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先生于2010年7月30日逝世。他是我祖籍老家的“乡贤”，虽然从未谋面，却有点不远不近的亲戚关系，读他的自述对我来说，同读其他人的自述感觉是不同的，尤其是其中的早年部分。〕
第一章 幼年的乡村生活
我于１９１３年１０月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的一个小农村－－七房桥。祖父和父叔都是贫穷的乡村教师，他们以微薄的薪资负荷着家庭重担，上奉老母，下养妻儿幼弟，我幼年就深知生活贫困的艰辛。
在进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的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并经过母亲改裁以后的旧衣，腰部都折叠着缝起来的，随着身长逐步放长，时间长了别处都退了色，腰部就像围了一条深色腰带；布鞋布袜都要补了又补，有时补到五六层之多，穿起来很不舒服，夏天干脆赤脚。为了糊口生活，争着帮助祖母、母亲和婶母采桑养蚕、挑花刺绣、拾田螺、捞螺丝、捉田鸡、挑金花菜、马兰头、荠菜等田岸边上的各种野菜，放鸭子，摸小鱼小虾，湖边挑灯捉蟹，泥中拾蚌等各种能添补家用或助餐的活计。幼年由于生活贫困，农村中卫生条件又很差，曾患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痢疾、肺病、伤寒等各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我终究还是活了下来。不过留下了一个发育不良的瘦弱体格。当我１８岁进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１．４９米，马约翰教授亲自为我们新生进行体格检查，测量身高的标杆最底刻度为１．５０米以上，我是全班最矮的一个，在刻度以下，马老喊着说“Out of scale”。后来马老告诉我，我是清华大学多少年来唯一的一个在标杆刻度以下的新生。
幼年平时生活虽然清苦，但每逢寒暑假，父亲和叔父们相继回家，就在琴棋书画的文化环境中享受到华夏文化的陶冶。父亲和四叔陶醉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用薪资节省下来的钱购藏了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以及欧美名著译本，夏天每年三天晒书和收书活动，我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从这些活动中，增长了我对祖国浩瀚文化的崇仰，六叔以诗词和书法见长于乡间，登门求墨宝者不绝于途，八叔善小品和笔记杂文，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经常刊出以“别手”笔名的文章，“别手”者捌也，八叔名“起八”字“文”，取“文起八代之衰”之意，他对唐宋古文很有见解，当时也曾受到文坛的重视。我是从八叔处初次借到水浒传阅读的，在没有进小学以前就开始阅读中国演义小说，从而阅读春秋左传以及史记汉书的。八叔只比我长七岁，我和八叔也最亲近，许多中国古代笔记杂文都是从八叔处接触到的。在幼年时，八叔也是我的家庭教师，父亲要求我每两天交一篇作文，并要求八叔亲自批改。这一训练对我非常有用，至少在进入学校后，国文课经常能得高分。
假期家中最受我欢迎的活动是围棋，父叔四人都精于围棋，经常打擂台，我是最热诚的观战者，也管记分。他们有时摆谱，家中有海昌二妙集等各种棋谱。在开学后父叔返校，我也经常摆谱，但我从来不敢和父叔对局，不过后来在小学、中学、大学中多次参加校内比赛，就靠这点底子，居然也能取得冠军。同时围棋摆谱就成为我终生的业余爱好。
一到晚饭后，每天有一小时的音乐活动，父亲善琵琶和笙，四叔善箫，六叔好笛，八叔拉一手好二胡，他们合奏时，祖母、母亲、婶母和弟妹都围坐着欣赏，经常有邻居参加旁听，我听长了也能打碗击板随乐，这样的音乐活动，增加了我的节奏感，我长大后，由于专业工作和社会活动过重，并无时间欣赏音乐，也形成不了业余爱好，但乐感和节奏感还是明显地存在着的。
融乐的家庭及长辈的楷模，启迪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懂得要洁身自好，刻苦自励，胸怀坦荡，积极求知，安贫正派，在进入正规学校前，就得到家庭教育的良好培养。
第二章 少年的学校教育
祖父是前清的末榜秀才，家贫，在荡口镇上设私塾谋生，但秉性公正，热心公益，经常去知府衙门为贫困农民申诉，积劳成疾，中年３９岁病逝。时父亲钱挚字声一（取挚，一鸣惊人之典）才１６岁，四叔钱穆字宾四（取四宾穆穆之意）１２岁，六叔钱艺字漱六（取六艺漱石之意）９岁，八叔钱文字起八（取文起八代之衰之意）６岁，尚有一位大姑，远适武汉曾氏。由乡亲资助，父亲和四叔同去常州，考入常州中学，父亲翌年毕业，返乡筹建又新小学，任校长，再一年，逢辛亥革命，四叔停学返村，父叔两人主持革命民团。不久两人同去荡口，任鸿模小学教师，以后，又创建了后宅等镇的小学多所，在无锡农村，颇有声望。我４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借房居住，５岁入学，随父叔从读各小学，先后曾在荡口镇南东狱庙小学、镇北司前弄小学、后宅镇小学、荡口镇鸿模小学和无锡荣巷公益学校（和荣毅仁同学，时父亲任教务主任）等校就学。在北伐后，曾人无锡国学专修科随唐文治国学大师就读约一年，后随父亲进入无锡县初中。一年半后，以殿军末榜考入省立苏州高中。在这段时间内，军阀战乱连年，经常停学逃难，或失学在家，１１年的小学初中，真正上学时间还不到五年。国文历史是家庭自学的，数学没有学过四则题，平面几何只学过不到一学期，立体几何和三角根本没有学过，小代数也只是一知半解，初中物理是初三的课，我从来没有上过初三，外语也没有学过，也没有小学和初中的文凭。
进入苏州高中才一个月，传来父亲中年３９岁早逝的噩耗，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苏州高中的三年是难忘的三年，我一开始就自忖至多只能再读三年书，三年后为了生活，为了养家活口，我要凭我的能力，谋一职业，而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只凭父叔的家庭教育和熏陶，学了一点自己所喜欢的文化知识，但谋生的知识，却一无所有，连当个乡村小学教师，都难以胜任。所以，在这三年里，学校各种课程，不管喜欢与否，都努力学习。补上了小学，初中所缺乏的那些数学，努力跟上班，学习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课程。但基础太差，也只能从全班最后一名赶上到中下的队伍。不过由于苏州高中是北伐后新建的一个省立中学，由校长汪懋祖先生请来了一批在当年社会上颇有声望的教师，其中有四叔钱（穆）宾四，任首席国文教师，三年后任燕京大学讲师，以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洋史教师杨人F，解放后是北大历史系教授。本国史教师吕叔湘，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英文教师沈同洽，解放后是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地理教师陆侃舆，曾主编我国第一本分省地图。生物教师吴元迪，编著了我国第一本以细胞学为基础的高中生物学。音乐教师杨荫浏，解放后任北京国乐研究所所长。数学教师也是班主任严晓帆，后任徐州中学校长。
老师们钻研学术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循循善诱的教育，精湛的讲课，吸引着我积极探索和涉猎追求各种知识。在这三年里，似痴如狂地学习，苏州园林如画，名胜山水，从未亲临游览，像虎丘寒山寺这样名闻中外的胜地，也是在６０岁以后才有机会亲临访问的。我既不参加同学们的游戏、运动和其他课外活动，也不到同学家中串门访户，只记得去过几次沧浪亭，那是因为苏州市立图书馆当时设在沧很早，而且和苏州高中二院只有一墙之隔。那时我的数学很差，班主任严老师深深同情我的困难，给予额外的辅导补课，在自修室熄灯后，允许我到他的办公室共灯夜读，三年来使我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迄今仍保持着这个习惯，想往事，严老师爱护学生的音容，犹历历在目。在苏州高中老师们的引导下，使我走出了为解决个人生活而学习的小径，启迪了我追求真理，追求学术探索的无尽向往。
第三章 青春时期的大学教育
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另一方面升学也没有很多把握，在军阀混战中，我虽然名义上在初小高小前后断断续续学过８年，进过６个学校，但实际是经常停学，有时学校停办，有时是病休在家，有时是父叔调职，跟着转学留级，实际在８年中上了１１学期的课。初中名义上学了两年，但其中一年在国学专修科跟唐文治学古文，所以，数理化和英文基础很差，在苏州高中补了不少，但究竟不如按步就班那样学得透彻明白，在考大学中只有文史尚过得去，数理化英文很没有把握。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于是在１９３１年夏天６月一个月内在上海分别考了清华、中央、浙大、唐山、厦门五个大学。无非是多考几个大学多些录取机会，但是，喜出望外居然都考取了。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人大学，闯过了第一关。四叔钱穆时在北大当教授，我听从他的意见进了清华。那时清华文学院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俞平伯、杨树达等名教授，我对古文和历史也有兴趣，问题是进中国文学系还是历史系。
９月１６日自老家到北京进清华大学，第三天就听见了日本帝国主义用一个晚上占领东三省的报道，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全国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这种爱国情绪激发了我，决心“弃文学理”，使我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向那时的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从入学考试成绩看，毫无疑问我应该学中文或历史，陈寅恪教授因为我在历史考卷上对二十四史的作者、卷数、注疏者这题得了个满分，也曾和四叔提起过欢迎我去历史系学习，中文系杨树达教授也宣传我的入学作文写得不差，“中文系得了一个人才”。吴教授也劝我还是学文好，说什么学文也可以救国。在我的执着要求下，经过一星期的追求，吴教授最后做了有条件的让步：试读一年，如果数理化三门课有一门不到７０分，就转系回文学院。这是我一辈子中一个重要的抉择。和我同样得允试读的有５人之多。在一年后，经过了艰苦努力，克服很多困难，终于达到合格和物理系的１０名同学一起升人二年级，毕业时只剩８人。
我在大学本科四年中，得了终生难忘的良好教育。当时物理系有吴有训、叶企孙、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等６位知名教授，不仅讲课动人，而且同时都刻苦努力在实验室里从事自己的实验研究工作，他们经常工作到深夜。系内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无时不在也无地不在”，有时为一个学术问题从课堂上争到课堂下。到高年级时，有不少同学因为实验工作而以实验室为家。在同学中自学已形成风气。系里经常有研讨会，有时还有欧美著名学者短期讲学，学术访问，如欧洲著名物理学者波尔（N．H．D，Bohr），笛拉克（P．A．M．Dirac）、朗之万（Paul Langevin）都在清华讲过学，使同学接触到世界上第一线的问题和观点。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着我国新一代的物理学者，如王竹溪、彭桓武、张宗燧、葛庭燧、王大珩、钱三强、何泽慧、郁中正（于光远）、傅承义、赵九章、陈芳允、李整武、余瑞璜等都是解放后的学部委员。还有林家翘、戴振铎等是美国科学院院士。那时的清华物理系可以说盛极一时。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了锻炼。
物理系那时课程不多，但都是精选的重点课，四年中一共只学了大学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热学热力学、电磁学、光学和声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近代物理、原子物理、相对论、无线电学等１２门课，每学期都只有一两门主干物理学课，每课讲得不多，但要求自学的材料很多，像赵忠尧教授的电磁学，一学期４５学时讲课，讲了一本阿达姆著的电磁学，还要求我们自学了路易斯编的工学院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流两本教材。各位老师讲课都很精彩，不少人并不按教材讲，而按逻辑和发展历史讲，一般都能启发我们思考问题，争论问题，使科学的精髓深入学生思想，经过自由争辩，都变成同学自己的东西。当时叶企孙教授和吴有训教授都鼓励学生选修机械系和电机系的主干课，叶企孙教授有时还动员学生选修机械系和电机系的中级技术理论课，如材料力学、热机学和工程热力学、机械原理和电工原理等。又如美国信息论教授维纳（N．Wiener）在电机系和欧洲著名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T．Von Karman）教授在航空系短期讲学，我们物理系不少同学都去听讲。我在吴有训教授的指导下，四年中在数学系选修了熊庆来教授的高等分析，杨武之教授（杨振宁的父亲）的近世代数，赵访熊教授的复变函数和微分几何，在化学系选修了高崇熙教授的定量分析、定性分析，黄子卿教授的物理化学和萨本教授的有机化学四门课，和所有的有关化学实验课。在这四年中，使我在数学、物理、化学方面建立了较广宽的基础，而且学到了一整套自学的科学方法并树立了严肃的科学学风，为我一辈子的科研教学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１９３５年毕业时，我与顾汉章同学合作完成了论文“北京大气电的测定”。当时的测定工作是艰巨的，只能用自制的手工操作仪器，每次要连续几天坚持日夜２４小时的监测。该论文于６月在青岛举行的物理学年会上宣读。这是我国首次自行测定的大气电量数据，也是我从事科学工作的“开篇”。
在这六年里，在体育教授马约翰的指导下，使我从身体瘦弱，对运动一无所能，成长为大学多种项目体育代表队的队员。在一年级时，偶然被同学拉去凑数参加年级越野比赛，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体育赛场上亮相。平时既没有训练，当时我只能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坚持跑到底，得了个中游。马约翰教授竟看中我这份咬牙拼搏的犟劲儿而将我选人大学的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是锻炼时间，风雨无阻。以后，我又被选人田径队、足球队，又跑又跳，４００中栏跑５７秒，万米跑到３５分左右（当然现在都不算什么）。在田径队我曾和张光世、张龄佳、方纲代表清华参加全国运动会；在越野队我和张光世、孙以玮、罗庆隆、刘庆林被称为五虎将。到毕业时，我的体魄康健，身高达１．６５米，这是祖母和母亲都意想不到的。我对体育锻炼的习惯一直持续到４０岁左右，而对体育的爱好则维持得更长，在６０岁时参加教研组的万米赛还跑在前头。缅怀往事，在清华大学体育馆前的大操场上，不论冬夏，马约翰教授总是穿一套白衬衫灯笼裤打着黑领结，神采奕奕，严肃而慈祥地指导着各项活动，他声音宏亮向我们招唤着：“Boys for Victory！”这情景已隔半个多世纪，犹宛然如昨蕴藏在我心中。马约翰老师不仅使我得到身体健康和体育竞技的锻炼，更重要的是使我得到耐力、冲刺、夺取胜利的意志的锻炼。这对我一生在工作上能闯过不幸的困苦年代，能承受压力克服种种艰辛而不失争取胜利的信念和斗志，创造了有力的保证条件。
大学毕业（１９３５）后，既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物理研究生，又获得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高梦旦先生的研究生奖学金（全国一名），得以继续在清华的优良环境中学习研究，导师是吴有训教授，研究X射线的衍射理论，在第一年中也和化学系黄子卿教授合写了一篇关于溶液论的论文，第二年中在叶企孙教授支持下研究分析了铈的原子光谱学，使我所涉猎的学术领域进一步扩大。一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北京时，我还研究了气体的状态方程，和弹性薄板的弯曲等问题。
在大学四年和研究院二年中，大大提高了我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科学发展的国际轨迹，培养了阅读国际科技文献的爱好，对于数学、物理、化学各方面的新发展都精神奋发地去理解，去搜索。和同学彭桓武、张宗燧、傅承义等经常为一个新问题争辩到半夜两三点钟，这样的条件可惜一辈子中只有六年，这是最不能忘怀的六年。
１９３５年冬，在日军入侵华北的压力下，北京以及全国学生掀起了“一二，九”运动，我参加了１９３５年冬季１２•９和１２•１６两次北京抗日救亡大游行，参加了１２月２５日到１月１５日的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和１９３６年２•２９、３•１８、５•４、６•１３、１２•１２等多次游行示威活动，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激发了爱国热情和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那时，公开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在研究生中只有我和林风（化学系研究生）两人。
第四章 抗战、西南联大和留学生涯
１９３７年抗战打断了我一切学习条件。北京沦陷后没有盘费南下，只好在天津耀华中学谋得物理教师的职位，度过困难，一年后积够盘费和汪德熙、苏良赫、刘好治四人同船经香港、海防，自河内乘滇越铁路经老街、蒙自，在１９３９年元旦到达昆明西南联大。适逢叶企孙教授调重庆中央研究院任总干事，我代叶师讲授物理系热力学课程一学期。叶师离滇前给我一份只够讲三个小时的讲课笔记，其余由自己备课。我在大学时的热力学课就是叶老师讲的，成绩不错，自以为大概能胜任，但一看给我的三小时讲稿，就发现讲题和原理虽都是我以前学过的，但实际的应用问题都更新了，而且都是最近几年中国际科技杂志上提出的最新应用问题。叶师这份不到十页的讲稿，对我教育很深，体会到做好一个大学教授很不容易，每年虽然讲同一门课，但应该年年改变其基本理论的应用范围，使一门基础课一定要跟上科学发展的时代步伐，年年阅读大量有关科技国际期刊，消化吸收进教材中去，才算尽了教授的讲课责任，这使我一辈子讲课有了指导原则。我在后来讲过前后十年的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年年结合各门工程的实际发展，讲许多新的实际例题，就是继承了叶师的这一精神。我后来听过不少知名国际权威如导师辛祺（J．L．Synge）、英菲尔得（L．Infeld）等教授讲授的课，也都是这样讲的。使我更加深信，做好一个大学教授的基本条件不是写出一本教材，而是在于能不断吸收国际上的科学新发展来更新和丰富讲课内容。基础课是如此，专业课更加要如此，进一步使我渐渐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３０年不变的教书匠方式。
１９３９年８月１日我和清华大学中文系同学孔祥瑛结婚，我们是在１９３５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逐渐认识的，“七七”事变后分离了一年半，后来又在昆明联大见面了。在联大时，我们交往密切，决定在夏天结婚，在同学傅承义、谢毓章、汪德熙、高潜等帮助下，在吴有训教授主持下举行了简单婚礼。迄今５４年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共担风雨，分享甘苦。在新婚三星期后中英庚款会发表我和林家翘、段学复、傅承义、郭永怀、张龙翔等九位西南联大同学考取了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原来力学名额只有一名，我和林家翘、郭永怀考分总分基本相同，考试委员会决定三人同时录取，这在中英庚款考试中亦是唯一的一次。通知９月３日自香港赴英，不幸当我们一行２２人在９月２日到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去英客轮全部扣作军用，经庚款会叶公绰先生决定延期出发，返昆明等候通知。返昆明后从王竹溪那里借到一本拉夫著的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从中看到当时国际的弹性板壳理论非常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形状的板壳，都有不同的方程，在昆明决心研究一种统一的，从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利用高斯坐标的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量，居然得到前所未有的统一内禀理论。
庚款会于１２月底又通知我们在１９４０年１月底，去上海集合通过海运转加拿大留学，但在上船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我们在横滨停船３天中可以上岸游览参观。我们同学当时决定，在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大半个祖国期间，不能接受敌国的签证，当即全体携行李下船登陆，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这种民族的屈辱。第二次留学又放弃了，那时英国代表跳脚蛮骂，我们还是坚持民族尊严，返回了昆明。一直到１９４０年８月初我们又第三次接到通知在沪集合，再度乘船去加拿大。这次航行２８天顺利渡过太平洋，在９月１４日抵温哥华，改乘火车，３天后抵达多伦多大学。这是该大学第一次接受一批中国读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入学。我和林家翘、郭永怀同时师承应用数学系辛祺教授学习，林和郭专攻流体力学，我则专攻弹性力学，但所学课程则相同，即流体力学和弹性力学，都是由辛祺教授亲自讲授，还有相对论和理论物理，都由爱因斯坦的大弟子英菲尔得教授讲授。我和辛祺教授在第一次见面就发现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但他研究的是宏观理论，我研究的是微观理论，当时所得结果还不能统一，但我们深信两者既是同一实质问题，最后一定能统一起来的。辛祺教授第一次见面就高兴地决定要在一个月中用我们已得结果，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航空系主任冯，卡门教授６０岁的祝寿论文集。这个论文集是在１９４１年夏季刊出的。论文集中共刊出了２４篇论文，作者都是第二次大战时集合在北美的一批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A. Einstein）、老赖斯纳（Hans Reissner）、冯诺埃门（Von Neumann）、铁木辛柯（S，Timoshenko）、科朗（R．Courant）等。我是唯一的青年学生，而且是中国的青年学生。这篇论文是第一篇有关板壳的内禀理论，几十年来深受国际间的重视。从此，我提高了自信心，敢于向一些疑难的问题进行冲击。以后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终于打通了宏观和微观理论之间的关系，而且将薄板薄壳按中面薄膜变形、曲率变化、和壳的曲率三种量相对于厚度量级进行了理论方程的分类，而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以后又参加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应用数学组的雷达天线的研究工作，在１９４２年底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工程师。从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６年，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计算研究，地球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研究等，也参加了火箭现场发射试验工作等。同时也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变扭的扭转，和水轮机斜翼片的流动计算，以及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的研究课题。这是我一生在科研工作方面比较多产的时期。
当时在加州理工大学的中国人有周培源教授和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傅承义等人，朝夕相处，从世界大事、国事、学术、音乐、艺术，无所不谈、无所不议。但怀念祖国、怀念同学、怀念亲人，还是最主要的内容。
我们常常议论着各自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有时虽在不同领域内工作，但经常碰到性质相似的困难，那时郭永怀在进行空气动力学方面的工作，遇到了边界层内流速变化大的困难，边界层中的流速怎样和外场流速相适应的问题，而我那时在研究板壳的大挠度问题，在固定边界附近，挠度变化也很大，也是边界问题。我们在长时期的反复交换意见之后，得到了一些共识，既要研究边界层内部流场或变形分布问题，必须把边界层区域在法线方向放大了尺寸，才能看清其微结构，放大边界层就是放大内法线坐标，放大了内法线坐标就能求得合理的边界层微分方程，至于怎样把边界层解和内场解联接的问题，则要视具体问题来决定。基于这些共识，我在返回后１９４８年写出了有关固定圆板的大挠度问题的渐近解，后来人们称为“合成展开法”，不久后郭永怀提出了粘性流的匹配展开法，后来也称“邦加、莱、希尔、郭永怀（P．L．K）法”，此后还有林家翘和钱学森的工作，后人都认为是奇异摄动理论的先驱者。
第五章 哥丁根学派，“屠夫”和“刀匠”
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时，和辛祺、英菲尔德教授交往很多，在加州理工亦曾多次和冯•卡门教授接触，他们都是欧洲哥丁根学派的传人。哥丁根学派是应用数学的倡导者，他们都有很深的数学根底，有更好的物理过程的理解，对待数学上都强调对物理过程的本质问题的认识是主要的，但在数学方法上从来不吝惜使用，力求其用在刀口上，要有得漂亮，要用得朴素简洁。为了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有时不惜跳进数学这个海洋来寻找最合适的工具，甚至于创造新工具。他们都警告我们，数学在应用数学者说来，只是求解实际问题的工具，不是问题本身。辛祺教授甚至说：你们应该有捏着鼻子跳进海洋的勇气，但更应该懂得避免不要淹人海底，懂得在完成任务后爬上岸来，寻找新的物质运动的主题。数学本身很美，不要被它迷了路，应用数学的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不是去完善许多数学方法，我们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的，从这一观点上讲，我们应该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屠夫”，而不是制刀的“刀匠”，更不是一辈子欣赏自己制造的刀多么锋利而不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刀匠。
记得在１９４０年冬，我到校后第二次进见导师辛祺教授，详细汇报了我在昆明研究的弹性板壳内禀理论，首先说明我选用以板壳中面为基础的高斯坐标，他立刻就指出他的宏观理论也采用同样的坐标，并指出正确选用坐标系，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基础。我说明我采用了在变形中各点坐标不变的“拖带坐标系”（Co-moving Coordinates），但变形前坐标框架的基本张量和变形后坐标框架的基本张量不相等，其差值的半定义为应变张量。他认为是一个创造性的观点，在应变不太大的条件下，这个定义和经典定义相等。他认为这是典型应用数学思想指导下的创造。当我介绍不论变形前和变形后的基本张量的黎曼曲率张量必须等于零，因为他们都代表的实质的平坦空间，所以也就是代表变形协调条件。他拍案叫绝。他说：“你的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已经完成，不必介绍了，去详细完成具体计算任务吧，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应用数学家，你已经懂得重视物理观念的深化认识，同时也懂得用现代的数学工具简洁地描绘物理观念的认识”。在４０年代，张量分析主要是用来研究相对论的数学工具，由于定义应变张量的困难，使用它来研究弹性力学问题的还很少。辛祺教授几年前曾写过一本张量分析的专著，但重点还是在研究相对论。当时，辛祺教授说，看来他有必要应该修改这本专著，增加微分几何和弹性体的变形分析部分。当时他显得非常满意和非常高兴，当晚要我和林家翘、郭永怀到他的家去晚餐和他的家人会见。第二天早晨又把我们叫去讲出了有“捏着鼻子跳进海洋和爬出海面”的那一段印象深刻的教导。林家翘曾在１９８０年在北京讲学时，同样引用了辛祺教授的那一段话，可见他和我一样获得的深刻印象，在四五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英菲尔德教授同样也很重视这一应用数学的观点，为了使我们深入理解这一观点，特别为我们研究生开设一门名为“物理学的演进”的讨论课，用物理学的发展史来说明：物理学的历史是人们通过生产实践和实验室科学实践的经验的不断总结，来深化我们对物质运动过程的认识，提高到理论高度，用一定的认识的一些假设，建立物理过程的理论基础，再用数学方程推理分析应用来研究更广泛的问题。并用一定的实验来校核，当这种校核和理论结果相矛盾时，人们就要对理论中的认识和假设进行再认识和修改提高，从而使理论认识上了一个台阶，物理学就得到了新的发展。英菲尔德教授说：物理过程的理论认识是战略性的，物理理论的数学处理是战术性的。一般说来，当然战略比战术更重要，这样说并不是轻视战术。这个讨论班的成果，以后曾由英菲尔德教授整理出版，引起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间普遍重视。英教授１９４６年返回波兰，任波兰科学院副院长，在５０年代曾访问我国。
在１９４３年初，我曾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研究了薄壁柱体的变扭问题。有一次晚上，我去他住处汇报工作，当我明确提出闭截面薄壁柱体不能用略去轴向应力作用的假设，而应该认识截面变形很小，可以略去不计，而轴向应力和剪应力之间应该满足应力平衡方程时，他就说：这一物理认识很明确，你已经突破了时兴的“二次剪应力”的束缚，你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一定能突破目前的困境，你先从物理角度看透问题的本质，你有很好的应用数学的训练。那时已经很晚，冯•卡门教授毫无倦色，拿出两个玻璃杯和一瓶酒，和我一起一边喝酒一边伏在地毯上一页页地审查讨论了那篇有关“变扭的扭转”的我们联合署名的论文。他越看越高兴，最后他说，这是他一生所署名的弹性力学中最富有经典味道的论文，一切解方程的过程，充分体现了经典的应用数学的完美和简洁。他问我在大学所学的课程中那一位教授的讲学最满意，我简单介绍了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等教授的特点。他说你们的物理系的教授很不错，可惜１９３５年他在清华航空系讲学的几个月中，没有访问一次物理系。他对林家翘也很满意，希望清华多来几个研究生。这样一直谈到半夜两点多，临走时，他说，他在弹性力学方面，有这样一篇富有经典应用数学风格的论文，已非常满意，以这篇论文作为对弹性力学的告别作品，对得起同道了。在这一晚谈话中，使我充分理解了哥丁根学派的风格和追求，对我以后的科研工作有深刻的影响。
第六章 弃美归园、迎接解放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以久离家园、探亲为名，取得返国权利。１９４６年５月从洛山矶搭货轮返沪，８月初从沪搭轮经秦皇岛回到阔别北京８年的清华园。抗战时清华沦为日军的后方医院，胜利后由国民党接收大员接管３个月，接收真是“劫”收。当我进入清华时，真是垃圾如山积，一切建筑门窗全无，四壁皆空。我们师生几百人，在陈岱孙教授的领导下，清除垃圾，修理危房，装修门窗管道、补充课桌家俱，日夜整理加工达３个月之久，才勉强复课。９月，祥瑛自成都携儿子元凯来聚。自出国留学后，１９４０年９月元凯在川出生，几年来一直由祥瑛教养成六七岁的小男孩，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时才得团聚。
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初北京解放为止，我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月薪开始为法币１４万元，还不够买两个新的暖瓶，以后改为关金券、金元券等，生活也更困难，不得已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从１９４６年起至１９４９年止，“承包”了三校工学院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还开设了高等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振动、弹性力学基础、传热学、轴的回转等高年级的课程，几乎每学期都有很重的教学工作，每周授课１５小时以上。那时的教学生活比中学教师略强一筹，但是，我同时还担任着清华学报理科报告的编委和清华工程学报的主编，以及中国物理学报的编委，和新建设的编委，都要消耗不少审稿时间。我在这一段时间中，还进行了有关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科研工作，前后在国内发表了８篇科学论文。
这一个时期生活艰苦，政治活动频繁，如抗议美军暴行沈崇事件、反美扶日、反饥饿反内战、反对美面、反对清华南迁等运动，连续不绝，每次运动都有北京各大学教授教师的签名宣言，几乎每一次都是由张奚若、吴晗、朱自清等起草抗议稿，发动签名。由于我和吴晗同住旧西院，过往较密，有时议事，往往以麻将牌或桥牌为掩护，袁震（吴晗夫人）应门接待。在吴晗府上见到了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１９４８年初，于陆琳同志由延安抵京，由于一些原因，陆琳同志在我家小住几个月之久，直到陆琳和我的机械工程系同事孟庆基教授结婚后，才得以合法居住清华园，以后他们一同奔赴革命根据地石家庄。
这几年中，教学工作奇重，政治活动频繁，生活靠工资，物价一日数涨，人不敷出，１９４７年夏起，有一部分工资以小米抵现款后，还能勉强保证了主食，但冬季长女开来出生，母奶不足，要订牛奶，买奶粉哺育，就一无办法，只好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如彭桓武、黄敦、何水清等告贷度日。１９４８年８月，钱学森自美返国探亲，看到我的困境，告诉我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开展较快，亟愿我回该所复职工作，携带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越待遇，这样也可以解脱我的经济困境。我于是到美国领事馆申办手续。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在最后一行有“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我明确填写了“NO”，拒绝去美了事。１９４７年冬，我家添了一个女儿，名“开来”，乃迎接未来之意。１９４７年冬以后，国民党由于前线败退，加紧压迫民主进步力量，风声紧张，吴晗夫妇、孟庆基夫妇、吴征镒等相继弃家出走，进入解放区，我和张奚若留在学校。在地下党员樊恭、袁泰等同志带动帮助下，经常收看延安广播电文，有时也在屠守谔、董寿莘同志家中收听延安广播（那时我穷得连收音机都没有），对解放战争形势，日益清楚，虽然自１９４７年夏以后，生活十分困难，曾有好几个月只有小米和白菜度日，真是比“三月不知肉味”，有过之无不及。但审时度势，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
经过反南迁的斗争，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学校里只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２６９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到２３日，远处已有炮声，按地下党的布置，当日未停课。我在晨１０时，照旧讲应用力学，但枪声已在墙外，化学馆后窗已有子弹射穿，我临时改题坚定地讲“射击弹道计算”，枪声不断，讲课声也同样不断，居然２００余同学无一惊慌离座，一直讲到１２点才终结。３０年后，我到云南昆明，遇到一位教授，他是当时在场听课的同学，回忆往事，竟不知是什么力量，使我们上完这堂课的，没有师生的心心相印、对解放的共同认识，我看是不可能的。
下课后，学校附近的战斗已经结束，战事已向丰台南移，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人城工作组的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８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３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３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孑L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辞别后回到学校，已是２５日早晨７点，到家中听见婴儿哭声，原来是小女儿于昨夜诞生，我们决定叫她“歌放”，她是我们的第三个小孩，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女。她是解放的喜日中进入我们家庭的一员，给我们迎来了新的生活。
第七章 解放初期，全心全意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作
１９４９年２月北京解放，３月清华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由原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任主任，张奚若、吴晗任副主任委员，周培源为教务长兼常委，费孝通和我为副教务长兼常委，陈新民为总务长。从此一直到１９５７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
１９５０年我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年１２月随中央慰问团赴东北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伤病员。在东北各地历经十几个城市，深感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对于建设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言，无疑是一种心理枷锁，在目前，科学技术虽然落后于西方工业先进国家，但要赶上他们，越过他们，并不是不可能的，怀念我们祖先在历史上曾有许多创造发明，我们的民族同样也是优秀民族，有着光荣的创造发明的遗产，只要我们有自信、能团结，我们是能富强起来的。为了这个目的，我在慰问期间就开始起草写有关我国古代科技发明的事绩的文章，用以鼓励青年，坚定创建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在１９５１年１月以后，一连在中国青年、人民日报等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我国祖先的科学发明史实的文章，后来１９５３年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名为《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一书。该书在１９８９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扩大版，在１９９１年又由香港南粤出版社以繁体字版本再一次出版。
１９５１年２月，我随教育部长钱俊瑞和曾昭抡同志视察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大连６城市的高等教育和厂矿修复工作。３月参加了全国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当选为青联常委兼副秘书长，曾在廖承志同志和胡耀邦同志的日常领导下做了长达７年的青年工作，并在１９５４年以中国青年代表团代表名义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世界青年和平联合大会，并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大会发言。１９５１年４月，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成立了全国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简称科联），当选为科联的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为调查和组织科学工作者的队伍克尽心力。
１９５１年底曾参加了文化部丁西林部长率领的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各一个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访国外的第一个代表团，团员中有李一氓、郑振铎、陈瀚笙、冯友兰、刘白羽、吴作人、季羡林、张骏祥、常书鸿、周小燕等同志。访印前日由周总理亲自接见，详细叮嘱了访问中应注意事项，从清晨２点一直谈到５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聆听周总理的教诲。迄今犹能回忆其和蔼的音容。在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接见３次，并由甘地夫人亲自陪同，访问了印度南北７个邦，会见了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拉曼教授和统计数学权威学者薄斯教授等许多知名学者；访缅时由吴努总理亲自陪同，访问了仰光、曼德莱等８个城市。出访连同海运经香港、新加坡前后长达三个半月，加强了中印、中缅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返国后成立了中印和中缅友好协会，我任中缅友协的会长。
１９５２年夏季，全国进行了院系调整，我被任命为新的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进行以苏联为模式的教学改革，为了迅速译用苏联教材，创造应急的速成俄文的学习，把俄文教材翻译成汉文教材，亦能简单地和苏联专家谈话。当时按苏联模式建立了专业，订定了改革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行政工作改革。为了对教学改革工作进行亲临第一线的实践，还承担了一学年的大学普通物理的教学工作，使我对苏联的高等学校教学有了较深刻的了解。１９５４年我在北京钢铁学院应北京市各高等学校有关教师进修的要求，开设了弹性力学的讲座，其讲稿经叶开沅整理后，１９５６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的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该书在１９８６年经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要求，曾再版一次。１９５６年，我在清华为教师进修，开设了应用数学讲座约近一年。１９５６年冬，又在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合办的“力学研究班”，重讲这一门课，两次听课者约６００人。在１９６２年我又为清华力学教研组教师办力学教师培训班，重新修订了应用数学的讲义，这份讲义原已交科学出版社出版，不幸在反右后停止出版，还索赔“毁版费”；几经周折，现已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１９５６年我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一直到反右，才撤消了一切行政职务，保留教授。
科学工作方面，在１９５１年中司科学院成立之初，即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曾和北京西郊各大学教师多次举办“薄板小挠度理论”和“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课题的学术报告会，并负责筹建力学研究所。经过几年的培养干部和积极筹备，１９５６年１月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长由美返国归来的钱学森同志担任，我兼任副所长。为了及时培养力学研究工作和教师人才，推动力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曾建议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合办力学研究班，调集全国高校工科各专业毕业班学生就读，由我和曾昭抡部长共同主持，并亲自授课。自１９５１年起，就开始指导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叶开沅、陈至达、顾求琳等，这是我国高校解放后招收的第一批力学专业研究生，以后每年都有研究生入学。１９５６年５月，曾去波兰参加了国际固体力学研讨会和流体力学研究会；同年７月参加中国科技访问团，访问苏、波、罗、匈、民主德国、保、捷、南斯拉夫８国的科学院和国家科委；８月底出席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九届理论和应用力学国际大会（１UTAM），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并在大会上作“长方板大挠度问题”和“浅球壳的跳跃问题”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深受与会人士的重视，在６０年代、７０年代国际上有不少论文和研究，都是以这两篇论文为根据的，前者有关大挠度板的系统摄动法被称为“钱伟长法”，后者有关浅壳的大挠度方程被称为“钱伟长工程”。这年的年底还接受了波兰科学院授予的院士称号和证书。
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我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自然科学１２年规划工作。从确定科学任务项目，到各科协调，以致于确定人员经费等规划，任务既重要又复杂，工作接触很广。我们建议以生产需要为出发点确定了５５个项目，周总理指出还应该增加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任务。这样就形成了有５６项任务的中国自然科学１２年规划的框架，其中原子能、宇航、计算技术和计算机、自动化和基础理论为重点，我负责几个任务项目的规划。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国家的需要出发，制定的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在这两年的规划工作中，我们经常向总理汇报工作，有不少次是在深夜或清晨中进行的。周总理一方面强调科学规划必须服从生产建设的需要，一方面又强调基本理论和科学实践对于教学发展的重要性，不止一次提醒我们各种科技发展既有国际通用的共性，更应该注意我国资源和地区特点。他一再提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发展以我国特有的富产金属为主的合金钢系统”，“我国的稀土元素南北都富有，为什么不能开发使用到农肥和其它轻工方面去呢”，“西部北部沙漠那么大，怎样治理，北方干旱地区那样大，研究适合这种地区的农业和粮食品种十分重要”，“我就不信我国是贫油地区，洋人的找油理论可能有局限性”，“不要忘了中医中药的研究”等。周总理的每一次接见，每一次谈话，都使我们加深理解到生为华夏子孙的中国人，对开发这块养育着中华民族的土地有着无限的责任感，而在制定规划中，以高昂的热情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着。周总理不断鼓励我们为我国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在规划接近完成时，周总理公开赞誉我和钱学森、钱三强为“三钱”。１９５６年４月规划工作结束后，我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并负责筹建自动化研究所及自动化学会。在这以后，周总理指出，科学规划内容宏传，要促其实现，必须广为宣传规划的精神，并鼓舞广大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进行更艰苦的实践斗争。在总理的号召下，我应各省、市领导同志的邀请，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山西、保定各地作了关于“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任务”的报告，各地反响热烈，起了一定的动员作用。
１９５３年，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１９５４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代表江苏省）１９５４年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科学院的学术秘书。在这样繁重的公务、学术行政和教育行政任务下，我并没有放松科研工作，这几年里除了发展科学论文２０篇，还出版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和叶开源、林鸿荪、胡海昌合著），《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后者获１９５５年国家科学奖，并由苏联译成俄文出版（１９５７），这些都是在晚间９时以后，挑灯夜战的所谓“业余时间”中挤出来的“成果”。我当时也只是４０岁上下的中年，多么希望有更多更富裕的时间，为国家的科学事业作出更多的直接贡献；我也看到，像我这样整天奔忙于社会政治活动的科学工作者还大有人在，都为了时间不够用而焦虑苦恼。因此，我不断加强社会各界对科学工作者的理解，呼吁采取措施“保护科学家”，为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从长期实践中对教育体制、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等都有了较深的认识和理解，并在各种场合，坦诚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意见。我主张教学必须和科研相结合，教师除了必须结合生产实践外，还必须通过科研工作才能不断扩大知识领域，掌握新知识，加深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才能教好学生，在教学中不只是“传授知识”，而且要指导学生能了解这门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否则教师只是终年照本宣科的教书匠，其教学质量是无法提高的。我主张大学教育应打好基础，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工科学生要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不能设想许多知识都要在学校里由教师一一讲过，因为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科技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更新着，学生更需要具有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认为工程师必然是在长期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锻炼成长的，不可能在大学的“摇篮”里培育出来。这些主张，当时不合乎时兴的社会潮流。因此，在清华大学里引发一场历时３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为了回答各方面的责难，我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３１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６月９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６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接着就是１９５７年６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
第八章 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下，努力把科学工作的成果献给人民
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进行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
我虽然已经不能接触到国家对科学工作的方向和具体课题，但通过广大群众和科技人员来函和登门来访，要求咨询，要求提供资料信息，要求工作协助时，无不欣然答应无偿地勉力从事，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技术援助，许多来访者也冲破了层层障碍，事先并不认识，事后成为终身益友。在交往中，深感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都在一心一意为国家的建设努力搏斗，在搏斗中他们仍把我看作是一个忠诚的战友，从这种“地下活动”中，努力自强不息，把科学工作的成果，通过种种渠道，奉献给人民。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６年间，约有百多件这样的事件，迄今还历历在目，其中重要者有下列数端：曾代叶祖沛教授（原联合国冶金组专家顾问，曾任冶金部副部长，叶老不请中文）起草了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并设计了高炉加压顶盖的机构和强度计算，为叶老在首钢试验作了理论准备；曾蒙李四光部长的亲顾寒舍恳切要求下，研究了测量地应力的初步设想措施，并推荐反右后流放到新疆的我的研究生潘立宙来从事这一研究，由李四光同志亲自把潘立宙同志调入他创建的地质力学研究所，开创了我国地应力测量的重要事业，也挽救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一个人才；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了咨询，也推荐了人才；为人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了以栏杆框架承担其增强作用的方案；为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采用网格结构的设想，同时提出了计算方法；为北京火车站的球形方底屋顶的边框强度设计提供了计算方法；为架线工提出的关于山区电缆的下垂问题，以及风荷下电缆的长波跃动和互相干扰问题提供咨询；为架子工铆工提出的拉力扳手提供了设计资料；机床厂工程师发现了从民主德国引进的４种机床和说明书内容不符的问题来咨询，经过了４个月的往返现场试车，才发现技术说明书是旧型号的，引进的机床是隔了两代的新型号的，自动化水平和加工速度都较高，油路有较大改善，后来改写操作维护指示书，才得到了工人认可的妥善解决；还有关于试炮场、防护体结构、贮油罐顶盖结构计算、电厂冷却塔设计计算、波纹管和膨胀接头的设计计算、拉晶机设计计算等都曾提供过咨询讯息服务；也曾为电缆厂提供了我从未发表过的电缆强度计算方法及其公式，后来这些公式出现在电工手册上，但并未提及作者来源。
感谢党中央给我摘掉了右派帽子，从１９６０年起，在校内从极右分子变成了“摘帽右派”，至少可以名正言顺地当一个“保留教授”了。但并没有正式的教学任务。冲开禁区是从校外邀请开始的，１９６０年秋，在北京地区冶金学界和金属学界邀请下，开设了“晶体弹性力学”，历时４个月。听讲者８０人，写了３０万字的讲义；１９６１年春，力学班要求开设“颤振理论”，讲了一学期，也写了讲义；接着北京航空界邀请讲专用于飞机结构的颤振理论，为此专门开设了“空气弹性力学”，讲了半年，共约 １００小时，写了约６０万字的讲义，听讲者约３００人。从此以后，还为力学班讲了工程流体力学，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３年间，还专开设了清华校内的教师（共１０个人）培训班，讲了应用数学、微分方程的理论和解法、弹塑性力学基础等课程，都写有讲义。同时，还多次为动力系毕业班开设了汽轮机的强度设计理论基础，和为电机系毕业班开设了电机强度设计理论基础，以及为机械系开设的应用弹塑性力学等，每次都写了讲义。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间，是我教授讲课的一个高潮，共约讲过１２门教学计划以外的新课，总计写了约６００万字的教材，也是我一辈子写教材写得最多的几年，其中应用数学，微分方程的理论及其解法，以及电机强度设计理论基础，业已在最近（１９９３）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和国防工业出版社公开出版。其余的也将陆续整理出版，因为这些讲义并不仅仅是已知材料的编辑综合，而且还包括着许多我当时的科研成果，这些有实用价值的成果，理应公之于众，献给有关的广大科学工作者的。
在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间曾先后为力学学报编辑部审稿３００多件，有些稿件需要彻底改造，完全重写，还要和原作者详细商量，有些我的审稿意见比作者原稿还要长，曾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教授，写了一篇有关层合板的论文，不少基本概念是错的，我在长达５０页审稿意见中逐一指出后，他竟公然说：“右派教授无权审查左派教授的论文！”最后还是郭永怀所长决定：“在这类问题上，我们还是相信钱伟长的意见”，力学学报才没有刊登该文。在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关心下，和党中央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消息传出以后，处境确有好转，但对工作仍有各种阻力。
在１９６４年，我曾根据十几年的经验，写了一篇很有创新意义的重要论文，《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投交力学学报，不幸给编辑委员会以“不宜发表”为由，退了回来，当然退稿时还附有审稿人（甲）、（乙）的意见两条。我天真地以为这是审稿人差错，便详细地写了两封申辩信，寄给编委会，要求正确处理，但编委会连回信都没有给。１９６８年日本鹫津久一郎在美国出版的《弹塑性力学中的变分原理》一书上表达了相似的论点，这一论点才得以在国际上风行一时，只是比我的论文晚了４年多。一直到１９８９年，我才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钱伟长科学论文选集》中发表了这篇论文的原稿全文，以及审稿人（甲）、（乙）的意见和我的申辩信全文，从这些材料中，读者自己可以作出结论和体会。
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国际力学会议主席柯爱特（Koiter）教授曾两度邀请我至荷兰主持现代壳体力学研讨会，提供往返旅费以及生活资助，都遭到清华大学领导的拒绝而未能应邀参加，连论文也不许寄出。
第九章 在史无前例的困难条件下，坚持科学工作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不论五类分子或是八类分子，我总是在最底层；两派武斗，都把我作为斗争对象；是劳改队的永久队员；武斗最剧烈时，家住两派战线的前沿阵地，所有邻居都躲避迁居他处，只有我和老伴还住在枪林弹雨之下，几近百日，随叫随到，只要“九头鸟”一叫，不论半夜或黎明，都必须出席批判大会；皮肉受尽了各种痛苦；书籍资料散失大部；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有一个时期，连吃饭都很困难；还有约近半年的时期，夫妻都被分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里当“狗崽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以后在１９６８年初夏的“百日大战”的武斗中，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里，另一间厕所兼作为厨房和吃饭，以及会见“革命群众”、“专案组同志”的“外调”的会客室。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亲人们相互关怀，相濡以沫。同时我坚信这些现象都是暂时的，一个国家不可能这样长期混乱下去，总有一天要恢复建设，因此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消极悲观。再则看到许多革命领导和建国元勋都受到非人的摧残折磨，对自己受到的苦痛，也就坦然处之不足为道了。只是春天盼秋天，今年盼明年，没有想到一直闹了十年之久。
时间长了以后，又渐渐开始了“地下”的科学工作，起初只是为了解答人们的询问，有时给工厂无偿翻译一些进口机器的说明书，在武斗最剧烈的时候，居然开始了三角级数求和的研究工作，这种工作无需参考资料，还可以断断续续做。在累积了一定数量的成果以后，就有计划地要写出一部有１万种“三角级数之和”的大表，这样的工作占用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的大部分时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居然完成了９０％的工作量。总数累计业已超过１万种级数，涉及广泛的实用范围。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军工宣队进校以后，武斗停止，不一月，被定罪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１０月２９日和力学教研组教师４０人一同下放首都特殊钢厂劳动，当三班倒的炉前工，和工人师“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师傅都是２０岁出头的壮小伙子，而那时我已年近花甲，炉前工的主要工具长铁杆，重５２公斤，要举起铁杆来操作，对我说来确实非常困难。在日夜相处中，从青年工人中学到不少东西，和工人们理解渐深，有几位在后来竟成了朋友。一月后，大队撤离返校，我和少数几位教师仍继续留厂劳动。几个月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时我和工人关系已经很好，工人们已经不再直呼我为“钱伟长”，先改称“钱教授”，以后直呼“老钱”。工人师傅和我一起搞了几个月的技术革新工作。最后，转入机修厂，和工人一起，根据需要设计制造了一台８００吨水压机和大型的２０００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及其设备。从而建成了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满足了该厂日益扩大生产的需要。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技术资料，参观了北京市和各种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得到许多工人的关心和支持。这两个车间一直到我５年前访问该厂时，还在使用着。
１９６９年夏，清华领导忽然通知特钢工宣队领导，命令我当日下午４时前返校，晚７时随几百人的教师队伍，去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从事农业劳动改造，并要立志终生务农。特钢工宣队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说：“当接受钱伟长来特钢劳动时，清华军宣队领导迟群、谢静宜曾再三叮嘱，钱伟长不改造好，不许返校。现钱伟长虽然有进步，但离改造好，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因此不能让他离厂返校”。这是后来师傅们告诉我的，师傅们知道鲤鱼洲农场是吸血虫病的严重疫区，这样处理是工人师傅爱护我，使我免除了一场无妄之灾。
第十章 四害已除，奔驰前进，力图夺回已逝去的美好岁月
美国作家韩丁访华，要求了解清华在“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情况，周总理指定我陪同接待。为了接待外宾，革命委员会急忙给我调整房屋，把原已搬进的邻居迁走，五间北屋都还给我家，有了卧室和宽敞的客厅，临时动员教研组的同志来粉刷墙壁，并勒令我添置几件家具，当时我原有的桌椅早已在运动期间“处理”掉了，而扣发了几年的工资也没发还，只得暂时告贷。安置好以后，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和何东昌都还郑重其事地来查看过。为此从１９７０年５月起由特钢调回清华，专门从事接待工作。和韩丁大约详谈了一个月，参加接待的还有工宣队接待组的刘师傅，韩丁的女儿卡门是北京１０１中学的学生，也参加了红卫兵，是蒯大富的热烈支持者，拿过长矛，参加过武斗，谈话时卡门是见证人。我事先曾向周总理请示过，总理指示：“合情合理照实说”，“卡门不会给我们隐瞒的”，“关键是讲得合情合理”，“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逻辑讲得合情合理”。谈话开始几天还有外交部的唐闻生当翻译，后来只有我和刘师傅接待了，为了刘师傅能听得懂，我讲一段英语再讲一段国语，有时卡门帮着译给刘师傅听。我们还约请了清华两派头头座谈，让他们自己讲两派斗争的事实和他们自己的理解。在座谈中，两派仍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卡门当然还有不少蒯派观点，但韩丁对此很感兴趣，经常穷追不舍。我则自誉是最中立的，因为两派都不要我，都把我当做斗争对象。最后，韩丁提出１００多个问题，尽力解释了一个星期，有的问题干脆承认没法解说。一直谈了一个多月，谈到韩丁、刘师傅、卡门都满意，才算完成总理交付的任务。韩丁返美后，写了一本名为“百日大战”的书，畅销美国。卡门在文化革命结束后返美，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演说家，专为中国问题辩护。
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２年，周总理直接交付的任务中接待的国际友人，还有法国名导演伊文斯（１９７０年８月），美国作家斯诺（１９７１年２月），英国记者格林（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等人。
伊文斯来华摄制“文革”事迹，周总理指定我以知识分子身份接受采访，并家访摄制电影，长达一小时。格林也摄制了讲课新闻片和采访新闻片。斯诺的接待较细致，谈话采访约近半个月。
其它还有《纽约客》记者斯泼林斐而德（１９７２年），在家中接待了约５小时，参观了除厕所以外的所有房间，返美后，在《纽约客》１９７３年３月号上登载了长约３５页的家访报导。通过这些，深感周总理关于“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以及“求同存异”的指示在外事工作中的重要性。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和中美建交带来了中美交流的热潮，夏天接待了美籍华裔教授回国访问团，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戴振铎为副团长，全团共有张捷迁等２４位教授，不少是别离３０年的老朋友和老同学，相聚间有说不完的话题。同样还接待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等人。１０月初至１２月，由毛主席周总理决定让我参加我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瑞典、加、美四国，由贝时璋任团长，白介夫为副团长，团员有张文裕、钱人元等人。周总理嘱我注重考察环保问题。在英国结识了皇家学会会长赫乞逊爵士和他的夫人，赫夫人陪我们乘游艇游览泰晤士河，在游艇上我和赫夫人的照片成为当天泰晤士报头版头条新闻；在英国剑桥大学，我们还会见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教授和他的夫人；此外我还见到了老朋友伦敦帝国学院院长、空气动力学著名权威赖希尔（J．Lighthill）教授，曼彻斯特大学英国机械工程学会会长脱纳（C．E．Turner）教授，和斯汪西大学的著名有限元专家辛克维奇 （０．C．Zienkiewicz）教授。赖希尔教授和我通过有关超声波锥流的研究，曾长期通讯来往，赖希尔是现任（１９９３）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大会主席；脱纳教授和我由于波纹壳的计算通讯，来往业已十几年。辛克维奇教授原籍波兰，我们是在波兰的学术会议上认识的，当时他是从威尔斯的斯汪西专程赶到伦敦来见面的。我也专门访问了管理环保的各部门，询问了有关环保管理工作，并访问了英国环保权威洛德斯爵士（业已９０高龄），蒙他提供了治理泰晤士河污染和伦敦空气污染（即雾）的详细资料。最有兴趣的是参观牛津大学附近的皇家气象中心，看到他们正研究全球气象预测计算。在讨论中我指出他们忽视了南太平洋、加勒比海、印度洋的海面蒸发，和西藏高原对气流的影响，这将严重影响他们的气象动力学的求解条件，他们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访问的第二站是瑞典，瑞典以教育普及闻名于世，国民中有９２％是大学毕业水平。接待我们的主要是瑞典皇家学会，该会会长汉勃鲁博士极热情，陪同我们全程参观访问。汉博士以后曾多次访问我国。我们在瑞典访问了新京斯德哥尔摩、旧京阿泼萨拉、西部港口哥德堡、北极圈内矿区基尔纳及其气象探测火箭发射场。在斯德哥尔摩访问皇家工学院、诺贝尔基金会、亚西亚工业集团公司的核反应堆和核燃料加工厂、皇家学会图书馆，也额外参观了瑞京的地下固体废料处理场，并获得了有关资料。在阿泼萨拉我们主要访问了该市的阿泼萨拉大学，据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有汉学系。阿泼萨拉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有大量中国文物馆藏，我在图书馆中意外地见到了２０多本《永乐大典》珍本和郎世宁绘制的康熙年间的大清帝国全图，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早的中国地图（按现代标准绘制的）。在北极内的基尔纳矿区，我第一次看见现代化的铁矿矿区。矿石从矿内用传送带直接自动送入选矿厂，一个选矿厂每年能选矿４００万吨，一个班一共只用１２个工人，矿石进入第一层楼进行粉碎并筛选，合格粉末升人第二层，经洗选后团成颗粒，不合格的大颗粒，再度粉碎后加入下一批原料输入第一层，把第二层团成颗粒的料输入第三层楼进行烧结。最后经过筛选后由传送带输入厂外的铁路运输车皮上，通过铁路从挪威出口。厂房地下层是动力机械中心，１２个工人中，６人在动力中心，也管维修，其余６人，每层２人，分管传送速度、生产质量和机械动作的监护。在基尔纳还观察了北极光的大自然奇景。瑞典工业发达，教育普及，生活水平很高，社会保险发达，一般工作人员，包括小学教师，幼儿院保育员都是大学毕业的文化水平，不少人工作之外，还在进修高级学位课程。瑞典的这种高文化水平的社会，在访问的四国中，应居首位。
第三站为加拿大，访问了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魁北克、蒙特利尔、尼亚加拉大瀑布。在渥太华见到了同届出国的中英庚款公费生姚玉林，他攻冶金，获得博士学位后和加籍华侨结婚，并在加拿大政府的矿产局中任工程师３０年，现为该局的主任工程师，不日退休；也会见了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林达光教授。在多伦多返回母校时，才知道４０年代的应用数学系已停办，因在战后原来避难的欧洲教授们都各自回国去了。多伦多还为我返校而举行了获得博士学位３０周年的纪念会，参加者都是当年的数学系、物理系（现已退休）的教授，其中有３位还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在“文革”中我的毕业（博士）论文丢失了，现任校长从图书馆的原稿复制了一份赠我。老教授特别关心我们这批加拿大首批留学生，当他们知道段学复、张龙翔、沈昭文等都是我国科学界的带头人时，都喜形于色。我还遇见了当年居住在同一宿舍的老同学约许博士，他现在是加拿大的牙科权威，也是现总理的牙科保健大夫，他极想来华访问，特别是华西大学（成都）的牙科，他父亲在解放前曾在华西大学任教授，后来在１９８４年，他终于访问了上海、成都、西安和北京。在多伦多大学我们还访问了宇航研究中心，他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圆柱壳受轴间压力下的稳定实验问题的研究，我向他们索取了不少实验资料，并同意用我的圆薄板大挠度问题，以及扁球壳受压失稳问题的公开成果和他们的研究资料进行交换。我们还访问了魁北克的冰结构的强度研究所和高电压实验室，以及滑铁卢大学的计算机软件中心、运河远距自动控管等科学技术设施。
最后一站是美国，我们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密西根、芝加哥和旧金山等６个城市，尼克松亲自在白宫宴请了我们，基辛格也在国务院举行中餐午宴，美国科学院举行了全国科学家５００人的盛大宴会，据说这在美国科学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在美国科学界、教育界、学术界和华侨界中受到了普遍热烈的欢迎。在旧金山告别时，由上海人刘太太独资主办了人数几达１５００位的盛大告别宴会，参加者为来自全美各地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据说这也是创记录的，足见新中国的威望。我们参观了各种博物馆、纪念馆、国会和国会图书馆、宇航馆、纽约世界贸易大厦、联合国大厦、芝加哥工业博物馆、斯坦福大学的工业园等公共设施，也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格莱分校，以及斯坦福大学９所著名高等学府，还有IBM公司、奇异电器公司、RCA公司和贝尔电话电报公司的主要研究所，IBM的总经理专程陪同代表团历经华盛顿、纽约、波士盛三个城市。他在纽约总公司的招待会上公开说：“我真诚地愿意和中国合作发展计算机事业，对中国而言，我们无法保持什么真正的技术机密，公司的高级技术带头人共有５００余人，中国人超过半数，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哪天中国要他们回家为祖国服务，我们是无法阻挡的。”我们特别提出要求参观和访问环保局和环保研究中心，询问了美国环保管理的运作方法和有关国际关系问题，并索取了大量资料。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到有关高新技术诸如激光、遥测遥控技术、计算机技术、加速器技术等各方面的进展情况，我们只是拒绝了观看阿波罗登月发射的现场，其它都和主人的殷勤接待密切合作，双方都感到满意。在访问中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和老同事。在普林斯顿大学见了原帕萨汀那喷射推进研究所的老同事萨马斐尔特教授，他热情地请我专程参观了他所领导的喷射推进研究中心，以及他在研究的电子喷射推进发动机；另一喷射推进研究所的老同事司啻怀特教授，特地从加州南部赶到旧金山，短期会见了几小时，还见到了一些应用数学界物理界的老朋友，都是阔别了３０年的人，无非是互相交换老朋友的近况。特别要提到的是见到了许多华裔科学家，如任之恭、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吴大猷、陈省身、赵元任、张捷迁、吴健雄、袁家骝、张守廉等教授。我们还专程访问了李政道、杨振宁的夫人及儿女。
我在访问四国中，一直是代表团接待记者的发言人，和各国记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离美前，在旧金山召开了一次告别的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中国在解放以来，有什么科学发明，可以算作是对人类的贡献？”这是富有挑衅性的提问，我当时即严正答复：“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重建家园中，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不论它曾经多么落后、多么贫困，只要国家独立，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努力建设，就一定能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工业、农业，逐步赶上世界最富有的发达国家，这就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科学发明和对人类的贡献。”听众中一片掌声，许多在场的老教授都流下了热泪。
访问结束返国后，受到了周总理热情的欢迎，我也交出了一份有关四国对于环保工作的５万字的报告，并提出了有关我国环保管理和政策的建议，不久国家成立了环保局和环保研究院，由清华１９３７年校友黄新民同志主持该事。
１９７３年３月起，代表团在北京展开了“访问四国报告”，有时误传为“访美报告”，我也曾在４月到绵阳清华分校作了这个报告，顺访了成都，这是我在解放后首次访问四川。
第十一章 小小一个电池，也是祖国的需要
在弥漫着斗、批、改的政治空气的清华园内，刚刚批判过一张纸、一枝笔的纯理论工作，再谈应用数学和力学的理论工作，显然只会自找麻烦。但是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长期吃白饭无所事事，良心不安，总想找个实际问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以作补偿。在珍宝岛边界战事中，我曾提过一个建议，研制复合装甲护板，在加重装甲的重量下，提高装甲抗弹能力。这一建议通过军工宣队领导转交给有关当局，得到首肯而组织力量试制中，两年后听说颇有成效，但后来由于九一三事件发生而引起的人员调动中停了下来。
在１９７１年间终于找到了研究开发轻质高性能电池这一课题。它若成功，既可用于野外作业如地质勘探队的电源、铁路号志灯的电源、航道标志灯的电源、坦克的起动电源、导弹动力电源、甚至潜艇和电瓶车电源，以至电汽车未来的动力。这一建议果然得到军工宣队领导的批准，组织了一个高能电池研究小组，归化学教研组支部领导，由支部书记孟祥发同志直接负责，参加者有化学教研组讲师老廖和大李、汽车教研组宋景瀛教授和一位工友共６人。一年后，坦克兵团又派来４位同志，发展到１０人小组。研制高能电池工作开展后，全力日夜投入战斗。搞电池非我的专业，知识不够怎么办？在短短３年内，边找资料边学习边翻译，累积３００万字的翻译资料，还阅读了前后２０年的有关学术专著。没有设备怎么办？自己制作，我们从学校的废品堆里找旧材料，把废旧的千斤顶，修理好后倒装在钢架上作为手动的电极板压力机，用废电线拆开后把铜丝镀银作为电板网的编制材料，把废轮锯片安装着旧电机作为制作电池匣的电锯等。没有合格的原材料怎么办？不论是空气极板的主要原材料聚四氟乙稀，或是电化学反应的催化剂，或合格锌和其它类似阴极原材料，或电极包装塑料薄膜，我国都没有生产，或没有大批量生产，或生产而质量并不合格。凡此种种，都由我亲自跑化工材料行，或各行的各个仓库，有时甚至亲自到化工厂的车间，和老师傅直接商量，有时在塑料加工厂或轻工业车间或粉末冶金车间，无意中找到了必要的材料，特别在找微量添加剂或催化剂时，更加困难。在这三年中，我骑自行车跑遍了北京的大小各种车间４００多处，经常得到许多老师傅的热情帮助。到第二年中，一种与普通电池体积重量相等，而其产生能量高出８倍的新的一次性电池诞生了，其性能竟超出了C．E的同类电池的４０％，而且价格便宜，其技术关键在于我们制造了空气极板的新工艺，这种不足一毫米厚的新极板，是多孔性的，既可以畅通空气或氧气，又有很好的抗水性，水或其它电解质溶液，即使在加压的条件下也完全不渗漏，它同样可以用来制作燃料电池的极板。很快，高能电池在生产中发挥了作用，不少电池厂移植了这项技术，生产出来的高能电池填补了国家空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高峰时期，这个小小的高能电池研究组竟和１００多个电池厂联系，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有时竟有５０多个外来客人在实验室里，亲自学习操作试制极板，测量电性能，索取详细资料，我们采用一切技术公开的原则，深受各方欢迎。三年中我亲自编译刻印了１００多期《洋为中用》的技术资料，供全国各方参考。在第三年中，由我编写的《锌空气（氧）电池进展》的专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同时也试制成了以高能电池为基础的坦克启动电瓶，原来用两个电瓶，重约 １００公斤，仅能连续启动１５－２０次，而新的高能电瓶只要用一个，重约２５公斤，试验下来能连续启动１０００多次，这为实战带来极大的方便。此外我们还为铁路设计了实用的号志灯，为地质野外工作队设计了高能电源，分别在山海关和廊房建了两个厂。同时还在进行贮存保养试验，进一步提高性能的试验，以及进一步发展电瓶车的试验。高能电池的工作在１９７５年还获得了北京市的科技进步奖，也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周总理在１９７４年底接待杨振宁期间，曾指出该项研究的战略重要性，仅有坦克兵的人力支持，还不够，当场告诉迟群，还应给予设备和经济上的支持。我们满以为这样可以把这一研究飞速推进了，谁知道学校的领导在迟群的指使下，以电池研究组推行资产阶级专家路线“为名，撤换了小孟的党小组长的职务，换了一位”左派“的白某，展开了大批判，说什么”电瓶安装在汽车车架上方是资产阶级路线，装在汽车的车架下方才是无产阶级路线“，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谬论。闹了一个多月，电池组只好以解散告终。
１９７５年我作为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到了周总理还问起电瓶，我只好支吾应对，小小电瓶竟得到总理的关注。我望着总理憔悴的音容，不胜感动、焦虑。那时我因高血压症状严重，休息了几个月（扣薪），以后转入外语教研组，帮助他们编英汉科技词典，１９７７年初又转人数学教研组，从事”三角级数求和大表“的工作，不久”四人帮“垮台，一切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第十二章 四害已除，奔驰前进，力图夺回久已逝去的美好岁月
四害已除，重新获得了科学工作的权利，欣逢１９７８年党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并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服务效力，感到无限幸福。
１９７７年８月起，为北京高校教师和研究生以及各部委研究所、设计科研人员讲《变分法有限元》，共７０讲，听课达５００人，并写出讲义约７０万字，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有限元自６０年代起，逐渐发展，十几年不断普及于国际工程界，为力学计算开辟了一条数值计算的新路，并依靠计算机的发展，日趋成熟，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科学工作完全处于停顿，在国内还很不普及，也从未有人系统讲过课。在国外一般都从微分方程开始，我则从力学问题的变分法开始，由于我从”文革“期间就从事研究变分法，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把变分条件吸收人变分泛函中去，建立了一整套广义变分原理的理论，用离散化处理后即为卞学锁在国际上独树一帜的混合杂交元理论，实际上就是多变量变分原理。本讲座曾在全国各地讲过７次，即华中工学院（１９７９年３月）、昆明工学院（１９７８年８月）、重庆应用数学力学编辑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绵阳２９基地（１９８０年１２月）、无锡 ７０２研究所（１９８２年１０月）、贵阳（１９８２年７月）、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１９８２年５月），听讲者总数达２０００余人。这是”文革“后开设的第一个大型的学术讲座，我通过这些讲座，实现了把讲坛搬到全国去的诺言。
第二个公开讲座是关于《张量分析》的。为了在国内引进理性力学的研究方向，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理性力学权威爱林根教授同意来华讲在昆明工学院讲授变分法和有限元（１９７８年８月）学，为了对力学界接受爱林根的讲学作准备，特在兰州开设”张量分析“讲座作为数学基础，共讲１４讲，每讲３小时，写有讲义，听讲者共有２００人。
第三个公开讲座是关于《奇异摄动理论》的。奇异摄动理论是在１９４８－１９５５年之间由我、郭永怀、林家翘、钱学森分别在不同的力学非线性问题中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由于它确能解决问题，国际上从６０年代起逐步在力学、物理和天文计算中推广使用，内容逐渐丰富，形成了一般公认的”奇异摄动理论“这一新兴的数学方法。林家翘在１９７８年来访时曾讲了星云发展学说就运用了这一理论，他鼓励由我在国内进行推广，为此，我自１９７９年９月起就在清华大学开设了这一公开讲座，共有５０讲，写了讲义约５０万字，听讲者删余人。以后又在华中工学院和上海讲了两次，听讲总人数达５００人。
第四个公开讲座是《穿甲力学》，这是应国防部门要求开设的讲座，共５０讲。事前由华中工学院朱九思院长大力支持提供条件，使我于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３月－９月１６日在庐山，编写讲义约４０万字，１０月到该校开设讲座，听讲者达２５０人。事后收了一位博士研究生，由内蒙试炮场来，毕业后仍返该场。穿甲力学讲义后来在国防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４），获国家优秀图书奖（１９８８年），迄今国内也还没有同类专著。
第五个公开讲座是《广义变分原理》，这是民盟中央多学科学术讲座（１９８４年７月２８日－８月１４日）的一部分，共１４讲，听讲者１５０人，写有讲义约４０万字，同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次讲座内容主要是１９８２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广义变分原理“的内容，也对国内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权威“理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第六个公开讲座《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１９８７年１月），是上海工业大学主办的微波研究班的第一个课程，共２０讲，听课者８４人，讲义约２５万字，后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所有这些讲座的主要内容，都是我的科研成果，通过这些讲座，整理了这些科研收获，有时还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一共写了２２５万字的讲义，所有这些讲义，除了奇异摄动理论外都已出版。《奇异摄动理论》在晚近发展很快，计划在日后重新改写。现在该讲义的主要内容都已被人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书籍中全部抄取发表，我暂不发表并不影响这门学问的传播。
从１９７８年起到１９９２年止，我在科研战线上奋力拼搏，夜以继日，形成了一生中的科研高潮，１５年中在中外杂志发表了约１００篇中外文的科学论文。涉及方面很广，其中涉及环壳、波纹壳、轴对称壳的论文２９篇，关于广义变分原理的论文２２篇、关于有限元的论文２４篇、关于三角级数求和的论文５篇、关于薄板大挠度问题的论文７篇、关于中文信息处理的论文４篇、关于其它弹性壳的论文２篇、塑性撞击和穿甲力学的论文３篇和其它论文４篇。其中环壳和波纹壳的工作是机械工业部弹性元件科研课题，广义变分原理的工作曾获得１９８２年国家科学进步奖，中文信息方面的工作曾获１９８５年上海市科技发明奖。
在这１５年中，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科学研讨交流活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参加大连的计算机结构力学会议，和１２月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航空工程学会，造船工程学会联合召开的蚌埠有限元学术会议，宣读了”关于弹性理论中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及其在有限元计算中的应用“一文，在蚌埠的会议上，该文是会议的主旨报告，该文是首先提出了用拉氏乘子法建立广义变分原理的新方法，受到与会者的普遍重视，１９７９年由《力学与实践》（１９７９年第１、２期）和《机械工程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２期）协议同时刊登，该文的英文译稿在１９８０年传到英国有限元权威辛克维奇教授那里，辛教授曾来信提到这篇论文，说：“很受重视”，比他即将出版的《有限元论》所讨论的同一问题更富有开拓性，亦更实用，更有说服力。现在他已经相信我们在不同的条件下倡导的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称它为”修改了的变分原理“，我称之为”广义变分原理“，他也认为称之为广义变分原理更为合适。我于１９８１年４月访问美国，参加了在大西洋城为卞学锁教授的６０岁祝寿的国际混合杂交有限元会议，在会上宣读了”以广义变分原理为基础的非协调薄板有限元“一文，在同年５月１８日－２４日，我参加了合肥国际有限元学术邀请报告会（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和力学学会主办），参加报告的有辛克维奇（英）、渥登（J．T．Oden）、葛拉戛（R．H．Gallagher）、卞学锁（美）等８人，我把参加大西洋城的报告全面扩充到弹性力学各个方面，题为”以广义变分原理为基础的一般问题的非协调有限元“，辛克维奇、渥登等都认为这一报告是当代很重要的有限元方面的进展，后来该文由《美国应用力学进展》（１９８４，第２４卷上）全文刊出（共６０页），确认了这是近年力学进展的一个方面。在１９８２年８月又先后参加了上海国际有限元会议和大连有关杂交混合有限元的学术会议，都以”具有对角线化的一致质量矩阵的动力有限元和弹性撞击计算“为题，作了大会主旨报告。１９８４年７－９月出席了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在丹佛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应用力学特别会议和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１６届国际理论力学和应用力学大会，以及在荷兰召开的流体力学有限元法的研讨会，分别作了”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拉氏乘子法“和”广义变分原理“的报告，并顺访了密西根大学、波士顿MIT和纽约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代而夫脱大学（荷兰）、哥本哈根大学等，见到了４０年来未见面的MIT的E．赖斯纳（E．Reissner）教授和荷兰的柯爱脱教授和冯康普（Von Campen）教授，以及怀俄明的博里西（A．P．Borecy）教授，又见到了老朋友戴振铎、易家训、林家翘、朱传榘、卞学锁、吴健雄、李政道诸人，也会到新朋友张建平教授。通过这些交往，我先后被聘为美国应用数学进展、美国的国际工程科学月刊、英国的国际薄壁结构月刊、荷兰的国际有限元在分析和设计中的应用月刊等科技刊物的编委，张建平教授后来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工程部负责人。还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２、１９８５、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参加过五届全国３M会议（３M即为现代数学和力学的外文简称），在历届会议上都发表了有关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各种学术报告。又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１９８３、１９８５、１９８７、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７次接受香港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的邀请，在香港短期访问讲学，讲题范围涉及我个人所从事的科研工作的各个方面。１９８５年８月在上海由我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出席者有美国屈鲁斯台尔（C．Treesdell）、英国杰弗利（A．Jeffrey）、意大利皮扬基（C．Bianci）、荷兰冯康普、苏联谢道夫
（L．I．Sedov）、日本近藤一夫等各国学者１５０人，中国学者２００人，这是一次盛会，并将于今年夏季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在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率团参加了在蒙特里尔召开的国际生产力会议，并作专场报告我国生产力发展情况。其余还参加了许多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这１５年是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１５年，在学术交流中发表了许多学术报告，并宣传了我国科技工作发展情况。
第十三章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向全国宣传呼吁
在小平同志１９７７年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的号召以来，得到了极大的鼓舞。１９７８年７月到安阳主持磁疗机鉴定会时，由安阳市委邀请，首次在安阳市作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报告，叙述了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必要性和可能性、将对祖国的社会生活、经济变化带来的变化等各个方面，受到了听众极大的欢迎，当即受到郑州铁路局、邯郸市、石家庄市委和保定市委的邀请，做同样的报告。在回京路上，分别在邯郸、石家庄、保定作了三次大型报告，听讲人数一次比一次增加，在保定的听讲者达２０００人。此后自１９７８到１９８３年间分别在全国（除了青海和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１８０个城市作了内容上大体相同的报告，听讲人数约３０余万之众，虽然报告并无写就的文字，会后由各省市按录音稿分发，广为宣传。在北京曾在中央党校、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联部、社科院、人民大学、全国政协等讲过十几次。在新疆，曾利用考察水资源的机会，于１９８２年９月５－２５日在乌鲁木齐、石河子、吐鲁番、喀什、伊宁、库尔勒、克拉玛依、阿尔泰等地作了这个报告，报告时通常用两个会场，一个用普通话，由我直接讲，另一个有４位民族语言翻译轮流分段传达，同样深受各民族群众和干部的欢迎。所到最偏僻的城市是地处陕甘川边界上的四川小县南屏县，我利用去九寨沟的机会接受该县县委书记的要求，在县委礼堂作了这一报告，听众亦达６叩人。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１－１６日我率团参加香港国际中文计算机学术会议中，由香港新华分社社长邀请在该社作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报告，听众达８００人，录音亦曾在香港各单位传达。这个报告还曾在我国驻荷兰大使馆（１９８４年）和驻波兰大使馆（１９８７年）分别讲过，也受到华侨和使馆工作人员的欢迎。
在讲解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和干部、知识分子和基层群众取得了广泛的接触，深感小平同志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具体反映了全中国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同时也看到使１１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现代化是多么巨大而艰辛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广大群众在听讲后都感觉到现代化是大家的迫切需要，而且经过全国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是有条件完成的，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这一工作的可靠核心力量。不过，这一任务是一个全新的任务，需要各种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工作的全面综合运用和高速发展，这是全新的、困难的，在１１亿人口这样大国中进行这类工作还没有经验，所以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就更加重要，于是引进合于客观规律，把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工作溶合为一体的现代化管理和组织科学成为极端重要的问题。基于这一需要和理解，１９７９午３月在全国政协的科学技术组做了《关于组织和管理的近代科学－－系统工程》的报告，这一报告讲了四个问题：（１）系统工程的重要性；（２）什么叫系统，什么叫系统工程；（３）系统工程的六个要素；（４）系统工程的理论背景和它的使用工具。从此以后，我在全国各地讲《四个现代化》时，也必同时讲《系统工程》，所以，这个报告也在全国各地讲过约２００次上下，听众达３０万人，使不少领导同志认识了管理科学的重要性。１９８３年以后，全国纷纷成立管理学院，１９８５年以后我还兼任了田夫同志为院长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名誉院长。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我和费孝通同志等一行访问了常州、无锡、宜兴、江阴、沙洲（现称为张家港市）、南通等长江三角洲的１０个县市的乡镇企业。通过这次调查访问，使我理解到乡镇企业（即农民办的工业企业）在发展农村经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投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在农村发展工业企业可以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富裕的农民重视文化科技水平，发展农村教育，从而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所以发展乡镇企业，不仅是提高农村经济生活的水平，而且也为农村中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基本条件，像长江三角洲这些农业区域，普遍都在发展农村中、小学教育，由于生产和销售产品的需要，都很重视自己兴办高等教育，像沙洲原来很穷，连中、小学教育都很不普及，１９８５年居然自己要办工学院，我们支持他们，在教师、教材、教育经验、毕业设计诸方面支持他们，我还接受他们的邀请，亲自兼任了沙洲工学院的名誉院长。胡耀邦总书记在１９８５年秋到沙洲视察时，曾为该校题词：“沙工犹如长江水，不尽人才滚滚来”，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纪念画集上把“沙工”收入集内，代表中国的高等教育，冠之以题词“农民办大学”，肯定了农民办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以后，我每年都到各省农村调查视察，宣传沙洲经验，鼓励农民自力更生，兴办乡镇企业。１９８４年到了福建福州、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在漳州做了关于沙洲经验报告，还在１９８６年９月参加民盟召开的九龙江地区经济发展座谈会，并接受了县办漳州大学的名誉校长一职。１９８５年４月参加了无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咨询会议。５月到连云港进行了咨询开发工作，并作了关于沙洲经验的报告，５月到厦门受市长邀请进行了开发建设咨询工作。１９８６年应珠海要求往访，并被聘为该市顾问。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应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邀请，赴滇西考察，行程５０００公里，历经思茅、西双版纳、保山、腾冲、盈江、瑞丽、畹町、芒市、大理、丽江、虎跳峡、楚雄等地共７个自治州和１７个县市，并向各地宣传了沙洲经验，提出了不少具体的建议，并向中央提出了扶贫意见。１９８８年５月－７月，应山东省省长邀请，到山东调查，访问了济南、梁山、东阿、淄博、临朐、长岛、烟台、威海、荣成、乳山、潍坊、滕州、泰安、青岛等３０余县市，不断宣传沙洲的乡镇企业的经验。在５月２８日－６月５日参加了民盟在东营召开的黄河三角洲经济规划会议。７月９－１４日，在兰州参加了民盟和青海、甘肃、宁夏联合召开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经济开发会议。１９叨年９月率民主党派扶贫工作组到贵州毕节地区进行了调查，提出具体的扶贫工作计划。１９９１年２月到四川遂宁地区，视察了民盟四川省委在该区进行的有组织的农业技术推广实验工作，该工作组织厂四川省３００多名民盟的农业专家，就１００多个专题分片包干进行技术推广工作，获得了四川典型丘陵地区的农业改革试验的很好经济效益，建议四川省一方面在全省分阶段推广，一方面由民盟上海市委帮助该地区和上海合作发展乡镇企业。１９９１年春应甘肃省政府邀请，访问了河西走廊、黄河两岸的灌区、定西地区、临夏地区、天水地区和平凉地区共４０余县市，到处宣传发展乡镇企业和沙洲经验，行程５０００公里，深刻理解黄土高原经济的关键问题是干旱缺水。
１９９１年夏，访问了辽宁的丹东、沈阳、大连、黑龙江的佳木斯和镜泊湖、吉林和长春的松花江流域。在辽宁省丹东市曾应市委邀请讲了沙洲的乡镇企业发展经济，其录音稿传到辽宁省委，书记亲自指示，要求各市县广泛学习，应予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当１９９２年夏重访沈阳、大连、营口、辽阳地区时，乡镇企业已经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１９９１年５月和１９９３年６月曾两度到湖北西北部考察访问，第一次去随州时，乡镇企业还不多，和县长谈了沙洲经验约２小时，今年春季６月去随州参加首届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活动时，县乡镇企业产值业已超过７０亿，并以２５％的年速度发展着。据闻湖北全省已有１５个县市达到这一水平，随州的农村生活水平，显然产生了鲜明的变化，到处都是农民新建住房。这些年来还到江西、湖南、海南、广西等省，进行了调查，情况类似。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国奠定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所有这些调查访问中，提出很多具体的建设性建议，一经采纳实施，便得到很大的经济效果，其大者有下列数端：
（１）１９８３年应省委书记项南同志邀请访问福建，为解决马尾港淤塞问题（１９７５年修建的新港，耗资６亿，但因港址选择不当，不久为淤沙所堵塞，设备俱全，放弃不用已达７年），有人提出迁建新港，亲临观察后，认为可以乱石从闽江对岸向江中抛投作乱石堤，堤长约２００米，就可以“束水攻沙”，冲去舶位区的淤沙，土法即能解决问题，无需耗资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项南同志当即批准，只用了闽江木船搬运抛投江边散石，一个月后，淤沙冲走，港口即恢复使用，一共只花了１００万，现在已１e年，迄今未发生任何问题。
（２）１９８５年夏及冬１２月两次由胜利油田邀请去油田视察，对黄河三角洲人海河尾区由于春汛冰凌，冲开两岸堤防而造成河尾改道，习惯上认为黄河人海口不稳定改道，已有千年历史，这是无法治理的问题。我在两次调查研究之后，认为黄河春汛冰凌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河口外５公里处，有一条长约二三十公里的水下拦门沙，这条拦门沙是在长年沉积形成的，由于有了拦门沙的存在，冬季枯水期河水宣泄不畅，河水流动缓慢，易于结冰，并结成厚冰所致。为了防止河口春汛冰凌危害，重要的措施不在于加固堤防，而在于打开河口以外的拦门沙，使河水畅流。为此，我建议用木船载常用救火机，从河口海水中吸水，以水龙头的水枪冲击拦门沉沙，使其漂起，并随水流运走。用这一方法，打开了拦门沙约５公里宽的一段，从此宣泄通畅，河口段冰凌减弱，８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再无决堤改道之害，这对油田建设，开发河口土地资源，提供了极好条件，即以黄河三角洲１２０万亩土地开发的经济而言（其中有４０万亩农田、４０万亩棉花、２０万亩芦苇、２０万亩牧草），已是一个高额收入。现在黄河口外已建成５０００吨级的港口舶位，一年有大半年河口段可用３０００吨级的船舶运输直达济南，东营地区和胜利油田开发更加方便，黄河三角洲的开发条件甚至优于东北的北大荒。
（３）在１９８６年因学术会议访问了兰州，和省长贾志杰会面，谈到民盟参与的定西地区干旱治理问题，定西地区约有５个县处于黄土高原深处，由于北宋西夏间的长期征战，双方采用火攻战术，森林几乎全部摧毁。从此在１０个世纪的过程中，变成寸草不长的极端贫困地区。国家虽有“三西扶贫”救济金，但只够救济口粮，除了从２００公里以外的黄河引水灌溉外别无治理良策。这条引水渠通过山区，要打通若干较长的隧道，耗资巨大，而所得灌溉田地并不很多，当时我想到在黄河通过甘肃的４００公里的两岸（特别是两岸地区），有广大面积的戈壁荒原，由于缺水干旱，长期无人居住，但土质很好，只要有水灌溉，在良好日照的优越自然条件下，一定能发展成为一个良好垦区。黄河两岸到黄河平均水面约有４５０米的落差，可以用１５到１７级的提水站进行工作，投资也不多，在可耕灌区面积较大，黄河两岸的各个荒漠上有建立十几个５０－１００万亩的灌区的条件，如果平均每移民占有两亩土地，则这些灌区共能容纳移民２５０万人，如果定西的缺水农民迁居到这些垦区（或灌区），不仅解决干旱的定西地区的贫困农民问题，而且为祖国大西北建立了新的粮仓，提水可以用黄河上游各大水站的丰富电力，这是“以水发电、以电提水、建设灌区、兴办粮仓”的扶贫方案，估计每年的定西经费足够建立两三个灌区，５年以后就可以完全将定西地区的农民全部调入灌区生活。贾省长接受了这个方案，在省委的组织领导下，经过６年的努力，从兰州往北到白银一共建立了１１个灌区，由定西和甘肃其它干旱地区调入了２００万贫困农民，在定居３年以后，就能达到亩产４００－４５０公斤粮食的水平，这一水平已经超华北地区的平均水平。在１９９１年的华东大水灾中，甘肃除粮食自给外还调出了粮食救灾。
（４）在同一次访问中，还谈到了白银和金川新建（镍）矿区的科技人员外流问题，称为“孔雀东南飞”。贾省长非常焦虑其后果，希望我去那些矿区和科技人员谈谈，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我的确去访问了这两个铜矿和镍矿的有色金属开采冶炼中心，我发现它们都深处荒漠腹地，都是单打一的矿冶企业，而它们除了为中央提供若干万吨的铜和银外，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毫无关系，附近的干旱荒芜的农村仍然极端贫困。同时中小学教育非常落后，科技人员的子女无法得到正常的普通教育，很难进人大学，父母亲不安心而要东南飞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此。当年在建设这些企业时，如果注意多种经营，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就不会发生现在这些问题。我对贾省长提出了解决这类问题，只有在完成单打一的生产任务的基础上，注意多种经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一条路，明确提出“超产留成，进行原材料深加工，带动地方乡镇经济的发展“这一办法。为了说明问题，我提出了洛杉矶和巴库这两个城市发展道路的对比。这两个城市都是本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石油城市，巴库走的是单打一的石油工业道路，迄今资源接近枯竭，只能逐步撤出；洛杉矶在２０年代发展了电影工业、３０年代发展了飞机工业、４０年代发展了纺织工业，５０年代发展了硅片为主的电子工业，在多种经营的情况下，虽然石油开发完全结束，迄今仍是美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贾省长同意这一看法，曾与我共同向国务院征得许可，同意在不影响铜和镍的计划生产和中央不投资的条件下，允许金川（镍）和白银（铜）两地进行试验。１９９２年我再访西川，金川公司建立了国营的和集体的两种经济成分的工业体系，当地叫它为”一厂两制“。用超产留成的镍办了三个不锈钢用具厂和镍焊条厂，从镍矿碴中提炼了铜，设立了两个炼铜厂，以及两个电缆厂。还提炼矿碴中各种稀有贵重金属，如铂、铑、钯、金等。建立了制海棉钯和铂的器材等许多工厂，从而带动了四周地方经营的各种建筑材料和服务行业。现在金川业已变成河西走廊东端一个新兴的繁荣的工业城市，有４０万人口，有多种经营的企业，并已改名为金昌市。白银亦经历着相同的变化。
我在这１５年，到处向地方当局出主意，向农民出主意，力图使主意切实可行，有较大的”含金量“，都是无偿地提供建议和意见，受到普遍欢迎。又例如，我在滇西曾提出可以放开搞边贸，像芒市、瑞丽、腾冲，争取打通澜沧江通老挝、泰国。在趾东东阿的阿胶厂，提出为了减少服用困难，建议制成口服液或口香糖型的产品，便于打开国际市场。在湖北随州，发现该地区土壤富含硒质，提出应该推销富硒茶、富硒花菇、富硒粮食富硒植物油等农产品，占领港澳等出口市场，这对于防癌有作用，会受到国际上的欢迎，但必须经有关研究所和高等学校严格化验含量。所有这些，事关富民，１５年来一贯积极从事，乐止不倦。
第十四章 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积极从事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１９７９年夏，党中央以文件形式公布５５名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一律予以改正，并恢复名誉，其中我是还活着的７人中之一。１９８０年６月３０日民盟中央决定撤销１９５８年１月２０日”关于钱伟长被划为右派“的盟纪决定，恢复为民盟中央常委和文教委员。同年７月１６日，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钱学森亲自送来书面通知，恢复我为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和《力学学报》编委。９月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消息，”民盟中央六教授错划右派，全部改正“。１０月中国科学院通知清华大学恢复我为学部委员。但在清华大学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问题受到阻挠达３年之久。迟至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２日在中央决定把我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一个月后，才勉强给了一张”改正书“。当日我即辞去任职达３８年的清华教授，并于翌日只身赴沪，向上海工业大学报到。我终于解脱桎梏，重新获得了全心全意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不懈奋斗的全新条件，从而开始了新起点。
到达上海后，得到上海市领导和校党委的关怀和支持，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共同努力，进行教育改革。我首先考虑到上海工业大学怎样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直接为改革开放中的上海市的经济建设服务，怎样开拓办学路子，怎样进一步加强教育和生产的联系，怎样消除学校和社会的隔阂，怎样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怎样提高实践的能力，怎样提高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素质，怎样提高每一位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水平，使学生的素质有更快的提高。
到校以后就倡议要”拆掉四堵墙“，所拆的第一堵墙就是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以适应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变化的需要，从而密切联系社会和工厂企业并为之服务。第二堵墙是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间的墙，现代科学技术的生长点都是跨学科的，或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为此必需逐步努力打通这些学科之间的人为界限，拓宽专业，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综合发展的趋势。第三堵墙是教育与科研之间的墙，坚决贯彻小平同志高等学校既是教学中心也是科研中心的”两个中心“的指示，但反对两个中心两套班子的教学和科研分离论，而是推行一套班子两个中心的教学和科研的结合论，积极倡导教师进行科研，以提高其教学水平，反对照本宣读的教书匠式的教学，提倡教师不断吸收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最新成就作为教学内容，引导学生不断创新开拓的进取性和创新追求的积极性。当然教师在教学工作的同时进行科研工作也是知识分子对祖国科技发展分担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第四堵墙是”教“与”学“之间的墙，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和文化学术飞速发展，人们原有的知识很快老化过时，那种认为学生只有通过老师”教“才能”学“的传统教育思想，已不能满足当前高等教育的需要，从而应该逐步加以废除。”教“与”学“本来是一对矛盾，”教“虽有指导作用，但毕竟是外来因素，”学“才是内在因素，学生只有通过主动的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在工作中能不断自己学习新知识，面对新条件能解决问题的人。我在这一时期中，在许多场合，在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次关于”怎样学“、”怎样教“、”教与学“、”教学与科研“等报告，都反映着我的这种教育思想。
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大量新兴科技各方面的人才，在改革开放中，还需要经济、金融和贸易等各方面的管理人才，对于怎样满足这些人才要求上，在学校领导阶层反复研讨，确定了”改造传统性专业、发展新兴学科专业、增加第三产业所需要的专业，加强重点建设所需专业“的部署。对传统的专业课程，逐步进行压缩和精简，甚至淘汰，彻底修改教学计划，新增了机械自动化和机器人、精细化工、应用数学和力学、通信工程、工业外贸、经济管理、会议信息等专业，建设发展了一批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并成立了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机器人、精细化工、材料科学、预测和咨询等研究所，除接受国家各工业部、上海市经委所属各局、上海市郊区各县、江苏各县区企业、上海市各区的生产科研课题外，还和它们一起成立了各种”联合体“，以加强教学、科研、生产和贸易的亲密联系。
为了加强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上海工业大学各系学生人学后，前两年不分专业，一般只学基础课，第三年分专业。打好基础才能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应变能力，同时在现代社会中，学生应掌握外语和计算机的应用，这两项既是基础知识也是基础工具。为了给同学们的学习创造条件，曾争取到香港爱国人士香港星光传呼（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金富先生的资助，在校内设立”星光电台“，波长７．２兆赫，每日播放６，５小时的英语节目，学生每人配有一副耳机，可以在早晨、中午、下午、晚上规定时间收听，以训练听力，从而提高英语水平，在全国CET考试中，上海工业大学曾取得较好成绩。学校还设有计算中心，以及多个计算工作站，以给学生更多上机实践的机会，使工大学生在上海市高教局组织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竞赛中名列前茅。在学制上，为了保证学生能自学成才，长期以来，倡议和准备建立学分制，今年起全面贯彻，学生可以选课计学分，只要读够学分就可以提前毕业，不及格可补考，补考仍不及格，必修课要求重学。此外，曾倡议设立一个自学试点班，由机械系的一个班在上普通物理学课时，仅用１／３的时间授课，其余时间主要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学，使他们掌握学习规律和方法，这些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期终考试时取得优于传统课堂教育更好的成绩，可惜这种试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难以推广。
教师是办好学校的主要力量，为提高教师队伍的总体水平，这些年来从外校各地延聘了大量学有专长的学者、教授来皎任职或兼课，作学科带头人，以充实师资力量，经过十几年来不断努力，教师队伍业已得到明显的增强。教授从十几名（现大部已退休）增加到约１００名；其中１人是中科院的学部委员，发展了５个博士点、８个博士导师，还有１２个副博士导师，巧个专业可招收博士、硕士生。实验研究设备得到了显著的充实和现代化，研究成果年有增长，获得上海市和国家奖的科研戊果业已跻身上海市高校前列。据中科院信息研究所统计，上海工业大学在国内外科技杂志上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在全国１０４５所高等院校中历年来已上升到前４０名以内，我们仍在继续积极努力，争取条件，引进智力，邀请国外学者教授来校访问讲学，并聘之为名誉教授，其中有任之恭、陈省身、田长霖、谈自忠、徐贤修、张佑启、谢志伟、李泽元、川合保治、近藤一夫、罗斯（Richard Rose）、凯塞西奥格鲁 （D．Kececioglu）、博思（BimalK．Bose）、西蒙（W．Simon）、葛拉戛、皮扬基、屈鲁斯台尔、谢道夫、杰弗利、纳什（W，A．Nash）、雷曼 （Th，Lehman）等，还聘请了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戴振铎教授（微波）和波兰科学院院士雷赫列夫斯基教授（固体力学和理性力学）长期在校任教并指导科研，带领博士生。
自到校后，不厌其烦宣传教师必须从事科研工作，不断和教师座谈，热忱地鼓动他们进行科研，从科研的实践中深入了解学科的发展趋向，从而提高学科讲授质量。对教师提出了要讲一门主干课，要有一个科研课题，要联系一个工厂和在厂里义务兼一个职务，这种要求简称是“三个一”。还要求主管科研的行政部门对教师的科研成果、科学论文一定要公布、发表、记录在案，并且统计被引用的记录。经几年的不懈努力，现在上海工业大学的科研成果，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的数目连年保持在前４名，全校的科研经费在全国１０４５个高等院校中名列前３０名。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积极为教师进修创造条件，和国外学校建立联系。在７０年代，上海工业大学曾和美国东北大学拟签合作协议书，但未获批准。现在和上海工业大学建立校际合作关系的已有英、美、法、德、加、瑞士、澳大利亚、挪威、荷兰、波兰等１０余个国家的１８所高等院校，教师通过出访、进修，进行学术交流，接触新事物、开阔眼界。大量青年教师业务得到提高，被提升为副教授，并有１３位被破格提升为教授。
在学制上，５年前实施了把每一学年划分为三个短学期和一个暑期。每一短学期为１０星期讲课，２星期考试，半星期休息，暑期为１３周，称为“短学期制”，在全国也是首创。学期短可以督促教师精简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而延长暑期，可以给教师有充分的时间备课和进行科学研究。对学生而言，短学期制的考试很像老学制期中考试，学生易于准备，成绩易于提高，学生在暑假中有充分时间自学补习、进行社会调查和工厂实践。
为了使上海工业大学进一步加强教育和经济生产的联系，经上海市领导批准，自１９９１年起成立了有１４个委、办、局领导参加的上海工业大学校务指导委员会，并由顾传训副市长任主任，还在指导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工作小组，经常研究“产学结合”工作的开展，以及协调解决产学结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上海市经委和４个工业局为学校专门介绍“八五”科技规划情况，商研可以合作的科研领域。此外还聘请了工厂的高级工程师到学校讲课，讲述在生产发展中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
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人才，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作为学校的校长应该很重视地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我认为每一位教师都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我自己以身作则争取各种机会和学生、学生干部、教师、研究生见面、谈话和作报告。不断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要做有志气的中国人，对祖国的前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１９８６年率政协代表团出访英国时，在曼彻斯特大学与王大珩一起和留学生３００余人见面，即席以自身的经历和认识，恳切地叙说人民多么期望着祖国儿女学成归来参加建设，使不少听众动容落泪。我也很重视学生的体魄，促进体育活动的开展，改进体育活动的条件，同时为工科学生也应该接触美育和艺术，曾邀请黄佐临（剧作家）、贺绿汀（音乐家）、钱君陶（书法家）和王个簃（国画家）等多位名家到校指导，现在学校又成立了以汪道涵同志为顾问的文化艺术中心，更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上海土地是寸土寸金，上海工业大学在１９７５年曾申请征购土地５．４公顷，经过５年仍未获批准。自１９８３年到校后，多次与有关部门联系，亲自上门恳切说明为学校的发展需要，需征购校北空地，后终于获准征地１６公顷，为学校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到校１０年中，修筑了新图书馆、教学主楼、风雨操场、外宾招待所“乐乎楼”、大量学生宿舍、留学生宿舍、家属宿舍、食堂、学生浴室等约１０万平方米校舍。在１９８３年以后，逐步收购了大量科技图书，现存近１０年来的国外科技学术刊物约３０００多种，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收藏学术期刊最丰富的学校。
自去年起，学校的行政改革，也全面展开，对教师职工改为全面职务设岗聘任制，也进行大规模的工资改革，进一步实现了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的制度。对学生毕业分配制度已改革成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制度。今夏起经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批准，首先试行不参加统一招生而根据高中会考成绩，由各高中推荐报名，择优录取的新办法。
１９８８年国家教委主持的全国高校评估，给上海工业大学作了如下的评定：“上海工业大学建校２９周年，几经周折，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走上较快发展与提高的道路。钱伟长校长高瞻远瞩地对学校的改革发展和提高，起了积极作用。在教学改革、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开拓国际学术交流渠道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校努力为适应上海工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输送高级专业人才，承担科研任务，选送科研成果，开展科技服务，办学指导思想是明确”。这是对上海工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们的鼓励和鞭策。
在这１０年中，我不仅一心一意办好上海工业大学，同样也关心着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１９８２年曾多次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呼吁各方正视教育工作，并特别关心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工作，支持根据当地条件，兴办地方性的高等学校。我在这１０年来充任了沙洲工学院、漳州大学、四川西昌凉山大学、四川华莹的山城大学、广东暨南大学的名誉校长。同时，还接受了西南交通大学、成都电子工程大学、重庆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江苏工学院、湖南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泉州华侨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愿义务地和各校联系。最近又接受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名誉校长。另由澳门东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加拿大多伦多赖尔斯学院授予名誉院士，美国纽约州罗彻斯脱理工学院等校授予荣誉学位与称号。１９９１年９月接受加拿大大学联合会的邀请，用两周的时间访问了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等１０个大学，并在美访问了纽约、罗彻斯脱、水牛城等地的三所美国大学。
第十五章 选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加重了社会政治活动的责任，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克尽全力
自１９８０年以后，社会政治活动日益增多。首先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决定恢复为中央常委和中央教育科技委员会主任，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主席，历届连任迄今。在这期间，参加了民盟对我国教育改革的调查研究和座谈会，并在青岛参加起草了民盟向党中央提出的对教育改革的建议书，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组织主持了民主同盟中央举办的三期多学科学术讲座。参加讲座的著名教授有费孝通、朱光潜、谈家桢、陶大镛、唐敖庆、冯之俊、林传鼎、黄药眠、徐铸成、商承祚、常任侠、叶培大、马大猷等，前后约５０位，每人讲１０讲，每讲２小时，共２０小时，讲题都是各位教授毕生研究的主要成果，深受全国各界的欢迎，讲稿亦编为丛书，陆续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对推动我国学术繁荣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还主持编辑了民盟中央主办“农业实用生产技术丛书”，出版了三批共７５种，并纳入国家的星火计划。１９８６年６月参加了民盟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地区发展战略研究讲座，在讲座上做了“发展战略研究和系统工程”的报告。１９８８年５月民盟在黄河三角洲东营市召开了黄河三角洲经济规划会议，并以费孝通、钱伟长的名义代表民盟中央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黄河三角洲经济开发的建议。同一年６月费孝通和我亲自率领民盟成员到青海、甘肃、宁夏三省，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在深人考察的基础上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封长信，建议国家在黄河上游建立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作为突破口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区的试验区，为全面开发大西北作准备，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立即批复予以肯定，认为“建议很好，对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为地区开发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宝贵贡献”，随即批转国家计委认真研究采纳。现在这个建议书中的许多具体意见都已被列入国家“AE＇＇计划和十年规划。当地干部群众都认为”为俺们大西北人和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做了件大好事“。这些年里，也曾参加了各地民盟主持召开的各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会议，如１９８６年的闽南九龙江开发会议（１９８６），滕州市建市规划会议（１９８８），汕尾市开发会议（１９９１）等。１９８７年７月还曾应波兰民主党要求，率民盟代表团访问了华沙、革但斯克、托仑等城镇。
１９８１年４月，我应邀出席了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常委。在１９８２年５－６月参加政协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调查团，调查了南京、上海、苏州、杭州、扬州、济南等地情况，并向中央做了汇报。在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６－２３日，全国政协科技组组团（任团长）到上海调查归国留学生问题，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７日－２７日，参加全国政协科技代表团，访问了英国议会，参观了伦敦、剑桥、克劳非尔特、曼彻斯特、苏格兰、格拉斯哥等城市。
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４日－４月８日在全国政协六届五次全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１９８８年２月１３日－３月３日，率全国政协委员代表团应美中友协邀请访美，访问了纽约（会见了吴健雄）、华盛顿（会见了国务卿和两党领袖）、孟斐斯（访问了棉花交易所）、德州渥斯汀（访问了大学和市政府）、加州圣地亚哥（访问了海洋学院）、洛杉矶（访问了好莱坞、喷射推进研究所、迪斯尼乐园）、旧金山（访问柏克莱大学并参加了５００人举行的送别宴会）。这次访问和美国各方面的人物坦率友好地交换了意见，由于全团１０人都能流利地用英语谈话，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美国人都反映，第一次见到不用写好文稿而直接能自由交谈的大陆中国人，第一次见到能够交换意见而且理解他们的看法的中国人。我们一路没有住旅馆，都分散住在通常人的家中，没有官方的宴会，都是随着家庭一起用餐，使我们看到了美国多数中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和了解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真实看法。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０日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一次全体会议，被续选为第七届政协副主席。同年８月，全国政协成立祖国统一联谊会，被任命为主任。该会专门负责接待台湾的各种党派团体的来访者。每年接待４５－５０批。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两度率团调查海南岛的开发问题，都向政协写了调查报告。１９９３年１月率领全国政协代表团应埃及协商会议，希勒米主席的邀请访问埃及。在开罗会见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总理、议会议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以及希勒米主席等很多国家领导人，并参观了阿斯旺水坝、亚历山大港、苏伊士运河港口、西奈半岛的原以色列防线。１９９３年４月在全国政协第八届全体会议上再度当选为副主席，在第八届第二次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教育文化委员会主任，并在６月－７月间决定了教文委的工作计划。
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中，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兼科教文宗教组组长，以及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主任，与全体委员共同努力，历时４年零８个月的繁重工作，开过各层次的会议１００多次，终于在１９９０年４月４日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之后，从１９８９年起又被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与社会事务组组长，以及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主任。同样经过繁重的工作，历时４年，在１９９３年３月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该两种基本法已经分别在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３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它们是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祖国和１９９９年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分别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的原则，在主权收回后，在香港和澳门实行“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方针下，修订的两部史无前例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将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作出长远的贡献。
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３日民间各界各团体联合组织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设会长６人（程思远、王光英、孙越琦、卢嘉锡、侯镜如及我），由我任执行会长。成立后曾接待了约上千名台胞，并在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２年分别两次在港举行两岸关系座谈会、和平统一座谈会，参加者有两岸和美国华人关心和平统一事业的人士共约２？余人，统促会还出版了刊物《统一论坛》。
在这一时期内，我还担任了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曾率代表团在１９９２年参加了在荷兰举行的欧洲华侨、华人团体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在国内接待了多次欧洲华侨华人返国访问团。同时还担任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和力学卷、物理卷的副主编，写过不少词条，辞海的总编委，中国科学院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科协副主席（１９８０－１９８５），上海市发明协会会长（１９８４－１９９０），上海市清华同学会会长（１９８４－１９８８），还担任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考选委员会主席，曾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连续两年公开考选出国留学生１００人，送欧美各国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８７年起每年资助学者参加国际会议约２５人，香港和内地交流讲学学者约１５人。所有上述工作都是义务奉献。
这１５年来，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丰富的政治社会活动，广阔的学术天地，使我的生活无限充沛而有意义，虽然岁月催人老，但是欣逢盛世，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愿夜以继日地奋发工作，以补偿２６年来失去的珍贵年华；愿以自己的点滴汗水，汇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奔腾洪流中！
桑榆匪晚，奔驰不息！
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１日完稿于烟台东山宾馆
Sunday, August 29, 2010
Wednesday, July 28, 2010
朱学勤：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嘉宾简介：朱学勤，1952年9月出生于上海市，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社会思想史，目前从事的课题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渐进变革思潮等。编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被批评与被遗忘的》、《热烈与冷静——林毓生学术论述集》等。近年来，多次出访欧美、港台，先后作为访问学者在台湾省“中央研究院”、美国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并应邀赴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迪金森学院作学术讲演，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作大会主题发言。
主持人：各位南都的读者、各位广州的市民，很高兴又在这个周六的上午和大家相聚在岭南大讲坛。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朋友，除了现场的朋友，还有很多的网友也在关注今天的演讲，昨天晚上我特意上天涯网看了一下，预告我们这个讲座，已经有上百网友已经向朱老师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个人觉得是要放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大转型的过程中来看这30年，我们的大转型其实就是让中国从传统的皇权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这一百多年的过程中，有扬帆启航的时候，也有触礁搁浅的时候，也有走回头路的时候。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这艘大船重新走向现代化方向，扬帆重新启航。站在这30年的节点上，回望过去30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我们站在现在，看现在是什么样的位置，展望未来中国以后应该往何处去呢？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老师，给我们解答很多的问题。
朱老师大家很熟悉了，他长期从事近代史以及社会思潮的研究，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很多书籍在座很多听众可能都详细的阅读了，我就不详细的介绍了。下面把时间留给朱学勤老师，让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大家欢迎朱老师。
朱学勤：在这样一个周末的上午，和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流，30年中国，大家共同经历的曲折和重要的历程。明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各种声音出来，事实上还没有到这个纪念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朗老朗啊，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这是郎咸平的观点。
与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维护改革开放，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郎咸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但是我对皇甫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的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我和郎咸平交换意见我是这么说的，“三十年中国肯定不是糟的很”，我和皇甫平交换意见，就更彻底一点了，我说，“为什么第三次改革开放的辩论，你不得不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公众在网上介入，网上的一些片面的声音我们可以过滤，但是你可以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本身的质疑，这个面却是越来越扩大了，至少第三次改革开放辩论有一个好处，民众通过网络大规模的介入，大规模的介入当中至少可以看到有很大一部分是对改革的合法性、正当性提出质疑的，你在网络上得到的拥护显然是少于第二次改革开放辩论，他以皇甫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辩论文章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所以仅仅把糟的很搬过来，说成是好的很，显然也不能说服公众。”
我和皇甫平这么说，一个是糟的很，一个是好的很，你们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但是你们共享的历史前提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你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的很，要么说它糟的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
第一场改革失败了、埋葬了，经过三年徘徊，第二场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之前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个总设计师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严重的断裂，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场改革的特点相联，而不是与第一场改革相联。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但是确实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了“热月”事变，大革命截然而至，然后是社会还俗的潮流，所谓社会还俗，就是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然后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在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社会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的返归运动。
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在法国是一个具体事件，叫“热月”事件。凡是法国革命传统流经之处的国家、民族，其实都有一个热月事变，在革命的重点心定气闲的等着它回归，法国是这样，俄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革命几乎席卷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怀仁堂事变，它的历史含量是极其丰富的，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的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们今天议题有关的，我点到一句，点到为止，怀仁堂事变它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是中国式的热月事件。中国的热月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厨房的世俗生活，而策划热月具体的当事人，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叶剑英等等，他们仅仅是无意中顺应民意，发动事变，结束了文革。
其实华国锋、汪东兴他们的革命觉悟并不高，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怀仁堂事件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他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历史总是在断裂中相联的，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又执行了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它既是对怀仁堂事变的一个延续，也是一个发展，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清算，但是也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的尾巴，不容质疑。1986年胡耀邦出事之前，曾经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啊，你想想他在中组部任上平反昭雪，解放了千百万干部和群众，把民众从文革深渊中拖出来的人，最后他下台之前，曾经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啊，我们可以想象，文革和改革之间有多少的断裂、又有多少的联系。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场改革为什么发生，第一场改革为什么中断、失败、结束。第一场改革如果说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来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的话，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正是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的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不是铲除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的开明取向的党员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的。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所谓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的岁月，那个十一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是过来人，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整个民族已经走向了灾难的深渊，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阴霾，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前途，不仅仅是十年文革的问题，十年文革此前还有那么多极左的运动，伤害了多少人？就是那样的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像都年轻了十岁的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课堂里两代大学生聚集一堂，三十岁以上已经拖家带口的大学生，还有就是应届大学生，那时那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加社会的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图书馆门口就排起长龙，我们都记得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可以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哇，长龙又出现了，还有电影院播放已经禁演十七年的电影，哪怕是洪湖赤卫队，也会排起长龙。那个时候，整个民族突然变年轻了，从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变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那个时候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想最好的背景音乐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歌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个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岁月，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出现了邓、胡、赵三架马车，这三架马车构成了这个党、这个民族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内阁，这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人治阶段，领导人怎么样，要比今天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非常幸运，这个党、这个民族在经历如此重创之后，居然出现了邓、胡、赵三架马车。
我想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了，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讨论过以陈云同志出来掌舵，而三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全部恢复名誉，他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走进的阶段当中，这是一。第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那么在党内，大家公认的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所以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三中全会上元老派，老干部，一度盼望是陈云出来掌舵，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陈云这个人，我觉得，虽然我在后面也会讲到，他的经济思想我不一定赞成，但是总得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正派的老干部，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我们这么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他说，如果是按照这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
我们知道邓小平实际上是十大元帅之外，不穿军装的元帅了，林彪功劳很大，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谁能将中国打一个对穿，毛泽东的江山是四野帮他打下来的，但是邓小平是唯一指挥过两支野战军协同作战的统帅啊，淮南战役六十万人打八十万人，当然在网络上有很多争议，淮海战役到底是谁指挥的，我们且不说这个，总之邓是党内唯一一人指挥过两支野战军的统帅人才，他实际上是不穿军装的元帅，是军政强人。这是陈云当初谦让舵手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
03年、04年，赵紫阳去世之前，他的老战友北航的前党委书记，进入他的私宅跟他谈心，后来这位老同志把赵紫阳的最后一些谈话、一些思想，实际上也是记录在书，在香港出版了，就是赵紫阳的最终遗言，我想在广州很多人可能都有看到过。其中有一段，赵紫阳虽然后来发生过很多事情，但是讲到邓小平时还是持论公正。那位老同志问赵紫阳，假设邓小平最后对你如果一直信任到底，最后甚至把军委主席的位置给你，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搞成？我想这是社会上很多知识分子、很多青年人都会想到的一个问题。结果赵沉吟良久，说了一句话，他说即使这两个假设都实现，也不行。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那个年月，能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我没有这个资历，也没有这个威望，给了我这个权力我也搞不动。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比较公正也比较客观，所以邓的作用是无可置疑。三架马车中左膀右臂，耀邦不用说了，相对于紫阳来说，我想这两个人正好是一个互补，耀邦是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挫折，党内那么多干部，包括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几乎每一个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过，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而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是一个透明的人格，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一个“阳光青年”，当年要耀邦下台，让李先念上台，打电话征求李先念的意见，李先念在电话里说了这么一句，我觉得也很客观，他说耀邦是一个大“阳人”，就是这个人不搞阴谋诡计，不整人，也不知道怎么防范人。
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其实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道德残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党也凝聚不起来，他的火热般的激情是起这个作用，也是无法代替的。
那紫阳正好跟耀邦形成一个对应、互补，如果说这一边是火热的激情，那赵紫阳就是冰雪般的聪明。他没有读过大学，按照他的学历来说，好像是初中不到，就参加了革命。但是后来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在四川，留下的口碑，或者是到总理、总书记任上，他和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那种交流之透彻，使人不得不惊叹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领导人悟性第一流，对世界未来走势的把握是第一流的。
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赵紫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个人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本来根据议程是二十分钟结束，二十分钟时秘书进来提醒结束，结果李院长说你不要提醒了，我和大陆来的教授谈的很投机，要结束我自然就结束了。我们谈了四十分钟，他就跟我说了跟这三位大陆领导人的交流体会，当时中国发生了89事件，第一场改革已经结束，第二场改革刚刚启动，那时邓小平那时已经去世了，李远哲说到邓小平时还是很有感情，他说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邓小平一上来，邓小平就是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说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到李远哲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一点也不奇怪。
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最后邓小平听完之后脸色放缓，就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哲说是，要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了。当时邓小平结束这一场谈话，只是长叹一声，哎呀，总是要叶落归根嘛，就是这样结束的。所以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所以他说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
说到赵紫阳，他说我每一次见赵紫阳，都是把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动态整理出来，带给他，告诉他中国人在哪些方面欠缺，哪些方面迎头赶上。我跟赵紫阳谈话是丝丝入扣，他没有听不懂的地方。赵紫阳是一个有现代眼光的政治家，你想三架马车这样配合，这个民族出现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激情，完全是可以想象的。
但是第一场改革它是有隐患的，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无论是报纸上的文章，一直到形成电视专题片《河殇》等等，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都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总的发展趋势是很明白的，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今天我想起来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这是第二个隐患。
第三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了政策，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还没有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没有触及。当刚刚要触及的时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1986年年底一场生活会拿下了总书记，1989年由于耀邦的去世，激起了惊天动地的89政治风波。89政治风波又折了第二个总书记。
那么发生这个悲剧性的原因，我们不从个人品质上去找，至少是你这个体制，从文革中来，选择了新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个体制没有改变啊。我们的历史是在断裂中相联的，所以第一场改革最终是以失败结束的，被埋葬，尽管第一场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曾经有过两个小高潮，都是以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志，1980年邓小平有一场讲话《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曾经催促先是胡后是赵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出来，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他曾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经说过，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他还说过，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第一场改革，关于邓小平的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都还没有失去他的光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失败了，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败于后者。
第二场改革，它是在89事变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如果说第一场改革有历史的天幕，天幕上有一行字，这一行字写的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那么第二场改革还是有天幕，天幕上还有字，这一行字悄然已改，改为“89这件事情不能再发生了”。
我想89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不适合在这里从容讨论，我们只能来讨论它在第二场改革起点时候的历史的作用，我讲两件事吧。
第一件事，89年的下半年，中国面临西方的制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走不出去，唯一走出去的，当时是朱镕基，因为朱镕基的形象比较好嘛。这个是事实啊，大家记忆犹新啊。当然邓小平也是给李鹏机会了，1992年浦东宣布改革开放，就是浦东改革，那时让李鹏到上海去剪彩，不光是剪给全中国人民看，也是剪给世界舆论看的。那要打破制裁，尤其是政治上的不来往，那怎么办呢？现任的这些政要不能来，邀请那些已经下台的政要嘛，已经下台的政要里就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尼克松到中国来，一开始是要表达感谢，因为他在美国是一个声誉扫地的总统，唯有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而且他按照西方的价值观，说到刚刚结束的那件事，我们看到邓小平勃然大怒，邓在接见外人时很少勃然大怒，几乎没有，但是这次勃然大怒，突然打断尼克松的话，说“不要再说了，89年那件事情，使每一个中国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哪一个美国人付出了代价，你跑到这里指手划脚”，记住是每一个中国人，当然包含小平自己了，因为小平曾经深情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第二，我在自己的社会调查当中，我曾经与一个离任的省委书记有过一个交谈，他说91年的华东水灾是从他这个省开始的，按照党的规矩，在那里发生的灾难，一般来说是当地政府扛着，不要给中央政府添麻烦，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做，不向中央发电不求援，后来洪水越来越大倒的房子越来越多死的人越来越多，他实在扛不住了，就向北京求援。后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滚动播出的片头，重复了半个多月，我们记忆犹新，就是我们看到解放军大批的出动，在长江大堤缺口跳下去，以人体堵住缺口，江泽民当时穿着长的雨靴，在大江大堤上发表演说，每天晚上几乎都是一样，一个省的大水成为全中国的事了。
水退了，这位省委书记见到了邓小平，按照规矩，他见到邓小平，他也是以歉疚的口气对邓小平说给中央添了麻烦，但是他说大吃一惊，91年华东水灾救了就是说、救了共产党。后来我也说，你也就只能做到省委书记了，你根本不知道89到91年邓小平在想什么。我认为邓小平是四起四落，第四落是89到91年，他不仅仅是深受89事件的影响，所以他才会对尼克松勃然大怒，而且很重要的挫伤是党内，左派利用这件事情反攻倒算，我们记得89到91年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有意无意的在清算改革的罪魁祸首。当时口耳相传，攻击“邓小平11年改革是极右，一朝开枪是极左，没有一天是正确的”。
当时左派的杀伤力之强已经说到这一步了，当时江泽民新任总书记，第一个七一讲话是记忆犹新，1989年7月1日在党校说的话，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要把个体户，当时没有民营企业家一说，因为那时还谈不上民营企业家，都是年光九、傻子瓜子、个体户这样的人，要把个体户法的倾家荡产，我记忆犹新，01到02年到广东的“三个代表”的讲话等等，你对比一下，我并不是对个人有什么评价，1989年的7月1日讲话，和2002年的7月1日讲话，对比一下，2002年7月1日的讲话讲的是“三个代表”，要欢迎资本家入党。1989年的7月1日讲话，是要把个体户罚的倾家荡产。两个讲话对比一下，你简直就是觉得是判若两人，并不是说他本人怎么样，而是说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才出现了同一个总书记、两个七一讲话，而且是判若两人的两个讲话，这样的历史现象。
邓一方面广场事件给他造成的冲击，另外一个方面，党内利用广场事件清算他的改革，他本人肯定是思前想后，89年下半年他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也交给了江泽民，三年闭门不出，在自己院子里想的事情，总结的历史，不亚于文革时他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92年他复出，重新推动改革，他已经是垂暮之年了，接近90岁了。他肯定要总结的是第一场改革的失败、教训在哪里，第二场改革从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场改革改变了三年徘徊，使中国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来说，最后推一把中国，时间之窗留给他只有两年，他聪明也好，幸运也好，他抓住了这两年。这两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好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了，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
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小事件，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是平息过，所以邓在第一场改革中虽然掌舵，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也不爽啊。到了92年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了，非常幸运，92年5月李先念去世，然后陈云这些年逐渐的退居，过起正常的退休老人的生活，几大元老在这几年就啪啦啪啦的去世。
当然跟邓本人在政治上的强硬也是有关系的，邓曾经托人带话给陈云，“党内只能有一个婆婆”，这个话说的很硬了，前面十一年我们两人是双峰政治，你让我我让你，最后让出两个总书记，最后他总结教训，党内只能有一个婆婆、只能有一种声音。他为了防止今后出现大的波折，吸取毛泽东晚年安排后世的教训，因为毛泽东晚年就是不担心打倒蒋介石这件事情遭到党内和老百姓的反对，他担心的是文革，他总结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前一件事情是反对的人不多、拥护的人很少，后一件事正好相反。而邓也要考虑我去世之后两件大事，一个是改革开放，还有一个是六四，也就是89风波。他为了防止后一件事情出现大的波折，也做了很多部署。
92、93年他拿下了杨家将，93、94年托人带声音给陈云党内只能有一个婆婆，然后托人带话给万里，因为赵紫阳被废黜之后，还有一个人他是在局内，当年是享有跟赵紫阳同样的口碑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托人带话给万里以后不要逞英雄，万里是念旧恩，他是唯一一个改革开放年月做一任委员长就下来的，到现在也没有发出多少声音，他是做了这些部署之后离去的，他保证毛之后的毛就是邓小平，他是有清算文革的，邓小平之后的邓小平是谁呢，没有人啊，家里人也问过他有什么遗嘱，他说没有什么。他两件大事都安排好了，改革开放推上去了，后面那件事也做了相应的部署，不会有大的波折了。
时间之窗给邓小平打开只有两年，他抓住了这个两年，邓小平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让邓小平感觉比较爽，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的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场改革，是第二场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第二场改革和第一场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的背景剧变。前一场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第二场改革的发生背景是89事件不能再发生了。这样的第二场改革就有很多第一场改革不具备的特点，第一个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让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居然是在89事件不久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就是92年的十四大上，居然把市场经济写了进去，这当然是邓南巡推动的结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经过89年这个悲剧性事件，大家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没有希望了，突然市场经济就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场改革可以比拟的，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既贫既弱的情况，农民开始大量的进城。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的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之后的中国，中国才开始大变剧变，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体验的当下中国。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了的三年大饥荒，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06年，虽然这个事没有广泛的宣传，但是我自己从小记得毛的口号，看着这个口号怎么几经波折，最后实现赶上英国，我是极其惊讶的，中国就这么赶上了英国，不声不响的，赶上英国的意义，你要想想，当初是1840年英国在广州这个地方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05、06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中国的媒体忽略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另外在中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的外滩就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是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那边是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的群楼，像是曼哈顿一样，台湾的学生老是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一声，于是我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实际上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实际上曼哈顿风格的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辨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
第二场改革功不可没，基本事实的判断我是不同意郎咸平的话，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我说这是他瞎扯，最黑暗的中国我们没有经历过，中国五千年，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一个是文革，还有59到61年农民活活饿死的时期，当下中国肯定有问题，但肯定不是你说的那个时期。但是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有问题，也就是我对皇甫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的时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有不满之声。
第二场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个秘密，你想第一场改革它的动力来自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当然一马当先，是党内的改革派、官员，还有就是持开放取向的知识分子，有改革风暴，那时改革的愿景，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场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场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场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全民下海，实际上是全官下海，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的转换。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招商引资了，这成了共产党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好朋友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跟我说中国第二场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省市都成了大型的投资公司，省委书记是董事长，省长成了总经理。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啊，动力来自于这个。
第二场改革，政府官员下海的积极性是第一场改革游移、观望时难以想象的。再有一点，千百万资本的回归，1989年资本大规模的撤离，当时邓说过一句狠话，这个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大规模的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几乎是零门槛。所以经过短暂的撤离之后，海外资本一个回扑，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中国成了资本家投资的天堂，这里没有象样的工会、没有劳方的谈判地位，全世界能找到这么好的投资场所？找不到的。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了，要改革呢？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你们要继续罢工提高工资可以，欧洲的资本家一句话，你要罢工我工厂就关掉，第一步我迁到东欧去，第二步我迁到中国去，到这个话提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全部乱阵脚了，降低自己谈判的门槛，要留住工厂、留住资本。
第二场改革时，中国成为了全世界剩余资本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这个美金走到那儿那儿亮。历史当然是证明邓小平这一把是压的对了，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政府也回来了，现在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谈人权的问题，带来大量的订单。从这个意义来说，邓小平看透了西方政府的实质，成功了打破了西方的经济封锁，谁都没有想到，1989年枪声之后，经过三年沉闷和徘徊，一个资本的回归浪潮回来，全世界的剩余资本回到中国来拥抱全世界的最后一个最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这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没有一本历史教科书上告诉过我们，资本和共产党会发生这样的关系！
无论是左翼的红色历史学家，还是右翼的白色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成为奇观，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是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在内，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市场经济的原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资本主义所经之国没有一个国家遭遇过两部发动机并成一个发动机，成为一个大马力的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的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度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第一场改革与第二场改革，特点之二，第一场改革是有双向目标在那里的，今天来说是有一个愿景，第二场改革时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第二场改革是权力盛大的节日，那当然会造成一是官员大面积的制度性的腐败，第二是千百万的民众相对意义，不是绝对意义，相对意义上有一种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如果计算数字的话，至少沿海地区每一个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但是你问他的主观感受的话，所谓幸福指数的话，倒反而不如第一场改革时了。这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这样出现的。第二场改革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对这个党、对这个体制形成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刚才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和台湾的学界、学生交流，在我之前到那里去讲学的是美国大牌的中国学研究通，“黎安友”（音），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当代讲座，有一个讲稿，我去的时候正好出版，我有看到，他说给当代中国改革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我是不赞成这个定义的，为什么不赞成呢？这句话里主语当然是“威权主义”，这是跟东亚四小龙相比，有韧性当然是指中国第一场改革失败，第二场改革再起，这样的一个有弹性的几个行为。我说威权主义本身我就不赞成，东亚四小龙无一例外，全是右翼政权、右翼意识形态主导的，而中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的转变，但是核心结构性的内容还在，实际上是一场左翼政权、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在本质上跟亚洲四小龙是不一样的。所以对这个主语，我就不赞成，中国不能说是威权主义，再说是有韧性也不行，因为没有区分政权和意识形态，左右两翼之间本质性的差别。
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这场原始积累，它是有变异的，它的变异是什么呢？因为左翼意识形态有一个宏大的愿景放在那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总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每一个人到时候都会有面包，每一家的厨房都有一只鸡，每一家的车库里都有一辆车，这是共产主义。但是这个左翼意识形态它可以给原始积累的过程当中，千百万弱势阶层起一种镇痛的作用，因为有一种允诺在这里。时间长了，镇痛作用消失，老百姓突然苏醒过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变异性就变成了虚伪性。变异变虚伪，就造成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开始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那是骗我们的，你每天干的是资本主义，你每天说的是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出现巨大的剪刀差，是当下中国公信力丧失的源泉、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随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车没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这么粗野，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公信力的丧失，老百姓觉得没有什么可信了。可以你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有巨大的变异，不像右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就会把老百姓逼到另一边。
我有一个学生，第一次提示我用这个语言来组织当下中国改革的秘密，他说朱老师，中国好的很啊，全世界的原始积累全是右翼意识形态操持的，只有中国是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左翼意识形态能够麻痹劳动群众啊，这个西洋镜不能拆穿啊，一拆穿街上就要流血、出事情啊。但是他的观点我不一定赞成，他希望就是这样维持下去，我说这不行，这场戏唱十年、二十，那么到三十年眼见就要穿帮了。
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中国人说不清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情，现在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从外交部、***一直到人民日报，把中国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中国反而说不清楚了，毛的时代，是如此可怕、如此荒腐，中国往外宣传振振有辞要解放全世界，而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时间赶英超美，赶上英国了，我们的宣传是多么的狼狈呢？为什么，因为这二者之间有巨大的张力，只能任由外国人说，说东说西，只能把耳朵塞起来。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么是什么呢？我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愿意把这个观点提交给广东的朋友来批评。我认为第二场改革塑造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结构，这个结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列宁市场主义，或者是市场化的列宁主义。市场成了我们出了这个房子，马上就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但是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从列宁主义而来，难以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合，市场和列宁主义的结构相结合，那有朋友说了，列宁当年也设计过新经济政策啊，对，那是短暂的政策设计，那和中国当下市场化的现实不可比拟。所以用新经济政策来解释当下中国，是没有说服力的，是捉襟见肘的。
我觉得既要承认已经变了，还要直面没有变的，你老老实实的承认，这是一个市场列宁主义的过渡，市场列宁主义的结构，这样才使我们能够维护该变的、已变的，对还没有变的，当变则变，应该变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留下大量的改革议题。我们和东亚四小龙的差别就可以凸现出来了，东亚四小它是右翼威权，特点是什么呢？那个政治体制和市场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说右翼威权本身没有破坏过市场结构，是先有市场结构，后有威权。那么中国不是啊，中国在1949年以后，一面倒，曾经采纳过以俄为师的东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曾经在那个时代创造过一个巨大的国有资产，这个国有资产是无主的，没有主人的，法律上无主，但是在理论上有主，就是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列宁主义的党是这个国有资产最后的所有者，所以党派一个李荣融组织了一个国资委，李荣融一下子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老板。
只有市场列宁主义，才能解释中国和东亚右翼威权的差异。
我们跟东欧的差异在哪里呢？我们在49年之后确实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1978年之前中国是最早进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场经济那一头摸索，正是这一点，说实在话，帮助了邓小平、帮助共产党，避免了1989年诉苏共阵营同时崩溃的厄运。邓89年下半年说过一句话，他说观察89年上街的人，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口号，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可见改革开放得人心，还是要改革开放。这一句话是说对了。
中国市场化的取向是有别于东欧的，列宁主义的结构跟东欧是一样的，市场化的取向是跟东欧有差异的。一直到89年为止，我们跟苏东之间现实和历史上的联系，还能解释89年之后，中国和苏东之间有分有合的地方，还能解释当下中国第三场改革为什么会出现三种声音。就我所知道的信息而言，1989年之后，苏东先是实现了民主化，然后实现市场化，对那个庞大的国有资产实行民主体制底下的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实际上是派出过代表团到德国去参观、访问，访问什么呢？就是关心德国统一之后，怎么处置东德巨大的国有资产，德国是成立一个信托局，对东德的国有资产实行市场拍卖，竞价拍卖。中国实际上面临同样的问题，除了政治体制我们不学习他们的剧变，但是在经济体制方面，官方派出学习过，他们的信托局怎么处置国有资产，他们拍卖我们也拍卖，化整为零我们也化整为零，表面来说，89年之后，中国和东欧又殊途同归了吗？不是的，因为列宁主义这一块没有变，所以东德信托局是上下两块，下面这一块是社会保障，东德的居民都享受西德居民此前已经积累起的社会保障，保证你工厂拍卖之后不会流离失所。上面这一块是什么呢？给每一个东德公民像西德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在政治上你是有和其他人，总经理、老板一样的政治权利，这个政治权利包含你基本的罢工权利。当然他们也遇到过很多的问题。
中国呢？只学当中这一块，上下两块没有了，因为89年之后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你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对公民的人权保障，当然就不会到位了。把上下两块抽掉，搞的市场列宁主义，那你来处置当中这一块的国有资产时，才会出现这么多民怨、民愤，才会出现这么广泛的改革剥离感、改革被离弃感，这是第二场改革出现这么多社会弊端的原因。
总而言之，第一场改革、第二场改革之间有断裂，虽然有联系，造成今日之中国，功也罢、过也罢，第一场改革与第二场改革没有太多的联系了，所以我跟皇甫平老先生说，为改革开放辩护我也赞成，但是你要把历史的真相还原出来，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只有这样你的辩护才能够说到实处，才能够说服民众，跟着你一起往前走。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用第一场改革残留在民间的那个温馨的回忆，来粉饰、来遮蔽第二场改革的弊端，那么可以说改革第三场辩论当中，改革方将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现在第三场改革不过出现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到明年2008年，我相信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何去何从、何利何弊，肯定会成为一个大热点。官方控制没有用的，你可以摁得住官方媒体，但是摁不住网络啊，改革派要发声啊，改革派在三十年的时候，还能够像此前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向老百姓说实话、说真话，在说实话、真话的前提下，寻找像第一场改革那样的共识，说服老百姓跟你一起走，渡过新的难关，千万不能空洞、模糊的，眉毛胡子一把抓，说改革开放好的很，当年1984年大学生都是自发的打出过“小平您好”这个旗帜，为什么今天不跟我们一起走呢？等等等等。中国已经变了，改革已经发生过断裂了。
我相信中国此后还是会有艰难曲折，甚至大的颠扑，但是我想总得来说，改革开放市场化这一块已经渡过了不可逆的拐点，这是让我感到稍稍放心、稍稍透一口气的地方。至于说另一块怎么改，以不破坏既有的社会稳定、不破坏既有的改革开放成果为前提，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平顺的一个转折，我想这是各级官员应该考虑的问题，从执政的最高当局，一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走的好、走不好，关系到我们下一代人。
具体的结尾，我只能用温家宝在今年三月份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结束，中国的前提在哪里呢，温家宝说问解冻的大地和河流啊，大地和河流就在你我之间。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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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感谢朱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激荡改革三十年，朱老师现场也给我们激荡了两个小时。朱老师在演讲中给我们回顾了三十年来两次的改革，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次改革的征途中，第二次改革往何处去，第二次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朱老师在演讲中已经对第一次改革以及第二次改革做了分析。
接下来是互动时间。
现场提问1：感谢朱教授过来给我们打气，了解了上层一些决策的过程。我想知道的是，陈云老先生他在第一次改革，以及他在过世之后的安排，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我知道邓小平对陈云的评价是副总设计师，江泽民也说什么东西事情陈云在90年代就已经看出来了，而陈云一直都是中共的高层领导，特别神秘的一个人物。想通过朱老师了解一下。另外，陈云对胡耀邦也好，对赵紫阳也好，我个人认为他持的看法也是比较客观的。能不能详细解读一下。谢谢朱老师。
朱学勤：哎呀，非常尖锐的问题。
你刚才说我透露了中央决策的过程，我不是，谈不上，我只不过是注意这三十年中国从上到下的一些重大的关节。对陈云的评价，我是这样的，陈云的经济思想我是不赞成的，大家都知道，你可以读陈云的文选，鸟笼经济设置是载入陈云文选的，在经济思想上，我觉得邓小平的思想要比他更开放一些。正是因为最后邓小平更开放的经济思想占了上风，中国才会有第二场改革，才把中国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陈云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场改革它是双峰政治，相比我们理解下的法治状况下的宪政民主有很大的不同，双峰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弊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第一场改革之所以那样结束，跟双峰政治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反过来说，双峰政治是在中国制度化的政治文明还不发达的时候，以人治形式出现的一种平衡，或者说是牵制，这种牵制和平衡不至于使任何一方的意见走向极端，避免了一些更大的代价，这个也是第一场改革，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事实。
陈云他的经济思想我不赞成，但是在人的问题上他还是比较公道的，89年下半年，关于像是李锐、朱厚泽当内老同志，还有于光远，是否要开除党籍的问题上，最后谁都没有想到，所谓保守派的领袖陈云做的批示，说我们不能再做今天整人家，明天再给人家平反的傻事了，才保住了这几个党内老干部的党籍，在这些问题上反而显得他公允、厚道一面。对陈云这样已经去世的老一辈的革命领袖来讲，我可以坦率说，我可以不同意他的经济思想，但是另外一些方面，我反而更尊重他、更尊敬他。关于这个问题，我简单回答到这里。
主持人：和朱老师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现在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朱老师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了评论专栏，比如前两天关于对南京大屠杀纪念的文章，所以今后各位广州的市民和南都的读者，也可以通过朱老师在我们评论版的文章，多了解朱老师的思想和观点。
现场提问2：我特别想请教朱老师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曾经在您的书中看到一个细节，您以前跟朋友出去，没有钱坐火车，火车里有很多木头，你们挤在缝隙里，过桥的时候列车员喊你们不要被木头挤出车箱了。那个时候，可能您对人性，在文革那个时候，并不是完全特别的会那样，有时候人也是很好的。我们现在包括很多的制度，包括一些措施，防止环境变得更坏，对官员也有很多行政措施，但是往往执行到人的时候，摆脱不了一个困境，谁来监管监管者呢？到了最后，所有的措施都要人来执行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经过二百年历史，可能社会进入一个平静的时期，我们过去的三十年里，提供了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我们更加好的完成接下来的三十年时间呢？通过您刚才所讲的，我体会到很多，可能是挺不如意的地方吧，包括我们在改革的时候，我们的改革跟苏东他们的改革，我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计划经济跟我们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基础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三十年，能够给我们提供好的一面是什么呢？
朱学勤：你的问题很大啊，既有过去也有未来。谢谢你记得我书中的小细节，文革中一帮知识青年这样扒火车，还能遇到那么好心的铁路工作人员的提醒，可见这次文革中人性也没有磨灭，再引申下去怎么看文革，你是这样的问题对吧。第二个问题，改革开放未来还要走，未来怎么吸收此前三十年的经验，走的更好。一个是问文革，一个是问改革。我尽可能的来回答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文革我是彻底否定派，但是我坚决不同意，以文革的方式来否定文革，不光是怀仁堂事件怎么评价的问题，还有我跟大部分否定文革派知识分子的潜在分歧，我认为文革要否定，但是这个否定不能建立在妖魔化的基础上，你妖魔化、漫画化文革，你可以取一时否定之短效，但是长远来说，不能说服民众，尤其是对民众有具体记忆的民众。你这样取得文革被否定的成果，是廉价的，也是非常容易被推翻的。
这个教训实际上现在也在，今天关于为文革鸣怨叫屈的网站、博客很多了，还有很多朋友来上海找我，我觉得文革对中国造成的结果是浩劫，但是文革当中很多具体的参与者，文革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心灵世界，到现在还没有被最终彻底、如实的揭示。我们看法国革命结束之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小说，讲到法国革命，以及此后的颠颠扑扑，是多么真实的历史画卷，只有这样，把否定文革建立在更艰难、更困难、复原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从此睡得着觉、吃得下饭，文革不会再来了。如果简单化漫画化文革的结果，就会使文革成为部分青年、部分人的一些温馨回忆，一遇到改革有问题，就要到那里寻找精神的依托，总是以文革纠改革之偏，这样思潮上的逆流。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那成功的地方，我刚才也说了，只干不说、多干少说、干了再说，这是成功的地方，使我们走上了一条代价较小、摩擦系数较低的一条道路，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有大问题，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所言所行之间有巨大的分裂。
我跟郎咸平那天晚上的谈话，我跟他说，三十年来中国改革的每一天，都是违背宪法的改革，那为什么能够走得下来呢？因为它只干不说。但是是有问题的，你可以这样干一代人，干三十年，但是不能干第二代人，干第二个三十年，因为普通老百姓都在觉醒，骗是骗不出一个现代化的，这样可能骗出一个现代化的陷井，第二个三十年应该向老百姓说实话、允许老百姓实话，使你的所言所行紧密结合，这样才可以经得起风浪，才可以凝聚人心。说的尖锐一些，我们的改革走了很光滑、摩擦系数很小的国家机会主义的路线，机会主义是好名词啊，至少是中性名词，走了一条国家机会主义的路线，避免了苏东这样大规模的颠扑，但是国家机会主义是特殊阶段、特殊时期的改革策略，你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结合总的图谱，如果成为精神总的图谱，这个民族可能就在物质上翻身了，但是在精神上是万劫不复，整个民族都会机会主义化，整个民族习惯了言行不一，习惯了所言和所干背道而驰的状态，这是什么样的民族呢？这个民族昨天赶上了英国，明天有可能赶上德国，后天或许可以赶上美国，但是这个民族让外界是很难信任的民族，无法打交道的民族，不能缔结长期盟友关系的民族，这样一个民族的崛起，在这个民族之外会引起更多人的疑虑，这一条路是不能再走下去了。
我希望吸取前三十年改革流过血、死过人这个惨痛的代价，使将来中国继续改革时，尽可能争取一个和平、转折的局面，不要再流血、不要再死人了。我们说最朴素的语言，刚才主持人说，南方都市报发表过我的文章，我是为你们感召，今天中国大地，尽可能说真话，说真话幅度最大的报纸就是南方都市报。我把我在其他地方发表可能有难度的文章，拿到你们这里发，果然发了。
那一篇文章，当然你们也要做技术处理，我也同意做技术处理，我那个被做技术处理的话里，意思也包含着对这个同学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我希望今后的中国，真的是一个有理性的中国，而不是一个丧失理性、忽冷忽热的中国。我后面有一大段话被删了，我这个地方可以讲，对吧？这段话就是吸取中国二战以后“外？？？、内在即开”的教训，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日本在海峡两岸之间利用我们民族的内战状况来回，拖延三十年才签订和平条约，这个过程中享尽渔人之利的历史教训。我们今后怎么办呢？我希望今后的中国内战永远成为此前的历史，立法，对内永不开战。一个以平民子弟为炮灰，以平民生命为晋升资本的时代再不能回来了。这是给了我一个机会，既然你们做技术处理，也让我用语言再一次被处理的那个段落复原出来。谢谢。
主持人：在这里向朱老师表示歉意，因为那个话就是我删除的。
朱学勤：刽子手就在这里，一个受大家欢迎的刽子手，与作者共谋的刽子手。作为一个作者，动笔的起来顺着写下来，交给编辑，要允许编辑按照他们所了解的政策口径做尽可能小的技术处理。如果不允许人家编辑做这个处理，由着我的文章写的话，最后不是爱护南都，而是毁灭南都了。
我的想法是非常赞成、非常珍惜南都负责任、有理性的言论立场，希望更多的读者接受这样的立场，希望中国更多的传媒接受这样的立场，这样在后面第二个三十年的改革当中，我们有可能避免第一个三十年曾经付出的那些惨痛的代价。谢谢。
主持人：刚才在和朱老师互动的过程中，已经有很多现场观众递上了枝条。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季卫东先生曾经在北大的演讲说过，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民主化最大成果。他在报告中提到，任仲夷老先生的改革思想值得重视，他向请问朱老师，对于党内民主的发展，以及党内同志有怎样的建议？
朱学勤：我非常敬重任仲夷老先生，如果没有任仲夷老先生在广东开辟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没有任仲夷老先生的思想遗泽，我想广东不会这个情况，我也不会在这个论坛上与大家如此坦率见面，非常感谢任仲夷。我也读到《同舟共济》上任仲夷老先生最后的思想，我非常的赞成，党内民主啊，我想任仲夷老先生是总结自己一生的从政经验，最后告知世人的一个想法。
我注意到任仲夷的部下在海外写的回忆录，那个人现在到海外去了。他在回忆录这样说，他说任仲夷老先生离休以后，对于继任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当时看到真的是惊心动魄，他说，“我已经安全着陆了，你呢？”，就问这个继任者，当时我看了之后真的是震撼，甚至是毛骨悚然，一个为党、为国家奋斗一辈子的老干部，把自己的离休看作是安全着陆，那党内生活对他留下的内心感觉是什么感觉啊？我想要民主不仅仅是草民的要求，我相信是千百万官员的要求，民主不仅仅是保护草民，也是保护官员的，有了宪政有了民主，官员从政才会有安全感，才不会说离休的时候是安全着陆的感觉。我们今天说民主，要对老百姓说，对自己说，更重要也要争取说服官员，民主不仅仅是给老百姓调皮捣蛋的，民主也是让您老人家安全着陆的一个制度，民主能够给你安全感。
另外具体的党内民主，我觉得毛泽东这个人偶尔也会说大实话，生前他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党外无党，千奇百怪”，这个话也不是他发明的，很多人说是他发明的，是广东这个地方第一次国民革命时胡汉民的原话，他以这个话向国民党的独裁倾向抗争的，毛泽东参加过第一次国民革命，在广州做过国民党的大官，是国民党***代部长，很熟悉当年国民党元老之间的有个性的话。等到他掌权，不经意也会跳出这样一句话，所以他心里也很明白，党内肯定是要有派别的，这个派别不仅仅是权力上的，权力再分配造成的派别，很重要的，即使没有权力之争，也会有政策之争的。我们总结全世界，总是有左右两种倾向，丝丝入扣，红绿灯的作用，是间断性的让那边的人走，然后再另外一边的人走，红绿灯就是天然的民主，避免大家在十字路口打成一团，所以总是有两种派别的人轮流执政，说白了就是大家轮流走路啊。
我在欧洲的时候曾经问过一个不是学文科的，学铁道设计的中国女企业家，我问她，你到法国十几年了，她开辟了一个农场，很成功，雇佣了法国人做她的农工，法国国家电视台也报道过。这个女同胞脸晒的很黑，一看不是万恶的资本家，而是辛勤的农妇。我说你对法国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了如指掌，我问你一句话，两党制是什么，她说我看两党制，老百姓是这样选择的，或者两党制总是有必要的，左派天然是倾向于分钱的，看看此前右派钱赚多了，缸里的米要出来了，这时老百姓就赶紧选左派了，慢慢的钱分完了，老百姓赶紧投票，选右派，因为右派是赚钱的。所以选了一段左派，给大家分钱，分了四年、八年，马上老百姓又要选右派，右派是给大家赚钱的。所以这是创造财富、分配财富人的天然要求，也是来自于人性当中，有的人天然的保守派的成分多一些，另外一批人天然的就是左翼政党的成分多一点。我们七千万人的党内，肯定也是有这种天然的区别的，毛泽东都曾经说过，左中右，一万年之后都是会有的，不允许他们合法的竞争，就把合法的竞争逼入地下，有朋友跟我说，十七大代表选举时出过一个丑闻，一个省里大家互相发短信诋毁对方进行竞选，我说不能怪发短信诋毁对方以利自己选举的事情，因为在合法的渠道里没有制度性的安排，因此用下三烂的方式，这也是一种竞选语言嘛。党内民主非常必要，而且应该从党内民主做起。如果党内有两种政治倾向的人，他们有合法的表达，我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大大的增加，它既能代表居民当中的民主党这个人群，又能代表居民当中共和党这样的人群，这是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我到现在还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我赞成党内民主，更赞成任仲夷先生临终前说的，“让党内派别活动合法化”这个建议。
主持人：今天来听朱老师讲座的，除了现场的听众之外，还有天涯网的网友。
天涯网：我们这里也讨论的很热烈，我代表网友提三个问题。网民认为中国现在是君主立宪制度，可以评价一下他们这个看法吗？还有最近几年关于传统文化的复兴，网友请问朱老师，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切合程度是怎样的？关于中国三十年来的路程，是不是我们又回归到民国初年，多大程度上回归到那样的状态？谢谢。
朱学勤：第一个问题，君主立宪，我不赞成对当下中国政治制度，这四个字的概括。我们没有君主啊，君主已经被我们推翻了，问胡锦涛同志是君主吗？他肯定不赞成的。我们也不是君主下的立宪啊，君主立宪下的立宪是用这个宪法限制君主的，这才叫君主立宪。我们的宪法和“君主”之间不是这样的关系啊，所以我不赞成君主立宪这样的概括。但是我也理解提问的这位朋友的想法，因为我知道在民间很多朋友希望中国能够走一条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的道路，虽然有过一次革命，但是那次革命之后尘埃落定，再无革命了，吸取君主立宪的经验。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君主的君主党，我们就承认它、接受它，同时希望能够制订一部宪法，建立君主和宪法之间，刚才说的那个关系，中国不就是走上那一条路了吗？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说法的。
我觉得有一点难，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君主有名有姓的话，经过博弈，这个家室是有可能接受君主立宪，但是七千万人的一个党，虽然七千万人的党，大部分党员享受的权力和书记不可比，普通书记和委员不可比，但是即使浓厚到最后，二十人的政治局委员、最后九个人的政治局常委，可以说服一个人但是可以说服另外八个人吗？所以中国要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路，重新回到被辛亥革命否定，戊戌变法曾经出现过的君主立宪制，这个可能已经是没有了，必须走政党民主。
政党民主在中国怎么出现，我真心希望是以最小的代价，至少是以不流血的代价出现的。比如说任老先生提出来的，先让党内的政治倾向派别合法化，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我说一些台湾的经验吧。今天的台湾闹的这么邪乎，很多人表示遗憾，当然台湾的政治现状可能不如网上写的那么灰暗，我有我的看法。回到历史中，台湾不是没有可能在50年代一党独大的时候走出另外一个状况，我们读历史，50年代初的时候，胡适，自由主义的鼻祖，曾经跟蒋介石私下有一个长谈，胡适劝蒋介石，一党独大可以维持一时，不能维持长久，为民族计，胡适建议他走刚才说的党内民主的道路，只是胡适说的更彻底，他说你不如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一半是执政党，一半是反对党，这样实现两党政治，要比你一个早上开放党禁，千百个小党形成，然后再互相兼并形成两党，可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胡适还举了一个现实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相当于我们这样老旧帝国的土耳其，就是这样实现民主的。土耳其的吉马尔，他领导土耳其获得独立之后，然后主动把自己的党一分为二，一半是反对党，一半是执政党，土耳其是这样实现政治文明的，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制度。胡适当时以这样的例子劝蒋介石。
蒋介石这样说，胡适先生您来做反对党的领袖，我同意，其他人我不放心。结果这次机会就稍纵即逝了，到了2000年，国民党被人家选下来了。我们回顾历史，有很多的三叉路口、十字路口，我希望我们党既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总结外国党的历史经验，还要总结跟他有患难之谊一百年的友党、邻党国民党的历史经验，后面的三十年、四十年能够走的比国民党更好、更聪明。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因此不知不觉十二点半了，现场最后一个问题。
现场提问3：作为一个学生我提出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刚才你说89学潮主要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未变，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文化对学潮也是有很大的冲击，今天基本上您是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来谈的，可以简单概括一下这三十年来文化的脉络吗。
第二个问题，刚才您说到市场化进程得到您的比较高的评价，但是我认为市场化使得经济得到复苏，但是我们是过度市场化，势必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农民工的问题，还有房价的问题、大学生失业等问题，在社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导致政治体制承受能力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限制市场化，以此拉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或者我们先要解决民生问题，是否第三次改革是民生改革呢，以此促进市场、政治、民众的需要呢。谢谢老师。
朱学勤：这两个问题都很大啊，一个是文化，一个是民生，怎么解决。文化呢，我确实有意识的没有讲文化，后来有一个朋友提问的时候涉及到传统文化的兴起，我没有回答，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又需要三个小时。你们知道，我在文化问题上的看法，我是很不赞成80年代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我对90年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热，也是既有同情也有保留的，我认为当下的中国，基本性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文化的问题。
我一直在反对文化决定论，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自己没有搞清楚，散布的一个文化迷雾，只要有可能，就在分析文化决定论的错谬和害处。至于说传统文化论为什么同情呢？1919年到五四运动到今天以来，激进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什么席卷了二十世纪大半叶，五四运动的片面性，对传统文化的粗暴否定，使得这个反弹总得有一天要抬头的，今天果然抬头了。
但是更大的是保留，保留的是什么呢？传统文学说到底就是今天的国学论，国学论说到底是儒家文化论，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呢？他自己说修身治家平国治天下，我认为儒家文化可以用来修身，但是不足以治家，因为这个家，上下两代的代沟，观念有多大的差异，你用儒家的兄孝子贤等东西，维持不住现代社会的家庭关系的，只可以用来调节自己个人的伦理修养，很难推及到第二、第三人中去，所以我说它是可以修身，不足以治家、齐国，治天下更是妄想。
还有就是民生问题，在政治制度不触动的情况下我们改善民生问题，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现在很多官员也是希望这样，但是我是有保留的。为什么呢？我举一个前车之鉴，在中国这次崛起之前，有两个国家也是垂直纬度崛起过，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日本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今天先说德国，德国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崛起的速度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其中一个原因，俾斯麦，他在位的时候，做过一件事，相当于你刚才说的不触动政治体制，改善民生的做法，今天我们要求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等等，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社会保障、社会保险，最早形成体系是在哪里吗？是在德国，在俾斯麦时期，俾斯麦和威廉一世两个人，出于贵族阶层对子民的体恤，亲手创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帝国体制政治体制不能改革，这个结果就形成了什么呢？自上而下N次福利的王朝社会主义，德国普通民众对王朝的感恩。后来到希特勒时代，又变成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时期普通工人享受到的福利，就是民生改善，超过了俾斯麦，俾斯麦的带薪休假、工人在地中海大规模的渡假村，包括我们今天须臾不可离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大众汽车，为什么叫大众呢？就是给普通民众生产国民车啊，后来就生产坦克了。
一方面从俾斯麦到希特勒，走的就是一条不变体制，只改善民生的道路，所以从王朝社会主义到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这样在国内调动千百万民众对它的认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有这么大的战斗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一国扫平欧洲无敌手，这么大的战斗力的原因就在于普通民众对于王朝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感恩涕零，穿上军装的工人和农夫，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王朝社会主义的信奉者，所以这个国家的军队才有这么强的战斗力，最后把德国引到哪里去了呢？引向战争的深渊，不仅给整个世界造成了浩劫，也给本国人民造成了浩劫。
所以非常感谢这位女同学提出的问题，有机会阐述这个观点，民生问题必须要重视，但是不改变体制，只改变民生，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父权政治、可能是王朝社会主义，有可能就会葬送我们三十年改革的成果，走上一个斜路。
主持人：在这里非常感谢朱老师的精彩回答。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朱老师。
—— 原载: 南都公众论坛2008-2-23
主持人：各位南都的读者、各位广州的市民，很高兴又在这个周六的上午和大家相聚在岭南大讲坛。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朋友，除了现场的朋友，还有很多的网友也在关注今天的演讲，昨天晚上我特意上天涯网看了一下，预告我们这个讲座，已经有上百网友已经向朱老师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个人觉得是要放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大转型的过程中来看这30年，我们的大转型其实就是让中国从传统的皇权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这一百多年的过程中，有扬帆启航的时候，也有触礁搁浅的时候，也有走回头路的时候。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这艘大船重新走向现代化方向，扬帆重新启航。站在这30年的节点上，回望过去30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我们站在现在，看现在是什么样的位置，展望未来中国以后应该往何处去呢？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老师，给我们解答很多的问题。
朱老师大家很熟悉了，他长期从事近代史以及社会思潮的研究，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很多书籍在座很多听众可能都详细的阅读了，我就不详细的介绍了。下面把时间留给朱学勤老师，让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大家欢迎朱老师。
朱学勤：在这样一个周末的上午，和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流，30年中国，大家共同经历的曲折和重要的历程。明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各种声音出来，事实上还没有到这个纪念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朗老朗啊，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这是郎咸平的观点。
与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维护改革开放，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郎咸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但是我对皇甫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的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我和郎咸平交换意见我是这么说的，“三十年中国肯定不是糟的很”，我和皇甫平交换意见，就更彻底一点了，我说，“为什么第三次改革开放的辩论，你不得不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公众在网上介入，网上的一些片面的声音我们可以过滤，但是你可以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本身的质疑，这个面却是越来越扩大了，至少第三次改革开放辩论有一个好处，民众通过网络大规模的介入，大规模的介入当中至少可以看到有很大一部分是对改革的合法性、正当性提出质疑的，你在网络上得到的拥护显然是少于第二次改革开放辩论，他以皇甫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辩论文章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所以仅仅把糟的很搬过来，说成是好的很，显然也不能说服公众。”
我和皇甫平这么说，一个是糟的很，一个是好的很，你们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但是你们共享的历史前提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你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的很，要么说它糟的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
第一场改革失败了、埋葬了，经过三年徘徊，第二场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之前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个总设计师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严重的断裂，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场改革的特点相联，而不是与第一场改革相联。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但是确实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了“热月”事变，大革命截然而至，然后是社会还俗的潮流，所谓社会还俗，就是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然后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在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社会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的返归运动。
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在法国是一个具体事件，叫“热月”事件。凡是法国革命传统流经之处的国家、民族，其实都有一个热月事变，在革命的重点心定气闲的等着它回归，法国是这样，俄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革命几乎席卷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怀仁堂事变，它的历史含量是极其丰富的，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的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们今天议题有关的，我点到一句，点到为止，怀仁堂事变它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是中国式的热月事件。中国的热月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厨房的世俗生活，而策划热月具体的当事人，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叶剑英等等，他们仅仅是无意中顺应民意，发动事变，结束了文革。
其实华国锋、汪东兴他们的革命觉悟并不高，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怀仁堂事件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他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历史总是在断裂中相联的，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又执行了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它既是对怀仁堂事变的一个延续，也是一个发展，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清算，但是也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的尾巴，不容质疑。1986年胡耀邦出事之前，曾经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啊，你想想他在中组部任上平反昭雪，解放了千百万干部和群众，把民众从文革深渊中拖出来的人，最后他下台之前，曾经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啊，我们可以想象，文革和改革之间有多少的断裂、又有多少的联系。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场改革为什么发生，第一场改革为什么中断、失败、结束。第一场改革如果说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来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的话，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正是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的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不是铲除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的开明取向的党员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的。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所谓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的岁月，那个十一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是过来人，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整个民族已经走向了灾难的深渊，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阴霾，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前途，不仅仅是十年文革的问题，十年文革此前还有那么多极左的运动，伤害了多少人？就是那样的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像都年轻了十岁的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课堂里两代大学生聚集一堂，三十岁以上已经拖家带口的大学生，还有就是应届大学生，那时那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加社会的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图书馆门口就排起长龙，我们都记得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可以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哇，长龙又出现了，还有电影院播放已经禁演十七年的电影，哪怕是洪湖赤卫队，也会排起长龙。那个时候，整个民族突然变年轻了，从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变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那个时候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想最好的背景音乐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歌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个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岁月，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出现了邓、胡、赵三架马车，这三架马车构成了这个党、这个民族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内阁，这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人治阶段，领导人怎么样，要比今天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非常幸运，这个党、这个民族在经历如此重创之后，居然出现了邓、胡、赵三架马车。
我想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了，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讨论过以陈云同志出来掌舵，而三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全部恢复名誉，他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走进的阶段当中，这是一。第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那么在党内，大家公认的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所以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三中全会上元老派，老干部，一度盼望是陈云出来掌舵，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陈云这个人，我觉得，虽然我在后面也会讲到，他的经济思想我不一定赞成，但是总得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正派的老干部，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我们这么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他说，如果是按照这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
我们知道邓小平实际上是十大元帅之外，不穿军装的元帅了，林彪功劳很大，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谁能将中国打一个对穿，毛泽东的江山是四野帮他打下来的，但是邓小平是唯一指挥过两支野战军协同作战的统帅啊，淮南战役六十万人打八十万人，当然在网络上有很多争议，淮海战役到底是谁指挥的，我们且不说这个，总之邓是党内唯一一人指挥过两支野战军的统帅人才，他实际上是不穿军装的元帅，是军政强人。这是陈云当初谦让舵手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
03年、04年，赵紫阳去世之前，他的老战友北航的前党委书记，进入他的私宅跟他谈心，后来这位老同志把赵紫阳的最后一些谈话、一些思想，实际上也是记录在书，在香港出版了，就是赵紫阳的最终遗言，我想在广州很多人可能都有看到过。其中有一段，赵紫阳虽然后来发生过很多事情，但是讲到邓小平时还是持论公正。那位老同志问赵紫阳，假设邓小平最后对你如果一直信任到底，最后甚至把军委主席的位置给你，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搞成？我想这是社会上很多知识分子、很多青年人都会想到的一个问题。结果赵沉吟良久，说了一句话，他说即使这两个假设都实现，也不行。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那个年月，能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我没有这个资历，也没有这个威望，给了我这个权力我也搞不动。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比较公正也比较客观，所以邓的作用是无可置疑。三架马车中左膀右臂，耀邦不用说了，相对于紫阳来说，我想这两个人正好是一个互补，耀邦是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挫折，党内那么多干部，包括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几乎每一个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过，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而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是一个透明的人格，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一个“阳光青年”，当年要耀邦下台，让李先念上台，打电话征求李先念的意见，李先念在电话里说了这么一句，我觉得也很客观，他说耀邦是一个大“阳人”，就是这个人不搞阴谋诡计，不整人，也不知道怎么防范人。
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其实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道德残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党也凝聚不起来，他的火热般的激情是起这个作用，也是无法代替的。
那紫阳正好跟耀邦形成一个对应、互补，如果说这一边是火热的激情，那赵紫阳就是冰雪般的聪明。他没有读过大学，按照他的学历来说，好像是初中不到，就参加了革命。但是后来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在四川，留下的口碑，或者是到总理、总书记任上，他和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那种交流之透彻，使人不得不惊叹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领导人悟性第一流，对世界未来走势的把握是第一流的。
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赵紫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个人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本来根据议程是二十分钟结束，二十分钟时秘书进来提醒结束，结果李院长说你不要提醒了，我和大陆来的教授谈的很投机，要结束我自然就结束了。我们谈了四十分钟，他就跟我说了跟这三位大陆领导人的交流体会，当时中国发生了89事件，第一场改革已经结束，第二场改革刚刚启动，那时邓小平那时已经去世了，李远哲说到邓小平时还是很有感情，他说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邓小平一上来，邓小平就是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说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到李远哲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一点也不奇怪。
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最后邓小平听完之后脸色放缓，就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哲说是，要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了。当时邓小平结束这一场谈话，只是长叹一声，哎呀，总是要叶落归根嘛，就是这样结束的。所以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所以他说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
说到赵紫阳，他说我每一次见赵紫阳，都是把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动态整理出来，带给他，告诉他中国人在哪些方面欠缺，哪些方面迎头赶上。我跟赵紫阳谈话是丝丝入扣，他没有听不懂的地方。赵紫阳是一个有现代眼光的政治家，你想三架马车这样配合，这个民族出现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激情，完全是可以想象的。
但是第一场改革它是有隐患的，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无论是报纸上的文章，一直到形成电视专题片《河殇》等等，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都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总的发展趋势是很明白的，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今天我想起来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这是第二个隐患。
第三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了政策，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还没有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没有触及。当刚刚要触及的时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1986年年底一场生活会拿下了总书记，1989年由于耀邦的去世，激起了惊天动地的89政治风波。89政治风波又折了第二个总书记。
那么发生这个悲剧性的原因，我们不从个人品质上去找，至少是你这个体制，从文革中来，选择了新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个体制没有改变啊。我们的历史是在断裂中相联的，所以第一场改革最终是以失败结束的，被埋葬，尽管第一场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曾经有过两个小高潮，都是以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志，1980年邓小平有一场讲话《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曾经催促先是胡后是赵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出来，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他曾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经说过，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他还说过，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第一场改革，关于邓小平的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都还没有失去他的光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失败了，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败于后者。
第二场改革，它是在89事变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如果说第一场改革有历史的天幕，天幕上有一行字，这一行字写的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那么第二场改革还是有天幕，天幕上还有字，这一行字悄然已改，改为“89这件事情不能再发生了”。
我想89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不适合在这里从容讨论，我们只能来讨论它在第二场改革起点时候的历史的作用，我讲两件事吧。
第一件事，89年的下半年，中国面临西方的制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走不出去，唯一走出去的，当时是朱镕基，因为朱镕基的形象比较好嘛。这个是事实啊，大家记忆犹新啊。当然邓小平也是给李鹏机会了，1992年浦东宣布改革开放，就是浦东改革，那时让李鹏到上海去剪彩，不光是剪给全中国人民看，也是剪给世界舆论看的。那要打破制裁，尤其是政治上的不来往，那怎么办呢？现任的这些政要不能来，邀请那些已经下台的政要嘛，已经下台的政要里就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尼克松到中国来，一开始是要表达感谢，因为他在美国是一个声誉扫地的总统，唯有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而且他按照西方的价值观，说到刚刚结束的那件事，我们看到邓小平勃然大怒，邓在接见外人时很少勃然大怒，几乎没有，但是这次勃然大怒，突然打断尼克松的话，说“不要再说了，89年那件事情，使每一个中国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哪一个美国人付出了代价，你跑到这里指手划脚”，记住是每一个中国人，当然包含小平自己了，因为小平曾经深情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第二，我在自己的社会调查当中，我曾经与一个离任的省委书记有过一个交谈，他说91年的华东水灾是从他这个省开始的，按照党的规矩，在那里发生的灾难，一般来说是当地政府扛着，不要给中央政府添麻烦，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做，不向中央发电不求援，后来洪水越来越大倒的房子越来越多死的人越来越多，他实在扛不住了，就向北京求援。后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滚动播出的片头，重复了半个多月，我们记忆犹新，就是我们看到解放军大批的出动，在长江大堤缺口跳下去，以人体堵住缺口，江泽民当时穿着长的雨靴，在大江大堤上发表演说，每天晚上几乎都是一样，一个省的大水成为全中国的事了。
水退了，这位省委书记见到了邓小平，按照规矩，他见到邓小平，他也是以歉疚的口气对邓小平说给中央添了麻烦，但是他说大吃一惊，91年华东水灾救了就是说、救了共产党。后来我也说，你也就只能做到省委书记了，你根本不知道89到91年邓小平在想什么。我认为邓小平是四起四落，第四落是89到91年，他不仅仅是深受89事件的影响，所以他才会对尼克松勃然大怒，而且很重要的挫伤是党内，左派利用这件事情反攻倒算，我们记得89到91年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有意无意的在清算改革的罪魁祸首。当时口耳相传，攻击“邓小平11年改革是极右，一朝开枪是极左，没有一天是正确的”。
当时左派的杀伤力之强已经说到这一步了，当时江泽民新任总书记，第一个七一讲话是记忆犹新，1989年7月1日在党校说的话，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要把个体户，当时没有民营企业家一说，因为那时还谈不上民营企业家，都是年光九、傻子瓜子、个体户这样的人，要把个体户法的倾家荡产，我记忆犹新，01到02年到广东的“三个代表”的讲话等等，你对比一下，我并不是对个人有什么评价，1989年的7月1日讲话，和2002年的7月1日讲话，对比一下，2002年7月1日的讲话讲的是“三个代表”，要欢迎资本家入党。1989年的7月1日讲话，是要把个体户罚的倾家荡产。两个讲话对比一下，你简直就是觉得是判若两人，并不是说他本人怎么样，而是说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才出现了同一个总书记、两个七一讲话，而且是判若两人的两个讲话，这样的历史现象。
邓一方面广场事件给他造成的冲击，另外一个方面，党内利用广场事件清算他的改革，他本人肯定是思前想后，89年下半年他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也交给了江泽民，三年闭门不出，在自己院子里想的事情，总结的历史，不亚于文革时他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92年他复出，重新推动改革，他已经是垂暮之年了，接近90岁了。他肯定要总结的是第一场改革的失败、教训在哪里，第二场改革从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场改革改变了三年徘徊，使中国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来说，最后推一把中国，时间之窗留给他只有两年，他聪明也好，幸运也好，他抓住了这两年。这两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好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了，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
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小事件，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是平息过，所以邓在第一场改革中虽然掌舵，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也不爽啊。到了92年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了，非常幸运，92年5月李先念去世，然后陈云这些年逐渐的退居，过起正常的退休老人的生活，几大元老在这几年就啪啦啪啦的去世。
当然跟邓本人在政治上的强硬也是有关系的，邓曾经托人带话给陈云，“党内只能有一个婆婆”，这个话说的很硬了，前面十一年我们两人是双峰政治，你让我我让你，最后让出两个总书记，最后他总结教训，党内只能有一个婆婆、只能有一种声音。他为了防止今后出现大的波折，吸取毛泽东晚年安排后世的教训，因为毛泽东晚年就是不担心打倒蒋介石这件事情遭到党内和老百姓的反对，他担心的是文革，他总结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前一件事情是反对的人不多、拥护的人很少，后一件事正好相反。而邓也要考虑我去世之后两件大事，一个是改革开放，还有一个是六四，也就是89风波。他为了防止后一件事情出现大的波折，也做了很多部署。
92、93年他拿下了杨家将，93、94年托人带声音给陈云党内只能有一个婆婆，然后托人带话给万里，因为赵紫阳被废黜之后，还有一个人他是在局内，当年是享有跟赵紫阳同样的口碑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托人带话给万里以后不要逞英雄，万里是念旧恩，他是唯一一个改革开放年月做一任委员长就下来的，到现在也没有发出多少声音，他是做了这些部署之后离去的，他保证毛之后的毛就是邓小平，他是有清算文革的，邓小平之后的邓小平是谁呢，没有人啊，家里人也问过他有什么遗嘱，他说没有什么。他两件大事都安排好了，改革开放推上去了，后面那件事也做了相应的部署，不会有大的波折了。
时间之窗给邓小平打开只有两年，他抓住了这个两年，邓小平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让邓小平感觉比较爽，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的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场改革，是第二场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第二场改革和第一场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的背景剧变。前一场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第二场改革的发生背景是89事件不能再发生了。这样的第二场改革就有很多第一场改革不具备的特点，第一个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让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居然是在89事件不久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就是92年的十四大上，居然把市场经济写了进去，这当然是邓南巡推动的结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经过89年这个悲剧性事件，大家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没有希望了，突然市场经济就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场改革可以比拟的，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既贫既弱的情况，农民开始大量的进城。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的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之后的中国，中国才开始大变剧变，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体验的当下中国。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了的三年大饥荒，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06年，虽然这个事没有广泛的宣传，但是我自己从小记得毛的口号，看着这个口号怎么几经波折，最后实现赶上英国，我是极其惊讶的，中国就这么赶上了英国，不声不响的，赶上英国的意义，你要想想，当初是1840年英国在广州这个地方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05、06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中国的媒体忽略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另外在中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的外滩就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是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那边是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的群楼，像是曼哈顿一样，台湾的学生老是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一声，于是我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实际上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实际上曼哈顿风格的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辨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
第二场改革功不可没，基本事实的判断我是不同意郎咸平的话，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我说这是他瞎扯，最黑暗的中国我们没有经历过，中国五千年，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一个是文革，还有59到61年农民活活饿死的时期，当下中国肯定有问题，但肯定不是你说的那个时期。但是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有问题，也就是我对皇甫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的时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有不满之声。
第二场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个秘密，你想第一场改革它的动力来自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当然一马当先，是党内的改革派、官员，还有就是持开放取向的知识分子，有改革风暴，那时改革的愿景，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场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场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场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全民下海，实际上是全官下海，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的转换。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招商引资了，这成了共产党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好朋友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跟我说中国第二场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省市都成了大型的投资公司，省委书记是董事长，省长成了总经理。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啊，动力来自于这个。
第二场改革，政府官员下海的积极性是第一场改革游移、观望时难以想象的。再有一点，千百万资本的回归，1989年资本大规模的撤离，当时邓说过一句狠话，这个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大规模的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几乎是零门槛。所以经过短暂的撤离之后，海外资本一个回扑，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中国成了资本家投资的天堂，这里没有象样的工会、没有劳方的谈判地位，全世界能找到这么好的投资场所？找不到的。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了，要改革呢？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你们要继续罢工提高工资可以，欧洲的资本家一句话，你要罢工我工厂就关掉，第一步我迁到东欧去，第二步我迁到中国去，到这个话提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全部乱阵脚了，降低自己谈判的门槛，要留住工厂、留住资本。
第二场改革时，中国成为了全世界剩余资本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这个美金走到那儿那儿亮。历史当然是证明邓小平这一把是压的对了，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政府也回来了，现在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谈人权的问题，带来大量的订单。从这个意义来说，邓小平看透了西方政府的实质，成功了打破了西方的经济封锁，谁都没有想到，1989年枪声之后，经过三年沉闷和徘徊，一个资本的回归浪潮回来，全世界的剩余资本回到中国来拥抱全世界的最后一个最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这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没有一本历史教科书上告诉过我们，资本和共产党会发生这样的关系！
无论是左翼的红色历史学家，还是右翼的白色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成为奇观，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是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在内，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市场经济的原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资本主义所经之国没有一个国家遭遇过两部发动机并成一个发动机，成为一个大马力的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的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度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第一场改革与第二场改革，特点之二，第一场改革是有双向目标在那里的，今天来说是有一个愿景，第二场改革时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第二场改革是权力盛大的节日，那当然会造成一是官员大面积的制度性的腐败，第二是千百万的民众相对意义，不是绝对意义，相对意义上有一种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如果计算数字的话，至少沿海地区每一个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但是你问他的主观感受的话，所谓幸福指数的话，倒反而不如第一场改革时了。这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这样出现的。第二场改革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对这个党、对这个体制形成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刚才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和台湾的学界、学生交流，在我之前到那里去讲学的是美国大牌的中国学研究通，“黎安友”（音），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当代讲座，有一个讲稿，我去的时候正好出版，我有看到，他说给当代中国改革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我是不赞成这个定义的，为什么不赞成呢？这句话里主语当然是“威权主义”，这是跟东亚四小龙相比，有韧性当然是指中国第一场改革失败，第二场改革再起，这样的一个有弹性的几个行为。我说威权主义本身我就不赞成，东亚四小龙无一例外，全是右翼政权、右翼意识形态主导的，而中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的转变，但是核心结构性的内容还在，实际上是一场左翼政权、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在本质上跟亚洲四小龙是不一样的。所以对这个主语，我就不赞成，中国不能说是威权主义，再说是有韧性也不行，因为没有区分政权和意识形态，左右两翼之间本质性的差别。
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这场原始积累，它是有变异的，它的变异是什么呢？因为左翼意识形态有一个宏大的愿景放在那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总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每一个人到时候都会有面包，每一家的厨房都有一只鸡，每一家的车库里都有一辆车，这是共产主义。但是这个左翼意识形态它可以给原始积累的过程当中，千百万弱势阶层起一种镇痛的作用，因为有一种允诺在这里。时间长了，镇痛作用消失，老百姓突然苏醒过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变异性就变成了虚伪性。变异变虚伪，就造成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开始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那是骗我们的，你每天干的是资本主义，你每天说的是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出现巨大的剪刀差，是当下中国公信力丧失的源泉、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随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车没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这么粗野，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公信力的丧失，老百姓觉得没有什么可信了。可以你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有巨大的变异，不像右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就会把老百姓逼到另一边。
我有一个学生，第一次提示我用这个语言来组织当下中国改革的秘密，他说朱老师，中国好的很啊，全世界的原始积累全是右翼意识形态操持的，只有中国是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左翼意识形态能够麻痹劳动群众啊，这个西洋镜不能拆穿啊，一拆穿街上就要流血、出事情啊。但是他的观点我不一定赞成，他希望就是这样维持下去，我说这不行，这场戏唱十年、二十，那么到三十年眼见就要穿帮了。
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中国人说不清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情，现在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从外交部、***一直到人民日报，把中国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中国反而说不清楚了，毛的时代，是如此可怕、如此荒腐，中国往外宣传振振有辞要解放全世界，而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时间赶英超美，赶上英国了，我们的宣传是多么的狼狈呢？为什么，因为这二者之间有巨大的张力，只能任由外国人说，说东说西，只能把耳朵塞起来。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么是什么呢？我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愿意把这个观点提交给广东的朋友来批评。我认为第二场改革塑造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结构，这个结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列宁市场主义，或者是市场化的列宁主义。市场成了我们出了这个房子，马上就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但是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从列宁主义而来，难以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合，市场和列宁主义的结构相结合，那有朋友说了，列宁当年也设计过新经济政策啊，对，那是短暂的政策设计，那和中国当下市场化的现实不可比拟。所以用新经济政策来解释当下中国，是没有说服力的，是捉襟见肘的。
我觉得既要承认已经变了，还要直面没有变的，你老老实实的承认，这是一个市场列宁主义的过渡，市场列宁主义的结构，这样才使我们能够维护该变的、已变的，对还没有变的，当变则变，应该变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留下大量的改革议题。我们和东亚四小龙的差别就可以凸现出来了，东亚四小它是右翼威权，特点是什么呢？那个政治体制和市场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说右翼威权本身没有破坏过市场结构，是先有市场结构，后有威权。那么中国不是啊，中国在1949年以后，一面倒，曾经采纳过以俄为师的东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曾经在那个时代创造过一个巨大的国有资产，这个国有资产是无主的，没有主人的，法律上无主，但是在理论上有主，就是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列宁主义的党是这个国有资产最后的所有者，所以党派一个李荣融组织了一个国资委，李荣融一下子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老板。
只有市场列宁主义，才能解释中国和东亚右翼威权的差异。
我们跟东欧的差异在哪里呢？我们在49年之后确实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1978年之前中国是最早进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场经济那一头摸索，正是这一点，说实在话，帮助了邓小平、帮助共产党，避免了1989年诉苏共阵营同时崩溃的厄运。邓89年下半年说过一句话，他说观察89年上街的人，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口号，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可见改革开放得人心，还是要改革开放。这一句话是说对了。
中国市场化的取向是有别于东欧的，列宁主义的结构跟东欧是一样的，市场化的取向是跟东欧有差异的。一直到89年为止，我们跟苏东之间现实和历史上的联系，还能解释89年之后，中国和苏东之间有分有合的地方，还能解释当下中国第三场改革为什么会出现三种声音。就我所知道的信息而言，1989年之后，苏东先是实现了民主化，然后实现市场化，对那个庞大的国有资产实行民主体制底下的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实际上是派出过代表团到德国去参观、访问，访问什么呢？就是关心德国统一之后，怎么处置东德巨大的国有资产，德国是成立一个信托局，对东德的国有资产实行市场拍卖，竞价拍卖。中国实际上面临同样的问题，除了政治体制我们不学习他们的剧变，但是在经济体制方面，官方派出学习过，他们的信托局怎么处置国有资产，他们拍卖我们也拍卖，化整为零我们也化整为零，表面来说，89年之后，中国和东欧又殊途同归了吗？不是的，因为列宁主义这一块没有变，所以东德信托局是上下两块，下面这一块是社会保障，东德的居民都享受西德居民此前已经积累起的社会保障，保证你工厂拍卖之后不会流离失所。上面这一块是什么呢？给每一个东德公民像西德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在政治上你是有和其他人，总经理、老板一样的政治权利，这个政治权利包含你基本的罢工权利。当然他们也遇到过很多的问题。
中国呢？只学当中这一块，上下两块没有了，因为89年之后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你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对公民的人权保障，当然就不会到位了。把上下两块抽掉，搞的市场列宁主义，那你来处置当中这一块的国有资产时，才会出现这么多民怨、民愤，才会出现这么广泛的改革剥离感、改革被离弃感，这是第二场改革出现这么多社会弊端的原因。
总而言之，第一场改革、第二场改革之间有断裂，虽然有联系，造成今日之中国，功也罢、过也罢，第一场改革与第二场改革没有太多的联系了，所以我跟皇甫平老先生说，为改革开放辩护我也赞成，但是你要把历史的真相还原出来，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只有这样你的辩护才能够说到实处，才能够说服民众，跟着你一起往前走。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用第一场改革残留在民间的那个温馨的回忆，来粉饰、来遮蔽第二场改革的弊端，那么可以说改革第三场辩论当中，改革方将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现在第三场改革不过出现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到明年2008年，我相信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何去何从、何利何弊，肯定会成为一个大热点。官方控制没有用的，你可以摁得住官方媒体，但是摁不住网络啊，改革派要发声啊，改革派在三十年的时候，还能够像此前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向老百姓说实话、说真话，在说实话、真话的前提下，寻找像第一场改革那样的共识，说服老百姓跟你一起走，渡过新的难关，千万不能空洞、模糊的，眉毛胡子一把抓，说改革开放好的很，当年1984年大学生都是自发的打出过“小平您好”这个旗帜，为什么今天不跟我们一起走呢？等等等等。中国已经变了，改革已经发生过断裂了。
我相信中国此后还是会有艰难曲折，甚至大的颠扑，但是我想总得来说，改革开放市场化这一块已经渡过了不可逆的拐点，这是让我感到稍稍放心、稍稍透一口气的地方。至于说另一块怎么改，以不破坏既有的社会稳定、不破坏既有的改革开放成果为前提，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平顺的一个转折，我想这是各级官员应该考虑的问题，从执政的最高当局，一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走的好、走不好，关系到我们下一代人。
具体的结尾，我只能用温家宝在今年三月份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结束，中国的前提在哪里呢，温家宝说问解冻的大地和河流啊，大地和河流就在你我之间。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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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感谢朱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激荡改革三十年，朱老师现场也给我们激荡了两个小时。朱老师在演讲中给我们回顾了三十年来两次的改革，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次改革的征途中，第二次改革往何处去，第二次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朱老师在演讲中已经对第一次改革以及第二次改革做了分析。
接下来是互动时间。
现场提问1：感谢朱教授过来给我们打气，了解了上层一些决策的过程。我想知道的是，陈云老先生他在第一次改革，以及他在过世之后的安排，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我知道邓小平对陈云的评价是副总设计师，江泽民也说什么东西事情陈云在90年代就已经看出来了，而陈云一直都是中共的高层领导，特别神秘的一个人物。想通过朱老师了解一下。另外，陈云对胡耀邦也好，对赵紫阳也好，我个人认为他持的看法也是比较客观的。能不能详细解读一下。谢谢朱老师。
朱学勤：哎呀，非常尖锐的问题。
你刚才说我透露了中央决策的过程，我不是，谈不上，我只不过是注意这三十年中国从上到下的一些重大的关节。对陈云的评价，我是这样的，陈云的经济思想我是不赞成的，大家都知道，你可以读陈云的文选，鸟笼经济设置是载入陈云文选的，在经济思想上，我觉得邓小平的思想要比他更开放一些。正是因为最后邓小平更开放的经济思想占了上风，中国才会有第二场改革，才把中国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陈云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场改革它是双峰政治，相比我们理解下的法治状况下的宪政民主有很大的不同，双峰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弊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第一场改革之所以那样结束，跟双峰政治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反过来说，双峰政治是在中国制度化的政治文明还不发达的时候，以人治形式出现的一种平衡，或者说是牵制，这种牵制和平衡不至于使任何一方的意见走向极端，避免了一些更大的代价，这个也是第一场改革，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事实。
陈云他的经济思想我不赞成，但是在人的问题上他还是比较公道的，89年下半年，关于像是李锐、朱厚泽当内老同志，还有于光远，是否要开除党籍的问题上，最后谁都没有想到，所谓保守派的领袖陈云做的批示，说我们不能再做今天整人家，明天再给人家平反的傻事了，才保住了这几个党内老干部的党籍，在这些问题上反而显得他公允、厚道一面。对陈云这样已经去世的老一辈的革命领袖来讲，我可以坦率说，我可以不同意他的经济思想，但是另外一些方面，我反而更尊重他、更尊敬他。关于这个问题，我简单回答到这里。
主持人：和朱老师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现在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朱老师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了评论专栏，比如前两天关于对南京大屠杀纪念的文章，所以今后各位广州的市民和南都的读者，也可以通过朱老师在我们评论版的文章，多了解朱老师的思想和观点。
现场提问2：我特别想请教朱老师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曾经在您的书中看到一个细节，您以前跟朋友出去，没有钱坐火车，火车里有很多木头，你们挤在缝隙里，过桥的时候列车员喊你们不要被木头挤出车箱了。那个时候，可能您对人性，在文革那个时候，并不是完全特别的会那样，有时候人也是很好的。我们现在包括很多的制度，包括一些措施，防止环境变得更坏，对官员也有很多行政措施，但是往往执行到人的时候，摆脱不了一个困境，谁来监管监管者呢？到了最后，所有的措施都要人来执行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经过二百年历史，可能社会进入一个平静的时期，我们过去的三十年里，提供了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我们更加好的完成接下来的三十年时间呢？通过您刚才所讲的，我体会到很多，可能是挺不如意的地方吧，包括我们在改革的时候，我们的改革跟苏东他们的改革，我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计划经济跟我们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基础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三十年，能够给我们提供好的一面是什么呢？
朱学勤：你的问题很大啊，既有过去也有未来。谢谢你记得我书中的小细节，文革中一帮知识青年这样扒火车，还能遇到那么好心的铁路工作人员的提醒，可见这次文革中人性也没有磨灭，再引申下去怎么看文革，你是这样的问题对吧。第二个问题，改革开放未来还要走，未来怎么吸收此前三十年的经验，走的更好。一个是问文革，一个是问改革。我尽可能的来回答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文革我是彻底否定派，但是我坚决不同意，以文革的方式来否定文革，不光是怀仁堂事件怎么评价的问题，还有我跟大部分否定文革派知识分子的潜在分歧，我认为文革要否定，但是这个否定不能建立在妖魔化的基础上，你妖魔化、漫画化文革，你可以取一时否定之短效，但是长远来说，不能说服民众，尤其是对民众有具体记忆的民众。你这样取得文革被否定的成果，是廉价的，也是非常容易被推翻的。
这个教训实际上现在也在，今天关于为文革鸣怨叫屈的网站、博客很多了，还有很多朋友来上海找我，我觉得文革对中国造成的结果是浩劫，但是文革当中很多具体的参与者，文革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心灵世界，到现在还没有被最终彻底、如实的揭示。我们看法国革命结束之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小说，讲到法国革命，以及此后的颠颠扑扑，是多么真实的历史画卷，只有这样，把否定文革建立在更艰难、更困难、复原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从此睡得着觉、吃得下饭，文革不会再来了。如果简单化漫画化文革的结果，就会使文革成为部分青年、部分人的一些温馨回忆，一遇到改革有问题，就要到那里寻找精神的依托，总是以文革纠改革之偏，这样思潮上的逆流。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那成功的地方，我刚才也说了，只干不说、多干少说、干了再说，这是成功的地方，使我们走上了一条代价较小、摩擦系数较低的一条道路，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有大问题，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所言所行之间有巨大的分裂。
我跟郎咸平那天晚上的谈话，我跟他说，三十年来中国改革的每一天，都是违背宪法的改革，那为什么能够走得下来呢？因为它只干不说。但是是有问题的，你可以这样干一代人，干三十年，但是不能干第二代人，干第二个三十年，因为普通老百姓都在觉醒，骗是骗不出一个现代化的，这样可能骗出一个现代化的陷井，第二个三十年应该向老百姓说实话、允许老百姓实话，使你的所言所行紧密结合，这样才可以经得起风浪，才可以凝聚人心。说的尖锐一些，我们的改革走了很光滑、摩擦系数很小的国家机会主义的路线，机会主义是好名词啊，至少是中性名词，走了一条国家机会主义的路线，避免了苏东这样大规模的颠扑，但是国家机会主义是特殊阶段、特殊时期的改革策略，你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结合总的图谱，如果成为精神总的图谱，这个民族可能就在物质上翻身了，但是在精神上是万劫不复，整个民族都会机会主义化，整个民族习惯了言行不一，习惯了所言和所干背道而驰的状态，这是什么样的民族呢？这个民族昨天赶上了英国，明天有可能赶上德国，后天或许可以赶上美国，但是这个民族让外界是很难信任的民族，无法打交道的民族，不能缔结长期盟友关系的民族，这样一个民族的崛起，在这个民族之外会引起更多人的疑虑，这一条路是不能再走下去了。
我希望吸取前三十年改革流过血、死过人这个惨痛的代价，使将来中国继续改革时，尽可能争取一个和平、转折的局面，不要再流血、不要再死人了。我们说最朴素的语言，刚才主持人说，南方都市报发表过我的文章，我是为你们感召，今天中国大地，尽可能说真话，说真话幅度最大的报纸就是南方都市报。我把我在其他地方发表可能有难度的文章，拿到你们这里发，果然发了。
那一篇文章，当然你们也要做技术处理，我也同意做技术处理，我那个被做技术处理的话里，意思也包含着对这个同学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我希望今后的中国，真的是一个有理性的中国，而不是一个丧失理性、忽冷忽热的中国。我后面有一大段话被删了，我这个地方可以讲，对吧？这段话就是吸取中国二战以后“外？？？、内在即开”的教训，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日本在海峡两岸之间利用我们民族的内战状况来回，拖延三十年才签订和平条约，这个过程中享尽渔人之利的历史教训。我们今后怎么办呢？我希望今后的中国内战永远成为此前的历史，立法，对内永不开战。一个以平民子弟为炮灰，以平民生命为晋升资本的时代再不能回来了。这是给了我一个机会，既然你们做技术处理，也让我用语言再一次被处理的那个段落复原出来。谢谢。
主持人：在这里向朱老师表示歉意，因为那个话就是我删除的。
朱学勤：刽子手就在这里，一个受大家欢迎的刽子手，与作者共谋的刽子手。作为一个作者，动笔的起来顺着写下来，交给编辑，要允许编辑按照他们所了解的政策口径做尽可能小的技术处理。如果不允许人家编辑做这个处理，由着我的文章写的话，最后不是爱护南都，而是毁灭南都了。
我的想法是非常赞成、非常珍惜南都负责任、有理性的言论立场，希望更多的读者接受这样的立场，希望中国更多的传媒接受这样的立场，这样在后面第二个三十年的改革当中，我们有可能避免第一个三十年曾经付出的那些惨痛的代价。谢谢。
主持人：刚才在和朱老师互动的过程中，已经有很多现场观众递上了枝条。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季卫东先生曾经在北大的演讲说过，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民主化最大成果。他在报告中提到，任仲夷老先生的改革思想值得重视，他向请问朱老师，对于党内民主的发展，以及党内同志有怎样的建议？
朱学勤：我非常敬重任仲夷老先生，如果没有任仲夷老先生在广东开辟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没有任仲夷老先生的思想遗泽，我想广东不会这个情况，我也不会在这个论坛上与大家如此坦率见面，非常感谢任仲夷。我也读到《同舟共济》上任仲夷老先生最后的思想，我非常的赞成，党内民主啊，我想任仲夷老先生是总结自己一生的从政经验，最后告知世人的一个想法。
我注意到任仲夷的部下在海外写的回忆录，那个人现在到海外去了。他在回忆录这样说，他说任仲夷老先生离休以后，对于继任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当时看到真的是惊心动魄，他说，“我已经安全着陆了，你呢？”，就问这个继任者，当时我看了之后真的是震撼，甚至是毛骨悚然，一个为党、为国家奋斗一辈子的老干部，把自己的离休看作是安全着陆，那党内生活对他留下的内心感觉是什么感觉啊？我想要民主不仅仅是草民的要求，我相信是千百万官员的要求，民主不仅仅是保护草民，也是保护官员的，有了宪政有了民主，官员从政才会有安全感，才不会说离休的时候是安全着陆的感觉。我们今天说民主，要对老百姓说，对自己说，更重要也要争取说服官员，民主不仅仅是给老百姓调皮捣蛋的，民主也是让您老人家安全着陆的一个制度，民主能够给你安全感。
另外具体的党内民主，我觉得毛泽东这个人偶尔也会说大实话，生前他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党外无党，千奇百怪”，这个话也不是他发明的，很多人说是他发明的，是广东这个地方第一次国民革命时胡汉民的原话，他以这个话向国民党的独裁倾向抗争的，毛泽东参加过第一次国民革命，在广州做过国民党的大官，是国民党***代部长，很熟悉当年国民党元老之间的有个性的话。等到他掌权，不经意也会跳出这样一句话，所以他心里也很明白，党内肯定是要有派别的，这个派别不仅仅是权力上的，权力再分配造成的派别，很重要的，即使没有权力之争，也会有政策之争的。我们总结全世界，总是有左右两种倾向，丝丝入扣，红绿灯的作用，是间断性的让那边的人走，然后再另外一边的人走，红绿灯就是天然的民主，避免大家在十字路口打成一团，所以总是有两种派别的人轮流执政，说白了就是大家轮流走路啊。
我在欧洲的时候曾经问过一个不是学文科的，学铁道设计的中国女企业家，我问她，你到法国十几年了，她开辟了一个农场，很成功，雇佣了法国人做她的农工，法国国家电视台也报道过。这个女同胞脸晒的很黑，一看不是万恶的资本家，而是辛勤的农妇。我说你对法国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了如指掌，我问你一句话，两党制是什么，她说我看两党制，老百姓是这样选择的，或者两党制总是有必要的，左派天然是倾向于分钱的，看看此前右派钱赚多了，缸里的米要出来了，这时老百姓就赶紧选左派了，慢慢的钱分完了，老百姓赶紧投票，选右派，因为右派是赚钱的。所以选了一段左派，给大家分钱，分了四年、八年，马上老百姓又要选右派，右派是给大家赚钱的。所以这是创造财富、分配财富人的天然要求，也是来自于人性当中，有的人天然的保守派的成分多一些，另外一批人天然的就是左翼政党的成分多一点。我们七千万人的党内，肯定也是有这种天然的区别的，毛泽东都曾经说过，左中右，一万年之后都是会有的，不允许他们合法的竞争，就把合法的竞争逼入地下，有朋友跟我说，十七大代表选举时出过一个丑闻，一个省里大家互相发短信诋毁对方进行竞选，我说不能怪发短信诋毁对方以利自己选举的事情，因为在合法的渠道里没有制度性的安排，因此用下三烂的方式，这也是一种竞选语言嘛。党内民主非常必要，而且应该从党内民主做起。如果党内有两种政治倾向的人，他们有合法的表达，我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大大的增加，它既能代表居民当中的民主党这个人群，又能代表居民当中共和党这样的人群，这是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我到现在还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我赞成党内民主，更赞成任仲夷先生临终前说的，“让党内派别活动合法化”这个建议。
主持人：今天来听朱老师讲座的，除了现场的听众之外，还有天涯网的网友。
天涯网：我们这里也讨论的很热烈，我代表网友提三个问题。网民认为中国现在是君主立宪制度，可以评价一下他们这个看法吗？还有最近几年关于传统文化的复兴，网友请问朱老师，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切合程度是怎样的？关于中国三十年来的路程，是不是我们又回归到民国初年，多大程度上回归到那样的状态？谢谢。
朱学勤：第一个问题，君主立宪，我不赞成对当下中国政治制度，这四个字的概括。我们没有君主啊，君主已经被我们推翻了，问胡锦涛同志是君主吗？他肯定不赞成的。我们也不是君主下的立宪啊，君主立宪下的立宪是用这个宪法限制君主的，这才叫君主立宪。我们的宪法和“君主”之间不是这样的关系啊，所以我不赞成君主立宪这样的概括。但是我也理解提问的这位朋友的想法，因为我知道在民间很多朋友希望中国能够走一条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的道路，虽然有过一次革命，但是那次革命之后尘埃落定，再无革命了，吸取君主立宪的经验。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君主的君主党，我们就承认它、接受它，同时希望能够制订一部宪法，建立君主和宪法之间，刚才说的那个关系，中国不就是走上那一条路了吗？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说法的。
我觉得有一点难，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君主有名有姓的话，经过博弈，这个家室是有可能接受君主立宪，但是七千万人的一个党，虽然七千万人的党，大部分党员享受的权力和书记不可比，普通书记和委员不可比，但是即使浓厚到最后，二十人的政治局委员、最后九个人的政治局常委，可以说服一个人但是可以说服另外八个人吗？所以中国要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路，重新回到被辛亥革命否定，戊戌变法曾经出现过的君主立宪制，这个可能已经是没有了，必须走政党民主。
政党民主在中国怎么出现，我真心希望是以最小的代价，至少是以不流血的代价出现的。比如说任老先生提出来的，先让党内的政治倾向派别合法化，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我说一些台湾的经验吧。今天的台湾闹的这么邪乎，很多人表示遗憾，当然台湾的政治现状可能不如网上写的那么灰暗，我有我的看法。回到历史中，台湾不是没有可能在50年代一党独大的时候走出另外一个状况，我们读历史，50年代初的时候，胡适，自由主义的鼻祖，曾经跟蒋介石私下有一个长谈，胡适劝蒋介石，一党独大可以维持一时，不能维持长久，为民族计，胡适建议他走刚才说的党内民主的道路，只是胡适说的更彻底，他说你不如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一半是执政党，一半是反对党，这样实现两党政治，要比你一个早上开放党禁，千百个小党形成，然后再互相兼并形成两党，可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胡适还举了一个现实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相当于我们这样老旧帝国的土耳其，就是这样实现民主的。土耳其的吉马尔，他领导土耳其获得独立之后，然后主动把自己的党一分为二，一半是反对党，一半是执政党，土耳其是这样实现政治文明的，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制度。胡适当时以这样的例子劝蒋介石。
蒋介石这样说，胡适先生您来做反对党的领袖，我同意，其他人我不放心。结果这次机会就稍纵即逝了，到了2000年，国民党被人家选下来了。我们回顾历史，有很多的三叉路口、十字路口，我希望我们党既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总结外国党的历史经验，还要总结跟他有患难之谊一百年的友党、邻党国民党的历史经验，后面的三十年、四十年能够走的比国民党更好、更聪明。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因此不知不觉十二点半了，现场最后一个问题。
现场提问3：作为一个学生我提出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刚才你说89学潮主要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未变，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文化对学潮也是有很大的冲击，今天基本上您是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来谈的，可以简单概括一下这三十年来文化的脉络吗。
第二个问题，刚才您说到市场化进程得到您的比较高的评价，但是我认为市场化使得经济得到复苏，但是我们是过度市场化，势必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农民工的问题，还有房价的问题、大学生失业等问题，在社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导致政治体制承受能力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限制市场化，以此拉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或者我们先要解决民生问题，是否第三次改革是民生改革呢，以此促进市场、政治、民众的需要呢。谢谢老师。
朱学勤：这两个问题都很大啊，一个是文化，一个是民生，怎么解决。文化呢，我确实有意识的没有讲文化，后来有一个朋友提问的时候涉及到传统文化的兴起，我没有回答，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又需要三个小时。你们知道，我在文化问题上的看法，我是很不赞成80年代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我对90年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热，也是既有同情也有保留的，我认为当下的中国，基本性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文化的问题。
我一直在反对文化决定论，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自己没有搞清楚，散布的一个文化迷雾，只要有可能，就在分析文化决定论的错谬和害处。至于说传统文化论为什么同情呢？1919年到五四运动到今天以来，激进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什么席卷了二十世纪大半叶，五四运动的片面性，对传统文化的粗暴否定，使得这个反弹总得有一天要抬头的，今天果然抬头了。
但是更大的是保留，保留的是什么呢？传统文学说到底就是今天的国学论，国学论说到底是儒家文化论，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呢？他自己说修身治家平国治天下，我认为儒家文化可以用来修身，但是不足以治家，因为这个家，上下两代的代沟，观念有多大的差异，你用儒家的兄孝子贤等东西，维持不住现代社会的家庭关系的，只可以用来调节自己个人的伦理修养，很难推及到第二、第三人中去，所以我说它是可以修身，不足以治家、齐国，治天下更是妄想。
还有就是民生问题，在政治制度不触动的情况下我们改善民生问题，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现在很多官员也是希望这样，但是我是有保留的。为什么呢？我举一个前车之鉴，在中国这次崛起之前，有两个国家也是垂直纬度崛起过，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日本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今天先说德国，德国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崛起的速度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其中一个原因，俾斯麦，他在位的时候，做过一件事，相当于你刚才说的不触动政治体制，改善民生的做法，今天我们要求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等等，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社会保障、社会保险，最早形成体系是在哪里吗？是在德国，在俾斯麦时期，俾斯麦和威廉一世两个人，出于贵族阶层对子民的体恤，亲手创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帝国体制政治体制不能改革，这个结果就形成了什么呢？自上而下N次福利的王朝社会主义，德国普通民众对王朝的感恩。后来到希特勒时代，又变成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时期普通工人享受到的福利，就是民生改善，超过了俾斯麦，俾斯麦的带薪休假、工人在地中海大规模的渡假村，包括我们今天须臾不可离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大众汽车，为什么叫大众呢？就是给普通民众生产国民车啊，后来就生产坦克了。
一方面从俾斯麦到希特勒，走的就是一条不变体制，只改善民生的道路，所以从王朝社会主义到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这样在国内调动千百万民众对它的认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有这么大的战斗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一国扫平欧洲无敌手，这么大的战斗力的原因就在于普通民众对于王朝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感恩涕零，穿上军装的工人和农夫，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王朝社会主义的信奉者，所以这个国家的军队才有这么强的战斗力，最后把德国引到哪里去了呢？引向战争的深渊，不仅给整个世界造成了浩劫，也给本国人民造成了浩劫。
所以非常感谢这位女同学提出的问题，有机会阐述这个观点，民生问题必须要重视，但是不改变体制，只改变民生，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父权政治、可能是王朝社会主义，有可能就会葬送我们三十年改革的成果，走上一个斜路。
主持人：在这里非常感谢朱老师的精彩回答。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朱老师。
—— 原载: 南都公众论坛2008-2-23
Friday, June 18, 2010
唐 伟•张鸿庆：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倒下的英才》读后
去年底，唐金鹤的书《倒下的英才》在文革清华学生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陆小宝为这本书写的序《复原清华白日武斗的真实面貌》也遭到了诘难和非议。其中争论到是谁挑起了清华武斗？谁打了人（主要指毒打干部、毒打被抓住的对立派“俘虏”）？受到埋怨最多的是李自茂，他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记五三〇武斗》。这是当年团派中人的第一篇纪实性回忆文章。文章不错却受到埋怨。唐金鹤可以写她的所历所见，对立面的人也可以写自己的所历所见。多年来，我们多有运动，没有反思；只有遗忘，很少铭记；只有印象，没有统计。《倒下的英才》揭开了母校触痛较深的伤疤，揭示了大学教育中的问题，揭露了政治斗争中的丑恶。
三十多年过去了，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为青春的经历埋了单，我们仍然不停不休地追问历史：真相在哪里？谁是罪魁祸首？母校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陆小宝著文《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这句话引起了众多同学的共鸣。重大事件的当事人都开始讲述各自“心中的文革”（周泉缨语）。中国人要完成精神上的启蒙，中国人需要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上。
◇ 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和第一责任人
文革初期，蒯大富的造反经历吸引了两个“司令部”的目光，最高层的权力斗争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巨大魔力，蒯大富成为了两个“司令部”博弈中的一枚重要棋子。
井冈山红卫兵的成立，标志着蒯大富上了中央文革的战车。蒯大富坚持怀疑一切，迷信权力决定一切，提出“大翻个儿”的口号，高举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旗帜，成为了清华乃至全国的明星。毛泽东、江青欣赏蒯大富是必然的。蒯大富做到了“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只是蒯大富的痞子心态和政客表现失去了清华的群众基础，也许蒯大富一如今天他所说的：“当时有了权也不知道怎么用。”也许他不会掌权，不会用权，但权力的诱惑，侵蚀着他年青的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任何独裁者都不相信“共和”，都不能容忍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到“414”的成立，表明了清华各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彻底破裂。“5•30”成立革委会的流产，为清华园内所谓“国共两党的斗争”拉开了序幕。罗征敷、孙华栋的死，让这场政治斗争染上了血腥。然后正剧开始了：抢占科学馆、大礼堂，动农馆战斗，八号楼攻坚，530大武斗，火烧科学馆……最后是冷兵器时代结束，带瞄准器的步枪和手榴弹出现在清华武斗现场。历史是放大了的现实。《倒下的英才》有血有肉地记述了当时的残酷，让人震撼，让人悲伤，让人不忍卒读。
指认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和第一责任人，要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权力的归属是斗争白热化的内在动因。
“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马上得天下”是中国改朝换代的唯一药方。蒯大富自创的“权经”让他不择手段地铤而走险，对权力的追逐，让造反派上了一个台阶，权力的舞台演变成了造反派政治生命的断头台。
二、江青的“文攻武卫”和中央的默许是蒯大富敢冒清华之大不韪的原因。
清华武斗中，蒯大富一方是有恃无恐的。蒯大富虽然没有当上清华大学校长，没有当上清华革命委员会主任，但已经当上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蒯大富信奉“强权即真理”，对于不能说服的，压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正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送来了“文攻武卫”的尚方宝剑。蒯大富的骄纵之心日益膨胀。随着关锋取代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蒯大富也把手伸向了军队：他指挥人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将刘志坚囚禁在一号楼506房间；鲍长康手持关锋的介绍信窜到了北海舰队……发展到“727”向工宣队开枪。这是一个“上贼船”的长过程。
三. 蒯大富挑起武斗是受到北大聂元梓的启发。
老蒯曾多次谈到北大聂元梓用武力将对立面“井冈山”打跑了。蒯大富用武力将“414”赶出清华园的动机是十分明确的。正如陆小宝所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清华武斗是蒯大富挑起的，“414”参加武斗出于无奈，出于被迫。“414”坚决反对蒯大富统治清华，反对“痞子掌权”，不惜冒着反对中央文革的政治风险，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被迫卷入了清华武斗。其中的中坚人物恰恰是一些并不极端而相对温和的学生。
四. 蒯大富参与了清华武斗的决策和行动。
武斗中，团派每次大行动之前，鲍长康等人都要把蒯大富送到校外，制造蒯大富不在现场的证据。但谁都无法否定蒯大富下决心将“414”赶出清华而不惜武斗的动机。《倒下的英才》中说明在攻打东区浴室战斗中，下令断电的是蒯大富。蒯大富还参加了一次主楼前对“414”成员出学校的伏击战。周泉缨常讲：蒯大富最了不起的是敢于开枪，尤其是敢于向工宣队开枪。如汲鹏所言，蒯大富是农民的儿子，有其纯朴的一面。但作为一个真正的政客，蒯大富有其阴毒狡诈的一面。蒯大富抄徐向前的家后，将徐帅的保险柜弄到了清华，周总理下令要蒯大富把保险柜送回去。在1966年12月三总部联合后的一次总部会上，老蒯刚传达完周总理的指示，就决定将保险柜连夜送到天津用氧气割开，蒯大富的原话是：总理的指示只在北京地区有效。
开枪，是清华园武斗升级的重要标志。清华开第一枪是蒯大富决定的，他还出了一个十分阴毒的主意：即用五支同样的步枪，瞄准同一个目标开枪。因为五支步枪不可能同时打中目标。“凶手”可以推诿不是自己打中的。杀人需偿命，但总不会打死一个人枪毙五个人吧？这种企图逃避法律制裁，更要逃避良心谴责的“高招”已经超出了人性和道德的底线。这个主意仍然来于实践：北航“红旗”红卫兵群殴打死了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的弟弟李明清，谢富治掌控的海淀公安局将主事的几个人抓起来，每人轮流关了三个月。蒯大富从中受到启发，想出了这个损招。
五.指认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既是历史事实，也是研究文革总结教训所必须。
在审判“四人帮”时，需要给蒯大富定性判刑。蒯大富在近十年的隔离和监禁中没有丢掉清华学生好学多思的优良传统，他引经据典，从一九五二年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到文革中的公安六条军委十条，从动机和行动上力辩自己没有反革命的动机和行为。他说：“我上大学，参加文革，所受到的教育都是为革命，说我动机不纯可以，说我个人野心膨胀可以，说我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可以，我有私心，唯独没有反革命之心。我在文化革命中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按中央文革传达的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干革命，怎么会是反革命呢？”蒯大富言之滔滔，雄辩不已，让法官和律师为之尴尬。据蒯大富讲，最后是一个名律师两句话就让他低头认罪。其中一条就是：若你蒯大富不是打砸抢分子，全国多少打砸抢分子将逍遥法外？如果你不认罪，岂不都是毛主席的罪？于是蒯大富认罪伏法，总共被囚禁了十七年。他出狱后这些年中，唐伟不止一次地追问蒯大富：你从1966年8月被周恩来总理宣布不是反动学生，到1968年7月27日，总共风光了不到两年时间，1970年就被迟群，谢静宜带领的军宣队，工宣队弄回清华隔离审查。1976年，毛泽东先辞世，江青后被打倒，1976年之前他们没有为你蒯大富说一句开脱的话，你心中竟没有一丝怨恨之心？每次蒯大富都这样回答：“肯定没有怨过。”
《倒下的英才》出版后，在当年的同学中引发了较大的争论：哪一派是好人，哪一派是坏人？哪一派好人多，哪一派坏人多？其言辞尖锐有如当年的派仗。其实这种争议意义不大，历史需要的是真相，一个民族需要从灾害中吸取教训，不再犯重复性的错误。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责任人，并不是说上面的人，下面的人，身边的人，对立面的人，就可以把自己的错误或罪行都推到蒯大富身上。一个民族，乃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审和反省。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发现只有批判别人才是深刻的，而检讨自己只是为了蒙混过关。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年过花甲，已经和正在被社会边缘化，为了国家民族的启蒙、进步和文明，对我们的亲历进行理性的梳理总结，如陆小宝言：尽到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已写书回忆清华文革的四位同学：沈如槐、周泉缨、孙维藩、唐金鹤都是好样的。“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他们和许多清华学子，比如最近见到的李自茂同学夫妇，谈到当年，大家最常用的四个字是：“无怨无悔”。是啊！正当我们青春年华，我们真诚地信仰过，付出过，热爱过，追寻过，感受过。苦难，让人生绽放，也造就了众多校友的传奇人生。我们都感同身受，无怨无悔。
六、各有各的责任，应彻底清算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蒯大富是文革一线的卒子，清华武斗的直接责任人、指挥者。追究更深层，是毛泽东及其路线、专政理论应为文革及其对社会进步的破坏负责。虽然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发了决议，但从来没有清算过。毛泽东提倡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种教育和实践不仅迫害了一大批热血青年，也教坏了文革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和道德观。可以说，这就是“红卫兵”的思想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没有“最高指示”以及“文攻武卫”等口号，蒯大富也不能形成一呼而天下应的局面。
◇ 是什么原因将莘莘学子变成了打人暴徒和杀人利器？
红卫兵是文革灾难的替罪羊。是也不是？说是，是因为我们少不更事，听命造反，上面有更大和最大的责任人。说不是，是因为我们考上了大学，进入了社会的精英层，已具有完全的社会责任能力，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414”头头沈如槐，以及汲鹏和但燊等人，他们都承担了“414”在武斗中干的几件事情的责任。他们的档案中记录着当年的责任，他们本人都成了中国干部体制序列中的“弃子”。
清华武斗中老团打过人，老四也打过人，卞雨林或死于毒箭，许恭生被乱枪刺死，除了《倒下的英才》中记述的许多人，还有许多人遭受毒打。读过这本书并参与争论的叶志江、陈育延都挨过打。应该指出的是：清华园中哪些人最先动手打人？还应指出的是：每一个打人的人都需要认错，需要反省。文化革命中最早打人的是受“血统论”毒害的高干子弟。清华最大规模的打人抄家发生在1966年的8月24日，除了推倒二校门，还把“黑帮干部”关到了二教和科学馆进行殴打。化003班的李永德硬闯进了科学馆，虽没亲眼看到正在打人的人，但惨叫声和呻吟声不断。“八九”红卫兵中还有一个干部子弟，在抄蒋南翔校长家的时候，将蒋南翔摁在地上罚跪，把蒋南翔的母亲，吊在面前的樑上毒打，蒋南翔校长被“解放”后，几乎原谅了所有在文革中批斗过他的学生，就是没有原谅这位同学。天理良心，谁也很难原谅这种禽兽行径。
现在很少有人提到“八九”红卫兵。很少提到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弟。他们是文革中第一批跳出来的“革命小将”。比如清华大学的“8•24”事件，贺鹏飞是主要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他们在父辈的保护下将过错全部推到了蒯大富和“造反派”的身上。一些打人抄家、冲锋在前的高干子弟，文革后一直身处高位。现在又有某些高干子弟成了改革开放成果的既得利益者。多么希望他们也能深刻地反省和自省啊，希望他们也能积极地回应陆小宝的呼吁，尽到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大学生活中，我们的大学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2001年母校九十周年校庆时曾有誓言，要在百年校庆时将母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现在百年校庆很快就要到了，而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却渐行渐远了。一个校友极端的说法：现在的清华大学要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是不可能的，培养出慕绥新那样的贪官是一定的。这些议论或许有偏颇之处，结合唐金鹤出的题目，回忆和总结文革中倒下和没有倒下的“英才”们，我们想试着找寻学生变为暴徒的原因。
一、 割断历史，让人轻狂
两年前，一位同学从四川来电话询问：清华的第一任校长是谁？唐伟的大哥1955年进清华读书，在清华工作了一辈子。电话里唐伟的大哥半明半白地讲了好一阵，什么清华学堂，清华大学之类的。最终也没讲明白清华的第一任校长是谁。
中国人最大的神灵叫做祖宗。中国人最怕被人说“忘本”，被人数落“数典忘祖”。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才知道自己也是这种人。我们进清华以后所接受的校史教育就是蒋校长总结的“三阶段两点论”。其内容是解放前为第一阶段，全面学习苏联为第二阶段，1957年反右以后和大跃进背景下开始的教育革命为第三阶段。“两点论”就是用“一分为二”的阶级分析方法去看待这三个阶段。重点是领会“南翔精神”。至于清华的校长，解放后是蒋南翔，解放前的校长基本没人提及。隐隐约约听说有一个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的梅贻琦。用阶级观点看问题，第一阶段是按照美国模式办校，培养亲美人才，基本上是被否定的。第二阶段是指“院系调整”后学习苏联的办学模式，清华这所综合性大学被调整成了一个工科院校，功过是非一分两半。第三阶段是成绩斐然，清华的教育成果展览主要是讲这一阶段的。是新生入学教育的重头戏，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是参观“反右展览”，每年隆重纪念的是“一二•九”运动，那里有蒋南翔学生时代的革命事迹；包括“教育革命成果展览”，这些就是我们这些清华学生津津乐道的“清华香肠”。
清华非常强调其革命传统。当年图书馆前立起纪念韦杰三烈士的断柱。对解放前夕的清华共产党支部的领导人却语焉不详，我们新生想当然地认为是蒋南翔，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当年清华支部书记是袁永熙，此人1957年当了右派，于是他的名字不见经传。名留青史的“五四运动”已被北大专美于前，清华大学当年的表现是在校内声援城里的爱国运动，似乎并没有人去参加傅斯年等北大学生火烧赵家楼的“革命行动”。清华每年隆重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蒋南翔当年起草的文章中有句“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更是脍炙人口。被写进了中学的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从小就心生向往。
清华大学的历史是民族国家的蒙难史，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重，发奋图强的历史。梁启超先生在一次讲演中引用《易经》中的话“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引起众多清华学子的共鸣。改革开放年代，时任深圳大学校长的罗征启和夫人梁鸿文将这八个字和“闻亭”的古钟放到了一个徽章上，流传开来，也有人将它作为校训。其实在我们当学生时经常听到的校训是：“又红又专双肩挑”，“听话出活”，“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这两句是不曾听说的。
满清年间的“庚子赔款”是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赔偿的款银为4亿5千万两，每个中国人人均赔白银一两。美国政府获其中3200多万两，在满清政府中的开明官绅的争取下，美国国会同意将赔款中的近半部分用于中国的“慈善事业”。于是就有了最早的清华学堂。因此，我们的母校清华大学从出现在北京西郊这个皇家废园之时，就带着屈辱的胎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新文化运动中，首先响应的中国知识分子，投入了反抗亡国亡种的救亡运动中。举起“反帝、反封建”旗帜的“五四运动”，本应承载“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任务，但是严苛的国际政局让“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人的精神长时期处于“蒙昧”中。中国人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启蒙运动”，皇帝“逊位”后的百年里，皇帝梦还是中国人的美梦之一。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以及那个“狂人”还是中国人的写照。《过客》中那位能听见前边呼唤声音的老者仍是中国人中的极少数，而且是来去匆匆的过客，鲜能吸引民众的目光。
从第一批录取的清华学子开始，清华人背负着这个中了魔咒的宿命，负笈而行，远渡重洋，然后学成归来，在这个“小五王爷”的废园中著书立说，传播先进的民主科学知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最后四，五年中造就了清华的声望和学风，重量级的学者和大师们有如一颗又一颗的星辰升起在东方。显示了西学东渐的成果，也凸显了东方文明传统的独特魅力。清华学人中的探路者是清华永远的骄傲，是我们永远尊敬的学者和恩师，他们的姓名不应被清华百年校史抹杀。
中国的科举制度实行了1300余年，随着慈禧的一纸敕书，千年的书院制度也随之星散，传统的师承关系也疏淡开去。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清华的国学大师、科技大师们的出现，成为了清华传说中的美谈，那个年代是书院文化最后的回光返照，师生情谊犹如父子。
历史总是被胜利者浓墨重彩书写，真相却被掩饰起来。1949年以后批判胡适所代表的亲美思想到“反右”，到文革十年，清华都是重灾区，这段耻辱无法舍弃，无法忘却，无法掩饰，更无法改写。
我们又要提到蒯大富和“团派”。“团派”并不是由坏人组成的反动组织，它的总部委员都是我们的同学，其中不少人都是我们一道反对工作组的战友。老四强调解放干部，原清华领导层中的上层干部，多数却加入了老团，如何东昌、艾知生、滕藤、李传信等等。这些历次政治运动中有着丰富经验的领导，真的要反对十七年，来个“大翻个”？真的那么中意蒯大富当清华的校长？李传信一语解疑：“经过五七年反右，我们这些人再也犯不起错误了。”当时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毛主席更中意蒯大富，中央文革、谢富治代表的北京市革委会支持蒯大富。1968年7月27日前的近两年中，蒯大富控制了清华，虽说他“有权也不大会用”，但这两年却烙下了“蒯记”。
以后的八年清华是8341部队名义下的迟群的天下。迟群执掌清华大权八年之久。迟群何许人也，“御林军”8341部队中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是一个集军阀、党棍、文痞诸般恶习的三料混世魔头。清华“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分子”，江西鲤鱼洲大牛棚……对清华师生的身心迫害和致人于死命，罪行不亚于任何一个武斗凶手。温柔的杀人，虽不见血腥却更加残忍，强奸民意而操控的群众运动是货真价实的“冷暴力”。
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教育革命”、“反右倾回潮”，无一不是“最高指示”从中南海进清华园，再从清华卷起，流风所及，全国遭殃。“梁效”恶名，名扬天下。
时至今日“三大作风”演变成了“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吹捧和自我吹捧相结合”的三大歪风。其根本在于对历史的造假。如果执政党不再以“三代领导”核心自我吹捧和抬高，而是如实记载历届总书记的姓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主要发起者是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这些最基本的事实，我们才有可能盼到诚实的党风、民风。校园的塑像不仅有革命伟人闻一多，还应该有文学大家闻一多，科学馆的奠基人、疯癫死去的叶企孙，更应该有人文大家陈寅恪，水利专家黄万里……让他们的学术、人品流芳后世，才能彰显清华的优良学风。如果当事人、后来人不反思反省，何来一个民族的启蒙？
二. 党化教育是文化专制主义传统的延续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在蒋南翔校长主持编制的“高教工作六十条”指导下，清华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政治思想工作体系。将“又红又专”通俗地称为“听话出活”，要求学生思想要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层楼”。“反右斗争”后提出将清华党委建成“能开万人顶风船的永不漏气的发动机”，仿照解放军“支部建立在连上”，建立了班、年级和系为单位的政治辅导员制度；从新生入学开始就在政治课上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灌输”教育。在新生一年级就发展党员，特别注重在高干子弟中发展党员。“社教”运动后期，中国政治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清华更是加快了发展党员的步伐。客观地讲，蒋南翔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上是建国后“十七年”高校领导模式的第一人，他对清华党委和学校的掌控是成功的。如果没有上级的一纸文件，清华园内没有任何一派政治力量能把他打倒。
“党化教育”就是在思想上、组织上对教育进行控制，把教育变成宣传党义的工具。在中国，是国民党最早进行“党化教育”的。1924年国民党模仿苏联，首先在广东推行了“以党治国”的政策。为了制止学校教育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实行“党化教育”，停止了从晚清新政开始的教育改革。随着“北伐”的胜利，党化教育蔓延到全国。所有学校都开设国民党“党义”课程，教育变成了灌输国民党政治主张的工具。东方国家文化专制主义传统从此开始在大学中延续。中国近代教育泰斗蔡元培在1922年《教育独立主义》中写到“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同样一个蔡元培在1927年写下的政纲《浙江最近政纲审查报告》中又写到：“确定党化教育，施行于各学校”。主张用国民党的正统理论限制教育界的思想自由。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巨大的惯性力量。
在新中国，一元化的党文化被毛泽东发挥到极致，不仅要为政治服务，而且是为一元专制主义服务。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开端，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政策把文化的发展压制到最低点，而建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往往针对着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化，也没有停止过对有独立思考的文化人的豢养和迫害，为了“革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残害“敌人”，从而造成几代人“人性”迷茫和缺失。为什么受高等教育的学人会粗暴地对待同学、老师、群众团体？为什么会如此践踏人性、人权？包括前几年清华一位学业优良的学生用硫酸泼动物园的狗熊事件，都是这种教育造成的毒害和恶果。
在清华的历史上，至少有四件事情需要思索和反省：
1、1928～1930年罗家伦“党化清华”；
2、1952年的院系调整；
3、1957年的“反右”斗争；
4、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其中1968～1976年的迟群、谢静宜时期更是研究的重点。他们对清华的掌控达八年之久。党化教育的结果使清华成为了中国最高层政治斗争的权力场。成为“血统论”猖獗泛滥的大市场。政治压力下，清华大学迸发出来历次政治运动从未有过的疯狂力量和激情，其血腥味虽不及青海西宁大规模地开枪杀人、武器的水平远不如山城重庆那样夜夜枪炮响鸣，但惨烈凶残让全体师生员工都成为了在劫难逃的牺牲品。“工程师的摇篮”成了政治角斗士的训练场。“倒下的英才”中不仅仅是死去和伤残的师生，它葬送掉的是曾经准备冲击科学禁区、决心摘取学术桂冠的数代学子。
大学校园中失去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迟群、蒯大富上台不行，“414”上台就行吗？结论是肯定的：同样不行 。
三. 告别专制、走向启蒙
文革发生至今已四十余年了，日渐丰富的史实和史料指明：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和责任人，背后的黑手就是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不打自招的“伟大领袖”。《倒下的英才》出版后引发了众多老团老四的争论，只能说明不少人还没有从当年派别之争的定式格局中走出来，仍然生活在文革的阴影里。更说明了认识真相、反思教训、总结经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满清王朝被推翻，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儒学失去了法定的正统地位，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社会第一次没有政府强加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学校被党化以后，官方的正统思想主宰了教育，学校又成为了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
党化教育不仅是苏联极权制度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延续。辛亥革命把皇帝赶下了台，但专制主义文化和政治格局所形成的皇权意识和奴仆哲学并不会自然消失，却早已经普遍内化到了中国人的心性之中，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倒下的英才》中记述的种种暴行，发生在首都北京的高等学府，“百日武斗”中时常有命案发生，学生的尸体摆在北京市公安局里，竟无人过问。有暴行必有暴徒。暴徒、暴官、暴君是专制主义皇权的必然产物。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这种为祸之烈的君主还是这种制度的产物。
文革前反对党支部书记就可能获“反党”罪名；文革中只要不反对一个人，反其他的人都不算“反党”。这对当年的学生们来讲，是一种解放。我们曾经总结大学生活的三大收获，一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二是认识了一批优秀的老师和同学，三是解放了思想。那些威荣辉煌的大人物走马灯似地闪亮登场，却又转瞬坠落；各级党委领导成了“黑帮”；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学生被高高抬起，又被长久抛弃；工农兵真的是国家的主人，或是权力更迭的工具？只有一个人永远正确、伟大、光荣？我们以为1949年军事胜利造就的政权更迭使中国人站起来了，或者以为今天中国人有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就站起来了？其实，中国的强大，中国人的进步，路程还十分遥远。
作为亲历者之一，经历了在科学馆近六十个日日夜夜之后，今天读到唐金鹤的叙说，那一幕幕声色情景，展现眼前，恍如昨日。感谢她作为一个清华学子用心去叙说了那个年代，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鲁迅语）。倒下的英才可以瞑目了。
期盼开展更深入的思想解放，彻底批判那个时代，那些误人子弟、遗祸社会的理论、思想和文化，为后代留下清净的天与地，人性与良知。
唐金鹤一人之心代表了万人之心，我们谢谢她！
二○一○年愚人节于珠海
二○一○年五月十三日定稿
三十多年过去了，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为青春的经历埋了单，我们仍然不停不休地追问历史：真相在哪里？谁是罪魁祸首？母校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陆小宝著文《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这句话引起了众多同学的共鸣。重大事件的当事人都开始讲述各自“心中的文革”（周泉缨语）。中国人要完成精神上的启蒙，中国人需要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上。
◇ 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和第一责任人
文革初期，蒯大富的造反经历吸引了两个“司令部”的目光，最高层的权力斗争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巨大魔力，蒯大富成为了两个“司令部”博弈中的一枚重要棋子。
井冈山红卫兵的成立，标志着蒯大富上了中央文革的战车。蒯大富坚持怀疑一切，迷信权力决定一切，提出“大翻个儿”的口号，高举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旗帜，成为了清华乃至全国的明星。毛泽东、江青欣赏蒯大富是必然的。蒯大富做到了“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只是蒯大富的痞子心态和政客表现失去了清华的群众基础，也许蒯大富一如今天他所说的：“当时有了权也不知道怎么用。”也许他不会掌权，不会用权，但权力的诱惑，侵蚀着他年青的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任何独裁者都不相信“共和”，都不能容忍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到“414”的成立，表明了清华各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彻底破裂。“5•30”成立革委会的流产，为清华园内所谓“国共两党的斗争”拉开了序幕。罗征敷、孙华栋的死，让这场政治斗争染上了血腥。然后正剧开始了：抢占科学馆、大礼堂，动农馆战斗，八号楼攻坚，530大武斗，火烧科学馆……最后是冷兵器时代结束，带瞄准器的步枪和手榴弹出现在清华武斗现场。历史是放大了的现实。《倒下的英才》有血有肉地记述了当时的残酷，让人震撼，让人悲伤，让人不忍卒读。
指认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和第一责任人，要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权力的归属是斗争白热化的内在动因。
“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马上得天下”是中国改朝换代的唯一药方。蒯大富自创的“权经”让他不择手段地铤而走险，对权力的追逐，让造反派上了一个台阶，权力的舞台演变成了造反派政治生命的断头台。
二、江青的“文攻武卫”和中央的默许是蒯大富敢冒清华之大不韪的原因。
清华武斗中，蒯大富一方是有恃无恐的。蒯大富虽然没有当上清华大学校长，没有当上清华革命委员会主任，但已经当上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蒯大富信奉“强权即真理”，对于不能说服的，压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正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送来了“文攻武卫”的尚方宝剑。蒯大富的骄纵之心日益膨胀。随着关锋取代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蒯大富也把手伸向了军队：他指挥人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将刘志坚囚禁在一号楼506房间；鲍长康手持关锋的介绍信窜到了北海舰队……发展到“727”向工宣队开枪。这是一个“上贼船”的长过程。
三. 蒯大富挑起武斗是受到北大聂元梓的启发。
老蒯曾多次谈到北大聂元梓用武力将对立面“井冈山”打跑了。蒯大富用武力将“414”赶出清华园的动机是十分明确的。正如陆小宝所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清华武斗是蒯大富挑起的，“414”参加武斗出于无奈，出于被迫。“414”坚决反对蒯大富统治清华，反对“痞子掌权”，不惜冒着反对中央文革的政治风险，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被迫卷入了清华武斗。其中的中坚人物恰恰是一些并不极端而相对温和的学生。
四. 蒯大富参与了清华武斗的决策和行动。
武斗中，团派每次大行动之前，鲍长康等人都要把蒯大富送到校外，制造蒯大富不在现场的证据。但谁都无法否定蒯大富下决心将“414”赶出清华而不惜武斗的动机。《倒下的英才》中说明在攻打东区浴室战斗中，下令断电的是蒯大富。蒯大富还参加了一次主楼前对“414”成员出学校的伏击战。周泉缨常讲：蒯大富最了不起的是敢于开枪，尤其是敢于向工宣队开枪。如汲鹏所言，蒯大富是农民的儿子，有其纯朴的一面。但作为一个真正的政客，蒯大富有其阴毒狡诈的一面。蒯大富抄徐向前的家后，将徐帅的保险柜弄到了清华，周总理下令要蒯大富把保险柜送回去。在1966年12月三总部联合后的一次总部会上，老蒯刚传达完周总理的指示，就决定将保险柜连夜送到天津用氧气割开，蒯大富的原话是：总理的指示只在北京地区有效。
开枪，是清华园武斗升级的重要标志。清华开第一枪是蒯大富决定的，他还出了一个十分阴毒的主意：即用五支同样的步枪，瞄准同一个目标开枪。因为五支步枪不可能同时打中目标。“凶手”可以推诿不是自己打中的。杀人需偿命，但总不会打死一个人枪毙五个人吧？这种企图逃避法律制裁，更要逃避良心谴责的“高招”已经超出了人性和道德的底线。这个主意仍然来于实践：北航“红旗”红卫兵群殴打死了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的弟弟李明清，谢富治掌控的海淀公安局将主事的几个人抓起来，每人轮流关了三个月。蒯大富从中受到启发，想出了这个损招。
五.指认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既是历史事实，也是研究文革总结教训所必须。
在审判“四人帮”时，需要给蒯大富定性判刑。蒯大富在近十年的隔离和监禁中没有丢掉清华学生好学多思的优良传统，他引经据典，从一九五二年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到文革中的公安六条军委十条，从动机和行动上力辩自己没有反革命的动机和行为。他说：“我上大学，参加文革，所受到的教育都是为革命，说我动机不纯可以，说我个人野心膨胀可以，说我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可以，我有私心，唯独没有反革命之心。我在文化革命中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按中央文革传达的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干革命，怎么会是反革命呢？”蒯大富言之滔滔，雄辩不已，让法官和律师为之尴尬。据蒯大富讲，最后是一个名律师两句话就让他低头认罪。其中一条就是：若你蒯大富不是打砸抢分子，全国多少打砸抢分子将逍遥法外？如果你不认罪，岂不都是毛主席的罪？于是蒯大富认罪伏法，总共被囚禁了十七年。他出狱后这些年中，唐伟不止一次地追问蒯大富：你从1966年8月被周恩来总理宣布不是反动学生，到1968年7月27日，总共风光了不到两年时间，1970年就被迟群，谢静宜带领的军宣队，工宣队弄回清华隔离审查。1976年，毛泽东先辞世，江青后被打倒，1976年之前他们没有为你蒯大富说一句开脱的话，你心中竟没有一丝怨恨之心？每次蒯大富都这样回答：“肯定没有怨过。”
《倒下的英才》出版后，在当年的同学中引发了较大的争论：哪一派是好人，哪一派是坏人？哪一派好人多，哪一派坏人多？其言辞尖锐有如当年的派仗。其实这种争议意义不大，历史需要的是真相，一个民族需要从灾害中吸取教训，不再犯重复性的错误。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责任人，并不是说上面的人，下面的人，身边的人，对立面的人，就可以把自己的错误或罪行都推到蒯大富身上。一个民族，乃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审和反省。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发现只有批判别人才是深刻的，而检讨自己只是为了蒙混过关。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年过花甲，已经和正在被社会边缘化，为了国家民族的启蒙、进步和文明，对我们的亲历进行理性的梳理总结，如陆小宝言：尽到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已写书回忆清华文革的四位同学：沈如槐、周泉缨、孙维藩、唐金鹤都是好样的。“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他们和许多清华学子，比如最近见到的李自茂同学夫妇，谈到当年，大家最常用的四个字是：“无怨无悔”。是啊！正当我们青春年华，我们真诚地信仰过，付出过，热爱过，追寻过，感受过。苦难，让人生绽放，也造就了众多校友的传奇人生。我们都感同身受，无怨无悔。
六、各有各的责任，应彻底清算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蒯大富是文革一线的卒子，清华武斗的直接责任人、指挥者。追究更深层，是毛泽东及其路线、专政理论应为文革及其对社会进步的破坏负责。虽然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发了决议，但从来没有清算过。毛泽东提倡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种教育和实践不仅迫害了一大批热血青年，也教坏了文革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和道德观。可以说，这就是“红卫兵”的思想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没有“最高指示”以及“文攻武卫”等口号，蒯大富也不能形成一呼而天下应的局面。
◇ 是什么原因将莘莘学子变成了打人暴徒和杀人利器？
红卫兵是文革灾难的替罪羊。是也不是？说是，是因为我们少不更事，听命造反，上面有更大和最大的责任人。说不是，是因为我们考上了大学，进入了社会的精英层，已具有完全的社会责任能力，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414”头头沈如槐，以及汲鹏和但燊等人，他们都承担了“414”在武斗中干的几件事情的责任。他们的档案中记录着当年的责任，他们本人都成了中国干部体制序列中的“弃子”。
清华武斗中老团打过人，老四也打过人，卞雨林或死于毒箭，许恭生被乱枪刺死，除了《倒下的英才》中记述的许多人，还有许多人遭受毒打。读过这本书并参与争论的叶志江、陈育延都挨过打。应该指出的是：清华园中哪些人最先动手打人？还应指出的是：每一个打人的人都需要认错，需要反省。文化革命中最早打人的是受“血统论”毒害的高干子弟。清华最大规模的打人抄家发生在1966年的8月24日，除了推倒二校门，还把“黑帮干部”关到了二教和科学馆进行殴打。化003班的李永德硬闯进了科学馆，虽没亲眼看到正在打人的人，但惨叫声和呻吟声不断。“八九”红卫兵中还有一个干部子弟，在抄蒋南翔校长家的时候，将蒋南翔摁在地上罚跪，把蒋南翔的母亲，吊在面前的樑上毒打，蒋南翔校长被“解放”后，几乎原谅了所有在文革中批斗过他的学生，就是没有原谅这位同学。天理良心，谁也很难原谅这种禽兽行径。
现在很少有人提到“八九”红卫兵。很少提到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弟。他们是文革中第一批跳出来的“革命小将”。比如清华大学的“8•24”事件，贺鹏飞是主要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他们在父辈的保护下将过错全部推到了蒯大富和“造反派”的身上。一些打人抄家、冲锋在前的高干子弟，文革后一直身处高位。现在又有某些高干子弟成了改革开放成果的既得利益者。多么希望他们也能深刻地反省和自省啊，希望他们也能积极地回应陆小宝的呼吁，尽到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大学生活中，我们的大学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2001年母校九十周年校庆时曾有誓言，要在百年校庆时将母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现在百年校庆很快就要到了，而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却渐行渐远了。一个校友极端的说法：现在的清华大学要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是不可能的，培养出慕绥新那样的贪官是一定的。这些议论或许有偏颇之处，结合唐金鹤出的题目，回忆和总结文革中倒下和没有倒下的“英才”们，我们想试着找寻学生变为暴徒的原因。
一、 割断历史，让人轻狂
两年前，一位同学从四川来电话询问：清华的第一任校长是谁？唐伟的大哥1955年进清华读书，在清华工作了一辈子。电话里唐伟的大哥半明半白地讲了好一阵，什么清华学堂，清华大学之类的。最终也没讲明白清华的第一任校长是谁。
中国人最大的神灵叫做祖宗。中国人最怕被人说“忘本”，被人数落“数典忘祖”。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才知道自己也是这种人。我们进清华以后所接受的校史教育就是蒋校长总结的“三阶段两点论”。其内容是解放前为第一阶段，全面学习苏联为第二阶段，1957年反右以后和大跃进背景下开始的教育革命为第三阶段。“两点论”就是用“一分为二”的阶级分析方法去看待这三个阶段。重点是领会“南翔精神”。至于清华的校长，解放后是蒋南翔，解放前的校长基本没人提及。隐隐约约听说有一个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的梅贻琦。用阶级观点看问题，第一阶段是按照美国模式办校，培养亲美人才，基本上是被否定的。第二阶段是指“院系调整”后学习苏联的办学模式，清华这所综合性大学被调整成了一个工科院校，功过是非一分两半。第三阶段是成绩斐然，清华的教育成果展览主要是讲这一阶段的。是新生入学教育的重头戏，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是参观“反右展览”，每年隆重纪念的是“一二•九”运动，那里有蒋南翔学生时代的革命事迹；包括“教育革命成果展览”，这些就是我们这些清华学生津津乐道的“清华香肠”。
清华非常强调其革命传统。当年图书馆前立起纪念韦杰三烈士的断柱。对解放前夕的清华共产党支部的领导人却语焉不详，我们新生想当然地认为是蒋南翔，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当年清华支部书记是袁永熙，此人1957年当了右派，于是他的名字不见经传。名留青史的“五四运动”已被北大专美于前，清华大学当年的表现是在校内声援城里的爱国运动，似乎并没有人去参加傅斯年等北大学生火烧赵家楼的“革命行动”。清华每年隆重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蒋南翔当年起草的文章中有句“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更是脍炙人口。被写进了中学的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从小就心生向往。
清华大学的历史是民族国家的蒙难史，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重，发奋图强的历史。梁启超先生在一次讲演中引用《易经》中的话“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引起众多清华学子的共鸣。改革开放年代，时任深圳大学校长的罗征启和夫人梁鸿文将这八个字和“闻亭”的古钟放到了一个徽章上，流传开来，也有人将它作为校训。其实在我们当学生时经常听到的校训是：“又红又专双肩挑”，“听话出活”，“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这两句是不曾听说的。
满清年间的“庚子赔款”是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赔偿的款银为4亿5千万两，每个中国人人均赔白银一两。美国政府获其中3200多万两，在满清政府中的开明官绅的争取下，美国国会同意将赔款中的近半部分用于中国的“慈善事业”。于是就有了最早的清华学堂。因此，我们的母校清华大学从出现在北京西郊这个皇家废园之时，就带着屈辱的胎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新文化运动中，首先响应的中国知识分子，投入了反抗亡国亡种的救亡运动中。举起“反帝、反封建”旗帜的“五四运动”，本应承载“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任务，但是严苛的国际政局让“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人的精神长时期处于“蒙昧”中。中国人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启蒙运动”，皇帝“逊位”后的百年里，皇帝梦还是中国人的美梦之一。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以及那个“狂人”还是中国人的写照。《过客》中那位能听见前边呼唤声音的老者仍是中国人中的极少数，而且是来去匆匆的过客，鲜能吸引民众的目光。
从第一批录取的清华学子开始，清华人背负着这个中了魔咒的宿命，负笈而行，远渡重洋，然后学成归来，在这个“小五王爷”的废园中著书立说，传播先进的民主科学知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最后四，五年中造就了清华的声望和学风，重量级的学者和大师们有如一颗又一颗的星辰升起在东方。显示了西学东渐的成果，也凸显了东方文明传统的独特魅力。清华学人中的探路者是清华永远的骄傲，是我们永远尊敬的学者和恩师，他们的姓名不应被清华百年校史抹杀。
中国的科举制度实行了1300余年，随着慈禧的一纸敕书，千年的书院制度也随之星散，传统的师承关系也疏淡开去。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清华的国学大师、科技大师们的出现，成为了清华传说中的美谈，那个年代是书院文化最后的回光返照，师生情谊犹如父子。
历史总是被胜利者浓墨重彩书写，真相却被掩饰起来。1949年以后批判胡适所代表的亲美思想到“反右”，到文革十年，清华都是重灾区，这段耻辱无法舍弃，无法忘却，无法掩饰，更无法改写。
我们又要提到蒯大富和“团派”。“团派”并不是由坏人组成的反动组织，它的总部委员都是我们的同学，其中不少人都是我们一道反对工作组的战友。老四强调解放干部，原清华领导层中的上层干部，多数却加入了老团，如何东昌、艾知生、滕藤、李传信等等。这些历次政治运动中有着丰富经验的领导，真的要反对十七年，来个“大翻个”？真的那么中意蒯大富当清华的校长？李传信一语解疑：“经过五七年反右，我们这些人再也犯不起错误了。”当时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毛主席更中意蒯大富，中央文革、谢富治代表的北京市革委会支持蒯大富。1968年7月27日前的近两年中，蒯大富控制了清华，虽说他“有权也不大会用”，但这两年却烙下了“蒯记”。
以后的八年清华是8341部队名义下的迟群的天下。迟群执掌清华大权八年之久。迟群何许人也，“御林军”8341部队中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是一个集军阀、党棍、文痞诸般恶习的三料混世魔头。清华“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分子”，江西鲤鱼洲大牛棚……对清华师生的身心迫害和致人于死命，罪行不亚于任何一个武斗凶手。温柔的杀人，虽不见血腥却更加残忍，强奸民意而操控的群众运动是货真价实的“冷暴力”。
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教育革命”、“反右倾回潮”，无一不是“最高指示”从中南海进清华园，再从清华卷起，流风所及，全国遭殃。“梁效”恶名，名扬天下。
时至今日“三大作风”演变成了“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吹捧和自我吹捧相结合”的三大歪风。其根本在于对历史的造假。如果执政党不再以“三代领导”核心自我吹捧和抬高，而是如实记载历届总书记的姓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主要发起者是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这些最基本的事实，我们才有可能盼到诚实的党风、民风。校园的塑像不仅有革命伟人闻一多，还应该有文学大家闻一多，科学馆的奠基人、疯癫死去的叶企孙，更应该有人文大家陈寅恪，水利专家黄万里……让他们的学术、人品流芳后世，才能彰显清华的优良学风。如果当事人、后来人不反思反省，何来一个民族的启蒙？
二. 党化教育是文化专制主义传统的延续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在蒋南翔校长主持编制的“高教工作六十条”指导下，清华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政治思想工作体系。将“又红又专”通俗地称为“听话出活”，要求学生思想要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层楼”。“反右斗争”后提出将清华党委建成“能开万人顶风船的永不漏气的发动机”，仿照解放军“支部建立在连上”，建立了班、年级和系为单位的政治辅导员制度；从新生入学开始就在政治课上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灌输”教育。在新生一年级就发展党员，特别注重在高干子弟中发展党员。“社教”运动后期，中国政治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清华更是加快了发展党员的步伐。客观地讲，蒋南翔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上是建国后“十七年”高校领导模式的第一人，他对清华党委和学校的掌控是成功的。如果没有上级的一纸文件，清华园内没有任何一派政治力量能把他打倒。
“党化教育”就是在思想上、组织上对教育进行控制，把教育变成宣传党义的工具。在中国，是国民党最早进行“党化教育”的。1924年国民党模仿苏联，首先在广东推行了“以党治国”的政策。为了制止学校教育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实行“党化教育”，停止了从晚清新政开始的教育改革。随着“北伐”的胜利，党化教育蔓延到全国。所有学校都开设国民党“党义”课程，教育变成了灌输国民党政治主张的工具。东方国家文化专制主义传统从此开始在大学中延续。中国近代教育泰斗蔡元培在1922年《教育独立主义》中写到“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同样一个蔡元培在1927年写下的政纲《浙江最近政纲审查报告》中又写到：“确定党化教育，施行于各学校”。主张用国民党的正统理论限制教育界的思想自由。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巨大的惯性力量。
在新中国，一元化的党文化被毛泽东发挥到极致，不仅要为政治服务，而且是为一元专制主义服务。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开端，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政策把文化的发展压制到最低点，而建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往往针对着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化，也没有停止过对有独立思考的文化人的豢养和迫害，为了“革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残害“敌人”，从而造成几代人“人性”迷茫和缺失。为什么受高等教育的学人会粗暴地对待同学、老师、群众团体？为什么会如此践踏人性、人权？包括前几年清华一位学业优良的学生用硫酸泼动物园的狗熊事件，都是这种教育造成的毒害和恶果。
在清华的历史上，至少有四件事情需要思索和反省：
1、1928～1930年罗家伦“党化清华”；
2、1952年的院系调整；
3、1957年的“反右”斗争；
4、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其中1968～1976年的迟群、谢静宜时期更是研究的重点。他们对清华的掌控达八年之久。党化教育的结果使清华成为了中国最高层政治斗争的权力场。成为“血统论”猖獗泛滥的大市场。政治压力下，清华大学迸发出来历次政治运动从未有过的疯狂力量和激情，其血腥味虽不及青海西宁大规模地开枪杀人、武器的水平远不如山城重庆那样夜夜枪炮响鸣，但惨烈凶残让全体师生员工都成为了在劫难逃的牺牲品。“工程师的摇篮”成了政治角斗士的训练场。“倒下的英才”中不仅仅是死去和伤残的师生，它葬送掉的是曾经准备冲击科学禁区、决心摘取学术桂冠的数代学子。
大学校园中失去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迟群、蒯大富上台不行，“414”上台就行吗？结论是肯定的：同样不行 。
三. 告别专制、走向启蒙
文革发生至今已四十余年了，日渐丰富的史实和史料指明：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和责任人，背后的黑手就是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不打自招的“伟大领袖”。《倒下的英才》出版后引发了众多老团老四的争论，只能说明不少人还没有从当年派别之争的定式格局中走出来，仍然生活在文革的阴影里。更说明了认识真相、反思教训、总结经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满清王朝被推翻，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儒学失去了法定的正统地位，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社会第一次没有政府强加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学校被党化以后，官方的正统思想主宰了教育，学校又成为了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
党化教育不仅是苏联极权制度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延续。辛亥革命把皇帝赶下了台，但专制主义文化和政治格局所形成的皇权意识和奴仆哲学并不会自然消失，却早已经普遍内化到了中国人的心性之中，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倒下的英才》中记述的种种暴行，发生在首都北京的高等学府，“百日武斗”中时常有命案发生，学生的尸体摆在北京市公安局里，竟无人过问。有暴行必有暴徒。暴徒、暴官、暴君是专制主义皇权的必然产物。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这种为祸之烈的君主还是这种制度的产物。
文革前反对党支部书记就可能获“反党”罪名；文革中只要不反对一个人，反其他的人都不算“反党”。这对当年的学生们来讲，是一种解放。我们曾经总结大学生活的三大收获，一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二是认识了一批优秀的老师和同学，三是解放了思想。那些威荣辉煌的大人物走马灯似地闪亮登场，却又转瞬坠落；各级党委领导成了“黑帮”；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学生被高高抬起，又被长久抛弃；工农兵真的是国家的主人，或是权力更迭的工具？只有一个人永远正确、伟大、光荣？我们以为1949年军事胜利造就的政权更迭使中国人站起来了，或者以为今天中国人有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就站起来了？其实，中国的强大，中国人的进步，路程还十分遥远。
作为亲历者之一，经历了在科学馆近六十个日日夜夜之后，今天读到唐金鹤的叙说，那一幕幕声色情景，展现眼前，恍如昨日。感谢她作为一个清华学子用心去叙说了那个年代，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鲁迅语）。倒下的英才可以瞑目了。
期盼开展更深入的思想解放，彻底批判那个时代，那些误人子弟、遗祸社会的理论、思想和文化，为后代留下清净的天与地，人性与良知。
唐金鹤一人之心代表了万人之心，我们谢谢她！
二○一○年愚人节于珠海
二○一○年五月十三日定稿
Tuesday, May 25, 2010
叶志江：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
历史是由一连串的故事连接起来的。叶维丽说，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见《记忆》第47期，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一文），譬如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好故事，但演义并非历史。
叶维丽的文章虽然涉及的只是卞仲耘之死这一个案和宋彬彬究竟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但它触及了文革史之所以扑朔迷离，讳莫如深的大问题。
文革十年，青年学生担任主要演员的是头两年，写文革史，最难落笔的恰恰是这两年。不要说整个历史，就是这两年中发生的许多故事恐怕都是很难讲得清楚的。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卞仲耘之死便有它的难言之处。
周作人在《故事难讲》中引用过一件轶事：英国洛利勋爵在狱中写《世界通史》，有一天看见窗外有人斗殴，甲打一个像是官吏的乙，乙立即抽剑刺甲，甲以棍殴乙，遂同倒地上。次日有友来访，洛利告以所见。友订正之曰：乙非官吏而是西班牙使馆的仆人，是乙先打甲，并未拔剑，乃是甲抢去把乙刺死的。洛利不服，说亲见无误，友人说那时自己在场，为了夺取凶手的剑，额上还受了微伤。洛利于客去后尽焚其稿，因为目睹尚难尽信，过去的事更无从说起了。
卞仲耘之死已是四十多年的事，现在要讲清楚自然很难，更何况一些当事人选择沉默。甲乙两人打架，事隔一天，目击者洛利和在现场的友人的说法便有矛盾。殴打卞仲耘时在场的人不少，总有上百人吧，四十多年后各自的回忆不可避免地有冲突之处。
有一点倒是比较清楚的，宋彬彬曾出现在殴打卞仲耘的现场，但未动手，也未动脚。这是各方证人都确认的。卞仲耘之死，宋彬彬无直接责任。因此，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从1978年至1989年多次向法院状告袁淑娥等有关人员时，宋彬彬并未列为被告人。但王晶垚认为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十多年前，王友琴首次向公众揭示卞仲耘之死时，大概也是这样认为的。
文革史和文革中的故事之所以“难言”，除了时间“久远”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不可推卸的责任”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它涉及错综复杂的文革大背景。极而言之，有人甚至认为文革中出现种种非人性的行为，人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叶维丽，历史学家，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教授。早年同宋彬彬、邓榕和王友琴等名人一起就读于京城著名的皇家学校——卞仲耘任副校长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因此，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初和随之而起的“红色恐怖”发生时，她正处于旋涡的中心，对文革有过直接的观察和鲜明的记忆。应当说，作为历史学家和得益于美国“语境”的宽松，她的文章要比一些洋学者、囿于国内政治束缚的大陆学者和未经历过文革的研究者，更能搔到历史的“痒处”。她的文笔和层层剥茧式的分析也让人对四十年前的那场革命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她看来，对卞仲耘之死无直接责任，甚至在现场作过无力的劝说和努力的宋彬彬却成为“千夫所指”，有关她和卞仲耘之死的故事在网上流传了几十年，长盛不衰，并成为许多文革史的研究者，特别是国外的学者研究文革的重要依据，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注意的有趣现象。
在《卞仲耘之死》（署名白芳）、《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和她那本《动荡的青春》等文章和专著中，她试图通过对文革爆发后最“激动人心”的几个月的历史进行梳理和研究，为宋彬彬，实际上更为红色大院里的儿女们在文革初期的行为进行辩解。
在叶维丽发表的这些文章里，她在剥离宋彬彬对于卞仲耘之死有直接责任这一点上是很成功的，澄清了不少疑问。
如果在红色恐怖中死去的仅仅是卞仲耘一个人，我想，叶维丽几乎已经成功了，除了她无法否认宋彬彬等人写的大字报对卞仲耘遭受迫害所产生的影响。问题是卞仲耘之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作为历史学家和曾经的红卫兵，她并不讳言以干部子女为首的中学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仅在北京市便夺去了一千多个平民百姓的生命，其中不少是中学校长和教师，卞仲耘之死的意义在于她是第一个牺牲者，又恰好是那个“贵族学校“的校长。
每一个死者都有“我虽死去”的故事，这一千多个生命也各自都有直接的责任者，但这近乎屠杀的悲剧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一定有人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谁之责？叶维丽说：“哈里斯先生不满意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我也不满意。”因此，作为历史学家，她难以否认以干部子女为首的中学红卫兵，特别是其头面人物在推动“红色恐怖”中所扮演的角色。当年的中学红卫兵绝非只是乌合之众，没有像样的领袖人物。1966年8月24日，当几千名中学红卫兵有组织地“血洗清华园”时，那是何等地纪律严明和具有战斗力啊。没有统一的指挥，行吗？
那一段历史的难言之隐并不仅仅是“卞仲耘之死”这样一个例子，而是在文革后，当许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大学生红卫兵领袖走进大牢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学红卫兵领袖为66年夏天的那场屠杀承担任何“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千多个生命被“宜粗不宜细”掉了，或者如北京师大女附中另一个红卫兵领袖刘进在宣布卞仲耘死亡一事时说的那样：死了就死了。
人们理所当然地怀疑这和中学红卫兵领袖的家庭背景有关。几十年后出现在网上对宋彬彬等人的道德拷问或追索是那段难言的历史的一种回响。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确有它的偶然性甚至有点委屈。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并被赐名“要武”后，那张光辉的照片让她成了红卫兵明星，日后却让她为卞仲耘之死背上了十字架。
叶维丽曾引用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话说：What comes after cannot influence what came before，意思是说后面发生的事情不能倒过来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是的，8月18日发生的事不能用来说明卞仲耘在8月5日被打死的事，但作为中学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她的“革命历程”同66年的红色恐怖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
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恐怕并不完全在于她在卞仲耘之死上所负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彬彬或宋要武已成为红卫兵运动初期的政治符号，就像蒯大富成为红卫兵运动后期的政治符号一样。蒯大富已用十七年的牢狱生涯来偿还他的债务，宋彬彬等人又该如何偿还他们的债务呢？
叶维丽说：“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们都已鬓发灰白，夜深人静时，我们是否曾扪心自问？就像当时选择怎么做是要经过每个人的大脑一样，今天的反省也只能是个人的。”
或许只能如此了，阿门！
摘自叶志江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a59a990100i8uv.html
叶维丽的文章虽然涉及的只是卞仲耘之死这一个案和宋彬彬究竟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但它触及了文革史之所以扑朔迷离，讳莫如深的大问题。
文革十年，青年学生担任主要演员的是头两年，写文革史，最难落笔的恰恰是这两年。不要说整个历史，就是这两年中发生的许多故事恐怕都是很难讲得清楚的。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卞仲耘之死便有它的难言之处。
周作人在《故事难讲》中引用过一件轶事：英国洛利勋爵在狱中写《世界通史》，有一天看见窗外有人斗殴，甲打一个像是官吏的乙，乙立即抽剑刺甲，甲以棍殴乙，遂同倒地上。次日有友来访，洛利告以所见。友订正之曰：乙非官吏而是西班牙使馆的仆人，是乙先打甲，并未拔剑，乃是甲抢去把乙刺死的。洛利不服，说亲见无误，友人说那时自己在场，为了夺取凶手的剑，额上还受了微伤。洛利于客去后尽焚其稿，因为目睹尚难尽信，过去的事更无从说起了。
卞仲耘之死已是四十多年的事，现在要讲清楚自然很难，更何况一些当事人选择沉默。甲乙两人打架，事隔一天，目击者洛利和在现场的友人的说法便有矛盾。殴打卞仲耘时在场的人不少，总有上百人吧，四十多年后各自的回忆不可避免地有冲突之处。
有一点倒是比较清楚的，宋彬彬曾出现在殴打卞仲耘的现场，但未动手，也未动脚。这是各方证人都确认的。卞仲耘之死，宋彬彬无直接责任。因此，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从1978年至1989年多次向法院状告袁淑娥等有关人员时，宋彬彬并未列为被告人。但王晶垚认为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十多年前，王友琴首次向公众揭示卞仲耘之死时，大概也是这样认为的。
文革史和文革中的故事之所以“难言”，除了时间“久远”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不可推卸的责任”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它涉及错综复杂的文革大背景。极而言之，有人甚至认为文革中出现种种非人性的行为，人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叶维丽，历史学家，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教授。早年同宋彬彬、邓榕和王友琴等名人一起就读于京城著名的皇家学校——卞仲耘任副校长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因此，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初和随之而起的“红色恐怖”发生时，她正处于旋涡的中心，对文革有过直接的观察和鲜明的记忆。应当说，作为历史学家和得益于美国“语境”的宽松，她的文章要比一些洋学者、囿于国内政治束缚的大陆学者和未经历过文革的研究者，更能搔到历史的“痒处”。她的文笔和层层剥茧式的分析也让人对四十年前的那场革命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她看来，对卞仲耘之死无直接责任，甚至在现场作过无力的劝说和努力的宋彬彬却成为“千夫所指”，有关她和卞仲耘之死的故事在网上流传了几十年，长盛不衰，并成为许多文革史的研究者，特别是国外的学者研究文革的重要依据，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注意的有趣现象。
在《卞仲耘之死》（署名白芳）、《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和她那本《动荡的青春》等文章和专著中，她试图通过对文革爆发后最“激动人心”的几个月的历史进行梳理和研究，为宋彬彬，实际上更为红色大院里的儿女们在文革初期的行为进行辩解。
在叶维丽发表的这些文章里，她在剥离宋彬彬对于卞仲耘之死有直接责任这一点上是很成功的，澄清了不少疑问。
如果在红色恐怖中死去的仅仅是卞仲耘一个人，我想，叶维丽几乎已经成功了，除了她无法否认宋彬彬等人写的大字报对卞仲耘遭受迫害所产生的影响。问题是卞仲耘之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作为历史学家和曾经的红卫兵，她并不讳言以干部子女为首的中学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仅在北京市便夺去了一千多个平民百姓的生命，其中不少是中学校长和教师，卞仲耘之死的意义在于她是第一个牺牲者，又恰好是那个“贵族学校“的校长。
每一个死者都有“我虽死去”的故事，这一千多个生命也各自都有直接的责任者，但这近乎屠杀的悲剧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一定有人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谁之责？叶维丽说：“哈里斯先生不满意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我也不满意。”因此，作为历史学家，她难以否认以干部子女为首的中学红卫兵，特别是其头面人物在推动“红色恐怖”中所扮演的角色。当年的中学红卫兵绝非只是乌合之众，没有像样的领袖人物。1966年8月24日，当几千名中学红卫兵有组织地“血洗清华园”时，那是何等地纪律严明和具有战斗力啊。没有统一的指挥，行吗？
那一段历史的难言之隐并不仅仅是“卞仲耘之死”这样一个例子，而是在文革后，当许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大学生红卫兵领袖走进大牢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学红卫兵领袖为66年夏天的那场屠杀承担任何“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千多个生命被“宜粗不宜细”掉了，或者如北京师大女附中另一个红卫兵领袖刘进在宣布卞仲耘死亡一事时说的那样：死了就死了。
人们理所当然地怀疑这和中学红卫兵领袖的家庭背景有关。几十年后出现在网上对宋彬彬等人的道德拷问或追索是那段难言的历史的一种回响。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确有它的偶然性甚至有点委屈。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并被赐名“要武”后，那张光辉的照片让她成了红卫兵明星，日后却让她为卞仲耘之死背上了十字架。
叶维丽曾引用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话说：What comes after cannot influence what came before，意思是说后面发生的事情不能倒过来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是的，8月18日发生的事不能用来说明卞仲耘在8月5日被打死的事，但作为中学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她的“革命历程”同66年的红色恐怖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
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恐怕并不完全在于她在卞仲耘之死上所负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彬彬或宋要武已成为红卫兵运动初期的政治符号，就像蒯大富成为红卫兵运动后期的政治符号一样。蒯大富已用十七年的牢狱生涯来偿还他的债务，宋彬彬等人又该如何偿还他们的债务呢？
叶维丽说：“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们都已鬓发灰白，夜深人静时，我们是否曾扪心自问？就像当时选择怎么做是要经过每个人的大脑一样，今天的反省也只能是个人的。”
或许只能如此了，阿门！
摘自叶志江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a59a990100i8uv.html
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
〔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将校领导殴打致死，这是文革中众多非正常死亡案中最受人瞩目的一件案子。我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曾写过一篇名为“从太阳不露脸谈起——观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文章，也涉及到这件案子（见本博客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这里再转贴两篇文章。〕
贵刊登载了一篇美国哈里斯先生关于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老师之死的文章，文中点了我的名，我觉得应该有所回应。
卞校长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该事件由于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施暴者的性别、年龄，特别是施暴者与被害人的（师生）关系，在当年就震惊京城。多年过去了，文革中绝大多数暴力死亡事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卞仲耘之死，却日益凸显出来。近年来不断有关于卞之死的电影和书籍、文章面世，最近又由校友们集资，在实验中学（原女附中）里为卞校长立了一座纪念铜像。为文革中死于非命的师长塑像，这应是开了先例。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文革成为遥远的历史，在众多文革受难者中，一个叫卞仲耘的名字大概会流传下来。她曾是北京一所最好女校的领导，在该校工作了17年。1966年8月5号，她遭受自己学生的毒打折磨，不治身亡。她是全北京和全中国第一个遇难的中学教育工作者。她之后，又倒下了一大批中学教职员工，使这个群体死于非命的人数在文革受难者中触目惊心，她的名字应该被历史记住。
作为原女附中的学生，我感谢所有提醒我们不忘记卞校长之死的人，包括哈里斯先生。一个人不必学过“法律”，也不必是“检察官”，更不必为自己不是中国人却关心中国事而解释。文革是20世纪世界史上的一场大罪恶，但目前在中国却公然遭到抹煞和遗忘，天底下关注它的人越多越好。
这是我对哈里斯先生文章的基本态度。
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卞仲耘之死》的学术论文（白芳《卞仲耘之死》，见“二闲堂”网站：www.edubridge.com; 原文为英文，中译文不包括原文中大量注释）。在最近出版的中文书籍中，我也对我校“八五事件”进行了叙述（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第三章）。写出来，就是希望大家评头品足，我非常欢迎批评。
哈里斯先生的文章没有对我的具体观点进行评论，也没有对具体事实提出非议，却质疑我在卞仲耘之死的问题上基本的是非立场。我愿明确地对哈里斯先生说，对这样的批评，我不能接受。我的文章和书籍都不难找到，请大家不妨自己去作评判。
《记忆》在推介哈里斯先生的文章时，将它称为对女附中八五事件的“调查”。但严格地说，哈里斯先生做的不能算是调查。他在北京逗留期间用了25个小时与7人谈话，这7人中，大多数人与女附中无关。如此草率匆忙，他的文章中有若干处事实上的硬伤就毫不奇怪了。
从哈里斯文中，不难看出他对八五事件叙述的基本脉络：那一天，女附中“红卫兵”肇事，残忍批斗校领导，导致卞仲耘死亡。当时红卫兵的负责人是宋彬彬。13天后的八一八，宋登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对宋说，“要武嘛”，由是表明毛批准“红色恐怖”。哈里斯先生认为，卞仲耘之死一案也因此而获得了“历史意义”。
因为做关于卞校长之死的调查，我查阅了很多材料，对这个叙述脉络十分熟悉。哈里斯先生在文中几次提到的王友琴女士，就是照这个脉络讲述卞仲耘之死的。看起来，哈里斯先生受到王友琴女士很大影响。我和王女士都是当年女附中的学生，王上高一，我上初三，我们两人近年来都为卞校长之死写过文章。在关于八五事件的叙述上，我们在一些关键处有不同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有关该事件的两个版本。哈里斯先生对我的批评，也与这两个版本的不同有关。我想，与其回应对女附中文革所知实在有限的哈里斯先生，不如借《记忆》的版面，直接与王友琴女士对话。这里所引用的，全部来自《文革受难者》中的卞仲耘篇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所以想公开地讨论问题，不仅因为卞仲耘之死是极具影响的文革案例，值得一丝不苟地对待；也因为从我和王友琴女士的分歧中，或许能反映出文革研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倾向。
在向王女士请教之前，我想先说，我对王女士多年来担当“历史义工”、为文革中惨死的“小人物”们伸张正义的作法十分敬佩，这个意思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有表达。这里具体涉及的，仅与卞校长之死一案有关。
如果没记错，我和王友琴是见过面的，但没有真正交流过。今天，我就借此机会向老校友请教吧。说实话，有些问题在我心里已经存了很久。这里会涉及到当年事件的一些重要细节，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地读下去。有个英谚说，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或许可以翻译成“真相在细节中”。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不相信历史能够被“还原”，但我相信，经过努力，包括对细节的认真挖掘，可以尽量接近历史真实。
我向王友琴女士请教五个问题：
一．8月5号时，女附中处在一个怎样的形势？是否存在一个名分明确、有职有权的“权力当局”？
王女士的说法是，7月底工作组被撤销后，“控制学校的是红卫兵组织以及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又说，卞死后的当晚，“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她的丈夫王晶垚。即是说，王认为工作组撤走后存在着一个立即接管学校的“权力当局”，这个权力当局由红卫兵组织和革命师生代表会共同组成。
根据我的调查和当年的记忆，7月底突然撤销工作组后的一段时间里，女附中陷入混乱、失序和相当无政府的状态，并不存在王女士所说的那样一个权力当局。这个问题是我和王友琴的一个重要分歧。
8月5号被打的五位校领导之一、副校长胡志涛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提到，8月4号下午她和卞仲耘在办公室已遭到一些学生毒打，为此她曾不顾自己“黑帮”身份，在4号晚上和5号上午分别去西城区委和北京市委向有关部门呼救，说明“生命不保”的危急形势，但无人理睬（胡志涛《八五祭》，收入胡志涛、丁丁著《生活教育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4号晚上回家后，她丈夫看到她的伤痕，问道，怎么打得这么狠？胡回答说，工作组不在了，没人管了。“没人管了”是胡志涛眼中女附中在工作组突然撤离后的状况，而胡志涛在区委和市委的遭遇，说明当时区、市两级权威机构在领导文革的问题上的不作为、甚至瘫痪的状态。
但说女附中完全“没人管了”，似乎也不尽然。这里需要提及由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卞死前在医院的抢救、死后向上级报告及第二天向全校公布消息，都是由代表会负责人员做的，可见事情到了一定的地步，还是得由代表会出面张罗维持。但工作组撤离后代表会的身份变得尴尬，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否则就没有必要在8月8号，由代表会学生成员中的基本骨干发起，成立了一个叫“筹委会”的机构。改名换姓就是为了脱离和工作组的关系，“重打鼓、另开张”，“名正言顺 ”地管理学校事务。
因此，我的看法是，8月5号时的师生代表会，由于它的权力来源“工作组”轰然倒台，使它“名分”不清，“余威”犹存，更像一个“维持会”或“留守处”。据我了解，此时有一些学生（“反工作组”的学生）已不承认它的权威；代表会的个别原负责人，也认为自己因追随工作组而“犯了错误”，不再任事。同时，工作组的突然撤离和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做法的严厉批评给代表会的主要成员带来极大困惑。8月5号当天她们在开会，议题是：工作组走了，文革怎么干？
其实，在历史的这一刻，不要说中学生们，就连“老革命”们，从北京市负责人李雪峰、吴德到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都连呼不知怎么干了，从上到下一片混乱，胡志涛在西城区和北京市上访无门就是明证。不夸张地说，整个北京都乱了套。有人认为，此时的京城正在发生由毛泽东发动的“十级政治大地震”。在这种严重失序和复杂诡谲的形势下，说女附中仍然存在一个按部就班运作的“权力当局”，实在是无视风云突变的大局对一所中学可以产生的剧烈影响。何况这所学校集中了中共党政军高层干部子女，对时局的变化应该比一般学校更为敏感。
我在写作关于卞之死的学术论文时遇到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向今天的读者解说当年那个非常的时刻。为此，我下了相当的功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我的文章。在这里，我只想简要地说，研究卞仲耘之死离不开对当时文革形势突变大局的把握。在我看来，这是理解该案的钥匙。
1966年7月下旬8月中上旬，毛泽东自南方返京后，亲临第一线，再次发动文革（我对这一时间段文革史的理解，受到王年一先生《大动乱的年代》的启发，该书198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轮发动的关键词是毛7月份给江青信上写的“天下大乱”。这时的女附中，由于工作组的突然撤离和“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横空出世，处在一种亢奋、困惑、恐惧的混乱氛围中（往往由于“出身”不同而感受不同）。来自“上面”的信息是，学生们应该“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没有了工作组的约束，唯一的权威就是“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语录和对“革命”最权威的诠释。要革命，就不能“温良恭俭让”，这是当时的信条。可以说，8月初的女附中达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乱”，而“乱”和暴力如影随形，这是中共历次运动所证明了的。暴力有通过威慑打开局面的重要功能。在这一轮发动中，毛似乎有意借助暴力。（我在论文中对暴力的功能有探讨，不赘述。）卞的死恰恰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无独有偶的是，8月5号当天，正在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毛泽东撤销了此前刘少奇关于反对“乱斗”的指示。在女附中校园发生的正是失控下没有节制的乱斗。
所以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是想说明，在对女附中当时是否存在通常意义上的“权力当局”上，我和王友琴有不同看法；而不同看法的背后，是对当时文革大背景的把握。我的主要观点是，毛泽东“大乱”的指导思路，直接导致女附中校园相当程度的失序和无政府，暴力在这个背景下发生。（关于工作组撤离后的师生代表会的地位和状况，以及代表会负责人在八五事件中的表现，我在署名“白芳”的论文中曾用了相当篇幅讨论，在本期的女附中五人座谈会中也有探讨，在此不赘述。）
二．女附中当时是否已出现红卫兵组织? 该组织是否应对八五事件负责？
对这两个问题，王友琴女士在多处做了肯定的回答。
我调查的结果是，7月31号，女附中成立了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义兵”）的组织，主要由“反工作组”的高中学生组成。8月5号那天打人没有她们的事。“主义兵”始终是少数派，从未在学校掌过权。
女附中还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参加的人数较众。这是一个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在8月5号已经存在。这两个红卫兵是有明显区别的，作为当年女附中的学生，王女士不应将二者混淆。
澄清是否存在“红卫兵”的问题，是为了在事实上力求准确，也是为了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当时的氛围：个别班级的一些学生有资格、也有能力在全校发起斗争校领导，这只能是在一个极度混乱、相当无政府的非常时期才可能发生。不仅如此，自发的行动正是毛泽东倡导的，学生们起事的资格来自最高领袖对“自己解放自己”的鼓励。因为是“正当时令”的“革命行动”，无人敢质疑其合法性，顶多是像师生代表会的一些负责人那样，在事件进行的过程中做些无济于事的劝阻。
需要指出的是，在血统论无比猖獗的8月份，“革命”是要有资格的。发起斗争校领导的学生应以“红五类”干部子女为主，红卫兵在女附中出现后，她们很有可能是红卫兵，但八五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身份发起斗争校领导的。
三．王女士是否知道8月5号那天发起斗争校领导的始作俑者，就是女士同班高一3班的某些学生？
高一3班在那天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当年女附中很多人都知道的。我在调查中，访问了班主任艾老师和若干位原高一3班学生，她（他）们都非常坦率地说到这个基本事实。老实说，对那天斗人时，谁格外活跃，大家也都心中有数。事过多年后，艾老师仍然不理解，一个文革前“不起眼”的班级怎么会在文革后突然疯狂。
我的遗憾是，没能找到当年的“活跃分子”，直接和她们交谈，了解她们当时的心态和今天的想法。据说，多年来高一3班从未有过全班聚会，一些人的踪迹已难以找寻。
在提及八五事件发起人时，王女士仅用“高一年级的红卫兵”做为主语。很难想象，作为高一3班的一员，王女士不知道她同班同学的关键作用。在当时和后来，王女士都有其他班级的人所没有的优势，来了解批斗校领导的活动到底是如何策划发起的，谁是主要的组织者，以及她们事先是否知会师生代表会。今天，所有这些重要信息都已模糊不清（据原师生代表会的负责人说，她们事先并不知道。其实，她们即使知道，也只能支持学生自发的“革命行动”）。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王女士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如果王女士明明清楚是本班同学发起的，但出于种种原因希望模糊淡化这一事实，我可以理解。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王女士总在突出和强调宋彬彬的作用？这是我下一个问题。
四．为什么多年来王友琴女士一直将矛头指向既没有发起斗争校领导、也没有参与打人的宋彬彬？
有关宋彬彬的问题，因为涉及到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文革研究中带有普遍性的倾向，我会在后面做比较详细的讨论，这里仅仅提出问题。
五．王友琴女士在关于卞仲耘之死的调查中，提到一份包括宋彬彬在内的七人名单。学“法律”的哈里斯先生将此名单认定为宋彬彬等红卫兵应对卞之死负责的“证据”。由王友琴女士做顾问的胡杰影片《我虽死去》也给人以这份名单的重要性非同小可的印象，可见这份名单在王女士叙事版本中举足轻重的分量。请问王女士是否对该名单做过认真调查？是否知道这个名单是谁的笔迹？当时做什么用途？
关于这份名单，王女士是这样说的：王晶垚先生在卞去世后赶到医院，因为不认识在场的人，王先生请求“女附中权力当局”写下他们的名字，事后他保留了这份有七人名字的纸片。王女士说，“这七人中有六人是红卫兵，名单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的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据我了解，这份名单是李松文老师写的，他竖着写了七个人的名字。阅读竖排字的通常顺序是从右到左（而非王女士的从左到右）。名单中第一名是李老师本人，也是七人中唯一的教师，最后一名是宋彬彬。六个学生中，三名高二学生，三名高三学生。当时的情况是，8月5号傍晚7点多钟卞校长终于被送到邮电医院，师生代表会教师代表李松文老师和其他几位教师、师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副主席宋彬彬和其他一些学生，都参与了送卞仲耘入院的过程。到了医院后，起初院方不愿救治，要求出示学校证明，因一时无法做到，而时间不等人，李松文老师签名作为担保，并征得学生同意，写下了在场他认识的六个人的姓名，共同承担责任，这样医院才进行了抢救。（多年后还有原女附中老师说，很佩服李松文当年的胆量。）当然，这时的抢救已经无效。关于这份名单，最近有原女附中学生做了详尽的调查。我希望这个调查能够和大家见面，这里仅作简要说明。
这份名单后来到了王晶垚先生手中。看起来，王先生对它的记忆有误差。事隔多年，有误差不奇怪。作为研究者，王女士应调查核实，起码该找找健在的李松文老师。
上述五个方面涉及了女附中八五事件的一些核心问题。我和王友琴女士对该事件叙述的基本不同，或曰我们两个“版本”的基本区别，在这五个方面有清晰的反映。
现在，我想再回到第四个问题上，集中谈谈与宋彬彬有关的“事儿”。
坦白地说，我在写作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学术论文时，并不愿意涉及宋彬彬，原因在于，我没有找到任何宋在8月5号参与组织游斗卞仲耘或其他校领导的证据。如果说，我以前不想纠缠宋彬彬的问题，是认为这与严肃的学术讨论无关，现在我愿意认真地对待它。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王友琴女士不断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宋彬彬，也因为关于宋彬彬/“宋要武”与八五事件有关的说法，不自王女士始，而是流传了几十年，长盛不衰，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历史工作者注意的有趣现象。
仔细阅读王友琴女士关于卞仲耘之死的调查，不难看出她时时将注意力锁定在宋彬彬身上，但关于宋与八五事件的关系却又语焉不详。王女士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宋参与策划发起游斗校领导的行动，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宋具体参与了对包括卞仲耘在内的校领导的言语辱骂和人身伤害。但同时，宋彬彬又是王女士文中唯一被点名的人，她的名字反复出现在王女士的叙述中。她与八五事件到底是什么关系？在这最关键的问题上，读者似乎得顺着王女士的叙述逻辑，得出自己的推论：八五事件是红卫兵的行动→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作为负责人，宋彬彬应该负责任。
不仅在八五事件上王友琴女士突出了莫须有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的作用，就是6月初文革开始以来女附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第一张大字报”，师生代表会的成立，和向邓小平汇报，宋彬彬都是唯一有名有姓的学生，其他人都成了她后面的“等”。
文革开始以来，宋彬彬确实是主要的学生积极分子之一。但如果一定要在文革初期的女附中找出一个学生“头儿”，这个头儿应该是刘进，不是宋彬彬。“第一张大字报”是刘进发起写的，宋彬彬与另一个学生参与签名；在师生代表会里，主席是刘进，宋是四个副主席之一（而并非像王女士所说的，“主任”是工作组长，“宋彬彬等”为“副主任”）。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文革初期骨干学生群体里，宋彬彬比刘进更重要。不提刘进，只提宋彬彬，对于熟悉当年女附中情况的人来说，是有些奇怪的。
但认真一想，又并不奇怪。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是“八一八”改写了“八五”，也改写了文革初期以来的女附中历史。
自从八一八宋彬彬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成了红卫兵的“脸”，宋彬彬就不再属于她自己，甚至连叫什么名字都无法做主了。（这里加一句：在得到上天安门的通知后，是刘进决定由宋彬彬带领四十名女附中学生上天安门，刘本人和多数学生留在广场。）因为毛泽东一句“要武嘛”，宋彬彬在全国人民心中变成了钦定的“宋要武”。八一八后局势的迅猛发展，使北京成为“红色恐怖”的无底深渊，“红卫兵”成了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代名词。还有什么比“要武”二字更能精炼地概括暴力横行天下的恐怖？而这个“宋要武”正好来自刚刚打死校长的学校，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说明问题！“宋要武”顿时成了一个鲜明的符号，一个浓缩的象征，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代表的是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的蛮横、暴虐，对生命的极端漠视，和对法制的任意践踏。不要忽略宋彬彬是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女儿的家庭背景，这一背景也是王女士刻意提醒读者的：一个来自打死校长的学校的高官的女儿。不经意中，19岁的宋彬彬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和政治的十字架。
“宋要武”迅速地成为了传说，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1966年10月我和我的同学们在南方串联，看到一份到处张贴的传单，上面说宋要武打死了多少人，印象中有六七个人之多。记得我们看后一笑置之，觉得编得太离谱。
但既然是“宋要武”，怎能与发生在她自己学校打死校长之事无染？她必得有染才是宋要武，她必得杀人如麻才是宋要武。于是就有了上面提到的1966年秋天的传单。
令人遗憾的是，事隔多年后，王友琴女士仍然没有脱离“宋要武传说”的窠臼，所以才在她的叙述中，出现了女附中在8月初即存在红卫兵、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要武是红卫兵负责人等一系列说法，也才有了宋彬彬在文革之初即为女附中造反学生第一人的指认。如此，才能圆“宋要武传说”，成全一个有头有尾、“顺理成章”的“故事”。也只有头尾连贯，才使得女附中八五事件在哈里斯先生眼里获得“历史意义”。宋彬彬成为赋予八五事件历史意义的关键人物，连接了8月5号的女附中校园和八一八的天安门大舞台，因此，就注定了她在八五那天不能因工作组的撤离而心感迷茫，不能在斗校领导事发后反应乏力、劝阻无效，不能最终出现在将卞仲耘送往医院的人群中，不能连夜和另外几个学生一起向上级汇报，而只能做打死校长的“红卫兵”的“负责人”。
美国有一位叫柯文的中国史学者，在他的题为《历史三调》的书里，谈到历史书写时，有这么一句话：What comes after cannot influence what came before （Paul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Y: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p.62/《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这句话的意思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不能倒过来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我在琢磨“宋要武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时，这句话给以我启迪。我们眼前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的例子。
其实，柯文说的这一历史书写中的倾向，古今中外都不罕见；在中国文革史的书写中，这个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不说别的，就说对林彪的研究，一个“九一三事件”，就抹煞了历史上的林彪和他的战功，明明会打仗也成了不会打仗。在中国二十世纪其它时期的历史研究中，这种例子也不乏见，使历史丧失了公信力。在这个意义上，女附中的例子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历史三调》中，柯文讨论了“神话”（myth）现象，认为这是人们和“过去”发生联系的一个重要方式，而且往往比严肃的历史书写更容易深入人心。我马上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三国演义》比《三国志》更为人们熟知。一提起曹操，就是《三国演义》里的大奸雄，而对历史人物曹操，既没有多少人了解，也没有多少人感兴趣。拿宋彬彬和曹操相比，极不恰当，但人们对“宋要武”的兴趣远远超过真实生活中的宋彬彬，却是实情。Myth（神话）所以能够流传久远，是因为它往往表达了人们心中受到压抑的诉求，甚至可以成为人们对现实批判的一种方式，因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时myth甚至可以成为一些人坚守的“信仰”，触犯它会激起“众怒”。
我的感觉，经过多年“发酵”，“宋要武传说”已具备这个特点，质疑它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情绪反应。我署名“白芳”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后，我对此已有领教。有意思的是，对“宋要武传说“不但在中国、在外国也有人“追捧”，哈里斯先生就是个例子；不但普通百姓，严肃的学者也无法“免俗”。就在最近，一位在国内颇受尊重的学者仍在一份很有影响的杂志上重复此说。柯文说，myth虽然偏离历史真实，但对了解人们的心理、精神和情绪有重要价值，具有心灵史上的意义。学者也是人，胸中也有块垒，有时也要借题发挥，而对某一说法是否有事实根据未必总那么在意。应该承认，“宋要武传说”是个“好故事”，对今天的中国颇有寓意。但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事实上，好故事往往不是好历史。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别无选择，只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哈里斯先生说我是“宋彬彬和刘进的朋友”，我最初的反应是不值一驳，但又一想，觉得这背后的思维方式很成问题。对不同意见，不是就事实和观点进行辩论，而是对我和宋刘二人的关系进行主观臆测，这不够高明。至于要解释“宋要武传说”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几十年来长盛不衰，值得认真写一篇论文，在这里无法展开。但说到底，与文革从未得到过彻底清算，与人们对中国现实的种种不满，应该有密切的关联。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王友琴女士其实有“同情的理解”。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再次翻看了王女士的《文革受难者》，再次被女士挺身为文革中遇难的“小人物”代言而感动。我们虽然在关于女附中八五事件的叙述上有诸多分歧，但我们用自己的心血，提醒人们不忘人类历史上无比残暴血腥的一页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两人均在海外，有很多国内没有的便利条件。目前，文革研究在国内几成禁区。在这种情况下，有条件做文革研究的人，就更有责任力求在事实上准确严谨，切记道德评判不能代替事实考证，政治正确不能代替事实准确，这样才能在历史上站住脚。我欣赏胡适的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愿与王友琴女士共勉。
最后，我想对哈里斯先生说，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谁之责？哈里斯先生不满意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我也不满意。和哈里斯先生不同的是，我不认为卞仲耘之死的惨剧是个易于审理的法律问题。法律不是全能的，特别是应用于由最高领袖有意制造的“天下大乱”的非常时期。在一度出现“你一下、我一下”众人参与打人的混乱情形下，到底谁是“凶手”？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很多人最高信条的时代，如何判断个人还剩下多少“自由意志”和“是非标准”？这样说，绝不是否认个人应负的责任，而是说，事情不像哈里斯先生想的那样简单明了、黑白分明。但同时我也认为，即使在那样一个癫狂的时代，不管怎么有限，仍然存在一定的个人选择空间。我曾自问，如果当时我在场，会怎么做？我知道，我会吓坏了，我甚至会在心里谴责眼前的暴力，但我绝不会有胆量上前阻拦，我不具备那样的道德勇气，我所受的教育不足以使我那样去做。
我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们都已鬓发灰白，夜深人静时，我们是否曾扪心自问？就像当时选择怎么做是要经过每个人的大脑一样，今天的反省也只能是个人的。在调查了解卞校长之死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和我很多校友们共同的问题是：
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的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们都在追问。
□ 原载《记忆》第四十七期
贵刊登载了一篇美国哈里斯先生关于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老师之死的文章，文中点了我的名，我觉得应该有所回应。
卞校长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该事件由于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施暴者的性别、年龄，特别是施暴者与被害人的（师生）关系，在当年就震惊京城。多年过去了，文革中绝大多数暴力死亡事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卞仲耘之死，却日益凸显出来。近年来不断有关于卞之死的电影和书籍、文章面世，最近又由校友们集资，在实验中学（原女附中）里为卞校长立了一座纪念铜像。为文革中死于非命的师长塑像，这应是开了先例。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文革成为遥远的历史，在众多文革受难者中，一个叫卞仲耘的名字大概会流传下来。她曾是北京一所最好女校的领导，在该校工作了17年。1966年8月5号，她遭受自己学生的毒打折磨，不治身亡。她是全北京和全中国第一个遇难的中学教育工作者。她之后，又倒下了一大批中学教职员工，使这个群体死于非命的人数在文革受难者中触目惊心，她的名字应该被历史记住。
作为原女附中的学生，我感谢所有提醒我们不忘记卞校长之死的人，包括哈里斯先生。一个人不必学过“法律”，也不必是“检察官”，更不必为自己不是中国人却关心中国事而解释。文革是20世纪世界史上的一场大罪恶，但目前在中国却公然遭到抹煞和遗忘，天底下关注它的人越多越好。
这是我对哈里斯先生文章的基本态度。
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卞仲耘之死》的学术论文（白芳《卞仲耘之死》，见“二闲堂”网站：www.edubridge.com; 原文为英文，中译文不包括原文中大量注释）。在最近出版的中文书籍中，我也对我校“八五事件”进行了叙述（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第三章）。写出来，就是希望大家评头品足，我非常欢迎批评。
哈里斯先生的文章没有对我的具体观点进行评论，也没有对具体事实提出非议，却质疑我在卞仲耘之死的问题上基本的是非立场。我愿明确地对哈里斯先生说，对这样的批评，我不能接受。我的文章和书籍都不难找到，请大家不妨自己去作评判。
《记忆》在推介哈里斯先生的文章时，将它称为对女附中八五事件的“调查”。但严格地说，哈里斯先生做的不能算是调查。他在北京逗留期间用了25个小时与7人谈话，这7人中，大多数人与女附中无关。如此草率匆忙，他的文章中有若干处事实上的硬伤就毫不奇怪了。
从哈里斯文中，不难看出他对八五事件叙述的基本脉络：那一天，女附中“红卫兵”肇事，残忍批斗校领导，导致卞仲耘死亡。当时红卫兵的负责人是宋彬彬。13天后的八一八，宋登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对宋说，“要武嘛”，由是表明毛批准“红色恐怖”。哈里斯先生认为，卞仲耘之死一案也因此而获得了“历史意义”。
因为做关于卞校长之死的调查，我查阅了很多材料，对这个叙述脉络十分熟悉。哈里斯先生在文中几次提到的王友琴女士，就是照这个脉络讲述卞仲耘之死的。看起来，哈里斯先生受到王友琴女士很大影响。我和王女士都是当年女附中的学生，王上高一，我上初三，我们两人近年来都为卞校长之死写过文章。在关于八五事件的叙述上，我们在一些关键处有不同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有关该事件的两个版本。哈里斯先生对我的批评，也与这两个版本的不同有关。我想，与其回应对女附中文革所知实在有限的哈里斯先生，不如借《记忆》的版面，直接与王友琴女士对话。这里所引用的，全部来自《文革受难者》中的卞仲耘篇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所以想公开地讨论问题，不仅因为卞仲耘之死是极具影响的文革案例，值得一丝不苟地对待；也因为从我和王友琴女士的分歧中，或许能反映出文革研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倾向。
在向王女士请教之前，我想先说，我对王女士多年来担当“历史义工”、为文革中惨死的“小人物”们伸张正义的作法十分敬佩，这个意思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有表达。这里具体涉及的，仅与卞校长之死一案有关。
如果没记错，我和王友琴是见过面的，但没有真正交流过。今天，我就借此机会向老校友请教吧。说实话，有些问题在我心里已经存了很久。这里会涉及到当年事件的一些重要细节，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地读下去。有个英谚说，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或许可以翻译成“真相在细节中”。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不相信历史能够被“还原”，但我相信，经过努力，包括对细节的认真挖掘，可以尽量接近历史真实。
我向王友琴女士请教五个问题：
一．8月5号时，女附中处在一个怎样的形势？是否存在一个名分明确、有职有权的“权力当局”？
王女士的说法是，7月底工作组被撤销后，“控制学校的是红卫兵组织以及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又说，卞死后的当晚，“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她的丈夫王晶垚。即是说，王认为工作组撤走后存在着一个立即接管学校的“权力当局”，这个权力当局由红卫兵组织和革命师生代表会共同组成。
根据我的调查和当年的记忆，7月底突然撤销工作组后的一段时间里，女附中陷入混乱、失序和相当无政府的状态，并不存在王女士所说的那样一个权力当局。这个问题是我和王友琴的一个重要分歧。
8月5号被打的五位校领导之一、副校长胡志涛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提到，8月4号下午她和卞仲耘在办公室已遭到一些学生毒打，为此她曾不顾自己“黑帮”身份，在4号晚上和5号上午分别去西城区委和北京市委向有关部门呼救，说明“生命不保”的危急形势，但无人理睬（胡志涛《八五祭》，收入胡志涛、丁丁著《生活教育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4号晚上回家后，她丈夫看到她的伤痕，问道，怎么打得这么狠？胡回答说，工作组不在了，没人管了。“没人管了”是胡志涛眼中女附中在工作组突然撤离后的状况，而胡志涛在区委和市委的遭遇，说明当时区、市两级权威机构在领导文革的问题上的不作为、甚至瘫痪的状态。
但说女附中完全“没人管了”，似乎也不尽然。这里需要提及由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卞死前在医院的抢救、死后向上级报告及第二天向全校公布消息，都是由代表会负责人员做的，可见事情到了一定的地步，还是得由代表会出面张罗维持。但工作组撤离后代表会的身份变得尴尬，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否则就没有必要在8月8号，由代表会学生成员中的基本骨干发起，成立了一个叫“筹委会”的机构。改名换姓就是为了脱离和工作组的关系，“重打鼓、另开张”，“名正言顺 ”地管理学校事务。
因此，我的看法是，8月5号时的师生代表会，由于它的权力来源“工作组”轰然倒台，使它“名分”不清，“余威”犹存，更像一个“维持会”或“留守处”。据我了解，此时有一些学生（“反工作组”的学生）已不承认它的权威；代表会的个别原负责人，也认为自己因追随工作组而“犯了错误”，不再任事。同时，工作组的突然撤离和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做法的严厉批评给代表会的主要成员带来极大困惑。8月5号当天她们在开会，议题是：工作组走了，文革怎么干？
其实，在历史的这一刻，不要说中学生们，就连“老革命”们，从北京市负责人李雪峰、吴德到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都连呼不知怎么干了，从上到下一片混乱，胡志涛在西城区和北京市上访无门就是明证。不夸张地说，整个北京都乱了套。有人认为，此时的京城正在发生由毛泽东发动的“十级政治大地震”。在这种严重失序和复杂诡谲的形势下，说女附中仍然存在一个按部就班运作的“权力当局”，实在是无视风云突变的大局对一所中学可以产生的剧烈影响。何况这所学校集中了中共党政军高层干部子女，对时局的变化应该比一般学校更为敏感。
我在写作关于卞之死的学术论文时遇到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向今天的读者解说当年那个非常的时刻。为此，我下了相当的功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我的文章。在这里，我只想简要地说，研究卞仲耘之死离不开对当时文革形势突变大局的把握。在我看来，这是理解该案的钥匙。
1966年7月下旬8月中上旬，毛泽东自南方返京后，亲临第一线，再次发动文革（我对这一时间段文革史的理解，受到王年一先生《大动乱的年代》的启发，该书198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轮发动的关键词是毛7月份给江青信上写的“天下大乱”。这时的女附中，由于工作组的突然撤离和“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横空出世，处在一种亢奋、困惑、恐惧的混乱氛围中（往往由于“出身”不同而感受不同）。来自“上面”的信息是，学生们应该“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没有了工作组的约束，唯一的权威就是“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语录和对“革命”最权威的诠释。要革命，就不能“温良恭俭让”，这是当时的信条。可以说，8月初的女附中达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乱”，而“乱”和暴力如影随形，这是中共历次运动所证明了的。暴力有通过威慑打开局面的重要功能。在这一轮发动中，毛似乎有意借助暴力。（我在论文中对暴力的功能有探讨，不赘述。）卞的死恰恰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无独有偶的是，8月5号当天，正在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毛泽东撤销了此前刘少奇关于反对“乱斗”的指示。在女附中校园发生的正是失控下没有节制的乱斗。
所以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是想说明，在对女附中当时是否存在通常意义上的“权力当局”上，我和王友琴有不同看法；而不同看法的背后，是对当时文革大背景的把握。我的主要观点是，毛泽东“大乱”的指导思路，直接导致女附中校园相当程度的失序和无政府，暴力在这个背景下发生。（关于工作组撤离后的师生代表会的地位和状况，以及代表会负责人在八五事件中的表现，我在署名“白芳”的论文中曾用了相当篇幅讨论，在本期的女附中五人座谈会中也有探讨，在此不赘述。）
二．女附中当时是否已出现红卫兵组织? 该组织是否应对八五事件负责？
对这两个问题，王友琴女士在多处做了肯定的回答。
我调查的结果是，7月31号，女附中成立了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义兵”）的组织，主要由“反工作组”的高中学生组成。8月5号那天打人没有她们的事。“主义兵”始终是少数派，从未在学校掌过权。
女附中还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参加的人数较众。这是一个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在8月5号已经存在。这两个红卫兵是有明显区别的，作为当年女附中的学生，王女士不应将二者混淆。
澄清是否存在“红卫兵”的问题，是为了在事实上力求准确，也是为了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当时的氛围：个别班级的一些学生有资格、也有能力在全校发起斗争校领导，这只能是在一个极度混乱、相当无政府的非常时期才可能发生。不仅如此，自发的行动正是毛泽东倡导的，学生们起事的资格来自最高领袖对“自己解放自己”的鼓励。因为是“正当时令”的“革命行动”，无人敢质疑其合法性，顶多是像师生代表会的一些负责人那样，在事件进行的过程中做些无济于事的劝阻。
需要指出的是，在血统论无比猖獗的8月份，“革命”是要有资格的。发起斗争校领导的学生应以“红五类”干部子女为主，红卫兵在女附中出现后，她们很有可能是红卫兵，但八五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身份发起斗争校领导的。
三．王女士是否知道8月5号那天发起斗争校领导的始作俑者，就是女士同班高一3班的某些学生？
高一3班在那天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当年女附中很多人都知道的。我在调查中，访问了班主任艾老师和若干位原高一3班学生，她（他）们都非常坦率地说到这个基本事实。老实说，对那天斗人时，谁格外活跃，大家也都心中有数。事过多年后，艾老师仍然不理解，一个文革前“不起眼”的班级怎么会在文革后突然疯狂。
我的遗憾是，没能找到当年的“活跃分子”，直接和她们交谈，了解她们当时的心态和今天的想法。据说，多年来高一3班从未有过全班聚会，一些人的踪迹已难以找寻。
在提及八五事件发起人时，王女士仅用“高一年级的红卫兵”做为主语。很难想象，作为高一3班的一员，王女士不知道她同班同学的关键作用。在当时和后来，王女士都有其他班级的人所没有的优势，来了解批斗校领导的活动到底是如何策划发起的，谁是主要的组织者，以及她们事先是否知会师生代表会。今天，所有这些重要信息都已模糊不清（据原师生代表会的负责人说，她们事先并不知道。其实，她们即使知道，也只能支持学生自发的“革命行动”）。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王女士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如果王女士明明清楚是本班同学发起的，但出于种种原因希望模糊淡化这一事实，我可以理解。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王女士总在突出和强调宋彬彬的作用？这是我下一个问题。
四．为什么多年来王友琴女士一直将矛头指向既没有发起斗争校领导、也没有参与打人的宋彬彬？
有关宋彬彬的问题，因为涉及到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文革研究中带有普遍性的倾向，我会在后面做比较详细的讨论，这里仅仅提出问题。
五．王友琴女士在关于卞仲耘之死的调查中，提到一份包括宋彬彬在内的七人名单。学“法律”的哈里斯先生将此名单认定为宋彬彬等红卫兵应对卞之死负责的“证据”。由王友琴女士做顾问的胡杰影片《我虽死去》也给人以这份名单的重要性非同小可的印象，可见这份名单在王女士叙事版本中举足轻重的分量。请问王女士是否对该名单做过认真调查？是否知道这个名单是谁的笔迹？当时做什么用途？
关于这份名单，王女士是这样说的：王晶垚先生在卞去世后赶到医院，因为不认识在场的人，王先生请求“女附中权力当局”写下他们的名字，事后他保留了这份有七人名字的纸片。王女士说，“这七人中有六人是红卫兵，名单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的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据我了解，这份名单是李松文老师写的，他竖着写了七个人的名字。阅读竖排字的通常顺序是从右到左（而非王女士的从左到右）。名单中第一名是李老师本人，也是七人中唯一的教师，最后一名是宋彬彬。六个学生中，三名高二学生，三名高三学生。当时的情况是，8月5号傍晚7点多钟卞校长终于被送到邮电医院，师生代表会教师代表李松文老师和其他几位教师、师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副主席宋彬彬和其他一些学生，都参与了送卞仲耘入院的过程。到了医院后，起初院方不愿救治，要求出示学校证明，因一时无法做到，而时间不等人，李松文老师签名作为担保，并征得学生同意，写下了在场他认识的六个人的姓名，共同承担责任，这样医院才进行了抢救。（多年后还有原女附中老师说，很佩服李松文当年的胆量。）当然，这时的抢救已经无效。关于这份名单，最近有原女附中学生做了详尽的调查。我希望这个调查能够和大家见面，这里仅作简要说明。
这份名单后来到了王晶垚先生手中。看起来，王先生对它的记忆有误差。事隔多年，有误差不奇怪。作为研究者，王女士应调查核实，起码该找找健在的李松文老师。
上述五个方面涉及了女附中八五事件的一些核心问题。我和王友琴女士对该事件叙述的基本不同，或曰我们两个“版本”的基本区别，在这五个方面有清晰的反映。
现在，我想再回到第四个问题上，集中谈谈与宋彬彬有关的“事儿”。
坦白地说，我在写作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学术论文时，并不愿意涉及宋彬彬，原因在于，我没有找到任何宋在8月5号参与组织游斗卞仲耘或其他校领导的证据。如果说，我以前不想纠缠宋彬彬的问题，是认为这与严肃的学术讨论无关，现在我愿意认真地对待它。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王友琴女士不断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宋彬彬，也因为关于宋彬彬/“宋要武”与八五事件有关的说法，不自王女士始，而是流传了几十年，长盛不衰，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历史工作者注意的有趣现象。
仔细阅读王友琴女士关于卞仲耘之死的调查，不难看出她时时将注意力锁定在宋彬彬身上，但关于宋与八五事件的关系却又语焉不详。王女士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宋参与策划发起游斗校领导的行动，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宋具体参与了对包括卞仲耘在内的校领导的言语辱骂和人身伤害。但同时，宋彬彬又是王女士文中唯一被点名的人，她的名字反复出现在王女士的叙述中。她与八五事件到底是什么关系？在这最关键的问题上，读者似乎得顺着王女士的叙述逻辑，得出自己的推论：八五事件是红卫兵的行动→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作为负责人，宋彬彬应该负责任。
不仅在八五事件上王友琴女士突出了莫须有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的作用，就是6月初文革开始以来女附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第一张大字报”，师生代表会的成立，和向邓小平汇报，宋彬彬都是唯一有名有姓的学生，其他人都成了她后面的“等”。
文革开始以来，宋彬彬确实是主要的学生积极分子之一。但如果一定要在文革初期的女附中找出一个学生“头儿”，这个头儿应该是刘进，不是宋彬彬。“第一张大字报”是刘进发起写的，宋彬彬与另一个学生参与签名；在师生代表会里，主席是刘进，宋是四个副主席之一（而并非像王女士所说的，“主任”是工作组长，“宋彬彬等”为“副主任”）。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文革初期骨干学生群体里，宋彬彬比刘进更重要。不提刘进，只提宋彬彬，对于熟悉当年女附中情况的人来说，是有些奇怪的。
但认真一想，又并不奇怪。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是“八一八”改写了“八五”，也改写了文革初期以来的女附中历史。
自从八一八宋彬彬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成了红卫兵的“脸”，宋彬彬就不再属于她自己，甚至连叫什么名字都无法做主了。（这里加一句：在得到上天安门的通知后，是刘进决定由宋彬彬带领四十名女附中学生上天安门，刘本人和多数学生留在广场。）因为毛泽东一句“要武嘛”，宋彬彬在全国人民心中变成了钦定的“宋要武”。八一八后局势的迅猛发展，使北京成为“红色恐怖”的无底深渊，“红卫兵”成了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代名词。还有什么比“要武”二字更能精炼地概括暴力横行天下的恐怖？而这个“宋要武”正好来自刚刚打死校长的学校，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说明问题！“宋要武”顿时成了一个鲜明的符号，一个浓缩的象征，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代表的是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的蛮横、暴虐，对生命的极端漠视，和对法制的任意践踏。不要忽略宋彬彬是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女儿的家庭背景，这一背景也是王女士刻意提醒读者的：一个来自打死校长的学校的高官的女儿。不经意中，19岁的宋彬彬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和政治的十字架。
“宋要武”迅速地成为了传说，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1966年10月我和我的同学们在南方串联，看到一份到处张贴的传单，上面说宋要武打死了多少人，印象中有六七个人之多。记得我们看后一笑置之，觉得编得太离谱。
但既然是“宋要武”，怎能与发生在她自己学校打死校长之事无染？她必得有染才是宋要武，她必得杀人如麻才是宋要武。于是就有了上面提到的1966年秋天的传单。
令人遗憾的是，事隔多年后，王友琴女士仍然没有脱离“宋要武传说”的窠臼，所以才在她的叙述中，出现了女附中在8月初即存在红卫兵、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要武是红卫兵负责人等一系列说法，也才有了宋彬彬在文革之初即为女附中造反学生第一人的指认。如此，才能圆“宋要武传说”，成全一个有头有尾、“顺理成章”的“故事”。也只有头尾连贯，才使得女附中八五事件在哈里斯先生眼里获得“历史意义”。宋彬彬成为赋予八五事件历史意义的关键人物，连接了8月5号的女附中校园和八一八的天安门大舞台，因此，就注定了她在八五那天不能因工作组的撤离而心感迷茫，不能在斗校领导事发后反应乏力、劝阻无效，不能最终出现在将卞仲耘送往医院的人群中，不能连夜和另外几个学生一起向上级汇报，而只能做打死校长的“红卫兵”的“负责人”。
美国有一位叫柯文的中国史学者，在他的题为《历史三调》的书里，谈到历史书写时，有这么一句话：What comes after cannot influence what came before （Paul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Y: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p.62/《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这句话的意思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不能倒过来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我在琢磨“宋要武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时，这句话给以我启迪。我们眼前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的例子。
其实，柯文说的这一历史书写中的倾向，古今中外都不罕见；在中国文革史的书写中，这个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不说别的，就说对林彪的研究，一个“九一三事件”，就抹煞了历史上的林彪和他的战功，明明会打仗也成了不会打仗。在中国二十世纪其它时期的历史研究中，这种例子也不乏见，使历史丧失了公信力。在这个意义上，女附中的例子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历史三调》中，柯文讨论了“神话”（myth）现象，认为这是人们和“过去”发生联系的一个重要方式，而且往往比严肃的历史书写更容易深入人心。我马上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三国演义》比《三国志》更为人们熟知。一提起曹操，就是《三国演义》里的大奸雄，而对历史人物曹操，既没有多少人了解，也没有多少人感兴趣。拿宋彬彬和曹操相比，极不恰当，但人们对“宋要武”的兴趣远远超过真实生活中的宋彬彬，却是实情。Myth（神话）所以能够流传久远，是因为它往往表达了人们心中受到压抑的诉求，甚至可以成为人们对现实批判的一种方式，因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时myth甚至可以成为一些人坚守的“信仰”，触犯它会激起“众怒”。
我的感觉，经过多年“发酵”，“宋要武传说”已具备这个特点，质疑它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情绪反应。我署名“白芳”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后，我对此已有领教。有意思的是，对“宋要武传说“不但在中国、在外国也有人“追捧”，哈里斯先生就是个例子；不但普通百姓，严肃的学者也无法“免俗”。就在最近，一位在国内颇受尊重的学者仍在一份很有影响的杂志上重复此说。柯文说，myth虽然偏离历史真实，但对了解人们的心理、精神和情绪有重要价值，具有心灵史上的意义。学者也是人，胸中也有块垒，有时也要借题发挥，而对某一说法是否有事实根据未必总那么在意。应该承认，“宋要武传说”是个“好故事”，对今天的中国颇有寓意。但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事实上，好故事往往不是好历史。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别无选择，只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哈里斯先生说我是“宋彬彬和刘进的朋友”，我最初的反应是不值一驳，但又一想，觉得这背后的思维方式很成问题。对不同意见，不是就事实和观点进行辩论，而是对我和宋刘二人的关系进行主观臆测，这不够高明。至于要解释“宋要武传说”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几十年来长盛不衰，值得认真写一篇论文，在这里无法展开。但说到底，与文革从未得到过彻底清算，与人们对中国现实的种种不满，应该有密切的关联。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王友琴女士其实有“同情的理解”。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再次翻看了王女士的《文革受难者》，再次被女士挺身为文革中遇难的“小人物”代言而感动。我们虽然在关于女附中八五事件的叙述上有诸多分歧，但我们用自己的心血，提醒人们不忘人类历史上无比残暴血腥的一页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两人均在海外，有很多国内没有的便利条件。目前，文革研究在国内几成禁区。在这种情况下，有条件做文革研究的人，就更有责任力求在事实上准确严谨，切记道德评判不能代替事实考证，政治正确不能代替事实准确，这样才能在历史上站住脚。我欣赏胡适的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愿与王友琴女士共勉。
最后，我想对哈里斯先生说，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谁之责？哈里斯先生不满意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我也不满意。和哈里斯先生不同的是，我不认为卞仲耘之死的惨剧是个易于审理的法律问题。法律不是全能的，特别是应用于由最高领袖有意制造的“天下大乱”的非常时期。在一度出现“你一下、我一下”众人参与打人的混乱情形下，到底谁是“凶手”？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很多人最高信条的时代，如何判断个人还剩下多少“自由意志”和“是非标准”？这样说，绝不是否认个人应负的责任，而是说，事情不像哈里斯先生想的那样简单明了、黑白分明。但同时我也认为，即使在那样一个癫狂的时代，不管怎么有限，仍然存在一定的个人选择空间。我曾自问，如果当时我在场，会怎么做？我知道，我会吓坏了，我甚至会在心里谴责眼前的暴力，但我绝不会有胆量上前阻拦，我不具备那样的道德勇气，我所受的教育不足以使我那样去做。
我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们都已鬓发灰白，夜深人静时，我们是否曾扪心自问？就像当时选择怎么做是要经过每个人的大脑一样，今天的反省也只能是个人的。在调查了解卞校长之死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和我很多校友们共同的问题是：
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的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们都在追问。
□ 原载《记忆》第四十七期
Wednesday, April 21, 2010
刘敬文:研究文革就是研究今天
我读王绍光的《超凡领袖的失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不是被书中那些怪诞而混乱的细节而吸引，而是被作者的研究态度所吸引，正如王绍光在一个谈话中说的那样，“研究‘文革’就是研究今天，一个社会在动荡的时候，社会的基本矛盾便都展开来了，这是研究它，把握它的最好时机，‘文革’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它把社会的各种矛盾，乃至最细小的矛盾都以放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把中国社会无论是传统的东西还是解放以来我们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包含的矛盾都以夸张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甚至推向极端。‘文革’的作用，它本身的影响，同我们现在遇到的大量问题，不论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都有着直接的联系。”
而更为有趣的观察是，参与过文革，后来成为文革研究者的学者王绍光如今成为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这是一段怎样的心路历程，究竟昭示着中国当代社会怎样的思想动向？
◇ 文革参与者是理性的
在书读到一半的时候，我问参与过武汉文革的岳父当年的感受，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年自己所遭遇的三次人身危险，感慨武斗的残忍和混乱，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我再问，那你们随意就把当时的湖北省委赶下台，几个学生就敢去揪斗湖北第一号人物王任重，不也是很过瘾吗？他回答过瘾是过瘾，当时还觉得自己能解放全世界呢！
岳父的反应也许就是绝大部分文革参与者的反应，那段经历混乱、刺激但不堪回首，个人年轻非理性受蒙蔽，对国家是一场灾难。可是，王绍光的研究要说明和解释的却是：在疯狂的表象下，文革参与者实际上是理性的。相信绝大部分人对于这个结论都是反感的，这般荒诞和疯狂的行为，怎样可能是理性的？
王绍光在书的自序中就讲述了他跟一位学者的争辩，他说他的结论来源于在文革期间的观察，一个人参加造反派和保守派几乎是可以预测的，每个人都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去选择派系，这绝对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文革的参与者由于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社会意识而被分化成不同的集团，具有不同的目标，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独立的行动议程，反而妨碍了毛泽东原先对文革的部署。
马克斯.韦伯（Max Ｗeber）把毛泽东归类为有着超凡魅力的领袖，这种领袖的追随者往往对其偶像战战兢兢，惟命是从。大家会想文革的种种情景，大多会同意韦伯的解释，不过王绍光却提出对韦伯理论的修正，他说，追随者的反应应当分为两个向度，情感上愿意为偶像献身，而认知上有觉得偶像发出的信息是可以解读的，而每个人对同一信息的解读截然不同，文革中各派大打“毛主席语录战”就是一个例子，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立场来塑造毛泽东。
文革中发生了普遍的暴力行为，甚至发生了惨烈的武斗，在武汉文革最高峰，造反派和保守派纷纷抢占军队的武器库，最夸张的是一天盗抢了8万枝枪，而人员死伤也是经常能碰见的事情，这样的场面如何解释为理性行为，人类的理性不是应当趋利避害的吗？
王绍光这样解释文革暴力的理性成分，他说，只有在公共权力缺失的时候，例如1967年5月到7月，武斗才会出现。一般而言，理性的政治参与者不会选择组织暴力，但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以武力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他们将选择暴力的边际效益与其他方式进行了精心的比较。也就是说，当组织暴力被国家机器惩处的可能性很小，而取得的效果又很明显的时候，武斗发生了。
◇ 文革前中国的社会分歧
其实，对文革的认识和感受从来就是多元的，这种多元存在于日常的谈论和文革亲历者个人的感受中，只是大部分人拘泥于官方对文革的“定性”和文革受害者话语的优势，而没有将其充分阐发而已。
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曾经在跟同事的讨论中“冒失”地表达过这样的文革感受：他印象中的文革不失快乐的感觉，大人们都去斗争了，小孩自由得很，而他的父母是普通的公务员，没有受到太多冲击，他自然也没有感受到什么痛苦。这种“冒失”的文革感受当然很快遭到同事的反对，一位出身高级干部家庭的同事则说，你老兄是没有受过文革的苦。尽管“阶级成分”这样的话语已经失去了语境，但是如今对文革看法的不一仍然能够看出文革爆发前中国社会阶级分歧和矛盾的阴影。也应了书中引用的一句话“历史只存在媒介当中，媒介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
正如书中第二章“分歧的根源，1949年—1966年”所言，十年文革源于此前十七年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出现的紧张关系，而文革发生的派性斗争，植根于前十七年已经存在的社会分歧。
说起分歧，其实就是三种，干部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分歧、干部阶级之间的分歧、劳动阶级内部的分歧。干部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分歧很容易理解，就是官民的矛盾嘛，可是中共建国其中一个理想就是建立一个无差别的平等社会，我们从书中武汉干部1960年至1976年的工资列表可以看出，在收入分配上，干部阶级跟群众之间差异并不大，这也是现在很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其中一个理由，当时大家都很穷，很平等。
不过，经济收入差异不大并不能消除社会分歧，人的幸福感来源也是多元的，对权力的占有就是其中一项，王绍光说，在吉拉斯出版《新阶级》的1957年，北京航空学院助教周大觉也独立提出新阶级理论，周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生产资料掌握在管理者手上，这些人构成了脱离人民大众的领导者阶级。任何能引起公众关注的理论都是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文革打击的目标定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非毛的一时兴起。
在文革前17年，官民的矛盾被掩盖，镇反肃反反右等一系列的运动都是奔着老精英阶层来的，武汉作为一座和平解放的城市，国民政府时代遗留的老精英阶层包括城市管理干部、工程师、专业知识分子都大量被吸收进新政府，书中引用的一个调查是，解放后一年，超过50%的武汉干部是留用的国民党官员。从前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也大量参与到政府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管理当中，他们不可避免跟新崛起的政治精英——革命干部发生利益冲突。“又红又专”也是一个失去语境的词组，实际上反映当时对人才任用的一种尴尬，革命干部政治可靠可是却没有专业技能，专业人士政治上大多又不“可靠”。
尽管经历17年各种运动，新的政治精英集团并没有完全占有和垄断社会资源，其中矛盾最为突出是教育。书中文革前中国各级学生成分的数据表格让人深思，尽管建国后教育制度越来越对无产阶级的子弟有利，政治审查越来越严格，可是直到文革前，出身不好的学生仍然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考上大学的还是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老精英的子女，这让新的政治精英的子女越来越不满，而越来越严格的政治审查又让老精英的子女越来越不满，双方都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这就是不难想象，文革最早的造反派是学生。
1965年，文革爆发前夕，毛泽东宣布，“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王绍光认为毛的观点是大胆和错误的，精英和群众的矛盾还没有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尖锐的矛盾，反而是政治精英和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为一方，跟老的专业精英和落后分子的矛盾一触即发。
◇ 毛为什么会失败
王绍光认为，文革研究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革，这方面做的人很多，但不够，第二就是当时中国的制度为何不能阻止毛泽东和其他的几个人发动这场运动，这个层次做工作的人较少，第三是群众为什么起来响应，这也做得很不够。《超凡领袖的挫败》这本书的新意其实是强调了一个问题，文革并非局限于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更重要的是群众的响应，群众的响应让文革真正变成影响深远的大事件。
如果说，毛是文革的发动者和设计师，那文革呈现出来的进程和最后的结果说明，毛是失败的。王绍光给出的解释是，运动的参与者虽然是毛泽东真正的信仰者，但是他们参与或者撤出集体行动却主要是基于他们对个人回报的理性算计。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运动的每一个重要关头都把精力转到纠偏中来，当文革这只怪物长得过于庞大时，毛发现他自己已经无力指挥它，也没有办法把它重新塞入魔瓶了。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1967年的“夺权”，王绍光认为，毛泽东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原有的权力结构打倒，建立新的权力结构，没想到，红小将把老革命打倒以后，马上进入了内部的权力争斗，原本就存在的派系变成了残酷的权力争斗，这跟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的情节几乎一模一样。而武汉文革中，保守派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的争斗甚至比《动物庄园》里的情节更引人入胜。
而文革中的派系争斗极具中国特色，就是近乎变态地咬文嚼字，费尽心思解释毛泽东那暧昧的“最高指示”，以期掌握舆论优势。文革中创造的那些词汇，如“自来红”“反潮流战士”，都是极具张力的，讲一句题外话，中国人经历这样的时代，却没有产生如《1984》《动物庄园》这样流传后世的小说，是否也说明了中国作家的贫乏？
我想这也跟文革亲历者的自我反省较弱有关，王绍光在一篇谈话中也论及这个问题，有一种说法是群众卷进文革，是因为受蒙蔽，他认为，不完全是这样，说是受蒙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文革”卷进去的许多人，他们不愿正视这段历史，要开脱自己。第二个原因是，他真认为自己受了蒙蔽：我当时真蠢，就这么响应号召，结果吃了许多亏，实际上当时他们并不是全受蒙蔽，他们的下意识在左右着他们理解毛泽东的各种号召，事实上，如果都是受蒙蔽，那么就都应该是一派，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一派，而实际上却分了许多的派，而且派分得非常明显，这与各派人物的经历、地位很有关系。
◇ 文革研究和新左派
王绍光的文革研究之所以有新意，在于他在研究文革之前并没有先入为主认为，文革就是一场错误的运动，一场完全荒诞的灾难。他的亲历者身份让他反省，文革的爆发是有其合理性的。认可前30年的部分合理性，这是王绍光乃至许多新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
如今，新左派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较明显的分歧之一就是对前30年尤其是文革的认识，新左派知识分子一般倾向于认为前30年和改革开放30年之间是不可割裂的，他们存在重大的内在联系。王绍光认为，探索另一种现代性，这是共和国六十年来最大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前进的大方向没有变化。而文革，新左派认为它也并非完全错误的，甚至有人认为文革的本意是一次中性的社会改革运动，至于文革的后果，用王绍光的话来说，一方面，它使人们对“文革”前、“文革”中的经济、政治制度非常失望，从而为今天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它又中止、掩盖了“文革”前的社会弊病及各种矛盾的发展，反衬出“文革”前的繁荣，这就增强了“文革”前的社会的历史惯性，这又是今天的改革的困难所在。
当然，这是绝大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能认同的，可是，解决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矛盾，对文革的多元化研究和解释却是无法回避的，这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问题，文革前中国社会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因为文革消失，对待文革，不是要去建立一座博物馆，而是要重新摊开当年许多荒诞的细节，搜寻对今天有利的物品。
更为糟糕的局面是对文革历史或者前30年历史的有意遮蔽，这不仅让中国人失去一个获得教训最好的机会，还使得新左派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在公共领域进行充分的讨论，造成新的思想分歧，最糟糕的局面也许就是应证王绍光引用的黑格尔的那句话“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是，我们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 共识网
而更为有趣的观察是，参与过文革，后来成为文革研究者的学者王绍光如今成为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这是一段怎样的心路历程，究竟昭示着中国当代社会怎样的思想动向？
◇ 文革参与者是理性的
在书读到一半的时候，我问参与过武汉文革的岳父当年的感受，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年自己所遭遇的三次人身危险，感慨武斗的残忍和混乱，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我再问，那你们随意就把当时的湖北省委赶下台，几个学生就敢去揪斗湖北第一号人物王任重，不也是很过瘾吗？他回答过瘾是过瘾，当时还觉得自己能解放全世界呢！
岳父的反应也许就是绝大部分文革参与者的反应，那段经历混乱、刺激但不堪回首，个人年轻非理性受蒙蔽，对国家是一场灾难。可是，王绍光的研究要说明和解释的却是：在疯狂的表象下，文革参与者实际上是理性的。相信绝大部分人对于这个结论都是反感的，这般荒诞和疯狂的行为，怎样可能是理性的？
王绍光在书的自序中就讲述了他跟一位学者的争辩，他说他的结论来源于在文革期间的观察，一个人参加造反派和保守派几乎是可以预测的，每个人都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去选择派系，这绝对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文革的参与者由于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社会意识而被分化成不同的集团，具有不同的目标，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独立的行动议程，反而妨碍了毛泽东原先对文革的部署。
马克斯.韦伯（Max Ｗeber）把毛泽东归类为有着超凡魅力的领袖，这种领袖的追随者往往对其偶像战战兢兢，惟命是从。大家会想文革的种种情景，大多会同意韦伯的解释，不过王绍光却提出对韦伯理论的修正，他说，追随者的反应应当分为两个向度，情感上愿意为偶像献身，而认知上有觉得偶像发出的信息是可以解读的，而每个人对同一信息的解读截然不同，文革中各派大打“毛主席语录战”就是一个例子，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立场来塑造毛泽东。
文革中发生了普遍的暴力行为，甚至发生了惨烈的武斗，在武汉文革最高峰，造反派和保守派纷纷抢占军队的武器库，最夸张的是一天盗抢了8万枝枪，而人员死伤也是经常能碰见的事情，这样的场面如何解释为理性行为，人类的理性不是应当趋利避害的吗？
王绍光这样解释文革暴力的理性成分，他说，只有在公共权力缺失的时候，例如1967年5月到7月，武斗才会出现。一般而言，理性的政治参与者不会选择组织暴力，但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以武力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他们将选择暴力的边际效益与其他方式进行了精心的比较。也就是说，当组织暴力被国家机器惩处的可能性很小，而取得的效果又很明显的时候，武斗发生了。
◇ 文革前中国的社会分歧
其实，对文革的认识和感受从来就是多元的，这种多元存在于日常的谈论和文革亲历者个人的感受中，只是大部分人拘泥于官方对文革的“定性”和文革受害者话语的优势，而没有将其充分阐发而已。
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曾经在跟同事的讨论中“冒失”地表达过这样的文革感受：他印象中的文革不失快乐的感觉，大人们都去斗争了，小孩自由得很，而他的父母是普通的公务员，没有受到太多冲击，他自然也没有感受到什么痛苦。这种“冒失”的文革感受当然很快遭到同事的反对，一位出身高级干部家庭的同事则说，你老兄是没有受过文革的苦。尽管“阶级成分”这样的话语已经失去了语境，但是如今对文革看法的不一仍然能够看出文革爆发前中国社会阶级分歧和矛盾的阴影。也应了书中引用的一句话“历史只存在媒介当中，媒介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
正如书中第二章“分歧的根源，1949年—1966年”所言，十年文革源于此前十七年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出现的紧张关系，而文革发生的派性斗争，植根于前十七年已经存在的社会分歧。
说起分歧，其实就是三种，干部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分歧、干部阶级之间的分歧、劳动阶级内部的分歧。干部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分歧很容易理解，就是官民的矛盾嘛，可是中共建国其中一个理想就是建立一个无差别的平等社会，我们从书中武汉干部1960年至1976年的工资列表可以看出，在收入分配上，干部阶级跟群众之间差异并不大，这也是现在很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其中一个理由，当时大家都很穷，很平等。
不过，经济收入差异不大并不能消除社会分歧，人的幸福感来源也是多元的，对权力的占有就是其中一项，王绍光说，在吉拉斯出版《新阶级》的1957年，北京航空学院助教周大觉也独立提出新阶级理论，周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生产资料掌握在管理者手上，这些人构成了脱离人民大众的领导者阶级。任何能引起公众关注的理论都是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文革打击的目标定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非毛的一时兴起。
在文革前17年，官民的矛盾被掩盖，镇反肃反反右等一系列的运动都是奔着老精英阶层来的，武汉作为一座和平解放的城市，国民政府时代遗留的老精英阶层包括城市管理干部、工程师、专业知识分子都大量被吸收进新政府，书中引用的一个调查是，解放后一年，超过50%的武汉干部是留用的国民党官员。从前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也大量参与到政府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管理当中，他们不可避免跟新崛起的政治精英——革命干部发生利益冲突。“又红又专”也是一个失去语境的词组，实际上反映当时对人才任用的一种尴尬，革命干部政治可靠可是却没有专业技能，专业人士政治上大多又不“可靠”。
尽管经历17年各种运动，新的政治精英集团并没有完全占有和垄断社会资源，其中矛盾最为突出是教育。书中文革前中国各级学生成分的数据表格让人深思，尽管建国后教育制度越来越对无产阶级的子弟有利，政治审查越来越严格，可是直到文革前，出身不好的学生仍然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考上大学的还是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老精英的子女，这让新的政治精英的子女越来越不满，而越来越严格的政治审查又让老精英的子女越来越不满，双方都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这就是不难想象，文革最早的造反派是学生。
1965年，文革爆发前夕，毛泽东宣布，“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王绍光认为毛的观点是大胆和错误的，精英和群众的矛盾还没有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尖锐的矛盾，反而是政治精英和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为一方，跟老的专业精英和落后分子的矛盾一触即发。
◇ 毛为什么会失败
王绍光认为，文革研究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革，这方面做的人很多，但不够，第二就是当时中国的制度为何不能阻止毛泽东和其他的几个人发动这场运动，这个层次做工作的人较少，第三是群众为什么起来响应，这也做得很不够。《超凡领袖的挫败》这本书的新意其实是强调了一个问题，文革并非局限于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更重要的是群众的响应，群众的响应让文革真正变成影响深远的大事件。
如果说，毛是文革的发动者和设计师，那文革呈现出来的进程和最后的结果说明，毛是失败的。王绍光给出的解释是，运动的参与者虽然是毛泽东真正的信仰者，但是他们参与或者撤出集体行动却主要是基于他们对个人回报的理性算计。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运动的每一个重要关头都把精力转到纠偏中来，当文革这只怪物长得过于庞大时，毛发现他自己已经无力指挥它，也没有办法把它重新塞入魔瓶了。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1967年的“夺权”，王绍光认为，毛泽东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原有的权力结构打倒，建立新的权力结构，没想到，红小将把老革命打倒以后，马上进入了内部的权力争斗，原本就存在的派系变成了残酷的权力争斗，这跟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的情节几乎一模一样。而武汉文革中，保守派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的争斗甚至比《动物庄园》里的情节更引人入胜。
而文革中的派系争斗极具中国特色，就是近乎变态地咬文嚼字，费尽心思解释毛泽东那暧昧的“最高指示”，以期掌握舆论优势。文革中创造的那些词汇，如“自来红”“反潮流战士”，都是极具张力的，讲一句题外话，中国人经历这样的时代，却没有产生如《1984》《动物庄园》这样流传后世的小说，是否也说明了中国作家的贫乏？
我想这也跟文革亲历者的自我反省较弱有关，王绍光在一篇谈话中也论及这个问题，有一种说法是群众卷进文革，是因为受蒙蔽，他认为，不完全是这样，说是受蒙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文革”卷进去的许多人，他们不愿正视这段历史，要开脱自己。第二个原因是，他真认为自己受了蒙蔽：我当时真蠢，就这么响应号召，结果吃了许多亏，实际上当时他们并不是全受蒙蔽，他们的下意识在左右着他们理解毛泽东的各种号召，事实上，如果都是受蒙蔽，那么就都应该是一派，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一派，而实际上却分了许多的派，而且派分得非常明显，这与各派人物的经历、地位很有关系。
◇ 文革研究和新左派
王绍光的文革研究之所以有新意，在于他在研究文革之前并没有先入为主认为，文革就是一场错误的运动，一场完全荒诞的灾难。他的亲历者身份让他反省，文革的爆发是有其合理性的。认可前30年的部分合理性，这是王绍光乃至许多新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
如今，新左派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较明显的分歧之一就是对前30年尤其是文革的认识，新左派知识分子一般倾向于认为前30年和改革开放30年之间是不可割裂的，他们存在重大的内在联系。王绍光认为，探索另一种现代性，这是共和国六十年来最大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前进的大方向没有变化。而文革，新左派认为它也并非完全错误的，甚至有人认为文革的本意是一次中性的社会改革运动，至于文革的后果，用王绍光的话来说，一方面，它使人们对“文革”前、“文革”中的经济、政治制度非常失望，从而为今天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它又中止、掩盖了“文革”前的社会弊病及各种矛盾的发展，反衬出“文革”前的繁荣，这就增强了“文革”前的社会的历史惯性，这又是今天的改革的困难所在。
当然，这是绝大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能认同的，可是，解决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矛盾，对文革的多元化研究和解释却是无法回避的，这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问题，文革前中国社会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因为文革消失，对待文革，不是要去建立一座博物馆，而是要重新摊开当年许多荒诞的细节，搜寻对今天有利的物品。
更为糟糕的局面是对文革历史或者前30年历史的有意遮蔽，这不仅让中国人失去一个获得教训最好的机会，还使得新左派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在公共领域进行充分的讨论，造成新的思想分歧，最糟糕的局面也许就是应证王绍光引用的黑格尔的那句话“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是，我们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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