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译名的大陆和海外腔

〔此文发表于１９９３年１月，是为了回应题为“‘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的来信，该信附在文章后面。这是本人发表在网络上的较早的一篇文章，有中文网络早期的文风，也反映当时网民感兴趣的话题。〕

　　《华夏文摘》九十二期上的黄梁先生来信“‘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一文提出了大陆和海外译名差异的问题。笔者在阅读中外书刊时对人名和地名的译法也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现象，愿意贡献出来作为闲聊的谈资。

　　黄梁先生说，中国大陆翻译界多年来形成了两条原则——“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从黄先生的文章前后文来看，这个“大陆”是相对于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而言的，也就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不过据我看来，这两条原则是早已有之，并不是大陆翻译界形成的。例如黄先生所举的“耶稣”、“立陶宛”、“塞尔维亚”这些人名、地名都是四九年之前就通用的了。可见当时的翻译界也懂“名从主人”的道理。

　　当然，黄梁先生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是大陆翻译界多年来对这两条原则执行得比较好。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要感谢大陆社会的一元化性质。新的外国名词总是由中央的报刊先登，它们的译法自然具有权威性质，其他报刊无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全国很容易做到“书同文”。记得五十年代的书报，都把非洲国家“莫三比克”写成“莫三鼻给”。对于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来说，原来的译名确实不雅。后来几乎一夜之间，一律改为前者。一元化的这种优越性，是不可抹煞的。

　　不过，一元化的缺点也不可不察。一个新名词，一出现就给它定一种译法，没有比较和选择，是否一定最好？比如　computer　一词，大陆翻译界的译法是“计算机”，但带“海外腔”的“电脑”这种译法现在已取代了它。又比如　San　Francisco　大陆翻译界统一译为“旧金山”，这是当年老华侨的“海外腔”，新的“海外腔”称之为“三藩市”，似乎更接近“名从主人”的原则，也渐为大陆人士所采用。可见，“一国两译”未必一定是坏事。

　　“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两项原则，也有相互冲突的时候。就说英文　John　这个常见的名字，如果我们遵守“名从主人”原则，似乎应当译成“江”或“强”之类的音才对。对于“约定俗成”的“约翰”二字，笔者一直不解。后来听电台介绍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播音员将他的名字念成“哟汉”，才恍然大悟这个发音原来是取道德文　Johann　转过来的。想来是哪位爱国心切的德籍传教士或我们不谙英文的留德前辈，贸然将英文名字按德文发音翻译，铸成此历史性错误。（后来看了有关基督教在中国传布的历史，知道最早到中国来传布圣经的人多来自欧洲大陆，如利玛窦、汤若望，他们带来的圣经大概是拉丁文和德文的，自然把John　这个圣经中的名字按他们的发音译成“约翰”。）

　　有时“名从主人”自身还会打架。英国的　Cambridge　现在都译成“剑桥”，早先也有译成“康桥”的，如徐志摩的名诗就叫“再别康桥”，可见这种译法也相当流行。广东人说，“剑”就是　Cam　这个音。北京人说，“康”才接近　Cam　这个音。两种译法都有根据。如果以普通话为标准，那么“康桥”应是正统。以广东人为主的海外华侨称“剑桥”是自然的，而大陆翻译界为什么采用“海外腔”，有待饱学之士指点迷津。

　　六十年代美国有位总统名叫　Johnson，曾下令轰炸河内，当年在大陆这是个臭名昭著的名字，新华社外文部的专家一定为他的译名费过一番思量。按“名从主人”原则，似乎应该译成“强森”，大陆翻译界的办法是，前半个名字译成了“约翰”，再加一个“逊”字，聊表“名从主人”之意。而台湾通行的译法是“詹森”，倒是更符合“名从主人”原则。

　　说到这里，不禁想顺便请大家注意大陆和台湾在译名上的一个差别。（当然，台湾的译名不如大陆那么统一和规范，这里只举他们的通用译法。）以美国历届总统为例，杜鲁门是四九年前就当总统，所以大陆、台湾用同一译名。此后便分道扬镳，艾森豪威尔，台湾砍成艾森豪三个字，肯尼迪在台湾叫做甘乃迪，约翰逊——詹森，尼克松——尼克森，卡特——卡特，里根——雷根，布什——布希，克林顿——柯林顿。从这些名字的对比，可以看出台湾的译名除了也遵守前面提到的两原则以外，似乎还多一条：他们倾向于给外国人一个中国化的名字，你看，艾、甘、詹、雷、柯都是常见的中国姓氏。比较而言，大陆的译法似乎更注意“夷夏之分”，让人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外国人。比如“基辛格”这个名字，一见就知道是外国人，但是他的台湾译名“季辛吉”就不那么明显了。

　　如果再查一下旧的书刊，就会明白，这种给外国人译个中国名字的做法，并不是台湾翻译界在海外的创造，而是从四九年前的大陆翻译界那儿承袭过来的。看一看从四九年前沿用下来的外国名人，多半是有中国姓氏的。不信你数：肖伯纳、卓别麟、华盛顿、林肯、杜勒斯、罗斯福、马歇尔、魏德迈、史迪威、戴高乐、史大林。甚至革命导师列宁的名字，最早的时候，也被译成“李林氏”、“李宁氏”。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界，是当时译介苏俄文学的主力，他们也把许多俄罗斯人名冠上中国的姓氏：高尔基、戈果理、普希金（或译普式庚）、柴诃夫。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将领夏伯阳，这个名字译得实在中外莫辨，如果按“名从主人”的原则，他的名字应译成恰巴耶夫。

　　这种做法，只要忠实于原来的发音，倒也有利无弊。比如尼克松先生当初如果译为倪可颂，今天称呼起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岂不更亲切些？但有时为了迁就中国式的姓氏而有违“名从主人”的原则，例如主张和平演变的杜勒斯先生，本应译作达勒斯，却让他加入“杜氏宗亲会”，不免荒唐。也许是这个原因，四九年后的大陆翻译界，不再沿袭这种做法。只按“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两条办事，省了许多麻烦。

　　由此可见，有些黄梁先生所认为的“海外腔”，比如将撒切尔夫人叫做佘彻，其实是四十年代、三十年代或者更早的中国大陆翻译界的传统。当时翻译界大约还有点多元，即使是“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也只是一种共识而已。至于给外国人一个中国式的名字，不如说是“适者生存”的淘汰结果。比如一个新冒出来的外国名人，各报刊起初可能有各自的译法，但最容易被“普罗大众”记住的，往往是比较接近中国人名的那些译名。于是丘吉尔、张伯伦一类的名字就得以普及和流传下来，而文人也从中学到了如何将人名译得便于上口的诀窍。

　　大陆上的译名一般没有这样的演变过程。记得文革前文艺界就已经展开了对修正主义戏剧理论的批判，这个理论有个长得吓人的名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看《人民日报》的时候要多读两遍才记得住它。到了文革中，工农兵大刀阔斧把这个“又臭又长”的体系砍剩下“斯坦尼”三字，声讨起来又省事、又顺口。从此大多数人只记得“斯坦尼”而忘了那个“斯基”，连报上也不用那个标准的长名字了。不过，这是看在工农兵的面上，类似的例子几乎没有。

　　依笔者之见，外国的主义带上“中国特色”之后便成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选择，外国的名字让它带点“中国特色”便于中国人民记忆有何不可？

　　最后要声明，笔者完全同意黄梁先生的规范化主张。只是觉得规范化应有一个过程，有点选择的余地，其中“海外腔”也应有一席之地，而不是由新华社的专家一锤定音。

□　刊登在 1993年 华夏文摘 cm9301e.

附：“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 —— 黄梁

　　把世界上其他语言译成中文时，要遵从哪些规则？这是个太大的题目。其中有一个小的部分，是关于人名和地名的汉译所应依从的原则，较易于浅谈，也并非不重要。

　　人名、地名的翻译要有点规则，这一点可以不用争论——如果翻译者个个自出机杼，结果会把原来只有一个名字的人和地方在译文读者面前变成有两、三个或更多的名字。

　　可以一争的是：要遵从怎样的规则？在中国大陆翻译界多年来形成的两条原则——“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是合理并有通行力、因而宜于秉从的。

　　约定俗成的原则，适用于那些已被沿用数十年的译名。即使它们有悖于“名从主人”的原则，也不宜再改，以免越描越乱，其例如“肖伯纳”之不必改译为“伯纳德•肖”。

　　这个原则说来简单，做起来却有不容易之处。盖海外华人百十年来先后来自闽粤、港台和普及了汉语普通话的大陆，在翻译方面造成或带来的“约”和“俗”自有不同。当此海峡两岸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汇合之际，在文字方面有撞击，待统一。翻译标准和规则的统一也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如果彼此能在“名从主人”的原则上取得共识，会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名从主人，是说凡人名、地名中用音译（最为多见）者，应当选择其发音最贴近斯人斯地所属之本族语发音的译名，而不应取道其他语文（主要指英文）转译。例如“耶稣”不得从英文发音译为“吉萨斯”，就不只是从习俗的缘故，更是由于这一译名合乎拉丁语中此名的发音。按同样的理由，“齐奥塞斯库”比之“寿西斯
古”，“叶利钦”比之“亚尔琛”或“叶尔钦”、“布什”比之“布殊”、“立陶宛”比之“列修维尼亚”、“塞尔维亚”比之“塞比亚”……，皆更经得起推敲。

　　这点儿议论可能不获同意。反对者的理由也许是纯在翻译理论和技术方面。上面的一点文字，从翻译专业的角度来看，不啻挂一漏万的闲聊，很可能失于周密，倘能作为引玉之砖屑，已是小材大用。

　　反对者的理由也许涉及海外汉语体例风格向哪一方靠拢或看齐的问题。笔者不揣冒昧，愿就此再瞎聊一、两句，得罪之处，看官且原谅则个。依在下之见，如《华夏文摘》、《中国之春》和《新闻自由导报》这样的刊物，既然愿意发展国内读者，亟宜力戒在语言文字方面让自己和服务对象之间生出不必要的隔膜。我们要常
记着：在海外的人比在大陆的同辈多的是言论自由，却并不只因此便比别人见识高。言语和行文时的海外腔，用来适应眼前环境（其实这个环境也非不可变）则可，若要用它来作装饰，则不如不要，因为其弊大于其利

我的俄罗斯朋友

　　　　　　　　　　　　　　
〔此文刊登在１９９６年６月《华夏文摘》的ｃｍ９６０６ｄ期上。文中的“伊凡”是虚构的，真名是列夫•提塔尔丘克，是研究天体高能辐射机制的专家，我们曾经合作写过几篇文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遭到美利坚合众国带头的围堵夹击，终于不支解体。那里的科学家惨了，有点象湖南乡下的土豪劣绅一样。当年的财主是一等的去了上海，汉口，二等的去长沙，三等的只好在乡里挨农民游街。他们现在是一等的到北美，西欧，二等的移民以色列（如果恰好是犹太人的话），受聘到二伊，三等的没有地 方去，如果又没有本事下海到中国跑单帮，就只好在家里受贫穷煎熬。

　　伊凡就是我们研究所里从俄罗斯、乌克兰等地新来的科学家中的一个。之所以跟我谈得来，是因为我们俩年龄相近，“出身”相同，随便 一个话题，都会发现有许多共同的回忆。就说相识不久吧，我见伊凡常从口袋里掏出梳子，理一下头发，让人想起了“列宁在十月”里的卫队长，就把这个观感告诉 他，他没有想到在这资本主义的他乡居然还会遇到这样的“故知”，喜出望外，一下子就同我近乎上了。又比如有一次几个同事围桌午餐，说起前两年俄罗斯搞“休克疗法”的总理盖达尔，伊凡说他的祖父是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我就问，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写《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的盖达尔？伊凡说正是。旁边的美国同事不 知铁木儿是什么人物。我们就告诉他们，铁木儿是我们当少先队员那会儿的学习榜样，接着又解释一番少先队员是怎么会事。老美还在似懂非懂之际，我们已把他们 晾在了一边，共同重温起那个“坚如磐石，牢不可破”的年代来了：我们读同样的书长大：《古丽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高尔基的三部曲《我的童年》、 《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唱的是同样的歌：“共青团员之歌”、“喀秋莎”、当然还有“莫斯科－北京”。过的是同样的美国人不过的节日：五•一节、六•一 节。老师带领我们看同样的电影：“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海军上将乌沙可夫”、“铁甲舰波将金号”，教导我们学习同样的英雄：卓雅和舒拉、夏伯阳、保尔•柯察金、马特洛索夫……。

　　那正是两个国家如胶似漆的年月。伊凡说他记得小时候教室里总挂着中国的地图，上面的小红旗先是标出人民解放军的进展，后来是他们 援助的各项建设工程。“报纸上天天有中国的消息，就象自己国家里的一个省一样。”而我的童年记忆中至今仍旧没有淡忘的重大“涉外”事件，就是欢迎到访的苏 联舰队，记得那些胸前挂满勋章的将军，好象个个都有着象赫鲁晓夫一样的光头。为了争夺他们扔给我们的纪念章，还跟人打了一架。再往后，就是爬到屋顶的晒台 上去观看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镏金塔顶上的红星第一次在上海放光，听大人说，那是仿照克里姆林宫的样子做的。然后是全校停课去大厦参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 就展览会，在门口看那灯火辉煌中的喷泉看得呆了，竟然忘了跟上队伍。

　　年龄稍长，开始对科学发生兴趣，我跟伊凡读的是同样的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物理和化学教科书里印着同样的头像：发现了能量守恒定律的伟大的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生物教科书里的则是米丘林和李森科。进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一边已经是学习“九评”的年代，不过教科书还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多：微积分——“数学分析教程”，以斯米尔诺夫的最详细，简明教程则以辛钦的为好，习题集以吉米多维奇的最全——说起“家学渊源”来，原来我们还是同一门派出来的师兄弟。不过人家伊凡毕竟是正宗——莫斯科大学彼得洛夫斯基学派的嫡传子弟，大学毕业后没有中断过教学和研究，解微分方程的功力不能不 让人佩服。我们呢，诺夫和斯基们的书，刚刚念了几本，就开始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去了——四清，文革，然后是“再教育”，工、农、兵转过一圈，等到重新拿 起书本——这时是英文书吃香了——已经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幸亏早来美国几年，熬了一个学位，电脑熟一点，所以还可以在这一行当里混一碗饭吃。而伊凡和他 的同胞们，大多只凭他们在祖国的学位，照样在美国受到尊重。

　　每念及此，不免要在伊凡面前对苏联的科学恭维几句：“你们的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上失败，在科学上有它成功的地方，尤其是理论科学方面，出了好几个世界公认的大师。数学有阔尔莫果洛夫，盖尔方得。还有物理学家朗道，人死了好多年了，他的书今天仍旧是美国研究生的经典。我看别人对朗道的回忆，这个人天才固然是天才，可是目空一切，得罪领导，得罪同事。换了在中国，不要说领导，就是革命群众也不能容忍，那么多次运动，过得了初一也难过十五。”伊凡听了我的话并没有得意，有点“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的意思。他说：“你们不是也有李、杨吗？得诺贝尔奖的好象还有几个。”我告诉他，有倒是有几个，不过都不是在中国本土上培养出来的，从国籍上说，大概只能算是美国人。伊凡想了想，说：“我们苏联科学界人人都知道，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加速器 运转那么多年，只发现过一颗粒子，那还是你们中国人领导下作出的。”可惜他记不得这个中国人的姓名。我知道他说的是王淦昌先生领导下发现的反西格马负超 子，《人民日报》隆重报导过的。伊凡这一提醒，对增强我的民族自信心大有帮助。

　　熟了之后，无话不谈，难免会有些话不投机的时候。有一次我谈到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中国有两千多万人饿死，一个原因就是苏联逼债。伊凡显然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也可能被这样大的数字吓坏了——如此“罪孽深重”，怎么担当得起？尽管我安慰他说，这笔账要算到赫鲁晓夫头上。他还是苦苦思索，回忆三十多年前的生活：“那时中国来的苹果倒是吃过不少，难道能让那么多人饿死？”他始终不相信我的话。

　　也有的时候我对他的话不以为然。他对于俄罗斯领导同意将达曼斯基岛——就是我们的珍宝岛——划给中国方面就耿耿于怀。每当他埋怨自己国家领导人“卖国”时。我只是摇头不语——我知道那得抬出康熙年间的“尼布楚条约”，还不定能说服他。

　伊凡既然提到了珍宝岛，却让我想起一件往事：珍宝岛打仗那会儿，我刚到一个边远的工厂开始工作，给留校的一位要好的同学写了封信——他们正忙着搬迁。内 容已经记不清楚，大概是说了，珍宝岛一开战，学校都迁到乡下去，黄吴叶李邱在九大上全进了政治局。不想那位同学正好因为反动言论在学校被送进了专政队。那 封信直接落到了工宣队手中。一份公函转到我的厂里，说我是攻击党中央内军人太多，使我成了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后来案子虽然不 了了之，到头来也没把信还给我。本来这样的经历在那年头也属寻常，“渡尽劫波”之后，朋友之间也不妨讲讲。不过看到伊凡那一腔“爱国情怀”，想想，咱爱国也不能落后，这种事还是不说也罢。

聊聊钱穆

〔此文根据原载《华夏文摘》cm9610b期之第一稿补充、修改而成, 发表在１９９８年的《国风》网站上。〕

　　《国风》的“书房访客”转载了朱学勤的文章《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在这里想多聊几句钱穆。

　　鲁迅和胡适，大家都有所了解。至于钱穆，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怎样，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对他的了解几乎都是从毛选第四卷里的那篇评美国政府白皮书的著名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那里开始、也在那里结束的：钱穆、傅斯年之流，杜鲁门、艾奇逊、司徒雷登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寄于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毛选的注解以及当年老师的讲解都没有说为什么要点这两个人的名。当时胡适坚决跟国民党走，已经上了战犯的名单，傅斯年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也不去算他，为什么要把钱穆划到反动派那里去呢？想不通。不错，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最后几年里，他没有跟着当时的潮流，参加到抗议政府的行列里，甚至对闻一多的激烈反政府言论有所批评，但是在闻一多遭到特务暗杀之后，他是少数有胆量出席闻一多追悼会的人之一。那顶“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帽子，对钱穆更有点张冠李戴。鲁迅和胡适，一个留学东洋，一个留学西洋，钱穆呢？不要说留洋，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按现今的说法，叫作“自学成材”，是个地地道道的“土产”学者；从学术上讲，他反对胡适的西化主张，是个崇尊儒家的“国粹派”，说什么也同“个人主义”这种西方玩意沾不上边。即使到了今天，儒学又成了祖国五千年历史的宝贵文化遗产，据说可以从中发掘出各种各样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来，不过还没有听说孔孟之道中可以发掘出“个人主义”来。

　　我对钱穆的了解比毛选的注解多一点，因为他是我的故乡人。小时候有时会听到大人提起“宾四先生”，口气里带着点神秘和敬意，模糊知道那是一个在海外的有大学问的人。钱宾四的学问我没有概念，不过他的小兄弟恰好是我的表姐夫，乡里称之为“起八先生”的人，他在无锡城里教书，过年时回来总要给点压岁钱我的。他肚皮里的学问已经够我佩服的了，记得念小学时有一年夏天，他回乡度假，给我讲了一个暑假的“亚森罗平”，那是一位法国作家不服气英国的柯南道尔创造的神探福尔摩斯，故意创造了一个侠盗亚森罗平来同那个英国角色“别苗头”的故事。

　　后来懂事一点，知道“起八先生”的大名叫钱文，起八是他的字。他的二哥，就是钱穆，字宾四，一点不错，就是毛选上“钱穆、傅斯年之流”里的那个钱穆。他还有一个早逝的大哥，留下一个儿子，由钱穆培养成人，这就是在清华大学当过教务长、五七年“民盟六教授”之一、成为大右派的钱伟长。据说文革后右派“改正”时，原清华的当权派蒋南翔、何东昌等人一直不同意给钱教授改正，希望清华大学留一个真正的右派，以示清华反右运动的“必要”。后来是胡耀邦直接干预，钱伟长才得以“改正”。到了八六年、八七年之交，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被迫下台。事后传达的邓小平讲话里，有表扬钱伟长、费孝通二人站稳立场的说法，从此钱伟长当上了政协副主席，跻身党国领导人之列。

　　钱穆家是清寒的读书人家，兄弟中没有一个上过大学——钱伟长在文革中是“六厂二校经验”里的人物，清华各派组织几次三番派专案组到我家乡那个小镇去调查他的身世，把镇上仅有的几家小客店住得满满的。结果发现，他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分，是贫民成份。相比起来，他五七年的老对头、这时成了牛棚里的难友的蒋南翔，却是隔壁宜兴县里大户人家的少爷出身，在清华衮衮教授中像他这样“根正苗红”的怕也是独一无二，能读上大学是靠叔父栽培。

　　说到钱穆、钱文弟兄的学问，据长辈们说，完全是由于他们的聪明和苦读。不过宾四先生的聪明是用在规规矩矩的学术研究上，起八先生的聪明则用在“不正经”的地方——譬如他喜欢跑书场（江南地区有苏州评弹表演的茶馆），结交评弹艺人，替他们写弹词。说书人开场讲正书之前，都要唱一段开篇，把些世俗人情、街巷民谣编成幽默轻松的段子给听众开怀。什么跑单帮、摆地摊、挤火车，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是开篇的题材。苏州，无锡一带的评弹艺人都知道“起八先生”开篇写得好，时常有人请他写开篇。当时他在中学里教语文。近读秋雨散文，说到那时的“中学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钱文先生无疑属于这样的人，传说他讲课象说书一样，讲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讲到要紧时分，他突然跑出教室，学生不见了老师，正在犹疑，只见他大吼一声从窗户里跳了进来，原来他是在表演武松的英姿。

　　大概是五七年左右吧，我的这位表姐夫突然遭到校方辞退回乡。其中的原因，似乎不是政治方面的，因为他回乡后，当地政府并没有多找他麻烦。据说是学校不满他跑书场、写弹词耽误了本职工作，常常同别的老师换课，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人。更糟糕的是有几个学生也跟他一起迷上了评弹，耽误学业，引起家长的不满。校方劝告无效，只能请他走人。按说这样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是不至于这样处份的。他如果作个检讨，也许就可以复职。无奈他大概觉得自己一肚子学问竟受辞退之辱，一气之下卷起铺盖就回了家。回家不久便是大跃进年代，评弹艺人都宣传三面红旗去了，也没人来找他写开篇了。（再到了后来，他们只唱一个开篇就够了——“蝶恋花•赠李淑一”。）

　　起八先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回乡后生活失去了来源，全靠我表姐替人缝衣为生。在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因缺乏营养，不幸死于浮肿病。死时正是盛年，可叹当时侄儿钱伟长由一级教授降到三级，自身难保，兄长在香港，鞭长莫及，竟然都救不了他一命。

　　多年以后，我在海外看到《世界日报》上说到钱氏兄弟时有这样的评价：钱穆是学者型的文人，钱文是才子型文人。想想确是恰当之论。起八先生对诗歌、韵文有特别的爱好和才能，在家乡最后几年，没有了工作，他每天去文化馆把当时报章杂志上的诗歌一一抄录下来。留下的文稿、日记有几箱子，其中光是弹词创作，恐怕就有许多值得留传后代的佳作。文革起时，我表姐把它们连同四旧一把火烧了，现在想起来，实在可惜。

　　钱穆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是我八十年代初到了海外后，见到来自台湾的亲戚时他从书架上拿给我看的第一本书。那是“宾四先生”亲自送给他的，首页上有他的签名。我拿回来后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故乡——一个太湖边上的小镇，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上了铅印的书，而且是在隔着大海的另一片土地上印成的书。心中的惊喜是可以想象的：钱穆的家，就同我家隔河相望，他提到的一个个地名——那片湖水，那条从家门前流过的河，那些他教过书的学校，没有一个名字不是我熟悉的。于是赶紧把提到这些地方的章节复印下来，分几次寄回国让亲友同享——那个时候，钱穆的书还是禁书，无论是《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提到的人，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大多是我不知道的。但在少数我所知道的人中，却有两个使我大开眼界。其中一个是我的长辈亲戚，也算是家乡一带的士绅领袖吧。他虽然在解放前已经故世，但是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的时候总免不了提到他，到文化革命的时候，简直成了当地的刘文采，他的住宅，其实早就成了公社卫生院，也成了“收租院”对下一代进行阶级教育的地方。可是在钱穆的回忆里，我大吃一惊地发现，他原来还是一个“革命分子”。他是钱穆的小学体育老师。须知那时正是清政府作的最后一次“改革开放”，废科举，设立西式学校。他想必是在这个现代化浪潮中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体育教师的。“领着学生跑跑跳跳，也能为人师表？”他当年一定是顶着这样的舆论去从事这项“新专业”的，光这一端，就够称得上“革命”了。这还不算，据钱穆回忆，他还是自己民族民主意识的最早的启蒙者，是他告诉钱穆，统治中国的“皇上”是外族人。这种“革命”思想居然可以在小学生中宣传，看来清政府的最大失误，也是没有把教育抓好。

　　钱穆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一日，师攥余手，问余：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此类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今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你看街上店铺有满汉云云字样，即指此。余自幼即抱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亦有伯圭师启之。”

　　顺便说一句，今天的中国科学院有兄弟两个院士，即来自这个小学体育教师的家庭。

　　那书中提到的另一个人，是钱穆不能忘怀的好友，有道德修养的君子，深受他的敬重，花了专门的篇幅来回忆。但是我所以会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却完全是因为相反的原因。这是我们小学里同学吵架时，常常祭出来骂人的名字，如果对方同这个人沾亲带故，便只有闭嘴的份，因为他是土改时候被镇压的人物——是地主还是地主的“狗腿子”，当小孩的我们弄不清也记不住了。

　　因为同钱穆的这点关系，出国后免不了对报上有关钱穆的消息多一份关心。钱穆有一个女儿叫钱易，也在清华大学作教授，现在好像是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前些年台湾尚未开放大陆探亲的时候，两岸的当局特别批准让钱易赴台探望父亲。不料被当时的“党外”人士发觉，按戒严法向“警总”报案，说是钱穆家中窝藏有“共党分子”，要求警方前去捉拿。钱家出来申辩说钱女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党外”查出她入过共青团，又是不知哪一级的政协委员（看来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仍然属于捉拿对象。最后她只有仓惶离台了事。

　　一九四九年，“民主人士”纷纷从香港北上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钱穆跟陈寅恪反潮流而动，从北京往南跑。陈到广州收住了脚，钱则跨过边界跑到了香港。另一篇评白皮书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把这样的行为比作伯夷、叔齐上首阳山，倒是比“民主个人主义者”这顶帽子合适得多。不过伟大领袖说伯夷、叔齐是在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开小差”，不值得歌颂。

钱穆初到香港时处境大概是相当寂寞的，大概跟今天被放逐出国的“民运分子”一样。“周粟”固然不得食，港英政府给你一方容身之地，但不会给你饭碗，当时唯一的大学——香港大学，是不会给没有英国学位的人发聘书的。钱穆于是自己创办新亚书院，成为后来中文大学的前身。六十年代文革在香港引起动荡，蒋氏父子以国师之礼把钱穆请到台湾。李登辉上台后，有人提出钱穆所住的房子属于国家财产，要求收回，于是钱穆只好另觅住处。他老先生经此折腾，不久即去世了。在台湾本省人向外省人争回权力的过程中，钱穆这样的学者，成了政治斗争的ｅａｓｙ　ｔａｒｇｅｔ。

钱穆生于甲午战争的第二年——１８９５年，死于１９９０年。

□　于美国马里兰州

纳什真人真事

〔此文发表于２００２年９月。〕
　　　　　　　　　　　　　　　　
　　最近，数学家约翰•纳什（Ｊｏｈｎ　Ｎａｓｈ）到中国出席世界数学大会，访问了若干校园，所到之处，引起轰动，是这次大会最受瞩目的科学“明星”之一。其中原因，除了他在１９９４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外，今年初上映的电影《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ＩＮＤ》把这个二十世纪的数学奇才介绍给学术界以外的群众，相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电影刚上映，我就去看了。那时，离它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导演等多项大奖还有几个月，影院里冷冷清清的，观众大概只有二成左右。无非是一个得了精神病的数学家的故事。在许多人心目中，天才的数学家本来都有些神经兮兮的，属于那种整天玄思冥想、大白天走路都会撞上电线杆的人，能引起多少人的兴趣？影片虽然后来得了奥斯卡的大奖，那也只是学院派的评价，票房上似乎也没有甚么突出的表现。

　　七年多以前，当纳什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笔者被一篇介绍其人其事的长篇报导所吸引，其中讲到他正当事业的高峰不幸身罹绝症——精神分裂，差点沦为流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幸亏从前的妻子和同事并没有抛弃他，在他们的长期关心照顾下，精神病症状竟然奇迹般消失，终于在湮没无闻三十年之后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故事大起大落、引人入胜，令人难忘。于是在叹息世事难料、唏嘘人生无常之余，写了一篇介绍性的文章“失去的年华”，登在当时唯一的网络中文刊物《华夏文摘》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的ｚｋ９４１２ａ上。这大概是中文媒体上介绍纳什生平事迹的最早的一篇文章了。（稍后在国内，有王则柯在１９９５年第６期《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爱心玉成”一文。）由于这一层“关系”，我这个平常不爱看电影的人，决定先睹为快，看看电影是如何再现这样一个还活在世上的传奇人物的。

　　电影无疑是成功的，让我重温了七年前初次读到纳什故事时对人生的感受。不过看完电影出来，心头却有一丝不安。这就是电影里对纳什数学研究的描写几乎全部集中在破译密码的方面，这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在“失去的年华”一文中也没有提到，莫非是我孤陋寡闻，忽略了他在这方面的重要工作？那岂不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带着这样的心情，我找来市场上广为流传的与电影同名的纳什传记（作者：Ｓｙｌｖｉａ　Ｎａｓａｒ）细读。四百多页的书，花了几个月时间断断续续读完，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纳什并没有作过破译密码的工作，可以说连边都没有沾过。电影剧本的作者在这一点上“胡编乱造”，显然是出于提高票房价值的考虑。因为纳什的研究大都是在高度抽象的数学领域，为他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他在博弈论方面的工作，原本是他早年的博士论文内容，这大概是他的所有研究成果中最具有实际应用的一项。后来他的研究越来越走向拓朴、微分方程等“纯粹”数学的领域。要是剧本作者如实反映纳什的研究工作，这个本来就不容易引起人们兴趣的故事对一般观众来说那就简直象是“对牛弹琴”了。于是他们不得不将真事隐去，编些假语村言来吸引观众。破译密码就成了强加在纳什先生身上的“科研项目”，成为贯穿整个故事的主线。

　　这样的选择是有美国“国情”方面的原因的。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高深而远离实际应用的科学问题只是“一小撮”人的研究对象，他们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物——没有什么人批评他们“脱离实际”，因为压根儿没有人关心他们。不象在中国，一篇“哥德巴哈猜想”的报告文学可以引起成千上万业余研究者攻坚的“群众运动”。就说几年前，困扰数学界三个多世纪的大难题“费马大定理”得到证明，报纸也有报导，美国民间却几乎没有任何反应，那位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的数学家在专业的圈子外仍然默默无闻。换了在中国，他一定会象陈景润那样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领导首长亲切接见自不必说，各民主党派和非民主党派想必会竞相邀请他入党，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头衔也会送上门来。而美国的老百姓，工作之余关心的是物价的涨落、球队的输赢这一类事情。对于这样的观众，要让他们理解数学家的工作，破译密码或许是唯一合适的数学问题了。它的实际应用经常在关于二次大战的小说和电影里提到。比如美军因为破译了日本军部的密电码，成功击落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座机，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这是美国人最津津乐道的故事。因此，一个从事破译密码工作的纳什大概最符合大众心目中数学家形像了。而且，破译密码这个无中生有的“科研项目”还便于编剧将同样是无中生有的苏联“手提式核弹”威胁扯到剧情里来，加进了冷战、阴谋、间谍、恐怖活动等等富有戏剧性的场景，在九•一一后的美国，无疑大大增加了故事的票房价值。电影甚至生造了这样的惊险场面：纳什因为从事破译密码的机密工作而成为暗杀目标，在一次汽车追逐和枪战中几乎丧命。纳什吓得灵魂出窍，欲罢不能，从此精神失常。（本文发表后，有读者说此情节系纳什精神病中的幻觉，并非是真实发生的事，他们也许是对的，我被电影里的真真假假的情节弄迷糊了。）

　　然而，这些都是编导制造出来的“戏说纳什”。电影固然因此增色不少，离真实的纳什却相去甚远。他从没有去五角大楼从事绝密工作的经历。考纳什一生，同国防部门有点搭界的事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１９４８年夏天，那年他二十岁，刚从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已经录取他，还没有入学，他在首都华盛顿郊区找到一份属于海军研究项目的暑期工。这个项目里的数学家除了美国人以外还有从纳粹德国抓来的俘虏。纳什在这样的集体里虚度了一个暑假，一事无成。好在人们也并不指望一个学生暑期工能做什么事情。第二次同机密工作打交道是在两年之后，纳什已经完成了那篇后来为他赢得诺贝尔奖的论文，成为博弈论领域里冉冉升起的新星。他被兰德公司聘为顾问。兰德公司当时名义上是附属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一个机构，不过谁都知道它是空军的战略智库。他们请纳什去是要借重他在博弈论方面的学识，同破译密码无关。博弈论是在二次大战期间由二十世纪的大数学家冯•诺依曼奠基的数学分支，在美国海军对纳粹德国的反潜作战中得到过应用。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军方希望将它的应用扩大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尤其是指望靠它为刚展开不久的“冷战”提供克敌致胜的战略理论基础。兰德公司因此受军方委托，搜罗了一批象纳什那样的数学尖子从事这方面的攻关。纳什担任兰德公司顾问前后共四年，每年暑假去兰德公司做有关研究。然而这期间他和他的攻关小组并没有拿出什么突破性的成果。其原因在于，博弈论当时还处在幼年阶段，人们对于它的应用价值期望过高。事实证明，它在经济学领域内的重要应用，还要等一代人的时间，以及大量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包括同纳什分享１９９４年诺贝尔奖的另外两位学者——的工作，才会显示出来。

　　所以，到１９５４年，兰德公司对博弈论的热情已经冷却。那年夏天，纳什离开了兰德公司。纳什的离去是由于一件偶然的事件引起的。电影没有反映这件颇有戏剧性的事件，它有损于纳什的形像——原来纳什有同性恋倾向。五十年代，同性恋被人们和政府接受的程度还没有象现在这样高，兰德公司所在的洛杉矶圣塔•莫尼加又是同性恋者出没的地区，警察经常在那一带设置圈套。有一天深更半夜，纳什在一个公园的厕所里被装扮成同性恋者的警察逮住。事情告到公司里，按照保密条例规定，同性恋者属于“判断能力薄弱”并且“容易受到讹诈”的人，兰德公司别无选择，只能立即撤消他的绝密工作许可，请他走人，连他自己的办公室都不让回去收拾。从此纳什再没有作过任何保密的研究工作。

　　其实，纳什的兴趣也已不在博弈论上了。早在他写那篇博弈论博士论文的同时，他已经开始了在代数流型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并且在１９５１年发表了研究成果。在许多数学界的精英眼里，这才是一个数学天才应该从事的工作，而博弈论似乎算不上是数学的正统。再说，象纳什这样的天才都是些天马行空的主儿，那里会按照领导布置的任务去从事研究？由于后来精神失常，纳什的研究生涯大约只有十年，但纵观他这不长的学术生命，就会发现他从来都是自己找问题，或者自己提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分属于数学的许多迥然不同的领域。在他看来，数学并不是一门分支井然有序的学科，而是一堆有待解决的疑难问题。只要问题引起他的兴趣，而且有足够的难度能激发他的攻坚欲望，他就会毅然前往，而不管这个问题属于哪个领域。所以他可以同时写博弈论和代数流型方面的论文，后来还在几何、拓朴、微分方程等领域内有第一流的工作。这听起来有点象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于陈景润那种穷毕生精力咬住一个问题不放的风格。人们不得不佩服的是，他常常换一个地方之后能够很快进入状况，命中目标，尽管别人在这个地方已经打过许多虚发的子弹。他与众不同的工作风格还表现在他的原创性。面对一个问题，他不是到图书馆去查找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因为，在他看来，既然前人做了工作而问题依旧，说明这些文献无用，只会框住后人的思路，走进同样的死胡同。所以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独辟蹊径、想别人所不敢想，结果常常是出人意料。当然，这种工作风格是同他的数学天才分不开的，不是多数人能够学习效法的。他的传记和电影用“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ｉｎｄ”命名，主要也是赞叹他这种独具一格的智慧，如果要译成中文的话，恐怕叫“精妙的思维”比较合适。

　　纳什这样的天才，虽然罕见，一个世纪大概还是会有几个，但是集天才和精神病于一身则未之闻也。这倒真有点象“几千年才出一个”的那种天才了。至于他的天才脑袋在多大程度上是“爹妈给的”，人们不得而知。不过，纳什有一个儿子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有很高的数学天份，得过数学博士学位。从这点来看，他的精神分裂症倒是跟遗传有很大的关系，并不象电影里说的那样，是因为受到凭空捏造的枪战的刺激。事实上，他的精神失常是缓慢发生的。大概开始于１９５７年的春夏之交。当时他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当了几年讲师，不过１９５６年夏天到１９５７年夏天，学校给了他一年假期到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作访问学者。这期间，他结识了聚集在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研究所的一群专攻微分方程的学者，开始了对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研究，象往常一样，他开始时象一个班门弄斧的门外汉，提一些内行人看来明显错误和可笑的问题和意见。但是很快，那些行家就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第二年春天他已经取得了一致公认的重大突破，使那些行家只有惊谔和惭愧的份了。然而这时却传来消息，说意大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已经在几个月前证明了他的一部分结果。尽管这个领域里的专家一致赞叹纳什所用方法新奇独特，而且更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对纳什来说，他的艰苦攀登竟然让别人抢先一步，实在是晴天霹雳般的打击。四十年之后，他写自传的时候，仍然流露出“既生瑜，何生亮”的遗恨，他说，可以设想，如果当年他们二人中有一个在攻坚中失败，那么剩下那一个成功者很有可能被授于数学界里的最高奖赏——费尔兹奖章。他不好意思明说，是那个意大利小子，使他同费尔兹奖失之交臂。据有些同事认为，这是导致他精神崩溃的原因。

　　纳什自己的说法则有所不同。据他后来追忆，１９５７年夏天，在他一年假期行将结束的时候，他开始把注意转移到了数学的边界以外、量子力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来，这就是对于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解释。他的雄心是要对量子力学的基础作出修正。他觉得海森堡的原理只是限于可观测量的描述，而他要去寻找它们背后的不可观测的现实。这是从量子论诞生以来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大问题，争论的双方有波尔、爱因斯坦这样的量子论奠基人。显然，纳什追求的“不可观测的现实”同爱因斯坦的“隐参数”属于同一思路，对波尔、海森堡等人认为可观测世界以外别无现实的“哥本哈根解释”持批评态度。为此他同当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以致他事后写了一封信向奥本海默就自己的态度表示道歉。多年后，纳什说，当年他试图解决量子论的内在矛盾“可能是不自量力，使自己精神失去平衡。”

　　不管什么原因，他的精神病真正发作，是一年多之后。其症状，也不是象电影里描写的那样，老是觉得那个国防部的官员影随着他，要他回去作破译密码的危险工作。他的精神分裂不是那种恐惧型的，而是妄想型的。１９５８年秋，他刚三十岁，在同两个外国留学生散步时他突然独自滔滔不绝讲了一通难以理解的话，内容似乎是担心世界和平受到威胁，需要成立世界政府保卫和平等等。新年后不久的一天，他拿着纽约时报指着头版左上角的文章对人说，里边暗藏玄机，是只有他懂的外星人政府同他联络的密码，他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世人云云。又有一次，他把一张过期驾驶执照上自己的姓名换上一个学生的绰号，告诉学生说这是“星系际驾照”，他自己是某个委员会的委员，任命该学生为亚洲地区负责人。纳什平时聪明机智，喜欢开些古怪的玩笑，开始的时候，别人听得目瞪口呆，以为他在开玩笑，并不当真对待。直到后来，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在陈省身先生推动下给纳什送去聘书，给了他一个很有地位的教职。纳什写了一封谢绝的回信，信里说他不克赴任，因为已经另有高就——他要去当“南极洲皇帝”！其时麻省理工为了留住人才也正在考虑给他提升职称，知道了这封信，才意识到纳什有病，而且病得不轻。１９５９年四月，纳什被送进了医院。

　　纳什精神病的症状之一就是他妄想天降大任于自己，领导着世界和平运动，自称是“和平王子”。为此他写了无数信件给世界各国政要和联合国官员，同他们商讨成立世界政府，保卫世界和平，实现世界大同的大事。还在他第一次进医院之前，系里的秘书就发现他向许多国家驻美国大使发信，后来甚至亲自驾车前往华盛顿到各国使馆投递信件。他这种行为持续很久，随病情的起伏而时断时续。有意思的是他还给我们的伟大领袖写过一封信，是请普林斯顿的数学系转交的。当时中美间没有任何来往，自然无法替他“里通外国”。这事发生在１９６２年，正是神州大地学毛著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假如当年有“远飞的大雁，捎封信儿到北京”，一定会被我等革命青年欢呼为“世界人民日夜想念毛主席”的最新例证，就好象今天的爱国青年欢呼雷锋精神在西点军校发扬光大一样。纳什还有一封能引起我们中国读者兴趣的信件，那是他写给一位从前的同事的，但是回信地址却是很奇怪的“Ｈｅｉｌｗｉｇｋｌ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ｒｂｉｎ，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不知什么原因，他用了满州国哈尔滨市而不是中国哈尔滨市，那个大学的名称，大概因为是潦草的手写体缘故，想必是黑龙江大学的误拼。信的内容不知所云，隐约是讲中苏边境上发生的核战争。信的落款是“Ｃｈｉａｎｇ　Ｈｓｉｎ（Ｎｅｗ　Ｒｉｖｅｒ）”，因为他特别在这个姓名后注明了意思，所以显然应当译作江新。这封信是在１９６７年写的，当时美国的报纸上对于中国如火如荼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有许多报导，据有人回忆，他当时正关注“毛泽东的政治”，江新这个名字想来是从文革旗手江青（Ｃｈ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这个名字得来的灵感。真亏他这么疯疯颠颠的，胸中还装着五洲风雷、四海云水，心里还惦着中国人民。

　　纳什不仅到处写信鼓吹他的世界大同主张，而且有实际的行动。他第一次进精神病医院观察治疗了五十天就出院了。出院后，一半出于对麻省理工学院校方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的怨恨，一半出于对“世界公民”的向往，他不顾系里对他的挽留，辞去了学校的教职前往欧洲。到欧洲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卢森堡的美国使馆宣布放弃美国国籍。后来又跑到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和瑞士政府部门去申请难民身份，他自称是北大西洋公约、华沙条约、中东条约、东南亚条约所有这些条约成员国家的难民，理由是要逃避兵役和作有关国防的数学研究。自然，人们发现他是个疯子，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于是他抛弃了自己的美国护照，一度还一个人跑到过属于东德的莱比锡。东德当局怎么会让一个没有护照的人入境，是不是以为这个来自美国的科学家有某种利用价值？至今还是一个谜。

　　对于纳什这种“自绝于祖国”和“叛国投敌”的行为，美国政府倒并不计较，它的驻欧洲使领馆多次帮他解决在欧洲的身份问题，最后派人到东德把他领回来，遣送回国。本来嘛，一个人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是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话是这么说，但纳什之所以会有这些“左倾”的思想——尽管是在精神失常时的臆想——也折射出他所处时代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思潮。那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战争对文明的破坏、对生命的摧残，许多知识分子还记忆犹新，成立一个世界政府来维护持久的世界和平在他们中有着广泛的市场。爱因斯坦、萨特等知识界的领袖人物都支持过成立世界政府的运动。显然，这种世界大同、世界公民的意识同纳什精神失常后的若干言行是有联系的。另外，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主义的思潮在当时知识界也有相当的影响。在纳什接触的人中，奥本海默因为同共产党的扯不清的关系，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被剥夺了接触机密材料的权利，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纳什任教的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简直象是共产党的“窝子”，主任、副主任和一位正教授都是前美共党员，而且还是学校所在地方支部的骨干成员。在数学系就读的学生中还有美共领导人白劳德（Ｅａｒｌ　Ｂｒｏｗｄｅｒ）的三个儿子。（在笔者当年学习过的国际共运史材料中，“白劳德修正主义”可是比铁托还要老牌的现代修正主义。）这些人都是后来一直关心和帮助纳什的终生朋友，他们在麦卡锡时期都受到过ＦＢＩ的调查。麻省理工学院校方专门请了律师为他们辩护，才使他们得以度过难关。纳什虽然不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但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里，目睹自己周围师友的遭遇，那种对于国家机器的愤怒、恐惧的心情同他精神失常后总想远离自己国家恐怕不无关系。

　　１９６０年春，纳什从欧洲回到美国，“世界公民”没有当成，工作也丢了。他的病情时好时坏。１９６３年妻子同他离了婚。只要病情有所好转，他的学术界朋友们，从奥本海默以下都设法帮他安排工作，好让他有收入可以治病，但结果常常令人失望。后来，他干脆回到了西弗吉尼亚的老家同寡居的母亲住在一起。１９６９年底，他母亲也去世了，纳什在这世界上只有妹妹一个亲人了。但是他妹妹也有自己的一家人要照顾，只好把老哥再送进精神病院。１９７０年初，纳什从精神病院出来，面对的是一个举目无亲的人间，茫茫世界，似乎已经没有他的立身之地。这时，他做出了一个对他后半生至为重要的决定：重返普林斯顿。假如他留在故乡，也许会沦为流落街头的疯汉，最后的归宿会怎么样，真是不堪设想。而在普林斯顿，得到了他前妻的接纳，使他免除了食宿之虞。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他熟悉的环境和关心他的师友。那里有世界一流的学府，有众多的学者，众多的数学家，总之，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知识分子成堆，据说是不利于思想改造的，但却绝对有利于纳什病情的好转。他在这里受到人们的容纳和尊重，如果有哪个不懂事的年轻人轻侮他，便会有人站出来教训他：“你小子一辈子也未必能做出他那些成就！”在这里，他学会了使用计算机，他不是学校的在编人员，计算机的管理员就把自己的账户让给他用。据纳什自己说，使用计算机使他减少妄想，对于他的病情好转有很大的促进。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在这里能继续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听学术讲座，同以前的同事和学生交流，使学术界的同行知道他还活着，而且日益康复。这为他后来被诺贝尔奖委员会考虑创造了前提。最后，当诺贝尔奖快要宣布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给了他一个“访问合作研究员”的职称，使他不至于以社会闲杂人员的身份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纳什得了诺贝尔奖，前妻也同他复了婚。但是他的故事结局并不象童话故事的结局那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奖金是三个人分的，并不算多，在刚得知获奖的时候，他曾表示他多么希望奖金是给他一人的。现在，他们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那里靠近火车站，便于妻子上班，并没有搬到高尚住宅区。他们有一个患着精神病的儿子要照顾，要为他的医疗和将来操心。

　　电影“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ｉｎｄ”这个名字是从纳什传记的书名搬过来的。传记作者说，这是纳什的一个同事建议的。前面说过，主要是称赞他的聪明才智。因而译成“精妙的思维”比较好。现在人们通常译作“美丽的心灵”，则不符合原意。而且引起误解，因为心灵美这个说法在中文里是指道德境界的高尚。不管是传记作者还是电影编导，显然并没有赞扬纳什道德情操的意思。要说纳什的道德，恐怕不无可议之处。其中最不可原谅的是，他在年轻时曾结识一位少女，两人同居过一段时间，而且生了一个儿子，但纳什却不愿意同这位女士结婚，而且不愿意承担儿子的抚养费，尽管他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有收入很好的教职，致使可怜的孩子跟着单身母亲在困苦中长大，未能得到家庭的温暖和良好的教育。纳什的父母知道这事以后，曾严令儿子同那个女子结婚，纳什始终没有从命。据他母亲说，他父亲不久后病逝，为儿子的荒唐生气是一个原因。当然，人非圣贤，我们不能要求人家既是数学天才，又是道德楷模。可贵的是，纳什本人对于传记作者写他年轻时的荒唐和臭事，采取“瑞士式中立政策”，这种对自己生前身后名的豁达坦然态度，倒是值得有资格被人写传的精英人物引为榜样的。

□　刊登在 2002 华夏文摘 cm0209c.

失去的年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Ｊ．纳什

〔本文发表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患有精神分裂症多年的数学家约翰•纳什在那一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加拿大多伦多市的《环球邮报》（Global　and　Mail）在１１月１９日以“诺贝尔奖得主失去的年华”（Lost　Years　of　a　Nobel　Laureate）为题，用整版的篇幅介绍了这位得奖者的不同常人的经历。这篇文字根据该文的内容加上个人的感受而写成，当时把他的姓氏译成纳希，可能是世界上用汉字向学术界以外的公众介绍纳什的第一篇文章。〕

瑞典皇家学会在十月十一日宣布，今年的经济学奖将颁给三位数学家，他们都是博弈论的先驱：波恩大学的塞尔顿（R.Selten），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哈尔桑依（J.C.Harsanyi）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John.F.Nash）。前二位得奖者的头衔是教授，这是不消说的，而纳什博士的头衔却透着点儿古怪：访问合作研究员（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如果再仔细打听一下的话，会发现这个头衔还是九月份才由普林斯顿大学特别授给他的。那时纳什得奖已是箭在弦上，普林斯顿大学的库恩（H.W.Kuhn）教授应瑞典皇家学会之请为纳什博士写一份履历，而纳什多年来已没有任何隶属的“单位”。（要是在中国，这种人当属于居委会管辖。）库恩教授向校方建议，将上述职务给予纳什，以备人们不可避免的查询。

　　有着获得诺贝尔奖的卓越贡献，怎么会落泊到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挂靠”的地步呢？原因很简单：纳什博士三十多年来一直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纳什的经历真是一位天才遭到毁灭的活生生的悲剧，而他终于能活到得奖的一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纳什现年六十六岁，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父亲是电气工程师，母亲是拉丁文教师，对于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据纳什的妹妹回忆，她老哥从小就是神童，但并不是门门功课都得Ａ的那种，他喜欢读书、下棋和音乐。在小学里老师就向家长反映，他解数学题的方法常跟老师不同。

1945年，纳什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当时叫卡内基工学院），他的天才在这里得到了公认。数学教授称他是“小高斯”，他在第一年从化学系转到了数学系，读两年就拿到了学士学位。他做研究生时，有一天告诉导师说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导师惊讶地发现，这其实是一条有名的定理，自己的学生竟然独立地给出了证明。他为纳什写的推荐信只有一行字：“该生是一位天才。”

1948年，纳什获得奖学金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普林斯顿当时正是全世界的科学中心，不仅有爱因斯坦，还有数学大师冯•诺意曼（John　von　Neumann）。纳什在这里很快就表现出他的机敏和才能来。他到后不久就发明了一种在洗手间里六角形瓷砖上打记号玩的游戏，成为一时风靡，游戏就被人称为“纳什”。

在同学们眼里，纳什聪明但不喜交际，也容易得罪人。他常常一个人不断绕着大楼里的四方走廊踱步，有时会突然冲进空无一人的教室在黑板上猛写一气。为他争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奖的那篇论文，是他在普林斯顿第二年的作品。

博弈论是研究竞争的逻辑和规律的数学分枝，冯•诺意曼和普林斯顿的一位经济学家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是这门科学的奠基之作，在1944年出版。不过他们所建立的是关于纯粹竞争的理论，所谓纯粹竞争是指那种一方所得必为对方之所失的竞争。冯•诺意曼教授没有讨论那种各方都可能有所得的竞争。

纳什按照他的一贯脾气，决定挑这个题目做文章。纳什的贡献是，他证明了在这一类的竞争中，在很广泛的条件下是有稳定解存在的——也就是说，只要别人的行为确定下来，竞争者就可以有最佳的策略。他的这项理论工作使得博弈论从此成为经济学家用来分析商业竞争到贸易谈判种种现象的有力工具。

1950年六月十三日，是纳什的二十二岁生日，也恰好是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日子。第二年，他受聘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新来乍到，他还是那样急于要解决几个大问题给人家看看。据说有一次，他在休息室里象往常一样对别人的工作评头品足，一位老教授问他敢不敢去碰当时让数学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起源于十九世纪数学家黎曼的工作，许多人认为是无法解决的。结果真的让纳什给解决了，不仅如此，他在解决过程中还发展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使得更广泛的一类问题中的困难也因此迎刃而解。数学家们到今天还在赞叹他这种方法的精妙和不可思议。

大多数学家都认为，纳什的这项贡献，以及他在纯数学领域里的其他一些工作才是他的最大成就，要是数学也有诺贝尔奖的话，每一项都有资格得奖。有人开玩笑说，今年这个奖只是表彰了纳什最不足称道的一项工作。

五十年代中期是纳什成果累累的黄金时期。1957年，纳什回到普林斯顿访问一年，并在此期间结婚。当他再回到ＭＩＴ的时候，稳定的教职在等着他，第一个孩子即将降生。一切都是那么美好，1958年的《Fortune》杂志还将他列为美国独一无二的“新数学明星”。然而就在这同时，同事们却发觉纳什变了。开始是讲话不知所云，几个月之内，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说话前言不对后语，讲课莫名其妙，而且给公众人物写些奇奇怪怪的信。于是，刚满三十岁的他住进了精神病医院。数学奇才纳什从此再也没有出版过一篇论文——普林斯顿以外的人，还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

　　今天的医学还不能说明精神分裂症的确切原因，纳什得病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楚。人们也许只能说，大概是上帝怕自己留给人类慢慢摸索的“天机”被这个年轻人窥破太多，决定捣乱他大脑的工作。只见他妄想症状日见严重，耳朵里老是响着不知来自何方的声音。他无法工作下去了，只好辞了教职，到欧洲去游荡一阵再说。他在欧洲各个城市转悠，老觉得有人在背后盯梢，有一度甚至想放弃美国国籍，美国的亲友则收到他寄来的明信片，说些让人不懂的话，比如：“我今天搭的77路公共车让我想起了你。”

　　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纳什就这样疯疯癫癫，几度进出精神病医院，大部分时间则住在弗吉尼亚妈妈和妹妹的家中。妻子在1963年同他离了婚，靠自己工作以及亲友、同事们的资助维持自己、儿子和纳什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后来纳什愈来愈频繁地回到普林斯顿，住在前妻的家中。他成了数学楼里的“幽灵”，有时在黑板上涂写一些数学公式。有时人们又会看到沉默寡言的他，穿着不太合身的衣服，在图书馆里看书，或者在校园里徘徊。

　　纳什的前妻认为，虽然他已经不能从事研究，但待在普林斯顿的数学圈子里对他有益，至少人们都了解他。同事们几次想帮他找点研究工作，常常不是很成功。他们让他使用学校的电脑，老朋友来讲学时也不忘请他出席。七十年代还替他争取到一笔数学奖金。亲友们的爱护使他免于象许多别的精神病患者那样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甚至走上自杀的绝路。但是大家都不相信他的病会有痊愈的希望。

　　然而奇迹发生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也许是上帝不为已甚——他的前妻说，既不是药物，也不是治疗，只因为平静的生活——纳什的病情在过去的十年中竟然慢慢地减轻了。他开始从自我孤立中走出来，同别的数学家和学生们交谈了。最明显的变化是，纳什博士又能做数学研究了，而且学会了使用电脑的巧妙方法。

　　可是为他争取到诺贝尔奖，却又经过了几番周折。1985年，评奖委员会显然曾认真考虑过给博弈论颁奖。又过了五年，委员会正式征询纳什博士的情况，不仅是关于他的成就，而且还包括他的精神状态。虽然没有规定说获奖者一定要有大学的教职或正从事活跃的研究，但所有的获奖者都在自己的领域内有积极的拥护者。库恩教授在这当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明确地告诉评奖委员会，如果纳什因为患病而不能得奖的话，那是极不公平的。

　　真的，如果一个癌症患者可以得奖，精神病患者为什么不可以？瑞典皇家学会终于决定把奖授给纳什博士——因为那篇将近半个世纪前写成的只有薄薄二十七页的博士论文。于是他在今年十月十一日的清晨，接到了那个科学家人人向往的、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

□　编译自加拿大《Global　and　Mail》“Lost　Years　of　a　Nobel　Laureate”(11/19/94)
刊登在 1994 华夏文摘 cm9412a.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此文写于２０００年除夕，是对王伯庆的“卢泰愚跟姜子牙”一文的唱和，刊登在《华夏文摘》2001年第一期cm0101a。王伯庆的文章附于文后。〕　　　　　　　　　
　　伯庆的大作“卢泰愚跟姜子牙”（《华夏文摘》ｃｍ００１２ｄ）点出了人皆有之的一份好奇心——希望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无论是他美国同事的前夫，还是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做过韩国“大统领”的卢泰愚，以至他自己的小千金，都有寻“根”的冲动。不过，这种寻根活动——伯庆同志很正确地指出——也像我党对待某些历史问题的一贯态度一样，“宜粗不宜细”。太细了，就会发生种种问题。比如伯庆的王家，在南北朝时属“四大家族”之一，粗看起来好不显赫。一细查下去，不对了，“大多数姓王的家祖可能是小老婆养的，或是当马仔出身的（赐姓）。”推而广之，今天中国的“百姓”，哪家在漫长的历史上都可能“阔”过一时。历史的经验是，一阔就“包二奶、三奶”，蓄家奴，人丁兴旺都发生在这些时期，要是几千年都没有阔过，这个姓氏大概已经断子绝孙了。所以，伯庆上面的结论，也适用我们全体炎黄子孙。

　　北京人的骂人话里有一个外地人不大懂的词儿：“丫挺的”，或者更简短点，“丫的”。据有学问的人考证，这其实是“丫头养的”。旧时的阔人家，象贾府的大观园里，小老婆毕竟有限，丫头却是大群大群的，她们对大户人家兴旺的人口，贡献当不在小老婆之下。伯庆宅心仁厚，他在上面的结论里不忍心包括让同胞更尴尬的事实，这就是——我们的家祖可能是丫头养的。所以，下次人家骂你“丫挺的”，你别跟他急，他的话其实是在恭维阁下是名门后裔，因为只有大户人家才有得起丫头。

　　人们喜欢寻根，除了好奇心以外，恐怕还搀杂着点儿虚荣心。卢泰愚惊动我国山东省党政领导，为的是要证明自己乃姜太公之后。伯庆他美国同事的前夫，为的是查证自己有贵族血统，要是他怀疑自己祖上是强盗马贼，大概不会破费专程去伦敦调查了。卢泰愚不费分文如愿以偿，可喜可贺。伯庆同事的前夫，则没有那么幸运，费钱费力，无功而返。虽然扫兴，后果还不严重。记得许多年前读过一部中译名字叫《王孙梦》（Ｋｉｎｇｓｂｌｏｏｄ　Ｒｏｙａｌ）的小说，是美国文豪辛克莱•路易士（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Ｌｅｗｉｓ，１８８５—１９５１，１９３０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说的也是一个象伯庆他美国同事的前夫那样的人，想查证自己跟英国王室沾亲带故，查证结果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发现自己有黑人的血统！那个年代的美国，不管你皮肤如何白，只要身上有一滴黑人的血液，就是黑人。消息传出，此人立即为白人社会所不容，“享受”到了黑人的全部“待遇”。王孙梦没有作成，一夜之间掉到了社会的底层。

　　所以寻根访祖，除了“宜粗不宜细”，还要像我党对舆论的一贯态度一样，有所“导向”，不能放任自流。前些年网上常可见到一位姓岳的爱国青年，在发表他的爱国议论之后，总不忘署名“岳武穆之后”，无非是提醒读者“祖宗英雄我好汉”的意思。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当然是十分荣耀的事。不过我们如果从宋朝往下查到清朝，就会发现，历史上还有一位“岳武穆之后”却是一个出卖同胞、死心塌地当朝廷鹰犬的汉奸。此人名叫岳钟琪，雍正朝的大将军。心怀反清复明之志的湖南学者曾静，念其是“岳鹏举元帅第二十一世孙”，而清朝的统治者，又正是当年岳氏先祖的死敌——金人之后，觉得有希望说动他起兵反清。于是派学生前往岳钟琪军中，对岳氏晓以民族大义，进行策反工作。没有想到岳钟琪表面上同意造反，将曾静一伙的活动打听清楚，然后将全部秘密通报雍正，把曾静等人一网打尽，株连无数，为雍正年间特大“逆反”案。所以，如果我们替这位爱国青年寻根，最好查到远祖岳武穆为止，如果一不留神，把近祖岳钟琪也查出来，岂不打击他的爱国热情？

　　岳家先祖出了汉奸，我们其它姓氏的人也不要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家世代忠良、满门英烈。远的不说，当年满清入关时，可不跟你讲什么“兄弟民族和睦相处”。他们对汉人的要求是投降归顺，而且不能表个态就敷衍过关，人人要拿出实际行动——按满人的装束，剃去前额的头发，将余下的头发梳成长辫。那时的政策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否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榜样。可怜我们汉人的祖先，不愿意剃头当汉奸的，都成了身首异处的野鬼，哪里还能留下什么后代？剩下那些识事务者，以头发换取了头颅。“留得头颅在，不怕没后代”。话到这里，我不说您也明白了——原来，我们即便不是汉奸的后代，起码也是软骨头、怕死鬼的后代。

　　祖宗里头出了汉奸，固然让人丧气，那么反过来，祖宗如果是抢占别人土地的入侵者呢？恐怕也没有什么光彩。不幸，最近的科学研究似乎证明，我们偏偏就摊上了这样的祖宗。根据新的对人类基因的调查研究，今天的中华民族的祖先来自非洲，在若干万年前经南方进入中国。这个结论，把我们关于中华民族源头的历史完全颠倒了过来。我们中小学历史的第一课，就是讲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就生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那在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似乎就是这论断的证据。然而“北京人”生活在四、五十万年前，而新的人类基因的研究却说，四、五十万年前我们的远祖还在非洲的峡谷丛林里。又过了三、四十万年，他们的后代——我们的近祖——才跚跚来迟，到达中国这块陌生的土地。这些非洲“盲流”，来到这片富饶美丽的宝地，舍不得走啦。可以想象，这里的“原住民”——多半是“北京人”的后代——为了保卫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同这些来自非洲的“外来户”，一定没有少开过仗。最后是“强龙压倒地头蛇”，“龙的传人”从此将这片美丽的土地占为己有，“错把他乡作故乡，直把神州当非洲”，子子孙孙繁衍开来。“北京人”的子孙哪里去了？大概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八成是给我们的祖先剥夺了“生存权”。

　　不久之前，我们还在为了“北京人”头盖骨的失踪如丧考妣，现在看来大可不必。丢失的不是我们老祖宗的遗骨，很可能是我们祖先的敌人的祖宗的遗骨。将来有一天如果找回这件“国宝”，举行祭奠时，我们用不着向他认祖归宗，而应当为我们的先人占据了他后人的土地向他表示“遗憾”，就象今天北美的白人对印第安人那样。

　　至于我们如果要认祖归宗，应该南面而坐、敲盆而歌：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为了那——梦中的白果树……。

□　写于二十世纪最后一天

附：卢泰愚跟姜子牙　——　王伯庆

　　现在一些美国人寻根，譬如我的同事南希说，她的前夫在网上查来查去，终于发现他的祖上是１７ＸＸ年的一个硬要嫁平民而私奔了的英格兰贵族女。虽然私奔不是家门有幸，但“贵族”二字也让南希前夫的平凡生活中多了点不平凡的追求。于是，南希前夫为调查此事破费去了伦敦，跑了一个月，一位贵族家谱权威最后说，没有这个女子的记录。南希说，看着专家身后满墙的精装书，她前夫放弃了攀龙附（野）凤的努力。

　　中国人早就是看重祖先的民族，常常见报上说某官员是某先贤之后，共产党在这个问题没造反，“解放后”也弄了个“有成份论”，文革时“血统论”比过去皇朝时还邪乎，家庭成份有“红五类”，“麻五类”，“黑五类”。对一个人打击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也是瞄准他的祖宗，譬如，四川人骂架时爱威胁说“日你先人板板”，意思是你再不老实，老子（老娘）我就要跟你祖宗各代发生婚外性关系。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可能是东南亚各国许多人的“先人板板”，碍于亚非拉人民大团结咱不好明讲出来。没见吗？前几年就有个菲律宾的女总统阿基诺认了中国祖宗，报纸上还热闹了一阵。史书说，泰国国王也是中国血统，故事还说日本人是中国人渡海过去的后代，报纸现在说，好像日本人到云南寻根来了。随着历史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会被证明是中国人的孙子。

　　最近有一篇报导《卢泰愚山东寻根》。说的是１９９２年８月，时任韩国总统的卢泰愚，对来访的山东省副省长李春亭说：“我的祖籍在山东，先祖是太公姜子牙。”并殷切地期望能帮他寻根，拜祭卢氏先祖。

　　这老卢可能是民族热情，想认祖归宗，成为大中华民族一分子，也可能因为是油头政客，沾点边就要套近乎。反正不管怎样，“回国后，李春亭亲自批示，要求省史志办公室迅速查询卢氏在山东根族的佐证材料，省史志办接到通知后，快速运转，向全省史志系统发出了‘紧急通知’，展开了广泛的卢氏族姓的历史调查。”

　　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各兄弟单位的协作下，经过几年努力，山东史志部门于１９９８年得出结论：齐太公姜尚子牙的１３代孙，任齐国正卿，因功分封于今长清县卢城洼，后代以地得姓，卢姓后世子孙代代为官，一枝后代在唐朝时从山东迁到朝鲜半岛，从此卢氏在韩国繁衍生息。消息传来，离休老干部卢泰愚２０００年６月从韩国来到山东，在姜太公牌位前焚香敬祖，欣然命笔：继承祖先遗志。

　　到底是龙生龙，凤生凤，子牙会生韩国公。其实，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开放中国历代先贤，让国内外富商权臣承包中国祖宗，既解决了建庙费用，又发展了旅游景点。

　　美国长大的女儿常问我，姓王的祖先是谁？我告诉她，姓王的历史上也不是大路货，南北朝时的王谢袁萧四大姓，连皇帝老儿都得让三分。譬如，南朝宋武帝的皇舅陆庆之出身寒微，他孙子跑去拜访望族王憎达，老王头不仅嘲弄皇亲，还叫左右把陆坐过的胡床当场烧掉，姑爷爷宋武帝都只好说“人家王憎达是贵公子，那能为此事问罪？”后来门阀衰落，才有唐人刘禹锡的感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女儿听了很高兴，赶紧告诉朋友爱蜜儿。

　　我接着吹道，据报导，世界上姓王的快一亿人口；女儿问，为什么王家这么大呢？我说，皇朝时代可以一夫多妻，过去咱老王家有钱有势，包得起许多姨太太，多娶老婆多生仔嘛，还有赐姓给家奴，所以姓王的就特别多。

　　讲到这里我发现不对了：大多数姓王的家祖可能是小老婆养的，或是当马仔出身的（赐姓）。前一种还好，只是名份不正，后一种恐怕就是卖身或被迫为奴，血亲攀不上，祖辈也可能被误会是脑袋不好使或有犯罪记录。翻翻书，发现门阀时代姓王的就有“贵姓”与庶姓之分。

　　所以，同姓中有先祖真是贵过，阔过，显赫过，同姓的后代是小老婆养的或卖身为奴的可能性就越大，老卢也不例外。山东省人民政府也没有说老卢是姜子牙后代的大老婆养的。

　　当然，小老婆养的，卖身为奴出身的，在现代社会也不是丢脸的事，好汉不提当年勇，英雄不怕出身低。但是，你想跟历史人物攀亲应该有思想准备：就算你小子八杆子下去打着了一颗大枣，自己可能还不是大老婆养的，甚至还轮不上是小老婆养的，好不容易搞定了一位先贤，却是红旗下的一个软蛋。

□　寄自美国

今年（2006年）的诺贝尔奖引起的话题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引起了我的几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就是，今年分享诺贝尔物理奖的马瑟博士（John Mather）恰好是笔者工作所在的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的科学家。“诺奖年年发，今年到我家”，这给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多少带来一点“与有荣焉”的感觉，尽管得奖的科研成果是十年前就已经结束的一颗算不上大的卫星（COBE）上得来的，参与该项目的人，包括马瑟本人，都已经转到别的项目多年。马瑟１９７４年到宇航局工作，从博士后当起，几十年一直没有离开过，可以说是宇航局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是那种百万年薪聘来的已经成了名的主儿。而且这是美国国家宇航局成立近五十年来第一次有研究人员获得诺贝尔奖，为此飞行中心组织了两次有关的活动。就在宣布得奖后的第二天，飞行中心开了一个热烈但说不上隆重的庆祝会。会开得没有什么“规格”，所有工作人员都受到了邀请，为了多容纳一些人，会场撤去了椅子，周围桌子上放了一些香槟之类的饮料和糕点，出席的人们都随意站着，没有各部门领导带队进场。除了飞行中心的主任，没有其他领导“莅临指导”，也没有宣读任何上级领导的贺信——大概根本没有什么贺信，网上只看到马利兰州的参议员给马瑟本人的一封贺信。马瑟进场的时候手里高举着一样小东西，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人人都须挂在胸前的出入证。想来他是用这个出入证来表达他对于飞行中心的感情，也表示他同大家一样都是这个大家庭里的普通一员。事实也是这样，中心的官方网站上，马瑟的头衔是：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观测宇宙学实验室的资深天体物理学家（Senior Astrophysicist），连实验室主任都不是，更没有教授、博导之类的头衔，尽管他是马利兰大学的兼职教授。会大约只开了一个小时。另外一次活动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了一场学术演讲会，据说是马瑟去斯德哥尔摩演讲的预演，包括答问，也是一个小时。除此之外，没有听说有别的庆祝活动了。

相对于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热衷，美国人的态度简直可以说近乎冷漠。有人说美国得诺贝尔奖的人多，所以人们习以为常。笔者觉得原因不是那么单纯，美国的诺贝尔得奖人虽然多，一生两次得奖的人总不会多吧？查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网页，在诺贝尔奖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在科学领域里两次得奖的人只有三人：法国的居里夫人（波兰裔），英国的桑格和美国的巴丁。就是这个约翰．巴丁（John Bardeen， 1908-1991），伊利诺大学的教授，因为发明晶体管和建立低温超导理论成为美国独一无二的两次诺奖得主（分别在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７２年），有一段轶事足可令国人开眼：他老人家喜欢打高尔夫球，一位多年的球友，有一次问他：“约翰，你老兄是吃哪一行饭的？”——您看，美国人对于这样一位“国宝”级科学家竟然如此“有眼无珠”，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难怪入了美国籍的李远哲和杨振宁回到祖国后会感到无比温暖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们说美国科学技术发达，是因为政府和人民重视，这种说法未必准确。由于国力强大，美国科研经费固然是比别国多，但政府为了节约财政支出而砍掉科研经费的事也时常发生，美国人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经常把科学挂在嘴上，中小学生的科学和数学水平在世界上也属于下游，甚至有众多的人反对在学校中教授进化论，也不把许多诺贝尔奖得主联署的公开信放在眼里，一直闹到最高法院。笔者根据这些年在美国的观察，觉得科学和科学家在美国其实是属于边缘化的职业和人物，上面举的巴丁教授的遭遇便是一例。政府对于科学，与其说是重视，不如说是宽容与不干涉。这种边缘化的地位，反而给了科学家一个相对少受世事干扰的工作环境，使科学家能够比较沉稳地从事自己的职业。据说，中国当局现在开始重视整治中国学术腐败问题。笔者认为，学术腐败根子在于学术界在政治经济等外界因素干扰下的急功近利和浮躁，使这些非学术因素退出学术领域才是整治学术腐败之根本措施。

今年马瑟同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斯穆特共同得奖的原因是他们对于宇宙背景辐射的精密测量。外行人也许不知道，因为宇宙背景辐射问题而颁发诺贝尔奖，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1978年，发给最初发现宇宙背景辐射的彭齐亚斯（Arno A. Penzias）和威尔逊（Robert W. Wilson）。比起马瑟和斯穆特的工作，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的工作更富有戏剧性，因为马瑟和斯穆特是利用专门设计制造的卫星设备有目的地测量背景辐射，而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则是在并不知道宇宙中有这样的辐射存在的情况下发现了它，因而带有“误打误撞”的偶然性，是值得重提的一段科学佳话。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话题。

这个话题也许应当从介绍一点宇宙演化理论的历史说起。爱因斯坦在二十世纪初提出广义相对论时，发现他由此建立的引力场方程数学上没有稳定的解，这意味着我们的宇宙是动态的，要么收缩，要么膨胀。这样的结果今天看起来容易理解，因为在宇宙这样大的尺度上起作用的力只有引力，没有别的力量与之抗衡。就好比一颗抛在空中的石头一样，在地球引力场中，它要么上升，要么下落，不可能停留在空中。不过在当时，动态的宇宙同人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永恒的星空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以致连爱因斯坦这样不受成见束缚的人都觉得难以接受，于是他给他的方程加了一个常数项来强迫宇宙稳定下来。只是后来，经过若干学者的工作，如二十年代苏联的弗里得曼（A. Friedmann）等人，以及天文学方面的发现，爱因斯坦才意识到：膨胀其实是我们宇宙的真实的现状，自己当初加的常数项实在是多此一举，爱因斯坦称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天文学发现中最重要的是1929年美国的天文学家哈勃（Edwin Hubble）根据对大量遥远的银河系外的星系的观测，发现他们都在远离我们而去，即所谓的河外星系光谱的“红移”现象，而且远去的速度正比于它们同我们之间的距离，而这正是宇宙处于膨胀之中才会有的现象，这就为宇宙膨胀提供了最初的明确证据。既然宇宙一直是在膨胀着，那么追溯到当初，它一定起始于一个点，是一次爆炸开始了今天仍在继续着的膨胀，就好比一颗在空中上升的石头可以追溯到最初被抛的那一刻，这就是所谓的“大爆炸”宇宙论。虽然如此，“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人类几千年来的经验共识并没有轻易退出人们的头脑，仍然有一些学者不相信宇宙起始于一次爆炸，他们根据各种不同的物理上的原理，甚至不惜创造新的理论来解释哈勃看到的红移现象，这些理论被人们统称为稳恒态宇宙论。“大爆炸”和稳恒态理论双方都有一些有地位的学者支持，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流亡美国的苏联科学家伽莫夫（G. Gamow）和他的合作者阿尔弗（R. Alpher）和贝特（H. Bethe）从研究中认识到，如果大爆炸理论是正确的话，早期的宇宙应当是处于高密度状态，并且为极高温度的辐射所充斥。那么除了哈勃看到的膨胀之外，今天的宇宙中应当还残留着这种辐射。根据他们的计算，经过几十亿年（现在比较公认的估计是１３０亿年）的膨胀和冷却，当年那无际的光焰到如今已经只剩微微一丝暖气了——降到了绝对温度5度，也就是摄氏零下268度！这种辐射同当初一样仍然充斥环宇，我们的地球当然也沐浴在这种余晖之中，它应当来自所有的方向，因而称为宇宙背景辐射。１９４８年，他们在一篇题为“宇宙中元素之起源”的论文中发表了研究的结果，这样，他们就为大爆炸理论提出了一个可以证伪的预言——如果能找到这样的辐射，将是对大爆炸理论的极有力的证明，可以把稳恒态宇宙论逼进无法自圆其说的绝境。反之，那就说明大爆炸理论经不住观测的验证。

不过要测量这样的辐射谈何容易！绝对温度为5度的热辐射属于微波波段，测量这样低温的辐射困难之一是要排除掉各种可能的干扰，否则这些干扰产生的噪音足以把要测量的微弱信号掩盖掉。过了将近二十年，这样的不寻常测量设备才在新泽西州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制造出来，它是一个长达六米的喇叭形天线，喇叭形状可以保证它朝向天空时屏蔽掉来自地面的噪音干扰。接收器的主要部件——波导管的一端则完全浸没在近于绝对零度的液态氦中，这就把测量部件本身的温度降到接近绝对零度（摄氏零下273度），使得仪器和线路自身的热运动产生的噪音降到最小。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设备并不是为了测量伽莫夫等人预言的宇宙背景辐射而研制的。事实上，伽莫夫等人的想法已经为世人遗忘。更何况，一个电话公司的实验室，是不会花钱去搜寻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的。宇宙背景辐射的发现者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是射电天文学家，贝尔实验室雇用他们是为了研究来自太空的各种无线电干扰以改进无线电通讯，他们二人也完全不知道十几年前伽莫夫等人的研究工作。然而“歪打正着”，这样一台仪器却正是捕捉伽莫夫辐射的理想设备。

当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1964年春着手用它来进行测量时，便发现了在微波段有一些出乎预料的噪音，而且显然不是由地球大气产生的，因为大气产生的噪音应当同大气的厚度，从而也同喇叭天线的指向有关，而这些无法排除的噪音却同方向无关。不仅如此，它也不随着日夜和季节的变迁而变化。彭齐亚斯和威尔逊为了排除这些无法理解的噪音进行了碶而不舍的努力，他们甚至怀疑鸽子在喇叭天线内留下的粪便是这些噪音的元凶，因而在1965年初把天线拆开，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然而所有的努力都不能消除这神秘的噪音。正在山穷水尽之际，彭齐亚斯转辗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皮博尔斯（P. Peebles）不久前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早期宇宙应当留下一些残余的辐射，它应该大约相当于绝对温度10度左右，于是决定打电话去问个究竟。原来皮博尔斯正在普林斯顿教授迪基（R. Dicke）领导下研究宇宙早期是否有残余的辐射留下的问题，十几年前伽莫夫等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连物理学教授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又重新进行了一遍类似的推导，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只是关于残留辐射的温度有点出入。他们甚至已经建造了一台低噪音的天线，着手去测量这种辐射。然而这边的实验还没有做完，皮博尔斯就接到了彭齐亚斯打来 的电话，得知贝尔实验室那边测量到了一种神秘的噪音，经过讨论，他们一致得出结论，这挥之不去的噪音正是普林斯顿的研究组打算要寻找的辐射。他们决定同时向《天体物理学杂志》投送两篇论文。一篇由贝尔实验室的人执笔，宣布他们的发现；一篇由普林斯顿的研究组撰写，从宇宙学的角度解读这一发现。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给他们的文章起了一的非常不起眼的标题：“4080兆赫处额外天线温度的测量”。他们在文中只是报告了对于天空噪音温度的测量同预期值不相符，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对这一结果作任何宇宙学意义的解释。只是说，本期中另一篇由迪基、皮博尔斯等人撰写的文章对此额外的温度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然而可以说，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稳恒态宇宙学就每况愈下、愈来愈没有市场了。十三年后，这篇“无心插柳”之作为他们带来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普林斯顿的研究组虽然是“有意栽花”，可惜晚了一步，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同样令人惋惜甚至不平的是，四十年代最初提出宇宙背景辐射预言的阿尔弗当时仍然健在，他是伽莫夫的研究生，也是那篇先是被人忽略而后来又声名大噪的论文的主要作者，竟然也被诺奖委员会所忽略。

然而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只测量了一个频率4080兆赫处的辐射强度，还不能说已经证明了那一定是当年大爆炸的遗迹。要进一步证明它确实是宇宙背景辐射，必须证明它是一种热辐射。证明的办法是测量它的整个光谱，以确定它具有热辐射特有的光谱——黑体辐射谱。而要得到整个光谱，就要测量在较大频率范围内的辐射强度，这在地面上是办不到的，因为地球的大气把很大一部分频率处的微波辐射吸收掉了，只有到大气层外面才能进行完整的光谱测量。因此马瑟和斯穆特等人在七十年代初就提出了用卫星把测量仪器送到大气层外的建议，这就是美国宇航局的宇宙背景探测卫星（ＣＯＢＥ）的来历。经过十几年的研制，克服了许多财政和技术上的困难，包括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失事造成的发射延迟，卫星终于在１９８９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天。结果很快就送下来了，它的头九分钟的结果就毫无疑义地表明宇宙背景辐射确实是一种热辐射。当马瑟在１９９０年一月的美国天文学会会议上展示根据这一结果绘制的图线时，他受到了出席会议的人全体起立致敬，人们看到了科学史上理论预言同实验结果罕见的完美吻合。ＣＯＢＥ的研究人员还根据所得到的光谱确定了宇宙背景辐射的精确温度是绝对温标２．７２５度。ＣＯＢＥ卫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研究宇宙背景辐射的“各向异性”，也就是测量它在各个方向上的细微变化。他们发现，宇宙背景辐射在各个方向上确实如预言的那样非常均匀，变化只有十万分之一。不过不要忽略了这细微的差别，它反映了宇宙在生成后不久的婴儿时期物质和能量分布的微小涨落，是我们的宇宙得以在日后发育出星系团，银河系、太阳系、地球这样一系列的结构的“胚胎”。可以说没有这种不均匀性，就不会有我们人类今天生存、繁衍的家园。所以，中国人熟悉的英国科学家霍金将ＣＯＢＥ卫星的发现称为“即使不是人类历史上，至少也是本（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而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它的颁奖公告中说：马瑟和斯穆特的工作标志着宇宙学开始成为一门精密科学。

然而这门科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传入中国时，却被认为是一门“伪科学”。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三个话题——现代宇宙学在中国的遭遇。

文革前的中国，宇宙学——研究宇宙而竟然成为一门学问，多数人闻所未闻。关于什么是宇宙、它有什么性质这样的问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都已经准备好了现成的答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宇宙就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客观世界，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其他的理论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苏联从三十年代起就开始谴责相对论宇宙学，１９４９年后的中国沿袭了这个立场，使得宇宙学成了一个禁区，甚至不承认宇宙学是一门科学，把英文中的cosmology 一词译成宇宙论而不是宇宙学。

我们还是从１９６５年说起。这一年，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的观测宣布了宇宙背景辐射的存在，使得大爆炸宇宙论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同一年，七亿中国人民正在伟大领袖带领下，一步步走向另一类“大爆炸”——“精神原子弹”的大爆炸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六月后的一段时间里，所有的科学刊物，普及的和专业的，都不再刊载科学的文章，而是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文章。几个月后干脆全部停刊，科学完全让位给了“革命”。如果说还有一点跟科学有关的事物，那就是在１９６８年，文化革命进入所谓“斗批改”阶段，北京出现了一个“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关于这个学习班，纽约市立大学的胡大年教授在其《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中，有详细的回顾：“1967年末，湖南醴陵的一名中年数学教师周友华，来到北京宣讲其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该文根据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当时掌握中科院权力的革委会“认为周友华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应当支持的‘新生事物’”于是，一个名叫“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于1968年3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相对论是他们认定的“资产阶级理论”的典型代表。因此，这个学习班也被人们简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他们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因此“（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才能建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 “1969年秋，这场批判运动由于陈伯达（1904-1989）的亲自支持而得到了重大的推动。”按照陈伯达的计划，“科学家应该批判爱因斯坦，艺术家必须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开始，他们主要的批判对象是相对论中的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等，同广义相对论密切相关的宇宙论，无论大爆炸还是稳恒态，还不在他们的批判视野内，很可能是因为根本没有听说过。第一次在批判中提到相对论中的宇宙理论，是在中国科学院1969年10月23日的一次会议上。那是一次奉陈伯达之命召开的特别会议，邀请一些科学家来审查由“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所撰写的、预定在1970年1月《红旗》杂志和《中国科学》上发表的文章“相对论批判”。出席会议的有“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以及著名的中国资深科学家如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和钱学森等。据《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记载，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就是量子场论专家何祚庥。何赞成批判爱因斯坦，并声称，‘批判爱因斯坦不（应）限于相对论’，实际上‘有四大问题’须要批判。他认为，批判爱因斯坦不仅要批判相对论中的‘相对主义时空观’，还须批判‘统一场论’、‘宇宙有限论’，以及爱因斯坦否定量子力学的某些观点。”——这是记录在案的中国最早的对于爱因斯坦的宇宙理论的批判言论。

至于那篇“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所撰写的文章《相对论批判》则没有通过审查，因为众多科学家都持不赞成态度，包括何祚庥也不同意文章中所谓“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的说法。该文后来只能刊登在一份名为《相对论讨论》的刊物上。这是１９７０年在陈伯达的推动下，中科院成立的“相对论批判办公室”负责出版的刊物。该刊物的第一期还刊登了一篇署名“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文章，题为“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文章说，“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说“相对论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这个“上海理科批判组”是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班子的一部分，主要由文汇报记者、复旦大学的物理、哲学、历史教员组成，经常用“李柯”这个笔名发表文章。上海人做事比起北京来更有“专业性”，他们动员物理系的教授翻译外文资料，为他们的批判提供靶子。他们把相对论的宇宙论扣上“形而上学”的帽子，看来已经从国外的资料中嗅到了一些可以作文章的材料。

１９７０年八月，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批判而垮台，他支持的北京的批判相对论运动从此消退下去，那个学习班的有些成员开始了对相对论的研究甚至转而为相对论辩护，这些人被“上海市理科革命批判组”视为“叛徒”。上海人的后台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庐山会议大获全胜，他们从此成了批判相对论的主力，直到“四人帮”垮台为止。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以批判林彪的“极左”为口号，逐步恢复出版科学刊物，其中最早的是一本叫做《物理》的杂志。１９７２年《物理》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讲师方励之。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是中国进入相对论宇宙学研究领域的开端——而且是在文革这样极左的年代！然而在当时，它的发表却让“上海理科批判组”有了最新的攻击目标，因为该文所支持的大爆炸宇宙论直接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宇宙无限的教条相抵触，因而被认为是反动学说。《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说：“方励之公开支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大爆炸宇宙学，激怒了‘上海理科批判组’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他们组织了一场批判方励之及其支持者的运动。从1973年初至1976年秋，在全国性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至少有30篇文章针对大爆炸理论或方励之的论文做了批判，其中许多批判文章出自‘上海理科批判组’。……（1975）年秋，方励之及其同事们得以发表一篇回应批判的文章。在这篇题为‘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的文章中，方励之认为，‘无论大爆炸理论正确与否，射电天文学等最新进展已使得宇宙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可以通过通常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哲学讨论来研究’。”

请读者注意，也就在差不多的时间，１９７２到１９７６年，正当中国的几个小人物为宇宙学在中国的学术园地中争取一席之地并受到无情围剿的时候，ＣＯＢＥ卫星由马瑟和斯穆特等人头脑中的设想发展为美国宇航局的一个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成功实施，使得宇宙学成长为一门精密的实验科学。

中国媒体对于宇宙学的批判，并不因为四人帮的垮台而结束。在华国锋执政的时代，又发生了一场关于宇宙学的争论。这一次是由钱学森的一次讲课引起的。当时党国领导人为了表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请科学家进中南海给他们讲课。第一讲是介绍国际科学技术的新进展，由当时的“首席科学家”钱学森担任“御前侍讲”。他介绍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在谈到宇宙学时，他说西方现在有所谓“宇宙学”，主张宇宙有限、宇宙膨胀，是一门伪科学。这篇讲话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方励之见到之后致函《人民日报》再次指出宇宙学不是“伪科学”，同其他科学分支一样，它是一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方励之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的这封信，为宇宙学辩诬。不用说，《人民日报》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这些年来，笔者一直在纳闷，钱学森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从钱学森的经历看，它不可能不知道宇宙的膨胀是有观测方面的坚实基础的，发现了河外星系红移规律的哈勃终生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工作，这座天文台就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帕萨迪纳镇，而钱学森从事教学研究的加州理工学院也在帕萨迪纳，他们两人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近在咫尺。三十年代后期，由于洛杉矶市的发展，城市灯光影响到威尔逊山天文台的观察，当时的台长决定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建立帕洛玛天文台来安装更大的望远镜，而帕洛玛天文台正是由加州理工学院所拥有和管理的，四十年代，钱学森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当教授，所以他和哈勃应该有过同事关系。文革中那些年轻人或许不知道哈勃的工作，他老先生明知道哈勃的工作却还要把宇宙膨胀说成“伪科学”，让人费解。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前面提到的1969年10月23日的审查“相对论批判”的会议上钱学森的发言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在那次会议上，他和周培源、吴有训、竺可祯等其他老海归一样，对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持谨慎态度，说“爱因斯坦在全世界都有影响，这个事要慎重”。不过他在发言中也说，“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全面经验汇总到毛泽东思想。”他说，在批判相对论这个理论时，“千万不能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依靠这个。”最后，钱学森希望“相对论批判”一文能写得“更深入”，希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苦功夫，扩大已得的成果，（以）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些话有一些当时流行的套话，但看来并不是全是，而是反映了他对辩证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崇拜。正是这种崇拜导致的迷信使他不能以实验事实来判断大爆炸宇宙论的真伪。

众所周知，后来在八十年代，钱学森支持过对“耳朵认字”等特异人体功能的研究，在某些人士眼里，颇有提倡“伪科学”嫌疑。他既然认为特异人体功能也是可以用实验方法来加以研究的，为什么宇宙不可以？而要给宇宙学扣上“伪科学”的帽子呢？还是说，他后来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本文的读者中，有心而又有条件者，也许可以趁他老先生尚未辞世之前，帮助我们澄清这个问题。

笔者附记：胡大年著《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今年由上海科教出版社出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作者不能控制的情况下，出版社对书中内容作了删改，如上述关于大爆炸宇宙论的争论双方的姓名，本文引用的是未经删改的原文。看来，中国的学术，要排除政治等因素的干扰，以有一说一的态度面对事实——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自然界的事实，还有一段长路要走。除了胡著以外，本文写作时还参考了下列著作：

1) Steven Weinberg， The First Three Minutes.
2) G. L. Trigg, Landmark Experiments in Twentieth Century Physics （中文译本：“二十世纪物理学的重要实验”，华新民、杨顺华等译，科学出版社 1982年）。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