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江苏滨海人，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３日生于滨海。文革前为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学生。文革初期，因率先发表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并被在校关押。在毛泽东批评了派工作组的做法后被释放，周恩来曾代表毛泽东亲自找蒯大富了解情况，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相关材料，随后亲自到清华为其平反。此后，蒯大富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文革中造反派的标志性人物，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后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在文革中率先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公之于众，随后又挑起了清华大学的大规模武斗，并与工人宣传队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亡的恶劣后果。１９７０年清查“五一六”时，蒯大富开始接受隔离审查和监督劳动，文革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７年。获释后，他先后在宁夏、山东工作，九十年代到深圳，任一家电器公司总经理。现已退休。
◇ 我的家庭、老师和清华梦
我家祖上在曾祖那辈属于比较殷实富有的，曾祖在海船上当老大，挣了一大笔钱，后来就回家乡买了几十亩地。江苏那地方，几十亩地就很多了，也算比较富了。我爸爸、伯父、姑妈小时候都读过书，那时能把孩子送去读书，还是有点家底的。不过，到我祖父一辈就不行了，他有个毛病，好赌博，而且逢赌必输，很快就把家产全输光了。没地也没钱了，他就开始贩盐。盐城出的那个盐，不是海盐，是硝盐，含氯化镁，比较苦。那时贩盐呢，一斤赚一分钱，那几吨盐也能赚百十块，利润也很大。那已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了，我祖父从盐城贩盐到上海那边，在路上连人带船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了兵。刚当兵就跟新四军打仗，结果第一仗我祖父就当了俘虏，从此参加了新四军。
到解放的时候，我们家的地因为早被爷爷输光了，所以成份划的是贫农。我爷爷１９５０年复员的，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那个复员证上还是陈毅的签字，有陈毅的大印。我父亲也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１９４４年加入共产党，我母亲１９４５年入党。当年盐城是新四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根据地。我父亲没有到部队当兵，因为识字，就在村里当钱粮员，管钱粮啊，先是给新四军、后是给解放军做事。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当过挣工资的干部，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城里去，就是因为我家里孩子比较多，他走不开。所以一直呆在乡下，当过大队长、大队会计什么的，后来老了就不干了。正经说起来我父亲资格也比较老，他去年去世的时候８６岁，党龄６０多年了，全县也没几个这么高党龄的。
那样一种家庭对我个人的成长的影响，就是从小培养了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的那么一种情感。当然我们家没有什么资产，生活完全靠劳动，我父亲也是一个劳动能手，什么农活都能干。我从小也干农活，后来进入人民公社了，我们家人口比较多，挣工分少，我每次放假回来，都是整个夏天放一头牛，挣好几分。水牛干活的时候就割草喂它，牛是比较乖的，让它把头低下来，然后就可以蹬在牛角骑上去了，很惬意。
我上中学不是在县城，是几个镇联合办的中学，其中一个镇叫八滩镇，所以叫八滩中学。这个中学１９５２年成立，在１９５７年反右和１９５９年反右倾之后，就把一批“犯了错误”的老师下放到我们学校来了。我得到他们的教益太多了，当时教我的６个老师中，４个老师是“犯了错误”下来的，是右派或者右倾错误之类的。这些老师的水平真不一般，可以说水平非常之高。比如我们的化学老师，原来是南京的，不知道怎么就把他下放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了，跟他学习很轻松。我高考那年，他给我们准备了很多高考复习题，实际高考的试题可以说几乎一题不落都复习到了，我等于在考前全部做过一遍。这种优秀的老师真是太了不起了。所以我考清华工程化学系，化学考了一百分。从１９６３年开始，我是第一个。接着连续三年，我们那个中学有４个学生考上清华了，特别是工程化学系，一年考上一个，都是这个老师培养出来的。
等我学了化工专业以后，依然觉得这个老师的水平绝对是很高的，在全国的中学化学老师里那也是往前排的。一个人中学遇到这么厉害的老师，那真是一大幸事。农村的孩子并不笨，有好老师带就容易成功。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外语老师也非常非常厉害。不然，像我们那个偏僻农村的中学，怎么可能沾清华的边啊，想都不敢想。后来这些老师退休了，好老师人家也不去我们那个地方了。以后啊，真就没有人考上清华了。
当时中学的数理化啊，我考试基本每次都是满分啊。偶尔一次不是满分，会懊恼半天。我在老师的鼓励下，报考清华大学的时候很有信心，而且我当时很狂，第一志愿清华，第二志愿南大，这两个志愿考不上就不想去了。考清华还有比较凑巧的一件事，那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因为一个物理现象，和老师争执起来。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两个人抬筐，这个动作是不是杠杆原理？我们认为是，老师说不是，我们坚信自己是对的，老师错了。争执不下，我们就给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写信，请他们评判。物理系就把信交给一个大学同学，这个同学真给回信了，解释得非常详细。看来还是我们对了。从这以后我们就相互认识了，这个同学是南京的，姓苏，后来他就对我特别感兴趣。从初二到高三，我们一直通信，他就鼓励我考清华，还把清华的情况详细介绍了。我也是在他的鼓励下考了清华。其实我考得并不高，那年清华录取线是４５０分，６门课平均７５分，我考了４８２分还是多少，就稍微过一点。我们班还有考５４０分的，很厉害的。
我从来是班里最小的，没怎么打过架，也打不过人家，但是我学习特别好，群众威信应该说相当好了。因为成绩好、学习好，老师宠着，就不让别人欺侮你。考试你考不过，那力气再大那也没用。我从初一到高三，都是全校第一，而且我是全面发展，数理化很棒，文科也很棒，到现在我们中学的作文范文里，还有我的作文。
我们兄弟几个智商都很高，我是老大，我和五个弟弟，分别叫大“富、贵、荣、华、万、年”。几个弟弟在班上也都是最优秀的，因为我上大学，家里负担不起了，两个大弟弟就没能继续读书，干农活了。再小的弟弟连高中都没赶上。不过，几个弟弟下棋都很厉害，有个弟弟在我们那个县下棋是前几名，我们那一片没人下得过他，他下盲棋都下不过他。因为我，几个弟弟后来没怎么好好念书，也是我欠的账啊。后来我又坐牢嘛，父母也都是由他们抚养。我出来后也一直想法弥补。
在中学时，我有点被神化了，一提蒯大富就什么天才，怎么怎么着……其实我天资嘛，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但主要是靠用功。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一心想考上大学啊，当时考上的和考不上的那前途是天壤之别了。当时我经常都是半夜２点多就起来，点个煤油灯看书，复习化学啊、数学啊，把所有的题整个做一遍。考上清华以后，我回到中学去和同学座谈。当时的教导主任就说：有人说蒯大富是什么天才，不看书就考一百，那是假的。他看书非常努力，夜里经常开夜车，我就曾经逮过他多少次。我当时就是怕自己考不上大学嘛，所以很刻苦。一个是条件比较好，另一个肯努力的话，那肯定成绩很好了。
不过高考完了，我就觉得肯定能考上。放假休息期间，我就跑到亲戚家去玩。有一天，我刚从亲戚家回来，我三舅住在邮局附近，所以他先拿到那个通知书。他一路跑过来，说：考上啦，考上啦，考上清华了！当时大家都很高兴的。去北京的时候，正赶上华北那年发大水，德州那边全淹了。我坐火车走到济南，往北就不通了，然后转到烟台坐船走渤海过来，走了９天才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我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电灯。那个年代还很落后，这次出门一切都很新鲜。
◇ 热衷于社会政治
我小时候有点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看到不平事就想说话，而且很讨厌说假话的人。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上的事情挺感兴趣。１９５８年我大约十二、三岁，当时宣传什么高产多少多少斤，亩产十几万斤！后来我就算呀算的，算完的结果是：这样的话，一亩地就是光麦粒子堆起来都要堆快一尺高，才能亩产十几万斤。我就认为这不可能，当时就给老师提出来。当时这事情闹得挺大，让人感觉我在反对三面红旗，或者说攻击大跃进。对办公共食堂啊，我也提过意见。我自己也去打过饭，下雨天路滑，一不小心把饭给打散了，把盆也摔坏了。我说集中起来吃，家家去食堂打饭，我说还不如分开各家自己做呢。于是，我就提了意见。因为这些事，学校要找我算账。可是我太小，而且班主任特别喜欢我，就护着我。最后折衷一下，给我的操行上写了一个评语，说我：“有时问题考虑不全面，乱发言”。
中学时代对将来干什么没怎么想过，不像别人从小立志做科学家、医生、将军什么的，没想过要具体干什么。但是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想做出一番事业。高中毕业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团。入团就是要求进步的政治表现，那个时候的思想教育是谁靠组织最近、谁靠党团最近，谁就是先进分子。
我进清华后是在工程化学系。那时工化系和普通化工根本不沾边，一个专业是搞核放射性的，就是提炼铀２３５，把铀提纯；一个是高分子；还有一个同位素。这几个专业都算尖端化工。我的专业真正要搞的是原子弹、原子能、核潜艇、原子反应堆这些，算是绝密专业。当时绝密专业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调查得非常严，政治上要求也严，３２个同学，到文革前有五、六个党员，其余都是团员，是个团员班。而且全班都是男生，因为搞核工业，可能会影响女性的生育。
到了大学以后，我还是对社会上的事情很热衷。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个信现在有位学者那儿还保存有，他就特别佩服我，说你当时那么小就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反映问题，很坚决也很深刻。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
文革前我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比较多。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参加军训，基干民兵还经常可以打枪。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给清华的校广播台，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还当了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的各种事情中都喜欢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确实比较激进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比如清华学生吃饭的饭厅啊，吃完饭后桌子上就落了很多剩饭。浪费太大了，半个馒头就扔了，米饭剩一口“咣叽”就倒桌上了。我这从农村来的孩子确实看不惯，后来每次吃完饭我就收集，每次能收集一大盆啊，白花花的米饭啊！我就把这些剩饭放到食堂门口，贴张大字报，说这种浪费多不应该，多少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我们就给扔了，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学校和党支部全部支持我，说我做得对。后来也有人贴了大字报支持我，一下子就把浪费的现象杜绝了。
这件事本身不一定是左了，但再进一步就左了。什么事呢，就是吃红薯的时候，我的同学都要剥皮，剥得干干净净的才吃。我就看不惯，因为我祖父从小教育我，吃红薯不但不能剥皮，就是皮上坑坑洼洼的地方没洗干净带点泥，也不能扒皮，要连皮吃下去。结果，我也要求人家这么带皮吃，因此就跟班里的同学吵架，后来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
中共中央“九评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在《新清华》头版登了一版半吧。《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
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文革中毕业的时候，好多班因为派性，根本就不能同处一室。而我们班毕业还照了个全班的合影，大家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给你灌输这些。
◇ 积极投身文革
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１９６６年６月３、４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那旗帜多鲜明啊。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变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反对校党委。校党委“靠边站了”。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广播台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６月１３号左右，北京新市委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差得比较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我感觉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６月１６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大约是６曰１９日，薄一波到清华来看我那张大字报。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正好我就在旁边。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定？他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６月２１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我觉得，那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
◇ 激辩工作组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６月２１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我就赶紧发动同学把屋子打扫干净，准备好开水。但是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工作组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嘛。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他就没威信了。第三天，就是６月２４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我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６月２４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贺鹏飞〔１〕。当时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于是写了大字报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很心虚，他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彩，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杨天放、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但他们上来讲那个话，特别没水平。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可以说那场辩论会我们是全面胜利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１１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当时实际上我就应该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让他们彻底下不了台。后来我还是相信他了，就同意了。我在台上说：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明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骗人的工作作风的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们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８００多还是７００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 失去人身自由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２０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６月２５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其实不是那种很倔的人，脾气还比较好，思想上也不是很固执。比如一开始对蒋南翔、对校党委的态度，感觉自己跟中央的部署不一样了，时间不长也就一个星期，很快就转过来了。反过来，我认为正确的东西就会坚持下去。
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６月２８号到７月３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揭发刘少奇时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７月３号以后，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８６２。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就开始绝食了。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老有人来探访。于是他们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４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得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这时谁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马力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有的材料说我曾经想卧轨什么的，那是胡说，我是不可能自杀的。不过当时的确很蠢，年轻不懂事。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就是他们就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１９５７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当时我写信跟我的姑妈和舅舅借钱，我说可能出趟远门，希望能借点钱。后来我舅舅真给我寄了钱来。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在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根本不考虑了。
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批判的内容完全没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论断章取义，胡乱理解，完了把明显的错误强加到你头上，然后进行批判。我当时就想，共产党反右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还要更厉害，根本不讲理。在形式上，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批斗还很文明的，把你拉到台上去还坐着，批斗当中不让发言，让你说话就是回答他的什么问题。文革初期，大家还比较收敛，没有后来批斗会那么野蛮，也还没有形成后来那股打人的风气。很快文化革命就掀起了打人的风潮，不过那时我已经平反了，躲过去了。后来我掌权了，还打了别人；到文化革命后期我再次挨整的时候，打人风也过去了。我逃过了这一劫，要不肯定会很惨。
◇ 毛泽东救了我
后来是王力告诉我，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毛主席回到北京，７月１９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回来，几句话就支持了学生运动。毛主席讲话后，刘少奇慌了，不知道毛主席什么由头，就开始下令放人。清华７月２０号就把我放了，一共关了我十八天。我们班的团支书到我那里告诉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我说：那不关我了？他们说：没人要关你。嘿，马上就想赖帐。我被放出来以后，当时还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放我。我故意绕清华的围墙走啊，四面围墙走了半圈，走到西北围墙，我看后面确实没人跟踪，才放心了。
大约２１号吧，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我，当时我已经放出来了。他们俩穿着军装，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这个机构，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不大信得过他们。我就简单地讲了一下，后来我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他们就回去了。
７月２９号，学校通知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是王力后来告诉我，毛主席７月２８号说，明天召开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名，所以我能参加这个大会。当时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出来接见大家。回来我就写了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见到毛主席了。
从７月２０号被放出来，还是想继续反工作组。当时还没有宣布工作组撤销，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组不行了。７月２７号，清华的王小平和雷蓉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整群众是不对的，如何如何……王小平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女儿，雷蓉是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女儿，她们应当知道毛主席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了。因为这个大字报是高干子弟贴的嘛，清华哗啦一下子就起来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了。
我出来以后没有找工作组去算账。叶林在８月３号把我、鲍长康、孟家驹请到工作组去了。他说，我们处理不当。好像表示是道歉的意思吧，但我们不同意就这样算了。
◇ 与共和国总理长谈
周总理找我谈话，我记得是在八一建军节前一天。这时，中央已经决定撤走工作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个班子，贺鹏飞是第一把手。工作组人还没走，但权力实际已经移交了。那天，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我：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接待外宾的地方。天还亮着的时候我就去了，我问：什么事？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又问贺鹏飞，找我谈话的人在哪呢？他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会客室里有一个三人沙发，有两个单人沙发。开始我还坐着，后来困得坚持不住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已经很晚了，贺鹏飞过来把我摇醒，说：快点起来，找你谈话的人到了。我赶快起来，就听到外面汽车停下和开车门的声音，接着走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周恩来！我噌就站起来，说：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招呼我坐下。我当时根本不敢坐，这反差太大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而且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斗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平反呢。当时总理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一个茶几，我在三人沙发这边。总理说：你请坐，请坐。我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后来总理的秘书孙岳过来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嘛。后来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较紧张，周恩来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读书，老家是江苏的，滨海县，属于盐城地区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周恩来问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十三岁以后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１９４４年入党的，母亲是１９４５年的党员。周恩来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的所在地。
周恩来的亲和力你永远得佩服，他没有那种摆架子，确确实实很亲切，没有让你有丝毫的畏惧感，所以我就放松下来了。周恩来接着就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六月一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周恩来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在旁边记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就出去了。过了二十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们知道周恩来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周恩来当然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根本不让他们进来。
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二十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七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讲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七点多讲到十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时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他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现在看，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因为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他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没几天，８月５号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５０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４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啊，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来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 创建清华井冈山
８月４号晚上，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他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后来怎么那么出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就在周总理宣布平反的会场上，有些人就公开提问题和喊口号，说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应当平反，会场上就那样。后来，很多人就退一步说，蒯大富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学校里也有不少反工作组的同学，不同意工作组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可是我平反后，即便这些同学也不太愿意跟我来往。包括我后来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
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１９６６年９月６号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帮当时各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一派，是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９月１７号到２０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召开所谓“少数派座谈会”，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２〕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９月２３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十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１３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大会筹备的时候，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等都发出了邀请。〔３〕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１０月６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词。这次会上呢，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名声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组的成员，于是社会上开始称呼我“蒯司令”。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１０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政府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我们在校内则逐渐得势。
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啊。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人的面说过这个话。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其他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和刘少奇、王光美有关系。
那张著名的“群丑图”其实不是我们搞的，作者也不是清华的，好像是北京戏曲学校的。但是“群丑图”是在清华的报纸《新清华》上发表的，大概是投稿投到我们那去了，或者是作者在我们学校参加运动。那时期也乱，各校学生混在一起。不过，我当时挺欣赏的，觉得画得挺生动。当时怎么界定画谁不画谁，这个我没参与。大概凡是报纸点过名的、打倒的都画进去了。
１１月份，我还到上海去了一次，当时全国不是到处串联嘛，我在北京太忙，还哪儿都没去过，就想乘中央没有下令停止串联之前出去一趟。后来，我叫了几个同学坐火车到上海去了一次，大约总共也就十几天。
当时，全国都闹得很红火，大家也串来串去的，但是我还没有想过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因为我知道中央反对成立全国性组织。有个什么“全红总”嘛，工会系统的，当时就给中央抓了反革命，遭到严厉批判。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想法。
◇ 骗斗王光美
１９６７年１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发生了骗斗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为我们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周恩来批评了我。他说，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的写检查。我们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骗斗王光美具体的策划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学校电机系二年级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开始没跟我讲。那次是１月６号行动的，李振言是在６号白天才告诉我，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我当时真认为是一群孩子胡闹，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干成。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就能把王光美骗出来。我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他们就说，你给我车吧。我说给车没问题，因为清华当时在我们手下有几十辆车。他要一个吉普，要一个卡车，要一个小车，我都给他了。他说要试试。我说，那你试吧，我也不指望你试成。结果捉鬼队骗王光美，没想到真骗出来了。
他们搞这个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会上当的。他们先找师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还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他们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单那个交通中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这就没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还有自己女儿打电话。所以那个简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这样子，他们冒充交警、冒充医院打的电话，全是冒充的。但因为刘婷婷被说服了，站在我们这边了，跟我们一起骗她妈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后来刘婷婷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谈这个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时刘少奇也去了医院，我们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没敢抓。虽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很多，而刘少奇真到跟前的时候你也不敢抓。谁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泽东假如不同意，那我们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们还是把王光美带回来了。他们回来后，在化学馆给我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我开始还不相信呢。他们说真的，在化学馆呢。我一听就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嘛。
当时很匆忙，也没什么准备。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那儿有个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个台子上去了。当时外地来清华串联的学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场站得满满的。 １月份北京多冷啊，那么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说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门的时候也没穿好衣服，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她说脚也冷，有一个女同学就把棉鞋脱给她穿上了。
批斗会还没开始呢，孙岳秘书就来了，他就是周恩来找我谈话时做记录的那个秘书，我认识他。周恩来把自己的车也派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我说那行，可以。当时我就在会场用大喇叭宣布，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问王光美：打没打？王光美说没打，我说侮辱你没有？她说没有。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我没有宣布。
１月６号斗王光美那次，因为没准备吗，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或者说回答也就是反驳，根本就斗不下去，所以后来就不斗了。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们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记不清了，还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当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这时候孙岳秘书就在旁边催我，说赶快让我们把人带走。
这过程中，还发生两个插曲。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周恩来电话中字斟句酌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我说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周总理的电话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我觉得，总理是怕他打电话，我不听。他就让江青再给我打电话。我们的人逼王光美的时候，我没有露面。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就进去了。大家发现我进来，就让开一条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斗成那样其实还根本不认识我。我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她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我握手。我没握，说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让我唬了一下，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后来她就签字了。我立刻就让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总理那个车，是辆苏联产的吉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华前后也就押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４〕的时候，就批评我。他说，清华的同志把王光美骗去斗了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嘛，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这就是指我们把王光美骗出来的方法，是彭罗陆杨的手法。当时有些小报说我讲过一句话：“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我连“怀疑一切”这种话都没说过。什么“怀疑一切万岁”的大字报，是我一个同学写的，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这在理论上很难站住脚嘛。那时也传说是我的话。
◇ 中央文革的马前卒
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９月２６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我笔记本上有很详细的记录，后来都被法院收走了。
总理对批刘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１９６６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１２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呢，我认为时机到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对我特别关心。１９６６年的９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５〕。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
１２月１８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嘛，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１９９１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６〕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以前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１２月２５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５０００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刮起了所谓的“１２月黑风”，“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１２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１２月２５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那天风很大，天气很冷。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呢，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组织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才刚刚见过面没几天，１２月３０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江青说的“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不能断定就是毛主席这次确实让她带的话。反正她经常这样说：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走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１２月３０号，当时清华井冈山的报纸有篇文章，题目叫“清华园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我们的经过。
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我就广播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他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刘涛，你必须要揭发刘少奇。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检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内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情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１９６７年在中南海门口搞的“揪刘火线”，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次是建工学院两个女将，因为刘少奇也到他们学校去了看大字报，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他们自己内部还不太一致，互相比谁的调子更高。这事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们很晚才去。我当时觉得他们是想抢功，要说打倒刘少奇，肯定清华是“第一功”嘛，所以对他们这个不感兴趣。
◇ 天派地派及其它
“天派”、“地派”形成很晚了，当时就根本没有自觉地要形成什么派。一直到１９６７年９月份，一个是中央文革在９月１５日接见了一批人，在９月１６日接见了另一批人。于是，头一天被接见的叫天派，第二天被接见的叫地派。我们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天派”，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天派。哦，在接见完了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天派。天派可能是因为其中为首的是北航和清华，航空嘛为天；地派以地质学院和北师大为首，地质嘛为地。关于研究这期间天派、地派的文章啊还没看到，还都说不清楚。在这两次接见以后，其实天派和地派关系也都很好，也没有大分歧。后来，我和韩爱晶曾经想把天派、地派逐步地联合起来，但是没成功。
地派基本上是三司的，包括各个大学的“东方红”的，以地院王大宾为首，谭厚兰也算地派。聂元梓肯定是天派，不过聂元梓除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写了一个大字报，后来工作组入校整我们的时候，她根本没发言啊，也没保护我们，也没发表反对工作组的意见，这跟我们的经历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她那个造反还是中央授意的，奉旨造反。就那一下子，后来当了大学红代会核心组的组长。那时觉得，我们是自己干出来的，根本瞧不上聂元梓，我们对她根本不以为然。
我们跟谭厚兰关系也不算好，我们和她在政治观点上并没什么对立的，但是有些讨厌她，觉得她个人为人也有些霸道。１９６７年９月７号，我和韩爱晶策划搞了一个“九七事件”。谭厚兰他们学校有一个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头头也是个女的，姓王，是谭厚兰的对立面。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他们两边有什么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或者反对谁、保谁。那天，我们就拉来好多人支持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全校都到处都造反，然后就是把谭厚兰的革委会给冲垮了。结果，当天江青、陈伯达就接见我们，把我和韩爱晶臭骂一顿，说我们俩不听话，胡搞，骂得非常厉害。我们吓坏了，从北师大撤出来了。结果，谭厚兰的权威又恢复起来了。
我在三司主持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时也成立了三司的中学中专部，谁只要同意我们的观点就可以参加，是很松散的、也就是无政府状态的。当时中学生影响不是很大，而大学影响是全国性的。我们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也叫“老兵”，卜大华、骆小海他们也有过冲突。主要是我们成立井冈山后，附中的刘刚他们也成立了个井冈山。清华附中井冈山都是平民子弟嘛，老兵都是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和这个平民子弟就有矛盾，他们天生就不是一回事。老兵看不惯刘刚他们，刘刚他们也看不惯老兵，所以弄不到一起。我们当然是支持附中井冈山的了。他们也跟着大学的起哄，后来在中学里头属于四三派。
谈到四三派，就会联想起遇罗克。他写的《出身论》我看过，但我当时也没有太多感觉，看了印象不深，就知道他说的有道理，总体觉得讲得对。但是他影响不大，不占主流地位，《出身论》目的是给出身不好的张目嘛，不过我也没想到遇罗克最后被枪毙了。这个就太过分了。他那么写，跟谭力夫的讲话正好相对了。《谭力夫讲话》我也看了，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水平，很好的演说家，但是他的观点我当时就不同意。照他那样子搞，革命队伍纯之又纯，把出身看得太重了。我觉得这个路线会推走很多人，那最后就成孤家寡人路线了。我也算出身好的红五类嘛，但是我在清华根本就不敢推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的观点。反过来说，对联代表的那个思潮对我们也有影响，像我们总部的主要领导人，出身都是很纯洁的，不敢让出身不好的同学做负责人什么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曾经在清华也贴出来了。贺鹏飞他们也在
清华开了大会，宣传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在清华不可能成气候，因为清华出身不好的太多了。当时清华１万１千多学生，学生成份里工农子弟占少数，处级以上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大约１０００多人，干部子弟差不多能占百分之十。知识分子子弟占大多数，还有部分出身不好的、就是非劳动家庭的子弟。干部子弟在清华学生中比例不大，推行血统论没有太大市场，但是他们的影响很大。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几次关键时刻都是由他们来决定方向。他们的大字报一出来，所有同学都当回事，大家就以为有中央的背景。
好比说开始反蒋南翔，是刘涛、贺鹏飞他们，至少有七八个吧，给蒋南翔贴了大字报。那大字报一贴，大家就以为是中央的意思。后来就是反工作组的时候，是王小平和雷蓉的大字报，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影响最大就这两次，这就等于决定了清华运动的方向了。所以，他们一出来表态，清华就很当回事。
１９６７年１月份，王洪文到清华去过。王洪文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中央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领导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我当时在北京比他名气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我带你去吧。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大会，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总理、江青都来了。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我对这个人也谈不出什么好坏，从个人能力看，讲话很有水平，写文章、组织能力都好，但是与他后来的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还是不相称，太快了太高了。
◇ 二次批斗王光美
到了１９６７年４月，那时戚本禹的文章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经发表了，正式点了刘少奇的名。４月３日和４日，中央文革接见我们。会上我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总理把我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对我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你们批斗。这样，我们就定在４月１０号再次批斗王光美。
社会上传言那次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是江青的授意，这不准确。要是说那次跟江青有什么关系呢，江青确实说过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这是江青在接见我们后的闲扯时候说的，项链的事她没说。戚本禹当时在场。我当时就觉得应当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是“捉鬼队”的主意。当时由“捉鬼队”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来的。他们开一个大轿车去，到中南海领人。到了刘少奇家，他们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把一把钥匙扔过来了。她家的衣箱特别多，那些同学也挺聪明，很快就找到那个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里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难，但是也勉强穿上了。那项链就是普通的项链，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见。也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想起来，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长串，所以就搞了两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队”的同学的恶作剧，确实带有侮辱人的意思。很不好。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刘平平和刘婷婷都去了。因为她们两个我认识，都坐在在第一排，在喊“打倒王光美”的口号时也喊得响着呢。这些，其实我们都需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的。
因为这些事情，王光美对我非常反感。我刑满后，有一年调到北京工作，当时全家都已经来北京了。据说王光美知道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我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
对于和刘少奇、王光美的关系，一个从好的方面来说，我和刘少奇、王光美的矛盾是一种双方的误会。但是，他们代表了一种共产党基本的思维定式，就是１９５７年反右的思维定式。他们认为，派工作组是共产党一直行之有效的手段，这也是中央工作班子集体决定的。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嘛，土改时这样做，１９５７年也这么干的嘛，四清就不用说了。我估计刘少奇当时的想法啊，他认为事先还向毛泽东汇报过，毛肯定会支持他，至少不应当反对。那么，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的，是党派的工作组，你能说反对就反对？挑战党的领导，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嘛！你肯定是目的不纯，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不管当时跳出来的是谁，是蒯大富跳出来，还是任何其他人跳出来，那样的条件下肯定要打你反革命的，而且也不会管你死活。
反过来讲呢，我这么理解，我们当时充其量也就是给你工作组提提意见，而且我们也都有中央指示和毛泽东讲话为依据，怎么就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了？从这点上讲也觉得不可理解。你到清华来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我扣上反革命帽子？那毛主席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你们平白无故把老百姓打成反革命，那你肯定是坏人啊，你可能就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所以双方斗争就是根本没有交流的，互相也没有可理解的地方。但导火索实质上就是由于当时工作组工作作风问题，做工作不细致造成的这种误会。
文化革命又是一场新的斗争啊，所以他们这么做呢，也不奇怪。据说刘少奇被中南海里的造反派批斗的时候，他拿出《宪法》来保护自己，说我是国家主席，有什么什么公民权利。但是你整蒯大富的时候，你怎么不把宪法拿出来呢？但他根本不管的，也就这么回事。说起来，毛泽东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所以当时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准备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当时毛泽东晚点回来，结果就会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作为平等的身份，那么我们都彼此伤害过。文革初期，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后来毛泽东给我平反，我的下场可能会更惨。他们也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歉意。所以我没必要给他们道歉。
有人问过我：你是从农村来的，父亲又是基层干部，你对毛泽东搞的人民公社、大锅饭等造成的后果应该有体会啊，三年困难时期你也应该记事了，当时如果没有刘少奇等提出的“三自一包”，农村当时很难度过难关啊。你对那种情况应当非常了解，所以从道理上讲，朴素的感情首先应当是赞同刘少奇的，怎么你反而反对刘少奇，支持毛泽东这个路线。
我当时这样认识，这个问题很难说当时刘少奇反对了毛泽东那一套错误做法，实际上他们很多做法都是一致的。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差不多刘、邓等很多人都有份。就说这个“三自一包”啊，其实在分地的时候我还帮助丈量呢。它的效果也确实特别好。但是到后来这件事就完全政治化了，认为虽然它可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肯定会造成贫富分化，就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当时把社会主义理解得很狭隘，宣传的就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才是社会主义。刘少奇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涉及理论的问题当时就是一股脑儿听毛泽东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套。谁反这个我们就跟谁干，崇拜毛泽东，毛泽东说打倒谁我们就打倒谁。当然，我个人文革初期的遭遇也使我有感情上的因素，在反对刘少奇是更坚定、更积极而已。但当年的思想状态，即使没有这段经历，也肯定是要起来打倒刘少奇的。
◇ 团派和四一四的分野
后来，我们清华的学生就分成了团派和四一四。我认为，这有浅层的原因，也有深层的原因。浅层的原因就是对干部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团派对干部的态度是比较左的，主张批倒、批臭，再看干部们亮相怎么样。四一四主张就是批斗和教育结合，大面积解放干部。开始就为这事情有分歧。深层次的矛盾呢，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基本态度。在１９６８年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私下议论过。四一四的基本立场，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就是说干部没有那么多坏人，打击一大片是不是错了？四一四的核心人物或者是他们后面的一些干部，私下议论的时候就更公开地对文化革命不满了，对毛泽东啊，尤其对江青、对林彪表示不满，当时这都是掉脑袋的事啊。
那时中央公布一个《公安六条》作为文革的执法依据，规定不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准攻击毛主席、林彪等。当时我们就抓住这条，从四一四少数几个人展开，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这是我给定的，你反蒯大富无所谓，你后来再搞的就是反对文革了。周泉缨当时写了一个《４。１４思潮必胜》的大字报，跟着他又写了“炮打陈伯达”，然后再写“二次炮打陈伯达”。我就认为，你们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就是对着毛泽东来了。这个深层原因，就是说他们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当时肯定也不认账，不承认。反过来，四一四抓住我们的干部政策，说你们太左了，打倒一大片干部。他们也确确实实保护了清华校内的干部。
这是一个理论分歧。我们专门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对四一四思潮进行大规模批判。也像当年中央反苏修的“九评”一样，陆续发表“一批四一四思潮必胜”，二批……三批……什么的。毛主席当时这些小报都看的，对我们批判四一四的文章也很欣赏。他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对四一四也有过好多批评意见。所以，当时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戚本禹，都说过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话。中央文革都是公开帮我忙的，因为他们了解主席的态度，主席倾向于井冈山团派嘛。但四一四他们根本不在乎，当耳旁风。最后，在１９６８年召见我们那一次的会上，毛泽东自己也直接讲了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话。那次批评得相当厉害了，但后来这部分没传达。
所谓两派斗争呢，当时就是要引导对手犯错误。一般讲，掌权的一方是不希望自己单位乱，我们毕竟是掌权的嘛，打起武斗来肯定要负责的。所以，起初我总的方向是反对武斗的，开始有武斗苗头我就制止了。那时北京，像北大、北师大武斗已经打得很厉害了。谢富治还表扬我们说：好多学校都在武斗，清华不武斗，这就很好。但是后来，我还是没有经得住诱惑。
文革那时候，怎么说呢，我就是太年轻，而且一切都太顺利了。我们１９６６年９月成立了清华井冈山，１１月得到中央文革支持以后迅速发展，从几百人一下就到了几千人。接着，周恩来让唐伟他们和我联合，贺鹏飞他们知道后自我罢官而去，清华就成为我们一派的天下了，几乎全校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井冈山。那时，整个清华就在我手下了。从我个人能力、资历来讲，或者说与当时同龄人比较，可能比一般同学稍微强一点，但和我处的地位来讲太不相称了。一下子在这么大的清华大学掌权后，我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我的“全身浮肿，头脑膨胀”。
那种自我膨胀，那个时期都难以想象啊。１９６７年５月１日在天安门上，杨成武把许世友带过来，介绍给我和韩爱晶，他说这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我是第一次看到许世友，黑黑的，有一个金牙，个子矮矮的。而许世友见到我们，一个立正，给我们敬礼啊！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啊！我说，许世友司令员，我们知道您。那时作为身经百战、忠于毛主席的老将军，他在我们心目里威望还是很高的。许世友说什么呢？他说：“蒯司令，我是你们的士兵啊……”。连邓大姐〔７〕见到我也说：我是你们的市民……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也就有点飘飘然，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当时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常委一共２２个吧。北京市革委会经常开常委会，大概每周一次以上吧，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这个会上决定的。我们这些常委权利也太大了，但实际上这和我们当时所能掌握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对称，应当说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但实际上却参与了。
那膨胀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得了，就导致得意忘形。１９６７年５月清华大学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５月２９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谢富治已经批准，而且已经宣布明天要开成立大会庆祝了。他说：你今天晚上就决定，若清华明天成立革委会，我明天就出席你们的会议。如果四一四有不同意见，我们去说服他。他就一夜没睡觉，跟我们在一起，等着我做决定。我也一夜没睡觉，当时我真是矛盾死了。后来就想，说不定缓一下更好一点。谢富治说，如果你这样子考虑的话，说明条件还不太成熟，我们要进一步做四一四的工作。这一下子宣布推迟以后，就完全不可收拾了，两派越闹越僵。当然这当中还有其它因素，如四一四的态度，以及总理当时不能出席这个大会等，对我也有影响，但无论如何，我非常懊悔，这个决定最终是我做的嘛。
◇ 武斗初起
清华的武斗也是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很容易被人家鼓动，一激一怒就起来了，而一旦决定就不可收拾，想回头都回不来了。最早的武斗是我们的责任，一个呢，我们团派当时的力量比四一四强得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想把矛盾激化，争取中央的明确支持。清华武斗之前，北大３月２９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８〕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这之前，虽然毛主席没有公开讲，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啊，都讲了很多话批评四一四。当时我有这么个心态，认为清华打起来对我更有利，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四一四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局面。
清华武斗比较晚了，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号开始的。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X，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就去攻数力系的旧电机馆，把四一四的人都赶出来了，这一打就不可收拾了。
毛主席说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之后，我们就更极端了，把四一四说成是代表国民党的。武斗的意义似乎也就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这样，大家武斗的时候特别勇敢，当时喊冲的时候，同学们真的是不要命，硬往上冲啊。当时我们攻东区浴室，是二层的一个小楼，地面距楼顶有８、９米高。我们用云梯强攻，两个梯子接起来有十几米长，踩上去就忽悠忽悠的。四一四贴着那个楼顶的边上焊起来铁栏杆，你梯子搭上，只能一个人往上冲，人家三四个人，你还没爬上去呢就被挑下来了。就这样连续硬被挑下了十几个人，有一个人当场死了，一个摔成截瘫，可后面的还继续往上冲！战争期间黄继光堵枪眼啊，董存瑞炸碉堡啊，这些英雄行为我就特别能理解。我指的是英雄的那种心态，就是在悲痛和激情之下，他们同时也为自己的“高尚行为”而自我激励，感觉在为崇高的事业奋斗。我特别不能接受把文革武斗中这些被打死的孩子，说成像疯子一样死得活该。当时留在校内的同学大概一千人吧，没有任何补助，都是自己掏钱吃饭。也没有命令说必须参加，纯粹是自愿的。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当时确实是抱着崇高的目的，在共产党的领袖号召下，为那种“理想主义”而战斗。
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后悔了。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中央根本不表态，我们失算了。所以说实在的，当时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儿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我真是骑虎难下，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不仅有社会压力，有同学压力，自己也体会到，清华武斗的责任呢，肯定要追究到我这儿。我当时很清楚，武斗会死人啊，清华哪怕死一个人，账都会记到我头上的。１９６８年５月份，我曾提出让解放军把两边隔开，但也没能实施。
四一四最后的主要据点是科学馆，四周所有的房子全部被我们占领，他们想从楼角处挖地道通往外边，运吃的东西什么的。后来就像电影“地道战”里演的一样，我们在周边埋上大缸，就知道他们在挖地道。发现后就弄来炸药，一炸就把它封死了。当时我们把科学馆断电了，但没断水。因为那里面还有我们的人质啊，几个很重要的人。当时不攻也有这个顾虑。而且那个楼非常结实，你要攻打的话除非你死很多人，我们下不了这决心。
这场武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七•二七事件”才停止。我从不同意武斗到同意武斗，后来这几十年都懊悔不已！清华团派当中主张武斗坚决的，就是总部任传仲等少数几个人，二把手也不主张武斗。但我没能抵制住诱惑，懊悔得很。对清华的武斗我肯定要付很大责任，如果我不打，肯定就打不起来了。
◇ “７•２７”事件
７月２７日那天早上，没有任何与往日不同的征兆。我们总部的一个委员陈继芳回沈阳探亲，说那天要回来。我和同学开了个吉普车到北京站接她，但是没接到，就回来了。回到清华大学快十一点了，就看见学校周围那么多人，车子也开不动了，我们就下车徒步走进清华。开始，清华井冈山广播台的广播还是热烈欢迎首都工人阶级来清华制止武斗，后来就不一样了。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后，很快就把各楼分割包围了。那时我们团派和四一四的武斗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了，我们在科学馆把四一四包围得像铁桶似的。工人到了之后就把科学馆的包围圈打开了，把里面不到一百人都放出来了。好多同学都着急了，脑子就跟我想法一样，怎么回事啊？
后来呢，我就跑到总部那个楼里头去看。路上，我看到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他们还打着造反组织的旗子，和我们是一派的。这些“天派”的组织，我以前跟他们打过交道，当时跟他们一起组织筹建北京市革委会的。当时有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他也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他是带队的。我看到他，认为不会有什么事，根本没想到可能会和工人打起来。但是，当时工人来那么多啊，我当时估计有十万人呢，后来毛泽东告诉我有三万多。参加的有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工厂，主要是工人。还有就是中央警卫团的八三四一部队，是负责组织和指挥的。当时八三四一部队的负责人是杨德中、张耀祠，在现场指挥的是张荣温、迟群、谢静宜。
结果发现，工人逐渐把我们包围起来了，非常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割包围，这很恐怖啊。后来我们有同学就出去理论，一个同学对工人讲：你们工人不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跑到我们学校干吗？还把我们包围起来。工人和你有什么可讲的，不由分说，把他一架往卡车上一扔，就呜的开走了。出去一个逮一个，出去一个逮一个，当时我们看了感觉非常恐怖。当时抓了至少有十几个吧，我看见把我们团派的二把手鲍长康抓走了，还看见我们另一个总部委员高季宏也被抓走了。他们都是出去讲理时给抓的。后来听说，工人们执行的命令是这样的，进校把所有的学生包围起来，如果有学生和他们辩论，就几个人一架往车上一扔，拉到平谷县办学习班去了。当时感到不可理解，你这么包围干吗嘛？
我们当时就打电话问市革委会，工宣队来清华大学到底是不是中央派的？所有各方面都不给正面回答，就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下次再报告时，又说这两天休息开会干嘛的，反正不答复你吧。我们也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的电话，他们的答复就说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情况，首长正在工作，正在开会，我们会把情况向他们汇报。江青等领导人的电话我们没有。其它这些电话我们都打过，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我们被包围后，看到抓人、打人就很害怕。我当时真是感觉这是灭顶之灾啊！以为北京市的工人宣传队会像王洪文在上海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那样做，当时活活炸死二十来个人呢。那么，结局就是，“上柴联司”〔９〕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了。但这时我们手里还有武器，怎么能让人家轻松消灭掉呢，那不可能嘛。
我们商量了一下，后来一致意见就是守住楼，如果工人攻楼的话我们就抵抗反击。后来，下午三点的时候吧，我们有个常委，武斗的副总指挥。他就带人冲出去，反过来把工人包围起来，工人如果不走，他就往楼里拖。反过来我们也抓了好多工人和解放军。那些工人看你这么抓人，他也害怕，工人就散了。一散了我就出去了，当时正门出不去了，是从西南门翻墙出去的。当时我们学校的小车都在北京体院，我就跑到体院要了一辆车，就直奔市革委会去了。我到了市革委会，强烈要求见谢富治、吴德。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吴德来了，见面就说，你们学校打死人了。我离开的时候，两边还基本上没开打呢，但是走了以后这段时间说打死人了。我一听打死人了就发毛了。我冲着吴德喊：是谁派的工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学校包围起来，就这样抓人？他说工人宣传制止武斗有什么错？我说，你们真要把我们当“上柴联司”抓的话，我们肯定就宁死一拼。吴德说，你这样就把北京几百万工人阶级得罪了，你蒯大富在北京没有立足之地！
后来他把我带进办公室，他打电话找那个工宣队的指挥。那时开始派出去的不叫工宣队，叫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以解放军为核心。他后来就把八三四一部队的迟群、谢静宜都找到北京市革委会，在会议室开始谈判。他们说制止武斗，撤出工事，什么什么的，我全接受了。后来迟群提出来交出杀人凶手，我说什么杀人凶手？他说你们打死我们人了。我说怎么打死的，谁打死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条我接受不了。
这样，我们就一起回清华了。迟群又生枝节，说工人怎么气炸了，非要交出杀人凶手。回到清华后，他又要谈判。清华园门口有个中学，叫清华园中学。当时就找个教室，谈判就在那儿举行。谈判就为了交不交凶手的问题。我说，凶手肯定没法交，我说今天制止武斗、交出武器、撤出工事，这肯定没有问题，我说我到现场就肯定能解决。后来迟群不坚持了，我们就达成协议。工人宣传队还有几个地方没有攻进去，如清华广播台、化学馆等地方，我就到我们还占据的地方去做工作。
当时的武斗现场就是互相抓人。工人在外面把我们的人抓了，我们把他们的人抓进里头，然后工人冲进楼里救他们的人。工人来清华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就带几把镐、锹什么的，准备拆工事来的，还有女的穿裙子呢，不像是为了打仗来的。但是后来看气氛不对，好多同学被抓了之后，大家就毛了，当时决定的策略就是谁进来就打谁，进楼我们就坚决抵抗。因为工人是进攻，而且大多空手来的，所以他们肯定吃亏，伤亡多。
后来我到广播台去，好多头头都在那。我召集会议说，我们闯了天大的祸，工人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十万工人已经把我们清华围得像铁桶似的，出不去了。明天我们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会有更多的工人把清华包围起来。我说我们今天晚上把武器全部埋起来，或者扔了，然后人呢，全部撤空。清华我们不要了，跑到外面去，跑到大街上去。当时吵得一锅粥，有的不同意，说拼了，一拼到底。后来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全打死了，你占楼还有什么用？我说赶快跑，跑出去以后，这么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活着，中央知道了就肯定会救我们的。
后来大家就听从了我的意见。这时候工人在正门、南门、西门都有包围，就北边没有人把守。我们半夜像逃难一样，夜里一、两点都从北边、体院那边撤光了。当时清华参加武斗的有一千人吧，加上逍遥派，总共一两千人跑掉了。我也跑掉了。
◇ 见了毛泽东格外亲
我从清华再次跑出来，还是先到体院。到体院我要了一辆车，直奔六部口的电报大楼。和我在一起的有陈育延，是个高干子弟，也是我们总部委员；还有一个是段永基，当时是我秘书。我们到了电报大楼，给中央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内容是：“毛主席，今天早晨，‘杨余傅’黑手派了十万工人包围洗劫清华园！清华井冈山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向党中央呼救！”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我们花了五十块钱，当时给不同的人，发了好多份。发完电报就四、五点了，转了一圈，也没地方去。我说还是去北航吧。刚到北航，他们的保卫组长告诉我：老蒯，你怎么还不去啊？我说，什么？他说，韩爱晶早去了，中央找你们呢，走人大会堂西门。噢，我到处找中央啊，中央也正在找我呢！
听说在人大会堂西门，我当时还想了一下，平常去人大会堂接见从来不走西门，一般接见我们都是进东门、南门，北门是宴会厅的地方，西门没有走过。听说在人民大会堂西门，感觉有点特殊，但也不及细想。我就赶快请司机开车，到人民大会堂天已经快亮了。我跑出来时，还要了一把手枪带在身上。这时我把手枪拿出来，放在汽车座的底下。后来我就走上台阶，有两个卫兵已经出来，问，你是谁？我说，我是蒯大富。他们问，干什么？我说，中央首长找接见。他说，你等会儿，我进去通报一下。他就问我带武器没有？我说没有。夏天嘛，就穿一件衣服，而且下雨，裤脚都卷起来，光着脚丫子，穿个塑料鞋，非常狼狈。一会儿，谢富治出来了。我看见谢富治就哭了，当时就像孩子在外面被打得落花流水以后，看见父亲那么一种心情。谢富治说，别哭别哭，跟我走，跟我走。他给我把裤脚放下来。后来我就跟着走，一边走一边抽泣，直流眼泪。
我们走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后来知道这是湖南厅，门很宽。进门我一看，一屋子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白衬衫，白花花的一片。进门后，韩爱晶就在右手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我这时就看见主席了，平常接见老远打个招呼，再就是见面握握手，没有其它的。这一次是空前绝后。毛泽东看见我就站起来了，我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就是那种男人发自肺腑的哭声！毛泽东也哭了，哗哗直流眼泪啊，江青也哭了，在场的好多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我说了一句：主席救我！就说不出话来了。江青就说：蒯大富，安静点，安静点，别激动。服务员拿来一个痰盂，一把铅笔，还有什么笔记本，还有一沓纸。江青说，你说说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开始汇报情况了，那真正是告御状了。我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进了各楼分割包围，把我们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好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是不带枪、不开枪、不打人、不骂人、不动气，“五不”嘛，这我都记得。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一包围就抓人，就打人。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我说鲍长康就被抓走了。毛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康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康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怎么受伤。
那个会从凌晨三点开始的，我去的时候很晚了，大概七点差不多。会一直开到八点半结束，共五个半小时，你想谈了多少话啊。后来，他们已经是在聊天了。我听谢富治讲，毛泽东开始发了很大的火。但他只说主席今天发了大火呀，不过这火是会议开始时对中央领导讲话时发的，冲谁发的我不知道。聂元梓、韩爱晶他们到的时候，主席已经不发火了。当时中央领导人除了张春桥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汪东兴，中央的全体领导人都在。前头已经谈了四个小时，没散会，实际上主席有想等我的意思。主席并且两次发问，蒯大富为何还没来？
我来以后呢，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我，主席说你们是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斗。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说武斗不能再搞了。主席完了又说，打工人无论如何是臭了，你回去要挨门逐户向工人阶级赔礼道歉。工人气很大，你们要给工人消气。不过他也说道：“我把你们找来是护着你们的”。看来，毛泽东当时心情也很矛盾，他本来只想把我们从舞台中央赶到旁边去，但是没想到以这么惨烈的方式实现。因为当时我们是跟着他走的，忠心耿耿跟他走的，而且一步一步地去理解他的部署。
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很快又返回来了，他对在座的中央领导说：“我不放心，你们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没有毛泽东死保啊，我当时可能就完了。
◇ 没想明白的疑惑
后来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共同整理了一个传达要点，根据谢富治要求把一些称赞我们的话删掉，包括批评四一四的话，然后五个人签字作为文件传达全国。韩爱晶后来整理出一个文件，比较全面真实。
我当时还没想通呢，怎么我们就都错了？你们外面来了那么多人，也不通知一声就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为什么？我后来觉得，毛泽东是想在１９６８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中央，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把我们赶下台，派工人宣传队肯定是他同意的，但没想到这么激化，牺牲这么大。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行动是八三四一部队指挥的，但工宣队是北京市派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分析当时他们为什么封锁消息、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来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这样做的目的和实际结果，可能是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自己当时还问呢，怎么不打招呼啊？还下令把所有抓的人都放了。再一个从毛泽东当时的表现，我看不出毛泽东有这个阴谋。
在我没到会之前，很奇怪的是，毛主席问了几次，蒯大富为什么不来啊？韩爱晶的会议记录里记载，谢富治两次回答说，蒯大富他不敢来，或者说他不肯来。毛泽东又问，蒯大富为什么不肯来啊？韩爱晶回答：蒯大富不会不肯来的，他要知道一定会来见主席。谢富治在那个会上还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什么，我就感觉他们对我们那么狠，等于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一打以后，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在北京生存的社会基础。我感觉是有人搞鬼，包括迟群他们和吴德他们。
７•２８会后，我就到各个工厂挨门逐户地去赔礼道歉，还包括善后处理。事后统计，工人死了５个，有枪打死的，有手榴弹炸死的，有长矛捅死的，一共死了五个，伤了七百多。死了的工人作为烈士处理，善后还包括各个工厂被打伤的、住院的工人。后面的事情我没有参加。学生死了２个，伤了一百多。所有打死工人的学生全都找到并抓起来了，没有判死刑，大都判了十五年。
后来在判我罪的时候，一个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一个是诬陷罪，还有一个杀人罪。但是当时要是主要以武斗判我罪的话，我还比较服气。因为事实确实如此，我对这场武斗负有主要责任，我非常后悔，这也是无可奈何，在劫难逃。
毛泽东那次讲话以后，一周之内，形势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讲话基本宣告了学生运动、红卫兵运动完全结束了。学生也散了，年底分配，能走的都走了。我回到学校，办了一段时间学习班，１９６８年年底分配我去了宁夏。
◇ 查无实据整肃“五一六”
１９７０年，准备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我是当选为北京市选区的人大代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底，上面通知我参加北京市的人大会议。北京提名我当四届人大代表时，遭到北京市工人的反对，后来毛主席发话，谢富治做工作才通过。王力告诉我，说中央给我保留了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子。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厂都以为我去开四届人大的。宁夏很隆重，是送我坐飞机去的，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机场后，北京市革委会派车接我，并在市革委会吃的晚饭。饭后，清华就来人了，说找我有点事，把我接到清华去了。我到了清华大学工字厅，在党委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迟群、谢静宜、刘冰等，大概五六个常委都在等着我。
迟群开门见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代，清华党委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我说，组织上对我审查，我完全服从，我保证积极配合，但是我严正声明，我没有隐瞒任何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代，所有问题我都已经在办学习班的时候全部交代清楚了。
后来我才知道，抓我是因为所谓的“五一六”问题。其实，真正有组织的“五一六”，就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他们搞了个小组织，取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根据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得名，大约有几十个人。他们在１９６７年５月开始攻击周恩来。同年９月，毛泽东批示：“五一六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真正的五一六随即就垮台了。此后，１９７０年初，全国又一次大规模地清查“五一六”，这时一些人在“逼供信”之下，揭发了我。
文革时，各大专院校红卫兵都在揪这个揪那个，有搞康生的、搞陈伯达的、搞总理的，搞……的各种专案组。那时，我确实反过康生。毛泽东把我们从盒子里放出来造反，他是要把我们放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或者说他让你反谁，你反就可以。而我们一造反，却就没止境了。我们当时怀疑的范围非常大，只要我怀疑你反毛泽东，我们就敢反你。大约是１９６７年１月的时候，我们反康生是非常公开的，是以清华井冈山总部名义起草了一个公告，叫做“调查康生同志问题联络委员会公报”，由中央高级党校，还有体院、矿院，我们四家联合发表的调查康生问题的报告。后来，陈伯达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我们臭骂了一通，说你们跟我们不打招呼，这么胡搞，你们会把自己搞垮台的。我们吓得够呛，检查也不知做了多少次，不过最后对我们没再追究。
１９６７ 年９月，有人反陈伯达的时候，我们当时也准备参与。吸取了反康生事件的教训，然后我们就请示江青。我给江青秘书打电话说，我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向江青同志汇报。江青知道我们要反陈伯达后一顿臭骂，说我们胡思乱想。后来我们就没有跳出来，如果当时反了，可能会搞得很厉害，因为我们搜集了好多陈伯达的材料。当时，鉴于这些事，我下了一条死命令，凡是在中央工作的这几个人，对谁都不能搞材料。谁要违反纪律搞材料被揪出来，我第一个站上台把你们抓起来。当时主要是害怕出问题，后来清华就真没人敢搞。所以我们和五一六根本不沾边。
清查“五一六”那段时间，一直把我关在清华工字厅第一个院子靠北边的房子，现在大概是校办的房子。他们没有打人，只是不断施加精神压力。揭发我的都是我们井冈山总部的几个委员，揭发的内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给他们发了表，发展他们参加了五一六；还有就是说我们干的所有坏事都是我指挥的。当时，迟群到我这儿来核对，说揭发我的这些人都是我发展成五一六的。我说：你肯定搞错了。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没发展过五一六。而且据我所知，清华也没有五一六。他们也没搞对质，那几个揭发我是五一六的人，实际没人敢跟我对质，因为确实没有的事。怎么对质？
我当时心里有那么一种倚仗。我对迟群说：文化革命初期，王光美、刘少奇打我反革命的时候，我是清华一个普通学生，申诉无门。当时谁也不知道我，他们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没有办法。现在，你迟群想把我蒯大富打成五一六，你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敢往上报。我不是那个时候的蒯大富了，你不拿出证据来让毛主席、周总理相信，行吗？但你拿不出来！
后来，迟群他们下了很大决心，施加了多大压力，我最后也没有违心承认，也没有乱说去揭发别人。迟群气得说：“难道那么些人做梦都做到一起去了？”他意思是说，揭发我的这些人交代的口径都一致。当时迟群对我拍桌子，我也敢使劲对他拍桌子。我说，你还拍什么桌子，你们根本就是逼供信，全胡说八道。
从那时候起，中央文革和我再没有任何联系，甚至都没过带过话。包括迟群，谢静宜都没有说过什么。但是你说这事江青能不知道吗，包括主席能不知道吗？当时我呼救啊，写信啊，写了很多信，没有反应，迟群他们还是为所欲为。
迟群当时很想在清华搞出一个很大的五一六集团来表功，也算报“７•２７”的一箭之仇，但最后他落空了。“九一三”事件以后，迟群跟我说：有些事他不能说，实际上有些是搞逼供信搞的，就算了，过几天就放你回去。１９７１年他曾打算放我回去了，但是又没放，一直拖到１９７３年才让我去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改造。
当时，抓 “五一六”搞得那么大声势，涉及到全国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应该涉及有上千万人。清华也抓了好几百呢，事后证明完全是假的，清华一个“五一六”也没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整五一六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背景，也没看到太多证据，但是我自己感觉上应该是周恩来，因为五一六主要是反周恩来嘛。那会儿他就是要打掉一拨人，搞了那么大的运动，把造反派就整个打下去了。〔１０〕
全国整“五一六”整得最狠的是江苏，就是所有造反派都给扫荡了。据说逼死搞死了一万多人，反响太大。江苏后来有个寡妇上告团，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来告。江苏主要是整得太狠了，所以最后中央有专门一个文件给江苏的五一六平反。但是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像江苏那样平反，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没给个什么说法。那一次，基本上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头头，包括天派、地派在内一股脑儿，都在五一六这个名义下审查挨整，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后来看，文化革命中抓五一六，实际上就是清算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以我为例，我分配后去了青铜峡，１９７０年就把我当五一六抓回来了，然后从１９７０年审查直到１９７８年。在清华三年，在东炼五年，这八年期间，林彪垮了，江青垮了，负责审查我们的人都走了，我这五一六问题案子还没完。邓小平上台以后，说文化大革命这笔账还要算，这一算就把我算到反革命那边去了。这就不是单位审查了，而把我抓到监狱去了。
◇ 林彪江青及其他
林彪事件时，我正被关起来审查五一六的事。开始审查我的时候，还有关于我们反林彪的什么罪，后来有一段就不问了。大概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７号，迟群、谢静宜一起来见我，他们才告诉我，林彪死了，是反革命。对林彪事件本身，我感到十分震惊。文革当中，我们认为有两个人是最忠于毛泽东的，一个是江青，一个就是林彪。那时对林彪的信任还是不可动摇的，很崇拜的。这对我震动很大，如果说林彪都反毛主席，我感到没什么可信的了，好像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不过这时候我被关起来很封闭，另外思想也很封闭。所以还没有能够从文革的大思路等角度深入考虑问题。
我和林彪接触很少，对他没很深的印象。我记得１９６７年７•２０事件以后，北京召开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回京嘛，林彪出席了那个大会。那次我和林彪近距离接触过一次，在天安门中间的休息室，林彪坐在沙发上，我们一圈人围着他。林彪就一句一句地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可惜没有找到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可以抓住大做文章。这个讲话我都记下来了。这很容易理解，就是抓住７•２０的事情，抓住军内一小撮反毛主席的事件，大做文章呗。我回学校就传达了，当时别的学校也都提出反对军内一小撮。我就提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要解决军队的问题。后来周恩来跟着就接见我们，告诉我们不要搞串联，不能参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后来我就不弄了。
文革发生的一系列冲击军队的问题，其实也是起源于五一六通知，那时已经提出党内、政府内和军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１９６７年《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也提到打倒军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力曾跟我谈过，说毛泽东受武汉７•２０事件刺激很大，感到很绝望，好像军队已经乱了，对军队也缺乏信任感了。在此之后，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一路上走到哪就讲到哪，对各地军政首长不断发表讲话。然后，这些讲话再被传到北京。中央文革这些在北京的人，看到毛泽东的讲话都感到很吃惊，觉得非常之激烈。讲什么要武装左派啊，打倒右派啊等等。因此，中央文革这些人在传达毛泽东讲话时，就绞尽脑汁想办法把毛泽东的话说得不那么激烈，把讲话的棱角磨掉。江青当时讲什么文攻武卫，本质上都是毛泽东那段时间的想法，她说的那些话完全在毛泽东这些讲话的范围之内，所以江青后来不服呢。
我以前讲过一些对江青的看法，网上反对意见不少。我一点也不回避这个问题。我认为，江青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她舍弃上海那个环境去投奔延安，肯定是奔自由民主去的，奔革命去的。她不可能是投机的，因为共产党当时处在最低潮的时候，就剩了两三万人，穷得缺吃少穿，没有弹药。如果不是张学良、杨虎城的话，那共产党很可能就被剿没了，至少七零八落了。那时候你说到那地方去投机？那肯定是追求理想、向往光明嘛，至少以为共产党是光明的。另外，江青在延安坚持１３年，一直跟在毛主席身边，很了不起，她这个行动就表明她真正在追求革命。当时有日本人问我，我说：江青在当时的女同胞中，她的马列水平，她的演说能力，文字能力，指挥能力，都是全国一流的。文革当中甚至可以说是那些人中最好的。江青吃透了毛泽东的理论，毛泽东当然也欣赏她。有一种说法，到最后毛泽东想把江山传给江青，不想传给华国锋，我感觉不是空穴来风，毛泽东最信任的人里头还属江青。
江青在文革当中的问题是她个人性格造成的，她政治上没什么太出圈的东西，执行的基本上都是毛泽东的那些东西。江青自己个人发挥方面有些什么也有可能，但是没有太大的出入，没有什么太多偏离毛泽东的。所以，四人帮的错误基本上就等于是毛泽东的错误，当然不可能说完完全全符合，不过可以说基本上是毛泽东的思想。当然，江青在被审判过程中，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表现。
对中央文革其他几个人，就我的接触，我对张春桥印象还是很好的。张春桥当时跟我讲反刘少奇的时候，把我们当成特别信任的御林军看待。我当时特别高兴，等于说中央这么重要的部署，也是主席的决心嘛，让我们来领头落实部署，那是莫大的荣耀。文革后揭发张春桥，也是由于我的私心。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来人，给我讲得很大了，说你揭发嘛，你立功表现好就可以放你回去。我当时在秦城监狱，那个检察长简直是在说，表现好马上就可以回去了那种感觉。我当时立功心切，把揭发材料写完，然后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来导演，让我反复背，背得一个字不差，以及什么时候做什么手势，都给排演了多少次。后来审判张春桥时我上去揭发。
张春桥绝对是个“人物”，他当时听了我的揭发之后，什么表情也没有，眼睛都没抬。我感觉他上来一句话不说，等于说你们很可笑。一个是我认为你们没资格审判我；一个是我蔑视你，不需要和你们说话，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件事的事实也确实是那么回事，我说的也毫无捏造夸张之处，揭发张春桥也可能给我免了点罪责。但是，后来我很懊悔，这事其实大家都知道，用不着去揭发，尤其不必要由我去当面揭发。我觉得很对不起张春桥。他那时对我非常信任，现在让我作为一个敌人和对手去揭发人家，来讨好当局洗刷自己，这种行为很低级的，好像小丑一样，显示你蒯大富很卑鄙。我对这个心里很懊悔。
文革中，总理是比较复杂的。我还是非常佩服周恩来，他一直给我的感觉是宏大的气度。他在文化革命中，拼命想追随毛泽东，不管理解的，不理解的，他一直在按毛泽东的想法来执行，维护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假如错了，或者不理解，他经常会想办法缓解毛泽东指示带来的后果。我们当时都能直接感受到这些。
我们后来私下议论这个，认为总理是一心跟主席的，最不可能反主席的。我说总理就是老保一些老干部，如果总理不想保谁了，那这个人肯定完蛋了。后来对彭德怀，他就保不住了，因为毛泽东的态度太坚决了，太明显了。他就不可能保了。那段时间清华也斗过彭德怀，几十个单位轮流斗，几乎天天斗。
文革当中，谢富治是一个非常正派严谨的共产党员。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紧跟毛泽东，他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毛泽东、总理、江青怎么指示，毛泽东怎么指示，他都坚决执行，没有任何价钱可讲，哪怕不理解的也坚决执行。他很忠诚，从战士一直干到副总理，而且特别廉洁，文化革命中，他工资的大部分都交党费了。那个时候一双布鞋，一身军装，没有任何腐化堕落的各种传闻。仅此一点，今天这样的干部已经非常难找了。
◇ 东炼和服刑
１９７３年，我２８岁，被下放到东炼劳动改造。不过，去东炼和我的化工专业毫无关系。在工厂，工人群众和干部对我都很好，有好多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系呢。工人对我非常宽松，基本没有人迫害我。而且我还能谈恋爱，有时还到山上约会。
厂里有一个女工，叫刘Ｘ，她和我认识后，要和我交朋友。她还是那种女孩子崇拜英雄的情结，她感觉我了不起，把我还看作是“英雄”。而且我当时那套道理还是比较唬人的，后来她就一心想嫁给我。我说我不敢同意，我的头上还悬着反革命的帽子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坐牢呢。当时，我对形势的估计，也觉得确实不大安全。她说，没关系，你要坐牢我给你送饭。当然这也就是小丫头这么一说。最后我们也没成。以后，她到日本去了，在那里定居了。前些年，她到深圳来的时候又找到我，我们见了个面。还有韩爱晶等，大概十来个人一起吃饭。她那次还说，我和老蒯有那么一段情，其实我们还有个孩子呢。那是１９７５年，当时她怀了个孩子，那孩子要活到现在也３０多岁了。这种事情当时算是很严重的事，要让组织上知道那还不把我们斗死。所以，我们也不敢要，就打掉了。
１９７６年周恩来去世，接着毛泽东去世。这两个人的死，都让我很伤心，我的感觉是心里的依靠一下就没有了。我当时也估计是在劫难逃了，不会再有人护着我，也没有人会给我说话了。毛泽东、周恩来有一个在，四人帮就不会被抓起来，我肯定也不会被抓起来。他们都死了，四人帮再一抓，我心里的支柱完全没有了。１９７８年４月，一辆吉普车来到东炼，把我再度带回到清华，北京市公安局在那里宣布以反革命罪逮捕蒯大富。当时宣布的反革命罪行里，还有反康生这一条。
再次被抓后，也有领导人讲话提到我。一个是汪东兴，当时他是中央副主席。他讲过，关于清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当时的历史问题。他就点名说，比如讲蒯大富，过去十多年了，处理他的问题，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否则我们就不能让人家心服口服。这是在我被抓起来以后，汪东兴讲的，这话本身是正确的，符合中央精神的，但是没有分量。接着审判四人帮以后，又要准备审判我们的时候，胡耀邦有一次对清华的一个同学说起我。他说，对待蒯大富，从前我不赞成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他整得这么狠。这些是比较有利于我的，但是没有分量。
我对我的错误，从什么层面讲呢，就是想想别人的遭遇，想想我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的损失，判我刑并不冤。比起那些老干部，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受的各种各样冤屈，比我要大的多。那么多德高望重的老革命都吃了那么多苦，何况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没什么大错误，而却被迫害、被批斗、挨打。他们更冤！所以说，我吃些苦，判刑坐牢根本就不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蒯大富无冤可喊。从另一个层面讲，我觉得冤枉在哪里呢？我辩论就主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我没有犯反革命罪啊。如果当时说我罪在武斗，或者说整了老干部，那我比较服气。我辩护的不是这些，我是说我不是反革命，罪名不对。我当年的言行，包括打倒刘少奇这件事，都是在毛泽东指导下做的。我当时举许多例子，来论证我的行为是完全是符合毛泽东的教导，当时不仅不是错误，而且是正确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是冤枉的，其他就谈不上了。
在这件事上是邓小平说了算的，要判多少年，怎么重判，都是他决定的。邓小平这个同志报复性很强，你要整过他，那你就倒霉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还算比较宽大，或者说刀下留人了。在１９７８年否定文革的高潮中，如果他说把蒯大富拉出去杀了，一百个蒯大富也打不住，也没人敢给蒯大富说话。在押期间，我给外边写过不少求救信，已经忘记了给谁写的了。当时对我的第一份起诉书列了六条罪，比江青、比张春桥还多一条。这六条一看都是奔死刑去的，我估计可能要判我死刑了。我很绝望，就想通过一切途径，获得某种援应。初次见审判长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问他：审判长，是不是准备判我死刑了？审判长说，那怎么可能呢，你最多是从犯嘛，江青、王洪文他们都没有判死刑嘛。你案情怎么也比他们轻嘛，怎么会死刑呢？江青１９８０年底就判了，我是１９８３年才开始判的，间隔比较长。他把我定性为从犯，我就吃了定心丸了，估计死不了了。
审判我的时候，也为我请了律师。我的辩护律师就是曾经给江青辩护的傅志人律师。〔１１〕开始，他派了下面一个律师来，那位律师很和善，但根本没有做过法庭辩论。后来我要求他按照我的辩护词进行辩论，他说我请示一下。后来傅志人律师就亲自来了，我和他进行了模拟的法庭辩论。我们辩论了三个小时，他辩不过我。起诉书要定我反革命罪，那我得有反革命动机啊。我说，你怎么证明我有反革命动机呀？我反刘少奇那是反革命动机？我当时听毛主席的指示，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主席啊。后来我反问他，我说：１９６６年的时候，你当时发现毛主席犯错误了嘛？你和我一样没发现。你当时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吗？你也不可能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你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你也和我一起喊打倒刘少奇。你怎么能说你不是反革命，而我就是反革命呢？
律师后来说，你的辩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的，对法律的理解也是正确的。现在我们不谈法律了。蒯大富，你是聪明人……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审判你蒯大富主要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判你蒯大富怎么得了，全国至少要放一万人。律师的意思是指１９７８年后各地的造反派头子被都抓起来了。我要不是反革命，他们会说，北京的蒯大富什么坏事没干过，他要没事，那我们做的就更不算事了。所以说，不但不能放我，而且判刑还必须重判！
后来，法庭上我也是按照模拟时那么辩护的，法庭上四台摄像机录像。要是能解禁，我很想把法庭的录像档案拿出来看看，挺生动的。当时我父亲和弟弟也去了，法庭休息的时候，他们问那些旁听的政法大学的师生：蒯大富辩护得怎么样？那些人回答：蒯大富说的都是站得住脚的。我法庭辩护的时候非常认真，也非常有力，审判长就跟检察院商量，说这个起诉是不是太重了？检察院可能也觉得有点过了，就把起诉书收回去了。我高兴死了，还以为不起诉了，可马上又给我发来了第二份起诉书。后来，审判我的审判长，私下里跟我讲，所有四人帮案子的审判中，你的辩护是最有力的。但法庭上，驳倒归驳倒，判还是要判的。因为共产党比法大，制定法律的都在违法。最后我被判了１７年有期徒刑。我当时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年了，还是有盼头。我出狱的时候４２岁。
◇ 尘埃落定看文革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一个就是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经把持了毛泽东不能容忍的那么大的权力，他们有时候反对毛泽东的决策主张也是很坚决。比如彭真说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一个字不许发，那就是一个字发不出来。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更主要的在于，当时毛泽东提出来，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以后呢，又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实际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与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们觉得毛泽东当时思想的精华就是这个，所以就死追这个。我大一的时候就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所以对此深有体会。我当时自认为对毛泽东的这条吃得很透了，坚决相信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一心想把共产党搞成清正廉洁的政府。
用“全盘否定文革”这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文革，显然不够科学。这样一个由毛泽东发动领导的，八亿人口参加的，搞了十年的运动，全盘否定不符合事实。应该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否定的否定，不应该否定的就不能否定。文化革命的目的还是很真诚的，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不腐败。但是这个方式错了，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这两个极端，都不能长治久安。但是如果因为害怕暴民，就把“四大”这些大民主的手段全部否定掉，又不建立法制监督，那么人民就失去了监督政府的手段，像现在的情况，那就放任当官的腐败下去。为什么总会有突发性事件，就是人民失去了监督的权利。
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共产党打垮，如果共产党将来垮台那一定是自己内部腐烂透顶，导致自己的灭亡。而当前这种严重的大面积腐败，恰恰就是不科学地全盘否定文化革命的后果，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反思。文革中很多东西可以经过科学的改造加以利用，八亿人口，这么大的党，这么伟大的领袖，搞了十年时间，说这里面没有一点好东西，那是不对的。好多人怀念毛泽东，实际是怀念那个时代干部的廉洁，人民有说话的机会。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最后导致邓玉娇把干部捅死了，或者通化钢厂的工人把一个经理打死了，这是很恶性的。由于缺乏渠道，要不就没地方说话，要不就恶性爆发。怎么能搞出一套让人民充分实行当家作主权利的、在法律保障下有序参加的、能监督公仆们让他没有机会腐败、让他腐败了以后能受到严厉惩罚以至于他不敢腐败，这样一套制度的建立，就应当吸取文革正反两方面的东西，那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路。这是总结文革教训需要真正认识到的。
现在的领导人思维啊，有些不可理解，怎么就让目前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呢？基本态度就是拖，想把这些问题矛盾往后推，挪到下一届让别人解决。核心的东西就是害怕乱，但是真的要害怕乱，就要把乱的根源解决掉。乱的根源没解决掉，那将来还是要乱的。好比“六四”平反的问题。有人会操作的话，得分会很高的，而且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也不动。这事拖到什么时候，拖多久也得平反。不然，全世界人民面前也说不过去啊。北京人民是记得很牢的，说北洋军阀、蒋介石，什么“３•１８”惨案、什么“１２•９”啊，整个加起来也没有“六四”杀的人多。你怎么能想象共产党军队向老百姓开枪呢，这没法解释啊。完全用一种实用主义取代了共产党人的理想。
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有魄力的领袖，他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王国，他不惜打碎自己的家当。他这个人，无论无何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了不起，不信邪，敢和美国人斗，敢和苏联人斗，敢于硬碰硬。美国之所以和中国平起平坐，或者对中国友好，实际上和两场战争非常有关系，一场是韩战，一场是越战，要脱离当时历史情况就不理解这个。美国人你不把他打得知道疼啊，他就不会买你的账；在越南战场上你不把美国人打趴下打走了，尼克松不会到中国来的，而且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毕恭毕敬。中国这些年有这样的国际地位，离不开毛泽东奠定的基础。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情弱者，同情弱势群体，同情草根阶层。所以现在的弱势群体呢，工人呢，农民呢，还怀念毛泽东。那时是强调工人掌权，工农掌权，当然实际上那是不完全真实的，但那个时候工人农民说话还是有机会的，不像现在这样。我非常欣赏毛泽东、崇拜毛泽东，当时坚定地跟着毛泽东，就因为一个看毛泽东反修反腐败，另一个看毛泽东比较能维护弱势群体。
毛泽东当年想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一个长期的让政府不腐败的办法，创造这么一种制度。但是，毛泽东理论上陷入了自己的悖论，他想创造这种全民的清正廉明的社会制度，而这种社会却维系在他的领导之下，一旦没有他的领导，这个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再有，他这个制度下面是极端的大民主，上层却是极端的集权专制，这两个极端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有时候也感到迷惘，或者说觉得毛泽东的做法有道理吗？因为毛泽东的理论再往前走，他本人也做不到了。他的理论是一种很不彻底的理论。比如说“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为标准，那谁的“反”都应该可以造的啊。但我们那时反康生，后来也反陈伯达，他都不答应，更别说反林彪、反他本人了。这又是个悖论，就是对有的人可以造反，对有的人不能造反。他这个划分是以他自己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真理为标准。结果呢，真理是对别人的，而不是对自己的。当时我也很难理解这一点。
文革当中群众蜂拥而起，这个发动的深度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毛泽东这点上又有一大失误。你把群众从基层发动起来攻击政府，攻击党的各级干部，如果不在一个很严密的法制范围来控制的话，那肯定就会出现暴民政治。这实际上就和武斗一样，他搞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也就在这上面。
再者，毛泽东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在文化革命当时，我们也感到很恐惧。心里也在想，主席怎么打倒这么多干部呀？几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县都没什么好人了，简直太厉害了。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向你反扑，你肯定挡不住。我们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顺着他的这个路子走的。几乎毛泽东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我们打到哪儿，哪儿就垮了。为此我们曾经也特得意。
文革当年，我觉得全国这个力量对比，基本上我们这边的人，属于我这个观点和立场的，也就是比较符合文革主流思想的造反派，占三成，所以我们是光荣孤立；保守派能占到四、五成，保守派和我们差不多是五比三的实力对比；另外两成是出身不好的或逍遥派，就基本不参加运动了。当时我们也真感到心虚，有可能会失败。就是觉得我们能真正依靠的人太少了。尽管如此，我当时认为，即使毛主席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也会跟着毛主席一起上山打游击。当时也有心理准备，觉得文革可能失败。当时在我们很猖狂的时候，心里也觉得没底。毛泽东当时依靠和信任的那一部分人，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打倒了。像我们这样的，应该说是他比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势力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抛弃我们。我从１９６８年开始就这么理解，我们下台虽然是牺牲品，但是在右派压迫下，毛泽东没有办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样，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们，但是为了平息右派的愤怒，就把他们拿下了。回头看自己这一生，是一种什么心境？在无法摆脱的那个特定历史环境的前提下，我不为自己曾积极参与了文革这个“试验过程”而后悔，但是也深有忏悔，特别对于由于个人错误导致的损失而内疚不已。
◇ 今天的忏悔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和人道主义，要在当时的那个大背景下去看。
文革中打人，最早起来打人的是高干子弟，包括八•一八后的“破四旧”、“红色恐怖”，这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后来在大学生揪斗干部的时候，也动手打人，好像是从第一次在工人体育馆斗彭真那次开始的。那时是所谓革命利益至上，根本不讲什么人道主义，尤其后来毛泽东发表的文化革命思想，认为这场政治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那么我们这些人的理解就是一场战争的继续，打人、武斗、暴力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事。在没有法制约束下的大民主，它肯定要变成暴民政治，或者叫什么群众专政。群众没有法律约束，就叫无法无天啊，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专政，那时的群众专政绝对是暴民专政，完全不讲理的。就是什么程序都没有了，抓过来就算。比如说当时清华井冈山下面有保卫组和专案组，抓人一般都是我下命令抓的。打人的事我也管过，给专案组强调过，不准打人。但是下面也偷着打，后来我们有过三次检查，都被掩盖过去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直到后来发生闷死罗征启弟弟的恶性事件。
罗征启老师是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属四一四那一派，据说有不少反江青、反林彪、反文革的言论，我们这一派曾把他抓起来，整得很厉害。结果他逃跑了，我们怎么也抓不住他。他有个弟弟，是北京仪器厂的普通工人，我们在一次抄家行动中把他弟弟抓住了，想通过他弟弟找到他的下落。抓人的时候，他弟弟喊叫，抓他的人就用棉丝塞他的嘴，结果塞得太深了，使他弟弟窒息而死。与此事件相关的三个同学去自首了，当场就给关起来了。我知道后也支持他们去自首。后来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清华大学在文化革命中凡是有人命的人，包括武斗，不管是打死工人，打死学生，或者打死干部的几乎都判刑了，基本上都是１５年。
罗老师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胸怀坦荡、非常正直的人。文革后，他曾支持一位伤害过他和他弟弟的同学上研究生，这在清华大学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后来，胡耀邦总书记看中了罗征启，准备提拔他当团中央书记。但是，罗老师这时却提了一个常人看来很不合时宜的意见，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孩子在清华读研究生，想出国留学，要挤占别人的名额。罗老师针对此事提意见，说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容易搞特殊化，还是应当先放到基层锻炼锻炼。他还以为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会支持他的意见，结果反而是他自己没能被提拔上去。另一件事是六四的时候，他当时是深圳大学的校长。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并带头签字，以深圳大学党员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学生运动，反对邓小平垂帘听政。此信被港、台、日本等媒体转载，影响很大。事后整肃的时候，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甚至荒唐到被开除了深圳户口。他对我说：蒯大富，你当时整我的时候，大喇叭一广播就召来几千人参加。而深圳大学决定开除我党籍的时候，要有个支部大会的程序通过，但这个支部大会就是召集不起来，大家都找借口不参加。后来党委开除他党籍只能是违章操作。我看过他写给中组部的信，那么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因为得罪了中国最有势力的两个人，那么忠于党也没用啊。他党籍被开除了，也没有了收入，他就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不过他坚决不离开深圳，深圳的户口后来总算给恢复了。
现在每年逢年过节，我都要去看望罗老师，真诚地向他表示赔罪和道歉。罗老师等于说是原谅我了，他说你们当时是小孩嘛。我们有些活动也请他参加，他也给面子。我感到罗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境界高尚的人，为人楷模。我们把他弟弟整死了，还把他差点整死，他却还能宽恕我们这些认罪的人，并且帮助我们这些人。
我对武斗这个事，对清华武斗中死去的那些人，我再三地忏悔。我们当时很少找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进行比较深入的谈话，去了解他们的想法，以建立共识。当年由于不了解对方，最后就想象他们如何如何，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事后虽有些沟通，但很晚了，后果已经造成了。由于我的错误导致的损失太大了，最严重的是武斗。清华搞武斗，那肯定是我的罪过。当时我完全可以控制局势，要是我坚持不打，实际上清华武斗打不起来。因为当时在团派里，我的话是起决定作用的。因为我变了，就煽动打起来了。后来虽然知道这步走错了，又不愿意认错，就坚持着。再到后来，想停止也停止不下来了。
因为我的错，有太多的问题，太多的内疚。武斗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和我自己相关的人就死掉十几人吧。我的一个同学，和我不是一个系，他跟我私人关系非常好，叫谢晋澄。他就是武斗期间被汽车轧死的。文化革命初期，工作组把我打成反革命，他当时坚决支持我，在我大字报上写批语：你是好样的！坚决支持！人在困难的时候，有人支持是很难忘的。但是分成两派以后，他参加了四一四。武斗中双方抢粮食，我们这边的汽车过来，四一四的人要阻拦，汽车往前冲，乱哄哄的，一下被撞上就当场轧死了，纯粹就死于非命。那是非常好的同学，我非常难过。
文化革命期间，我也整过很多人，包括中央高层和清华的干部，或者对立面的群众都有。但我可以说，我没有因任何私利去做这些事，都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造成的，认为他们是毛主席的敌人，是公敌。学校有个饶慰慈老师，她当时教我们党史，她讲毛泽东四渡赤水的故事，讲得非常好。文化革命中，她支持四一四，关键是他们私下议论的时候，议论到江青、林彪，说了些当时被认为很反动的话。她最后被我们团派的专案组抓住了，打得很重，受伤比较厉害，被打残了。前几年，我通过饶老师的朋友向她表示对不起，我想看望她，就是表示认罪的意思。她不想见我，我也理解她不愿再回忆起这段历史的痛苦。
回过头来看，文革是一种历史的“试错”，它完全脱离了实际。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是错误的理论，错误的道路，也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损失。我现在还是特别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模式，我非常想知道中央领导人关心不关心这个。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你只要让专家、让明白人研究的话，肯定能找出条路来。不要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而既要保证社会平稳的发展，人民过上好日子，又能监督共产党不腐败，或者是不那么腐败。否则文化大革命的学费就真的白交了。
注释：
１．清华大学学生，贺龙元帅之子。文革初期的临时权力组织称“文化革命委员会”，后期的权力机构称“革命委员会”。
２．编者注：韩爱晶对此提出更正意见，他记得应当是开了三天会，应为９月１８日起，２０日结束。又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此处蒯大富记忆有误。
３．这个大会是以北航红旗等组织为首筹备的。
４．文革中七机部的一派群众组织。
５．见前注。
６．据《王力反思录》的记载，与此有很大出入。编者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再次求证于蒯大富。蒯大富答复：“１９９１年夏，我在北京蓟门桥王力家。王力对我说，６６年底张春桥见你，让你反刘少奇实际是主席的意思，我们文革小组都知道。他夫人在家，我记得很清楚。可能王力记混了。”对此，留待史家考证。
７．即邓颖超。
８．据聂元梓回忆：蒯大富在清华搞“百日大武斗”时，我怕他误以为是我在北大大搞武斗而影响他，因此，我和红代会的陈良把蒯大富找到北大来，就在北大的一院二楼。我说，北大的武斗不是我搞起来的，也劝他不要搞武斗。结果没起什么作用，蒯大富说：“现在是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了，非打不可。”《聂元梓回忆录》，第２８１页。另据编者对聂元梓的访谈录音记录。
９．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王洪文指挥上海工总司的十万工人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武斗历时一天，死亡１８人，９８３人受伤，之后“上柴联司”６６３人被关押。
１０．根据编者的了解，对蒯大富的这一说法存疑，并为此咨询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的有关专家。他们
表示，根据他们目前看到的档案资料，不支持蒯大富的这一认识。对此另请参阅中共党史第二卷的相关内容。编者征询蒯大富的意见是否删除，他仍保留他的这一认识。对此，留待史家考证。
１１．编者注：韩爱晶纠正，蒯大富的律师不是傅志人。
Monday, April 25, 2011
Sunday, March 27, 2011
郑 谦：“文化大革命”中的巴黎公社情结
〔此文两次提到本人文革中所在的的战斗小组写的大字报，看来它是进入了党史研究者的视野。〕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始终对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怀有深深的敬意。公社的首创精神为我们所景仰，公社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使我们神往，公社社员为事业慷慨赴死的牺牲精神使我们热血沸腾。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对公社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对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科学预见使我们折服。党中央几次把它作为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外曾出现过几次比较集中地学习《法兰西内战》和巴黎公社经验的活动。但这种学习实践的高潮，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文化大革命”前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宣传
“文化大革命”前，对巴黎公社和《法兰西内战》的宣传、学习，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时期：一是1958年，一是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曾把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认为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的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429页）。当年10月，张春桥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引用了《法兰西内战》中有关巴黎公社分配原则的几段著名论述，批评“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批判“资产阶级的法权”和“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1959年有关报刊发表的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则是从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角度阐述巴黎公社的意义，意在要求人们正确对待“大跃进”等运动。
60年代上半期，对巴黎公社和《法兰西内战》的宣传、学习主要围绕着与苏联“修正主义”的论战。强调的重点，一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普遍性，以反对苏联等国家共产党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红旗杂志编辑部：《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人民日报》1960年4月20日）；二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批判苏共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三是强调其反对官僚特权的举措及意义，批评苏联等国扩大收入差距、放任官僚特权和高薪阶层（《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当时这些宣传和学习，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过一些影响，但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相比，则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二、“文化大革命”中报刊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宣传
“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起，就高举着猎猎作响的巴黎公社旗帜。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红旗》1967年第3期）。“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对巴黎公社的向往与追求一直未曾中断——尽管这往往建立在基本错误的理解和解释的基础上。
在这十年中，就报刊舆论来说，这种宣传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到1966年底。这是对巴黎公社精神宣传最为集中和狂热的一个时期，宣传的重点是巴黎公社的直接（全面）选举制和首创精神，意在为当时的“大民主”、“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寻找理论和历史根据，为脱离党的领导从体制外造反提供合法性依据。
“文化大革命”是基于对党和国家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和对中共一线领导的严重不满而发动的，所以一开始就采取了非常规的、绕开党的各级组织的群众造反方式，用一种无序参与的、类似直接民主的“大民主”方法直接依靠和诉诸群众，从体制外冲击原有体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要把束缚群众手脚的旧机构、旧纪律、旧制度打乱”。为达到这一目的，巴黎公社直接选举、直接参与的经验得到了高度评价和广泛宣传。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又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4日，转引自陈东林、杜蒲主编《共和国史记》第3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6页）。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说：“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或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对此，《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解释说：它“贯串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人民日报》1966年8月13日）。几天后，《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巴黎公社实行的全面的选举制》的资料中介绍说：“巴黎公社实行了全面的选举制。恩格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巴黎公社‘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人民日报》1966年8月15日）。
为鼓动“大民主”和造反，煽动无政府主义，对“文化大革命”作进一步发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巴黎公社这一原则的宣传、强调不断升温。1966年11月3日，林彪在讲话中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在此前后，《人民日报》等也反复强调：“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一律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制。群众对被选的人员，有随时改选和撤换的权力。”（王力、贾一学、李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1966年12月14日）。工矿企业中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代表的产生，“不能由上面指定，不能背后操纵，而必须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反复讨论，认真选举，并且可以随时改选和撤换。”（《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重头”文章把问题说得更为明确：“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支持广大革命群众的创造，支持革命群众广泛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这些大民主的形式。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国家机器的各个环节，群众都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各级领导干部，不管他功劳多大，地位多高，资格多老，群众都可以批评。”“这种大民主，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法。”（王力、贾一学、李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1966年12月14日）。诸如此类的号召、宣传给各种造反行为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当时许多群众造反组织都以“公社”命名，都以摆脱党的领导、“革命造反”、“自己解放自己”自命。伴随着这种宣传，“文化大革命”迅速走向高潮。
第二阶段：1967年初的“全面夺权”阶段。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全面夺权”阶段。为给这种荒诞行为制造舆论，对巴黎公社的宣传又突出了《法兰西内战》中总结的“不能利用现成的国家机器”即“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形式代替它”以及“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等内容。在1967年第3期《红旗》杂志社论、指导“全面夺权”的“纲领性文件”《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引用《法兰西内战》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在夺权斗争中，不能和平过渡，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二是要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社论说，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称作“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时，“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三是“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地采取在群众运动中涌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来代替剥削阶级的旧东西”。社论说，这种夺权运动“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它将大大地丰富和发展巴黎公社的经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民日报》对此发表的报道中称：决不能把“走资派”“对我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现成地接受过来，决不搞改良主义与和平过渡，一定要把它彻底打碎”；毛主席“把建设巴黎公社式的崭新社会的历史任务交给了我们革命造反派”；新成立的权力机构“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等等（《人民日报》1967年2月3日）。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酝酿夺权时，起草“夺权宣言”的执笔者以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评价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为依据，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当日发表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称：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其领导成员“是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等等。它甚至也像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解放日报》1967年2月5日）
巴黎公社不仅为“大破”即“全面夺权”提供了依据，而且为“大立”即“新政权”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当时的一些工厂按照巴黎公社的选举方式，建立了小组、车间、科室的“革命生产委员会”，其委员“一律称为服务员”，如“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工会服务员等”，“彻底废除过去的什么‘长’之类的职称”；凡是不称职的人，群众有权随时罢免或撤换。这样，就最充分地、最有效地发扬和保证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人民日报》1967年1月23日）在此后成立的中央各部、各省市革委会中，一般都取消了部、局（司）、处等设置，而代之以各种级别的小组，如政工组、宣传组、生产组等等。更有一些造反派组织为了保持自己组织的“纯洁性”，声称“一个当官的也不要”，“连一个科长也没有”。“一个市委机关总部向国务院发了一个通令，要求取消一切‘长’”。（参见陈丕显《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另见张春桥1967年2月24日在上海的讲话）姚文元在给中央的一份简报中说，在上海夺权中，“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1967年1月20日姚文元起草的《上海工作简报》，转引自霞飞《“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小史》，《党史天地》2008年第5期）
第三阶段：1968 年至1976年。在这个阶段，报刊对巴黎公社宣传的数量已不如前两个阶段，其侧重点，一是根据运动发展的需要不断对公社经验附加一些新内容，一是重复“文化大革命”以前学习、宣传的一些内容。
例如：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巴黎公社经验，不要利用职权去谋私利、搞特殊化，在各个方面纠正不正之风，促进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陆淦华：《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人民日报》1973年10月16日）。用五七干校等形式教育干部，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改造国家机关（《五•七干校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干部学校》（《人民日报》1973年11月24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要把“特权制、‘长官制’的残余铲除干净”。干部要当好“社会公仆”，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不要高居于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1975年5月6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人民日报》1975年4月8日、《在下放劳动中重新学习》，《人民日报》1974年10月6日等）。
1973年底，一个“走后门”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其《退学申请报告》中，联系马克思有关巴黎公社取消国家官吏的一切特权使社会公职不再是官吏私有物的论述，对干部子弟的特权提出批评。
1975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后，提出：“巴黎公社成立以后，对内采取的重要革命措施之一，就是取消高薪，禁止兼薪，废除特权，缩小工资差别，并通过了取消将军军衔的决议。这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措施，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限制。”（黎新：《领导干部要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红旗》1976年第7期）。
“文化大革命”后期，面对广大干部群众中日益发展的不满情绪，又要求群众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高度评价、热情支持巴黎公社首创精神的态度，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新生事物”，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满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翻案风”（参见《批林批孔推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人民日报》1974年4月13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斗争中成长》，《人民日报》1974年5月6日、《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人民日报》1975年12月9日等）。
此外，在1971年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重要文章中，再次展开了对“苏修”“和平过渡”等的严厉批判，重申暴力革命对推翻资本主义的普遍意义。
还有一种情况，虽然没有出现巴黎公社的字样，但在其具体实践中，却经常体现出对公社经验的简单模仿和照搬。如在革委会中除把部、局、处等改为组或小组外，还提出酝酿废除级别的问题（参见陈东林、杜蒲主编《共和国史记》第3卷上第314页）；在革委会领导机构中要有群众代表参加，而这些代表只能拿原工资或工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干部下放、知青下乡，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和改造大学；在工厂里批判“专家治厂”，取消联产计酬、计件工资、奖金制度，撤销原有的业务科室，建立“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人人负责”的“新制度”（《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北京市北郊木材厂的调查报告》，《红旗》1969年第6期、第7期合刊）；在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干部与工人群众画等号，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画等号”，如此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活动似乎都闪耀着巴黎公社“民主”、“平等”、“公正”的光芒，而当时许多号称最革命的“新生事物”，似乎也只是重复100年前公社的实验。
三、群众的反响与诉求
“文化大革命”初期，广大群众对高层的“路线斗争”知之甚少，而毛泽东对官僚主义一以贯之的激烈批判却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共鸣。从个人的社会体验出发，循着中苏论战中对苏联特权阶层揭露、批判的思路，按照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等的尖锐批评，他们更侧重从“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等方面去理解“走资派”这个概念，更多的是通过巴黎公社这个中介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因而热烈憧憬着用公社模式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北京大学的一位教师在回忆运动初期的心态时说：“当时还广泛宣传巴黎公社原则，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意味着全民选举、人民平等。我们都想，如果国家真能这样，在这新生命出现的阵痛中，个人受点苦，甚至付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页）。当时，持此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不在少数。
《十六条》的公布使各种红卫兵组织大受鼓舞。他们把“全面选举”、“自己解放自己”等同于摆脱党组织、工作组和不受任何约束的造反，纷纷宣布要“实行巴黎公社的大民主”，要求“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1966年8月17日）；“实行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1967年2月22日）；断言“今天是工农兵群众直接走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舞台的时代，时代要求我们进一步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铲除产生官老爷的社会基础，使每一个干部都成为焦裕禄式的真正的普通国家工作人员”；“毛主席撤走了工作组，给予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的权力”（北航红卫兵八一野战兵团：《无产阶级大民主万岁》，1966年12月12日）。
在造反高潮中，一些激进、敏感的青年学生又有了新的感悟。面对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干部特殊化问题，这些在红旗下长大、长期受正面教育的青年，根据对苏联特权阶层的批判和对巴黎公社的宣传，把报刊对巴黎公社的解释又向前推进一步。1966年10月，一份题为《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的大字报提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温床和社会条件。这种组织形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此，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是官吏的工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二是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总之，人民需要一个廉价的、廉洁的政府。“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要“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字报最后激情满怀地欢呼：“共产主义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地平线了，让我们高举双手迎接它吧！”（李文博：《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1966年10月17日）。
同月，另一份大字报说，解放后17年中阶级关系发生变动，以前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现在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是特权阶层。（1966年10月中国科技大学《红炮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参见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92页）。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通过对干部的批判，避免走上跟苏联同样的道路，具体的办法就是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使群众可以批评和随时罢免不称职的干部”（参见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第96页）。
1966年11月15日的一份大字报称：“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17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66年11月15日。转引自陈东林、杜蒲主编《共和国史记》第3卷上第154页）。他们认定“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射露东方的地平线了”。
1967年“全面夺权”后，毛泽东已部分放弃了直接按巴黎公社原则建设革委会的设想，但一些自称极左派的青年及其组织却不愿停步，越走越远。他们认为：中国也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这“标志着部分的生产关系变质”（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我们的纲领》，1967年12月）。“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一月风暴”中被推翻的阶级就是这17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因此热烈地歌颂“一月革命风暴使政权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工人们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文化大革命”与当年推翻旧政权一样，“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我们的纲领》，1967年12月）“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是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原载于《广印红旗》1968年3月）。
1968年1月，湖北一个极左派组织声称：“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巩固革命委员会，并使之过渡到巴黎公社式的崭新国家机器——武汉人民公社。”（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第116页）
这些在1967年至1968年间出现的极左派及其“新思潮”，尽管地点、时间和代表人物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直接用巴黎公社原则作为衡量“全面夺权”后建立的“新政权”的标准。据此，他们认为，夺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因为革委会并未完全实现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只是过渡到公社之前的临时的权力机构。“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参见《扬子江评论》第11期、第12期合刊，1968年6月20日）如果把革委会的建立当成运动的最终目的，中国仍然不能避免走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他们甚至认为，革委会的领导权已被资产阶级篡夺，“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作用，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所以还要进行再夺权，甚至要“武装夺权”，以重建巴黎公社式的政权。极左派的这些极端主张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认为其实质不仅反对“文化大革命”，而且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是要重新建党、建军。（参见李振祥：《47军在湖南三支两军纪实》，2004年4月，第108、106页）。
1969年后，“文化大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前期的狂热和激情已开始冷却，人们又回到现实中来，一些群众对公社经验的理解也有所变化，其重点又回到1966年以前的状态。他们在反思中淡化了公社经验中“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一类的认识，重新强调公社对于反对官僚特权的意义。他们依据毛泽东有关特权阶层、“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理论，认为“走资派”就是特权阶层而不是一个政治派别，因而“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社会斗争而不是党内权力斗争。当一些学生看到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后，“感到十分兴奋，感到顿开茅塞”（参见《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29期），认为这与毛泽东的“走资派”理论十分相似，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这些因特权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些人已开始用巴黎公社经验质疑“文化大革命”本身：“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的提出，全国人民事先对这些运动没有进行必要的讨论、参加意见。人民心中无数，不理解、不明确。（参见《位卑未敢忘忧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2~399页）。这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民主”本身就是背离民主发动起来的。
四、令人失望的结局
“文化大革命”照搬巴黎公社经验，曲解《法兰西内战》的理论，很快就使自己陷入了尴尬之中。运动初期对“自己解放自己”、“大民主”、“革命造反”之类的狂热宣传，引起激进的造反派对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因而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口号，所以1967年下半年后，不得不大大减少对“自己解放自己”之类口号的宣传。“全面夺权”大大鼓舞了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思潮，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所以在号召夺权的同时，中央报刊又要求“自觉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既要“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也要实行最高度的集中”。与发动运动时强调“大民主”不同，此时强调的是要记取“巴黎公社把权威运用得太少的教训”；（《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人民日报》1967年2月4日）“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非常强调了行使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打倒无政府主义！》，《人民日报》1967年3月1日）。在一段时间里，为控制“天下大乱”局面，又不得不以“三支两军”的形式，让最权威的力量——军队——介入地方运动。
革委会基本建立后，“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民主”之类说法已很少再被提及，代之而来的是集中、权威、纪律、群众组织停止活动等等，我国的政治体制大体又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只是集中程度更高。革委会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它所许诺的那些民主、平等、公平、廉洁和高效，相反，借助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摧残，官僚主义、特权、“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更加肆无忌惮、日甚一日、难以遏制。
1972年底，福建省莆田县一位乡村小学教师上书毛泽东，反映他们那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而他则“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参见《位卑未敢忘忧国》第174页）。1974年11月，广州街头的一张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虽然运动已进行了8年，但仍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触及家庭、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由“人民公仆”转变为“人民的主人”。（参见《位卑未敢忘忧国》第232页）。1974年至1975年间，南京的一份题为《反对特权》、原名为《为实现巴黎公社式民主而奋斗》的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解决修正主义赖以产生的特权制度问题（参见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第415~418页）。毛泽东对民间呼声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也有所察觉。1973年4月，他在给福建那位小学教师的复信中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49页）。这种坦率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对理想没能实现的失望和对现实的无奈。
到后来，公社的经验已经被“四人帮”实用主义地变成愚弄群众的工具。为建立一支自己可以掌握的武装，他们论证说：“普遍武装工人阶级，是巴黎公社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创举，它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巴黎公社与工人武装》，《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1期，第38页）。1976年10月，当“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得知江青等人已被控制时，竟然准备举行暴动，叫嚣“打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激情已杳如黄鹤，当时似乎伸手可及的平等、公正也恍若隔世，人们对公社理想的热切憧憬和追求也如明日黄花。所以，尽管当时官僚、特权之类现象更甚于前，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已溢于言表，但希望借助巴黎公社方式解决问题的呼声也已大不如前。这一则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败坏了巴黎公社的声誉，一则是由于人们经过反思已经多少认识到，照搬100年前外国的经验无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这些反思者中，既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热血青年，也有历尽沧桑、不懈探索的理论家。在动乱中，顾准，一个正在经受种种磨难但又清醒的思想家，一个孤独的先行者，已对教条主义地照搬《法兰西内战》的种种做法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目光指出，直接民主的概念，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产物，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法兰西内战》中的公社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城市的政治组织形式。历史上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中，在现代广土众民的民族国家里实行直接民主是不现实的。（《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第242、244、253、159页）。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清谈馆式的议会深感厌恶，十分向往雅典民主。然而，行政机关是取消不了的。社会日趋复杂，国家机关不能没有，打烂（其实是取消）国家机器是办不到的。对于几代共产主义者对巴黎公社分配原则的向往，顾准说：“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无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顾准文集》，第252、159页）。
五、对“文化大革命”中巴黎公社情结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例如，1968年5月轰动世界的巴黎“五月风暴”中，学生就曾高举着“再造一个巴黎公社”的旗帜。它是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深层矛盾在中国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向我们提出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如何破解“世纪难题”
近代以来，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都存在其结构性矛盾，因而在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又为各自的深层矛盾所困扰，并通过调整和改革，不断解决这些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就是对传统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反应。
如果只是从国内因素看，“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其初期）的巴黎公社热是基于对公社内在的两重因素及其解释促成的：一是反对官僚主义，一是反对“走资派”。从国际方面的因素看，当时对巴黎公社的大力宣传主要是为了反对苏共等的“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等，强调暴力革命、“砸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普遍意义。这两个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提出，都与传统社会主义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提出了无产阶级政权形式的某些一般特征。例如：这种政权形式不是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议会式的间接民主，而是议行合一的、人民参与管理的直接民主；管理人员不能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等等。根据这一设想，十月革命前，列宁一直希望把俄国建成巴黎公社式的国家。他在著名的《四月提纲》和《国家与革命》中指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关，它由工人和雇员组成，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参加管理国家，使所有人都能执行监督和监察职能，使所有人暂时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等等。但十月革命后的实践证明，这种直接民主、议行合一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在其后斯大林时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基本上属于政党、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现代化，它为战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所沿用。这种模式特别强调执政党和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党政一体、政府主导、计划经济、高度集中、人民的管理变成代表人民的管理、等级授权和服从的经济政治体制、强大的政党与国家权威等是其突出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初设计相比，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已出现很大的差别。由于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这种体制在带来高速发展时所造成的强政府、弱社会，削弱了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个人权利，发展着滋生官僚主义、特权的条件。在这里，官僚主义显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严格地说这是一种体制而不是一种作风。但从行文需要出发，此处还沿用此概念。或者说，传统模式缺乏抑制官僚主义的体制资源。这是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强大的行政力量实施赶超战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发展初期难以逾越的一个阶段，一个难以避免的弊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苏联的政权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但人民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利，不能参与对企业的管理，只有少数高级官员说话才算数。苏共所说的工人是主人翁是空的（参见《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诸如此类的观点，在当时国际范围内的左翼思潮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时至今日，学者们普遍认为，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官本位对整个社会无所不在的影响，是苏联经济、社会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官僚特权阶层的称谓众说纷纭。早期的德热拉斯称之为“新阶级”，之后又有米尔斯、扬诺维奇等称之为“统治精英”，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官僚主义者阶级”以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则认为它与美国的技术统治阶级和权力精英相类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经验，用公社经验更新社会主义的设想一度使人耳目一新。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平等、民主、公平、正义的理想相比，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平等的强烈预期、诉求相比，传统模式中这种弊端显得尤为突出和不协调，产生或酝酿着众多的社会矛盾。而如果与这种体制弊端并行的还有阶级斗争扩大化，那么两者的危害都会被加倍放大，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不仅是因为用阶级斗争方法认识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片面和低效，更因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必然会更严重地破坏社会民主、必然会更严重地削弱群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因而更助长一种借助扩大化去压制群众、破坏监督的官僚主义。反过来，扩大化又因此获得进一步发展的丰厚土壤。“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陷入了很不正常的状态。‘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为普遍现象。那个时候，弄虚作假，吹牛夸大，成为一种严重的流行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28页）在这样的氛围中，民主、监督、人民参加管理往往已无从谈起。
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又因中国的特殊国情显得更为突出和尖锐。一般来说，中国长期革命的传统和经验、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更深层次上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都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正、平等、民主有着更多的关注和期望，因而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官僚、特权之类问题更为敏感。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执政党和人民政权建设更自觉、更迫切的考虑，为真正实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党中央、毛泽东领导全党对克服党内、政府内的官僚主义倾注了大量心血，颁布和发出过大量指示和号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毛泽东往往把官僚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作风或旧社会的遗留，当成一个政治问题甚至阶级斗争问题。这不但限制了他反对官僚主义的视野和努力，也助长了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
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果，现实与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期望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大，与此相对应的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更为激烈、尖锐。1960年后，毛泽东多次谈到“死官僚主义分子”等概念，提出要从他们手里夺权（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94页）。与此同时，他又多次强调干部要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方式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并把这个问题提高到“防止修正主义”的高度。此后，在与苏联共产党的论战中，他又经常提及高薪阶层和特权阶层之类的概念，认为赫鲁晓夫代表了苏联的高薪阶层，这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著名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就认为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在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下，1965年初，毛泽东尖锐地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65页）。“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理论更加完备了：“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人民日报》1970年4月22日）。从“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分子”、“特权阶层”、“高薪阶层”直到“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以及“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些概念相互交叉、融合，并越来越直接地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诸如此类的认识固然反映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但也反映了体制现实与民主预期的深层矛盾，以及面对这种矛盾的焦虑与无奈。
当时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未能在干群关系和分配政策中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等（参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因而巴黎公社的经验和原则越来越受到重视。毛泽东激烈地反对官僚、特权的思想和实践，在一般群众中具有很大的认同感和号召力，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其中一些人某种平均主义欲望，激起了巨大的共鸣，从一个方面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群众基础。正是传统体制难以避免的弊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化了巴黎公社情绪。公社的精神和实践往往成为对抗官僚、特权、不公的思想资源和精神盛宴。
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对着一个世纪性的两难困境，即在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初期，利用传统模式实行赶超战略的有效性、不可替代性和克服其结构性弊端的艰巨性。在改革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这种体制缺乏从内部纠错的机制和能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卢森堡、托洛茨基特别是德热拉斯、铁托等都程度不同地提出过这个问题，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还很遥远。正是在尚未从体制上认识问题而又急于破解这个世纪性难题时，毛泽东和广大群众——甚至包括西方一些激进的左翼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于巴黎公社。从这一重因素（即反对官僚主义）来看，公社的经验具有目的性、根本性。
从另一重因素来看，巴黎公社的经验则在其方法性、手段性方面。
随着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不断发展，到1965年时，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已不是官僚主义、特权阶层或“官僚主义者阶级”，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走资派”这个概念虽然多少还有一些官僚主义等的影子（因素），但其核心内容已是反对党内特别是党内上层那些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又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党内这种斗争的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以往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因而只能采取一种不是依靠各级党的组织，而是依靠大民主的方式直接诉诸群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又从直接选举而不是上级任命、从直接参与而不是依靠党的领导、从建立一种新型政权形式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等方面发挥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以打倒他所认定的“走资派”。从这一方面看，公社经验被用来论证“大民主”的合法性，更侧重于其手段的意义。曾有论者提出“两个‘文革’说”，即一个是群众的、下层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文革”，一个是上层的、反对“走资派”的“文革”。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个“文革”的源头都直接或间接地存在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之中。
虽然当时多数群众对官僚主义、特权阶层与“走资派”的区分知之甚少，主要还是从追求平等（甚至平均主义）、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意义上去理解“文化大革命”。例如，1966年10月一份题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的大字报说：“现在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是特权阶层，也就是干部阶层，所以走资派成了革命的对象”。而《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杨曦光直到1967年11月仍然没有严格区分“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官僚机构”与“走资派”。（参见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第95、107页）；虽然上层号召与下层理解中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交织，但两种意义上的理解都不难在对巴黎公社经验的解释中找到根据。这样，作为目的性、根本性的理解和作为手段性、方法性的理解汇合到一起，形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对公社经验那样狂热的宣传大潮和积极实践。
1968年革委会基本成立后，在自认为解决了“走资派”的问题后，毛泽东又把侧重点转到公社经验作为目的性的一面上去了。这样，上层的理解与下层的理解又趋于同一。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再次把侧重点放在反对“走资派”方面。1969年他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对“修正主义”的概括，更多的是在重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论断，而他在1970年与斯诺谈话时，更是把“四大”等同于反官僚主义（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6~37、175页）。到1973年时，他甚至说：“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54页），如此等等。正是对公社经验的这些新解释，使其既满足了发动群众造反和夺权的需要，又满足了夺权后建立新社会的需要。
当然，诸如此类的解释、运用不可能解决传统社会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但这种失败的探索和实践，却从反面为破解“世纪难题”准备了有利的主客观条件。
（二）如何寻求民主、公平、正义
如果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视野，我们便不难发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有关民主、公平、正义的理论与实践，与当代世界范围现代化过程中的民粹主义思潮有颇多相似之处。应当指出的是，不能简单地把民粹主义等同于19世纪俄国的民粹主义。尽管民粹主义至今仍是一个没有统一定义、模糊而无法确定的概念，但它概括的对象、思潮却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反复出现。例如：主张直接民主、大众参与、平民政治、道德至上、精神万能，贬低知识和知识精英、对人民主权的极端崇拜、反对代议制度和精英政治，政治上的简单化倾向，激进的民主理想，极端的平民化倾向，内在的反市场化和反现代化倾向，如此等等。这些主张往往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的极端反应或矫正。它们或许在批判、抵制这些弊端方面不乏深刻之处和道德高度，但在提供解决方案时却因不同程度的空想色彩而乏善可陈。“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曲折，都要注意提防民粹主义、激进主义的诱惑，不论它穿着怎样“革命”、“正义”的外衣。
（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巴黎公社是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的高峰。公社社员在起义中表现出来的自己解放自己的首创精神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他们通过起义夺取政权以及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种种尝试，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被无产阶级的勇气和智慧所震撼，为此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1页）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对公社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对未来革命的天才预见，指导着几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显然，公社与《法兰西内战》不应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负责，因为“文化大革命”对它们的解释、宣传和运用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带有浓厚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色彩。不顾时代、民族的巨大差异，希望照搬公社的具体做法来破解当代社会主义的“世纪难题”，是不可能成功的。
除了教条主义外，还有对经典作家著作的误读。正如当时顾准慨叹的那样：现在人们读《法兰西内战》，对《法兰西内战》究竟说了些什么，历史渊源如何，并不去深究，甚至一概不知道。至于拿它跟现实生活对照一下，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它究竟行不行得通，当然是无从谈起了。（参见《顾准文集》第247页）实际上，“公社”一词原出于欧洲中世纪，意为实行自治的城镇。法国大革命后一些激进派曾主张在法国恢复公社制度。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把自己实验的基层组织称为“公社”，当时欧洲其他一些共产主义派别也都使用过“公社”这个概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也曾把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称为“公社”。如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社会概况的几段话中，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另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60~761页）但巴黎公社起义者大多不信仰共产主义，也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笔者注）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3页）。他们把自己的政权称为“公社”，并不是在共产主义的意义上，而只是在城市自治的传统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对此，恩格斯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公社是旧的、法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坟墓，而同时对法国来说又是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28页）如果“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热情呼唤公社原则的人们能多一些世界史知识，多一些对经典著作的全面理解，或许就会少一些狂热，多一些理性。
在当时，对巴黎公社经验、对《法兰西内战》的这种误读和教条化运用，并不是个别现象。例如，此后对列宁有关小生产论述的反复学习和全国范围内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激烈批判。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和维持的思想根源之一。“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告诉我们，不仅要正确地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意，更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用公社的首创精神义无反顾地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始终对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怀有深深的敬意。公社的首创精神为我们所景仰，公社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使我们神往，公社社员为事业慷慨赴死的牺牲精神使我们热血沸腾。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对公社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对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科学预见使我们折服。党中央几次把它作为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外曾出现过几次比较集中地学习《法兰西内战》和巴黎公社经验的活动。但这种学习实践的高潮，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文化大革命”前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宣传
“文化大革命”前，对巴黎公社和《法兰西内战》的宣传、学习，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时期：一是1958年，一是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曾把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认为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的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429页）。当年10月，张春桥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引用了《法兰西内战》中有关巴黎公社分配原则的几段著名论述，批评“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批判“资产阶级的法权”和“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1959年有关报刊发表的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则是从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角度阐述巴黎公社的意义，意在要求人们正确对待“大跃进”等运动。
60年代上半期，对巴黎公社和《法兰西内战》的宣传、学习主要围绕着与苏联“修正主义”的论战。强调的重点，一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普遍性，以反对苏联等国家共产党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红旗杂志编辑部：《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人民日报》1960年4月20日）；二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批判苏共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三是强调其反对官僚特权的举措及意义，批评苏联等国扩大收入差距、放任官僚特权和高薪阶层（《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当时这些宣传和学习，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过一些影响，但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相比，则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二、“文化大革命”中报刊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宣传
“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起，就高举着猎猎作响的巴黎公社旗帜。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红旗》1967年第3期）。“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对巴黎公社的向往与追求一直未曾中断——尽管这往往建立在基本错误的理解和解释的基础上。
在这十年中，就报刊舆论来说，这种宣传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到1966年底。这是对巴黎公社精神宣传最为集中和狂热的一个时期，宣传的重点是巴黎公社的直接（全面）选举制和首创精神，意在为当时的“大民主”、“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寻找理论和历史根据，为脱离党的领导从体制外造反提供合法性依据。
“文化大革命”是基于对党和国家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和对中共一线领导的严重不满而发动的，所以一开始就采取了非常规的、绕开党的各级组织的群众造反方式，用一种无序参与的、类似直接民主的“大民主”方法直接依靠和诉诸群众，从体制外冲击原有体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要把束缚群众手脚的旧机构、旧纪律、旧制度打乱”。为达到这一目的，巴黎公社直接选举、直接参与的经验得到了高度评价和广泛宣传。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又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4日，转引自陈东林、杜蒲主编《共和国史记》第3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6页）。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说：“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或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对此，《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解释说：它“贯串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人民日报》1966年8月13日）。几天后，《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巴黎公社实行的全面的选举制》的资料中介绍说：“巴黎公社实行了全面的选举制。恩格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巴黎公社‘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人民日报》1966年8月15日）。
为鼓动“大民主”和造反，煽动无政府主义，对“文化大革命”作进一步发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巴黎公社这一原则的宣传、强调不断升温。1966年11月3日，林彪在讲话中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在此前后，《人民日报》等也反复强调：“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一律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制。群众对被选的人员，有随时改选和撤换的权力。”（王力、贾一学、李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1966年12月14日）。工矿企业中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代表的产生，“不能由上面指定，不能背后操纵，而必须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反复讨论，认真选举，并且可以随时改选和撤换。”（《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重头”文章把问题说得更为明确：“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支持广大革命群众的创造，支持革命群众广泛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这些大民主的形式。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国家机器的各个环节，群众都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各级领导干部，不管他功劳多大，地位多高，资格多老，群众都可以批评。”“这种大民主，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法。”（王力、贾一学、李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1966年12月14日）。诸如此类的号召、宣传给各种造反行为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当时许多群众造反组织都以“公社”命名，都以摆脱党的领导、“革命造反”、“自己解放自己”自命。伴随着这种宣传，“文化大革命”迅速走向高潮。
第二阶段：1967年初的“全面夺权”阶段。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全面夺权”阶段。为给这种荒诞行为制造舆论，对巴黎公社的宣传又突出了《法兰西内战》中总结的“不能利用现成的国家机器”即“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形式代替它”以及“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等内容。在1967年第3期《红旗》杂志社论、指导“全面夺权”的“纲领性文件”《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引用《法兰西内战》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在夺权斗争中，不能和平过渡，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二是要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社论说，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称作“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时，“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三是“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地采取在群众运动中涌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来代替剥削阶级的旧东西”。社论说，这种夺权运动“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它将大大地丰富和发展巴黎公社的经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民日报》对此发表的报道中称：决不能把“走资派”“对我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现成地接受过来，决不搞改良主义与和平过渡，一定要把它彻底打碎”；毛主席“把建设巴黎公社式的崭新社会的历史任务交给了我们革命造反派”；新成立的权力机构“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等等（《人民日报》1967年2月3日）。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酝酿夺权时，起草“夺权宣言”的执笔者以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评价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为依据，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当日发表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称：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其领导成员“是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等等。它甚至也像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解放日报》1967年2月5日）
巴黎公社不仅为“大破”即“全面夺权”提供了依据，而且为“大立”即“新政权”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当时的一些工厂按照巴黎公社的选举方式，建立了小组、车间、科室的“革命生产委员会”，其委员“一律称为服务员”，如“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工会服务员等”，“彻底废除过去的什么‘长’之类的职称”；凡是不称职的人，群众有权随时罢免或撤换。这样，就最充分地、最有效地发扬和保证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人民日报》1967年1月23日）在此后成立的中央各部、各省市革委会中，一般都取消了部、局（司）、处等设置，而代之以各种级别的小组，如政工组、宣传组、生产组等等。更有一些造反派组织为了保持自己组织的“纯洁性”，声称“一个当官的也不要”，“连一个科长也没有”。“一个市委机关总部向国务院发了一个通令，要求取消一切‘长’”。（参见陈丕显《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另见张春桥1967年2月24日在上海的讲话）姚文元在给中央的一份简报中说，在上海夺权中，“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1967年1月20日姚文元起草的《上海工作简报》，转引自霞飞《“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小史》，《党史天地》2008年第5期）
第三阶段：1968 年至1976年。在这个阶段，报刊对巴黎公社宣传的数量已不如前两个阶段，其侧重点，一是根据运动发展的需要不断对公社经验附加一些新内容，一是重复“文化大革命”以前学习、宣传的一些内容。
例如：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巴黎公社经验，不要利用职权去谋私利、搞特殊化，在各个方面纠正不正之风，促进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陆淦华：《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人民日报》1973年10月16日）。用五七干校等形式教育干部，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改造国家机关（《五•七干校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干部学校》（《人民日报》1973年11月24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要把“特权制、‘长官制’的残余铲除干净”。干部要当好“社会公仆”，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不要高居于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1975年5月6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人民日报》1975年4月8日、《在下放劳动中重新学习》，《人民日报》1974年10月6日等）。
1973年底，一个“走后门”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其《退学申请报告》中，联系马克思有关巴黎公社取消国家官吏的一切特权使社会公职不再是官吏私有物的论述，对干部子弟的特权提出批评。
1975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后，提出：“巴黎公社成立以后，对内采取的重要革命措施之一，就是取消高薪，禁止兼薪，废除特权，缩小工资差别，并通过了取消将军军衔的决议。这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措施，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限制。”（黎新：《领导干部要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红旗》1976年第7期）。
“文化大革命”后期，面对广大干部群众中日益发展的不满情绪，又要求群众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高度评价、热情支持巴黎公社首创精神的态度，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新生事物”，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满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翻案风”（参见《批林批孔推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人民日报》1974年4月13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斗争中成长》，《人民日报》1974年5月6日、《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人民日报》1975年12月9日等）。
此外，在1971年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重要文章中，再次展开了对“苏修”“和平过渡”等的严厉批判，重申暴力革命对推翻资本主义的普遍意义。
还有一种情况，虽然没有出现巴黎公社的字样，但在其具体实践中，却经常体现出对公社经验的简单模仿和照搬。如在革委会中除把部、局、处等改为组或小组外，还提出酝酿废除级别的问题（参见陈东林、杜蒲主编《共和国史记》第3卷上第314页）；在革委会领导机构中要有群众代表参加，而这些代表只能拿原工资或工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干部下放、知青下乡，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和改造大学；在工厂里批判“专家治厂”，取消联产计酬、计件工资、奖金制度，撤销原有的业务科室，建立“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人人负责”的“新制度”（《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北京市北郊木材厂的调查报告》，《红旗》1969年第6期、第7期合刊）；在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干部与工人群众画等号，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画等号”，如此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活动似乎都闪耀着巴黎公社“民主”、“平等”、“公正”的光芒，而当时许多号称最革命的“新生事物”，似乎也只是重复100年前公社的实验。
三、群众的反响与诉求
“文化大革命”初期，广大群众对高层的“路线斗争”知之甚少，而毛泽东对官僚主义一以贯之的激烈批判却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共鸣。从个人的社会体验出发，循着中苏论战中对苏联特权阶层揭露、批判的思路，按照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等的尖锐批评，他们更侧重从“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等方面去理解“走资派”这个概念，更多的是通过巴黎公社这个中介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因而热烈憧憬着用公社模式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北京大学的一位教师在回忆运动初期的心态时说：“当时还广泛宣传巴黎公社原则，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意味着全民选举、人民平等。我们都想，如果国家真能这样，在这新生命出现的阵痛中，个人受点苦，甚至付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页）。当时，持此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不在少数。
《十六条》的公布使各种红卫兵组织大受鼓舞。他们把“全面选举”、“自己解放自己”等同于摆脱党组织、工作组和不受任何约束的造反，纷纷宣布要“实行巴黎公社的大民主”，要求“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1966年8月17日）；“实行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1967年2月22日）；断言“今天是工农兵群众直接走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舞台的时代，时代要求我们进一步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铲除产生官老爷的社会基础，使每一个干部都成为焦裕禄式的真正的普通国家工作人员”；“毛主席撤走了工作组，给予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的权力”（北航红卫兵八一野战兵团：《无产阶级大民主万岁》，1966年12月12日）。
在造反高潮中，一些激进、敏感的青年学生又有了新的感悟。面对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干部特殊化问题，这些在红旗下长大、长期受正面教育的青年，根据对苏联特权阶层的批判和对巴黎公社的宣传，把报刊对巴黎公社的解释又向前推进一步。1966年10月，一份题为《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的大字报提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温床和社会条件。这种组织形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此，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是官吏的工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二是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总之，人民需要一个廉价的、廉洁的政府。“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要“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字报最后激情满怀地欢呼：“共产主义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地平线了，让我们高举双手迎接它吧！”（李文博：《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1966年10月17日）。
同月，另一份大字报说，解放后17年中阶级关系发生变动，以前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现在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是特权阶层。（1966年10月中国科技大学《红炮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参见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92页）。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通过对干部的批判，避免走上跟苏联同样的道路，具体的办法就是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使群众可以批评和随时罢免不称职的干部”（参见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第96页）。
1966年11月15日的一份大字报称：“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17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66年11月15日。转引自陈东林、杜蒲主编《共和国史记》第3卷上第154页）。他们认定“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射露东方的地平线了”。
1967年“全面夺权”后，毛泽东已部分放弃了直接按巴黎公社原则建设革委会的设想，但一些自称极左派的青年及其组织却不愿停步，越走越远。他们认为：中国也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这“标志着部分的生产关系变质”（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我们的纲领》，1967年12月）。“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一月风暴”中被推翻的阶级就是这17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因此热烈地歌颂“一月革命风暴使政权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工人们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文化大革命”与当年推翻旧政权一样，“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我们的纲领》，1967年12月）“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是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原载于《广印红旗》1968年3月）。
1968年1月，湖北一个极左派组织声称：“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巩固革命委员会，并使之过渡到巴黎公社式的崭新国家机器——武汉人民公社。”（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第116页）
这些在1967年至1968年间出现的极左派及其“新思潮”，尽管地点、时间和代表人物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直接用巴黎公社原则作为衡量“全面夺权”后建立的“新政权”的标准。据此，他们认为，夺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因为革委会并未完全实现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只是过渡到公社之前的临时的权力机构。“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参见《扬子江评论》第11期、第12期合刊，1968年6月20日）如果把革委会的建立当成运动的最终目的，中国仍然不能避免走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他们甚至认为，革委会的领导权已被资产阶级篡夺，“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作用，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所以还要进行再夺权，甚至要“武装夺权”，以重建巴黎公社式的政权。极左派的这些极端主张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认为其实质不仅反对“文化大革命”，而且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是要重新建党、建军。（参见李振祥：《47军在湖南三支两军纪实》，2004年4月，第108、106页）。
1969年后，“文化大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前期的狂热和激情已开始冷却，人们又回到现实中来，一些群众对公社经验的理解也有所变化，其重点又回到1966年以前的状态。他们在反思中淡化了公社经验中“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一类的认识，重新强调公社对于反对官僚特权的意义。他们依据毛泽东有关特权阶层、“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理论，认为“走资派”就是特权阶层而不是一个政治派别，因而“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社会斗争而不是党内权力斗争。当一些学生看到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后，“感到十分兴奋，感到顿开茅塞”（参见《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29期），认为这与毛泽东的“走资派”理论十分相似，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这些因特权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些人已开始用巴黎公社经验质疑“文化大革命”本身：“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的提出，全国人民事先对这些运动没有进行必要的讨论、参加意见。人民心中无数，不理解、不明确。（参见《位卑未敢忘忧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2~399页）。这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民主”本身就是背离民主发动起来的。
四、令人失望的结局
“文化大革命”照搬巴黎公社经验，曲解《法兰西内战》的理论，很快就使自己陷入了尴尬之中。运动初期对“自己解放自己”、“大民主”、“革命造反”之类的狂热宣传，引起激进的造反派对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因而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口号，所以1967年下半年后，不得不大大减少对“自己解放自己”之类口号的宣传。“全面夺权”大大鼓舞了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思潮，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所以在号召夺权的同时，中央报刊又要求“自觉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既要“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也要实行最高度的集中”。与发动运动时强调“大民主”不同，此时强调的是要记取“巴黎公社把权威运用得太少的教训”；（《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人民日报》1967年2月4日）“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非常强调了行使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打倒无政府主义！》，《人民日报》1967年3月1日）。在一段时间里，为控制“天下大乱”局面，又不得不以“三支两军”的形式，让最权威的力量——军队——介入地方运动。
革委会基本建立后，“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民主”之类说法已很少再被提及，代之而来的是集中、权威、纪律、群众组织停止活动等等，我国的政治体制大体又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只是集中程度更高。革委会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它所许诺的那些民主、平等、公平、廉洁和高效，相反，借助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摧残，官僚主义、特权、“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更加肆无忌惮、日甚一日、难以遏制。
1972年底，福建省莆田县一位乡村小学教师上书毛泽东，反映他们那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而他则“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参见《位卑未敢忘忧国》第174页）。1974年11月，广州街头的一张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虽然运动已进行了8年，但仍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触及家庭、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由“人民公仆”转变为“人民的主人”。（参见《位卑未敢忘忧国》第232页）。1974年至1975年间，南京的一份题为《反对特权》、原名为《为实现巴黎公社式民主而奋斗》的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解决修正主义赖以产生的特权制度问题（参见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第415~418页）。毛泽东对民间呼声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也有所察觉。1973年4月，他在给福建那位小学教师的复信中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49页）。这种坦率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对理想没能实现的失望和对现实的无奈。
到后来，公社的经验已经被“四人帮”实用主义地变成愚弄群众的工具。为建立一支自己可以掌握的武装，他们论证说：“普遍武装工人阶级，是巴黎公社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创举，它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巴黎公社与工人武装》，《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1期，第38页）。1976年10月，当“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得知江青等人已被控制时，竟然准备举行暴动，叫嚣“打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激情已杳如黄鹤，当时似乎伸手可及的平等、公正也恍若隔世，人们对公社理想的热切憧憬和追求也如明日黄花。所以，尽管当时官僚、特权之类现象更甚于前，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已溢于言表，但希望借助巴黎公社方式解决问题的呼声也已大不如前。这一则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败坏了巴黎公社的声誉，一则是由于人们经过反思已经多少认识到，照搬100年前外国的经验无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这些反思者中，既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热血青年，也有历尽沧桑、不懈探索的理论家。在动乱中，顾准，一个正在经受种种磨难但又清醒的思想家，一个孤独的先行者，已对教条主义地照搬《法兰西内战》的种种做法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目光指出，直接民主的概念，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产物，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法兰西内战》中的公社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城市的政治组织形式。历史上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中，在现代广土众民的民族国家里实行直接民主是不现实的。（《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第242、244、253、159页）。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清谈馆式的议会深感厌恶，十分向往雅典民主。然而，行政机关是取消不了的。社会日趋复杂，国家机关不能没有，打烂（其实是取消）国家机器是办不到的。对于几代共产主义者对巴黎公社分配原则的向往，顾准说：“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无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顾准文集》，第252、159页）。
五、对“文化大革命”中巴黎公社情结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例如，1968年5月轰动世界的巴黎“五月风暴”中，学生就曾高举着“再造一个巴黎公社”的旗帜。它是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深层矛盾在中国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向我们提出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如何破解“世纪难题”
近代以来，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都存在其结构性矛盾，因而在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又为各自的深层矛盾所困扰，并通过调整和改革，不断解决这些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就是对传统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反应。
如果只是从国内因素看，“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其初期）的巴黎公社热是基于对公社内在的两重因素及其解释促成的：一是反对官僚主义，一是反对“走资派”。从国际方面的因素看，当时对巴黎公社的大力宣传主要是为了反对苏共等的“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等，强调暴力革命、“砸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普遍意义。这两个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提出，都与传统社会主义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提出了无产阶级政权形式的某些一般特征。例如：这种政权形式不是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议会式的间接民主，而是议行合一的、人民参与管理的直接民主；管理人员不能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等等。根据这一设想，十月革命前，列宁一直希望把俄国建成巴黎公社式的国家。他在著名的《四月提纲》和《国家与革命》中指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关，它由工人和雇员组成，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参加管理国家，使所有人都能执行监督和监察职能，使所有人暂时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等等。但十月革命后的实践证明，这种直接民主、议行合一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在其后斯大林时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基本上属于政党、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现代化，它为战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所沿用。这种模式特别强调执政党和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党政一体、政府主导、计划经济、高度集中、人民的管理变成代表人民的管理、等级授权和服从的经济政治体制、强大的政党与国家权威等是其突出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初设计相比，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已出现很大的差别。由于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这种体制在带来高速发展时所造成的强政府、弱社会，削弱了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个人权利，发展着滋生官僚主义、特权的条件。在这里，官僚主义显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严格地说这是一种体制而不是一种作风。但从行文需要出发，此处还沿用此概念。或者说，传统模式缺乏抑制官僚主义的体制资源。这是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强大的行政力量实施赶超战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发展初期难以逾越的一个阶段，一个难以避免的弊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苏联的政权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但人民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利，不能参与对企业的管理，只有少数高级官员说话才算数。苏共所说的工人是主人翁是空的（参见《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诸如此类的观点，在当时国际范围内的左翼思潮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时至今日，学者们普遍认为，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官本位对整个社会无所不在的影响，是苏联经济、社会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官僚特权阶层的称谓众说纷纭。早期的德热拉斯称之为“新阶级”，之后又有米尔斯、扬诺维奇等称之为“统治精英”，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官僚主义者阶级”以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则认为它与美国的技术统治阶级和权力精英相类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经验，用公社经验更新社会主义的设想一度使人耳目一新。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平等、民主、公平、正义的理想相比，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平等的强烈预期、诉求相比，传统模式中这种弊端显得尤为突出和不协调，产生或酝酿着众多的社会矛盾。而如果与这种体制弊端并行的还有阶级斗争扩大化，那么两者的危害都会被加倍放大，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不仅是因为用阶级斗争方法认识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片面和低效，更因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必然会更严重地破坏社会民主、必然会更严重地削弱群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因而更助长一种借助扩大化去压制群众、破坏监督的官僚主义。反过来，扩大化又因此获得进一步发展的丰厚土壤。“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陷入了很不正常的状态。‘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为普遍现象。那个时候，弄虚作假，吹牛夸大，成为一种严重的流行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28页）在这样的氛围中，民主、监督、人民参加管理往往已无从谈起。
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又因中国的特殊国情显得更为突出和尖锐。一般来说，中国长期革命的传统和经验、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更深层次上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都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正、平等、民主有着更多的关注和期望，因而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官僚、特权之类问题更为敏感。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执政党和人民政权建设更自觉、更迫切的考虑，为真正实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党中央、毛泽东领导全党对克服党内、政府内的官僚主义倾注了大量心血，颁布和发出过大量指示和号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毛泽东往往把官僚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作风或旧社会的遗留，当成一个政治问题甚至阶级斗争问题。这不但限制了他反对官僚主义的视野和努力，也助长了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
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果，现实与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期望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大，与此相对应的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更为激烈、尖锐。1960年后，毛泽东多次谈到“死官僚主义分子”等概念，提出要从他们手里夺权（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94页）。与此同时，他又多次强调干部要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方式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并把这个问题提高到“防止修正主义”的高度。此后，在与苏联共产党的论战中，他又经常提及高薪阶层和特权阶层之类的概念，认为赫鲁晓夫代表了苏联的高薪阶层，这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著名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就认为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在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下，1965年初，毛泽东尖锐地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65页）。“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理论更加完备了：“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人民日报》1970年4月22日）。从“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分子”、“特权阶层”、“高薪阶层”直到“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以及“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些概念相互交叉、融合，并越来越直接地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诸如此类的认识固然反映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但也反映了体制现实与民主预期的深层矛盾，以及面对这种矛盾的焦虑与无奈。
当时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未能在干群关系和分配政策中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等（参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因而巴黎公社的经验和原则越来越受到重视。毛泽东激烈地反对官僚、特权的思想和实践，在一般群众中具有很大的认同感和号召力，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其中一些人某种平均主义欲望，激起了巨大的共鸣，从一个方面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群众基础。正是传统体制难以避免的弊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化了巴黎公社情绪。公社的精神和实践往往成为对抗官僚、特权、不公的思想资源和精神盛宴。
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对着一个世纪性的两难困境，即在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初期，利用传统模式实行赶超战略的有效性、不可替代性和克服其结构性弊端的艰巨性。在改革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这种体制缺乏从内部纠错的机制和能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卢森堡、托洛茨基特别是德热拉斯、铁托等都程度不同地提出过这个问题，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还很遥远。正是在尚未从体制上认识问题而又急于破解这个世纪性难题时，毛泽东和广大群众——甚至包括西方一些激进的左翼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于巴黎公社。从这一重因素（即反对官僚主义）来看，公社的经验具有目的性、根本性。
从另一重因素来看，巴黎公社的经验则在其方法性、手段性方面。
随着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不断发展，到1965年时，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已不是官僚主义、特权阶层或“官僚主义者阶级”，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走资派”这个概念虽然多少还有一些官僚主义等的影子（因素），但其核心内容已是反对党内特别是党内上层那些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又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党内这种斗争的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以往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因而只能采取一种不是依靠各级党的组织，而是依靠大民主的方式直接诉诸群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又从直接选举而不是上级任命、从直接参与而不是依靠党的领导、从建立一种新型政权形式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等方面发挥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以打倒他所认定的“走资派”。从这一方面看，公社经验被用来论证“大民主”的合法性，更侧重于其手段的意义。曾有论者提出“两个‘文革’说”，即一个是群众的、下层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文革”，一个是上层的、反对“走资派”的“文革”。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个“文革”的源头都直接或间接地存在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之中。
虽然当时多数群众对官僚主义、特权阶层与“走资派”的区分知之甚少，主要还是从追求平等（甚至平均主义）、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意义上去理解“文化大革命”。例如，1966年10月一份题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的大字报说：“现在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是特权阶层，也就是干部阶层，所以走资派成了革命的对象”。而《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杨曦光直到1967年11月仍然没有严格区分“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官僚机构”与“走资派”。（参见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第95、107页）；虽然上层号召与下层理解中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交织，但两种意义上的理解都不难在对巴黎公社经验的解释中找到根据。这样，作为目的性、根本性的理解和作为手段性、方法性的理解汇合到一起，形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对公社经验那样狂热的宣传大潮和积极实践。
1968年革委会基本成立后，在自认为解决了“走资派”的问题后，毛泽东又把侧重点转到公社经验作为目的性的一面上去了。这样，上层的理解与下层的理解又趋于同一。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再次把侧重点放在反对“走资派”方面。1969年他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对“修正主义”的概括，更多的是在重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论断，而他在1970年与斯诺谈话时，更是把“四大”等同于反官僚主义（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6~37、175页）。到1973年时，他甚至说：“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54页），如此等等。正是对公社经验的这些新解释，使其既满足了发动群众造反和夺权的需要，又满足了夺权后建立新社会的需要。
当然，诸如此类的解释、运用不可能解决传统社会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但这种失败的探索和实践，却从反面为破解“世纪难题”准备了有利的主客观条件。
（二）如何寻求民主、公平、正义
如果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视野，我们便不难发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有关民主、公平、正义的理论与实践，与当代世界范围现代化过程中的民粹主义思潮有颇多相似之处。应当指出的是，不能简单地把民粹主义等同于19世纪俄国的民粹主义。尽管民粹主义至今仍是一个没有统一定义、模糊而无法确定的概念，但它概括的对象、思潮却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反复出现。例如：主张直接民主、大众参与、平民政治、道德至上、精神万能，贬低知识和知识精英、对人民主权的极端崇拜、反对代议制度和精英政治，政治上的简单化倾向，激进的民主理想，极端的平民化倾向，内在的反市场化和反现代化倾向，如此等等。这些主张往往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的极端反应或矫正。它们或许在批判、抵制这些弊端方面不乏深刻之处和道德高度，但在提供解决方案时却因不同程度的空想色彩而乏善可陈。“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曲折，都要注意提防民粹主义、激进主义的诱惑，不论它穿着怎样“革命”、“正义”的外衣。
（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巴黎公社是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的高峰。公社社员在起义中表现出来的自己解放自己的首创精神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他们通过起义夺取政权以及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种种尝试，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被无产阶级的勇气和智慧所震撼，为此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1页）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对公社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对未来革命的天才预见，指导着几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显然，公社与《法兰西内战》不应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负责，因为“文化大革命”对它们的解释、宣传和运用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带有浓厚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色彩。不顾时代、民族的巨大差异，希望照搬公社的具体做法来破解当代社会主义的“世纪难题”，是不可能成功的。
除了教条主义外，还有对经典作家著作的误读。正如当时顾准慨叹的那样：现在人们读《法兰西内战》，对《法兰西内战》究竟说了些什么，历史渊源如何，并不去深究，甚至一概不知道。至于拿它跟现实生活对照一下，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它究竟行不行得通，当然是无从谈起了。（参见《顾准文集》第247页）实际上，“公社”一词原出于欧洲中世纪，意为实行自治的城镇。法国大革命后一些激进派曾主张在法国恢复公社制度。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把自己实验的基层组织称为“公社”，当时欧洲其他一些共产主义派别也都使用过“公社”这个概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也曾把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称为“公社”。如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社会概况的几段话中，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另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60~761页）但巴黎公社起义者大多不信仰共产主义，也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笔者注）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3页）。他们把自己的政权称为“公社”，并不是在共产主义的意义上，而只是在城市自治的传统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对此，恩格斯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公社是旧的、法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坟墓，而同时对法国来说又是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28页）如果“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热情呼唤公社原则的人们能多一些世界史知识，多一些对经典著作的全面理解，或许就会少一些狂热，多一些理性。
在当时，对巴黎公社经验、对《法兰西内战》的这种误读和教条化运用，并不是个别现象。例如，此后对列宁有关小生产论述的反复学习和全国范围内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激烈批判。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和维持的思想根源之一。“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告诉我们，不仅要正确地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意，更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用公社的首创精神义无反顾地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Saturday, February 19, 2011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一，故乡的背影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老人去世后，在网上读到了他在八十岁那年写的《八十自述》一文。他的叔父钱穆在八十岁时写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在台湾发行。钱伟长到八十岁写自述，看来是仿效叔父的做法。
钱伟长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地方，那是一个钱氏家族聚居的地方，但是他在自述中说：“我４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荡口在七房桥以东五里路，现在有了公路，无锡、苏州的郊区公共车也就是一站路左右的距离。他在自述中回忆家乡的那些事，大多发生在荡口，这正是笔者出生的地方，所以，按中国传统规矩，我得称钱伟长是我的“乡贤”，虽然没有机会见过他的面。他关于早年家乡的回忆，加上他的叔父钱穆的回忆，让我对于自己出生前的一、二代人在家乡的生活状况和环境增长了不少见识，那是故乡已经远去和消失了的背影。
一，故乡的背影
荡口是以我们华姓人为主的集镇。我看到一份家族资料上说，在元末的各路汉人造反大军中，那一带属于张士诚的势力范围，等到洪武皇帝建立大明朝，我们华氏的祖先因为追随过张士诚的队伍，站错了队，受到惩罚——禁止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这事我们后代怨不得祖宗，谁叫你不幸错生在了那个地区呢？就像湖南、江西多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而浙江多历史反革命一样，历史的大潮卷过来，谁也不知道卷进了红潮还是黑潮，会被卷到哪里去。
任何时代都是一样，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都是先富起来的人，譬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款中多是下海经商的无业返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以至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祖先，大概也是这样，被朱洪武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只能从事当时社会的职业仕农工商之末流：酿酒和酱油的制造和销售。在后来的年代里，同执政者的愿望相反，荡口的商业繁荣起来，发展成一个方圆几十里农村的中心集镇，也出了一些大户人家和书香门第。这种状况，在我开始记事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残留：那时家乡还有若干酱油的作坊，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提到他的一位名叫华山的小学老师，五十年代还在世，他家就是开酱油作坊的，在镇上也算得上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另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碎或完整的坛坛罐罐，以至有些人家的围墙的顶部都是用这种剩余的酱油罐和酒坛子充当砖瓦砌起来的。
钱伟长号称是所谓“三钱”之一，三人都来自苏浙地区的钱氏宗族，据说都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们三人的家庭背景实际上非常悬殊。钱学森出生于杭州的丝绸富商之家，可谓出身“豪门”；钱三强则称得上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又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至于钱伟长，家境清贫，而且至少是“贫三代”，不折不扣的出身“寒门”。据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他们家“先前也阔过”，有良田十万亩，不过那是十八世祖宗时代的事。到钱伟长祖父这一辈，家里已经没有田产。他祖父体弱多病，不胜科举考试的艰难，只能在家乡设馆授徒，后来也作些管理宗族事务、给人家写状纸一类的事，大致说来，职业就是“塾师”和“讼师”。钱伟长的父亲名钱挚，字声一，短寿，生前一直是乡村小学教师。因此，钱伟长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说：“父亲中年３９岁早逝……，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钱伟长家无地无房，他父亲当乡村教师是一家收入的唯一来源，父亲一旦去世就断了生计，不过旧社会里发生了这样的事，似乎也不见得总是像“忆苦思甜”会上说的那样：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上面这段自述表明，当时那个社会里穷人也可能得到救济：一个名为华倩朔的人，曾是他父亲和叔父钱穆的小学教师，免费给钱家的孤儿寡母提供了住所。此人是我们镇上的名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人世，似乎还在中学里教点书，人人都尊称他“倩朔先生”。我那时刚开始识字，以为他名字叫“浅”，不懂为什么不管什么辈份的人都叫他“浅叔”还要外加“先生”。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在乡间流传，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一些：他在前清得过功名，曾经到广西、云南一带做过县官，还从那边带了一个夫人回来，被家乡人称为“广太”。流传最多的是他慷慨助人的故事。有一则说，某陌生人急需用钱向他告借，他听了后说：“我手上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借给你，你去某处把我的旧房拆了，砖瓦木料可以换些钱，够救你的急了。”
倩朔先生不仅有视钱财如浮云的古代侠士之风，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这样记载这位老师：“唱歌先生华倩朔师，名振，初字树田，荡口镇人，尤为一校师生共仰之中心……倩朔师曾游学于日本，美丰姿，和易近人，喜诙谐，每以东方朔曼倩自拟，故改号倩朔。……师擅书法，亦能绘事，并能吟诗填词。……曾编写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书畅销全国，历一二十年不衰。书中歌词，皆由师自撰。尤有名者，为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顺便说一句，也是去年逝世的画家华君武虽然出生于杭州，他的祖居也在倩朔先生居住的黄石弄里，两家可能有相当近的亲族关系。
除了华倩朔的慷慨相助，钱家的孤寡还得到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的救济粮，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所需。所谓“义庄”，实际上就是一种家族内互助的社会慈善组织，在我们家乡一带很普遍，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义庄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有很多地名如“老义庄场”、“新义庄”、“襄义庄”等等，门前往往是粮船靠岸的码头和宽阔平整的砖石铺的晒谷场，还见证着它们曾经的风光。年轻的时候没有细究，这些年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它们的来历。原来它们起源于北宋范仲淹的——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制度创新”，这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的政治家借鉴佛教寺庙的庙产概念，用在宗族祠堂，就是由宗族里富有的家族捐出部分土地作为宗族的公产，用这些土地出租或其他方式经营得来的收入接济宗族内的贫困户，一般是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孤寡老弱，有的还划出一定的份额，专门补助宗族内子弟的学习和赴考的费用。大概因为范仲淹是苏州人，所以义庄在苏州府所辖地区十分普及，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为了鼓励这种“非政府慈善机构”，专门通令给予嘉奖和保护，禁止宗族公产的转让。在这种政策倾斜鼓励下，义庄的公产只可增不许减，规模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资料说，我们荡口华家的老义庄曾经拥有几千亩土地，被称为“江南第一义庄”，其他姓氏的宗族也有或大或小的义庄。
钱伟长的祖父和父亲都早逝，其家庭两代人都受惠于义庄的救济。钱穆在他的《八十忆双亲》中说，他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二岁，他的大哥（即钱伟长之父）也不过十八岁，他们依例在钱氏怀海义庄领取抚恤。他记得，在他父亲去世的当年除夕“午后，先兄去七房桥领取义庄钱米，……余一人独坐大门槛上，守候先兄，久久不见其归。”情景虽然凄凉，但是同族人的帮助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直到几年后他的大哥在常州府中学堂师范班毕业有了收入为止。
可见，百年前的故乡，已然有了“集体所有”的公产——虽然那是属于同姓的宗族，有了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有守护传统道德的士绅，做着扶弱济贫的善事。读者今天读到钱穆、钱伟长叔侄的回忆中那些在困境中受到救助的文字，也会同作者一样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像这样温情的文字在他们的回忆中还有许多。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讲到他进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的经历，也同样感人——光绪末年（１９０８年），他和兄长在荡口的小学读书，其兄在四年级毕业班，他还在三年级，当时常州府中学堂刚创始，他因为从小聪颖，受到老师鼓励，跳级随兄长和其他毕业班同学一起前往报考，起初别人都录取了，他本人未被录取，过了十来天，就在他大哥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上学的前夕，他就读的小学得到通知说他本人也被录取了，他的体育老师钱伯圭连夜赶到他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并且跟他的大哥讲：“今夜即速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随众行。至于床上枕被铺盖，我已代为筹措，明晨当径送船上，勿再操心。”因为“伯圭师知余家贫，仓促间不易办此一大事也。”——体育老师连上学的铺盖都替他准备好了。上路的那天，学校的校主，我们镇上的首富，还专门派管家把他们护送到无锡的火车上。这类“感动中国”的事情，是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一直绵延不绝的。并不是到了“新社会”才有的新生事物。
如果说，他们幼年在家乡得到的救助出自于宗族和乡亲的关系，那么随着他们学业的升级，得到的资助来源也就更为广阔。钱穆的大哥在常州读一年师范即毕业，回到家乡办学，因为有了职业和收入，“先母即令先兄不再领怀海义庄之抚恤。”但是刚刚开始工作的大哥，薪水微薄，生活反而不如从前领取救济粮米的时候，钱穆在常州读书难以为继，这时荡口小学里的旧师长，“为余申请得无锡县城中某恤孤会之奖学金，得不辍学。”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钱伟长身上，他在《八十自述》中说：“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 可见当时的慈善助学事业，已经超越宗族的界限，而开始有惠及全社会的组织。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慈善组织的帮助，钱穆和钱伟长不会有他们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国就会少了一位国学大师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钱氏叔侄在他们回忆中叙述的故乡社会风情，几乎没有提到过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印证了近年有些学者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重新发现”：那是一个还保留着几千年文明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政府管治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是以士绅和宗族为主导的自治社会。例如，钱穆回忆里讲到他的父亲在世时因为钱氏义庄发放救济的不公，同他的同族长辈打官司，乡下没有政府的代表，双方要坐船到无锡城里的衙门去对簿公堂。那时的社会，当然不是莺歌燕舞，有贫富不均，宗族争斗，天灾人祸，百姓也有当时常见的吸毒、纳妾等陋习——钱穆就不讳言自己父亲长期抽食鸦片。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不少值得肯定的传统和习俗，如前文所述的乐善好施，鼓励年轻人读书。而且，人与人交往讲究诚信，如钱穆回忆里讲：“先父在时，向镇上各店铺购买货物，例不付款，待年终清结。先父卒后，……一日，上街购酱油，先母令携钱往，随购随付。店铺中人不受。余坚欲付，铺中人坚不纳。谓：‘汝家例可记账，何急为。’不得已，携钱归。其他店铺亦然。……及岁除，镇上各店铺派人四出收账，例先赴四乡，镇上又分区分家，认为最可靠者最后至。余家必在午夜后，亦有黎明始到者。……先母必令先兄及余坐守，不愿闭门有拖欠。”可见，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们靠救济生活，但是店家并不歧视“弱势群体”，仍然坚持以前的做法，接受他们的赊账，而他们也坚持年终将赊账结清。这样一种买卖双方的诚信，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靠传统道德维系。假如今天的中国哪怕还保留一点点这样的诚信，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民工讨薪悲剧发生了。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全书最前面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里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的一生信念，无疑同他早年在家乡的个人感受有很大关系，他要用一生的研究来报答和弘扬使他感受到人间温情的中国传统社会。今天来看，中国历史中这些有正面意义的传统，本来确实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演变成为新社会中的积极因素的。即使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义庄，也有着“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可能演化为惠及整个社区的民间慈善组织。须知，钱穆和钱伟长在荡口就读的小学，本来是华家有钱人开设的私塾，只招收华姓子弟入学，但是在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它也与时俱进，成了向四乡所有学童开放的新式学堂，钱穆进入那所小学的时候是刚废除科举的１９０５年，差不多是第一届的学生，从他的回忆中，我们看不到校方对外姓人有什么歧视。宗族办的私塾平稳地演化为新式学堂，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宗族固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有教无类”也是从孔子开始一直坚持的原则。同样的理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思想在中国也是自古以来深入士大夫人心的普世价值，由不同宗族的义庄联合起来，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对全社区开放的非政府慈善组织，相信也不会遇到大的阻力。可惜，在随后的新社会里，义庄和乡村士绅一起被当作“封建残余”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政权推行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际上是消灭中国民间社会自治的运动，使得政权从中央一直延伸到乡村和每家每户，实行了一种没有民间社会的政府包办主义，和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完全南辕北辙。六十年后的今天，才有人出来想起来要重建民间社会，假如当年能把传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公益因素保留下来，今天的重建任务就不必从零开始。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像笔者一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人们，读钱氏叔侄的回忆，会觉得他们叙述的旧社会，同当年教科书里和文艺作品中灌输的旧社会形象完全不同。当时的书报刊物、文艺演出里提到旧社会，不管是前清还是民国时期，用“万恶”二字就可以概括。旧社会就是黄世仁向杨白劳逼债，还不了债的就要用女儿抵债，就要进刘文彩的水牢。旧社会里的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南霸天一类的地富反坏，旧社会的“成功人士”都是为富不仁，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在旧社会经历的青少年，应该是清白的，但是，如果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一定要认识自己家庭的剥削本质，如果流露出有丝毫认为自己父母靠勤俭起家的想法，就会有教师、辅导员和同学来帮助你提高认识，直到你承认“乌鸦没有不黑的，起家没有不靠剥削的”。即使是出身于职员、小业主一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也要检查唯利是图、斤斤计较、革命动摇性之类的家庭烙印。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就有几位这样的领导人，成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信他们当年在学校争取入团、入党时，这类思想汇报一定没有少写。可想而知，对“旧社会”缺少亲身的体验的青少年，在这样的妖魔化教育下成长起来，会对那个时代和来自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有什么样的印象。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里，这样写道：１９６２年，她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们。“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
其实，旧社会里先富起来的人中，像周扒皮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正如旧社会的贫苦农民中也有少数流氓地痞一样。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只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艺术形象。据罗点点说，她的姥爷、姥姥这样的地主分子，“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鱼肉乡里的事情，甚至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作出过不少的贡献。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像罗瑞卿夫妇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也很多，例如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姐姐浦代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无悔的岁月》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浦在廷——也就是邓小平的岳丈——的发家史：浦在廷是驰名全国的云南宣威火腿公司的创办人，从茶马古道上的赶马人白手起家，他“一无经验，二无川资，靠的只是一股子拧劲和一身的力气，跟在别人的马队后面当脚夫。他不怕吃苦，敢作敢为，遇事又颇有心计，不久就在同行当中显露了头角。他攒了一些钱，购置了自己的马匹。”当年的阶级教育是“为富者一定不仁”，但是当年为了抗日和姐妹一起奔赴延安的浦代英却说：“我知道父亲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还是在跑马帮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慷慨大方的个性。……左邻右舍的有了什么急难事，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解囊予以帮助，哪怕当时他自己也正拮据。父亲为人正直，同情弱小，尤其热衷于从事公益事业。他做生意有一定的积蓄之后，时刻不忘父老乡亲。据县志记载，由他捐资修建的石桥就不下三座……。为了改造县城的街道，他还和徐东源等人一道，发动捐资，修成了城内西、北两街，上下堡大街和西门横街。”
可惜，浦代英这些话是在文革过去了二十年之久才讲的。罗点点对自己姥爷、姥姥在旧社会的真实生活的了解也是她母亲在文革之后才告诉她的。在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罗瑞卿都是妖魔化“旧社会”的所谓“阶级斗争教育”的领导者。位子更高的周恩来，也是最经常提到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领导人，假如当年有人斗胆问他：你的父辈祖辈人究竟干了哪些欺男霸女、丧尽天良的事情？相信他也回答不上来。然而，这些“新中国”的执政者，为了证明他们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故意把“旧社会”的真相隐去，在周恩来为实际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里，他们这样来描写旧社会：“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他们心里明知自己的父母就不是黄世仁、周扒皮这样的人，却一定要让全中国的青少年们接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教。结果就是像罗点点说的那样，她把自己的姥爷和姥姥也当成了周扒皮。所以当文革来临的时候，红卫兵拷打她的姥姥，她只是“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心都少得可怜。”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和这些红卫兵都是吸着同样的乳汁长大的。文革以后，痛定思痛的人们常常会问：那些平时温良恭谦让的女子中学学生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把自己的校长和老师活活打死的暴徒？罗点点的自述至少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钱伟长的自述回忆了他在１９４８、４９年间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他当时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入城工作组的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８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３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３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孔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这里的“四叔”，即是钱穆，实际上钱穆在家里行二，但是因为叔伯堂兄弟联合排行为四，所以取字“宾四”，钱伟长叫他四叔。钱伟长少年丧父，读中学时一直跟随着钱穆，叔侄二人情同父子。可是在对待“解放”的态度方面，两人完全背道而驰。当时钱穆在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创办的无锡江南大学任教，钱伟长是否遵照钱俊瑞的叮嘱给叔父写了劝留的信，钱穆是否收到了这封信，我们无从了解。不过，据钱穆在《师友杂忆》里说，他在看到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后，“决意暂避。时共党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这个“族叔孙卿”名钱基厚，是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字子泉）的孪生兄弟，也是无锡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钱穆没有听取荣家和钱孙卿的劝告，还是离开了无锡，南下到广州，并最后出境到了香港。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国共两党对于争取学者教授、社会贤达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国民党方面曾派飞机到即将失守的北平“抢救学人”，但没有多大成果，据钱伟长回忆，“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学校里只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２６９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共产党方面则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劝他们留下来迎接解放，有些重点的知名人士则由地下党采取特殊的措施保护他们免受国民党胁迫和危害。不过钱穆的回忆中没有提到任何两党高层人士对他的关照，他似乎不在任何一党的重要人士的名单上。从国民党方面来说，主导安排学者随国民政府撤退的是朱家骅、傅斯年这样的“海归”，拥有西方名牌大学的学位，像钱穆这样连大学学历都没有的自学成材者，在他们眼中似乎还不够份量。１９４８年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里就没有钱穆，或许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和左倾人士的眼里，钱穆则是一个坚持孔孟之道的守旧分子，据钱穆回忆，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钱穆对陈寅恪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诸笔墨而已。”显然，他不会是共产党高层想要花力气争取的对象。看来，钱俊瑞对于钱伟长的叮嘱，更多是出于他个人对老师礼貌性的问候。
如此看来，１９４９年的钱穆像一叶小舟混在南来北往的茫茫人海中，无人问津。那么，为什么到了１９４９年８月，毛泽东要在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钱穆同胡适、傅斯年一起归入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去呢？他做了什么事让毛泽东如此愤怒呢？我们没有毛泽东或他的笔杆子起草该文时的内部资料。不过，钱穆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他在那年春天的一番谈话，或许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败退广州，刚出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会晤追随国民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人，或许因为阎锡山本人一向崇尚儒家学说，钱穆刚好应聘到广州华侨大学，无党无派的他也一起被请了去。钱穆在会上即席发言，说抗战时军队在前方保卫后方的知识分子，现在军队溃败，“恐不可恃。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这些话分明是在替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以图东山再起。在毛泽东的眼里，尤其可恶的是，那些深受党国恩泽的名教授，如国民党员朱光潜、冯友兰等都决定留下同新政权合作，偏偏这个“党不疼国不爱”的钱穆，不识时务，自己跳出来像伯夷、叔齐一样要替旧政权守节。在接下来的另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里，毛泽东好像余怒未消，已经作古数千年、没有招他惹他的伯夷也受到株连，被骂成了“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
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而且是同胡适、傅斯年绑在一起，大概是钱穆自己也没有料到的。１９５０年秋，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钱穆这样写道：“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了我的头上。”这确实有点历史的误会。钱穆不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物。他说，抗战前“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胡适为校长，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他们没有给钱穆发聘请函。而钱穆本人也不愿意去，他说：“倘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最后，他挑了一个私人新办的无锡江南大学，希望远离政治中心，安静地做自己的学问。至于说到同国民党的关系，钱穆比胡适、傅斯年要疏远得多，他一直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担任行政职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胡、傅二人后来一直是台湾的学界领袖和文化班头，而钱穆在香港一留十几年，始终以办学为生，直到从中文大学退休，而且大陆文革动乱开始后才迁居台湾，此时傅斯年和胡适已经先后离世。
事实上，钱穆的若干学术观点也同国民党的正统教义相悖。例如他在抗战期间写的《国史大纲》书稿，将太平天国一律称为“洪杨之乱”，当时国民政府的审查机构也是“凡是派”，要求他改为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得到过孙中山肯定的。钱穆对此抗辩道：“中山先生排除满清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信奉“必也正名乎”的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必须正名为“洪杨之乱”，在这件事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我们知道，被毛泽东在反右时捆绑在一起批判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实际上是民盟里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同样，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等人也在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等方面有诸多分歧。他曾这样评说胡适等人：“而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大学内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钱穆的这些论述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尽管不为国民党所看重，却仍然要给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广州政府进言，而且决定离开大陆。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比全盘西化还要不能接受的“苏联化”，新中国所尊的共产主义，同“洪杨之乱”尊的耶稣，一样都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他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等以及他们的西化主张，是为后来的“苏联化”开通了道路，也是有历史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批判钱穆也不算误会，因为钱穆的反共与其说是出于政治立场，不如说是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历史观。
话说回来，钱穆对共产党政权的看法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绝对，他当时到香港而不去台湾，也有驻足观望的意思，他在回忆中说，“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所以他想看一看中共有没有“开国气象”。然而新政权外交上的“一边倒”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运动，证实了他对中国“苏联化”的担忧：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他以前的同事、友人都作了自我否定或者受到批判斗争。１９５７年，在他培养下长大的侄子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在全国报刊上受到声讨。１９５９年开始的大饥荒期间，大量饥民逃港，香港居民纷纷给国内邮寄白糖、猪油一类的食品解救他们的亲属；钱穆的小兄弟钱文——人称“起八先生”——当时在家乡荡口，也收到了兄长从香港寄来的包裹和港币，是我们镇上少数有“外汇券”的人，持这种外汇券可以到无锡城里“侨汇商店”购买一般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可惜起八先生当时失业在家，只能拿外汇券跟别人换了人民币维持起码的生活。据钱伟长回忆，他的这位“八叔”以前经常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就在那几年得了浮肿病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去世。到了１９６６年，文化革命开始，曲阜孔府、孔庙、孔林受到红卫兵的毁坏，这在钱穆这样的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学人看来简直就是“亡天下”的征兆。痛心疾首的他一直到死都把１９４９年的解放“正名”为“赤化”，而且誓言“赤祸”不除，决不回乡。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当时新政权曾在香港争取那些观望的旧政权军政人员和社会名流，１９５５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的回归就是他们工作成功的例子。钱穆大概也在统战部门的视野之内。１９５０年，他尊敬的老师吕思勉曾写信劝他回归，在回信中，钱穆说：“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由于他对于中共政权的这种决绝态度，他至死没有再踏上故土一步。这就使他和家庭亲属长期相隔两地，发生了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一样的故事。
“左倾教授”钱伟长同他叔叔在１９４９年分道扬镳，一直到１９８１年才在香港有机会重逢。据钱穆的夫人钱胡美琦在钱穆去世后所撰《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一文回忆，那一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其前身为钱穆所创办的新亚书院——邀请钱伟长到该校“新亚学术讲座”作讲演。钱穆夫妇从台湾赴香港，使叔侄二人在分别三十多年后相聚。此后两人又相见了几次，在这几次见面中，免不了相互诉说离别之情以及钱伟长向他叔父介绍家乡故人的变迁。除此之外，钱穆每一次见面都叮嘱侄儿远离政治。１９８３年，钱伟长带同夫人孔祥瑛到香港讲学，钱穆夫妇也为纪念中文大学成立二十周年而在香港。据钱胡美琦在《时代的悲剧》中回忆，双方见面时，钱穆“当面叫祥瑛要多照顾好伟长，少问政治，把精力多放在学术教育上。以后我和祥瑛通信，宾四总是嘱我在信上写这几句话。有一年，我因事赴港，正巧伟长同时也要赴港开会。……动身前，我问宾四有什么话要带给伟长，他还是这几句，只加一句‘要多听太太劝告’。伟长年龄比我大一截，我十分为难。但伟长脾气好，不论宾四把这话重复多少遍，他从不生气。只解释说，两岸的社会情况不同，他会有分寸的。”——显然，钱穆对于侄儿热衷政治是很不以为然的，他的反复叮嘱实际上是一种批评，言外之意大概是：当年你被打成右派，二十年不能翻身，不能参与重大研究项目，荒废了业务，而且连累子女上不了大学。现在总算改正了，在共产党下面参与政治，你要懂得急流勇退，免得重蹈覆辙啊。
其实钱穆反对钱伟长卷入政治是一贯的，包括当初促使钱伟长进入清华后由文史科转学理工科。钱伟长在他的自述中说他的“弃文从理”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受到了爱国情绪的激发，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在其他许多场合也都重复类似的说法。然而，他不曾提到在这件事上他四叔的意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荡口，还有不少见过伟长光屁股在河里洗澡的长辈和老人，笔者从他们那里听说的是，钱穆一直告诫侄儿，他们家庭没有什么背景，缺少社会关系，学习文史不易有好的出路，希望侄儿改学理工科，可以远离人事和政治，凭真本事立足于社会。可以推想，叔父的意见有相当的份量，对于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影响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他当初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钱穆对于钱伟长的批评只是点到为止，毕竟那是侄儿，他对于自己的子女就用不着那么欲言又止了。１９４９年的大江大海，把钱穆同留在大陆的三子二女隔开了三十二年，１９８０年，当他同五个子女中的四个在香港重逢时，《时代的悲剧》一文中回忆的以下一幕令人们印象深刻：“当晚在旅店吃过晚饭已经九点了，一家人聚在一起闲话家常。那知宾四正式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在座所有的人吓了一跳。他用手指着儿女们问‘你们谁是共产党？’他虽面带笑容，也使刚见面的儿女一时惊得不知所措。……四个子女迟疑了一下，还是老大钱拙先开了口。他说，‘当年以我们的家庭背景，怎么可能被允许入党呢？’我赶忙接着把话题扯开了……。”“宾四接着又问起十个孙辈的学名，听了儿女一一报上名字，显得很不开心。他说：这哪象是读书人家取的名字。”——显然，钱穆对于子女是否与受共产党“赤化”是很在乎的，连孙辈起的名字，想必带有那个时代的革命气息，也让他不快。那次钱穆和子女会面一星期，“前三天，宾四专一批评共产党思想阶级斗争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后三天，他对儿女一再重复讲伦理孝道的重要，要他们回去后多用功读孔子论语。并嘱他们各自好好教导自己的子女。我们的会亲，真像是天天在补课，而且是密集的方式。”——钱穆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业，也有若干得意的门生弟子，而自己的子女却没有一个传承他的学问和文化历史观，一定是他十分伤心的事。
让钱穆更加伤心的是，他的儿女没有对他说实话：钱穆回台湾后，从一位新亚校友的口中得知，他的三子钱逊，实际上是共产党员。钱夫人说：“儿子的实况，竟是从外人口里获知，以宾四的性格，他是难以承受这个事实的。从此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难解的心结。”其实，钱穆对此或许是有预感的，因为钱逊从小就是令他最不放心的儿子。早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十年代，钱穆在苏州的时候，钱逊还只是中学生，就曾去信苏联使馆索取书籍，被他发现后严厉训斥。在他同子女香港会面的时候，他被告知钱逊在清华大学教哲学。实际上，清华这样的工科大学当时是没有哲学系科的，也不大会有专讲哲学的教员，所谓“教哲学”，实际上就是给各系学生讲授政治课，就算是教哲学，也只能是马列主义哲学。如果钱穆熟悉一点大陆的国情，就会对儿子的共产党员身份猜出八九分。从儿子这方面来讲，这样告诉钱穆，无非是一个善意的“忽悠”，希望可以减少对反共老爸的思想冲击。而父亲这方面，却对此一直纠结于心，钱夫人说，钱穆向她表示，“当年父子思想异途，他独自流亡海外，儿子们以大义相责。当时国家天翻地覆，个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败，早已不在他心上，也无须作何解说。三十多年来，整个国家成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是非对错，事实已摆在了眼前。如今父子重得相见，做儿子的岂可对过去没有一句交待？……儿女们只谈大陆生活的改善，吃穿都比从前有进步，这更使他不耐。宾四说，知识分子见面不谈国家民族的前途，只谈现实的经济生活，国家要知识分子何用？做一个知识分子又有甚么意义呢？”
钱穆和他的子侄之间在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道路上的分歧，只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一个缩影。从晚清开始，受到对外战争一次次失败的刺激，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走上了激进化的道路，从中体西用到变法维新，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从科学民主到共产主义，一浪比一浪激进，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弃如蔽履。钱穆这样坚守中国传统的文人也随之越来越边缘化，被视为冥顽不灵的守旧分子。年轻一代人，甚至同代人，大多追逐时髦的西化甚至“苏联化”思潮，没有人理会儒学、传统文化这类无用的“古董”。子女同父母在政治信仰上异途，甚至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是上世纪后半叶司空见惯的现象。钱穆个人的遭遇，只是这大的时代悲剧之一例。笔者读钱穆夫人的这一段回忆，觉得钱穆在香港对子女“秋后算账”式的训话，是他在几十年中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所遭遇的寂寞、磨难和挫折积累起的感伤和激忿，在自己的子女面前，终于有了无需顾忌地一吐为快的机会。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回想起来，钱穆及其代表的传统派在１９４９年前虽然受到西化思潮的挤压，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还有一席之地，话语权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因为占主流地位的是胡适、傅斯年这样的“西化派”中的欧美派，他们毕竟是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熏陶，而且还保留着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君子风度。到了１９４９年后，“西化派”中的苏联派掌权，传统派的话语权，就成了有和无的问题。于是那些留在大陆的同事们，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多次提到的“芝生”和“锡予”，即冯友兰和汤用彤等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检讨，真心或者违心地否定自己过去受过的教育和学术主张，同胡适和他的思想划清界限，表示要学习和服赝马列主义。比较起来，钱穆在香港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但是经济上，却是过着流亡者的生活。新亚书院初创的时候，学生不足百人，教学、办公和师生住宿都挤在一栋楼的两层，夜里有的学生在楼顶上露宿，有的蜷卧楼梯上。那种困境，除了没有饿死，真的跟首阳上的伯夷、叔齐差不多。
此时，他的侄子钱伟长在北京却进入了他一生中风头最健的高峰期。他在《八十自述》中说，“从此一直到１９５７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包括：慰问志愿军伤病员，视察东北高教和厂矿修复工作，出席世界青年和平联合大会，参与宪法起草，出国访问缅甸和印度。他所担任职务，除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兼任科学院的学术秘书外，还兼任种类繁多的跟业务沾边或不沾边职务：如全国青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甚至还担任八杆子打不着的中缅友协会长。当然，这一切风光和忙碌，随着他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嘎然而止，从此走进长达二十多年的人生低谷，那一年他四十四岁。
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于自己在反右派运动中和运动后的遭遇，只有很简短的几句话带过：“我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３１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６月９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６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接着就是１９５７年６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进行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钱伟长在他的回忆里把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归结于教育思想方面的争论。同谁争论呢？他没有说。荡口的父老乡亲，乡下人见识短浅，有的说是无锡人钱伟长斗不过宜兴人蒋南翔，有的说是小户人家出身的人斗不过大户人家的少爷。替他叹息之余，不免也有埋怨：伟长吃亏就吃亏在一张嘴上——老一辈的人都知道钱伟长从小能说会道，得理不让人，有“铁嘴”的名声——要是他少说几句，要是他听得进阿叔宾四的话：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少问政治，多做学问，何至于会跌这么大的跟斗呵？
钱伟长的社会活动极多，尊敬他的人和讥刺他的人都称他为“万能科学家”，鸣放期间的言论也涵盖方方面面，包括主张理工合校，对全面学习苏联有保留，宣扬英美的大学教育等等。不过，依笔者“事后诸葛亮”的看法，以下这段话恐怕是他被打成右派的要害，这是刊载于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７日《人民日报》上的钱伟长发言：“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板板六十四”是我们家乡用来形容一个人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土话，别地方的人大多听不懂，居然也上了人民日报。这是“引蛇出洞”阶段，需要把他们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同所谓“教育思想方面的论争”比起来，这段话才真的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校务、系务由谁当家？助教和留学生的选拔、教师提级由谁说了算？显然，钱伟长觉得校务委员、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以及教授是有资格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当家做主”的，而实际上却插不上手，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钱伟长的这些怨言，从他本人的角度来说，是很自然的，他在自述中一再强调自己爱国和革命都不后于人：１９３１年“九一八”后，他为了救国而“弃文学理”；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中，他参加了各次抗日救亡大游行和示威活动，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后不久的１９４６年，他就回国参加了清华大学在北京的复校工作，比钱学森、郭永怀早回国近十年；在此后的国共内战期间，他就同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接触，在家中招待地下党人员；在国民党撤退时，反对清华大学跟随南迁，还代表清华大学护校斗争的师生到京郊解放区同入城工作组和解放军领导联络接管清华大学事宜。既然解放就是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自己又有这样一份光荣的经历，让他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舍我其谁？
他不知道，他的这些经历，在“另外一条线”的眼里，和蒋南翔的革命经历相比，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蒋南翔同钱伟长同年出生，而且可以算是同乡：宜兴同无锡是相邻的两个县，历史上都属于常州府、苏州专区，现在都划归无锡市管辖。蒋１９３２年入清华，比钱晚一年，如果不是钱伟长转学到物理系，他们还是中文系的前后届同学。然而蒋的革命资历确实不是钱能够比的。蒋南翔入学后第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当钱伟长在大学毕业后留校读研，并随清华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蒋南翔则在北平、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４１年，对两人都是关键的年份：钱考取庚款留学到了北美，蒋则到了延安。待到１９５０年他们在清华重逢，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海归教授，副教务长，自诩为“老清华”；一个是“另外一条线”上派到母校来的新校长。如此同学同乡之谊，为什么蒋要把钱打成右派呢？同是清华校友的韦君宜也纳闷，她在《思痛录》中问道：“（蒋南翔）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上面引述的钱伟长发言里：两个老同学，都要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至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４日，反击右派已经开始，《人民日报》刊登钱伟长的言论：“……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明白。”——实际上，两人的恩怨一直到死都没有说个明白。右派分子在文革后几乎全部改正，只是在中央保留几个人，以示反右运动的必要性，而钱伟长在清华却迟迟得不到改正，拖到八十年代才由胡耀邦干预得以改正。因为文革后的清华大学又成了“蒋管区”，钱伟长虽然得到改正也无法施展，只能带着破碎了的在清华当家作主的梦想，黯然离开了清华。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这位影响自己一生命运至深的学弟连一个字都不提。
当然，钱伟长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也不是用他同蒋南翔两人的个人恩怨就可以概括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黄万里教授和许多师生，甚至连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袁永熙也被定为右派，从党内清除出去。袁永熙的妻子陈琏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女儿，袁永熙夫妇都是抗战时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成员。父亲和女儿、女婿两代人走上政治上对立的异途，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又一例证。他们的结局比钱穆和他的家人要惨烈得多：陈布雷在１９４８年末，看到国民党政权失败之不可挽回，在南京自杀。女婿袁永熙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在政治压力下，陈琏与其离婚，子女也都随母姓，以划清界线。文革中陈琏因为家庭关系，加上曾有被捕后在父亲活动下被释放的历史问题而受到审查。１９６７年，不堪精神压力的陈琏在上海跳楼自杀，走上了她父亲十九年前的同一条黄泉路。
袁永熙为什么会被打为右派呢？据他的儿子陈必大回忆：“蒋（南翔）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和那些旧知识分子的关系变了。……解放前他们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的对象，不服气就要斗争，这没有什么其它道理可讲。‘政权意识’就是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这种发挥曾被认为是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袁永熙就是因为缺乏“政权意识”，拉不下情面，心慈手软，结果自己也成了右派。蒋南翔的水平就在于他对于政权——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核心利益”——有着高度的敏感。文革中清华造反派“井冈山”的“司令”蒯大富在这一点上看来是得了蒋校长的真传，他在一张别人的大字报上写下了如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段“蒯氏语录”使他一度受到毛泽东和江青的赏识，从而名扬天下。
不能说蒋南翔的看法毫无道理。当年那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确实不过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反对国民党，未必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失望，用我们荡口的另外一位乡贤王莘在“歌唱祖国”这首歌里写下的歌词来说，就是“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钱伟长，还有那位当年在无锡“于共军渡江有深望”，力劝钱穆留下来迎接解放军的钱孙卿先生，应该都属于这样的“独立自由派”，他们以期盼的心情迎接解放，无非是希望国家独立，人民自由，希望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知识分子或许还希望能够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结果，到１９５７年，钱伟长成了民主同盟的大右派。钱孙卿在新政权成立后担任过江苏省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到了１９５７年连同儿子都没有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就是在北平城外叮嘱钱伟长写信让钱穆留下来的老资格共产党员钱俊瑞，看来也只是党的同路人，他担任过最初的教育部的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当时的教育部长位子给了“民主人士”马叙伦。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国务院（当时称政务院）各部部长如果是民主人士的话，实际当家的是党组书记。所以，钱俊瑞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但是往后却官越做越小，不久就退到学术领域。老家的乡亲们都看出来了：毛主席不喜欢钱俊瑞。这位老教育部长虽然逃过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没有逃得过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浩劫，十年文革中被监禁了八年。
按说，蒋南翔对掌权、用权有如此高度的敏感和自觉性，同毛泽东、林彪的思想十分一致，应当在党内一帆风顺。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南翔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沦为被教育、被改造、被斗争的对象。这发生在他把钱伟长、黄万里、袁永熙以及一大批师生打成右派后不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当时的处境同钱伟长在１９５７年的处境颇有雷同：钱伟长当年以为校务委员会、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是应该当家做主的，但是“另外有一条线”，走在他们的前面把决定都做好了。眼下的蒋南翔，以为自己代表党在清华当家作主理所当然的时候，“另外有一条线”却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入手，揪出了“三家村”和邓拓，接着把彭真和整个北京市委一锅端。作为当年华北地下党的重要干部，彭真的老部下，蒋南翔毫无悬念地在一夜之间成为“黑帮分子”。这时，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告诉蒋南翔：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清华大学贯彻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当年加入的北平地下党是叛徒刘少奇领导下的“白区党”。有一度蒋南翔的党籍都成了问题，被认为是假党员。总而言之，不管在清华文革的什么时期，工作组时期也好，造反派掌权时期或工宣队军宣队掌权时期也好，他都是人人喊打的清华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比较起来，早成了“死老虎”的钱伟长虽然还是“反动学术权威”，由于毛泽东在“六厂二校经验”中的批示，得到了“一批二用”的待遇。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钱伟长有机会成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欧美——他在海外学界有一定的名声和广泛的关系，又曾被批判为“亲美”和“右派”，让他出国向世界展示知识分子在中国受到的良好待遇，显然比“仇美”的钱学森出国效果更好。荡口的乡亲们，看到他出国的报道，也庆幸他跌了跟斗总算还有出头之日。有一年，他写信回乡，说在某次国宴上吃到了家乡的银鱼，已经多年没有尝到这样的美味了。乡亲们赶紧买了几斤上好的银鱼，托进京的人给这位在外面闯了祸的游子带去。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的《八十自述》中对于他在１９８６年末发生的所谓“告密事件”中的作用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不提不等于不重要，笔者相信，这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包括他写自述的时候。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许良英、刘宾雁和方励之商量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他们联名写了一个开会的通知，散发给了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希望在来年以费用自理的方式在春节假期里开这么一个会议来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没有料到，两个月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并导致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以此为发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同时传达了邓小平在当年１２月３０日的讲话：“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于是，钱伟长、费孝通告密的传言就在社会上，尤其在士林中不胫而走。有的传言还说，钱伟长在告密的时候，还说了方励之的坏话，表示自己要同他划清界限，甚至还暗示上边要解决自己的职位问题。到了１９８７年３月，钱伟长在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似乎进一步坐实了他告密求荣的传言。
大概是因为不愿意用最坏的恶意推测这位乡贤，笔者对这些传言一直将信将疑。当事人方励之在钱伟长逝世之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署的那封信”，又进一步增加了我对钱伟长“告密”的疑惑。他在文中没有透露事件的真相，因为他有承诺不再提这件事，不过他在文中所有提到被告密三个字时都加了引号。这让笔者对这一事件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解——许、刘、方三人联名的那封信，是关于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倡议和通知，方先生说，信写成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显然他们在发信时不指望所有人都会响应和参加，并没有刻意保密。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是瞒不过当局的，尤其是收信人多是民主党派人士，而这些党派的高层，布满了有双重身份的党员。所以方先生颇有深意地给被告密三字加了引号，以表明在发起者方面来说，散发此信不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没有秘密可言，既然无密，何告之有？所谓“告密”，就像近年里“被增长”、“被就业”等等词汇中的“增长”、“就业”一样，是由有关部门制造出来的。实情或许是，钱伟长当时确实做了不甚妥当的事，但没想到有心人将这件事炒作为“告密”向社会上放风。
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件事：八十年代的人们刚从文革这场浩劫中走出来，回顾历史时发现，假如当年能够采纳１９５７年的右派分子的许多批评意见，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更不至于会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地步。右派分子在“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等文艺作品被赋予了坚持真理的“受难者”形象。像钱伟长、费孝通这样一些当年受到全国声讨的右派分子，从前的“历史污点”洗刷一清，而且转化成了民众和知识分子中的崇高声望，一时有成为知识界领袖之势，这显然是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当年钱伟长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争夺青年学生。他们禁演了另一部称颂右派分子的电影“苦恋”，期望可以阻止这种势头，却引起相反的效果。“被告密”事件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起到了一石两鸟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反右历史讨论会”这件令这些人难堪的事，另一方面，又使费、钱等前右派分子成了“告密者”，从道德高峰上跌落下来，让人们想起蒋南翔的话：“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他们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本来不是告密的事件，“被”整成了“告密”事件，自己在士林中的清誉毁于一旦，钱伟长的懊恼和无奈，是可以想象的。追悔莫及之余，他要设法把损害控制到最小程度，于是找到了与方励之同在中国科技大学的钱临照教授，“向他表示，恳请大家（学术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了’。”钱伟长算是找对了人，根据方先生的回忆，当年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因为自己在反右后的“准右派”身份无法发表，钱临照当时是《物理学报》副总编辑，替他换了一个假名使他的论文得以发表，为此钱临照在文革中还受到了追究。有方的恩师钱临照出面说项，钱伟长的恳请获得了方先生爽快的允诺。因此我们目前还不能得知这件事的真相，希望将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不致粉碎笔者对乡贤钱伟长的所有温情和敬意。值得一提的是，钱临照教授的父亲，正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位连夜给钱穆准备好铺盖，使他顺利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念书的小学体育老师。两件相隔八十年的事，钱伟长和他叔父两代人，在困境中竟有同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向他们伸出援手，历史的巧合如此，不能不使人惊异和慨叹。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老人去世后，在网上读到了他在八十岁那年写的《八十自述》一文。他的叔父钱穆在八十岁时写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在台湾发行。钱伟长到八十岁写自述，看来是仿效叔父的做法。
钱伟长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地方，那是一个钱氏家族聚居的地方，但是他在自述中说：“我４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荡口在七房桥以东五里路，现在有了公路，无锡、苏州的郊区公共车也就是一站路左右的距离。他在自述中回忆家乡的那些事，大多发生在荡口，这正是笔者出生的地方，所以，按中国传统规矩，我得称钱伟长是我的“乡贤”，虽然没有机会见过他的面。他关于早年家乡的回忆，加上他的叔父钱穆的回忆，让我对于自己出生前的一、二代人在家乡的生活状况和环境增长了不少见识，那是故乡已经远去和消失了的背影。
一，故乡的背影
荡口是以我们华姓人为主的集镇。我看到一份家族资料上说，在元末的各路汉人造反大军中，那一带属于张士诚的势力范围，等到洪武皇帝建立大明朝，我们华氏的祖先因为追随过张士诚的队伍，站错了队，受到惩罚——禁止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这事我们后代怨不得祖宗，谁叫你不幸错生在了那个地区呢？就像湖南、江西多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而浙江多历史反革命一样，历史的大潮卷过来，谁也不知道卷进了红潮还是黑潮，会被卷到哪里去。
任何时代都是一样，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都是先富起来的人，譬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款中多是下海经商的无业返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以至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祖先，大概也是这样，被朱洪武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只能从事当时社会的职业仕农工商之末流：酿酒和酱油的制造和销售。在后来的年代里，同执政者的愿望相反，荡口的商业繁荣起来，发展成一个方圆几十里农村的中心集镇，也出了一些大户人家和书香门第。这种状况，在我开始记事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残留：那时家乡还有若干酱油的作坊，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提到他的一位名叫华山的小学老师，五十年代还在世，他家就是开酱油作坊的，在镇上也算得上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另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碎或完整的坛坛罐罐，以至有些人家的围墙的顶部都是用这种剩余的酱油罐和酒坛子充当砖瓦砌起来的。
钱伟长号称是所谓“三钱”之一，三人都来自苏浙地区的钱氏宗族，据说都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们三人的家庭背景实际上非常悬殊。钱学森出生于杭州的丝绸富商之家，可谓出身“豪门”；钱三强则称得上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又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至于钱伟长，家境清贫，而且至少是“贫三代”，不折不扣的出身“寒门”。据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他们家“先前也阔过”，有良田十万亩，不过那是十八世祖宗时代的事。到钱伟长祖父这一辈，家里已经没有田产。他祖父体弱多病，不胜科举考试的艰难，只能在家乡设馆授徒，后来也作些管理宗族事务、给人家写状纸一类的事，大致说来，职业就是“塾师”和“讼师”。钱伟长的父亲名钱挚，字声一，短寿，生前一直是乡村小学教师。因此，钱伟长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说：“父亲中年３９岁早逝……，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钱伟长家无地无房，他父亲当乡村教师是一家收入的唯一来源，父亲一旦去世就断了生计，不过旧社会里发生了这样的事，似乎也不见得总是像“忆苦思甜”会上说的那样：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上面这段自述表明，当时那个社会里穷人也可能得到救济：一个名为华倩朔的人，曾是他父亲和叔父钱穆的小学教师，免费给钱家的孤儿寡母提供了住所。此人是我们镇上的名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人世，似乎还在中学里教点书，人人都尊称他“倩朔先生”。我那时刚开始识字，以为他名字叫“浅”，不懂为什么不管什么辈份的人都叫他“浅叔”还要外加“先生”。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在乡间流传，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一些：他在前清得过功名，曾经到广西、云南一带做过县官，还从那边带了一个夫人回来，被家乡人称为“广太”。流传最多的是他慷慨助人的故事。有一则说，某陌生人急需用钱向他告借，他听了后说：“我手上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借给你，你去某处把我的旧房拆了，砖瓦木料可以换些钱，够救你的急了。”
倩朔先生不仅有视钱财如浮云的古代侠士之风，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这样记载这位老师：“唱歌先生华倩朔师，名振，初字树田，荡口镇人，尤为一校师生共仰之中心……倩朔师曾游学于日本，美丰姿，和易近人，喜诙谐，每以东方朔曼倩自拟，故改号倩朔。……师擅书法，亦能绘事，并能吟诗填词。……曾编写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书畅销全国，历一二十年不衰。书中歌词，皆由师自撰。尤有名者，为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顺便说一句，也是去年逝世的画家华君武虽然出生于杭州，他的祖居也在倩朔先生居住的黄石弄里，两家可能有相当近的亲族关系。
除了华倩朔的慷慨相助，钱家的孤寡还得到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的救济粮，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所需。所谓“义庄”，实际上就是一种家族内互助的社会慈善组织，在我们家乡一带很普遍，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义庄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有很多地名如“老义庄场”、“新义庄”、“襄义庄”等等，门前往往是粮船靠岸的码头和宽阔平整的砖石铺的晒谷场，还见证着它们曾经的风光。年轻的时候没有细究，这些年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它们的来历。原来它们起源于北宋范仲淹的——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制度创新”，这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的政治家借鉴佛教寺庙的庙产概念，用在宗族祠堂，就是由宗族里富有的家族捐出部分土地作为宗族的公产，用这些土地出租或其他方式经营得来的收入接济宗族内的贫困户，一般是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孤寡老弱，有的还划出一定的份额，专门补助宗族内子弟的学习和赴考的费用。大概因为范仲淹是苏州人，所以义庄在苏州府所辖地区十分普及，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为了鼓励这种“非政府慈善机构”，专门通令给予嘉奖和保护，禁止宗族公产的转让。在这种政策倾斜鼓励下，义庄的公产只可增不许减，规模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资料说，我们荡口华家的老义庄曾经拥有几千亩土地，被称为“江南第一义庄”，其他姓氏的宗族也有或大或小的义庄。
钱伟长的祖父和父亲都早逝，其家庭两代人都受惠于义庄的救济。钱穆在他的《八十忆双亲》中说，他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二岁，他的大哥（即钱伟长之父）也不过十八岁，他们依例在钱氏怀海义庄领取抚恤。他记得，在他父亲去世的当年除夕“午后，先兄去七房桥领取义庄钱米，……余一人独坐大门槛上，守候先兄，久久不见其归。”情景虽然凄凉，但是同族人的帮助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直到几年后他的大哥在常州府中学堂师范班毕业有了收入为止。
可见，百年前的故乡，已然有了“集体所有”的公产——虽然那是属于同姓的宗族，有了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有守护传统道德的士绅，做着扶弱济贫的善事。读者今天读到钱穆、钱伟长叔侄的回忆中那些在困境中受到救助的文字，也会同作者一样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像这样温情的文字在他们的回忆中还有许多。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讲到他进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的经历，也同样感人——光绪末年（１９０８年），他和兄长在荡口的小学读书，其兄在四年级毕业班，他还在三年级，当时常州府中学堂刚创始，他因为从小聪颖，受到老师鼓励，跳级随兄长和其他毕业班同学一起前往报考，起初别人都录取了，他本人未被录取，过了十来天，就在他大哥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上学的前夕，他就读的小学得到通知说他本人也被录取了，他的体育老师钱伯圭连夜赶到他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并且跟他的大哥讲：“今夜即速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随众行。至于床上枕被铺盖，我已代为筹措，明晨当径送船上，勿再操心。”因为“伯圭师知余家贫，仓促间不易办此一大事也。”——体育老师连上学的铺盖都替他准备好了。上路的那天，学校的校主，我们镇上的首富，还专门派管家把他们护送到无锡的火车上。这类“感动中国”的事情，是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一直绵延不绝的。并不是到了“新社会”才有的新生事物。
如果说，他们幼年在家乡得到的救助出自于宗族和乡亲的关系，那么随着他们学业的升级，得到的资助来源也就更为广阔。钱穆的大哥在常州读一年师范即毕业，回到家乡办学，因为有了职业和收入，“先母即令先兄不再领怀海义庄之抚恤。”但是刚刚开始工作的大哥，薪水微薄，生活反而不如从前领取救济粮米的时候，钱穆在常州读书难以为继，这时荡口小学里的旧师长，“为余申请得无锡县城中某恤孤会之奖学金，得不辍学。”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钱伟长身上，他在《八十自述》中说：“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 可见当时的慈善助学事业，已经超越宗族的界限，而开始有惠及全社会的组织。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慈善组织的帮助，钱穆和钱伟长不会有他们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国就会少了一位国学大师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钱氏叔侄在他们回忆中叙述的故乡社会风情，几乎没有提到过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印证了近年有些学者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重新发现”：那是一个还保留着几千年文明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政府管治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是以士绅和宗族为主导的自治社会。例如，钱穆回忆里讲到他的父亲在世时因为钱氏义庄发放救济的不公，同他的同族长辈打官司，乡下没有政府的代表，双方要坐船到无锡城里的衙门去对簿公堂。那时的社会，当然不是莺歌燕舞，有贫富不均，宗族争斗，天灾人祸，百姓也有当时常见的吸毒、纳妾等陋习——钱穆就不讳言自己父亲长期抽食鸦片。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不少值得肯定的传统和习俗，如前文所述的乐善好施，鼓励年轻人读书。而且，人与人交往讲究诚信，如钱穆回忆里讲：“先父在时，向镇上各店铺购买货物，例不付款，待年终清结。先父卒后，……一日，上街购酱油，先母令携钱往，随购随付。店铺中人不受。余坚欲付，铺中人坚不纳。谓：‘汝家例可记账，何急为。’不得已，携钱归。其他店铺亦然。……及岁除，镇上各店铺派人四出收账，例先赴四乡，镇上又分区分家，认为最可靠者最后至。余家必在午夜后，亦有黎明始到者。……先母必令先兄及余坐守，不愿闭门有拖欠。”可见，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们靠救济生活，但是店家并不歧视“弱势群体”，仍然坚持以前的做法，接受他们的赊账，而他们也坚持年终将赊账结清。这样一种买卖双方的诚信，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靠传统道德维系。假如今天的中国哪怕还保留一点点这样的诚信，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民工讨薪悲剧发生了。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全书最前面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里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的一生信念，无疑同他早年在家乡的个人感受有很大关系，他要用一生的研究来报答和弘扬使他感受到人间温情的中国传统社会。今天来看，中国历史中这些有正面意义的传统，本来确实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演变成为新社会中的积极因素的。即使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义庄，也有着“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可能演化为惠及整个社区的民间慈善组织。须知，钱穆和钱伟长在荡口就读的小学，本来是华家有钱人开设的私塾，只招收华姓子弟入学，但是在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它也与时俱进，成了向四乡所有学童开放的新式学堂，钱穆进入那所小学的时候是刚废除科举的１９０５年，差不多是第一届的学生，从他的回忆中，我们看不到校方对外姓人有什么歧视。宗族办的私塾平稳地演化为新式学堂，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宗族固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有教无类”也是从孔子开始一直坚持的原则。同样的理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思想在中国也是自古以来深入士大夫人心的普世价值，由不同宗族的义庄联合起来，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对全社区开放的非政府慈善组织，相信也不会遇到大的阻力。可惜，在随后的新社会里，义庄和乡村士绅一起被当作“封建残余”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政权推行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际上是消灭中国民间社会自治的运动，使得政权从中央一直延伸到乡村和每家每户，实行了一种没有民间社会的政府包办主义，和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完全南辕北辙。六十年后的今天，才有人出来想起来要重建民间社会，假如当年能把传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公益因素保留下来，今天的重建任务就不必从零开始。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像笔者一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人们，读钱氏叔侄的回忆，会觉得他们叙述的旧社会，同当年教科书里和文艺作品中灌输的旧社会形象完全不同。当时的书报刊物、文艺演出里提到旧社会，不管是前清还是民国时期，用“万恶”二字就可以概括。旧社会就是黄世仁向杨白劳逼债，还不了债的就要用女儿抵债，就要进刘文彩的水牢。旧社会里的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南霸天一类的地富反坏，旧社会的“成功人士”都是为富不仁，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在旧社会经历的青少年，应该是清白的，但是，如果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一定要认识自己家庭的剥削本质，如果流露出有丝毫认为自己父母靠勤俭起家的想法，就会有教师、辅导员和同学来帮助你提高认识，直到你承认“乌鸦没有不黑的，起家没有不靠剥削的”。即使是出身于职员、小业主一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也要检查唯利是图、斤斤计较、革命动摇性之类的家庭烙印。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就有几位这样的领导人，成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信他们当年在学校争取入团、入党时，这类思想汇报一定没有少写。可想而知，对“旧社会”缺少亲身的体验的青少年，在这样的妖魔化教育下成长起来，会对那个时代和来自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有什么样的印象。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里，这样写道：１９６２年，她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们。“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
其实，旧社会里先富起来的人中，像周扒皮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正如旧社会的贫苦农民中也有少数流氓地痞一样。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只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艺术形象。据罗点点说，她的姥爷、姥姥这样的地主分子，“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鱼肉乡里的事情，甚至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作出过不少的贡献。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像罗瑞卿夫妇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也很多，例如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姐姐浦代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无悔的岁月》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浦在廷——也就是邓小平的岳丈——的发家史：浦在廷是驰名全国的云南宣威火腿公司的创办人，从茶马古道上的赶马人白手起家，他“一无经验，二无川资，靠的只是一股子拧劲和一身的力气，跟在别人的马队后面当脚夫。他不怕吃苦，敢作敢为，遇事又颇有心计，不久就在同行当中显露了头角。他攒了一些钱，购置了自己的马匹。”当年的阶级教育是“为富者一定不仁”，但是当年为了抗日和姐妹一起奔赴延安的浦代英却说：“我知道父亲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还是在跑马帮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慷慨大方的个性。……左邻右舍的有了什么急难事，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解囊予以帮助，哪怕当时他自己也正拮据。父亲为人正直，同情弱小，尤其热衷于从事公益事业。他做生意有一定的积蓄之后，时刻不忘父老乡亲。据县志记载，由他捐资修建的石桥就不下三座……。为了改造县城的街道，他还和徐东源等人一道，发动捐资，修成了城内西、北两街，上下堡大街和西门横街。”
可惜，浦代英这些话是在文革过去了二十年之久才讲的。罗点点对自己姥爷、姥姥在旧社会的真实生活的了解也是她母亲在文革之后才告诉她的。在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罗瑞卿都是妖魔化“旧社会”的所谓“阶级斗争教育”的领导者。位子更高的周恩来，也是最经常提到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领导人，假如当年有人斗胆问他：你的父辈祖辈人究竟干了哪些欺男霸女、丧尽天良的事情？相信他也回答不上来。然而，这些“新中国”的执政者，为了证明他们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故意把“旧社会”的真相隐去，在周恩来为实际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里，他们这样来描写旧社会：“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他们心里明知自己的父母就不是黄世仁、周扒皮这样的人，却一定要让全中国的青少年们接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教。结果就是像罗点点说的那样，她把自己的姥爷和姥姥也当成了周扒皮。所以当文革来临的时候，红卫兵拷打她的姥姥，她只是“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心都少得可怜。”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和这些红卫兵都是吸着同样的乳汁长大的。文革以后，痛定思痛的人们常常会问：那些平时温良恭谦让的女子中学学生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把自己的校长和老师活活打死的暴徒？罗点点的自述至少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钱伟长的自述回忆了他在１９４８、４９年间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他当时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入城工作组的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８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３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３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孔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这里的“四叔”，即是钱穆，实际上钱穆在家里行二，但是因为叔伯堂兄弟联合排行为四，所以取字“宾四”，钱伟长叫他四叔。钱伟长少年丧父，读中学时一直跟随着钱穆，叔侄二人情同父子。可是在对待“解放”的态度方面，两人完全背道而驰。当时钱穆在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创办的无锡江南大学任教，钱伟长是否遵照钱俊瑞的叮嘱给叔父写了劝留的信，钱穆是否收到了这封信，我们无从了解。不过，据钱穆在《师友杂忆》里说，他在看到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后，“决意暂避。时共党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这个“族叔孙卿”名钱基厚，是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字子泉）的孪生兄弟，也是无锡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钱穆没有听取荣家和钱孙卿的劝告，还是离开了无锡，南下到广州，并最后出境到了香港。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国共两党对于争取学者教授、社会贤达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国民党方面曾派飞机到即将失守的北平“抢救学人”，但没有多大成果，据钱伟长回忆，“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学校里只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２６９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共产党方面则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劝他们留下来迎接解放，有些重点的知名人士则由地下党采取特殊的措施保护他们免受国民党胁迫和危害。不过钱穆的回忆中没有提到任何两党高层人士对他的关照，他似乎不在任何一党的重要人士的名单上。从国民党方面来说，主导安排学者随国民政府撤退的是朱家骅、傅斯年这样的“海归”，拥有西方名牌大学的学位，像钱穆这样连大学学历都没有的自学成材者，在他们眼中似乎还不够份量。１９４８年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里就没有钱穆，或许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和左倾人士的眼里，钱穆则是一个坚持孔孟之道的守旧分子，据钱穆回忆，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钱穆对陈寅恪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诸笔墨而已。”显然，他不会是共产党高层想要花力气争取的对象。看来，钱俊瑞对于钱伟长的叮嘱，更多是出于他个人对老师礼貌性的问候。
如此看来，１９４９年的钱穆像一叶小舟混在南来北往的茫茫人海中，无人问津。那么，为什么到了１９４９年８月，毛泽东要在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钱穆同胡适、傅斯年一起归入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去呢？他做了什么事让毛泽东如此愤怒呢？我们没有毛泽东或他的笔杆子起草该文时的内部资料。不过，钱穆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他在那年春天的一番谈话，或许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败退广州，刚出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会晤追随国民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人，或许因为阎锡山本人一向崇尚儒家学说，钱穆刚好应聘到广州华侨大学，无党无派的他也一起被请了去。钱穆在会上即席发言，说抗战时军队在前方保卫后方的知识分子，现在军队溃败，“恐不可恃。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这些话分明是在替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以图东山再起。在毛泽东的眼里，尤其可恶的是，那些深受党国恩泽的名教授，如国民党员朱光潜、冯友兰等都决定留下同新政权合作，偏偏这个“党不疼国不爱”的钱穆，不识时务，自己跳出来像伯夷、叔齐一样要替旧政权守节。在接下来的另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里，毛泽东好像余怒未消，已经作古数千年、没有招他惹他的伯夷也受到株连，被骂成了“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
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而且是同胡适、傅斯年绑在一起，大概是钱穆自己也没有料到的。１９５０年秋，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钱穆这样写道：“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了我的头上。”这确实有点历史的误会。钱穆不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物。他说，抗战前“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胡适为校长，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他们没有给钱穆发聘请函。而钱穆本人也不愿意去，他说：“倘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最后，他挑了一个私人新办的无锡江南大学，希望远离政治中心，安静地做自己的学问。至于说到同国民党的关系，钱穆比胡适、傅斯年要疏远得多，他一直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担任行政职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胡、傅二人后来一直是台湾的学界领袖和文化班头，而钱穆在香港一留十几年，始终以办学为生，直到从中文大学退休，而且大陆文革动乱开始后才迁居台湾，此时傅斯年和胡适已经先后离世。
事实上，钱穆的若干学术观点也同国民党的正统教义相悖。例如他在抗战期间写的《国史大纲》书稿，将太平天国一律称为“洪杨之乱”，当时国民政府的审查机构也是“凡是派”，要求他改为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得到过孙中山肯定的。钱穆对此抗辩道：“中山先生排除满清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信奉“必也正名乎”的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必须正名为“洪杨之乱”，在这件事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我们知道，被毛泽东在反右时捆绑在一起批判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实际上是民盟里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同样，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等人也在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等方面有诸多分歧。他曾这样评说胡适等人：“而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大学内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钱穆的这些论述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尽管不为国民党所看重，却仍然要给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广州政府进言，而且决定离开大陆。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比全盘西化还要不能接受的“苏联化”，新中国所尊的共产主义，同“洪杨之乱”尊的耶稣，一样都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他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等以及他们的西化主张，是为后来的“苏联化”开通了道路，也是有历史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批判钱穆也不算误会，因为钱穆的反共与其说是出于政治立场，不如说是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历史观。
话说回来，钱穆对共产党政权的看法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绝对，他当时到香港而不去台湾，也有驻足观望的意思，他在回忆中说，“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所以他想看一看中共有没有“开国气象”。然而新政权外交上的“一边倒”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运动，证实了他对中国“苏联化”的担忧：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他以前的同事、友人都作了自我否定或者受到批判斗争。１９５７年，在他培养下长大的侄子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在全国报刊上受到声讨。１９５９年开始的大饥荒期间，大量饥民逃港，香港居民纷纷给国内邮寄白糖、猪油一类的食品解救他们的亲属；钱穆的小兄弟钱文——人称“起八先生”——当时在家乡荡口，也收到了兄长从香港寄来的包裹和港币，是我们镇上少数有“外汇券”的人，持这种外汇券可以到无锡城里“侨汇商店”购买一般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可惜起八先生当时失业在家，只能拿外汇券跟别人换了人民币维持起码的生活。据钱伟长回忆，他的这位“八叔”以前经常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就在那几年得了浮肿病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去世。到了１９６６年，文化革命开始，曲阜孔府、孔庙、孔林受到红卫兵的毁坏，这在钱穆这样的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学人看来简直就是“亡天下”的征兆。痛心疾首的他一直到死都把１９４９年的解放“正名”为“赤化”，而且誓言“赤祸”不除，决不回乡。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当时新政权曾在香港争取那些观望的旧政权军政人员和社会名流，１９５５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的回归就是他们工作成功的例子。钱穆大概也在统战部门的视野之内。１９５０年，他尊敬的老师吕思勉曾写信劝他回归，在回信中，钱穆说：“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由于他对于中共政权的这种决绝态度，他至死没有再踏上故土一步。这就使他和家庭亲属长期相隔两地，发生了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一样的故事。
“左倾教授”钱伟长同他叔叔在１９４９年分道扬镳，一直到１９８１年才在香港有机会重逢。据钱穆的夫人钱胡美琦在钱穆去世后所撰《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一文回忆，那一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其前身为钱穆所创办的新亚书院——邀请钱伟长到该校“新亚学术讲座”作讲演。钱穆夫妇从台湾赴香港，使叔侄二人在分别三十多年后相聚。此后两人又相见了几次，在这几次见面中，免不了相互诉说离别之情以及钱伟长向他叔父介绍家乡故人的变迁。除此之外，钱穆每一次见面都叮嘱侄儿远离政治。１９８３年，钱伟长带同夫人孔祥瑛到香港讲学，钱穆夫妇也为纪念中文大学成立二十周年而在香港。据钱胡美琦在《时代的悲剧》中回忆，双方见面时，钱穆“当面叫祥瑛要多照顾好伟长，少问政治，把精力多放在学术教育上。以后我和祥瑛通信，宾四总是嘱我在信上写这几句话。有一年，我因事赴港，正巧伟长同时也要赴港开会。……动身前，我问宾四有什么话要带给伟长，他还是这几句，只加一句‘要多听太太劝告’。伟长年龄比我大一截，我十分为难。但伟长脾气好，不论宾四把这话重复多少遍，他从不生气。只解释说，两岸的社会情况不同，他会有分寸的。”——显然，钱穆对于侄儿热衷政治是很不以为然的，他的反复叮嘱实际上是一种批评，言外之意大概是：当年你被打成右派，二十年不能翻身，不能参与重大研究项目，荒废了业务，而且连累子女上不了大学。现在总算改正了，在共产党下面参与政治，你要懂得急流勇退，免得重蹈覆辙啊。
其实钱穆反对钱伟长卷入政治是一贯的，包括当初促使钱伟长进入清华后由文史科转学理工科。钱伟长在他的自述中说他的“弃文从理”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受到了爱国情绪的激发，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在其他许多场合也都重复类似的说法。然而，他不曾提到在这件事上他四叔的意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荡口，还有不少见过伟长光屁股在河里洗澡的长辈和老人，笔者从他们那里听说的是，钱穆一直告诫侄儿，他们家庭没有什么背景，缺少社会关系，学习文史不易有好的出路，希望侄儿改学理工科，可以远离人事和政治，凭真本事立足于社会。可以推想，叔父的意见有相当的份量，对于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影响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他当初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钱穆对于钱伟长的批评只是点到为止，毕竟那是侄儿，他对于自己的子女就用不着那么欲言又止了。１９４９年的大江大海，把钱穆同留在大陆的三子二女隔开了三十二年，１９８０年，当他同五个子女中的四个在香港重逢时，《时代的悲剧》一文中回忆的以下一幕令人们印象深刻：“当晚在旅店吃过晚饭已经九点了，一家人聚在一起闲话家常。那知宾四正式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在座所有的人吓了一跳。他用手指着儿女们问‘你们谁是共产党？’他虽面带笑容，也使刚见面的儿女一时惊得不知所措。……四个子女迟疑了一下，还是老大钱拙先开了口。他说，‘当年以我们的家庭背景，怎么可能被允许入党呢？’我赶忙接着把话题扯开了……。”“宾四接着又问起十个孙辈的学名，听了儿女一一报上名字，显得很不开心。他说：这哪象是读书人家取的名字。”——显然，钱穆对于子女是否与受共产党“赤化”是很在乎的，连孙辈起的名字，想必带有那个时代的革命气息，也让他不快。那次钱穆和子女会面一星期，“前三天，宾四专一批评共产党思想阶级斗争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后三天，他对儿女一再重复讲伦理孝道的重要，要他们回去后多用功读孔子论语。并嘱他们各自好好教导自己的子女。我们的会亲，真像是天天在补课，而且是密集的方式。”——钱穆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业，也有若干得意的门生弟子，而自己的子女却没有一个传承他的学问和文化历史观，一定是他十分伤心的事。
让钱穆更加伤心的是，他的儿女没有对他说实话：钱穆回台湾后，从一位新亚校友的口中得知，他的三子钱逊，实际上是共产党员。钱夫人说：“儿子的实况，竟是从外人口里获知，以宾四的性格，他是难以承受这个事实的。从此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难解的心结。”其实，钱穆对此或许是有预感的，因为钱逊从小就是令他最不放心的儿子。早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十年代，钱穆在苏州的时候，钱逊还只是中学生，就曾去信苏联使馆索取书籍，被他发现后严厉训斥。在他同子女香港会面的时候，他被告知钱逊在清华大学教哲学。实际上，清华这样的工科大学当时是没有哲学系科的，也不大会有专讲哲学的教员，所谓“教哲学”，实际上就是给各系学生讲授政治课，就算是教哲学，也只能是马列主义哲学。如果钱穆熟悉一点大陆的国情，就会对儿子的共产党员身份猜出八九分。从儿子这方面来讲，这样告诉钱穆，无非是一个善意的“忽悠”，希望可以减少对反共老爸的思想冲击。而父亲这方面，却对此一直纠结于心，钱夫人说，钱穆向她表示，“当年父子思想异途，他独自流亡海外，儿子们以大义相责。当时国家天翻地覆，个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败，早已不在他心上，也无须作何解说。三十多年来，整个国家成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是非对错，事实已摆在了眼前。如今父子重得相见，做儿子的岂可对过去没有一句交待？……儿女们只谈大陆生活的改善，吃穿都比从前有进步，这更使他不耐。宾四说，知识分子见面不谈国家民族的前途，只谈现实的经济生活，国家要知识分子何用？做一个知识分子又有甚么意义呢？”
钱穆和他的子侄之间在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道路上的分歧，只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一个缩影。从晚清开始，受到对外战争一次次失败的刺激，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走上了激进化的道路，从中体西用到变法维新，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从科学民主到共产主义，一浪比一浪激进，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弃如蔽履。钱穆这样坚守中国传统的文人也随之越来越边缘化，被视为冥顽不灵的守旧分子。年轻一代人，甚至同代人，大多追逐时髦的西化甚至“苏联化”思潮，没有人理会儒学、传统文化这类无用的“古董”。子女同父母在政治信仰上异途，甚至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是上世纪后半叶司空见惯的现象。钱穆个人的遭遇，只是这大的时代悲剧之一例。笔者读钱穆夫人的这一段回忆，觉得钱穆在香港对子女“秋后算账”式的训话，是他在几十年中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所遭遇的寂寞、磨难和挫折积累起的感伤和激忿，在自己的子女面前，终于有了无需顾忌地一吐为快的机会。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回想起来，钱穆及其代表的传统派在１９４９年前虽然受到西化思潮的挤压，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还有一席之地，话语权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因为占主流地位的是胡适、傅斯年这样的“西化派”中的欧美派，他们毕竟是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熏陶，而且还保留着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君子风度。到了１９４９年后，“西化派”中的苏联派掌权，传统派的话语权，就成了有和无的问题。于是那些留在大陆的同事们，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多次提到的“芝生”和“锡予”，即冯友兰和汤用彤等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检讨，真心或者违心地否定自己过去受过的教育和学术主张，同胡适和他的思想划清界限，表示要学习和服赝马列主义。比较起来，钱穆在香港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但是经济上，却是过着流亡者的生活。新亚书院初创的时候，学生不足百人，教学、办公和师生住宿都挤在一栋楼的两层，夜里有的学生在楼顶上露宿，有的蜷卧楼梯上。那种困境，除了没有饿死，真的跟首阳上的伯夷、叔齐差不多。
此时，他的侄子钱伟长在北京却进入了他一生中风头最健的高峰期。他在《八十自述》中说，“从此一直到１９５７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包括：慰问志愿军伤病员，视察东北高教和厂矿修复工作，出席世界青年和平联合大会，参与宪法起草，出国访问缅甸和印度。他所担任职务，除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兼任科学院的学术秘书外，还兼任种类繁多的跟业务沾边或不沾边职务：如全国青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甚至还担任八杆子打不着的中缅友协会长。当然，这一切风光和忙碌，随着他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嘎然而止，从此走进长达二十多年的人生低谷，那一年他四十四岁。
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于自己在反右派运动中和运动后的遭遇，只有很简短的几句话带过：“我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３１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６月９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６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接着就是１９５７年６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进行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钱伟长在他的回忆里把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归结于教育思想方面的争论。同谁争论呢？他没有说。荡口的父老乡亲，乡下人见识短浅，有的说是无锡人钱伟长斗不过宜兴人蒋南翔，有的说是小户人家出身的人斗不过大户人家的少爷。替他叹息之余，不免也有埋怨：伟长吃亏就吃亏在一张嘴上——老一辈的人都知道钱伟长从小能说会道，得理不让人，有“铁嘴”的名声——要是他少说几句，要是他听得进阿叔宾四的话：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少问政治，多做学问，何至于会跌这么大的跟斗呵？
钱伟长的社会活动极多，尊敬他的人和讥刺他的人都称他为“万能科学家”，鸣放期间的言论也涵盖方方面面，包括主张理工合校，对全面学习苏联有保留，宣扬英美的大学教育等等。不过，依笔者“事后诸葛亮”的看法，以下这段话恐怕是他被打成右派的要害，这是刊载于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７日《人民日报》上的钱伟长发言：“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板板六十四”是我们家乡用来形容一个人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土话，别地方的人大多听不懂，居然也上了人民日报。这是“引蛇出洞”阶段，需要把他们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同所谓“教育思想方面的论争”比起来，这段话才真的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校务、系务由谁当家？助教和留学生的选拔、教师提级由谁说了算？显然，钱伟长觉得校务委员、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以及教授是有资格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当家做主”的，而实际上却插不上手，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钱伟长的这些怨言，从他本人的角度来说，是很自然的，他在自述中一再强调自己爱国和革命都不后于人：１９３１年“九一八”后，他为了救国而“弃文学理”；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中，他参加了各次抗日救亡大游行和示威活动，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后不久的１９４６年，他就回国参加了清华大学在北京的复校工作，比钱学森、郭永怀早回国近十年；在此后的国共内战期间，他就同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接触，在家中招待地下党人员；在国民党撤退时，反对清华大学跟随南迁，还代表清华大学护校斗争的师生到京郊解放区同入城工作组和解放军领导联络接管清华大学事宜。既然解放就是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自己又有这样一份光荣的经历，让他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舍我其谁？
他不知道，他的这些经历，在“另外一条线”的眼里，和蒋南翔的革命经历相比，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蒋南翔同钱伟长同年出生，而且可以算是同乡：宜兴同无锡是相邻的两个县，历史上都属于常州府、苏州专区，现在都划归无锡市管辖。蒋１９３２年入清华，比钱晚一年，如果不是钱伟长转学到物理系，他们还是中文系的前后届同学。然而蒋的革命资历确实不是钱能够比的。蒋南翔入学后第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当钱伟长在大学毕业后留校读研，并随清华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蒋南翔则在北平、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４１年，对两人都是关键的年份：钱考取庚款留学到了北美，蒋则到了延安。待到１９５０年他们在清华重逢，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海归教授，副教务长，自诩为“老清华”；一个是“另外一条线”上派到母校来的新校长。如此同学同乡之谊，为什么蒋要把钱打成右派呢？同是清华校友的韦君宜也纳闷，她在《思痛录》中问道：“（蒋南翔）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上面引述的钱伟长发言里：两个老同学，都要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至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４日，反击右派已经开始，《人民日报》刊登钱伟长的言论：“……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明白。”——实际上，两人的恩怨一直到死都没有说个明白。右派分子在文革后几乎全部改正，只是在中央保留几个人，以示反右运动的必要性，而钱伟长在清华却迟迟得不到改正，拖到八十年代才由胡耀邦干预得以改正。因为文革后的清华大学又成了“蒋管区”，钱伟长虽然得到改正也无法施展，只能带着破碎了的在清华当家作主的梦想，黯然离开了清华。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这位影响自己一生命运至深的学弟连一个字都不提。
当然，钱伟长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也不是用他同蒋南翔两人的个人恩怨就可以概括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黄万里教授和许多师生，甚至连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袁永熙也被定为右派，从党内清除出去。袁永熙的妻子陈琏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女儿，袁永熙夫妇都是抗战时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成员。父亲和女儿、女婿两代人走上政治上对立的异途，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又一例证。他们的结局比钱穆和他的家人要惨烈得多：陈布雷在１９４８年末，看到国民党政权失败之不可挽回，在南京自杀。女婿袁永熙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在政治压力下，陈琏与其离婚，子女也都随母姓，以划清界线。文革中陈琏因为家庭关系，加上曾有被捕后在父亲活动下被释放的历史问题而受到审查。１９６７年，不堪精神压力的陈琏在上海跳楼自杀，走上了她父亲十九年前的同一条黄泉路。
袁永熙为什么会被打为右派呢？据他的儿子陈必大回忆：“蒋（南翔）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和那些旧知识分子的关系变了。……解放前他们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的对象，不服气就要斗争，这没有什么其它道理可讲。‘政权意识’就是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这种发挥曾被认为是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袁永熙就是因为缺乏“政权意识”，拉不下情面，心慈手软，结果自己也成了右派。蒋南翔的水平就在于他对于政权——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核心利益”——有着高度的敏感。文革中清华造反派“井冈山”的“司令”蒯大富在这一点上看来是得了蒋校长的真传，他在一张别人的大字报上写下了如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段“蒯氏语录”使他一度受到毛泽东和江青的赏识，从而名扬天下。
不能说蒋南翔的看法毫无道理。当年那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确实不过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反对国民党，未必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失望，用我们荡口的另外一位乡贤王莘在“歌唱祖国”这首歌里写下的歌词来说，就是“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钱伟长，还有那位当年在无锡“于共军渡江有深望”，力劝钱穆留下来迎接解放军的钱孙卿先生，应该都属于这样的“独立自由派”，他们以期盼的心情迎接解放，无非是希望国家独立，人民自由，希望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知识分子或许还希望能够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结果，到１９５７年，钱伟长成了民主同盟的大右派。钱孙卿在新政权成立后担任过江苏省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到了１９５７年连同儿子都没有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就是在北平城外叮嘱钱伟长写信让钱穆留下来的老资格共产党员钱俊瑞，看来也只是党的同路人，他担任过最初的教育部的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当时的教育部长位子给了“民主人士”马叙伦。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国务院（当时称政务院）各部部长如果是民主人士的话，实际当家的是党组书记。所以，钱俊瑞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但是往后却官越做越小，不久就退到学术领域。老家的乡亲们都看出来了：毛主席不喜欢钱俊瑞。这位老教育部长虽然逃过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没有逃得过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浩劫，十年文革中被监禁了八年。
按说，蒋南翔对掌权、用权有如此高度的敏感和自觉性，同毛泽东、林彪的思想十分一致，应当在党内一帆风顺。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南翔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沦为被教育、被改造、被斗争的对象。这发生在他把钱伟长、黄万里、袁永熙以及一大批师生打成右派后不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当时的处境同钱伟长在１９５７年的处境颇有雷同：钱伟长当年以为校务委员会、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是应该当家做主的，但是“另外有一条线”，走在他们的前面把决定都做好了。眼下的蒋南翔，以为自己代表党在清华当家作主理所当然的时候，“另外有一条线”却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入手，揪出了“三家村”和邓拓，接着把彭真和整个北京市委一锅端。作为当年华北地下党的重要干部，彭真的老部下，蒋南翔毫无悬念地在一夜之间成为“黑帮分子”。这时，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告诉蒋南翔：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清华大学贯彻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当年加入的北平地下党是叛徒刘少奇领导下的“白区党”。有一度蒋南翔的党籍都成了问题，被认为是假党员。总而言之，不管在清华文革的什么时期，工作组时期也好，造反派掌权时期或工宣队军宣队掌权时期也好，他都是人人喊打的清华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比较起来，早成了“死老虎”的钱伟长虽然还是“反动学术权威”，由于毛泽东在“六厂二校经验”中的批示，得到了“一批二用”的待遇。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钱伟长有机会成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欧美——他在海外学界有一定的名声和广泛的关系，又曾被批判为“亲美”和“右派”，让他出国向世界展示知识分子在中国受到的良好待遇，显然比“仇美”的钱学森出国效果更好。荡口的乡亲们，看到他出国的报道，也庆幸他跌了跟斗总算还有出头之日。有一年，他写信回乡，说在某次国宴上吃到了家乡的银鱼，已经多年没有尝到这样的美味了。乡亲们赶紧买了几斤上好的银鱼，托进京的人给这位在外面闯了祸的游子带去。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的《八十自述》中对于他在１９８６年末发生的所谓“告密事件”中的作用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不提不等于不重要，笔者相信，这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包括他写自述的时候。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许良英、刘宾雁和方励之商量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他们联名写了一个开会的通知，散发给了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希望在来年以费用自理的方式在春节假期里开这么一个会议来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没有料到，两个月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并导致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以此为发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同时传达了邓小平在当年１２月３０日的讲话：“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于是，钱伟长、费孝通告密的传言就在社会上，尤其在士林中不胫而走。有的传言还说，钱伟长在告密的时候，还说了方励之的坏话，表示自己要同他划清界限，甚至还暗示上边要解决自己的职位问题。到了１９８７年３月，钱伟长在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似乎进一步坐实了他告密求荣的传言。
大概是因为不愿意用最坏的恶意推测这位乡贤，笔者对这些传言一直将信将疑。当事人方励之在钱伟长逝世之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署的那封信”，又进一步增加了我对钱伟长“告密”的疑惑。他在文中没有透露事件的真相，因为他有承诺不再提这件事，不过他在文中所有提到被告密三个字时都加了引号。这让笔者对这一事件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解——许、刘、方三人联名的那封信，是关于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倡议和通知，方先生说，信写成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显然他们在发信时不指望所有人都会响应和参加，并没有刻意保密。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是瞒不过当局的，尤其是收信人多是民主党派人士，而这些党派的高层，布满了有双重身份的党员。所以方先生颇有深意地给被告密三字加了引号，以表明在发起者方面来说，散发此信不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没有秘密可言，既然无密，何告之有？所谓“告密”，就像近年里“被增长”、“被就业”等等词汇中的“增长”、“就业”一样，是由有关部门制造出来的。实情或许是，钱伟长当时确实做了不甚妥当的事，但没想到有心人将这件事炒作为“告密”向社会上放风。
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件事：八十年代的人们刚从文革这场浩劫中走出来，回顾历史时发现，假如当年能够采纳１９５７年的右派分子的许多批评意见，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更不至于会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地步。右派分子在“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等文艺作品被赋予了坚持真理的“受难者”形象。像钱伟长、费孝通这样一些当年受到全国声讨的右派分子，从前的“历史污点”洗刷一清，而且转化成了民众和知识分子中的崇高声望，一时有成为知识界领袖之势，这显然是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当年钱伟长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争夺青年学生。他们禁演了另一部称颂右派分子的电影“苦恋”，期望可以阻止这种势头，却引起相反的效果。“被告密”事件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起到了一石两鸟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反右历史讨论会”这件令这些人难堪的事，另一方面，又使费、钱等前右派分子成了“告密者”，从道德高峰上跌落下来，让人们想起蒋南翔的话：“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他们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本来不是告密的事件，“被”整成了“告密”事件，自己在士林中的清誉毁于一旦，钱伟长的懊恼和无奈，是可以想象的。追悔莫及之余，他要设法把损害控制到最小程度，于是找到了与方励之同在中国科技大学的钱临照教授，“向他表示，恳请大家（学术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了’。”钱伟长算是找对了人，根据方先生的回忆，当年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因为自己在反右后的“准右派”身份无法发表，钱临照当时是《物理学报》副总编辑，替他换了一个假名使他的论文得以发表，为此钱临照在文革中还受到了追究。有方的恩师钱临照出面说项，钱伟长的恳请获得了方先生爽快的允诺。因此我们目前还不能得知这件事的真相，希望将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不致粉碎笔者对乡贤钱伟长的所有温情和敬意。值得一提的是，钱临照教授的父亲，正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位连夜给钱穆准备好铺盖，使他顺利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念书的小学体育老师。两件相隔八十年的事，钱伟长和他叔父两代人，在困境中竟有同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向他们伸出援手，历史的巧合如此，不能不使人惊异和慨叹。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
Monday, January 24, 2011
陈凯歌：青春剑
一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F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开学典礼这一天迟到的唯一一人，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F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他有一张因为打球常常出汗的脸，不洗；和一只吊在屁股后头同样很脏不洗的大书包。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他才表现出谦让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时间永远在大说，大笑。
我和F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F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F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F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两道浓眉在结束时各自拧成一个向上的旋儿，一张脸就顿时精彩起来。他的眼镜常常掉下来，爱从镜片上边看人，窘迫时又连忙推上去，让皱着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气很大，也爱炫耀，往往乘人不备，突然用力捏住别人的手，嘴里呵呵怪笑着，直到对方慢慢讨饶才罢。得胜了，就搓着双手，一脸得意。有一次他终于遇到一个厉害的，高声叫骂，张晓翔立刻张惶失措，一面飞快地推着眼镜，一面抓住身边所有的人拼命解释。有人指出他应该道歉，他仰头愤怒地想了想，终于说：我道歉。还有一次，有同学故意藏起他的眼镜，让他有力地捏住了一位年轻女教师的手……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非洲内幕》、《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如果他还活着，写东西会是好手。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G。他体态俊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而不自知，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双颊幼时鲜艳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灿烂。倾听别人时，眼神专注，头稍侧，令人想起鹤一样的孤洁。人谦退温文，从不谈论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状。他日后刻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哀痛的隐衷。以他的资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的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的自知者之一。
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力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仅仅所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个人自由的定义就是相当狭小的社会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学就是好例子。但在当时，这支朝气勃勃、盲目自负、深具挑衅性的危险力量，正是时势所需要的。他们的使命是破坏。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尚需三个条件：忠诚、反叛和仇恨。
一九六五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我还记得，当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的形象。历时三小时的演出结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声如雷。
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忠诚于毛主席更表现为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直接效法。毛泽东少有大志。他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可以用“读书”和“行走”来概括。
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空蒙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色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恨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锻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二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读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况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三十五岁或五十五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粹，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重新获得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张老师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有憔悴了许多。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十九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父亲。
三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F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他爸爸。但第二天，F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运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在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即返城的命令。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
七月二十九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他说的是实话。在刘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六四年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是夜天风浩荡，家里的窗帘飘飘欲飞。我对母亲说：“我见到了毛主席。”母亲扬起眉毛说：“见到了毛主席，你怎么这样平静呢？”
在父亲被揪回家的那个夜晚之前，北京街头已经布满了红卫兵。八月一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一度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强行解散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他本人“热烈的支持”。这个组织宣告：他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取消了军衔之后的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当日的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漫长的导火线终于燃到了尽头，爆炸声中，玉石俱焚。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许多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门外。我再见到张晓翔和本班的红卫兵们，是在一次班级会议上。一夜之间，他们都换上了黄色的军装，腰间系着宽大的武装带，铜扣闪闪发亮。他们单独坐在一起，神气已经不对，偶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弹弹课桌之外，就会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一眼臂上鲜艳着的大红绸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黄的丝线绣了：红卫兵。和我们区别开来了。F当然也不是红卫兵，他被逐出家门之后，父母不知去向，搬进了学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间。因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乐。同病的还有L的儿子。他比我们高一个班级，也是篮球队的队员。他日后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教学楼中存放扫帚的清洁间。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张老师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羞辱性的问题。用仇恨锻造的剑，刚刚授之以柄，剑刃就立即对准了她，我不知道张老师当时作何感想。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我作为观众，心情复杂。一方面惊骇于事情变化的迅速，一方面却感到隐隐的快意。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划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四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而也是红卫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学的红卫兵们，包围了这座院子。两扇造于清代的红漆大门在午夜后被守门人锁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与此同时，上百红卫兵踏着轰然倒地的门冲了进来，挨家搜查划破遗像的“阶级敌人”。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动手电，挥舞皮带，对所有的居民怒声相问，孩子也不放过。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手持刺刀，声音喊叫到嘶哑，像一块烧红的铁似地要“以血还血”。他们在扮演完强徒、法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后，于黎明前离去，遍地狼藉。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晚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着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
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九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即使没个题目。他还会带给我一本诸如《往上爬》或《麦田守望者》一类的书，夹在自行车后。我在窗内望出去的时候，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霁，新晴的早晨阳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一句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对着墙打乒乓球，声音仿佛击打玉器；再有就是在墙下玩耍。墙有浅浅的边沿，生了青苔，因光线不同而绿得不同，掀开一块砖，就有地虫或蜈蚣一类跑出，接着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黄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蜗牛留下的涎，长长的，未必直，太阳一出就越亮起来，从墙根直到檐顶，那儿就是壳的所在了。我有时跳起来，在檐边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经知道那是空的了，——蜗牛已经不在。然后，我就在春风或秋风中傻傻地愣半天，心中一阵无所谓疼也无所谓不疼的痛楚，直到被人唤回来，又很快地忘了。
母亲面壁而立。
他有那种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来很坏，尤其是要和人为难的时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得到却说不出的敌意，这在男孩子之间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在与他同来红卫兵中间，他是后来唯一的逍遥者。他的父亲是军人，受保护的，官阶不算高反倒无事。他的军装永远穿得很漂亮，瘦，脸很文，有鹿一样无辜的眼睛。他和毛泽东同姓，名字是少年美丽的意思。张晓翔的眼中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久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她被扔出门来，撞在槐树上，最后叫了一声。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父母是靠工资生活的，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泽东的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如梦中的花朵般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绸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像是要歌唱。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是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一个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厨刀，反而被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即使死后。奶奶走了过去，说：“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张晓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墙面前，走开。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
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许多人围着看，想什么都写在脸上。妹妹满脸是泪，不敢哭出声来，奶奶抱着她。我无意中看到一张一闪而过满意的脸，属于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他的母亲是个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制片厂工作，也住在同一院子中。他的父亲一直待在监狱中，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我突然明白张晓翔们是被谁叫来的了。——他本人并不是红卫兵。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扫起残灰。过了火焰的槐枝已经枯焦，地上的方砖有几块现出裂纹，缝中的灰烬在秋风过后才被吹净。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门外，纸灰飘起来，久久不落下。
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又是他们决没有想到的。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内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烂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五
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亲和红卫兵面前的双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树，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断开来向着世界。我已经知道世界怎样看我，怎么对待它就是我的事。我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闲着没事，就回到旧日的业余体育学校，这里已经没有人负责，负责的就是我们。我和过去的队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里满是少年。他被带进来的时候眼神很惊慌。有人看见他在水里摸了一个妇女的乳房。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个注定失败的角色，不然这出戏就演不成。
我们都靠墙站着，和他一样都只穿着游泳裤。屋子中间的空间都是他的。一开始我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的太阳穴变成了一面铜锣，“砰砰”地敲响着。我的一个朋友走过去，手背在后面，笑着低声问了一句什么，他想回答的时候，朋友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下去。他被喝令站起来。他站起来，脸上有一块发白。他还未站稳，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来，另一个人向他招招手，他走过去。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几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后，他开始像一只皮球一样滚来滚去。起初，我站着，只看见我的胸膈膜下有一块在“突突”地跳，跃跃欲试又胆怯着。我还没有打过人。我走过去；他已经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来；再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颌骨撞疼了我的手，他无动于衷。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冲过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两眼发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觉像打在一匹马背上；直到许多人冲过来抱住我。我的手掌发麻，心跳快得站不住脚，大口地喘着气。我在阳光下躺了很久，睁开眼睛时天蓝得不敢细看。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察觉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六
F的被捕，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天，整个过程非常戏剧性。据在场的人说，他是在离天安门不远、西长安街北侧的邮电大楼前，用一枚大钉磨成钥匙，捅开了一辆吉普车。得手后向西行驶，想作一次无目的的即兴郊游。同行的有张晓翔、G和毛姓的少年美丽。在车子越过西单路口、接近展览飞机和坦克的军事博物馆时，撞倒了一位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的行人。事发以后，同行者下车四散；F畏祸，继续驾车向西急驶，被巡逻的公安摩托车队发现后前后围堵，终于弃车奔逃，被当场抓住。据后来赶到现场的张晓翔说，F当时身着黄色军装，似有背景。故在场公安人员劈头就问他的父亲是谁。F没有准备，脱口而出，结果立即挨了耳光，被扭住带走。从此铁窗之内，一待就是五年。没有连累别人。
整件事非常符合F的性格。“文革”开始以后，我很少见到F，但不难想象他心境的荒凉。一位骄纵惯了的公子每天见到自己父亲的头颅瓜一样地被按来按去，必定消灭（或激发）了所有的骄傲；被排除于红卫兵之外，必定伤害了他的自尊；朋友的疏远更使他尝到了世态的炎凉。我曾经走进他居住的小屋，除了乱成一团的一张床外，唯一陪伴他的那辆自行车，已经破旧。我熟识的那条闪光绸的背面变成了擦车布，塞在自行车座后，失了光彩。生活的窘困一目了然。他会开车，我早就知道，记得上学的时候，他谈起在北戴河海滨驾驶他父亲的专用车辆，七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九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眉飞色舞。
在我看来，F的行为却是对社会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后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斗争F的大会是在新华通讯社院内大礼堂召开的。那一天，班上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囚车开来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第一个出现的，就是F。他被警察在背后猛击一掌，落地时踉跄了一下。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弓着腰。我们几个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见了，笑了，点一点头。我们却赶紧避嫌地低下头去。大会上，宣布了罪状。他被四个人押上来，有灯光从顶上照耀，脸变得认不得；照例是“喷气式”，头抬起来，又被用力按下去，两臂向后高举。他显然挨过打（斗争会上也不断被踢打），脸上有伤，但从容。他两脚分开，努力站得稳些，就像在球场上防守一样，似乎反倒多了些侠气……
再见F，十年过去了。我们约了在G家见面。灯很暗，他把脚放在桌子上吸中华牌香烟。烟有些霉，他解释了，递给我一支。他说他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做电焊工，父亲还未“解放”。别的，没有了。——狱里的事，我没有问。他还是大说大笑，只不过笑声老了许多，和人一样。仿佛和一个长得很像的人打招呼，发现并不是一样，又心惊又奇怪。这以后，再没有见到。只听说后来他做了某公司的经理，有了一些钱。不知确否。
F被捕以后，几个同学都受到了牵连。涉及到我，是因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个曾打电话约我同去，但没有说去做什么。因为感冒，推辞了，所以不在车上。本来没有去，是谁说出去的，很可疑。F没有出卖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个出卖了他，以致遭到严惩。这个人就是少年美丽。
“工人宣传队”找我谈话大约在午后一点，是头一天专门派人通知的。到了才发现张晓翔、G和少年美丽都来了，进的屋子却不同，彼此隔着一堵墙。临进门时，无意中看见张老师远远地徘徊了一下。她当时已经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里一紧，知道不好。进去之后，门立即关上，坐在长桌后面的两个，都是工人，大约四十岁模样。桌前一条长凳，是我的，还有一座火炉，烧得极热。四中的“宣传队”是运输公司派来的，多数是司机。这一行的装束，除了蓝色的工作服，还有一顶黑皮鸭舌帽。他们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个给我倒了一杯茶，很和气，说：“坐。”我心中感激，低头正要坐，忽听桌上一声暴响，接着就听见隔壁房间内一阵怒喝，夹杂着“站起来！站起来！”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张晓翔。接着又听到另一房间内少年美丽突然而尖利的哭声，含糊地说着什么。我对面的一个一声怒吼：“陈凯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来，水洒了出来，漫开，悠悠地漾着热气。这是一次连时间都统一了的审问，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来，还没反应过来，眼中就充满泪水，抽搐之声不能自禁——“陈凯歌，交代问题！”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骂，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瞄准内心说：“不许哭！”抽泣声立即停止，但泪水却一片一片漫出来，凉凉地湿了脸。我喉咙咸咸地想：原来人有这么多泪。在随后的三小时内，我一会儿被柔声地命令坐下，一会儿又被喝令站起来。桌子后面的一个不断站起来给炉子添煤，屋里热得无法呼吸；他们不停地猛吸用报纸卷成的旱烟叶，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了，两颊滚烫，脊背和内衣贴在一起，湿成一片，眯着眼睛看不清他们的脸。审讯的主题是F，又纠缠着我的父亲：“你同F是什么关系？！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现在让你知道！！F是不是盗窃集团头目？！你敢说不知道？！你们偷车想干什么去？！想开到苏联去？！你们想叛国？！对不对？！不对？！站起来！！你给我老实点！！告诉你，咱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老人家还给咱工人送了芒果，咱还舍不得吃，用药水泡起来了！！他老人家是咱工人心里的红日头！！你不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
审问结束的时候，暮色渐深，外面的景物还很清晰。伙房那边有了火光和炊烟，冬天里的树都简简单单地站着。灯光很黄。桌子后面的两个像刚出炉的铁，还闪着火星。他们又把手伸过来，要我握，其中一个说：“茶还没喝呢，喝茶。”
我们先后出来，远一点的少年美丽看不清脸，只听见抽噎声；张晓翔鼻子纵着，拥着要掉下来的眼镜，很狼狈。只有G神色不动，依然风度翩翩，其实他家已经出了天大的变故。我们都不说话，车锁打开时，在暮色中很脆的一声。街上冷冷清清，天上有一弯细小美丽的新月，却无人看。空气清冽，像有一只冰凉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后头。
回到家里，我连把经过跟朋友重说一遍的力气都没有。父母不在，妹妹还小，无商量处，只觉很困，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自杀。一夜的梦都在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冷静地研究自杀的方法，该用的器具都在，拿起来，又放下。终于死了，却连一种方法都还没试过，只知道我是死了，听见亲人的哭声，像许多别人的故事一样。
原载：《今天》２０１１－１－０６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F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开学典礼这一天迟到的唯一一人，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F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他有一张因为打球常常出汗的脸，不洗；和一只吊在屁股后头同样很脏不洗的大书包。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他才表现出谦让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时间永远在大说，大笑。
我和F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F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F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F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两道浓眉在结束时各自拧成一个向上的旋儿，一张脸就顿时精彩起来。他的眼镜常常掉下来，爱从镜片上边看人，窘迫时又连忙推上去，让皱着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气很大，也爱炫耀，往往乘人不备，突然用力捏住别人的手，嘴里呵呵怪笑着，直到对方慢慢讨饶才罢。得胜了，就搓着双手，一脸得意。有一次他终于遇到一个厉害的，高声叫骂，张晓翔立刻张惶失措，一面飞快地推着眼镜，一面抓住身边所有的人拼命解释。有人指出他应该道歉，他仰头愤怒地想了想，终于说：我道歉。还有一次，有同学故意藏起他的眼镜，让他有力地捏住了一位年轻女教师的手……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非洲内幕》、《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如果他还活着，写东西会是好手。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G。他体态俊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而不自知，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双颊幼时鲜艳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灿烂。倾听别人时，眼神专注，头稍侧，令人想起鹤一样的孤洁。人谦退温文，从不谈论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状。他日后刻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哀痛的隐衷。以他的资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的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的自知者之一。
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力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仅仅所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个人自由的定义就是相当狭小的社会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学就是好例子。但在当时，这支朝气勃勃、盲目自负、深具挑衅性的危险力量，正是时势所需要的。他们的使命是破坏。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尚需三个条件：忠诚、反叛和仇恨。
一九六五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我还记得，当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的形象。历时三小时的演出结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声如雷。
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忠诚于毛主席更表现为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直接效法。毛泽东少有大志。他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可以用“读书”和“行走”来概括。
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空蒙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色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恨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锻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二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读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况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三十五岁或五十五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粹，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重新获得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张老师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有憔悴了许多。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十九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父亲。
三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F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他爸爸。但第二天，F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运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在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即返城的命令。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
七月二十九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他说的是实话。在刘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六四年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是夜天风浩荡，家里的窗帘飘飘欲飞。我对母亲说：“我见到了毛主席。”母亲扬起眉毛说：“见到了毛主席，你怎么这样平静呢？”
在父亲被揪回家的那个夜晚之前，北京街头已经布满了红卫兵。八月一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一度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强行解散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他本人“热烈的支持”。这个组织宣告：他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取消了军衔之后的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当日的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漫长的导火线终于燃到了尽头，爆炸声中，玉石俱焚。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许多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门外。我再见到张晓翔和本班的红卫兵们，是在一次班级会议上。一夜之间，他们都换上了黄色的军装，腰间系着宽大的武装带，铜扣闪闪发亮。他们单独坐在一起，神气已经不对，偶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弹弹课桌之外，就会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一眼臂上鲜艳着的大红绸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黄的丝线绣了：红卫兵。和我们区别开来了。F当然也不是红卫兵，他被逐出家门之后，父母不知去向，搬进了学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间。因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乐。同病的还有L的儿子。他比我们高一个班级，也是篮球队的队员。他日后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教学楼中存放扫帚的清洁间。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张老师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羞辱性的问题。用仇恨锻造的剑，刚刚授之以柄，剑刃就立即对准了她，我不知道张老师当时作何感想。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我作为观众，心情复杂。一方面惊骇于事情变化的迅速，一方面却感到隐隐的快意。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划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四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而也是红卫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学的红卫兵们，包围了这座院子。两扇造于清代的红漆大门在午夜后被守门人锁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与此同时，上百红卫兵踏着轰然倒地的门冲了进来，挨家搜查划破遗像的“阶级敌人”。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动手电，挥舞皮带，对所有的居民怒声相问，孩子也不放过。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手持刺刀，声音喊叫到嘶哑，像一块烧红的铁似地要“以血还血”。他们在扮演完强徒、法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后，于黎明前离去，遍地狼藉。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晚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着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
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九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即使没个题目。他还会带给我一本诸如《往上爬》或《麦田守望者》一类的书，夹在自行车后。我在窗内望出去的时候，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霁，新晴的早晨阳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一句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对着墙打乒乓球，声音仿佛击打玉器；再有就是在墙下玩耍。墙有浅浅的边沿，生了青苔，因光线不同而绿得不同，掀开一块砖，就有地虫或蜈蚣一类跑出，接着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黄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蜗牛留下的涎，长长的，未必直，太阳一出就越亮起来，从墙根直到檐顶，那儿就是壳的所在了。我有时跳起来，在檐边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经知道那是空的了，——蜗牛已经不在。然后，我就在春风或秋风中傻傻地愣半天，心中一阵无所谓疼也无所谓不疼的痛楚，直到被人唤回来，又很快地忘了。
母亲面壁而立。
他有那种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来很坏，尤其是要和人为难的时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得到却说不出的敌意，这在男孩子之间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在与他同来红卫兵中间，他是后来唯一的逍遥者。他的父亲是军人，受保护的，官阶不算高反倒无事。他的军装永远穿得很漂亮，瘦，脸很文，有鹿一样无辜的眼睛。他和毛泽东同姓，名字是少年美丽的意思。张晓翔的眼中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久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她被扔出门来，撞在槐树上，最后叫了一声。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父母是靠工资生活的，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泽东的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如梦中的花朵般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绸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像是要歌唱。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是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一个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厨刀，反而被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即使死后。奶奶走了过去，说：“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张晓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墙面前，走开。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
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许多人围着看，想什么都写在脸上。妹妹满脸是泪，不敢哭出声来，奶奶抱着她。我无意中看到一张一闪而过满意的脸，属于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他的母亲是个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制片厂工作，也住在同一院子中。他的父亲一直待在监狱中，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我突然明白张晓翔们是被谁叫来的了。——他本人并不是红卫兵。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扫起残灰。过了火焰的槐枝已经枯焦，地上的方砖有几块现出裂纹，缝中的灰烬在秋风过后才被吹净。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门外，纸灰飘起来，久久不落下。
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又是他们决没有想到的。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内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烂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五
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亲和红卫兵面前的双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树，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断开来向着世界。我已经知道世界怎样看我，怎么对待它就是我的事。我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闲着没事，就回到旧日的业余体育学校，这里已经没有人负责，负责的就是我们。我和过去的队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里满是少年。他被带进来的时候眼神很惊慌。有人看见他在水里摸了一个妇女的乳房。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个注定失败的角色，不然这出戏就演不成。
我们都靠墙站着，和他一样都只穿着游泳裤。屋子中间的空间都是他的。一开始我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的太阳穴变成了一面铜锣，“砰砰”地敲响着。我的一个朋友走过去，手背在后面，笑着低声问了一句什么，他想回答的时候，朋友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下去。他被喝令站起来。他站起来，脸上有一块发白。他还未站稳，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来，另一个人向他招招手，他走过去。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几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后，他开始像一只皮球一样滚来滚去。起初，我站着，只看见我的胸膈膜下有一块在“突突”地跳，跃跃欲试又胆怯着。我还没有打过人。我走过去；他已经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来；再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颌骨撞疼了我的手，他无动于衷。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冲过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两眼发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觉像打在一匹马背上；直到许多人冲过来抱住我。我的手掌发麻，心跳快得站不住脚，大口地喘着气。我在阳光下躺了很久，睁开眼睛时天蓝得不敢细看。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察觉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六
F的被捕，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天，整个过程非常戏剧性。据在场的人说，他是在离天安门不远、西长安街北侧的邮电大楼前，用一枚大钉磨成钥匙，捅开了一辆吉普车。得手后向西行驶，想作一次无目的的即兴郊游。同行的有张晓翔、G和毛姓的少年美丽。在车子越过西单路口、接近展览飞机和坦克的军事博物馆时，撞倒了一位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的行人。事发以后，同行者下车四散；F畏祸，继续驾车向西急驶，被巡逻的公安摩托车队发现后前后围堵，终于弃车奔逃，被当场抓住。据后来赶到现场的张晓翔说，F当时身着黄色军装，似有背景。故在场公安人员劈头就问他的父亲是谁。F没有准备，脱口而出，结果立即挨了耳光，被扭住带走。从此铁窗之内，一待就是五年。没有连累别人。
整件事非常符合F的性格。“文革”开始以后，我很少见到F，但不难想象他心境的荒凉。一位骄纵惯了的公子每天见到自己父亲的头颅瓜一样地被按来按去，必定消灭（或激发）了所有的骄傲；被排除于红卫兵之外，必定伤害了他的自尊；朋友的疏远更使他尝到了世态的炎凉。我曾经走进他居住的小屋，除了乱成一团的一张床外，唯一陪伴他的那辆自行车，已经破旧。我熟识的那条闪光绸的背面变成了擦车布，塞在自行车座后，失了光彩。生活的窘困一目了然。他会开车，我早就知道，记得上学的时候，他谈起在北戴河海滨驾驶他父亲的专用车辆，七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九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眉飞色舞。
在我看来，F的行为却是对社会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后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斗争F的大会是在新华通讯社院内大礼堂召开的。那一天，班上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囚车开来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第一个出现的，就是F。他被警察在背后猛击一掌，落地时踉跄了一下。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弓着腰。我们几个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见了，笑了，点一点头。我们却赶紧避嫌地低下头去。大会上，宣布了罪状。他被四个人押上来，有灯光从顶上照耀，脸变得认不得；照例是“喷气式”，头抬起来，又被用力按下去，两臂向后高举。他显然挨过打（斗争会上也不断被踢打），脸上有伤，但从容。他两脚分开，努力站得稳些，就像在球场上防守一样，似乎反倒多了些侠气……
再见F，十年过去了。我们约了在G家见面。灯很暗，他把脚放在桌子上吸中华牌香烟。烟有些霉，他解释了，递给我一支。他说他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做电焊工，父亲还未“解放”。别的，没有了。——狱里的事，我没有问。他还是大说大笑，只不过笑声老了许多，和人一样。仿佛和一个长得很像的人打招呼，发现并不是一样，又心惊又奇怪。这以后，再没有见到。只听说后来他做了某公司的经理，有了一些钱。不知确否。
F被捕以后，几个同学都受到了牵连。涉及到我，是因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个曾打电话约我同去，但没有说去做什么。因为感冒，推辞了，所以不在车上。本来没有去，是谁说出去的，很可疑。F没有出卖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个出卖了他，以致遭到严惩。这个人就是少年美丽。
“工人宣传队”找我谈话大约在午后一点，是头一天专门派人通知的。到了才发现张晓翔、G和少年美丽都来了，进的屋子却不同，彼此隔着一堵墙。临进门时，无意中看见张老师远远地徘徊了一下。她当时已经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里一紧，知道不好。进去之后，门立即关上，坐在长桌后面的两个，都是工人，大约四十岁模样。桌前一条长凳，是我的，还有一座火炉，烧得极热。四中的“宣传队”是运输公司派来的，多数是司机。这一行的装束，除了蓝色的工作服，还有一顶黑皮鸭舌帽。他们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个给我倒了一杯茶，很和气，说：“坐。”我心中感激，低头正要坐，忽听桌上一声暴响，接着就听见隔壁房间内一阵怒喝，夹杂着“站起来！站起来！”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张晓翔。接着又听到另一房间内少年美丽突然而尖利的哭声，含糊地说着什么。我对面的一个一声怒吼：“陈凯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来，水洒了出来，漫开，悠悠地漾着热气。这是一次连时间都统一了的审问，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来，还没反应过来，眼中就充满泪水，抽搐之声不能自禁——“陈凯歌，交代问题！”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骂，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瞄准内心说：“不许哭！”抽泣声立即停止，但泪水却一片一片漫出来，凉凉地湿了脸。我喉咙咸咸地想：原来人有这么多泪。在随后的三小时内，我一会儿被柔声地命令坐下，一会儿又被喝令站起来。桌子后面的一个不断站起来给炉子添煤，屋里热得无法呼吸；他们不停地猛吸用报纸卷成的旱烟叶，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了，两颊滚烫，脊背和内衣贴在一起，湿成一片，眯着眼睛看不清他们的脸。审讯的主题是F，又纠缠着我的父亲：“你同F是什么关系？！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现在让你知道！！F是不是盗窃集团头目？！你敢说不知道？！你们偷车想干什么去？！想开到苏联去？！你们想叛国？！对不对？！不对？！站起来！！你给我老实点！！告诉你，咱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老人家还给咱工人送了芒果，咱还舍不得吃，用药水泡起来了！！他老人家是咱工人心里的红日头！！你不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
审问结束的时候，暮色渐深，外面的景物还很清晰。伙房那边有了火光和炊烟，冬天里的树都简简单单地站着。灯光很黄。桌子后面的两个像刚出炉的铁，还闪着火星。他们又把手伸过来，要我握，其中一个说：“茶还没喝呢，喝茶。”
我们先后出来，远一点的少年美丽看不清脸，只听见抽噎声；张晓翔鼻子纵着，拥着要掉下来的眼镜，很狼狈。只有G神色不动，依然风度翩翩，其实他家已经出了天大的变故。我们都不说话，车锁打开时，在暮色中很脆的一声。街上冷冷清清，天上有一弯细小美丽的新月，却无人看。空气清冽，像有一只冰凉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后头。
回到家里，我连把经过跟朋友重说一遍的力气都没有。父母不在，妹妹还小，无商量处，只觉很困，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自杀。一夜的梦都在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冷静地研究自杀的方法，该用的器具都在，拿起来，又放下。终于死了，却连一种方法都还没试过，只知道我是死了，听见亲人的哭声，像许多别人的故事一样。
原载：《今天》２０１１－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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