此
处理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暴行的，是胡耀邦。文革以后，胡耀邦在否定文革和平反冤
假错案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强调对文革中的案件平反，“宜粗不宜细
”、“水落石不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他主张给受害者平反，同时不追究害人
者的责任。胡耀邦的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对早期红卫兵的偏袒，也是为了掩盖文革
的起因。众所周知，１９６６年８月在北京杀害大量中学老师和北京市民的红卫兵
，以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子弟为首；同时，红卫兵的八月杀戮和毛泽东的鼓励有极为
明显而直接的关系。
王晶尧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不服。他不屈不挠继续上诉。他
也通过他认识的高层权力圈子里的人，包括全国人大代表，试图推进这一案子。但
是没有任何进展。又过了８年，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最高检察
院的决定说：
“经复查，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
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做法所为，此事与ＸＸＸ没有联系。因此
，不能认定ＸＸＸ犯有故意伤害罪。
王晶尧同志反映ＸＸＸ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１、２２日其中一次批斗会上曾揪
过卞的头发。经查，王晶尧同志反映的情况没有其他证据的印证。即使这种情况能
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
要件。”
这个决定说了谁对卞仲耘的死没有罪，却没有说谁对卞仲耘的死有罪。卞仲耘
的死不是正常死亡，检察院有责任追查死因。其实，在法律上，对谋杀案件，没有
“追诉时效”限制，不论任何时候发现证据，就能起诉。对于杀人案，哪怕没有人
为死者告状，检察院也应当充当公诉人，起诉罪犯。
另外，既然最高检察院知道这是由北大附中的暴力迫害引起的（在这一点上，
检察院指出的确实是事实，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最早发生大规模校园暴力迫害行动）
，他们就应当追查北大附中。事实上，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毒打了一些老师和学
生，也打死校外居民多人，其中一例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在卞仲耘被打死
２２天之后，中国科学院大气所工人陈彦荣在家中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抓
走并于当晚被打死在北大附中校园里，与陈彦荣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
老年女人。但是，检察院对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杀戮也未追究。
最高检察院这样作的原因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追查红卫兵产生地之一的北大
附中，就会查到热烈支持过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江青和毛泽东，虽然江青已经作为“
四人帮”的一员在毛泽东死后被抓起来，并被判了“死缓”，毛泽东的责任还是不
准追究。审判“四人帮”的法庭，追究了江青迫害上海电影界人士。因为江青曾经
在上海当过演员，在这一迫害中，江青的个人动机和罪责十分明显。１９６６年的
红卫兵暴力，则很难被解释为只是江青一个人的责任，因此就不加追查。这样的法
律追究方式，显示了政治需要对审判的客观与公正的扭曲。
在卞仲耘的案子上，有一道牢牢的防线无法越过，即使是文革结束十多年后依
然如此。在卞仲耘被打死２７年之后，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王晶尧已
经走到了头。他为卞仲耘之死在法律方面讨回公道的努力令人钦佩。
六、思考卞仲耘之死
文革后，在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报纸和杂志发表了一批文革受难者的故
事，都是一些非常高级的干部以及最有名的作家，甚至在这些文章中，也很少说及
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些文章主要意在为死者“恢复名誉”，而非说明历史真相。“
被打死”和“自杀”是新的禁忌，不见于报刊文章。一个新的短语被常常使用：“
被迫害致死”。这个说法相当含糊，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才理解这个词背后的那
些“斗争会”、棍棒、铜头皮带和“隔离审查”，以及各种形式可怕的自戕等等。
另外，报纸和杂志显然有一个按照死者地位高低来决定是否发表“平反”文章的准
则。正因为如此，在文革中受到最严重的迫害的中学老师们，不够“资格”被媒体
报导。千万教师们在文革初期成为第一批牺牲，刺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文革
领导人并没有因为中小学教师无权无势而饶过他们，当文革结束时，他们的死亡和
痛苦却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不但官方媒体如此，到２０００年为止出版的
三部文革通史和两本关于红卫兵的专著，都没有提到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
字。
忽略教师们所受的迫害，不仅是因为媒体并不把普通人和高级干部作为文革的
受害者平等对待，还显然是因为这种大数量的普通人的死亡的报告，会改变对文革
的大图景的描述，从而也会改变对文革的性质的分析，以及引起对文革的责任的深
入追究。于是，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出版上，也建立了一道防线。官方规定了对
有关文革历史书刊出版的严格限制。卞仲耘和大量被害教育工作者的故事被排除在
外。
今天写出卞仲耘的故事，不能不问，为什么杀死卞仲耘？为什么杀死和侮辱、
毒打、折磨那么多和她一样的教育工作者们？
作为教育工作者群体之中的一员，卞仲耘被打死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工作者从
一开始就被毛泽东设定为文革的打击目标。１９６６年５月的中共中央发出的“五
一六通知”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都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迫害从６月开始。“工
作组”把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把卞仲耘划为“四类干部”，组织“揭发
批判会”对她进行“斗争”。８月，毛泽东批评“工作组”并将之撤销，同时大力
支持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指责，直接导致了校园暴力和校园杀戮
的开始以及一大批教育工作者的死亡。另外，师大女附中是红卫兵运动最早兴起的
学校之一，那里的一大批高干子女在６月之后一直充当运动的先锋力量。这两个局
部条件和整个大形势的交汇合成，导致了卞仲耘在北京最早被害。文革后，八十年
代，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向当年北京市中学工作组的负责人、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
记胡克实了解情况时，胡克实为当时把卞仲耘划成“四类”一事表示道歉。卞仲耘
先被工作组划成“四类”，才在工作组撤出后首当其冲被红卫兵打死。在文革结束
之后，胡克实自己也经历了种种攻击和“斗争”，他能道歉是相当难得的好态度。
总的来说，这样的道歉并没有出现很多，更多出现的是推诿、隐瞒甚至否认历史事
实。
假若卞仲耘能在１９６６年的红卫兵暴力中活下来，在１９６８年的“清理阶
级队伍”中又会遭到新一轮的迫害。那时，曾和卞仲耘一起遭到毒打而未死的胡志
涛副校长，被连续“斗争”过４８个小时。那时掌管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
想宣传队”说她“态度恶劣”，要“打态度”。他们组织学生轮流“斗争”胡志涛
。学生斗累了轮流睡觉，胡志涛则连续４８个小时没能睡觉。在这样残酷的“斗争
”中，这个学校在１９６８年有三位老师自杀：化学老师胡秀正，语文老师周学敏
，历史老师梁希孔。胡秀正老师死时只有３５岁，留下了５岁的女儿。周学敏老师
温和文静，她的语文教学法曾受到教育领导部门的宣传推广，这给她带来了更大的
压力。上过梁希孔的课的学生说他是个非常诙谐的人，他的历史课生动有趣，很受
欢迎，但是他再有幽默感也难以承受“清队”中那种阴暗残忍的体力和心理的双重
折磨。梁希孔老师上吊自杀。
如果能活过１９６８到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阶级队伍”，那么在１９６９年，
卞仲耘可能会像当时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校园暴力中活下来的
校长们一样，得到一个“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
论”，会被发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干校”劳动。然后，林彪发出了所谓“一号命
令”，在这一以“战备”为名进行的又一轮清洗城市的行动中，他们被“下放”去远郊县农村无限期“插队”。１９７３年，在林彪死后多时，他们才被允许回到学
校。
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在文革中被该校红卫兵严重打伤。他的肾脏被打出血，
头上的一个大伤口长久不能愈合，还受到各式各样的侮辱。毛泽东死去两年后，１
９７８年，他重新成为清华附中的校长。他从１９６０年开始担任校长，当了６年
校长，被整了１２年，１９９２年病故。他曾对文革前的教育方法特别是他对高干
子弟的特殊照顾作了反省，他以为那和红卫兵的产生与暴行有很大关系。但是他的
这些看法未能成文发表。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经历了人生的如此剧烈惨痛的经验，他
们的遭遇和中国现代教育及学校体制发展变化密切联系。他们如果不能为后人留下
他们的记录和分析，是十分可惜的。
在文革中，当卞仲耘这样的校长们被斗争、被殴打、甚至被打死的时候，毛泽
东换上了另一类人来领导教育界。１９６８年７月，他下令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
思想宣传队”掌管学校。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是迟群、谢静宜，这两
个人还同时掌管北京大学。迟群是毛的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副科长。谢静宜是毛泽
东的机要员，初中教育程度，原来的职位是在毛身边接电话收文件。作为对比，卞
仲耘读过大学，是资深共产党员，在中学当过教员和教导主任等一系列职务才升到
了副校长。把卞仲耘这样的校长打死，把教育界的领导换成初中教育程度毫无学校
经验的毛的身边人谢静宜一类，毛泽东对教育界的“夺权”方向，相当清楚。
在文革中，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来改造学校。原有的学校制度被改变：取
消了学校的考试制度，大学没有入学考试，由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推荐大学生，等等
。这些改变一直顺利实行，未遭反对。但是，难道毛泽东是因为这个目标而要打死
大批教育工作者，使文革顺利进行？这当然是卞仲耘之死造成的实际功用之一，但
是杀害她和类似的人决不是文革领导者非用不可的手段。如果是为了“教育革命”
，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即使从文革发动者的角度来看，也难以找到为了革命的
目的而一定要采取这种暴力手段的“理由”。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当卞仲耘被打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十一次全会正在举行，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贬职，军队的最高负责人
林彪被提升为第二号人物。象卞仲耘这样的手无寸铁的中学教育工作者，根本不可
能对文革造成任何威胁。所以，如果要找校园暴力和校园杀戮的最大动因，应该是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个人嗜好。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都曾说过，他们是“和尚
打伞，无法（发）无天”。“无法无天”可能会给这样的人带来一种放纵的快乐。
小孩子和罪犯都喜欢“无法无天”。但是，只有毛和江这种掌握了至高无上权力的
人，才可以糟蹋人的生命而获得的“无法无天”的享受，因为他们不像小孩子或者
普通的罪犯，他们可以在欣赏这种乐趣的时候，又不必担心被惩罚。他们的女儿的
老师被打死了，他们却未有任何恻隐之心。在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和林彪，以及其
他文革领导人物常常出席群众大会，在震天的口号和欢呼声中接受致敬。他们情绪
激昂，精神亢奋。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杀戮中，包括在对受害者的种种轻蔑中，
他们实现了控制一切人的生杀大权的无上权力，从在最高权力圈中的第二号人物刘
少奇，直到普通的中小学老师。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杀害的时候，历史断裂出一道深渊：文革以“
革命群众”之手、以“革命”的名义来杀人的时代开始了。校园杀戮震动了文明的
基石。卞仲耘，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死，标志了这个血腥时代的开始。让我们记住这
个名字，记住在文明的进程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逆转和灾难。
卞仲耘任职的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１９９３年
，笔者到校中拍摄照片。卞仲耘被打死在这座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四个住在楼里
的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问我：“有人在这儿被打死，这是真的吗？我们什么都没听说
过。”
王友琴：八月祭
一、关于标题
此文献给三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被打杀和被打后自杀的老师们。大
规模的打老师的暴行，发生于年八月。故题为“八月祭”。
二、历史的缺失之页
那是远在三十年前的死亡，然而这却不是年复一年重复了三十次的祭奠。
现在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１９６６年夏天的中国报纸。报纸那时天天为红卫
兵的行动欢呼叫好，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老师们的死亡；在当时制作的画报和纪录影
片上，可以看到千千万万年轻学生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含着热泪，高呼口号，兴高
采烈地走过天安门广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现场纪
录。在这类文字和图像的资料中，红卫兵最激烈的行为似乎只是改换商店和街道的
名称牌子，却没有被打死的老师们的死亡记录。
那些对人的殴打、残害及虐杀，真的发生过吗？就在我们校园里吗？今天的人
们会觉得难以相信。在历史上，有些古代的故事在时间的冲刷下渐渐模糊以致消失
。但是，１９６６年八月的教师之死，从一开始就未被记录。于是，后人也就无从
知晓。
这种事实记录的缺失，使得仅仅依赖已有的文字或图片记录所作的“文革”研
究，可能凭空而来，意义不明。
这一记录的缺失，在“文革”时代，是由于无情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隐瞒，或
者，根本就是对大规模暴力迫害的一种非直接的指导提倡？在“文革”后，又是为
什么呢？多年来，当我向数百位在学校中经历了“文革”的人了解和记录他们的故
事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脑际。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至少应该是寻回这一段缺失的历史的时候了。八月又已
经来临。年复一年，你们的亲人会一一哀悼你们的死亡。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可
以一起哀悼你们中的每一位。不但哀悼你们之中我已经了解到的名字，也哀悼我还
不能知道名字和人数的全体受难的老师们。
你们是怎么死的？你们因何而死？
我们无法询问死者。你们已永远沉默。
但是活着的人应该说出事实。
三、第一位受难者
八月五日，１９６６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红
卫兵学生发起“斗争黑帮”。学校的三位校长、两位教导主任，被揪到操场上，跪
住地上被“斗争”。学生绐他们戴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接
着，又要他们敲着畚箕自报“罪行”游街。又逼他们“劳改”，在小操场上挑重担
、打扫厕所。有学生用带钉子的棍子打他们，用开水烫他们。在两三个小时的折磨
之后，校长卞仲耘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这时打人者们才歇手。两个校工把她放在
一辆垃圾车上，推到校门旁边。医院就在学校对门。这辆手推车在校门边停放了两
个小时。等送到医院，人已经死去多时。
卞仲耘校长那年五十岁，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十七年。
同一天被打的其他四位老师，都受重伤。教导主任梅树明的背上血肉模糊，衬
杉上布满钉子钻出的洞。胡志涛老师身上被打出十四处骨折。
这所学校的红卫兵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于８月５
日。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一百万红卫兵，这所学校的红卫兵领
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臂带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报纸
头版，还被印成彩色宣传画到处张贴。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之后，
毛泽东说：“要武嘛。”这段对话发表在报纸上。以后，连人带学校，都一度改名
为“要武”。
死者已经化为灰烬。将来的历史学家，很难发现卞仲耘校长的死亡记录，更不
要说她的死亡经过及原因。她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在“文革”被“否定”后，曾努
力想在学校里为她刻一块石碑或种一排树，以作纪念，未果。
１９９３年夏天，我去这所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看到１９６６年校长被打死的地方——一座五层的学生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楼
房依旧。住在楼里的三个十七岁的高中学生，问我：“真的吗？以前的校长被打死
在学校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四、公然的普遍的暴行
你们的死未被记载，并不是因为无人知晓。这些暴行都是在人们面前公然施行
的。
暴行也不是只在一、二所学校发生。在我所作的一项涉及八十五所分布于各地
的学校的调查中，未发现有一所学校未发生打老师的暴力行为。打的方法，有拳打
脚踢；戴高帽子游行；在胸前挂大牌子，牌上写有“黑帮”“反革命”等罪名及人
名，人名上都打着红叉子，有如法院布告上的死刑犯；用带铜头的皮带抽；在“斗
争会”上低头弯腰，两臂后举，被称作“坐飞机”或“喷气式”；剃去女老师的半
边头发，专门的名称叫做“阴阳头”。
在每个学校都有“牛鬼蛇神队”，又叫“专政队”或“劳改队”。有百分之十
以上的老师被打入其中，每日被罚做重活或脏活，并且被打被侮辱。侮辱之一是唱
“牛鬼蛇神歌”。歌词如下：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
我有罪
我对人民有罪
人民对我专政
我要低头认罪
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
把我砸烂砸碎
这个歌又叫“嚎歌”，因为被逼唱者不被当作人，故只能“嚎”而不是“唱”
。这个歌由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所作，迅速传开，全国都有。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音乐堂
”开“斗争会”。在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前，高呼口号，拳打脚踢，挥舞铜头皮
带。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粱被打断三根肋骨。第八中学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昏死在
台上，血流了一地。据目击者说，被打的数十人，面部肿胀，五官不清，头大如斗
，“都不像人样了”。
在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远的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把音乐教室改建成一座
监狱。房顶上建有岗楼，有一大功率电灯泡彻夜长明。监狱墙上写有“红色恐怖万
岁”。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多月，长长短短的关进校里校外的不少人，在其中打死
过三个人。有九名这个中学的老师从头至尾被关在那里。其中一人被放后一个月便
死去。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不但被毒打，被剃头，有一天
还被命令跪在一张桌子上，一个学生站在她的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
出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的“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姿势，由北京日
报的一个记者专程前来拍了照片。拍完照片，这个学生把她一脚踢下桌子。刘美德
当时怀孕。后来，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因先天受伤而死去。
打老师的暴力虐待从北京传往各地。在上海，在天津，在江苏，在四川，在广
东，在福建，在浙江，在陕西，在山西，类似的事情都发生了。上述故事不是零散
的偶然的意外事故，而是一场大规模的迫害的一部份。
实际上，这些暴行因其能公然施行而更显威摄力。这些暴行都曾在“革命”的
名义下大张旗鼓地进行。无人抗议。无人记录。
五、死者的名字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７日，北京一零一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打死。８月２２
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萍被打死。８月２５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校内，一天内打死了三个人，语文老师靳正宇，共产党支部书记江培良，一个学
生的母亲樊希曼。８月２７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被打死。１０月１日，北
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邱庆玉被打死。北京第六中学的一个孤身老校工徐霈田也在那
个夏天被打死，他的死日还没了解到。
根据政府的统计，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月两个月中，北京市有１７７２人被打
死，但是他们未提其中有多少是教师。
还有的老师在受到侮辱或毒打后自杀了。这里能举出的名字有：北京大学历史
系教授汪钱，服杀虫剂“敌敌畏”，死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
共产党总支书记程贤策，服“敌敌畏”，死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北京第二十六
中学校长高万春；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赵光谦，跳楼；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
长赵香蘅，跳楼；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化学教师刘树华，跳楼，死时二十六岁。
有的老师在受折磨后死去。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吴兴华在
校园里被“劳改”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一条穿过校园的水沟里的脏水，以作惩罚。
北京大学附近有一个化工厂，厂里的污水排在这条沟里。他被迫喝了污水以后就病
倒，送到医院未能救活，当天晚上就死了。时年４４岁。
以上不是１９６６年夏天校园全部的受难者，只是我现在能列举出来的死者名
字。你们已经离开人世三十年了。虽然人死而不能复生，我希望将来能列出每一位
受害者的名字。即使我们还不能把牺牲者的名字一一刻在大理石碑上，至少应该白
纸黑字地印在书上。这是为了每一个受难者的生命都应该得到深切的尊重，也为了
将来的每一个生命能得到平等的保护。
六、生命的尊严
你们死于非命。所以，这不仅是为了追怀死者，如同通常祭文所为，也是为了
谴责不义。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砍头或者用子弹射杀的，却是被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
打死的。杀人是残忍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残忍。事实是，残暴和虐杀并不一定总
会被指为不义，甚至还可能被美化成“革命”名义下的德行。你们的死亡被忽略与
忘却就表明从道德方面来为你们伸张正义还远远不够。
你们的死，从未被公开记述报导，像一些大人物的故事那样。这是因为你们太
普通太平常吗？可是，正因为你们是普通人，一方面，你们并无任何特别的权势或
武力可保护你们自己；另一方面，你们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起，用你们的劳动，
供养了政府和警察。你们的生命和安全是应该得到保障的。可是，你们成了“文革
”中的大规模暴力迫害的最早的受难者。
你们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被毁弃。这不仅仅只是一个逻辑的推理的结果，
而且也是已经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随着你们的死，随着无人敢为你们表示抗议或
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迫害，受到非人道的对待。甚至连那些迫害了你们的人，
也会遭飞来横祸，遇灭顶之灾。你们的死是一个开始，其后就是一场长达十多年的
一浪又一浪的迫害。
如果在三十年后，这种虐杀还被视为小的事情甚至对的事情，它就会再次发生
。我们已经在现实中目睹并经历了这种过程：两千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我
们在学校读历史，在语文课本上读唐朝杜牧的“阿房宫赋”，对秦始皇多多少少有
个“暴君”的反面印象，虽然我们没有学习系统的理论来批判、也不知道什么法律
制度可能控制秦始皇式的暴行。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说秦始皇“只坑了四百五十个
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到了“文革”，毛泽东又说“焚坑之事待商量
”。当秦始皇在理论上成了英雄，“焚书坑儒”被说成了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应该
做的事情，对你们的虐杀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
现在的有些学者大惑不解，要我解释出中学生怎么就能变成打死老师的凶手。
其间当然并不是一步之隔。除去心理、环境、社会压力等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的原
因也是重要的。在那些打人者的明确意识里，就认为这些老师是该打的，打他们是
革命行动，这些老师宛如该坑之儒。
七、文明的价值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互不相识、言语不通的异国异族人杀死的，而是被你们教
过的学生打死的。
杀人是野蛮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野蛮。
你们是教师，从事的是一项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年历史的职业。我们古代的圣
人孔子不是宗教领袖，却是一位教师。在传说中，他有过三千学生。我们可以在《
论语》中看到他们师生之间的谈话，常常理智而风趣。学生群起攻打老师，不是中
国的习惯或传统。文明通过教师而一代一代传承，则是常识。可是，在１９６６年
的八月，你们被用野蛮残忍的手段杀死，更多的老师被侮辱折磨，而且是在光天化
日之下公然施行。
回顾历史，我们看得见文明可能如此脆弱。在“文革”的铁蹄下，你们死去了
，而且，大学中学停止上课三年到六年，考试制度废止了十一年。年轻人不必追求
知识和专业训练，但是也失去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甚至连学校的玻璃窗也和你
们一起受难——１９７５年，在陌生的城市，人们告诉我：要发现城里的中小学相
当容易，那些窗户尚没有玻璃的建筑物就是，因为所有的玻璃都被学生打碎了。
你们的死标志着文化价值的毁弃。
你们死在１９６６年夏天。那个八月曾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至今
为止，有些人还把它当作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加以缅怀。但是，现在当八月又
将来临的时候，虽然已经太迟，我还是认为应该说出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悲剧，以
及一个道义判断：这一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是错事，是坏事，是可耻的事。
这样的论断可能是无力的。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一次又一次有人批评“焚书坑
儒”，实际上却难以阻止暴力虐待的再次发生。但是，我们也看到明显的事实：如
果相反的论断可以流行，它将大大鼓励暴虐的重新发生。让我们通过祭奠你们，强
调这一道义判断。
八、个人和历史
卞仲耘，一个剪着整齐的短发的，稍稍发胖的，总是和气微笑的五十岁的中学
校长，四个孩子的母亲，几小时内死在女学生的乱棒之下，尸体上布满伤痕。
在保存下来的一分油印的“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的抄编中，我们可以看
到她的“罪行”的一系列小标题：“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
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
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
黑帮联系；低级趣味。”这些罪名不是捏造，就是根本不能成立，或者与“罪”毫
不相干。但是，这样的罪名也可以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什么或怎么可以致人死命
。
她死了。这样的“革命”非但未被制止，反而受到鼓励。于是，更多的与她相
似的老师也死了。她的死，在当时似乎不值一提，未被报导，未被记载，对死亡的
反应只是寂静，甚至是对更多的受难者的威胁之声。
她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和文明的价值被摧残。在这标记之前，人们已经亦步
亦趋地走向黑暗，但是在八月五日，当一个中学女教师被活活打死时，当“文革”
用暴力杀死了它的第一个牺牲者时，一道深渊裂现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这道
深渊，埋葬的也不是一个人。要经过旷日持久的磨难，人们才得以走出这道深渊。
她的死是一个历史的黑色的标记，尽管是用一个女教师的红色的血造成。
七百年以前，在关汉卿的剧本里，当一个无罪的女子窦娥孤立无援，诉冤无门
，被处死之后，六月暑日，上天突然降雪，雪片掩埋了窦娥的尸体。晶莹纯洁而奇
异的“六月雪”，寄托着剧作者的同情，也共鸣着观众的悲悯。
１９６６年八月五日当卞仲耘老师被打死之时，当另一些老师在她之后也被折
磨死之时，也正值阴历六月。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同于文学的想像。在那个被称为
“红八月”的夏天，到处可见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本，到处可见红卫兵的红色袖章。
大雪未曾降临，奇迹也没发生。一件又一件大冤大屈发生了，不能感天动地，甚至
不能得到些微的同情。三十年后，又值炎夏，让我们为死者祈祷一场理念的、道德
的、精神的“六月雪”。
九、旁观者的耻辱
杀死你们的手段的残忍和野蛮，自然是发动者和施行者的残忍和野蛮，但是，
也加重了旁观者的耻辱。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当殴打和折磨进行之时，没有人站
出来制止，当死亡发生之后，没有人伸手安慰死难者的家属。在当时，人们因为害
怕，因为胆小，因为对暴力的恐惧而充当暴行的无言的旁观者，袖手旁观，听任如
此残忍野蛮的的事情发生并且持续。这不能不是耻辱，无论我们承认与否。
三十年来，多多少少，“文革”的故事被印在纸上。这是难以抹去的历史，人
们想要写出来，甚至加以结论。可是，另一方面，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关于“
文革”的记忆正在模糊、消退，以及被简化、扭曲及变形。
“文革”中的害人者以及通过害人获利者不愿意事实被写出，假设站在他们的
立场上考虑，回避历史事实对他们的利益有好处，因而也就相当合理。可是，这样
的人并不是大多数。受害者加上旁观者，所占的比例应该更多。那么，三十年后，
为什么你们的死还是不被提起？为什么不向你们表示道歉和悔意？除了各种复杂的
原因，是不是纵容罪恶带给旁观者的耻辱也在暗中阻止他们面对历史呢？
你们已经去世三十年，永远沉默，未有一言责备我们。为我们在那个夏天缺乏
勇气、良心和正义感，我们已经遭受了事实的惩罚——在你们以后发生了对越来越
多的老师和学生的迫害。但是，这种受苦不能抵消旁观者的耻辱，却只能是对旁观
态度的反讽，即旁观者很可能变成受害者。
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死亡提醒着我们的耻辱。可是，如果旁观者不能说出事实
或者不能表示歉意，这种耻辱也永远不能解脱。
十、问题和答案
面对你们的死亡的事实，这是不能不问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把你们打死
？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
三十年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和暴力的恐怖之中，除了成为受害者、帮凶或沉
默的旁观者外，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再后来的十年，“运动”一个接一个，迫害
一场接着一场，“文革”似乎成了一架庞大的独轮车，一旦停住，就会翻倒，于是
就只有不断进行，直到发动者死去。在那时，这样的问题不准提出，更不准回答。
三十年后，这样的问题还会被问起，因为还未被回答。
事实似乎太有讽刺性：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学校停课闹革命到８月你们被打死，
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要写出事实和作出分析，却需要三十年都不止。
为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作出见证和解释，这不是你们留下的课后作业，可是现
在还交不上一份很好完成的答卷却使我深深自责。
请提醒我们吧，在每一个八月。你们的故事不应被欺瞒、忽略或遗忘。你们中
每一位的名字，都意味着永远的教训：抵制所有在“革命”名义下出现的暴行。
呜呼哀哉！
此文献给三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被打杀和被打后自杀的老师们。大
规模的打老师的暴行，发生于年八月。故题为“八月祭”。
二、历史的缺失之页
那是远在三十年前的死亡，然而这却不是年复一年重复了三十次的祭奠。
现在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１９６６年夏天的中国报纸。报纸那时天天为红卫
兵的行动欢呼叫好，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老师们的死亡；在当时制作的画报和纪录影
片上，可以看到千千万万年轻学生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含着热泪，高呼口号，兴高
采烈地走过天安门广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现场纪
录。在这类文字和图像的资料中，红卫兵最激烈的行为似乎只是改换商店和街道的
名称牌子，却没有被打死的老师们的死亡记录。
那些对人的殴打、残害及虐杀，真的发生过吗？就在我们校园里吗？今天的人
们会觉得难以相信。在历史上，有些古代的故事在时间的冲刷下渐渐模糊以致消失
。但是，１９６６年八月的教师之死，从一开始就未被记录。于是，后人也就无从
知晓。
这种事实记录的缺失，使得仅仅依赖已有的文字或图片记录所作的“文革”研
究，可能凭空而来，意义不明。
这一记录的缺失，在“文革”时代，是由于无情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隐瞒，或
者，根本就是对大规模暴力迫害的一种非直接的指导提倡？在“文革”后，又是为
什么呢？多年来，当我向数百位在学校中经历了“文革”的人了解和记录他们的故
事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脑际。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至少应该是寻回这一段缺失的历史的时候了。八月又已
经来临。年复一年，你们的亲人会一一哀悼你们的死亡。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可
以一起哀悼你们中的每一位。不但哀悼你们之中我已经了解到的名字，也哀悼我还
不能知道名字和人数的全体受难的老师们。
你们是怎么死的？你们因何而死？
我们无法询问死者。你们已永远沉默。
但是活着的人应该说出事实。
三、第一位受难者
八月五日，１９６６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红
卫兵学生发起“斗争黑帮”。学校的三位校长、两位教导主任，被揪到操场上，跪
住地上被“斗争”。学生绐他们戴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接
着，又要他们敲着畚箕自报“罪行”游街。又逼他们“劳改”，在小操场上挑重担
、打扫厕所。有学生用带钉子的棍子打他们，用开水烫他们。在两三个小时的折磨
之后，校长卞仲耘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这时打人者们才歇手。两个校工把她放在
一辆垃圾车上，推到校门旁边。医院就在学校对门。这辆手推车在校门边停放了两
个小时。等送到医院，人已经死去多时。
卞仲耘校长那年五十岁，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十七年。
同一天被打的其他四位老师，都受重伤。教导主任梅树明的背上血肉模糊，衬
杉上布满钉子钻出的洞。胡志涛老师身上被打出十四处骨折。
这所学校的红卫兵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于８月５
日。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一百万红卫兵，这所学校的红卫兵领
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臂带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报纸
头版，还被印成彩色宣传画到处张贴。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之后，
毛泽东说：“要武嘛。”这段对话发表在报纸上。以后，连人带学校，都一度改名
为“要武”。
死者已经化为灰烬。将来的历史学家，很难发现卞仲耘校长的死亡记录，更不
要说她的死亡经过及原因。她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在“文革”被“否定”后，曾努
力想在学校里为她刻一块石碑或种一排树，以作纪念，未果。
１９９３年夏天，我去这所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看到１９６６年校长被打死的地方——一座五层的学生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楼
房依旧。住在楼里的三个十七岁的高中学生，问我：“真的吗？以前的校长被打死
在学校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四、公然的普遍的暴行
你们的死未被记载，并不是因为无人知晓。这些暴行都是在人们面前公然施行
的。
暴行也不是只在一、二所学校发生。在我所作的一项涉及八十五所分布于各地
的学校的调查中，未发现有一所学校未发生打老师的暴力行为。打的方法，有拳打
脚踢；戴高帽子游行；在胸前挂大牌子，牌上写有“黑帮”“反革命”等罪名及人
名，人名上都打着红叉子，有如法院布告上的死刑犯；用带铜头的皮带抽；在“斗
争会”上低头弯腰，两臂后举，被称作“坐飞机”或“喷气式”；剃去女老师的半
边头发，专门的名称叫做“阴阳头”。
在每个学校都有“牛鬼蛇神队”，又叫“专政队”或“劳改队”。有百分之十
以上的老师被打入其中，每日被罚做重活或脏活，并且被打被侮辱。侮辱之一是唱
“牛鬼蛇神歌”。歌词如下：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
我有罪
我对人民有罪
人民对我专政
我要低头认罪
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
把我砸烂砸碎
这个歌又叫“嚎歌”，因为被逼唱者不被当作人，故只能“嚎”而不是“唱”
。这个歌由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所作，迅速传开，全国都有。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音乐堂
”开“斗争会”。在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前，高呼口号，拳打脚踢，挥舞铜头皮
带。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粱被打断三根肋骨。第八中学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昏死在
台上，血流了一地。据目击者说，被打的数十人，面部肿胀，五官不清，头大如斗
，“都不像人样了”。
在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远的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把音乐教室改建成一座
监狱。房顶上建有岗楼，有一大功率电灯泡彻夜长明。监狱墙上写有“红色恐怖万
岁”。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多月，长长短短的关进校里校外的不少人，在其中打死
过三个人。有九名这个中学的老师从头至尾被关在那里。其中一人被放后一个月便
死去。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不但被毒打，被剃头，有一天
还被命令跪在一张桌子上，一个学生站在她的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
出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的“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姿势，由北京日
报的一个记者专程前来拍了照片。拍完照片，这个学生把她一脚踢下桌子。刘美德
当时怀孕。后来，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因先天受伤而死去。
打老师的暴力虐待从北京传往各地。在上海，在天津，在江苏，在四川，在广
东，在福建，在浙江，在陕西，在山西，类似的事情都发生了。上述故事不是零散
的偶然的意外事故，而是一场大规模的迫害的一部份。
实际上，这些暴行因其能公然施行而更显威摄力。这些暴行都曾在“革命”的
名义下大张旗鼓地进行。无人抗议。无人记录。
五、死者的名字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７日，北京一零一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打死。８月２２
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萍被打死。８月２５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校内，一天内打死了三个人，语文老师靳正宇，共产党支部书记江培良，一个学
生的母亲樊希曼。８月２７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被打死。１０月１日，北
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邱庆玉被打死。北京第六中学的一个孤身老校工徐霈田也在那
个夏天被打死，他的死日还没了解到。
根据政府的统计，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月两个月中，北京市有１７７２人被打
死，但是他们未提其中有多少是教师。
还有的老师在受到侮辱或毒打后自杀了。这里能举出的名字有：北京大学历史
系教授汪钱，服杀虫剂“敌敌畏”，死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
共产党总支书记程贤策，服“敌敌畏”，死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北京第二十六
中学校长高万春；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赵光谦，跳楼；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
长赵香蘅，跳楼；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化学教师刘树华，跳楼，死时二十六岁。
有的老师在受折磨后死去。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吴兴华在
校园里被“劳改”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一条穿过校园的水沟里的脏水，以作惩罚。
北京大学附近有一个化工厂，厂里的污水排在这条沟里。他被迫喝了污水以后就病
倒，送到医院未能救活，当天晚上就死了。时年４４岁。
以上不是１９６６年夏天校园全部的受难者，只是我现在能列举出来的死者名
字。你们已经离开人世三十年了。虽然人死而不能复生，我希望将来能列出每一位
受害者的名字。即使我们还不能把牺牲者的名字一一刻在大理石碑上，至少应该白
纸黑字地印在书上。这是为了每一个受难者的生命都应该得到深切的尊重，也为了
将来的每一个生命能得到平等的保护。
六、生命的尊严
你们死于非命。所以，这不仅是为了追怀死者，如同通常祭文所为，也是为了
谴责不义。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砍头或者用子弹射杀的，却是被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
打死的。杀人是残忍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残忍。事实是，残暴和虐杀并不一定总
会被指为不义，甚至还可能被美化成“革命”名义下的德行。你们的死亡被忽略与
忘却就表明从道德方面来为你们伸张正义还远远不够。
你们的死，从未被公开记述报导，像一些大人物的故事那样。这是因为你们太
普通太平常吗？可是，正因为你们是普通人，一方面，你们并无任何特别的权势或
武力可保护你们自己；另一方面，你们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起，用你们的劳动，
供养了政府和警察。你们的生命和安全是应该得到保障的。可是，你们成了“文革
”中的大规模暴力迫害的最早的受难者。
你们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被毁弃。这不仅仅只是一个逻辑的推理的结果，
而且也是已经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随着你们的死，随着无人敢为你们表示抗议或
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迫害，受到非人道的对待。甚至连那些迫害了你们的人，
也会遭飞来横祸，遇灭顶之灾。你们的死是一个开始，其后就是一场长达十多年的
一浪又一浪的迫害。
如果在三十年后，这种虐杀还被视为小的事情甚至对的事情，它就会再次发生
。我们已经在现实中目睹并经历了这种过程：两千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我
们在学校读历史，在语文课本上读唐朝杜牧的“阿房宫赋”，对秦始皇多多少少有
个“暴君”的反面印象，虽然我们没有学习系统的理论来批判、也不知道什么法律
制度可能控制秦始皇式的暴行。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说秦始皇“只坑了四百五十个
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到了“文革”，毛泽东又说“焚坑之事待商量
”。当秦始皇在理论上成了英雄，“焚书坑儒”被说成了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应该
做的事情，对你们的虐杀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
现在的有些学者大惑不解，要我解释出中学生怎么就能变成打死老师的凶手。
其间当然并不是一步之隔。除去心理、环境、社会压力等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的原
因也是重要的。在那些打人者的明确意识里，就认为这些老师是该打的，打他们是
革命行动，这些老师宛如该坑之儒。
七、文明的价值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互不相识、言语不通的异国异族人杀死的，而是被你们教
过的学生打死的。
杀人是野蛮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野蛮。
你们是教师，从事的是一项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年历史的职业。我们古代的圣
人孔子不是宗教领袖，却是一位教师。在传说中，他有过三千学生。我们可以在《
论语》中看到他们师生之间的谈话，常常理智而风趣。学生群起攻打老师，不是中
国的习惯或传统。文明通过教师而一代一代传承，则是常识。可是，在１９６６年
的八月，你们被用野蛮残忍的手段杀死，更多的老师被侮辱折磨，而且是在光天化
日之下公然施行。
回顾历史，我们看得见文明可能如此脆弱。在“文革”的铁蹄下，你们死去了
，而且，大学中学停止上课三年到六年，考试制度废止了十一年。年轻人不必追求
知识和专业训练，但是也失去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甚至连学校的玻璃窗也和你
们一起受难——１９７５年，在陌生的城市，人们告诉我：要发现城里的中小学相
当容易，那些窗户尚没有玻璃的建筑物就是，因为所有的玻璃都被学生打碎了。
你们的死标志着文化价值的毁弃。
你们死在１９６６年夏天。那个八月曾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至今
为止，有些人还把它当作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加以缅怀。但是，现在当八月又
将来临的时候，虽然已经太迟，我还是认为应该说出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悲剧，以
及一个道义判断：这一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是错事，是坏事，是可耻的事。
这样的论断可能是无力的。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一次又一次有人批评“焚书坑
儒”，实际上却难以阻止暴力虐待的再次发生。但是，我们也看到明显的事实：如
果相反的论断可以流行，它将大大鼓励暴虐的重新发生。让我们通过祭奠你们，强
调这一道义判断。
八、个人和历史
卞仲耘，一个剪着整齐的短发的，稍稍发胖的，总是和气微笑的五十岁的中学
校长，四个孩子的母亲，几小时内死在女学生的乱棒之下，尸体上布满伤痕。
在保存下来的一分油印的“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的抄编中，我们可以看
到她的“罪行”的一系列小标题：“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
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
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
黑帮联系；低级趣味。”这些罪名不是捏造，就是根本不能成立，或者与“罪”毫
不相干。但是，这样的罪名也可以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什么或怎么可以致人死命
。
她死了。这样的“革命”非但未被制止，反而受到鼓励。于是，更多的与她相
似的老师也死了。她的死，在当时似乎不值一提，未被报导，未被记载，对死亡的
反应只是寂静，甚至是对更多的受难者的威胁之声。
她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和文明的价值被摧残。在这标记之前，人们已经亦步
亦趋地走向黑暗，但是在八月五日，当一个中学女教师被活活打死时，当“文革”
用暴力杀死了它的第一个牺牲者时，一道深渊裂现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这道
深渊，埋葬的也不是一个人。要经过旷日持久的磨难，人们才得以走出这道深渊。
她的死是一个历史的黑色的标记，尽管是用一个女教师的红色的血造成。
七百年以前，在关汉卿的剧本里，当一个无罪的女子窦娥孤立无援，诉冤无门
，被处死之后，六月暑日，上天突然降雪，雪片掩埋了窦娥的尸体。晶莹纯洁而奇
异的“六月雪”，寄托着剧作者的同情，也共鸣着观众的悲悯。
１９６６年八月五日当卞仲耘老师被打死之时，当另一些老师在她之后也被折
磨死之时，也正值阴历六月。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同于文学的想像。在那个被称为
“红八月”的夏天，到处可见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本，到处可见红卫兵的红色袖章。
大雪未曾降临，奇迹也没发生。一件又一件大冤大屈发生了，不能感天动地，甚至
不能得到些微的同情。三十年后，又值炎夏，让我们为死者祈祷一场理念的、道德
的、精神的“六月雪”。
九、旁观者的耻辱
杀死你们的手段的残忍和野蛮，自然是发动者和施行者的残忍和野蛮，但是，
也加重了旁观者的耻辱。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当殴打和折磨进行之时，没有人站
出来制止，当死亡发生之后，没有人伸手安慰死难者的家属。在当时，人们因为害
怕，因为胆小，因为对暴力的恐惧而充当暴行的无言的旁观者，袖手旁观，听任如
此残忍野蛮的的事情发生并且持续。这不能不是耻辱，无论我们承认与否。
三十年来，多多少少，“文革”的故事被印在纸上。这是难以抹去的历史，人
们想要写出来，甚至加以结论。可是，另一方面，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关于“
文革”的记忆正在模糊、消退，以及被简化、扭曲及变形。
“文革”中的害人者以及通过害人获利者不愿意事实被写出，假设站在他们的
立场上考虑，回避历史事实对他们的利益有好处，因而也就相当合理。可是，这样
的人并不是大多数。受害者加上旁观者，所占的比例应该更多。那么，三十年后，
为什么你们的死还是不被提起？为什么不向你们表示道歉和悔意？除了各种复杂的
原因，是不是纵容罪恶带给旁观者的耻辱也在暗中阻止他们面对历史呢？
你们已经去世三十年，永远沉默，未有一言责备我们。为我们在那个夏天缺乏
勇气、良心和正义感，我们已经遭受了事实的惩罚——在你们以后发生了对越来越
多的老师和学生的迫害。但是，这种受苦不能抵消旁观者的耻辱，却只能是对旁观
态度的反讽，即旁观者很可能变成受害者。
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死亡提醒着我们的耻辱。可是，如果旁观者不能说出事实
或者不能表示歉意，这种耻辱也永远不能解脱。
十、问题和答案
面对你们的死亡的事实，这是不能不问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把你们打死
？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
三十年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和暴力的恐怖之中，除了成为受害者、帮凶或沉
默的旁观者外，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再后来的十年，“运动”一个接一个，迫害
一场接着一场，“文革”似乎成了一架庞大的独轮车，一旦停住，就会翻倒，于是
就只有不断进行，直到发动者死去。在那时，这样的问题不准提出，更不准回答。
三十年后，这样的问题还会被问起，因为还未被回答。
事实似乎太有讽刺性：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学校停课闹革命到８月你们被打死，
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要写出事实和作出分析，却需要三十年都不止。
为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作出见证和解释，这不是你们留下的课后作业，可是现
在还交不上一份很好完成的答卷却使我深深自责。
请提醒我们吧，在每一个八月。你们的故事不应被欺瞒、忽略或遗忘。你们中
每一位的名字，都意味着永远的教训：抵制所有在“革命”名义下出现的暴行。
呜呼哀哉！
Monday, July 13, 2009
丁抒：“盲流”“农民工”──我父母的故事
今年，要是父母都还在世的话，父亲是一百岁，母亲是九十五岁。当然，我们没那么幸运，十多年前他们就都过世了。下面是他们的平凡故事。
◇ 先说“盲流”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後，人人有户口，一个户口定终身。一九五六年国务院曾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凡未经政府许可离开户籍地的，一概叫“盲目外流”——“盲流”。从此中国人的语汇里出现了“盲流”这个新词。一九五七年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指示各地“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将农民稳定在农村。”
什么叫“盲目流入城市”？为什么在农村就是社会主义，进城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本是农民流向城市的过程，中国人早就在流动了。其实，中国的城市居民几乎全是“盲流”的後代。试问当今城里人，有几个敢说自己不是“盲流”的後代？我就是“盲流”的後代。
◇ 他们是工人，不是“农民工”
我父母的故事平凡极了。
江苏长江北岸有个姜堰（今泰县），原本很少人知道它。只因当今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出自这里，知道它的国人才多了一些。这是我母亲袁金凤的家乡。妈妈是个乡下人。一九二七年，十三岁的她与姐姐、妹妹三个，从姜堰乡下到上海讨生活。据妈妈说，原来她们家境也还不坏，有两块田地，一块打下的粮食供自己吃，另一块打的粮食用来酿酒，家里有一个酿酒的作坊。不幸我外公外婆双亡，家境破落，生计无着，除大哥留在乡下外，三个姐妹一起到了上海。
像别的乡下人一样，她们到上海去并不是“盲目外流”。她们的目标很明确：做工。那时候不兴叫“打工”。我一九八Ｏ年到美国时，才头一回听到“打工”这个名词。想来这是港台旅美同胞的发明。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个“打”字从何而来。当然，“打”字是万金油，连饭都可以“打”，工当然也可以“打”的。打工就是做工，一回事，都是为了谋生，图一只碗饭。
就如现在的美国人称晚到者为“外国人”一样，早到上海的人称晚到者为“乡下人”。那时，上海的苦力活差不多都让“乡下人”，特别是“江北人”和安徽人包了。过了八十年，现在也还是如此。现在他们不再被称为“盲流”，因为政府已经允许农民流入城市了。但还有一个“户口”卡着他们，政府称他们为“农民工”。为什么叫“农民工”？因为他们没有上海的户口。他们在上海做工，就是上海的工人，和其他上海的工人一样，差别只在一个“户口”而已。叫他们“农民工”是歧视，至少是“户口”歧视。
当时的上海，最东北角叫“杨树浦”。这是沿黄浦江与浦东隔江相望的一带。“浦”是江边、水边，从小在“杨树浦”长大的我，只知道江和水，不记得哪里有什么杨树。大概上海开埠时这地方是有杨树的。杨树浦有一间属于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的纱厂，叫公大纱厂。这厂子如今若还在的话，当被尊称为“外企”的。
妈妈她们三姐妹运气还好，在公大纱厂找到了能够糊口的工作。是“童工”吗？也许是。受剥削吗？不知道。反正她从此就有工作、有饭吃了。妈妈没念过书，是个文盲。一个才十三岁的乡下姑娘，能够在上海这个大地方谋到一个饭碗，即便受剥削，也高兴。
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厂里又来了一个苏北农民的儿子，也属“盲流”一类。他姓丁，那年十八岁，家在东台县安丰乡下灶村。母亲去世早，遗下三个儿子。他是老大，独自来到上海，看能不能挣钱谋生并接济乡下种田的父亲与两个弟弟。自然，他就是日後我的父亲。
史载公元一三九九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起兵夺取侄子朱允炆的帝位，历时三年攻破南京城，登基为明成祖。按我们丁氏家谱所记，朱棣攻打南京方面的明军时挖开了苏北高家堰大坝。就像明末李自成为了攻打开封城开挖黄河淹死了数十万开封平民一样，大水淹没里下河地区，人口锐减。随後大批移民从人口稠密的苏州一带迁到里下河地区，其中丁旺龙、丁旺虎兄弟二人，来自苏州阊门。他们到了东台县境，务农兼烧盐经商。後代繁衍五百年，丁氏已成一大家族。今东台一带，丁姓有近万人。
按照家谱所记，丁氏兄弟两支：大业堂、执玉堂。我们执玉堂这支最近十代的宗派次序是宏、居、玉、有、馀；万、昌、宝、正、国。我的曾祖父叫丁万华，祖父丁昌桥，父亲丁宝宽。我自然属“正”字辈。父母选择了“正大光明”四个字给头三个儿子命名。（据我所知，以“正大光明”给三个儿子命名的还有前国民党北伐军将领、中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我们的下一代应该是“国”字辈。但我们兄弟四人皆脱了轨，只有在乡下的堂弟正银按宗派规定给儿子取名国华，在上海中国纺织机器厂当工人的堂兄正来给儿子取名国强、国庆。
◇ 他们成了“上海人”
後来父亲告诉我，他是这样找到头一份工作的：一天大清早，他和别的人一起在“东洋人”开的纱厂大门外面等工。他幸运地领到一个牌子：可以做一个星期工的牌子。他读过两年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这一个星期的工作是为机器编号，用毛笔沾上油漆，在纺织机器上一个个编写上号码。一个星期结束时，那位懂中文的日本工头（上海人叫“拿摩温”，是英语Number one的音译）翘起大拇指用上海话对父亲说：“好来西！好来西！”当即决定父亲留用，作长工。
什么手续都没办，什么表都没填，父亲从此就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从此奠定了他的子女成为“上海人”的基础。直到退休为止，他一直没有中断其在纺织行业的生涯。“我这一辈子没失过一天业。”这是他晚年最得意的一句话。
工作稳定了，一个月工资是八块大洋。当时他住在一个老师傅家里。师娘管做饭。他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师傅。这就有点馀钱可以支持苏北的两个弟弟了。想想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工资也就是一个月八块。东洋人对中国劳工实在不算刻薄，起码不比中国资方给中国劳工的待遇差。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父亲人极聪明，而且好学，工余还进过夜校。
一九五九年我进控江中学读高中，学校每个年级有一个班是侨生班。归国侨生都学英语。另外还有一个英语班、四个俄语班。我被安排到英语班，时常在家里念几个英文单词。他在一旁居然也能与我唱和几下。我惊讶地问：“你怎么也会英文？”他微笑着说：在工厂做工时，大学生办工人夜校，他去上过课。年轻时记性好，三十年了，竟一直没忘。
那些义务教员应当是美国教会办的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中共执政後改名上海机械学院，今称上海理工大学）的学生，因为该校和父亲的工厂在同一条军工路上，相距也就两公里。史载“在华各基督教大学中，沪江大学是最早开展社会工作的学校。一九一三年在杨树浦眉州路创设沪东公社……（一九二八年）刘湛恩就任校长后，沪东公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为工人区儿童创办幼儿园和中小学，还开办了医院和诊所，免费为周围工人及附近农民施医送药，受到社会的欢迎。”应该说，父亲是在沪江大学的工人夜校学习的。
父亲一直没有离开那家日资纱厂。後来，在同厂做工的父母结了婚。母亲是挡车工，整日在纺纱机旁穿行、接头，早已成为一名技术娴熟的工人。父亲是保全工，即从事机器维护修理的工作。仅凭两年私塾的文化底子，他竟然就掌握了拆卸、修理、安装的整套技术，成了技术骨干。
到一九三四年左右，父亲的工资已经长到十八块一个月。加上母亲的工资，小俩口的日子过得可以了。可是“人啊，欲壑难填”，这是他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他也难免。有一天，一位朋友找到父亲说，河南郑州的“豫丰纱厂”到上海招人。说像他那样的技术工人，到郑州一个月可以挣三十六元，是上海的一倍。他问父亲去不去？父亲马上说“去”。那时候，人们没有户口观念，不存在“放弃上海户口”一说。
◇ 他们离开了上海
史载，後被毛泽东称为“新兴商人派”的上海浦东人穆藕初一九一四年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後归国，在上海开办德大纱厂，一九一九年又集资在河南郑州开办了豫丰纱厂，其规模和设备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一九二五年，中共领导人王荷波、王若飞等曾领导该厂五千工人大罢工。郑州地处中原，内战时不管哪路军阀占领了郑州，都要住进豫丰纱厂吃大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後，长期亏损的工厂更难以维持，资产抵押给了美资洋行。一九三三年，资方拟宣告停产遣散工人。共产党遂领导工潮，工人罢工半年。国民政府派要员调解後于一九三四年初复工。
父母就是在这个时候到的郑州。挖角者说话兑现，豫丰纱厂付的工资真的是三十六块。
当时河南的省会是开封，郑州还很不开发。父母留下来的那个时期的惟一的照片上有父亲的题字“一九三五年在开封”，大概是特意从郑州去开封照的。
一九三七年，大哥出生。听父亲说，当时在郑州一元钱可以买到四只老母鸡，或者一百一十只鸡蛋。
不久，日本大举侵华。一九三八年二月，日机首次轰炸郑州，火车站、商业区死伤居民五百多人。这时豫丰纱厂已经因资金困难抵押给了中国银行，成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属下的国营工厂。政府决定将工厂搬到陪都重庆。工厂的机器都要火速拆卸。已成技术骨干的父亲是拆迁的主力。工厂的机器设备运到武汉後，父母在武汉暂时分手。母亲抱着大哥先行去重庆，父亲则负责押运机器乘木船溯江而上。木船在纤夫的川江号子声中缓缓而行。“纤夫唱得很好听”，他後来告诉我。船队化了八个月才从武汉到达重庆。我真後悔当时没向父亲问明白，是一拨一拨的纤夫轮换走了八个月，还是同一批纤夫拉了八个月。
“豫丰纱厂”迁到重庆市郊小龙坎土湾，称豫丰纺织公司重庆纱厂，一九三九年一月开始复工生产。史称该厂“对抗战时期大後方的穿衣问题贡献甚巨。”但是重庆常遭日机轰炸，一九四Ｏ年五月二十七日，日机九十九架分三批对重庆实施轰炸。其中第三批三十六架在小龙坎投弹。我家虽无恙，豫丰纱厂及附近街道、码头被炸，伤亡一百多人。为确保大後方的穿衣问题，在重庆北边的小城合川东津沱又建了合川支厂，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开工生产。我们一家迁到了合川。
顾名思义，合川是江流汇合之处。嘉陵江和渠江在这里迂折会合，形成一个半岛。半岛上为面积不足三平方公里的钓鱼山。山顶有块巨石俯瞰嘉陵江，传说有一巨神在此钓鱼，解救因天灾而遭受饥馑的合州百姓，因此被称作钓鱼山。山上有城名“钓鱼城”。
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合川这个地方。其实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件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公元一二五八年，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支大举侵略南宋。蒙哥亲率主力打入四川，却在合川受阻。蒙军总帅汪德臣攻打钓鱼城时被守军击毙。蒙哥大汗亲自出马，又被钓鱼城宋军火炮之矢石飞丸击中，数日後死去。正在攻打武昌的蒙哥的弟弟忽必烈闻讯，立即从中国撤兵，回蒙古争夺汗位。
这时，蒙古侵略军的铁蹄已踏遍欧亚大陆，波斯（今伊朗）已成蒙古帝国之一省，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已落入蒙古人之手。伊斯兰世界仅剩一支埃及的队伍。然正准备与埃及决战的蒙古统帅旭烈兀听到蒙哥大汗的死讯，立即率领蒙军主力东归，帮助哥哥忽必烈打内战。忽必烈倒是如意夺取汗位建立了包括中国领土在内的元帝国，留在叙利亚的蒙古军队却全军覆没。蒙古向欧洲、非洲的扩张就此被遏制。所以史称合川钓鱼城一役“击毙蒙哥大汗，迫使蒙古帝国军队从欧亚战场全面撤军”，是“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帝国向非洲扩张的不朽丰碑。”
蒙哥临死前曾留言，将来若攻下钓鱼城，必屠杀全体军民。但合川五县军民同心坚守，蒙古人就是打不下钓鱼城。直到一二七九年陆秀夫揹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南宋灭亡，元世祖忽必烈承诺不杀军民後，守军才开城投降。小小合川抗战三十六年，这是历史上的重要一笔。
在离钓鱼城西几公里处的东津沱，“豫丰纱厂”重新开工了。纺织机是一九三九年英国出产的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机器。工人由当地农民中招收。新工人也是工人，不是什么“农民工”。妈妈没念过书，但家中有个当私塾先生的哥哥，识得几个字，又跟爸爸学过一点文化，到合川後就当上了教练员。她原来是在前纺做挡车工的，专教刚上岗的女工如何做挡车工，工人都叫她老师。
父亲仍然管理机器，算技工，父母的新家在技工宿舍二十六号。这是极简易的平房，单层木结构瓦屋，墙面是竹片编成两面抹泥的墙，一个柱距就是一户人家。每家一厅一卧一厨。客厅兼餐厅里只有一个桌子几个凳子。中间的卧室里有两张床、一个柜子。白天卧室里太黑，为了省电，将屋顶瓦片拿掉几片换成玻璃，作成采光的天窗。厨房是用大锅台，烧木头。爸爸将包装机器用的废弃木板检回来用。家里没有厕所,技工宿舍边有个大茅房,是傍山坡建的二层木结构。据大哥说，大茅房很简陋,通风很好；男女各一半；每边在木板上开有几个大洞。他每次如厕最怕掉下去。因为下面就是大粪池，农民随时在下面舀粪。
因为有重要的豫丰纱厂，合川也没能避免日机的轰炸。纱厂在山脚开辟了几个防空洞，都是三米宽、二米多高的毛洞，没有任何装修，有的地方乾燥些,有的地方很潮湿。一听到空襲警报,大家就往防空洞跑。有时侯来不及了，就往农田里跑，总之要远离房子。史载一九四一年合川被轰炸三次。据大哥回忆：“我跑过三、四次。听说有一次，厂里几个工人贪图外边风凉，到了防空洞，也没进来。日本飞机一颗炸弹正好投在那洞口，这几个人都完了。”
後来妈妈这样对我回忆逃轰炸的情形：有一次警报响了，她赶紧抱起二哥，手拉大哥，沿着田埂跑。一不小心就会滑下田埂。“他才五岁，跑在田埂上，摔了一跤，一声不吭，爬起来再跑，一点没哭。”一次她和保姆、大哥、二哥到了避弹处，想起有个什么东西忘了拿，又一起回去拿。结果飞机来时已经来不及再跑到山脚，只得钻进家门前的烧饭用的杂木柴火堆躲起来。谁知炸弹偏偏落到了他们原先躲藏的地方。我们家命大，毫发无损。
太平洋战争爆发後，日军再无力量轰炸重庆。合川也就安全了。
爸爸和厂里的几个同事在厂边的东津坨合作经营了一个豆腐店。大哥回忆说：“六、七岁时爸爸曾带我去过豆腐店。每次去，豆腐店的人就盛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让我喝。大概也就喝过五六次。一场火灾将豆腐店全烧毁了，我去看过，太惨了，烧焦的木梁木柱东倒西歪，地上尽是破瓦片，烧焦的黄豆一包一包的。幸好一个人没伤到。”
後来，丁家第三个儿子出生，这就是我。因为我的到来，家里请了一个农村老妇帮忙。可是不幸，一次她去井边打水时摔下山坡，死了。父母替她买了棺材，送她到老家安葬。
我出生後不到九个月，日本就投降了。父亲发起全厂职员在厂部门口合影纪念。厂部建在小山坡上，大伙散立在十多级的台阶上，宽大的门洞上方悬挂着四个大字：“庆祝胜利”。2004年我访问该厂，在爸爸他们当年站立的台阶上也照了一张相。去之前大哥给我画了一张地图。按图索骥，避弹的防空洞还在，山顶的宝塔却不见了，不知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拆砖建了炼钢炉，还是毁于一九六六年的“破四旧”。我出生的技工宿舍二十六号已为楼房取代。
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派人去上海接收敌产，包括杨树浦那几间日资纱厂。厂里许多职员成了上海纺织厂的接收大员，爸爸是技工，也随厂长等人去了上海。母亲则领着我们三兄弟留在合川，直到一九四七年才与其他本厂眷属一起离开住了将近十年的四川，乘船沿江而下，到上海与父亲会合。後来听邻居说，在船上，才两岁多的我曾把一只鞋掉进了江里。
◇ 全家重做“上海人”
转了半个中国，丁家又到了上海。当时的杨树浦江边，都是大工厂。最高大的烟囱是美资杨树浦发电厂的。这是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发电厂北头是原属日本大阪东洋纺织株式会社的“裕丰纱厂”，南边是隶属于大日本纺织公司的“大康纱厂”。现在它们都是中国的国营工厂了。父亲随厂长到了“大康”。一九四九年中共进城，工厂被正式冠以“国营”二字。“裕丰纱厂”改名为“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厂”。後来这个厂子出了个叫王洪文的人物，七十年代当过一阵毛泽东的接班人，後来死在了监狱里。“大康纱厂”成了“国棉十二厂”。父母就在“十二棉”一直干到退休。而一九二七年父母开始其工人生涯的公大纱厂成了“国棉十九厂”。（留在重庆、合川的豫丰纱厂也都成了国营工厂；一九五三年在郑州原豫丰纱厂废墟上建了郑州国棉二厂。）
日本人在时，每间工厂都建了象模象样的住宅区，叫“工房”。偌大的杨浦区，多是“棚户”，只有各间日资纱厂建的职工宿舍区够格称为住宅区。这是杨浦区的一大特色。当然，日资工厂的住宅区是分等级的。大康有三处“工房”。“一工房”、“二工房”是中国工人住的，直到现在还是。房屋质量还行，不比五、六十年代建在郊区的“工人新村”差，但房间都不大，楼距也较小，环境不如“工人新村”。建于一九二七年的“三工房”是日本雇员的居住区。小区里都是前後带小花园的洋房，跨路东、路西两侧，分别由一座钢筋水泥的围墙圈起，围墙顶端插满了玻璃片，还有两尺高的铁丝网。围墙後是一条从东到西的小河。西宿舍是日本职员住的，屋里落地大窗带外廊，外墙贴满鹅卵石，长着爬山虎。到处是樱花树，有个大花园，花园旁有个“纪念碑”，还有一个幼稚园，一所小学，一个游泳池，一个足球场。东宿舍是日本技工住的，相对较简陋，但比“一工房”、“二工房”还是宽敞多了。
当时外边的人都叫它“白林寺”：东白林寺、西白林寺，很少人称“三工房”。爸爸说：一位叫白什么的比利时领事在墙外那条河里游泳时淹死了。说的人多了，白领事传来传去就成了“白林寺”。这似乎是个无从确定的传说。
东洋人走了，偌大的“三工房”整个腾空。父亲在东、西宿舍中挑选後，看中了东宿舍最北边的一排房子：六家，每一家都是一楼到三楼独门独户。从记事起，我有很多时间睡在三楼。日本人留下的“榻榻米”原是铺在地板上的，我们却一块块摞起，堆得两尺高，就是我的床。房子比当时大多数的民宅都现代化，有抽水马桶、煤气炉，日本人的木制澡桶也留下了，可以几个人坐在里面洗澡。
东白林寺除了我们家这一幢，都是二层的楼房，还有一大片空地。出身农家的爸爸妈妈率先在空地上开荒种地，种过鸡毛菜、青菜、莴笋、茄子、南瓜、萝卜、丝瓜、扁豆、豇豆等。我们家有个二齿钉扒，开出来的菜地最多。记得我七八岁时曾经躺在蚕豆地里吃生蚕豆。谁家种的我不知道，反正躺在地里谁也看不见。後来菜地上盖了房子，家里就在後门的小花园里种一点菜，但後来就只种花了。
爸爸在前院种了两颗梧桐树，长大後形成了浓密的树荫。夏天午後的阳光再也不能直射进对面的屠妈妈家，她称赞爸爸做了件大好事。
大哥从外面挖回两棵无主的桑树，种在後院的小花园里。几年後桑树长大了，其中一棵是母的，每年结桑葚。我们每年春天都要养蚕。从蚕种纸孵小蚕开始，直到成蚕上架吐丝结茧。市里很少有桑树，有一次来了个军人，对妈妈敬了个礼，然後说他们也养蚕，能不能给他一点桑叶。更多的是晚上来偷桑叶，弄得妈妈睡不好。她又怕人家摔下来，就去开导偷桑叶者，叫人下来。
西宿舍是日本人在杨浦区留下的住宅区中最好的一个，也是上海少有的美丽的花园住宅区。院墙内有一个圆形的大草坪，四周是剪得整整齐齐的矮灌木，有四个无门的入口。夏日晚上，许多大人孩子带着草席，铺在草地上，乘凉。女孩子们唱歌，看星星。草坪周围是极佳的散步之处。路的那一边是足球场。游泳池附近有一个花房（玻璃房），由一位花匠专门管理。有一天，他张贴了一个布告“今天晚上昙花开花”。晚饭过後全宿舍的大人小孩都拿着板凳围坐在那株昙花四周，围观罕见的“昙花一现”。看昙花时，宿舍门口摆小书摊的老先生特地去画画，大家觉得他真了不起。
五十年代的头几年，每当樱花开得正盛时，还留在上海的日本人总要到西宿舍去过一天节。他们在樱花树下歌舞、野餐，终日方散。我们孩子则到处看新鲜。有一次，日本人要离开上海，说是永远不回来了。他们在樱花树下开了个盛会。我们小学操场的旁边就是樱花树。校长向大家宣布，日本人带了不少糕点一类的食物，愿意送给我们中国孩子。操场两头划了两道相距三十米左右的平行线，一头摆满了一包包食物，我们在另一头线外等候，待哨声一起即向对面奔。随便取哪一包，但一人只能取一包。
其实食物很多，保证每人都能得到一包。但日本人认为平白奉送不妥，要你自己去“挣”到手。我得到的是一大包鸡蛋卷，带回家给妈妈看，吃了好几天。长大以後我才听说，我们那样“抢”，是有损我们国格的。
◇ 上海最边上的人家
我们的家可以说是当时上海最边上的一幢房子。几米外是一堵围墙。墙後就是那条传说“白领事”淹死的小河。推开二楼北边的窗子，可以看到河对岸的一片田畴，阡陌与沟渠纵横，粮田和菜地交错，间或有些农舍。田畴一直延展到极目处。从三楼往北看，一直到吴淞口都没有楼房。西北方极远处可见一个绿屋顶大厦，那是原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抗战胜利後国民政府欲将五角场一带开发成市政新区，仅完成了那一幢市政府大楼便匆匆撤离。从我记事时起，那绿屋顶的市政府大厦已是上海体育学院的一部分。
我家的左邻和右舍都是一起从四川到上海的。他们原本也都是“下江人”，单身去四川工作，在四川结婚生子。所以我们家左右两边的徐妈妈和胡妈妈都是四川人，斜对门的乐爸爸、乐妈妈好像一个是湖北、一个是四川人。宿舍里还有一些从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所以四川、湖南话是我们那个宿舍最流行的方言。我们那些人家是很奇怪的。父母往往乡音难改，而子女们多讲纯四川话。
可是在学校里不能讲四川话。我们学校是工厂的子弟小学，一工房、二工房、三工房的子弟都有。学校规定：“要说国语。”不知道是不是国民政府时代留下的传统，每天上午上了两节课後，工友就推着豆浆车到每一间教室的门口分发豆浆。每人一个搪瓷杯，上面有油漆号码，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在杯子里，各人按号码领自己的杯子喝掉。
我们自以为是城里人，把河对岸一概称做“乡下”。妈妈是做三班的，有时下午就回来了。每当找不到我，然後发现我悄悄回了家，总是用她的乡音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我则总是用四川话回答他：“到乡下去了。”她明白，我说的“乡下”就是河对过。我到小河那边的田埂、田沟闲耍，捞蝌蚪、捉小鱼虾去了。要不就看农民在田里耕作，舀田沟的水浇青菜或者往菜根处浇稀释了的粪尿。青菜就是青菜，不像在海外特意叫它“上海菜”。春天，我随大孩子们到田埂上挖过马齿苋和荠菜。“马齿苋晾乾後和红烧肉一起烧特别香。”这是大哥的回忆。我後来读到辛弃疾的诗句“陌上柔桑破嫩芽”、“春在溪头荠菜花”，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家後面的“乡下”就是这样的。
小河对岸大约百米处有一户农家，每到过年时就兼作舂米的小生意。有一次，妈妈带我去舂米。我们把浸泡好了的大米和糯米扛到那农户家里，放一点到石臼里，那农民用脚踏另一头系着石球的舂杆，然後松脚，石球便砸进石臼。米粒渐渐成了米粉，我们再揹回家，就可以做糰子、发糕了。那时没有冰箱，妈妈把年糕浸泡在冷水里，可以保存整个正月。
这条十来米宽的小河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界线。河那边有个周落村，人家没几户，却有一座庙。一个姓陆的同学家没有房子，全家住在这庙里。小学毕业时，我和左右邻居三人到他家，也就是庙里玩。不知谁说抽签吧，大家就都抽。三个签都不怎么样。一位几天後就得猩红热进了医院。他出院那天我去隔壁看望他，结果当天晚上就嗓子疼，第二天早上到医院一查，猩红热，马上隔离。妈妈雇了一辆三轮车，在细雨中把我送到了传染病医院。另一个抽签者没得病，可是考取的中学很差，而且第一年就留了级。三个抽签的小学生都没得好。
对岸沿河有一条石板路，一直通到引翔港。路两旁住了许多安徽人。他们和我的父母一样，早年从农村到上海做工，就此没再回乡。安徽话好像是那里的通用语。
河那边是“乡下”，河这边就是“上海”了。一点过渡都没有。
不过我们并不自称是上海人。对我们来说，“上海”专指外滩、南京路、黄浦区一带。我们那里不算“上海”。
一九四九年中共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驻扎在我们宿舍里的国军在离我家後门七八米远的钢筋水泥围墙上等距离地凿开了一个个八寸左右的射击孔。父亲问几个当兵的：“如果共军来了你们就在这儿打呀？”他们说：“不会等看见。如果共军打到吴淞，我们肯定都撤了。”爸爸看这情况，决定“逃难到上海去”。大哥回忆说：“爸爸看我们家这儿很不安全，于是咬了咬牙，和本宿舍的刘三民家合伙两家十二口人合租了西藏路东方饭店（後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门口有铭牌，历史建筑）五层的一个客房。他认为市中心总安全吧。大人睡床上，小孩全睡木地板上。为了防止流弹打进来伤人，我们将棉被挂在窗户上。记得西藏路解放那天早上，我把盖住窗户的棉被掀开一点缝，我看了很久：起初街上一个人没有，有一辆国民党军的坦克从西向东开过去，不到半个小时，那辆坦克又开回来了，坦克上蹲着一个穿黄军装、左臂扎根红布带的军人。又过了半个小时，马路上就陆续出现了人影。後来我听大人说，我们这儿“解放”了。”
当时我才四岁半，这次逃难是我今生最早的记忆：我们住在上海了。我记得我们两家住在一个旅馆房间里，我们两三个小一点的孩子高兴得在床上乱蹦。往窗外下面看，看不清什么。我也什么都不懂，就知道“他们”到上海来了。
後来有一次爸爸和妹妹到上海去，爸爸指着第一百货商店近旁的一家饭店告诉妹妹，那就是全家“逃难到上海”住的饭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那里的人如果要到南京路、外滩那些地方去，就说“到上海去”。“你到哪里去？”“我到上海去。”“他到上海去了。”宿舍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四川话。
◇ 差点成为“地主资本家”
一九四八年左右，不懂政治的父母竟在共产党打来的前夕拿出大部分积蓄，在乡下买了二十亩地。几个月後共产党来了，说我家是地主，要斗争分田。这道理普通人是弄不懂的。自由买卖，钱可以用来买房，也可以买地。何以买了房无事，买了地就要充公？充公不算，还要斗，还要枪毙。分地还好说，斗争起来怎么得了。幸亏父亲的堂弟是乡里共产党的小负责人，写了个证明，说那二十亩地是买来分给他的几个叔叔，即我的二爹、三爹、四爹的。这也是实话。父亲是孝子，四爹独身无子嗣，正指望分给他的几亩地养老呢。
地是被充公了，但万幸我家没当上地主。
也万幸，父亲没当上资本家。
共产党来到上海之前不久，父亲与几位朋友合股开办了一家小工厂。以後多半是要被扣上资本家帽子的。我猜是姨妈帮了我家大忙。不是批条子写证明那种忙，而是使父亲迷途知返，破财消了灾。
妈妈是三姐妹中的老二，姨妈是大姐。妈妈离开上海十三年，她一直在上海。不知何时加入了中共。他们地下党在闸北的棚户区买了个简陋的房子，给姨娘（妈妈的妹妹）一家住，实际是中共的地下交通站。直到有人问我表姐家里来的是些什么人，这个交通站才取消。不过姨娘家一直还住在那里。每到过年时我们三家互相拜年，我去过几次。在共和新路民立路，是用毛竹、竹蔑、苇席、油毡搭起来的。中间加了一层，有木梯爬上去，算二楼。在上海那实在就是穷人居住的棚户了。
一九四八年左右当局在上海缉捕中共地下党员时，姨妈与她的同志曾持枪在我家阁楼上躲过一阵，待风声缓後才转移去苏北的中共“解放区”。姨妈和妈妈都说过，地下党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大都先在我家躲一阵，然後转移到苏北。中共地下党真聪明，我们院子里就驻扎着国军，躲在我家实在安全。後来姨妈他们随中共的队伍回到上海，姨妈的那个同志好象是上海总工会的要人，文化不高的姨妈起先在市军管会，後来在国棉三十一厂当军代表、人事处长。她的家就在一九二七年她们三姐妹开始其工人生涯的公大纱厂的工房里。住的是原日本经理、後来国民政府时代厂长的花园洋房，是工房里最好的一幢。姨夫原是军人，在淮海战役里眼睛受了伤。可能姨妈、姨夫的级别不够高，或者干部太多，一幢洋房三家人合住，并不比我家宽敞多少。
虽未得证实，我还是相信，在这么个革命姨妈的影响下，父亲认识到新社会开始了，万不可当再当资本家。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就主动将股票交给政府，与那间工厂脱离了关系。（直到八九十年代，二哥还说过“那间工厂还在呢。”）
总之，这是一件大善事。如果父亲是“地主兼资本家”，我们几个孩子就都是“黑五类”了。共产党是讲阶级出身的，若我是“地主兼资本家”的儿子，人生轨迹将会完全不同，哪里还会从事什么“核事业”、什么“××工程”！
从一九二七年到四九年二十二年间，父亲从月薪八元的“农民工”，成为月薪一百八的“技师”，又买地又投资买股票。所以後来一位大学同学对我开玩笑说：“你父亲是个工贼。”她的父母都是三十年代清华“进步学生”的头领。中共进北京後一个在北京市当局长，一个在教育部当司长。不过，没幸福几年父母亲就都被打成右派，成了“黑五类”。所以，对比我家，她认为我也应当属于“地富反坏右”的子女。
共产党建立新社会，但照顾旧社会过来的人，给他们“保留工资”。父亲也蒙受“保留”照顾。但月薪一百八太高，请自愿减薪。于是自愿降到一百四十元。从此时到他退休，一直“保留”了二十二年，原封不动，还是一百四。这真是“史无前例”的事。
不过父亲的地位倒是高了。近万人的大厂，他是掌管机器维修的保全科长，後来又学习制图，成了工程师。
回到上海後，妈妈没去工作。她想在家一心照顾好子女。但一九五三年纺织工业发展，妈妈被请回去教新工人挡车、接头。工人都叫她老师。挡车工很辛苦，每人每天围绕着细纱机要走几十里路。後来妈妈得了关节炎，厂里让她学习医务知识，当了女工保健员。妈妈工作特细心，对她所管辖的二、三百位女工，她都要能认识，姓名、年龄、住址、身体状况，她都要记住。每次发女工保健品，她都要一个一个发到她们手里。有时她忙不过来，就会让大哥帮她抄抄写写。
◇ “打老虎”
我八岁时，到处都“打老虎”。
後来研究历史我才知道，那时毛泽东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对象是干部，“五反”则针对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坐在中南海闭门造车，预言“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必定有大批的贪汙犯”，“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至数万贪汙犯”。他下达一个又一个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并屡屡发出“增加打虎预算”的指示。“打老虎”右倾者被撤职查办，甚至自己变成“右倾老虎”，各级干部愈打愈疯狂，制造了无数的冤案。上海市在“三反”中有五百馀人自杀，“五反”中自杀数过千。
父亲也成了“大老虎”。严格说来，他也算是个国民党员。当年在重庆有人行骗，说“想加入工会就交六元钱”。他交了钱，以为加入了工会，可拿到手的却是国民党党证。那骗子後来又到别处行骗，被人打死了。这事倒不大。问题是带队从重庆到上海接收日本人工厂的厂长跑到台湾去了，他也属于“接收大员”。邻舍也从四川来的张大荣首先被揪了出来。因为他的兄弟是国军飞行员，到台湾去了。但他东交待西交待，弄得好多人都跟着遭殃。父亲也变做“老虎”，被“打”了。
被当作“老虎”打是很惨的。只是我当时还小，不明白事理。一天半夜，我被叫醒，与两个哥哥一起，坐在床上听半文盲的妈妈哭诉：厂里在斗爸爸。爸爸要被抓走了，可是妈妈要我们三兄弟记住：“爸爸是一个好人……”。我只记得爸爸坐在一边，什么话也没有说。
不知为什么，直到“老虎”打完了，爸爸也没被抓走，稀里糊涂地就没事了。政治似乎又远离了这个老百姓的家。
◇ 严父慈母
一九五四年春节，父母带我们四兄弟和妹妹回了一趟东台老家。那是爷爷——我们叫爹爹的家，也是叔叔的家。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大哭：在奶奶的坟头。奶奶的坟就在爹爹家屋後二十米处。奶奶去世时父亲才十几岁，一个人盲流到上海，近三十年後带回来这么一大家子。
过完年，到泰县妈妈老家去。爹爹家紧挨着一条河。在河边婶婶洗衣、淘米处，我们全家挤上了一条小船。船主摇橹，“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摇了一整天，除了二哥，我们几个都呕吐了。天黑了才到妈妈老家，踏上岸就是。那不是外婆家，是舅舅的家。妈妈到上海去之前，外公外婆就已经去世了。老家只有个舅舅。
舅舅袁金凯曾经是私塾先生，因为是中共老党员，在县政府任财粮委员。我们去的第二天，舅舅的女儿出嫁。我第一次知道姑娘出嫁会哭得那么伤心。舅舅後来带领民工修河染了病。为看病到上海，在我们家住过很长时间。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春节时曾写了很多春联拿去卖。他回到姜堰後，听说没过多少年就去世了。他的孩子与上海的三个姑姑家渐渐失去了来往。
妈妈是个热心人。有一年苏北发大水，很多人到上海讨饭。我清楚地记得，正在洗衣服的妈妈看到说话带乡音的妇人挎着竹篮子走近我们家门口，忙喊我“快去，把饭锅拿来。”她将剩饭连锅巴都一起倒进了那个篮子。有一次安徽人来乞讨，妈妈翻出一些旧衣服给了他们。
父母都属工作勤奋积极的那种人。“三八红旗手”一类的奖状，妈妈没少领，早就加入了共产党。父亲与人合资开过工厂，有剥削思想，所以入不了党。
妈妈在厂医务所当保健员，要做三班，因为她为之服务的工人也是三班倒。她可以替病人开开常用药的方子。有时她白天要去工人家里访问病号，回家只睡一会儿又要去上夜班。
我下午放学，有时妈妈在家，会给我五分钱，让我到宿舍门口的小摊上买一碗油豆腐线粉汤，吃了再回家做功课。
妈妈的手巧，包粽子时，如果粽叶新鲜，有长长的叶尖，妈妈就将叶尖穿过缝被子的大针的针眼，用针穿透粽子，像纳鞋底似的使劲一拽，粽子就被粽叶捆结实了，不需要绳子。烧熟後只需将叶尖穿过粽子拽出来，就可以吃了。
爸爸的手也巧，我们家补衣服、特别是补袜子这样的事，往往都是他的。他补的袜子，针脚很密实。
上海的夏天是很热的。我们家有一个大台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爸爸觉得厂里的办公室都没有电扇，而我们家却有，有点特殊化，便搬到厂里送给办公室用了。他买过两次自行车，一辆是紫红色，他觉得不妥，赶紧卖掉。买了一辆黑色的，骑了没多久，又觉得骑车不安全，又卖掉了。从此爸爸妈妈每天都是走着上下班，一直走到退休。
住在上海，每天买菜是一件最辛苦的事。因为妈妈长期做三班，买菜往往由爸爸包了。每天天不亮他就悄悄起床去菜市场排队买菜。荤菜、蔬菜、豆制品，如果都想要就得排三个队。没有三个人，爸爸会用破篮子、破砖头作替代物。这得跟别人搞好关系，跟卖菜的说好话。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天天如此。要是早上六点才去，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要是过节或请人吃饭，那就得几个人去买。这时我就倒霉了。黑咕隆咚地，大概只有三四点钟，我被叫着从被窝里爬起来，去参加排队。一般是六点才开始卖，这样我还可以坐小板凳上打一阵瞌睡。
我们家有个帮佣，我们喊她“张妈”。她从苏北来，丈夫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连长，不知道有罪没罪，反正被镇压了。她没子女，一个人到上海来。她在我家多年，後来要嫁人走了。妈妈劝他别走时，我正在旁边看书。如今我只记得一句：“老了，我们养你。”我不由自主地在报纸的空白处写下这六个字：“老了，我们养你。”她还是走了。丈夫是个老头，在宁武路上摆烟摊。我多次路过，有时碰见送饭的张妈，会交谈几句，但从未与那老人说过话。他从来不吆喝，不说话。我猜想说不定在旧社会他曾经是个有文化的、甚至有地位的什么人。後来家里又来了一个苏北的“张妈”，记得我曾与她有个大辩论：我说大跃进了，粮食亩产千斤、棉花亩产百斤，她一边洗衣服一边斥我“瞎讲”，我则坚称那是老师说的，不会错。
我们家曾经是街道里的“五好家庭”。事迹是：家庭和睦。我们从来没见过父母吵架。妈妈说：“看人要多看好的地方，不和别人计较。”所以我家没有婆媳矛盾。二嫂对妹妹说过：“我对阿拉姆妈是一点话都没有好讲的，这样的婆婆不大有。”
丁家几个儿女也都不错。对我的学习，妈妈一向放任不管。学习上我不需要大人操心，但也没得过奖。妹妹念初中时，妈妈去参加她的家长会，班主任在会上说，教了二十几年的书没有碰到过妹妹这样好的学生，门门功课都优秀。妈妈觉得无限荣光，奖给了妹妹五块钱。
我小时候贪玩，功课一做完就出门，不归家。差不多每天都在西宿舍球场踢球。我们组织了一个“海魂”足球队，每人印制了一件球队的汗衫，我是“海魂3号”。我们还在一工房的球场上与在上海港卸货的某国远洋轮的水手赛过一场。
游泳池在小学的教室旁边。夏天有季票卖。买了季票，每天从早到晚都可以泡在游泳池里。爸爸本来不同意给我买季票，班主任徐老师到家里跟他谈话後，他就同意了。从此一到夏天，游泳池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下雨天我们也游。在游泳池当救生员的都是宿舍里的大哥哥们。我後来在大学勉为游泳队成员，就是因为宿舍里有个游泳池。
我家严父慈母。我挨父亲训斥是常事。每当父亲训我，母亲都不帮腔。她一声不吭，绝不火上加油。但也绝对不护我。
父亲管子很严。有一次大哥一伙人在三楼打麻将，被他发现，当场推开北边的窗子朝外扔。许多牌被扔出了围墙。事後大哥悄悄地领我们到墙外去捡，可是没捡着几个，因为多数掉进河里了。
对我，父亲只管一条，不许看“闲书”。小人书属于闲书，我看了很多一分钱租一本的小人书。摆小人书摊的原本是文化人，他不仅能速写“昙花一现”，还能画小人书。我看过他自己用毛笔画的小人书。不知什么历史原因使得他流落在街头，惨澹经营小书摊。
小人书可以租回家。可是父亲在家我就看不成，只好打邻居家的主意。谁家的门没关严，漏出一道光，我就溜到那家门外，借光看书。我的高度近视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这是左邻右舍都知道的秘密，唯独我爸爸不知道。
◇ 我不再是“上海人”
一九六二年考大学前，妈妈只问了我一句“你考哪个学校？”我说“清华”。清华她知道，因为大哥已经在那里了，至于报考什么系，她就不问了。我也没有说，因为“核物理”是什么她肯定不明白。
高考第一天回来，发高烧。妈妈送我去医院打青霉素，又过敏，输液抢救折腾到天亮才回家。妈妈问：“今天考试还去不去啦？”我说：“去。”考场很远，在五角场的同济大学。“那就坐三轮车去吧”，妈妈说。
真的考上了。我们中学有三个同学被清华录取。爸爸领我去派出所转户口，户籍警看了看录取通知，说“啊，清华大学。”爸爸说：“我家已经有一个在清华了。”
户口一销，我就不是“上海人”了。我成了远走高飞的鸟儿，从此只能回上海做客了。
◇ 搞文化革命了*
我进大学後，父母亲自然希望下面两个子女也都能进大学。一九六六年，妹妹即将从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她通过了英文笔试、口试，被挑选去欧洲留学，已经通知了父母。预订七月初到北京报到，然後才知道去哪个国家。可是，六月份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打乱了一切。父母的希望终于破灭。
搞文化革命了，凡有点来历、与各种“分子”有点瓜葛的人家都被抄。我们这种人家应该不会有人来抄，可是母亲庸人自扰，自己革了自己的命。家里有个一尺多高的磁观音，砸了。日本投降时豫丰纱厂职员“庆祝胜利”的大幅合影一直挂在家里。“这是我组织照的。”有一次，父亲自豪地指着这幅照片说。可惜，照片里有中华民国的国旗，妈妈怕惹祸，也将它烧了。
家中挂的另一张大相片是爸爸四十周岁时照的，也烧了，因为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属“四旧”。爹爹有一次对我说，奶奶长得很漂亮。这我相信。因为父亲年轻时长相也很出众，有的人到我家见到他的相片，说不亚于某电影演员。这张相片没有底片，母亲也擅自烧了它，父亲不愉快了很长时间。这样，父亲当年的摸样就只能留存在我们的心底里了。
父亲自己也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吓晕了。他存有几百块人称“袁大头”的银元，怕被抄家者搜去，想暂存到比我家还无产阶级的姨妈那里。他拎着一袋银元上了三轮车，不幸半途下起雨来，下车时只顾雨，忘了银元们。到得姨妈家才想起来。也罢，权当抄家抄走了吧。同别的许多人家相比，我们家的损失真如林副主席所说“最小最小最小”。
◇ “打倒三开分子”
文革初期的乱斗、抄家风过後，父母这种不问政治的人又安稳了一阵。弟弟也参军到北海舰队去了。但是，到了一九六八年，毛泽东要“清理阶级队伍”了，不管过去是否“清理”过，都要再来一遍。
“打老虎”时的清理不算，这回要从来过。那情形与当年“打老虎”没什么不同，只是头衔变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北京）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于是，全国的“三开分子”都被揪了出来。总之，父亲入了“三开”：日本人在时你吃得开，国民党在时你吃得开，共产党来了你还吃得开！这种人还能不打倒？
其实，在日本人的工厂里，父亲是个工人，哪里“吃得开”！只是因为抗战，他才吃了那么一点开。充其量也就是个“二开干部”罢。但是贴在厂门口的标语写的是“打倒三开分子丁ｘｘ！”
与一九五二年“打老虎”的情况不同的是，毛主席有塑像了。所以，不论何类分子，都多了一个“打老虎”时没有的新节目：在塑像前向老人家请罪。父亲每天的任务是扫地半天，在工厂大门内的塑像前请半天罪。毛主席看不到、听不见，不过是展览给全厂上万号人看罢了。
二哥写信到北京报告父亲被“揪出”的消息。我进城与在第五机械工业部工作的大哥商量後，决定给二哥回信，要他明白无疑地面告父亲：“千万不能自杀。”後来二哥告诉我们，父亲说他完全明白这一点，人一死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父亲没有自杀，却还是顶不住了。他接受了工厂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同意在次日全厂“宽严大会”上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然後荣获“坦白从宽”。而西宿舍的朱工程师将在同一个大会上被宣布“从严处理”。他回到家，将此交易告诉了妹妹。妹妹听了，马上批评他：没有的事情怎么能够乱说！不该承认，不该乱说。他觉得还是女儿讲得对，次日到大会上，面对几千人，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国民党特务。”
他翻供後，当局倒未按照“抗拒从严”的原则处理他，只是强迫他退休了事。一桩“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假案就那么不了了之了。
◇ 泰州十年
妈妈退休後，在街道里当义务卫生员。替人看看小毛小病、打针什么的。後来又在居委会里干点什么。要出黑板报，她文化不高，便抓子女的差。我回沪探亲时见过有人到家里来，请她调解家庭纠纷。总之，她还挺忙。开始时，她是丁妈妈，後来就变成丁奶奶了。
父亲退休後也闲不下来。“我不能等死啊。”他对我说。那时江浙各地乡镇企业均在上海挖退休的技术力量，泰州地毯厂听说有这么一位工程师退休在家，找到他，表示诚意聘用。于是父亲在晚年回到苏北，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单身生活，也算是为他家乡的建设作了十年贡献。後来他又帮助东台在安丰镇建了一间工厂。
七十年代我曾独自访问东台老家，并转道到泰州探望过父亲。父亲向我介绍了这家专织出口地毯的工厂的整个生产流程。他说织地毯和织布有相似之处，机器设备也大同小异，所以他还有用武之地。他指导工人将所有的机器都拆掉，重新安装一遍，改进了生产。看到工厂上下对父亲的尊重，我十分欣慰。
妹妹也到泰州去看望过父亲。父亲对她说：“十二厂把我当根草；泰州地毯厂将我当作宝。”那里的人们非常尊敬这位“丁工”。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工厂给他单烧小灶。不过，这也有坏处，地毯厂隔壁是杀猪场，人们包括父亲自己都不懂得什么是“健康食品”，烧菜用的是猪油。
父亲从来不吃牛肉。他认为人役使牛耕田，牛辛苦一辈子，最後耕不动了还要被吃掉，太残忍。他不吃动物内脏，这倒是有益健康的习惯。退休前他从来没有看过医生。在工厂二十年，医务室里连病历都没有一张。杨浦区健康普查时他曾经是“健康老人”之一。可惜泰州的十年猪油积累下来，使他得了心血管病。他没能高寿，八十二岁就去世了。
◇ 国民党回来了
文化革命结束後，我离开从事了近十年的科技工作，进入科学院研究生院。一九八Ｏ年春，科学院的导师到美国访问，帮我联系了一家大学读博士。奖学金办妥後，赴美的机票一时没有着落，我曾问父亲能不能帮我解决。他一口允承，说：“过去想去还去不成呢。”
一九八四年我还在纽约读研究生，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过一则小消息，说抗战胜利後带领父亲从四川到上海接收大康纱厂的厂长从台湾回大陆访问。我後来问母亲，她说：“来过了，张大荣的兄弟也回来过了。”
我们称之为二爷的张大荣，一九五二年曾因为兄弟是国军的飞行员而在“打老虎”时头一个被揪出来斗。现在二爷的兄弟也能够回上海探亲了。期间母亲设家宴请他吃了一顿饭，二哥下厨做的饭菜。席间，他告诉母亲，一九五Ｏ年“二•六轰炸”，十几架飞机中有他一个。他对我母亲说，他们的任务是炸毁杨树浦发电厂。他知道发电厂旁边就是大康纱厂，仅隔一条十米宽的马路。他的亲友都在大康。“上面的命令要执行，只好乱投。”也许是这样，要不然杨浦发电厂不会那么快就恢复生产的。
◇ 父母葬在了苏州东山
一九八二年我回过一次国，父亲公务在身，没多少天就匆匆回泰州了。以後父亲完全退休回到了上海。但多年我没有回去。他去世前数日，我打电话去，问“在做什么呢？”“在看亚运会”，他说。不曾想，这竟是我与父亲天人永隔前的最後一次交谈。
父亲去世之前没将墓地选在苏北老家，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奶奶的坟已经不在了。一九五八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私人家的坟地、场院一律被无代价收归公社所有。毛泽东又说不应让死人占活人的地，倡议平坟，全国到处铲平坟地，连周恩来都赶紧平了其父母的坟，我奶奶的坟焉能幸免？丁氏已无一块土地，归葬何处？
将墓地选定在风景美丽，安静如世外桃源的苏州东山後，父亲高兴地说：“以後有地方住了。”
父亲生前最喜欢听京剧和评弹。家里有个留声机，有不少京剧老唱片。我的爱听京剧就是那些老唱片培养的。父亲爱听京剧不奇怪，而爱听评弹就不好理解了。妹妹曾问他：“你怎么会喜欢评弹呢？”他说：“清爽，好听。”不过他的长眠之地选在评弹之乡纯系巧合，墓地是妹夫的姐夫帮助办的，他刚好是苏州东山人。
我们丁家这支人原本出自苏州一带。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个朋友，妈妈也姓丁，就是苏州东山人。我们江北东台丁氏若寻根溯源，不知会不会寻到江南苏州东山？
二ＯＯ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Memorial Day —“追思节”
原载网刊《民间历史》
◇ 先说“盲流”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後，人人有户口，一个户口定终身。一九五六年国务院曾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凡未经政府许可离开户籍地的，一概叫“盲目外流”——“盲流”。从此中国人的语汇里出现了“盲流”这个新词。一九五七年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指示各地“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将农民稳定在农村。”
什么叫“盲目流入城市”？为什么在农村就是社会主义，进城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本是农民流向城市的过程，中国人早就在流动了。其实，中国的城市居民几乎全是“盲流”的後代。试问当今城里人，有几个敢说自己不是“盲流”的後代？我就是“盲流”的後代。
◇ 他们是工人，不是“农民工”
我父母的故事平凡极了。
江苏长江北岸有个姜堰（今泰县），原本很少人知道它。只因当今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出自这里，知道它的国人才多了一些。这是我母亲袁金凤的家乡。妈妈是个乡下人。一九二七年，十三岁的她与姐姐、妹妹三个，从姜堰乡下到上海讨生活。据妈妈说，原来她们家境也还不坏，有两块田地，一块打下的粮食供自己吃，另一块打的粮食用来酿酒，家里有一个酿酒的作坊。不幸我外公外婆双亡，家境破落，生计无着，除大哥留在乡下外，三个姐妹一起到了上海。
像别的乡下人一样，她们到上海去并不是“盲目外流”。她们的目标很明确：做工。那时候不兴叫“打工”。我一九八Ｏ年到美国时，才头一回听到“打工”这个名词。想来这是港台旅美同胞的发明。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个“打”字从何而来。当然，“打”字是万金油，连饭都可以“打”，工当然也可以“打”的。打工就是做工，一回事，都是为了谋生，图一只碗饭。
就如现在的美国人称晚到者为“外国人”一样，早到上海的人称晚到者为“乡下人”。那时，上海的苦力活差不多都让“乡下人”，特别是“江北人”和安徽人包了。过了八十年，现在也还是如此。现在他们不再被称为“盲流”，因为政府已经允许农民流入城市了。但还有一个“户口”卡着他们，政府称他们为“农民工”。为什么叫“农民工”？因为他们没有上海的户口。他们在上海做工，就是上海的工人，和其他上海的工人一样，差别只在一个“户口”而已。叫他们“农民工”是歧视，至少是“户口”歧视。
当时的上海，最东北角叫“杨树浦”。这是沿黄浦江与浦东隔江相望的一带。“浦”是江边、水边，从小在“杨树浦”长大的我，只知道江和水，不记得哪里有什么杨树。大概上海开埠时这地方是有杨树的。杨树浦有一间属于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的纱厂，叫公大纱厂。这厂子如今若还在的话，当被尊称为“外企”的。
妈妈她们三姐妹运气还好，在公大纱厂找到了能够糊口的工作。是“童工”吗？也许是。受剥削吗？不知道。反正她从此就有工作、有饭吃了。妈妈没念过书，是个文盲。一个才十三岁的乡下姑娘，能够在上海这个大地方谋到一个饭碗，即便受剥削，也高兴。
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厂里又来了一个苏北农民的儿子，也属“盲流”一类。他姓丁，那年十八岁，家在东台县安丰乡下灶村。母亲去世早，遗下三个儿子。他是老大，独自来到上海，看能不能挣钱谋生并接济乡下种田的父亲与两个弟弟。自然，他就是日後我的父亲。
史载公元一三九九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起兵夺取侄子朱允炆的帝位，历时三年攻破南京城，登基为明成祖。按我们丁氏家谱所记，朱棣攻打南京方面的明军时挖开了苏北高家堰大坝。就像明末李自成为了攻打开封城开挖黄河淹死了数十万开封平民一样，大水淹没里下河地区，人口锐减。随後大批移民从人口稠密的苏州一带迁到里下河地区，其中丁旺龙、丁旺虎兄弟二人，来自苏州阊门。他们到了东台县境，务农兼烧盐经商。後代繁衍五百年，丁氏已成一大家族。今东台一带，丁姓有近万人。
按照家谱所记，丁氏兄弟两支：大业堂、执玉堂。我们执玉堂这支最近十代的宗派次序是宏、居、玉、有、馀；万、昌、宝、正、国。我的曾祖父叫丁万华，祖父丁昌桥，父亲丁宝宽。我自然属“正”字辈。父母选择了“正大光明”四个字给头三个儿子命名。（据我所知，以“正大光明”给三个儿子命名的还有前国民党北伐军将领、中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我们的下一代应该是“国”字辈。但我们兄弟四人皆脱了轨，只有在乡下的堂弟正银按宗派规定给儿子取名国华，在上海中国纺织机器厂当工人的堂兄正来给儿子取名国强、国庆。
◇ 他们成了“上海人”
後来父亲告诉我，他是这样找到头一份工作的：一天大清早，他和别的人一起在“东洋人”开的纱厂大门外面等工。他幸运地领到一个牌子：可以做一个星期工的牌子。他读过两年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这一个星期的工作是为机器编号，用毛笔沾上油漆，在纺织机器上一个个编写上号码。一个星期结束时，那位懂中文的日本工头（上海人叫“拿摩温”，是英语Number one的音译）翘起大拇指用上海话对父亲说：“好来西！好来西！”当即决定父亲留用，作长工。
什么手续都没办，什么表都没填，父亲从此就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从此奠定了他的子女成为“上海人”的基础。直到退休为止，他一直没有中断其在纺织行业的生涯。“我这一辈子没失过一天业。”这是他晚年最得意的一句话。
工作稳定了，一个月工资是八块大洋。当时他住在一个老师傅家里。师娘管做饭。他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师傅。这就有点馀钱可以支持苏北的两个弟弟了。想想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工资也就是一个月八块。东洋人对中国劳工实在不算刻薄，起码不比中国资方给中国劳工的待遇差。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父亲人极聪明，而且好学，工余还进过夜校。
一九五九年我进控江中学读高中，学校每个年级有一个班是侨生班。归国侨生都学英语。另外还有一个英语班、四个俄语班。我被安排到英语班，时常在家里念几个英文单词。他在一旁居然也能与我唱和几下。我惊讶地问：“你怎么也会英文？”他微笑着说：在工厂做工时，大学生办工人夜校，他去上过课。年轻时记性好，三十年了，竟一直没忘。
那些义务教员应当是美国教会办的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中共执政後改名上海机械学院，今称上海理工大学）的学生，因为该校和父亲的工厂在同一条军工路上，相距也就两公里。史载“在华各基督教大学中，沪江大学是最早开展社会工作的学校。一九一三年在杨树浦眉州路创设沪东公社……（一九二八年）刘湛恩就任校长后，沪东公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为工人区儿童创办幼儿园和中小学，还开办了医院和诊所，免费为周围工人及附近农民施医送药，受到社会的欢迎。”应该说，父亲是在沪江大学的工人夜校学习的。
父亲一直没有离开那家日资纱厂。後来，在同厂做工的父母结了婚。母亲是挡车工，整日在纺纱机旁穿行、接头，早已成为一名技术娴熟的工人。父亲是保全工，即从事机器维护修理的工作。仅凭两年私塾的文化底子，他竟然就掌握了拆卸、修理、安装的整套技术，成了技术骨干。
到一九三四年左右，父亲的工资已经长到十八块一个月。加上母亲的工资，小俩口的日子过得可以了。可是“人啊，欲壑难填”，这是他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他也难免。有一天，一位朋友找到父亲说，河南郑州的“豫丰纱厂”到上海招人。说像他那样的技术工人，到郑州一个月可以挣三十六元，是上海的一倍。他问父亲去不去？父亲马上说“去”。那时候，人们没有户口观念，不存在“放弃上海户口”一说。
◇ 他们离开了上海
史载，後被毛泽东称为“新兴商人派”的上海浦东人穆藕初一九一四年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後归国，在上海开办德大纱厂，一九一九年又集资在河南郑州开办了豫丰纱厂，其规模和设备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一九二五年，中共领导人王荷波、王若飞等曾领导该厂五千工人大罢工。郑州地处中原，内战时不管哪路军阀占领了郑州，都要住进豫丰纱厂吃大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後，长期亏损的工厂更难以维持，资产抵押给了美资洋行。一九三三年，资方拟宣告停产遣散工人。共产党遂领导工潮，工人罢工半年。国民政府派要员调解後于一九三四年初复工。
父母就是在这个时候到的郑州。挖角者说话兑现，豫丰纱厂付的工资真的是三十六块。
当时河南的省会是开封，郑州还很不开发。父母留下来的那个时期的惟一的照片上有父亲的题字“一九三五年在开封”，大概是特意从郑州去开封照的。
一九三七年，大哥出生。听父亲说，当时在郑州一元钱可以买到四只老母鸡，或者一百一十只鸡蛋。
不久，日本大举侵华。一九三八年二月，日机首次轰炸郑州，火车站、商业区死伤居民五百多人。这时豫丰纱厂已经因资金困难抵押给了中国银行，成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属下的国营工厂。政府决定将工厂搬到陪都重庆。工厂的机器都要火速拆卸。已成技术骨干的父亲是拆迁的主力。工厂的机器设备运到武汉後，父母在武汉暂时分手。母亲抱着大哥先行去重庆，父亲则负责押运机器乘木船溯江而上。木船在纤夫的川江号子声中缓缓而行。“纤夫唱得很好听”，他後来告诉我。船队化了八个月才从武汉到达重庆。我真後悔当时没向父亲问明白，是一拨一拨的纤夫轮换走了八个月，还是同一批纤夫拉了八个月。
“豫丰纱厂”迁到重庆市郊小龙坎土湾，称豫丰纺织公司重庆纱厂，一九三九年一月开始复工生产。史称该厂“对抗战时期大後方的穿衣问题贡献甚巨。”但是重庆常遭日机轰炸，一九四Ｏ年五月二十七日，日机九十九架分三批对重庆实施轰炸。其中第三批三十六架在小龙坎投弹。我家虽无恙，豫丰纱厂及附近街道、码头被炸，伤亡一百多人。为确保大後方的穿衣问题，在重庆北边的小城合川东津沱又建了合川支厂，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开工生产。我们一家迁到了合川。
顾名思义，合川是江流汇合之处。嘉陵江和渠江在这里迂折会合，形成一个半岛。半岛上为面积不足三平方公里的钓鱼山。山顶有块巨石俯瞰嘉陵江，传说有一巨神在此钓鱼，解救因天灾而遭受饥馑的合州百姓，因此被称作钓鱼山。山上有城名“钓鱼城”。
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合川这个地方。其实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件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公元一二五八年，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支大举侵略南宋。蒙哥亲率主力打入四川，却在合川受阻。蒙军总帅汪德臣攻打钓鱼城时被守军击毙。蒙哥大汗亲自出马，又被钓鱼城宋军火炮之矢石飞丸击中，数日後死去。正在攻打武昌的蒙哥的弟弟忽必烈闻讯，立即从中国撤兵，回蒙古争夺汗位。
这时，蒙古侵略军的铁蹄已踏遍欧亚大陆，波斯（今伊朗）已成蒙古帝国之一省，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已落入蒙古人之手。伊斯兰世界仅剩一支埃及的队伍。然正准备与埃及决战的蒙古统帅旭烈兀听到蒙哥大汗的死讯，立即率领蒙军主力东归，帮助哥哥忽必烈打内战。忽必烈倒是如意夺取汗位建立了包括中国领土在内的元帝国，留在叙利亚的蒙古军队却全军覆没。蒙古向欧洲、非洲的扩张就此被遏制。所以史称合川钓鱼城一役“击毙蒙哥大汗，迫使蒙古帝国军队从欧亚战场全面撤军”，是“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帝国向非洲扩张的不朽丰碑。”
蒙哥临死前曾留言，将来若攻下钓鱼城，必屠杀全体军民。但合川五县军民同心坚守，蒙古人就是打不下钓鱼城。直到一二七九年陆秀夫揹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南宋灭亡，元世祖忽必烈承诺不杀军民後，守军才开城投降。小小合川抗战三十六年，这是历史上的重要一笔。
在离钓鱼城西几公里处的东津沱，“豫丰纱厂”重新开工了。纺织机是一九三九年英国出产的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机器。工人由当地农民中招收。新工人也是工人，不是什么“农民工”。妈妈没念过书，但家中有个当私塾先生的哥哥，识得几个字，又跟爸爸学过一点文化，到合川後就当上了教练员。她原来是在前纺做挡车工的，专教刚上岗的女工如何做挡车工，工人都叫她老师。
父亲仍然管理机器，算技工，父母的新家在技工宿舍二十六号。这是极简易的平房，单层木结构瓦屋，墙面是竹片编成两面抹泥的墙，一个柱距就是一户人家。每家一厅一卧一厨。客厅兼餐厅里只有一个桌子几个凳子。中间的卧室里有两张床、一个柜子。白天卧室里太黑，为了省电，将屋顶瓦片拿掉几片换成玻璃，作成采光的天窗。厨房是用大锅台，烧木头。爸爸将包装机器用的废弃木板检回来用。家里没有厕所,技工宿舍边有个大茅房,是傍山坡建的二层木结构。据大哥说，大茅房很简陋,通风很好；男女各一半；每边在木板上开有几个大洞。他每次如厕最怕掉下去。因为下面就是大粪池，农民随时在下面舀粪。
因为有重要的豫丰纱厂，合川也没能避免日机的轰炸。纱厂在山脚开辟了几个防空洞，都是三米宽、二米多高的毛洞，没有任何装修，有的地方乾燥些,有的地方很潮湿。一听到空襲警报,大家就往防空洞跑。有时侯来不及了，就往农田里跑，总之要远离房子。史载一九四一年合川被轰炸三次。据大哥回忆：“我跑过三、四次。听说有一次，厂里几个工人贪图外边风凉，到了防空洞，也没进来。日本飞机一颗炸弹正好投在那洞口，这几个人都完了。”
後来妈妈这样对我回忆逃轰炸的情形：有一次警报响了，她赶紧抱起二哥，手拉大哥，沿着田埂跑。一不小心就会滑下田埂。“他才五岁，跑在田埂上，摔了一跤，一声不吭，爬起来再跑，一点没哭。”一次她和保姆、大哥、二哥到了避弹处，想起有个什么东西忘了拿，又一起回去拿。结果飞机来时已经来不及再跑到山脚，只得钻进家门前的烧饭用的杂木柴火堆躲起来。谁知炸弹偏偏落到了他们原先躲藏的地方。我们家命大，毫发无损。
太平洋战争爆发後，日军再无力量轰炸重庆。合川也就安全了。
爸爸和厂里的几个同事在厂边的东津坨合作经营了一个豆腐店。大哥回忆说：“六、七岁时爸爸曾带我去过豆腐店。每次去，豆腐店的人就盛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让我喝。大概也就喝过五六次。一场火灾将豆腐店全烧毁了，我去看过，太惨了，烧焦的木梁木柱东倒西歪，地上尽是破瓦片，烧焦的黄豆一包一包的。幸好一个人没伤到。”
後来，丁家第三个儿子出生，这就是我。因为我的到来，家里请了一个农村老妇帮忙。可是不幸，一次她去井边打水时摔下山坡，死了。父母替她买了棺材，送她到老家安葬。
我出生後不到九个月，日本就投降了。父亲发起全厂职员在厂部门口合影纪念。厂部建在小山坡上，大伙散立在十多级的台阶上，宽大的门洞上方悬挂着四个大字：“庆祝胜利”。2004年我访问该厂，在爸爸他们当年站立的台阶上也照了一张相。去之前大哥给我画了一张地图。按图索骥，避弹的防空洞还在，山顶的宝塔却不见了，不知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拆砖建了炼钢炉，还是毁于一九六六年的“破四旧”。我出生的技工宿舍二十六号已为楼房取代。
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派人去上海接收敌产，包括杨树浦那几间日资纱厂。厂里许多职员成了上海纺织厂的接收大员，爸爸是技工，也随厂长等人去了上海。母亲则领着我们三兄弟留在合川，直到一九四七年才与其他本厂眷属一起离开住了将近十年的四川，乘船沿江而下，到上海与父亲会合。後来听邻居说，在船上，才两岁多的我曾把一只鞋掉进了江里。
◇ 全家重做“上海人”
转了半个中国，丁家又到了上海。当时的杨树浦江边，都是大工厂。最高大的烟囱是美资杨树浦发电厂的。这是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发电厂北头是原属日本大阪东洋纺织株式会社的“裕丰纱厂”，南边是隶属于大日本纺织公司的“大康纱厂”。现在它们都是中国的国营工厂了。父亲随厂长到了“大康”。一九四九年中共进城，工厂被正式冠以“国营”二字。“裕丰纱厂”改名为“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厂”。後来这个厂子出了个叫王洪文的人物，七十年代当过一阵毛泽东的接班人，後来死在了监狱里。“大康纱厂”成了“国棉十二厂”。父母就在“十二棉”一直干到退休。而一九二七年父母开始其工人生涯的公大纱厂成了“国棉十九厂”。（留在重庆、合川的豫丰纱厂也都成了国营工厂；一九五三年在郑州原豫丰纱厂废墟上建了郑州国棉二厂。）
日本人在时，每间工厂都建了象模象样的住宅区，叫“工房”。偌大的杨浦区，多是“棚户”，只有各间日资纱厂建的职工宿舍区够格称为住宅区。这是杨浦区的一大特色。当然，日资工厂的住宅区是分等级的。大康有三处“工房”。“一工房”、“二工房”是中国工人住的，直到现在还是。房屋质量还行，不比五、六十年代建在郊区的“工人新村”差，但房间都不大，楼距也较小，环境不如“工人新村”。建于一九二七年的“三工房”是日本雇员的居住区。小区里都是前後带小花园的洋房，跨路东、路西两侧，分别由一座钢筋水泥的围墙圈起，围墙顶端插满了玻璃片，还有两尺高的铁丝网。围墙後是一条从东到西的小河。西宿舍是日本职员住的，屋里落地大窗带外廊，外墙贴满鹅卵石，长着爬山虎。到处是樱花树，有个大花园，花园旁有个“纪念碑”，还有一个幼稚园，一所小学，一个游泳池，一个足球场。东宿舍是日本技工住的，相对较简陋，但比“一工房”、“二工房”还是宽敞多了。
当时外边的人都叫它“白林寺”：东白林寺、西白林寺，很少人称“三工房”。爸爸说：一位叫白什么的比利时领事在墙外那条河里游泳时淹死了。说的人多了，白领事传来传去就成了“白林寺”。这似乎是个无从确定的传说。
东洋人走了，偌大的“三工房”整个腾空。父亲在东、西宿舍中挑选後，看中了东宿舍最北边的一排房子：六家，每一家都是一楼到三楼独门独户。从记事起，我有很多时间睡在三楼。日本人留下的“榻榻米”原是铺在地板上的，我们却一块块摞起，堆得两尺高，就是我的床。房子比当时大多数的民宅都现代化，有抽水马桶、煤气炉，日本人的木制澡桶也留下了，可以几个人坐在里面洗澡。
东白林寺除了我们家这一幢，都是二层的楼房，还有一大片空地。出身农家的爸爸妈妈率先在空地上开荒种地，种过鸡毛菜、青菜、莴笋、茄子、南瓜、萝卜、丝瓜、扁豆、豇豆等。我们家有个二齿钉扒，开出来的菜地最多。记得我七八岁时曾经躺在蚕豆地里吃生蚕豆。谁家种的我不知道，反正躺在地里谁也看不见。後来菜地上盖了房子，家里就在後门的小花园里种一点菜，但後来就只种花了。
爸爸在前院种了两颗梧桐树，长大後形成了浓密的树荫。夏天午後的阳光再也不能直射进对面的屠妈妈家，她称赞爸爸做了件大好事。
大哥从外面挖回两棵无主的桑树，种在後院的小花园里。几年後桑树长大了，其中一棵是母的，每年结桑葚。我们每年春天都要养蚕。从蚕种纸孵小蚕开始，直到成蚕上架吐丝结茧。市里很少有桑树，有一次来了个军人，对妈妈敬了个礼，然後说他们也养蚕，能不能给他一点桑叶。更多的是晚上来偷桑叶，弄得妈妈睡不好。她又怕人家摔下来，就去开导偷桑叶者，叫人下来。
西宿舍是日本人在杨浦区留下的住宅区中最好的一个，也是上海少有的美丽的花园住宅区。院墙内有一个圆形的大草坪，四周是剪得整整齐齐的矮灌木，有四个无门的入口。夏日晚上，许多大人孩子带着草席，铺在草地上，乘凉。女孩子们唱歌，看星星。草坪周围是极佳的散步之处。路的那一边是足球场。游泳池附近有一个花房（玻璃房），由一位花匠专门管理。有一天，他张贴了一个布告“今天晚上昙花开花”。晚饭过後全宿舍的大人小孩都拿着板凳围坐在那株昙花四周，围观罕见的“昙花一现”。看昙花时，宿舍门口摆小书摊的老先生特地去画画，大家觉得他真了不起。
五十年代的头几年，每当樱花开得正盛时，还留在上海的日本人总要到西宿舍去过一天节。他们在樱花树下歌舞、野餐，终日方散。我们孩子则到处看新鲜。有一次，日本人要离开上海，说是永远不回来了。他们在樱花树下开了个盛会。我们小学操场的旁边就是樱花树。校长向大家宣布，日本人带了不少糕点一类的食物，愿意送给我们中国孩子。操场两头划了两道相距三十米左右的平行线，一头摆满了一包包食物，我们在另一头线外等候，待哨声一起即向对面奔。随便取哪一包，但一人只能取一包。
其实食物很多，保证每人都能得到一包。但日本人认为平白奉送不妥，要你自己去“挣”到手。我得到的是一大包鸡蛋卷，带回家给妈妈看，吃了好几天。长大以後我才听说，我们那样“抢”，是有损我们国格的。
◇ 上海最边上的人家
我们的家可以说是当时上海最边上的一幢房子。几米外是一堵围墙。墙後就是那条传说“白领事”淹死的小河。推开二楼北边的窗子，可以看到河对岸的一片田畴，阡陌与沟渠纵横，粮田和菜地交错，间或有些农舍。田畴一直延展到极目处。从三楼往北看，一直到吴淞口都没有楼房。西北方极远处可见一个绿屋顶大厦，那是原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抗战胜利後国民政府欲将五角场一带开发成市政新区，仅完成了那一幢市政府大楼便匆匆撤离。从我记事时起，那绿屋顶的市政府大厦已是上海体育学院的一部分。
我家的左邻和右舍都是一起从四川到上海的。他们原本也都是“下江人”，单身去四川工作，在四川结婚生子。所以我们家左右两边的徐妈妈和胡妈妈都是四川人，斜对门的乐爸爸、乐妈妈好像一个是湖北、一个是四川人。宿舍里还有一些从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所以四川、湖南话是我们那个宿舍最流行的方言。我们那些人家是很奇怪的。父母往往乡音难改，而子女们多讲纯四川话。
可是在学校里不能讲四川话。我们学校是工厂的子弟小学，一工房、二工房、三工房的子弟都有。学校规定：“要说国语。”不知道是不是国民政府时代留下的传统，每天上午上了两节课後，工友就推着豆浆车到每一间教室的门口分发豆浆。每人一个搪瓷杯，上面有油漆号码，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在杯子里，各人按号码领自己的杯子喝掉。
我们自以为是城里人，把河对岸一概称做“乡下”。妈妈是做三班的，有时下午就回来了。每当找不到我，然後发现我悄悄回了家，总是用她的乡音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我则总是用四川话回答他：“到乡下去了。”她明白，我说的“乡下”就是河对过。我到小河那边的田埂、田沟闲耍，捞蝌蚪、捉小鱼虾去了。要不就看农民在田里耕作，舀田沟的水浇青菜或者往菜根处浇稀释了的粪尿。青菜就是青菜，不像在海外特意叫它“上海菜”。春天，我随大孩子们到田埂上挖过马齿苋和荠菜。“马齿苋晾乾後和红烧肉一起烧特别香。”这是大哥的回忆。我後来读到辛弃疾的诗句“陌上柔桑破嫩芽”、“春在溪头荠菜花”，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家後面的“乡下”就是这样的。
小河对岸大约百米处有一户农家，每到过年时就兼作舂米的小生意。有一次，妈妈带我去舂米。我们把浸泡好了的大米和糯米扛到那农户家里，放一点到石臼里，那农民用脚踏另一头系着石球的舂杆，然後松脚，石球便砸进石臼。米粒渐渐成了米粉，我们再揹回家，就可以做糰子、发糕了。那时没有冰箱，妈妈把年糕浸泡在冷水里，可以保存整个正月。
这条十来米宽的小河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界线。河那边有个周落村，人家没几户，却有一座庙。一个姓陆的同学家没有房子，全家住在这庙里。小学毕业时，我和左右邻居三人到他家，也就是庙里玩。不知谁说抽签吧，大家就都抽。三个签都不怎么样。一位几天後就得猩红热进了医院。他出院那天我去隔壁看望他，结果当天晚上就嗓子疼，第二天早上到医院一查，猩红热，马上隔离。妈妈雇了一辆三轮车，在细雨中把我送到了传染病医院。另一个抽签者没得病，可是考取的中学很差，而且第一年就留了级。三个抽签的小学生都没得好。
对岸沿河有一条石板路，一直通到引翔港。路两旁住了许多安徽人。他们和我的父母一样，早年从农村到上海做工，就此没再回乡。安徽话好像是那里的通用语。
河那边是“乡下”，河这边就是“上海”了。一点过渡都没有。
不过我们并不自称是上海人。对我们来说，“上海”专指外滩、南京路、黄浦区一带。我们那里不算“上海”。
一九四九年中共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驻扎在我们宿舍里的国军在离我家後门七八米远的钢筋水泥围墙上等距离地凿开了一个个八寸左右的射击孔。父亲问几个当兵的：“如果共军来了你们就在这儿打呀？”他们说：“不会等看见。如果共军打到吴淞，我们肯定都撤了。”爸爸看这情况，决定“逃难到上海去”。大哥回忆说：“爸爸看我们家这儿很不安全，于是咬了咬牙，和本宿舍的刘三民家合伙两家十二口人合租了西藏路东方饭店（後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门口有铭牌，历史建筑）五层的一个客房。他认为市中心总安全吧。大人睡床上，小孩全睡木地板上。为了防止流弹打进来伤人，我们将棉被挂在窗户上。记得西藏路解放那天早上，我把盖住窗户的棉被掀开一点缝，我看了很久：起初街上一个人没有，有一辆国民党军的坦克从西向东开过去，不到半个小时，那辆坦克又开回来了，坦克上蹲着一个穿黄军装、左臂扎根红布带的军人。又过了半个小时，马路上就陆续出现了人影。後来我听大人说，我们这儿“解放”了。”
当时我才四岁半，这次逃难是我今生最早的记忆：我们住在上海了。我记得我们两家住在一个旅馆房间里，我们两三个小一点的孩子高兴得在床上乱蹦。往窗外下面看，看不清什么。我也什么都不懂，就知道“他们”到上海来了。
後来有一次爸爸和妹妹到上海去，爸爸指着第一百货商店近旁的一家饭店告诉妹妹，那就是全家“逃难到上海”住的饭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那里的人如果要到南京路、外滩那些地方去，就说“到上海去”。“你到哪里去？”“我到上海去。”“他到上海去了。”宿舍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四川话。
◇ 差点成为“地主资本家”
一九四八年左右，不懂政治的父母竟在共产党打来的前夕拿出大部分积蓄，在乡下买了二十亩地。几个月後共产党来了，说我家是地主，要斗争分田。这道理普通人是弄不懂的。自由买卖，钱可以用来买房，也可以买地。何以买了房无事，买了地就要充公？充公不算，还要斗，还要枪毙。分地还好说，斗争起来怎么得了。幸亏父亲的堂弟是乡里共产党的小负责人，写了个证明，说那二十亩地是买来分给他的几个叔叔，即我的二爹、三爹、四爹的。这也是实话。父亲是孝子，四爹独身无子嗣，正指望分给他的几亩地养老呢。
地是被充公了，但万幸我家没当上地主。
也万幸，父亲没当上资本家。
共产党来到上海之前不久，父亲与几位朋友合股开办了一家小工厂。以後多半是要被扣上资本家帽子的。我猜是姨妈帮了我家大忙。不是批条子写证明那种忙，而是使父亲迷途知返，破财消了灾。
妈妈是三姐妹中的老二，姨妈是大姐。妈妈离开上海十三年，她一直在上海。不知何时加入了中共。他们地下党在闸北的棚户区买了个简陋的房子，给姨娘（妈妈的妹妹）一家住，实际是中共的地下交通站。直到有人问我表姐家里来的是些什么人，这个交通站才取消。不过姨娘家一直还住在那里。每到过年时我们三家互相拜年，我去过几次。在共和新路民立路，是用毛竹、竹蔑、苇席、油毡搭起来的。中间加了一层，有木梯爬上去，算二楼。在上海那实在就是穷人居住的棚户了。
一九四八年左右当局在上海缉捕中共地下党员时，姨妈与她的同志曾持枪在我家阁楼上躲过一阵，待风声缓後才转移去苏北的中共“解放区”。姨妈和妈妈都说过，地下党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大都先在我家躲一阵，然後转移到苏北。中共地下党真聪明，我们院子里就驻扎着国军，躲在我家实在安全。後来姨妈他们随中共的队伍回到上海，姨妈的那个同志好象是上海总工会的要人，文化不高的姨妈起先在市军管会，後来在国棉三十一厂当军代表、人事处长。她的家就在一九二七年她们三姐妹开始其工人生涯的公大纱厂的工房里。住的是原日本经理、後来国民政府时代厂长的花园洋房，是工房里最好的一幢。姨夫原是军人，在淮海战役里眼睛受了伤。可能姨妈、姨夫的级别不够高，或者干部太多，一幢洋房三家人合住，并不比我家宽敞多少。
虽未得证实，我还是相信，在这么个革命姨妈的影响下，父亲认识到新社会开始了，万不可当再当资本家。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就主动将股票交给政府，与那间工厂脱离了关系。（直到八九十年代，二哥还说过“那间工厂还在呢。”）
总之，这是一件大善事。如果父亲是“地主兼资本家”，我们几个孩子就都是“黑五类”了。共产党是讲阶级出身的，若我是“地主兼资本家”的儿子，人生轨迹将会完全不同，哪里还会从事什么“核事业”、什么“××工程”！
从一九二七年到四九年二十二年间，父亲从月薪八元的“农民工”，成为月薪一百八的“技师”，又买地又投资买股票。所以後来一位大学同学对我开玩笑说：“你父亲是个工贼。”她的父母都是三十年代清华“进步学生”的头领。中共进北京後一个在北京市当局长，一个在教育部当司长。不过，没幸福几年父母亲就都被打成右派，成了“黑五类”。所以，对比我家，她认为我也应当属于“地富反坏右”的子女。
共产党建立新社会，但照顾旧社会过来的人，给他们“保留工资”。父亲也蒙受“保留”照顾。但月薪一百八太高，请自愿减薪。于是自愿降到一百四十元。从此时到他退休，一直“保留”了二十二年，原封不动，还是一百四。这真是“史无前例”的事。
不过父亲的地位倒是高了。近万人的大厂，他是掌管机器维修的保全科长，後来又学习制图，成了工程师。
回到上海後，妈妈没去工作。她想在家一心照顾好子女。但一九五三年纺织工业发展，妈妈被请回去教新工人挡车、接头。工人都叫她老师。挡车工很辛苦，每人每天围绕着细纱机要走几十里路。後来妈妈得了关节炎，厂里让她学习医务知识，当了女工保健员。妈妈工作特细心，对她所管辖的二、三百位女工，她都要能认识，姓名、年龄、住址、身体状况，她都要记住。每次发女工保健品，她都要一个一个发到她们手里。有时她忙不过来，就会让大哥帮她抄抄写写。
◇ “打老虎”
我八岁时，到处都“打老虎”。
後来研究历史我才知道，那时毛泽东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对象是干部，“五反”则针对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坐在中南海闭门造车，预言“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必定有大批的贪汙犯”，“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至数万贪汙犯”。他下达一个又一个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并屡屡发出“增加打虎预算”的指示。“打老虎”右倾者被撤职查办，甚至自己变成“右倾老虎”，各级干部愈打愈疯狂，制造了无数的冤案。上海市在“三反”中有五百馀人自杀，“五反”中自杀数过千。
父亲也成了“大老虎”。严格说来，他也算是个国民党员。当年在重庆有人行骗，说“想加入工会就交六元钱”。他交了钱，以为加入了工会，可拿到手的却是国民党党证。那骗子後来又到别处行骗，被人打死了。这事倒不大。问题是带队从重庆到上海接收日本人工厂的厂长跑到台湾去了，他也属于“接收大员”。邻舍也从四川来的张大荣首先被揪了出来。因为他的兄弟是国军飞行员，到台湾去了。但他东交待西交待，弄得好多人都跟着遭殃。父亲也变做“老虎”，被“打”了。
被当作“老虎”打是很惨的。只是我当时还小，不明白事理。一天半夜，我被叫醒，与两个哥哥一起，坐在床上听半文盲的妈妈哭诉：厂里在斗爸爸。爸爸要被抓走了，可是妈妈要我们三兄弟记住：“爸爸是一个好人……”。我只记得爸爸坐在一边，什么话也没有说。
不知为什么，直到“老虎”打完了，爸爸也没被抓走，稀里糊涂地就没事了。政治似乎又远离了这个老百姓的家。
◇ 严父慈母
一九五四年春节，父母带我们四兄弟和妹妹回了一趟东台老家。那是爷爷——我们叫爹爹的家，也是叔叔的家。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大哭：在奶奶的坟头。奶奶的坟就在爹爹家屋後二十米处。奶奶去世时父亲才十几岁，一个人盲流到上海，近三十年後带回来这么一大家子。
过完年，到泰县妈妈老家去。爹爹家紧挨着一条河。在河边婶婶洗衣、淘米处，我们全家挤上了一条小船。船主摇橹，“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摇了一整天，除了二哥，我们几个都呕吐了。天黑了才到妈妈老家，踏上岸就是。那不是外婆家，是舅舅的家。妈妈到上海去之前，外公外婆就已经去世了。老家只有个舅舅。
舅舅袁金凯曾经是私塾先生，因为是中共老党员，在县政府任财粮委员。我们去的第二天，舅舅的女儿出嫁。我第一次知道姑娘出嫁会哭得那么伤心。舅舅後来带领民工修河染了病。为看病到上海，在我们家住过很长时间。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春节时曾写了很多春联拿去卖。他回到姜堰後，听说没过多少年就去世了。他的孩子与上海的三个姑姑家渐渐失去了来往。
妈妈是个热心人。有一年苏北发大水，很多人到上海讨饭。我清楚地记得，正在洗衣服的妈妈看到说话带乡音的妇人挎着竹篮子走近我们家门口，忙喊我“快去，把饭锅拿来。”她将剩饭连锅巴都一起倒进了那个篮子。有一次安徽人来乞讨，妈妈翻出一些旧衣服给了他们。
父母都属工作勤奋积极的那种人。“三八红旗手”一类的奖状，妈妈没少领，早就加入了共产党。父亲与人合资开过工厂，有剥削思想，所以入不了党。
妈妈在厂医务所当保健员，要做三班，因为她为之服务的工人也是三班倒。她可以替病人开开常用药的方子。有时她白天要去工人家里访问病号，回家只睡一会儿又要去上夜班。
我下午放学，有时妈妈在家，会给我五分钱，让我到宿舍门口的小摊上买一碗油豆腐线粉汤，吃了再回家做功课。
妈妈的手巧，包粽子时，如果粽叶新鲜，有长长的叶尖，妈妈就将叶尖穿过缝被子的大针的针眼，用针穿透粽子，像纳鞋底似的使劲一拽，粽子就被粽叶捆结实了，不需要绳子。烧熟後只需将叶尖穿过粽子拽出来，就可以吃了。
爸爸的手也巧，我们家补衣服、特别是补袜子这样的事，往往都是他的。他补的袜子，针脚很密实。
上海的夏天是很热的。我们家有一个大台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爸爸觉得厂里的办公室都没有电扇，而我们家却有，有点特殊化，便搬到厂里送给办公室用了。他买过两次自行车，一辆是紫红色，他觉得不妥，赶紧卖掉。买了一辆黑色的，骑了没多久，又觉得骑车不安全，又卖掉了。从此爸爸妈妈每天都是走着上下班，一直走到退休。
住在上海，每天买菜是一件最辛苦的事。因为妈妈长期做三班，买菜往往由爸爸包了。每天天不亮他就悄悄起床去菜市场排队买菜。荤菜、蔬菜、豆制品，如果都想要就得排三个队。没有三个人，爸爸会用破篮子、破砖头作替代物。这得跟别人搞好关系，跟卖菜的说好话。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天天如此。要是早上六点才去，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要是过节或请人吃饭，那就得几个人去买。这时我就倒霉了。黑咕隆咚地，大概只有三四点钟，我被叫着从被窝里爬起来，去参加排队。一般是六点才开始卖，这样我还可以坐小板凳上打一阵瞌睡。
我们家有个帮佣，我们喊她“张妈”。她从苏北来，丈夫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连长，不知道有罪没罪，反正被镇压了。她没子女，一个人到上海来。她在我家多年，後来要嫁人走了。妈妈劝他别走时，我正在旁边看书。如今我只记得一句：“老了，我们养你。”我不由自主地在报纸的空白处写下这六个字：“老了，我们养你。”她还是走了。丈夫是个老头，在宁武路上摆烟摊。我多次路过，有时碰见送饭的张妈，会交谈几句，但从未与那老人说过话。他从来不吆喝，不说话。我猜想说不定在旧社会他曾经是个有文化的、甚至有地位的什么人。後来家里又来了一个苏北的“张妈”，记得我曾与她有个大辩论：我说大跃进了，粮食亩产千斤、棉花亩产百斤，她一边洗衣服一边斥我“瞎讲”，我则坚称那是老师说的，不会错。
我们家曾经是街道里的“五好家庭”。事迹是：家庭和睦。我们从来没见过父母吵架。妈妈说：“看人要多看好的地方，不和别人计较。”所以我家没有婆媳矛盾。二嫂对妹妹说过：“我对阿拉姆妈是一点话都没有好讲的，这样的婆婆不大有。”
丁家几个儿女也都不错。对我的学习，妈妈一向放任不管。学习上我不需要大人操心，但也没得过奖。妹妹念初中时，妈妈去参加她的家长会，班主任在会上说，教了二十几年的书没有碰到过妹妹这样好的学生，门门功课都优秀。妈妈觉得无限荣光，奖给了妹妹五块钱。
我小时候贪玩，功课一做完就出门，不归家。差不多每天都在西宿舍球场踢球。我们组织了一个“海魂”足球队，每人印制了一件球队的汗衫，我是“海魂3号”。我们还在一工房的球场上与在上海港卸货的某国远洋轮的水手赛过一场。
游泳池在小学的教室旁边。夏天有季票卖。买了季票，每天从早到晚都可以泡在游泳池里。爸爸本来不同意给我买季票，班主任徐老师到家里跟他谈话後，他就同意了。从此一到夏天，游泳池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下雨天我们也游。在游泳池当救生员的都是宿舍里的大哥哥们。我後来在大学勉为游泳队成员，就是因为宿舍里有个游泳池。
我家严父慈母。我挨父亲训斥是常事。每当父亲训我，母亲都不帮腔。她一声不吭，绝不火上加油。但也绝对不护我。
父亲管子很严。有一次大哥一伙人在三楼打麻将，被他发现，当场推开北边的窗子朝外扔。许多牌被扔出了围墙。事後大哥悄悄地领我们到墙外去捡，可是没捡着几个，因为多数掉进河里了。
对我，父亲只管一条，不许看“闲书”。小人书属于闲书，我看了很多一分钱租一本的小人书。摆小人书摊的原本是文化人，他不仅能速写“昙花一现”，还能画小人书。我看过他自己用毛笔画的小人书。不知什么历史原因使得他流落在街头，惨澹经营小书摊。
小人书可以租回家。可是父亲在家我就看不成，只好打邻居家的主意。谁家的门没关严，漏出一道光，我就溜到那家门外，借光看书。我的高度近视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这是左邻右舍都知道的秘密，唯独我爸爸不知道。
◇ 我不再是“上海人”
一九六二年考大学前，妈妈只问了我一句“你考哪个学校？”我说“清华”。清华她知道，因为大哥已经在那里了，至于报考什么系，她就不问了。我也没有说，因为“核物理”是什么她肯定不明白。
高考第一天回来，发高烧。妈妈送我去医院打青霉素，又过敏，输液抢救折腾到天亮才回家。妈妈问：“今天考试还去不去啦？”我说：“去。”考场很远，在五角场的同济大学。“那就坐三轮车去吧”，妈妈说。
真的考上了。我们中学有三个同学被清华录取。爸爸领我去派出所转户口，户籍警看了看录取通知，说“啊，清华大学。”爸爸说：“我家已经有一个在清华了。”
户口一销，我就不是“上海人”了。我成了远走高飞的鸟儿，从此只能回上海做客了。
◇ 搞文化革命了*
我进大学後，父母亲自然希望下面两个子女也都能进大学。一九六六年，妹妹即将从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她通过了英文笔试、口试，被挑选去欧洲留学，已经通知了父母。预订七月初到北京报到，然後才知道去哪个国家。可是，六月份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打乱了一切。父母的希望终于破灭。
搞文化革命了，凡有点来历、与各种“分子”有点瓜葛的人家都被抄。我们这种人家应该不会有人来抄，可是母亲庸人自扰，自己革了自己的命。家里有个一尺多高的磁观音，砸了。日本投降时豫丰纱厂职员“庆祝胜利”的大幅合影一直挂在家里。“这是我组织照的。”有一次，父亲自豪地指着这幅照片说。可惜，照片里有中华民国的国旗，妈妈怕惹祸，也将它烧了。
家中挂的另一张大相片是爸爸四十周岁时照的，也烧了，因为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属“四旧”。爹爹有一次对我说，奶奶长得很漂亮。这我相信。因为父亲年轻时长相也很出众，有的人到我家见到他的相片，说不亚于某电影演员。这张相片没有底片，母亲也擅自烧了它，父亲不愉快了很长时间。这样，父亲当年的摸样就只能留存在我们的心底里了。
父亲自己也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吓晕了。他存有几百块人称“袁大头”的银元，怕被抄家者搜去，想暂存到比我家还无产阶级的姨妈那里。他拎着一袋银元上了三轮车，不幸半途下起雨来，下车时只顾雨，忘了银元们。到得姨妈家才想起来。也罢，权当抄家抄走了吧。同别的许多人家相比，我们家的损失真如林副主席所说“最小最小最小”。
◇ “打倒三开分子”
文革初期的乱斗、抄家风过後，父母这种不问政治的人又安稳了一阵。弟弟也参军到北海舰队去了。但是，到了一九六八年，毛泽东要“清理阶级队伍”了，不管过去是否“清理”过，都要再来一遍。
“打老虎”时的清理不算，这回要从来过。那情形与当年“打老虎”没什么不同，只是头衔变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北京）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于是，全国的“三开分子”都被揪了出来。总之，父亲入了“三开”：日本人在时你吃得开，国民党在时你吃得开，共产党来了你还吃得开！这种人还能不打倒？
其实，在日本人的工厂里，父亲是个工人，哪里“吃得开”！只是因为抗战，他才吃了那么一点开。充其量也就是个“二开干部”罢。但是贴在厂门口的标语写的是“打倒三开分子丁ｘｘ！”
与一九五二年“打老虎”的情况不同的是，毛主席有塑像了。所以，不论何类分子，都多了一个“打老虎”时没有的新节目：在塑像前向老人家请罪。父亲每天的任务是扫地半天，在工厂大门内的塑像前请半天罪。毛主席看不到、听不见，不过是展览给全厂上万号人看罢了。
二哥写信到北京报告父亲被“揪出”的消息。我进城与在第五机械工业部工作的大哥商量後，决定给二哥回信，要他明白无疑地面告父亲：“千万不能自杀。”後来二哥告诉我们，父亲说他完全明白这一点，人一死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父亲没有自杀，却还是顶不住了。他接受了工厂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同意在次日全厂“宽严大会”上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然後荣获“坦白从宽”。而西宿舍的朱工程师将在同一个大会上被宣布“从严处理”。他回到家，将此交易告诉了妹妹。妹妹听了，马上批评他：没有的事情怎么能够乱说！不该承认，不该乱说。他觉得还是女儿讲得对，次日到大会上，面对几千人，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国民党特务。”
他翻供後，当局倒未按照“抗拒从严”的原则处理他，只是强迫他退休了事。一桩“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假案就那么不了了之了。
◇ 泰州十年
妈妈退休後，在街道里当义务卫生员。替人看看小毛小病、打针什么的。後来又在居委会里干点什么。要出黑板报，她文化不高，便抓子女的差。我回沪探亲时见过有人到家里来，请她调解家庭纠纷。总之，她还挺忙。开始时，她是丁妈妈，後来就变成丁奶奶了。
父亲退休後也闲不下来。“我不能等死啊。”他对我说。那时江浙各地乡镇企业均在上海挖退休的技术力量，泰州地毯厂听说有这么一位工程师退休在家，找到他，表示诚意聘用。于是父亲在晚年回到苏北，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单身生活，也算是为他家乡的建设作了十年贡献。後来他又帮助东台在安丰镇建了一间工厂。
七十年代我曾独自访问东台老家，并转道到泰州探望过父亲。父亲向我介绍了这家专织出口地毯的工厂的整个生产流程。他说织地毯和织布有相似之处，机器设备也大同小异，所以他还有用武之地。他指导工人将所有的机器都拆掉，重新安装一遍，改进了生产。看到工厂上下对父亲的尊重，我十分欣慰。
妹妹也到泰州去看望过父亲。父亲对她说：“十二厂把我当根草；泰州地毯厂将我当作宝。”那里的人们非常尊敬这位“丁工”。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工厂给他单烧小灶。不过，这也有坏处，地毯厂隔壁是杀猪场，人们包括父亲自己都不懂得什么是“健康食品”，烧菜用的是猪油。
父亲从来不吃牛肉。他认为人役使牛耕田，牛辛苦一辈子，最後耕不动了还要被吃掉，太残忍。他不吃动物内脏，这倒是有益健康的习惯。退休前他从来没有看过医生。在工厂二十年，医务室里连病历都没有一张。杨浦区健康普查时他曾经是“健康老人”之一。可惜泰州的十年猪油积累下来，使他得了心血管病。他没能高寿，八十二岁就去世了。
◇ 国民党回来了
文化革命结束後，我离开从事了近十年的科技工作，进入科学院研究生院。一九八Ｏ年春，科学院的导师到美国访问，帮我联系了一家大学读博士。奖学金办妥後，赴美的机票一时没有着落，我曾问父亲能不能帮我解决。他一口允承，说：“过去想去还去不成呢。”
一九八四年我还在纽约读研究生，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过一则小消息，说抗战胜利後带领父亲从四川到上海接收大康纱厂的厂长从台湾回大陆访问。我後来问母亲，她说：“来过了，张大荣的兄弟也回来过了。”
我们称之为二爷的张大荣，一九五二年曾因为兄弟是国军的飞行员而在“打老虎”时头一个被揪出来斗。现在二爷的兄弟也能够回上海探亲了。期间母亲设家宴请他吃了一顿饭，二哥下厨做的饭菜。席间，他告诉母亲，一九五Ｏ年“二•六轰炸”，十几架飞机中有他一个。他对我母亲说，他们的任务是炸毁杨树浦发电厂。他知道发电厂旁边就是大康纱厂，仅隔一条十米宽的马路。他的亲友都在大康。“上面的命令要执行，只好乱投。”也许是这样，要不然杨浦发电厂不会那么快就恢复生产的。
◇ 父母葬在了苏州东山
一九八二年我回过一次国，父亲公务在身，没多少天就匆匆回泰州了。以後父亲完全退休回到了上海。但多年我没有回去。他去世前数日，我打电话去，问“在做什么呢？”“在看亚运会”，他说。不曾想，这竟是我与父亲天人永隔前的最後一次交谈。
父亲去世之前没将墓地选在苏北老家，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奶奶的坟已经不在了。一九五八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私人家的坟地、场院一律被无代价收归公社所有。毛泽东又说不应让死人占活人的地，倡议平坟，全国到处铲平坟地，连周恩来都赶紧平了其父母的坟，我奶奶的坟焉能幸免？丁氏已无一块土地，归葬何处？
将墓地选定在风景美丽，安静如世外桃源的苏州东山後，父亲高兴地说：“以後有地方住了。”
父亲生前最喜欢听京剧和评弹。家里有个留声机，有不少京剧老唱片。我的爱听京剧就是那些老唱片培养的。父亲爱听京剧不奇怪，而爱听评弹就不好理解了。妹妹曾问他：“你怎么会喜欢评弹呢？”他说：“清爽，好听。”不过他的长眠之地选在评弹之乡纯系巧合，墓地是妹夫的姐夫帮助办的，他刚好是苏州东山人。
我们丁家这支人原本出自苏州一带。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个朋友，妈妈也姓丁，就是苏州东山人。我们江北东台丁氏若寻根溯源，不知会不会寻到江南苏州东山？
二ＯＯ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Memorial Day —“追思节”
原载网刊《民间历史》
陆小宝: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清华校友编辑了一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的书，我在一次次翻阅这本书稿时，感到有些兴奋，又有点沉重。这本书里记录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而这段历史是我们亲身参加了的。我们见证了这段历史，我们经历了这段历史，我们改变了这段历史。这是记录在历史书上的“我们自己的历史”。
也许有人会认为，翻阅“我们自己的历史”是别有趣味的一件事。老同学们“一壶浊酒喜相逢”，几多文革事，俱付笑谈中。但是，我心里沉甸甸的，实在有点笑谈不起来。对这段“我们自己的历史”，我常常感到不堪回首，不敢回首，甚至有点羞于回首。眼前这本书把我们当年经历的事情一件件、一天天地陈列了出来。不管它们是多么的庄严而荒谬、多么的虔诚而幼稚、多么的疯狂而惨烈，无可否认，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当时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这本书在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历史，需要我们这些亲历者鼓起勇气，去认真地直面。
直面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回顾、解读和反思清华的文革历史，对研究中国的文革历史真相，和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有着重要的意义。
◇ 清华文革是研究中国文革史不可缺少的样本
当年有人说，清华大学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橱窗和样本，可见清华大学在中国文革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外文革史专家将清华文革作为研究的重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有扎实依据的资料，现在流行的不少关于清华文革的文章是失真的。为了举例，我在网上游走，随手抓了两篇文章，都是讲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
第一篇文章，题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变态整人记》，其中涉及清华大学的内容不少，其开头是这样写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捋了毛的虎须。面对临头大祸，王光美没有像有的夫人那样劝丈夫向毛磕头请罪，反而与丈夫配合默契，协助丈夫巩固地位，使毛难以对他下手。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学校挑起暴力时，刘想制止混乱，派“工作组”进校管理。王光美成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
另一篇是一个电视台的专访节目，题目叫《水木清华九十年——大革文化命》，是采访吴晗外甥女的。主持人叫陈晓楠，其中一段，她说道：“１９６７年，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分裂，分化出贾春旺的‘清华四一四井冈山兵团’。１９６８年，蒯大富指挥井冈山兵团，掀起‘百日大武斗’，把贾春旺分割围困在清华各个建筑之中，致使武斗剧烈升级。蒯大富没有想到，这时他作茧自缚，迅速滑向毁灭的边缘。”
相信所有参加过文革的清华学生一眼就可看出，这些文章的作者对清华文革的历史实在是知之太少。可是他们却能说得如此有根有梢，有名有姓，似是而非，而又义正词严。遗憾的是，在现在的媒体上，类似这样的现象实在太多了。
这次《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清华文革公开资料不足的缺口，为深入研究清华文革史铺设了坚实的路基。清华大学是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橱窗和样本，而这本《大事日志》提供了这个研究样本的原生态的记录资料，虽然它不够完整，还不够深入，但在现有的条件下，以它为线索，还可以再引发出更多的资料，更多的回忆，将清华文革乃至全国的文革研究进一步扩展开来，深入下去。
我们说，清华文革是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不可缺少的样本，一个重要原因，清华大学是当时中央高层各种力量相互争夺的制高点，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刘少奇，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谢富治，江青、王光美、张春桥，到薄一波、贺龙、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几乎所有文革“中央首长”统统在清华文革的历史剧中充当过角色。清华学生中还有众多高干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李井泉儿子李黎风、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等等，在文革初期非常活跃。所以，清华文革也是观察中央最高层内部动态的窥视口。离开清华大学，中国文革的许多事情就无法说得清楚。
众所周知，文化革命的最重大的政治斗争就是毛泽东发起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打倒了刘少奇。王光美是清华文革工作组的幕后主使者，清华大学就成了毛泽东袭击刘少奇的触发点。现在许多文革研究者似乎认为，派工作组是毛泽东罗织刘少奇罪名的一个口实，刘少奇则是一个无辜入罪的受害者。仔细阅读清华文革《大事日志》的话，你可以看到，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刘少奇一方也进行了种种的抵抗、反攻和挣扎，而这些反抗行动大都是接过毛泽东文革的口号，顺其势将运动推到更荒谬的极端，力图将斗争的矛头引向下层干部和底层百姓，从而把文革运动搞得更加扩大、更加污黑、更加残暴。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记录了刘少奇所派工作组在清华大学主要活动的全过程。在王光美的直接指使下，工作组先是抛出蒋南翔，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清华党政干部打成黑帮，接着又在反蒯斗争中将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残酷斗争，逼出了几条人命。工作组依靠的核心对象是高干子女，打倒的是众多无辜的干部和学生群众。不管毛泽东的动机如何，刘少奇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早就不得人心，当时清华大多数同学对王光美的反感程度，同文革后期对江青的反感程度，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这本《大事日志》中，附有刘涛的揭发材料，和王光美给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写的书面检查，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史料。特别是王光美在检查中承认，她“具体地组织和领导”了“转移了斗争大方向，造成了学生斗学生的严重错误”的反蒯斗争。在这份检查中，她并没有太多给自己上纲，而是一件一件地就事论事，应该说基本上反映了事实。
这本《大事日志》基本上是按天记事，但也有几天格外详细，精确到按小时记事。正是这几天，是清华文革史中的重点。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就是按小时记事的一天。
这一天，许多清华人认为，应列为校耻记念日。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就是在这一天被推倒的。当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刚开始外传，清华校园中出现了一批反对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中有不少其实是干部子女们自己写的，或者一些学生们看着这些高干子弟们的言行，猜测着毛泽东的意图写的。在中央高层某人的示意下，几位高干部子女策划、调动了１２座中学的２０００多红卫兵进校镇压。他们的镇压，是借用“破四旧”和“打黑帮”的名义而进行的。他们制造红色恐怖，推毁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对强迫劳动的清华党政干部“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进行毒打，场面极为凄厉吓人。这本大事日志真实地记下了这一史实。解剖这一个典型，对全国文革前期红卫兵运动中那些“破四旧”、“揪黑帮”、“打黑五类”、抄家、打人等种种暴行的真相和实质含意，也就可以看得更加明白了。
◇ 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是文革大折腾的思想根源
这本书还翔实地记录了清华文革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从发起、成长、壮大、分化，内哄、武斗直到同归于尽的全过程。文化革命的一个重大特征是“运动群众”巨手操纵下的“群众运动”，这本书提供的清华井冈山团派和四一四派的群众组织的研究样本，十分珍贵。说它珍贵，有两个原因：其一，清华的群众组织受到中央高层的直接操控和影响，分析清华群众运动可以明显看出背后“运动群众”的官方痕迹；其二，清华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其群众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清华学生，他们被认为是当时社会的精英。清华两派制造了不少派性观点和派性理论。这些派性观点和派性理论，大多是从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引伸出来的，其显著特征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分析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产生的原因和重大危害，可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总结文革教训，进一步将文革的研究引向深入。
如果说，权力之争是文化革命的实质的话，那末，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则是它的思想支柱。在中央是这样，在基层也是这样。在目前的文革研究中，人们往往将比较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对高层权力之争和对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揭示的工作上，而对文革中思维方式的特点和危害性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清华两派争论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本《大事日志》，一次次记下某省某省成立了革委会的消息，并非闲笔。仔细分析后可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单位成立革委会，清华两派的斗争也随着急速升级。蒯大富尽管在全国是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在清华校内却始终搞不掂一个四一四，成立不了革委会。这是他最大的心病。为了建立他的“红色政权”，他下的赌本也越来越大。
清华两派争论的内容，是各趋极端的思想观点。文革中外校许多人都爱到清华来看大字报，说是清华才子多，大字报水平高。确实，清华的大字报诗词对联，五彩纷呈，更重要的是两派都有一批核心战斗组，经常制造出一批批的理论文章来。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理论中真正有创见性的思想并不多，基本上是被时行的报刊社论和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牵着鼻子走。团派和四一四在思想观点上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两派各执一端，你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你引你的毛泽东语录，我引我的毛泽东语录。为了证明对方荒谬，团派攻击四一四是“复辟”，四一四攻击团派是“大翻个”。奇怪的是，为了旗帜鲜明，两派笔杆子都索性认下了对方给自己演绎到极端的观点：你说我要复辟，我就正是要复辟；你说我是大翻个，我就正是要大翻个。就这样，双方观点越来越极端，双方的情绪越来越对立。
当然并不是说，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派之间的一切争论，都是毫无意义。事实上，四一四和团派在干部问题上一场大辩论，“理论含量”且深且广，对１７年的评价、文革中的极左行为，以及文革后中国往何处去，等等，都可以打包到干部问题中来辩论。干部问题的辩论，说到头，是对文革本身的辩论，也可以说，这是清华部分造反派对文革提出了最早的反思。这样的反思，不能完全否定。
但是，事实证明，两派的思想都不能说是正确的。文革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既不是“复辟”完全回到十七年，也不是“大翻个”完全否定十七年。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理论，只要一极端化，必定是谬误，必定是罪恶。因为这种极端的观点，不把事实作为依据，没有客观的标准，永远都不会有统一的认识，争论只会越争越烈，走进死胡同。争不出结果，最后兵戎相见，残酷的清华百日武斗就是这种派性观点争论的必然结果。
清华从６８年４月２３日起开始了“百日武斗”，其规模在全国武斗中算不上是最大的。但是在首都北京，在全国最高学府，双方千余人披坚执锐，从最原始的长矛短剑、攻楼云梯，发石机、毒箭，到现代化武器手榴弹、燃烧弹、穿甲弹，一个接一个的学生死于自己的同学之手，不少人造成终身残疾。它历时之长，景象之惨烈，真可谓是空前绝后。
这本大事记中，１９６８ 年７月２７日这一天，也是按小时记事的。在这一天，数万首都工人进清华制止武斗，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一事态使得全国文革从群众运动时期切换到工宣队时期，工人和军队占领了上层建筑，从而宣告了轰轰烈烈、历时三年的学生文革运动的全面终结。用四一四头头沈如槐的话说，是“两派同归于尽”了。
清华两派同归于尽了，但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同归于尽。文化革命结束三十多年了，这种以权力之争为实质、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为思想支柱的争论，至今还没有结束。
不久前，胡锦涛提出“不折腾”的政治主张，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普遍关注。但是，究竟“不折腾”的含义是什么？什么叫“折腾”？什么叫“不折腾”？过去为什么会“折腾”？以后怎么样才能“不折腾”？对这些问题，各个阶层、各类人士却有很不相同的理解。
我认为，胡锦涛的话绝对不是无的放矢，目前在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也确实存在着发生某种折腾的可能性，而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仍然是隐藏在权力之争背后的思想支柱。例如，有一部分人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否定改革三十年，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还有一部分人主张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将西方的民主自由看作是普世价值，主张彻底走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两种政治主张虽然不同，但他们的思想却有一个十分相似的特征，这就是先抱定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绝对化，走极端，非此即彼，不断地否定历史，不断地“矫枉过正”、“推倒重来”。从根子上看，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文革遗风。
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文化革命中，有人提出否定十七年。当时在清华两派争论中，叫做“大翻个”理论。文革后，有人提出否定改革前三十年，事实上，也是一种“大翻个”。走到现在，争来吵去，有的提出否定改革后三十年，有的提出否定解放后六十年，甚至否定中华三千年文化的历史，竟然还是“大翻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得起这样反复的否定和“折腾”。“矫枉过正”就像一根铁线，大幅度地弯过来又弯过去，反复扭曲，“金属疲劳”后，最后一定崩断。大家都痛恨文化革命的折腾，想不到过了三十年，绕来绕去又绕回来了。难道，我们就绕不出这个文化革命的“折腾怪圈”了吗？
怎样才能“不折腾”呢？“不折腾”不等于无所作为，也不等于“稳定压倒一切”。社会矛盾是客观存在的，隐盖矛盾、躲避矛盾的做法，不能真正防止折腾，相反只会使矛盾越积越深，越积越大，最终造成社会的大动荡和大折腾。“不折腾”不等于不辨是非，也不等于“不争论”。事实上，在“不争论”的名义下，公然塞进违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极端意识形态的政策，本身就是折腾。
看来，要绕出文化革命的“折腾怪圈”，还要从正确认识和总结文革教训入手。首先，我们应该透过文革的种种荒谬现象和惨重后果，重新认识文革运动的某些合理内核，认识人民群众利用民主权力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阻止党内腐败现象的恶化膨胀，是避免社会发生动乱和折腾的根本。同时，我们还要透过文革的失败和巨大破坏性，重新认识文革的历史教训，认识“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和“矫枉过正”思想方式的危险性，才能清除反复折腾的思想根源。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立足中国实际，放弃任何原教旨主义的完美模式，探索走出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子来。
◇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现在不少清华学生开始写回忆文革的文章。这本清华文革《大事日志》，提供了不少当时的情景和线索，可以帮助校友们记忆，让更多的同学都参加到反思文革的队伍中来。
在汇编这本文革大事日志的时候，有的校友对《大事日志》中写出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提出疑义。他们耽心同学间重新引发派性斗争。事实上，的确有一些同学不希望在文革资料中出现他们的真实名字，有的人或许是害怕回首自己所受的心灵创伤，也有的人恐怕是不愿意让自己当年所做的事情重新曝光。这样的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要认真总结文革的教训，首先必须还原文革的真实面目。还原真实的历史很不容易，有时可能会揭开伤疤，刺痛心灵。我们要直面自己的历史，敢不敢去直面，考验着我们的勇气。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要有一个的严肃态度：如实回忆、认真思考，求真，求实，不媚俗，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清华文革的历史是我们大家写的，在文革中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反思的形式、内容和结论也不可能相同，但是，凑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真实而清晰的历史画面。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并不等于完全否定我们的过去，也不意味着要刻意地抹黑自己的历史。整个来说，文革是错误的，但是，并不是我们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文革是荒谬的，并不是我们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文革中的有一些东西，我们应该肯定和坚持。
也许有人要问，在文革这样的荒谬运动中，你们还有什么可以肯定和坚持的？我认为，我们要肯定和坚持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清华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我们的探索精神和牺牲精神。这是当时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的共同特质。文革初期，我们是正面理解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积极参加运动的。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有某些合理的内核，我们跟着做的某些行为，也有其合理的成份。文革中，我们为了中国前途，争吵、辩论、甚至付出生命。我们的这种精神绝不是愚昧的，虚无的。文革时期的清华学生中，后来不但有胡锦涛、吴邦国为代表的一大批体制内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也出了一批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不懈探索者。有的同学用诗歌的形式呼吁为刘少奇平反，有的同学写了全国第一本揭露反右斗争真相的书籍，也有的同学在全国首次以详细资料揭开三年大饥馑的历史盖子。他们政治观点虽不相同，甚至相反，但他们探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宗旨和精神是相同的。他们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都是我们清华的骄傲。
从某种角度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是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促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
今天，我们回忆文革，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要反省我们自己。
在这本大事日志中，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０日，也是按小时记事的。这一天，两派几百人摆开决战的阵容，在东大操场和东区浴室拼死搏杀，用长矛和毒箭，血淋淋地将自己的同学置于死命。最近，我看到一篇谈到清华５３０的网上文章，文章作者责问道：“这些被杀和杀人的，都是中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中国人要反省，也要承担历史责任，除非中国人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另件’。”
实在说，看到后人这样的责问，我的心灵在颤抖。这些为什么，正是我们这些清华文革亲历者应该责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文革研究，不能只关注揭露高层内幕，反思文革，也要反思我们自己。
文革后，不少清华学生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觉得自己做了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感叹自己“受骗”了，甚至说，被人家“耍了”。也许，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抱怨不无道理。但是，从另一种角度看呢？我们是文革的受害者，我们还是文革的参加者，毕竟是我们的行为本身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侵害。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将来，我们有必要反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文革中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应该总结出我们自己的历史教训，告诫后代，不要再犯我们在文革中犯过的错误。
文革中我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暴露了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的不少严重问题，也暴露了解放后清华大学在教育方面的不少严重问题。我们当时接受的都是传统共产主义的正面教育，宣传和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意识形态和理想的成份太多，内容太单向太封闭。这种单向和封闭，一旦决堤，逆反效应就会化为丧失人性的泛滥洪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叫我们做“党的驯服工具”，对我们影响不容低估。文革初期的造反是“奉命造反”，是甘愿的盲从。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在社会上努力表现自己的愿望，但不能不说在接受清华教育时“厚德载物”的“厚”字上有所欠缺：我们缺乏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也缺乏宽厚的传统道德素养。陈寅恪先生提倡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其实也应该列为清华的校训，但我们那个时代的清华教育对此却是完全排斥的。这是清华教育史上应该总结的一个教训。
在文革中，还有一些更加恶劣的现象。血腥的暴力，是人性的丧失，是知识分子的耻辱。为了“政治进步”或者保护自己，对同事和同学进行陷害或告发，是知识分子基本人格的丧失。对权威盲目随从，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更可怕的，是对权力的主动迎合，这是知识分子道德灵魂的丧失。而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又是知识分子学术灵魂的丧失。所有这些，我们必须痛切反省。
我们对文革的反省，不只是为了自身的灵魂救赎，而是为了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过去我一直认为，研究文革的任务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主要是留下史料，而解读真相、总结教训的那部分工作，只能留给后人去做。现在看来，对后人寄以过高希望的想法，本身就不可靠。要靠，只有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历史，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整理和诠解。
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的运动。群众运动的历史，最好能让更多的人都来写。我们应该、能够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史料；我们也应该和能够给后人留下我们的反思。我们整理的原始史料，是我们的切肤所感；我们总结的文革教训，是我们的铭心之痛。其实，对文革的反思能否做到公允和可靠，不在于是“当时人”，还是“后来人”，主要是看这个人是否能够跳出个人的是非恩怨，是否能够跳出个人眼皮下的政治、经济利害的小圈圈。我们已经老了，不必再斤斤计较文革派性的你对我错，争名夺利的人间俗务也应已逐渐淡化。在文革中，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国家造成灾难，我们自己也蒙受不少不公正的待遇和损害。今天，我们应该把自己感受最深痛的、文化革命中最内在的历史教训挖掘出来，告诉我们的后代。
２００９年３月 于纽约
□ 原载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１７－２５页，据清华校友网文本。
也许有人会认为，翻阅“我们自己的历史”是别有趣味的一件事。老同学们“一壶浊酒喜相逢”，几多文革事，俱付笑谈中。但是，我心里沉甸甸的，实在有点笑谈不起来。对这段“我们自己的历史”，我常常感到不堪回首，不敢回首，甚至有点羞于回首。眼前这本书把我们当年经历的事情一件件、一天天地陈列了出来。不管它们是多么的庄严而荒谬、多么的虔诚而幼稚、多么的疯狂而惨烈，无可否认，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当时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这本书在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历史，需要我们这些亲历者鼓起勇气，去认真地直面。
直面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回顾、解读和反思清华的文革历史，对研究中国的文革历史真相，和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有着重要的意义。
◇ 清华文革是研究中国文革史不可缺少的样本
当年有人说，清华大学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橱窗和样本，可见清华大学在中国文革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外文革史专家将清华文革作为研究的重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有扎实依据的资料，现在流行的不少关于清华文革的文章是失真的。为了举例，我在网上游走，随手抓了两篇文章，都是讲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
第一篇文章，题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变态整人记》，其中涉及清华大学的内容不少，其开头是这样写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捋了毛的虎须。面对临头大祸，王光美没有像有的夫人那样劝丈夫向毛磕头请罪，反而与丈夫配合默契，协助丈夫巩固地位，使毛难以对他下手。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学校挑起暴力时，刘想制止混乱，派“工作组”进校管理。王光美成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
另一篇是一个电视台的专访节目，题目叫《水木清华九十年——大革文化命》，是采访吴晗外甥女的。主持人叫陈晓楠，其中一段，她说道：“１９６７年，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分裂，分化出贾春旺的‘清华四一四井冈山兵团’。１９６８年，蒯大富指挥井冈山兵团，掀起‘百日大武斗’，把贾春旺分割围困在清华各个建筑之中，致使武斗剧烈升级。蒯大富没有想到，这时他作茧自缚，迅速滑向毁灭的边缘。”
相信所有参加过文革的清华学生一眼就可看出，这些文章的作者对清华文革的历史实在是知之太少。可是他们却能说得如此有根有梢，有名有姓，似是而非，而又义正词严。遗憾的是，在现在的媒体上，类似这样的现象实在太多了。
这次《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清华文革公开资料不足的缺口，为深入研究清华文革史铺设了坚实的路基。清华大学是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橱窗和样本，而这本《大事日志》提供了这个研究样本的原生态的记录资料，虽然它不够完整，还不够深入，但在现有的条件下，以它为线索，还可以再引发出更多的资料，更多的回忆，将清华文革乃至全国的文革研究进一步扩展开来，深入下去。
我们说，清华文革是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不可缺少的样本，一个重要原因，清华大学是当时中央高层各种力量相互争夺的制高点，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刘少奇，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谢富治，江青、王光美、张春桥，到薄一波、贺龙、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几乎所有文革“中央首长”统统在清华文革的历史剧中充当过角色。清华学生中还有众多高干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李井泉儿子李黎风、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等等，在文革初期非常活跃。所以，清华文革也是观察中央最高层内部动态的窥视口。离开清华大学，中国文革的许多事情就无法说得清楚。
众所周知，文化革命的最重大的政治斗争就是毛泽东发起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打倒了刘少奇。王光美是清华文革工作组的幕后主使者，清华大学就成了毛泽东袭击刘少奇的触发点。现在许多文革研究者似乎认为，派工作组是毛泽东罗织刘少奇罪名的一个口实，刘少奇则是一个无辜入罪的受害者。仔细阅读清华文革《大事日志》的话，你可以看到，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刘少奇一方也进行了种种的抵抗、反攻和挣扎，而这些反抗行动大都是接过毛泽东文革的口号，顺其势将运动推到更荒谬的极端，力图将斗争的矛头引向下层干部和底层百姓，从而把文革运动搞得更加扩大、更加污黑、更加残暴。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记录了刘少奇所派工作组在清华大学主要活动的全过程。在王光美的直接指使下，工作组先是抛出蒋南翔，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清华党政干部打成黑帮，接着又在反蒯斗争中将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残酷斗争，逼出了几条人命。工作组依靠的核心对象是高干子女，打倒的是众多无辜的干部和学生群众。不管毛泽东的动机如何，刘少奇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早就不得人心，当时清华大多数同学对王光美的反感程度，同文革后期对江青的反感程度，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这本《大事日志》中，附有刘涛的揭发材料，和王光美给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写的书面检查，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史料。特别是王光美在检查中承认，她“具体地组织和领导”了“转移了斗争大方向，造成了学生斗学生的严重错误”的反蒯斗争。在这份检查中，她并没有太多给自己上纲，而是一件一件地就事论事，应该说基本上反映了事实。
这本《大事日志》基本上是按天记事，但也有几天格外详细，精确到按小时记事。正是这几天，是清华文革史中的重点。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就是按小时记事的一天。
这一天，许多清华人认为，应列为校耻记念日。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就是在这一天被推倒的。当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刚开始外传，清华校园中出现了一批反对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中有不少其实是干部子女们自己写的，或者一些学生们看着这些高干子弟们的言行，猜测着毛泽东的意图写的。在中央高层某人的示意下，几位高干部子女策划、调动了１２座中学的２０００多红卫兵进校镇压。他们的镇压，是借用“破四旧”和“打黑帮”的名义而进行的。他们制造红色恐怖，推毁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对强迫劳动的清华党政干部“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进行毒打，场面极为凄厉吓人。这本大事日志真实地记下了这一史实。解剖这一个典型，对全国文革前期红卫兵运动中那些“破四旧”、“揪黑帮”、“打黑五类”、抄家、打人等种种暴行的真相和实质含意，也就可以看得更加明白了。
◇ 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是文革大折腾的思想根源
这本书还翔实地记录了清华文革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从发起、成长、壮大、分化，内哄、武斗直到同归于尽的全过程。文化革命的一个重大特征是“运动群众”巨手操纵下的“群众运动”，这本书提供的清华井冈山团派和四一四派的群众组织的研究样本，十分珍贵。说它珍贵，有两个原因：其一，清华的群众组织受到中央高层的直接操控和影响，分析清华群众运动可以明显看出背后“运动群众”的官方痕迹；其二，清华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其群众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清华学生，他们被认为是当时社会的精英。清华两派制造了不少派性观点和派性理论。这些派性观点和派性理论，大多是从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引伸出来的，其显著特征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分析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产生的原因和重大危害，可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总结文革教训，进一步将文革的研究引向深入。
如果说，权力之争是文化革命的实质的话，那末，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则是它的思想支柱。在中央是这样，在基层也是这样。在目前的文革研究中，人们往往将比较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对高层权力之争和对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揭示的工作上，而对文革中思维方式的特点和危害性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清华两派争论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本《大事日志》，一次次记下某省某省成立了革委会的消息，并非闲笔。仔细分析后可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单位成立革委会，清华两派的斗争也随着急速升级。蒯大富尽管在全国是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在清华校内却始终搞不掂一个四一四，成立不了革委会。这是他最大的心病。为了建立他的“红色政权”，他下的赌本也越来越大。
清华两派争论的内容，是各趋极端的思想观点。文革中外校许多人都爱到清华来看大字报，说是清华才子多，大字报水平高。确实，清华的大字报诗词对联，五彩纷呈，更重要的是两派都有一批核心战斗组，经常制造出一批批的理论文章来。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理论中真正有创见性的思想并不多，基本上是被时行的报刊社论和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牵着鼻子走。团派和四一四在思想观点上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两派各执一端，你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你引你的毛泽东语录，我引我的毛泽东语录。为了证明对方荒谬，团派攻击四一四是“复辟”，四一四攻击团派是“大翻个”。奇怪的是，为了旗帜鲜明，两派笔杆子都索性认下了对方给自己演绎到极端的观点：你说我要复辟，我就正是要复辟；你说我是大翻个，我就正是要大翻个。就这样，双方观点越来越极端，双方的情绪越来越对立。
当然并不是说，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派之间的一切争论，都是毫无意义。事实上，四一四和团派在干部问题上一场大辩论，“理论含量”且深且广，对１７年的评价、文革中的极左行为，以及文革后中国往何处去，等等，都可以打包到干部问题中来辩论。干部问题的辩论，说到头，是对文革本身的辩论，也可以说，这是清华部分造反派对文革提出了最早的反思。这样的反思，不能完全否定。
但是，事实证明，两派的思想都不能说是正确的。文革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既不是“复辟”完全回到十七年，也不是“大翻个”完全否定十七年。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理论，只要一极端化，必定是谬误，必定是罪恶。因为这种极端的观点，不把事实作为依据，没有客观的标准，永远都不会有统一的认识，争论只会越争越烈，走进死胡同。争不出结果，最后兵戎相见，残酷的清华百日武斗就是这种派性观点争论的必然结果。
清华从６８年４月２３日起开始了“百日武斗”，其规模在全国武斗中算不上是最大的。但是在首都北京，在全国最高学府，双方千余人披坚执锐，从最原始的长矛短剑、攻楼云梯，发石机、毒箭，到现代化武器手榴弹、燃烧弹、穿甲弹，一个接一个的学生死于自己的同学之手，不少人造成终身残疾。它历时之长，景象之惨烈，真可谓是空前绝后。
这本大事记中，１９６８ 年７月２７日这一天，也是按小时记事的。在这一天，数万首都工人进清华制止武斗，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一事态使得全国文革从群众运动时期切换到工宣队时期，工人和军队占领了上层建筑，从而宣告了轰轰烈烈、历时三年的学生文革运动的全面终结。用四一四头头沈如槐的话说，是“两派同归于尽”了。
清华两派同归于尽了，但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同归于尽。文化革命结束三十多年了，这种以权力之争为实质、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为思想支柱的争论，至今还没有结束。
不久前，胡锦涛提出“不折腾”的政治主张，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普遍关注。但是，究竟“不折腾”的含义是什么？什么叫“折腾”？什么叫“不折腾”？过去为什么会“折腾”？以后怎么样才能“不折腾”？对这些问题，各个阶层、各类人士却有很不相同的理解。
我认为，胡锦涛的话绝对不是无的放矢，目前在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也确实存在着发生某种折腾的可能性，而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仍然是隐藏在权力之争背后的思想支柱。例如，有一部分人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否定改革三十年，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还有一部分人主张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将西方的民主自由看作是普世价值，主张彻底走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两种政治主张虽然不同，但他们的思想却有一个十分相似的特征，这就是先抱定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绝对化，走极端，非此即彼，不断地否定历史，不断地“矫枉过正”、“推倒重来”。从根子上看，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文革遗风。
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文化革命中，有人提出否定十七年。当时在清华两派争论中，叫做“大翻个”理论。文革后，有人提出否定改革前三十年，事实上，也是一种“大翻个”。走到现在，争来吵去，有的提出否定改革后三十年，有的提出否定解放后六十年，甚至否定中华三千年文化的历史，竟然还是“大翻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得起这样反复的否定和“折腾”。“矫枉过正”就像一根铁线，大幅度地弯过来又弯过去，反复扭曲，“金属疲劳”后，最后一定崩断。大家都痛恨文化革命的折腾，想不到过了三十年，绕来绕去又绕回来了。难道，我们就绕不出这个文化革命的“折腾怪圈”了吗？
怎样才能“不折腾”呢？“不折腾”不等于无所作为，也不等于“稳定压倒一切”。社会矛盾是客观存在的，隐盖矛盾、躲避矛盾的做法，不能真正防止折腾，相反只会使矛盾越积越深，越积越大，最终造成社会的大动荡和大折腾。“不折腾”不等于不辨是非，也不等于“不争论”。事实上，在“不争论”的名义下，公然塞进违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极端意识形态的政策，本身就是折腾。
看来，要绕出文化革命的“折腾怪圈”，还要从正确认识和总结文革教训入手。首先，我们应该透过文革的种种荒谬现象和惨重后果，重新认识文革运动的某些合理内核，认识人民群众利用民主权力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阻止党内腐败现象的恶化膨胀，是避免社会发生动乱和折腾的根本。同时，我们还要透过文革的失败和巨大破坏性，重新认识文革的历史教训，认识“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和“矫枉过正”思想方式的危险性，才能清除反复折腾的思想根源。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立足中国实际，放弃任何原教旨主义的完美模式，探索走出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子来。
◇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现在不少清华学生开始写回忆文革的文章。这本清华文革《大事日志》，提供了不少当时的情景和线索，可以帮助校友们记忆，让更多的同学都参加到反思文革的队伍中来。
在汇编这本文革大事日志的时候，有的校友对《大事日志》中写出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提出疑义。他们耽心同学间重新引发派性斗争。事实上，的确有一些同学不希望在文革资料中出现他们的真实名字，有的人或许是害怕回首自己所受的心灵创伤，也有的人恐怕是不愿意让自己当年所做的事情重新曝光。这样的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要认真总结文革的教训，首先必须还原文革的真实面目。还原真实的历史很不容易，有时可能会揭开伤疤，刺痛心灵。我们要直面自己的历史，敢不敢去直面，考验着我们的勇气。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要有一个的严肃态度：如实回忆、认真思考，求真，求实，不媚俗，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清华文革的历史是我们大家写的，在文革中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反思的形式、内容和结论也不可能相同，但是，凑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真实而清晰的历史画面。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并不等于完全否定我们的过去，也不意味着要刻意地抹黑自己的历史。整个来说，文革是错误的，但是，并不是我们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文革是荒谬的，并不是我们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文革中的有一些东西，我们应该肯定和坚持。
也许有人要问，在文革这样的荒谬运动中，你们还有什么可以肯定和坚持的？我认为，我们要肯定和坚持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清华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我们的探索精神和牺牲精神。这是当时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的共同特质。文革初期，我们是正面理解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积极参加运动的。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有某些合理的内核，我们跟着做的某些行为，也有其合理的成份。文革中，我们为了中国前途，争吵、辩论、甚至付出生命。我们的这种精神绝不是愚昧的，虚无的。文革时期的清华学生中，后来不但有胡锦涛、吴邦国为代表的一大批体制内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也出了一批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不懈探索者。有的同学用诗歌的形式呼吁为刘少奇平反，有的同学写了全国第一本揭露反右斗争真相的书籍，也有的同学在全国首次以详细资料揭开三年大饥馑的历史盖子。他们政治观点虽不相同，甚至相反，但他们探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宗旨和精神是相同的。他们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都是我们清华的骄傲。
从某种角度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是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促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
今天，我们回忆文革，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要反省我们自己。
在这本大事日志中，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０日，也是按小时记事的。这一天，两派几百人摆开决战的阵容，在东大操场和东区浴室拼死搏杀，用长矛和毒箭，血淋淋地将自己的同学置于死命。最近，我看到一篇谈到清华５３０的网上文章，文章作者责问道：“这些被杀和杀人的，都是中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中国人要反省，也要承担历史责任，除非中国人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另件’。”
实在说，看到后人这样的责问，我的心灵在颤抖。这些为什么，正是我们这些清华文革亲历者应该责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文革研究，不能只关注揭露高层内幕，反思文革，也要反思我们自己。
文革后，不少清华学生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觉得自己做了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感叹自己“受骗”了，甚至说，被人家“耍了”。也许，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抱怨不无道理。但是，从另一种角度看呢？我们是文革的受害者，我们还是文革的参加者，毕竟是我们的行为本身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侵害。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将来，我们有必要反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文革中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应该总结出我们自己的历史教训，告诫后代，不要再犯我们在文革中犯过的错误。
文革中我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暴露了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的不少严重问题，也暴露了解放后清华大学在教育方面的不少严重问题。我们当时接受的都是传统共产主义的正面教育，宣传和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意识形态和理想的成份太多，内容太单向太封闭。这种单向和封闭，一旦决堤，逆反效应就会化为丧失人性的泛滥洪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叫我们做“党的驯服工具”，对我们影响不容低估。文革初期的造反是“奉命造反”，是甘愿的盲从。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在社会上努力表现自己的愿望，但不能不说在接受清华教育时“厚德载物”的“厚”字上有所欠缺：我们缺乏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也缺乏宽厚的传统道德素养。陈寅恪先生提倡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其实也应该列为清华的校训，但我们那个时代的清华教育对此却是完全排斥的。这是清华教育史上应该总结的一个教训。
在文革中，还有一些更加恶劣的现象。血腥的暴力，是人性的丧失，是知识分子的耻辱。为了“政治进步”或者保护自己，对同事和同学进行陷害或告发，是知识分子基本人格的丧失。对权威盲目随从，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更可怕的，是对权力的主动迎合，这是知识分子道德灵魂的丧失。而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又是知识分子学术灵魂的丧失。所有这些，我们必须痛切反省。
我们对文革的反省，不只是为了自身的灵魂救赎，而是为了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过去我一直认为，研究文革的任务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主要是留下史料，而解读真相、总结教训的那部分工作，只能留给后人去做。现在看来，对后人寄以过高希望的想法，本身就不可靠。要靠，只有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历史，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整理和诠解。
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的运动。群众运动的历史，最好能让更多的人都来写。我们应该、能够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史料；我们也应该和能够给后人留下我们的反思。我们整理的原始史料，是我们的切肤所感；我们总结的文革教训，是我们的铭心之痛。其实，对文革的反思能否做到公允和可靠，不在于是“当时人”，还是“后来人”，主要是看这个人是否能够跳出个人的是非恩怨，是否能够跳出个人眼皮下的政治、经济利害的小圈圈。我们已经老了，不必再斤斤计较文革派性的你对我错，争名夺利的人间俗务也应已逐渐淡化。在文革中，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国家造成灾难，我们自己也蒙受不少不公正的待遇和损害。今天，我们应该把自己感受最深痛的、文化革命中最内在的历史教训挖掘出来，告诉我们的后代。
２００９年３月 于纽约
□ 原载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１７－２５页，据清华校友网文本。
Saturday, June 13, 2009
朗道和他的秘密档案
20世纪物理学的一位传奇人物——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Ланда́у）1908年1月22日生于俄国，今天来写点关于他的文字，才蓦然发现错过了他的百岁冥寿。
朗道这个名字，在物理学界是用不着介绍的。以朗道命名的物理学名词多不胜数，而且遍布从流体力学到量子场论的各个领域：朗道—霍夫湍流理论、朗道能级、朗道阻尼、朗道抗磁性、朗道—金兹伯格理论……他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建立了低温下液态氦的超流动性理论，并为此赢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不过，使他对物理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一项更重要原因，这就是他同他的学生栗弗席兹合著的九大卷理论物理学教程。这部成书于四五十年代的巨著，不仅培育了整整一个富有成果的苏联物理学派，也教导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生，以至今天哈佛大学图书馆里以朗道为作者的书目，依然四倍于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物理学大师费曼的著作。套用我们当年常用的句式来概括，那就是：这套教程“够我们物理学界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了”。
所以有史家慨叹曰：朗道生不逢时。言下之意是：朗道进中学的时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玻尔的原子模型都已经问世。他还没有从大学毕业，海森堡和泡利就分别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和不相容原理（1925年）。假如他早生一二十年，正赶上20世纪初物理学的革命时代，也就是相对论、量子论的草创阶段，以他的才情学识，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当可以跻身于爱因斯坦、玻尔这样的世纪级大师之列。
说朗道是个传奇人物，固然是因为他的天才和科学上的贡献，然而他鲜明的个性、古怪的脾气以及他同苏联国家机器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他在1938年被秘密警察逮捕的经历，长期笼罩着一团迷雾，从而使他成为物理学界内外经久不息的话题。
这一切要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朗道9岁，正是加入少先队的年龄。从他的早年经历看，苏联的党和政府为培养这个少年天才不能不说费了一番心血。朗道的故乡是今天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里海边上的石油城巴库市。他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是油田上的工程师。朗道14岁就进巴库大学，两年后转到了列宁格勒技术物理学院。1927年，19岁的朗道大学毕业。两年后，人民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项联合计划将他送到欧洲各物理学重镇游学：在哥本哈根随玻尔工作一年，其间又到过英国、德国、瑞士、荷兰等国。在剑桥，他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俄国同胞——彼得•卡皮查（Пётр Леонидович Капица）。访问期间，朗道根据卡皮查提出的问题，建立了金属中电子的抗磁性理论。这次见面使卡皮查见识了这位年轻人的非凡才能，也成为他们二人数十年合作的开端。
1932 年，24岁的朗道已成为学术带头人，被任命为哈尔科夫的乌克兰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理论部主任。在那里，他的研究工作成果斐然：有两年的时间，他以平均每六个星期一篇的速度发表论文。他一边从事他的开创性工作——关于第二类相变的研究，一边在大学里教课，并开始编写那套著名的教科书，这使他很快带出了一批年轻人，成为世界物理学研究前沿的一支突起的异军。
1937年，朗道离开哈尔科夫，来到了莫斯科卡皮查为所长的物理问题研究所——卡皮查自1921年起就在剑桥卢瑟福主持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1929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30年成为那里的蒙德实验室的主任。1934年，他同往常一样回国探亲访友，却被通知说斯大林下令取消了他的出境许可，要他留下来为祖国服务。为了创造条件让卡皮查继续原来的研究，苏联政府把剑桥的整个实验室设备买了下来运送到莫斯科，并且成立了这个研究所。可见，它完全是苏联当局“因神设庙”，专门为不情愿的“海归”卡皮查成立的。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科研机构。2002年，五十年代在那里师从卡皮查的我国物理学家管惟炎先生在他的口述历史中回忆道：
物理问题研究所就在莫斯科大学附近一条大道上，一栋欧洲庄园式的建筑，仿照卡皮查在剑桥时的实验室，现在叫卡皮查研究所，当时卡皮查还在，不能以他命名。苏联科学院另有一个较大的物理研究所，那是综合的。物理问题研究所是很特殊的，专门为卡皮查建的，研究员加工作人员大约只有三十几人，规模很小，但是影响很大……
卡皮查的研究所有很多特点，第一个就是人很少，他学生也收得很少，原来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吴有训到莫斯科访问，我随他做翻译，去见了卡皮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像你们这么好的师资、设备，为什么不多收一点学生？卡皮查就说不能多收，多收以后，我们自己就做不了事，做不了实验。[管惟炎 2002]
后来的历史证明，对苏维埃科学而言，政府当年打造这个“小庙”的决策——虽然实施的手法迹近绑架——是何等富有远见：这里出了至少半打科学院院士和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合了我国的一句老话：“庙小神灵大”。
朗道来到物理问题研究所后，卡皮查把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的位子给了他。按说，在这样良好的研究条件下，朗道可以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为物理学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可惜的是，到莫斯科才一年，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把朗道卷进漩涡中心，几乎使他惨遭灭顶之灾——1938年4月28日，朗道突然被安全部门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在哈尔科夫研究所的同事和亲密朋友、追随他来到莫斯科同一研究所的柯立兹和卢默尔。那一年，朗道刚好30岁。
朗道入狱的前因后果，是科学史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部分原因是，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保持沉默。朗道本人也守口如瓶，因为苏维埃时代的犯人出狱时都要签下严守秘密的保证书。半个世纪以后的1989年，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开放年代，朗道妻子的侄女出版了她的朗道传记的第四个版本，书中声称朗道1938年的被捕是因为被他辞退的一个的学生心生怨恨，诬告老师充当德国间谍。她还指名道姓地把这个人公诸于世。朗道对学生的严厉是出了名的，这样的解释似乎不无根据。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学生还在人世，虽然当年为朗道所不容，却自称不减对老师的尊敬。看到这个陷自己于遗臭万年的指控，当然不依不饶，于是把传记作者告上了法庭。审案的法官要求克格勃查阅朗道的档案，里边确实没有发现这个学生的密报，被告只得登报道歉了事。
不过，由于这场官司，克格勃的人员有机会打开尘封了几十年的案卷，发现了一段令他们吃惊的历史。到了1991年，朗道在克格勃的档案公开刊登在当时的一份名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的期刊上，总标题是“列夫•朗道：狱中一年”，这段历史的真相因而终于大白于天下。这些绝密档案包括对朗道的审讯记录、他的个人自白以及其他有关文件。剔除这类材料中必然会有的许多污蔑不实之词，人们从中看到，朗道这个苏维埃科学的光荣标志，原来真的犯过相当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罪行。他被捕的原因，并不像众多斯大林时期的冤假错案那样纯属无中生有。朗道和他的同伙，确曾有过推翻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的企图，而且从事过“有纲领、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
朗道的档案中有一份他参与起草的传单。内容如下：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
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已经遭到可耻的背叛，全国淹没在血流和污秽之中。几百万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人们不知道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同志们，你们难道没有看出来，斯大林集团已经完成了一次法西斯政变！社会主义成了空洞的词句，报纸充斥了谎言。斯大林对于真正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没有两样。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他摧毁我们的祖国，使她沦为德国法西斯野兽的猎物。
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唯一出路就是，为了社会主义，同斯大林和希特勒法西斯作斗争。
同志们，组织起来，不要害怕内务部的屠夫们！他们只会杀害手无寸铁的囚犯、抓捕无辜的民众、掠夺国家财产以及凭空制造冤案。
曾经推翻了沙皇和资本家的我国无产阶级必将推翻法西斯独裁者及其集团。
劳动节——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节日——万岁！
下面的落款是：反法西斯工人党。这份传单预定在五一劳动节散发，不过内务部（克格勃的前身）提前三天动手，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当局的文件上称为“反苏集团”——一网打尽。1938年正是大清洗年代的后期，斯大林的政敌此时大多已经遭到肉体消灭，幸存者也悉数缴械投降，而两三个青年科学家竟然胆敢将恶毒攻击的矛头直指斯大林，在当时极为罕见，其中的任何一个词句，拿出来都能成为将作者置于死地的铁证。
朗道走上反斯大林道路的过程是颇值得仔细追踪的，虽然这方面的资料不多。早年在哥本哈根接触过他的人们的记忆中，他是一个热诚的共产主义者，对自己的革命祖国非常自豪。当时西方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有许多妖魔化的舆论，年青的访问学者朗道想必在同事面前常有说“不”的表现，才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替他想想，确实找不出他要反苏的理由。从国际大气候来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是西方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年头，朗道在西欧所看到的，正应验了列宁的“资本主义走向垄断和腐朽”的预言。从朗道自己的经历来说，虽说生在旧社会，却是长在红旗下，党和政府待他可谓不薄。1934年，他未经论文答辩就被授予博士学位，第二年升为正教授。事实上，朗道在早年确实是爱党爱苏维埃的好青年。虽然没有入党，他常将自己和同道称为共产主义者，而将他痛恨的人斥为“法西斯分子”。直到1935年，他还在《消息报》上发表了“资产阶级和当代物理学”这样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的宗教迷信和金钱权力，盛赞“党和政府为我国物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会”。
不过，朗道的政治观点却在那些年里经历了一次——借用他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名词——“相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秘密档案中审讯纪要的说词，“促使朗道参加到反苏物理学家集团中去的因素，是对自己父亲的被捕不满和怨恨”。在“情况介绍”一栏里，有这样的文字：“朗道的父亲曾因破坏石油工业而被判处集中营监禁十年的徒刑（后来予以释放）。他承认，因父亲被捕而产生怨恨和复仇心理，促使他参加了哈尔科夫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反苏集团。”安全部门的这个说法令人生疑，因为“破坏石油工业”这样的罪名，那是要枪毙的，怎么又在括号里说放了呢？何况，在朗道的亲笔交待里，没有任何文字提到他父亲被捕。苏联解体以后，朗道的外甥女为此写信到她外祖父生前居住过的城市列宁格勒和巴库查询。列宁格勒克格勃的答复是：没有她外祖父被捕的纪录。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的答复是：朗道的父亲曾在1929年被捕，不过原因是“非法持有革命前制造的金币”；半年后，当局决定按当时的兑换率付给他苏联的钞票并且予以释放。看来，这项所谓破坏石油工业的罪行，以及“朗道承认”之类的说法，无非是安全部门的习惯性做法：或凭空、或夸大地编造出一些“事实”和口供，来证明敌对势力“反苏”，无不是出于自私狭隘的动机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
历史的真相，或许可以从下列若干事件中找到一些线索：1936年，他曾同一位到访的西方物理学家说：“我估计总的形势会有所宽松，斯大林现在也赞成自由选举了。”从中可以感到朗道已经对当时的苏联缺乏民主有所不满了，虽然还心存期待。可是，1936年8月莫斯科大学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老布尔什维克党员鲍里斯•盖森 被捕，四个月后遭到枪毙。朗道的朋友，理论物理学家马特维•勃朗斯坦也在同时被抓，在次年的二月遭到处决。他们都属于物理学界在大清洗中的第一批受害者。朗道当时不到3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又是一个“生不逢时”），自己的同事、朋友不明不白地“人间蒸发”，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大概是导致朗道对苏维埃制度彻底失望、促使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那张传单的第一句话就反映了作者的愤慨。
另一个事件是，他还在哈尔科夫的时候，所在的研究所任命了一位新的所长。新所长的任务是把研究工作引导到军事和实用的方向。考虑到当时法西斯在德国和意大利日益壮大，政府的这种政策实在也无可厚非。但朗道为了维护自己的理论物理研究，同新所长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的尖锐程度，可以从以下事态看出：朗道私下里打算把自己的理论部分裂出去。他那个不黯世事的学生在领导面前证实了朗道的计划——他不懂得在官方眼里，这种行为等于是破坏苏维埃军事工业，因而被朗道逐出师门；而坚决支持朗道的柯立兹则被抓进监狱。在朗道交涉下，柯立兹不久被无罪释放，但克格勃的档案里却写着这样的评语：“该人是朗道为首的反革命破坏组织的成员，应继续加以监视。”克格勃的档案里还记载着，1937年，安全部门在哈尔科夫逮捕了若干科学家，其中两位在枪毙之前坦白：朗道是他们的反革命组织的头头。看起来，朗道早已在安全部门的监控之中。他也许“凭着反革命的灵敏嗅觉”有所警惕，所以决定出走莫斯科，投奔到卡皮查这棵大树底下。而当局之释放柯立兹，不过是欲擒故纵之计，用他来钓朗道这条大鱼的。五一节传单事件促使了秘密警察采取行动。
朗道被投进了监狱，当局并没有公布他的罪状。他的学生和同事以至亲属，大都猜测他是受到了某个私敌的诬告。这样的猜测并不是无端的，因为朗道得罪的人太多：他才华出众、少年得志、自视甚高，又口无遮拦，缺少心机，常出言不逊，伤人无数。在朗道身后人们对他的回忆中，这方面的轶事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比如，传说他对于世界上的物理学家有一个自己的排行榜——到底是物理学家，排行用的是对数标尺，即每一级的贡献都比下一级高出十倍——处在顶级的是爱因斯坦，比他低半级的是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和费米，自己则比他们再低一级；至于在苏联的物理学家中，自己是老大，老二和老三空缺，老四则是他最器重的一个学生，其余相当有名的苏联物理学家都是等而下之，无论知识和才华都不在他的眼里。又比如，有一年愚人节他开了一个玩笑——在布告栏上贴出了自己对研究所每个人评定的能力和工资等级，差不多把所里的人得罪完了。至于对他的学生，严厉训斥更是家常便饭，而且骂得有“科学含量”——他常常根据恩格斯的语录“劳动使猿变成人”说，人如果不劳动，就会重新长出尾巴爬上树去。于是那些被认为偷懒的研究生会被他骂为“长出尾巴来了” 。以至在朗道办公室的门口，有人贴了这样一张告示：“小心！他会咬人！”，仿佛里边养着一条恶犬一样。还有一幅流传甚广的“对驴讲经图”描写朗道讲课的情景，只见背上生着天使翅膀的他在上面滔滔不绝，而学生们全被画成头上竖着长耳朵的蠢驴在下面昏昏欲睡，这多半反映了曾受他贬斥的学生心目中的师生关系。不难理解，这么一个目空一切的家伙，上上下下都有不少人希望看到他倒霉。
朗道被捕当天，研究所所长卡皮查就给斯大林上书。他也被蒙在鼓里，同大家的猜测一样，认为自己这位鹤立鸡群的下属得罪人太多，因而遭到诬告。信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
我所科学家朗道在今天早晨被捕。虽然只有29岁，他同福克已是我们苏联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在磁学和量子论方面的论文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引用。去年，他发表了关于恒星辐射能源的出色研究成果，这项工作有可能回答以下的问题：太阳和恒星的能量为什么没有随时间发生明显的减弱？为什么没有枯竭？
玻尔和其他主要科学家都认为，朗道的这些思想有远大前途。
我可以肯定，失去科学家朗道将使苏维埃科学，乃至世界科学蒙受明显而严重的损害。当然，一个人聪明才智再大，也不允许他违反我国的法律。朗道如果有罪的话，他理应受到惩处。
不过我恳求您明察他的非凡的天赋，下令慎重审理他的案子。
在我看来，朗道性格方面的缺点亦广为人知，这一点也请您明察。他喜欢跟人争论，而且言词锋利。他喜好挑别人的毛病——尤其是地位崇高的老人、科学院院士的毛病。一旦发现，就加以张扬嘲笑，这使他树敌甚多。
他在我们的研究所里也是个不易相处的人。不过加以提醒尚能改正。由于他的特殊天赋，我常宽容他的行为。而且，我也不大相信朗道会有不忠诚的行为，尽管他有性格上的缺点。
朗道还年轻，还能为科学做许多工作。只有他科学上的同事才能说这样的话。因此，我给您写这封信。[Gotsman et al 1990, p.17]
考虑到“大清洗”时代的恐怖气氛，即使是写如此婉委的信，可以想象，也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信中也透露了朗道恶劣的群众关系。如果当局愿意稍加利用，很容易使朗道灭顶于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例如，不必公布他那张传单——那样会造成反动内容的扩散，只要找一两个“苦大仇深”的学生带头控诉他专横跋扈的学阀作风，或者动员某个受过他奚落的院士出来斥责他从“狂妄自大发展到同党分庭抗礼”，然后发动全所员工对他的反动言论直到生活作风各个方面，深入揭发批判，不愁没有足够的材料把他搞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果这还不能把朗道的反革命气焰打下去，那就把群众揭发材料登上《真理报》，加一个编者按什么的，定能使广大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把肺都气炸了”，引来全国的愤怒声讨。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苏联的专政机关不走群众路线，内务部对朗道的案子采取了完全秘密的审讯。
朗道档案里的记录显示，他的罪名极为严重：反革命组织的头目。在最初的时间里他被每天罚站七个小时，而且受到种种威吓。可怜他一介书生，狂傲有余，如何顶得住无产阶级专政软硬兼施、宽严相济的强大威力？坚持了两个月之后，他坦白了自己参与的“反苏”活动。在他的档案里，一份出于他亲笔的六页纸的交待里写道：“传单出于柯立兹之手，我总体上同意它的内容，提了修改意见。”另一份审讯记录则记载了这两个“反苏分子”的“风险评估”：朗道认为散发传单太冒险，柯立兹的意见是这样的政治破坏活动有可能引起人们注意并产生重大影响，最后朗道赞成了他的估计。其实，不用他交待，人们也可以从这份传单的一针见血和直截了当的风格看出朗道参与的痕迹。此外，他索性“竹筒倒豆子”，交待了自己的“反苏”思想，档案里那份亲笔交待记录了他的自白：“1937年初，我们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党已经堕落，苏维埃政府已经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了一小撮统治集团的利益，因此，国家的利益要求我们推翻现有的政权，在苏联建立一个保留集体农庄和国有财产、然而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上的国家。”
看来，这种“公有制加资产阶级民主” 就是朗道及其同伙的“反革命理论纲领”。为了这样一种不同政见，柯立兹付出的代价是在古拉格度过了二十年。刑满释放已经是赫鲁晓夫时代，即使到了这时候，当局也没有为他平反。卢默尔同传单关系不大，则在一家劳改科研机构关了十年。比较起来，朗道的命运要好得多——他只过了一年的铁窗生活。那是因为，当许多老科学家正在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小子终于栽了跟斗而窃喜的时候，卡皮查却在等待时机把他营救出来。
卡皮查也许不清楚朗道系狱的真实原因，但深知朗道天才的价值。然而，他也知道，要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底下救人，弄不好自己也会赔进去。所以他在给斯大林的上书里没有要求放人。等了一年，他感到事态有所冷却，内务部又换了新的头目贝利亚。而且自己的地位有所加强——他正被委以把科研基地转移到大后方的重任，因而同高层领导多有接触；而且他最近还发明了一种对冶金工业十分重要的制氧技术。于是在1939年4月6日，他给当时苏联的第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口气稍微加强了一点，是这样写的：
莫洛托夫同志，
最近我在对接近绝对零度时液氦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将可对这个现代物理学中最奥秘的领域有所澄清。我准备在今后几个月内将部分工作予以发表。不过我需要理论家的帮助。在苏联，只有朗道一个人从事我所要求的这方面理论研究，可惜，过去一年他一直在监狱里。
我一直抱有他能够获释出狱的希望，坦率地说，我不相信朗道会是国家的罪犯。我不能相信，因为像朗道这样聪明而有天赋的青年科学家，年仅三十，已经在欧洲获得公认的声誉，他是一个有雄心的人，在科学上成果累累，不可能有动机、精力和时间从事其他的活动。
当然，朗道说话尖刻而且不知分寸，加上他的机智，制造了许多乐于看到他倒霉的敌人。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毛病，我没有注意到他有任何卑劣的行为。
我说了这么多话，无疑闯进了内务部的禁区。不过，我还是要指出以下几点特别的原因：
1. 朗道已经入狱一年，调查还没有结束，这样长的时间是不寻常的
2. 我作为他工作的研究所所长，对他被控告的罪行毫无所知。
3. 最重要的是，苏维埃和全世界的科学界已经有一年的时间被原因不明地剥夺了朗道的智慧。
4. 朗道的健康恶化，如果他瘐死狱中，那将使我们全体苏联人民蒙羞。
为此，我向你请求,能否催促内务部加快朗道案件的审理？如果做不到，能否像他们利用工程师囚犯那样利用朗道的大脑在监狱里从事科学研究？ [Gotsman et al 1990, p.18]
在给莫洛托夫写信的前一天，他还给贝利亚出具了担保书：
我郑重提出释放物理学教授朗道的请求。
我个人向内务部保证朗道在我的研究所内不会从事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反革命活动，我还以最大努力保证他不会参与研究所以外的反革命活动。[Gotsman et al 1990, pp.18－19]
可以看出，卡皮查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为了把朗道救出铁窗，他不惜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进去了。
朗道这种直接攻击斯大林个人的案子，估计除了斯大林本人，任何人都不敢做出宽大处理的决定。也许，卡皮查关于朗道人才难得，以及保护朗道关乎苏联国家荣辱的说辞，终于说服了斯大林，使得朗道在被捕一年零两天之后得以保释出狱。据他的家人后来说，释放的命令下达时，朗道已经虚弱得不能行走了，在监狱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才使他恢复健康和体重，能够自己走出监狱。朗道事后说：“我在监狱里蹲了一年时间，当时我以为最多只有半年可活。”
卡皮查说得很准，出狱后几个月之内，朗道成功地完成了低温下液态氦超流动性的理论解释。出狱后的朗道确实没有再从事什么反革命活动——他不能连累自己的保人卡皮查。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看来也使他明白，天生其才，不是让他干策划于密室、呼啸于闹市、救万民于水火这一类勾当的，他的使命是在书斋里潜心穷究自然界的奥秘。因此，遇到敏感的政治话题，他有时会学着马戏团小丑的腔调说：“我是胆小鬼！我是个懦夫！”来绕开。 一年的牢狱之灾，换来三十而知天命，倒未尝不是“坏事变好事”。
1940年，卡皮查又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询问能否提名朗道为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信中说:
莫洛托夫同志！
随着科学院选举的临近，因为瓦维洛夫院士生病，施密特嘱我同约飞和瓦维洛夫等主要科学家讨论院士候选人的名单问题。科学界的舆论显示朗道是一个有力的候选人，不过人们不知道他仍在我的监护之下。我也不知道，政府里除您以外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因此，我必须向您请示，朗道这种身份是否妨碍他的提名。
我要向您报告，朗道性格已有改善。他现在性情较以前平和，也更加自律。如果继续下去，他将能重新做人，被大家接受。他在科学上和从前一样努力工作，过去一年里完成了两项重大的研究。
为了在这件事上不再打扰您，如果在本周末前我没有收到您的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朗道是被允许提名为院士候选人的。[Gotsman et al 1990, p. 19]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朗道的释放是最高领导同卡皮查之间的一项秘密协议。多年以后，卡皮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于朗道在这一年里的遭遇只用一句话带过：“朗道在物理问题研究所一直工作到去世，只是在1938年有过一年的中断。”
无法查明卡皮查对朗道的监护延续多久。只知道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卡皮查的研究所被征召到原子弹的研究中来。苏联核武器研制的最高领导正是克格勃的头目贝利亚。老谋深算的卡皮查以善于同克里姆林宫打交道而著称，这时却犯了个错误，他竟然冒失地向斯大林进言说，贝利亚不适于领导这项工作。贝利亚权倾一时，本来是要杀掉他的，不过斯大林知道卡皮查有国际影响，把他的老命保了下来。但从此卡皮查自己也成了被“监护”的对象，直到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被赫鲁晓夫处决为止。有一段时间，卡皮查被软禁在莫斯科郊外，朗道跟他的地位调了个个儿，成为少数有勇气每月去探访他的人之一。
朗道在苏联的核武器研制计划中从事的不是物理研究，他做的是应用数学和数值计算方面的工作。当年他在氢弹计划的计算中发明的特殊数学方法，在1958年部分解密，收进后来出版的《朗道论文选》里，同他的其他论文放在一起，显得不太协调。朗道没有深入参与苏联核武器研究，一方面大概是领导对他还不大放心，另一方面也是朗道本人不热心，他认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应该尽可能远离这类研究工作。有意思的是，尽管克格勃始终监控着朗道的思想动向，当局一直都知道他对于核武器研究的厌恶态度，却仍然两次授予斯大林奖金，以褒奖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并在1954年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朗道跟人说：“我用不着怕他了。”从此离开了核武器的研究。
朗道在1934年后再也没有出过国。每次接到国外的邀请，他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我的日程都已经预先排定，请原谅不克分身往访。”赫鲁晓夫时代，他曾尝试申请出国，为了审批他的申请，党中央向克格勃调阅了朗道在1947到1957年间的谈话记录。这是克格勃根据“来自朗道周围的侦探们所作的密报和侦察技术手段提供的大量情报”编撰的。这份资料让我们有机会窥视到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门运作之一斑，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朗道的思想演变的线索。
这是以当时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的名义呈报给苏共中央的一份绝密材料，1993年刊登在俄罗斯期刊《历史档案》上。 其中对朗道的背景有如下的介绍：
朗道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其父1930年曾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捕，但朗道隐瞒了这一事实。
1939年，朗道因参加反苏团体被苏联内务部逮捕，但作为理论物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被释放。
许多年间，从他的政治观点看，他是个有明显反苏情绪的人，他敌视苏联的一切，按照他的说法，他处于“奴隶学者”的地位。[克格勃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 1957]
这份档案材料表明，虽然尝过了铁窗风味后朗道在政治上比原来谨慎得多，而且他也不会不知道自己受监控的处境，但是在某些私人场合，他本性难移，仍然不改尖锐泼辣的作风，忍不住对世事发表评论，从而免不了被克格勃探知和记录下来。报告中就列举了很多朗道平日的言论，来证明他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例如，1948年一个侦探就一次同朗道的谈话报告如下：“朗道认为，美国是最有爱心的国家。朗道说，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上面说某位美国科学家，好像是捷克籍的，表示想到苏联来。于是他说，这个蠢货！要是我能同这个人换换位置就好了。”
关于朗道“敌视苏联的一切”，也有许多证据，比如他对于当时苏联科学界的看法是：“（科学界）已彻底地卖身投靠了，而且比国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外的学者毕竟还拥有某种自由。”“不仅科学家是这个样子，评论家、文学家、报刊杂志记者也是这个样子。这真是寡廉鲜耻，不值得一提。他们有人给钱，所以上边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在我国，人们既不懂得科学又不热爱科学，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领导科研的是一些钳工和木匠之类。科学家没有自由展示个人才能的机会，工作方针是由上边规定的。”
朗道对于当时苏联当局宣传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以为然，他说：“爱国主义路线妨碍了我国的科研工作，使我们同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更加隔绝，与领先的科技人员更加疏远。”“我不会把科学分为苏联的科学和外国的科学。谁发明了什么，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事。因此，我不能参加目前流行的、强调苏联和俄罗斯科研工作领先的鼓噪。”“苏联物理学处在什么位置，是处在第一位还是处在第十位，这不关我的事。我已经被贬到‘奴隶学者’的地位，这一点恰恰是决定一切的。”
此外，朗道对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也时有犀利的批评。例如，关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朗道的评论完全与当局唱反调——他认为发生在匈牙利的事件是“匈牙利革命”，是“可喜可贺的事件”，是“英雄的人民”为自由而战。他说：“这实实在在是全体匈牙利人反抗奴役者，即反抗匈牙利一小撮人，主要是我国一小撮人的革命。”“我要对匈牙利顶礼膜拜。”对于苏联政府，他说：“我们这儿的人手上沾满了匈牙利人民的鲜血……我们的国家，是被一群犯罪分子统治着。”
从匈牙利事件说起，他还进一步批判了列宁——1956年11月12日，朗道在自已寓所里谈话，当有人议论到苏联政府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时说：“假如列宁在世的话他肯定会感到震惊。”朗道对此的答复是：“列宁也做过见不得人的事。请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义。……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和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动了起义。他们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可得到的却是子弹……”他认为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中夺取政权本身就是基于“违背道义的思想”。他说：“作为党的基础的思想是耶稣会式的。这种思想要求对上司要绝对服从。这是典型的耶稣会式的思想，耶稣会的整个历史即是如此。” 他的结论是：“显而易见，列宁是法西斯的始作俑者。”
这些话说明，出狱后的这些年里，朗道在探索物理世界的奥秘的同时，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社会及其制度一直没有停止观察和思考。同1938年相比，他虽然不再有反革命活动，反革命思想却与时俱进——他对于斯大林专制的憎恨已经发展为对列宁建立起来的制度的批判。这一点可以从档案里他的另一些谈话看得更清楚，他说：“我们的制度是官僚阶层的权贵们专政的制度。我否认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生产资料绝对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达官显贵。”——如果说，1938年，他还是肯定苏联的公有制的，只不过要求加上“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到了五十年代，他显然认为这个公有制已经蜕变成“官有制”了。因此，他说：“我们的这个政权，根据我1937年以来的经验，绝对是一个法西斯政权。现在依然如此，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我认为，只要这个政权依然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指望它改观，这是不可能的，简直是开玩笑。”
朗道甚至早在1956年就探讨结束苏联政权的可能性：“苏联的现状不会长久继续下去。” “如果我们的制度不能用和平方式结束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随着大战也会带来各种灾难。因此，用和平方式让苏维埃制度消亡的问题，从实质上讲，事关人类的命运”；“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不通过战争就能使我们这里的政权消亡——是用革命的方法还是改良的方法，这并不重要，反正都一样——那就不会有战争了。没有法西斯，就不会有战争。”
当年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看到朗道这些触目惊心的反动言论，不用说，他的出国申请当然是泡汤了，连访问友好的兄弟国家中国都得不到批准。朗道的心情可想而知。1959年，他找到了一个机会来表达他的强烈不满。那一年，有一个国际物理学大会在基辅召开，朗道和其他一些科学家被通知不准出席，理由是他们接触过苏联核武器研究的机密。连在自己国家召开的会议都不让出席，这规定引起了朗道的愤怒，他宣布照样会到基辅去并要把这件事捅出去。面对朗道的抗议，当局最后收回了成命。
苏联政府在对待这件事以及朗道的其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克制，令我们不禁要为朗道庆幸，也为苏联物理学庆幸。上面介绍的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朗道“逢苏必反”的罪证了如指掌，无产阶级专政若有意给他一点教训以示薄惩，真是易如反掌。比如可以不许他收研究生和教书，通知学报不准刊登他的文章，他的学术生命将就此结束，更不要说什么创立学派了。然而，安全部门只限于默默地监听，并不采取行动。对于他的有些行为，如每月给流放中的同案犯卢默尔汇款，也不加阻止。在科学研究方面，除了不准他出国与国外同行交流之外，当局未多加干预——既没有限制他收徒授课，也没有禁止他用真名在国内外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甚至没有为他参加科学院院士的评选设置障碍。朗道早在1946年就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他的学生中后来也有多人当选为院士，包括在200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阿勃利科索夫和金兹伯格 。朗道和栗弗席兹合著的理论物理学教程在1962年还获得了列宁科学奖金。这一切显然都是苏联当时的最高领导所首肯的。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不过七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人们对这个时期有许多负面的评价，不过未来的科学史家应当记得，这个时期产生了杰出的科学家朗道以及对物理学有深远影响的朗道学派。公平而论，这一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届政府“有所不为”的态度。这虽然说不上是法治意义上对权力的自我约束，但毕竟使朗道和他的学派免遭摧残，为苏联的物理学保存了一线命脉。
谁也没有料到，就在朗道的事业和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跌宕而多彩的传奇人生中，增添了一幕令人痛心的悲剧——1962年1月7日这天，他在一次车祸中几乎丧生。那天早晨，他坐车到离莫斯科125公里的杜布纳去看望外甥女。天寒、地冻、路滑，他坐的车子同迎面开来的卡车相撞。可叹命运给予了他特殊的天赋，这一次却疏忽了对他的眷顾，车祸中的其他人都只是轻伤，唯有朗道撞断了多根骨头，撞裂了头盖骨，头脑和内脏严重受伤，医生几次宣布他已经临床死亡。但是，这时候的朗道，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喜欢挑刺的后生小辈了，而是苏联最大的理论物理学派的开山宗师。他重伤的消息使得整个物理学界动员起来，把全世界最好的药物和医生调到莫斯科来，在昏迷两个月之后将他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使他逐步恢复了知觉和语言能力。
也许朗道的车祸让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产生了紧迫感——诺贝尔奖只能授给在世的人，假如朗道不幸在车祸中身亡，那难堪的将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于是，这一年的年底，他们决定把当年的物理学奖授予朗道，表彰他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液态氦超流动性理论以及成为物理学经典著作的理论物理学教程。由于朗道的健康不允许他远行，颁奖仪式专门为他破例在莫斯科举行，由瑞典驻苏联大使代表国王授奖。
朗道经历车祸虽然大难不死，健康和智力却从此一蹶不振，他的学术生命已经终结。1965年，他的学生们知道恩师将不久人世，专门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物理研究所。1968年4月1日，朗道与世长辞，终年60岁。他生命的最后六年已不复当年那种才华横溢、指点江山的风采。可以想象，假如不是那场几乎要了他命的车祸，朗道多半能够再活一二十年。那样，除了继续推动物理学的进展以外，他将能够欣慰地看到自己的恩人卡皮查在1978年，也因为在同一个领域——液态氦超流动性——里开创性的实验工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假如没有那次车祸，朗道能否活着看到苏维埃联盟的解体呢？我们没法猜测。不过，苏维埃制度在相对和平的情况下消亡，正是他生前的愿望。而且，解体后的俄罗斯、乌克兰和阿塞拜疆三国争相把朗道放进自己国家的先贤祠、名人堂里，乌克兰国家银行在2008年还发行了铸有他头像的银币来纪念他的百岁诞辰。朗道若是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吧。然而，他那“公有制加资产阶级民主”的理想并没有在原来的苏联这片土地上实现，也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实现。对于这一点，这位才华横溢而又向往公平与正义的科学家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参考文献
Ginzburg, V. 2003. Autobiography, 见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hysics/laureates/2003/ginzburg-autobio.html.
Gorelik, G. 1955. Lev Landau, Prosocialist Prisoner of the Soviet State. Physics Today. May. 11－15.
Gorelik, G. 1997. The Top Secret Life of Landau. Scientific American. August. 72－77.
Gotsman, E., Ne’eman, Y. and Voronel, A. 1990. (eds.) Frontier of Physics——Proceedings of the Landau Memorial Conference (Tel Aviv, June 1988). Pergamon Press. 6－10.
Ryndina, E. 2004. Family Lines Sketched in the Portrait of Lev Landau. Physics Today. February. 53－59. （此文作者是朗道的外甥女，Physics Today 刊登的是删节版，全文见该刊网站。）
管惟炎 2002. 《口述历史回忆录》. 李雅明主编. 何淑铃整理.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
克格勃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 1957. 引自“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网页http://www.coldwarchina.com/kfda/egda/001847.html. 刘尔勋译. 杨存堂校注.
2009年3月5日完稿。
原载《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 第2期（2009）人物•访谈专栏
朗道这个名字，在物理学界是用不着介绍的。以朗道命名的物理学名词多不胜数，而且遍布从流体力学到量子场论的各个领域：朗道—霍夫湍流理论、朗道能级、朗道阻尼、朗道抗磁性、朗道—金兹伯格理论……他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建立了低温下液态氦的超流动性理论，并为此赢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不过，使他对物理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一项更重要原因，这就是他同他的学生栗弗席兹合著的九大卷理论物理学教程。这部成书于四五十年代的巨著，不仅培育了整整一个富有成果的苏联物理学派，也教导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生，以至今天哈佛大学图书馆里以朗道为作者的书目，依然四倍于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物理学大师费曼的著作。套用我们当年常用的句式来概括，那就是：这套教程“够我们物理学界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了”。
所以有史家慨叹曰：朗道生不逢时。言下之意是：朗道进中学的时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玻尔的原子模型都已经问世。他还没有从大学毕业，海森堡和泡利就分别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和不相容原理（1925年）。假如他早生一二十年，正赶上20世纪初物理学的革命时代，也就是相对论、量子论的草创阶段，以他的才情学识，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当可以跻身于爱因斯坦、玻尔这样的世纪级大师之列。
说朗道是个传奇人物，固然是因为他的天才和科学上的贡献，然而他鲜明的个性、古怪的脾气以及他同苏联国家机器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他在1938年被秘密警察逮捕的经历，长期笼罩着一团迷雾，从而使他成为物理学界内外经久不息的话题。
这一切要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朗道9岁，正是加入少先队的年龄。从他的早年经历看，苏联的党和政府为培养这个少年天才不能不说费了一番心血。朗道的故乡是今天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里海边上的石油城巴库市。他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是油田上的工程师。朗道14岁就进巴库大学，两年后转到了列宁格勒技术物理学院。1927年，19岁的朗道大学毕业。两年后，人民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项联合计划将他送到欧洲各物理学重镇游学：在哥本哈根随玻尔工作一年，其间又到过英国、德国、瑞士、荷兰等国。在剑桥，他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俄国同胞——彼得•卡皮查（Пётр Леонидович Капица）。访问期间，朗道根据卡皮查提出的问题，建立了金属中电子的抗磁性理论。这次见面使卡皮查见识了这位年轻人的非凡才能，也成为他们二人数十年合作的开端。
1932 年，24岁的朗道已成为学术带头人，被任命为哈尔科夫的乌克兰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理论部主任。在那里，他的研究工作成果斐然：有两年的时间，他以平均每六个星期一篇的速度发表论文。他一边从事他的开创性工作——关于第二类相变的研究，一边在大学里教课，并开始编写那套著名的教科书，这使他很快带出了一批年轻人，成为世界物理学研究前沿的一支突起的异军。
1937年，朗道离开哈尔科夫，来到了莫斯科卡皮查为所长的物理问题研究所——卡皮查自1921年起就在剑桥卢瑟福主持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1929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30年成为那里的蒙德实验室的主任。1934年，他同往常一样回国探亲访友，却被通知说斯大林下令取消了他的出境许可，要他留下来为祖国服务。为了创造条件让卡皮查继续原来的研究，苏联政府把剑桥的整个实验室设备买了下来运送到莫斯科，并且成立了这个研究所。可见，它完全是苏联当局“因神设庙”，专门为不情愿的“海归”卡皮查成立的。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科研机构。2002年，五十年代在那里师从卡皮查的我国物理学家管惟炎先生在他的口述历史中回忆道：
物理问题研究所就在莫斯科大学附近一条大道上，一栋欧洲庄园式的建筑，仿照卡皮查在剑桥时的实验室，现在叫卡皮查研究所，当时卡皮查还在，不能以他命名。苏联科学院另有一个较大的物理研究所，那是综合的。物理问题研究所是很特殊的，专门为卡皮查建的，研究员加工作人员大约只有三十几人，规模很小，但是影响很大……
卡皮查的研究所有很多特点，第一个就是人很少，他学生也收得很少，原来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吴有训到莫斯科访问，我随他做翻译，去见了卡皮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像你们这么好的师资、设备，为什么不多收一点学生？卡皮查就说不能多收，多收以后，我们自己就做不了事，做不了实验。[管惟炎 2002]
后来的历史证明，对苏维埃科学而言，政府当年打造这个“小庙”的决策——虽然实施的手法迹近绑架——是何等富有远见：这里出了至少半打科学院院士和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合了我国的一句老话：“庙小神灵大”。
朗道来到物理问题研究所后，卡皮查把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的位子给了他。按说，在这样良好的研究条件下，朗道可以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为物理学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可惜的是，到莫斯科才一年，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把朗道卷进漩涡中心，几乎使他惨遭灭顶之灾——1938年4月28日，朗道突然被安全部门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在哈尔科夫研究所的同事和亲密朋友、追随他来到莫斯科同一研究所的柯立兹和卢默尔。那一年，朗道刚好30岁。
朗道入狱的前因后果，是科学史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部分原因是，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保持沉默。朗道本人也守口如瓶，因为苏维埃时代的犯人出狱时都要签下严守秘密的保证书。半个世纪以后的1989年，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开放年代，朗道妻子的侄女出版了她的朗道传记的第四个版本，书中声称朗道1938年的被捕是因为被他辞退的一个的学生心生怨恨，诬告老师充当德国间谍。她还指名道姓地把这个人公诸于世。朗道对学生的严厉是出了名的，这样的解释似乎不无根据。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学生还在人世，虽然当年为朗道所不容，却自称不减对老师的尊敬。看到这个陷自己于遗臭万年的指控，当然不依不饶，于是把传记作者告上了法庭。审案的法官要求克格勃查阅朗道的档案，里边确实没有发现这个学生的密报，被告只得登报道歉了事。
不过，由于这场官司，克格勃的人员有机会打开尘封了几十年的案卷，发现了一段令他们吃惊的历史。到了1991年，朗道在克格勃的档案公开刊登在当时的一份名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的期刊上，总标题是“列夫•朗道：狱中一年”，这段历史的真相因而终于大白于天下。这些绝密档案包括对朗道的审讯记录、他的个人自白以及其他有关文件。剔除这类材料中必然会有的许多污蔑不实之词，人们从中看到，朗道这个苏维埃科学的光荣标志，原来真的犯过相当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罪行。他被捕的原因，并不像众多斯大林时期的冤假错案那样纯属无中生有。朗道和他的同伙，确曾有过推翻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的企图，而且从事过“有纲领、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
朗道的档案中有一份他参与起草的传单。内容如下：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
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已经遭到可耻的背叛，全国淹没在血流和污秽之中。几百万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人们不知道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同志们，你们难道没有看出来，斯大林集团已经完成了一次法西斯政变！社会主义成了空洞的词句，报纸充斥了谎言。斯大林对于真正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没有两样。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他摧毁我们的祖国，使她沦为德国法西斯野兽的猎物。
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唯一出路就是，为了社会主义，同斯大林和希特勒法西斯作斗争。
同志们，组织起来，不要害怕内务部的屠夫们！他们只会杀害手无寸铁的囚犯、抓捕无辜的民众、掠夺国家财产以及凭空制造冤案。
曾经推翻了沙皇和资本家的我国无产阶级必将推翻法西斯独裁者及其集团。
劳动节——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节日——万岁！
下面的落款是：反法西斯工人党。这份传单预定在五一劳动节散发，不过内务部（克格勃的前身）提前三天动手，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当局的文件上称为“反苏集团”——一网打尽。1938年正是大清洗年代的后期，斯大林的政敌此时大多已经遭到肉体消灭，幸存者也悉数缴械投降，而两三个青年科学家竟然胆敢将恶毒攻击的矛头直指斯大林，在当时极为罕见，其中的任何一个词句，拿出来都能成为将作者置于死地的铁证。
朗道走上反斯大林道路的过程是颇值得仔细追踪的，虽然这方面的资料不多。早年在哥本哈根接触过他的人们的记忆中，他是一个热诚的共产主义者，对自己的革命祖国非常自豪。当时西方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有许多妖魔化的舆论，年青的访问学者朗道想必在同事面前常有说“不”的表现，才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替他想想，确实找不出他要反苏的理由。从国际大气候来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是西方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年头，朗道在西欧所看到的，正应验了列宁的“资本主义走向垄断和腐朽”的预言。从朗道自己的经历来说，虽说生在旧社会，却是长在红旗下，党和政府待他可谓不薄。1934年，他未经论文答辩就被授予博士学位，第二年升为正教授。事实上，朗道在早年确实是爱党爱苏维埃的好青年。虽然没有入党，他常将自己和同道称为共产主义者，而将他痛恨的人斥为“法西斯分子”。直到1935年，他还在《消息报》上发表了“资产阶级和当代物理学”这样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的宗教迷信和金钱权力，盛赞“党和政府为我国物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会”。
不过，朗道的政治观点却在那些年里经历了一次——借用他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名词——“相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秘密档案中审讯纪要的说词，“促使朗道参加到反苏物理学家集团中去的因素，是对自己父亲的被捕不满和怨恨”。在“情况介绍”一栏里，有这样的文字：“朗道的父亲曾因破坏石油工业而被判处集中营监禁十年的徒刑（后来予以释放）。他承认，因父亲被捕而产生怨恨和复仇心理，促使他参加了哈尔科夫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反苏集团。”安全部门的这个说法令人生疑，因为“破坏石油工业”这样的罪名，那是要枪毙的，怎么又在括号里说放了呢？何况，在朗道的亲笔交待里，没有任何文字提到他父亲被捕。苏联解体以后，朗道的外甥女为此写信到她外祖父生前居住过的城市列宁格勒和巴库查询。列宁格勒克格勃的答复是：没有她外祖父被捕的纪录。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的答复是：朗道的父亲曾在1929年被捕，不过原因是“非法持有革命前制造的金币”；半年后，当局决定按当时的兑换率付给他苏联的钞票并且予以释放。看来，这项所谓破坏石油工业的罪行，以及“朗道承认”之类的说法，无非是安全部门的习惯性做法：或凭空、或夸大地编造出一些“事实”和口供，来证明敌对势力“反苏”，无不是出于自私狭隘的动机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
历史的真相，或许可以从下列若干事件中找到一些线索：1936年，他曾同一位到访的西方物理学家说：“我估计总的形势会有所宽松，斯大林现在也赞成自由选举了。”从中可以感到朗道已经对当时的苏联缺乏民主有所不满了，虽然还心存期待。可是，1936年8月莫斯科大学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老布尔什维克党员鲍里斯•盖森 被捕，四个月后遭到枪毙。朗道的朋友，理论物理学家马特维•勃朗斯坦也在同时被抓，在次年的二月遭到处决。他们都属于物理学界在大清洗中的第一批受害者。朗道当时不到3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又是一个“生不逢时”），自己的同事、朋友不明不白地“人间蒸发”，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大概是导致朗道对苏维埃制度彻底失望、促使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那张传单的第一句话就反映了作者的愤慨。
另一个事件是，他还在哈尔科夫的时候，所在的研究所任命了一位新的所长。新所长的任务是把研究工作引导到军事和实用的方向。考虑到当时法西斯在德国和意大利日益壮大，政府的这种政策实在也无可厚非。但朗道为了维护自己的理论物理研究，同新所长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的尖锐程度，可以从以下事态看出：朗道私下里打算把自己的理论部分裂出去。他那个不黯世事的学生在领导面前证实了朗道的计划——他不懂得在官方眼里，这种行为等于是破坏苏维埃军事工业，因而被朗道逐出师门；而坚决支持朗道的柯立兹则被抓进监狱。在朗道交涉下，柯立兹不久被无罪释放，但克格勃的档案里却写着这样的评语：“该人是朗道为首的反革命破坏组织的成员，应继续加以监视。”克格勃的档案里还记载着，1937年，安全部门在哈尔科夫逮捕了若干科学家，其中两位在枪毙之前坦白：朗道是他们的反革命组织的头头。看起来，朗道早已在安全部门的监控之中。他也许“凭着反革命的灵敏嗅觉”有所警惕，所以决定出走莫斯科，投奔到卡皮查这棵大树底下。而当局之释放柯立兹，不过是欲擒故纵之计，用他来钓朗道这条大鱼的。五一节传单事件促使了秘密警察采取行动。
朗道被投进了监狱，当局并没有公布他的罪状。他的学生和同事以至亲属，大都猜测他是受到了某个私敌的诬告。这样的猜测并不是无端的，因为朗道得罪的人太多：他才华出众、少年得志、自视甚高，又口无遮拦，缺少心机，常出言不逊，伤人无数。在朗道身后人们对他的回忆中，这方面的轶事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比如，传说他对于世界上的物理学家有一个自己的排行榜——到底是物理学家，排行用的是对数标尺，即每一级的贡献都比下一级高出十倍——处在顶级的是爱因斯坦，比他低半级的是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和费米，自己则比他们再低一级；至于在苏联的物理学家中，自己是老大，老二和老三空缺，老四则是他最器重的一个学生，其余相当有名的苏联物理学家都是等而下之，无论知识和才华都不在他的眼里。又比如，有一年愚人节他开了一个玩笑——在布告栏上贴出了自己对研究所每个人评定的能力和工资等级，差不多把所里的人得罪完了。至于对他的学生，严厉训斥更是家常便饭，而且骂得有“科学含量”——他常常根据恩格斯的语录“劳动使猿变成人”说，人如果不劳动，就会重新长出尾巴爬上树去。于是那些被认为偷懒的研究生会被他骂为“长出尾巴来了” 。以至在朗道办公室的门口，有人贴了这样一张告示：“小心！他会咬人！”，仿佛里边养着一条恶犬一样。还有一幅流传甚广的“对驴讲经图”描写朗道讲课的情景，只见背上生着天使翅膀的他在上面滔滔不绝，而学生们全被画成头上竖着长耳朵的蠢驴在下面昏昏欲睡，这多半反映了曾受他贬斥的学生心目中的师生关系。不难理解，这么一个目空一切的家伙，上上下下都有不少人希望看到他倒霉。
朗道被捕当天，研究所所长卡皮查就给斯大林上书。他也被蒙在鼓里，同大家的猜测一样，认为自己这位鹤立鸡群的下属得罪人太多，因而遭到诬告。信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
我所科学家朗道在今天早晨被捕。虽然只有29岁，他同福克已是我们苏联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在磁学和量子论方面的论文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引用。去年，他发表了关于恒星辐射能源的出色研究成果，这项工作有可能回答以下的问题：太阳和恒星的能量为什么没有随时间发生明显的减弱？为什么没有枯竭？
玻尔和其他主要科学家都认为，朗道的这些思想有远大前途。
我可以肯定，失去科学家朗道将使苏维埃科学，乃至世界科学蒙受明显而严重的损害。当然，一个人聪明才智再大，也不允许他违反我国的法律。朗道如果有罪的话，他理应受到惩处。
不过我恳求您明察他的非凡的天赋，下令慎重审理他的案子。
在我看来，朗道性格方面的缺点亦广为人知，这一点也请您明察。他喜欢跟人争论，而且言词锋利。他喜好挑别人的毛病——尤其是地位崇高的老人、科学院院士的毛病。一旦发现，就加以张扬嘲笑，这使他树敌甚多。
他在我们的研究所里也是个不易相处的人。不过加以提醒尚能改正。由于他的特殊天赋，我常宽容他的行为。而且，我也不大相信朗道会有不忠诚的行为，尽管他有性格上的缺点。
朗道还年轻，还能为科学做许多工作。只有他科学上的同事才能说这样的话。因此，我给您写这封信。[Gotsman et al 1990, p.17]
考虑到“大清洗”时代的恐怖气氛，即使是写如此婉委的信，可以想象，也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信中也透露了朗道恶劣的群众关系。如果当局愿意稍加利用，很容易使朗道灭顶于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例如，不必公布他那张传单——那样会造成反动内容的扩散，只要找一两个“苦大仇深”的学生带头控诉他专横跋扈的学阀作风，或者动员某个受过他奚落的院士出来斥责他从“狂妄自大发展到同党分庭抗礼”，然后发动全所员工对他的反动言论直到生活作风各个方面，深入揭发批判，不愁没有足够的材料把他搞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果这还不能把朗道的反革命气焰打下去，那就把群众揭发材料登上《真理报》，加一个编者按什么的，定能使广大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把肺都气炸了”，引来全国的愤怒声讨。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苏联的专政机关不走群众路线，内务部对朗道的案子采取了完全秘密的审讯。
朗道档案里的记录显示，他的罪名极为严重：反革命组织的头目。在最初的时间里他被每天罚站七个小时，而且受到种种威吓。可怜他一介书生，狂傲有余，如何顶得住无产阶级专政软硬兼施、宽严相济的强大威力？坚持了两个月之后，他坦白了自己参与的“反苏”活动。在他的档案里，一份出于他亲笔的六页纸的交待里写道：“传单出于柯立兹之手，我总体上同意它的内容，提了修改意见。”另一份审讯记录则记载了这两个“反苏分子”的“风险评估”：朗道认为散发传单太冒险，柯立兹的意见是这样的政治破坏活动有可能引起人们注意并产生重大影响，最后朗道赞成了他的估计。其实，不用他交待，人们也可以从这份传单的一针见血和直截了当的风格看出朗道参与的痕迹。此外，他索性“竹筒倒豆子”，交待了自己的“反苏”思想，档案里那份亲笔交待记录了他的自白：“1937年初，我们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党已经堕落，苏维埃政府已经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了一小撮统治集团的利益，因此，国家的利益要求我们推翻现有的政权，在苏联建立一个保留集体农庄和国有财产、然而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上的国家。”
看来，这种“公有制加资产阶级民主” 就是朗道及其同伙的“反革命理论纲领”。为了这样一种不同政见，柯立兹付出的代价是在古拉格度过了二十年。刑满释放已经是赫鲁晓夫时代，即使到了这时候，当局也没有为他平反。卢默尔同传单关系不大，则在一家劳改科研机构关了十年。比较起来，朗道的命运要好得多——他只过了一年的铁窗生活。那是因为，当许多老科学家正在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小子终于栽了跟斗而窃喜的时候，卡皮查却在等待时机把他营救出来。
卡皮查也许不清楚朗道系狱的真实原因，但深知朗道天才的价值。然而，他也知道，要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底下救人，弄不好自己也会赔进去。所以他在给斯大林的上书里没有要求放人。等了一年，他感到事态有所冷却，内务部又换了新的头目贝利亚。而且自己的地位有所加强——他正被委以把科研基地转移到大后方的重任，因而同高层领导多有接触；而且他最近还发明了一种对冶金工业十分重要的制氧技术。于是在1939年4月6日，他给当时苏联的第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口气稍微加强了一点，是这样写的：
莫洛托夫同志，
最近我在对接近绝对零度时液氦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将可对这个现代物理学中最奥秘的领域有所澄清。我准备在今后几个月内将部分工作予以发表。不过我需要理论家的帮助。在苏联，只有朗道一个人从事我所要求的这方面理论研究，可惜，过去一年他一直在监狱里。
我一直抱有他能够获释出狱的希望，坦率地说，我不相信朗道会是国家的罪犯。我不能相信，因为像朗道这样聪明而有天赋的青年科学家，年仅三十，已经在欧洲获得公认的声誉，他是一个有雄心的人，在科学上成果累累，不可能有动机、精力和时间从事其他的活动。
当然，朗道说话尖刻而且不知分寸，加上他的机智，制造了许多乐于看到他倒霉的敌人。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毛病，我没有注意到他有任何卑劣的行为。
我说了这么多话，无疑闯进了内务部的禁区。不过，我还是要指出以下几点特别的原因：
1. 朗道已经入狱一年，调查还没有结束，这样长的时间是不寻常的
2. 我作为他工作的研究所所长，对他被控告的罪行毫无所知。
3. 最重要的是，苏维埃和全世界的科学界已经有一年的时间被原因不明地剥夺了朗道的智慧。
4. 朗道的健康恶化，如果他瘐死狱中，那将使我们全体苏联人民蒙羞。
为此，我向你请求,能否催促内务部加快朗道案件的审理？如果做不到，能否像他们利用工程师囚犯那样利用朗道的大脑在监狱里从事科学研究？ [Gotsman et al 1990, p.18]
在给莫洛托夫写信的前一天，他还给贝利亚出具了担保书：
我郑重提出释放物理学教授朗道的请求。
我个人向内务部保证朗道在我的研究所内不会从事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反革命活动，我还以最大努力保证他不会参与研究所以外的反革命活动。[Gotsman et al 1990, pp.18－19]
可以看出，卡皮查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为了把朗道救出铁窗，他不惜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进去了。
朗道这种直接攻击斯大林个人的案子，估计除了斯大林本人，任何人都不敢做出宽大处理的决定。也许，卡皮查关于朗道人才难得，以及保护朗道关乎苏联国家荣辱的说辞，终于说服了斯大林，使得朗道在被捕一年零两天之后得以保释出狱。据他的家人后来说，释放的命令下达时，朗道已经虚弱得不能行走了，在监狱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才使他恢复健康和体重，能够自己走出监狱。朗道事后说：“我在监狱里蹲了一年时间，当时我以为最多只有半年可活。”
卡皮查说得很准，出狱后几个月之内，朗道成功地完成了低温下液态氦超流动性的理论解释。出狱后的朗道确实没有再从事什么反革命活动——他不能连累自己的保人卡皮查。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看来也使他明白，天生其才，不是让他干策划于密室、呼啸于闹市、救万民于水火这一类勾当的，他的使命是在书斋里潜心穷究自然界的奥秘。因此，遇到敏感的政治话题，他有时会学着马戏团小丑的腔调说：“我是胆小鬼！我是个懦夫！”来绕开。 一年的牢狱之灾，换来三十而知天命，倒未尝不是“坏事变好事”。
1940年，卡皮查又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询问能否提名朗道为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信中说:
莫洛托夫同志！
随着科学院选举的临近，因为瓦维洛夫院士生病，施密特嘱我同约飞和瓦维洛夫等主要科学家讨论院士候选人的名单问题。科学界的舆论显示朗道是一个有力的候选人，不过人们不知道他仍在我的监护之下。我也不知道，政府里除您以外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因此，我必须向您请示，朗道这种身份是否妨碍他的提名。
我要向您报告，朗道性格已有改善。他现在性情较以前平和，也更加自律。如果继续下去，他将能重新做人，被大家接受。他在科学上和从前一样努力工作，过去一年里完成了两项重大的研究。
为了在这件事上不再打扰您，如果在本周末前我没有收到您的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朗道是被允许提名为院士候选人的。[Gotsman et al 1990, p. 19]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朗道的释放是最高领导同卡皮查之间的一项秘密协议。多年以后，卡皮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于朗道在这一年里的遭遇只用一句话带过：“朗道在物理问题研究所一直工作到去世，只是在1938年有过一年的中断。”
无法查明卡皮查对朗道的监护延续多久。只知道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卡皮查的研究所被征召到原子弹的研究中来。苏联核武器研制的最高领导正是克格勃的头目贝利亚。老谋深算的卡皮查以善于同克里姆林宫打交道而著称，这时却犯了个错误，他竟然冒失地向斯大林进言说，贝利亚不适于领导这项工作。贝利亚权倾一时，本来是要杀掉他的，不过斯大林知道卡皮查有国际影响，把他的老命保了下来。但从此卡皮查自己也成了被“监护”的对象，直到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被赫鲁晓夫处决为止。有一段时间，卡皮查被软禁在莫斯科郊外，朗道跟他的地位调了个个儿，成为少数有勇气每月去探访他的人之一。
朗道在苏联的核武器研制计划中从事的不是物理研究，他做的是应用数学和数值计算方面的工作。当年他在氢弹计划的计算中发明的特殊数学方法，在1958年部分解密，收进后来出版的《朗道论文选》里，同他的其他论文放在一起，显得不太协调。朗道没有深入参与苏联核武器研究，一方面大概是领导对他还不大放心，另一方面也是朗道本人不热心，他认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应该尽可能远离这类研究工作。有意思的是，尽管克格勃始终监控着朗道的思想动向，当局一直都知道他对于核武器研究的厌恶态度，却仍然两次授予斯大林奖金，以褒奖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并在1954年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朗道跟人说：“我用不着怕他了。”从此离开了核武器的研究。
朗道在1934年后再也没有出过国。每次接到国外的邀请，他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我的日程都已经预先排定，请原谅不克分身往访。”赫鲁晓夫时代，他曾尝试申请出国，为了审批他的申请，党中央向克格勃调阅了朗道在1947到1957年间的谈话记录。这是克格勃根据“来自朗道周围的侦探们所作的密报和侦察技术手段提供的大量情报”编撰的。这份资料让我们有机会窥视到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门运作之一斑，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朗道的思想演变的线索。
这是以当时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的名义呈报给苏共中央的一份绝密材料，1993年刊登在俄罗斯期刊《历史档案》上。 其中对朗道的背景有如下的介绍：
朗道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其父1930年曾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捕，但朗道隐瞒了这一事实。
1939年，朗道因参加反苏团体被苏联内务部逮捕，但作为理论物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被释放。
许多年间，从他的政治观点看，他是个有明显反苏情绪的人，他敌视苏联的一切，按照他的说法，他处于“奴隶学者”的地位。[克格勃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 1957]
这份档案材料表明，虽然尝过了铁窗风味后朗道在政治上比原来谨慎得多，而且他也不会不知道自己受监控的处境，但是在某些私人场合，他本性难移，仍然不改尖锐泼辣的作风，忍不住对世事发表评论，从而免不了被克格勃探知和记录下来。报告中就列举了很多朗道平日的言论，来证明他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例如，1948年一个侦探就一次同朗道的谈话报告如下：“朗道认为，美国是最有爱心的国家。朗道说，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上面说某位美国科学家，好像是捷克籍的，表示想到苏联来。于是他说，这个蠢货！要是我能同这个人换换位置就好了。”
关于朗道“敌视苏联的一切”，也有许多证据，比如他对于当时苏联科学界的看法是：“（科学界）已彻底地卖身投靠了，而且比国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外的学者毕竟还拥有某种自由。”“不仅科学家是这个样子，评论家、文学家、报刊杂志记者也是这个样子。这真是寡廉鲜耻，不值得一提。他们有人给钱，所以上边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在我国，人们既不懂得科学又不热爱科学，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领导科研的是一些钳工和木匠之类。科学家没有自由展示个人才能的机会，工作方针是由上边规定的。”
朗道对于当时苏联当局宣传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以为然，他说：“爱国主义路线妨碍了我国的科研工作，使我们同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更加隔绝，与领先的科技人员更加疏远。”“我不会把科学分为苏联的科学和外国的科学。谁发明了什么，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事。因此，我不能参加目前流行的、强调苏联和俄罗斯科研工作领先的鼓噪。”“苏联物理学处在什么位置，是处在第一位还是处在第十位，这不关我的事。我已经被贬到‘奴隶学者’的地位，这一点恰恰是决定一切的。”
此外，朗道对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也时有犀利的批评。例如，关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朗道的评论完全与当局唱反调——他认为发生在匈牙利的事件是“匈牙利革命”，是“可喜可贺的事件”，是“英雄的人民”为自由而战。他说：“这实实在在是全体匈牙利人反抗奴役者，即反抗匈牙利一小撮人，主要是我国一小撮人的革命。”“我要对匈牙利顶礼膜拜。”对于苏联政府，他说：“我们这儿的人手上沾满了匈牙利人民的鲜血……我们的国家，是被一群犯罪分子统治着。”
从匈牙利事件说起，他还进一步批判了列宁——1956年11月12日，朗道在自已寓所里谈话，当有人议论到苏联政府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时说：“假如列宁在世的话他肯定会感到震惊。”朗道对此的答复是：“列宁也做过见不得人的事。请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义。……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和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动了起义。他们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可得到的却是子弹……”他认为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中夺取政权本身就是基于“违背道义的思想”。他说：“作为党的基础的思想是耶稣会式的。这种思想要求对上司要绝对服从。这是典型的耶稣会式的思想，耶稣会的整个历史即是如此。” 他的结论是：“显而易见，列宁是法西斯的始作俑者。”
这些话说明，出狱后的这些年里，朗道在探索物理世界的奥秘的同时，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社会及其制度一直没有停止观察和思考。同1938年相比，他虽然不再有反革命活动，反革命思想却与时俱进——他对于斯大林专制的憎恨已经发展为对列宁建立起来的制度的批判。这一点可以从档案里他的另一些谈话看得更清楚，他说：“我们的制度是官僚阶层的权贵们专政的制度。我否认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生产资料绝对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达官显贵。”——如果说，1938年，他还是肯定苏联的公有制的，只不过要求加上“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到了五十年代，他显然认为这个公有制已经蜕变成“官有制”了。因此，他说：“我们的这个政权，根据我1937年以来的经验，绝对是一个法西斯政权。现在依然如此，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我认为，只要这个政权依然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指望它改观，这是不可能的，简直是开玩笑。”
朗道甚至早在1956年就探讨结束苏联政权的可能性：“苏联的现状不会长久继续下去。” “如果我们的制度不能用和平方式结束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随着大战也会带来各种灾难。因此，用和平方式让苏维埃制度消亡的问题，从实质上讲，事关人类的命运”；“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不通过战争就能使我们这里的政权消亡——是用革命的方法还是改良的方法，这并不重要，反正都一样——那就不会有战争了。没有法西斯，就不会有战争。”
当年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看到朗道这些触目惊心的反动言论，不用说，他的出国申请当然是泡汤了，连访问友好的兄弟国家中国都得不到批准。朗道的心情可想而知。1959年，他找到了一个机会来表达他的强烈不满。那一年，有一个国际物理学大会在基辅召开，朗道和其他一些科学家被通知不准出席，理由是他们接触过苏联核武器研究的机密。连在自己国家召开的会议都不让出席，这规定引起了朗道的愤怒，他宣布照样会到基辅去并要把这件事捅出去。面对朗道的抗议，当局最后收回了成命。
苏联政府在对待这件事以及朗道的其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克制，令我们不禁要为朗道庆幸，也为苏联物理学庆幸。上面介绍的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朗道“逢苏必反”的罪证了如指掌，无产阶级专政若有意给他一点教训以示薄惩，真是易如反掌。比如可以不许他收研究生和教书，通知学报不准刊登他的文章，他的学术生命将就此结束，更不要说什么创立学派了。然而，安全部门只限于默默地监听，并不采取行动。对于他的有些行为，如每月给流放中的同案犯卢默尔汇款，也不加阻止。在科学研究方面，除了不准他出国与国外同行交流之外，当局未多加干预——既没有限制他收徒授课，也没有禁止他用真名在国内外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甚至没有为他参加科学院院士的评选设置障碍。朗道早在1946年就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他的学生中后来也有多人当选为院士，包括在200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阿勃利科索夫和金兹伯格 。朗道和栗弗席兹合著的理论物理学教程在1962年还获得了列宁科学奖金。这一切显然都是苏联当时的最高领导所首肯的。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不过七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人们对这个时期有许多负面的评价，不过未来的科学史家应当记得，这个时期产生了杰出的科学家朗道以及对物理学有深远影响的朗道学派。公平而论，这一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届政府“有所不为”的态度。这虽然说不上是法治意义上对权力的自我约束，但毕竟使朗道和他的学派免遭摧残，为苏联的物理学保存了一线命脉。
谁也没有料到，就在朗道的事业和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跌宕而多彩的传奇人生中，增添了一幕令人痛心的悲剧——1962年1月7日这天，他在一次车祸中几乎丧生。那天早晨，他坐车到离莫斯科125公里的杜布纳去看望外甥女。天寒、地冻、路滑，他坐的车子同迎面开来的卡车相撞。可叹命运给予了他特殊的天赋，这一次却疏忽了对他的眷顾，车祸中的其他人都只是轻伤，唯有朗道撞断了多根骨头，撞裂了头盖骨，头脑和内脏严重受伤，医生几次宣布他已经临床死亡。但是，这时候的朗道，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喜欢挑刺的后生小辈了，而是苏联最大的理论物理学派的开山宗师。他重伤的消息使得整个物理学界动员起来，把全世界最好的药物和医生调到莫斯科来，在昏迷两个月之后将他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使他逐步恢复了知觉和语言能力。
也许朗道的车祸让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产生了紧迫感——诺贝尔奖只能授给在世的人，假如朗道不幸在车祸中身亡，那难堪的将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于是，这一年的年底，他们决定把当年的物理学奖授予朗道，表彰他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液态氦超流动性理论以及成为物理学经典著作的理论物理学教程。由于朗道的健康不允许他远行，颁奖仪式专门为他破例在莫斯科举行，由瑞典驻苏联大使代表国王授奖。
朗道经历车祸虽然大难不死，健康和智力却从此一蹶不振，他的学术生命已经终结。1965年，他的学生们知道恩师将不久人世，专门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物理研究所。1968年4月1日，朗道与世长辞，终年60岁。他生命的最后六年已不复当年那种才华横溢、指点江山的风采。可以想象，假如不是那场几乎要了他命的车祸，朗道多半能够再活一二十年。那样，除了继续推动物理学的进展以外，他将能够欣慰地看到自己的恩人卡皮查在1978年，也因为在同一个领域——液态氦超流动性——里开创性的实验工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假如没有那次车祸，朗道能否活着看到苏维埃联盟的解体呢？我们没法猜测。不过，苏维埃制度在相对和平的情况下消亡，正是他生前的愿望。而且，解体后的俄罗斯、乌克兰和阿塞拜疆三国争相把朗道放进自己国家的先贤祠、名人堂里，乌克兰国家银行在2008年还发行了铸有他头像的银币来纪念他的百岁诞辰。朗道若是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吧。然而，他那“公有制加资产阶级民主”的理想并没有在原来的苏联这片土地上实现，也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实现。对于这一点，这位才华横溢而又向往公平与正义的科学家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参考文献
Ginzburg, V. 2003. Autobiography, 见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hysics/laureates/2003/ginzburg-autobio.html.
Gorelik, G. 1955. Lev Landau, Prosocialist Prisoner of the Soviet State. Physics Today. May. 11－15.
Gorelik, G. 1997. The Top Secret Life of Landau. Scientific American. August. 72－77.
Gotsman, E., Ne’eman, Y. and Voronel, A. 1990. (eds.) Frontier of Physics——Proceedings of the Landau Memorial Conference (Tel Aviv, June 1988). Pergamon Press. 6－10.
Ryndina, E. 2004. Family Lines Sketched in the Portrait of Lev Landau. Physics Today. February. 53－59. （此文作者是朗道的外甥女，Physics Today 刊登的是删节版，全文见该刊网站。）
管惟炎 2002. 《口述历史回忆录》. 李雅明主编. 何淑铃整理.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
克格勃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 1957. 引自“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网页http://www.coldwarchina.com/kfda/egda/001847.html. 刘尔勋译. 杨存堂校注.
2009年3月5日完稿。
原载《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 第2期（2009）人物•访谈专栏
Friday, June 12, 2009
叶志江：亡命天涯
◇ 清华园的不眠之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夜，几千名北京中学红卫兵“血洗清华园”。见证了清华大学半个多世纪荣辱兴衰的二校门在“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声中轰然倒下。当上百名年老体衰的大学教授和校系领导在红卫兵的皮带抽打和驱赶下，背着二校门倒塌后的残砖断石在地上匍伏时，当红卫兵在那些被伤者的鲜血染红的水泥地上用墨汁书写“狗血”两字时，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文明的毁灭呵！
那桐，光绪年间举人，清末朝廷重臣。洁白的二校门上镌刻着他书写的“清华园”三个擘窠大字。一九二五年，这位经历了民国变故的满清遗老尚能在北京金鱼胡同家中寿终正寝。然而，他兴办的东安市场和题字的清华校门在文革中却不得安宁。在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红卫兵破四旧时，一个被改名，一个被推倒。
二校门虽因那桐的题字被红卫兵判定为“封资修”，因而难逃厄运，但“血洗清华园”事件却与那桐无关，而是起因于刘少奇被黜。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身穿军装，“神采弈弈”地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国家主席刘少奇虽然依旧随侍在侧，但神情呆滞，见报的排名从党内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号。
在中国的政治上空中，这无异是一个惊天骇雷。
大概是因为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文革初亲临清华园指导运动的缘故，对政治十分敏感，或被斥责为“十分投机”的清华学生闻风而动，纷纷贴出炮打王光美和刘少奇的大字报。
八月十九日，唐伟和陈育延这对在清华园渐露头角的“金童玉女”打响了第一炮，指责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耸人听闻的题目取得了爆炸性的效果。
文革初期曾左右清华运动方向的一批高干子弟也不甘落后。同一天，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雷蓉、王晓平、袁塞风和王新民等七人紧随唐伟和陈育延其后，联名贴出《三问王光美》。
八月二十一日，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不得不站出来表态，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上演了大义灭亲的一幕。
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写的那张致刘少奇于死命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也不知从什么渠道泄露出来，被转抄于清华园中。文中并未点名，寥寥数百字，但言简意骇，其中“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一句，让人吃惊，也让人感觉出毛对刘少奇的愤恨跃在纸上。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敢或不肯相信这是真的。转抄的大字报贴出后，迅即被人撕掉或覆盖，于是又重贴。如此反反复复，一定让毛泽东深感在中国“言论自由”之不易。
一时间，清华园里人头簇拥，热闹非凡，俨然成了得天下风气之先的圣地，吸引着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前来朝拜、取经。那几天，涌到清华园看炮打刘少奇大字报的校外群众，每天都有十万人之多。
迄今为止，尚无人出来证明清华学生这次炮打刘少奇的行动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如果文革中的每件大事都需要找出一个幕后黑手的话，我看只有请毛泽东他老人家出来承担责任了。就像两年后他向蒯大富坦陈他就是几万名工人进入清华制止武斗一事后面的“黑手”。
在历史大变革中，异常的喧闹往往暗含杀机。
三百多年前的甲申年间，李自成进京，崇祯皇帝自镒于煤山。
当流氓气未除的农民军将领胜利冲昏头脑地“绑吴襄而追求陈圆圆”，大闹京城时，他们未曾料到山海关外辽东大地上崛起的女真族正在虎视眈眈。
当书生气十足的清华学生虚张声势地嚷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大闹清华园时，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仅一墙之隔的清华附中校园里崛起的红卫兵正在虎视眈眈。
六六年初夏，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清华附中学生沿用俄国十月革命中使用过的“红卫兵”一词作为他们的造反组织名称。成立之初，他们恐怕未曾料到这“横空出世”的红卫兵日后会像进关的清兵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向全国。
这早期的以高干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的北京中学生红卫兵除了几篇受到毛泽东赞赏的鼓吹“造反有理”的文章外，日后更多地是靠“铜头皮带”名垂青史的。他们在“红八月”中用铜头皮带制造的“红色恐怖”曾让老百姓们闻风丧胆。
在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从来都是由大学生们搞起来的，唯独这一次是由中学生带的头。因为少读了几年书，用铜头皮带代替钢笔墨水也就毫不奇怪了。
无论如何，文革让中国人民享受了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结社自由”的权利。不仅可以有组织，有纲领，在两年后行将退出舞台前，一些红卫兵组织居然还拥有了武装。
又因为是以高干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这早期的中学红卫兵将革命的目标限定于“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狗崽子”，以及他门眼中那些对狗崽子们温情脉脉的中学领导和教师。
当清华园中的大学生将大字报的矛头指向刘少奇时，他们敏锐地感到这场运动将危及他们处于高位的父母，或说得漂亮一点，将危及红色江山。
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奇点”：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竟然违背他打倒刘少奇的旨意。
在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带上红卫兵袖章仅仅六天，北京中学红卫兵却决定血洗清华园，撕掉那些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
其实，这多少有点本末倒置。红卫兵们应当先到中南海撕掉毛泽东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那绝对要比撕掉清华园里成千上百张无足轻重的大字报更加有效。
倘能如此，他们的父母和自身都可以免除后来的苦难。
史书上说十万清兵是被明朝的封疆大员吴三桂引入关内的。
几千名中学红卫兵也是由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的几个左派领袖引入园内的。
八月下旬，清华自动控制系学生，高干子弟刘菊芬到清华附中上演了吴三桂乞兵一幕，恳请中学红卫兵“速选精兵，直入南门、西门，菊芬自率所部，合兵以抵二校门，灭右派于清华，示大义于中国。”
南门和西门是清华园两个主要校门。我不知道刘菊芬是如何情词恳切地说动那些中学生的，这段话是我替她杜撰的，原文出自吴三桂致清摄政王多尔衮书：“速选精兵，直入中胁、西胁，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信中提到的“中胁、西胁”是指喜峰口、龙井关诸处，长城的两座大门。
虽是套用，同菊芬学长当年的陈情可以庶几乎？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几千名中学红卫兵在刘菊芬和贺鹏飞等人引领下杀入清华园。据清华附中当年的学生仲维光回忆，“那天黑压压的自行车队集中在清华附中的大操场上，一色褪色军装，手提宽宽的军用铜头皮带，浩浩荡荡杀向大学。”
贺鹏飞，开国元勋贺龙的儿子。他在这几天的行为耐人寻味，因为几天前，他带头贴出《三问王光美》的大字报，而当许多崇拜他的学生跟着他“Ｎ问”王光美后，他又带领红卫兵去撕毁他们的大字报。
莫非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在刘和贺的统一指挥下，这来自十二所中学的几千名红卫兵如同正规部队一样对清华园实行了封锁和分割包围，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大有当年彭德怀搞“百团大战”的气派。当时在北京市和全国各地发生的小股红卫兵的零星战斗和它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战役”的展开过程也显示出指挥者们的军事才能。不仅对需要攻占的“军事目标”（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大字报作者）有周密的部署，还有涣散敌方军心，制造恐怖气氛的战地广播。先头部队进入清华后，立即占领广播台。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你们不是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吗？那就给你们一身剐！和“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当时，我正在教室里写大字报。杀气腾腾的广播声让人感到来者不善，我告诫自己：今晚不要大意。这“一身剐”和“见阎王”都不是好玩的。我匆匆离开教室，骑车在校园里转了一下，只见已经进校的红卫兵正在展开队形，进入战斗位置。在清华广播台所在的明斋门口，我正好碰到贺鹏飞和几个红卫兵从里面走出来。当贺看到我时，便停下脚步，用手指着我，对身旁的红卫兵说了什么。
八月二十日，我曾贴出大字报《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危言耸听地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事件，其成员大多来自原陕北红军。无独有偶的是，刘少奇反党集团的很多成员也都来自原北方局。”
这张“打击一大片”的大字报是我读了太多的革命回忆录，察觉了一点党内山头主义的蛛丝马迹后借题发挥而成的。大字报贴出后不胫而走，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轰动。
贺鹏飞的指指点点让我立即明白，我因这张大字报而被列为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了。但我也明白他们的“总攻”时间未到，不会对我立刻下手。因此，我示威性地骑车在他们面前画了一个圈，然后扬长而去。
公正地说，毕竟是“将门出虎子”，贺鹏飞对这次行动指挥得有声有色，大有可圈可点之处。即以拉倒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一事而言，一则可以掩人耳目，以“砸烂旧清华”来掩盖撕毁大字报的真正用意，二则可以对敌人起到威慑作用，而且如同当年解放大军将红旗插上蒋介石的总统府一样，成为取得胜利的标志。
然而，历史往往会同人们开玩笑。今天，清华二校门倒下瞬间的照片已经或将成为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中学红卫兵在文革初期制造“红色恐怖”的标志性镜头。
平心而论，如果当年红卫兵不以推倒二校门和对校中的教授和干部肆虐来掩饰他们对抗毛泽东旨意、撕毁炮打刘少奇大字报的行动，在刘少奇得到昭雪和文革被彻底否定的今天，历史将会为他们对抗毛泽东旨意的“反潮流”精神写下浓重的一笔。
文革的诡异之处在于当时的一切行为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清华大学的学生视炮打刘少奇为革命行动，而中学红卫兵也以推倒二校门和对教授和干部肆虐为革命行动。当尘埃落定后，当初的革命行动都受到了历史的审判。
比那些在二校门的废墟旁匍伏挨打的老教授、老干部们幸运的是，我在“红色恐怖”肆虐前逃离了清华园。当我离开明斋后，我估计南校门和西校门一定已被封锁，但清华人称之为“西南校门”的一个小门可能还未来得及布防。我便是从那里“溜”走的。
多亏吴三桂致清摄政王多尔衮书中没有提到“直入西南胁”。
当晚，据说有近百名红卫兵先后到我的宿舍来抓我，说是要给我“一身剐”。但他们扑空了。倘若那天我被红卫兵抓住，说不定我就有幸名列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中了。
红卫兵在清华园的肆虐伴随着游行队伍中令人心惊肉跳的口号声一直持续到清晨，躲在家中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也不能幸免于难。红卫兵逐家挨户“打扫战场”，除了就地处理的，很多人被殴打后集中关在“生物馆”。
多么名副其实的关押场所呵，失去了人的尊严后，难道不就是可以视他们为某种生物了吗？
逃离清华后，我又作了一个明智的判断。我没有回家，而是混在几百个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中，在北京大学一个饭厅里，躺在铺满稻草的地上安然入睡了。
在我进入梦乡时，另一股红卫兵杀入文联。老舍不堪凌辱，在北京太平湖投湖自尽。
那真是一个令许多人难以入眠的恐怖之夜。
第二天，红卫兵果然又到我家里搜捕我，但他们又一次扑空了。几天后，我在动农系学生姚永宁的保护下，和他一起逃离北京到达重庆。
◇ 雾都重庆
红军逃离中央苏区根据地进行长征时，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号，我和姚永宁则称自己的逃亡是“南下串联”。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央发出通知支持全国大串联，学生凭学生证乘车、吃饭和住宿都不要钱。这一通知不仅对我几天前逃出北京一事作了“背书”，而且为我的“百日大逃亡”埋了单。
人还真有走运的时候。为此，我不得不为“大串联”一事美言几句。
据统计，一九六六年全国在校大学生约为五十三万人，中专生为四十七万人，中学生为一千两百五十万人。
这一千三百多万名学生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应当有过大串联的经验。
让这些青年学生在全国满地乱跑无疑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最浪漫的一次大手笔，不管当时和后人对它如何评说，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应当是深远的。
对这一千三百多万名学生而言，那真是大开眼界的日子，祖国的壮丽河山，人间疾苦，以至于文革真相尽收眼底。
这满地乱跑的学生中必定有日后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的有志之士，他们已成就为今日的文学大师、理论权威、财经专家，乃至真命天子和朝廷重臣。青年时代的这一经历无疑在他们的人生经验中留下过痕迹。
重庆，我少年时代梦魂牵绕的地方。不记得是在哪一本书中读过的一句话“山城重庆，我回来了。”竟让我对这座云遮雾绕的城市心向往之。当我决定逃亡时，来自我心底的呼唤便是：“山城重庆，我来了。”
山高水远，又是“逃犯”，一路上险象环生。在宝鸡站，我稍有疏忽便差一点被人认出而抓获。消息传到清华时，竟误传为我已落网，连累光美同志听到后对她脱口而出的“叶志江该扣”这句话急急忙忙解释说：“我这句话讲错了”。
在重庆，我们不敢去大学住，便在重庆市江北下横街一个小学落脚。这和红军长征时避开大路，专挑小路走也是一个道理。
我们以为这样一来，红卫兵不会发现我的踪迹。
不料，几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当我和姚永宁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坐船回到江北时，下横街小学十几个学生正在码头等我。他们一见到我，便急忙告诉我，几个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在学校里守着，要抓我。他们将我的衣物悄悄地带了出来，在码头上等了我几个小时。
我后来得知，那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工程物理系学生易振亚发现了我的踪迹后，带了清华附中和重庆十八中的几个红卫兵前来“追杀”我。
望着这些聪明而可爱的孩子，我不禁热泪盈眶。他们都是只有十岁左右的娃娃呀，带头的一个女孩子也只有十二、三岁，却已经这样懂事和重感情。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这些孩子将我看成是他们的大哥哥，每天围着我，听我讲关于北京的见闻和革命故事。我也带他们到重庆市里参观或参加游行，一起吃城里的小吃。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我知道他们也舍不得离开我。但他们就像大人一样懂事，提醒我说，那几个红卫兵也可能到码头来抓我，要我快跑。
下横街小学曾是重庆市文革初期的一个热点。八月二十八日，重庆大学三十几个学生到江北张贴炮轰重庆市委的大字报，和正在下横街小学学习的民办小学老师发生冲突。循规蹈矩的老师们视炮轰重庆市委是反革命行为，用“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将大字报覆盖。双方先是唇枪舌战，继而肢体冲突。事后重庆市委授意和组织 一些干部、群众大做文章，指控重庆大学学生制造了“八二八流血惨案”，宣称有几个教师被学生打得脑震荡和脾破裂。更为耸人听闻的是说学生用门板给背微驼的下横街小学易书记“正驼背”。
当我和姚永宁对事件真相进行调查时，这几个下横街小学的学生十分勇敢地站出来用亲眼所见揭穿了这些虚假的谎言。我之所以暴露踪迹恐怕和我们当时的调查活动有关。
大学生的造反行动已为历史否定，但卑劣的栽赃恐怕并不能因此而流芳百世。
小学生们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倾向，他们那种未被污染的童稚是世间最可珍贵的。
当年的娃娃，如今也都垂垂老矣。天涯海角，即使相逢也难以相认了。但他们晶莹纯洁的幼小心灵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那样美丽。
一九九八年，江北区政协在编辑《江北区文史资料》时，根据调查证实所谓“正驼背”、“脾破裂”等都是当时为了政治需要而虚假编造的。
这大概便是人们常说的历史真相，在回顾文革时，应当有这种正视历史的勇气。
第二天一早，我和姚永宁便在朝天门码头坐船逃往武汉。
九月底只能算刚入秋，但清晨的嘉陵江江面已被浓雾遮掩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和姚永宁在确认无人跟踪后，毅然踏上了停泊在岸边的东方红三十六号轮船上的甲板。
虽然有点惊险，但想起当年江姐上华莹山打游击时也是在这里上的船，一股热流顿时流贯全身，使我激动起来，仿佛自己真的成了出生入死的“革命党人”。
在船上，当我们注意到有两个女学生一直在打量我并窃窃私语时，不免又紧张起来。身在船上，已无退路，姚大着胆子上去询问。她们倒是十分和善，自称是清华数力系八字班（和我同系，但高一级）的学生，也是出来串联的，正在疑惑我是否就是叶志江。姚见她们并无恶意，便承认了，还请她们保密。她们一口答应，还成了我们很好的旅伴。也算是虚惊一场。
我和姚永宁相识才几个星期。他是动力农机系七字班的，比我高两级。他个子不高但相貌堂堂，有主见且富于正义感，对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十分同情。在我危难之际，有他相伴，也算是老天怜我。
在船上，我们享受了自逃亡以来最为轻松的三天。
白帝彩云，两岸猿声，美丽的自然景色和传说令人遐思悠悠。姚和我讲起了他的罗曼史。在合肥老家，他有一个中学同学，叫李木子。她的父亲是合肥一所大学的教授，早年留学日本，娶了位有日本血统的太太。女儿取名“木子”，听起来很像日本女孩子的名字，但这“木子”两字正好是将“李”字拆开，就又成了中国人。这个有如此美妙名字的女孩子十分温柔善良，而且长得很甜美。按理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姚永宁应当早日迎娶才是。不料，尽管两人相恋多年，但姚却迟疑不决。我问他原因。他说，李木子就像是他的“冬妮亚”，保尔的少年女友，一个资产阶级小姐！他喜欢她，但他更向往革命。他在追寻他理想中的“丽达”同志。
七十年代中期，当革命的光环被文革污染得暗淡失色后，我在合肥见到了姚永宁和他的新婚妻子李木子，还有她的父母亲。一家人显得是那样幸福和谐。
在苏联，保尔和冬尼娅因十月革命的发生而天涯各方。在中国，被文化革命搞得筋疲力尽的保尔回到了冬妮亚的怀抱。冬尼娅不属于革命，但她属于爱情。在革命被扭曲的中国，她理所当然地获得了爱情。
又过了若干年后，新一代的中国男人已不再追寻丽达而更欣赏冬妮娅了。姚永宁曾任厦门金龙汽车集团副总经理，退休后同他的“冬妮娅”在北京和厦门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当轮船经过三峡时，两岸雄伟壮丽的景色使我热泪盈眶。“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凡夫俗子的我也不免为之动情。或许，人在患难时容易多愁善感。
面对急流险滩和茫茫前途，我想起了少年郭沫若出川经过三｛时发出的感叹：人生行路真如这峡里行船一样，今日不知明日的着落，前刻不知后刻的行藏。我如今就好像囚在了群峭环绕的峡中—但我只要一出了夔门，我便要乘风破浪！……
◇ 逃离旋涡
走出峡谷后的长江并没有以一泻千里之势划出一条笔直的河道，而是仿佛被突如其来的自由弄得不知所措，在坦荡的平原上恣意地迂回和旋转。
第四天，在接连几个急转弯后，汉口码头周围的建筑终于隐约可见。
在汉水和长江汇合处的江面上，百舸争流，汽笛声声，依旧可见九省通衢的气派，但融合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江汉关大楼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据说，顶上的大钟除报时外，每隔一刻钟会奏出英国“威斯敏斯特钟曲”的主旋律，肃穆而神圣。但我不记得在等待下船时是否听到过任何旋律，在文革的暴风骤雨中，这支带有西方色彩的钟曲应当已经停奏或被《东方红》乐曲所取代。
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起，武汉三镇多次成为政治旋涡的中心。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曾云集武汉，让这座城市又重温了一次“中心”的美梦，虽然短暂，倒也喧闹过一阵。
一九六六年九月底的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已经冲过江边的堤坝，涌向城中每一个角落。虽然是照样喧闹，但它要再次成为旋涡中心，还得再等将近一年的时间。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这喧闹终于到达了它的顶点。史称“武汉７２０事件”的发生使这座城市再次成为旋涡中心。当持枪的大兵和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的群众包围东湖宾馆时，毛泽东穿着拖鞋逃离宾馆内的“梅岭一号 ”别墅，差一点成了“西安事变”中逃离华清池的蒋介石。在喧闹的旋涡向外延伸、扩展后，全国各地出现了更加惨烈的武斗局面。
当我们下船走到街上时，只见到处都是“南下一小撮滚回去”的大标语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伴随着高音喇叭的吼叫声和激昂的革命歌曲。旋涡的形成已端倪初露。
如梦如醉的“长江三日游”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文革的现实之中。
我们并不知道这座城市发生了什么事，但被勒令滚回去的“一小撮”肯定是指南下串联的北京学生，这意料之外的见面礼让我心惊肉跳。
文革期间每听到“一小撮”三个字我都会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在一所中学住下后，我蛰居屋中，而姚永宁外出侦察“敌情”。很快，我们便对当前的形势有了一些了解。
“红八月”后的北京。当我们在重庆和长江三峡“流窜”时， 借助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契机，另一股以大学生中的平民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北京各高校崛起，如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冈山公社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等。这些新成立的学生组织虽然沿用“红卫兵”的名称，但和尚未退出舞台的清华附中等各中学“老红卫兵”已分道扬镳。随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老红卫兵”们振臂一呼“造反有理”后，很快变成“保爹保妈”派。
在我们到达武汉前，两股红卫兵人马借着全国大串联之机云集这九省通衢之地，双方正在激烈较量之中。
在京城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因为传递了北京高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验，炮轰湖北省委，而在武汉市声名大嘈。
当时，这种“北京一条虫，出去一条龙”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这些由“虫”变成的“龙”在各地大造其反，炮轰各级政府机关和领导，加速了天下大乱，并使得大串联日后大背恶名。
当然，这也正是毛泽东的浪漫之处，他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他心目中的天下大治。
当武汉的学生在赵桂林的鼓动下在省委门前静坐，高喊“打倒 湖北省委”的口号时，老红卫兵们出于他们先天性的政治敏锐站到了湖北省委这一边。大名鼎鼎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袖卜大华和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明星”宋要武亲赴武汉，力挺湖北省委和省委书记张体学，并严词谴责南下学生中一小撮“狗崽子”反对共产党的“混蛋”行径。
宋要武，原名宋彬彬，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上将的千金。她因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而名扬天下。
众目睽睽之下，她尊毛泽东为红卫兵的红司令，毛以革命不能文质彬彬为由赐名“要武”。
皇恩浩荡，普天同庆。“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老红卫兵们用铜头皮带演绎了“要武”的真缔。
放牛娃出身的张书记也是个性情中人，而且显然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以至于在大会上控诉赵桂林时涕泪纵横。
老革命和老革命的后代在武汉组成了“神圣同盟”，共同对抗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见到的都是秀才哭诉封疆大员。金圣叹主演的“秀才哭庙”一案便是几千名秀才一起哭诉江苏巡抚朱国治。
毛泽东在延安看了京戏《逼上梁山》后写信给编剧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合，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因了毛泽东的这段话，“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成了文革中的时髦用语。
封疆大员哭诉秀才一例也算是文革对历史的再颠倒。
在尘埃落定后的今天，我们当然知道最后的胜利属于张体学和宋彬彬们的“神圣同盟”。湖北的老百姓至今还怀念着张体学这位“布衣省长”，可见他当年的政绩并不属于打倒之列。但在记载历史时，却不能因此而“宜粗不宜细”地否认当时赵桂林之流炮轰湖北省委的作为不过是响应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号召而已。
赵桂林之流归属于后起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或因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或各级党组织打成“反革命”，或因追求真理而投身运动，但在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指导下和中央文革的操纵下，他们很快成为全国各地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力。在文革结束后，他们连同那些跟着造反的工人被统称为“造反派”，其头面人物因乱党、乱军和武斗等罪名受到了清算。
清算当然是必要的，特别是对那些“官愤”极大的造反派头头，不关不足以平官愤。但这类审判往往因要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对他们的反革命犯罪情节“宜粗不宜细”后显得有点滑稽。
那些最早呼喊“造反有理”，制造“红色恐怖”的中学红卫兵的头面人物因为很快被迫退出文革舞台和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在文革后倒是个个身居要津。
这种命运的反差除了因为家庭背景的不同，还和彼此“造反”的对象不同有关。同文革中历尽磨难的“当权派”们相比，在中学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中受难的人或死去的冤魂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人物，无非是“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狗崽子”罢了，至多也就是一些中学校长和普通教师而已，如北师大附中的女校长卞仲耘。
文革后，小人物受难的故事自然被列为文革题材，被“宜粗不宜细”的筛子筛选掉了。老红卫兵们早已不约而同地遗忘或自愿放弃了他们当年的丰功伟绩，也就不需要他们再“说清楚”了。只有那些海外的学者和非学者们至今还在不识大体地去追寻这些“红色恐怖受难者”的亡魂，诉说着“我虽死去”的冤屈。并在对比两类红卫兵不同的命运后，不时提出一些关于历史真相和历史是否公正之类的学究式疑问。
和官愤相比，民愤有时是无足轻重的。
赵桂林之流当然无法预见他们日后的命运，在一九六六年九月那段日子里，他们正陶醉于自己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勇行为”。我未曾见到或不记得那些火热的场面，留在我记忆中的唯一镜头是赵桂林坐在窗前埋头读着毛选。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
当青年学生唱着井冈山时期的民谣，在各地省市委大楼前静坐示威大造其反时，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就像当年革命根据地的老百姓在追随毛委员闹革命。
两军对垒，武汉三镇气氛紧张，街上到处张贴着通令，要求逮捕赵桂林。南下的“虫”们已成众矢之的。卜大华和宋要武声名显赫，金口玉言，他们口中的“南下一小撮狗崽子”被温文尔雅的武汉人简化为“南下一小撮”。
“狗崽子”不用当了，但“滚回去”还是必须的。
真是冤家路窄。我为躲避中学红卫兵的追杀而逃离北京，却又在这里撞到了他们鼻子下面。
尽管我们和赵桂林等北京学生素不相识，也未参与他们任何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活动。但倘若我被人发现，绝对会坐实南下学生中有一小撮“狗崽子”和“混蛋”的指控。
当面临落网的危险时，连毛泽东都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和姚永宁自然也只有出此下策。两天后我们便逃离了旋涡中的武汉。
临走之前我们匆匆去长江大桥合影留念和寻访武汉大学所在的珞珈山。这珞珈山也是我少年时代梦中的绿洲，而且也是起因于书中一句十分平常的话：“珞珈山的春天是迷人的”。
但一九六六年秋天的珞珈山并不迷人。仅仅一个月前，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被迫害至死。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临死前的哀求之声：“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一定让山河失色。
珞珈山笼罩在惨云愁雾之中。
当年，李达和他的夫人在上海、南湖两地奔波，为中共一大找到了开会的场所。但在他临死前，却连求一治病的场所而不准。
国家主席刘少奇三年后在开封惨死的照片日后也让世人不胜唏嘘。党内斗争弄到这种惨烈的地步，恐怕已是天理难容了。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评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时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
在我看来，中国的文明史更像一部“不文明史”，是整人整过头走向反面的历史。
蒋介石企图将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结果自己逃到了一群小岛上，毛泽东将一大批“右派”、“走资派”搞得家破人亡，结果自己也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文革中此起彼伏的各派政治力量也无不都在反复地验证着整人整过头而走向反面这一真理。
蔡州褒信县有道人善棋，凡对局，率饶人一先，并有诗云：“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下棋如此，或许玩政治也应当如此，得饶人处且饶人。 ？
◇ 朝圣之旅
逃出武汉后，我们并不敢回到北京，而是继续南下到了长沙。
从重庆到武汉时我们乘坐的东方红轮船并不十分拥挤，这大概是因为学生们还没有被高涨的革命热情烧糊涂，还能明白超载会导致沉船，会葬身鱼腹。
从武汉到长沙的路上，我们见识了红卫兵大串联时火车上难以想象的拥挤程度。
火车是不会因为人多而下沉的。
整个车箱成了“立体仓库”、沙丁鱼罐头，行李架上、座位下 面全都躺满了人。座位的靠背也成为“上座”被人占领。至于小小的厕所更是绝佳的“包箱”，可以塞进五、六个人。行驶途中，请君自爱，放弃任何同“排泄”有关的活动。但车厢里的异味显示，难免有人偷偷地“自行了断”。
最拥挤的是过道，几乎人人都被挤成为“阿扁”。我不幸而成为其中一个“阿扁”式的人物。在途中，我腿麻难忍，将麻木的左腿稍稍提起，略作休息。当我再想放下时，居然已无插足之处，周围的脚乘机抢占了这珍贵的空间。
我以“金鸡独立”的姿势一直站到长沙。
其实，最省力的姿势应当是双脚腾空，在这样拥挤的空间中绝无倒下的可能。我又忽发奇想，觉得这拥挤的车箱是最安全的地方，即使有想抓捕我的红卫兵在车上，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而动弹不得。
几千个来自五湖四海的“阿扁”和“阿圆”忍受着饥饿、疲劳和异味，乘着同一列火车，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长沙和韶山朝圣。
当年的青年学生对毛泽东的虔诚程度决不亚于那些到麦加去朝圣的穆斯林。
我和姚永宁决定，为了安全，一路上不再参与任何现实的“革命活动”，而是去参观各地的革命遗址，天南地北地走进中国的历史。
我们的逃亡从“南下串联”演变成了“文化苦旅”。
前几年，余秋雨出了《借我一生》这本书。我有趣地发现，他也在书中称自己的文化苦旅起因于逃避追杀，一种“令人窒息的虚假文化”的追杀。
撇开文坛上的是是非非、真真假假，余秋雨这本无序无跋，记叙文革岁月的书倒还是值得一读的，书中有他对文革时期人生百态和是非恩怨独特的观察和见解。
“咬嚼”或“逗”余秋雨已成时尚，我又有趣地发现，在这本对文革大戏裁剪得体的书中居然找不到我们这位同代人对大串联片字只语的叙述。
是青年时代的大师还没有后来的文史功底，或大串联路上的所见所闻乏善可陈？还是大师受上海人恋家情结的影响竟没有走出去，几十年后以文化苦旅来补大串联这一课？
长沙，这座留着青年毛泽东足迹的古城已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但我们来此并非是为了那些千年一叹的古迹。吸引我们的是寒秋中的桔子洲头，岳簏山上的爱晚亭；是长沙第一师范，是毛泽东与杨开慧居住过的清水塘。
无论是在桔子洲头，还是在岳簏山上，我都徘徊良久，留连忘返。一代伟人也有过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携来百侣曾游的浪漫，这让人暂时忘却了他作为神的地位。
秀丽的江景和浓绿的山色让我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在岳簏山顶，秋日高照，三湘大地尽收眼底。诺大山头，不见人迹，但我们在山顶意外地发现了黄兴和蔡锷的墓地。
恰好是五十年前的深秋，这两位民国元勋相继病逝于上海和日本，因而同时魂归故里。下葬时，章太炎致黄公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一时传颂。
人都是崇拜英雄的，更何况如黄兴和蔡锷这样的传奇人物，那是我心仪已久的。当世人因一场注定会失败的荒唐革命而将革命先驱冷落在旁时，我们无意中来此作五十周年祭，又何其幸耶！
苍松翠柏，秋风习习，当我躺在他们的墓旁，仰望苍天时，我觉得和历史如此贴近，而世事的纷扰和个人的命运是何等渺小。
对毛泽东的崇敬当然也来自于那种对历史的感受。
且不说毛泽东后来的雄才大略，他青年时代在湘江冬泳时抒发的豪情：“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便已迷倒当年无数青年学子。
他晚年时发动文革，使得民不聊生，但他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或游泳池旁富有哲理和幽默的谈话又让他成为高深莫测的先哲和精神领袖，不仅让中国人痴迷，也让美国总统尼克松一类洋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谈话时引经据典，唐诗宋词信手拈来，又恰到妙处，让我们回味无穷，绝非后来那些东施效颦的人会让人浑身鸡皮疙瘩。
如今，在毛泽东被人们批得体无完肤时，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当年追随毛泽东的行为都成了“愚忠”。
阿斗当了皇帝，大智如诸葛亮者受其掣肘，听命于昏君的胡话，最终出师未捷身先死，那算得上是一种愚忠。
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愚忠”大概还达不到诸葛亮的水准。我们并非像诸葛亮那样在追随一个阿斗式的领袖，而是臣服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我们的悲剧在于，因为幼稚，因为狂热，在文革初期竟然没有也不可能想到伟人会有犯错误的时候。
仅仅两年的时间，文革初被捧杀的青年学子又被棒杀。文革十年中，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为“愚忠”赎罪，在受苦。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因此更早地从现代迷信中走了出来，或腹诽，或冷眼旁观。个别如王醒民者，仅仅因为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嘻笑怒骂而坠入深渊（拙著：《煤油灯下的报告及其它》）。
我的觉醒更多地是出于崇尚思想自由，因而在文革时期不认为对毛泽东的批评是一种罪行，就像现在我也不认为有人对毛泽东表示崇敬是一种愚昧。
如今，我也会同众人一样，在下笔时对毛泽东的那些倒行逆施嘻笑怒骂，但他依旧是我心目中的一位伟人。
列宁在评价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时引用过一句格言：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却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这句在文革中流传甚广的格言大概适用于所有有污点的伟人。
毛泽东曾自嘲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孤岛上去了，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我也始终愚昧地钦佩毛泽东与此相关的两件事：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和他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命运的预见。
当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带着一支如同流寇一样的部队在崇山峻岭中逃避蒋介石五十万大军的追击时，谁能想到毛泽东日后依靠这不足一万人的残余兵力会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孤岛上去了呢？
这绝对是一部世代相传的史诗，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张戎和她的洋老公，当然也是我们许多人无法身临其境地想象的。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经历过的一场大灾难，也是毛泽东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一个大悲剧。
文化大革命固然失败了，但毛泽东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命运的预见却悲剧般地被应验了。
四十多年前，当我在清华学习“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和前苏联亡党亡国的论述和预言，因为我当时完全无法相信在列宁的故乡，一个如此强大的党和国家会亡党亡国。仅仅二十多年，就像《红楼梦》里说的“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个曾经打败过不可一世的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大国竟然从地图上消失了，苏联共产党也差一点成了非法组织被取缔。
不仅前苏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寿终正寝，或发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这不得不令人对毛泽东的预见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对他发动文革的初衷有所理解。
我们曾毫不动摇地相信，马克思已经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现在看来，“走资派还在走”已成全球的大趋势，人类依旧得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道路。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对他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这又是伟人的天才般的预见，只是时间的跨度恐怕需要大大地压缩。
毛泽东如此高瞻远瞩，难怪从长沙开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的长途车站挤满了前去朝圣的青年学生。
面对黑压压毫无秩序的人群，负责发车票的一个中年汉子束手无策，连售票口的小窗门也不敢打开。姚永宁灵机一动，亮出“南下一小撮”的旗号，迅速地由“清华一条虫”进化成一条“龙”。在龙的号令下，乱轰轰的人群很快变成了一字长蛇。
我们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两张当天去韶山的车票。
在快开车时，突然来了五个女孩子。她们没排队，但七嘴八舌，硬挤进车门，无须变成龙也在朝圣的车上占了一席之地。
八月中旬，湖南大学土木系几百名大学生到长沙市委大院造反，造反的理由很简单，不过是市委大院里没有挂毛主席语录。
今天来看，这些学生幼稚和愚忠得可以，但在文革初期，不能做到“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倒是一件可以上纲上线的罪状。在市委大院门口，学生和前来保卫市委的几千名工人发生肢体冲突，学生被打，多人受伤，舆论哗然。八月底，人民日报火上浇油，发表《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指责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市民由此分成两派，长沙市和湖南全省开始大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无意不战而降，随即在大会上号召抓“黑鬼”，迫使湖南大学学生的造反行动陷入低潮。
在武汉是抓“一小撮”，到了长沙是抓“黑鬼”。因为毛泽东讲过“一个游鱼三个浪”，在北京就成了抓“游鱼”。
大家都回避抓“反革命”这一过于敏感且容易引起法律纠纷的词语。
谁能说中国的领导干部不够幽默？
这几个七嘴八舌的女孩子正是最初去长沙市委大院造反的湖南大学学生，一个个眉清目秀，并无“黑鬼”模样，说是“游鱼”，倒有几分传神。刚才在车门口，她们已经一显游鱼的本领。
开车师傅对她们强行上车的行为无可柰何，但我猜想，市委大院门口那些不善言词的工人一定被她们的伶牙俐齿所激怒，仗着人多势众动起手来。文革中很多“事端”的起因大概和街上群殴的起因相差无几。
当其中一个看上起比较文静的女学生向我和姚永宁叙述她潜往北京告“御状”一事后，我领悟到“一个游鱼三个浪”所言非虚。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惊动毛主席他老人家。长沙市的公安人员穿着便衣，密布在湖南大学和车站四周，不准学生离开学校。这个文静女学生被同学推荐为突破封锁线进京告状的代表之一。
在武汉，北京的学生南下造反。
在长沙，湖南的学生进京告状。
南来北往，熙熙攘攘，成为文革初期的一道风景线。这南来北往的学生虽然方向不同，但目的却是相同的：要落实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让天下大乱。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至十一月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先后共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伟人挥手之间，涌向金水桥的青年学生热泪盈眶，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坐镇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地接见各地来京告状的学生代表，要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转化成物质力量。大员们颐指气使，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各地的封疆大吏，兴致所至，便送上一顶“叛徒”或“国民党特务”的帽子，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除了几个战功赫赫的老帅敢于对这些文革新贵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拍得手指断掉，青年学生哪里能在文革初期分清中央文革小组和党中央之间的差异。各地学生的状纸统统送到了中央文革的手里，而且一告一个准。
难怪湖南省等地的党政领导要阻挠学生进京告状。
话说文静女学生摘掉校徽，挎着篮子，手牵小孩，化装成家庭妇女走出了校门。几个男学生大摇大摆在前面作掩护，吸引便衣的注意。
那都是从当时风靡全国的小说《红岩》或《青春之歌》中学来的。
她成功地走到了桔子洲头，却在渡口被一个便衣拦住。当她否认自己是湖大学生时，便衣指着她的胸口说：“你将校徽摘了，可戴校徽的痕迹还在。”她看着胸口的两个针眼暗暗叫苦，只得低头不语。
出乎意料之外，这个放单的便衣居然站在学生一边。在他的提醒下，女学生摘下小孩身上的毛泽东像章别在胸口后又混到了火车站。
火车站戒备森严，在渡口漏网的学生都功败垂成，被赶下火车。情急之中，女学生异想天开，直奔机场。
我的记忆在这关键时候出了点故障，我不记得这个女学生是如何上了飞机，那一定是很戏剧性的。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坐飞机如同今天的太空行走一样不可思议。正因为如此，公安人员没有在机场设防，被她钻了空子。
她到了北京，告准了御状，今天又来韶山烧香还愿了。
舜帝携娥皇、女英南巡至此，奏韶乐，引来凤凰起舞、百鸟来仪。这“千里来龙，此处结穴”的风水宝地从此便被称为韶山。几千年后，韶山冲的山凹里奏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乐曲，引来无数虔诚的百姓闻曲起舞，鞠躬如仪。我和女学生们都躬逢其盛。
不知道这几个女学生如今身处何方，曾经的英勇行为肯定已成为她们痛悔或笑谈的往事。
我后来没有再去过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那已逝去的苦难的文革岁月和韶山冲的旭日青松交织在一起，是我们这一代学子永远的依稀别梦。
◇ 羊城话羊
从长沙继续南下，我们到了广州。
走上街头，扑面而来的是令人眩目的“红海洋”。临街的建筑物墙面都被涂成红色，并配以毛泽东语录和宣传画。红色象征革命，蕴涵热情，但当红色巨大到无处不在时却让人不寒而栗。当我置身于广州的红海洋时，我想起了北京城里红八月中的种种恐怖行为。长沙市委大院里因为没有毛泽东语录而被学生造反，广州市委让全城都成为毛泽东语录的红海洋，大概没人会造反了吧。也不，学生们说广州的红海洋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惧怕革命群众在墙上张贴炮打市委的大标语、大字报。这颇有点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当然，广州市委不希望大字报上街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毛泽东亲自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学生们有此疑问也在情理之中。好在曾坐镇广州，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刚被濯升为政治局常委，一跃而成中国政坛上的第四号人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广卅市委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文革中的大罪，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但司令部里的人员如走马灯似地频频下岗，三个月后陶铸便从政坛上突然倒下，他的陨落同他的濯升同样迅速和让人大跌眼镜。广州地区的各级干部立即陷入灭顶之灾，红海洋变成了大字报的海洋。
在我们到达广州时，街上尚未见大字报，市面也依旧繁荣，珠江边的九重天酒楼内座无虚席，人声鼎沸。酒楼的菜价令人咋舌，我们似林冲误入白虎堂。虽然囊中羞涩，但限于面子，我们硬着头皮站在桌旁，等候挨斩。不料广州人排外，对我们这两个“北佬”白眼相待，算是给了我们下台的台阶，让我们带着革命者的“义愤”步出大堂，心中窃喜不已。
武汉人驱赶“南下一小撮”是出于保皇的政治目的，广州人不欢迎南下的“北佬”大概是缺乏政治觉悟的表现。位于郊区的各大学校园里却是一派完全不同的景象。不仅“北佬”云集，在广州市委的领导和部署下，校园里贴满了炮打校党委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舍车马，保将帅，是文革初期各级领导玩得最多的政治游戏。可怜的广州各大学的干部和教授们也就统统成了被舍去的车马或替罪羊。“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美丽的传说让广州得名“羊城”。一九六六年秋天的羊城，遍地都是任人宰割的沉默羔羊。
今天，陈寅恪的名字可说是如日中天，但当我徘徊于中山大学的校园时，陈寅恪几乎被淹没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据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记载，陈居住的楼房曾被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掩盖得看不到一点砖墙，活象一口纸棺材。他维持生命所需的药物和食品被中断，高音喇叭装到了他的病床边，震耳欲聋的批判声让他终日心惊胆战。三年后，一代宗师被折磨而死。铮铮硬骨，从不屈服的陈寅恪却在临死前坦陈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这并非是低头认罪，按民间的说法是他要和“革命”划清最后的界线，带着“反动”的帽子离开尘世。
“反动学术权威”是如此下场，学校的各级党政干部也都自身难保。在广东工学院的校园里，一位面目清瘦、五十岁左右的领导干部拿着一把大扫帚在清扫马路。当围观的学生羞辱他时，他没有丝毫颤栗和羞愧，而是一边扫地一边反唇相讥。我已不记得双方当时的全部对话，但他说的一句话：“总有让人说话的一天！”曾使我震撼，也使我终生难忘他吐出这九个字时凛然的神情。我也有过百口莫辩的经历，我知道这句话里包含的全部含义和情感。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历史的真相也不会永远被埋没，因为“总有让人说话的一天！”。多年后，我们知道了刘少奇说过的那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同样是锵铿有力的九个大字。所有这些有名气的或无名气的，但都是不屈的人的心声最后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当每个人都撕下了“永不翻案“的护身符后，文革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真正地永世不得翻案了。文革是各种政治力量角斗的舞台，也是人类的良知和邪恶搏斗的舞台。人们或许会迷惑于五光十色的政治口号，但善恶之间的界线却是恒古不变。文革中不乏受难者博得同情的例子，人们的政治倾向在善恶之间并不总是压倒一切的。当青年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时，我感到不平；而当大大小小的干部被斗得七荤八素时，我又同情于他们。
两个月后，我曾重返四川，在成都目睹了一次干部被斗得七荤八素的场面。当时，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已在全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在天下大乱的过程中被赶下了台。批斗会在人民南路的一个广场举行，那里曾是皇城所在地，残留的城楼如同北京的天安门城楼被用作大型集会的主席台。清华大学的招牌和成都人对北京学生的敬重让我和姚永宁得以混到城楼上“观摩”。
站在城楼的边上，只见台下是几十万参加集会的群众，台上是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和被批斗的西南地区党政大员，叫得出名字的有中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四川省长李大章和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会场内红旗招展，“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声和革命歌声此起彼伏，而会场外无数的保守派群众正在冲击会场，试图解救被批斗的领导干部。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正在代表省委作检查。
会议中途，早有预谋的一部分激进分子突然在城楼下摇旗呐喊，鼓噪起来，指控主持批斗大会的造反派头头是“明批暗保”。在一“左”一“右”两股力量内外夹攻下，台下的人群顿时大乱。保护会场的纠察队员垂头丧气地放弃了警卫，保守派群众乘机涌进会场，左、中、右在城楼下混作一团。如此壮观的群众运动场面和街头闹剧，如今恐怕只有在台北凯达格林大道上才能见到了。台湾是中华民族保存国粹的最后一块宝地，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这混乱的时刻，台上的一幕永远地凝固在我的记忆中：李井泉表情冷漠，似乎对眼前的一切毫不关心。李大章嘴角挂着一丝嘲笑，大概在等待好戏开场。廖志高脸色惨白，拿着讲稿的手抖得像筛糠一样。官最小，但身材魁梧的廖井丹自告奋勇地走到城楼边高声劝说保守派群众退出会场。在这一刹那间，我的同情心完全转向这些曾身经百战而不幸沦为羔羊的老同志身上，因为我也过这种被批斗的滋味。我不知道自己被批斗时是否脸色惨白，但我肯定是又害怕又羞愧。我无法神定气闲，漠然视之，更不敢在嘴角挂一丝嘲笑。我永远后悔自己被批斗时不够坚强和潇洒，幻想着有机会再来一次时至少可以像阿Q上法场那样唱两句“手执钢鞭将你打”之类的戏词。
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被眼前的混乱搞得六神无主，慌忙鸣金收兵，带着李井泉等人离开城楼，不知去向。廖井丹此时依旧在城楼的一角作着无用的努力。我佩服他不管个人安危的勇气，悄悄地告诉他其他人都已离开，建议他赶快脱身。当几个军人和一辆轿车出现在城楼的台阶旁时，我推着他往楼下走。他一边说着“我不能离开”，一边挪动脚步走下台阶。轿车旁挤满了人，车门已无法打开，我又让他爬上车顶。在一片“廖井丹滚下来！”和“廖书记快上车！”的口号声中，成都市的堂堂父母官无奈地端坐车顶，像一叶孤舟，在波涛汹涌的人海中缓慢前行。
在历史上，广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从林则徐虎门禁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反清起义，到北伐战争的策源地，广州市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一幕又一幕。在广州全城淹没在一片红海洋中时，这些革命的遗址虽未遭到大的破坏，但或者谢绝参观，或者冷冷清清，无人问津。谢绝参观和冷冷清清的原因是广州作为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大本营，这里的革命遗址大多是纪念国民党的革命先驱。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于是，曾经同为革命群众的两派都视对方为国民党余孽，必欲除之而后快。对那些躺在地下的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分子，红卫兵们恨不能“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只得拿革命遗址地面上的“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和中华民国的题字等出气，统统于以清除。
台湾的陈水扁上台后在岛内大力推行“去国民党化”，改路名，拆牌匾，忙得不亦乐乎。其实，这并无新意，不过是步当年广州红卫兵的后尘罢了。难怪连战夫人连方禹曾说：“不到台湾就不知道文革还在搞。”红卫兵早已销声匿迹，陈水扁也进了台北的看押所。
一切试图割断历史的人大概都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文革的历史也不应被割断，上海的朱学勤教授说得有趣也不无道理：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像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因为冷清而更显肃穆，数十年中，那些西洋风格的建筑群和挺拔的松柏如同梦境一般在我的脑海时隐时显，难以忘怀。在乱轰轰的世道中身处清静的陵园，一如在岳簏山顶黄兴的墓地，会让你于历史的沉思中对周围儿戏般的革命大彻大悟。当年黄兴率领革命党人直扑两广总督衙门时，从者都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还是儿女情长的年华。面貌如玉的林觉民临死前《与妻书》中一句“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让多少人肝肠寸断。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个个以天下人为念，毁家赴难，更令人肃然起敬。我们这一代人似乎生不逢时，那些自以为紧跟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冲击两广省府衙门的青年学生中或许不乏视死如归者，但一个个都成了“画虎不成”的犬。
林觉民的堂兄，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一个爱国志士。五四运动时，他在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里放了一把在中国近代史上出了大名的火。但当北京的“地派”红卫兵，包括清华４１４派的学生（见美国人韩丁写的书：《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自以为发扬五四精神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的房子时，他们又一个个成了中央文革争夺外交部权力的替罪羊。
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定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当革命蜕变成“假面舞会”，人妖难分时，十年文革成了犬羊辈出的年代。寻觅沙面，一半是因为岛上浓荫掩映中的欧陆风情，一半是为了美丽的西关女子区桃。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虽然在文革中被批判，但这部岭南文学名著曾深深地影响过我们这一代人。摇曳多姿的南国风情，三家巷里几个青年学子在大革命时代的悲欢离合，似乎比北平城里卢嘉川、余永泽和林道静大浪淘沙式的命运更触动我的小资神经。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谈情说爱，《三家巷》中那些男欢女爱的情节触犯了文革时期禁欲的天条。当我漫步在宁静而美丽的沙面岛时，我仿佛能听到当年示威者们的呐喊声和岛上英军密集的枪声。在生与死的关头，美丽的区桃为保护她爱着的男子倒在血泊之中。她为反抗列强而死，也是为爱情而死。欧阳山既赋予区桃女性的美，同时也赋予了她美丽的灵魂。《三家巷》里众多人物中，唯有区桃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姚永宁在追寻丽达同志时，我也在追寻心目中的区桃。时代造成的阴差阳错，让他投入冬尼娅的怀抱，而我和林道静同志苦恋八年。
漫步沙面，既能从岛上一百多座殖民地建筑中感受历史的沧桑，也能沉浸于文学作品的千滋百味中。倘若要提升自己的阶级觉悟，立于六二三路尽头处的沙基惨案记念碑无时不在提示路人“毋忘此日”：四十多年前的六月二十三日，五十多名广州市民就像区桃一样倒在英军的枪口下。但当一部分阶级觉悟奇高的香港市民在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挑起抗英暴动时，他们也都成了“犬”和“羊”。在香港左派七月的抗英暴动中，五十多人暴死街头，和同样是抗英的沙基惨案中死亡的人数奇妙地相当。套用当时的左派领袖罗孚后来说过的一句评语，那些在疯狂岁月中死去的人虽然也让后人“毋忘此日”，却都死得“糊里糊涂、莫名其妙”。但有人不糊涂，暴动引起的移民潮造成香港房价大幅度下跌，成就了李嘉城这样的大富豪。
◇ 湖畔风波
去杭州颇费了一点踌躇。无论是淹没在红海洋中的广州、陷于旋涡之中的武汉，还是“天下未乱蜀先乱”的重庆，那都是革命大串联的好去处。
至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长沙，更是红卫兵们向往的圣地。即使我是在逃亡，也得“以革命的名义”选择逃亡匿身的去处。在重庆等城市逃亡时，我可以混入革命的洪流而问心无愧，不必担心被革命群众秋后算帐。
但杭州和革命有何相干？“东南形胜，三吴都会”，词客骚人都会于此，那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去处。去杭州颇有借革命串联的名义游山玩水和“公费旅行”的嫌疑，我担心回校后会被革命群众抓住把柄。大革命失败之际，处于彷徨中的肖涧秋躲到了风景如画的浙江芙蓉镇。文革前夜，肖涧秋身背逃兵罪名，和电影《早春二月》一起被乱箭射杀。可见去风景如画的杭州还有步肖涧秋后尘之虞。
在后人眼中，大串联是当年青年学生花着国家的钱四处煽风点火和游山玩水的荒唐事。事实上，除去在旅途中和全国人民一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外，当时大多数学生的“革命觉悟”都很高，并不图一时之蝇头小利。大串联中，煽风点火者有之，那是“革命觉悟”最高的表现，纯粹游山玩水的也一定有，但两者绝对都是“一小撮”。绝大多数学生是将大串联作为朝圣之旅、文化苦旅、健身之旅和磨练意志之旅。这同后来连战等人将他们在大陆各城市的“串联”称为“破冰之旅”、“融冰之旅”是一个意思。
除了拿出铁道游击队的不凡身手登上拥挤不堪的火车，许多青年学生凭借双脚走天下，风尘仆仆地徒步向北京、井冈山和延安等地进发，或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深入雪山草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更有人跨过国界投身于援越抗美的战火中，那已经是进入到国际主义的境界了。当驶往上海的火车在杭州站停靠时，我想起柳永的名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顿时和金国皇帝完颜亮一样对西湖美景垂涎三尺，便决定“冒天下之大不违”，在杭州下了车。其实，我们是多虑了。在革命的大潮冲击下，杭州已非世外桃园。多年后，人们惊讶地获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然是伟大领袖在平静的西湖边日思暮想地酝酿而成。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后，毛泽东悄然离开北京前往南方，直至次年的六月中旬才起驾回到别梦依稀的故园韶山。长达八个月中，毛泽东大多居住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
每逢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中国的名山胜水历来是领袖们的藏龙之处。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在雄奇秀丽的庐山已住了一个多月。他在牯岭官邸“美庐”频频召见社会各界名流，垂询民意。事变爆发十天后，蒋介石终下决心，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号召“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时气壮山河。在杭州刘庄的一片湖光山色中，在南方春夏之交的潇潇细雨中，毛泽东运筹帷幄，频频召集会议，从舆论和人事着手，为文化大革命作了充分的准备。作为文革宣言的“五一六通知”便是从杭州会议开始起草的。杭州的居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大事。在我的记忆中，杭州人在一九六六年的深秋并无惊天动地的革命举动。在浙江大学等院校看了几天大字报后便觉意兴阑珊，近在咫尺的西湖美景和断桥相会之类的传说在心理上沉淀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在离开杭州前，姚永宁和我决定做一天可耻的“逃兵”，去西湖和灵隐释放“压力”。在清晨的薄雾笼罩下，西湖显得格外幽静，环顾四周，不见人影。在湖边和通往灵隐的路旁，每棵树上几乎都贴着红红绿绿的大标语：“游山玩水的滚回去”，让我们看得脸红耳赤，自惭形秽，根本不敢也不好意思再用正眼去欣赏“浓妆淡｛总相宜”的西湖美景。在武汉，到处是“南下一小撮滚回去”的大标语，那是未庄的假洋鬼子不准阿Q闹革命。在杭州，取而代之的是“游山玩水的滚回去”，那又是如假包换的红卫兵小将不准阿X们不革命。
当我们提心吊胆，目不斜视地走到灵隐时，只见千年古刹灵隐寺和岳庙的大门都紧闭着，寺庙四周同样是杳无人迹，只有残缺的标语传单随风飞舞，呈现着一片狼藉。一个月前，这宁静的山间却是人声鼎沸，发生过一场“灵隐寺保卫战”。当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在京城大破“四旧”时，杭州的中学生也不甘落后，横扫杭州城里大大小小的名胜古迹。八月下旬，几百名被革命热情烧得发昏的中学生呼啸着杀向灵隐寺，扬言要捣毁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的灵隐古刹。浙江大学几千名学生闻讯后抄近路直奔灵隐寺，抢先赶到灵隐寺守卫。在“云林禅寺”金匾下，双方对峙数日，攻防人数从几千人急速上升到数万人。围寺的中学红卫兵曾试图用炸药和汽油火攻灵隐寺，杭州各界人士闻讯后纷纷赶来增援护寺的大学生。或许是寺中的菩萨显灵，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灵隐寺免却毁于一旦的命运。寺中供奉着弥勒佛，笑容可掬，佛门前有对联曰：“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面对那些穷凶极恶的愚蠢之举，还是弥勒佛最想得开。
宗教起源于人类的苦难，这世间有太多的难容之事和可笑之人，难怪弥勒佛应运而生，香火不断。文革期间，大学生红卫兵和中学生红卫兵多次发生冲突，虽然胜多败少，但文革后这胜负又大多被颠倒过来。大学生红卫兵在“灵隐寺保卫战”中取得的胜利至今仍被历史肯定，可算是硕果仅剩了。
另一个更为人们所熟悉的“硕果仅剩”事例是大学生红卫兵对“血统论”的批判也得到了历史最终的肯定。当一批以老红卫兵自居的中学生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昏蛋”的血统论时，他们遭遇到大学生红卫兵的反击。有趣的是，在文革期间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中，成为攻辩双方的代表人物按受教育程度而言却严重错位。虽然支持血统论的大多是中学生中的红五类，特别是干部子弟，但阐述血统论的代表人物却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而代表大学生们发表批判血统论的雄文《出身论》的遇路克只读过中学。当然，这两个代表人物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错位。谭力夫和中学红卫兵的头面人物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文革后一同平步青云，而年仅二十七岁的遇路克却被推上断头台，命归黄泉了。尽管许多大学生困惑于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而做了很多蠢事，使他们日后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当仅需用常识判断是非时，他们毕竟要比少读了几年书的中学生更明事理。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用铜头皮带制造红色恐怖，宣扬血统论和以破四旧为名毁坏人类文化遗产，其原因除了同大学生一样是在响应毛泽东“反修防修 ”的号召外，恐怕同他们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
南宋小朝廷曾定都临安，偏安于江南一隅，使这座城市平添了几分帝王之气和文化气息，也为中学红卫兵提供了大批革命对象。灵隐寺被保下来了，但湖畔其他庙宇中的大小菩萨和散布各处的历史名人雕像、坟墓均遭到了中学生红卫兵的破坏，就连和灵隐寺相邻的岳庙也不能幸免于难。岳飞墓严重被毁，大量的碑文、诗词散落各地，四个奸臣跪像不知去向，据说是投了西湖。好人如老舍都不堪中学红卫兵的凌辱，投了太平湖，让奸臣秦桧等人就近投西湖倒也并不太亏待他们。岳飞被害前，在风波亭中写下八字绝笔：“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当他的墓在十年浩g中被毁时，这八个大字依旧在警示世人。
◇ 尾声
“我从乡下出来，在繁华的上海滩住了九年，转眼间又到了北京城。”这是我在读高中时写的作文中的一句话。当我归来时，已是满身创痍，羞见故旧。我在上海有不少亲戚，但我也无颜见江东父老。我只得混迹于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中。
一九六六年的深秋，上海这座城市正处于噪动之中。长沙的女学生神出鬼没地坐了飞机进京告状，行伍出身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则为了进京告状而霸王硬上弓，在安亭卧轨，切断京沪线几十个小时，震惊朝野，也正中中央文革搞乱上海的下怀。张春桥匆忙登上专机，屈驾安亭，加以安抚。王洪文从此声名大噪，中国的历史也从此和以王洪文为首的“四人帮”纠缠了十年。自有铁路以来，卧轨者前赴后继，不计其数，但如王洪文卧轨卧成大国执政党副主席的，恐怕古今中外别无分号。时人评论王洪文是乘火箭窜上来的，冤哉，他分明是借用火车上台的。
十里洋场的商业氛围，让上海人精于计算，因而从未出现难免需要孤注一掷的大英雄，也少见以主义或理想为号召的政治领袖。但上海自开埠以来，即成为中外冒险家的乐园和政治家的舞台。共产党选择它为建党的摇篮，国民党选择它为清党的屠场，十年文革中，上海又成了“四人帮”篡党的基地。因为这四个人都曾混迹于上海滩，也算是给上海人露了头面。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也还是成不了气候。
精于计算的资本家们倒是在上海滩成过气候的，十里洋场的繁荣和民族工业的振兴和他们的发家史不无关联。一九五六年，他们在共产党的赎买政策下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工厂、商店交给国家，美其名曰“公私合营”了。不管是俩厢情愿，还是有一方不情不愿，交出了产权的大大小小资本家倒是在绿树掩映下的别墅里领着定息，继续过了十年让老百姓羡慕的日子。文革一到，红卫兵冲上街头，革命群众顿悟：“公私岂能合营？”“定息岂非剥削？”上海大大小小的街上，所有的商店和工厂都忙不迭地摘下“公私合营”的招牌。中国的资本家成了第三帝国的犹太人，所有的金银细软和银行存折被抄没，洋房别墅里住进了来自棚户区的工人。
我虽来自棚户区，父辈也受过资本家的剥削，但我却对这类丑恶的掠夺行为深恶痛绝，显然已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这大概是受了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这本书的影响，对徐义德的殚精沥血和美丽的三太太林宛芝颇有好感有关。难怪周而复的这本书在文革中作为美化资本家的大毒草遭到批判。我中毒之深，竟因好奇于上海滩的上流社会生活，特意到思南路一带的花园洋房去寻找书中“星二聚餐会”的踪迹。
我沉迷于上海滩上所有的传奇故事，不管是被歌颂的或是被批判的。当我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徘徊时，这里正发生着对我日后的命运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件事。
常溪萍，华东师大原党委书记。尽管常已调离华东师大一年多，但在聂元梓到上海传经送宝，在华师大校园贴出大字报《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后，常溪萍成了上海市委中首当其冲，必须“砸烂”的领导干部。这所排名于复旦、交大之后的学校一度成了上海市的文革热点，当我在华师大校里阅读那些炮轰常溪萍的大字报时，北大社教和常溪萍之间神秘的关系也成了在我头脑中盘旋的疑点。
十一月底，天气渐凉，衣不御寒。好在批判刘少奇已成燎原之势，我得以回到清华园，并重返四川，不再担心被人追杀。如同走出峡谷的长江恣意地左冲右突一样，当我终于走出人生的夔门后，我也被突如其来的自由弄得不知所措，在我从四川再度回到清华后不到一个月，我便忽发奇想，怀疑康生在北大社教和常溪萍一事上两面三刀、文过饰非而炮轰这个当时灸手可热的大人物，使自己跌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见拙著：《救赎》，万象杂志第十卷，第十二期）
一年半后，常溪萍在丽娃河边的教学楼坠楼而死，死得不明不白。在此后的十年中，我也夹着尾巴在青衣江边的雅安和长江边的武汉、南京等地活得不明不白。
然而，亡命天涯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毕竟让我对文革中的个人命运有了直接的观察和了解，让我深深地同情所有在文革中受难的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夜，几千名北京中学红卫兵“血洗清华园”。见证了清华大学半个多世纪荣辱兴衰的二校门在“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声中轰然倒下。当上百名年老体衰的大学教授和校系领导在红卫兵的皮带抽打和驱赶下，背着二校门倒塌后的残砖断石在地上匍伏时，当红卫兵在那些被伤者的鲜血染红的水泥地上用墨汁书写“狗血”两字时，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文明的毁灭呵！
那桐，光绪年间举人，清末朝廷重臣。洁白的二校门上镌刻着他书写的“清华园”三个擘窠大字。一九二五年，这位经历了民国变故的满清遗老尚能在北京金鱼胡同家中寿终正寝。然而，他兴办的东安市场和题字的清华校门在文革中却不得安宁。在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红卫兵破四旧时，一个被改名，一个被推倒。
二校门虽因那桐的题字被红卫兵判定为“封资修”，因而难逃厄运，但“血洗清华园”事件却与那桐无关，而是起因于刘少奇被黜。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身穿军装，“神采弈弈”地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国家主席刘少奇虽然依旧随侍在侧，但神情呆滞，见报的排名从党内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号。
在中国的政治上空中，这无异是一个惊天骇雷。
大概是因为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文革初亲临清华园指导运动的缘故，对政治十分敏感，或被斥责为“十分投机”的清华学生闻风而动，纷纷贴出炮打王光美和刘少奇的大字报。
八月十九日，唐伟和陈育延这对在清华园渐露头角的“金童玉女”打响了第一炮，指责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耸人听闻的题目取得了爆炸性的效果。
文革初期曾左右清华运动方向的一批高干子弟也不甘落后。同一天，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雷蓉、王晓平、袁塞风和王新民等七人紧随唐伟和陈育延其后，联名贴出《三问王光美》。
八月二十一日，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不得不站出来表态，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上演了大义灭亲的一幕。
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写的那张致刘少奇于死命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也不知从什么渠道泄露出来，被转抄于清华园中。文中并未点名，寥寥数百字，但言简意骇，其中“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一句，让人吃惊，也让人感觉出毛对刘少奇的愤恨跃在纸上。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敢或不肯相信这是真的。转抄的大字报贴出后，迅即被人撕掉或覆盖，于是又重贴。如此反反复复，一定让毛泽东深感在中国“言论自由”之不易。
一时间，清华园里人头簇拥，热闹非凡，俨然成了得天下风气之先的圣地，吸引着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前来朝拜、取经。那几天，涌到清华园看炮打刘少奇大字报的校外群众，每天都有十万人之多。
迄今为止，尚无人出来证明清华学生这次炮打刘少奇的行动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如果文革中的每件大事都需要找出一个幕后黑手的话，我看只有请毛泽东他老人家出来承担责任了。就像两年后他向蒯大富坦陈他就是几万名工人进入清华制止武斗一事后面的“黑手”。
在历史大变革中，异常的喧闹往往暗含杀机。
三百多年前的甲申年间，李自成进京，崇祯皇帝自镒于煤山。
当流氓气未除的农民军将领胜利冲昏头脑地“绑吴襄而追求陈圆圆”，大闹京城时，他们未曾料到山海关外辽东大地上崛起的女真族正在虎视眈眈。
当书生气十足的清华学生虚张声势地嚷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大闹清华园时，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仅一墙之隔的清华附中校园里崛起的红卫兵正在虎视眈眈。
六六年初夏，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清华附中学生沿用俄国十月革命中使用过的“红卫兵”一词作为他们的造反组织名称。成立之初，他们恐怕未曾料到这“横空出世”的红卫兵日后会像进关的清兵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向全国。
这早期的以高干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的北京中学生红卫兵除了几篇受到毛泽东赞赏的鼓吹“造反有理”的文章外，日后更多地是靠“铜头皮带”名垂青史的。他们在“红八月”中用铜头皮带制造的“红色恐怖”曾让老百姓们闻风丧胆。
在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从来都是由大学生们搞起来的，唯独这一次是由中学生带的头。因为少读了几年书，用铜头皮带代替钢笔墨水也就毫不奇怪了。
无论如何，文革让中国人民享受了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结社自由”的权利。不仅可以有组织，有纲领，在两年后行将退出舞台前，一些红卫兵组织居然还拥有了武装。
又因为是以高干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这早期的中学红卫兵将革命的目标限定于“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狗崽子”，以及他门眼中那些对狗崽子们温情脉脉的中学领导和教师。
当清华园中的大学生将大字报的矛头指向刘少奇时，他们敏锐地感到这场运动将危及他们处于高位的父母，或说得漂亮一点，将危及红色江山。
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奇点”：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竟然违背他打倒刘少奇的旨意。
在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带上红卫兵袖章仅仅六天，北京中学红卫兵却决定血洗清华园，撕掉那些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
其实，这多少有点本末倒置。红卫兵们应当先到中南海撕掉毛泽东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那绝对要比撕掉清华园里成千上百张无足轻重的大字报更加有效。
倘能如此，他们的父母和自身都可以免除后来的苦难。
史书上说十万清兵是被明朝的封疆大员吴三桂引入关内的。
几千名中学红卫兵也是由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的几个左派领袖引入园内的。
八月下旬，清华自动控制系学生，高干子弟刘菊芬到清华附中上演了吴三桂乞兵一幕，恳请中学红卫兵“速选精兵，直入南门、西门，菊芬自率所部，合兵以抵二校门，灭右派于清华，示大义于中国。”
南门和西门是清华园两个主要校门。我不知道刘菊芬是如何情词恳切地说动那些中学生的，这段话是我替她杜撰的，原文出自吴三桂致清摄政王多尔衮书：“速选精兵，直入中胁、西胁，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信中提到的“中胁、西胁”是指喜峰口、龙井关诸处，长城的两座大门。
虽是套用，同菊芬学长当年的陈情可以庶几乎？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几千名中学红卫兵在刘菊芬和贺鹏飞等人引领下杀入清华园。据清华附中当年的学生仲维光回忆，“那天黑压压的自行车队集中在清华附中的大操场上，一色褪色军装，手提宽宽的军用铜头皮带，浩浩荡荡杀向大学。”
贺鹏飞，开国元勋贺龙的儿子。他在这几天的行为耐人寻味，因为几天前，他带头贴出《三问王光美》的大字报，而当许多崇拜他的学生跟着他“Ｎ问”王光美后，他又带领红卫兵去撕毁他们的大字报。
莫非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在刘和贺的统一指挥下，这来自十二所中学的几千名红卫兵如同正规部队一样对清华园实行了封锁和分割包围，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大有当年彭德怀搞“百团大战”的气派。当时在北京市和全国各地发生的小股红卫兵的零星战斗和它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战役”的展开过程也显示出指挥者们的军事才能。不仅对需要攻占的“军事目标”（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大字报作者）有周密的部署，还有涣散敌方军心，制造恐怖气氛的战地广播。先头部队进入清华后，立即占领广播台。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你们不是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吗？那就给你们一身剐！和“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当时，我正在教室里写大字报。杀气腾腾的广播声让人感到来者不善，我告诫自己：今晚不要大意。这“一身剐”和“见阎王”都不是好玩的。我匆匆离开教室，骑车在校园里转了一下，只见已经进校的红卫兵正在展开队形，进入战斗位置。在清华广播台所在的明斋门口，我正好碰到贺鹏飞和几个红卫兵从里面走出来。当贺看到我时，便停下脚步，用手指着我，对身旁的红卫兵说了什么。
八月二十日，我曾贴出大字报《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危言耸听地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事件，其成员大多来自原陕北红军。无独有偶的是，刘少奇反党集团的很多成员也都来自原北方局。”
这张“打击一大片”的大字报是我读了太多的革命回忆录，察觉了一点党内山头主义的蛛丝马迹后借题发挥而成的。大字报贴出后不胫而走，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轰动。
贺鹏飞的指指点点让我立即明白，我因这张大字报而被列为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了。但我也明白他们的“总攻”时间未到，不会对我立刻下手。因此，我示威性地骑车在他们面前画了一个圈，然后扬长而去。
公正地说，毕竟是“将门出虎子”，贺鹏飞对这次行动指挥得有声有色，大有可圈可点之处。即以拉倒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一事而言，一则可以掩人耳目，以“砸烂旧清华”来掩盖撕毁大字报的真正用意，二则可以对敌人起到威慑作用，而且如同当年解放大军将红旗插上蒋介石的总统府一样，成为取得胜利的标志。
然而，历史往往会同人们开玩笑。今天，清华二校门倒下瞬间的照片已经或将成为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中学红卫兵在文革初期制造“红色恐怖”的标志性镜头。
平心而论，如果当年红卫兵不以推倒二校门和对校中的教授和干部肆虐来掩饰他们对抗毛泽东旨意、撕毁炮打刘少奇大字报的行动，在刘少奇得到昭雪和文革被彻底否定的今天，历史将会为他们对抗毛泽东旨意的“反潮流”精神写下浓重的一笔。
文革的诡异之处在于当时的一切行为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清华大学的学生视炮打刘少奇为革命行动，而中学红卫兵也以推倒二校门和对教授和干部肆虐为革命行动。当尘埃落定后，当初的革命行动都受到了历史的审判。
比那些在二校门的废墟旁匍伏挨打的老教授、老干部们幸运的是，我在“红色恐怖”肆虐前逃离了清华园。当我离开明斋后，我估计南校门和西校门一定已被封锁，但清华人称之为“西南校门”的一个小门可能还未来得及布防。我便是从那里“溜”走的。
多亏吴三桂致清摄政王多尔衮书中没有提到“直入西南胁”。
当晚，据说有近百名红卫兵先后到我的宿舍来抓我，说是要给我“一身剐”。但他们扑空了。倘若那天我被红卫兵抓住，说不定我就有幸名列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中了。
红卫兵在清华园的肆虐伴随着游行队伍中令人心惊肉跳的口号声一直持续到清晨，躲在家中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也不能幸免于难。红卫兵逐家挨户“打扫战场”，除了就地处理的，很多人被殴打后集中关在“生物馆”。
多么名副其实的关押场所呵，失去了人的尊严后，难道不就是可以视他们为某种生物了吗？
逃离清华后，我又作了一个明智的判断。我没有回家，而是混在几百个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中，在北京大学一个饭厅里，躺在铺满稻草的地上安然入睡了。
在我进入梦乡时，另一股红卫兵杀入文联。老舍不堪凌辱，在北京太平湖投湖自尽。
那真是一个令许多人难以入眠的恐怖之夜。
第二天，红卫兵果然又到我家里搜捕我，但他们又一次扑空了。几天后，我在动农系学生姚永宁的保护下，和他一起逃离北京到达重庆。
◇ 雾都重庆
红军逃离中央苏区根据地进行长征时，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号，我和姚永宁则称自己的逃亡是“南下串联”。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央发出通知支持全国大串联，学生凭学生证乘车、吃饭和住宿都不要钱。这一通知不仅对我几天前逃出北京一事作了“背书”，而且为我的“百日大逃亡”埋了单。
人还真有走运的时候。为此，我不得不为“大串联”一事美言几句。
据统计，一九六六年全国在校大学生约为五十三万人，中专生为四十七万人，中学生为一千两百五十万人。
这一千三百多万名学生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应当有过大串联的经验。
让这些青年学生在全国满地乱跑无疑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最浪漫的一次大手笔，不管当时和后人对它如何评说，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应当是深远的。
对这一千三百多万名学生而言，那真是大开眼界的日子，祖国的壮丽河山，人间疾苦，以至于文革真相尽收眼底。
这满地乱跑的学生中必定有日后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的有志之士，他们已成就为今日的文学大师、理论权威、财经专家，乃至真命天子和朝廷重臣。青年时代的这一经历无疑在他们的人生经验中留下过痕迹。
重庆，我少年时代梦魂牵绕的地方。不记得是在哪一本书中读过的一句话“山城重庆，我回来了。”竟让我对这座云遮雾绕的城市心向往之。当我决定逃亡时，来自我心底的呼唤便是：“山城重庆，我来了。”
山高水远，又是“逃犯”，一路上险象环生。在宝鸡站，我稍有疏忽便差一点被人认出而抓获。消息传到清华时，竟误传为我已落网，连累光美同志听到后对她脱口而出的“叶志江该扣”这句话急急忙忙解释说：“我这句话讲错了”。
在重庆，我们不敢去大学住，便在重庆市江北下横街一个小学落脚。这和红军长征时避开大路，专挑小路走也是一个道理。
我们以为这样一来，红卫兵不会发现我的踪迹。
不料，几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当我和姚永宁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坐船回到江北时，下横街小学十几个学生正在码头等我。他们一见到我，便急忙告诉我，几个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在学校里守着，要抓我。他们将我的衣物悄悄地带了出来，在码头上等了我几个小时。
我后来得知，那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工程物理系学生易振亚发现了我的踪迹后，带了清华附中和重庆十八中的几个红卫兵前来“追杀”我。
望着这些聪明而可爱的孩子，我不禁热泪盈眶。他们都是只有十岁左右的娃娃呀，带头的一个女孩子也只有十二、三岁，却已经这样懂事和重感情。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这些孩子将我看成是他们的大哥哥，每天围着我，听我讲关于北京的见闻和革命故事。我也带他们到重庆市里参观或参加游行，一起吃城里的小吃。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我知道他们也舍不得离开我。但他们就像大人一样懂事，提醒我说，那几个红卫兵也可能到码头来抓我，要我快跑。
下横街小学曾是重庆市文革初期的一个热点。八月二十八日，重庆大学三十几个学生到江北张贴炮轰重庆市委的大字报，和正在下横街小学学习的民办小学老师发生冲突。循规蹈矩的老师们视炮轰重庆市委是反革命行为，用“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将大字报覆盖。双方先是唇枪舌战，继而肢体冲突。事后重庆市委授意和组织 一些干部、群众大做文章，指控重庆大学学生制造了“八二八流血惨案”，宣称有几个教师被学生打得脑震荡和脾破裂。更为耸人听闻的是说学生用门板给背微驼的下横街小学易书记“正驼背”。
当我和姚永宁对事件真相进行调查时，这几个下横街小学的学生十分勇敢地站出来用亲眼所见揭穿了这些虚假的谎言。我之所以暴露踪迹恐怕和我们当时的调查活动有关。
大学生的造反行动已为历史否定，但卑劣的栽赃恐怕并不能因此而流芳百世。
小学生们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倾向，他们那种未被污染的童稚是世间最可珍贵的。
当年的娃娃，如今也都垂垂老矣。天涯海角，即使相逢也难以相认了。但他们晶莹纯洁的幼小心灵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那样美丽。
一九九八年，江北区政协在编辑《江北区文史资料》时，根据调查证实所谓“正驼背”、“脾破裂”等都是当时为了政治需要而虚假编造的。
这大概便是人们常说的历史真相，在回顾文革时，应当有这种正视历史的勇气。
第二天一早，我和姚永宁便在朝天门码头坐船逃往武汉。
九月底只能算刚入秋，但清晨的嘉陵江江面已被浓雾遮掩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和姚永宁在确认无人跟踪后，毅然踏上了停泊在岸边的东方红三十六号轮船上的甲板。
虽然有点惊险，但想起当年江姐上华莹山打游击时也是在这里上的船，一股热流顿时流贯全身，使我激动起来，仿佛自己真的成了出生入死的“革命党人”。
在船上，当我们注意到有两个女学生一直在打量我并窃窃私语时，不免又紧张起来。身在船上，已无退路，姚大着胆子上去询问。她们倒是十分和善，自称是清华数力系八字班（和我同系，但高一级）的学生，也是出来串联的，正在疑惑我是否就是叶志江。姚见她们并无恶意，便承认了，还请她们保密。她们一口答应，还成了我们很好的旅伴。也算是虚惊一场。
我和姚永宁相识才几个星期。他是动力农机系七字班的，比我高两级。他个子不高但相貌堂堂，有主见且富于正义感，对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十分同情。在我危难之际，有他相伴，也算是老天怜我。
在船上，我们享受了自逃亡以来最为轻松的三天。
白帝彩云，两岸猿声，美丽的自然景色和传说令人遐思悠悠。姚和我讲起了他的罗曼史。在合肥老家，他有一个中学同学，叫李木子。她的父亲是合肥一所大学的教授，早年留学日本，娶了位有日本血统的太太。女儿取名“木子”，听起来很像日本女孩子的名字，但这“木子”两字正好是将“李”字拆开，就又成了中国人。这个有如此美妙名字的女孩子十分温柔善良，而且长得很甜美。按理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姚永宁应当早日迎娶才是。不料，尽管两人相恋多年，但姚却迟疑不决。我问他原因。他说，李木子就像是他的“冬妮亚”，保尔的少年女友，一个资产阶级小姐！他喜欢她，但他更向往革命。他在追寻他理想中的“丽达”同志。
七十年代中期，当革命的光环被文革污染得暗淡失色后，我在合肥见到了姚永宁和他的新婚妻子李木子，还有她的父母亲。一家人显得是那样幸福和谐。
在苏联，保尔和冬尼娅因十月革命的发生而天涯各方。在中国，被文化革命搞得筋疲力尽的保尔回到了冬妮亚的怀抱。冬尼娅不属于革命，但她属于爱情。在革命被扭曲的中国，她理所当然地获得了爱情。
又过了若干年后，新一代的中国男人已不再追寻丽达而更欣赏冬妮娅了。姚永宁曾任厦门金龙汽车集团副总经理，退休后同他的“冬妮娅”在北京和厦门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当轮船经过三峡时，两岸雄伟壮丽的景色使我热泪盈眶。“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凡夫俗子的我也不免为之动情。或许，人在患难时容易多愁善感。
面对急流险滩和茫茫前途，我想起了少年郭沫若出川经过三｛时发出的感叹：人生行路真如这峡里行船一样，今日不知明日的着落，前刻不知后刻的行藏。我如今就好像囚在了群峭环绕的峡中—但我只要一出了夔门，我便要乘风破浪！……
◇ 逃离旋涡
走出峡谷后的长江并没有以一泻千里之势划出一条笔直的河道，而是仿佛被突如其来的自由弄得不知所措，在坦荡的平原上恣意地迂回和旋转。
第四天，在接连几个急转弯后，汉口码头周围的建筑终于隐约可见。
在汉水和长江汇合处的江面上，百舸争流，汽笛声声，依旧可见九省通衢的气派，但融合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江汉关大楼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据说，顶上的大钟除报时外，每隔一刻钟会奏出英国“威斯敏斯特钟曲”的主旋律，肃穆而神圣。但我不记得在等待下船时是否听到过任何旋律，在文革的暴风骤雨中，这支带有西方色彩的钟曲应当已经停奏或被《东方红》乐曲所取代。
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起，武汉三镇多次成为政治旋涡的中心。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曾云集武汉，让这座城市又重温了一次“中心”的美梦，虽然短暂，倒也喧闹过一阵。
一九六六年九月底的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已经冲过江边的堤坝，涌向城中每一个角落。虽然是照样喧闹，但它要再次成为旋涡中心，还得再等将近一年的时间。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这喧闹终于到达了它的顶点。史称“武汉７２０事件”的发生使这座城市再次成为旋涡中心。当持枪的大兵和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的群众包围东湖宾馆时，毛泽东穿着拖鞋逃离宾馆内的“梅岭一号 ”别墅，差一点成了“西安事变”中逃离华清池的蒋介石。在喧闹的旋涡向外延伸、扩展后，全国各地出现了更加惨烈的武斗局面。
当我们下船走到街上时，只见到处都是“南下一小撮滚回去”的大标语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伴随着高音喇叭的吼叫声和激昂的革命歌曲。旋涡的形成已端倪初露。
如梦如醉的“长江三日游”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文革的现实之中。
我们并不知道这座城市发生了什么事，但被勒令滚回去的“一小撮”肯定是指南下串联的北京学生，这意料之外的见面礼让我心惊肉跳。
文革期间每听到“一小撮”三个字我都会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在一所中学住下后，我蛰居屋中，而姚永宁外出侦察“敌情”。很快，我们便对当前的形势有了一些了解。
“红八月”后的北京。当我们在重庆和长江三峡“流窜”时， 借助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契机，另一股以大学生中的平民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北京各高校崛起，如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冈山公社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等。这些新成立的学生组织虽然沿用“红卫兵”的名称，但和尚未退出舞台的清华附中等各中学“老红卫兵”已分道扬镳。随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老红卫兵”们振臂一呼“造反有理”后，很快变成“保爹保妈”派。
在我们到达武汉前，两股红卫兵人马借着全国大串联之机云集这九省通衢之地，双方正在激烈较量之中。
在京城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因为传递了北京高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验，炮轰湖北省委，而在武汉市声名大嘈。
当时，这种“北京一条虫，出去一条龙”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这些由“虫”变成的“龙”在各地大造其反，炮轰各级政府机关和领导，加速了天下大乱，并使得大串联日后大背恶名。
当然，这也正是毛泽东的浪漫之处，他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他心目中的天下大治。
当武汉的学生在赵桂林的鼓动下在省委门前静坐，高喊“打倒 湖北省委”的口号时，老红卫兵们出于他们先天性的政治敏锐站到了湖北省委这一边。大名鼎鼎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袖卜大华和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明星”宋要武亲赴武汉，力挺湖北省委和省委书记张体学，并严词谴责南下学生中一小撮“狗崽子”反对共产党的“混蛋”行径。
宋要武，原名宋彬彬，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上将的千金。她因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而名扬天下。
众目睽睽之下，她尊毛泽东为红卫兵的红司令，毛以革命不能文质彬彬为由赐名“要武”。
皇恩浩荡，普天同庆。“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老红卫兵们用铜头皮带演绎了“要武”的真缔。
放牛娃出身的张书记也是个性情中人，而且显然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以至于在大会上控诉赵桂林时涕泪纵横。
老革命和老革命的后代在武汉组成了“神圣同盟”，共同对抗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见到的都是秀才哭诉封疆大员。金圣叹主演的“秀才哭庙”一案便是几千名秀才一起哭诉江苏巡抚朱国治。
毛泽东在延安看了京戏《逼上梁山》后写信给编剧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合，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因了毛泽东的这段话，“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成了文革中的时髦用语。
封疆大员哭诉秀才一例也算是文革对历史的再颠倒。
在尘埃落定后的今天，我们当然知道最后的胜利属于张体学和宋彬彬们的“神圣同盟”。湖北的老百姓至今还怀念着张体学这位“布衣省长”，可见他当年的政绩并不属于打倒之列。但在记载历史时，却不能因此而“宜粗不宜细”地否认当时赵桂林之流炮轰湖北省委的作为不过是响应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号召而已。
赵桂林之流归属于后起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或因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或各级党组织打成“反革命”，或因追求真理而投身运动，但在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指导下和中央文革的操纵下，他们很快成为全国各地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力。在文革结束后，他们连同那些跟着造反的工人被统称为“造反派”，其头面人物因乱党、乱军和武斗等罪名受到了清算。
清算当然是必要的，特别是对那些“官愤”极大的造反派头头，不关不足以平官愤。但这类审判往往因要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对他们的反革命犯罪情节“宜粗不宜细”后显得有点滑稽。
那些最早呼喊“造反有理”，制造“红色恐怖”的中学红卫兵的头面人物因为很快被迫退出文革舞台和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在文革后倒是个个身居要津。
这种命运的反差除了因为家庭背景的不同，还和彼此“造反”的对象不同有关。同文革中历尽磨难的“当权派”们相比，在中学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中受难的人或死去的冤魂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人物，无非是“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狗崽子”罢了，至多也就是一些中学校长和普通教师而已，如北师大附中的女校长卞仲耘。
文革后，小人物受难的故事自然被列为文革题材，被“宜粗不宜细”的筛子筛选掉了。老红卫兵们早已不约而同地遗忘或自愿放弃了他们当年的丰功伟绩，也就不需要他们再“说清楚”了。只有那些海外的学者和非学者们至今还在不识大体地去追寻这些“红色恐怖受难者”的亡魂，诉说着“我虽死去”的冤屈。并在对比两类红卫兵不同的命运后，不时提出一些关于历史真相和历史是否公正之类的学究式疑问。
和官愤相比，民愤有时是无足轻重的。
赵桂林之流当然无法预见他们日后的命运，在一九六六年九月那段日子里，他们正陶醉于自己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勇行为”。我未曾见到或不记得那些火热的场面，留在我记忆中的唯一镜头是赵桂林坐在窗前埋头读着毛选。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
当青年学生唱着井冈山时期的民谣，在各地省市委大楼前静坐示威大造其反时，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就像当年革命根据地的老百姓在追随毛委员闹革命。
两军对垒，武汉三镇气氛紧张，街上到处张贴着通令，要求逮捕赵桂林。南下的“虫”们已成众矢之的。卜大华和宋要武声名显赫，金口玉言，他们口中的“南下一小撮狗崽子”被温文尔雅的武汉人简化为“南下一小撮”。
“狗崽子”不用当了，但“滚回去”还是必须的。
真是冤家路窄。我为躲避中学红卫兵的追杀而逃离北京，却又在这里撞到了他们鼻子下面。
尽管我们和赵桂林等北京学生素不相识，也未参与他们任何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活动。但倘若我被人发现，绝对会坐实南下学生中有一小撮“狗崽子”和“混蛋”的指控。
当面临落网的危险时，连毛泽东都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和姚永宁自然也只有出此下策。两天后我们便逃离了旋涡中的武汉。
临走之前我们匆匆去长江大桥合影留念和寻访武汉大学所在的珞珈山。这珞珈山也是我少年时代梦中的绿洲，而且也是起因于书中一句十分平常的话：“珞珈山的春天是迷人的”。
但一九六六年秋天的珞珈山并不迷人。仅仅一个月前，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被迫害至死。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临死前的哀求之声：“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一定让山河失色。
珞珈山笼罩在惨云愁雾之中。
当年，李达和他的夫人在上海、南湖两地奔波，为中共一大找到了开会的场所。但在他临死前，却连求一治病的场所而不准。
国家主席刘少奇三年后在开封惨死的照片日后也让世人不胜唏嘘。党内斗争弄到这种惨烈的地步，恐怕已是天理难容了。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评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时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
在我看来，中国的文明史更像一部“不文明史”，是整人整过头走向反面的历史。
蒋介石企图将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结果自己逃到了一群小岛上，毛泽东将一大批“右派”、“走资派”搞得家破人亡，结果自己也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文革中此起彼伏的各派政治力量也无不都在反复地验证着整人整过头而走向反面这一真理。
蔡州褒信县有道人善棋，凡对局，率饶人一先，并有诗云：“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下棋如此，或许玩政治也应当如此，得饶人处且饶人。 ？
◇ 朝圣之旅
逃出武汉后，我们并不敢回到北京，而是继续南下到了长沙。
从重庆到武汉时我们乘坐的东方红轮船并不十分拥挤，这大概是因为学生们还没有被高涨的革命热情烧糊涂，还能明白超载会导致沉船，会葬身鱼腹。
从武汉到长沙的路上，我们见识了红卫兵大串联时火车上难以想象的拥挤程度。
火车是不会因为人多而下沉的。
整个车箱成了“立体仓库”、沙丁鱼罐头，行李架上、座位下 面全都躺满了人。座位的靠背也成为“上座”被人占领。至于小小的厕所更是绝佳的“包箱”，可以塞进五、六个人。行驶途中，请君自爱，放弃任何同“排泄”有关的活动。但车厢里的异味显示，难免有人偷偷地“自行了断”。
最拥挤的是过道，几乎人人都被挤成为“阿扁”。我不幸而成为其中一个“阿扁”式的人物。在途中，我腿麻难忍，将麻木的左腿稍稍提起，略作休息。当我再想放下时，居然已无插足之处，周围的脚乘机抢占了这珍贵的空间。
我以“金鸡独立”的姿势一直站到长沙。
其实，最省力的姿势应当是双脚腾空，在这样拥挤的空间中绝无倒下的可能。我又忽发奇想，觉得这拥挤的车箱是最安全的地方，即使有想抓捕我的红卫兵在车上，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而动弹不得。
几千个来自五湖四海的“阿扁”和“阿圆”忍受着饥饿、疲劳和异味，乘着同一列火车，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长沙和韶山朝圣。
当年的青年学生对毛泽东的虔诚程度决不亚于那些到麦加去朝圣的穆斯林。
我和姚永宁决定，为了安全，一路上不再参与任何现实的“革命活动”，而是去参观各地的革命遗址，天南地北地走进中国的历史。
我们的逃亡从“南下串联”演变成了“文化苦旅”。
前几年，余秋雨出了《借我一生》这本书。我有趣地发现，他也在书中称自己的文化苦旅起因于逃避追杀，一种“令人窒息的虚假文化”的追杀。
撇开文坛上的是是非非、真真假假，余秋雨这本无序无跋，记叙文革岁月的书倒还是值得一读的，书中有他对文革时期人生百态和是非恩怨独特的观察和见解。
“咬嚼”或“逗”余秋雨已成时尚，我又有趣地发现，在这本对文革大戏裁剪得体的书中居然找不到我们这位同代人对大串联片字只语的叙述。
是青年时代的大师还没有后来的文史功底，或大串联路上的所见所闻乏善可陈？还是大师受上海人恋家情结的影响竟没有走出去，几十年后以文化苦旅来补大串联这一课？
长沙，这座留着青年毛泽东足迹的古城已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但我们来此并非是为了那些千年一叹的古迹。吸引我们的是寒秋中的桔子洲头，岳簏山上的爱晚亭；是长沙第一师范，是毛泽东与杨开慧居住过的清水塘。
无论是在桔子洲头，还是在岳簏山上，我都徘徊良久，留连忘返。一代伟人也有过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携来百侣曾游的浪漫，这让人暂时忘却了他作为神的地位。
秀丽的江景和浓绿的山色让我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在岳簏山顶，秋日高照，三湘大地尽收眼底。诺大山头，不见人迹，但我们在山顶意外地发现了黄兴和蔡锷的墓地。
恰好是五十年前的深秋，这两位民国元勋相继病逝于上海和日本，因而同时魂归故里。下葬时，章太炎致黄公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一时传颂。
人都是崇拜英雄的，更何况如黄兴和蔡锷这样的传奇人物，那是我心仪已久的。当世人因一场注定会失败的荒唐革命而将革命先驱冷落在旁时，我们无意中来此作五十周年祭，又何其幸耶！
苍松翠柏，秋风习习，当我躺在他们的墓旁，仰望苍天时，我觉得和历史如此贴近，而世事的纷扰和个人的命运是何等渺小。
对毛泽东的崇敬当然也来自于那种对历史的感受。
且不说毛泽东后来的雄才大略，他青年时代在湘江冬泳时抒发的豪情：“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便已迷倒当年无数青年学子。
他晚年时发动文革，使得民不聊生，但他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或游泳池旁富有哲理和幽默的谈话又让他成为高深莫测的先哲和精神领袖，不仅让中国人痴迷，也让美国总统尼克松一类洋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谈话时引经据典，唐诗宋词信手拈来，又恰到妙处，让我们回味无穷，绝非后来那些东施效颦的人会让人浑身鸡皮疙瘩。
如今，在毛泽东被人们批得体无完肤时，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当年追随毛泽东的行为都成了“愚忠”。
阿斗当了皇帝，大智如诸葛亮者受其掣肘，听命于昏君的胡话，最终出师未捷身先死，那算得上是一种愚忠。
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愚忠”大概还达不到诸葛亮的水准。我们并非像诸葛亮那样在追随一个阿斗式的领袖，而是臣服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我们的悲剧在于，因为幼稚，因为狂热，在文革初期竟然没有也不可能想到伟人会有犯错误的时候。
仅仅两年的时间，文革初被捧杀的青年学子又被棒杀。文革十年中，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为“愚忠”赎罪，在受苦。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因此更早地从现代迷信中走了出来，或腹诽，或冷眼旁观。个别如王醒民者，仅仅因为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嘻笑怒骂而坠入深渊（拙著：《煤油灯下的报告及其它》）。
我的觉醒更多地是出于崇尚思想自由，因而在文革时期不认为对毛泽东的批评是一种罪行，就像现在我也不认为有人对毛泽东表示崇敬是一种愚昧。
如今，我也会同众人一样，在下笔时对毛泽东的那些倒行逆施嘻笑怒骂，但他依旧是我心目中的一位伟人。
列宁在评价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时引用过一句格言：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却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这句在文革中流传甚广的格言大概适用于所有有污点的伟人。
毛泽东曾自嘲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孤岛上去了，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我也始终愚昧地钦佩毛泽东与此相关的两件事：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和他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命运的预见。
当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带着一支如同流寇一样的部队在崇山峻岭中逃避蒋介石五十万大军的追击时，谁能想到毛泽东日后依靠这不足一万人的残余兵力会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孤岛上去了呢？
这绝对是一部世代相传的史诗，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张戎和她的洋老公，当然也是我们许多人无法身临其境地想象的。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经历过的一场大灾难，也是毛泽东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一个大悲剧。
文化大革命固然失败了，但毛泽东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命运的预见却悲剧般地被应验了。
四十多年前，当我在清华学习“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和前苏联亡党亡国的论述和预言，因为我当时完全无法相信在列宁的故乡，一个如此强大的党和国家会亡党亡国。仅仅二十多年，就像《红楼梦》里说的“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个曾经打败过不可一世的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大国竟然从地图上消失了，苏联共产党也差一点成了非法组织被取缔。
不仅前苏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寿终正寝，或发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这不得不令人对毛泽东的预见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对他发动文革的初衷有所理解。
我们曾毫不动摇地相信，马克思已经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现在看来，“走资派还在走”已成全球的大趋势，人类依旧得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道路。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对他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这又是伟人的天才般的预见，只是时间的跨度恐怕需要大大地压缩。
毛泽东如此高瞻远瞩，难怪从长沙开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的长途车站挤满了前去朝圣的青年学生。
面对黑压压毫无秩序的人群，负责发车票的一个中年汉子束手无策，连售票口的小窗门也不敢打开。姚永宁灵机一动，亮出“南下一小撮”的旗号，迅速地由“清华一条虫”进化成一条“龙”。在龙的号令下，乱轰轰的人群很快变成了一字长蛇。
我们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两张当天去韶山的车票。
在快开车时，突然来了五个女孩子。她们没排队，但七嘴八舌，硬挤进车门，无须变成龙也在朝圣的车上占了一席之地。
八月中旬，湖南大学土木系几百名大学生到长沙市委大院造反，造反的理由很简单，不过是市委大院里没有挂毛主席语录。
今天来看，这些学生幼稚和愚忠得可以，但在文革初期，不能做到“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倒是一件可以上纲上线的罪状。在市委大院门口，学生和前来保卫市委的几千名工人发生肢体冲突，学生被打，多人受伤，舆论哗然。八月底，人民日报火上浇油，发表《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指责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市民由此分成两派，长沙市和湖南全省开始大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无意不战而降，随即在大会上号召抓“黑鬼”，迫使湖南大学学生的造反行动陷入低潮。
在武汉是抓“一小撮”，到了长沙是抓“黑鬼”。因为毛泽东讲过“一个游鱼三个浪”，在北京就成了抓“游鱼”。
大家都回避抓“反革命”这一过于敏感且容易引起法律纠纷的词语。
谁能说中国的领导干部不够幽默？
这几个七嘴八舌的女孩子正是最初去长沙市委大院造反的湖南大学学生，一个个眉清目秀，并无“黑鬼”模样，说是“游鱼”，倒有几分传神。刚才在车门口，她们已经一显游鱼的本领。
开车师傅对她们强行上车的行为无可柰何，但我猜想，市委大院门口那些不善言词的工人一定被她们的伶牙俐齿所激怒，仗着人多势众动起手来。文革中很多“事端”的起因大概和街上群殴的起因相差无几。
当其中一个看上起比较文静的女学生向我和姚永宁叙述她潜往北京告“御状”一事后，我领悟到“一个游鱼三个浪”所言非虚。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惊动毛主席他老人家。长沙市的公安人员穿着便衣，密布在湖南大学和车站四周，不准学生离开学校。这个文静女学生被同学推荐为突破封锁线进京告状的代表之一。
在武汉，北京的学生南下造反。
在长沙，湖南的学生进京告状。
南来北往，熙熙攘攘，成为文革初期的一道风景线。这南来北往的学生虽然方向不同，但目的却是相同的：要落实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让天下大乱。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至十一月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先后共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伟人挥手之间，涌向金水桥的青年学生热泪盈眶，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坐镇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地接见各地来京告状的学生代表，要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转化成物质力量。大员们颐指气使，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各地的封疆大吏，兴致所至，便送上一顶“叛徒”或“国民党特务”的帽子，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除了几个战功赫赫的老帅敢于对这些文革新贵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拍得手指断掉，青年学生哪里能在文革初期分清中央文革小组和党中央之间的差异。各地学生的状纸统统送到了中央文革的手里，而且一告一个准。
难怪湖南省等地的党政领导要阻挠学生进京告状。
话说文静女学生摘掉校徽，挎着篮子，手牵小孩，化装成家庭妇女走出了校门。几个男学生大摇大摆在前面作掩护，吸引便衣的注意。
那都是从当时风靡全国的小说《红岩》或《青春之歌》中学来的。
她成功地走到了桔子洲头，却在渡口被一个便衣拦住。当她否认自己是湖大学生时，便衣指着她的胸口说：“你将校徽摘了，可戴校徽的痕迹还在。”她看着胸口的两个针眼暗暗叫苦，只得低头不语。
出乎意料之外，这个放单的便衣居然站在学生一边。在他的提醒下，女学生摘下小孩身上的毛泽东像章别在胸口后又混到了火车站。
火车站戒备森严，在渡口漏网的学生都功败垂成，被赶下火车。情急之中，女学生异想天开，直奔机场。
我的记忆在这关键时候出了点故障，我不记得这个女学生是如何上了飞机，那一定是很戏剧性的。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坐飞机如同今天的太空行走一样不可思议。正因为如此，公安人员没有在机场设防，被她钻了空子。
她到了北京，告准了御状，今天又来韶山烧香还愿了。
舜帝携娥皇、女英南巡至此，奏韶乐，引来凤凰起舞、百鸟来仪。这“千里来龙，此处结穴”的风水宝地从此便被称为韶山。几千年后，韶山冲的山凹里奏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乐曲，引来无数虔诚的百姓闻曲起舞，鞠躬如仪。我和女学生们都躬逢其盛。
不知道这几个女学生如今身处何方，曾经的英勇行为肯定已成为她们痛悔或笑谈的往事。
我后来没有再去过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那已逝去的苦难的文革岁月和韶山冲的旭日青松交织在一起，是我们这一代学子永远的依稀别梦。
◇ 羊城话羊
从长沙继续南下，我们到了广州。
走上街头，扑面而来的是令人眩目的“红海洋”。临街的建筑物墙面都被涂成红色，并配以毛泽东语录和宣传画。红色象征革命，蕴涵热情，但当红色巨大到无处不在时却让人不寒而栗。当我置身于广州的红海洋时，我想起了北京城里红八月中的种种恐怖行为。长沙市委大院里因为没有毛泽东语录而被学生造反，广州市委让全城都成为毛泽东语录的红海洋，大概没人会造反了吧。也不，学生们说广州的红海洋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惧怕革命群众在墙上张贴炮打市委的大标语、大字报。这颇有点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当然，广州市委不希望大字报上街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毛泽东亲自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学生们有此疑问也在情理之中。好在曾坐镇广州，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刚被濯升为政治局常委，一跃而成中国政坛上的第四号人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广卅市委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文革中的大罪，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但司令部里的人员如走马灯似地频频下岗，三个月后陶铸便从政坛上突然倒下，他的陨落同他的濯升同样迅速和让人大跌眼镜。广州地区的各级干部立即陷入灭顶之灾，红海洋变成了大字报的海洋。
在我们到达广州时，街上尚未见大字报，市面也依旧繁荣，珠江边的九重天酒楼内座无虚席，人声鼎沸。酒楼的菜价令人咋舌，我们似林冲误入白虎堂。虽然囊中羞涩，但限于面子，我们硬着头皮站在桌旁，等候挨斩。不料广州人排外，对我们这两个“北佬”白眼相待，算是给了我们下台的台阶，让我们带着革命者的“义愤”步出大堂，心中窃喜不已。
武汉人驱赶“南下一小撮”是出于保皇的政治目的，广州人不欢迎南下的“北佬”大概是缺乏政治觉悟的表现。位于郊区的各大学校园里却是一派完全不同的景象。不仅“北佬”云集，在广州市委的领导和部署下，校园里贴满了炮打校党委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舍车马，保将帅，是文革初期各级领导玩得最多的政治游戏。可怜的广州各大学的干部和教授们也就统统成了被舍去的车马或替罪羊。“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美丽的传说让广州得名“羊城”。一九六六年秋天的羊城，遍地都是任人宰割的沉默羔羊。
今天，陈寅恪的名字可说是如日中天，但当我徘徊于中山大学的校园时，陈寅恪几乎被淹没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据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记载，陈居住的楼房曾被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掩盖得看不到一点砖墙，活象一口纸棺材。他维持生命所需的药物和食品被中断，高音喇叭装到了他的病床边，震耳欲聋的批判声让他终日心惊胆战。三年后，一代宗师被折磨而死。铮铮硬骨，从不屈服的陈寅恪却在临死前坦陈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这并非是低头认罪，按民间的说法是他要和“革命”划清最后的界线，带着“反动”的帽子离开尘世。
“反动学术权威”是如此下场，学校的各级党政干部也都自身难保。在广东工学院的校园里，一位面目清瘦、五十岁左右的领导干部拿着一把大扫帚在清扫马路。当围观的学生羞辱他时，他没有丝毫颤栗和羞愧，而是一边扫地一边反唇相讥。我已不记得双方当时的全部对话，但他说的一句话：“总有让人说话的一天！”曾使我震撼，也使我终生难忘他吐出这九个字时凛然的神情。我也有过百口莫辩的经历，我知道这句话里包含的全部含义和情感。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历史的真相也不会永远被埋没，因为“总有让人说话的一天！”。多年后，我们知道了刘少奇说过的那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同样是锵铿有力的九个大字。所有这些有名气的或无名气的，但都是不屈的人的心声最后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当每个人都撕下了“永不翻案“的护身符后，文革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真正地永世不得翻案了。文革是各种政治力量角斗的舞台，也是人类的良知和邪恶搏斗的舞台。人们或许会迷惑于五光十色的政治口号，但善恶之间的界线却是恒古不变。文革中不乏受难者博得同情的例子，人们的政治倾向在善恶之间并不总是压倒一切的。当青年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时，我感到不平；而当大大小小的干部被斗得七荤八素时，我又同情于他们。
两个月后，我曾重返四川，在成都目睹了一次干部被斗得七荤八素的场面。当时，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已在全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在天下大乱的过程中被赶下了台。批斗会在人民南路的一个广场举行，那里曾是皇城所在地，残留的城楼如同北京的天安门城楼被用作大型集会的主席台。清华大学的招牌和成都人对北京学生的敬重让我和姚永宁得以混到城楼上“观摩”。
站在城楼的边上，只见台下是几十万参加集会的群众，台上是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和被批斗的西南地区党政大员，叫得出名字的有中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四川省长李大章和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会场内红旗招展，“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声和革命歌声此起彼伏，而会场外无数的保守派群众正在冲击会场，试图解救被批斗的领导干部。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正在代表省委作检查。
会议中途，早有预谋的一部分激进分子突然在城楼下摇旗呐喊，鼓噪起来，指控主持批斗大会的造反派头头是“明批暗保”。在一“左”一“右”两股力量内外夹攻下，台下的人群顿时大乱。保护会场的纠察队员垂头丧气地放弃了警卫，保守派群众乘机涌进会场，左、中、右在城楼下混作一团。如此壮观的群众运动场面和街头闹剧，如今恐怕只有在台北凯达格林大道上才能见到了。台湾是中华民族保存国粹的最后一块宝地，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这混乱的时刻，台上的一幕永远地凝固在我的记忆中：李井泉表情冷漠，似乎对眼前的一切毫不关心。李大章嘴角挂着一丝嘲笑，大概在等待好戏开场。廖志高脸色惨白，拿着讲稿的手抖得像筛糠一样。官最小，但身材魁梧的廖井丹自告奋勇地走到城楼边高声劝说保守派群众退出会场。在这一刹那间，我的同情心完全转向这些曾身经百战而不幸沦为羔羊的老同志身上，因为我也过这种被批斗的滋味。我不知道自己被批斗时是否脸色惨白，但我肯定是又害怕又羞愧。我无法神定气闲，漠然视之，更不敢在嘴角挂一丝嘲笑。我永远后悔自己被批斗时不够坚强和潇洒，幻想着有机会再来一次时至少可以像阿Q上法场那样唱两句“手执钢鞭将你打”之类的戏词。
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被眼前的混乱搞得六神无主，慌忙鸣金收兵，带着李井泉等人离开城楼，不知去向。廖井丹此时依旧在城楼的一角作着无用的努力。我佩服他不管个人安危的勇气，悄悄地告诉他其他人都已离开，建议他赶快脱身。当几个军人和一辆轿车出现在城楼的台阶旁时，我推着他往楼下走。他一边说着“我不能离开”，一边挪动脚步走下台阶。轿车旁挤满了人，车门已无法打开，我又让他爬上车顶。在一片“廖井丹滚下来！”和“廖书记快上车！”的口号声中，成都市的堂堂父母官无奈地端坐车顶，像一叶孤舟，在波涛汹涌的人海中缓慢前行。
在历史上，广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从林则徐虎门禁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反清起义，到北伐战争的策源地，广州市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一幕又一幕。在广州全城淹没在一片红海洋中时，这些革命的遗址虽未遭到大的破坏，但或者谢绝参观，或者冷冷清清，无人问津。谢绝参观和冷冷清清的原因是广州作为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大本营，这里的革命遗址大多是纪念国民党的革命先驱。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于是，曾经同为革命群众的两派都视对方为国民党余孽，必欲除之而后快。对那些躺在地下的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分子，红卫兵们恨不能“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只得拿革命遗址地面上的“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和中华民国的题字等出气，统统于以清除。
台湾的陈水扁上台后在岛内大力推行“去国民党化”，改路名，拆牌匾，忙得不亦乐乎。其实，这并无新意，不过是步当年广州红卫兵的后尘罢了。难怪连战夫人连方禹曾说：“不到台湾就不知道文革还在搞。”红卫兵早已销声匿迹，陈水扁也进了台北的看押所。
一切试图割断历史的人大概都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文革的历史也不应被割断，上海的朱学勤教授说得有趣也不无道理：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像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因为冷清而更显肃穆，数十年中，那些西洋风格的建筑群和挺拔的松柏如同梦境一般在我的脑海时隐时显，难以忘怀。在乱轰轰的世道中身处清静的陵园，一如在岳簏山顶黄兴的墓地，会让你于历史的沉思中对周围儿戏般的革命大彻大悟。当年黄兴率领革命党人直扑两广总督衙门时，从者都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还是儿女情长的年华。面貌如玉的林觉民临死前《与妻书》中一句“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让多少人肝肠寸断。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个个以天下人为念，毁家赴难，更令人肃然起敬。我们这一代人似乎生不逢时，那些自以为紧跟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冲击两广省府衙门的青年学生中或许不乏视死如归者，但一个个都成了“画虎不成”的犬。
林觉民的堂兄，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一个爱国志士。五四运动时，他在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里放了一把在中国近代史上出了大名的火。但当北京的“地派”红卫兵，包括清华４１４派的学生（见美国人韩丁写的书：《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自以为发扬五四精神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的房子时，他们又一个个成了中央文革争夺外交部权力的替罪羊。
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定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当革命蜕变成“假面舞会”，人妖难分时，十年文革成了犬羊辈出的年代。寻觅沙面，一半是因为岛上浓荫掩映中的欧陆风情，一半是为了美丽的西关女子区桃。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虽然在文革中被批判，但这部岭南文学名著曾深深地影响过我们这一代人。摇曳多姿的南国风情，三家巷里几个青年学子在大革命时代的悲欢离合，似乎比北平城里卢嘉川、余永泽和林道静大浪淘沙式的命运更触动我的小资神经。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谈情说爱，《三家巷》中那些男欢女爱的情节触犯了文革时期禁欲的天条。当我漫步在宁静而美丽的沙面岛时，我仿佛能听到当年示威者们的呐喊声和岛上英军密集的枪声。在生与死的关头，美丽的区桃为保护她爱着的男子倒在血泊之中。她为反抗列强而死，也是为爱情而死。欧阳山既赋予区桃女性的美，同时也赋予了她美丽的灵魂。《三家巷》里众多人物中，唯有区桃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姚永宁在追寻丽达同志时，我也在追寻心目中的区桃。时代造成的阴差阳错，让他投入冬尼娅的怀抱，而我和林道静同志苦恋八年。
漫步沙面，既能从岛上一百多座殖民地建筑中感受历史的沧桑，也能沉浸于文学作品的千滋百味中。倘若要提升自己的阶级觉悟，立于六二三路尽头处的沙基惨案记念碑无时不在提示路人“毋忘此日”：四十多年前的六月二十三日，五十多名广州市民就像区桃一样倒在英军的枪口下。但当一部分阶级觉悟奇高的香港市民在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挑起抗英暴动时，他们也都成了“犬”和“羊”。在香港左派七月的抗英暴动中，五十多人暴死街头，和同样是抗英的沙基惨案中死亡的人数奇妙地相当。套用当时的左派领袖罗孚后来说过的一句评语，那些在疯狂岁月中死去的人虽然也让后人“毋忘此日”，却都死得“糊里糊涂、莫名其妙”。但有人不糊涂，暴动引起的移民潮造成香港房价大幅度下跌，成就了李嘉城这样的大富豪。
◇ 湖畔风波
去杭州颇费了一点踌躇。无论是淹没在红海洋中的广州、陷于旋涡之中的武汉，还是“天下未乱蜀先乱”的重庆，那都是革命大串联的好去处。
至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长沙，更是红卫兵们向往的圣地。即使我是在逃亡，也得“以革命的名义”选择逃亡匿身的去处。在重庆等城市逃亡时，我可以混入革命的洪流而问心无愧，不必担心被革命群众秋后算帐。
但杭州和革命有何相干？“东南形胜，三吴都会”，词客骚人都会于此，那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去处。去杭州颇有借革命串联的名义游山玩水和“公费旅行”的嫌疑，我担心回校后会被革命群众抓住把柄。大革命失败之际，处于彷徨中的肖涧秋躲到了风景如画的浙江芙蓉镇。文革前夜，肖涧秋身背逃兵罪名，和电影《早春二月》一起被乱箭射杀。可见去风景如画的杭州还有步肖涧秋后尘之虞。
在后人眼中，大串联是当年青年学生花着国家的钱四处煽风点火和游山玩水的荒唐事。事实上，除去在旅途中和全国人民一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外，当时大多数学生的“革命觉悟”都很高，并不图一时之蝇头小利。大串联中，煽风点火者有之，那是“革命觉悟”最高的表现，纯粹游山玩水的也一定有，但两者绝对都是“一小撮”。绝大多数学生是将大串联作为朝圣之旅、文化苦旅、健身之旅和磨练意志之旅。这同后来连战等人将他们在大陆各城市的“串联”称为“破冰之旅”、“融冰之旅”是一个意思。
除了拿出铁道游击队的不凡身手登上拥挤不堪的火车，许多青年学生凭借双脚走天下，风尘仆仆地徒步向北京、井冈山和延安等地进发，或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深入雪山草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更有人跨过国界投身于援越抗美的战火中，那已经是进入到国际主义的境界了。当驶往上海的火车在杭州站停靠时，我想起柳永的名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顿时和金国皇帝完颜亮一样对西湖美景垂涎三尺，便决定“冒天下之大不违”，在杭州下了车。其实，我们是多虑了。在革命的大潮冲击下，杭州已非世外桃园。多年后，人们惊讶地获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然是伟大领袖在平静的西湖边日思暮想地酝酿而成。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后，毛泽东悄然离开北京前往南方，直至次年的六月中旬才起驾回到别梦依稀的故园韶山。长达八个月中，毛泽东大多居住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
每逢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中国的名山胜水历来是领袖们的藏龙之处。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在雄奇秀丽的庐山已住了一个多月。他在牯岭官邸“美庐”频频召见社会各界名流，垂询民意。事变爆发十天后，蒋介石终下决心，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号召“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时气壮山河。在杭州刘庄的一片湖光山色中，在南方春夏之交的潇潇细雨中，毛泽东运筹帷幄，频频召集会议，从舆论和人事着手，为文化大革命作了充分的准备。作为文革宣言的“五一六通知”便是从杭州会议开始起草的。杭州的居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大事。在我的记忆中，杭州人在一九六六年的深秋并无惊天动地的革命举动。在浙江大学等院校看了几天大字报后便觉意兴阑珊，近在咫尺的西湖美景和断桥相会之类的传说在心理上沉淀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在离开杭州前，姚永宁和我决定做一天可耻的“逃兵”，去西湖和灵隐释放“压力”。在清晨的薄雾笼罩下，西湖显得格外幽静，环顾四周，不见人影。在湖边和通往灵隐的路旁，每棵树上几乎都贴着红红绿绿的大标语：“游山玩水的滚回去”，让我们看得脸红耳赤，自惭形秽，根本不敢也不好意思再用正眼去欣赏“浓妆淡｛总相宜”的西湖美景。在武汉，到处是“南下一小撮滚回去”的大标语，那是未庄的假洋鬼子不准阿Q闹革命。在杭州，取而代之的是“游山玩水的滚回去”，那又是如假包换的红卫兵小将不准阿X们不革命。
当我们提心吊胆，目不斜视地走到灵隐时，只见千年古刹灵隐寺和岳庙的大门都紧闭着，寺庙四周同样是杳无人迹，只有残缺的标语传单随风飞舞，呈现着一片狼藉。一个月前，这宁静的山间却是人声鼎沸，发生过一场“灵隐寺保卫战”。当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在京城大破“四旧”时，杭州的中学生也不甘落后，横扫杭州城里大大小小的名胜古迹。八月下旬，几百名被革命热情烧得发昏的中学生呼啸着杀向灵隐寺，扬言要捣毁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的灵隐古刹。浙江大学几千名学生闻讯后抄近路直奔灵隐寺，抢先赶到灵隐寺守卫。在“云林禅寺”金匾下，双方对峙数日，攻防人数从几千人急速上升到数万人。围寺的中学红卫兵曾试图用炸药和汽油火攻灵隐寺，杭州各界人士闻讯后纷纷赶来增援护寺的大学生。或许是寺中的菩萨显灵，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灵隐寺免却毁于一旦的命运。寺中供奉着弥勒佛，笑容可掬，佛门前有对联曰：“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面对那些穷凶极恶的愚蠢之举，还是弥勒佛最想得开。
宗教起源于人类的苦难，这世间有太多的难容之事和可笑之人，难怪弥勒佛应运而生，香火不断。文革期间，大学生红卫兵和中学生红卫兵多次发生冲突，虽然胜多败少，但文革后这胜负又大多被颠倒过来。大学生红卫兵在“灵隐寺保卫战”中取得的胜利至今仍被历史肯定，可算是硕果仅剩了。
另一个更为人们所熟悉的“硕果仅剩”事例是大学生红卫兵对“血统论”的批判也得到了历史最终的肯定。当一批以老红卫兵自居的中学生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昏蛋”的血统论时，他们遭遇到大学生红卫兵的反击。有趣的是，在文革期间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中，成为攻辩双方的代表人物按受教育程度而言却严重错位。虽然支持血统论的大多是中学生中的红五类，特别是干部子弟，但阐述血统论的代表人物却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而代表大学生们发表批判血统论的雄文《出身论》的遇路克只读过中学。当然，这两个代表人物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错位。谭力夫和中学红卫兵的头面人物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文革后一同平步青云，而年仅二十七岁的遇路克却被推上断头台，命归黄泉了。尽管许多大学生困惑于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而做了很多蠢事，使他们日后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当仅需用常识判断是非时，他们毕竟要比少读了几年书的中学生更明事理。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用铜头皮带制造红色恐怖，宣扬血统论和以破四旧为名毁坏人类文化遗产，其原因除了同大学生一样是在响应毛泽东“反修防修 ”的号召外，恐怕同他们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
南宋小朝廷曾定都临安，偏安于江南一隅，使这座城市平添了几分帝王之气和文化气息，也为中学红卫兵提供了大批革命对象。灵隐寺被保下来了，但湖畔其他庙宇中的大小菩萨和散布各处的历史名人雕像、坟墓均遭到了中学生红卫兵的破坏，就连和灵隐寺相邻的岳庙也不能幸免于难。岳飞墓严重被毁，大量的碑文、诗词散落各地，四个奸臣跪像不知去向，据说是投了西湖。好人如老舍都不堪中学红卫兵的凌辱，投了太平湖，让奸臣秦桧等人就近投西湖倒也并不太亏待他们。岳飞被害前，在风波亭中写下八字绝笔：“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当他的墓在十年浩g中被毁时，这八个大字依旧在警示世人。
◇ 尾声
“我从乡下出来，在繁华的上海滩住了九年，转眼间又到了北京城。”这是我在读高中时写的作文中的一句话。当我归来时，已是满身创痍，羞见故旧。我在上海有不少亲戚，但我也无颜见江东父老。我只得混迹于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中。
一九六六年的深秋，上海这座城市正处于噪动之中。长沙的女学生神出鬼没地坐了飞机进京告状，行伍出身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则为了进京告状而霸王硬上弓，在安亭卧轨，切断京沪线几十个小时，震惊朝野，也正中中央文革搞乱上海的下怀。张春桥匆忙登上专机，屈驾安亭，加以安抚。王洪文从此声名大噪，中国的历史也从此和以王洪文为首的“四人帮”纠缠了十年。自有铁路以来，卧轨者前赴后继，不计其数，但如王洪文卧轨卧成大国执政党副主席的，恐怕古今中外别无分号。时人评论王洪文是乘火箭窜上来的，冤哉，他分明是借用火车上台的。
十里洋场的商业氛围，让上海人精于计算，因而从未出现难免需要孤注一掷的大英雄，也少见以主义或理想为号召的政治领袖。但上海自开埠以来，即成为中外冒险家的乐园和政治家的舞台。共产党选择它为建党的摇篮，国民党选择它为清党的屠场，十年文革中，上海又成了“四人帮”篡党的基地。因为这四个人都曾混迹于上海滩，也算是给上海人露了头面。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也还是成不了气候。
精于计算的资本家们倒是在上海滩成过气候的，十里洋场的繁荣和民族工业的振兴和他们的发家史不无关联。一九五六年，他们在共产党的赎买政策下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工厂、商店交给国家，美其名曰“公私合营”了。不管是俩厢情愿，还是有一方不情不愿，交出了产权的大大小小资本家倒是在绿树掩映下的别墅里领着定息，继续过了十年让老百姓羡慕的日子。文革一到，红卫兵冲上街头，革命群众顿悟：“公私岂能合营？”“定息岂非剥削？”上海大大小小的街上，所有的商店和工厂都忙不迭地摘下“公私合营”的招牌。中国的资本家成了第三帝国的犹太人，所有的金银细软和银行存折被抄没，洋房别墅里住进了来自棚户区的工人。
我虽来自棚户区，父辈也受过资本家的剥削，但我却对这类丑恶的掠夺行为深恶痛绝，显然已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这大概是受了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这本书的影响，对徐义德的殚精沥血和美丽的三太太林宛芝颇有好感有关。难怪周而复的这本书在文革中作为美化资本家的大毒草遭到批判。我中毒之深，竟因好奇于上海滩的上流社会生活，特意到思南路一带的花园洋房去寻找书中“星二聚餐会”的踪迹。
我沉迷于上海滩上所有的传奇故事，不管是被歌颂的或是被批判的。当我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徘徊时，这里正发生着对我日后的命运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件事。
常溪萍，华东师大原党委书记。尽管常已调离华东师大一年多，但在聂元梓到上海传经送宝，在华师大校园贴出大字报《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后，常溪萍成了上海市委中首当其冲，必须“砸烂”的领导干部。这所排名于复旦、交大之后的学校一度成了上海市的文革热点，当我在华师大校里阅读那些炮轰常溪萍的大字报时，北大社教和常溪萍之间神秘的关系也成了在我头脑中盘旋的疑点。
十一月底，天气渐凉，衣不御寒。好在批判刘少奇已成燎原之势，我得以回到清华园，并重返四川，不再担心被人追杀。如同走出峡谷的长江恣意地左冲右突一样，当我终于走出人生的夔门后，我也被突如其来的自由弄得不知所措，在我从四川再度回到清华后不到一个月，我便忽发奇想，怀疑康生在北大社教和常溪萍一事上两面三刀、文过饰非而炮轰这个当时灸手可热的大人物，使自己跌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见拙著：《救赎》，万象杂志第十卷，第十二期）
一年半后，常溪萍在丽娃河边的教学楼坠楼而死，死得不明不白。在此后的十年中，我也夹着尾巴在青衣江边的雅安和长江边的武汉、南京等地活得不明不白。
然而，亡命天涯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毕竟让我对文革中的个人命运有了直接的观察和了解，让我深深地同情所有在文革中受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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