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一九七零年，毛泽东对再次前来中国的埃德加•斯诺说：“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就像他一九三五年未能洞察延安的真实情况一样，斯诺也没有领会毛泽东此刻的意思。在接下来为《生活》撰写的文章中，他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对于很多西方读者来说，这个比喻充满了东方禅意。中国的封闭与迷狂都增加了毛泽东的魅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相信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摧毁了官僚机制，排斥了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异化，创新了教育与卫生领域，给普通人带来真正的民主与尊严。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充满哲学意识的领袖的领导下完成的。而另一些权力崇拜者又很容易拜倒在毛泽东无上的权力之下，在一个八亿人口的国家，似乎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力量可以制约他的随心所欲。
可能只有长期浸润于中国社会，你才能确切地明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含义与诱惑。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才是毛泽东的魅力本质。没人能否认毛泽东在二十世纪扮演的中心性角色、在更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独特地位，还有他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才能，尽管这些才能都有夸大之嫌。在强大的宣传机器的作用下，他的错误与失败，都被迅速掩盖，原属别人的成功归到了他的名下。即使他最个人化的诗词与书法技艺，也并没有人们吹嘘的那样富有创造力。“（毛的诗词）不像希特勒的画那样糟，也不像丘吉尔的画那样好”，研究唐代诗歌的杰出学者阿瑟•韦利曾这样说。而另一位艺术史家西蒙•雷斯则如是评价他的书法：“初看上去惊世骇俗，却透露出一种华而不实的自尊自大，达到了傲慢无礼的程度，假如还不算放纵的话……”但倘若他在纸墨世界还算不上放纵，他在现实世界则是无度地放纵。而正是这种放纵赋予他一种“超人”式的魅力。他可以不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中国可以做好死一半人的准备；他可以成为最狂野的梦想家，因为他可以毫不理会那些灾难后果；他可以成为超级的畅销书作家与语录制造者，因为他禁止别人说话与思考；他可以被视作纵横捭阖的战略家，因为他在国内没有任何对抗的声音，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命运，都是他的筹码……
这并非他一人之力，很多客观因素为他造就了这种放纵的土壤。漫长的专制传统、近代中国的分崩离析、外来者的入侵，都带来了对强有力的领袖的渴望。人们期盼他富有组织能力，扫除他们的恐惧与迷惘，给予他们安全，洗刷种种屈辱，赋予他们的人生以意义与方向，宣布他们的人生从此站起来了。批评家李颉曾将毛泽东与鲁迅视作一个坐标的两极，他们比二十世纪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的困境。鲁迅把自己的洞见转化成对国民性的批判，将信将疑地唤醒铁屋里沉睡的人，而毛泽东则用这种能力，来实现个人的野心与幻想，满足他没有边际的权力欲。
从江西的AB团到延安整风，从国共和谈到朝鲜战争、反右运动、从大跃进到中苏关系破裂、文化大革命，个人权力始终是他的核心目标。对他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永恒价值，一切都视情况而定。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他可以扮演不同角色，随时更正自己的立场，没有任何道德上、信念上的顾忌。
他关于日本的一段讲话，再鲜明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态度。那是一九六四年他接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说的：“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这其中或许有玩笑的成分，是一个志得意满的政治人物的信口开河，但谁能说不是毛泽东一贯逻辑的展现——如果日本人的侵略，有助于共产党的崛起，它就有历史合理性，而当他的个人权力与欲望受挫时，他连这个政权也可以不要。不管挡在他的个人之路上的障碍是同志的生命还是民族命运，他都可以随意牺牲。
但为何这样一个人物的画像依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仍旧被瞻仰，而公众又经常泛起对他的怀念，他的形象又成为中国崛起的象征，进入了全球的消费系统。他的成就与魅力无可否认，但是我们该怎样面对他代表的巨大黑暗呢？他的个人失误给中国社会、给千万普通人带来的摧毁性的创伤。如今，我们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一方面，关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反思却从未真正开始。尽管他担心邓小平变成另一个赫鲁晓夫，毛泽东从来没有遭遇过斯大林式的命运——被彻底地谴责与否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斯大林，还是中国的列宁，否定他意味着对整个共产党合法性的否定。毛泽东的种种言行，和他导致的灾难，仍旧沉睡在档案袋中。当事实不够全面与清晰时，所有的谴责都显得过分情绪化，甚至陷入一种简单的谴责——毛泽东是一切不幸的渊源，倘若我们从他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就自动获得了智慧和精神的纯洁，这真是一个讽刺性的结果，人们曾经通过不加节制地崇拜、夸大毛泽东，来让自己显得更强有力，如今又把一切罪责推到了他身上，不承担自身对应的责任。而中国共产党政权也必定牢记苏联的教训，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成为了瓦解苏联帝国的第一步：当越来越多的秘密与残酷记忆被释放出来时，它们演变成海啸式的力量。
官方压制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段复杂的历史。这段历史与个人经历混杂在一起，我们都是这场悲剧不同程度上的共谋者。俄国历史学家米哈伊•格夫特曾说，斯大林主义的真正力量与持久遗产，既不是国家权力结构，也不是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而是它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而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我们每个人体内都居住着一个毛泽东。对两代人来说，不管是他们热情投奔了延安，还是身经了新中国建设、文化大革命，那些理想也好、青春也罢、或者是种种磨难，毛泽东始终是他们生命经历中的重要部分，是他们感情投入与自我选择的结果。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充满了困难。这种值得理解的情感背后，隐藏着中国社会更深层的困境。毛泽东凸显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权力”与“恶”的态度。
几乎所有人都渴望他那“无法无天”的放纵权力。与食物、性一样，权力是人天然的欲望。但很少社会比中国社会的权力更集中（政治、经济、文化权力总是混合在一起，后两者总是从属于前者），更分配得不平衡。以至于中国人已将这样一种形态习以为常——要么你拥有无限权力与自由，要么就被悲惨地奴役。又由于人口众多、普遍的物质压力，某种特别的权力成为维持个人生活的基本保证。即使在近代危机之前，中国社会与其说是一个恬静、自足的乡绅社会，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丝丝入扣的权力关系的网络，它是一个曹雪芹笔下的“贾雨村的世界”，也是历史学者吴思眼中的充满“潜规则”的世界。某种意义上，权力是中国社会的宗教，它给予生活以保障、赋予人生意义，是种种欢乐与痛苦的源泉。借助现代的意识形态与技术，毛泽东把权力的集中推向了极致。历史上的皇帝，即使不受困于官僚系统的制衡，也至少要在表面上尊重祖宗的传统或儒家之道，忧虑上天的审判，他们也没有手段来动员如此广大的人群，把自己的意志输送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当毛泽东感慨“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时，他或许也对他的能力自信不已。他生活在一个传统秩序瓦解、现代技术诞生的年代，他可以武装现代军队、把广播大喇叭安在每个乡村、把自己著作发到每个人手中，他既可以不理会传统，也可以像路易十四一样感慨：“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
这种权力既没有外在制衡，也缺乏内在的反省，与我们对“恶”的态度相关。“恶将是战后欧洲知识生活中的根本问题， 就像死亡是上一次大战后的根本问题。”汉娜•阿伦特在一九四五年写道。“恶”也本应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根本问题。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六年，一浪超过一浪的暴力、死亡与仇恨，席卷了中国、进入每一个社会组织，侵入了最私密的家庭空间与个人生活，丈夫与妻子划清界限，儿子将父亲推上批斗台，同学对老师的殴打，武斗带来的人吃人……所有匪夷所思的残酷与邪恶，都在其中上演，而且人人卷入其中，你可能同时是受害者、施暴者、见证人。而一切都是在人人高喊毛主席语录的狂热中发生的。反思却从未真正开始。林彪与“四人帮”成为历史的替罪羊，伤痕文学则将人们打扮成受害者，当老作家巴金开始少许的自我忏悔时，就迎来一片颂扬声。
当罪恶没有被详细记录，没有被一点点拆解，它就变得模糊和难以记忆。它也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文化中从未发展出对恶的深层解释。恶没有被视作生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失常，人们用各种方式压制和回避，把它简化成一个道德问题。而经过毛泽东时代，连这可怜的表层道德约束也消失了，伪君子则变成了真流氓，恶失去了最后的制衡机制，它登堂入室。
而今天，你在毛泽东的追随者身上，也嗅得到对权力的迷恋与道德上的普遍麻痹症。二十年前的毛泽东热中，在作为社会变革牺牲品的缅怀者身上，不也充斥着对特权的怀念——他们曾是中国的特权者，打倒了资产阶级与臭老九，批斗了官僚。而这一轮的热潮背后，是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像乔治•奥威尔所说，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是权力的热衷者，他们不过是把个人权力欲隐藏在集体之后。在国家主义者身上，只要国家强大了，付出多少代价都是值得的，当然前提是，他们站在成功的中心，而不要成为牺牲者；在那些商人身上，则是商业伦理可以弃置不顾，利润会给你合法性；艺术家们，则是国际市场上的成功、个人的荣耀，他们不觉得艺术家有责任去诚实地面对历史与现实；而那些高唱毛泽东时代歌曲的官员，则是赤裸裸地向世人宣称，谁才是这个红色政权的继承者……他们都丝毫不受任何道德上的困境与挣扎，良知仅仅是成功之路上的某种阻碍。而对于青年一代，历史记忆变得日渐迷惑，他们觉得错过了文革，那才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还要承担整个道德秩序崩溃的后果，成为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奉者。
而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我们不正在付出代价？当我们抱怨整个社会的溃败、残酷与冷漠无处不在时，它们都与毛泽东的遗产、我们对于毛泽东的态度紧密相关。
Monday, December 27, 2010
Monday, November 22, 2010
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一件没什么道理的事情。
史学不是显学，陈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众情人。没错，这些年文坛荧屏上是有不少“历史”，而且上演得轰轰烈烈，风头十足，好像全国人民都有历史癖，也没患过健忘症似的。然而最走红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又是什么呢?《还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自己坦言是“戏说”，后者则被史学界斥为“歪说”。历史在文艺作品中能不能“戏说”或“歪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西游记》就是戏说，《三国演义》则是歪说，或不乏歪说成分)。但戏说、歪说不等于实说、正说，总归是一个事实。它们和陈先生以及陈先生所治之史八杆子打不着，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走红，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也会走红，也该走红，何况那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还是戏说和歪说?事实上历史学家无论生前身后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长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铭曰：“生于吴，殁于楚，勤著述，终无补”，说的大抵是实话。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因其学术成就而成为文化名人，却很难因此而成为热点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吴晗。
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引车卖浆者流”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发表过声讨盗版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的著作才不会被盗版呢!没有哪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或《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田震?陈寅恪又是谁?是汪国真、赵忠祥吗?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的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建国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陈寅恪的最后20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甚至不同于钱钟书。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也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还拍得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人人趋之若鹜了。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吗?没有。
所以我赞同骆玉明教授的说法：“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儿的程度。至于这些说词究竟有多少符合历史事实，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和热。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就一定事出有因。
二、事出有因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国内民众的关心，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的确，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真没几个。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还基本上安然无恙。他这颗“刺儿头”不但没被剃掉，反倒是中共高层还对他关怀备至，礼遇有加。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也有劳身为“封疆大吏”的陶铸亲自过问，又是送牛奶，又是派护士。在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三年困难时期”，陈家居然“鸡鱼等肴馔甚美甚丰”，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们就很想知道，陈寅恪这“瞎老头”受此优待，究竟凭的是什么?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释。原来这陈寅恪并非等闲人物。他的祖父陈宝箴，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器重，后来官居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早年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晚岁则以诗文著称，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评价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12岁时就东渡日本，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而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35岁。他学问大得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也有说二三十种的)。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这些都让人啧啧称奇，哎呀连声。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身，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关心的。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他陈寅恪:绝代通儒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20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情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为国民党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没错，陈寅恪在1949年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他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所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干。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兴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语)，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20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也构不成他成为热点人物的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对柳如是、再生缘感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些课题，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陈寅恪如果有意义，那意义一定是超学科甚至超学术的。上海学者夏中义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陈寅恪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学问、学术，而在学统。所谓“学统”，也就是“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这玩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点眉目，再到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才算理清了思路。但“竖看百年中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并“使自身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那真是舍陈寅恪而其谁(《九谒先哲书》)！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道儿走到黑，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现代学统”，才总算没有断了香火。
这当然比只谈学问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如果那“学统”并无意义或失去了意义，还要不要坚持?如果我们有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这“学统”可不可以放弃?依我看，那个“学统”既然是乾嘉学派和梁启超他们搞出来的，又只有百把年历史，不坚持也罢，天塌不下来；而陈寅恪的一些弟子门生(比如汪篯)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人类，显然比坚持什么“学统”意义重大得多。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陈寅恪？
三、孤傲怪僻之谜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常常会有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
尽管陈寅恪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远不是最触目惊心的，也尽管该书作者陆键东尽量用了一种平实的史笔来讲述那发生的一切，但还是看得我惊心动魄，而印象最深者，除陈寅恪的清高自负外，就是他的孤傲与倔强，骨气与胆量。
他真敢!1953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他开出的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不算。他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如果只是他陈寅恪一个人或中古所搞点“特殊化”倒也罢了，他还说“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这就实际上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了，岂非存心“逆历史潮流而动”?以草间布衣一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岂非空前绝后胆大包天?他也真做得出!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况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热的康生康大人?虽然对康生的拒绝是“有礼貌”的，理由也还说得过去：陈先生病了，正在卧床休息。但当真愿意一见，也还是可以见一见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见康生，也不见别的人。不见也就罢了，他还要赋诗云：“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地步。
是陈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吗?不是。陈寅恪也是有交往的。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长(如陈序经)、教授(如冼玉清)，还有护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认为“不好接触脾气大”的陈寅恪，对老校工梁彬却十分客气热情，信任有加，不但称他为“彬叔”，还让他参与一些家事。陈寅恪并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那么，是陈寅恪讨厌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书生都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吗?好像也不是。陈寅恪也不是所有官都不见，所有的官都不交。他和傅斯年的关系就很好，和胡适的关系也不错，而胡适可是做过“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国民党，且“死而后已”。这里也无关乎国共两党之争。因为陈寅恪也和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内心深处敬重他们，比如陈毅、陶铸、杜国庠、冯乃超。
也许，陈寅恪夫人唐筼对冯乃超的评价多少能透露出一点消息。唐筼说：“冯副校长虽是个老党员，但倒是个念书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党员或官员，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或是不是读书人。胡适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乔木、周扬也是，游走于国共官学之间的章士钊当然更是。陈毅和陶铸虽然不是学人或严格意义上的读书人，却也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学问有才华的“儒将”，而且尊重知识和学术。由是之故，他们也得到了陈寅恪的尊重。
但分寸还是有所不同，除身为“一方父母”的陶铸外，共产党这边，最受陈寅恪欢迎敬重的是陈毅。他得到的情感回报是“肃然起敬”。次为杜国庠。他得到的回报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胡乔木也不错。他得到了“中国传统为师者的那一份慈爱”。郭沫若的情况比较微妙。毕竟双方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代表，一个是“资产阶级史学”的重镇，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又都风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寒暄多于交流，在谈笑风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入了。郭对此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谓之“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虽是笑话，却有深意存焉。
不过郭沫若这个“戏言”的水平之高，却也不能不令人叹服。郭属龙，陈属虎，两人又观点相左，当然是“龙虎斗”。郭耳聋，陈目盲，两人又立场不同，当然是“马牛风”。但如此之巧对工对绝对，大约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龙争虎斗唇枪舌剑之余，也未尝没有惺惺相惜。尽管10年以后，郭沫若还是在其新著《李白与杜甫》中对早已含冤去世并无还手之力的陈寅恪杀了个回马枪。
最惨的是康生，他吃了闭门羹。康生其实也应该算是“读书人”的。他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秀才”，读过很多书，文笔极好，书画俱佳，艺术品位也很高，而他的大奸大恶在当时还尚未暴露无遗，或不为外人所知。无论从哪方面(政治地位或文化修养)讲，他都应该见得着陈寅恪的，却被拒之门外。1949年以后，康生哪碰过这种软钉子?于是他就来了个“软着陆”，只用轻飘飘两句话，就让《论再生缘》的出版几乎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
比康生待遇稍好一点的是周扬。周扬本来也是要吃闭门羹的，只是因为看陈序经的面子，不想让陈序经太为难，陈寅恪才勉强答应见周扬。但周扬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上显然没吃到什么好果子。“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而一向辩才无碍的周扬则显得底气不足，几无招架之功。尽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后，周扬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因为他总算见了陈寅恪一面。当然，他对陈寅恪的感觉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点怪”。
比康生更惨的是某些学人。他们遭到了陈寅恪的讥讽甚至痛骂。早在1952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这显然是讽刺从1949年至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弃旧迎新”、“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1949年时69岁，当然是“白头学究”了。1953年底，陈寅恪又当着汪篯的面，连续两天怒骂那些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喻之为“自投罗网”。据说，陈寅恪大动肝火，“恣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
看来，陈寅恪对所谓“时尚”，所谓“新学”，已是积怨甚深，对那些一心想要“眉样入时”的“读书人”，也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这就决不只是什么个性孤傲、性格怪僻了。
四、人品与气节
陈寅恪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反对现政权，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其实不然。倘若如此，他为什么不去香港、台湾，为什么同意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为什么还要和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共产党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1954年5月3日的“敬老尊师座谈会”他就参加了，还戴了大红花，这也是一种“时俗”么!怎么并无反感，反倒欣然?这里面一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陈寅恪的政治态度一直是个谜。他好像谁都看不惯。袁世凯当大总统，他讥为巴黎选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张勋组阁，他讥为妓女作秀：“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国民党长江防线失守，他也幸灾乐祸：“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向往新中国，或是怀念旧王朝，恐怕就错了。他在回忆洪宪称帝一事时说，当时不少文人都对袁某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1964年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何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多半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纱帽”掼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潮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
当然，他们也多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刘节听说“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并视为一种荣耀。如此“不识好歹”“自讨苦吃”，如此“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还能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也于事无补，他们却偏偏还要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品质的高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吾道不孤”!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交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而有的人则无此“乖巧”而已。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于是我们大体上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气节不亏”。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坚持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大讲马列主义，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么!那些“眉样入时”的“白头学究”们却“原本”不是。
“不是”当然也可以变成“是”，但要看怎么个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论何种情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场观点，宗奉马列主义，有的是“曲学阿世”，有的不是。汪篯就不是。他属于“心悦诚服”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广州请老师进京时，就不会那么天真了。汪篯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和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这实在是冤哉枉也!汪篯对恩师的敬仰和感激是终其一生的。正因为“感恩戴德”，他才会那样说话。因为他对马列主义的服膺是真诚的。事实上在汪篯的学术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浑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贴标签”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这难道不是好事?正因为此，汪篯和陈寅恪谈话时，才会充满了“时俗”的口吻。在他看来，弟子发现了宝藏取得了真经而不与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历史的悲剧或悲剧性也正在这里。汪篯和陈寅恪都是真诚的，道德的，而双方的格格不入却一至于此。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守节”，这一场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了。问题是，陈寅恪为什么要对汪篯发那么大的脾气，以至于说出“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答案也许就在汪篯笔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面。在这篇自述中，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在《答复》中开篇就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灵魂，也就是这八个闪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五、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真正震撼我们的，也正是那八个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几乎所有人都很看重这八个字，夏中义也不例外。但他却把这八个字归到乾嘉以来的所谓“学统”里去了，并称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竟然能产生于毫无独立自由可言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且还诞育于文化钳制最烈的乾嘉时代，这本身便很可疑。就算是吧，话也不能这么说。学统，甭管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终归是“统”。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作为魂骨自然很好，但反过来把自由思想的独立精神“统”将进去，却未必是什么好事。况且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也不是什么“学统”之类的玩艺可以“统”得起来的。因为一“统”，就不自由、不独立了。什么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所谓“独立”，就是不依附，当然也不依附于什么“学统”。所谓“自由”，则不但包括怎样想，也包括想什么，还包括不想什么。也就是说，想不想，怎样想，想什么，都是我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地按照这种思路去做学问，也可以自由地按照那种思路去做学问，甚至我还可以不想做学问。不想做学问，也是一种自由思想，却与“学统”无涉。当然，学问家还是要做学问的，但如果不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则那个“自由思想”仍不自由。
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学统问题，而是一个做人问题。我的观点是，学问可以不做，人却不可以不做；学统也可以不要，人格却不能不要。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陈寅恪也就多了一分理解。
就说陈先生一再坚持的“不宗奉马列主义”吧，是他陈寅恪反感马列主义，或者反对马列主义吗?恐怕未必。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任何不带政治偏见、有学术良知与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会对它持有一种敬重的态度。但问题是，这份敬重必须是我发自内心的，而不能是别人强加于我的。事实上，早在“宣统三年”，陈寅恪就已经读过了《资本论》原文，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和阶级意识在政治斗争中的反映。就算没有这些，也不等于陈寅恪反对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结果，也体现着马克思的独立精神。不自由，不独立，哪来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资本论》是按照官方意志写的，或者申请过“国家级课题”?所以，肯定陈寅恪，不等于否定马克思。比方说，最为陈寅恪所痛恨反感的“审查送检”，不同样为马克思所深恶痛绝?马克思早就说过：“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他们是相通的。
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高于一切的。既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比方说，尽管有陈寅恪“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的夫子自道，友人吴宓“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的理解回护，还是有不少人对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解，认为不值得。毕竟也就是一个柳如是么!小题当然也可以大做，但再大也是“小题”，而身为“大师”和“巨匠”的陈寅恪，难道不该去建构更为体大思精的史学广厦?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值，梁宗岱种菜养鸡就值?梁宗岱是何许人也?他是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的异国之友，世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忘年之交，巴黎文化沙龙的座上嘉宾。他的诗人气质和文学才华就连一向崇尚高贵和浪漫的法国文化人也为之倾倒。然而他却去种菜养鸡!因为他作为外语系的“大白旗”，在1958年被劈头盖脸地痛批。他平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天才教育主义”和“老子天下第一”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那好，你们不承认我“学问第一”、“教书第一”，我就来个“种菜第一”、“养鸡第一”。不让种不让养，我还有“喝酒第一、“力气第一”(据说诸如此类的“第一”竟有70多个)。反正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就要“天下第一”，你他妈的能怎么样!这其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了，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群众”的震怒，被斥为“对抗运动”的“新花招”，但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为陈寅恪所理解。陈寅恪是很喜欢梁宗岱的。1961年吴宓来访，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的名义设宴招待，陪宴者的名单由陈寅恪夫妇拟定，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妇。余则为刘节夫妇、梁方仲夫妇和冼玉清，都是陈寅恪的相好相知。
实际上陈寅恪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他体弱目盲，当然无法去种菜养鸡。但他同样可以去“不务正业”。比方说，不上课，不发表论文，不做“公认”该做的“大课题”。陈寅恪曾自谓其《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这决不是什么“自谦”或“自嘲”，而毋宁说是“自得”和“自许”，即“宁作戏笔，不入时流”。不错，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课题，但必须按照“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则宁肯不做，或者去做“无益之事”，正所谓“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做什么，也不在于值不值，而在于它是否本之于“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如是，则值；如不是，则不值。而且，对于陈寅恪、梁宗岱他们而言，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哪怕是“著书唯剩颂红妆”，哪怕是“一腔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变不了二三流。
梁宗岱让人激赏和敬佩之处正在这里。陈寅恪让人震惊和敬重之处也正在这里。这也正是我不想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谈陈寅恪的原因。毕竟，学术成就再大，也是有限的，何况其思想还“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其议论还“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并不多么值得肯定和赞扬。又何况陈氏的著作中，也确实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往往呈现历史的羁绊，乃至某种陈腐的情感”(如被林贤治指出的“没落士大夫情调”)!但陈寅恪的人格精神却是超学科、超学术、超时代的，也不光是对做学问的人有意义。学术上的是非对错远不是最重要的。正所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尽管陈寅恪王国维他们的追求，距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自由还相去甚远，但能有此一说，便已属不易。至少，他们在尽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从而“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
六、劝君免谈陈寅恪
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首先是“顶不住”。无论是谁，当真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必须有本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知道，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官方，来自当局，也来自民间，来自群众。比方说在“文革”前，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帐，极为不满，正所谓“群情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实际上历史系一再坚持批判陈寅恪，一再坚持将陈寅恪划为“中右”，在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民意”。这也是该系领导人在受到上级批评时颇感委屈，一有风吹草动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上面的弹压归弹压，下面的动作归动作，批判会还是照开不误。既然不能把陈寅恪揪到会场上来，那就在会场当中放一把椅子，以为代表，缺席审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力量，而是说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还值得怀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问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世界？”说到底还是“有恃无恐”。陈寅恪的地位太高来头也太大了。他可以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戏票而向副省长大发雷霆，质问“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呢!“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闲话中国人》等书中多次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人有份”。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学习马列学习政治，你陈寅恪就可以不学习，还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惟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时半会革不了，就等待时机。时机总是会有的。比方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就连陶铸都被揪了出来，看谁还能保得了你!显然，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除非全社会都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但现在却很难。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个守不住呢?因为要“学以致用”。中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这种崇高感很容易地就会解除了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线。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耻辱，周先生现在看也是耻辱，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庆幸什么?庆幸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甚至还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义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先得让权力瞅着你顺眼；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作一种策略，却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
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们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七、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腻。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士学位。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级呢!比如“博导”(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导”们为什么会把这头衔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标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样?不过现在“博导”也如过江之鲫了。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以你还得去争取别的头衔，比如能够决定别人能否升职、得奖、当博导的评审委员。总之，你得去当学术界的“大佬”。到那时，你就牛逼哄哄了。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作报告或者参加评审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能把他给灭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样：“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
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当然，为此你得先做一点点事情。比方说，你得想方设法每年都发表点论文。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数的。你得想方设法去获奖。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是有定数的。你还得去申请课题。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能够当教授、当博导，是否能够获得重要岗位津贴时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你还要填许多表：评职称要填表，报课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点、重点学科，申请博士生导师、重要岗位津贴也都填表。这些表几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辈子。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你申请这个申请那个时，必须投其所好，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比如申请课题，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请到课题，却是你能不能升教授、当博导、成为学术界“大佬”的先决条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题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相反，你还得挖空心思去对号入座。
请注意，以上所说，只不过是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和“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去“走动走动”，请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以及邀齐了哥们姐们来吹吹拍拍等等。还请注意，上述过程有可能是很漫长的，没完没了的。因为即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还欠下了一大笔人情债要还。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时，恐怕就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那时候，还说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
八、豁出去，就能了
其实，有些事，也不过就是“一念之差”。
就说前面那些东西吧，当真想通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学术地位吗？不就是话语权力吗？不就是科研经费吗？不就是岗位津贴吗?不就是当教授当博导，吃香的喝辣的，坐飞机住宾馆，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个屁都有人鼓掌吗?我们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时我们总说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说，豁出去，就能“了”。
问题是你豁不豁得出去?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说，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柜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的：“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他还不是“满不在乎”。
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意义”吧?连“意义”都没有，我做它干什么?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意义”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己不过“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话、愤激之辞，或表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把它看作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悟到的彻底，尽管彻底得很无奈。
彻底是很重要的。彻底才无碍，才无羁，也才无所畏惧。因为所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独立自由的。是则是，否则否。你想的东西再没有意义，只要是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义，也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的许多“自嘲”、“自贬”、“自损”，我们就会有别样的体会。1952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为该书所作之序却被删去。陈致信杨树达先生云：“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陈此处之所谓“迂腐”自别有意味，但陈寅恪的著作中从思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陈腐”之处，恐怕也是一个事实。问题是，“迂腐”难道就不是一种声音，就该灭绝?如果“迂腐”该灭绝，那么，和“迂腐”沾边的，比如陈腐、陈旧，还有刻板、呆滞，是不是也该灭绝?如此推论下去，请问又有什么不该灭绝?意义也一样。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能存在，就该灭绝，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有意义的话，又有多少人句句话都有意义?何况一个问题或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原本就是不大说得清楚的事情。杞人忧天数千年，天并没有塌下来，那么，杞人还该不该忧天，杞人忧天还有没有意义?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么多年都没能猜出来，究竟有多少意义，还要不要再猜?实际上，科学史上许多课题开始时是没有什么意义，或看不出什么意义的。正因为历史对无意义表现了宽容，才有了今天科学长足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极少数的“有意义”其实是靠众多的“无意义”来支持的。没有“无意义”就没有“有意义”。比如在我们看来，吃蜘蛛是没有意义的(其实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没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别的不能吃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会吃螃蟹。
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以“没有意义”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那么，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你可以这样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地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无意义”的意义。而且，为了彻底，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
否定意义的追求，有这个必要吗?既肯定“有意义”，也宽容“无意义”，难道就不好就不行吗?果真如此，当然很好。可惜，如果我们的口号如此，就不会有人去做“无意义”的事了。有意义的事不做，却去做无意义的，谁会这么傻?那么，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又会怎么样呢?就会放弃“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因为一件事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毛”，总是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被承认为有意义。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情结”，不如说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
于是，为了使“无意义”转换为“有意义”，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皮”上。因为单独的“毛”没有意义。单独的“毛”，无根无底飘浮不定，风一吹来就满天乱飞，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连自己心里都不踏实。
然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他有知识，更因为他是“分子”，既是极少数，又有独立性。如果附在某张“皮”上，那还是“分子”吗?王瑶先生说得好：“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显然，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意义其实是最难豁出去的，但“若为自由故，意义亦可抛”。因为你如果连意义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
要谈陈寅恪，就必须先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
我们想清楚了吗?
来源:大洋网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一件没什么道理的事情。
史学不是显学，陈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众情人。没错，这些年文坛荧屏上是有不少“历史”，而且上演得轰轰烈烈，风头十足，好像全国人民都有历史癖，也没患过健忘症似的。然而最走红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又是什么呢?《还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自己坦言是“戏说”，后者则被史学界斥为“歪说”。历史在文艺作品中能不能“戏说”或“歪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西游记》就是戏说，《三国演义》则是歪说，或不乏歪说成分)。但戏说、歪说不等于实说、正说，总归是一个事实。它们和陈先生以及陈先生所治之史八杆子打不着，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走红，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也会走红，也该走红，何况那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还是戏说和歪说?事实上历史学家无论生前身后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长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铭曰：“生于吴，殁于楚，勤著述，终无补”，说的大抵是实话。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因其学术成就而成为文化名人，却很难因此而成为热点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吴晗。
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引车卖浆者流”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发表过声讨盗版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的著作才不会被盗版呢!没有哪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或《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田震?陈寅恪又是谁?是汪国真、赵忠祥吗?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的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建国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陈寅恪的最后20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甚至不同于钱钟书。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也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还拍得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人人趋之若鹜了。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吗?没有。
所以我赞同骆玉明教授的说法：“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儿的程度。至于这些说词究竟有多少符合历史事实，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和热。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就一定事出有因。
二、事出有因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国内民众的关心，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的确，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真没几个。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还基本上安然无恙。他这颗“刺儿头”不但没被剃掉，反倒是中共高层还对他关怀备至，礼遇有加。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也有劳身为“封疆大吏”的陶铸亲自过问，又是送牛奶，又是派护士。在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三年困难时期”，陈家居然“鸡鱼等肴馔甚美甚丰”，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们就很想知道，陈寅恪这“瞎老头”受此优待，究竟凭的是什么?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释。原来这陈寅恪并非等闲人物。他的祖父陈宝箴，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器重，后来官居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早年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晚岁则以诗文著称，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评价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12岁时就东渡日本，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而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35岁。他学问大得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也有说二三十种的)。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这些都让人啧啧称奇，哎呀连声。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身，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关心的。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他陈寅恪:绝代通儒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20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情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为国民党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没错，陈寅恪在1949年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他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所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干。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兴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语)，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20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也构不成他成为热点人物的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对柳如是、再生缘感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些课题，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陈寅恪如果有意义，那意义一定是超学科甚至超学术的。上海学者夏中义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陈寅恪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学问、学术，而在学统。所谓“学统”，也就是“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这玩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点眉目，再到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才算理清了思路。但“竖看百年中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并“使自身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那真是舍陈寅恪而其谁(《九谒先哲书》)！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道儿走到黑，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现代学统”，才总算没有断了香火。
这当然比只谈学问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如果那“学统”并无意义或失去了意义，还要不要坚持?如果我们有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这“学统”可不可以放弃?依我看，那个“学统”既然是乾嘉学派和梁启超他们搞出来的，又只有百把年历史，不坚持也罢，天塌不下来；而陈寅恪的一些弟子门生(比如汪篯)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人类，显然比坚持什么“学统”意义重大得多。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陈寅恪？
三、孤傲怪僻之谜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常常会有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
尽管陈寅恪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远不是最触目惊心的，也尽管该书作者陆键东尽量用了一种平实的史笔来讲述那发生的一切，但还是看得我惊心动魄，而印象最深者，除陈寅恪的清高自负外，就是他的孤傲与倔强，骨气与胆量。
他真敢!1953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他开出的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不算。他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如果只是他陈寅恪一个人或中古所搞点“特殊化”倒也罢了，他还说“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这就实际上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了，岂非存心“逆历史潮流而动”?以草间布衣一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岂非空前绝后胆大包天?他也真做得出!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况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热的康生康大人?虽然对康生的拒绝是“有礼貌”的，理由也还说得过去：陈先生病了，正在卧床休息。但当真愿意一见，也还是可以见一见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见康生，也不见别的人。不见也就罢了，他还要赋诗云：“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地步。
是陈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吗?不是。陈寅恪也是有交往的。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长(如陈序经)、教授(如冼玉清)，还有护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认为“不好接触脾气大”的陈寅恪，对老校工梁彬却十分客气热情，信任有加，不但称他为“彬叔”，还让他参与一些家事。陈寅恪并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那么，是陈寅恪讨厌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书生都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吗?好像也不是。陈寅恪也不是所有官都不见，所有的官都不交。他和傅斯年的关系就很好，和胡适的关系也不错，而胡适可是做过“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国民党，且“死而后已”。这里也无关乎国共两党之争。因为陈寅恪也和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内心深处敬重他们，比如陈毅、陶铸、杜国庠、冯乃超。
也许，陈寅恪夫人唐筼对冯乃超的评价多少能透露出一点消息。唐筼说：“冯副校长虽是个老党员，但倒是个念书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党员或官员，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或是不是读书人。胡适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乔木、周扬也是，游走于国共官学之间的章士钊当然更是。陈毅和陶铸虽然不是学人或严格意义上的读书人，却也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学问有才华的“儒将”，而且尊重知识和学术。由是之故，他们也得到了陈寅恪的尊重。
但分寸还是有所不同，除身为“一方父母”的陶铸外，共产党这边，最受陈寅恪欢迎敬重的是陈毅。他得到的情感回报是“肃然起敬”。次为杜国庠。他得到的回报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胡乔木也不错。他得到了“中国传统为师者的那一份慈爱”。郭沫若的情况比较微妙。毕竟双方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代表，一个是“资产阶级史学”的重镇，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又都风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寒暄多于交流，在谈笑风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入了。郭对此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谓之“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虽是笑话，却有深意存焉。
不过郭沫若这个“戏言”的水平之高，却也不能不令人叹服。郭属龙，陈属虎，两人又观点相左，当然是“龙虎斗”。郭耳聋，陈目盲，两人又立场不同，当然是“马牛风”。但如此之巧对工对绝对，大约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龙争虎斗唇枪舌剑之余，也未尝没有惺惺相惜。尽管10年以后，郭沫若还是在其新著《李白与杜甫》中对早已含冤去世并无还手之力的陈寅恪杀了个回马枪。
最惨的是康生，他吃了闭门羹。康生其实也应该算是“读书人”的。他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秀才”，读过很多书，文笔极好，书画俱佳，艺术品位也很高，而他的大奸大恶在当时还尚未暴露无遗，或不为外人所知。无论从哪方面(政治地位或文化修养)讲，他都应该见得着陈寅恪的，却被拒之门外。1949年以后，康生哪碰过这种软钉子?于是他就来了个“软着陆”，只用轻飘飘两句话，就让《论再生缘》的出版几乎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
比康生待遇稍好一点的是周扬。周扬本来也是要吃闭门羹的，只是因为看陈序经的面子，不想让陈序经太为难，陈寅恪才勉强答应见周扬。但周扬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上显然没吃到什么好果子。“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而一向辩才无碍的周扬则显得底气不足，几无招架之功。尽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后，周扬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因为他总算见了陈寅恪一面。当然，他对陈寅恪的感觉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点怪”。
比康生更惨的是某些学人。他们遭到了陈寅恪的讥讽甚至痛骂。早在1952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这显然是讽刺从1949年至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弃旧迎新”、“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1949年时69岁，当然是“白头学究”了。1953年底，陈寅恪又当着汪篯的面，连续两天怒骂那些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喻之为“自投罗网”。据说，陈寅恪大动肝火，“恣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
看来，陈寅恪对所谓“时尚”，所谓“新学”，已是积怨甚深，对那些一心想要“眉样入时”的“读书人”，也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这就决不只是什么个性孤傲、性格怪僻了。
四、人品与气节
陈寅恪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反对现政权，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其实不然。倘若如此，他为什么不去香港、台湾，为什么同意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为什么还要和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共产党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1954年5月3日的“敬老尊师座谈会”他就参加了，还戴了大红花，这也是一种“时俗”么!怎么并无反感，反倒欣然?这里面一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陈寅恪的政治态度一直是个谜。他好像谁都看不惯。袁世凯当大总统，他讥为巴黎选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张勋组阁，他讥为妓女作秀：“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国民党长江防线失守，他也幸灾乐祸：“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向往新中国，或是怀念旧王朝，恐怕就错了。他在回忆洪宪称帝一事时说，当时不少文人都对袁某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1964年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何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多半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纱帽”掼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潮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
当然，他们也多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刘节听说“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并视为一种荣耀。如此“不识好歹”“自讨苦吃”，如此“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还能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也于事无补，他们却偏偏还要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品质的高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吾道不孤”!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交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而有的人则无此“乖巧”而已。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于是我们大体上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气节不亏”。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坚持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大讲马列主义，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么!那些“眉样入时”的“白头学究”们却“原本”不是。
“不是”当然也可以变成“是”，但要看怎么个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论何种情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场观点，宗奉马列主义，有的是“曲学阿世”，有的不是。汪篯就不是。他属于“心悦诚服”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广州请老师进京时，就不会那么天真了。汪篯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和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这实在是冤哉枉也!汪篯对恩师的敬仰和感激是终其一生的。正因为“感恩戴德”，他才会那样说话。因为他对马列主义的服膺是真诚的。事实上在汪篯的学术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浑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贴标签”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这难道不是好事?正因为此，汪篯和陈寅恪谈话时，才会充满了“时俗”的口吻。在他看来，弟子发现了宝藏取得了真经而不与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历史的悲剧或悲剧性也正在这里。汪篯和陈寅恪都是真诚的，道德的，而双方的格格不入却一至于此。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守节”，这一场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了。问题是，陈寅恪为什么要对汪篯发那么大的脾气，以至于说出“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答案也许就在汪篯笔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面。在这篇自述中，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在《答复》中开篇就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灵魂，也就是这八个闪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五、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真正震撼我们的，也正是那八个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几乎所有人都很看重这八个字，夏中义也不例外。但他却把这八个字归到乾嘉以来的所谓“学统”里去了，并称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竟然能产生于毫无独立自由可言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且还诞育于文化钳制最烈的乾嘉时代，这本身便很可疑。就算是吧，话也不能这么说。学统，甭管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终归是“统”。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作为魂骨自然很好，但反过来把自由思想的独立精神“统”将进去，却未必是什么好事。况且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也不是什么“学统”之类的玩艺可以“统”得起来的。因为一“统”，就不自由、不独立了。什么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所谓“独立”，就是不依附，当然也不依附于什么“学统”。所谓“自由”，则不但包括怎样想，也包括想什么，还包括不想什么。也就是说，想不想，怎样想，想什么，都是我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地按照这种思路去做学问，也可以自由地按照那种思路去做学问，甚至我还可以不想做学问。不想做学问，也是一种自由思想，却与“学统”无涉。当然，学问家还是要做学问的，但如果不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则那个“自由思想”仍不自由。
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学统问题，而是一个做人问题。我的观点是，学问可以不做，人却不可以不做；学统也可以不要，人格却不能不要。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陈寅恪也就多了一分理解。
就说陈先生一再坚持的“不宗奉马列主义”吧，是他陈寅恪反感马列主义，或者反对马列主义吗?恐怕未必。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任何不带政治偏见、有学术良知与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会对它持有一种敬重的态度。但问题是，这份敬重必须是我发自内心的，而不能是别人强加于我的。事实上，早在“宣统三年”，陈寅恪就已经读过了《资本论》原文，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和阶级意识在政治斗争中的反映。就算没有这些，也不等于陈寅恪反对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结果，也体现着马克思的独立精神。不自由，不独立，哪来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资本论》是按照官方意志写的，或者申请过“国家级课题”?所以，肯定陈寅恪，不等于否定马克思。比方说，最为陈寅恪所痛恨反感的“审查送检”，不同样为马克思所深恶痛绝?马克思早就说过：“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他们是相通的。
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高于一切的。既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比方说，尽管有陈寅恪“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的夫子自道，友人吴宓“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的理解回护，还是有不少人对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解，认为不值得。毕竟也就是一个柳如是么!小题当然也可以大做，但再大也是“小题”，而身为“大师”和“巨匠”的陈寅恪，难道不该去建构更为体大思精的史学广厦?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值，梁宗岱种菜养鸡就值?梁宗岱是何许人也?他是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的异国之友，世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忘年之交，巴黎文化沙龙的座上嘉宾。他的诗人气质和文学才华就连一向崇尚高贵和浪漫的法国文化人也为之倾倒。然而他却去种菜养鸡!因为他作为外语系的“大白旗”，在1958年被劈头盖脸地痛批。他平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天才教育主义”和“老子天下第一”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那好，你们不承认我“学问第一”、“教书第一”，我就来个“种菜第一”、“养鸡第一”。不让种不让养，我还有“喝酒第一、“力气第一”(据说诸如此类的“第一”竟有70多个)。反正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就要“天下第一”，你他妈的能怎么样!这其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了，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群众”的震怒，被斥为“对抗运动”的“新花招”，但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为陈寅恪所理解。陈寅恪是很喜欢梁宗岱的。1961年吴宓来访，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的名义设宴招待，陪宴者的名单由陈寅恪夫妇拟定，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妇。余则为刘节夫妇、梁方仲夫妇和冼玉清，都是陈寅恪的相好相知。
实际上陈寅恪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他体弱目盲，当然无法去种菜养鸡。但他同样可以去“不务正业”。比方说，不上课，不发表论文，不做“公认”该做的“大课题”。陈寅恪曾自谓其《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这决不是什么“自谦”或“自嘲”，而毋宁说是“自得”和“自许”，即“宁作戏笔，不入时流”。不错，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课题，但必须按照“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则宁肯不做，或者去做“无益之事”，正所谓“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做什么，也不在于值不值，而在于它是否本之于“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如是，则值；如不是，则不值。而且，对于陈寅恪、梁宗岱他们而言，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哪怕是“著书唯剩颂红妆”，哪怕是“一腔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变不了二三流。
梁宗岱让人激赏和敬佩之处正在这里。陈寅恪让人震惊和敬重之处也正在这里。这也正是我不想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谈陈寅恪的原因。毕竟，学术成就再大，也是有限的，何况其思想还“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其议论还“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并不多么值得肯定和赞扬。又何况陈氏的著作中，也确实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往往呈现历史的羁绊，乃至某种陈腐的情感”(如被林贤治指出的“没落士大夫情调”)!但陈寅恪的人格精神却是超学科、超学术、超时代的，也不光是对做学问的人有意义。学术上的是非对错远不是最重要的。正所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尽管陈寅恪王国维他们的追求，距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自由还相去甚远，但能有此一说，便已属不易。至少，他们在尽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从而“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
六、劝君免谈陈寅恪
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首先是“顶不住”。无论是谁，当真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必须有本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知道，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官方，来自当局，也来自民间，来自群众。比方说在“文革”前，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帐，极为不满，正所谓“群情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实际上历史系一再坚持批判陈寅恪，一再坚持将陈寅恪划为“中右”，在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民意”。这也是该系领导人在受到上级批评时颇感委屈，一有风吹草动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上面的弹压归弹压，下面的动作归动作，批判会还是照开不误。既然不能把陈寅恪揪到会场上来，那就在会场当中放一把椅子，以为代表，缺席审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力量，而是说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还值得怀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问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世界？”说到底还是“有恃无恐”。陈寅恪的地位太高来头也太大了。他可以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戏票而向副省长大发雷霆，质问“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呢!“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闲话中国人》等书中多次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人有份”。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学习马列学习政治，你陈寅恪就可以不学习，还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惟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时半会革不了，就等待时机。时机总是会有的。比方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就连陶铸都被揪了出来，看谁还能保得了你!显然，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除非全社会都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但现在却很难。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个守不住呢?因为要“学以致用”。中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这种崇高感很容易地就会解除了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线。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耻辱，周先生现在看也是耻辱，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庆幸什么?庆幸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甚至还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义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先得让权力瞅着你顺眼；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作一种策略，却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
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们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七、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腻。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士学位。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级呢!比如“博导”(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导”们为什么会把这头衔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标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样?不过现在“博导”也如过江之鲫了。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以你还得去争取别的头衔，比如能够决定别人能否升职、得奖、当博导的评审委员。总之，你得去当学术界的“大佬”。到那时，你就牛逼哄哄了。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作报告或者参加评审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能把他给灭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样：“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
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当然，为此你得先做一点点事情。比方说，你得想方设法每年都发表点论文。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数的。你得想方设法去获奖。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是有定数的。你还得去申请课题。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能够当教授、当博导，是否能够获得重要岗位津贴时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你还要填许多表：评职称要填表，报课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点、重点学科，申请博士生导师、重要岗位津贴也都填表。这些表几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辈子。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你申请这个申请那个时，必须投其所好，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比如申请课题，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请到课题，却是你能不能升教授、当博导、成为学术界“大佬”的先决条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题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相反，你还得挖空心思去对号入座。
请注意，以上所说，只不过是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和“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去“走动走动”，请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以及邀齐了哥们姐们来吹吹拍拍等等。还请注意，上述过程有可能是很漫长的，没完没了的。因为即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还欠下了一大笔人情债要还。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时，恐怕就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那时候，还说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
八、豁出去，就能了
其实，有些事，也不过就是“一念之差”。
就说前面那些东西吧，当真想通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学术地位吗？不就是话语权力吗？不就是科研经费吗？不就是岗位津贴吗?不就是当教授当博导，吃香的喝辣的，坐飞机住宾馆，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个屁都有人鼓掌吗?我们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时我们总说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说，豁出去，就能“了”。
问题是你豁不豁得出去?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说，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柜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的：“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他还不是“满不在乎”。
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意义”吧?连“意义”都没有，我做它干什么?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意义”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己不过“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话、愤激之辞，或表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把它看作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悟到的彻底，尽管彻底得很无奈。
彻底是很重要的。彻底才无碍，才无羁，也才无所畏惧。因为所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独立自由的。是则是，否则否。你想的东西再没有意义，只要是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义，也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的许多“自嘲”、“自贬”、“自损”，我们就会有别样的体会。1952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为该书所作之序却被删去。陈致信杨树达先生云：“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陈此处之所谓“迂腐”自别有意味，但陈寅恪的著作中从思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陈腐”之处，恐怕也是一个事实。问题是，“迂腐”难道就不是一种声音，就该灭绝?如果“迂腐”该灭绝，那么，和“迂腐”沾边的，比如陈腐、陈旧，还有刻板、呆滞，是不是也该灭绝?如此推论下去，请问又有什么不该灭绝?意义也一样。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能存在，就该灭绝，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有意义的话，又有多少人句句话都有意义?何况一个问题或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原本就是不大说得清楚的事情。杞人忧天数千年，天并没有塌下来，那么，杞人还该不该忧天，杞人忧天还有没有意义?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么多年都没能猜出来，究竟有多少意义，还要不要再猜?实际上，科学史上许多课题开始时是没有什么意义，或看不出什么意义的。正因为历史对无意义表现了宽容，才有了今天科学长足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极少数的“有意义”其实是靠众多的“无意义”来支持的。没有“无意义”就没有“有意义”。比如在我们看来，吃蜘蛛是没有意义的(其实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没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别的不能吃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会吃螃蟹。
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以“没有意义”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那么，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你可以这样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地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无意义”的意义。而且，为了彻底，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
否定意义的追求，有这个必要吗?既肯定“有意义”，也宽容“无意义”，难道就不好就不行吗?果真如此，当然很好。可惜，如果我们的口号如此，就不会有人去做“无意义”的事了。有意义的事不做，却去做无意义的，谁会这么傻?那么，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又会怎么样呢?就会放弃“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因为一件事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毛”，总是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被承认为有意义。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情结”，不如说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
于是，为了使“无意义”转换为“有意义”，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皮”上。因为单独的“毛”没有意义。单独的“毛”，无根无底飘浮不定，风一吹来就满天乱飞，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连自己心里都不踏实。
然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他有知识，更因为他是“分子”，既是极少数，又有独立性。如果附在某张“皮”上，那还是“分子”吗?王瑶先生说得好：“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显然，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意义其实是最难豁出去的，但“若为自由故，意义亦可抛”。因为你如果连意义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
要谈陈寅恪，就必须先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
我们想清楚了吗?
来源:大洋网
Monday, October 25, 2010
秦晖：中国历史的延续与断裂
谢谢大家参加这次交流。我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其实本来应该是去年和前年讲的，大概全球的惯例就是，凡是“逢十逢百”，往往都是比较受关注的时候。０８年是改革３０年，０９年是国庆６０年，这个３０年、６０年的话题当时是很热的。实际上很多研究者也在关注这个话题，但是我们国家的现象就是，只要是“逢十”反而比较敏感，因此这个话题本来在那个时候是研究的热点，但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往往是宣传的热点和研究的低点，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正好现在这个“逢十”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冷静下来真正的分析一下这３０年、６０年。
我们知道在前年、去年３０年、６０年的文字中，有个很有意思的变化，０８年改革３０年，那个时候主流的宣传是强调改革前后的剧变，那个时候经常说改革前如何如何糟糕，改革以后就发生了中国奇迹，发生了大的变化，强调这两者之间的断裂，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到了去年，主调是６０年，于是这个主流就变成强调改革前后的连续，也就是前３０年也很好，后３０年更好，这个更好对前３０年是继承，强调这两个３０年之间的连续性。关心中国思想界的人不难发现，其实这两种声音一向都存在，而且彼此之间是有斗争的。大体而言，前一种观点可以被视为官方改革派，也就是体制内改革，认为我们原来这个体制有很大的毛病，现在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创造了奇迹。后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官方左派，更多强调的是连续，就官方左派的主流而言，他们并不否认改革以后是有成就的。我这里要讲的和那个所谓“非主流左派”有所区别，现在有一种“非主流左派”，不认为改革是有什么成就的，而且认为改革是灾难。但是我们的官方左派还是说改革是有成就的，但是他们一般都喜欢说这个成就是毛泽东奠定的基础，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这两个３０年的关系是毛泽东栽树，邓小平乘凉，或者说“毛泽东栽树，邓小平摘桃子”。主要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全力以赴搞建设，大家生活苦一点，但是基础打下来了；到了邓小平时代就在那里吃毛泽东的老本，把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果拿来分化。
其实大家如果眼光再放远一点，就会看到对于两个３０年还有另外两种声音，同样是强调剧变，或者是强调连续，但是这两种声音都是否定的。一种声音是所谓的毛左派的声音，或者是再次文革派，认为中国应该再搞一次文革。这些人他们其实也很强调断裂，但是对这个断裂是否定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很好，搞的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上台是走资派又回来了，颠覆了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说毛泽东当年没有说错，邓小平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改革最近这些年来，的确这个社会出现非常多的弊病，当然有一些人就归结为改革本身，说以前有多好多好，后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不光是中国有，当年国际上的一些毛派在中国改革以后也是很失落的，而且早就有了这种言论。江青诞辰１００周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帮“毛头派”，曾经专门排演过大型歌剧，就叫《江青》，而且好像有一个华人，当然也是左派艺术家，谱了一个歌，据说还很好听，他也是这种调子。我在美国看到当时毛派有一个组织叫“美国革命共产党”，把中国历史说是４９年到７７年是社会主义，７７年以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陷入了灾难。他们也是强调剧变，但是对这个剧变是否定的。
相反，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些激烈的批评共产党的一些言论，比如说海外的无党派人士，他们也很强调连续。但是他们强调的连续也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强调的，他们讲的连续就是一党专政一贯为之，而且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对前３０年、后３０年的批评都很厉害。一讲到前３０年就是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一讲到后３０年就是“六四大屠杀”之类的，好像这６０年都没什么好事。他们讲的也是连续，但是对这个连续基本上是一种抨击。
如果把断裂和连续作为一个纬度，而把肯定和否定作为另一个纬度，实际上是四种声音。认为断裂的，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认为是继承的，也有肯定的和否定的。如果从一个比较超越的立场看，我觉得这四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某一个方面。但是很奇怪的是，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在讨论６０年的问题上好像都跟他们谈论两个３０年之间的立场有很大的反差。比如说很多强调两个３０年之间连续性的那些人，他们往往都非常否认这个６０年和以前的连续性。他们往往强调６０年和以前有非常大的区别。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毛左派，他们经常说改革以后的３０年是继承了前３０年的成果，但是他们往往把前３０年的成果说成好像从天下掉下来一样，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说中国原来是一穷二白，好像中国的工业化是从毛泽东那个时代才开始的，而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他们自己的文章，比如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王绍光先生，自己写的一篇文章，给出的数字是前３０年平均经济增长是６.５％，后３０年平均经济增长是９.９％。当然他说６.５％成就也很伟大了，但是我觉得假如你说９.９％的增长都认为这是一种连续，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变化，那么６.５％的相对缓慢的增长，反而是更大的剧变吗？如果说９.９％这样的增长你都说需要有所继承，那么６.５％这样缓慢的增长，难道就只需要有突变吗？所以这些人的逻辑就是。改革前后皆美景，新旧社会两重天。。在两个３０年之间强调极端的连续，但是在两个６０年之间强调极端的断裂，这在逻辑上好像是很不协调的。
反过来讲，对两个３０年的连续持否定立场的，比如他们都说两个３０年都是一党专政，很糟糕，但是这些人往往又非常突出这６０年和以前的变化。当然他们说这个变化倒过来了，往往说６０年以前，１９４９年以前很好，甚至好的不得了，这个当然在以前是一种非主流的声音，但是有趣的是最近这种声音也变成主流了。因为我们这个主流意识形态逐渐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以前说万恶的旧社会，现在开始说五千年的优良传统。万恶的旧社会逐渐也变成很美好，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变得非常美好。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引用所谓麦迪逊数字，说中国在鸦片战争前GDP就占到全世界３６％，比今天的美国都要牛得多，说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最进步的国家。大家要知道，那是鸦片战争前夕，不是指的周秦汉唐！如果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还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那后来中国怎么会自暴自弃到那种程度，的确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事。
所以我觉得很可能是，１９４９年以前的社会，你说万恶的旧社会可能太莫名其妙，但是你说世界第一美好，这恐怕也是很有问题的。但是有一点，你把这两个３０年说得那么连续，但是把这６０年和以前说得那么断裂，在逻辑上的确有一些问题。老实说，对于前６０年，就是从甲午（１８９４年）到１９４９年，这６０年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讲的所谓的旧社会。你要对比说这个旧社会和４９年以后中国的状况，是不是有非常大的改变呢？从一个角度讲的确是有改变的，很多人都说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是一片废墟，民不聊生，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个不能算错。但是这个和旧社会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有什么关系，看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两个王朝交替之际，乱世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两个王朝之际，从秦汉之际一直到明清之际都是天下大乱，人口死掉一大半，甚至死到十分之九。但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恢复得很快，不到２０年就是文景之治。
所以我觉得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有一点跟以前不一样，那就是中国从两个王朝之间的乱世，进入了一个等于是一个新的朝廷建立以后比较稳定的时期。但是如果你说这个社会的基础规则到底发生了多少变化？这就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可以说是和平与战争的区别，当然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社会规则的区别，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这个区别是社会规则的改变，那么我们就要问到底改变了哪些规则呢？关于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传统社会，我觉得有很多分歧的地方。以前说一团漆黑，现在又说花团锦簇，但是我觉得从现在这个角度讲，这个逻辑有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如果你要说太花团锦簇，那革命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很多逻辑上的困难。
这个问题我曾经讲过一次，现在我不想多讲这个问题了，我现在对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事就把它略过去。总的来讲，我作为一个经济史家，我认为那个麦迪逊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我不相信什么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还那么伟大，这根本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完全无法解释中国的历史。
我现在着重还是要讲１９４９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１９４９年这场改变，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讲叫作革命，从形势上讲的确是非常惨烈的。用我们正统的语言来讲，红色江山是２０００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的确非常的惊心动魄。但是大家要知道，一场变革的激烈与否与它对社会最深处的规则改变与否，往往不是一回事。我国历史上有多少次的人口死掉一大半的，比２０００万要多得多，人口死掉一大半的那种变化。实际上这个社会规则并没有什么改变，无非就是改朝换代而已。从秦汉一直到明清，像这样的现象很多，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讲只要是死人很多的变革就一定是最深刻的变革。
我们从最传统的说法，按照正统的说法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中国是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家知道这两个半它本身并不能合成一个一，因为另外一半都不在这个语境之中。我们讲半殖民地的时候，我们讲的并不是社会形态，我们讲的是国家权益在世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如果是半殖民地另外一半应该是半独立，也就是我们没有变成全殖民地，我们当时处在半独立状态。这个所谓的半封建，另外一半如果按照我们党原来的说法应该是半资本主义，不管这个资本主义是外国人带来的外资，还是我们本国的民族资本。因此这个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另外一种表述就是半独立半资本主义。按照我们原来的说法，１９４９年以后发生了所谓天翻地覆的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半殖民地获得了民族独立，这是第一个变化，改变了半殖民地。第二个就是半封建，我们那个时候讲的封建就是指的地主租佃关系，据说这个关系是通过土改改变了，于是我们消除了半封建。而这个半资本主义又通过１９４９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消除了。于是不管是半资本主义还是半封建，最后都变成了计划经济，或者说是变成了社会主义。不管这种变化我们说是好的也好，说是坏的也好，我现在要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变化，１９４９年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这个变化是在１９４９年实现的吗？１９４９年在这种变化中到底占有多重要的地位呢？
我们先说说所谓的半殖民地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地位，老实说我觉得最本质的应该是它国民的地位，不是说这个皇上很威风就很有地位。我们这个国民是不是在世界上得到尊重？这才是真正体现我们国家的真实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外交，我觉得不光是１９４９年以后，１９４９年以前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外交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友好国家，尤其是所谓的最友好的那些国家，往往是对华人、华侨和华商最野蛮、最残酷、最坏的国家。而我们认为是敌对国家的那些国家，相当的一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规律，是对华人、华侨和华商最友好，接受他们的程度最高的国家。所以我经常讲这个反华的概念该怎么理解？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讲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大家知道东南亚地区这两三百年经常排华，但是东南亚国家中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国家，也就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应该是泰国。历史上东南亚这些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大规模排华事件，就是泰国没有发生过。可是泰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７０年代曾经我们认为是最坏的国家，那个时候官方对泰国的说法是美国等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的国家，而且我们当时支持泰国共产党在他们那里搞革命，我们的昆明曾经设过泰国共产党的电台，在那里天天骂泰国，而且骂得很厉害。那个时候越南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基本上是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的。而且老实说，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１９７８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可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的官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越南并不是最坏的，那个时候最坏的是……（听众：印度尼西亚。）
不是印度尼西亚，老实说印度尼西亚是不是比越南更坏都是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比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要坏得多的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华人已经不是剥夺的问题了。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一般华侨还要大。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红色高棉是我们中国的铁哥们，为了红色高棉，我们不仅敢得罪泰国，也敢得罪越南。为了拯救红色高棉，我们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在工业化国家中，我们知道如果要说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好的国家，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喜不喜欢，这是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哪怕就是民主国家，像欧洲，对华人当然也不能说坏，但是老实说在欧洲华人要像美国那样的融入主流社会仍然是不可能的。欧洲的华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很多人成为高官，很多人成为教授，很多人成为大科学家，进入主流社会。欧洲的华人基本说只能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开餐馆，一件就是做皮鞋那种手工作坊，别的事情很难做。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在欧洲获得了学位，他们的导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要在大学中谋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比美国困难得多。
但是欧洲毫无疑问也不是最差的，俄罗斯要比西欧对华人、华侨、华商糟得太多，现在中俄关系很密切，到过俄罗斯的人很多，他们是怎么对待华人的？当然了，其实华人自己也有很多毛病，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包括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但是这些东西西欧的华人也有，西欧却为什么没有这样对付华人？包括去年发生的那个新星号事件就不是虐待华人的问题，还公开打死了几个华人海员，像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工业化的国家中都不可能发生。但是现在又是俄罗斯跟我们关系最好，欧洲次之，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只要你拍皇上的马屁就是友好国家，哪怕把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同胞杀得再多还是友好国家。假如你不讨我们皇上的喜欢就是敌对国家，哪怕对我们的同胞再友好都没用，我觉得这样的外交是很奇怪的。如果这样，我们国家所谓的再崛起对一般的国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可以想像，如果我们国家进一步崛起了，像那种现在和我们友好的那些国家越来越多，比如说和我们友好的国家有缅甸等，那些国家如果多起来，还有我们中国人的活路吗？
我前不久去了一趟东南亚，有人告诉我一件事。大家知道缅甸也是我们的铁哥们，因为它跟西方不好，就跟我们很好。我们在缅甸搞了一座桥，我方建议要把它命名为缅中友谊大桥，但缅甸军政府不同意，要把它命名为他们将军的一个名字，我印象中好像叫金友大桥（音）（注：我没找到这座桥）。当时中方也就同意了，但是这个大桥落成之后给当地华人社区发了邀请，结果大桥落成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来，为什么呢？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原来那个将军就是在１９６４年缅甸排华的时候屠杀华人的罪魁祸首，当地的华人对他痛恨得不得了，但就是这样的人是友好人士。所以我觉得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在缅甸这样的国家中国人站起来了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不想涉及那么敏感的问题，我只是说就算我们把这些问题——也就是国家的地位到底是皇上的地位还是国民的地位——先放在一边，仅仅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益而言，１９４９年这场变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就不说公民权利了，我只说所谓的主权，至于人权和主权谁大，我姑且不说。那么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或者说所谓的主权，到底有哪些增进？哪一个不平等条约是１９４９年废除的？哪一块领土是１９４９年收复的？哪一点经济权益，包括海关权益，各种权益在内是１９４９年获得的？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的确是找不到！
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损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包括不平等条约，租界、外国在华特权，包括领土的丧失。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平心而论，绝大部分的进步都发生在１９４９年以前。１９４９年以后也取得了进步，比如说收回香港和澳门，但是与１９４９年本身有很远的距离。我觉得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的收复，平心而论最早的一个进步应该是在１９５４年，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上来，他的地位比较脆弱，他当时对中国是最友好的。不过我这里要讲，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往往都不得好报，这个人后来就成为被中国骂得很厉害的人。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中国夺走了的那些东西都还给了中国，像旅顺、大连和新疆的很多所谓的苏资公司，这些都是１９５４年以后赫鲁晓夫归还给中国的。但是在这之前，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４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中国的国家权益在这五年中有什么增进。中国的国家权益的恢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前面有一段话，虽然大家都说１９４９年的革命变化很大，的确这个革命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的一场斗争，国共两党的确有很多不同，这应该承认。但是我前面曾经提到，国共两党的不同，与国共两党和中国其他势力的不同相比，应该是要小得多。我们以前经常把国共两党之外的那些势力叫作中间势力，或者叫作第三势力。
其实今天看起来，这个中间势力如果从理念上讲，它并不中间，往往自成一体。而国共两党可以看成是另一体，相对于所谓中间势力而言，他们有更多的共同点。从最简单的语言上讲，他们就有很多共同点，这两个党对内都称同志，而且经常把革命挂在嘴边，动不动就讲革命。整个理论形态，政治就不说了，这两个党都讲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经济上这两个党也有很多共同点，很多人宣传说这两个党差别最大的一点就在所谓的土地改革上。我们说我们的改革是反封建的革命，反封建就是土改，按照这种描述共产党是土改派，国民党应该就是反土改派。可是我们知道，虽然国民党在土改的问题上当然和共产党有很大的区别，没有共产党那么激进，但是，中国当时的其他势力在土改问题上都比国民党更保守，包括后来跟共产党结盟的那些人。当时的第三势力简单来说就是两支，一支是自由主义势力，一支就是中国文化本位派，像梁漱溟先生那样所谓的新儒家。这两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根本不认为有土地改革的必要。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言，它是重视产权的，国家剥夺产权他们本来就不赞成。对于传统文化本位派，他们理解旧社会就是很美好的，根本不认为应该改变，而且他们理解的乡村之治，实质就是乡绅之治，乡绅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讲的土豪劣绅。大家不要以为土豪劣绅这个词只有共产党才讲，国民党也讲，而且国民党不是国共合作时期讲的，国共分裂了以后，国民党仍然用土豪劣绅这个词。
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１９２７年国民党搞清党，大家知道国民党的清党文件是怎么写的吗？要清谁呢？首先是清共产党了，这点没有问题。这个文件说清党要清两种人，第一种当然是清异党，所谓异党就是共产党。第二，清党要清混入国民党的土豪劣绅。当然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清党主要就是清共产党，清土豪劣绅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但是尽管只是说说而已，也应该承认至少就意识形态而言，他们其实跟共产党还是很接近的。而这个乡村建设派，他们就没有这个概念，而且他们认为乡村是地方自治。大家知道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乡村建设，现在很多人对它的评价也很高，可是梁漱溟先生他们搞了很多乡村建设，主要是依靠乡绅。而乡绅自治不要说共产党不许可，国民党也是不许可的。因为国共两党都是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央集权的政党从来都是主张强龙要压倒地头蛇的，而乡绅就是地头蛇，他们是不能容忍的。乡村建设派搞的那些事情，最后都被国民党给搞掉了，共产党当然更是不能容忍。
这里我还要讲一点，其实国民党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的党，国民党内对土改问题也不是一致的。国民党内有土改激进派，也有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内的土改最激进的流派就是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代表的CC系。可是大家知道，在国民党内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土改问题上越是激进的流派，越不会因为它在土改问题上的激进就对共产党友好。恰恰相反，国民党内的土改激进派通常就是反共极端派，在土改问题上越激进，他们就越反共。在国民党内最早主张用极端手段对付共产党的就是CC系，最早对付共产党的特工组织，中统就是他们建立的，军统都是后来才有的。其实我觉得道理也很简单，土改激进派一般都是中央集权派，中央集权派一般都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派，越激进就越容不得异党，就越要排斥异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可说的。
其实真正要说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的政治分裂说透了也很简单，根本就不在土改这个问题上。当时在土改这个问题上，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有非常激进的土改派。但是站在共产党这边的，也有根本就不认为应该搞土改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歧呢？最基本的就是１９４９年时候的中国，赞成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腐败？赞成一党专政的就站在国民党的旗下，当时共产党是打民主旗号的，是打多党制旗号的。在抗战后期，毛泽东还说过他讲的民主不是指的苏联式的民主，而是指的美国式的民主，说苏联式民主虽然也很好，但是太高了，我们还够不着，我们要的就是美国式的民主，而且他说美国最好是多多干涉中国的内政，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实行多党制，实行议会制，甚至还发表过一篇社论，希望每一个在华美军士兵都成为民主的宣传员，这是延安《解放日报》的言论。
当时真正的分歧就在这儿，为什么梁漱溟先生这些对土改不感兴趣的人会拥护共产党呢？当然他徘徊了一段，最后还是选择了共产党，原因就是他们这些人对一党专政不满。为什么CC系尽管支持土改，而且主张在土改问题上跟共产党竞赛，但是还是极端反共的？原因就是他们是赞成一党专政的，当时中国的分歧就是在这儿。至于中共掌权了以后，好像忽然间就认为这个民主是一种邪恶的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在１９４９年以前不是这样说的。所以我说这个变化并不是始于１９４９年，就国家权益而言，大家知道１９２８年国民党说他们要搞一种新外交，就叫革命外交，国民党经常把革命挂在嘴边，说这个外交就是要改订新约，收回利权。尽管这个外交只有短短的几年，因为抗战以后情况就改变了，革命外交就变成了战时外交了。但是在这几年之内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跟几个主要列强，首先是美国，都签订了契约，基本上把在华的经济特权给取消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海关制度。这一点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海关制度，无论是工业化还是政府的财政都不可能有基础。大家知道在抗战前，国民党的中央财政，南京政府的中央财政是不靠从农民那里取得的，田赋当时是不列入中央财政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关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中央财政。当时田赋是作为省级财政收入的，抗战以后才变化。
大家知道在抗战以后，平心而论，虽然中国抗战的军事表现无足称道，经常打败仗，但是中国的坚决抵抗，没有投降，还是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而且交战双方当时都标榜要跟中国友好。当然了，日本方面所谓标榜友好是假的，因为他们所谓友好的对象是伪政府，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在形式上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交回了租界。英美当然也是，都争前恐后的宣布废除一切在华特权，放弃租界。而且大家知道在二战期间，虽然中国当时实际力量并不强，但是在一些列强的支持下，当然这些列强也有自己的考虑，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在抗战结束的时候成为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安理会五强，五个常任理事国，那是１９４４年就定下来了。而且在这之前几次列强会议中，包括华盛顿会议，开罗会议，都把中国作为几巨头之一请过去。我们现在讲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大家知道德国、日本经济上都很强，但是他们一直进不了，中国之所以能进去，就是在１９４４年那次机遇。
仅仅从领土上来讲，１９４５年以后中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收回了很多周边地区的领土。其中很典型的就是收回了中缅边界的相当一部分土地，虽然不在法理上，但是事实上这些土地当时是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下的。而１９４５年抗战结束以后，中国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国有资产，主要是社会主义苏联带给我们的。苏联出兵，他的要价是很高的，要夺回沙俄全部的在华权益，其中就包括我前面讲的旅顺、大连，那个时候都是苏联的殖民地，包括中东铁路，包括新疆很多苏联的矿山。但是这些东西１９４９年以后我们也没有收回，直到１９５４年才收回。１９４９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领土没有收回，比如香港、澳门，一直到邓小平时代，甚至是江泽民时代才收回。
那么在１９４５年形成的这个格局中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新疆问题。去年新疆成为了一个关注焦点，东突成为了大家议论很多的话题。可能有些人知道，东突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事件就是由苏联人支持的所谓的三区革命。三区革命至少在我国的官方历史上仍然是得到的正面的歌颂，新疆至今还有三区革命纪念馆，三区革命烈士陵园。但是三区革命正式的诉求就是要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东突，这个东突是苏联支持的。１９４４年苏联支持这些人在三区发动对中国中央政府的进攻，而且一开始就锐不可当。因为三区民族军的装备之精良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有坦克、有飞机、有大炮、有骑兵，这一切都来自苏联。三区革命的领导人有很多是共产党人，但不是中共，而是当时的联共（布），这些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都是联共（布）的党员。不少参加三区革命的还有当时的统战对象，就是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这两股势力联手在那里搞疆独。现在就有一种说法，说１９４９年这个政权更迭对保住新疆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苏联跟国民党意识形态不同，所以他们对国民党是不好的，国民党统治中国，他们就要把新疆分离出去，而共产党统治了中国，跟苏联是兄弟党，他们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此新疆就保住了。后来三区革命的这些人都承认了，他们大部分的人在１９４９年的时候一次飞机失事全部死掉了，这次飞机失事也是戏剧性的，跟最近波兰那次差不多，我就不想涉及这个问题了。但是剩下的一些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共，最有名的就是赛福鼎先生。
以前一直有些人说１９４９年这次变革对于保住新疆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如果不发生这个变革，那么苏联就会把新疆给分离出去，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事实上是没有力量阻止苏联人这样做的。可是这个说法最近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材料已经证明，苏联改变主意不再追求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并不是１９４９年的事情，甚至也不是１９４７年的事情，这个转变发生在１９４６年年底。这个三区民族军很厉害，他们席卷了半个新疆，但是打到乌鲁木齐郊区，就是玛纳斯河边的时候突然停住了，如果他们不停住，那整个新疆他们都能拿下来。为什么停住呢？据说是因为当时斯大林发现他对三区革命的控制能力有限，三区革命的泛伊斯兰势力比他想像的要厉害得多，斯大林就很担心，一旦这个东突独立成为事实，很可能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是具有泛突厥主义倾向的，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建立，对苏联的中亚各个共和国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连锁反应，搞不好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所以很快就改变了政策，不再支持东突，而且要求三区政府跟国民党谈判，要求承认中国的主权，在中国的版图内实现自治，当然这个实现自治是以满足苏联的权益为代价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三区问题上，１９４９年这场更迭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没有这场更迭，苏联也不会把新疆分离出去，因为他们当时已经考虑到这个事情对他们也不见得是有利的。而有了这场更迭，我们知道三区革命后遗症一直是很严重的，伊犁、塔城、阿勒泰这些老区，１９４９年以后一直到１９６０年伊塔事件之前，苏联的影响非常严重，三区的继承政权，甚至包括新疆军区很多高层都是苏联代理，比如当时南疆军区的副司令伊敏诺夫就是一个俄罗斯人，当然他是新疆俄罗斯族的。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一直到了伊塔事件，１９６０年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以后，这些人在三区的老区闹事，后来不行了，他们就跑到了苏联。我们说是６万人，他们说是１０几万人，基本上这些势力在伊塔事变之后都走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说真正摆脱了三区革命事件的后遗症。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对三区革命正式的说法上还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其实这就是东突的前身，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大家知道除了三区以外，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就是中国西南边疆的问题。大家都注意到前几年网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帖子，这些帖子其实带有亲国民党的色彩，说国民党时代中国的版图有多大，但是到了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对外签订了很多条约，结果割让了很多领土，使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大概在两年以前，很多重要的网站上都出现了强大的反驳的舆论，有人写了几万字的文章，而且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我觉得这些文章大概都是有背景的，不像一般网民写的，因为引用的材料很多，而且有很多内部材料。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说国民党那个时候划的边界其实都是画饼充饥而已，实际上从来没有控制这些地方，因此１９４９年以后签订的那些只不过就是承认了现实，并没有真正的损害中国的权益。这个说法我觉得部分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的确国民党的中国地图并不反映现实，比如台湾的中国地图到现在还把外蒙列成中华民国的领土，大家知道这个外蒙从２０年代开始就不归中国政府管理了。但是我要说，并不完全如此！就云南而言大家知道在国民党时期云南的地图是这样画的，还有一种更极端的画法，（画图），和现在的边界相比许多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些地方是中国实际控制的地方吗？应该说在抗战以前不是，抗战以前中国的确是不能控制这些地方的。
但是抗战以后，中国一度控制了这些地方。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远征军的活动，远征军占领了这些地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当地亲中国的地方势力，包括汉族土司。汉族土司在抗战一开始就宣布归附重庆政府，当时就被国民党任为少将，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当了国军的军官，地方基本上就纳入了管辖范围之内。由于这两个原因，实际上抗战后这些地方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至少是在中国军队的占领之下。网上这篇文章就说这完全是胡扯，说中国根本没有控制过这些地方，因此中国没有放弃一寸领土。他引了很多材料，但是我现在不想引用那些，我只想引《人民日报》，你看看《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１９５７年周总理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讲解中缅边界问题上讲，他说缅甸要求我们从１９４１年线以外地区撤兵，我们当时控制了这片地方，为什么说是控制了呢？因为１９５２年我们追缴国民党的军队，进入了那片地方。也就是说在那之前，这片地方是国民党占的，不是缅甸人占的，所以解放军１９５２年为了打国民党也进到这个地方。但是后来缅甸要求我们撤退，我们就同意了，我们政府表示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１９４１年线以西的地区。这可是白纸黑字，而且不是什么秘密文献，这是《人民日报》登的，你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放弃领土呢？当时这个裁军最终在１９５６年年底之前完成，我们从缅甸那里取得了一个象征的让步，就是我们要求保有片马、岗房、古浪这三个村子。为什么要保有这三个村子呢？清末民初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片马事件。，当时一帮英国人跑到片马，结果引起了全中国的舆论哗然，因此片马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名词。当时中国政府就说不让他拿回这片地方，可是这块地方仅仅限于片马三村，这三个村子加在一起也不过是１０多平方公里。而这一片在１９４１年线以西的地区有４万多平方公里。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边界上的一个小角，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我们说只要这个地方给我留下，其他都让给你了，就在这么一个基础上解决了这个中缅谈判。
大家知道实际上缅甸政府是很弱的政府，直到目前它对中缅边界缅方一侧的土地控制能力仍然是很弱的，这些土地基本上都在地方势力的手中，而且这些地方势力往往是亲中国的，包括去年的果敢地区。这些地方即使割给的缅甸，缅甸政府仍然控制不了，结果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办法，我们出动军队把国民党军队赶走，把这片地方交还给缅甸。关于一点，我们２００７年采访过退休的当时云南省公安厅厅长，他当时是中缅边界谈判时代的中方秘书组组长，他就很明确的讲，他说１９５２年搞边防的时候，那个时候密支那那片地方是国民党的军队在那里驻扎，他说缅甸官方几乎没有控制边境的能力，控制边境的其实是国民党。后来我们要出让这片领土就碰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当地的土司不干，姓杨的土司亲国民党，其实就是果敢的土司，第二就是那里由国民党军队驻扎。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根据缅方的要求，我们出兵把残军赶出２０公里，把蒋军总部赶到澜沧江边，把这片地方腾出来交给缅甸。
我们不可能根据我们现在跟国民党画的地图不同，就说那是我们丢掉的国土，当然不能这样讲！但实事求是的讲，的确有一部分领土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丢掉的，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谓的国家主权的恢复，或者说国家权益的恢复，１９４９年以后的确有进展，这应该承认。道理很简单，不管哪一个党执政，１９４９年以后起码国家是一个革命统一的局面，比起之前战乱的局面，多少说话的力量要大一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对中国国家权益的恢复当然是有正面作用的。但是这个正面作用在１９４９年的时候并没有体现出来，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是没有什么进展的。
这个是当时三区革命的时候，所谓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发行的货币，邮票，他们的帽子。当年的东突符号现在也在用，这个东西是有继承性的。
我这里讲的是所谓半殖民地的问题，就反封建而言，关于租佃关系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说租佃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好，更多的人说租佃关系也不能叫封建。我不想涉及这种问题，我只是说即使我们要消除租佃关系，这个过程也不能说只是在土改完成的。现在研究民国经济史的人，很多人都指出这个租佃关系的消退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地权集中的程度在民国时期２０年中就已经有很明显的变化了。也就是说，民国这２０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土改，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土地一直是在分散。我就这个问题写过书，但那是一家之言，我只讲其他人的，这个郭德宏先生应该说也是一个主流学者，他是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前任主任，现在已经离休了，是个老同志。根据他的说法，从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中国的土地关系有两个趋势，第一个就是地权是分散的，第二，尤其是他所说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也就是地主土地中用于出租的那一部分。因为地主的土地不完全是出租的，有一部分是自耕的，有一部分是雇佣劳动力的。用于出租的那一部分减少的更厉害，以至于有一些学者指出，由于这个自然的过程，在４０年代晚期，中国土地分配的系数已经相当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和一些公认为是通过土改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在土改以后的地权分配的平均系数相当。
比如台湾，大家都知道台湾也搞过土改，而且公认是搞得很成功的，已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取消了地主租佃制。但即使这样，１９６０年台湾的地权分配平均系数仍然达到０.４以上。如果按照这个数字，那么中国有些地区在４０年代晚期已经低于这个水平。因此我们如果仅仅说反封建，有一个说法绝对是错误的：土改以前农民是没有土地的，土改以后他们才有了土地。
确切的讲，土改以前中国大部分农民是有土地的，通过土改，农民手中的土地增加了一些，有的增加了１０％，有的增加了２０％左右，但是农民土改以后拥有的土地主体是他们在土改以前就有的，土改以后是增加了，但并不是本质性的。
我们再看国有化问题。我们都把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国有化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可是中国工业真正的国有化，很基础的步骤其实是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就出现了。抗战以前中国的工业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主体是民营企业。当然这个民营企业在国家权益上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些是外国资本，有一些是中国的企业，当时共产党叫作民族资本。而国家资本当时占的比重很低，这是抗战前的情况。
抗战之后这个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第一是因为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办了很多国有企业，而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第二是战争期间的影响，英美的资本都跑掉了，很多民营资本被毁灭了，更重要的是抗战以后的国民党把相当一部分民营资本都国有化了。大家知道当时在沦陷区民营资本免不了要跟日资企业做生意，因为你在沦陷区跟西方是没有联系的。但是你只要跟日本人做生意，或者跟日资企业做生意，国民党接管之后就说这部分是逆产。国民党当时接受的两部分财产，一部分是敌产，所谓敌产就是日本人的财产，还有一部分是逆产，所谓逆产就是指当时留在沦陷区的民营企业，把这部分企业都给国有化了。当时共产党对这种做法是持强烈批评态度的，说这是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在摧残民族资本，而且借用了一句民间的话，把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叫。劫收。。我要提到一件事，就是通过这个劫收，中国的工业最大的部分已经变成国有，国有的成分已经超过了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
讲到这里我要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中联办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了一批人，其中有一位是亲左派朋友，也是我的清华同事崔之元先生。崔之元先生被人们称作毛派，他对改革以前的评价很高。但是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不是为毛泽东说话，而是为国民党说话。他说以前我们把国民党的国有资产叫作官僚资本，这是不对的。以前我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霸占了这些财产，其实不是的。据他所知，蒋、宋、陈这三家都很清廉，并没有从中捞什么东西。孔祥熙是个坏蛋，很腐败，但是这并不是主流。他说当时的国有企业还是很不错的，当然我很理解，崔先生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为了证明国进民退是有根据的，而且中国只要是为了强大，所有的执政者都搞，不光是共产党的事。
但是我听了他的话以后我就做了一个反应，我说没有人说我是左派，但是我今天要为共产党辩护。当时的共产党老实说对国有企业骂得是最厉害的，当时的共产党把国民党的企业，把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不叫国有企业，叫官僚资本，而且说这是三座大山之一。当时中共把中国的民营资本捧得很高，叫作民族资本。我很纳闷，这个词该怎么翻译成英文？民族资本如果翻译成英文，照我看应该是 National Capital，这个词在英语中怎么听都像是国有资本，但是在共产党的用语中，当时特指的是私人资本。荣德生、刘鸿生、卢作孚，这些人是民族资本，但是资源委员会不是，资源委员会是官僚资本，他们在摧残民族资本。大概在同时，中国的民营经济研究会的会长保育钧先生，他也是一个共产党人，工商联的副主席。他说我们改革开放搞了３０年，民营企业的定位一直定不下来，老实说这个问题１９４９年以前我们党已经解决了，我们党当时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是民族资本，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最高的评价。即使在西方都没有哪个国家说只有私营资本才是民族的，国营的就是反民族的，只有共产党有这种言论。我们知道国有资本不光是共产党，就连美国那样基本没有国有企业的国家也有一些企业，比如航空航天局，这都是国有的，美国人不会说这是反民族的，只有私营企业才是民族资本。
但是我要说，我不同意崔之元的说法，因为当时共产党之所以把国民党的国有资本说成是官僚资本，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这个国有资本中有很多贪污行为。我同意崔之元的一个判断，就是所谓的四大家族，没有我们以前说的那么腐败，不但蒋、宋、陈这三家，就连孔祥熙也是。尽管这个人的确是个很腐败的人，但是大家都知道孔家在从政以前就是巨富，而不是在从政以后才成为富人的。
大家都在山西看到过王家大院，祁家大院，这个孔家就是那种，当年就是票号世家，就是晋商。他从政以后，利用权力占过便宜，但是他和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不一样，他的第一桶金并不是从国库中偷来的。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第一桶金就不干净！共产党当时否定这个国有资本，主要的理由并不是说国有资本有贪污行为，共产党当时否定的理由是什么呢？主要的理由是说这个国有资本是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服务的，是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国家资本，因此他们说这是官僚资本。那么共产党接管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如果按照当时共产党的说法就是共产党是民主政府，大家都知道民主政府爱人民。民主政府接管了这部分资本，他就回到了人民手中，成为全民所有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在这里谈到的并不是贪污与否的问题，官僚资本是不是全民所有制的资本，在这个认证就取决于政治体制。讲得简单一点，按照我们党的逻辑，专制国家的国有资本就是官僚资本，贪污不贪污都是官僚资本。民主国家的国有资本才是全民资产，所谓的回到了人民手中。可是６０年过去了，我们居然又开始讨论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如果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那么怎么能说现在的国有资本就不是官僚资本呢？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支持我们党１９４９年以前的说法，我们就是应该搞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使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这个问题现在说需要思想解放，我看用不着，我们只要按照我党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言论就足够解放了！这个言论比任何新自由主义都要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还没有说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走在了任何新自由主义的前面。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国有排挤民营，１９４９年以前好像是万恶深渊，１９４９年以后好像就成了百善之首，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以前的解释是，我们是民主政府，他们是独裁政府，但是现在看起来，如果这个民主是可以怀疑的，那么这个变化当然也就一样是可以怀疑的。
实际上这部分国有企业在１９４９年前和１９４９年后的运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的一些人说１９４９年是一种无缝对接，也就是说１９４９年以前这些国有企业是由当时的所谓国家主义者，科学主义者管理的。当然这些人基本是留美的，包括我们都知道的资源委员会三巨头，这些人后来都跟共产党走了。这些人是留美的，但是他们采用的是科学主义的企业管理方式。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苏联专家的一套模式来运作的。苏联专家虽然意识形态和这些留美的人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科学主义这一点上他们很接近，都主张经济核算，都主张计划均衡，就是不搞挂帅那种。因此，实际上１９４９年前后的企业运作并没有什么变化。
到了临近１９４９年的时候，国民党的国有企业当时已经有非常浓厚的亲共产党的势力了，甚至撤退到台湾的资源委员会企业也是这样。有一件事值得一提，５０年代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场白色恐怖，就是清除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当时杀了很多人。用台湾当局的说法叫肃清匪谍，他们说共产党是共匪，这些地下共产党叫作匪谍。这个肃清匪谍的事，当时资源委员会就是重灾区。当时台湾最大的两个国有企业就是台糖和台电，这两个企业的总经理和很多管理人员都被杀掉了，都是匪谍，当时都在跟共产党联系。实际说这个体系当时几乎是水到渠成了，摇身一变，换块牌子就从官僚资本变成社会主义了。
我觉得如果真要讲断裂的话，这个断裂不是发生在１９４９年，而是在１９５６年。我前面讲过，不管是资源委员会的官僚，还是１９４９年以后的苏联专家，他们都是科学主义者。后来我们中国称之为马钢宪法的那一套东西——马钢，我们今天一听就说那是马钢股份，马鞍山钢铁公司——不是的，那个时候讲的马钢是指苏联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就是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这一套管理流程被叫作马钢宪法，是解放初期在中国国营企业中，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大型国企很流行的一种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强调的是科学管理，计划均衡，理性计划等等。１９４９年前和１９４９年后，在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１９５６年就发生了变化。当时斯大林模式出现了问题，如果真要讲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那就是从１９５６年开始的。１９５６年以前，我们搞的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在用黄亚生先生的话说，我们搞的是中国式资本主义。恰恰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搞的的确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苏联式。和苏联式的区别在哪里呢？苏联式是计划经济，而我们１９５６年搞的我不知道叫什么经济，计划的色彩很大，下命令的色彩是很浓的。
１９５６年提出我们要取消一长制，就是这个工厂不应该是厂长负责，而应该是党委负责。我们就提出要用鞍钢宪法取代马钢宪法。这个鞍钢宪法说穿了，每一句话都是针对计划经济的。鞍钢宪法的全称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面两句话是陪衬，前面几句话是关键。有了前面几句话，中国的工业体制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知道苏联和中国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企业管理有很大的不同。在苏联的企业中，是没有专职党委的，虽然也有党委书记，但是党委书记不掌权，也不是专职的，往往是由总工程师和副厂长兼任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哪怕是几十万人的大型企业，没有党委宣传部、组织部的这一套设置。就是实行一党制，苏联也是共产党领导，当然他那个党的领导主要是地方，行政上面的州委、市委的领导方式。但是中国从１９５６年以后就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真的有断裂，１９５６年的断裂比１９４９年似乎还要大。
１９５６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种无计划的命令经济，这种现象最有名的案例就是所谓的分权。现在有一种说法，说邓小平的改革其实毛泽东是始作俑者，他们的理由就是毛泽东时代曾经在中国的经济中提倡分权，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中央不约束地方，由地方互相攀比，你放一个卫星，我放一个更大的卫星，你说亩产５万斤，我说亩产１３万斤，政府完全不加过问，鼓励你们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甚至把很多企业都下放到地方管理。于是我们的一些学者说，这就是改革的先河。邓小平不是要放权让利吗？毛泽东比他更早，就主张分权。我要实事求是的讲，毛泽东讲的那种各地比赛，攀比，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苏联是比较少见的。如果真正要搞计划经济，的确是要强调计划的统一，不能乱来的。
但是我要说毛泽东的各种做法是分权吗？所谓的分权首先要有一个权利的主体，也就是说各地首先要有独立的地方利益，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上中央向这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分权。我这里讲的独立不是国家体制上的独立，而是有不同于中央的单独的利益，现在是有了，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其实是没有的。所谓的发扬地方积极性，在满足中央的愿望方面开展竞赛，比如大跃进。这种地方官争相放卫星，高征购，其实是以损害当地民众利益的方式来揣摩圣意，讨好君王。这种争宠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是这种积极性并不是以地方利益为基础的，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地方利益，而是中央的利益。鼓励各地都搞高征购，鼓励各地竞相放卫星。
那么这种做法当然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权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讲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权利肯定是分散的。分散的原因很简单，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肯定是多元化的，我要赚钱，你也要赚钱，我们各自有各自的权利，这叫分权。可是当时没有真正的地方利益，地方并不是利益的主体。这里所谓的分权我打个比分，就像皇帝号召后宫在化妆技巧上要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每个人都要化得争奇斗艳，让皇上看了很高兴。这叫不叫分权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叫分权，把化妆的权力交给了这些妃子。这些妃子和市场经济中的分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这些妃子都不是利益的主体，这些人都是皇上的依附者。但是这样的做法对统一的计划，对科学的、理性的计划而言的确是有很大的破坏。这些搞法就使得中国经济变成了一种大轰大嗡的经济，通常讲的首长工程，这种经济搞得最极端的时候就是文革期间。
文革一开始就把计委取消了。这里我要讲一个人，其实这个人的人品应该也是不错，但是他不懂什么计划，他就是余秋里同志，带领几个军人建立了一个生产小组，就取代了计委的特权，由他们按照军队下命令的方式在那里安排中国的经济。计委被取消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像这样的经济当然不是市场经济，但是它是计划经济吗？恐怕很难说。这样的变化从５６年到文革发展到了极端，我们也只能从这样经济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改革的一些基本特点。
中国的改革现在很多人说跟东欧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们搞的是休克疗法，而我们搞的是渐进改革。其实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就不详细展开了。最简单的说法，所谓休克是说在他们那种背景下做出私有化的决定是很容易的，但是具体的私有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民主国家，不能说把大家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只有在我们这种体制下才能有这种优越性。所以私有化的决议很容易做出，但是真正落实到企业上往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博弈。但是中国改革有一个特点，中国改革的初期大家并不知道要向何处去，大家唯一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从什么地方走出来。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要从１９５６年以后形成的那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者毛式的体制中走出来，走向哪里我们不知道。走出这样的体制可以有两种走法，一种就是搞市场经济，另一种就是陈云同志所主张的。陈云骨子里认为苏联搞得很不错，中国之所以搞坏了是因为毛主席另搞一套，把好的计划经济给搞垮了。
毛主席从１９５６年以后一直强调的就是反对修正主义，这个修正主义是什么？可不是市场经济，修正主义就是指的苏联搞的那套。毛泽东如果说和陈云、刘少奇这些人，除了权力之争外还有什么思想上的分歧，不在于刘少奇这些人想搞市场经济，而在于毛泽东的大轰大嗡那种运动经济，和刘少奇、陈云这些人想搞比较理性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有了很大的冲突。而中国的改革在最初阶段，用现在的毛左派的话就是修正主义卷土重来。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改革其实不是７８年开始的，７５年就开始了。所谓７５年开始指的就是邓小平当时讲的整顿。什么叫整顿？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整顿和市场经济没有丝毫的关系。其实就是要放弃毛泽东时代那种胡闹的做法，恢复比较严格的、比较理性的计划经济。我不引用经济数据，大家只要看那个时候的文学作品就知道了，我国改革初期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大厂文学，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很有名的蒋子龙先生的《乔厂长上任记》。
这个《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有很浓的剽窃色彩，因为它非常像苏联的大厂文学。我们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在反修时期，把苏联的一些大厂文学作为批判的对象，其中有所谓的《你到底要什么》，《当代英雄》等等，这些故事讲的和《乔厂长上任记》一样，讲的都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业务厂长，摆脱政治挂帅的干扰，搞专家治厂，严格规章制度，搞好经济核算，然后成功的完成了计划。这个厂长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他不喜欢政工人员，第二，这些厂长都不知道营销。这些厂长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只管生产，至于生产出来的东西有没有销路是不管的。那个时候体制就是计划经济，按照一个科学的计划，分工你干什么，你把它干好。可是我们知道东欧的改革不可能这样改，因为东欧计划经济已经搞了几十年，已经不能再理性了，已经理性到极端了，所以他们只能放弃这个计划，当然要面临很大的冲击。由于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是在胡闹，只要你不胡闹，怎么搞都会比以前好，即使搞计划经济，也会比以前好。所以我们国家１９７５年以后到１９７８年，中国的改革的确是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与其说是在走向何处上发生了变化，还不如说是在走出何处方面发生了变化。而无论走向何处，都比原来那种状态好，这是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２００８年的改革３０年的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大家可能没有留心，就是很多人都注意到陈云在１９７８年非毛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很多人认为当时邓的作用还没有陈的作用大，包括１９７８年著名的理论务虚会，对凡是派的斗争主要放炮的是陈云，不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其实并不想这样干，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具体的原因，比如他当时才刚刚出来。陈云要改变这种胡闹并不是想搞市场经济，就是想搞乔厂长的那一套。实际上这个对推动中国的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用《赵紫阳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陈云当时说过苏联经济很成功，中国之所以没搞好，主要是毛主席搞的那一套的干扰。
因此中国的改革和东欧的改革有一点不同很重要，就是东欧面临的是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来讲，当时的问题是不要再胡闹，用最近胡锦涛的话来讲就是不折腾，只要不折腾，就会有改善。这个情况跟东欧是很不一样的，可是我们也知道，这种现象总是一个过渡，到后来还是要解决到哪里去的问题。乔厂长的作用到了８０年代后期就已经逐渐的不行了，像乔厂长那样管理企业肯定最后是办不下去的，我国东北的很多乔厂长式的企业都走向了穷途末路，中国又一次出现到底到哪里去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点，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２年，中国出现了三年的徘徊，一开始好像有一种追求西方式资本主义的潮流，后来又有一种要回到中国式社会主义去的，也就是毛式的潮流，最后这两种潮流都被否定了，１９９２年小平最终确定了一条所谓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我们就不说它是资本主义了。
１９９２年之后又出现了一场很大的变化。这场变化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带来了很多成果，同时我们也感到了它的很多弊病。这个弊病就是由于这种权贵资本主义改革的特权性质，使得这场变化牺牲了很多民众的利益。尽管从总体来讲，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改革的获益者，但是就相对而言，这个贫富差异要比过去严重，尤其是这个贫富差异没有理由。我觉得关键是没有理由，无论是按照社会主义还是按照资本主义都说不通！按照社会主义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差异，按照资本主义，应该是公平竞争的。差异是可以有的，但是应该是公平竞争的。我们这两者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确还需要面临进一步的改革。关于这个进一步的改革涉及到很多问题，我就不详细讲了，我还想留一些时间和大家互动，谢谢大家！
——原载：《传知行学术通讯》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我们知道在前年、去年３０年、６０年的文字中，有个很有意思的变化，０８年改革３０年，那个时候主流的宣传是强调改革前后的剧变，那个时候经常说改革前如何如何糟糕，改革以后就发生了中国奇迹，发生了大的变化，强调这两者之间的断裂，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到了去年，主调是６０年，于是这个主流就变成强调改革前后的连续，也就是前３０年也很好，后３０年更好，这个更好对前３０年是继承，强调这两个３０年之间的连续性。关心中国思想界的人不难发现，其实这两种声音一向都存在，而且彼此之间是有斗争的。大体而言，前一种观点可以被视为官方改革派，也就是体制内改革，认为我们原来这个体制有很大的毛病，现在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创造了奇迹。后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官方左派，更多强调的是连续，就官方左派的主流而言，他们并不否认改革以后是有成就的。我这里要讲的和那个所谓“非主流左派”有所区别，现在有一种“非主流左派”，不认为改革是有什么成就的，而且认为改革是灾难。但是我们的官方左派还是说改革是有成就的，但是他们一般都喜欢说这个成就是毛泽东奠定的基础，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这两个３０年的关系是毛泽东栽树，邓小平乘凉，或者说“毛泽东栽树，邓小平摘桃子”。主要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全力以赴搞建设，大家生活苦一点，但是基础打下来了；到了邓小平时代就在那里吃毛泽东的老本，把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果拿来分化。
其实大家如果眼光再放远一点，就会看到对于两个３０年还有另外两种声音，同样是强调剧变，或者是强调连续，但是这两种声音都是否定的。一种声音是所谓的毛左派的声音，或者是再次文革派，认为中国应该再搞一次文革。这些人他们其实也很强调断裂，但是对这个断裂是否定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很好，搞的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上台是走资派又回来了，颠覆了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说毛泽东当年没有说错，邓小平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改革最近这些年来，的确这个社会出现非常多的弊病，当然有一些人就归结为改革本身，说以前有多好多好，后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不光是中国有，当年国际上的一些毛派在中国改革以后也是很失落的，而且早就有了这种言论。江青诞辰１００周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帮“毛头派”，曾经专门排演过大型歌剧，就叫《江青》，而且好像有一个华人，当然也是左派艺术家，谱了一个歌，据说还很好听，他也是这种调子。我在美国看到当时毛派有一个组织叫“美国革命共产党”，把中国历史说是４９年到７７年是社会主义，７７年以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陷入了灾难。他们也是强调剧变，但是对这个剧变是否定的。
相反，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些激烈的批评共产党的一些言论，比如说海外的无党派人士，他们也很强调连续。但是他们强调的连续也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强调的，他们讲的连续就是一党专政一贯为之，而且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对前３０年、后３０年的批评都很厉害。一讲到前３０年就是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一讲到后３０年就是“六四大屠杀”之类的，好像这６０年都没什么好事。他们讲的也是连续，但是对这个连续基本上是一种抨击。
如果把断裂和连续作为一个纬度，而把肯定和否定作为另一个纬度，实际上是四种声音。认为断裂的，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认为是继承的，也有肯定的和否定的。如果从一个比较超越的立场看，我觉得这四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某一个方面。但是很奇怪的是，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在讨论６０年的问题上好像都跟他们谈论两个３０年之间的立场有很大的反差。比如说很多强调两个３０年之间连续性的那些人，他们往往都非常否认这个６０年和以前的连续性。他们往往强调６０年和以前有非常大的区别。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毛左派，他们经常说改革以后的３０年是继承了前３０年的成果，但是他们往往把前３０年的成果说成好像从天下掉下来一样，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说中国原来是一穷二白，好像中国的工业化是从毛泽东那个时代才开始的，而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他们自己的文章，比如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王绍光先生，自己写的一篇文章，给出的数字是前３０年平均经济增长是６.５％，后３０年平均经济增长是９.９％。当然他说６.５％成就也很伟大了，但是我觉得假如你说９.９％的增长都认为这是一种连续，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变化，那么６.５％的相对缓慢的增长，反而是更大的剧变吗？如果说９.９％这样的增长你都说需要有所继承，那么６.５％这样缓慢的增长，难道就只需要有突变吗？所以这些人的逻辑就是。改革前后皆美景，新旧社会两重天。。在两个３０年之间强调极端的连续，但是在两个６０年之间强调极端的断裂，这在逻辑上好像是很不协调的。
反过来讲，对两个３０年的连续持否定立场的，比如他们都说两个３０年都是一党专政，很糟糕，但是这些人往往又非常突出这６０年和以前的变化。当然他们说这个变化倒过来了，往往说６０年以前，１９４９年以前很好，甚至好的不得了，这个当然在以前是一种非主流的声音，但是有趣的是最近这种声音也变成主流了。因为我们这个主流意识形态逐渐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以前说万恶的旧社会，现在开始说五千年的优良传统。万恶的旧社会逐渐也变成很美好，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变得非常美好。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引用所谓麦迪逊数字，说中国在鸦片战争前GDP就占到全世界３６％，比今天的美国都要牛得多，说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最进步的国家。大家要知道，那是鸦片战争前夕，不是指的周秦汉唐！如果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还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那后来中国怎么会自暴自弃到那种程度，的确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事。
所以我觉得很可能是，１９４９年以前的社会，你说万恶的旧社会可能太莫名其妙，但是你说世界第一美好，这恐怕也是很有问题的。但是有一点，你把这两个３０年说得那么连续，但是把这６０年和以前说得那么断裂，在逻辑上的确有一些问题。老实说，对于前６０年，就是从甲午（１８９４年）到１９４９年，这６０年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讲的所谓的旧社会。你要对比说这个旧社会和４９年以后中国的状况，是不是有非常大的改变呢？从一个角度讲的确是有改变的，很多人都说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是一片废墟，民不聊生，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个不能算错。但是这个和旧社会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有什么关系，看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两个王朝交替之际，乱世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两个王朝之际，从秦汉之际一直到明清之际都是天下大乱，人口死掉一大半，甚至死到十分之九。但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恢复得很快，不到２０年就是文景之治。
所以我觉得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有一点跟以前不一样，那就是中国从两个王朝之间的乱世，进入了一个等于是一个新的朝廷建立以后比较稳定的时期。但是如果你说这个社会的基础规则到底发生了多少变化？这就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可以说是和平与战争的区别，当然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社会规则的区别，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这个区别是社会规则的改变，那么我们就要问到底改变了哪些规则呢？关于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传统社会，我觉得有很多分歧的地方。以前说一团漆黑，现在又说花团锦簇，但是我觉得从现在这个角度讲，这个逻辑有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如果你要说太花团锦簇，那革命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很多逻辑上的困难。
这个问题我曾经讲过一次，现在我不想多讲这个问题了，我现在对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事就把它略过去。总的来讲，我作为一个经济史家，我认为那个麦迪逊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我不相信什么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还那么伟大，这根本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完全无法解释中国的历史。
我现在着重还是要讲１９４９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１９４９年这场改变，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讲叫作革命，从形势上讲的确是非常惨烈的。用我们正统的语言来讲，红色江山是２０００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的确非常的惊心动魄。但是大家要知道，一场变革的激烈与否与它对社会最深处的规则改变与否，往往不是一回事。我国历史上有多少次的人口死掉一大半的，比２０００万要多得多，人口死掉一大半的那种变化。实际上这个社会规则并没有什么改变，无非就是改朝换代而已。从秦汉一直到明清，像这样的现象很多，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讲只要是死人很多的变革就一定是最深刻的变革。
我们从最传统的说法，按照正统的说法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中国是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家知道这两个半它本身并不能合成一个一，因为另外一半都不在这个语境之中。我们讲半殖民地的时候，我们讲的并不是社会形态，我们讲的是国家权益在世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如果是半殖民地另外一半应该是半独立，也就是我们没有变成全殖民地，我们当时处在半独立状态。这个所谓的半封建，另外一半如果按照我们党原来的说法应该是半资本主义，不管这个资本主义是外国人带来的外资，还是我们本国的民族资本。因此这个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另外一种表述就是半独立半资本主义。按照我们原来的说法，１９４９年以后发生了所谓天翻地覆的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半殖民地获得了民族独立，这是第一个变化，改变了半殖民地。第二个就是半封建，我们那个时候讲的封建就是指的地主租佃关系，据说这个关系是通过土改改变了，于是我们消除了半封建。而这个半资本主义又通过１９４９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消除了。于是不管是半资本主义还是半封建，最后都变成了计划经济，或者说是变成了社会主义。不管这种变化我们说是好的也好，说是坏的也好，我现在要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变化，１９４９年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这个变化是在１９４９年实现的吗？１９４９年在这种变化中到底占有多重要的地位呢？
我们先说说所谓的半殖民地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地位，老实说我觉得最本质的应该是它国民的地位，不是说这个皇上很威风就很有地位。我们这个国民是不是在世界上得到尊重？这才是真正体现我们国家的真实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外交，我觉得不光是１９４９年以后，１９４９年以前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外交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友好国家，尤其是所谓的最友好的那些国家，往往是对华人、华侨和华商最野蛮、最残酷、最坏的国家。而我们认为是敌对国家的那些国家，相当的一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规律，是对华人、华侨和华商最友好，接受他们的程度最高的国家。所以我经常讲这个反华的概念该怎么理解？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讲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大家知道东南亚地区这两三百年经常排华，但是东南亚国家中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国家，也就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应该是泰国。历史上东南亚这些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大规模排华事件，就是泰国没有发生过。可是泰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７０年代曾经我们认为是最坏的国家，那个时候官方对泰国的说法是美国等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的国家，而且我们当时支持泰国共产党在他们那里搞革命，我们的昆明曾经设过泰国共产党的电台，在那里天天骂泰国，而且骂得很厉害。那个时候越南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基本上是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的。而且老实说，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１９７８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可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的官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越南并不是最坏的，那个时候最坏的是……（听众：印度尼西亚。）
不是印度尼西亚，老实说印度尼西亚是不是比越南更坏都是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比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要坏得多的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华人已经不是剥夺的问题了。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一般华侨还要大。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红色高棉是我们中国的铁哥们，为了红色高棉，我们不仅敢得罪泰国，也敢得罪越南。为了拯救红色高棉，我们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在工业化国家中，我们知道如果要说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好的国家，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喜不喜欢，这是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哪怕就是民主国家，像欧洲，对华人当然也不能说坏，但是老实说在欧洲华人要像美国那样的融入主流社会仍然是不可能的。欧洲的华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很多人成为高官，很多人成为教授，很多人成为大科学家，进入主流社会。欧洲的华人基本说只能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开餐馆，一件就是做皮鞋那种手工作坊，别的事情很难做。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在欧洲获得了学位，他们的导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要在大学中谋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比美国困难得多。
但是欧洲毫无疑问也不是最差的，俄罗斯要比西欧对华人、华侨、华商糟得太多，现在中俄关系很密切，到过俄罗斯的人很多，他们是怎么对待华人的？当然了，其实华人自己也有很多毛病，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包括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但是这些东西西欧的华人也有，西欧却为什么没有这样对付华人？包括去年发生的那个新星号事件就不是虐待华人的问题，还公开打死了几个华人海员，像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工业化的国家中都不可能发生。但是现在又是俄罗斯跟我们关系最好，欧洲次之，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只要你拍皇上的马屁就是友好国家，哪怕把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同胞杀得再多还是友好国家。假如你不讨我们皇上的喜欢就是敌对国家，哪怕对我们的同胞再友好都没用，我觉得这样的外交是很奇怪的。如果这样，我们国家所谓的再崛起对一般的国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可以想像，如果我们国家进一步崛起了，像那种现在和我们友好的那些国家越来越多，比如说和我们友好的国家有缅甸等，那些国家如果多起来，还有我们中国人的活路吗？
我前不久去了一趟东南亚，有人告诉我一件事。大家知道缅甸也是我们的铁哥们，因为它跟西方不好，就跟我们很好。我们在缅甸搞了一座桥，我方建议要把它命名为缅中友谊大桥，但缅甸军政府不同意，要把它命名为他们将军的一个名字，我印象中好像叫金友大桥（音）（注：我没找到这座桥）。当时中方也就同意了，但是这个大桥落成之后给当地华人社区发了邀请，结果大桥落成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来，为什么呢？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原来那个将军就是在１９６４年缅甸排华的时候屠杀华人的罪魁祸首，当地的华人对他痛恨得不得了，但就是这样的人是友好人士。所以我觉得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在缅甸这样的国家中国人站起来了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不想涉及那么敏感的问题，我只是说就算我们把这些问题——也就是国家的地位到底是皇上的地位还是国民的地位——先放在一边，仅仅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益而言，１９４９年这场变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就不说公民权利了，我只说所谓的主权，至于人权和主权谁大，我姑且不说。那么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或者说所谓的主权，到底有哪些增进？哪一个不平等条约是１９４９年废除的？哪一块领土是１９４９年收复的？哪一点经济权益，包括海关权益，各种权益在内是１９４９年获得的？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的确是找不到！
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损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包括不平等条约，租界、外国在华特权，包括领土的丧失。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平心而论，绝大部分的进步都发生在１９４９年以前。１９４９年以后也取得了进步，比如说收回香港和澳门，但是与１９４９年本身有很远的距离。我觉得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的收复，平心而论最早的一个进步应该是在１９５４年，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上来，他的地位比较脆弱，他当时对中国是最友好的。不过我这里要讲，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往往都不得好报，这个人后来就成为被中国骂得很厉害的人。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中国夺走了的那些东西都还给了中国，像旅顺、大连和新疆的很多所谓的苏资公司，这些都是１９５４年以后赫鲁晓夫归还给中国的。但是在这之前，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４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中国的国家权益在这五年中有什么增进。中国的国家权益的恢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前面有一段话，虽然大家都说１９４９年的革命变化很大，的确这个革命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的一场斗争，国共两党的确有很多不同，这应该承认。但是我前面曾经提到，国共两党的不同，与国共两党和中国其他势力的不同相比，应该是要小得多。我们以前经常把国共两党之外的那些势力叫作中间势力，或者叫作第三势力。
其实今天看起来，这个中间势力如果从理念上讲，它并不中间，往往自成一体。而国共两党可以看成是另一体，相对于所谓中间势力而言，他们有更多的共同点。从最简单的语言上讲，他们就有很多共同点，这两个党对内都称同志，而且经常把革命挂在嘴边，动不动就讲革命。整个理论形态，政治就不说了，这两个党都讲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经济上这两个党也有很多共同点，很多人宣传说这两个党差别最大的一点就在所谓的土地改革上。我们说我们的改革是反封建的革命，反封建就是土改，按照这种描述共产党是土改派，国民党应该就是反土改派。可是我们知道，虽然国民党在土改的问题上当然和共产党有很大的区别，没有共产党那么激进，但是，中国当时的其他势力在土改问题上都比国民党更保守，包括后来跟共产党结盟的那些人。当时的第三势力简单来说就是两支，一支是自由主义势力，一支就是中国文化本位派，像梁漱溟先生那样所谓的新儒家。这两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根本不认为有土地改革的必要。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言，它是重视产权的，国家剥夺产权他们本来就不赞成。对于传统文化本位派，他们理解旧社会就是很美好的，根本不认为应该改变，而且他们理解的乡村之治，实质就是乡绅之治，乡绅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讲的土豪劣绅。大家不要以为土豪劣绅这个词只有共产党才讲，国民党也讲，而且国民党不是国共合作时期讲的，国共分裂了以后，国民党仍然用土豪劣绅这个词。
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１９２７年国民党搞清党，大家知道国民党的清党文件是怎么写的吗？要清谁呢？首先是清共产党了，这点没有问题。这个文件说清党要清两种人，第一种当然是清异党，所谓异党就是共产党。第二，清党要清混入国民党的土豪劣绅。当然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清党主要就是清共产党，清土豪劣绅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但是尽管只是说说而已，也应该承认至少就意识形态而言，他们其实跟共产党还是很接近的。而这个乡村建设派，他们就没有这个概念，而且他们认为乡村是地方自治。大家知道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乡村建设，现在很多人对它的评价也很高，可是梁漱溟先生他们搞了很多乡村建设，主要是依靠乡绅。而乡绅自治不要说共产党不许可，国民党也是不许可的。因为国共两党都是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央集权的政党从来都是主张强龙要压倒地头蛇的，而乡绅就是地头蛇，他们是不能容忍的。乡村建设派搞的那些事情，最后都被国民党给搞掉了，共产党当然更是不能容忍。
这里我还要讲一点，其实国民党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的党，国民党内对土改问题也不是一致的。国民党内有土改激进派，也有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内的土改最激进的流派就是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代表的CC系。可是大家知道，在国民党内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土改问题上越是激进的流派，越不会因为它在土改问题上的激进就对共产党友好。恰恰相反，国民党内的土改激进派通常就是反共极端派，在土改问题上越激进，他们就越反共。在国民党内最早主张用极端手段对付共产党的就是CC系，最早对付共产党的特工组织，中统就是他们建立的，军统都是后来才有的。其实我觉得道理也很简单，土改激进派一般都是中央集权派，中央集权派一般都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派，越激进就越容不得异党，就越要排斥异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可说的。
其实真正要说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的政治分裂说透了也很简单，根本就不在土改这个问题上。当时在土改这个问题上，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有非常激进的土改派。但是站在共产党这边的，也有根本就不认为应该搞土改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歧呢？最基本的就是１９４９年时候的中国，赞成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腐败？赞成一党专政的就站在国民党的旗下，当时共产党是打民主旗号的，是打多党制旗号的。在抗战后期，毛泽东还说过他讲的民主不是指的苏联式的民主，而是指的美国式的民主，说苏联式民主虽然也很好，但是太高了，我们还够不着，我们要的就是美国式的民主，而且他说美国最好是多多干涉中国的内政，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实行多党制，实行议会制，甚至还发表过一篇社论，希望每一个在华美军士兵都成为民主的宣传员，这是延安《解放日报》的言论。
当时真正的分歧就在这儿，为什么梁漱溟先生这些对土改不感兴趣的人会拥护共产党呢？当然他徘徊了一段，最后还是选择了共产党，原因就是他们这些人对一党专政不满。为什么CC系尽管支持土改，而且主张在土改问题上跟共产党竞赛，但是还是极端反共的？原因就是他们是赞成一党专政的，当时中国的分歧就是在这儿。至于中共掌权了以后，好像忽然间就认为这个民主是一种邪恶的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在１９４９年以前不是这样说的。所以我说这个变化并不是始于１９４９年，就国家权益而言，大家知道１９２８年国民党说他们要搞一种新外交，就叫革命外交，国民党经常把革命挂在嘴边，说这个外交就是要改订新约，收回利权。尽管这个外交只有短短的几年，因为抗战以后情况就改变了，革命外交就变成了战时外交了。但是在这几年之内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跟几个主要列强，首先是美国，都签订了契约，基本上把在华的经济特权给取消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海关制度。这一点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海关制度，无论是工业化还是政府的财政都不可能有基础。大家知道在抗战前，国民党的中央财政，南京政府的中央财政是不靠从农民那里取得的，田赋当时是不列入中央财政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关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中央财政。当时田赋是作为省级财政收入的，抗战以后才变化。
大家知道在抗战以后，平心而论，虽然中国抗战的军事表现无足称道，经常打败仗，但是中国的坚决抵抗，没有投降，还是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而且交战双方当时都标榜要跟中国友好。当然了，日本方面所谓标榜友好是假的，因为他们所谓友好的对象是伪政府，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在形式上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交回了租界。英美当然也是，都争前恐后的宣布废除一切在华特权，放弃租界。而且大家知道在二战期间，虽然中国当时实际力量并不强，但是在一些列强的支持下，当然这些列强也有自己的考虑，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在抗战结束的时候成为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安理会五强，五个常任理事国，那是１９４４年就定下来了。而且在这之前几次列强会议中，包括华盛顿会议，开罗会议，都把中国作为几巨头之一请过去。我们现在讲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大家知道德国、日本经济上都很强，但是他们一直进不了，中国之所以能进去，就是在１９４４年那次机遇。
仅仅从领土上来讲，１９４５年以后中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收回了很多周边地区的领土。其中很典型的就是收回了中缅边界的相当一部分土地，虽然不在法理上，但是事实上这些土地当时是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下的。而１９４５年抗战结束以后，中国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国有资产，主要是社会主义苏联带给我们的。苏联出兵，他的要价是很高的，要夺回沙俄全部的在华权益，其中就包括我前面讲的旅顺、大连，那个时候都是苏联的殖民地，包括中东铁路，包括新疆很多苏联的矿山。但是这些东西１９４９年以后我们也没有收回，直到１９５４年才收回。１９４９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领土没有收回，比如香港、澳门，一直到邓小平时代，甚至是江泽民时代才收回。
那么在１９４５年形成的这个格局中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新疆问题。去年新疆成为了一个关注焦点，东突成为了大家议论很多的话题。可能有些人知道，东突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事件就是由苏联人支持的所谓的三区革命。三区革命至少在我国的官方历史上仍然是得到的正面的歌颂，新疆至今还有三区革命纪念馆，三区革命烈士陵园。但是三区革命正式的诉求就是要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东突，这个东突是苏联支持的。１９４４年苏联支持这些人在三区发动对中国中央政府的进攻，而且一开始就锐不可当。因为三区民族军的装备之精良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有坦克、有飞机、有大炮、有骑兵，这一切都来自苏联。三区革命的领导人有很多是共产党人，但不是中共，而是当时的联共（布），这些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都是联共（布）的党员。不少参加三区革命的还有当时的统战对象，就是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这两股势力联手在那里搞疆独。现在就有一种说法，说１９４９年这个政权更迭对保住新疆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苏联跟国民党意识形态不同，所以他们对国民党是不好的，国民党统治中国，他们就要把新疆分离出去，而共产党统治了中国，跟苏联是兄弟党，他们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此新疆就保住了。后来三区革命的这些人都承认了，他们大部分的人在１９４９年的时候一次飞机失事全部死掉了，这次飞机失事也是戏剧性的，跟最近波兰那次差不多，我就不想涉及这个问题了。但是剩下的一些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共，最有名的就是赛福鼎先生。
以前一直有些人说１９４９年这次变革对于保住新疆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如果不发生这个变革，那么苏联就会把新疆给分离出去，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事实上是没有力量阻止苏联人这样做的。可是这个说法最近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材料已经证明，苏联改变主意不再追求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并不是１９４９年的事情，甚至也不是１９４７年的事情，这个转变发生在１９４６年年底。这个三区民族军很厉害，他们席卷了半个新疆，但是打到乌鲁木齐郊区，就是玛纳斯河边的时候突然停住了，如果他们不停住，那整个新疆他们都能拿下来。为什么停住呢？据说是因为当时斯大林发现他对三区革命的控制能力有限，三区革命的泛伊斯兰势力比他想像的要厉害得多，斯大林就很担心，一旦这个东突独立成为事实，很可能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是具有泛突厥主义倾向的，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建立，对苏联的中亚各个共和国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连锁反应，搞不好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所以很快就改变了政策，不再支持东突，而且要求三区政府跟国民党谈判，要求承认中国的主权，在中国的版图内实现自治，当然这个实现自治是以满足苏联的权益为代价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三区问题上，１９４９年这场更迭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没有这场更迭，苏联也不会把新疆分离出去，因为他们当时已经考虑到这个事情对他们也不见得是有利的。而有了这场更迭，我们知道三区革命后遗症一直是很严重的，伊犁、塔城、阿勒泰这些老区，１９４９年以后一直到１９６０年伊塔事件之前，苏联的影响非常严重，三区的继承政权，甚至包括新疆军区很多高层都是苏联代理，比如当时南疆军区的副司令伊敏诺夫就是一个俄罗斯人，当然他是新疆俄罗斯族的。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一直到了伊塔事件，１９６０年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以后，这些人在三区的老区闹事，后来不行了，他们就跑到了苏联。我们说是６万人，他们说是１０几万人，基本上这些势力在伊塔事变之后都走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说真正摆脱了三区革命事件的后遗症。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对三区革命正式的说法上还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其实这就是东突的前身，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大家知道除了三区以外，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就是中国西南边疆的问题。大家都注意到前几年网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帖子，这些帖子其实带有亲国民党的色彩，说国民党时代中国的版图有多大，但是到了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对外签订了很多条约，结果割让了很多领土，使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大概在两年以前，很多重要的网站上都出现了强大的反驳的舆论，有人写了几万字的文章，而且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我觉得这些文章大概都是有背景的，不像一般网民写的，因为引用的材料很多，而且有很多内部材料。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说国民党那个时候划的边界其实都是画饼充饥而已，实际上从来没有控制这些地方，因此１９４９年以后签订的那些只不过就是承认了现实，并没有真正的损害中国的权益。这个说法我觉得部分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的确国民党的中国地图并不反映现实，比如台湾的中国地图到现在还把外蒙列成中华民国的领土，大家知道这个外蒙从２０年代开始就不归中国政府管理了。但是我要说，并不完全如此！就云南而言大家知道在国民党时期云南的地图是这样画的，还有一种更极端的画法，（画图），和现在的边界相比许多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些地方是中国实际控制的地方吗？应该说在抗战以前不是，抗战以前中国的确是不能控制这些地方的。
但是抗战以后，中国一度控制了这些地方。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远征军的活动，远征军占领了这些地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当地亲中国的地方势力，包括汉族土司。汉族土司在抗战一开始就宣布归附重庆政府，当时就被国民党任为少将，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当了国军的军官，地方基本上就纳入了管辖范围之内。由于这两个原因，实际上抗战后这些地方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至少是在中国军队的占领之下。网上这篇文章就说这完全是胡扯，说中国根本没有控制过这些地方，因此中国没有放弃一寸领土。他引了很多材料，但是我现在不想引用那些，我只想引《人民日报》，你看看《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１９５７年周总理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讲解中缅边界问题上讲，他说缅甸要求我们从１９４１年线以外地区撤兵，我们当时控制了这片地方，为什么说是控制了呢？因为１９５２年我们追缴国民党的军队，进入了那片地方。也就是说在那之前，这片地方是国民党占的，不是缅甸人占的，所以解放军１９５２年为了打国民党也进到这个地方。但是后来缅甸要求我们撤退，我们就同意了，我们政府表示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１９４１年线以西的地区。这可是白纸黑字，而且不是什么秘密文献，这是《人民日报》登的，你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放弃领土呢？当时这个裁军最终在１９５６年年底之前完成，我们从缅甸那里取得了一个象征的让步，就是我们要求保有片马、岗房、古浪这三个村子。为什么要保有这三个村子呢？清末民初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片马事件。，当时一帮英国人跑到片马，结果引起了全中国的舆论哗然，因此片马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名词。当时中国政府就说不让他拿回这片地方，可是这块地方仅仅限于片马三村，这三个村子加在一起也不过是１０多平方公里。而这一片在１９４１年线以西的地区有４万多平方公里。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边界上的一个小角，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我们说只要这个地方给我留下，其他都让给你了，就在这么一个基础上解决了这个中缅谈判。
大家知道实际上缅甸政府是很弱的政府，直到目前它对中缅边界缅方一侧的土地控制能力仍然是很弱的，这些土地基本上都在地方势力的手中，而且这些地方势力往往是亲中国的，包括去年的果敢地区。这些地方即使割给的缅甸，缅甸政府仍然控制不了，结果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办法，我们出动军队把国民党军队赶走，把这片地方交还给缅甸。关于一点，我们２００７年采访过退休的当时云南省公安厅厅长，他当时是中缅边界谈判时代的中方秘书组组长，他就很明确的讲，他说１９５２年搞边防的时候，那个时候密支那那片地方是国民党的军队在那里驻扎，他说缅甸官方几乎没有控制边境的能力，控制边境的其实是国民党。后来我们要出让这片领土就碰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当地的土司不干，姓杨的土司亲国民党，其实就是果敢的土司，第二就是那里由国民党军队驻扎。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根据缅方的要求，我们出兵把残军赶出２０公里，把蒋军总部赶到澜沧江边，把这片地方腾出来交给缅甸。
我们不可能根据我们现在跟国民党画的地图不同，就说那是我们丢掉的国土，当然不能这样讲！但实事求是的讲，的确有一部分领土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丢掉的，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谓的国家主权的恢复，或者说国家权益的恢复，１９４９年以后的确有进展，这应该承认。道理很简单，不管哪一个党执政，１９４９年以后起码国家是一个革命统一的局面，比起之前战乱的局面，多少说话的力量要大一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对中国国家权益的恢复当然是有正面作用的。但是这个正面作用在１９４９年的时候并没有体现出来，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是没有什么进展的。
这个是当时三区革命的时候，所谓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发行的货币，邮票，他们的帽子。当年的东突符号现在也在用，这个东西是有继承性的。
我这里讲的是所谓半殖民地的问题，就反封建而言，关于租佃关系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说租佃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好，更多的人说租佃关系也不能叫封建。我不想涉及这种问题，我只是说即使我们要消除租佃关系，这个过程也不能说只是在土改完成的。现在研究民国经济史的人，很多人都指出这个租佃关系的消退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地权集中的程度在民国时期２０年中就已经有很明显的变化了。也就是说，民国这２０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土改，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土地一直是在分散。我就这个问题写过书，但那是一家之言，我只讲其他人的，这个郭德宏先生应该说也是一个主流学者，他是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前任主任，现在已经离休了，是个老同志。根据他的说法，从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中国的土地关系有两个趋势，第一个就是地权是分散的，第二，尤其是他所说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也就是地主土地中用于出租的那一部分。因为地主的土地不完全是出租的，有一部分是自耕的，有一部分是雇佣劳动力的。用于出租的那一部分减少的更厉害，以至于有一些学者指出，由于这个自然的过程，在４０年代晚期，中国土地分配的系数已经相当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和一些公认为是通过土改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在土改以后的地权分配的平均系数相当。
比如台湾，大家都知道台湾也搞过土改，而且公认是搞得很成功的，已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取消了地主租佃制。但即使这样，１９６０年台湾的地权分配平均系数仍然达到０.４以上。如果按照这个数字，那么中国有些地区在４０年代晚期已经低于这个水平。因此我们如果仅仅说反封建，有一个说法绝对是错误的：土改以前农民是没有土地的，土改以后他们才有了土地。
确切的讲，土改以前中国大部分农民是有土地的，通过土改，农民手中的土地增加了一些，有的增加了１０％，有的增加了２０％左右，但是农民土改以后拥有的土地主体是他们在土改以前就有的，土改以后是增加了，但并不是本质性的。
我们再看国有化问题。我们都把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国有化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可是中国工业真正的国有化，很基础的步骤其实是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就出现了。抗战以前中国的工业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主体是民营企业。当然这个民营企业在国家权益上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些是外国资本，有一些是中国的企业，当时共产党叫作民族资本。而国家资本当时占的比重很低，这是抗战前的情况。
抗战之后这个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第一是因为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办了很多国有企业，而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第二是战争期间的影响，英美的资本都跑掉了，很多民营资本被毁灭了，更重要的是抗战以后的国民党把相当一部分民营资本都国有化了。大家知道当时在沦陷区民营资本免不了要跟日资企业做生意，因为你在沦陷区跟西方是没有联系的。但是你只要跟日本人做生意，或者跟日资企业做生意，国民党接管之后就说这部分是逆产。国民党当时接受的两部分财产，一部分是敌产，所谓敌产就是日本人的财产，还有一部分是逆产，所谓逆产就是指当时留在沦陷区的民营企业，把这部分企业都给国有化了。当时共产党对这种做法是持强烈批评态度的，说这是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在摧残民族资本，而且借用了一句民间的话，把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叫。劫收。。我要提到一件事，就是通过这个劫收，中国的工业最大的部分已经变成国有，国有的成分已经超过了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
讲到这里我要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中联办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了一批人，其中有一位是亲左派朋友，也是我的清华同事崔之元先生。崔之元先生被人们称作毛派，他对改革以前的评价很高。但是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不是为毛泽东说话，而是为国民党说话。他说以前我们把国民党的国有资产叫作官僚资本，这是不对的。以前我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霸占了这些财产，其实不是的。据他所知，蒋、宋、陈这三家都很清廉，并没有从中捞什么东西。孔祥熙是个坏蛋，很腐败，但是这并不是主流。他说当时的国有企业还是很不错的，当然我很理解，崔先生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为了证明国进民退是有根据的，而且中国只要是为了强大，所有的执政者都搞，不光是共产党的事。
但是我听了他的话以后我就做了一个反应，我说没有人说我是左派，但是我今天要为共产党辩护。当时的共产党老实说对国有企业骂得是最厉害的，当时的共产党把国民党的企业，把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不叫国有企业，叫官僚资本，而且说这是三座大山之一。当时中共把中国的民营资本捧得很高，叫作民族资本。我很纳闷，这个词该怎么翻译成英文？民族资本如果翻译成英文，照我看应该是 National Capital，这个词在英语中怎么听都像是国有资本，但是在共产党的用语中，当时特指的是私人资本。荣德生、刘鸿生、卢作孚，这些人是民族资本，但是资源委员会不是，资源委员会是官僚资本，他们在摧残民族资本。大概在同时，中国的民营经济研究会的会长保育钧先生，他也是一个共产党人，工商联的副主席。他说我们改革开放搞了３０年，民营企业的定位一直定不下来，老实说这个问题１９４９年以前我们党已经解决了，我们党当时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是民族资本，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最高的评价。即使在西方都没有哪个国家说只有私营资本才是民族的，国营的就是反民族的，只有共产党有这种言论。我们知道国有资本不光是共产党，就连美国那样基本没有国有企业的国家也有一些企业，比如航空航天局，这都是国有的，美国人不会说这是反民族的，只有私营企业才是民族资本。
但是我要说，我不同意崔之元的说法，因为当时共产党之所以把国民党的国有资本说成是官僚资本，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这个国有资本中有很多贪污行为。我同意崔之元的一个判断，就是所谓的四大家族，没有我们以前说的那么腐败，不但蒋、宋、陈这三家，就连孔祥熙也是。尽管这个人的确是个很腐败的人，但是大家都知道孔家在从政以前就是巨富，而不是在从政以后才成为富人的。
大家都在山西看到过王家大院，祁家大院，这个孔家就是那种，当年就是票号世家，就是晋商。他从政以后，利用权力占过便宜，但是他和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不一样，他的第一桶金并不是从国库中偷来的。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第一桶金就不干净！共产党当时否定这个国有资本，主要的理由并不是说国有资本有贪污行为，共产党当时否定的理由是什么呢？主要的理由是说这个国有资本是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服务的，是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国家资本，因此他们说这是官僚资本。那么共产党接管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如果按照当时共产党的说法就是共产党是民主政府，大家都知道民主政府爱人民。民主政府接管了这部分资本，他就回到了人民手中，成为全民所有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在这里谈到的并不是贪污与否的问题，官僚资本是不是全民所有制的资本，在这个认证就取决于政治体制。讲得简单一点，按照我们党的逻辑，专制国家的国有资本就是官僚资本，贪污不贪污都是官僚资本。民主国家的国有资本才是全民资产，所谓的回到了人民手中。可是６０年过去了，我们居然又开始讨论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如果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那么怎么能说现在的国有资本就不是官僚资本呢？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支持我们党１９４９年以前的说法，我们就是应该搞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使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这个问题现在说需要思想解放，我看用不着，我们只要按照我党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言论就足够解放了！这个言论比任何新自由主义都要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还没有说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走在了任何新自由主义的前面。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国有排挤民营，１９４９年以前好像是万恶深渊，１９４９年以后好像就成了百善之首，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以前的解释是，我们是民主政府，他们是独裁政府，但是现在看起来，如果这个民主是可以怀疑的，那么这个变化当然也就一样是可以怀疑的。
实际上这部分国有企业在１９４９年前和１９４９年后的运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的一些人说１９４９年是一种无缝对接，也就是说１９４９年以前这些国有企业是由当时的所谓国家主义者，科学主义者管理的。当然这些人基本是留美的，包括我们都知道的资源委员会三巨头，这些人后来都跟共产党走了。这些人是留美的，但是他们采用的是科学主义的企业管理方式。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苏联专家的一套模式来运作的。苏联专家虽然意识形态和这些留美的人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科学主义这一点上他们很接近，都主张经济核算，都主张计划均衡，就是不搞挂帅那种。因此，实际上１９４９年前后的企业运作并没有什么变化。
到了临近１９４９年的时候，国民党的国有企业当时已经有非常浓厚的亲共产党的势力了，甚至撤退到台湾的资源委员会企业也是这样。有一件事值得一提，５０年代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场白色恐怖，就是清除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当时杀了很多人。用台湾当局的说法叫肃清匪谍，他们说共产党是共匪，这些地下共产党叫作匪谍。这个肃清匪谍的事，当时资源委员会就是重灾区。当时台湾最大的两个国有企业就是台糖和台电，这两个企业的总经理和很多管理人员都被杀掉了，都是匪谍，当时都在跟共产党联系。实际说这个体系当时几乎是水到渠成了，摇身一变，换块牌子就从官僚资本变成社会主义了。
我觉得如果真要讲断裂的话，这个断裂不是发生在１９４９年，而是在１９５６年。我前面讲过，不管是资源委员会的官僚，还是１９４９年以后的苏联专家，他们都是科学主义者。后来我们中国称之为马钢宪法的那一套东西——马钢，我们今天一听就说那是马钢股份，马鞍山钢铁公司——不是的，那个时候讲的马钢是指苏联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就是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这一套管理流程被叫作马钢宪法，是解放初期在中国国营企业中，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大型国企很流行的一种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强调的是科学管理，计划均衡，理性计划等等。１９４９年前和１９４９年后，在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１９５６年就发生了变化。当时斯大林模式出现了问题，如果真要讲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那就是从１９５６年开始的。１９５６年以前，我们搞的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在用黄亚生先生的话说，我们搞的是中国式资本主义。恰恰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搞的的确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苏联式。和苏联式的区别在哪里呢？苏联式是计划经济，而我们１９５６年搞的我不知道叫什么经济，计划的色彩很大，下命令的色彩是很浓的。
１９５６年提出我们要取消一长制，就是这个工厂不应该是厂长负责，而应该是党委负责。我们就提出要用鞍钢宪法取代马钢宪法。这个鞍钢宪法说穿了，每一句话都是针对计划经济的。鞍钢宪法的全称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面两句话是陪衬，前面几句话是关键。有了前面几句话，中国的工业体制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知道苏联和中国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企业管理有很大的不同。在苏联的企业中，是没有专职党委的，虽然也有党委书记，但是党委书记不掌权，也不是专职的，往往是由总工程师和副厂长兼任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哪怕是几十万人的大型企业，没有党委宣传部、组织部的这一套设置。就是实行一党制，苏联也是共产党领导，当然他那个党的领导主要是地方，行政上面的州委、市委的领导方式。但是中国从１９５６年以后就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真的有断裂，１９５６年的断裂比１９４９年似乎还要大。
１９５６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种无计划的命令经济，这种现象最有名的案例就是所谓的分权。现在有一种说法，说邓小平的改革其实毛泽东是始作俑者，他们的理由就是毛泽东时代曾经在中国的经济中提倡分权，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中央不约束地方，由地方互相攀比，你放一个卫星，我放一个更大的卫星，你说亩产５万斤，我说亩产１３万斤，政府完全不加过问，鼓励你们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甚至把很多企业都下放到地方管理。于是我们的一些学者说，这就是改革的先河。邓小平不是要放权让利吗？毛泽东比他更早，就主张分权。我要实事求是的讲，毛泽东讲的那种各地比赛，攀比，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苏联是比较少见的。如果真正要搞计划经济，的确是要强调计划的统一，不能乱来的。
但是我要说毛泽东的各种做法是分权吗？所谓的分权首先要有一个权利的主体，也就是说各地首先要有独立的地方利益，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上中央向这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分权。我这里讲的独立不是国家体制上的独立，而是有不同于中央的单独的利益，现在是有了，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其实是没有的。所谓的发扬地方积极性，在满足中央的愿望方面开展竞赛，比如大跃进。这种地方官争相放卫星，高征购，其实是以损害当地民众利益的方式来揣摩圣意，讨好君王。这种争宠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是这种积极性并不是以地方利益为基础的，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地方利益，而是中央的利益。鼓励各地都搞高征购，鼓励各地竞相放卫星。
那么这种做法当然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权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讲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权利肯定是分散的。分散的原因很简单，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肯定是多元化的，我要赚钱，你也要赚钱，我们各自有各自的权利，这叫分权。可是当时没有真正的地方利益，地方并不是利益的主体。这里所谓的分权我打个比分，就像皇帝号召后宫在化妆技巧上要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每个人都要化得争奇斗艳，让皇上看了很高兴。这叫不叫分权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叫分权，把化妆的权力交给了这些妃子。这些妃子和市场经济中的分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这些妃子都不是利益的主体，这些人都是皇上的依附者。但是这样的做法对统一的计划，对科学的、理性的计划而言的确是有很大的破坏。这些搞法就使得中国经济变成了一种大轰大嗡的经济，通常讲的首长工程，这种经济搞得最极端的时候就是文革期间。
文革一开始就把计委取消了。这里我要讲一个人，其实这个人的人品应该也是不错，但是他不懂什么计划，他就是余秋里同志，带领几个军人建立了一个生产小组，就取代了计委的特权，由他们按照军队下命令的方式在那里安排中国的经济。计委被取消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像这样的经济当然不是市场经济，但是它是计划经济吗？恐怕很难说。这样的变化从５６年到文革发展到了极端，我们也只能从这样经济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改革的一些基本特点。
中国的改革现在很多人说跟东欧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们搞的是休克疗法，而我们搞的是渐进改革。其实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就不详细展开了。最简单的说法，所谓休克是说在他们那种背景下做出私有化的决定是很容易的，但是具体的私有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民主国家，不能说把大家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只有在我们这种体制下才能有这种优越性。所以私有化的决议很容易做出，但是真正落实到企业上往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博弈。但是中国改革有一个特点，中国改革的初期大家并不知道要向何处去，大家唯一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从什么地方走出来。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要从１９５６年以后形成的那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者毛式的体制中走出来，走向哪里我们不知道。走出这样的体制可以有两种走法，一种就是搞市场经济，另一种就是陈云同志所主张的。陈云骨子里认为苏联搞得很不错，中国之所以搞坏了是因为毛主席另搞一套，把好的计划经济给搞垮了。
毛主席从１９５６年以后一直强调的就是反对修正主义，这个修正主义是什么？可不是市场经济，修正主义就是指的苏联搞的那套。毛泽东如果说和陈云、刘少奇这些人，除了权力之争外还有什么思想上的分歧，不在于刘少奇这些人想搞市场经济，而在于毛泽东的大轰大嗡那种运动经济，和刘少奇、陈云这些人想搞比较理性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有了很大的冲突。而中国的改革在最初阶段，用现在的毛左派的话就是修正主义卷土重来。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改革其实不是７８年开始的，７５年就开始了。所谓７５年开始指的就是邓小平当时讲的整顿。什么叫整顿？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整顿和市场经济没有丝毫的关系。其实就是要放弃毛泽东时代那种胡闹的做法，恢复比较严格的、比较理性的计划经济。我不引用经济数据，大家只要看那个时候的文学作品就知道了，我国改革初期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大厂文学，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很有名的蒋子龙先生的《乔厂长上任记》。
这个《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有很浓的剽窃色彩，因为它非常像苏联的大厂文学。我们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在反修时期，把苏联的一些大厂文学作为批判的对象，其中有所谓的《你到底要什么》，《当代英雄》等等，这些故事讲的和《乔厂长上任记》一样，讲的都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业务厂长，摆脱政治挂帅的干扰，搞专家治厂，严格规章制度，搞好经济核算，然后成功的完成了计划。这个厂长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他不喜欢政工人员，第二，这些厂长都不知道营销。这些厂长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只管生产，至于生产出来的东西有没有销路是不管的。那个时候体制就是计划经济，按照一个科学的计划，分工你干什么，你把它干好。可是我们知道东欧的改革不可能这样改，因为东欧计划经济已经搞了几十年，已经不能再理性了，已经理性到极端了，所以他们只能放弃这个计划，当然要面临很大的冲击。由于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是在胡闹，只要你不胡闹，怎么搞都会比以前好，即使搞计划经济，也会比以前好。所以我们国家１９７５年以后到１９７８年，中国的改革的确是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与其说是在走向何处上发生了变化，还不如说是在走出何处方面发生了变化。而无论走向何处，都比原来那种状态好，这是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２００８年的改革３０年的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大家可能没有留心，就是很多人都注意到陈云在１９７８年非毛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很多人认为当时邓的作用还没有陈的作用大，包括１９７８年著名的理论务虚会，对凡是派的斗争主要放炮的是陈云，不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其实并不想这样干，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具体的原因，比如他当时才刚刚出来。陈云要改变这种胡闹并不是想搞市场经济，就是想搞乔厂长的那一套。实际上这个对推动中国的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用《赵紫阳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陈云当时说过苏联经济很成功，中国之所以没搞好，主要是毛主席搞的那一套的干扰。
因此中国的改革和东欧的改革有一点不同很重要，就是东欧面临的是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来讲，当时的问题是不要再胡闹，用最近胡锦涛的话来讲就是不折腾，只要不折腾，就会有改善。这个情况跟东欧是很不一样的，可是我们也知道，这种现象总是一个过渡，到后来还是要解决到哪里去的问题。乔厂长的作用到了８０年代后期就已经逐渐的不行了，像乔厂长那样管理企业肯定最后是办不下去的，我国东北的很多乔厂长式的企业都走向了穷途末路，中国又一次出现到底到哪里去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点，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２年，中国出现了三年的徘徊，一开始好像有一种追求西方式资本主义的潮流，后来又有一种要回到中国式社会主义去的，也就是毛式的潮流，最后这两种潮流都被否定了，１９９２年小平最终确定了一条所谓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我们就不说它是资本主义了。
１９９２年之后又出现了一场很大的变化。这场变化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带来了很多成果，同时我们也感到了它的很多弊病。这个弊病就是由于这种权贵资本主义改革的特权性质，使得这场变化牺牲了很多民众的利益。尽管从总体来讲，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改革的获益者，但是就相对而言，这个贫富差异要比过去严重，尤其是这个贫富差异没有理由。我觉得关键是没有理由，无论是按照社会主义还是按照资本主义都说不通！按照社会主义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差异，按照资本主义，应该是公平竞争的。差异是可以有的，但是应该是公平竞争的。我们这两者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确还需要面临进一步的改革。关于这个进一步的改革涉及到很多问题，我就不详细讲了，我还想留一些时间和大家互动，谢谢大家！
——原载：《传知行学术通讯》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Thursday, September 23, 2010
胡发云：在武汉大学的讲演及答问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２日
听众：武汉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成员
胡发云简介：男，１９４９年出生，武汉市人。１９６８年高中毕业于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同年到湖北天门县插队。１９７０年回城。当过焊工、车间统计员、厂工会干事。１９８７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六十年代初开始学习诗歌与音乐创作、并发表习作。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纪实文学作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文联文学创作所专业作家。
各位，晚上好。一会儿谁能够调一调机器，要不然大伙一个晚上耳朵就要受罪了（麦克杂音很大）。非常感谢学生社团联合会的学弟和学妹们，让我来讲一讲这个话题。
武大的五月很漂亮，武大五月的晚上更漂亮。我在武大上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学生们谈恋爱的时光（笑声），但是今天我们要在这儿讲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文革。
４３年过去了，确实非常非常漫长，漫长到足以长成两代大学生，但是文革——这样一件搅动了上下三千年纵横几万里的一个重大社会运动，并没有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告退，尽管有很多很多力量在想让大家忘掉它们，把它们从我们的历史典籍当中毁掉，从那些过来人的脑子里面把它们挖掉，但是跟数千年以来那些当政者的努力一样，我想文革会呈现它的真面目，文革只有在我们彻底地对它进行清理、思考，并且让它从一个历史事件转化为我们民族的思想资源的时候，它才会成为我们历史上的一个正常的事情。
来之前我还在想，对这样一个如此陌生的话题会有多少人感兴趣，我半个小时前来到这个课堂，发现基本上都坐满了，有些没有来的人也用书本书包占了座位，这让我想起八十年代，武大举办的各种讲座很多，窗台上走道上都挤满了，那是武大非常令人神往的一段时间，可惜那段时间并不太长。
我想今天给大伙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下文革。
来之前我从电脑上随机地挑选了七首歌（指讲座开始以前播放的七首语录歌，造反歌等），还有胡杰拍的一部片子《我虽死去》。他还有另外一些片子，我希望大家找来看看。胡杰是一个非常棒的电视人，他在电视台上干过多年，是一个非常棒的摄影师，但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相，他毅然辞去了那一份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自费去挖掘历史真相，刚才我们看到的《我虽死去》就是他拍的一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人——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的一个记录片。这部影片所以送给了你们学生社团联合会，是因为这部片子不可能在公众影院或是电视台看到，但是对于一代年轻的学子，我想，你们最好能够了解一下。
我一直在强调一点，文革很早就开始了。也一直在强调一点，一直到今天文革并没有结束。那么我想从我们这代的青少年谈起，也就是说，从青少年眼中的文革青少年经历的文革来谈谈我对文革的一种感受、认识和反思。
我是１９４９年生的，哦，很长时间被人家美誉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的小时候被称作是祖国的花朵。我们常年是听着这些美丽的充满了壮丽的梦幻的儿歌长大的，有些歌甚至一直传到了你们这一代，包括像《让我们荡起双桨》。１９４９年让中国社会的形态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急剧的转变，所有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时代是如何开始的，它会向何方走去，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充满了巨大的魅力，它的新鲜感，它的豪情壮志，它的全新的社会结构和全新的社会语言，让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大师们，在那一瞬间都糊涂了，因为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我们很长时间里面是把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号当作我们民族国家的生日，有首歌叫《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那么就是说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号以前，我们的祖国是不存在的，她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号才开始诞生了，一个民族国家才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样的一个极具乌托邦色彩的一种宣传，它让所有的中国人陶醉了。在这样的一种陶醉当中，我们这群孩子的父母亲，不管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们给孩子的教育，都跟党中央和毛主席保持着高度的极端的一致。从小我们听到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组织的话”，因为组织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的化身。最后还要加上一句“听老师的话”。那么，这四个方面对于一个混沌未开的、所有的资讯材料全依赖自己的师长父母和国家宣传机器而获得的这一代人，他们的整个成长经历就必然地打下了这样的时代的烙印。刚才我挑了七首歌，这七首歌不是我们全部的内容，在我们数以万计的歌曲当中，我是比较随机地挑的。这七首歌首先是要我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第二是热爱领袖，热爱领袖在其后的十几年当中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领袖就是一切。然后呢，要坚决革命，勇于斗争，要把一切敌人消灭干净。那么刚才看到的一个短片的开头实际上就是北师大女附中那些平时如此儒雅的女生，她们在实践着多少年以来我们的政治教育、我们的社会教育、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审美教育教给她们的一切。用棍棒，用拳打脚踢，在几个小时当中结束了自己一个老师一个校党支部书记的生命，而她们没有任何的犯罪感，她们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天经地义的、符合革命的道义原则、符合我们多少年教给她们的这样的一种革命伦理事情。
我记起来我在文革初期，在一次街上行走的时候看见有一个老人非常艰难地拖着一辆板车，板车上是非常重的东西，我现在记不起来是什么东西，好象是柜子和书这一类的东西，刚好他过一座桥，一座小桥，就在我们现在的湖北美院附近，原来叫云架桥，一个小桥。我就上去帮他推，因为我们同时也受了另外一种教育，就是雷锋式的教育。当我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他是个地主，你帮他推？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还剩一点他就要上到桥顶了，我如果帮他一直推上去，我等于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况下，我还在帮忙，我就失去了阶级立场。我如果是不帮他推，他很快就会滑下来，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在依赖我后面的推动力了。但是我确实……我当时还是停了下来，因为我当时所受的教育地主是坏人，地主是黄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我们所有的教育都告诉我们，这个地主是这样的一类人，尽管这个瘦弱的老人在我看来一点不像在电影、动画片或者是雕塑、小人书里边那样面目。但是，既然有人那么说了，我就只能说我要跟这个地主划清界限。那么，当时的青少年，他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受了十七年的这样的教育，这个十七年的教育极其成功，通过家长、老师、学校和各级组织，以及到我们全部的宣传媒体（当时没有电视，我们听到的是广播，我们看的是电影，还有舞台上的歌舞），而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通过正常渠道能接触到的绝大部分书刊教给我们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就像一个孩子，他一直在吃一种最单一的食品，他永远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吃的。他在吃糠，是最粗的糠，而且有人告诉他，这是最好的糠，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可取代的一种食粮。所以在这一点上，数千万的青少年（我说的是在校的）就顺理成章地走入了文革。当这些人过了十年以后，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很多人回头控诉文革，说文革耽误了我十年的青春，文革剥夺了我上大学的权利，文革弄得我回城无路，那么我想说一声，当初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起码在我的视野里）是反对文革的，是拒绝走进文革的，或者是内心有很大的抵触的。文革对于这样的一批青少年来说，不管是初中学生还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迎来了一个自己的节日。我记得当时，在文革前几个月，我写过一首很短的诗：“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动，它想冲出操场、教室，书桌和课本，这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樊笼……”因为在文革前的１７年，我们一方面受着严格的禁欲主义的教育，英雄主义的教育，理想主义的教育，极端的乌托邦的教育，但同时，我们在和我们的内心做着极其艰苦的挣扎，起码对于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的。我想，像我这样的人有一批，可能不是非常多，但它面临着一种价值选择的痛苦，那就是，当你作为一个自然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男青年，一个女青年，当你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当你进入青春期以后，当你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以后，当你身上萌生了某种爱意，或者被别人关爱这样的一种情境的时候，那么有许多东西是人类天生就具备的，你有个人的一种情怀，你有思念，你有去阅读许多和这相关的书刊、去看很多与此相关的电影这样的欲望，你想唱歌，不是唱我刚才放的那些歌，你想学乐器，不是用乐器去演奏我刚才放的那样的乐曲，而是能够表达一个个人的内心的情怀的甚至是私密情怀的这样的一种音乐。
（换麦）哦，拿这个，像个小乌龟一样（笑声）。那么当时的青少年，就是处在这样一种身心分裂极端矛盾痛苦当中，而在当时，可以说后来文革所有受害的领导、老师或者是自己的家长，都参与了谋害自己孩子的过程，他们谁都不让孩子说出自己想说的真话，包括那些很明白事理的家长，包括那些在这个世上生活了数十年之久，甚至大半个世纪的家长都不跟孩子说真话。我想，可能是４９年以后的历次运动让所有的中国人，特别让中国的明白人闭上了嘴。
我们１９５６年入校的那一批一年级学生，到了第二年，学校的很多老师，特别是我们喜欢的一些老师不见了，后来发现，有一些老师已经到操场上扫地了。但是没有人跟我们说为什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更没有人说这个人实际上是个好人，他是被冤枉了，或者说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那个时候社会就已经开始对我们隐瞒真相，所以当隐瞒真相的这些老师在九年以后，他们自己在校园里受到冲击的时候，没有人会为他们说话，包括那些在五七年打了许多右派的干部，到了六六年底，被作为走资派拖到舞台上操场上或是大街上游斗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他们说话，那么，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到了１９６６年文革的时候，恰恰是有劲没地方使，我们当时有很多同学密谋要去越南打仗，不是去跟越南打仗，要去帮越南和美国佬打仗，因为当时越南已经开始跟美国干起来了。越南的那样一种艰苦卓绝的战争，通过电影，通过歌舞——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一部歌舞片叫《椰林怒火》，非常优美，非常凄切，但又非常激昂的一台晚会拍成的电影，还有一部话剧叫“南方来信”——把整个越南的这样一种战争，无限地诗意化了。本来我们这一代人就经常感慨，我们要早生几十年多好，我们可以去爬雪山过草地啊，我们可以去抗日战争啊，我们可以去打蒋匪啊，我们可以跨过鸭绿江同美国去打仗啊，恰好碰上了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代。
那个时候，我刚才说到，整个社会开始营造一种气氛，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呢？一种高度的戏剧化的气氛，一开始的时候是美国打过鸭绿江，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美蒋特务还潜伏在大陆，经常要办这样的一些展览，哪个地道里边抓住一个老头，胡子已经一米多长了，他在地道里面生活了十几年，天天在底下发电报。然后还有谁家谁家水缸里面躲着个什么人。街头上修皮鞋的是特务头子。这些东西真真假假，但它确实营造出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气氛。而我们许多儿童读物，它也是在渲染这些东西，我记得我最小就看到一本让我感到恐惧的连环画，有一个孩子，七八岁的孩子，半夜起来听到父母亲的房间有滴滴哒哒的声音，他出于好奇，他从门缝里偷偷一看，他父亲在那儿发电报！他立刻想起了一部反特电影，他就开始做思想斗争，是要自己的父母，还是要革命，所以最后他决定检举揭发自己的父亲。这个晚上他偷看他父亲发电报的这样一个画面情节，让当时五六岁的我感到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就是说，你身边就有一个大坏蛋，而且他很可能是你父亲。所以当时我们这代人就在这样的一种戏剧化的情绪当中慢慢长大的，越长大发现我们面临的问题越多，我们面前的危险也越多，我们成天生活在帝修反的包围当中，苏联老大哥没有叫几天，然后说苏联变修了，苏联要我们还债，要我们全中国人民饿肚子。然后呢，印度在喜玛拉雅山那一边打起来了，然后国民党蒋介石在东南沿海也开始反攻倒算了，美帝国主义打越南是想通过越南进攻我们中国，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全世界的邪恶势力的包围当中。每一个处于这样这种戏剧情节的青少年也都把自己戏剧化了，也都把自己作为戏剧当中的一个角色，当然是一个正面的角色，而且陶醉于这样的角色当中，陶醉于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当中，希望自己有一天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变成一个他所羡慕的小英雄一样。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在我当时读书的那个学校附近突然发现一个穿风衣的人，五十年代末期，穿风衣的非常少，为什么呢？当时穿风衣的在电影里面全是特务。（笑声）所以有风衣的人也不太敢穿了。我不知道那位先生为什么穿着风衣，但被我们几个学生看起来，我们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个特务。然后我们几个开始跟踪他，大街小巷跟踪了好半天，越觉得他是个特务，我们当时差不多从下午四五点钟放学，一直跟踪到天都黑了，结果还是给跟丢了，我们非常非常地懊悔，就是说我们还是没有经验，那个时候太小了，所以当时我们就处于这种情绪当中。
１９６２年，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并且警告大家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边，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起来夺取我们的政权。就睡在我们身边是很可怕的，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睡在身边的到底是谁，但是毛泽东是个语言大师，他让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所以当时我们就认为各个地方都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赫鲁晓夫是个什么人物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是苏联的头头，苏联变修了就跟他有关，他是个大坏蛋。
哦，整个的这样的局势让我们处在一种极端紧张的兴奋的带有快感的一种斗争状态中，这种斗争状态像斗牛场上关在牛栏里面的牛，像赛马场上关在马厩里的马，那个蹄子在焦躁地刨着，那个眼神是那种焦躁不安的，要等待着冲出去的那一天。就像我刚才念到的那首诗一样——“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动，他想冲出操场、教室，书桌和课本——那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藩笼。”
整个学校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对于当时的青少年来说是极其枯燥极其压抑的。不管什么人，他都把青少年作为自己改造、培养、教育的对象，甚至连家长是地主的，他都会对自己的孩子说一大套革命道理。所以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歌儿唱，没有电影可看，没有自己喜欢的书看，而强迫自己去接受成年人给他的一切。当时的那个样子一个状况下，我想，所有处在当时那样一种状况下的青年学生，今天如果如实地扪心自问，当听最高统帅一声令下，说可以不上学了，你可以上街去了，你可以去北京、上海，去天津，去海南岛，你可以去干你想干的任何事情，你只要不反对毛主席，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干，那么，这样的一种痛快淋漓的解放感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也是一个运动群众的大师。
我所在的学校是原来的武大附中，我跟武大有四十多年的渊源关系。我们学校里有很多武大的教职员工和很多著名学者的子女，我们学校的第一次运动，或者说是由此而发轫的文化革命运动，就是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一号，这个时候高三的学生已经在填志愿了。你们学校的人文学院的前院长、博导郭齐勇先生是高我两届的学长，他们全部都已经在考虑报哪些学校。当时各种动荡外部信息不断地通过广播报纸传到学校里面来，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整个气氛依然是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敌人。这么一批老革命，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老的革命的文人，他们竟然都是坏蛋，他们居然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以，青少年心中的这样的一种参与到社会斗争当中去的热情被点燃了。那天的运动非常偶然，有同学到储藏室去拿东西，突然间发现了有一尊毛主席像，石膏的，就是那种开大会用的，放在主席台上的，就放在那个体育器械室的一个角落里面，可能有一段时间没用了，上面有一点灰尘，一个同学马上大叫起来了，说我们学校的领导是修正主义分子，他把我们伟大领袖放在这样阴暗肮脏的地方，浑身蒙满了灰尘。他这一呼一闹，很多同学也都跟着动感情了，你不动感情还不行，就说明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很多人就把那尊毛主席像抬出来，一边抬着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游行，围着操场打转转，就那么开始把矛头对准校长校党支部。
从六月一号的这次偶然的革命行动开始，我们这些高三的学长们就没有上过课了，一直到十年以后。所以，当这些人以后顺应着某种主流话语，说四人帮夺去了我们受教育的权力，我笑着说，是你们自己掺乎到当中去，那时候四人帮还没有出来，王洪文还在上海什么工厂做他的保卫干事，其他江青姚文元张春桥还没有帮起来。我说你们自己当时愿意这样子，我说我当时也愿意这样，我们那时不想上学了，认为学校的这种严酷的教育，这种极端无味的与青春欲望冲突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少学生愿意再把学上下去了。
紧接着一来，可以上街了，可以去破四旧了。破四旧也很痛快啊，到街上去一看，哪一个牌匾是封资修的，把它卸下来一砸。而且那个时候，党中央和最高领袖给予了学生前所未有的权力，几个社论一下来，那学生就是像——打个比方，就像希特勒的冲锋队，到哪儿都得听他的，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包括干部，包括警察，包括那些工人老大哥，都是唯唯诺诺服服帖帖，你要说到一个工厂去，说你这个地方得放毛主席像！厂长都得出来给你赔不是，说马上放，马上放。所以当时学生的那种感觉，从十多年来被管教的一种角色，突然变成“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这样的一种感觉确实非常痛快。
然后，可以串联了。那个时代，市民的孩子，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的孩子，是没有出去旅游的条件的，当时收入都不高，承担不起交通费用，没有几个人可以说，我暑假要到北京去一下，我寒假要到上海去一下，很少。我估计我们班呢，四十几个同学，没事出过省的，不会超过百分之十，一般的人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花上十几块钱到北京玩一趟。现在，突然让他放飞，可以去任何地方，特别是去见他们最神圣的领袖毛泽东。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后来人是无法想象的。我想在今后怕是永远不会再发生了。这样的一种苦难一种激越，让数千万的学生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最高峰的体验，第一个体验就是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拥挤的火车。我记得我去北京是稍晚一点，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晚出发，而当时因为出发的列车站点比较多，我们从武昌走到汉阳火车站，上车以后我发现，我的一只脚没有地方放。（大笑）当你往下踩，都是人家的脚背或脚后跟儿。那么我所站住的地方，就是我一只脚的地方，就那么一二十公分，当你这只脚站累的时候，你趴在人家肩膀上，把这只脚拔出来，然后另一只脚再放进去。（大笑）哦，基本上，全列车都是这样。卫生间里，有一次我数了一下，挤了上十个人。（大笑）行李架上都是人，那么窄小的一点地方，人头尾相接一溜排满，那可是最好的卧铺。原来的行李架就是几个钢筋上面拉了几根绳子。然后呢，硬座的底下是可以躺两三个人的，但必须蜷着腿。最绝的是在硬座的背上可以躺一个人，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在扁担上面睡觉，它比扁担还要困难，因为扁担还有长度，它的长度不够扁担那么长。但是大伙一点也不怕苦。我去北京时站了二天三夜，这其中有的女生一路上没有上厕所，有的女生下了火车以后鞋脱不下来，裤子脱不下来，下边都肿了。但就是这样，依然前仆后继，一批一批地往北京跑。
到了北京以后，见了毛主席，逛了颐和园，看了北大清华，也都满足了。然后有的人就继续往延安，往井冈山，往青岛，往内蒙，往很多革命的根据地或者不革命的风景区去逛去了。这个时候，青春的这种能量的散发到了一种极致，再苦再累再饿，大伙都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而且当时还有最大的好处，就是出了门就可以一分钱不花，你到哪儿去都是免费的。到了北京，马上有人接待，毛主席的客人来了，非常热情，然后每人发个乘车证，每人发饭卡，对于有些原来家境比较困难的人，在北京的时候可能是他吃得比较好的十几天，早上有两个大馒头，一个咸菜疙瘩，一个煮鸡蛋。中午，你如果回来，有一碗面，晚上也是一碗面，还带一点儿荤的。那么这样的生活确实是一种乌托邦的生活。有的人在全国转了一圈以后，身上带的５块钱一分钱没花，反倒还多出来１０块钱，有的接待站可以借钱的。拿个学生证登记一下就行。回去以后再还。于是有些人就带了１０块钱回来。有的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就靠这１０块钱过了好几个月。
这样的一种状况下，这一代年轻人，他开始体验很多新的东西，包括男女之情。我知道很多在禁欲主义教育下一辈子没有跟女生正眼看过的男生，他的初恋就发生在串连的路上。她就是自己隔壁的，同座的，或一个车厢的女孩。因为那时候没谁管得了他们，他们是革命小将。这让我想起来老革命们在打下了一个城池之后，特别让部下给自己招妓，或者是看中了哪一个女下属，就把她调过来做自己的老婆。那么我想，在革命初期的革命小将身上，也看到了革命前辈的这种风采。（笑声）当时，我记得好几个同学回来以后都说，这次令自己最难忘的，第一个是见到了毛主席，第二个是接近了某某女生，然后还留了她的地址，还在通信。当然那些信现在看来都很可笑，前面是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是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一句谈恋爱的话。在那个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能够跟一个异性写信已经是石破天惊了。所以说，这样的革命谁不喜欢呢？
这样的革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可以夺权了。按照党中央社论的说法，一批本原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革命的闯将，他们在大风大浪中接受了锻炼，成了我们最可靠的接班人。然后给了他们极大的权力——你们是可以揪斗人的。我从北京串连回来碰到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在路上匆匆忙忙地撞上，我说干吗？他说，我们到广州去揪陶铸。陶铸是谁？是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说这话就像去抓一个小偷一样：“我到广州去揪陶铸去了。”确实还揪到了，因为陶铸在武汉工作过。
这样的一种气概，这样的一种权力，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都从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和延安、和其他的大大小小的根据地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可以找到一些对应。在这一点上，我想所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人，所有做过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错事坏事甚至恶事的人，每个人都不能够用一种大而化之的道理原谅自己。但是我们如果往深处追究，这样的一批人，它是国家机器造就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国家的机器在八九之后造就了另外一批人，这样的一批人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是维护稳定的力量，在很长时间以后呢，很可能是掘墓人。我想谈到了这样的一些往事以后呢，我把文革经历的几个阶段跟大家做一个粗略的这么一个介绍，希望大家有一个印象，如果以后还有兴趣，可以自己找资料看，尽管现在找资料不是特别方便，但网络上还是非常多。
没有人能够逃得开一个发生过的历史，除非这个历史被我们已经整理得非常干净，被我们认识得非常深刻，已经被我们解决了它所有的问题，要不然，这个历史会永远跟着我们一直到多少代以后，还会跟着我们。
文革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号，就是刚才片子里的５•１６通知。这个通知透露了一个信息，只是这个信息在当时没有被很多人很快地理解——这句话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席说的，当时在报上没有点明，但是会读报的人从那样的语言、气势，很快就读出它背后的人物。（朗读：）“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是５•１６通知的核心部分。
５•１６通知发出以后，我们省，最先抛出来的几个人，其中重量级的就是武大的老校长李达。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听说过的举手给我看看，好吧？不错，不错。最近的时代周报上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对于李达的经历，对于李达最后的死，我不知道大伙知道多少，对于造成李达这样悲剧的具体的人和事，大家又知道多少？因为文革以后，因为许多难于启齿的原因，因为某些人依然在台上，他们把当初自己做过的坏事打一个包，都扔到四人帮那去了，这些人就永远躲在四人帮那个大包袱的背后。当时可以说，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武大所有的党政工人员和教职员工包括李达的秘书，都参与了对李达的迫害。李达是６月初被揪出来的，６月初就是我们学校开始闹腾起来的时候。当时听说李达被揪出来了，就我的观察和记忆，没有一个人为李达说话。因为当时认为，凡是被我们党揪出来的没有好人，因为我们党数十年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的反党集团事件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解放初期的高饶反党集团到彭德怀反党集团，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四清下台干部，我们所有的整过的干部被揪出来，都是英明的，正确的。所以李达和副校长朱劭天，党委书记何定华三个人被揪出来，凑成一个武大的三家村的时候，李达他们三个人的这种最悲惨的命运就开始了。
当时到武大来看李达大字报比现在每年看樱花要热闹得多，而且是成群结队地敲锣打鼓地声援武大的革命师生揪出武大的三家村。武大的很多革命的师生，现场做讲解，有的时候还动员工人农民来。我看过上个星期的《时代周报》上一篇采访关于李达最后的日子报道上说，有个农民来了以后，拿个锄头就要砍死李达，就说李达这个家伙反对毛主席（笑），这是当时的一种阶级感情。还有的人就坐在他家不走，训他，骂他，学校把高音喇叭安在他的房顶上，一天２４小时，一个多月之后，李达就被折腾死了。
这个是文革初期，由各级政府精心策划抛出来的一批，他们定的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括我们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淳，因为他的女儿也在我们学校。还包括一些我们熟悉的当时的一些文艺界的领导。这段时间，是一次有组织的政府行为，或是一次权力内部的一次行为。刚才的那个片子我想纠正二个地方，一个是这个卞仲芸的丈夫，王老先生，他说“当时造反派进来”，我想说这个概念错了，一个概念用错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冤枉一大批人，也会开脱一大批人。当时揪出李达的，不是造反派——那个时候，武汉还没有诞生造反派——而恰恰是执掌大权的当权派，数月之后，因对待是否要造省委市委的反，才产生了文革中著名的两大派——保守派和造反派。跟随执政当局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大多数都成了都成为保守派。你们看，光是这两三个月之间的事情，就是如此复杂，漫长的十多年，几乎是千丝万缕一团乱麻，不面对，不清理，就会永远是一笔糊涂账——这也许正是有些人乐于见到的。但是，历史常常是此一时，彼一时，会不会在某个时候，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呢？文革中几次翻烧饼，昨天还在台上，今天就进牛棚，上台的人也强加之罪不让申辩，这样的苦果，许多人其实是尝过的。
文革一开始就沿用了４９年以来的一贯的做法，就是去整那些死老虎，打那些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出身不好的人。这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一种镇压，一种权势的暴力，因为文革开始的几个月里，迫害或屠杀的都是毫无反抗能力的一批人。你看刚才那个卞仲耘，就是说她出身大地主家庭，还有一个就是她参加过什么北京市委的二月兵变、二月政变，这些都是一些莫须有的事情，一个中学的老师她哪儿去兵变去？但是，因为我们党的一批干部，包括刘少奇在内，他们在对待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和毛泽东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稍有不从，他们就非常习惯派一个工作组，抓学生，打右派，抓黑手、小爬虫。当时抓了很多这样的人，引起了学生的不满，而学生当中有一批人，也开始分化出来了，你文革说是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刘少奇、王光美到我们北大清华来，怎么抓我们学生作为黑手和右派呢？所以这个时候学生当中积聚了很大的反抗力量，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子弟在八月分掀起了一场红色恐怖的浪潮。当时出现了一幅很有名的对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强制性地贴到了每一间教室门口，把当时所有非红五类的人都赶到了一个另类的立场上。而这场声势浩大的伤人极深的一个所谓的红色恐怖运动，除了对准老师以外，马上又对准学生，学生受到的苦难，受到的压抑，是他们前所未有的，如果说以前仅仅是在政治上的一种歧视，还可以忍受，后来他们面临的是肉体上和人格上的污辱。当时已经有学生自杀，特别有女生自杀，因为女生更脆弱，有的时候她受到的污辱超过了她的底线以后，她就会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而这一切毛泽东都知道，他让这场闹剧再往前演进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当中，毛泽东一言不发，突然回到北京。回到了北京以后，提出了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十月份的《红旗》杂志１３期刊登出来，第一次明明确确地提出来“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是整那些现在依然大权在握的人”。他们这些人在近几个月以来把矛头引向广大的学生广大的老师广大的群众，是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毛泽东这么一手，立即把三五个月以来积聚起来的群众的矛盾给点燃了，群众所有的压迫感都被这样的一句话释放出来，连我们都觉得，一辈子没这么热爱过毛主席，听过这么好听的话，说是要整党内的，不是整学生，不是整知识分子了，所以当时对这样的一场运动诞生了文革史上应该界定的后来叫做造反派的一批学生。这些人和前面的红卫兵有什么不一样呢？前面的红卫兵，我给你们说吧，贺龙的儿子，陈毅的儿子，邓小平的女儿，刘少奇的儿子，所有中国元老的孩子们都是他们的骨干。那么，打死卡仲耘的事件，是有十大女附中红卫兵干的，这个组织就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还有那个著名的宋彬彬。其他一些涉及到人命的案件，也都有许多高级领导领导的孩子，他们当时成立了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就是相当于纳粹的冲锋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每个人可以随意地打死人，没有任何人能可以管他们。甚至是支持他们。当时——刚才王老先生说了，他们说是江青说的，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反正是有一套话。当时我们听到的却是最高当局说的。这样一来，把整个年轻学生的队伍分裂成了两个部分。
当时我们学校是一个知识分子子弟成堆的地方，从你们原来武大的老教务长到中文系主任，到各个系的骨干的教授，以及水院武测等院校的教职员工的孩子，非常多，他们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他们想革命而不得的这样一种痛苦，被毛泽东的一句话解放出来了。我们要让那些革命群众起来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那么，同样是一个领袖，这个时候成为了这一批一直没有勇气去套近乎，把毛泽东叫作自己的主席、红司令的孩子们，他们成了毛泽东最忠实的信徒。我本来今天想请几个武大原来的老校友一块来，让他们在和我的对话中谈谈他们当时的经历，他们都特别忙，刚好是博导在忙答辩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子弟都非常自觉地甚至是发自内心地去欢呼这样一场真正的革命的到来。这个革命原来是没有他们资格的，现在毛主席恩准了他们有这样的资格。这时候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也叫红卫兵，但是有前缀，比如说，武汉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新华工红卫兵，就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有新湖大红卫兵，有新华农红卫兵。那么，这样的一批红卫兵成为了向当时的省委、市委、军区发起挑战的一支动力，他们开始完成毛泽东关于文革党内斗争的一个布署。
革命造反这一个阶段发展到１９６７年的１月份，上海开始夺权，中央肯定了夺权。武汉也开始夺权，这样就进入到文革的夺权阶段。夺权的过程各地不一样，北京上海因为有中央的人直接在那个地方做后台，夺权做得非常顺利。武汉因为当时有省市委和他们原来支持下的老红卫兵，也叫老兵，保守派和公安组织，和后起的造反派发生了冲突，这个夺权就变得非常复杂，一直到后来发生了武斗。这个武斗也是空前绝后的，是１９４９年这个国家建立以来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人民之间用大刀、棍棒，铁矛以及其他种种的原始的冷兵器和现代的火兵器进行的一场非常酷烈的战争。武大有二个学生在武斗当中死了。一个叫古朝明，一个叫刘什么胜，１９６７年死于武斗。他们两个人的遗体被埋在体育馆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笑），当时还建了一个碑，这个碑和人民纪念碑一模一样，就是小几号，大概两三个人高，连那几个字都是一样的，“死难烈士万岁”。后面是他们的名字、生平、生卒年月。这个碑估计在那儿存在了两三年，后来被挖掉了。这个碑的挖掉也预示着造反派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走向了悲剧性的命运。１９６９年，党的九大召开，各级政权的秩序基本上恢复。现在中央的领导也好，省市委的领导也好，只要是上了一点岁数，五十岁往上头，你看那个履历，１９６９年入党，１９７２年当县革命委员会宣传干事，１９７５年干什么，就是这些人在当时是得势的，在文革中他是掌权的，他是整个文革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那么，十年文革，这些人干了什么？这些人在当时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历史问题，关于我那本书，涉及到文革史的某些问题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历史的当代人是可疑的。那么我说的这些人，你如果不把自己的这样一些经历，这种心路的历程，让你的人民知道，你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是不放心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还会拿起文革那一套的东西来。你为什么不反思你们在文革当中的表现？你们为什么不反思你们当时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所有的今天的这些在位的领导，多多少少都有些难言之隐，完全不能一洗了之。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三个阶段，１９６９年建立新的秩序，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九大召开，一直到１９７６年，这７年当中，主要的斗争只是党内的斗争，党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党内的权力斗争。这个和初期的两三年当中，老百姓和各个阶层，因为自己的利益而自发的或者说在某种旗帜的掩护下，来进行个人利益的诉求——经济的利益，政治的利益诉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想，我们要把文革研究透，这几个阶段，我们是要分清楚的，要不然永远是一锅粥，永远会张冠李戴。第二个，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文革的发展不平衡。第三个，同样是一个口号，一个领袖，一个旗帜，这个旗帜下的人呢，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我给你说，在文革最兴旺的时期，武汉地区估计有几百个组织，还是叫得上名字的。当时有——我刚才说了——有最正宗的根正苗红的出身于高干家庭的老红卫兵为主体的组织，有那种有工人有普通知识分子没有太多问题的人组成的造反派组织，还有激进的工人造反组织，同时还有什么组织呢？还有合同工的组织，他们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我们都是工人阶级，我们为什么拿的钱比正式工要少？”很简单，他们把这个挂到走资派头上，他们要求是个人的经济利益。还有一批，就是文革前的老知青，他们因为受到政治上的迫害而在１９６５年以前就被提前下放到农村，进行一种惩戒性的劳动。你们学校的邓晓芒教授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个人，他初中毕业以后，因为父亲是在当初的反右运动当中被打下去的这么一个干部，所以当时他没有继续读高中的权力，把他发配到湖南一个偏远的地方，叫江永。江永后来成为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因为去那里原都是一些出身不太好的人，或者说思想上不太好的人。那么，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成立了一个——我不是说邓晓芒，他没参加——类似的这样一批人成立了造反组织，
“我们要返城”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利益诉求。还有一个组织，一直到今天，我们很多文革史专家都没有注意到的，但当时我注意到了，有一个“中国一九五七右派甄别平反委员会”，一批右派自己开始起来为自己甄别平反，并且接受其它右派的投诉。他们当时的提法就是，毛泽东今天反对的这些走资派就是当初打我们为右派的那些领导人，那么，他们如果今天错了，他当初打右派也是错的，因为按照我们党的很多这种思路，他们是潜伏已久的阶级敌人，他们当初打右派，是因为我们坚持了革命路线，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这样的一种组织，比胡耀邦平反右派要提早十年（笑）。对于当时文革当中的种种色色的社会力量，都起来打着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但每一个组织都不能摆脱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这个利益。把这样的历史和这样的人群弄清，也是我们进入理解文革的一个途径。
文革结束以后，上面有些非常聪明的人发明了一个“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尽管这两个集团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八杆子打不着，甚至有时候还是互相斗争的，互相有些牵扯的，但是一旦形成这样一种话题，所有的人都这样说，甚至包括那些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觉得这样说比较方便，因为他如果不这样说的话，他会得罪现任的领导，因为现任的领导为他平了反，给他恢复了工作，你不能说我不是人家打的，我是你王任重打的，那么很可能还要打下去，不打下去也还要穿小鞋，所以这样一种历史的迷雾，就被这些人一直就这么吞吐的，到今天就越来越浓厚，越来越迷蒙，让后来的人可能永远在他们的叙述语境中走不出来。最后一个阶段，我想是１９７６年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问我，德国战后，他们为自己的法西斯主义，为他们的纳粹运动，做了极其深刻的反省，为什么中国做不到？我说，二战以后，纳粹的组织从他的价值上是被彻底摧毁了，他的法西斯主义也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尽管在以后的岁月当中，有很多小型的有法西斯倾向的群众小团体，但他不代表这个国家的基本力量。我说，你要搞清楚，中国的文革是以一次宫廷政变完结的，类似于玄武门之变。那么这样的一次政变，他没有可能真正地清理文革的问题，而从上到下的我们的基本的干部队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历史的各个时间是互相交错互相叠加的，这样一支队伍，你不可去清理他，况且这样一个队伍在很长的时间里边，他依然要打文革的旗号，要打毛泽东的旗号，就像华国峰，完成了玄武门之变以后，他依然是要执行伟大领袖的遗愿，要按照毛主席说的一切去做，尽管后来邓小平把他作为凡是派打下去了，邓小平坚持的，从骨子里面，从基本理念上和政治的基本框架上，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还是这个执政党的若干年的那一套。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说中国的文革并没有结束，它什么时候结束了，我们才能够迎来一个真正的新的时代，迎来一个真正的我们觉得天下清明的、法制健全的这么一段岁月。
７３、７４年的时候，当毛泽东发起第二次对党内走资派斗争的时候，就是因为１９６９年之后一批干部复职，而他们因为在６７、６８年受到一些冲击，复职以后呢，一个想出气，一个想张扬，第三个要想补偿损失。所以那段时间，是他们滥用权力最多的时候。所以不久之后，毛泽东基于党内斗争的需要，掀起了一个反开后门的运动。开什么后门？就是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些好处，这个同今天的贪官污吏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比如说大伙都下农村了，去东北，去建设兵团了，他把自己的孩子弄去当兵了。别人的孩子是到厂里当翻砂工，他的孩子可能是化验员。别人的孩子入伍三四年还提不了干，他一两年提干了。包括很多物质上的，占小便宜，或者收受一包烟啊，一瓶酒啊，在当时那种泛道德主义的时代，这种事情都被人家看作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你有招工的权力，你收了人家的一块表，一辆自行车，那就是犯了大忌了。所以当时这些干部一出来，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老先生对我说过，这些人回来要‘巴本’的，武汉话就是说，把失去的东西要加倍地抢回来。到了１９７６年以后，又有人说过，这些人出来又要巴本了，那么这样的话在后来的３０年当中不幸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我们的现实生活所证实。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不断地循环、反复，而在等到下一次另外一个非理性的运动，甚至是暴力的运动，我们才做另外的一种应对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谈文革，是谈历史，也是在谈我们的现实，我们希望，我们对文革的一个粗略的认识，能引导我们把握文革的命脉和它的走向，同时也是让我们对我们的今天有一个更加深厚的了解，对我们的未来有一个了解。如果说，这一点做不到的话，那我们很可能还要面对一次文革。前几天刚好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左派网站的（笑），它的题目叫《特大新闻》。这个新闻有点搞笑，但是它确实反映了一些人的那种思路：“中国科学家成功克隆毛泽东同志，各项生理指标处于其５０岁水平。新闻发布后引起强烈反响，奥巴马立即声明：美国在三天之内废除与台湾关系（笑），并撤走在亚洲的一切军事力量。日本首相于当天下令炸毁神社（笑），并指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并赔偿中国侵华损失十三万亿美元。欧盟声明：解除对华武器禁售。梅德韦杰夫签署公告称大兴安岭以北三百万平方公里属中国（笑）。蒙古向联合国递交声名称，蒙中历来是一个国家（笑）。表示一切听从大陆安排（笑），并申请到文史馆当巡视员。金正日正式通电六方会谈代表，按主席指示办（大笑）。国内形势迅速扭转：达Lai躲进一个小寺庙专心念佛，宣称不再参与政治；２４小时县级以上干部退缴赃款９８０万亿（笑）；企业主动改制归公；１２９万二奶主动控诉贪官罪行；２５００万三陪女一夜之间从良（大笑）；全国股市一片红；房价下跌６０％；房地产商纷纷跳楼自杀（大笑）十三亿中国人民再次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些东西在网上流行，好多网站都有。它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弱势人群，当他感到极度的无力感的时候，他希望有一个强势的君主，来解救我们，那么这样一种思路，依然是有可能暴发文革的思路。如果说今天有这么一个人出现了，说我给你们大学生跟当初红卫兵一样的权力，你们可以把校长打一顿，你们可以把老师赶出校外，让他们去给你们扫街，你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你可以到美国串连，到北京串连，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接管什么什么，我想在座的很难抗拒这样的诱惑，因为这样的读书，这样的就业，这样的人生，它在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看不到一种公正，看不到一种法制，看不到一种非常光明的前途，那么他积累了这样的一种情绪，他没有一种适当的理性，他最后也会变为文革的一种基础。我讲了一个半小时。我想剩下的时间给大伙提问。大伙可以随便提，我尽可能坦率地答。
后半场与学生对话开始：
一女生：我听我父母说，我们这一代人好高骛远，我们上一代人是处在一个激烈的时代，所以他们的性格当中有激进的成分。但是我们作为这一代人，生活比较安定比较舒适……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我们这两代人的差别？
答：刚才那位小学妹啊，提的问题挺有意思。她说有人提出来他们父母这一代－－也就是和我们相接近一点吧－－是处在一个比较动荡的、不稳定的环境当中，不管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冲动。而你们这一代呢，是在一个比较舒适的、富裕的，平和的环境中，所以不可能有参与这种运动的冲动，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与文革同时发生，或者稍后发生，有世界范围里的几个大学生运动，日本的，香港的，拉美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国的６８年的“五月风暴”那种红色运动，法国的那些学生都很舒服的，也很浪漫的，国家对他们非常宽松。他们在追求一种信仰，追求一种理念，有的时候，人并不是非要因为个人的某种利益得失，才去干什么事情，特别是年轻学生，他有一种崇高感。今天有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为自己，他在为别的东西，在那儿奋斗，在那儿冒险，在那儿吃苦。所以在这样一点上，我不太相信物质决定论，有的时候恰恰是这些比较舒适的年轻人，他们因为一种道德感崇高感的鼓励，有时候会做出比别人更冲动的事情。
（念纸条）老师请问您对入党一事怎么看？（众大笑）
答：纸条很多，我就简单一点说啊，我没有入党啊，所以我只能从旁边看。我的一些亲友也入了党，但是我知道他们入党不都是因为自己的信仰，主要是因为利益。我只能说，你尽量做一个不坏的党员。（掌声）
（念纸条）老师您好，建国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毛泽东把许多他当年的战友们抛出来了，说他们是坏蛋，说他们是赫鲁晓夫，是野心家，说彭德怀是苏修特务。他们就没有一点别的办法了吗？
答：数十年当中，包括刘少奇，包括彭德怀在内，他们自己也出了力，把毛泽东捧到神的位置。当他们发现圣上也对自己发威的时候，已经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刘少奇最后说了一句非常苦楚的话，当红卫兵要把他赶出中南海，要揪斗他的时候，他突然喊了一声，你们知道是谁最先喊毛主席万岁的吗？是他最先在延安带头喊出毛主席万岁，但毛主席依然没有放过他。最后怎么迫害死的是一个非常含糊的事情，没有自由了，然后不断地被批斗，然后没人管，最后以一个化名死在河南开封，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彭德怀也是这样，彭德怀也是最后被折磨而死。所以中共党内的这种斗争是极端残酷的，有的时候比封建宫廷的斗争还要残酷。
（念纸条）老师您好，我对江青这个人很感兴趣，非常想知道她是怎样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又是怎样在文革中翻云覆雨，很想听听您对她的看法。
答：江青是个很复杂的人（笑）。江青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人。江青是一个懂艺术的人。同时江青也是一个残害过很多人的这么一个人。她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自己说了一句真话－－“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那么，她实际上，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她作为毛泽东的学生，作为毛泽东的夫人，作为爱着毛泽东的这么一个妻子，她跟着毛泽东干，努力实现毛泽东的意图，是太正常不过了。所以我觉得在对待江和毛截然不同的态度上，我们这个策略做得不是很合适。以后我想会对他们都有一个更加合符真实的、更加公正的评判。江青后来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办法摆脱这样一种罪名，她就自杀了。
这个后面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念纸条）我想问一下毛泽东在文革当中起了怎样的作用？文革的错该不该怪毛泽东？
答：如果不该怪他的话，很多人都不要怪了，因为他是一个决策者发动者，从头到尾的领导者，那么文革当中，可以说任何一个步骤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当中有好的，但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是不好的。我刚才说到了，我不想从政治上去简单否定这么一个人。毛泽东是一个有浪漫情怀的人，是一个有干大事业的宏伟理想的人，但是也是一个有极大的历史局限的人，再加上他个人性格上的问题，性格上的毛病，他对当今世界上所有现代的知识文化的疏远，或者说拒绝，对英美的文化西方文化，他的了解是非常少的。他对中国的封建文化了解和吸收的是非常多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伟人的悲剧。如果说，４９年以后他携宪政之风，能够走一条新的宪政之路，那么，他将是我们国家三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现在他自己把他自己打倒了。以后对他的分析可能有更多的批判的东西，只是我们当局还要用这面旗帜，用他的威望，来维护一种稳定。说得不对，你们可以批评。（掌声）
文革与８９学潮有相似的地方吗？
答：文革和８９，可以说文革的某一个阶段和８９是相似的，就是当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提出来向一批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的时候，有一批学生基于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可以说公平，比如说求真，比如说理性，比如说对于很多历史问题的合理的解决，比如说对特权的憎恶，他们去反对一些原来奉为圣灵的那些党政军高级官员。就我个人来说，我对那些运动初期被批判被打倒的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和修正主义分子、黑手、黑帮，我并没有太多的恶感，我甚至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成了好朋友，包括写《苦恋》的白桦，包括我们市里的很有才气的文艺界领导人程云，包括写《九九艳阳天》歌曲的作曲家高如星，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十多年以来一直被打的一个人，而今天用权力的力量，用从上到下的方式把他们再拖出来打一顿，最简单说是不够厚道。第二，他们已经被他们当年的事情付出了代价。所以当后来把矛头对准到省委书记军区司令的时候，我倒是很高兴，因为这些人一辈子做了很多整人的事情，而且有些时候，不在于他们的路线对不对，比如我看陈再道的大字报，别的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了他看病的时候摸人家护士的屁股，这个我就想，你原来把自己说得那么崇高，你看病的时候摸了护士的屁股，还奸污了多少多少人，而且还有当事人出来揭发，这种最简单的道德底线你冲破了，我就认为你不是个好人。我想很多人当时起来造这样一批人的反－－比如说你拿高工资，你多吃多占，你给自己子女谋利益，你还有很多超越了做人最简单的底线的行为的时候，我觉得这比你的错误路线更令人厌恶，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这样。（掌声）
（念纸条）老师我想多知道一些李达的事情。
答：我想作为武大学子，知道武大的这么一个著名的老校长李达，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李达的故事很长，我想简单说一下，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毛泽东的同乡，比毛泽东长三岁，学问、资历、家世都比毛泽东强（笑）。后来因为在党内和某些领导人关系不和，退了党，去教书去了，到湖南师范大学教书。４９年以后他重新又回到了公职人员队伍。５８年到武大，当时他是湖北省官职最高的一个人，６级。另外一个６级我不知道是谁，我只知道李达是６级。李达当时因为和毛泽东这样的关系，对某些人吹捧毛泽东的哲学到达了顶峰，他是坚决反对的。可能他不知道自己坚持这么一家之言是得罪了毛泽东的。他和很多人都争辩过，他说哲学没有顶峰。在这样一点上，李达还是坚持了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但是李达又是一个诠释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有贡献的一个人，毛泽东思想最后得到这么广泛的传播，并且这么富于学术的力度，我想李达功不可没，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李达在５７年反右的时候，从学术的角度对右派进行过非常犀利的批判，但他都仅仅止于学术，但他毕竟是这样的一个理论机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所以当１９６６年他陷于自己所钟爱的、付出这么大代价的政权的汪洋大海中的时候，我想他应该是痛苦万分甚至是死不瞑目的，这就是一个一代中国哲人的悲剧。他不如当年一起共同学过某种专业或者也当过武大校长的王世杰，人家到了台湾，下场比他要好一点。（掌声）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毛泽东是这样一场运动的策划或者说领导者，所以我对这一点还有疑问，首先，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如果把它归结为一个人的原因，对于我来说是不能认可的，有些就像您说的，文革在那之前有它的起因，毛泽东这个人，比如说党内，或者说社会的环境造成了他后来的一种错误决定，所以我觉得在面对毛泽东是否是一个文革的策划者，或者说是一个煽动者，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之前的那段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才造就了毛泽东的这种极端的做法，所以说，我觉得毛泽东犯的一些错误，是不是因为党内的环境，社会的环境，造就了毛泽东的错误决定－－
答：我来先把第一个问题答了，要不然忘了，一会儿你还可以说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可能没有讲清楚。实际上文革是一个机构所操作的，但是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策划的，在文革的整个过程当中，中国的整个政治机构并没有瘫痪，它最高的那一部分依然在有效地运行，包括周恩来，包括其他的一些政治局的常委，包括军队。他们都在有效地运作这台机器，中共这台机器是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的，有时候一百个人就剩下五个人，它还在那儿运转。那么文革之前呢？我想，你们如果了解一下“四清”史，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史，你就知道刘少奇一行，在毛泽东的文革之前搞过三年的小文革，就是在我们的农村，清干部的思想、经济、组织、作风。当时所有的做法和文革一段时期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刘少奇在本质上说，如果毛泽东不打倒他，他绝对是一个文革的好干将。邓小平不打倒他，也是个好干将。那么这样的人，我想，我们不去追究他们个人的品质，这确实是一种政治制度和一个政党的框架造成的，所有的人进去了，你都没有办法逃脱，你除非灭亡。现在问第二个问题。
问：第二个就是说，很多问题提到了，文革当中，群众参与的热情这么高，主要是当时的那种境遇和欲望的矛盾，我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矛盾，比如你们那个时代，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是一种教育和禁欲的矛盾，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对理想的追求或者是对爱情的追求，或一种教育上和经济上的矛盾，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我们的想法，比如说，像今天这种竞争吧。但是您那个时代可能是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一种权力的争夺上，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在一种经济的追求上，像您刚才说，我们现在的时代可能出现文革，现在这种新的矛盾，也是造成一种文革的原因吧。我想请问您一下，对于我们学生来讲，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将何去何从？比如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是否应该入党，入党获得即得利益，比如学分加分，保研啊。但是这种既得利益会和理想有冲突。
答：我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入党。我刚才说了我的亲友很多都入了党，我希望他们做一个党内的好党员，而且希望做党内的健康力量，以后能让一个党改革得更好一些。不管以后依然是一党专制还是有多党共存，那么只要有一些基本价值认同的成员在各个党派里边，这样的对话，这样的合作，这样的竞争，甚至这样的PK，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个现在我们从西方政治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良性的例子。包括南非，包括解体之后的前苏联现在的俄国，包括整个前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他们都做得比较好。你刚才说到了年轻人，他的这种精神的追求，我觉得现在关键一点，就是要寻找到一种最基本的价值方向，如果说整个社会在迅速地犬儒主义化，功利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能够保留自己灵魂当中最后一点纯净的东西，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有哪些东西，有哪些底线，我们不可超越，不能践踏，那么，我觉得这样做下去还可以自救。如果说，一个人干的坏事，干的超底线的事情太多，他最后就会放弃掉自己的所谓精神追求。我们现在所以有那么多官员成批地、前仆后继地腐败、堕落、贪赃枉法，就是他们在不断地这种自我消蚀当中。他们最后的一点底线自己都不好意思坚持了，因为你做了一次，做了二次，你就再没有一种道义感去坚持那个所谓的普世的价值。今天的学生，我觉得还没有踏上社会，你们会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你们一旦工作，你们会发现你们在学校的生活简直是一个乌托邦的世外桃源。当你们进入到社会当中去的时候，你们发现自己是多么地无力，那个时候会面临很多人生的痛苦，会有新的选择，那么很多人都会选择投降。（掌声）
问：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刚才您讲的那个，我觉得我受到的启发就是您讲到的解读文革这样一个疯狂的时代，它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所受的教育，那么当时十二三岁的青少年，身心发育的时候是受到压抑的，所受的教育是缺乏真善美的，您是这样讲的吗？（答：对。）那么我想结合当代大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您觉得我们所设置的课程当中，“美育欣赏”是叫美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叫真吗？“思想道德法律基础”是叫善吗？如果是的话，您对我们这样受过真善美教育的学生满意吗？您觉得我们还会去发动第二次文革吗？（掌声）
答；我想，你自己已经回答了。是叫真吗？是叫善吗？是叫美吗？就像我听到的一首歌一样，把《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改成了－－（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吗？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吗？”一样的。（掌声）那么我想，你们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应该有自己心灵的感受和选择。这种强加给学生的科目，是我一直深恶痛绝的。我可以赞同在学校里面开设你刚才说到的所有的课程，但是学校也要开设另外的课程，让学生在自由的学习和思考当中自己去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用强制的手段让人只接受一种理念，一种学问，有的甚至是伪学问。（掌声）
问：对于我们这些９０后，我们到底是过分地相信党了，还是对党相信不足了？（大笑）在您那个年代，会不会有人提出我们要不要入党的问题？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现在到底是党说什么我们都信，还是党说什么我们都不信？（笑）
答：文革当中有一首毛主席语录歌－－（唱）“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大笑，鼓掌）一个人信不信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事情，如果要别人说，你要相信党，那可能就有点糟糕了。我相信一个人，是基于我对他的认知、观察，然后自己得出来的结论。如果辅导员说，你要相信党啊！我觉得这样的党可能有点问题了。（鼓掌）
（念）老师你好，我们知道，周恩来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扭转文革的局面，但是我们也知道，周恩来一直维护着毛主席的威望的，请您谈一谈周对文革的影响。
答：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周身边的人，包括对周恩来研究多年的人，最近一直在写关于周恩来的文章，有些文章在大陆出来了，有些文章出不来。关于周恩来这个人，尽管他满身的现代知识分子气，留过法，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但他骨子里面，那种封建权相的东西还是太多。他是一个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是干起事来，完全没有自己理念的这么一个人。他在文革当中，有多次机会，是可以扭转，减缓，甚至改变文革的方向的，但是，他对毛泽东的敬畏甚至恐惧，让他放弃了很多这样的机会。这是文革史上另外的一个话题。他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本来像他这样的一批人，上个世纪初，受过五四运动的熏陶，沐浴过西洋风，又读过很多西方现代著作的人，他们应该比毛泽东更能够建设一个现代的宪政法治国家，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被这个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乡下秀才打败了。中国的土壤，中国的农民，中国的整个文化，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像李达这样的知识分子，最后，只能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一段惨痛的历史教训。（鼓掌）
魏光焰：我在这里说说行吗？
答：可以。
魏：这样说听得见吗？
答：这是武汉很有名的女作家魏光焰。她今天来给我捧场（掌声）
魏：上面有个同学提到了我们的教育问题。再就是这位同学刚才提到为什么要归咎于毛泽东，我觉得应该归咎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几千年以来，它在政治上就是一个愚民政策。我们的所谓思想教育课，与其说是思想教育，不如说是不许你有思想。（掌声）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接受的教育就是效忠执政党，除了对执政党的效忠以外，不允许你有任何政见。曾经在四十年代，我们中国有一个民盟，是由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组成的。这个民盟党指责国民党政府是把党的利益凌驾在国家利益之上，只要对政见不同的，就采取打压，甚至消灭、暗杀这样的政策，所以在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可以说是我们的民族宝藏，这样的人被暗杀了以后，民主党派倒向了共产党。但是结果是什么？５７年民盟剩下的民主力量全部被扫光。这种教育酿成了一种集权，就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集权在中国极容易推广，造成灾难。如果我们的还要继续下去，还会发生第二次文革，第三次文革，无数次。这就是要说的几句话。谢谢。（鼓掌）
一男生：我想打断一下－－我看上面的纸条太多了，我如果再不提问的话，可能就没机会了。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比较有必要。在武大讲文革的人不多，您今天过来讲，很难得很难得。现在在思想方面共产党对那些在他伤口撒盐的人可能有一点那个……我怕您今天讲座，说的一些什么话……这里面可能有国安局的人来听，您会不会遭到封杀什么的，我很担心这个。（笑）
答：谢谢，谢谢。没关系。我可以把所有讲的话录好音给国安。我想，他如果作为一个社会身份，他要干自己的工作。但作为一个人，他要求真，你坦率地对他，我怎么想的，怎么说的，那么让他知道你所讨厌的或者关注这个人，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可能会对我们以后的对话造成一个良好的条件，我希望国安的人来。（掌声）
答：这个条子我想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必须回答的（念）：“老师您好。刚才您讲了许多人在文革中的表现。其中您当时的表现是如何？（笑声）文革爆发时，您只有１７岁，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您已经２７岁。请问这其中您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这就是一种对人的拷问，每个人，特别是那些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话语权的人，特别是那些在一定的位置上坐下来并享有权力的人，都应该接受这样的拷问。你所获取的一切，都是要你付出代价的。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给你们打扫教室的女工，我可以说，你到一边去我不跟你说！但是，我今天给你们讲课，给你们讲文革，讲一些道理，我就必须要接受这样的拷问。我也希望我们的官员，我们的学者专家，都能面对这样的拷问。我希望你们的拷问能够带到课堂上，老师，你文革中干了些啥事？（笑）或者说六四的时候你干了一些啥？（笑）
关于这个话题，我得稍微费点功夫啊。我父亲是一个医生，是武汉市较早的一代本土的西医。３０年代初，我父亲进入一个教会医院工作。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１９３８年日本人打到武汉附近。武汉开始了一场惨烈的战役，叫武汉保卫战。当时我父亲出于一个武汉市市民的责任，出于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出于一个中国人的热血，放弃了安全舒适的生活，担任一个前线救护医生。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战生活。武汉保卫战结束以后，撤到宜昌，撤到贵州，撤到广西，最后撤到重庆，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经他的手医治过很多的抗日将士。但是，日后的国共两党的战争，让他在４９年以后，得到了一个哭笑不得的，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名称，叫伪军医。伪就是假。但当时他这个军医是货真价实的，他参加的部队也是货真价实的合法的抗日军队，今天，中国政府把它叫做中国军队了，算是为他正了名，他是中国军队的一个军医，是一个有着热血的，有着民族正义感的、有着献身精神的这么一个知识分子。但是４９年以后长期地在一种比较艰难的环境当中工作，尽管没有受到大的打压，但是是属于当时社会当中的另类。他的工资待遇也好，职务也好，随着我们极左路线的膨胀，是官越来越小，钱越来越少，地位越来越低，他自己的学生都当上局长了，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从小也就在一个比一般人接触得多一些的一种政治氛围当中生活。我父亲的兄弟几个都是医生，有的人没有跟着抗战部队走的，以后日子反倒比较好过了。我的一位叔叔，是市二医院的医生，他在抗战时期为了照顾我祖父，就留下来，他倒成了一个历史比较干净的医生。然后他就有条件收藏很多的音乐唱片，或者是旧时代的书刊，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小时候受到的一部分体制外的教育，可以说是在我叔叔那儿完成的。很小就看过米开朗基罗的裸体石膏像，听过《天鹅湖》，看过一些解放以前的３０年代的书刊杂志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我接触到了另外的一些价值观，同时看到了很多的俄苏文学，法国文学，美国文学，包括我们有一些从文坛上消失的五四以来的作家的作品。这些让我获得了很大的快乐，同时也让我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因为正当我开始成熟的时候，是讲阶级斗争了，是要学雷锋了，是要有无产阶级的艺术口味了。但我可以很坦率地说，我当时厌恶那些极左的音乐艺术。我们原来１４中最开始在武大附中放的那个晚间的结束曲是一个很优美的瑶族舞曲，（唱）后来是什么？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个对于我来说，觉得是一个很粗俗的音乐，是五声音阶，只有都来咪索拉，就这么五个音，这五个音用孔子的话说是郑声淫一类的，是我们的民间小调中常用的，它起码和我个人的审美趣味不一样，但是当时，如果你把它作为音乐的一部分，我不反对，你把它作为音乐的主流，甚至因此来代替所有的音乐形式，就是我非常抵触的。这是一。第二，我看了很多古典诗词，后来兴起毛主席诗词的时候，我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是什么呢？我发现毛主席诗词不是都好，不好的句子是很生硬的，很粗糙的，甚至是不合格律的。当时我１５、６岁，看了许多唐诗宋词，辛弃疾的，李清照的，李商隐的，包括陆游的，柳永的。当看到毛主席被人家夸得不得了的一首词《沁园春•雪》，其中有一个句子：“原驰蜡象”，这是一个压缩了的句子，大雪覆盖着一座座山岭，就像平原上奔驰的蜡象，这个怎么也算是犯忌的，这样的语言很生硬。还有《菩萨蛮•大柏地》中的“弹洞前村壁”，就是子弹把前村的一个墙壁打了一些洞，叫“弹洞前村壁”，当时我暗中想，这样句子谈不上好吧？但是不敢说。当时谁说毛主席诗词不好，那可能不是一个审美观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态度、阶级立场，甚至是一个反革命的问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处在内心的焦虑当中。我青春的这种欲望，对于美的这样一种判断力，和我们社会强加给我的这些东西发生了冲突。我在这次讲座开始之前播的那几首歌，也都是我非常厌恶的，有的是从意识形态上，有的是它的艺术表现形式上，比如说，同样是一首歌“万岁毛主席”，（唱二首歌的不同旋律），这个蒙古版的我就喜欢，就不喜欢前一个。但是恰恰前一个版本，是当时天安门广场上一天到晚唱的。这个是一个人的艺术感受方式对某种艺术方式的天然排斥。
可以说一直到了１９６６年的１０月，红旗杂志发了一个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那篇社论以后，在那之前我和这个运动是抵触的，疏离的，是不忍心看学生打老师的，我们学校有好多老师都非常棒，在当时全市都没有几个一级老师，在我们学校里边就有。他们是被第一批红卫兵那些干部子弟打得最厉害的。有一个数学老师最后自杀了。对于那付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也是反感的，但当时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辩驳，也没有这样的力量去说服他们，因为他们处在一种极度的颠狂的状态。对我来说，当时最好的是不上学了，天天游泳、看书，自己在家里弄弄音乐拉拉琴。一直到６６年的年底，我串连回来，我碰到了一些跟我同类的青少年，有我们当时省里非常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儿子，有中科院武汉分院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的女儿，还有武汉市的一些文艺家的孩子，以及一些其他的出身不好的孩子，他们被时代的大潮推到了社会边缘。但是青春的渴望－－需要温暖，需要柔情，需要集体的这样一种呼唤，忍受不了被时代抛弃，忍受不了精神的孤独，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成立一个宣传队吧。就这样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宣传队，不依靠任何人，我们打了一个旗号叫“红鲁艺”－－“红色鲁迅艺术学院”的简称，这是延安时期的一所艺术学校。这个宣传队当时是武汉市非常棒的一个宣传队。由此，我们进入到了具有政治斗争色彩的状态当中，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个人没有办法逃离时代的命运，后来，我们的倾向，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立场，让我们选择了一个和我们相近的一个组织，最后进入到文革当中。这就是在前期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进入到自己的对于文革艺术的阐述，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让一群孤独的人－－少男少女－－走到一起，大伙能够在演出和休息的时候，在一块去外地演出的途中，感觉到了青春的友情和温暖，这个对我们的印象远比我们的参与运动的过程要深刻得多。这个就是我目前在写的一个长篇小说的素材。网上有我的一篇题目为《红鲁艺》的纪实文章，收在社科院的徐友渔主编的《１９６６－－我们那一代回忆》里面。那是十三年前，１９９６年文革３０周年的时候出的一本书－－《红鲁艺》中可以找到我这段时间的生活，比我讲得要详细。我多少也做了一些关于我自己内心的剖析。
剩下的岁月，我在文革进入了武斗的状态的时候，我们那个宣传队撤到了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那时候叫华工。那时候，已经没法再演出了，我们就过着一种很自由的很松散的读书的和文艺的生活。这个时候，来了三个人，这三个军人，一个是后来被禁影片《苦恋》的作者白桦，也是个著名的诗人。一个是电影《东进序曲》的编剧所云平。一个电影《柳堡的故事》中那首非常著名的插曲《九九艳阳天》的曲作者，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作曲家高如星。他们因为右派，黑帮，反动权威的罪名，被当时的军队迫害，没有地方躲，就藏到我们的学生宿舍里，我和另一个同学接待并照顾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一直到文革形势突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几个特殊的人，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并成为了忘年交。
这是第二个阶段，一直到后来我们下乡。
下乡以后回城。回城以后，我了解到我所在的工厂，一些工人在文革中经受过很多的不公，这个我在我的小说《葛麻的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当中有过详细的描写。大伙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葛麻是武汉的一曲楚剧中的人物，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仆人，我写的这个工人是一脸的麻子，人家管他叫葛麻，是我们厂的真实工人，这是我在工厂生活当中的一段经历。在这种经历当中，我的思想开始左倾，我开始从当时的一些所谓的官方的文件当中，找到我对抗特权阶级的思想资源，因为当时有大量的反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我把它用来作为我反对当时社会特权的理论依据。当时毛泽东提出来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我把它用来引证我自己对于那些掌握大权的党政干部，作为对他们的这种特权进行批判的理论依据，我在这个期间写了一批东西，当时也在报刊上发表，同时也表达了我对这样的一些观念的赞同。这些东西现在看来有的地方相当地幼稚，有的地方是不知道当时毛泽东的实际意思是什么，而它当中的某些话语，某些理论给了我鼓舞，给了我一种力量，给了我一种合法性的依据。这大致是我的心理。
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７６年，尽管我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从来没有好感，特别是他们在文艺上的这样的一种极左的做法，包括样板戏，我都不喜欢。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边甚至还说过样板戏的很多毛病，包括所有的女主人公都是女光棍这一类的话，当时已经引起了某些方面的注意，当时不叫国安，在单位里是叫保卫部门。但是对用这样的手段，用玄武门这样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我当时表示了我的态度，我说这只是一次宫廷政变，我刚才看有条子：你身边是不是有卧底的人，我想，在这样的社会中，这样的人一直都是有的，真要有，是永远躲不开的，除非你不说话。
那是一段思想很活跃，同时也很混乱的一个阶段。疯狂地看书，疯狂地思考问题，但是由于我当时得到的资讯材料也非常有限，我们只能凭自己的能力去感悟，去掌握一星半点的我们认为是真理之光的东西。这个过程是很沉闷，很暧昧，也很漫长的。那么一直到了７６年以后，我花了很多时间读书，后来恢复了高考，但我已经对这一套没有兴趣了，或者说，我自己觉得，当时读过的书或者掌握的东西，在读本科当中已经不可能再给我更多了。我当时直接报考了研究生，但是我们单位给我写的政审报告非常坏，或许还有别的原因，最后没有录取，但是我也没有太大的失落感，一直到１９８５年，刘道玉校长在武大首次创办作家班，很宽松，可以选择任何的学科，我想再进一步学习一些宗教、哲学、美学，民俗学这样一类课程，这样我就到了作家班。不小心成了你们的校友。这是一个粗略的过程，我想我的很多东西在我的书里，包括在《如焉》，包括在《葛麻》，包括在《处决》，包括在《红鲁艺》这样的一些作品，我都带有某种自传的成分在里面。如果说这一次我的这个长篇写完，那更是一部有浓厚自传色彩的长篇，我希望能够把自己放进去，不管是思考的痛苦还是自我的批判。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是不能欺骗自己，可以欺骗自己一段时间，不能欺骗自己一辈子。（掌声）
问主持人：好像已经超过了时间？不知道几点结束？
主持人：再回答几个问题吧！
（念纸条）所谓抗日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卫国战争，国共双方对这场战争的不同称谓，你有什么看法？中共在这场战争的的作为，很难称作中流砥柱，您对中共这样公然篡改历史的做法，您有何看法？
答：这个同学的看法，基本上是对的。因为是中共的基本方针是通过日寇入侵来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而日本军队的入侵，使当时的中共逃避掉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围剿。并利用这样一次机会，在后方扩大自己的军队势力，中共当时的主力部队，几乎没有打几场大仗，其他的部队基本上在后方休养生息，开荒种地，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中共有太大的抗日战争的片子，倒是在打国民党的时候，辽沈战役啊，淮海战役啊，平津战役啊，规模特别大，我们就是《小兵张嘎》，伏击一下，打几枪就走了，几个农民，埋几颗地雷就跑啦。我的岳父是一个老红军，他作为一个军人，后来被编到八路军。八路军，我们很长时间都以为是共产党的军队。八路军是由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党的军队，全称叫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他们到了这样的部队以后，作为中国人，是有血性的，他们看着国家的江山一寸寸丢失，看到自己的老百姓日益受到蹂躏，很多指战员是希望打仗的。当时只有彭德怀和少数的几个八路军的高级将领是主张打仗的。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最早的恩怨，就是他当时“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时候，打了一场毛泽东并不同意的仗。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党史材料完全解密的话，是可以知道当时党中央一再阻止他们正面和日本人发生冲突，要保存实力，这是现在已经成为常识的一些东西了。我岳父后来在临终前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这辈子打了很多仗，打死了很多人，我觉得最值得打的，最不后悔的，就是跟日本人的那些仗。”所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老军人，一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的人，他在最后说出来的那段话，我感到非常欣慰。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小说，叫《驼子要当红军》，也可以在网上找到。（掌声）
这个问题呢有一定的意思哦，（念）你以为文革中大量的疯狂与残忍的事件都是体现了人的本性之恶，还曲扭了人性？
答：人的本性当中天然地有恶，它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在一个好的社会当中，一个好的制度框架当中，在一个有非常规范的法制社会当中，人会慢慢地越变越好。而当一个社会，它失去了对恶的控制力，甚至去激励这样的恶暴发出来，那么，人的恶是没有止境的，甚至恶到令人发指，恶到不可思议，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段片子，我们已经知道了，北师大女附中的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她们当中有一些学生我都认识，是前些年认识的，应该说北师大女附中是京城素质最高的、最有教养的，甚至人都很漂亮，这么一个学校，她们可以在某一个瞬间，变得比德国法西斯、比日本法西斯还要残忍。是这个制度，这个教育，激发了我们心中的恶，并且把它散发出来，扩大，而且自己还不以为是恶。在文革当中发生了无数次的这一类惨痛事件，包括广西大规模的吃人，包括柳州放水淹没防空洞里不同观点的群众，包括发生在北京大兴县几起屠杀当时所谓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后代，包括湖南道县大规模的杀人，包括由我们的司法机关亲手组织的张志新、林昭这样的全国都知道的大事件。张志新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她因为不同意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某些作为，临死的时候仅仅因为担心她喊毛主席万岁，把她的喉管先割断，然后再押到刑场。这样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我们古今中外的对待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所以从这点上说，文革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它激发了人类最深刻的最强大的一种恶的力量，这种恶的力量一直到今天还在释放。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样的事件看出来，不管是从普通百姓身上，还是从官员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如果不对文革进行最彻底的清算，不对它们进行一种最彻底的思考，并且制订一套永远杜绝文革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成为下一代文革的受害者，或凶手。
问：胡老师，我对您今天晚上您的这个讲座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意见，我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在场的也许有学历史专业的学生，可能他们跟我听完您的讲话会是不同的感受。我想说的是历史是连续的，对于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它的探讨仅仅是头疼医头，就事论事的话，我想也许是无济于事的。它在２０世纪中国历史演进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是一次非常剧烈的地震，它是五四和六四之间的一个历史的断层，如果我们不把五四和六四加入时间进行讨论的话，我们其实会得出非常有局限性的结论。为什么我说历史是连续的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些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１９６６年文革暴发以后就陷入了那么大的空前的那么一场混乱中，但是我要说，如果把五四这些青年学生扔到当时的那个历史环境当中去，也许我们迸发出的那种破坏力，那种破坏的欲望会比当时更强。但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钥匙在于整个中国的历史是连续的，以至于当时就埋下了文革的伏笔，这一点您在讲座当中只是稍稍地提到，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解决文革当中所有人都从人变成鬼的一个重要的钥匙。五四的时候，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当时许多别的民族在欺辱中国人，其他肤色的人在屠杀中国人。４９年以后中国人自己屠杀中国人，很多人在看电影《南京，南京》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辛酸，非常的恐惧，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恨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几十年都没有消停，但是中国人一直没有反思过，为什么在１９４９年以后，从４９年到１９７６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经受的苦难要深重得多，这就在于我们并没有反思，在文革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毛泽东他只是点燃了那枚巨大炸弹的导火索，但是制做这枚炸弹的是所有的中国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罪，为什么在文革当中，批判过别人批斗过别人的那一批现在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人，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他们在回忆起文革的时候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抱怨，说文革那段历史毁了他们的青春，剥夺了他们上大学的权力，而不提自己在那段历史当中为什么给那么多人带去了很多苦难和痛苦。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在民族文化深层次的那些要点当中进行挖掘和反思。刚才那位作家女士，她说因为二千多年来我们受到的教育都是这种教育，我想在她的基础上可以说得更确切一些，那就是因为我们整个中国文化，当然从秦始皇那个地方是一个断代，他之后的文化都是悲剧性的文化，这种悲剧性的文化其实只教会了中国人如何去向善，如何去审美，但是忘教了中国人如何去求真。卢梭曾经说过“人性是发展的”，但是从世界各地的人在漫长历史当中的表现，我们会发现，人的本性，恶的那一方面是天生的，或者说是先天的，但是善的那一面，是发展出来的，是要通过教育来培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连续的角度去看这段历史，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文革以及在文革之前，大跃进之后的那个自然灾害，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中国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其实是一段悲剧历史的延续，在这之前，是别的民族在屠杀中国人，在这之后，是中国人自相残杀。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应该结合对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反思，才能达到它真正的目的。（掌声）
答：谢谢你的发言，我申请把这位同学的发言加到我今天的整个讲座当中去，作为它的一部分，因为我没有太展开，我开始讲了，研究文革要从五四起。它不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十年动乱，它到今天也没有结束，我要细讲的话，可以讲到很多具体的东西，比如说“打倒”这个词，就是从五四开始的，或者说从五四以来它变成了一个社会的流行的词汇。“打倒孔家店”，打倒某某某，这个是包括当时的鲁迅先生都没有逃脱这种左倾的极端主义的这样一个情绪。他当时跟许广平在谈恋爱，许广平有时候就把她在北京女师大当中的一些情境告诉鲁迅先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街上碰到了杨荫榆校长，然后我当时一下就激动起来了，我就喊一声“打倒杨荫榆”。鲁迅先生是赞同她的，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激烈的方式，我们只要达到我们的目的，用怎样的方式是次要的。那么这样一种目的论，不计手段的目的论，最后成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种激进青年和激进的政党他们天然的一个原则。包括文革当中戴高帽子、游街、示威、画鬼脸，这个我们在文革以前的很多电影中都看过，在描述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土地革命的时候，就把土豪劣绅戴上高帽子，五花大绑，沿着城市乡村的道路，到处游街，批斗，最后枪毙。那么，红卫兵给牛鬼蛇神戴高帽子，给走资派戴高帽子，这样的东西不是他们凭空想出来的，是他们的前辈告诉他们的，所以一类的东西，我们都从我们的红色革命史当中可以找到他们的老师在前面怎么教他们的。对于文革当中的暴烈行为，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它已经被赋予了一种革命的合理性。当它这种合理性深入人心的时候，你干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都会被认为是大义凛然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刚才那个红衣帅哥的说法，愿意作为今天我讲课的补充。完全赞同。（掌声）
我最后再抽三两个条子。对于大伙的热情，我确实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打住才好。今天是周末，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有一个人的问题涉及到我的作品。（念纸条）老师您好。您的《如焉＠sars．come》据说被禁了，图书馆也借不到，你能谈谈对这本书的看法吗？
答：这本书应该说是禁而未禁的一本书。是我们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自打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破产的禁书事件。因为这本书在０６年在江南杂志上发了以后在国内引起一定的反响，在武汉还召开过有全国各地来的学者专家的研讨会。你们学校的邓晓芒、程亚林、李工真、赵林也都参加了这个研讨会，当时全国媒体一片赞扬声。但是我估计新闻出版总署的官员还没有看到，他们可能不大看刊物。但是０６年１０月份出了书的单行本，出了书的单行本之后，他们比较重视看书，后来据说是专门有一批老人，退休的一些老人，交给他们一个任务：没事在家看书啊，哪部书有问题，给我们写一个报告。（笑声）我的书呢，不幸或者说有幸进入了报告。进入这个报告的一共有８本，有老共产党人、人民日报原副刊部主任袁鹰的一本书《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说到一些五七年反右的背景，就是当时他不愿意写反右的文章，但是上面要他写，他就写，写了以后呢，还要他署名，那么他就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了。我说这是一个老报人、老共产党员的良知的发现，起码是对自己某一段历史的解脱。然后还有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写一批旧社会的戏子在人生经历上的遭遇。应该说这样的东西也不犯大忌。有中央电台的一个记者写的关于我们湖北的一个民选的人大代表姚立法的故事，因为这个人给地方政府惹了麻烦，所以也是一个敏感性问题。这么样的七八本书，就被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的副处长顺口一说，就点了名，就是说是禁书，不准出，出版社要怎么样。但出版社现在既是党的一个喉舌，它同时又是一个经营单位，一下要把这么多书封了，他心里憋气不说，还要受经济损失，所以他们一出来就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一透露出来后，章诒和首先发难就写了文章－－《我反对》，立刻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响，它把我们一个本土作家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作家，因为当时有些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啊，还有一些各大电视电台媒体也都来采访，当时我们也都说了，该说什么说什么。像田英这样的老共产党人也耐不住了，他说，你们说我这本书泄漏了国家机密，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大半辈子，我有六十年党龄，我的党龄比你们署长的年龄还大，我不知道什么是泄露国家机密吗？我只是说了反右那段时间，你们强迫我代表你们的意思写批判人家的文章，我觉得说不过去。那么这样一来，迫于国际上的压力，新闻出版总署对外宣称没有这回事情。没有这回事情就受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这种尴尬处境，出版社就说没这回事我们的书照卖。但是我们一批人呢还不依不饶，我拿到了当时他们的会议记录，然后就把会议记录拿出来了，你说没有这个事情，某某某哪一天记录的什么话都在上面，你们干的那些事情，以为是一个秘密的事情，但是现在没有秘密可言了。所以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的时候，他们问我，我说共产党原来曾经是一个地下党，所以很多工作呢都是要口口相传，我们在电影里边看到了，上级给下级一个指令，你要背下来，万一这张纸上写的，你看了记好，然后呢，要咽进嘴里，吞掉，所以现在还是那一套，就是一个电话打来，你是谁，你不要问，这本书不能出，有问题……还是地下党那一套，我说你现在成了执政党，为什么还要干地下党呢？我就说，你们５７年，６６年那种虚妄的到的崇高感都没有了，你知道自己的话拿不出去，见不得人，所以就用地下党的方式。我说类似于暗夜里的背后打闷棍，这些话亚洲周刊都照发了。我还说，你如果说发现问题了，你直接跟我说，胡发云，你的《如焉》有哪些问题，一二三四，告诉我，你还得允许我反批评。我说这样才是一个有气度的国家。不能说你说了，不让我说，你得让我说。所以《如焉》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解禁了，但还是不许上媒体，不许评论，不许介绍，在一段时间里不许介绍我这个人，不许采访，但我发现他们控制力还是非常低，就在他们发出这个禁书令不久，就有电台找我做一个直播节目，我说《如焉》你们最好不说，说了把你们给连累了。但说着说着她就提起来了，我也就只好说了，因为是直播，当时就出去了。（笑）就在几个月之前，湖北台专门做了一个节目，也说到《如焉》今年的珍藏纪念版面世的事。所以我想，要就是我们这一局面的松动，要么就是他们的控制力在减弱，那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声音，我们对未来的最后的一次信心，在这样弱小的空隙当中，在顽强地生长，我希望他们和在座的一样，都长成参天大树。（热烈的掌声）
听众：武汉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成员
胡发云简介：男，１９４９年出生，武汉市人。１９６８年高中毕业于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同年到湖北天门县插队。１９７０年回城。当过焊工、车间统计员、厂工会干事。１９８７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六十年代初开始学习诗歌与音乐创作、并发表习作。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纪实文学作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文联文学创作所专业作家。
各位，晚上好。一会儿谁能够调一调机器，要不然大伙一个晚上耳朵就要受罪了（麦克杂音很大）。非常感谢学生社团联合会的学弟和学妹们，让我来讲一讲这个话题。
武大的五月很漂亮，武大五月的晚上更漂亮。我在武大上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学生们谈恋爱的时光（笑声），但是今天我们要在这儿讲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文革。
４３年过去了，确实非常非常漫长，漫长到足以长成两代大学生，但是文革——这样一件搅动了上下三千年纵横几万里的一个重大社会运动，并没有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告退，尽管有很多很多力量在想让大家忘掉它们，把它们从我们的历史典籍当中毁掉，从那些过来人的脑子里面把它们挖掉，但是跟数千年以来那些当政者的努力一样，我想文革会呈现它的真面目，文革只有在我们彻底地对它进行清理、思考，并且让它从一个历史事件转化为我们民族的思想资源的时候，它才会成为我们历史上的一个正常的事情。
来之前我还在想，对这样一个如此陌生的话题会有多少人感兴趣，我半个小时前来到这个课堂，发现基本上都坐满了，有些没有来的人也用书本书包占了座位，这让我想起八十年代，武大举办的各种讲座很多，窗台上走道上都挤满了，那是武大非常令人神往的一段时间，可惜那段时间并不太长。
我想今天给大伙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下文革。
来之前我从电脑上随机地挑选了七首歌（指讲座开始以前播放的七首语录歌，造反歌等），还有胡杰拍的一部片子《我虽死去》。他还有另外一些片子，我希望大家找来看看。胡杰是一个非常棒的电视人，他在电视台上干过多年，是一个非常棒的摄影师，但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相，他毅然辞去了那一份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自费去挖掘历史真相，刚才我们看到的《我虽死去》就是他拍的一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人——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的一个记录片。这部影片所以送给了你们学生社团联合会，是因为这部片子不可能在公众影院或是电视台看到，但是对于一代年轻的学子，我想，你们最好能够了解一下。
我一直在强调一点，文革很早就开始了。也一直在强调一点，一直到今天文革并没有结束。那么我想从我们这代的青少年谈起，也就是说，从青少年眼中的文革青少年经历的文革来谈谈我对文革的一种感受、认识和反思。
我是１９４９年生的，哦，很长时间被人家美誉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的小时候被称作是祖国的花朵。我们常年是听着这些美丽的充满了壮丽的梦幻的儿歌长大的，有些歌甚至一直传到了你们这一代，包括像《让我们荡起双桨》。１９４９年让中国社会的形态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急剧的转变，所有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时代是如何开始的，它会向何方走去，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充满了巨大的魅力，它的新鲜感，它的豪情壮志，它的全新的社会结构和全新的社会语言，让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大师们，在那一瞬间都糊涂了，因为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我们很长时间里面是把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号当作我们民族国家的生日，有首歌叫《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那么就是说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号以前，我们的祖国是不存在的，她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号才开始诞生了，一个民族国家才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样的一个极具乌托邦色彩的一种宣传，它让所有的中国人陶醉了。在这样的一种陶醉当中，我们这群孩子的父母亲，不管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们给孩子的教育，都跟党中央和毛主席保持着高度的极端的一致。从小我们听到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组织的话”，因为组织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的化身。最后还要加上一句“听老师的话”。那么，这四个方面对于一个混沌未开的、所有的资讯材料全依赖自己的师长父母和国家宣传机器而获得的这一代人，他们的整个成长经历就必然地打下了这样的时代的烙印。刚才我挑了七首歌，这七首歌不是我们全部的内容，在我们数以万计的歌曲当中，我是比较随机地挑的。这七首歌首先是要我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第二是热爱领袖，热爱领袖在其后的十几年当中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领袖就是一切。然后呢，要坚决革命，勇于斗争，要把一切敌人消灭干净。那么刚才看到的一个短片的开头实际上就是北师大女附中那些平时如此儒雅的女生，她们在实践着多少年以来我们的政治教育、我们的社会教育、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审美教育教给她们的一切。用棍棒，用拳打脚踢，在几个小时当中结束了自己一个老师一个校党支部书记的生命，而她们没有任何的犯罪感，她们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天经地义的、符合革命的道义原则、符合我们多少年教给她们的这样的一种革命伦理事情。
我记起来我在文革初期，在一次街上行走的时候看见有一个老人非常艰难地拖着一辆板车，板车上是非常重的东西，我现在记不起来是什么东西，好象是柜子和书这一类的东西，刚好他过一座桥，一座小桥，就在我们现在的湖北美院附近，原来叫云架桥，一个小桥。我就上去帮他推，因为我们同时也受了另外一种教育，就是雷锋式的教育。当我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他是个地主，你帮他推？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还剩一点他就要上到桥顶了，我如果帮他一直推上去，我等于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况下，我还在帮忙，我就失去了阶级立场。我如果是不帮他推，他很快就会滑下来，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在依赖我后面的推动力了。但是我确实……我当时还是停了下来，因为我当时所受的教育地主是坏人，地主是黄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我们所有的教育都告诉我们，这个地主是这样的一类人，尽管这个瘦弱的老人在我看来一点不像在电影、动画片或者是雕塑、小人书里边那样面目。但是，既然有人那么说了，我就只能说我要跟这个地主划清界限。那么，当时的青少年，他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受了十七年的这样的教育，这个十七年的教育极其成功，通过家长、老师、学校和各级组织，以及到我们全部的宣传媒体（当时没有电视，我们听到的是广播，我们看的是电影，还有舞台上的歌舞），而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通过正常渠道能接触到的绝大部分书刊教给我们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就像一个孩子，他一直在吃一种最单一的食品，他永远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吃的。他在吃糠，是最粗的糠，而且有人告诉他，这是最好的糠，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可取代的一种食粮。所以在这一点上，数千万的青少年（我说的是在校的）就顺理成章地走入了文革。当这些人过了十年以后，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很多人回头控诉文革，说文革耽误了我十年的青春，文革剥夺了我上大学的权利，文革弄得我回城无路，那么我想说一声，当初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起码在我的视野里）是反对文革的，是拒绝走进文革的，或者是内心有很大的抵触的。文革对于这样的一批青少年来说，不管是初中学生还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迎来了一个自己的节日。我记得当时，在文革前几个月，我写过一首很短的诗：“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动，它想冲出操场、教室，书桌和课本，这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樊笼……”因为在文革前的１７年，我们一方面受着严格的禁欲主义的教育，英雄主义的教育，理想主义的教育，极端的乌托邦的教育，但同时，我们在和我们的内心做着极其艰苦的挣扎，起码对于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的。我想，像我这样的人有一批，可能不是非常多，但它面临着一种价值选择的痛苦，那就是，当你作为一个自然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男青年，一个女青年，当你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当你进入青春期以后，当你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以后，当你身上萌生了某种爱意，或者被别人关爱这样的一种情境的时候，那么有许多东西是人类天生就具备的，你有个人的一种情怀，你有思念，你有去阅读许多和这相关的书刊、去看很多与此相关的电影这样的欲望，你想唱歌，不是唱我刚才放的那些歌，你想学乐器，不是用乐器去演奏我刚才放的那样的乐曲，而是能够表达一个个人的内心的情怀的甚至是私密情怀的这样的一种音乐。
（换麦）哦，拿这个，像个小乌龟一样（笑声）。那么当时的青少年，就是处在这样一种身心分裂极端矛盾痛苦当中，而在当时，可以说后来文革所有受害的领导、老师或者是自己的家长，都参与了谋害自己孩子的过程，他们谁都不让孩子说出自己想说的真话，包括那些很明白事理的家长，包括那些在这个世上生活了数十年之久，甚至大半个世纪的家长都不跟孩子说真话。我想，可能是４９年以后的历次运动让所有的中国人，特别让中国的明白人闭上了嘴。
我们１９５６年入校的那一批一年级学生，到了第二年，学校的很多老师，特别是我们喜欢的一些老师不见了，后来发现，有一些老师已经到操场上扫地了。但是没有人跟我们说为什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更没有人说这个人实际上是个好人，他是被冤枉了，或者说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那个时候社会就已经开始对我们隐瞒真相，所以当隐瞒真相的这些老师在九年以后，他们自己在校园里受到冲击的时候，没有人会为他们说话，包括那些在五七年打了许多右派的干部，到了六六年底，被作为走资派拖到舞台上操场上或是大街上游斗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他们说话，那么，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到了１９６６年文革的时候，恰恰是有劲没地方使，我们当时有很多同学密谋要去越南打仗，不是去跟越南打仗，要去帮越南和美国佬打仗，因为当时越南已经开始跟美国干起来了。越南的那样一种艰苦卓绝的战争，通过电影，通过歌舞——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一部歌舞片叫《椰林怒火》，非常优美，非常凄切，但又非常激昂的一台晚会拍成的电影，还有一部话剧叫“南方来信”——把整个越南的这样一种战争，无限地诗意化了。本来我们这一代人就经常感慨，我们要早生几十年多好，我们可以去爬雪山过草地啊，我们可以去抗日战争啊，我们可以去打蒋匪啊，我们可以跨过鸭绿江同美国去打仗啊，恰好碰上了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代。
那个时候，我刚才说到，整个社会开始营造一种气氛，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呢？一种高度的戏剧化的气氛，一开始的时候是美国打过鸭绿江，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美蒋特务还潜伏在大陆，经常要办这样的一些展览，哪个地道里边抓住一个老头，胡子已经一米多长了，他在地道里面生活了十几年，天天在底下发电报。然后还有谁家谁家水缸里面躲着个什么人。街头上修皮鞋的是特务头子。这些东西真真假假，但它确实营造出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气氛。而我们许多儿童读物，它也是在渲染这些东西，我记得我最小就看到一本让我感到恐惧的连环画，有一个孩子，七八岁的孩子，半夜起来听到父母亲的房间有滴滴哒哒的声音，他出于好奇，他从门缝里偷偷一看，他父亲在那儿发电报！他立刻想起了一部反特电影，他就开始做思想斗争，是要自己的父母，还是要革命，所以最后他决定检举揭发自己的父亲。这个晚上他偷看他父亲发电报的这样一个画面情节，让当时五六岁的我感到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就是说，你身边就有一个大坏蛋，而且他很可能是你父亲。所以当时我们这代人就在这样的一种戏剧化的情绪当中慢慢长大的，越长大发现我们面临的问题越多，我们面前的危险也越多，我们成天生活在帝修反的包围当中，苏联老大哥没有叫几天，然后说苏联变修了，苏联要我们还债，要我们全中国人民饿肚子。然后呢，印度在喜玛拉雅山那一边打起来了，然后国民党蒋介石在东南沿海也开始反攻倒算了，美帝国主义打越南是想通过越南进攻我们中国，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全世界的邪恶势力的包围当中。每一个处于这样这种戏剧情节的青少年也都把自己戏剧化了，也都把自己作为戏剧当中的一个角色，当然是一个正面的角色，而且陶醉于这样的角色当中，陶醉于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当中，希望自己有一天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变成一个他所羡慕的小英雄一样。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在我当时读书的那个学校附近突然发现一个穿风衣的人，五十年代末期，穿风衣的非常少，为什么呢？当时穿风衣的在电影里面全是特务。（笑声）所以有风衣的人也不太敢穿了。我不知道那位先生为什么穿着风衣，但被我们几个学生看起来，我们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个特务。然后我们几个开始跟踪他，大街小巷跟踪了好半天，越觉得他是个特务，我们当时差不多从下午四五点钟放学，一直跟踪到天都黑了，结果还是给跟丢了，我们非常非常地懊悔，就是说我们还是没有经验，那个时候太小了，所以当时我们就处于这种情绪当中。
１９６２年，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并且警告大家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边，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起来夺取我们的政权。就睡在我们身边是很可怕的，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睡在身边的到底是谁，但是毛泽东是个语言大师，他让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所以当时我们就认为各个地方都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赫鲁晓夫是个什么人物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是苏联的头头，苏联变修了就跟他有关，他是个大坏蛋。
哦，整个的这样的局势让我们处在一种极端紧张的兴奋的带有快感的一种斗争状态中，这种斗争状态像斗牛场上关在牛栏里面的牛，像赛马场上关在马厩里的马，那个蹄子在焦躁地刨着，那个眼神是那种焦躁不安的，要等待着冲出去的那一天。就像我刚才念到的那首诗一样——“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动，他想冲出操场、教室，书桌和课本——那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藩笼。”
整个学校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对于当时的青少年来说是极其枯燥极其压抑的。不管什么人，他都把青少年作为自己改造、培养、教育的对象，甚至连家长是地主的，他都会对自己的孩子说一大套革命道理。所以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歌儿唱，没有电影可看，没有自己喜欢的书看，而强迫自己去接受成年人给他的一切。当时的那个样子一个状况下，我想，所有处在当时那样一种状况下的青年学生，今天如果如实地扪心自问，当听最高统帅一声令下，说可以不上学了，你可以上街去了，你可以去北京、上海，去天津，去海南岛，你可以去干你想干的任何事情，你只要不反对毛主席，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干，那么，这样的一种痛快淋漓的解放感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也是一个运动群众的大师。
我所在的学校是原来的武大附中，我跟武大有四十多年的渊源关系。我们学校里有很多武大的教职员工和很多著名学者的子女，我们学校的第一次运动，或者说是由此而发轫的文化革命运动，就是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一号，这个时候高三的学生已经在填志愿了。你们学校的人文学院的前院长、博导郭齐勇先生是高我两届的学长，他们全部都已经在考虑报哪些学校。当时各种动荡外部信息不断地通过广播报纸传到学校里面来，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整个气氛依然是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敌人。这么一批老革命，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老的革命的文人，他们竟然都是坏蛋，他们居然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以，青少年心中的这样的一种参与到社会斗争当中去的热情被点燃了。那天的运动非常偶然，有同学到储藏室去拿东西，突然间发现了有一尊毛主席像，石膏的，就是那种开大会用的，放在主席台上的，就放在那个体育器械室的一个角落里面，可能有一段时间没用了，上面有一点灰尘，一个同学马上大叫起来了，说我们学校的领导是修正主义分子，他把我们伟大领袖放在这样阴暗肮脏的地方，浑身蒙满了灰尘。他这一呼一闹，很多同学也都跟着动感情了，你不动感情还不行，就说明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很多人就把那尊毛主席像抬出来，一边抬着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游行，围着操场打转转，就那么开始把矛头对准校长校党支部。
从六月一号的这次偶然的革命行动开始，我们这些高三的学长们就没有上过课了，一直到十年以后。所以，当这些人以后顺应着某种主流话语，说四人帮夺去了我们受教育的权力，我笑着说，是你们自己掺乎到当中去，那时候四人帮还没有出来，王洪文还在上海什么工厂做他的保卫干事，其他江青姚文元张春桥还没有帮起来。我说你们自己当时愿意这样子，我说我当时也愿意这样，我们那时不想上学了，认为学校的这种严酷的教育，这种极端无味的与青春欲望冲突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少学生愿意再把学上下去了。
紧接着一来，可以上街了，可以去破四旧了。破四旧也很痛快啊，到街上去一看，哪一个牌匾是封资修的，把它卸下来一砸。而且那个时候，党中央和最高领袖给予了学生前所未有的权力，几个社论一下来，那学生就是像——打个比方，就像希特勒的冲锋队，到哪儿都得听他的，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包括干部，包括警察，包括那些工人老大哥，都是唯唯诺诺服服帖帖，你要说到一个工厂去，说你这个地方得放毛主席像！厂长都得出来给你赔不是，说马上放，马上放。所以当时学生的那种感觉，从十多年来被管教的一种角色，突然变成“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这样的一种感觉确实非常痛快。
然后，可以串联了。那个时代，市民的孩子，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的孩子，是没有出去旅游的条件的，当时收入都不高，承担不起交通费用，没有几个人可以说，我暑假要到北京去一下，我寒假要到上海去一下，很少。我估计我们班呢，四十几个同学，没事出过省的，不会超过百分之十，一般的人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花上十几块钱到北京玩一趟。现在，突然让他放飞，可以去任何地方，特别是去见他们最神圣的领袖毛泽东。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后来人是无法想象的。我想在今后怕是永远不会再发生了。这样的一种苦难一种激越，让数千万的学生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最高峰的体验，第一个体验就是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拥挤的火车。我记得我去北京是稍晚一点，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晚出发，而当时因为出发的列车站点比较多，我们从武昌走到汉阳火车站，上车以后我发现，我的一只脚没有地方放。（大笑）当你往下踩，都是人家的脚背或脚后跟儿。那么我所站住的地方，就是我一只脚的地方，就那么一二十公分，当你这只脚站累的时候，你趴在人家肩膀上，把这只脚拔出来，然后另一只脚再放进去。（大笑）哦，基本上，全列车都是这样。卫生间里，有一次我数了一下，挤了上十个人。（大笑）行李架上都是人，那么窄小的一点地方，人头尾相接一溜排满，那可是最好的卧铺。原来的行李架就是几个钢筋上面拉了几根绳子。然后呢，硬座的底下是可以躺两三个人的，但必须蜷着腿。最绝的是在硬座的背上可以躺一个人，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在扁担上面睡觉，它比扁担还要困难，因为扁担还有长度，它的长度不够扁担那么长。但是大伙一点也不怕苦。我去北京时站了二天三夜，这其中有的女生一路上没有上厕所，有的女生下了火车以后鞋脱不下来，裤子脱不下来，下边都肿了。但就是这样，依然前仆后继，一批一批地往北京跑。
到了北京以后，见了毛主席，逛了颐和园，看了北大清华，也都满足了。然后有的人就继续往延安，往井冈山，往青岛，往内蒙，往很多革命的根据地或者不革命的风景区去逛去了。这个时候，青春的这种能量的散发到了一种极致，再苦再累再饿，大伙都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而且当时还有最大的好处，就是出了门就可以一分钱不花，你到哪儿去都是免费的。到了北京，马上有人接待，毛主席的客人来了，非常热情，然后每人发个乘车证，每人发饭卡，对于有些原来家境比较困难的人，在北京的时候可能是他吃得比较好的十几天，早上有两个大馒头，一个咸菜疙瘩，一个煮鸡蛋。中午，你如果回来，有一碗面，晚上也是一碗面，还带一点儿荤的。那么这样的生活确实是一种乌托邦的生活。有的人在全国转了一圈以后，身上带的５块钱一分钱没花，反倒还多出来１０块钱，有的接待站可以借钱的。拿个学生证登记一下就行。回去以后再还。于是有些人就带了１０块钱回来。有的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就靠这１０块钱过了好几个月。
这样的一种状况下，这一代年轻人，他开始体验很多新的东西，包括男女之情。我知道很多在禁欲主义教育下一辈子没有跟女生正眼看过的男生，他的初恋就发生在串连的路上。她就是自己隔壁的，同座的，或一个车厢的女孩。因为那时候没谁管得了他们，他们是革命小将。这让我想起来老革命们在打下了一个城池之后，特别让部下给自己招妓，或者是看中了哪一个女下属，就把她调过来做自己的老婆。那么我想，在革命初期的革命小将身上，也看到了革命前辈的这种风采。（笑声）当时，我记得好几个同学回来以后都说，这次令自己最难忘的，第一个是见到了毛主席，第二个是接近了某某女生，然后还留了她的地址，还在通信。当然那些信现在看来都很可笑，前面是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是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一句谈恋爱的话。在那个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能够跟一个异性写信已经是石破天惊了。所以说，这样的革命谁不喜欢呢？
这样的革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可以夺权了。按照党中央社论的说法，一批本原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革命的闯将，他们在大风大浪中接受了锻炼，成了我们最可靠的接班人。然后给了他们极大的权力——你们是可以揪斗人的。我从北京串连回来碰到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在路上匆匆忙忙地撞上，我说干吗？他说，我们到广州去揪陶铸。陶铸是谁？是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说这话就像去抓一个小偷一样：“我到广州去揪陶铸去了。”确实还揪到了，因为陶铸在武汉工作过。
这样的一种气概，这样的一种权力，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都从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和延安、和其他的大大小小的根据地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可以找到一些对应。在这一点上，我想所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人，所有做过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错事坏事甚至恶事的人，每个人都不能够用一种大而化之的道理原谅自己。但是我们如果往深处追究，这样的一批人，它是国家机器造就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国家的机器在八九之后造就了另外一批人，这样的一批人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是维护稳定的力量，在很长时间以后呢，很可能是掘墓人。我想谈到了这样的一些往事以后呢，我把文革经历的几个阶段跟大家做一个粗略的这么一个介绍，希望大家有一个印象，如果以后还有兴趣，可以自己找资料看，尽管现在找资料不是特别方便，但网络上还是非常多。
没有人能够逃得开一个发生过的历史，除非这个历史被我们已经整理得非常干净，被我们认识得非常深刻，已经被我们解决了它所有的问题，要不然，这个历史会永远跟着我们一直到多少代以后，还会跟着我们。
文革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号，就是刚才片子里的５•１６通知。这个通知透露了一个信息，只是这个信息在当时没有被很多人很快地理解——这句话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席说的，当时在报上没有点明，但是会读报的人从那样的语言、气势，很快就读出它背后的人物。（朗读：）“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是５•１６通知的核心部分。
５•１６通知发出以后，我们省，最先抛出来的几个人，其中重量级的就是武大的老校长李达。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听说过的举手给我看看，好吧？不错，不错。最近的时代周报上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对于李达的经历，对于李达最后的死，我不知道大伙知道多少，对于造成李达这样悲剧的具体的人和事，大家又知道多少？因为文革以后，因为许多难于启齿的原因，因为某些人依然在台上，他们把当初自己做过的坏事打一个包，都扔到四人帮那去了，这些人就永远躲在四人帮那个大包袱的背后。当时可以说，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武大所有的党政工人员和教职员工包括李达的秘书，都参与了对李达的迫害。李达是６月初被揪出来的，６月初就是我们学校开始闹腾起来的时候。当时听说李达被揪出来了，就我的观察和记忆，没有一个人为李达说话。因为当时认为，凡是被我们党揪出来的没有好人，因为我们党数十年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的反党集团事件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解放初期的高饶反党集团到彭德怀反党集团，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四清下台干部，我们所有的整过的干部被揪出来，都是英明的，正确的。所以李达和副校长朱劭天，党委书记何定华三个人被揪出来，凑成一个武大的三家村的时候，李达他们三个人的这种最悲惨的命运就开始了。
当时到武大来看李达大字报比现在每年看樱花要热闹得多，而且是成群结队地敲锣打鼓地声援武大的革命师生揪出武大的三家村。武大的很多革命的师生，现场做讲解，有的时候还动员工人农民来。我看过上个星期的《时代周报》上一篇采访关于李达最后的日子报道上说，有个农民来了以后，拿个锄头就要砍死李达，就说李达这个家伙反对毛主席（笑），这是当时的一种阶级感情。还有的人就坐在他家不走，训他，骂他，学校把高音喇叭安在他的房顶上，一天２４小时，一个多月之后，李达就被折腾死了。
这个是文革初期，由各级政府精心策划抛出来的一批，他们定的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括我们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淳，因为他的女儿也在我们学校。还包括一些我们熟悉的当时的一些文艺界的领导。这段时间，是一次有组织的政府行为，或是一次权力内部的一次行为。刚才的那个片子我想纠正二个地方，一个是这个卞仲芸的丈夫，王老先生，他说“当时造反派进来”，我想说这个概念错了，一个概念用错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冤枉一大批人，也会开脱一大批人。当时揪出李达的，不是造反派——那个时候，武汉还没有诞生造反派——而恰恰是执掌大权的当权派，数月之后，因对待是否要造省委市委的反，才产生了文革中著名的两大派——保守派和造反派。跟随执政当局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大多数都成了都成为保守派。你们看，光是这两三个月之间的事情，就是如此复杂，漫长的十多年，几乎是千丝万缕一团乱麻，不面对，不清理，就会永远是一笔糊涂账——这也许正是有些人乐于见到的。但是，历史常常是此一时，彼一时，会不会在某个时候，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呢？文革中几次翻烧饼，昨天还在台上，今天就进牛棚，上台的人也强加之罪不让申辩，这样的苦果，许多人其实是尝过的。
文革一开始就沿用了４９年以来的一贯的做法，就是去整那些死老虎，打那些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出身不好的人。这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一种镇压，一种权势的暴力，因为文革开始的几个月里，迫害或屠杀的都是毫无反抗能力的一批人。你看刚才那个卞仲耘，就是说她出身大地主家庭，还有一个就是她参加过什么北京市委的二月兵变、二月政变，这些都是一些莫须有的事情，一个中学的老师她哪儿去兵变去？但是，因为我们党的一批干部，包括刘少奇在内，他们在对待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和毛泽东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稍有不从，他们就非常习惯派一个工作组，抓学生，打右派，抓黑手、小爬虫。当时抓了很多这样的人，引起了学生的不满，而学生当中有一批人，也开始分化出来了，你文革说是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刘少奇、王光美到我们北大清华来，怎么抓我们学生作为黑手和右派呢？所以这个时候学生当中积聚了很大的反抗力量，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子弟在八月分掀起了一场红色恐怖的浪潮。当时出现了一幅很有名的对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强制性地贴到了每一间教室门口，把当时所有非红五类的人都赶到了一个另类的立场上。而这场声势浩大的伤人极深的一个所谓的红色恐怖运动，除了对准老师以外，马上又对准学生，学生受到的苦难，受到的压抑，是他们前所未有的，如果说以前仅仅是在政治上的一种歧视，还可以忍受，后来他们面临的是肉体上和人格上的污辱。当时已经有学生自杀，特别有女生自杀，因为女生更脆弱，有的时候她受到的污辱超过了她的底线以后，她就会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而这一切毛泽东都知道，他让这场闹剧再往前演进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当中，毛泽东一言不发，突然回到北京。回到了北京以后，提出了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十月份的《红旗》杂志１３期刊登出来，第一次明明确确地提出来“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是整那些现在依然大权在握的人”。他们这些人在近几个月以来把矛头引向广大的学生广大的老师广大的群众，是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毛泽东这么一手，立即把三五个月以来积聚起来的群众的矛盾给点燃了，群众所有的压迫感都被这样的一句话释放出来，连我们都觉得，一辈子没这么热爱过毛主席，听过这么好听的话，说是要整党内的，不是整学生，不是整知识分子了，所以当时对这样的一场运动诞生了文革史上应该界定的后来叫做造反派的一批学生。这些人和前面的红卫兵有什么不一样呢？前面的红卫兵，我给你们说吧，贺龙的儿子，陈毅的儿子，邓小平的女儿，刘少奇的儿子，所有中国元老的孩子们都是他们的骨干。那么，打死卡仲耘的事件，是有十大女附中红卫兵干的，这个组织就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还有那个著名的宋彬彬。其他一些涉及到人命的案件，也都有许多高级领导领导的孩子，他们当时成立了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就是相当于纳粹的冲锋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每个人可以随意地打死人，没有任何人能可以管他们。甚至是支持他们。当时——刚才王老先生说了，他们说是江青说的，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反正是有一套话。当时我们听到的却是最高当局说的。这样一来，把整个年轻学生的队伍分裂成了两个部分。
当时我们学校是一个知识分子子弟成堆的地方，从你们原来武大的老教务长到中文系主任，到各个系的骨干的教授，以及水院武测等院校的教职员工的孩子，非常多，他们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他们想革命而不得的这样一种痛苦，被毛泽东的一句话解放出来了。我们要让那些革命群众起来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那么，同样是一个领袖，这个时候成为了这一批一直没有勇气去套近乎，把毛泽东叫作自己的主席、红司令的孩子们，他们成了毛泽东最忠实的信徒。我本来今天想请几个武大原来的老校友一块来，让他们在和我的对话中谈谈他们当时的经历，他们都特别忙，刚好是博导在忙答辩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子弟都非常自觉地甚至是发自内心地去欢呼这样一场真正的革命的到来。这个革命原来是没有他们资格的，现在毛主席恩准了他们有这样的资格。这时候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也叫红卫兵，但是有前缀，比如说，武汉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新华工红卫兵，就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有新湖大红卫兵，有新华农红卫兵。那么，这样的一批红卫兵成为了向当时的省委、市委、军区发起挑战的一支动力，他们开始完成毛泽东关于文革党内斗争的一个布署。
革命造反这一个阶段发展到１９６７年的１月份，上海开始夺权，中央肯定了夺权。武汉也开始夺权，这样就进入到文革的夺权阶段。夺权的过程各地不一样，北京上海因为有中央的人直接在那个地方做后台，夺权做得非常顺利。武汉因为当时有省市委和他们原来支持下的老红卫兵，也叫老兵，保守派和公安组织，和后起的造反派发生了冲突，这个夺权就变得非常复杂，一直到后来发生了武斗。这个武斗也是空前绝后的，是１９４９年这个国家建立以来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人民之间用大刀、棍棒，铁矛以及其他种种的原始的冷兵器和现代的火兵器进行的一场非常酷烈的战争。武大有二个学生在武斗当中死了。一个叫古朝明，一个叫刘什么胜，１９６７年死于武斗。他们两个人的遗体被埋在体育馆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笑），当时还建了一个碑，这个碑和人民纪念碑一模一样，就是小几号，大概两三个人高，连那几个字都是一样的，“死难烈士万岁”。后面是他们的名字、生平、生卒年月。这个碑估计在那儿存在了两三年，后来被挖掉了。这个碑的挖掉也预示着造反派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走向了悲剧性的命运。１９６９年，党的九大召开，各级政权的秩序基本上恢复。现在中央的领导也好，省市委的领导也好，只要是上了一点岁数，五十岁往上头，你看那个履历，１９６９年入党，１９７２年当县革命委员会宣传干事，１９７５年干什么，就是这些人在当时是得势的，在文革中他是掌权的，他是整个文革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那么，十年文革，这些人干了什么？这些人在当时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历史问题，关于我那本书，涉及到文革史的某些问题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历史的当代人是可疑的。那么我说的这些人，你如果不把自己的这样一些经历，这种心路的历程，让你的人民知道，你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是不放心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还会拿起文革那一套的东西来。你为什么不反思你们在文革当中的表现？你们为什么不反思你们当时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所有的今天的这些在位的领导，多多少少都有些难言之隐，完全不能一洗了之。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三个阶段，１９６９年建立新的秩序，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九大召开，一直到１９７６年，这７年当中，主要的斗争只是党内的斗争，党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党内的权力斗争。这个和初期的两三年当中，老百姓和各个阶层，因为自己的利益而自发的或者说在某种旗帜的掩护下，来进行个人利益的诉求——经济的利益，政治的利益诉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想，我们要把文革研究透，这几个阶段，我们是要分清楚的，要不然永远是一锅粥，永远会张冠李戴。第二个，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文革的发展不平衡。第三个，同样是一个口号，一个领袖，一个旗帜，这个旗帜下的人呢，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我给你说，在文革最兴旺的时期，武汉地区估计有几百个组织，还是叫得上名字的。当时有——我刚才说了——有最正宗的根正苗红的出身于高干家庭的老红卫兵为主体的组织，有那种有工人有普通知识分子没有太多问题的人组成的造反派组织，还有激进的工人造反组织，同时还有什么组织呢？还有合同工的组织，他们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我们都是工人阶级，我们为什么拿的钱比正式工要少？”很简单，他们把这个挂到走资派头上，他们要求是个人的经济利益。还有一批，就是文革前的老知青，他们因为受到政治上的迫害而在１９６５年以前就被提前下放到农村，进行一种惩戒性的劳动。你们学校的邓晓芒教授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个人，他初中毕业以后，因为父亲是在当初的反右运动当中被打下去的这么一个干部，所以当时他没有继续读高中的权力，把他发配到湖南一个偏远的地方，叫江永。江永后来成为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因为去那里原都是一些出身不太好的人，或者说思想上不太好的人。那么，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成立了一个——我不是说邓晓芒，他没参加——类似的这样一批人成立了造反组织，
“我们要返城”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利益诉求。还有一个组织，一直到今天，我们很多文革史专家都没有注意到的，但当时我注意到了，有一个“中国一九五七右派甄别平反委员会”，一批右派自己开始起来为自己甄别平反，并且接受其它右派的投诉。他们当时的提法就是，毛泽东今天反对的这些走资派就是当初打我们为右派的那些领导人，那么，他们如果今天错了，他当初打右派也是错的，因为按照我们党的很多这种思路，他们是潜伏已久的阶级敌人，他们当初打右派，是因为我们坚持了革命路线，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这样的一种组织，比胡耀邦平反右派要提早十年（笑）。对于当时文革当中的种种色色的社会力量，都起来打着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但每一个组织都不能摆脱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这个利益。把这样的历史和这样的人群弄清，也是我们进入理解文革的一个途径。
文革结束以后，上面有些非常聪明的人发明了一个“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尽管这两个集团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八杆子打不着，甚至有时候还是互相斗争的，互相有些牵扯的，但是一旦形成这样一种话题，所有的人都这样说，甚至包括那些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觉得这样说比较方便，因为他如果不这样说的话，他会得罪现任的领导，因为现任的领导为他平了反，给他恢复了工作，你不能说我不是人家打的，我是你王任重打的，那么很可能还要打下去，不打下去也还要穿小鞋，所以这样一种历史的迷雾，就被这些人一直就这么吞吐的，到今天就越来越浓厚，越来越迷蒙，让后来的人可能永远在他们的叙述语境中走不出来。最后一个阶段，我想是１９７６年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问我，德国战后，他们为自己的法西斯主义，为他们的纳粹运动，做了极其深刻的反省，为什么中国做不到？我说，二战以后，纳粹的组织从他的价值上是被彻底摧毁了，他的法西斯主义也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尽管在以后的岁月当中，有很多小型的有法西斯倾向的群众小团体，但他不代表这个国家的基本力量。我说，你要搞清楚，中国的文革是以一次宫廷政变完结的，类似于玄武门之变。那么这样的一次政变，他没有可能真正地清理文革的问题，而从上到下的我们的基本的干部队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历史的各个时间是互相交错互相叠加的，这样一支队伍，你不可去清理他，况且这样一个队伍在很长的时间里边，他依然要打文革的旗号，要打毛泽东的旗号，就像华国峰，完成了玄武门之变以后，他依然是要执行伟大领袖的遗愿，要按照毛主席说的一切去做，尽管后来邓小平把他作为凡是派打下去了，邓小平坚持的，从骨子里面，从基本理念上和政治的基本框架上，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还是这个执政党的若干年的那一套。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说中国的文革并没有结束，它什么时候结束了，我们才能够迎来一个真正的新的时代，迎来一个真正的我们觉得天下清明的、法制健全的这么一段岁月。
７３、７４年的时候，当毛泽东发起第二次对党内走资派斗争的时候，就是因为１９６９年之后一批干部复职，而他们因为在６７、６８年受到一些冲击，复职以后呢，一个想出气，一个想张扬，第三个要想补偿损失。所以那段时间，是他们滥用权力最多的时候。所以不久之后，毛泽东基于党内斗争的需要，掀起了一个反开后门的运动。开什么后门？就是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些好处，这个同今天的贪官污吏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比如说大伙都下农村了，去东北，去建设兵团了，他把自己的孩子弄去当兵了。别人的孩子是到厂里当翻砂工，他的孩子可能是化验员。别人的孩子入伍三四年还提不了干，他一两年提干了。包括很多物质上的，占小便宜，或者收受一包烟啊，一瓶酒啊，在当时那种泛道德主义的时代，这种事情都被人家看作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你有招工的权力，你收了人家的一块表，一辆自行车，那就是犯了大忌了。所以当时这些干部一出来，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老先生对我说过，这些人回来要‘巴本’的，武汉话就是说，把失去的东西要加倍地抢回来。到了１９７６年以后，又有人说过，这些人出来又要巴本了，那么这样的话在后来的３０年当中不幸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我们的现实生活所证实。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不断地循环、反复，而在等到下一次另外一个非理性的运动，甚至是暴力的运动，我们才做另外的一种应对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谈文革，是谈历史，也是在谈我们的现实，我们希望，我们对文革的一个粗略的认识，能引导我们把握文革的命脉和它的走向，同时也是让我们对我们的今天有一个更加深厚的了解，对我们的未来有一个了解。如果说，这一点做不到的话，那我们很可能还要面对一次文革。前几天刚好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左派网站的（笑），它的题目叫《特大新闻》。这个新闻有点搞笑，但是它确实反映了一些人的那种思路：“中国科学家成功克隆毛泽东同志，各项生理指标处于其５０岁水平。新闻发布后引起强烈反响，奥巴马立即声明：美国在三天之内废除与台湾关系（笑），并撤走在亚洲的一切军事力量。日本首相于当天下令炸毁神社（笑），并指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并赔偿中国侵华损失十三万亿美元。欧盟声明：解除对华武器禁售。梅德韦杰夫签署公告称大兴安岭以北三百万平方公里属中国（笑）。蒙古向联合国递交声名称，蒙中历来是一个国家（笑）。表示一切听从大陆安排（笑），并申请到文史馆当巡视员。金正日正式通电六方会谈代表，按主席指示办（大笑）。国内形势迅速扭转：达Lai躲进一个小寺庙专心念佛，宣称不再参与政治；２４小时县级以上干部退缴赃款９８０万亿（笑）；企业主动改制归公；１２９万二奶主动控诉贪官罪行；２５００万三陪女一夜之间从良（大笑）；全国股市一片红；房价下跌６０％；房地产商纷纷跳楼自杀（大笑）十三亿中国人民再次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些东西在网上流行，好多网站都有。它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弱势人群，当他感到极度的无力感的时候，他希望有一个强势的君主，来解救我们，那么这样一种思路，依然是有可能暴发文革的思路。如果说今天有这么一个人出现了，说我给你们大学生跟当初红卫兵一样的权力，你们可以把校长打一顿，你们可以把老师赶出校外，让他们去给你们扫街，你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你可以到美国串连，到北京串连，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接管什么什么，我想在座的很难抗拒这样的诱惑，因为这样的读书，这样的就业，这样的人生，它在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看不到一种公正，看不到一种法制，看不到一种非常光明的前途，那么他积累了这样的一种情绪，他没有一种适当的理性，他最后也会变为文革的一种基础。我讲了一个半小时。我想剩下的时间给大伙提问。大伙可以随便提，我尽可能坦率地答。
后半场与学生对话开始：
一女生：我听我父母说，我们这一代人好高骛远，我们上一代人是处在一个激烈的时代，所以他们的性格当中有激进的成分。但是我们作为这一代人，生活比较安定比较舒适……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我们这两代人的差别？
答：刚才那位小学妹啊，提的问题挺有意思。她说有人提出来他们父母这一代－－也就是和我们相接近一点吧－－是处在一个比较动荡的、不稳定的环境当中，不管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冲动。而你们这一代呢，是在一个比较舒适的、富裕的，平和的环境中，所以不可能有参与这种运动的冲动，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与文革同时发生，或者稍后发生，有世界范围里的几个大学生运动，日本的，香港的，拉美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国的６８年的“五月风暴”那种红色运动，法国的那些学生都很舒服的，也很浪漫的，国家对他们非常宽松。他们在追求一种信仰，追求一种理念，有的时候，人并不是非要因为个人的某种利益得失，才去干什么事情，特别是年轻学生，他有一种崇高感。今天有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为自己，他在为别的东西，在那儿奋斗，在那儿冒险，在那儿吃苦。所以在这样一点上，我不太相信物质决定论，有的时候恰恰是这些比较舒适的年轻人，他们因为一种道德感崇高感的鼓励，有时候会做出比别人更冲动的事情。
（念纸条）老师请问您对入党一事怎么看？（众大笑）
答：纸条很多，我就简单一点说啊，我没有入党啊，所以我只能从旁边看。我的一些亲友也入了党，但是我知道他们入党不都是因为自己的信仰，主要是因为利益。我只能说，你尽量做一个不坏的党员。（掌声）
（念纸条）老师您好，建国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毛泽东把许多他当年的战友们抛出来了，说他们是坏蛋，说他们是赫鲁晓夫，是野心家，说彭德怀是苏修特务。他们就没有一点别的办法了吗？
答：数十年当中，包括刘少奇，包括彭德怀在内，他们自己也出了力，把毛泽东捧到神的位置。当他们发现圣上也对自己发威的时候，已经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刘少奇最后说了一句非常苦楚的话，当红卫兵要把他赶出中南海，要揪斗他的时候，他突然喊了一声，你们知道是谁最先喊毛主席万岁的吗？是他最先在延安带头喊出毛主席万岁，但毛主席依然没有放过他。最后怎么迫害死的是一个非常含糊的事情，没有自由了，然后不断地被批斗，然后没人管，最后以一个化名死在河南开封，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彭德怀也是这样，彭德怀也是最后被折磨而死。所以中共党内的这种斗争是极端残酷的，有的时候比封建宫廷的斗争还要残酷。
（念纸条）老师您好，我对江青这个人很感兴趣，非常想知道她是怎样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又是怎样在文革中翻云覆雨，很想听听您对她的看法。
答：江青是个很复杂的人（笑）。江青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人。江青是一个懂艺术的人。同时江青也是一个残害过很多人的这么一个人。她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自己说了一句真话－－“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那么，她实际上，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她作为毛泽东的学生，作为毛泽东的夫人，作为爱着毛泽东的这么一个妻子，她跟着毛泽东干，努力实现毛泽东的意图，是太正常不过了。所以我觉得在对待江和毛截然不同的态度上，我们这个策略做得不是很合适。以后我想会对他们都有一个更加合符真实的、更加公正的评判。江青后来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办法摆脱这样一种罪名，她就自杀了。
这个后面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念纸条）我想问一下毛泽东在文革当中起了怎样的作用？文革的错该不该怪毛泽东？
答：如果不该怪他的话，很多人都不要怪了，因为他是一个决策者发动者，从头到尾的领导者，那么文革当中，可以说任何一个步骤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当中有好的，但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是不好的。我刚才说到了，我不想从政治上去简单否定这么一个人。毛泽东是一个有浪漫情怀的人，是一个有干大事业的宏伟理想的人，但是也是一个有极大的历史局限的人，再加上他个人性格上的问题，性格上的毛病，他对当今世界上所有现代的知识文化的疏远，或者说拒绝，对英美的文化西方文化，他的了解是非常少的。他对中国的封建文化了解和吸收的是非常多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伟人的悲剧。如果说，４９年以后他携宪政之风，能够走一条新的宪政之路，那么，他将是我们国家三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现在他自己把他自己打倒了。以后对他的分析可能有更多的批判的东西，只是我们当局还要用这面旗帜，用他的威望，来维护一种稳定。说得不对，你们可以批评。（掌声）
文革与８９学潮有相似的地方吗？
答：文革和８９，可以说文革的某一个阶段和８９是相似的，就是当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提出来向一批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的时候，有一批学生基于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可以说公平，比如说求真，比如说理性，比如说对于很多历史问题的合理的解决，比如说对特权的憎恶，他们去反对一些原来奉为圣灵的那些党政军高级官员。就我个人来说，我对那些运动初期被批判被打倒的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和修正主义分子、黑手、黑帮，我并没有太多的恶感，我甚至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成了好朋友，包括写《苦恋》的白桦，包括我们市里的很有才气的文艺界领导人程云，包括写《九九艳阳天》歌曲的作曲家高如星，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十多年以来一直被打的一个人，而今天用权力的力量，用从上到下的方式把他们再拖出来打一顿，最简单说是不够厚道。第二，他们已经被他们当年的事情付出了代价。所以当后来把矛头对准到省委书记军区司令的时候，我倒是很高兴，因为这些人一辈子做了很多整人的事情，而且有些时候，不在于他们的路线对不对，比如我看陈再道的大字报，别的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了他看病的时候摸人家护士的屁股，这个我就想，你原来把自己说得那么崇高，你看病的时候摸了护士的屁股，还奸污了多少多少人，而且还有当事人出来揭发，这种最简单的道德底线你冲破了，我就认为你不是个好人。我想很多人当时起来造这样一批人的反－－比如说你拿高工资，你多吃多占，你给自己子女谋利益，你还有很多超越了做人最简单的底线的行为的时候，我觉得这比你的错误路线更令人厌恶，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这样。（掌声）
（念纸条）老师我想多知道一些李达的事情。
答：我想作为武大学子，知道武大的这么一个著名的老校长李达，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李达的故事很长，我想简单说一下，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毛泽东的同乡，比毛泽东长三岁，学问、资历、家世都比毛泽东强（笑）。后来因为在党内和某些领导人关系不和，退了党，去教书去了，到湖南师范大学教书。４９年以后他重新又回到了公职人员队伍。５８年到武大，当时他是湖北省官职最高的一个人，６级。另外一个６级我不知道是谁，我只知道李达是６级。李达当时因为和毛泽东这样的关系，对某些人吹捧毛泽东的哲学到达了顶峰，他是坚决反对的。可能他不知道自己坚持这么一家之言是得罪了毛泽东的。他和很多人都争辩过，他说哲学没有顶峰。在这样一点上，李达还是坚持了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但是李达又是一个诠释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有贡献的一个人，毛泽东思想最后得到这么广泛的传播，并且这么富于学术的力度，我想李达功不可没，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李达在５７年反右的时候，从学术的角度对右派进行过非常犀利的批判，但他都仅仅止于学术，但他毕竟是这样的一个理论机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所以当１９６６年他陷于自己所钟爱的、付出这么大代价的政权的汪洋大海中的时候，我想他应该是痛苦万分甚至是死不瞑目的，这就是一个一代中国哲人的悲剧。他不如当年一起共同学过某种专业或者也当过武大校长的王世杰，人家到了台湾，下场比他要好一点。（掌声）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毛泽东是这样一场运动的策划或者说领导者，所以我对这一点还有疑问，首先，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如果把它归结为一个人的原因，对于我来说是不能认可的，有些就像您说的，文革在那之前有它的起因，毛泽东这个人，比如说党内，或者说社会的环境造成了他后来的一种错误决定，所以我觉得在面对毛泽东是否是一个文革的策划者，或者说是一个煽动者，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之前的那段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才造就了毛泽东的这种极端的做法，所以说，我觉得毛泽东犯的一些错误，是不是因为党内的环境，社会的环境，造就了毛泽东的错误决定－－
答：我来先把第一个问题答了，要不然忘了，一会儿你还可以说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可能没有讲清楚。实际上文革是一个机构所操作的，但是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策划的，在文革的整个过程当中，中国的整个政治机构并没有瘫痪，它最高的那一部分依然在有效地运行，包括周恩来，包括其他的一些政治局的常委，包括军队。他们都在有效地运作这台机器，中共这台机器是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的，有时候一百个人就剩下五个人，它还在那儿运转。那么文革之前呢？我想，你们如果了解一下“四清”史，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史，你就知道刘少奇一行，在毛泽东的文革之前搞过三年的小文革，就是在我们的农村，清干部的思想、经济、组织、作风。当时所有的做法和文革一段时期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刘少奇在本质上说，如果毛泽东不打倒他，他绝对是一个文革的好干将。邓小平不打倒他，也是个好干将。那么这样的人，我想，我们不去追究他们个人的品质，这确实是一种政治制度和一个政党的框架造成的，所有的人进去了，你都没有办法逃脱，你除非灭亡。现在问第二个问题。
问：第二个就是说，很多问题提到了，文革当中，群众参与的热情这么高，主要是当时的那种境遇和欲望的矛盾，我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矛盾，比如你们那个时代，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是一种教育和禁欲的矛盾，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对理想的追求或者是对爱情的追求，或一种教育上和经济上的矛盾，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我们的想法，比如说，像今天这种竞争吧。但是您那个时代可能是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一种权力的争夺上，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在一种经济的追求上，像您刚才说，我们现在的时代可能出现文革，现在这种新的矛盾，也是造成一种文革的原因吧。我想请问您一下，对于我们学生来讲，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将何去何从？比如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是否应该入党，入党获得即得利益，比如学分加分，保研啊。但是这种既得利益会和理想有冲突。
答：我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入党。我刚才说了我的亲友很多都入了党，我希望他们做一个党内的好党员，而且希望做党内的健康力量，以后能让一个党改革得更好一些。不管以后依然是一党专制还是有多党共存，那么只要有一些基本价值认同的成员在各个党派里边，这样的对话，这样的合作，这样的竞争，甚至这样的PK，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个现在我们从西方政治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良性的例子。包括南非，包括解体之后的前苏联现在的俄国，包括整个前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他们都做得比较好。你刚才说到了年轻人，他的这种精神的追求，我觉得现在关键一点，就是要寻找到一种最基本的价值方向，如果说整个社会在迅速地犬儒主义化，功利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能够保留自己灵魂当中最后一点纯净的东西，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有哪些东西，有哪些底线，我们不可超越，不能践踏，那么，我觉得这样做下去还可以自救。如果说，一个人干的坏事，干的超底线的事情太多，他最后就会放弃掉自己的所谓精神追求。我们现在所以有那么多官员成批地、前仆后继地腐败、堕落、贪赃枉法，就是他们在不断地这种自我消蚀当中。他们最后的一点底线自己都不好意思坚持了，因为你做了一次，做了二次，你就再没有一种道义感去坚持那个所谓的普世的价值。今天的学生，我觉得还没有踏上社会，你们会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你们一旦工作，你们会发现你们在学校的生活简直是一个乌托邦的世外桃源。当你们进入到社会当中去的时候，你们发现自己是多么地无力，那个时候会面临很多人生的痛苦，会有新的选择，那么很多人都会选择投降。（掌声）
问：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刚才您讲的那个，我觉得我受到的启发就是您讲到的解读文革这样一个疯狂的时代，它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所受的教育，那么当时十二三岁的青少年，身心发育的时候是受到压抑的，所受的教育是缺乏真善美的，您是这样讲的吗？（答：对。）那么我想结合当代大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您觉得我们所设置的课程当中，“美育欣赏”是叫美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叫真吗？“思想道德法律基础”是叫善吗？如果是的话，您对我们这样受过真善美教育的学生满意吗？您觉得我们还会去发动第二次文革吗？（掌声）
答；我想，你自己已经回答了。是叫真吗？是叫善吗？是叫美吗？就像我听到的一首歌一样，把《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改成了－－（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吗？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吗？”一样的。（掌声）那么我想，你们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应该有自己心灵的感受和选择。这种强加给学生的科目，是我一直深恶痛绝的。我可以赞同在学校里面开设你刚才说到的所有的课程，但是学校也要开设另外的课程，让学生在自由的学习和思考当中自己去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用强制的手段让人只接受一种理念，一种学问，有的甚至是伪学问。（掌声）
问：对于我们这些９０后，我们到底是过分地相信党了，还是对党相信不足了？（大笑）在您那个年代，会不会有人提出我们要不要入党的问题？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现在到底是党说什么我们都信，还是党说什么我们都不信？（笑）
答：文革当中有一首毛主席语录歌－－（唱）“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大笑，鼓掌）一个人信不信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事情，如果要别人说，你要相信党，那可能就有点糟糕了。我相信一个人，是基于我对他的认知、观察，然后自己得出来的结论。如果辅导员说，你要相信党啊！我觉得这样的党可能有点问题了。（鼓掌）
（念）老师你好，我们知道，周恩来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扭转文革的局面，但是我们也知道，周恩来一直维护着毛主席的威望的，请您谈一谈周对文革的影响。
答：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周身边的人，包括对周恩来研究多年的人，最近一直在写关于周恩来的文章，有些文章在大陆出来了，有些文章出不来。关于周恩来这个人，尽管他满身的现代知识分子气，留过法，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但他骨子里面，那种封建权相的东西还是太多。他是一个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是干起事来，完全没有自己理念的这么一个人。他在文革当中，有多次机会，是可以扭转，减缓，甚至改变文革的方向的，但是，他对毛泽东的敬畏甚至恐惧，让他放弃了很多这样的机会。这是文革史上另外的一个话题。他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本来像他这样的一批人，上个世纪初，受过五四运动的熏陶，沐浴过西洋风，又读过很多西方现代著作的人，他们应该比毛泽东更能够建设一个现代的宪政法治国家，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被这个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乡下秀才打败了。中国的土壤，中国的农民，中国的整个文化，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像李达这样的知识分子，最后，只能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一段惨痛的历史教训。（鼓掌）
魏光焰：我在这里说说行吗？
答：可以。
魏：这样说听得见吗？
答：这是武汉很有名的女作家魏光焰。她今天来给我捧场（掌声）
魏：上面有个同学提到了我们的教育问题。再就是这位同学刚才提到为什么要归咎于毛泽东，我觉得应该归咎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几千年以来，它在政治上就是一个愚民政策。我们的所谓思想教育课，与其说是思想教育，不如说是不许你有思想。（掌声）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接受的教育就是效忠执政党，除了对执政党的效忠以外，不允许你有任何政见。曾经在四十年代，我们中国有一个民盟，是由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组成的。这个民盟党指责国民党政府是把党的利益凌驾在国家利益之上，只要对政见不同的，就采取打压，甚至消灭、暗杀这样的政策，所以在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可以说是我们的民族宝藏，这样的人被暗杀了以后，民主党派倒向了共产党。但是结果是什么？５７年民盟剩下的民主力量全部被扫光。这种教育酿成了一种集权，就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集权在中国极容易推广，造成灾难。如果我们的还要继续下去，还会发生第二次文革，第三次文革，无数次。这就是要说的几句话。谢谢。（鼓掌）
一男生：我想打断一下－－我看上面的纸条太多了，我如果再不提问的话，可能就没机会了。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比较有必要。在武大讲文革的人不多，您今天过来讲，很难得很难得。现在在思想方面共产党对那些在他伤口撒盐的人可能有一点那个……我怕您今天讲座，说的一些什么话……这里面可能有国安局的人来听，您会不会遭到封杀什么的，我很担心这个。（笑）
答：谢谢，谢谢。没关系。我可以把所有讲的话录好音给国安。我想，他如果作为一个社会身份，他要干自己的工作。但作为一个人，他要求真，你坦率地对他，我怎么想的，怎么说的，那么让他知道你所讨厌的或者关注这个人，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可能会对我们以后的对话造成一个良好的条件，我希望国安的人来。（掌声）
答：这个条子我想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必须回答的（念）：“老师您好。刚才您讲了许多人在文革中的表现。其中您当时的表现是如何？（笑声）文革爆发时，您只有１７岁，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您已经２７岁。请问这其中您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这就是一种对人的拷问，每个人，特别是那些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话语权的人，特别是那些在一定的位置上坐下来并享有权力的人，都应该接受这样的拷问。你所获取的一切，都是要你付出代价的。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给你们打扫教室的女工，我可以说，你到一边去我不跟你说！但是，我今天给你们讲课，给你们讲文革，讲一些道理，我就必须要接受这样的拷问。我也希望我们的官员，我们的学者专家，都能面对这样的拷问。我希望你们的拷问能够带到课堂上，老师，你文革中干了些啥事？（笑）或者说六四的时候你干了一些啥？（笑）
关于这个话题，我得稍微费点功夫啊。我父亲是一个医生，是武汉市较早的一代本土的西医。３０年代初，我父亲进入一个教会医院工作。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１９３８年日本人打到武汉附近。武汉开始了一场惨烈的战役，叫武汉保卫战。当时我父亲出于一个武汉市市民的责任，出于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出于一个中国人的热血，放弃了安全舒适的生活，担任一个前线救护医生。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战生活。武汉保卫战结束以后，撤到宜昌，撤到贵州，撤到广西，最后撤到重庆，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经他的手医治过很多的抗日将士。但是，日后的国共两党的战争，让他在４９年以后，得到了一个哭笑不得的，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名称，叫伪军医。伪就是假。但当时他这个军医是货真价实的，他参加的部队也是货真价实的合法的抗日军队，今天，中国政府把它叫做中国军队了，算是为他正了名，他是中国军队的一个军医，是一个有着热血的，有着民族正义感的、有着献身精神的这么一个知识分子。但是４９年以后长期地在一种比较艰难的环境当中工作，尽管没有受到大的打压，但是是属于当时社会当中的另类。他的工资待遇也好，职务也好，随着我们极左路线的膨胀，是官越来越小，钱越来越少，地位越来越低，他自己的学生都当上局长了，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从小也就在一个比一般人接触得多一些的一种政治氛围当中生活。我父亲的兄弟几个都是医生，有的人没有跟着抗战部队走的，以后日子反倒比较好过了。我的一位叔叔，是市二医院的医生，他在抗战时期为了照顾我祖父，就留下来，他倒成了一个历史比较干净的医生。然后他就有条件收藏很多的音乐唱片，或者是旧时代的书刊，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小时候受到的一部分体制外的教育，可以说是在我叔叔那儿完成的。很小就看过米开朗基罗的裸体石膏像，听过《天鹅湖》，看过一些解放以前的３０年代的书刊杂志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我接触到了另外的一些价值观，同时看到了很多的俄苏文学，法国文学，美国文学，包括我们有一些从文坛上消失的五四以来的作家的作品。这些让我获得了很大的快乐，同时也让我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因为正当我开始成熟的时候，是讲阶级斗争了，是要学雷锋了，是要有无产阶级的艺术口味了。但我可以很坦率地说，我当时厌恶那些极左的音乐艺术。我们原来１４中最开始在武大附中放的那个晚间的结束曲是一个很优美的瑶族舞曲，（唱）后来是什么？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个对于我来说，觉得是一个很粗俗的音乐，是五声音阶，只有都来咪索拉，就这么五个音，这五个音用孔子的话说是郑声淫一类的，是我们的民间小调中常用的，它起码和我个人的审美趣味不一样，但是当时，如果你把它作为音乐的一部分，我不反对，你把它作为音乐的主流，甚至因此来代替所有的音乐形式，就是我非常抵触的。这是一。第二，我看了很多古典诗词，后来兴起毛主席诗词的时候，我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是什么呢？我发现毛主席诗词不是都好，不好的句子是很生硬的，很粗糙的，甚至是不合格律的。当时我１５、６岁，看了许多唐诗宋词，辛弃疾的，李清照的，李商隐的，包括陆游的，柳永的。当看到毛主席被人家夸得不得了的一首词《沁园春•雪》，其中有一个句子：“原驰蜡象”，这是一个压缩了的句子，大雪覆盖着一座座山岭，就像平原上奔驰的蜡象，这个怎么也算是犯忌的，这样的语言很生硬。还有《菩萨蛮•大柏地》中的“弹洞前村壁”，就是子弹把前村的一个墙壁打了一些洞，叫“弹洞前村壁”，当时我暗中想，这样句子谈不上好吧？但是不敢说。当时谁说毛主席诗词不好，那可能不是一个审美观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态度、阶级立场，甚至是一个反革命的问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处在内心的焦虑当中。我青春的这种欲望，对于美的这样一种判断力，和我们社会强加给我的这些东西发生了冲突。我在这次讲座开始之前播的那几首歌，也都是我非常厌恶的，有的是从意识形态上，有的是它的艺术表现形式上，比如说，同样是一首歌“万岁毛主席”，（唱二首歌的不同旋律），这个蒙古版的我就喜欢，就不喜欢前一个。但是恰恰前一个版本，是当时天安门广场上一天到晚唱的。这个是一个人的艺术感受方式对某种艺术方式的天然排斥。
可以说一直到了１９６６年的１０月，红旗杂志发了一个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那篇社论以后，在那之前我和这个运动是抵触的，疏离的，是不忍心看学生打老师的，我们学校有好多老师都非常棒，在当时全市都没有几个一级老师，在我们学校里边就有。他们是被第一批红卫兵那些干部子弟打得最厉害的。有一个数学老师最后自杀了。对于那付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也是反感的，但当时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辩驳，也没有这样的力量去说服他们，因为他们处在一种极度的颠狂的状态。对我来说，当时最好的是不上学了，天天游泳、看书，自己在家里弄弄音乐拉拉琴。一直到６６年的年底，我串连回来，我碰到了一些跟我同类的青少年，有我们当时省里非常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儿子，有中科院武汉分院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的女儿，还有武汉市的一些文艺家的孩子，以及一些其他的出身不好的孩子，他们被时代的大潮推到了社会边缘。但是青春的渴望－－需要温暖，需要柔情，需要集体的这样一种呼唤，忍受不了被时代抛弃，忍受不了精神的孤独，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成立一个宣传队吧。就这样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宣传队，不依靠任何人，我们打了一个旗号叫“红鲁艺”－－“红色鲁迅艺术学院”的简称，这是延安时期的一所艺术学校。这个宣传队当时是武汉市非常棒的一个宣传队。由此，我们进入到了具有政治斗争色彩的状态当中，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个人没有办法逃离时代的命运，后来，我们的倾向，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立场，让我们选择了一个和我们相近的一个组织，最后进入到文革当中。这就是在前期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进入到自己的对于文革艺术的阐述，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让一群孤独的人－－少男少女－－走到一起，大伙能够在演出和休息的时候，在一块去外地演出的途中，感觉到了青春的友情和温暖，这个对我们的印象远比我们的参与运动的过程要深刻得多。这个就是我目前在写的一个长篇小说的素材。网上有我的一篇题目为《红鲁艺》的纪实文章，收在社科院的徐友渔主编的《１９６６－－我们那一代回忆》里面。那是十三年前，１９９６年文革３０周年的时候出的一本书－－《红鲁艺》中可以找到我这段时间的生活，比我讲得要详细。我多少也做了一些关于我自己内心的剖析。
剩下的岁月，我在文革进入了武斗的状态的时候，我们那个宣传队撤到了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那时候叫华工。那时候，已经没法再演出了，我们就过着一种很自由的很松散的读书的和文艺的生活。这个时候，来了三个人，这三个军人，一个是后来被禁影片《苦恋》的作者白桦，也是个著名的诗人。一个是电影《东进序曲》的编剧所云平。一个电影《柳堡的故事》中那首非常著名的插曲《九九艳阳天》的曲作者，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作曲家高如星。他们因为右派，黑帮，反动权威的罪名，被当时的军队迫害，没有地方躲，就藏到我们的学生宿舍里，我和另一个同学接待并照顾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一直到文革形势突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几个特殊的人，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并成为了忘年交。
这是第二个阶段，一直到后来我们下乡。
下乡以后回城。回城以后，我了解到我所在的工厂，一些工人在文革中经受过很多的不公，这个我在我的小说《葛麻的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当中有过详细的描写。大伙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葛麻是武汉的一曲楚剧中的人物，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仆人，我写的这个工人是一脸的麻子，人家管他叫葛麻，是我们厂的真实工人，这是我在工厂生活当中的一段经历。在这种经历当中，我的思想开始左倾，我开始从当时的一些所谓的官方的文件当中，找到我对抗特权阶级的思想资源，因为当时有大量的反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我把它用来作为我反对当时社会特权的理论依据。当时毛泽东提出来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我把它用来引证我自己对于那些掌握大权的党政干部，作为对他们的这种特权进行批判的理论依据，我在这个期间写了一批东西，当时也在报刊上发表，同时也表达了我对这样的一些观念的赞同。这些东西现在看来有的地方相当地幼稚，有的地方是不知道当时毛泽东的实际意思是什么，而它当中的某些话语，某些理论给了我鼓舞，给了我一种力量，给了我一种合法性的依据。这大致是我的心理。
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７６年，尽管我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从来没有好感，特别是他们在文艺上的这样的一种极左的做法，包括样板戏，我都不喜欢。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边甚至还说过样板戏的很多毛病，包括所有的女主人公都是女光棍这一类的话，当时已经引起了某些方面的注意，当时不叫国安，在单位里是叫保卫部门。但是对用这样的手段，用玄武门这样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我当时表示了我的态度，我说这只是一次宫廷政变，我刚才看有条子：你身边是不是有卧底的人，我想，在这样的社会中，这样的人一直都是有的，真要有，是永远躲不开的，除非你不说话。
那是一段思想很活跃，同时也很混乱的一个阶段。疯狂地看书，疯狂地思考问题，但是由于我当时得到的资讯材料也非常有限，我们只能凭自己的能力去感悟，去掌握一星半点的我们认为是真理之光的东西。这个过程是很沉闷，很暧昧，也很漫长的。那么一直到了７６年以后，我花了很多时间读书，后来恢复了高考，但我已经对这一套没有兴趣了，或者说，我自己觉得，当时读过的书或者掌握的东西，在读本科当中已经不可能再给我更多了。我当时直接报考了研究生，但是我们单位给我写的政审报告非常坏，或许还有别的原因，最后没有录取，但是我也没有太大的失落感，一直到１９８５年，刘道玉校长在武大首次创办作家班，很宽松，可以选择任何的学科，我想再进一步学习一些宗教、哲学、美学，民俗学这样一类课程，这样我就到了作家班。不小心成了你们的校友。这是一个粗略的过程，我想我的很多东西在我的书里，包括在《如焉》，包括在《葛麻》，包括在《处决》，包括在《红鲁艺》这样的一些作品，我都带有某种自传的成分在里面。如果说这一次我的这个长篇写完，那更是一部有浓厚自传色彩的长篇，我希望能够把自己放进去，不管是思考的痛苦还是自我的批判。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是不能欺骗自己，可以欺骗自己一段时间，不能欺骗自己一辈子。（掌声）
问主持人：好像已经超过了时间？不知道几点结束？
主持人：再回答几个问题吧！
（念纸条）所谓抗日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卫国战争，国共双方对这场战争的不同称谓，你有什么看法？中共在这场战争的的作为，很难称作中流砥柱，您对中共这样公然篡改历史的做法，您有何看法？
答：这个同学的看法，基本上是对的。因为是中共的基本方针是通过日寇入侵来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而日本军队的入侵，使当时的中共逃避掉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围剿。并利用这样一次机会，在后方扩大自己的军队势力，中共当时的主力部队，几乎没有打几场大仗，其他的部队基本上在后方休养生息，开荒种地，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中共有太大的抗日战争的片子，倒是在打国民党的时候，辽沈战役啊，淮海战役啊，平津战役啊，规模特别大，我们就是《小兵张嘎》，伏击一下，打几枪就走了，几个农民，埋几颗地雷就跑啦。我的岳父是一个老红军，他作为一个军人，后来被编到八路军。八路军，我们很长时间都以为是共产党的军队。八路军是由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党的军队，全称叫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他们到了这样的部队以后，作为中国人，是有血性的，他们看着国家的江山一寸寸丢失，看到自己的老百姓日益受到蹂躏，很多指战员是希望打仗的。当时只有彭德怀和少数的几个八路军的高级将领是主张打仗的。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最早的恩怨，就是他当时“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时候，打了一场毛泽东并不同意的仗。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党史材料完全解密的话，是可以知道当时党中央一再阻止他们正面和日本人发生冲突，要保存实力，这是现在已经成为常识的一些东西了。我岳父后来在临终前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这辈子打了很多仗，打死了很多人，我觉得最值得打的，最不后悔的，就是跟日本人的那些仗。”所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老军人，一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的人，他在最后说出来的那段话，我感到非常欣慰。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小说，叫《驼子要当红军》，也可以在网上找到。（掌声）
这个问题呢有一定的意思哦，（念）你以为文革中大量的疯狂与残忍的事件都是体现了人的本性之恶，还曲扭了人性？
答：人的本性当中天然地有恶，它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在一个好的社会当中，一个好的制度框架当中，在一个有非常规范的法制社会当中，人会慢慢地越变越好。而当一个社会，它失去了对恶的控制力，甚至去激励这样的恶暴发出来，那么，人的恶是没有止境的，甚至恶到令人发指，恶到不可思议，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段片子，我们已经知道了，北师大女附中的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她们当中有一些学生我都认识，是前些年认识的，应该说北师大女附中是京城素质最高的、最有教养的，甚至人都很漂亮，这么一个学校，她们可以在某一个瞬间，变得比德国法西斯、比日本法西斯还要残忍。是这个制度，这个教育，激发了我们心中的恶，并且把它散发出来，扩大，而且自己还不以为是恶。在文革当中发生了无数次的这一类惨痛事件，包括广西大规模的吃人，包括柳州放水淹没防空洞里不同观点的群众，包括发生在北京大兴县几起屠杀当时所谓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后代，包括湖南道县大规模的杀人，包括由我们的司法机关亲手组织的张志新、林昭这样的全国都知道的大事件。张志新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她因为不同意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某些作为，临死的时候仅仅因为担心她喊毛主席万岁，把她的喉管先割断，然后再押到刑场。这样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我们古今中外的对待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所以从这点上说，文革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它激发了人类最深刻的最强大的一种恶的力量，这种恶的力量一直到今天还在释放。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样的事件看出来，不管是从普通百姓身上，还是从官员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如果不对文革进行最彻底的清算，不对它们进行一种最彻底的思考，并且制订一套永远杜绝文革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成为下一代文革的受害者，或凶手。
问：胡老师，我对您今天晚上您的这个讲座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意见，我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在场的也许有学历史专业的学生，可能他们跟我听完您的讲话会是不同的感受。我想说的是历史是连续的，对于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它的探讨仅仅是头疼医头，就事论事的话，我想也许是无济于事的。它在２０世纪中国历史演进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是一次非常剧烈的地震，它是五四和六四之间的一个历史的断层，如果我们不把五四和六四加入时间进行讨论的话，我们其实会得出非常有局限性的结论。为什么我说历史是连续的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些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１９６６年文革暴发以后就陷入了那么大的空前的那么一场混乱中，但是我要说，如果把五四这些青年学生扔到当时的那个历史环境当中去，也许我们迸发出的那种破坏力，那种破坏的欲望会比当时更强。但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钥匙在于整个中国的历史是连续的，以至于当时就埋下了文革的伏笔，这一点您在讲座当中只是稍稍地提到，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解决文革当中所有人都从人变成鬼的一个重要的钥匙。五四的时候，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当时许多别的民族在欺辱中国人，其他肤色的人在屠杀中国人。４９年以后中国人自己屠杀中国人，很多人在看电影《南京，南京》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辛酸，非常的恐惧，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恨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几十年都没有消停，但是中国人一直没有反思过，为什么在１９４９年以后，从４９年到１９７６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经受的苦难要深重得多，这就在于我们并没有反思，在文革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毛泽东他只是点燃了那枚巨大炸弹的导火索，但是制做这枚炸弹的是所有的中国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罪，为什么在文革当中，批判过别人批斗过别人的那一批现在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人，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他们在回忆起文革的时候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抱怨，说文革那段历史毁了他们的青春，剥夺了他们上大学的权力，而不提自己在那段历史当中为什么给那么多人带去了很多苦难和痛苦。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在民族文化深层次的那些要点当中进行挖掘和反思。刚才那位作家女士，她说因为二千多年来我们受到的教育都是这种教育，我想在她的基础上可以说得更确切一些，那就是因为我们整个中国文化，当然从秦始皇那个地方是一个断代，他之后的文化都是悲剧性的文化，这种悲剧性的文化其实只教会了中国人如何去向善，如何去审美，但是忘教了中国人如何去求真。卢梭曾经说过“人性是发展的”，但是从世界各地的人在漫长历史当中的表现，我们会发现，人的本性，恶的那一方面是天生的，或者说是先天的，但是善的那一面，是发展出来的，是要通过教育来培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连续的角度去看这段历史，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文革以及在文革之前，大跃进之后的那个自然灾害，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中国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其实是一段悲剧历史的延续，在这之前，是别的民族在屠杀中国人，在这之后，是中国人自相残杀。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应该结合对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反思，才能达到它真正的目的。（掌声）
答：谢谢你的发言，我申请把这位同学的发言加到我今天的整个讲座当中去，作为它的一部分，因为我没有太展开，我开始讲了，研究文革要从五四起。它不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十年动乱，它到今天也没有结束，我要细讲的话，可以讲到很多具体的东西，比如说“打倒”这个词，就是从五四开始的，或者说从五四以来它变成了一个社会的流行的词汇。“打倒孔家店”，打倒某某某，这个是包括当时的鲁迅先生都没有逃脱这种左倾的极端主义的这样一个情绪。他当时跟许广平在谈恋爱，许广平有时候就把她在北京女师大当中的一些情境告诉鲁迅先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街上碰到了杨荫榆校长，然后我当时一下就激动起来了，我就喊一声“打倒杨荫榆”。鲁迅先生是赞同她的，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激烈的方式，我们只要达到我们的目的，用怎样的方式是次要的。那么这样一种目的论，不计手段的目的论，最后成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种激进青年和激进的政党他们天然的一个原则。包括文革当中戴高帽子、游街、示威、画鬼脸，这个我们在文革以前的很多电影中都看过，在描述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土地革命的时候，就把土豪劣绅戴上高帽子，五花大绑，沿着城市乡村的道路，到处游街，批斗，最后枪毙。那么，红卫兵给牛鬼蛇神戴高帽子，给走资派戴高帽子，这样的东西不是他们凭空想出来的，是他们的前辈告诉他们的，所以一类的东西，我们都从我们的红色革命史当中可以找到他们的老师在前面怎么教他们的。对于文革当中的暴烈行为，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它已经被赋予了一种革命的合理性。当它这种合理性深入人心的时候，你干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都会被认为是大义凛然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刚才那个红衣帅哥的说法，愿意作为今天我讲课的补充。完全赞同。（掌声）
我最后再抽三两个条子。对于大伙的热情，我确实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打住才好。今天是周末，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有一个人的问题涉及到我的作品。（念纸条）老师您好。您的《如焉＠sars．come》据说被禁了，图书馆也借不到，你能谈谈对这本书的看法吗？
答：这本书应该说是禁而未禁的一本书。是我们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自打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破产的禁书事件。因为这本书在０６年在江南杂志上发了以后在国内引起一定的反响，在武汉还召开过有全国各地来的学者专家的研讨会。你们学校的邓晓芒、程亚林、李工真、赵林也都参加了这个研讨会，当时全国媒体一片赞扬声。但是我估计新闻出版总署的官员还没有看到，他们可能不大看刊物。但是０６年１０月份出了书的单行本，出了书的单行本之后，他们比较重视看书，后来据说是专门有一批老人，退休的一些老人，交给他们一个任务：没事在家看书啊，哪部书有问题，给我们写一个报告。（笑声）我的书呢，不幸或者说有幸进入了报告。进入这个报告的一共有８本，有老共产党人、人民日报原副刊部主任袁鹰的一本书《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说到一些五七年反右的背景，就是当时他不愿意写反右的文章，但是上面要他写，他就写，写了以后呢，还要他署名，那么他就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了。我说这是一个老报人、老共产党员的良知的发现，起码是对自己某一段历史的解脱。然后还有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写一批旧社会的戏子在人生经历上的遭遇。应该说这样的东西也不犯大忌。有中央电台的一个记者写的关于我们湖北的一个民选的人大代表姚立法的故事，因为这个人给地方政府惹了麻烦，所以也是一个敏感性问题。这么样的七八本书，就被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的副处长顺口一说，就点了名，就是说是禁书，不准出，出版社要怎么样。但出版社现在既是党的一个喉舌，它同时又是一个经营单位，一下要把这么多书封了，他心里憋气不说，还要受经济损失，所以他们一出来就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一透露出来后，章诒和首先发难就写了文章－－《我反对》，立刻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响，它把我们一个本土作家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作家，因为当时有些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啊，还有一些各大电视电台媒体也都来采访，当时我们也都说了，该说什么说什么。像田英这样的老共产党人也耐不住了，他说，你们说我这本书泄漏了国家机密，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大半辈子，我有六十年党龄，我的党龄比你们署长的年龄还大，我不知道什么是泄露国家机密吗？我只是说了反右那段时间，你们强迫我代表你们的意思写批判人家的文章，我觉得说不过去。那么这样一来，迫于国际上的压力，新闻出版总署对外宣称没有这回事情。没有这回事情就受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这种尴尬处境，出版社就说没这回事我们的书照卖。但是我们一批人呢还不依不饶，我拿到了当时他们的会议记录，然后就把会议记录拿出来了，你说没有这个事情，某某某哪一天记录的什么话都在上面，你们干的那些事情，以为是一个秘密的事情，但是现在没有秘密可言了。所以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的时候，他们问我，我说共产党原来曾经是一个地下党，所以很多工作呢都是要口口相传，我们在电影里边看到了，上级给下级一个指令，你要背下来，万一这张纸上写的，你看了记好，然后呢，要咽进嘴里，吞掉，所以现在还是那一套，就是一个电话打来，你是谁，你不要问，这本书不能出，有问题……还是地下党那一套，我说你现在成了执政党，为什么还要干地下党呢？我就说，你们５７年，６６年那种虚妄的到的崇高感都没有了，你知道自己的话拿不出去，见不得人，所以就用地下党的方式。我说类似于暗夜里的背后打闷棍，这些话亚洲周刊都照发了。我还说，你如果说发现问题了，你直接跟我说，胡发云，你的《如焉》有哪些问题，一二三四，告诉我，你还得允许我反批评。我说这样才是一个有气度的国家。不能说你说了，不让我说，你得让我说。所以《如焉》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解禁了，但还是不许上媒体，不许评论，不许介绍，在一段时间里不许介绍我这个人，不许采访，但我发现他们控制力还是非常低，就在他们发出这个禁书令不久，就有电台找我做一个直播节目，我说《如焉》你们最好不说，说了把你们给连累了。但说着说着她就提起来了，我也就只好说了，因为是直播，当时就出去了。（笑）就在几个月之前，湖北台专门做了一个节目，也说到《如焉》今年的珍藏纪念版面世的事。所以我想，要就是我们这一局面的松动，要么就是他们的控制力在减弱，那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声音，我们对未来的最后的一次信心，在这样弱小的空隙当中，在顽强地生长，我希望他们和在座的一样，都长成参天大树。（热烈的掌声）
Sunday, August 29, 2010
钱伟长：八十自述
〔钱伟长先生于2010年7月30日逝世。他是我祖籍老家的“乡贤”，虽然从未谋面，却有点不远不近的亲戚关系，读他的自述对我来说，同读其他人的自述感觉是不同的，尤其是其中的早年部分。〕
第一章 幼年的乡村生活
我于１９１３年１０月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的一个小农村－－七房桥。祖父和父叔都是贫穷的乡村教师，他们以微薄的薪资负荷着家庭重担，上奉老母，下养妻儿幼弟，我幼年就深知生活贫困的艰辛。
在进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的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并经过母亲改裁以后的旧衣，腰部都折叠着缝起来的，随着身长逐步放长，时间长了别处都退了色，腰部就像围了一条深色腰带；布鞋布袜都要补了又补，有时补到五六层之多，穿起来很不舒服，夏天干脆赤脚。为了糊口生活，争着帮助祖母、母亲和婶母采桑养蚕、挑花刺绣、拾田螺、捞螺丝、捉田鸡、挑金花菜、马兰头、荠菜等田岸边上的各种野菜，放鸭子，摸小鱼小虾，湖边挑灯捉蟹，泥中拾蚌等各种能添补家用或助餐的活计。幼年由于生活贫困，农村中卫生条件又很差，曾患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痢疾、肺病、伤寒等各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我终究还是活了下来。不过留下了一个发育不良的瘦弱体格。当我１８岁进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１．４９米，马约翰教授亲自为我们新生进行体格检查，测量身高的标杆最底刻度为１．５０米以上，我是全班最矮的一个，在刻度以下，马老喊着说“Out of scale”。后来马老告诉我，我是清华大学多少年来唯一的一个在标杆刻度以下的新生。
幼年平时生活虽然清苦，但每逢寒暑假，父亲和叔父们相继回家，就在琴棋书画的文化环境中享受到华夏文化的陶冶。父亲和四叔陶醉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用薪资节省下来的钱购藏了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以及欧美名著译本，夏天每年三天晒书和收书活动，我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从这些活动中，增长了我对祖国浩瀚文化的崇仰，六叔以诗词和书法见长于乡间，登门求墨宝者不绝于途，八叔善小品和笔记杂文，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经常刊出以“别手”笔名的文章，“别手”者捌也，八叔名“起八”字“文”，取“文起八代之衰”之意，他对唐宋古文很有见解，当时也曾受到文坛的重视。我是从八叔处初次借到水浒传阅读的，在没有进小学以前就开始阅读中国演义小说，从而阅读春秋左传以及史记汉书的。八叔只比我长七岁，我和八叔也最亲近，许多中国古代笔记杂文都是从八叔处接触到的。在幼年时，八叔也是我的家庭教师，父亲要求我每两天交一篇作文，并要求八叔亲自批改。这一训练对我非常有用，至少在进入学校后，国文课经常能得高分。
假期家中最受我欢迎的活动是围棋，父叔四人都精于围棋，经常打擂台，我是最热诚的观战者，也管记分。他们有时摆谱，家中有海昌二妙集等各种棋谱。在开学后父叔返校，我也经常摆谱，但我从来不敢和父叔对局，不过后来在小学、中学、大学中多次参加校内比赛，就靠这点底子，居然也能取得冠军。同时围棋摆谱就成为我终生的业余爱好。
一到晚饭后，每天有一小时的音乐活动，父亲善琵琶和笙，四叔善箫，六叔好笛，八叔拉一手好二胡，他们合奏时，祖母、母亲、婶母和弟妹都围坐着欣赏，经常有邻居参加旁听，我听长了也能打碗击板随乐，这样的音乐活动，增加了我的节奏感，我长大后，由于专业工作和社会活动过重，并无时间欣赏音乐，也形成不了业余爱好，但乐感和节奏感还是明显地存在着的。
融乐的家庭及长辈的楷模，启迪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懂得要洁身自好，刻苦自励，胸怀坦荡，积极求知，安贫正派，在进入正规学校前，就得到家庭教育的良好培养。
第二章 少年的学校教育
祖父是前清的末榜秀才，家贫，在荡口镇上设私塾谋生，但秉性公正，热心公益，经常去知府衙门为贫困农民申诉，积劳成疾，中年３９岁病逝。时父亲钱挚字声一（取挚，一鸣惊人之典）才１６岁，四叔钱穆字宾四（取四宾穆穆之意）１２岁，六叔钱艺字漱六（取六艺漱石之意）９岁，八叔钱文字起八（取文起八代之衰之意）６岁，尚有一位大姑，远适武汉曾氏。由乡亲资助，父亲和四叔同去常州，考入常州中学，父亲翌年毕业，返乡筹建又新小学，任校长，再一年，逢辛亥革命，四叔停学返村，父叔两人主持革命民团。不久两人同去荡口，任鸿模小学教师，以后，又创建了后宅等镇的小学多所，在无锡农村，颇有声望。我４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借房居住，５岁入学，随父叔从读各小学，先后曾在荡口镇南东狱庙小学、镇北司前弄小学、后宅镇小学、荡口镇鸿模小学和无锡荣巷公益学校（和荣毅仁同学，时父亲任教务主任）等校就学。在北伐后，曾人无锡国学专修科随唐文治国学大师就读约一年，后随父亲进入无锡县初中。一年半后，以殿军末榜考入省立苏州高中。在这段时间内，军阀战乱连年，经常停学逃难，或失学在家，１１年的小学初中，真正上学时间还不到五年。国文历史是家庭自学的，数学没有学过四则题，平面几何只学过不到一学期，立体几何和三角根本没有学过，小代数也只是一知半解，初中物理是初三的课，我从来没有上过初三，外语也没有学过，也没有小学和初中的文凭。
进入苏州高中才一个月，传来父亲中年３９岁早逝的噩耗，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苏州高中的三年是难忘的三年，我一开始就自忖至多只能再读三年书，三年后为了生活，为了养家活口，我要凭我的能力，谋一职业，而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只凭父叔的家庭教育和熏陶，学了一点自己所喜欢的文化知识，但谋生的知识，却一无所有，连当个乡村小学教师，都难以胜任。所以，在这三年里，学校各种课程，不管喜欢与否，都努力学习。补上了小学，初中所缺乏的那些数学，努力跟上班，学习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课程。但基础太差，也只能从全班最后一名赶上到中下的队伍。不过由于苏州高中是北伐后新建的一个省立中学，由校长汪懋祖先生请来了一批在当年社会上颇有声望的教师，其中有四叔钱（穆）宾四，任首席国文教师，三年后任燕京大学讲师，以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洋史教师杨人F，解放后是北大历史系教授。本国史教师吕叔湘，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英文教师沈同洽，解放后是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地理教师陆侃舆，曾主编我国第一本分省地图。生物教师吴元迪，编著了我国第一本以细胞学为基础的高中生物学。音乐教师杨荫浏，解放后任北京国乐研究所所长。数学教师也是班主任严晓帆，后任徐州中学校长。
老师们钻研学术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循循善诱的教育，精湛的讲课，吸引着我积极探索和涉猎追求各种知识。在这三年里，似痴如狂地学习，苏州园林如画，名胜山水，从未亲临游览，像虎丘寒山寺这样名闻中外的胜地，也是在６０岁以后才有机会亲临访问的。我既不参加同学们的游戏、运动和其他课外活动，也不到同学家中串门访户，只记得去过几次沧浪亭，那是因为苏州市立图书馆当时设在沧很早，而且和苏州高中二院只有一墙之隔。那时我的数学很差，班主任严老师深深同情我的困难，给予额外的辅导补课，在自修室熄灯后，允许我到他的办公室共灯夜读，三年来使我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迄今仍保持着这个习惯，想往事，严老师爱护学生的音容，犹历历在目。在苏州高中老师们的引导下，使我走出了为解决个人生活而学习的小径，启迪了我追求真理，追求学术探索的无尽向往。
第三章 青春时期的大学教育
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另一方面升学也没有很多把握，在军阀混战中，我虽然名义上在初小高小前后断断续续学过８年，进过６个学校，但实际是经常停学，有时学校停办，有时是病休在家，有时是父叔调职，跟着转学留级，实际在８年中上了１１学期的课。初中名义上学了两年，但其中一年在国学专修科跟唐文治学古文，所以，数理化和英文基础很差，在苏州高中补了不少，但究竟不如按步就班那样学得透彻明白，在考大学中只有文史尚过得去，数理化英文很没有把握。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于是在１９３１年夏天６月一个月内在上海分别考了清华、中央、浙大、唐山、厦门五个大学。无非是多考几个大学多些录取机会，但是，喜出望外居然都考取了。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人大学，闯过了第一关。四叔钱穆时在北大当教授，我听从他的意见进了清华。那时清华文学院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俞平伯、杨树达等名教授，我对古文和历史也有兴趣，问题是进中国文学系还是历史系。
９月１６日自老家到北京进清华大学，第三天就听见了日本帝国主义用一个晚上占领东三省的报道，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全国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这种爱国情绪激发了我，决心“弃文学理”，使我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向那时的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从入学考试成绩看，毫无疑问我应该学中文或历史，陈寅恪教授因为我在历史考卷上对二十四史的作者、卷数、注疏者这题得了个满分，也曾和四叔提起过欢迎我去历史系学习，中文系杨树达教授也宣传我的入学作文写得不差，“中文系得了一个人才”。吴教授也劝我还是学文好，说什么学文也可以救国。在我的执着要求下，经过一星期的追求，吴教授最后做了有条件的让步：试读一年，如果数理化三门课有一门不到７０分，就转系回文学院。这是我一辈子中一个重要的抉择。和我同样得允试读的有５人之多。在一年后，经过了艰苦努力，克服很多困难，终于达到合格和物理系的１０名同学一起升人二年级，毕业时只剩８人。
我在大学本科四年中，得了终生难忘的良好教育。当时物理系有吴有训、叶企孙、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等６位知名教授，不仅讲课动人，而且同时都刻苦努力在实验室里从事自己的实验研究工作，他们经常工作到深夜。系内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无时不在也无地不在”，有时为一个学术问题从课堂上争到课堂下。到高年级时，有不少同学因为实验工作而以实验室为家。在同学中自学已形成风气。系里经常有研讨会，有时还有欧美著名学者短期讲学，学术访问，如欧洲著名物理学者波尔（N．H．D，Bohr），笛拉克（P．A．M．Dirac）、朗之万（Paul Langevin）都在清华讲过学，使同学接触到世界上第一线的问题和观点。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着我国新一代的物理学者，如王竹溪、彭桓武、张宗燧、葛庭燧、王大珩、钱三强、何泽慧、郁中正（于光远）、傅承义、赵九章、陈芳允、李整武、余瑞璜等都是解放后的学部委员。还有林家翘、戴振铎等是美国科学院院士。那时的清华物理系可以说盛极一时。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了锻炼。
物理系那时课程不多，但都是精选的重点课，四年中一共只学了大学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热学热力学、电磁学、光学和声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近代物理、原子物理、相对论、无线电学等１２门课，每学期都只有一两门主干物理学课，每课讲得不多，但要求自学的材料很多，像赵忠尧教授的电磁学，一学期４５学时讲课，讲了一本阿达姆著的电磁学，还要求我们自学了路易斯编的工学院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流两本教材。各位老师讲课都很精彩，不少人并不按教材讲，而按逻辑和发展历史讲，一般都能启发我们思考问题，争论问题，使科学的精髓深入学生思想，经过自由争辩，都变成同学自己的东西。当时叶企孙教授和吴有训教授都鼓励学生选修机械系和电机系的主干课，叶企孙教授有时还动员学生选修机械系和电机系的中级技术理论课，如材料力学、热机学和工程热力学、机械原理和电工原理等。又如美国信息论教授维纳（N．Wiener）在电机系和欧洲著名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T．Von Karman）教授在航空系短期讲学，我们物理系不少同学都去听讲。我在吴有训教授的指导下，四年中在数学系选修了熊庆来教授的高等分析，杨武之教授（杨振宁的父亲）的近世代数，赵访熊教授的复变函数和微分几何，在化学系选修了高崇熙教授的定量分析、定性分析，黄子卿教授的物理化学和萨本教授的有机化学四门课，和所有的有关化学实验课。在这四年中，使我在数学、物理、化学方面建立了较广宽的基础，而且学到了一整套自学的科学方法并树立了严肃的科学学风，为我一辈子的科研教学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１９３５年毕业时，我与顾汉章同学合作完成了论文“北京大气电的测定”。当时的测定工作是艰巨的，只能用自制的手工操作仪器，每次要连续几天坚持日夜２４小时的监测。该论文于６月在青岛举行的物理学年会上宣读。这是我国首次自行测定的大气电量数据，也是我从事科学工作的“开篇”。
在这六年里，在体育教授马约翰的指导下，使我从身体瘦弱，对运动一无所能，成长为大学多种项目体育代表队的队员。在一年级时，偶然被同学拉去凑数参加年级越野比赛，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体育赛场上亮相。平时既没有训练，当时我只能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坚持跑到底，得了个中游。马约翰教授竟看中我这份咬牙拼搏的犟劲儿而将我选人大学的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是锻炼时间，风雨无阻。以后，我又被选人田径队、足球队，又跑又跳，４００中栏跑５７秒，万米跑到３５分左右（当然现在都不算什么）。在田径队我曾和张光世、张龄佳、方纲代表清华参加全国运动会；在越野队我和张光世、孙以玮、罗庆隆、刘庆林被称为五虎将。到毕业时，我的体魄康健，身高达１．６５米，这是祖母和母亲都意想不到的。我对体育锻炼的习惯一直持续到４０岁左右，而对体育的爱好则维持得更长，在６０岁时参加教研组的万米赛还跑在前头。缅怀往事，在清华大学体育馆前的大操场上，不论冬夏，马约翰教授总是穿一套白衬衫灯笼裤打着黑领结，神采奕奕，严肃而慈祥地指导着各项活动，他声音宏亮向我们招唤着：“Boys for Victory！”这情景已隔半个多世纪，犹宛然如昨蕴藏在我心中。马约翰老师不仅使我得到身体健康和体育竞技的锻炼，更重要的是使我得到耐力、冲刺、夺取胜利的意志的锻炼。这对我一生在工作上能闯过不幸的困苦年代，能承受压力克服种种艰辛而不失争取胜利的信念和斗志，创造了有力的保证条件。
大学毕业（１９３５）后，既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物理研究生，又获得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高梦旦先生的研究生奖学金（全国一名），得以继续在清华的优良环境中学习研究，导师是吴有训教授，研究X射线的衍射理论，在第一年中也和化学系黄子卿教授合写了一篇关于溶液论的论文，第二年中在叶企孙教授支持下研究分析了铈的原子光谱学，使我所涉猎的学术领域进一步扩大。一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北京时，我还研究了气体的状态方程，和弹性薄板的弯曲等问题。
在大学四年和研究院二年中，大大提高了我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科学发展的国际轨迹，培养了阅读国际科技文献的爱好，对于数学、物理、化学各方面的新发展都精神奋发地去理解，去搜索。和同学彭桓武、张宗燧、傅承义等经常为一个新问题争辩到半夜两三点钟，这样的条件可惜一辈子中只有六年，这是最不能忘怀的六年。
１９３５年冬，在日军入侵华北的压力下，北京以及全国学生掀起了“一二，九”运动，我参加了１９３５年冬季１２•９和１２•１６两次北京抗日救亡大游行，参加了１２月２５日到１月１５日的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和１９３６年２•２９、３•１８、５•４、６•１３、１２•１２等多次游行示威活动，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激发了爱国热情和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那时，公开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在研究生中只有我和林风（化学系研究生）两人。
第四章 抗战、西南联大和留学生涯
１９３７年抗战打断了我一切学习条件。北京沦陷后没有盘费南下，只好在天津耀华中学谋得物理教师的职位，度过困难，一年后积够盘费和汪德熙、苏良赫、刘好治四人同船经香港、海防，自河内乘滇越铁路经老街、蒙自，在１９３９年元旦到达昆明西南联大。适逢叶企孙教授调重庆中央研究院任总干事，我代叶师讲授物理系热力学课程一学期。叶师离滇前给我一份只够讲三个小时的讲课笔记，其余由自己备课。我在大学时的热力学课就是叶老师讲的，成绩不错，自以为大概能胜任，但一看给我的三小时讲稿，就发现讲题和原理虽都是我以前学过的，但实际的应用问题都更新了，而且都是最近几年中国际科技杂志上提出的最新应用问题。叶师这份不到十页的讲稿，对我教育很深，体会到做好一个大学教授很不容易，每年虽然讲同一门课，但应该年年改变其基本理论的应用范围，使一门基础课一定要跟上科学发展的时代步伐，年年阅读大量有关科技国际期刊，消化吸收进教材中去，才算尽了教授的讲课责任，这使我一辈子讲课有了指导原则。我在后来讲过前后十年的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年年结合各门工程的实际发展，讲许多新的实际例题，就是继承了叶师的这一精神。我后来听过不少知名国际权威如导师辛祺（J．L．Synge）、英菲尔得（L．Infeld）等教授讲授的课，也都是这样讲的。使我更加深信，做好一个大学教授的基本条件不是写出一本教材，而是在于能不断吸收国际上的科学新发展来更新和丰富讲课内容。基础课是如此，专业课更加要如此，进一步使我渐渐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３０年不变的教书匠方式。
１９３９年８月１日我和清华大学中文系同学孔祥瑛结婚，我们是在１９３５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逐渐认识的，“七七”事变后分离了一年半，后来又在昆明联大见面了。在联大时，我们交往密切，决定在夏天结婚，在同学傅承义、谢毓章、汪德熙、高潜等帮助下，在吴有训教授主持下举行了简单婚礼。迄今５４年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共担风雨，分享甘苦。在新婚三星期后中英庚款会发表我和林家翘、段学复、傅承义、郭永怀、张龙翔等九位西南联大同学考取了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原来力学名额只有一名，我和林家翘、郭永怀考分总分基本相同，考试委员会决定三人同时录取，这在中英庚款考试中亦是唯一的一次。通知９月３日自香港赴英，不幸当我们一行２２人在９月２日到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去英客轮全部扣作军用，经庚款会叶公绰先生决定延期出发，返昆明等候通知。返昆明后从王竹溪那里借到一本拉夫著的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从中看到当时国际的弹性板壳理论非常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形状的板壳，都有不同的方程，在昆明决心研究一种统一的，从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利用高斯坐标的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量，居然得到前所未有的统一内禀理论。
庚款会于１２月底又通知我们在１９４０年１月底，去上海集合通过海运转加拿大留学，但在上船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我们在横滨停船３天中可以上岸游览参观。我们同学当时决定，在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大半个祖国期间，不能接受敌国的签证，当即全体携行李下船登陆，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这种民族的屈辱。第二次留学又放弃了，那时英国代表跳脚蛮骂，我们还是坚持民族尊严，返回了昆明。一直到１９４０年８月初我们又第三次接到通知在沪集合，再度乘船去加拿大。这次航行２８天顺利渡过太平洋，在９月１４日抵温哥华，改乘火车，３天后抵达多伦多大学。这是该大学第一次接受一批中国读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入学。我和林家翘、郭永怀同时师承应用数学系辛祺教授学习，林和郭专攻流体力学，我则专攻弹性力学，但所学课程则相同，即流体力学和弹性力学，都是由辛祺教授亲自讲授，还有相对论和理论物理，都由爱因斯坦的大弟子英菲尔得教授讲授。我和辛祺教授在第一次见面就发现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但他研究的是宏观理论，我研究的是微观理论，当时所得结果还不能统一，但我们深信两者既是同一实质问题，最后一定能统一起来的。辛祺教授第一次见面就高兴地决定要在一个月中用我们已得结果，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航空系主任冯，卡门教授６０岁的祝寿论文集。这个论文集是在１９４１年夏季刊出的。论文集中共刊出了２４篇论文，作者都是第二次大战时集合在北美的一批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A. Einstein）、老赖斯纳（Hans Reissner）、冯诺埃门（Von Neumann）、铁木辛柯（S，Timoshenko）、科朗（R．Courant）等。我是唯一的青年学生，而且是中国的青年学生。这篇论文是第一篇有关板壳的内禀理论，几十年来深受国际间的重视。从此，我提高了自信心，敢于向一些疑难的问题进行冲击。以后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终于打通了宏观和微观理论之间的关系，而且将薄板薄壳按中面薄膜变形、曲率变化、和壳的曲率三种量相对于厚度量级进行了理论方程的分类，而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以后又参加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应用数学组的雷达天线的研究工作，在１９４２年底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工程师。从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６年，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计算研究，地球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研究等，也参加了火箭现场发射试验工作等。同时也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变扭的扭转，和水轮机斜翼片的流动计算，以及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的研究课题。这是我一生在科研工作方面比较多产的时期。
当时在加州理工大学的中国人有周培源教授和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傅承义等人，朝夕相处，从世界大事、国事、学术、音乐、艺术，无所不谈、无所不议。但怀念祖国、怀念同学、怀念亲人，还是最主要的内容。
我们常常议论着各自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有时虽在不同领域内工作，但经常碰到性质相似的困难，那时郭永怀在进行空气动力学方面的工作，遇到了边界层内流速变化大的困难，边界层中的流速怎样和外场流速相适应的问题，而我那时在研究板壳的大挠度问题，在固定边界附近，挠度变化也很大，也是边界问题。我们在长时期的反复交换意见之后，得到了一些共识，既要研究边界层内部流场或变形分布问题，必须把边界层区域在法线方向放大了尺寸，才能看清其微结构，放大边界层就是放大内法线坐标，放大了内法线坐标就能求得合理的边界层微分方程，至于怎样把边界层解和内场解联接的问题，则要视具体问题来决定。基于这些共识，我在返回后１９４８年写出了有关固定圆板的大挠度问题的渐近解，后来人们称为“合成展开法”，不久后郭永怀提出了粘性流的匹配展开法，后来也称“邦加、莱、希尔、郭永怀（P．L．K）法”，此后还有林家翘和钱学森的工作，后人都认为是奇异摄动理论的先驱者。
第五章 哥丁根学派，“屠夫”和“刀匠”
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时，和辛祺、英菲尔德教授交往很多，在加州理工亦曾多次和冯•卡门教授接触，他们都是欧洲哥丁根学派的传人。哥丁根学派是应用数学的倡导者，他们都有很深的数学根底，有更好的物理过程的理解，对待数学上都强调对物理过程的本质问题的认识是主要的，但在数学方法上从来不吝惜使用，力求其用在刀口上，要有得漂亮，要用得朴素简洁。为了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有时不惜跳进数学这个海洋来寻找最合适的工具，甚至于创造新工具。他们都警告我们，数学在应用数学者说来，只是求解实际问题的工具，不是问题本身。辛祺教授甚至说：你们应该有捏着鼻子跳进海洋的勇气，但更应该懂得避免不要淹人海底，懂得在完成任务后爬上岸来，寻找新的物质运动的主题。数学本身很美，不要被它迷了路，应用数学的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不是去完善许多数学方法，我们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的，从这一观点上讲，我们应该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屠夫”，而不是制刀的“刀匠”，更不是一辈子欣赏自己制造的刀多么锋利而不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刀匠。
记得在１９４０年冬，我到校后第二次进见导师辛祺教授，详细汇报了我在昆明研究的弹性板壳内禀理论，首先说明我选用以板壳中面为基础的高斯坐标，他立刻就指出他的宏观理论也采用同样的坐标，并指出正确选用坐标系，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基础。我说明我采用了在变形中各点坐标不变的“拖带坐标系”（Co-moving Coordinates），但变形前坐标框架的基本张量和变形后坐标框架的基本张量不相等，其差值的半定义为应变张量。他认为是一个创造性的观点，在应变不太大的条件下，这个定义和经典定义相等。他认为这是典型应用数学思想指导下的创造。当我介绍不论变形前和变形后的基本张量的黎曼曲率张量必须等于零，因为他们都代表的实质的平坦空间，所以也就是代表变形协调条件。他拍案叫绝。他说：“你的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已经完成，不必介绍了，去详细完成具体计算任务吧，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应用数学家，你已经懂得重视物理观念的深化认识，同时也懂得用现代的数学工具简洁地描绘物理观念的认识”。在４０年代，张量分析主要是用来研究相对论的数学工具，由于定义应变张量的困难，使用它来研究弹性力学问题的还很少。辛祺教授几年前曾写过一本张量分析的专著，但重点还是在研究相对论。当时，辛祺教授说，看来他有必要应该修改这本专著，增加微分几何和弹性体的变形分析部分。当时他显得非常满意和非常高兴，当晚要我和林家翘、郭永怀到他的家去晚餐和他的家人会见。第二天早晨又把我们叫去讲出了有“捏着鼻子跳进海洋和爬出海面”的那一段印象深刻的教导。林家翘曾在１９８０年在北京讲学时，同样引用了辛祺教授的那一段话，可见他和我一样获得的深刻印象，在四五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英菲尔德教授同样也很重视这一应用数学的观点，为了使我们深入理解这一观点，特别为我们研究生开设一门名为“物理学的演进”的讨论课，用物理学的发展史来说明：物理学的历史是人们通过生产实践和实验室科学实践的经验的不断总结，来深化我们对物质运动过程的认识，提高到理论高度，用一定的认识的一些假设，建立物理过程的理论基础，再用数学方程推理分析应用来研究更广泛的问题。并用一定的实验来校核，当这种校核和理论结果相矛盾时，人们就要对理论中的认识和假设进行再认识和修改提高，从而使理论认识上了一个台阶，物理学就得到了新的发展。英菲尔德教授说：物理过程的理论认识是战略性的，物理理论的数学处理是战术性的。一般说来，当然战略比战术更重要，这样说并不是轻视战术。这个讨论班的成果，以后曾由英菲尔德教授整理出版，引起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间普遍重视。英教授１９４６年返回波兰，任波兰科学院副院长，在５０年代曾访问我国。
在１９４３年初，我曾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研究了薄壁柱体的变扭问题。有一次晚上，我去他住处汇报工作，当我明确提出闭截面薄壁柱体不能用略去轴向应力作用的假设，而应该认识截面变形很小，可以略去不计，而轴向应力和剪应力之间应该满足应力平衡方程时，他就说：这一物理认识很明确，你已经突破了时兴的“二次剪应力”的束缚，你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一定能突破目前的困境，你先从物理角度看透问题的本质，你有很好的应用数学的训练。那时已经很晚，冯•卡门教授毫无倦色，拿出两个玻璃杯和一瓶酒，和我一起一边喝酒一边伏在地毯上一页页地审查讨论了那篇有关“变扭的扭转”的我们联合署名的论文。他越看越高兴，最后他说，这是他一生所署名的弹性力学中最富有经典味道的论文，一切解方程的过程，充分体现了经典的应用数学的完美和简洁。他问我在大学所学的课程中那一位教授的讲学最满意，我简单介绍了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等教授的特点。他说你们的物理系的教授很不错，可惜１９３５年他在清华航空系讲学的几个月中，没有访问一次物理系。他对林家翘也很满意，希望清华多来几个研究生。这样一直谈到半夜两点多，临走时，他说，他在弹性力学方面，有这样一篇富有经典应用数学风格的论文，已非常满意，以这篇论文作为对弹性力学的告别作品，对得起同道了。在这一晚谈话中，使我充分理解了哥丁根学派的风格和追求，对我以后的科研工作有深刻的影响。
第六章 弃美归园、迎接解放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以久离家园、探亲为名，取得返国权利。１９４６年５月从洛山矶搭货轮返沪，８月初从沪搭轮经秦皇岛回到阔别北京８年的清华园。抗战时清华沦为日军的后方医院，胜利后由国民党接收大员接管３个月，接收真是“劫”收。当我进入清华时，真是垃圾如山积，一切建筑门窗全无，四壁皆空。我们师生几百人，在陈岱孙教授的领导下，清除垃圾，修理危房，装修门窗管道、补充课桌家俱，日夜整理加工达３个月之久，才勉强复课。９月，祥瑛自成都携儿子元凯来聚。自出国留学后，１９４０年９月元凯在川出生，几年来一直由祥瑛教养成六七岁的小男孩，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时才得团聚。
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初北京解放为止，我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月薪开始为法币１４万元，还不够买两个新的暖瓶，以后改为关金券、金元券等，生活也更困难，不得已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从１９４６年起至１９４９年止，“承包”了三校工学院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还开设了高等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振动、弹性力学基础、传热学、轴的回转等高年级的课程，几乎每学期都有很重的教学工作，每周授课１５小时以上。那时的教学生活比中学教师略强一筹，但是，我同时还担任着清华学报理科报告的编委和清华工程学报的主编，以及中国物理学报的编委，和新建设的编委，都要消耗不少审稿时间。我在这一段时间中，还进行了有关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科研工作，前后在国内发表了８篇科学论文。
这一个时期生活艰苦，政治活动频繁，如抗议美军暴行沈崇事件、反美扶日、反饥饿反内战、反对美面、反对清华南迁等运动，连续不绝，每次运动都有北京各大学教授教师的签名宣言，几乎每一次都是由张奚若、吴晗、朱自清等起草抗议稿，发动签名。由于我和吴晗同住旧西院，过往较密，有时议事，往往以麻将牌或桥牌为掩护，袁震（吴晗夫人）应门接待。在吴晗府上见到了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１９４８年初，于陆琳同志由延安抵京，由于一些原因，陆琳同志在我家小住几个月之久，直到陆琳和我的机械工程系同事孟庆基教授结婚后，才得以合法居住清华园，以后他们一同奔赴革命根据地石家庄。
这几年中，教学工作奇重，政治活动频繁，生活靠工资，物价一日数涨，人不敷出，１９４７年夏起，有一部分工资以小米抵现款后，还能勉强保证了主食，但冬季长女开来出生，母奶不足，要订牛奶，买奶粉哺育，就一无办法，只好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如彭桓武、黄敦、何水清等告贷度日。１９４８年８月，钱学森自美返国探亲，看到我的困境，告诉我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开展较快，亟愿我回该所复职工作，携带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越待遇，这样也可以解脱我的经济困境。我于是到美国领事馆申办手续。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在最后一行有“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我明确填写了“NO”，拒绝去美了事。１９４７年冬，我家添了一个女儿，名“开来”，乃迎接未来之意。１９４７年冬以后，国民党由于前线败退，加紧压迫民主进步力量，风声紧张，吴晗夫妇、孟庆基夫妇、吴征镒等相继弃家出走，进入解放区，我和张奚若留在学校。在地下党员樊恭、袁泰等同志带动帮助下，经常收看延安广播电文，有时也在屠守谔、董寿莘同志家中收听延安广播（那时我穷得连收音机都没有），对解放战争形势，日益清楚，虽然自１９４７年夏以后，生活十分困难，曾有好几个月只有小米和白菜度日，真是比“三月不知肉味”，有过之无不及。但审时度势，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
经过反南迁的斗争，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学校里只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２６９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到２３日，远处已有炮声，按地下党的布置，当日未停课。我在晨１０时，照旧讲应用力学，但枪声已在墙外，化学馆后窗已有子弹射穿，我临时改题坚定地讲“射击弹道计算”，枪声不断，讲课声也同样不断，居然２００余同学无一惊慌离座，一直讲到１２点才终结。３０年后，我到云南昆明，遇到一位教授，他是当时在场听课的同学，回忆往事，竟不知是什么力量，使我们上完这堂课的，没有师生的心心相印、对解放的共同认识，我看是不可能的。
下课后，学校附近的战斗已经结束，战事已向丰台南移，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人城工作组的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８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３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３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孑L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辞别后回到学校，已是２５日早晨７点，到家中听见婴儿哭声，原来是小女儿于昨夜诞生，我们决定叫她“歌放”，她是我们的第三个小孩，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女。她是解放的喜日中进入我们家庭的一员，给我们迎来了新的生活。
第七章 解放初期，全心全意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作
１９４９年２月北京解放，３月清华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由原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任主任，张奚若、吴晗任副主任委员，周培源为教务长兼常委，费孝通和我为副教务长兼常委，陈新民为总务长。从此一直到１９５７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
１９５０年我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年１２月随中央慰问团赴东北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伤病员。在东北各地历经十几个城市，深感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对于建设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言，无疑是一种心理枷锁，在目前，科学技术虽然落后于西方工业先进国家，但要赶上他们，越过他们，并不是不可能的，怀念我们祖先在历史上曾有许多创造发明，我们的民族同样也是优秀民族，有着光荣的创造发明的遗产，只要我们有自信、能团结，我们是能富强起来的。为了这个目的，我在慰问期间就开始起草写有关我国古代科技发明的事绩的文章，用以鼓励青年，坚定创建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在１９５１年１月以后，一连在中国青年、人民日报等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我国祖先的科学发明史实的文章，后来１９５３年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名为《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一书。该书在１９８９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扩大版，在１９９１年又由香港南粤出版社以繁体字版本再一次出版。
１９５１年２月，我随教育部长钱俊瑞和曾昭抡同志视察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大连６城市的高等教育和厂矿修复工作。３月参加了全国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当选为青联常委兼副秘书长，曾在廖承志同志和胡耀邦同志的日常领导下做了长达７年的青年工作，并在１９５４年以中国青年代表团代表名义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世界青年和平联合大会，并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大会发言。１９５１年４月，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成立了全国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简称科联），当选为科联的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为调查和组织科学工作者的队伍克尽心力。
１９５１年底曾参加了文化部丁西林部长率领的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各一个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访国外的第一个代表团，团员中有李一氓、郑振铎、陈瀚笙、冯友兰、刘白羽、吴作人、季羡林、张骏祥、常书鸿、周小燕等同志。访印前日由周总理亲自接见，详细叮嘱了访问中应注意事项，从清晨２点一直谈到５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聆听周总理的教诲。迄今犹能回忆其和蔼的音容。在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接见３次，并由甘地夫人亲自陪同，访问了印度南北７个邦，会见了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拉曼教授和统计数学权威学者薄斯教授等许多知名学者；访缅时由吴努总理亲自陪同，访问了仰光、曼德莱等８个城市。出访连同海运经香港、新加坡前后长达三个半月，加强了中印、中缅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返国后成立了中印和中缅友好协会，我任中缅友协的会长。
１９５２年夏季，全国进行了院系调整，我被任命为新的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进行以苏联为模式的教学改革，为了迅速译用苏联教材，创造应急的速成俄文的学习，把俄文教材翻译成汉文教材，亦能简单地和苏联专家谈话。当时按苏联模式建立了专业，订定了改革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行政工作改革。为了对教学改革工作进行亲临第一线的实践，还承担了一学年的大学普通物理的教学工作，使我对苏联的高等学校教学有了较深刻的了解。１９５４年我在北京钢铁学院应北京市各高等学校有关教师进修的要求，开设了弹性力学的讲座，其讲稿经叶开沅整理后，１９５６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的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该书在１９８６年经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要求，曾再版一次。１９５６年，我在清华为教师进修，开设了应用数学讲座约近一年。１９５６年冬，又在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合办的“力学研究班”，重讲这一门课，两次听课者约６００人。在１９６２年我又为清华力学教研组教师办力学教师培训班，重新修订了应用数学的讲义，这份讲义原已交科学出版社出版，不幸在反右后停止出版，还索赔“毁版费”；几经周折，现已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１９５６年我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一直到反右，才撤消了一切行政职务，保留教授。
科学工作方面，在１９５１年中司科学院成立之初，即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曾和北京西郊各大学教师多次举办“薄板小挠度理论”和“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课题的学术报告会，并负责筹建力学研究所。经过几年的培养干部和积极筹备，１９５６年１月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长由美返国归来的钱学森同志担任，我兼任副所长。为了及时培养力学研究工作和教师人才，推动力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曾建议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合办力学研究班，调集全国高校工科各专业毕业班学生就读，由我和曾昭抡部长共同主持，并亲自授课。自１９５１年起，就开始指导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叶开沅、陈至达、顾求琳等，这是我国高校解放后招收的第一批力学专业研究生，以后每年都有研究生入学。１９５６年５月，曾去波兰参加了国际固体力学研讨会和流体力学研究会；同年７月参加中国科技访问团，访问苏、波、罗、匈、民主德国、保、捷、南斯拉夫８国的科学院和国家科委；８月底出席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九届理论和应用力学国际大会（１UTAM），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并在大会上作“长方板大挠度问题”和“浅球壳的跳跃问题”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深受与会人士的重视，在６０年代、７０年代国际上有不少论文和研究，都是以这两篇论文为根据的，前者有关大挠度板的系统摄动法被称为“钱伟长法”，后者有关浅壳的大挠度方程被称为“钱伟长工程”。这年的年底还接受了波兰科学院授予的院士称号和证书。
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我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自然科学１２年规划工作。从确定科学任务项目，到各科协调，以致于确定人员经费等规划，任务既重要又复杂，工作接触很广。我们建议以生产需要为出发点确定了５５个项目，周总理指出还应该增加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任务。这样就形成了有５６项任务的中国自然科学１２年规划的框架，其中原子能、宇航、计算技术和计算机、自动化和基础理论为重点，我负责几个任务项目的规划。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国家的需要出发，制定的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在这两年的规划工作中，我们经常向总理汇报工作，有不少次是在深夜或清晨中进行的。周总理一方面强调科学规划必须服从生产建设的需要，一方面又强调基本理论和科学实践对于教学发展的重要性，不止一次提醒我们各种科技发展既有国际通用的共性，更应该注意我国资源和地区特点。他一再提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发展以我国特有的富产金属为主的合金钢系统”，“我国的稀土元素南北都富有，为什么不能开发使用到农肥和其它轻工方面去呢”，“西部北部沙漠那么大，怎样治理，北方干旱地区那样大，研究适合这种地区的农业和粮食品种十分重要”，“我就不信我国是贫油地区，洋人的找油理论可能有局限性”，“不要忘了中医中药的研究”等。周总理的每一次接见，每一次谈话，都使我们加深理解到生为华夏子孙的中国人，对开发这块养育着中华民族的土地有着无限的责任感，而在制定规划中，以高昂的热情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着。周总理不断鼓励我们为我国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在规划接近完成时，周总理公开赞誉我和钱学森、钱三强为“三钱”。１９５６年４月规划工作结束后，我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并负责筹建自动化研究所及自动化学会。在这以后，周总理指出，科学规划内容宏传，要促其实现，必须广为宣传规划的精神，并鼓舞广大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进行更艰苦的实践斗争。在总理的号召下，我应各省、市领导同志的邀请，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山西、保定各地作了关于“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任务”的报告，各地反响热烈，起了一定的动员作用。
１９５３年，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１９５４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代表江苏省）１９５４年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科学院的学术秘书。在这样繁重的公务、学术行政和教育行政任务下，我并没有放松科研工作，这几年里除了发展科学论文２０篇，还出版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和叶开源、林鸿荪、胡海昌合著），《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后者获１９５５年国家科学奖，并由苏联译成俄文出版（１９５７），这些都是在晚间９时以后，挑灯夜战的所谓“业余时间”中挤出来的“成果”。我当时也只是４０岁上下的中年，多么希望有更多更富裕的时间，为国家的科学事业作出更多的直接贡献；我也看到，像我这样整天奔忙于社会政治活动的科学工作者还大有人在，都为了时间不够用而焦虑苦恼。因此，我不断加强社会各界对科学工作者的理解，呼吁采取措施“保护科学家”，为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从长期实践中对教育体制、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等都有了较深的认识和理解，并在各种场合，坦诚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意见。我主张教学必须和科研相结合，教师除了必须结合生产实践外，还必须通过科研工作才能不断扩大知识领域，掌握新知识，加深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才能教好学生，在教学中不只是“传授知识”，而且要指导学生能了解这门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否则教师只是终年照本宣科的教书匠，其教学质量是无法提高的。我主张大学教育应打好基础，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工科学生要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不能设想许多知识都要在学校里由教师一一讲过，因为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科技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更新着，学生更需要具有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认为工程师必然是在长期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锻炼成长的，不可能在大学的“摇篮”里培育出来。这些主张，当时不合乎时兴的社会潮流。因此，在清华大学里引发一场历时３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为了回答各方面的责难，我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３１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６月９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６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接着就是１９５７年６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
第八章 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下，努力把科学工作的成果献给人民
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进行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
我虽然已经不能接触到国家对科学工作的方向和具体课题，但通过广大群众和科技人员来函和登门来访，要求咨询，要求提供资料信息，要求工作协助时，无不欣然答应无偿地勉力从事，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技术援助，许多来访者也冲破了层层障碍，事先并不认识，事后成为终身益友。在交往中，深感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都在一心一意为国家的建设努力搏斗，在搏斗中他们仍把我看作是一个忠诚的战友，从这种“地下活动”中，努力自强不息，把科学工作的成果，通过种种渠道，奉献给人民。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６年间，约有百多件这样的事件，迄今还历历在目，其中重要者有下列数端：曾代叶祖沛教授（原联合国冶金组专家顾问，曾任冶金部副部长，叶老不请中文）起草了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并设计了高炉加压顶盖的机构和强度计算，为叶老在首钢试验作了理论准备；曾蒙李四光部长的亲顾寒舍恳切要求下，研究了测量地应力的初步设想措施，并推荐反右后流放到新疆的我的研究生潘立宙来从事这一研究，由李四光同志亲自把潘立宙同志调入他创建的地质力学研究所，开创了我国地应力测量的重要事业，也挽救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一个人才；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了咨询，也推荐了人才；为人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了以栏杆框架承担其增强作用的方案；为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采用网格结构的设想，同时提出了计算方法；为北京火车站的球形方底屋顶的边框强度设计提供了计算方法；为架线工提出的关于山区电缆的下垂问题，以及风荷下电缆的长波跃动和互相干扰问题提供咨询；为架子工铆工提出的拉力扳手提供了设计资料；机床厂工程师发现了从民主德国引进的４种机床和说明书内容不符的问题来咨询，经过了４个月的往返现场试车，才发现技术说明书是旧型号的，引进的机床是隔了两代的新型号的，自动化水平和加工速度都较高，油路有较大改善，后来改写操作维护指示书，才得到了工人认可的妥善解决；还有关于试炮场、防护体结构、贮油罐顶盖结构计算、电厂冷却塔设计计算、波纹管和膨胀接头的设计计算、拉晶机设计计算等都曾提供过咨询讯息服务；也曾为电缆厂提供了我从未发表过的电缆强度计算方法及其公式，后来这些公式出现在电工手册上，但并未提及作者来源。
感谢党中央给我摘掉了右派帽子，从１９６０年起，在校内从极右分子变成了“摘帽右派”，至少可以名正言顺地当一个“保留教授”了。但并没有正式的教学任务。冲开禁区是从校外邀请开始的，１９６０年秋，在北京地区冶金学界和金属学界邀请下，开设了“晶体弹性力学”，历时４个月。听讲者８０人，写了３０万字的讲义；１９６１年春，力学班要求开设“颤振理论”，讲了一学期，也写了讲义；接着北京航空界邀请讲专用于飞机结构的颤振理论，为此专门开设了“空气弹性力学”，讲了半年，共约 １００小时，写了约６０万字的讲义，听讲者约３００人。从此以后，还为力学班讲了工程流体力学，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３年间，还专开设了清华校内的教师（共１０个人）培训班，讲了应用数学、微分方程的理论和解法、弹塑性力学基础等课程，都写有讲义。同时，还多次为动力系毕业班开设了汽轮机的强度设计理论基础，和为电机系毕业班开设了电机强度设计理论基础，以及为机械系开设的应用弹塑性力学等，每次都写了讲义。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间，是我教授讲课的一个高潮，共约讲过１２门教学计划以外的新课，总计写了约６００万字的教材，也是我一辈子写教材写得最多的几年，其中应用数学，微分方程的理论及其解法，以及电机强度设计理论基础，业已在最近（１９９３）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和国防工业出版社公开出版。其余的也将陆续整理出版，因为这些讲义并不仅仅是已知材料的编辑综合，而且还包括着许多我当时的科研成果，这些有实用价值的成果，理应公之于众，献给有关的广大科学工作者的。
在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间曾先后为力学学报编辑部审稿３００多件，有些稿件需要彻底改造，完全重写，还要和原作者详细商量，有些我的审稿意见比作者原稿还要长，曾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教授，写了一篇有关层合板的论文，不少基本概念是错的，我在长达５０页审稿意见中逐一指出后，他竟公然说：“右派教授无权审查左派教授的论文！”最后还是郭永怀所长决定：“在这类问题上，我们还是相信钱伟长的意见”，力学学报才没有刊登该文。在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关心下，和党中央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消息传出以后，处境确有好转，但对工作仍有各种阻力。
在１９６４年，我曾根据十几年的经验，写了一篇很有创新意义的重要论文，《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投交力学学报，不幸给编辑委员会以“不宜发表”为由，退了回来，当然退稿时还附有审稿人（甲）、（乙）的意见两条。我天真地以为这是审稿人差错，便详细地写了两封申辩信，寄给编委会，要求正确处理，但编委会连回信都没有给。１９６８年日本鹫津久一郎在美国出版的《弹塑性力学中的变分原理》一书上表达了相似的论点，这一论点才得以在国际上风行一时，只是比我的论文晚了４年多。一直到１９８９年，我才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钱伟长科学论文选集》中发表了这篇论文的原稿全文，以及审稿人（甲）、（乙）的意见和我的申辩信全文，从这些材料中，读者自己可以作出结论和体会。
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国际力学会议主席柯爱特（Koiter）教授曾两度邀请我至荷兰主持现代壳体力学研讨会，提供往返旅费以及生活资助，都遭到清华大学领导的拒绝而未能应邀参加，连论文也不许寄出。
第九章 在史无前例的困难条件下，坚持科学工作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不论五类分子或是八类分子，我总是在最底层；两派武斗，都把我作为斗争对象；是劳改队的永久队员；武斗最剧烈时，家住两派战线的前沿阵地，所有邻居都躲避迁居他处，只有我和老伴还住在枪林弹雨之下，几近百日，随叫随到，只要“九头鸟”一叫，不论半夜或黎明，都必须出席批判大会；皮肉受尽了各种痛苦；书籍资料散失大部；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有一个时期，连吃饭都很困难；还有约近半年的时期，夫妻都被分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里当“狗崽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以后在１９６８年初夏的“百日大战”的武斗中，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里，另一间厕所兼作为厨房和吃饭，以及会见“革命群众”、“专案组同志”的“外调”的会客室。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亲人们相互关怀，相濡以沫。同时我坚信这些现象都是暂时的，一个国家不可能这样长期混乱下去，总有一天要恢复建设，因此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消极悲观。再则看到许多革命领导和建国元勋都受到非人的摧残折磨，对自己受到的苦痛，也就坦然处之不足为道了。只是春天盼秋天，今年盼明年，没有想到一直闹了十年之久。
时间长了以后，又渐渐开始了“地下”的科学工作，起初只是为了解答人们的询问，有时给工厂无偿翻译一些进口机器的说明书，在武斗最剧烈的时候，居然开始了三角级数求和的研究工作，这种工作无需参考资料，还可以断断续续做。在累积了一定数量的成果以后，就有计划地要写出一部有１万种“三角级数之和”的大表，这样的工作占用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的大部分时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居然完成了９０％的工作量。总数累计业已超过１万种级数，涉及广泛的实用范围。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军工宣队进校以后，武斗停止，不一月，被定罪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１０月２９日和力学教研组教师４０人一同下放首都特殊钢厂劳动，当三班倒的炉前工，和工人师“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师傅都是２０岁出头的壮小伙子，而那时我已年近花甲，炉前工的主要工具长铁杆，重５２公斤，要举起铁杆来操作，对我说来确实非常困难。在日夜相处中，从青年工人中学到不少东西，和工人们理解渐深，有几位在后来竟成了朋友。一月后，大队撤离返校，我和少数几位教师仍继续留厂劳动。几个月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时我和工人关系已经很好，工人们已经不再直呼我为“钱伟长”，先改称“钱教授”，以后直呼“老钱”。工人师傅和我一起搞了几个月的技术革新工作。最后，转入机修厂，和工人一起，根据需要设计制造了一台８００吨水压机和大型的２０００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及其设备。从而建成了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满足了该厂日益扩大生产的需要。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技术资料，参观了北京市和各种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得到许多工人的关心和支持。这两个车间一直到我５年前访问该厂时，还在使用着。
１９６９年夏，清华领导忽然通知特钢工宣队领导，命令我当日下午４时前返校，晚７时随几百人的教师队伍，去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从事农业劳动改造，并要立志终生务农。特钢工宣队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说：“当接受钱伟长来特钢劳动时，清华军宣队领导迟群、谢静宜曾再三叮嘱，钱伟长不改造好，不许返校。现钱伟长虽然有进步，但离改造好，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因此不能让他离厂返校”。这是后来师傅们告诉我的，师傅们知道鲤鱼洲农场是吸血虫病的严重疫区，这样处理是工人师傅爱护我，使我免除了一场无妄之灾。
第十章 四害已除，奔驰前进，力图夺回已逝去的美好岁月
美国作家韩丁访华，要求了解清华在“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情况，周总理指定我陪同接待。为了接待外宾，革命委员会急忙给我调整房屋，把原已搬进的邻居迁走，五间北屋都还给我家，有了卧室和宽敞的客厅，临时动员教研组的同志来粉刷墙壁，并勒令我添置几件家具，当时我原有的桌椅早已在运动期间“处理”掉了，而扣发了几年的工资也没发还，只得暂时告贷。安置好以后，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和何东昌都还郑重其事地来查看过。为此从１９７０年５月起由特钢调回清华，专门从事接待工作。和韩丁大约详谈了一个月，参加接待的还有工宣队接待组的刘师傅，韩丁的女儿卡门是北京１０１中学的学生，也参加了红卫兵，是蒯大富的热烈支持者，拿过长矛，参加过武斗，谈话时卡门是见证人。我事先曾向周总理请示过，总理指示：“合情合理照实说”，“卡门不会给我们隐瞒的”，“关键是讲得合情合理”，“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逻辑讲得合情合理”。谈话开始几天还有外交部的唐闻生当翻译，后来只有我和刘师傅接待了，为了刘师傅能听得懂，我讲一段英语再讲一段国语，有时卡门帮着译给刘师傅听。我们还约请了清华两派头头座谈，让他们自己讲两派斗争的事实和他们自己的理解。在座谈中，两派仍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卡门当然还有不少蒯派观点，但韩丁对此很感兴趣，经常穷追不舍。我则自誉是最中立的，因为两派都不要我，都把我当做斗争对象。最后，韩丁提出１００多个问题，尽力解释了一个星期，有的问题干脆承认没法解说。一直谈了一个多月，谈到韩丁、刘师傅、卡门都满意，才算完成总理交付的任务。韩丁返美后，写了一本名为“百日大战”的书，畅销美国。卡门在文化革命结束后返美，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演说家，专为中国问题辩护。
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２年，周总理直接交付的任务中接待的国际友人，还有法国名导演伊文斯（１９７０年８月），美国作家斯诺（１９７１年２月），英国记者格林（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等人。
伊文斯来华摄制“文革”事迹，周总理指定我以知识分子身份接受采访，并家访摄制电影，长达一小时。格林也摄制了讲课新闻片和采访新闻片。斯诺的接待较细致，谈话采访约近半个月。
其它还有《纽约客》记者斯泼林斐而德（１９７２年），在家中接待了约５小时，参观了除厕所以外的所有房间，返美后，在《纽约客》１９７３年３月号上登载了长约３５页的家访报导。通过这些，深感周总理关于“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以及“求同存异”的指示在外事工作中的重要性。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和中美建交带来了中美交流的热潮，夏天接待了美籍华裔教授回国访问团，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戴振铎为副团长，全团共有张捷迁等２４位教授，不少是别离３０年的老朋友和老同学，相聚间有说不完的话题。同样还接待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等人。１０月初至１２月，由毛主席周总理决定让我参加我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瑞典、加、美四国，由贝时璋任团长，白介夫为副团长，团员有张文裕、钱人元等人。周总理嘱我注重考察环保问题。在英国结识了皇家学会会长赫乞逊爵士和他的夫人，赫夫人陪我们乘游艇游览泰晤士河，在游艇上我和赫夫人的照片成为当天泰晤士报头版头条新闻；在英国剑桥大学，我们还会见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教授和他的夫人；此外我还见到了老朋友伦敦帝国学院院长、空气动力学著名权威赖希尔（J．Lighthill）教授，曼彻斯特大学英国机械工程学会会长脱纳（C．E．Turner）教授，和斯汪西大学的著名有限元专家辛克维奇 （０．C．Zienkiewicz）教授。赖希尔教授和我通过有关超声波锥流的研究，曾长期通讯来往，赖希尔是现任（１９９３）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大会主席；脱纳教授和我由于波纹壳的计算通讯，来往业已十几年。辛克维奇教授原籍波兰，我们是在波兰的学术会议上认识的，当时他是从威尔斯的斯汪西专程赶到伦敦来见面的。我也专门访问了管理环保的各部门，询问了有关环保管理工作，并访问了英国环保权威洛德斯爵士（业已９０高龄），蒙他提供了治理泰晤士河污染和伦敦空气污染（即雾）的详细资料。最有兴趣的是参观牛津大学附近的皇家气象中心，看到他们正研究全球气象预测计算。在讨论中我指出他们忽视了南太平洋、加勒比海、印度洋的海面蒸发，和西藏高原对气流的影响，这将严重影响他们的气象动力学的求解条件，他们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访问的第二站是瑞典，瑞典以教育普及闻名于世，国民中有９２％是大学毕业水平。接待我们的主要是瑞典皇家学会，该会会长汉勃鲁博士极热情，陪同我们全程参观访问。汉博士以后曾多次访问我国。我们在瑞典访问了新京斯德哥尔摩、旧京阿泼萨拉、西部港口哥德堡、北极圈内矿区基尔纳及其气象探测火箭发射场。在斯德哥尔摩访问皇家工学院、诺贝尔基金会、亚西亚工业集团公司的核反应堆和核燃料加工厂、皇家学会图书馆，也额外参观了瑞京的地下固体废料处理场，并获得了有关资料。在阿泼萨拉我们主要访问了该市的阿泼萨拉大学，据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有汉学系。阿泼萨拉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有大量中国文物馆藏，我在图书馆中意外地见到了２０多本《永乐大典》珍本和郎世宁绘制的康熙年间的大清帝国全图，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早的中国地图（按现代标准绘制的）。在北极内的基尔纳矿区，我第一次看见现代化的铁矿矿区。矿石从矿内用传送带直接自动送入选矿厂，一个选矿厂每年能选矿４００万吨，一个班一共只用１２个工人，矿石进入第一层楼进行粉碎并筛选，合格粉末升人第二层，经洗选后团成颗粒，不合格的大颗粒，再度粉碎后加入下一批原料输入第一层，把第二层团成颗粒的料输入第三层楼进行烧结。最后经过筛选后由传送带输入厂外的铁路运输车皮上，通过铁路从挪威出口。厂房地下层是动力机械中心，１２个工人中，６人在动力中心，也管维修，其余６人，每层２人，分管传送速度、生产质量和机械动作的监护。在基尔纳还观察了北极光的大自然奇景。瑞典工业发达，教育普及，生活水平很高，社会保险发达，一般工作人员，包括小学教师，幼儿院保育员都是大学毕业的文化水平，不少人工作之外，还在进修高级学位课程。瑞典的这种高文化水平的社会，在访问的四国中，应居首位。
第三站为加拿大，访问了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魁北克、蒙特利尔、尼亚加拉大瀑布。在渥太华见到了同届出国的中英庚款公费生姚玉林，他攻冶金，获得博士学位后和加籍华侨结婚，并在加拿大政府的矿产局中任工程师３０年，现为该局的主任工程师，不日退休；也会见了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林达光教授。在多伦多返回母校时，才知道４０年代的应用数学系已停办，因在战后原来避难的欧洲教授们都各自回国去了。多伦多还为我返校而举行了获得博士学位３０周年的纪念会，参加者都是当年的数学系、物理系（现已退休）的教授，其中有３位还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在“文革”中我的毕业（博士）论文丢失了，现任校长从图书馆的原稿复制了一份赠我。老教授特别关心我们这批加拿大首批留学生，当他们知道段学复、张龙翔、沈昭文等都是我国科学界的带头人时，都喜形于色。我还遇见了当年居住在同一宿舍的老同学约许博士，他现在是加拿大的牙科权威，也是现总理的牙科保健大夫，他极想来华访问，特别是华西大学（成都）的牙科，他父亲在解放前曾在华西大学任教授，后来在１９８４年，他终于访问了上海、成都、西安和北京。在多伦多大学我们还访问了宇航研究中心，他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圆柱壳受轴间压力下的稳定实验问题的研究，我向他们索取了不少实验资料，并同意用我的圆薄板大挠度问题，以及扁球壳受压失稳问题的公开成果和他们的研究资料进行交换。我们还访问了魁北克的冰结构的强度研究所和高电压实验室，以及滑铁卢大学的计算机软件中心、运河远距自动控管等科学技术设施。
最后一站是美国，我们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密西根、芝加哥和旧金山等６个城市，尼克松亲自在白宫宴请了我们，基辛格也在国务院举行中餐午宴，美国科学院举行了全国科学家５００人的盛大宴会，据说这在美国科学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在美国科学界、教育界、学术界和华侨界中受到了普遍热烈的欢迎。在旧金山告别时，由上海人刘太太独资主办了人数几达１５００位的盛大告别宴会，参加者为来自全美各地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据说这也是创记录的，足见新中国的威望。我们参观了各种博物馆、纪念馆、国会和国会图书馆、宇航馆、纽约世界贸易大厦、联合国大厦、芝加哥工业博物馆、斯坦福大学的工业园等公共设施，也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格莱分校，以及斯坦福大学９所著名高等学府，还有IBM公司、奇异电器公司、RCA公司和贝尔电话电报公司的主要研究所，IBM的总经理专程陪同代表团历经华盛顿、纽约、波士盛三个城市。他在纽约总公司的招待会上公开说：“我真诚地愿意和中国合作发展计算机事业，对中国而言，我们无法保持什么真正的技术机密，公司的高级技术带头人共有５００余人，中国人超过半数，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哪天中国要他们回家为祖国服务，我们是无法阻挡的。”我们特别提出要求参观和访问环保局和环保研究中心，询问了美国环保管理的运作方法和有关国际关系问题，并索取了大量资料。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到有关高新技术诸如激光、遥测遥控技术、计算机技术、加速器技术等各方面的进展情况，我们只是拒绝了观看阿波罗登月发射的现场，其它都和主人的殷勤接待密切合作，双方都感到满意。在访问中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和老同事。在普林斯顿大学见了原帕萨汀那喷射推进研究所的老同事萨马斐尔特教授，他热情地请我专程参观了他所领导的喷射推进研究中心，以及他在研究的电子喷射推进发动机；另一喷射推进研究所的老同事司啻怀特教授，特地从加州南部赶到旧金山，短期会见了几小时，还见到了一些应用数学界物理界的老朋友，都是阔别了３０年的人，无非是互相交换老朋友的近况。特别要提到的是见到了许多华裔科学家，如任之恭、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吴大猷、陈省身、赵元任、张捷迁、吴健雄、袁家骝、张守廉等教授。我们还专程访问了李政道、杨振宁的夫人及儿女。
我在访问四国中，一直是代表团接待记者的发言人，和各国记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离美前，在旧金山召开了一次告别的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中国在解放以来，有什么科学发明，可以算作是对人类的贡献？”这是富有挑衅性的提问，我当时即严正答复：“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重建家园中，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不论它曾经多么落后、多么贫困，只要国家独立，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努力建设，就一定能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工业、农业，逐步赶上世界最富有的发达国家，这就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科学发明和对人类的贡献。”听众中一片掌声，许多在场的老教授都流下了热泪。
访问结束返国后，受到了周总理热情的欢迎，我也交出了一份有关四国对于环保工作的５万字的报告，并提出了有关我国环保管理和政策的建议，不久国家成立了环保局和环保研究院，由清华１９３７年校友黄新民同志主持该事。
１９７３年３月起，代表团在北京展开了“访问四国报告”，有时误传为“访美报告”，我也曾在４月到绵阳清华分校作了这个报告，顺访了成都，这是我在解放后首次访问四川。
第十一章 小小一个电池，也是祖国的需要
在弥漫着斗、批、改的政治空气的清华园内，刚刚批判过一张纸、一枝笔的纯理论工作，再谈应用数学和力学的理论工作，显然只会自找麻烦。但是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长期吃白饭无所事事，良心不安，总想找个实际问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以作补偿。在珍宝岛边界战事中，我曾提过一个建议，研制复合装甲护板，在加重装甲的重量下，提高装甲抗弹能力。这一建议通过军工宣队领导转交给有关当局，得到首肯而组织力量试制中，两年后听说颇有成效，但后来由于九一三事件发生而引起的人员调动中停了下来。
在１９７１年间终于找到了研究开发轻质高性能电池这一课题。它若成功，既可用于野外作业如地质勘探队的电源、铁路号志灯的电源、航道标志灯的电源、坦克的起动电源、导弹动力电源、甚至潜艇和电瓶车电源，以至电汽车未来的动力。这一建议果然得到军工宣队领导的批准，组织了一个高能电池研究小组，归化学教研组支部领导，由支部书记孟祥发同志直接负责，参加者有化学教研组讲师老廖和大李、汽车教研组宋景瀛教授和一位工友共６人。一年后，坦克兵团又派来４位同志，发展到１０人小组。研制高能电池工作开展后，全力日夜投入战斗。搞电池非我的专业，知识不够怎么办？在短短３年内，边找资料边学习边翻译，累积３００万字的翻译资料，还阅读了前后２０年的有关学术专著。没有设备怎么办？自己制作，我们从学校的废品堆里找旧材料，把废旧的千斤顶，修理好后倒装在钢架上作为手动的电极板压力机，用废电线拆开后把铜丝镀银作为电板网的编制材料，把废轮锯片安装着旧电机作为制作电池匣的电锯等。没有合格的原材料怎么办？不论是空气极板的主要原材料聚四氟乙稀，或是电化学反应的催化剂，或合格锌和其它类似阴极原材料，或电极包装塑料薄膜，我国都没有生产，或没有大批量生产，或生产而质量并不合格。凡此种种，都由我亲自跑化工材料行，或各行的各个仓库，有时甚至亲自到化工厂的车间，和老师傅直接商量，有时在塑料加工厂或轻工业车间或粉末冶金车间，无意中找到了必要的材料，特别在找微量添加剂或催化剂时，更加困难。在这三年中，我骑自行车跑遍了北京的大小各种车间４００多处，经常得到许多老师傅的热情帮助。到第二年中，一种与普通电池体积重量相等，而其产生能量高出８倍的新的一次性电池诞生了，其性能竟超出了C．E的同类电池的４０％，而且价格便宜，其技术关键在于我们制造了空气极板的新工艺，这种不足一毫米厚的新极板，是多孔性的，既可以畅通空气或氧气，又有很好的抗水性，水或其它电解质溶液，即使在加压的条件下也完全不渗漏，它同样可以用来制作燃料电池的极板。很快，高能电池在生产中发挥了作用，不少电池厂移植了这项技术，生产出来的高能电池填补了国家空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高峰时期，这个小小的高能电池研究组竟和１００多个电池厂联系，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有时竟有５０多个外来客人在实验室里，亲自学习操作试制极板，测量电性能，索取详细资料，我们采用一切技术公开的原则，深受各方欢迎。三年中我亲自编译刻印了１００多期《洋为中用》的技术资料，供全国各方参考。在第三年中，由我编写的《锌空气（氧）电池进展》的专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同时也试制成了以高能电池为基础的坦克启动电瓶，原来用两个电瓶，重约 １００公斤，仅能连续启动１５－２０次，而新的高能电瓶只要用一个，重约２５公斤，试验下来能连续启动１０００多次，这为实战带来极大的方便。此外我们还为铁路设计了实用的号志灯，为地质野外工作队设计了高能电源，分别在山海关和廊房建了两个厂。同时还在进行贮存保养试验，进一步提高性能的试验，以及进一步发展电瓶车的试验。高能电池的工作在１９７５年还获得了北京市的科技进步奖，也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周总理在１９７４年底接待杨振宁期间，曾指出该项研究的战略重要性，仅有坦克兵的人力支持，还不够，当场告诉迟群，还应给予设备和经济上的支持。我们满以为这样可以把这一研究飞速推进了，谁知道学校的领导在迟群的指使下，以电池研究组推行资产阶级专家路线“为名，撤换了小孟的党小组长的职务，换了一位”左派“的白某，展开了大批判，说什么”电瓶安装在汽车车架上方是资产阶级路线，装在汽车的车架下方才是无产阶级路线“，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谬论。闹了一个多月，电池组只好以解散告终。
１９７５年我作为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到了周总理还问起电瓶，我只好支吾应对，小小电瓶竟得到总理的关注。我望着总理憔悴的音容，不胜感动、焦虑。那时我因高血压症状严重，休息了几个月（扣薪），以后转入外语教研组，帮助他们编英汉科技词典，１９７７年初又转人数学教研组，从事”三角级数求和大表“的工作，不久”四人帮“垮台，一切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第十二章 四害已除，奔驰前进，力图夺回久已逝去的美好岁月
四害已除，重新获得了科学工作的权利，欣逢１９７８年党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并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服务效力，感到无限幸福。
１９７７年８月起，为北京高校教师和研究生以及各部委研究所、设计科研人员讲《变分法有限元》，共７０讲，听课达５００人，并写出讲义约７０万字，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有限元自６０年代起，逐渐发展，十几年不断普及于国际工程界，为力学计算开辟了一条数值计算的新路，并依靠计算机的发展，日趋成熟，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科学工作完全处于停顿，在国内还很不普及，也从未有人系统讲过课。在国外一般都从微分方程开始，我则从力学问题的变分法开始，由于我从”文革“期间就从事研究变分法，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把变分条件吸收人变分泛函中去，建立了一整套广义变分原理的理论，用离散化处理后即为卞学锁在国际上独树一帜的混合杂交元理论，实际上就是多变量变分原理。本讲座曾在全国各地讲过７次，即华中工学院（１９７９年３月）、昆明工学院（１９７８年８月）、重庆应用数学力学编辑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绵阳２９基地（１９８０年１２月）、无锡 ７０２研究所（１９８２年１０月）、贵阳（１９８２年７月）、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１９８２年５月），听讲者总数达２０００余人。这是”文革“后开设的第一个大型的学术讲座，我通过这些讲座，实现了把讲坛搬到全国去的诺言。
第二个公开讲座是关于《张量分析》的。为了在国内引进理性力学的研究方向，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理性力学权威爱林根教授同意来华讲在昆明工学院讲授变分法和有限元（１９７８年８月）学，为了对力学界接受爱林根的讲学作准备，特在兰州开设”张量分析“讲座作为数学基础，共讲１４讲，每讲３小时，写有讲义，听讲者共有２００人。
第三个公开讲座是关于《奇异摄动理论》的。奇异摄动理论是在１９４８－１９５５年之间由我、郭永怀、林家翘、钱学森分别在不同的力学非线性问题中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由于它确能解决问题，国际上从６０年代起逐步在力学、物理和天文计算中推广使用，内容逐渐丰富，形成了一般公认的”奇异摄动理论“这一新兴的数学方法。林家翘在１９７８年来访时曾讲了星云发展学说就运用了这一理论，他鼓励由我在国内进行推广，为此，我自１９７９年９月起就在清华大学开设了这一公开讲座，共有５０讲，写了讲义约５０万字，听讲者删余人。以后又在华中工学院和上海讲了两次，听讲总人数达５００人。
第四个公开讲座是《穿甲力学》，这是应国防部门要求开设的讲座，共５０讲。事前由华中工学院朱九思院长大力支持提供条件，使我于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３月－９月１６日在庐山，编写讲义约４０万字，１０月到该校开设讲座，听讲者达２５０人。事后收了一位博士研究生，由内蒙试炮场来，毕业后仍返该场。穿甲力学讲义后来在国防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４），获国家优秀图书奖（１９８８年），迄今国内也还没有同类专著。
第五个公开讲座是《广义变分原理》，这是民盟中央多学科学术讲座（１９８４年７月２８日－８月１４日）的一部分，共１４讲，听讲者１５０人，写有讲义约４０万字，同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次讲座内容主要是１９８２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广义变分原理“的内容，也对国内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权威“理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第六个公开讲座《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１９８７年１月），是上海工业大学主办的微波研究班的第一个课程，共２０讲，听课者８４人，讲义约２５万字，后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所有这些讲座的主要内容，都是我的科研成果，通过这些讲座，整理了这些科研收获，有时还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一共写了２２５万字的讲义，所有这些讲义，除了奇异摄动理论外都已出版。《奇异摄动理论》在晚近发展很快，计划在日后重新改写。现在该讲义的主要内容都已被人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书籍中全部抄取发表，我暂不发表并不影响这门学问的传播。
从１９７８年起到１９９２年止，我在科研战线上奋力拼搏，夜以继日，形成了一生中的科研高潮，１５年中在中外杂志发表了约１００篇中外文的科学论文。涉及方面很广，其中涉及环壳、波纹壳、轴对称壳的论文２９篇，关于广义变分原理的论文２２篇、关于有限元的论文２４篇、关于三角级数求和的论文５篇、关于薄板大挠度问题的论文７篇、关于中文信息处理的论文４篇、关于其它弹性壳的论文２篇、塑性撞击和穿甲力学的论文３篇和其它论文４篇。其中环壳和波纹壳的工作是机械工业部弹性元件科研课题，广义变分原理的工作曾获得１９８２年国家科学进步奖，中文信息方面的工作曾获１９８５年上海市科技发明奖。
在这１５年中，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科学研讨交流活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参加大连的计算机结构力学会议，和１２月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航空工程学会，造船工程学会联合召开的蚌埠有限元学术会议，宣读了”关于弹性理论中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及其在有限元计算中的应用“一文，在蚌埠的会议上，该文是会议的主旨报告，该文是首先提出了用拉氏乘子法建立广义变分原理的新方法，受到与会者的普遍重视，１９７９年由《力学与实践》（１９７９年第１、２期）和《机械工程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２期）协议同时刊登，该文的英文译稿在１９８０年传到英国有限元权威辛克维奇教授那里，辛教授曾来信提到这篇论文，说：“很受重视”，比他即将出版的《有限元论》所讨论的同一问题更富有开拓性，亦更实用，更有说服力。现在他已经相信我们在不同的条件下倡导的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称它为”修改了的变分原理“，我称之为”广义变分原理“，他也认为称之为广义变分原理更为合适。我于１９８１年４月访问美国，参加了在大西洋城为卞学锁教授的６０岁祝寿的国际混合杂交有限元会议，在会上宣读了”以广义变分原理为基础的非协调薄板有限元“一文，在同年５月１８日－２４日，我参加了合肥国际有限元学术邀请报告会（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和力学学会主办），参加报告的有辛克维奇（英）、渥登（J．T．Oden）、葛拉戛（R．H．Gallagher）、卞学锁（美）等８人，我把参加大西洋城的报告全面扩充到弹性力学各个方面，题为”以广义变分原理为基础的一般问题的非协调有限元“，辛克维奇、渥登等都认为这一报告是当代很重要的有限元方面的进展，后来该文由《美国应用力学进展》（１９８４，第２４卷上）全文刊出（共６０页），确认了这是近年力学进展的一个方面。在１９８２年８月又先后参加了上海国际有限元会议和大连有关杂交混合有限元的学术会议，都以”具有对角线化的一致质量矩阵的动力有限元和弹性撞击计算“为题，作了大会主旨报告。１９８４年７－９月出席了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在丹佛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应用力学特别会议和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１６届国际理论力学和应用力学大会，以及在荷兰召开的流体力学有限元法的研讨会，分别作了”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拉氏乘子法“和”广义变分原理“的报告，并顺访了密西根大学、波士顿MIT和纽约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代而夫脱大学（荷兰）、哥本哈根大学等，见到了４０年来未见面的MIT的E．赖斯纳（E．Reissner）教授和荷兰的柯爱脱教授和冯康普（Von Campen）教授，以及怀俄明的博里西（A．P．Borecy）教授，又见到了老朋友戴振铎、易家训、林家翘、朱传榘、卞学锁、吴健雄、李政道诸人，也会到新朋友张建平教授。通过这些交往，我先后被聘为美国应用数学进展、美国的国际工程科学月刊、英国的国际薄壁结构月刊、荷兰的国际有限元在分析和设计中的应用月刊等科技刊物的编委，张建平教授后来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工程部负责人。还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２、１９８５、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参加过五届全国３M会议（３M即为现代数学和力学的外文简称），在历届会议上都发表了有关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各种学术报告。又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１９８３、１９８５、１９８７、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７次接受香港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的邀请，在香港短期访问讲学，讲题范围涉及我个人所从事的科研工作的各个方面。１９８５年８月在上海由我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出席者有美国屈鲁斯台尔（C．Treesdell）、英国杰弗利（A．Jeffrey）、意大利皮扬基（C．Bianci）、荷兰冯康普、苏联谢道夫
（L．I．Sedov）、日本近藤一夫等各国学者１５０人，中国学者２００人，这是一次盛会，并将于今年夏季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在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率团参加了在蒙特里尔召开的国际生产力会议，并作专场报告我国生产力发展情况。其余还参加了许多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这１５年是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１５年，在学术交流中发表了许多学术报告，并宣传了我国科技工作发展情况。
第十三章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向全国宣传呼吁
在小平同志１９７７年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的号召以来，得到了极大的鼓舞。１９７８年７月到安阳主持磁疗机鉴定会时，由安阳市委邀请，首次在安阳市作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报告，叙述了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必要性和可能性、将对祖国的社会生活、经济变化带来的变化等各个方面，受到了听众极大的欢迎，当即受到郑州铁路局、邯郸市、石家庄市委和保定市委的邀请，做同样的报告。在回京路上，分别在邯郸、石家庄、保定作了三次大型报告，听讲人数一次比一次增加，在保定的听讲者达２０００人。此后自１９７８到１９８３年间分别在全国（除了青海和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１８０个城市作了内容上大体相同的报告，听讲人数约３０余万之众，虽然报告并无写就的文字，会后由各省市按录音稿分发，广为宣传。在北京曾在中央党校、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联部、社科院、人民大学、全国政协等讲过十几次。在新疆，曾利用考察水资源的机会，于１９８２年９月５－２５日在乌鲁木齐、石河子、吐鲁番、喀什、伊宁、库尔勒、克拉玛依、阿尔泰等地作了这个报告，报告时通常用两个会场，一个用普通话，由我直接讲，另一个有４位民族语言翻译轮流分段传达，同样深受各民族群众和干部的欢迎。所到最偏僻的城市是地处陕甘川边界上的四川小县南屏县，我利用去九寨沟的机会接受该县县委书记的要求，在县委礼堂作了这一报告，听众亦达６叩人。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１－１６日我率团参加香港国际中文计算机学术会议中，由香港新华分社社长邀请在该社作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报告，听众达８００人，录音亦曾在香港各单位传达。这个报告还曾在我国驻荷兰大使馆（１９８４年）和驻波兰大使馆（１９８７年）分别讲过，也受到华侨和使馆工作人员的欢迎。
在讲解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和干部、知识分子和基层群众取得了广泛的接触，深感小平同志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具体反映了全中国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同时也看到使１１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现代化是多么巨大而艰辛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广大群众在听讲后都感觉到现代化是大家的迫切需要，而且经过全国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是有条件完成的，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这一工作的可靠核心力量。不过，这一任务是一个全新的任务，需要各种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工作的全面综合运用和高速发展，这是全新的、困难的，在１１亿人口这样大国中进行这类工作还没有经验，所以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就更加重要，于是引进合于客观规律，把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工作溶合为一体的现代化管理和组织科学成为极端重要的问题。基于这一需要和理解，１９７９午３月在全国政协的科学技术组做了《关于组织和管理的近代科学－－系统工程》的报告，这一报告讲了四个问题：（１）系统工程的重要性；（２）什么叫系统，什么叫系统工程；（３）系统工程的六个要素；（４）系统工程的理论背景和它的使用工具。从此以后，我在全国各地讲《四个现代化》时，也必同时讲《系统工程》，所以，这个报告也在全国各地讲过约２００次上下，听众达３０万人，使不少领导同志认识了管理科学的重要性。１９８３年以后，全国纷纷成立管理学院，１９８５年以后我还兼任了田夫同志为院长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名誉院长。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我和费孝通同志等一行访问了常州、无锡、宜兴、江阴、沙洲（现称为张家港市）、南通等长江三角洲的１０个县市的乡镇企业。通过这次调查访问，使我理解到乡镇企业（即农民办的工业企业）在发展农村经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投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在农村发展工业企业可以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富裕的农民重视文化科技水平，发展农村教育，从而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所以发展乡镇企业，不仅是提高农村经济生活的水平，而且也为农村中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基本条件，像长江三角洲这些农业区域，普遍都在发展农村中、小学教育，由于生产和销售产品的需要，都很重视自己兴办高等教育，像沙洲原来很穷，连中、小学教育都很不普及，１９８５年居然自己要办工学院，我们支持他们，在教师、教材、教育经验、毕业设计诸方面支持他们，我还接受他们的邀请，亲自兼任了沙洲工学院的名誉院长。胡耀邦总书记在１９８５年秋到沙洲视察时，曾为该校题词：“沙工犹如长江水，不尽人才滚滚来”，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纪念画集上把“沙工”收入集内，代表中国的高等教育，冠之以题词“农民办大学”，肯定了农民办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以后，我每年都到各省农村调查视察，宣传沙洲经验，鼓励农民自力更生，兴办乡镇企业。１９８４年到了福建福州、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在漳州做了关于沙洲经验报告，还在１９８６年９月参加民盟召开的九龙江地区经济发展座谈会，并接受了县办漳州大学的名誉校长一职。１９８５年４月参加了无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咨询会议。５月到连云港进行了咨询开发工作，并作了关于沙洲经验的报告，５月到厦门受市长邀请进行了开发建设咨询工作。１９８６年应珠海要求往访，并被聘为该市顾问。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应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邀请，赴滇西考察，行程５０００公里，历经思茅、西双版纳、保山、腾冲、盈江、瑞丽、畹町、芒市、大理、丽江、虎跳峡、楚雄等地共７个自治州和１７个县市，并向各地宣传了沙洲经验，提出了不少具体的建议，并向中央提出了扶贫意见。１９８８年５月－７月，应山东省省长邀请，到山东调查，访问了济南、梁山、东阿、淄博、临朐、长岛、烟台、威海、荣成、乳山、潍坊、滕州、泰安、青岛等３０余县市，不断宣传沙洲的乡镇企业的经验。在５月２８日－６月５日参加了民盟在东营召开的黄河三角洲经济规划会议。７月９－１４日，在兰州参加了民盟和青海、甘肃、宁夏联合召开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经济开发会议。１９叨年９月率民主党派扶贫工作组到贵州毕节地区进行了调查，提出具体的扶贫工作计划。１９９１年２月到四川遂宁地区，视察了民盟四川省委在该区进行的有组织的农业技术推广实验工作，该工作组织厂四川省３００多名民盟的农业专家，就１００多个专题分片包干进行技术推广工作，获得了四川典型丘陵地区的农业改革试验的很好经济效益，建议四川省一方面在全省分阶段推广，一方面由民盟上海市委帮助该地区和上海合作发展乡镇企业。１９９１年春应甘肃省政府邀请，访问了河西走廊、黄河两岸的灌区、定西地区、临夏地区、天水地区和平凉地区共４０余县市，到处宣传发展乡镇企业和沙洲经验，行程５０００公里，深刻理解黄土高原经济的关键问题是干旱缺水。
１９９１年夏，访问了辽宁的丹东、沈阳、大连、黑龙江的佳木斯和镜泊湖、吉林和长春的松花江流域。在辽宁省丹东市曾应市委邀请讲了沙洲的乡镇企业发展经济，其录音稿传到辽宁省委，书记亲自指示，要求各市县广泛学习，应予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当１９９２年夏重访沈阳、大连、营口、辽阳地区时，乡镇企业已经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１９９１年５月和１９９３年６月曾两度到湖北西北部考察访问，第一次去随州时，乡镇企业还不多，和县长谈了沙洲经验约２小时，今年春季６月去随州参加首届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活动时，县乡镇企业产值业已超过７０亿，并以２５％的年速度发展着。据闻湖北全省已有１５个县市达到这一水平，随州的农村生活水平，显然产生了鲜明的变化，到处都是农民新建住房。这些年来还到江西、湖南、海南、广西等省，进行了调查，情况类似。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国奠定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所有这些调查访问中，提出很多具体的建设性建议，一经采纳实施，便得到很大的经济效果，其大者有下列数端：
（１）１９８３年应省委书记项南同志邀请访问福建，为解决马尾港淤塞问题（１９７５年修建的新港，耗资６亿，但因港址选择不当，不久为淤沙所堵塞，设备俱全，放弃不用已达７年），有人提出迁建新港，亲临观察后，认为可以乱石从闽江对岸向江中抛投作乱石堤，堤长约２００米，就可以“束水攻沙”，冲去舶位区的淤沙，土法即能解决问题，无需耗资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项南同志当即批准，只用了闽江木船搬运抛投江边散石，一个月后，淤沙冲走，港口即恢复使用，一共只花了１００万，现在已１e年，迄今未发生任何问题。
（２）１９８５年夏及冬１２月两次由胜利油田邀请去油田视察，对黄河三角洲人海河尾区由于春汛冰凌，冲开两岸堤防而造成河尾改道，习惯上认为黄河人海口不稳定改道，已有千年历史，这是无法治理的问题。我在两次调查研究之后，认为黄河春汛冰凌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河口外５公里处，有一条长约二三十公里的水下拦门沙，这条拦门沙是在长年沉积形成的，由于有了拦门沙的存在，冬季枯水期河水宣泄不畅，河水流动缓慢，易于结冰，并结成厚冰所致。为了防止河口春汛冰凌危害，重要的措施不在于加固堤防，而在于打开河口以外的拦门沙，使河水畅流。为此，我建议用木船载常用救火机，从河口海水中吸水，以水龙头的水枪冲击拦门沉沙，使其漂起，并随水流运走。用这一方法，打开了拦门沙约５公里宽的一段，从此宣泄通畅，河口段冰凌减弱，８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再无决堤改道之害，这对油田建设，开发河口土地资源，提供了极好条件，即以黄河三角洲１２０万亩土地开发的经济而言（其中有４０万亩农田、４０万亩棉花、２０万亩芦苇、２０万亩牧草），已是一个高额收入。现在黄河口外已建成５０００吨级的港口舶位，一年有大半年河口段可用３０００吨级的船舶运输直达济南，东营地区和胜利油田开发更加方便，黄河三角洲的开发条件甚至优于东北的北大荒。
（３）在１９８６年因学术会议访问了兰州，和省长贾志杰会面，谈到民盟参与的定西地区干旱治理问题，定西地区约有５个县处于黄土高原深处，由于北宋西夏间的长期征战，双方采用火攻战术，森林几乎全部摧毁。从此在１０个世纪的过程中，变成寸草不长的极端贫困地区。国家虽有“三西扶贫”救济金，但只够救济口粮，除了从２００公里以外的黄河引水灌溉外别无治理良策。这条引水渠通过山区，要打通若干较长的隧道，耗资巨大，而所得灌溉田地并不很多，当时我想到在黄河通过甘肃的４００公里的两岸（特别是两岸地区），有广大面积的戈壁荒原，由于缺水干旱，长期无人居住，但土质很好，只要有水灌溉，在良好日照的优越自然条件下，一定能发展成为一个良好垦区。黄河两岸到黄河平均水面约有４５０米的落差，可以用１５到１７级的提水站进行工作，投资也不多，在可耕灌区面积较大，黄河两岸的各个荒漠上有建立十几个５０－１００万亩的灌区的条件，如果平均每移民占有两亩土地，则这些灌区共能容纳移民２５０万人，如果定西的缺水农民迁居到这些垦区（或灌区），不仅解决干旱的定西地区的贫困农民问题，而且为祖国大西北建立了新的粮仓，提水可以用黄河上游各大水站的丰富电力，这是“以水发电、以电提水、建设灌区、兴办粮仓”的扶贫方案，估计每年的定西经费足够建立两三个灌区，５年以后就可以完全将定西地区的农民全部调入灌区生活。贾省长接受了这个方案，在省委的组织领导下，经过６年的努力，从兰州往北到白银一共建立了１１个灌区，由定西和甘肃其它干旱地区调入了２００万贫困农民，在定居３年以后，就能达到亩产４００－４５０公斤粮食的水平，这一水平已经超华北地区的平均水平。在１９９１年的华东大水灾中，甘肃除粮食自给外还调出了粮食救灾。
（４）在同一次访问中，还谈到了白银和金川新建（镍）矿区的科技人员外流问题，称为“孔雀东南飞”。贾省长非常焦虑其后果，希望我去那些矿区和科技人员谈谈，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我的确去访问了这两个铜矿和镍矿的有色金属开采冶炼中心，我发现它们都深处荒漠腹地，都是单打一的矿冶企业，而它们除了为中央提供若干万吨的铜和银外，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毫无关系，附近的干旱荒芜的农村仍然极端贫困。同时中小学教育非常落后，科技人员的子女无法得到正常的普通教育，很难进人大学，父母亲不安心而要东南飞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此。当年在建设这些企业时，如果注意多种经营，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就不会发生现在这些问题。我对贾省长提出了解决这类问题，只有在完成单打一的生产任务的基础上，注意多种经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一条路，明确提出“超产留成，进行原材料深加工，带动地方乡镇经济的发展“这一办法。为了说明问题，我提出了洛杉矶和巴库这两个城市发展道路的对比。这两个城市都是本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石油城市，巴库走的是单打一的石油工业道路，迄今资源接近枯竭，只能逐步撤出；洛杉矶在２０年代发展了电影工业、３０年代发展了飞机工业、４０年代发展了纺织工业，５０年代发展了硅片为主的电子工业，在多种经营的情况下，虽然石油开发完全结束，迄今仍是美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贾省长同意这一看法，曾与我共同向国务院征得许可，同意在不影响铜和镍的计划生产和中央不投资的条件下，允许金川（镍）和白银（铜）两地进行试验。１９９２年我再访西川，金川公司建立了国营的和集体的两种经济成分的工业体系，当地叫它为”一厂两制“。用超产留成的镍办了三个不锈钢用具厂和镍焊条厂，从镍矿碴中提炼了铜，设立了两个炼铜厂，以及两个电缆厂。还提炼矿碴中各种稀有贵重金属，如铂、铑、钯、金等。建立了制海棉钯和铂的器材等许多工厂，从而带动了四周地方经营的各种建筑材料和服务行业。现在金川业已变成河西走廊东端一个新兴的繁荣的工业城市，有４０万人口，有多种经营的企业，并已改名为金昌市。白银亦经历着相同的变化。
我在这１５年，到处向地方当局出主意，向农民出主意，力图使主意切实可行，有较大的”含金量“，都是无偿地提供建议和意见，受到普遍欢迎。又例如，我在滇西曾提出可以放开搞边贸，像芒市、瑞丽、腾冲，争取打通澜沧江通老挝、泰国。在趾东东阿的阿胶厂，提出为了减少服用困难，建议制成口服液或口香糖型的产品，便于打开国际市场。在湖北随州，发现该地区土壤富含硒质，提出应该推销富硒茶、富硒花菇、富硒粮食富硒植物油等农产品，占领港澳等出口市场，这对于防癌有作用，会受到国际上的欢迎，但必须经有关研究所和高等学校严格化验含量。所有这些，事关富民，１５年来一贯积极从事，乐止不倦。
第十四章 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积极从事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１９７９年夏，党中央以文件形式公布５５名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一律予以改正，并恢复名誉，其中我是还活着的７人中之一。１９８０年６月３０日民盟中央决定撤销１９５８年１月２０日”关于钱伟长被划为右派“的盟纪决定，恢复为民盟中央常委和文教委员。同年７月１６日，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钱学森亲自送来书面通知，恢复我为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和《力学学报》编委。９月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消息，”民盟中央六教授错划右派，全部改正“。１０月中国科学院通知清华大学恢复我为学部委员。但在清华大学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问题受到阻挠达３年之久。迟至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２日在中央决定把我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一个月后，才勉强给了一张”改正书“。当日我即辞去任职达３８年的清华教授，并于翌日只身赴沪，向上海工业大学报到。我终于解脱桎梏，重新获得了全心全意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不懈奋斗的全新条件，从而开始了新起点。
到达上海后，得到上海市领导和校党委的关怀和支持，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共同努力，进行教育改革。我首先考虑到上海工业大学怎样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直接为改革开放中的上海市的经济建设服务，怎样开拓办学路子，怎样进一步加强教育和生产的联系，怎样消除学校和社会的隔阂，怎样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怎样提高实践的能力，怎样提高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素质，怎样提高每一位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水平，使学生的素质有更快的提高。
到校以后就倡议要”拆掉四堵墙“，所拆的第一堵墙就是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以适应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变化的需要，从而密切联系社会和工厂企业并为之服务。第二堵墙是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间的墙，现代科学技术的生长点都是跨学科的，或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为此必需逐步努力打通这些学科之间的人为界限，拓宽专业，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综合发展的趋势。第三堵墙是教育与科研之间的墙，坚决贯彻小平同志高等学校既是教学中心也是科研中心的”两个中心“的指示，但反对两个中心两套班子的教学和科研分离论，而是推行一套班子两个中心的教学和科研的结合论，积极倡导教师进行科研，以提高其教学水平，反对照本宣读的教书匠式的教学，提倡教师不断吸收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最新成就作为教学内容，引导学生不断创新开拓的进取性和创新追求的积极性。当然教师在教学工作的同时进行科研工作也是知识分子对祖国科技发展分担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第四堵墙是”教“与”学“之间的墙，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和文化学术飞速发展，人们原有的知识很快老化过时，那种认为学生只有通过老师”教“才能”学“的传统教育思想，已不能满足当前高等教育的需要，从而应该逐步加以废除。”教“与”学“本来是一对矛盾，”教“虽有指导作用，但毕竟是外来因素，”学“才是内在因素，学生只有通过主动的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在工作中能不断自己学习新知识，面对新条件能解决问题的人。我在这一时期中，在许多场合，在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次关于”怎样学“、”怎样教“、”教与学“、”教学与科研“等报告，都反映着我的这种教育思想。
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大量新兴科技各方面的人才，在改革开放中，还需要经济、金融和贸易等各方面的管理人才，对于怎样满足这些人才要求上，在学校领导阶层反复研讨，确定了”改造传统性专业、发展新兴学科专业、增加第三产业所需要的专业，加强重点建设所需专业“的部署。对传统的专业课程，逐步进行压缩和精简，甚至淘汰，彻底修改教学计划，新增了机械自动化和机器人、精细化工、应用数学和力学、通信工程、工业外贸、经济管理、会议信息等专业，建设发展了一批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并成立了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机器人、精细化工、材料科学、预测和咨询等研究所，除接受国家各工业部、上海市经委所属各局、上海市郊区各县、江苏各县区企业、上海市各区的生产科研课题外，还和它们一起成立了各种”联合体“，以加强教学、科研、生产和贸易的亲密联系。
为了加强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上海工业大学各系学生人学后，前两年不分专业，一般只学基础课，第三年分专业。打好基础才能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应变能力，同时在现代社会中，学生应掌握外语和计算机的应用，这两项既是基础知识也是基础工具。为了给同学们的学习创造条件，曾争取到香港爱国人士香港星光传呼（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金富先生的资助，在校内设立”星光电台“，波长７．２兆赫，每日播放６，５小时的英语节目，学生每人配有一副耳机，可以在早晨、中午、下午、晚上规定时间收听，以训练听力，从而提高英语水平，在全国CET考试中，上海工业大学曾取得较好成绩。学校还设有计算中心，以及多个计算工作站，以给学生更多上机实践的机会，使工大学生在上海市高教局组织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竞赛中名列前茅。在学制上，为了保证学生能自学成才，长期以来，倡议和准备建立学分制，今年起全面贯彻，学生可以选课计学分，只要读够学分就可以提前毕业，不及格可补考，补考仍不及格，必修课要求重学。此外，曾倡议设立一个自学试点班，由机械系的一个班在上普通物理学课时，仅用１／３的时间授课，其余时间主要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学，使他们掌握学习规律和方法，这些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期终考试时取得优于传统课堂教育更好的成绩，可惜这种试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难以推广。
教师是办好学校的主要力量，为提高教师队伍的总体水平，这些年来从外校各地延聘了大量学有专长的学者、教授来皎任职或兼课，作学科带头人，以充实师资力量，经过十几年来不断努力，教师队伍业已得到明显的增强。教授从十几名（现大部已退休）增加到约１００名；其中１人是中科院的学部委员，发展了５个博士点、８个博士导师，还有１２个副博士导师，巧个专业可招收博士、硕士生。实验研究设备得到了显著的充实和现代化，研究成果年有增长，获得上海市和国家奖的科研戊果业已跻身上海市高校前列。据中科院信息研究所统计，上海工业大学在国内外科技杂志上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在全国１０４５所高等院校中历年来已上升到前４０名以内，我们仍在继续积极努力，争取条件，引进智力，邀请国外学者教授来校访问讲学，并聘之为名誉教授，其中有任之恭、陈省身、田长霖、谈自忠、徐贤修、张佑启、谢志伟、李泽元、川合保治、近藤一夫、罗斯（Richard Rose）、凯塞西奥格鲁 （D．Kececioglu）、博思（BimalK．Bose）、西蒙（W．Simon）、葛拉戛、皮扬基、屈鲁斯台尔、谢道夫、杰弗利、纳什（W，A．Nash）、雷曼 （Th，Lehman）等，还聘请了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戴振铎教授（微波）和波兰科学院院士雷赫列夫斯基教授（固体力学和理性力学）长期在校任教并指导科研，带领博士生。
自到校后，不厌其烦宣传教师必须从事科研工作，不断和教师座谈，热忱地鼓动他们进行科研，从科研的实践中深入了解学科的发展趋向，从而提高学科讲授质量。对教师提出了要讲一门主干课，要有一个科研课题，要联系一个工厂和在厂里义务兼一个职务，这种要求简称是“三个一”。还要求主管科研的行政部门对教师的科研成果、科学论文一定要公布、发表、记录在案，并且统计被引用的记录。经几年的不懈努力，现在上海工业大学的科研成果，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的数目连年保持在前４名，全校的科研经费在全国１０４５个高等院校中名列前３０名。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积极为教师进修创造条件，和国外学校建立联系。在７０年代，上海工业大学曾和美国东北大学拟签合作协议书，但未获批准。现在和上海工业大学建立校际合作关系的已有英、美、法、德、加、瑞士、澳大利亚、挪威、荷兰、波兰等１０余个国家的１８所高等院校，教师通过出访、进修，进行学术交流，接触新事物、开阔眼界。大量青年教师业务得到提高，被提升为副教授，并有１３位被破格提升为教授。
在学制上，５年前实施了把每一学年划分为三个短学期和一个暑期。每一短学期为１０星期讲课，２星期考试，半星期休息，暑期为１３周，称为“短学期制”，在全国也是首创。学期短可以督促教师精简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而延长暑期，可以给教师有充分的时间备课和进行科学研究。对学生而言，短学期制的考试很像老学制期中考试，学生易于准备，成绩易于提高，学生在暑假中有充分时间自学补习、进行社会调查和工厂实践。
为了使上海工业大学进一步加强教育和经济生产的联系，经上海市领导批准，自１９９１年起成立了有１４个委、办、局领导参加的上海工业大学校务指导委员会，并由顾传训副市长任主任，还在指导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工作小组，经常研究“产学结合”工作的开展，以及协调解决产学结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上海市经委和４个工业局为学校专门介绍“八五”科技规划情况，商研可以合作的科研领域。此外还聘请了工厂的高级工程师到学校讲课，讲述在生产发展中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
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人才，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作为学校的校长应该很重视地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我认为每一位教师都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我自己以身作则争取各种机会和学生、学生干部、教师、研究生见面、谈话和作报告。不断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要做有志气的中国人，对祖国的前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１９８６年率政协代表团出访英国时，在曼彻斯特大学与王大珩一起和留学生３００余人见面，即席以自身的经历和认识，恳切地叙说人民多么期望着祖国儿女学成归来参加建设，使不少听众动容落泪。我也很重视学生的体魄，促进体育活动的开展，改进体育活动的条件，同时为工科学生也应该接触美育和艺术，曾邀请黄佐临（剧作家）、贺绿汀（音乐家）、钱君陶（书法家）和王个簃（国画家）等多位名家到校指导，现在学校又成立了以汪道涵同志为顾问的文化艺术中心，更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上海土地是寸土寸金，上海工业大学在１９７５年曾申请征购土地５．４公顷，经过５年仍未获批准。自１９８３年到校后，多次与有关部门联系，亲自上门恳切说明为学校的发展需要，需征购校北空地，后终于获准征地１６公顷，为学校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到校１０年中，修筑了新图书馆、教学主楼、风雨操场、外宾招待所“乐乎楼”、大量学生宿舍、留学生宿舍、家属宿舍、食堂、学生浴室等约１０万平方米校舍。在１９８３年以后，逐步收购了大量科技图书，现存近１０年来的国外科技学术刊物约３０００多种，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收藏学术期刊最丰富的学校。
自去年起，学校的行政改革，也全面展开，对教师职工改为全面职务设岗聘任制，也进行大规模的工资改革，进一步实现了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的制度。对学生毕业分配制度已改革成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制度。今夏起经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批准，首先试行不参加统一招生而根据高中会考成绩，由各高中推荐报名，择优录取的新办法。
１９８８年国家教委主持的全国高校评估，给上海工业大学作了如下的评定：“上海工业大学建校２９周年，几经周折，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走上较快发展与提高的道路。钱伟长校长高瞻远瞩地对学校的改革发展和提高，起了积极作用。在教学改革、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开拓国际学术交流渠道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校努力为适应上海工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输送高级专业人才，承担科研任务，选送科研成果，开展科技服务，办学指导思想是明确”。这是对上海工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们的鼓励和鞭策。
在这１０年中，我不仅一心一意办好上海工业大学，同样也关心着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１９８２年曾多次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呼吁各方正视教育工作，并特别关心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工作，支持根据当地条件，兴办地方性的高等学校。我在这１０年来充任了沙洲工学院、漳州大学、四川西昌凉山大学、四川华莹的山城大学、广东暨南大学的名誉校长。同时，还接受了西南交通大学、成都电子工程大学、重庆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江苏工学院、湖南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泉州华侨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愿义务地和各校联系。最近又接受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名誉校长。另由澳门东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加拿大多伦多赖尔斯学院授予名誉院士，美国纽约州罗彻斯脱理工学院等校授予荣誉学位与称号。１９９１年９月接受加拿大大学联合会的邀请，用两周的时间访问了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等１０个大学，并在美访问了纽约、罗彻斯脱、水牛城等地的三所美国大学。
第十五章 选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加重了社会政治活动的责任，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克尽全力
自１９８０年以后，社会政治活动日益增多。首先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决定恢复为中央常委和中央教育科技委员会主任，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主席，历届连任迄今。在这期间，参加了民盟对我国教育改革的调查研究和座谈会，并在青岛参加起草了民盟向党中央提出的对教育改革的建议书，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组织主持了民主同盟中央举办的三期多学科学术讲座。参加讲座的著名教授有费孝通、朱光潜、谈家桢、陶大镛、唐敖庆、冯之俊、林传鼎、黄药眠、徐铸成、商承祚、常任侠、叶培大、马大猷等，前后约５０位，每人讲１０讲，每讲２小时，共２０小时，讲题都是各位教授毕生研究的主要成果，深受全国各界的欢迎，讲稿亦编为丛书，陆续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对推动我国学术繁荣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还主持编辑了民盟中央主办“农业实用生产技术丛书”，出版了三批共７５种，并纳入国家的星火计划。１９８６年６月参加了民盟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地区发展战略研究讲座，在讲座上做了“发展战略研究和系统工程”的报告。１９８８年５月民盟在黄河三角洲东营市召开了黄河三角洲经济规划会议，并以费孝通、钱伟长的名义代表民盟中央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黄河三角洲经济开发的建议。同一年６月费孝通和我亲自率领民盟成员到青海、甘肃、宁夏三省，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在深人考察的基础上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封长信，建议国家在黄河上游建立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作为突破口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区的试验区，为全面开发大西北作准备，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立即批复予以肯定，认为“建议很好，对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为地区开发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宝贵贡献”，随即批转国家计委认真研究采纳。现在这个建议书中的许多具体意见都已被列入国家“AE＇＇计划和十年规划。当地干部群众都认为”为俺们大西北人和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做了件大好事“。这些年里，也曾参加了各地民盟主持召开的各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会议，如１９８６年的闽南九龙江开发会议（１９８６），滕州市建市规划会议（１９８８），汕尾市开发会议（１９９１）等。１９８７年７月还曾应波兰民主党要求，率民盟代表团访问了华沙、革但斯克、托仑等城镇。
１９８１年４月，我应邀出席了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常委。在１９８２年５－６月参加政协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调查团，调查了南京、上海、苏州、杭州、扬州、济南等地情况，并向中央做了汇报。在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６－２３日，全国政协科技组组团（任团长）到上海调查归国留学生问题，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７日－２７日，参加全国政协科技代表团，访问了英国议会，参观了伦敦、剑桥、克劳非尔特、曼彻斯特、苏格兰、格拉斯哥等城市。
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４日－４月８日在全国政协六届五次全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１９８８年２月１３日－３月３日，率全国政协委员代表团应美中友协邀请访美，访问了纽约（会见了吴健雄）、华盛顿（会见了国务卿和两党领袖）、孟斐斯（访问了棉花交易所）、德州渥斯汀（访问了大学和市政府）、加州圣地亚哥（访问了海洋学院）、洛杉矶（访问了好莱坞、喷射推进研究所、迪斯尼乐园）、旧金山（访问柏克莱大学并参加了５００人举行的送别宴会）。这次访问和美国各方面的人物坦率友好地交换了意见，由于全团１０人都能流利地用英语谈话，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美国人都反映，第一次见到不用写好文稿而直接能自由交谈的大陆中国人，第一次见到能够交换意见而且理解他们的看法的中国人。我们一路没有住旅馆，都分散住在通常人的家中，没有官方的宴会，都是随着家庭一起用餐，使我们看到了美国多数中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和了解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真实看法。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０日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一次全体会议，被续选为第七届政协副主席。同年８月，全国政协成立祖国统一联谊会，被任命为主任。该会专门负责接待台湾的各种党派团体的来访者。每年接待４５－５０批。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两度率团调查海南岛的开发问题，都向政协写了调查报告。１９９３年１月率领全国政协代表团应埃及协商会议，希勒米主席的邀请访问埃及。在开罗会见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总理、议会议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以及希勒米主席等很多国家领导人，并参观了阿斯旺水坝、亚历山大港、苏伊士运河港口、西奈半岛的原以色列防线。１９９３年４月在全国政协第八届全体会议上再度当选为副主席，在第八届第二次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教育文化委员会主任，并在６月－７月间决定了教文委的工作计划。
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中，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兼科教文宗教组组长，以及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主任，与全体委员共同努力，历时４年零８个月的繁重工作，开过各层次的会议１００多次，终于在１９９０年４月４日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之后，从１９８９年起又被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与社会事务组组长，以及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主任。同样经过繁重的工作，历时４年，在１９９３年３月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该两种基本法已经分别在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３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它们是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祖国和１９９９年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分别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的原则，在主权收回后，在香港和澳门实行“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方针下，修订的两部史无前例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将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作出长远的贡献。
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３日民间各界各团体联合组织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设会长６人（程思远、王光英、孙越琦、卢嘉锡、侯镜如及我），由我任执行会长。成立后曾接待了约上千名台胞，并在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２年分别两次在港举行两岸关系座谈会、和平统一座谈会，参加者有两岸和美国华人关心和平统一事业的人士共约２？余人，统促会还出版了刊物《统一论坛》。
在这一时期内，我还担任了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曾率代表团在１９９２年参加了在荷兰举行的欧洲华侨、华人团体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在国内接待了多次欧洲华侨华人返国访问团。同时还担任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和力学卷、物理卷的副主编，写过不少词条，辞海的总编委，中国科学院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科协副主席（１９８０－１９８５），上海市发明协会会长（１９８４－１９９０），上海市清华同学会会长（１９８４－１９８８），还担任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考选委员会主席，曾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连续两年公开考选出国留学生１００人，送欧美各国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８７年起每年资助学者参加国际会议约２５人，香港和内地交流讲学学者约１５人。所有上述工作都是义务奉献。
这１５年来，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丰富的政治社会活动，广阔的学术天地，使我的生活无限充沛而有意义，虽然岁月催人老，但是欣逢盛世，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愿夜以继日地奋发工作，以补偿２６年来失去的珍贵年华；愿以自己的点滴汗水，汇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奔腾洪流中！
桑榆匪晚，奔驰不息！
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１日完稿于烟台东山宾馆
第一章 幼年的乡村生活
我于１９１３年１０月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的一个小农村－－七房桥。祖父和父叔都是贫穷的乡村教师，他们以微薄的薪资负荷着家庭重担，上奉老母，下养妻儿幼弟，我幼年就深知生活贫困的艰辛。
在进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的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并经过母亲改裁以后的旧衣，腰部都折叠着缝起来的，随着身长逐步放长，时间长了别处都退了色，腰部就像围了一条深色腰带；布鞋布袜都要补了又补，有时补到五六层之多，穿起来很不舒服，夏天干脆赤脚。为了糊口生活，争着帮助祖母、母亲和婶母采桑养蚕、挑花刺绣、拾田螺、捞螺丝、捉田鸡、挑金花菜、马兰头、荠菜等田岸边上的各种野菜，放鸭子，摸小鱼小虾，湖边挑灯捉蟹，泥中拾蚌等各种能添补家用或助餐的活计。幼年由于生活贫困，农村中卫生条件又很差，曾患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痢疾、肺病、伤寒等各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我终究还是活了下来。不过留下了一个发育不良的瘦弱体格。当我１８岁进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１．４９米，马约翰教授亲自为我们新生进行体格检查，测量身高的标杆最底刻度为１．５０米以上，我是全班最矮的一个，在刻度以下，马老喊着说“Out of scale”。后来马老告诉我，我是清华大学多少年来唯一的一个在标杆刻度以下的新生。
幼年平时生活虽然清苦，但每逢寒暑假，父亲和叔父们相继回家，就在琴棋书画的文化环境中享受到华夏文化的陶冶。父亲和四叔陶醉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用薪资节省下来的钱购藏了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以及欧美名著译本，夏天每年三天晒书和收书活动，我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从这些活动中，增长了我对祖国浩瀚文化的崇仰，六叔以诗词和书法见长于乡间，登门求墨宝者不绝于途，八叔善小品和笔记杂文，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经常刊出以“别手”笔名的文章，“别手”者捌也，八叔名“起八”字“文”，取“文起八代之衰”之意，他对唐宋古文很有见解，当时也曾受到文坛的重视。我是从八叔处初次借到水浒传阅读的，在没有进小学以前就开始阅读中国演义小说，从而阅读春秋左传以及史记汉书的。八叔只比我长七岁，我和八叔也最亲近，许多中国古代笔记杂文都是从八叔处接触到的。在幼年时，八叔也是我的家庭教师，父亲要求我每两天交一篇作文，并要求八叔亲自批改。这一训练对我非常有用，至少在进入学校后，国文课经常能得高分。
假期家中最受我欢迎的活动是围棋，父叔四人都精于围棋，经常打擂台，我是最热诚的观战者，也管记分。他们有时摆谱，家中有海昌二妙集等各种棋谱。在开学后父叔返校，我也经常摆谱，但我从来不敢和父叔对局，不过后来在小学、中学、大学中多次参加校内比赛，就靠这点底子，居然也能取得冠军。同时围棋摆谱就成为我终生的业余爱好。
一到晚饭后，每天有一小时的音乐活动，父亲善琵琶和笙，四叔善箫，六叔好笛，八叔拉一手好二胡，他们合奏时，祖母、母亲、婶母和弟妹都围坐着欣赏，经常有邻居参加旁听，我听长了也能打碗击板随乐，这样的音乐活动，增加了我的节奏感，我长大后，由于专业工作和社会活动过重，并无时间欣赏音乐，也形成不了业余爱好，但乐感和节奏感还是明显地存在着的。
融乐的家庭及长辈的楷模，启迪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懂得要洁身自好，刻苦自励，胸怀坦荡，积极求知，安贫正派，在进入正规学校前，就得到家庭教育的良好培养。
第二章 少年的学校教育
祖父是前清的末榜秀才，家贫，在荡口镇上设私塾谋生，但秉性公正，热心公益，经常去知府衙门为贫困农民申诉，积劳成疾，中年３９岁病逝。时父亲钱挚字声一（取挚，一鸣惊人之典）才１６岁，四叔钱穆字宾四（取四宾穆穆之意）１２岁，六叔钱艺字漱六（取六艺漱石之意）９岁，八叔钱文字起八（取文起八代之衰之意）６岁，尚有一位大姑，远适武汉曾氏。由乡亲资助，父亲和四叔同去常州，考入常州中学，父亲翌年毕业，返乡筹建又新小学，任校长，再一年，逢辛亥革命，四叔停学返村，父叔两人主持革命民团。不久两人同去荡口，任鸿模小学教师，以后，又创建了后宅等镇的小学多所，在无锡农村，颇有声望。我４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借房居住，５岁入学，随父叔从读各小学，先后曾在荡口镇南东狱庙小学、镇北司前弄小学、后宅镇小学、荡口镇鸿模小学和无锡荣巷公益学校（和荣毅仁同学，时父亲任教务主任）等校就学。在北伐后，曾人无锡国学专修科随唐文治国学大师就读约一年，后随父亲进入无锡县初中。一年半后，以殿军末榜考入省立苏州高中。在这段时间内，军阀战乱连年，经常停学逃难，或失学在家，１１年的小学初中，真正上学时间还不到五年。国文历史是家庭自学的，数学没有学过四则题，平面几何只学过不到一学期，立体几何和三角根本没有学过，小代数也只是一知半解，初中物理是初三的课，我从来没有上过初三，外语也没有学过，也没有小学和初中的文凭。
进入苏州高中才一个月，传来父亲中年３９岁早逝的噩耗，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苏州高中的三年是难忘的三年，我一开始就自忖至多只能再读三年书，三年后为了生活，为了养家活口，我要凭我的能力，谋一职业，而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只凭父叔的家庭教育和熏陶，学了一点自己所喜欢的文化知识，但谋生的知识，却一无所有，连当个乡村小学教师，都难以胜任。所以，在这三年里，学校各种课程，不管喜欢与否，都努力学习。补上了小学，初中所缺乏的那些数学，努力跟上班，学习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课程。但基础太差，也只能从全班最后一名赶上到中下的队伍。不过由于苏州高中是北伐后新建的一个省立中学，由校长汪懋祖先生请来了一批在当年社会上颇有声望的教师，其中有四叔钱（穆）宾四，任首席国文教师，三年后任燕京大学讲师，以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洋史教师杨人F，解放后是北大历史系教授。本国史教师吕叔湘，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英文教师沈同洽，解放后是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地理教师陆侃舆，曾主编我国第一本分省地图。生物教师吴元迪，编著了我国第一本以细胞学为基础的高中生物学。音乐教师杨荫浏，解放后任北京国乐研究所所长。数学教师也是班主任严晓帆，后任徐州中学校长。
老师们钻研学术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循循善诱的教育，精湛的讲课，吸引着我积极探索和涉猎追求各种知识。在这三年里，似痴如狂地学习，苏州园林如画，名胜山水，从未亲临游览，像虎丘寒山寺这样名闻中外的胜地，也是在６０岁以后才有机会亲临访问的。我既不参加同学们的游戏、运动和其他课外活动，也不到同学家中串门访户，只记得去过几次沧浪亭，那是因为苏州市立图书馆当时设在沧很早，而且和苏州高中二院只有一墙之隔。那时我的数学很差，班主任严老师深深同情我的困难，给予额外的辅导补课，在自修室熄灯后，允许我到他的办公室共灯夜读，三年来使我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迄今仍保持着这个习惯，想往事，严老师爱护学生的音容，犹历历在目。在苏州高中老师们的引导下，使我走出了为解决个人生活而学习的小径，启迪了我追求真理，追求学术探索的无尽向往。
第三章 青春时期的大学教育
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另一方面升学也没有很多把握，在军阀混战中，我虽然名义上在初小高小前后断断续续学过８年，进过６个学校，但实际是经常停学，有时学校停办，有时是病休在家，有时是父叔调职，跟着转学留级，实际在８年中上了１１学期的课。初中名义上学了两年，但其中一年在国学专修科跟唐文治学古文，所以，数理化和英文基础很差，在苏州高中补了不少，但究竟不如按步就班那样学得透彻明白，在考大学中只有文史尚过得去，数理化英文很没有把握。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于是在１９３１年夏天６月一个月内在上海分别考了清华、中央、浙大、唐山、厦门五个大学。无非是多考几个大学多些录取机会，但是，喜出望外居然都考取了。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人大学，闯过了第一关。四叔钱穆时在北大当教授，我听从他的意见进了清华。那时清华文学院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俞平伯、杨树达等名教授，我对古文和历史也有兴趣，问题是进中国文学系还是历史系。
９月１６日自老家到北京进清华大学，第三天就听见了日本帝国主义用一个晚上占领东三省的报道，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全国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这种爱国情绪激发了我，决心“弃文学理”，使我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向那时的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从入学考试成绩看，毫无疑问我应该学中文或历史，陈寅恪教授因为我在历史考卷上对二十四史的作者、卷数、注疏者这题得了个满分，也曾和四叔提起过欢迎我去历史系学习，中文系杨树达教授也宣传我的入学作文写得不差，“中文系得了一个人才”。吴教授也劝我还是学文好，说什么学文也可以救国。在我的执着要求下，经过一星期的追求，吴教授最后做了有条件的让步：试读一年，如果数理化三门课有一门不到７０分，就转系回文学院。这是我一辈子中一个重要的抉择。和我同样得允试读的有５人之多。在一年后，经过了艰苦努力，克服很多困难，终于达到合格和物理系的１０名同学一起升人二年级，毕业时只剩８人。
我在大学本科四年中，得了终生难忘的良好教育。当时物理系有吴有训、叶企孙、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等６位知名教授，不仅讲课动人，而且同时都刻苦努力在实验室里从事自己的实验研究工作，他们经常工作到深夜。系内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无时不在也无地不在”，有时为一个学术问题从课堂上争到课堂下。到高年级时，有不少同学因为实验工作而以实验室为家。在同学中自学已形成风气。系里经常有研讨会，有时还有欧美著名学者短期讲学，学术访问，如欧洲著名物理学者波尔（N．H．D，Bohr），笛拉克（P．A．M．Dirac）、朗之万（Paul Langevin）都在清华讲过学，使同学接触到世界上第一线的问题和观点。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着我国新一代的物理学者，如王竹溪、彭桓武、张宗燧、葛庭燧、王大珩、钱三强、何泽慧、郁中正（于光远）、傅承义、赵九章、陈芳允、李整武、余瑞璜等都是解放后的学部委员。还有林家翘、戴振铎等是美国科学院院士。那时的清华物理系可以说盛极一时。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了锻炼。
物理系那时课程不多，但都是精选的重点课，四年中一共只学了大学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热学热力学、电磁学、光学和声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近代物理、原子物理、相对论、无线电学等１２门课，每学期都只有一两门主干物理学课，每课讲得不多，但要求自学的材料很多，像赵忠尧教授的电磁学，一学期４５学时讲课，讲了一本阿达姆著的电磁学，还要求我们自学了路易斯编的工学院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流两本教材。各位老师讲课都很精彩，不少人并不按教材讲，而按逻辑和发展历史讲，一般都能启发我们思考问题，争论问题，使科学的精髓深入学生思想，经过自由争辩，都变成同学自己的东西。当时叶企孙教授和吴有训教授都鼓励学生选修机械系和电机系的主干课，叶企孙教授有时还动员学生选修机械系和电机系的中级技术理论课，如材料力学、热机学和工程热力学、机械原理和电工原理等。又如美国信息论教授维纳（N．Wiener）在电机系和欧洲著名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T．Von Karman）教授在航空系短期讲学，我们物理系不少同学都去听讲。我在吴有训教授的指导下，四年中在数学系选修了熊庆来教授的高等分析，杨武之教授（杨振宁的父亲）的近世代数，赵访熊教授的复变函数和微分几何，在化学系选修了高崇熙教授的定量分析、定性分析，黄子卿教授的物理化学和萨本教授的有机化学四门课，和所有的有关化学实验课。在这四年中，使我在数学、物理、化学方面建立了较广宽的基础，而且学到了一整套自学的科学方法并树立了严肃的科学学风，为我一辈子的科研教学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１９３５年毕业时，我与顾汉章同学合作完成了论文“北京大气电的测定”。当时的测定工作是艰巨的，只能用自制的手工操作仪器，每次要连续几天坚持日夜２４小时的监测。该论文于６月在青岛举行的物理学年会上宣读。这是我国首次自行测定的大气电量数据，也是我从事科学工作的“开篇”。
在这六年里，在体育教授马约翰的指导下，使我从身体瘦弱，对运动一无所能，成长为大学多种项目体育代表队的队员。在一年级时，偶然被同学拉去凑数参加年级越野比赛，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体育赛场上亮相。平时既没有训练，当时我只能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坚持跑到底，得了个中游。马约翰教授竟看中我这份咬牙拼搏的犟劲儿而将我选人大学的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是锻炼时间，风雨无阻。以后，我又被选人田径队、足球队，又跑又跳，４００中栏跑５７秒，万米跑到３５分左右（当然现在都不算什么）。在田径队我曾和张光世、张龄佳、方纲代表清华参加全国运动会；在越野队我和张光世、孙以玮、罗庆隆、刘庆林被称为五虎将。到毕业时，我的体魄康健，身高达１．６５米，这是祖母和母亲都意想不到的。我对体育锻炼的习惯一直持续到４０岁左右，而对体育的爱好则维持得更长，在６０岁时参加教研组的万米赛还跑在前头。缅怀往事，在清华大学体育馆前的大操场上，不论冬夏，马约翰教授总是穿一套白衬衫灯笼裤打着黑领结，神采奕奕，严肃而慈祥地指导着各项活动，他声音宏亮向我们招唤着：“Boys for Victory！”这情景已隔半个多世纪，犹宛然如昨蕴藏在我心中。马约翰老师不仅使我得到身体健康和体育竞技的锻炼，更重要的是使我得到耐力、冲刺、夺取胜利的意志的锻炼。这对我一生在工作上能闯过不幸的困苦年代，能承受压力克服种种艰辛而不失争取胜利的信念和斗志，创造了有力的保证条件。
大学毕业（１９３５）后，既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物理研究生，又获得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高梦旦先生的研究生奖学金（全国一名），得以继续在清华的优良环境中学习研究，导师是吴有训教授，研究X射线的衍射理论，在第一年中也和化学系黄子卿教授合写了一篇关于溶液论的论文，第二年中在叶企孙教授支持下研究分析了铈的原子光谱学，使我所涉猎的学术领域进一步扩大。一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北京时，我还研究了气体的状态方程，和弹性薄板的弯曲等问题。
在大学四年和研究院二年中，大大提高了我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科学发展的国际轨迹，培养了阅读国际科技文献的爱好，对于数学、物理、化学各方面的新发展都精神奋发地去理解，去搜索。和同学彭桓武、张宗燧、傅承义等经常为一个新问题争辩到半夜两三点钟，这样的条件可惜一辈子中只有六年，这是最不能忘怀的六年。
１９３５年冬，在日军入侵华北的压力下，北京以及全国学生掀起了“一二，九”运动，我参加了１９３５年冬季１２•９和１２•１６两次北京抗日救亡大游行，参加了１２月２５日到１月１５日的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和１９３６年２•２９、３•１８、５•４、６•１３、１２•１２等多次游行示威活动，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激发了爱国热情和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那时，公开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在研究生中只有我和林风（化学系研究生）两人。
第四章 抗战、西南联大和留学生涯
１９３７年抗战打断了我一切学习条件。北京沦陷后没有盘费南下，只好在天津耀华中学谋得物理教师的职位，度过困难，一年后积够盘费和汪德熙、苏良赫、刘好治四人同船经香港、海防，自河内乘滇越铁路经老街、蒙自，在１９３９年元旦到达昆明西南联大。适逢叶企孙教授调重庆中央研究院任总干事，我代叶师讲授物理系热力学课程一学期。叶师离滇前给我一份只够讲三个小时的讲课笔记，其余由自己备课。我在大学时的热力学课就是叶老师讲的，成绩不错，自以为大概能胜任，但一看给我的三小时讲稿，就发现讲题和原理虽都是我以前学过的，但实际的应用问题都更新了，而且都是最近几年中国际科技杂志上提出的最新应用问题。叶师这份不到十页的讲稿，对我教育很深，体会到做好一个大学教授很不容易，每年虽然讲同一门课，但应该年年改变其基本理论的应用范围，使一门基础课一定要跟上科学发展的时代步伐，年年阅读大量有关科技国际期刊，消化吸收进教材中去，才算尽了教授的讲课责任，这使我一辈子讲课有了指导原则。我在后来讲过前后十年的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年年结合各门工程的实际发展，讲许多新的实际例题，就是继承了叶师的这一精神。我后来听过不少知名国际权威如导师辛祺（J．L．Synge）、英菲尔得（L．Infeld）等教授讲授的课，也都是这样讲的。使我更加深信，做好一个大学教授的基本条件不是写出一本教材，而是在于能不断吸收国际上的科学新发展来更新和丰富讲课内容。基础课是如此，专业课更加要如此，进一步使我渐渐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３０年不变的教书匠方式。
１９３９年８月１日我和清华大学中文系同学孔祥瑛结婚，我们是在１９３５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逐渐认识的，“七七”事变后分离了一年半，后来又在昆明联大见面了。在联大时，我们交往密切，决定在夏天结婚，在同学傅承义、谢毓章、汪德熙、高潜等帮助下，在吴有训教授主持下举行了简单婚礼。迄今５４年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共担风雨，分享甘苦。在新婚三星期后中英庚款会发表我和林家翘、段学复、傅承义、郭永怀、张龙翔等九位西南联大同学考取了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原来力学名额只有一名，我和林家翘、郭永怀考分总分基本相同，考试委员会决定三人同时录取，这在中英庚款考试中亦是唯一的一次。通知９月３日自香港赴英，不幸当我们一行２２人在９月２日到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去英客轮全部扣作军用，经庚款会叶公绰先生决定延期出发，返昆明等候通知。返昆明后从王竹溪那里借到一本拉夫著的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从中看到当时国际的弹性板壳理论非常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形状的板壳，都有不同的方程，在昆明决心研究一种统一的，从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利用高斯坐标的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量，居然得到前所未有的统一内禀理论。
庚款会于１２月底又通知我们在１９４０年１月底，去上海集合通过海运转加拿大留学，但在上船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我们在横滨停船３天中可以上岸游览参观。我们同学当时决定，在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大半个祖国期间，不能接受敌国的签证，当即全体携行李下船登陆，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这种民族的屈辱。第二次留学又放弃了，那时英国代表跳脚蛮骂，我们还是坚持民族尊严，返回了昆明。一直到１９４０年８月初我们又第三次接到通知在沪集合，再度乘船去加拿大。这次航行２８天顺利渡过太平洋，在９月１４日抵温哥华，改乘火车，３天后抵达多伦多大学。这是该大学第一次接受一批中国读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入学。我和林家翘、郭永怀同时师承应用数学系辛祺教授学习，林和郭专攻流体力学，我则专攻弹性力学，但所学课程则相同，即流体力学和弹性力学，都是由辛祺教授亲自讲授，还有相对论和理论物理，都由爱因斯坦的大弟子英菲尔得教授讲授。我和辛祺教授在第一次见面就发现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但他研究的是宏观理论，我研究的是微观理论，当时所得结果还不能统一，但我们深信两者既是同一实质问题，最后一定能统一起来的。辛祺教授第一次见面就高兴地决定要在一个月中用我们已得结果，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航空系主任冯，卡门教授６０岁的祝寿论文集。这个论文集是在１９４１年夏季刊出的。论文集中共刊出了２４篇论文，作者都是第二次大战时集合在北美的一批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A. Einstein）、老赖斯纳（Hans Reissner）、冯诺埃门（Von Neumann）、铁木辛柯（S，Timoshenko）、科朗（R．Courant）等。我是唯一的青年学生，而且是中国的青年学生。这篇论文是第一篇有关板壳的内禀理论，几十年来深受国际间的重视。从此，我提高了自信心，敢于向一些疑难的问题进行冲击。以后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终于打通了宏观和微观理论之间的关系，而且将薄板薄壳按中面薄膜变形、曲率变化、和壳的曲率三种量相对于厚度量级进行了理论方程的分类，而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以后又参加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应用数学组的雷达天线的研究工作，在１９４２年底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工程师。从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６年，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计算研究，地球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研究等，也参加了火箭现场发射试验工作等。同时也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变扭的扭转，和水轮机斜翼片的流动计算，以及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的研究课题。这是我一生在科研工作方面比较多产的时期。
当时在加州理工大学的中国人有周培源教授和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傅承义等人，朝夕相处，从世界大事、国事、学术、音乐、艺术，无所不谈、无所不议。但怀念祖国、怀念同学、怀念亲人，还是最主要的内容。
我们常常议论着各自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有时虽在不同领域内工作，但经常碰到性质相似的困难，那时郭永怀在进行空气动力学方面的工作，遇到了边界层内流速变化大的困难，边界层中的流速怎样和外场流速相适应的问题，而我那时在研究板壳的大挠度问题，在固定边界附近，挠度变化也很大，也是边界问题。我们在长时期的反复交换意见之后，得到了一些共识，既要研究边界层内部流场或变形分布问题，必须把边界层区域在法线方向放大了尺寸，才能看清其微结构，放大边界层就是放大内法线坐标，放大了内法线坐标就能求得合理的边界层微分方程，至于怎样把边界层解和内场解联接的问题，则要视具体问题来决定。基于这些共识，我在返回后１９４８年写出了有关固定圆板的大挠度问题的渐近解，后来人们称为“合成展开法”，不久后郭永怀提出了粘性流的匹配展开法，后来也称“邦加、莱、希尔、郭永怀（P．L．K）法”，此后还有林家翘和钱学森的工作，后人都认为是奇异摄动理论的先驱者。
第五章 哥丁根学派，“屠夫”和“刀匠”
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时，和辛祺、英菲尔德教授交往很多，在加州理工亦曾多次和冯•卡门教授接触，他们都是欧洲哥丁根学派的传人。哥丁根学派是应用数学的倡导者，他们都有很深的数学根底，有更好的物理过程的理解，对待数学上都强调对物理过程的本质问题的认识是主要的，但在数学方法上从来不吝惜使用，力求其用在刀口上，要有得漂亮，要用得朴素简洁。为了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有时不惜跳进数学这个海洋来寻找最合适的工具，甚至于创造新工具。他们都警告我们，数学在应用数学者说来，只是求解实际问题的工具，不是问题本身。辛祺教授甚至说：你们应该有捏着鼻子跳进海洋的勇气，但更应该懂得避免不要淹人海底，懂得在完成任务后爬上岸来，寻找新的物质运动的主题。数学本身很美，不要被它迷了路，应用数学的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不是去完善许多数学方法，我们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的，从这一观点上讲，我们应该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屠夫”，而不是制刀的“刀匠”，更不是一辈子欣赏自己制造的刀多么锋利而不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刀匠。
记得在１９４０年冬，我到校后第二次进见导师辛祺教授，详细汇报了我在昆明研究的弹性板壳内禀理论，首先说明我选用以板壳中面为基础的高斯坐标，他立刻就指出他的宏观理论也采用同样的坐标，并指出正确选用坐标系，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基础。我说明我采用了在变形中各点坐标不变的“拖带坐标系”（Co-moving Coordinates），但变形前坐标框架的基本张量和变形后坐标框架的基本张量不相等，其差值的半定义为应变张量。他认为是一个创造性的观点，在应变不太大的条件下，这个定义和经典定义相等。他认为这是典型应用数学思想指导下的创造。当我介绍不论变形前和变形后的基本张量的黎曼曲率张量必须等于零，因为他们都代表的实质的平坦空间，所以也就是代表变形协调条件。他拍案叫绝。他说：“你的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已经完成，不必介绍了，去详细完成具体计算任务吧，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应用数学家，你已经懂得重视物理观念的深化认识，同时也懂得用现代的数学工具简洁地描绘物理观念的认识”。在４０年代，张量分析主要是用来研究相对论的数学工具，由于定义应变张量的困难，使用它来研究弹性力学问题的还很少。辛祺教授几年前曾写过一本张量分析的专著，但重点还是在研究相对论。当时，辛祺教授说，看来他有必要应该修改这本专著，增加微分几何和弹性体的变形分析部分。当时他显得非常满意和非常高兴，当晚要我和林家翘、郭永怀到他的家去晚餐和他的家人会见。第二天早晨又把我们叫去讲出了有“捏着鼻子跳进海洋和爬出海面”的那一段印象深刻的教导。林家翘曾在１９８０年在北京讲学时，同样引用了辛祺教授的那一段话，可见他和我一样获得的深刻印象，在四五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英菲尔德教授同样也很重视这一应用数学的观点，为了使我们深入理解这一观点，特别为我们研究生开设一门名为“物理学的演进”的讨论课，用物理学的发展史来说明：物理学的历史是人们通过生产实践和实验室科学实践的经验的不断总结，来深化我们对物质运动过程的认识，提高到理论高度，用一定的认识的一些假设，建立物理过程的理论基础，再用数学方程推理分析应用来研究更广泛的问题。并用一定的实验来校核，当这种校核和理论结果相矛盾时，人们就要对理论中的认识和假设进行再认识和修改提高，从而使理论认识上了一个台阶，物理学就得到了新的发展。英菲尔德教授说：物理过程的理论认识是战略性的，物理理论的数学处理是战术性的。一般说来，当然战略比战术更重要，这样说并不是轻视战术。这个讨论班的成果，以后曾由英菲尔德教授整理出版，引起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间普遍重视。英教授１９４６年返回波兰，任波兰科学院副院长，在５０年代曾访问我国。
在１９４３年初，我曾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研究了薄壁柱体的变扭问题。有一次晚上，我去他住处汇报工作，当我明确提出闭截面薄壁柱体不能用略去轴向应力作用的假设，而应该认识截面变形很小，可以略去不计，而轴向应力和剪应力之间应该满足应力平衡方程时，他就说：这一物理认识很明确，你已经突破了时兴的“二次剪应力”的束缚，你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一定能突破目前的困境，你先从物理角度看透问题的本质，你有很好的应用数学的训练。那时已经很晚，冯•卡门教授毫无倦色，拿出两个玻璃杯和一瓶酒，和我一起一边喝酒一边伏在地毯上一页页地审查讨论了那篇有关“变扭的扭转”的我们联合署名的论文。他越看越高兴，最后他说，这是他一生所署名的弹性力学中最富有经典味道的论文，一切解方程的过程，充分体现了经典的应用数学的完美和简洁。他问我在大学所学的课程中那一位教授的讲学最满意，我简单介绍了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等教授的特点。他说你们的物理系的教授很不错，可惜１９３５年他在清华航空系讲学的几个月中，没有访问一次物理系。他对林家翘也很满意，希望清华多来几个研究生。这样一直谈到半夜两点多，临走时，他说，他在弹性力学方面，有这样一篇富有经典应用数学风格的论文，已非常满意，以这篇论文作为对弹性力学的告别作品，对得起同道了。在这一晚谈话中，使我充分理解了哥丁根学派的风格和追求，对我以后的科研工作有深刻的影响。
第六章 弃美归园、迎接解放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以久离家园、探亲为名，取得返国权利。１９４６年５月从洛山矶搭货轮返沪，８月初从沪搭轮经秦皇岛回到阔别北京８年的清华园。抗战时清华沦为日军的后方医院，胜利后由国民党接收大员接管３个月，接收真是“劫”收。当我进入清华时，真是垃圾如山积，一切建筑门窗全无，四壁皆空。我们师生几百人，在陈岱孙教授的领导下，清除垃圾，修理危房，装修门窗管道、补充课桌家俱，日夜整理加工达３个月之久，才勉强复课。９月，祥瑛自成都携儿子元凯来聚。自出国留学后，１９４０年９月元凯在川出生，几年来一直由祥瑛教养成六七岁的小男孩，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时才得团聚。
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初北京解放为止，我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月薪开始为法币１４万元，还不够买两个新的暖瓶，以后改为关金券、金元券等，生活也更困难，不得已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从１９４６年起至１９４９年止，“承包”了三校工学院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还开设了高等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振动、弹性力学基础、传热学、轴的回转等高年级的课程，几乎每学期都有很重的教学工作，每周授课１５小时以上。那时的教学生活比中学教师略强一筹，但是，我同时还担任着清华学报理科报告的编委和清华工程学报的主编，以及中国物理学报的编委，和新建设的编委，都要消耗不少审稿时间。我在这一段时间中，还进行了有关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科研工作，前后在国内发表了８篇科学论文。
这一个时期生活艰苦，政治活动频繁，如抗议美军暴行沈崇事件、反美扶日、反饥饿反内战、反对美面、反对清华南迁等运动，连续不绝，每次运动都有北京各大学教授教师的签名宣言，几乎每一次都是由张奚若、吴晗、朱自清等起草抗议稿，发动签名。由于我和吴晗同住旧西院，过往较密，有时议事，往往以麻将牌或桥牌为掩护，袁震（吴晗夫人）应门接待。在吴晗府上见到了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１９４８年初，于陆琳同志由延安抵京，由于一些原因，陆琳同志在我家小住几个月之久，直到陆琳和我的机械工程系同事孟庆基教授结婚后，才得以合法居住清华园，以后他们一同奔赴革命根据地石家庄。
这几年中，教学工作奇重，政治活动频繁，生活靠工资，物价一日数涨，人不敷出，１９４７年夏起，有一部分工资以小米抵现款后，还能勉强保证了主食，但冬季长女开来出生，母奶不足，要订牛奶，买奶粉哺育，就一无办法，只好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如彭桓武、黄敦、何水清等告贷度日。１９４８年８月，钱学森自美返国探亲，看到我的困境，告诉我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开展较快，亟愿我回该所复职工作，携带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越待遇，这样也可以解脱我的经济困境。我于是到美国领事馆申办手续。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在最后一行有“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我明确填写了“NO”，拒绝去美了事。１９４７年冬，我家添了一个女儿，名“开来”，乃迎接未来之意。１９４７年冬以后，国民党由于前线败退，加紧压迫民主进步力量，风声紧张，吴晗夫妇、孟庆基夫妇、吴征镒等相继弃家出走，进入解放区，我和张奚若留在学校。在地下党员樊恭、袁泰等同志带动帮助下，经常收看延安广播电文，有时也在屠守谔、董寿莘同志家中收听延安广播（那时我穷得连收音机都没有），对解放战争形势，日益清楚，虽然自１９４７年夏以后，生活十分困难，曾有好几个月只有小米和白菜度日，真是比“三月不知肉味”，有过之无不及。但审时度势，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
经过反南迁的斗争，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学校里只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２６９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到２３日，远处已有炮声，按地下党的布置，当日未停课。我在晨１０时，照旧讲应用力学，但枪声已在墙外，化学馆后窗已有子弹射穿，我临时改题坚定地讲“射击弹道计算”，枪声不断，讲课声也同样不断，居然２００余同学无一惊慌离座，一直讲到１２点才终结。３０年后，我到云南昆明，遇到一位教授，他是当时在场听课的同学，回忆往事，竟不知是什么力量，使我们上完这堂课的，没有师生的心心相印、对解放的共同认识，我看是不可能的。
下课后，学校附近的战斗已经结束，战事已向丰台南移，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人城工作组的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８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３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３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孑L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辞别后回到学校，已是２５日早晨７点，到家中听见婴儿哭声，原来是小女儿于昨夜诞生，我们决定叫她“歌放”，她是我们的第三个小孩，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女。她是解放的喜日中进入我们家庭的一员，给我们迎来了新的生活。
第七章 解放初期，全心全意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作
１９４９年２月北京解放，３月清华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由原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任主任，张奚若、吴晗任副主任委员，周培源为教务长兼常委，费孝通和我为副教务长兼常委，陈新民为总务长。从此一直到１９５７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
１９５０年我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年１２月随中央慰问团赴东北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伤病员。在东北各地历经十几个城市，深感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对于建设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言，无疑是一种心理枷锁，在目前，科学技术虽然落后于西方工业先进国家，但要赶上他们，越过他们，并不是不可能的，怀念我们祖先在历史上曾有许多创造发明，我们的民族同样也是优秀民族，有着光荣的创造发明的遗产，只要我们有自信、能团结，我们是能富强起来的。为了这个目的，我在慰问期间就开始起草写有关我国古代科技发明的事绩的文章，用以鼓励青年，坚定创建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在１９５１年１月以后，一连在中国青年、人民日报等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我国祖先的科学发明史实的文章，后来１９５３年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名为《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一书。该书在１９８９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扩大版，在１９９１年又由香港南粤出版社以繁体字版本再一次出版。
１９５１年２月，我随教育部长钱俊瑞和曾昭抡同志视察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大连６城市的高等教育和厂矿修复工作。３月参加了全国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当选为青联常委兼副秘书长，曾在廖承志同志和胡耀邦同志的日常领导下做了长达７年的青年工作，并在１９５４年以中国青年代表团代表名义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世界青年和平联合大会，并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大会发言。１９５１年４月，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成立了全国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简称科联），当选为科联的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为调查和组织科学工作者的队伍克尽心力。
１９５１年底曾参加了文化部丁西林部长率领的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各一个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访国外的第一个代表团，团员中有李一氓、郑振铎、陈瀚笙、冯友兰、刘白羽、吴作人、季羡林、张骏祥、常书鸿、周小燕等同志。访印前日由周总理亲自接见，详细叮嘱了访问中应注意事项，从清晨２点一直谈到５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聆听周总理的教诲。迄今犹能回忆其和蔼的音容。在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接见３次，并由甘地夫人亲自陪同，访问了印度南北７个邦，会见了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拉曼教授和统计数学权威学者薄斯教授等许多知名学者；访缅时由吴努总理亲自陪同，访问了仰光、曼德莱等８个城市。出访连同海运经香港、新加坡前后长达三个半月，加强了中印、中缅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返国后成立了中印和中缅友好协会，我任中缅友协的会长。
１９５２年夏季，全国进行了院系调整，我被任命为新的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进行以苏联为模式的教学改革，为了迅速译用苏联教材，创造应急的速成俄文的学习，把俄文教材翻译成汉文教材，亦能简单地和苏联专家谈话。当时按苏联模式建立了专业，订定了改革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行政工作改革。为了对教学改革工作进行亲临第一线的实践，还承担了一学年的大学普通物理的教学工作，使我对苏联的高等学校教学有了较深刻的了解。１９５４年我在北京钢铁学院应北京市各高等学校有关教师进修的要求，开设了弹性力学的讲座，其讲稿经叶开沅整理后，１９５６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的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该书在１９８６年经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要求，曾再版一次。１９５６年，我在清华为教师进修，开设了应用数学讲座约近一年。１９５６年冬，又在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合办的“力学研究班”，重讲这一门课，两次听课者约６００人。在１９６２年我又为清华力学教研组教师办力学教师培训班，重新修订了应用数学的讲义，这份讲义原已交科学出版社出版，不幸在反右后停止出版，还索赔“毁版费”；几经周折，现已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１９５６年我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一直到反右，才撤消了一切行政职务，保留教授。
科学工作方面，在１９５１年中司科学院成立之初，即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曾和北京西郊各大学教师多次举办“薄板小挠度理论”和“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课题的学术报告会，并负责筹建力学研究所。经过几年的培养干部和积极筹备，１９５６年１月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长由美返国归来的钱学森同志担任，我兼任副所长。为了及时培养力学研究工作和教师人才，推动力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曾建议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合办力学研究班，调集全国高校工科各专业毕业班学生就读，由我和曾昭抡部长共同主持，并亲自授课。自１９５１年起，就开始指导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叶开沅、陈至达、顾求琳等，这是我国高校解放后招收的第一批力学专业研究生，以后每年都有研究生入学。１９５６年５月，曾去波兰参加了国际固体力学研讨会和流体力学研究会；同年７月参加中国科技访问团，访问苏、波、罗、匈、民主德国、保、捷、南斯拉夫８国的科学院和国家科委；８月底出席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九届理论和应用力学国际大会（１UTAM），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并在大会上作“长方板大挠度问题”和“浅球壳的跳跃问题”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深受与会人士的重视，在６０年代、７０年代国际上有不少论文和研究，都是以这两篇论文为根据的，前者有关大挠度板的系统摄动法被称为“钱伟长法”，后者有关浅壳的大挠度方程被称为“钱伟长工程”。这年的年底还接受了波兰科学院授予的院士称号和证书。
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我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自然科学１２年规划工作。从确定科学任务项目，到各科协调，以致于确定人员经费等规划，任务既重要又复杂，工作接触很广。我们建议以生产需要为出发点确定了５５个项目，周总理指出还应该增加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任务。这样就形成了有５６项任务的中国自然科学１２年规划的框架，其中原子能、宇航、计算技术和计算机、自动化和基础理论为重点，我负责几个任务项目的规划。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国家的需要出发，制定的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在这两年的规划工作中，我们经常向总理汇报工作，有不少次是在深夜或清晨中进行的。周总理一方面强调科学规划必须服从生产建设的需要，一方面又强调基本理论和科学实践对于教学发展的重要性，不止一次提醒我们各种科技发展既有国际通用的共性，更应该注意我国资源和地区特点。他一再提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发展以我国特有的富产金属为主的合金钢系统”，“我国的稀土元素南北都富有，为什么不能开发使用到农肥和其它轻工方面去呢”，“西部北部沙漠那么大，怎样治理，北方干旱地区那样大，研究适合这种地区的农业和粮食品种十分重要”，“我就不信我国是贫油地区，洋人的找油理论可能有局限性”，“不要忘了中医中药的研究”等。周总理的每一次接见，每一次谈话，都使我们加深理解到生为华夏子孙的中国人，对开发这块养育着中华民族的土地有着无限的责任感，而在制定规划中，以高昂的热情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着。周总理不断鼓励我们为我国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在规划接近完成时，周总理公开赞誉我和钱学森、钱三强为“三钱”。１９５６年４月规划工作结束后，我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并负责筹建自动化研究所及自动化学会。在这以后，周总理指出，科学规划内容宏传，要促其实现，必须广为宣传规划的精神，并鼓舞广大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进行更艰苦的实践斗争。在总理的号召下，我应各省、市领导同志的邀请，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山西、保定各地作了关于“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任务”的报告，各地反响热烈，起了一定的动员作用。
１９５３年，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１９５４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代表江苏省）１９５４年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科学院的学术秘书。在这样繁重的公务、学术行政和教育行政任务下，我并没有放松科研工作，这几年里除了发展科学论文２０篇，还出版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和叶开源、林鸿荪、胡海昌合著），《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后者获１９５５年国家科学奖，并由苏联译成俄文出版（１９５７），这些都是在晚间９时以后，挑灯夜战的所谓“业余时间”中挤出来的“成果”。我当时也只是４０岁上下的中年，多么希望有更多更富裕的时间，为国家的科学事业作出更多的直接贡献；我也看到，像我这样整天奔忙于社会政治活动的科学工作者还大有人在，都为了时间不够用而焦虑苦恼。因此，我不断加强社会各界对科学工作者的理解，呼吁采取措施“保护科学家”，为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从长期实践中对教育体制、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等都有了较深的认识和理解，并在各种场合，坦诚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意见。我主张教学必须和科研相结合，教师除了必须结合生产实践外，还必须通过科研工作才能不断扩大知识领域，掌握新知识，加深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才能教好学生，在教学中不只是“传授知识”，而且要指导学生能了解这门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否则教师只是终年照本宣科的教书匠，其教学质量是无法提高的。我主张大学教育应打好基础，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工科学生要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不能设想许多知识都要在学校里由教师一一讲过，因为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科技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更新着，学生更需要具有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认为工程师必然是在长期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锻炼成长的，不可能在大学的“摇篮”里培育出来。这些主张，当时不合乎时兴的社会潮流。因此，在清华大学里引发一场历时３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为了回答各方面的责难，我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３１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６月９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６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接着就是１９５７年６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
第八章 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下，努力把科学工作的成果献给人民
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进行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
我虽然已经不能接触到国家对科学工作的方向和具体课题，但通过广大群众和科技人员来函和登门来访，要求咨询，要求提供资料信息，要求工作协助时，无不欣然答应无偿地勉力从事，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技术援助，许多来访者也冲破了层层障碍，事先并不认识，事后成为终身益友。在交往中，深感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都在一心一意为国家的建设努力搏斗，在搏斗中他们仍把我看作是一个忠诚的战友，从这种“地下活动”中，努力自强不息，把科学工作的成果，通过种种渠道，奉献给人民。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６年间，约有百多件这样的事件，迄今还历历在目，其中重要者有下列数端：曾代叶祖沛教授（原联合国冶金组专家顾问，曾任冶金部副部长，叶老不请中文）起草了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并设计了高炉加压顶盖的机构和强度计算，为叶老在首钢试验作了理论准备；曾蒙李四光部长的亲顾寒舍恳切要求下，研究了测量地应力的初步设想措施，并推荐反右后流放到新疆的我的研究生潘立宙来从事这一研究，由李四光同志亲自把潘立宙同志调入他创建的地质力学研究所，开创了我国地应力测量的重要事业，也挽救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一个人才；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了咨询，也推荐了人才；为人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了以栏杆框架承担其增强作用的方案；为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采用网格结构的设想，同时提出了计算方法；为北京火车站的球形方底屋顶的边框强度设计提供了计算方法；为架线工提出的关于山区电缆的下垂问题，以及风荷下电缆的长波跃动和互相干扰问题提供咨询；为架子工铆工提出的拉力扳手提供了设计资料；机床厂工程师发现了从民主德国引进的４种机床和说明书内容不符的问题来咨询，经过了４个月的往返现场试车，才发现技术说明书是旧型号的，引进的机床是隔了两代的新型号的，自动化水平和加工速度都较高，油路有较大改善，后来改写操作维护指示书，才得到了工人认可的妥善解决；还有关于试炮场、防护体结构、贮油罐顶盖结构计算、电厂冷却塔设计计算、波纹管和膨胀接头的设计计算、拉晶机设计计算等都曾提供过咨询讯息服务；也曾为电缆厂提供了我从未发表过的电缆强度计算方法及其公式，后来这些公式出现在电工手册上，但并未提及作者来源。
感谢党中央给我摘掉了右派帽子，从１９６０年起，在校内从极右分子变成了“摘帽右派”，至少可以名正言顺地当一个“保留教授”了。但并没有正式的教学任务。冲开禁区是从校外邀请开始的，１９６０年秋，在北京地区冶金学界和金属学界邀请下，开设了“晶体弹性力学”，历时４个月。听讲者８０人，写了３０万字的讲义；１９６１年春，力学班要求开设“颤振理论”，讲了一学期，也写了讲义；接着北京航空界邀请讲专用于飞机结构的颤振理论，为此专门开设了“空气弹性力学”，讲了半年，共约 １００小时，写了约６０万字的讲义，听讲者约３００人。从此以后，还为力学班讲了工程流体力学，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３年间，还专开设了清华校内的教师（共１０个人）培训班，讲了应用数学、微分方程的理论和解法、弹塑性力学基础等课程，都写有讲义。同时，还多次为动力系毕业班开设了汽轮机的强度设计理论基础，和为电机系毕业班开设了电机强度设计理论基础，以及为机械系开设的应用弹塑性力学等，每次都写了讲义。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间，是我教授讲课的一个高潮，共约讲过１２门教学计划以外的新课，总计写了约６００万字的教材，也是我一辈子写教材写得最多的几年，其中应用数学，微分方程的理论及其解法，以及电机强度设计理论基础，业已在最近（１９９３）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和国防工业出版社公开出版。其余的也将陆续整理出版，因为这些讲义并不仅仅是已知材料的编辑综合，而且还包括着许多我当时的科研成果，这些有实用价值的成果，理应公之于众，献给有关的广大科学工作者的。
在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间曾先后为力学学报编辑部审稿３００多件，有些稿件需要彻底改造，完全重写，还要和原作者详细商量，有些我的审稿意见比作者原稿还要长，曾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教授，写了一篇有关层合板的论文，不少基本概念是错的，我在长达５０页审稿意见中逐一指出后，他竟公然说：“右派教授无权审查左派教授的论文！”最后还是郭永怀所长决定：“在这类问题上，我们还是相信钱伟长的意见”，力学学报才没有刊登该文。在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关心下，和党中央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消息传出以后，处境确有好转，但对工作仍有各种阻力。
在１９６４年，我曾根据十几年的经验，写了一篇很有创新意义的重要论文，《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投交力学学报，不幸给编辑委员会以“不宜发表”为由，退了回来，当然退稿时还附有审稿人（甲）、（乙）的意见两条。我天真地以为这是审稿人差错，便详细地写了两封申辩信，寄给编委会，要求正确处理，但编委会连回信都没有给。１９６８年日本鹫津久一郎在美国出版的《弹塑性力学中的变分原理》一书上表达了相似的论点，这一论点才得以在国际上风行一时，只是比我的论文晚了４年多。一直到１９８９年，我才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钱伟长科学论文选集》中发表了这篇论文的原稿全文，以及审稿人（甲）、（乙）的意见和我的申辩信全文，从这些材料中，读者自己可以作出结论和体会。
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国际力学会议主席柯爱特（Koiter）教授曾两度邀请我至荷兰主持现代壳体力学研讨会，提供往返旅费以及生活资助，都遭到清华大学领导的拒绝而未能应邀参加，连论文也不许寄出。
第九章 在史无前例的困难条件下，坚持科学工作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不论五类分子或是八类分子，我总是在最底层；两派武斗，都把我作为斗争对象；是劳改队的永久队员；武斗最剧烈时，家住两派战线的前沿阵地，所有邻居都躲避迁居他处，只有我和老伴还住在枪林弹雨之下，几近百日，随叫随到，只要“九头鸟”一叫，不论半夜或黎明，都必须出席批判大会；皮肉受尽了各种痛苦；书籍资料散失大部；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有一个时期，连吃饭都很困难；还有约近半年的时期，夫妻都被分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里当“狗崽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以后在１９６８年初夏的“百日大战”的武斗中，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里，另一间厕所兼作为厨房和吃饭，以及会见“革命群众”、“专案组同志”的“外调”的会客室。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亲人们相互关怀，相濡以沫。同时我坚信这些现象都是暂时的，一个国家不可能这样长期混乱下去，总有一天要恢复建设，因此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消极悲观。再则看到许多革命领导和建国元勋都受到非人的摧残折磨，对自己受到的苦痛，也就坦然处之不足为道了。只是春天盼秋天，今年盼明年，没有想到一直闹了十年之久。
时间长了以后，又渐渐开始了“地下”的科学工作，起初只是为了解答人们的询问，有时给工厂无偿翻译一些进口机器的说明书，在武斗最剧烈的时候，居然开始了三角级数求和的研究工作，这种工作无需参考资料，还可以断断续续做。在累积了一定数量的成果以后，就有计划地要写出一部有１万种“三角级数之和”的大表，这样的工作占用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的大部分时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居然完成了９０％的工作量。总数累计业已超过１万种级数，涉及广泛的实用范围。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军工宣队进校以后，武斗停止，不一月，被定罪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１０月２９日和力学教研组教师４０人一同下放首都特殊钢厂劳动，当三班倒的炉前工，和工人师“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师傅都是２０岁出头的壮小伙子，而那时我已年近花甲，炉前工的主要工具长铁杆，重５２公斤，要举起铁杆来操作，对我说来确实非常困难。在日夜相处中，从青年工人中学到不少东西，和工人们理解渐深，有几位在后来竟成了朋友。一月后，大队撤离返校，我和少数几位教师仍继续留厂劳动。几个月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时我和工人关系已经很好，工人们已经不再直呼我为“钱伟长”，先改称“钱教授”，以后直呼“老钱”。工人师傅和我一起搞了几个月的技术革新工作。最后，转入机修厂，和工人一起，根据需要设计制造了一台８００吨水压机和大型的２０００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及其设备。从而建成了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满足了该厂日益扩大生产的需要。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技术资料，参观了北京市和各种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得到许多工人的关心和支持。这两个车间一直到我５年前访问该厂时，还在使用着。
１９６９年夏，清华领导忽然通知特钢工宣队领导，命令我当日下午４时前返校，晚７时随几百人的教师队伍，去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从事农业劳动改造，并要立志终生务农。特钢工宣队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说：“当接受钱伟长来特钢劳动时，清华军宣队领导迟群、谢静宜曾再三叮嘱，钱伟长不改造好，不许返校。现钱伟长虽然有进步，但离改造好，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因此不能让他离厂返校”。这是后来师傅们告诉我的，师傅们知道鲤鱼洲农场是吸血虫病的严重疫区，这样处理是工人师傅爱护我，使我免除了一场无妄之灾。
第十章 四害已除，奔驰前进，力图夺回已逝去的美好岁月
美国作家韩丁访华，要求了解清华在“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情况，周总理指定我陪同接待。为了接待外宾，革命委员会急忙给我调整房屋，把原已搬进的邻居迁走，五间北屋都还给我家，有了卧室和宽敞的客厅，临时动员教研组的同志来粉刷墙壁，并勒令我添置几件家具，当时我原有的桌椅早已在运动期间“处理”掉了，而扣发了几年的工资也没发还，只得暂时告贷。安置好以后，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和何东昌都还郑重其事地来查看过。为此从１９７０年５月起由特钢调回清华，专门从事接待工作。和韩丁大约详谈了一个月，参加接待的还有工宣队接待组的刘师傅，韩丁的女儿卡门是北京１０１中学的学生，也参加了红卫兵，是蒯大富的热烈支持者，拿过长矛，参加过武斗，谈话时卡门是见证人。我事先曾向周总理请示过，总理指示：“合情合理照实说”，“卡门不会给我们隐瞒的”，“关键是讲得合情合理”，“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逻辑讲得合情合理”。谈话开始几天还有外交部的唐闻生当翻译，后来只有我和刘师傅接待了，为了刘师傅能听得懂，我讲一段英语再讲一段国语，有时卡门帮着译给刘师傅听。我们还约请了清华两派头头座谈，让他们自己讲两派斗争的事实和他们自己的理解。在座谈中，两派仍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卡门当然还有不少蒯派观点，但韩丁对此很感兴趣，经常穷追不舍。我则自誉是最中立的，因为两派都不要我，都把我当做斗争对象。最后，韩丁提出１００多个问题，尽力解释了一个星期，有的问题干脆承认没法解说。一直谈了一个多月，谈到韩丁、刘师傅、卡门都满意，才算完成总理交付的任务。韩丁返美后，写了一本名为“百日大战”的书，畅销美国。卡门在文化革命结束后返美，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演说家，专为中国问题辩护。
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２年，周总理直接交付的任务中接待的国际友人，还有法国名导演伊文斯（１９７０年８月），美国作家斯诺（１９７１年２月），英国记者格林（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等人。
伊文斯来华摄制“文革”事迹，周总理指定我以知识分子身份接受采访，并家访摄制电影，长达一小时。格林也摄制了讲课新闻片和采访新闻片。斯诺的接待较细致，谈话采访约近半个月。
其它还有《纽约客》记者斯泼林斐而德（１９７２年），在家中接待了约５小时，参观了除厕所以外的所有房间，返美后，在《纽约客》１９７３年３月号上登载了长约３５页的家访报导。通过这些，深感周总理关于“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以及“求同存异”的指示在外事工作中的重要性。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和中美建交带来了中美交流的热潮，夏天接待了美籍华裔教授回国访问团，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戴振铎为副团长，全团共有张捷迁等２４位教授，不少是别离３０年的老朋友和老同学，相聚间有说不完的话题。同样还接待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等人。１０月初至１２月，由毛主席周总理决定让我参加我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瑞典、加、美四国，由贝时璋任团长，白介夫为副团长，团员有张文裕、钱人元等人。周总理嘱我注重考察环保问题。在英国结识了皇家学会会长赫乞逊爵士和他的夫人，赫夫人陪我们乘游艇游览泰晤士河，在游艇上我和赫夫人的照片成为当天泰晤士报头版头条新闻；在英国剑桥大学，我们还会见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教授和他的夫人；此外我还见到了老朋友伦敦帝国学院院长、空气动力学著名权威赖希尔（J．Lighthill）教授，曼彻斯特大学英国机械工程学会会长脱纳（C．E．Turner）教授，和斯汪西大学的著名有限元专家辛克维奇 （０．C．Zienkiewicz）教授。赖希尔教授和我通过有关超声波锥流的研究，曾长期通讯来往，赖希尔是现任（１９９３）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大会主席；脱纳教授和我由于波纹壳的计算通讯，来往业已十几年。辛克维奇教授原籍波兰，我们是在波兰的学术会议上认识的，当时他是从威尔斯的斯汪西专程赶到伦敦来见面的。我也专门访问了管理环保的各部门，询问了有关环保管理工作，并访问了英国环保权威洛德斯爵士（业已９０高龄），蒙他提供了治理泰晤士河污染和伦敦空气污染（即雾）的详细资料。最有兴趣的是参观牛津大学附近的皇家气象中心，看到他们正研究全球气象预测计算。在讨论中我指出他们忽视了南太平洋、加勒比海、印度洋的海面蒸发，和西藏高原对气流的影响，这将严重影响他们的气象动力学的求解条件，他们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访问的第二站是瑞典，瑞典以教育普及闻名于世，国民中有９２％是大学毕业水平。接待我们的主要是瑞典皇家学会，该会会长汉勃鲁博士极热情，陪同我们全程参观访问。汉博士以后曾多次访问我国。我们在瑞典访问了新京斯德哥尔摩、旧京阿泼萨拉、西部港口哥德堡、北极圈内矿区基尔纳及其气象探测火箭发射场。在斯德哥尔摩访问皇家工学院、诺贝尔基金会、亚西亚工业集团公司的核反应堆和核燃料加工厂、皇家学会图书馆，也额外参观了瑞京的地下固体废料处理场，并获得了有关资料。在阿泼萨拉我们主要访问了该市的阿泼萨拉大学，据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有汉学系。阿泼萨拉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有大量中国文物馆藏，我在图书馆中意外地见到了２０多本《永乐大典》珍本和郎世宁绘制的康熙年间的大清帝国全图，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早的中国地图（按现代标准绘制的）。在北极内的基尔纳矿区，我第一次看见现代化的铁矿矿区。矿石从矿内用传送带直接自动送入选矿厂，一个选矿厂每年能选矿４００万吨，一个班一共只用１２个工人，矿石进入第一层楼进行粉碎并筛选，合格粉末升人第二层，经洗选后团成颗粒，不合格的大颗粒，再度粉碎后加入下一批原料输入第一层，把第二层团成颗粒的料输入第三层楼进行烧结。最后经过筛选后由传送带输入厂外的铁路运输车皮上，通过铁路从挪威出口。厂房地下层是动力机械中心，１２个工人中，６人在动力中心，也管维修，其余６人，每层２人，分管传送速度、生产质量和机械动作的监护。在基尔纳还观察了北极光的大自然奇景。瑞典工业发达，教育普及，生活水平很高，社会保险发达，一般工作人员，包括小学教师，幼儿院保育员都是大学毕业的文化水平，不少人工作之外，还在进修高级学位课程。瑞典的这种高文化水平的社会，在访问的四国中，应居首位。
第三站为加拿大，访问了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魁北克、蒙特利尔、尼亚加拉大瀑布。在渥太华见到了同届出国的中英庚款公费生姚玉林，他攻冶金，获得博士学位后和加籍华侨结婚，并在加拿大政府的矿产局中任工程师３０年，现为该局的主任工程师，不日退休；也会见了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林达光教授。在多伦多返回母校时，才知道４０年代的应用数学系已停办，因在战后原来避难的欧洲教授们都各自回国去了。多伦多还为我返校而举行了获得博士学位３０周年的纪念会，参加者都是当年的数学系、物理系（现已退休）的教授，其中有３位还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在“文革”中我的毕业（博士）论文丢失了，现任校长从图书馆的原稿复制了一份赠我。老教授特别关心我们这批加拿大首批留学生，当他们知道段学复、张龙翔、沈昭文等都是我国科学界的带头人时，都喜形于色。我还遇见了当年居住在同一宿舍的老同学约许博士，他现在是加拿大的牙科权威，也是现总理的牙科保健大夫，他极想来华访问，特别是华西大学（成都）的牙科，他父亲在解放前曾在华西大学任教授，后来在１９８４年，他终于访问了上海、成都、西安和北京。在多伦多大学我们还访问了宇航研究中心，他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圆柱壳受轴间压力下的稳定实验问题的研究，我向他们索取了不少实验资料，并同意用我的圆薄板大挠度问题，以及扁球壳受压失稳问题的公开成果和他们的研究资料进行交换。我们还访问了魁北克的冰结构的强度研究所和高电压实验室，以及滑铁卢大学的计算机软件中心、运河远距自动控管等科学技术设施。
最后一站是美国，我们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密西根、芝加哥和旧金山等６个城市，尼克松亲自在白宫宴请了我们，基辛格也在国务院举行中餐午宴，美国科学院举行了全国科学家５００人的盛大宴会，据说这在美国科学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在美国科学界、教育界、学术界和华侨界中受到了普遍热烈的欢迎。在旧金山告别时，由上海人刘太太独资主办了人数几达１５００位的盛大告别宴会，参加者为来自全美各地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据说这也是创记录的，足见新中国的威望。我们参观了各种博物馆、纪念馆、国会和国会图书馆、宇航馆、纽约世界贸易大厦、联合国大厦、芝加哥工业博物馆、斯坦福大学的工业园等公共设施，也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格莱分校，以及斯坦福大学９所著名高等学府，还有IBM公司、奇异电器公司、RCA公司和贝尔电话电报公司的主要研究所，IBM的总经理专程陪同代表团历经华盛顿、纽约、波士盛三个城市。他在纽约总公司的招待会上公开说：“我真诚地愿意和中国合作发展计算机事业，对中国而言，我们无法保持什么真正的技术机密，公司的高级技术带头人共有５００余人，中国人超过半数，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哪天中国要他们回家为祖国服务，我们是无法阻挡的。”我们特别提出要求参观和访问环保局和环保研究中心，询问了美国环保管理的运作方法和有关国际关系问题，并索取了大量资料。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到有关高新技术诸如激光、遥测遥控技术、计算机技术、加速器技术等各方面的进展情况，我们只是拒绝了观看阿波罗登月发射的现场，其它都和主人的殷勤接待密切合作，双方都感到满意。在访问中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和老同事。在普林斯顿大学见了原帕萨汀那喷射推进研究所的老同事萨马斐尔特教授，他热情地请我专程参观了他所领导的喷射推进研究中心，以及他在研究的电子喷射推进发动机；另一喷射推进研究所的老同事司啻怀特教授，特地从加州南部赶到旧金山，短期会见了几小时，还见到了一些应用数学界物理界的老朋友，都是阔别了３０年的人，无非是互相交换老朋友的近况。特别要提到的是见到了许多华裔科学家，如任之恭、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吴大猷、陈省身、赵元任、张捷迁、吴健雄、袁家骝、张守廉等教授。我们还专程访问了李政道、杨振宁的夫人及儿女。
我在访问四国中，一直是代表团接待记者的发言人，和各国记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离美前，在旧金山召开了一次告别的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中国在解放以来，有什么科学发明，可以算作是对人类的贡献？”这是富有挑衅性的提问，我当时即严正答复：“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重建家园中，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不论它曾经多么落后、多么贫困，只要国家独立，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努力建设，就一定能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工业、农业，逐步赶上世界最富有的发达国家，这就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科学发明和对人类的贡献。”听众中一片掌声，许多在场的老教授都流下了热泪。
访问结束返国后，受到了周总理热情的欢迎，我也交出了一份有关四国对于环保工作的５万字的报告，并提出了有关我国环保管理和政策的建议，不久国家成立了环保局和环保研究院，由清华１９３７年校友黄新民同志主持该事。
１９７３年３月起，代表团在北京展开了“访问四国报告”，有时误传为“访美报告”，我也曾在４月到绵阳清华分校作了这个报告，顺访了成都，这是我在解放后首次访问四川。
第十一章 小小一个电池，也是祖国的需要
在弥漫着斗、批、改的政治空气的清华园内，刚刚批判过一张纸、一枝笔的纯理论工作，再谈应用数学和力学的理论工作，显然只会自找麻烦。但是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长期吃白饭无所事事，良心不安，总想找个实际问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以作补偿。在珍宝岛边界战事中，我曾提过一个建议，研制复合装甲护板，在加重装甲的重量下，提高装甲抗弹能力。这一建议通过军工宣队领导转交给有关当局，得到首肯而组织力量试制中，两年后听说颇有成效，但后来由于九一三事件发生而引起的人员调动中停了下来。
在１９７１年间终于找到了研究开发轻质高性能电池这一课题。它若成功，既可用于野外作业如地质勘探队的电源、铁路号志灯的电源、航道标志灯的电源、坦克的起动电源、导弹动力电源、甚至潜艇和电瓶车电源，以至电汽车未来的动力。这一建议果然得到军工宣队领导的批准，组织了一个高能电池研究小组，归化学教研组支部领导，由支部书记孟祥发同志直接负责，参加者有化学教研组讲师老廖和大李、汽车教研组宋景瀛教授和一位工友共６人。一年后，坦克兵团又派来４位同志，发展到１０人小组。研制高能电池工作开展后，全力日夜投入战斗。搞电池非我的专业，知识不够怎么办？在短短３年内，边找资料边学习边翻译，累积３００万字的翻译资料，还阅读了前后２０年的有关学术专著。没有设备怎么办？自己制作，我们从学校的废品堆里找旧材料，把废旧的千斤顶，修理好后倒装在钢架上作为手动的电极板压力机，用废电线拆开后把铜丝镀银作为电板网的编制材料，把废轮锯片安装着旧电机作为制作电池匣的电锯等。没有合格的原材料怎么办？不论是空气极板的主要原材料聚四氟乙稀，或是电化学反应的催化剂，或合格锌和其它类似阴极原材料，或电极包装塑料薄膜，我国都没有生产，或没有大批量生产，或生产而质量并不合格。凡此种种，都由我亲自跑化工材料行，或各行的各个仓库，有时甚至亲自到化工厂的车间，和老师傅直接商量，有时在塑料加工厂或轻工业车间或粉末冶金车间，无意中找到了必要的材料，特别在找微量添加剂或催化剂时，更加困难。在这三年中，我骑自行车跑遍了北京的大小各种车间４００多处，经常得到许多老师傅的热情帮助。到第二年中，一种与普通电池体积重量相等，而其产生能量高出８倍的新的一次性电池诞生了，其性能竟超出了C．E的同类电池的４０％，而且价格便宜，其技术关键在于我们制造了空气极板的新工艺，这种不足一毫米厚的新极板，是多孔性的，既可以畅通空气或氧气，又有很好的抗水性，水或其它电解质溶液，即使在加压的条件下也完全不渗漏，它同样可以用来制作燃料电池的极板。很快，高能电池在生产中发挥了作用，不少电池厂移植了这项技术，生产出来的高能电池填补了国家空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高峰时期，这个小小的高能电池研究组竟和１００多个电池厂联系，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有时竟有５０多个外来客人在实验室里，亲自学习操作试制极板，测量电性能，索取详细资料，我们采用一切技术公开的原则，深受各方欢迎。三年中我亲自编译刻印了１００多期《洋为中用》的技术资料，供全国各方参考。在第三年中，由我编写的《锌空气（氧）电池进展》的专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同时也试制成了以高能电池为基础的坦克启动电瓶，原来用两个电瓶，重约 １００公斤，仅能连续启动１５－２０次，而新的高能电瓶只要用一个，重约２５公斤，试验下来能连续启动１０００多次，这为实战带来极大的方便。此外我们还为铁路设计了实用的号志灯，为地质野外工作队设计了高能电源，分别在山海关和廊房建了两个厂。同时还在进行贮存保养试验，进一步提高性能的试验，以及进一步发展电瓶车的试验。高能电池的工作在１９７５年还获得了北京市的科技进步奖，也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周总理在１９７４年底接待杨振宁期间，曾指出该项研究的战略重要性，仅有坦克兵的人力支持，还不够，当场告诉迟群，还应给予设备和经济上的支持。我们满以为这样可以把这一研究飞速推进了，谁知道学校的领导在迟群的指使下，以电池研究组推行资产阶级专家路线“为名，撤换了小孟的党小组长的职务，换了一位”左派“的白某，展开了大批判，说什么”电瓶安装在汽车车架上方是资产阶级路线，装在汽车的车架下方才是无产阶级路线“，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谬论。闹了一个多月，电池组只好以解散告终。
１９７５年我作为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到了周总理还问起电瓶，我只好支吾应对，小小电瓶竟得到总理的关注。我望着总理憔悴的音容，不胜感动、焦虑。那时我因高血压症状严重，休息了几个月（扣薪），以后转入外语教研组，帮助他们编英汉科技词典，１９７７年初又转人数学教研组，从事”三角级数求和大表“的工作，不久”四人帮“垮台，一切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第十二章 四害已除，奔驰前进，力图夺回久已逝去的美好岁月
四害已除，重新获得了科学工作的权利，欣逢１９７８年党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并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服务效力，感到无限幸福。
１９７７年８月起，为北京高校教师和研究生以及各部委研究所、设计科研人员讲《变分法有限元》，共７０讲，听课达５００人，并写出讲义约７０万字，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有限元自６０年代起，逐渐发展，十几年不断普及于国际工程界，为力学计算开辟了一条数值计算的新路，并依靠计算机的发展，日趋成熟，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科学工作完全处于停顿，在国内还很不普及，也从未有人系统讲过课。在国外一般都从微分方程开始，我则从力学问题的变分法开始，由于我从”文革“期间就从事研究变分法，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把变分条件吸收人变分泛函中去，建立了一整套广义变分原理的理论，用离散化处理后即为卞学锁在国际上独树一帜的混合杂交元理论，实际上就是多变量变分原理。本讲座曾在全国各地讲过７次，即华中工学院（１９７９年３月）、昆明工学院（１９７８年８月）、重庆应用数学力学编辑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绵阳２９基地（１９８０年１２月）、无锡 ７０２研究所（１９８２年１０月）、贵阳（１９８２年７月）、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１９８２年５月），听讲者总数达２０００余人。这是”文革“后开设的第一个大型的学术讲座，我通过这些讲座，实现了把讲坛搬到全国去的诺言。
第二个公开讲座是关于《张量分析》的。为了在国内引进理性力学的研究方向，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理性力学权威爱林根教授同意来华讲在昆明工学院讲授变分法和有限元（１９７８年８月）学，为了对力学界接受爱林根的讲学作准备，特在兰州开设”张量分析“讲座作为数学基础，共讲１４讲，每讲３小时，写有讲义，听讲者共有２００人。
第三个公开讲座是关于《奇异摄动理论》的。奇异摄动理论是在１９４８－１９５５年之间由我、郭永怀、林家翘、钱学森分别在不同的力学非线性问题中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由于它确能解决问题，国际上从６０年代起逐步在力学、物理和天文计算中推广使用，内容逐渐丰富，形成了一般公认的”奇异摄动理论“这一新兴的数学方法。林家翘在１９７８年来访时曾讲了星云发展学说就运用了这一理论，他鼓励由我在国内进行推广，为此，我自１９７９年９月起就在清华大学开设了这一公开讲座，共有５０讲，写了讲义约５０万字，听讲者删余人。以后又在华中工学院和上海讲了两次，听讲总人数达５００人。
第四个公开讲座是《穿甲力学》，这是应国防部门要求开设的讲座，共５０讲。事前由华中工学院朱九思院长大力支持提供条件，使我于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３月－９月１６日在庐山，编写讲义约４０万字，１０月到该校开设讲座，听讲者达２５０人。事后收了一位博士研究生，由内蒙试炮场来，毕业后仍返该场。穿甲力学讲义后来在国防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４），获国家优秀图书奖（１９８８年），迄今国内也还没有同类专著。
第五个公开讲座是《广义变分原理》，这是民盟中央多学科学术讲座（１９８４年７月２８日－８月１４日）的一部分，共１４讲，听讲者１５０人，写有讲义约４０万字，同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次讲座内容主要是１９８２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广义变分原理“的内容，也对国内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权威“理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第六个公开讲座《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１９８７年１月），是上海工业大学主办的微波研究班的第一个课程，共２０讲，听课者８４人，讲义约２５万字，后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所有这些讲座的主要内容，都是我的科研成果，通过这些讲座，整理了这些科研收获，有时还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一共写了２２５万字的讲义，所有这些讲义，除了奇异摄动理论外都已出版。《奇异摄动理论》在晚近发展很快，计划在日后重新改写。现在该讲义的主要内容都已被人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书籍中全部抄取发表，我暂不发表并不影响这门学问的传播。
从１９７８年起到１９９２年止，我在科研战线上奋力拼搏，夜以继日，形成了一生中的科研高潮，１５年中在中外杂志发表了约１００篇中外文的科学论文。涉及方面很广，其中涉及环壳、波纹壳、轴对称壳的论文２９篇，关于广义变分原理的论文２２篇、关于有限元的论文２４篇、关于三角级数求和的论文５篇、关于薄板大挠度问题的论文７篇、关于中文信息处理的论文４篇、关于其它弹性壳的论文２篇、塑性撞击和穿甲力学的论文３篇和其它论文４篇。其中环壳和波纹壳的工作是机械工业部弹性元件科研课题，广义变分原理的工作曾获得１９８２年国家科学进步奖，中文信息方面的工作曾获１９８５年上海市科技发明奖。
在这１５年中，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科学研讨交流活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参加大连的计算机结构力学会议，和１２月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航空工程学会，造船工程学会联合召开的蚌埠有限元学术会议，宣读了”关于弹性理论中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及其在有限元计算中的应用“一文，在蚌埠的会议上，该文是会议的主旨报告，该文是首先提出了用拉氏乘子法建立广义变分原理的新方法，受到与会者的普遍重视，１９７９年由《力学与实践》（１９７９年第１、２期）和《机械工程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２期）协议同时刊登，该文的英文译稿在１９８０年传到英国有限元权威辛克维奇教授那里，辛教授曾来信提到这篇论文，说：“很受重视”，比他即将出版的《有限元论》所讨论的同一问题更富有开拓性，亦更实用，更有说服力。现在他已经相信我们在不同的条件下倡导的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称它为”修改了的变分原理“，我称之为”广义变分原理“，他也认为称之为广义变分原理更为合适。我于１９８１年４月访问美国，参加了在大西洋城为卞学锁教授的６０岁祝寿的国际混合杂交有限元会议，在会上宣读了”以广义变分原理为基础的非协调薄板有限元“一文，在同年５月１８日－２４日，我参加了合肥国际有限元学术邀请报告会（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和力学学会主办），参加报告的有辛克维奇（英）、渥登（J．T．Oden）、葛拉戛（R．H．Gallagher）、卞学锁（美）等８人，我把参加大西洋城的报告全面扩充到弹性力学各个方面，题为”以广义变分原理为基础的一般问题的非协调有限元“，辛克维奇、渥登等都认为这一报告是当代很重要的有限元方面的进展，后来该文由《美国应用力学进展》（１９８４，第２４卷上）全文刊出（共６０页），确认了这是近年力学进展的一个方面。在１９８２年８月又先后参加了上海国际有限元会议和大连有关杂交混合有限元的学术会议，都以”具有对角线化的一致质量矩阵的动力有限元和弹性撞击计算“为题，作了大会主旨报告。１９８４年７－９月出席了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在丹佛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应用力学特别会议和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１６届国际理论力学和应用力学大会，以及在荷兰召开的流体力学有限元法的研讨会，分别作了”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拉氏乘子法“和”广义变分原理“的报告，并顺访了密西根大学、波士顿MIT和纽约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代而夫脱大学（荷兰）、哥本哈根大学等，见到了４０年来未见面的MIT的E．赖斯纳（E．Reissner）教授和荷兰的柯爱脱教授和冯康普（Von Campen）教授，以及怀俄明的博里西（A．P．Borecy）教授，又见到了老朋友戴振铎、易家训、林家翘、朱传榘、卞学锁、吴健雄、李政道诸人，也会到新朋友张建平教授。通过这些交往，我先后被聘为美国应用数学进展、美国的国际工程科学月刊、英国的国际薄壁结构月刊、荷兰的国际有限元在分析和设计中的应用月刊等科技刊物的编委，张建平教授后来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工程部负责人。还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２、１９８５、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参加过五届全国３M会议（３M即为现代数学和力学的外文简称），在历届会议上都发表了有关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各种学术报告。又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１９８３、１９８５、１９８７、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７次接受香港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的邀请，在香港短期访问讲学，讲题范围涉及我个人所从事的科研工作的各个方面。１９８５年８月在上海由我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出席者有美国屈鲁斯台尔（C．Treesdell）、英国杰弗利（A．Jeffrey）、意大利皮扬基（C．Bianci）、荷兰冯康普、苏联谢道夫
（L．I．Sedov）、日本近藤一夫等各国学者１５０人，中国学者２００人，这是一次盛会，并将于今年夏季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在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率团参加了在蒙特里尔召开的国际生产力会议，并作专场报告我国生产力发展情况。其余还参加了许多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这１５年是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１５年，在学术交流中发表了许多学术报告，并宣传了我国科技工作发展情况。
第十三章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向全国宣传呼吁
在小平同志１９７７年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的号召以来，得到了极大的鼓舞。１９７８年７月到安阳主持磁疗机鉴定会时，由安阳市委邀请，首次在安阳市作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报告，叙述了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必要性和可能性、将对祖国的社会生活、经济变化带来的变化等各个方面，受到了听众极大的欢迎，当即受到郑州铁路局、邯郸市、石家庄市委和保定市委的邀请，做同样的报告。在回京路上，分别在邯郸、石家庄、保定作了三次大型报告，听讲人数一次比一次增加，在保定的听讲者达２０００人。此后自１９７８到１９８３年间分别在全国（除了青海和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１８０个城市作了内容上大体相同的报告，听讲人数约３０余万之众，虽然报告并无写就的文字，会后由各省市按录音稿分发，广为宣传。在北京曾在中央党校、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联部、社科院、人民大学、全国政协等讲过十几次。在新疆，曾利用考察水资源的机会，于１９８２年９月５－２５日在乌鲁木齐、石河子、吐鲁番、喀什、伊宁、库尔勒、克拉玛依、阿尔泰等地作了这个报告，报告时通常用两个会场，一个用普通话，由我直接讲，另一个有４位民族语言翻译轮流分段传达，同样深受各民族群众和干部的欢迎。所到最偏僻的城市是地处陕甘川边界上的四川小县南屏县，我利用去九寨沟的机会接受该县县委书记的要求，在县委礼堂作了这一报告，听众亦达６叩人。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１－１６日我率团参加香港国际中文计算机学术会议中，由香港新华分社社长邀请在该社作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报告，听众达８００人，录音亦曾在香港各单位传达。这个报告还曾在我国驻荷兰大使馆（１９８４年）和驻波兰大使馆（１９８７年）分别讲过，也受到华侨和使馆工作人员的欢迎。
在讲解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和干部、知识分子和基层群众取得了广泛的接触，深感小平同志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具体反映了全中国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同时也看到使１１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现代化是多么巨大而艰辛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广大群众在听讲后都感觉到现代化是大家的迫切需要，而且经过全国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是有条件完成的，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这一工作的可靠核心力量。不过，这一任务是一个全新的任务，需要各种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工作的全面综合运用和高速发展，这是全新的、困难的，在１１亿人口这样大国中进行这类工作还没有经验，所以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就更加重要，于是引进合于客观规律，把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工作溶合为一体的现代化管理和组织科学成为极端重要的问题。基于这一需要和理解，１９７９午３月在全国政协的科学技术组做了《关于组织和管理的近代科学－－系统工程》的报告，这一报告讲了四个问题：（１）系统工程的重要性；（２）什么叫系统，什么叫系统工程；（３）系统工程的六个要素；（４）系统工程的理论背景和它的使用工具。从此以后，我在全国各地讲《四个现代化》时，也必同时讲《系统工程》，所以，这个报告也在全国各地讲过约２００次上下，听众达３０万人，使不少领导同志认识了管理科学的重要性。１９８３年以后，全国纷纷成立管理学院，１９８５年以后我还兼任了田夫同志为院长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名誉院长。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我和费孝通同志等一行访问了常州、无锡、宜兴、江阴、沙洲（现称为张家港市）、南通等长江三角洲的１０个县市的乡镇企业。通过这次调查访问，使我理解到乡镇企业（即农民办的工业企业）在发展农村经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投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在农村发展工业企业可以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富裕的农民重视文化科技水平，发展农村教育，从而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所以发展乡镇企业，不仅是提高农村经济生活的水平，而且也为农村中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基本条件，像长江三角洲这些农业区域，普遍都在发展农村中、小学教育，由于生产和销售产品的需要，都很重视自己兴办高等教育，像沙洲原来很穷，连中、小学教育都很不普及，１９８５年居然自己要办工学院，我们支持他们，在教师、教材、教育经验、毕业设计诸方面支持他们，我还接受他们的邀请，亲自兼任了沙洲工学院的名誉院长。胡耀邦总书记在１９８５年秋到沙洲视察时，曾为该校题词：“沙工犹如长江水，不尽人才滚滚来”，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纪念画集上把“沙工”收入集内，代表中国的高等教育，冠之以题词“农民办大学”，肯定了农民办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以后，我每年都到各省农村调查视察，宣传沙洲经验，鼓励农民自力更生，兴办乡镇企业。１９８４年到了福建福州、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在漳州做了关于沙洲经验报告，还在１９８６年９月参加民盟召开的九龙江地区经济发展座谈会，并接受了县办漳州大学的名誉校长一职。１９８５年４月参加了无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咨询会议。５月到连云港进行了咨询开发工作，并作了关于沙洲经验的报告，５月到厦门受市长邀请进行了开发建设咨询工作。１９８６年应珠海要求往访，并被聘为该市顾问。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应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邀请，赴滇西考察，行程５０００公里，历经思茅、西双版纳、保山、腾冲、盈江、瑞丽、畹町、芒市、大理、丽江、虎跳峡、楚雄等地共７个自治州和１７个县市，并向各地宣传了沙洲经验，提出了不少具体的建议，并向中央提出了扶贫意见。１９８８年５月－７月，应山东省省长邀请，到山东调查，访问了济南、梁山、东阿、淄博、临朐、长岛、烟台、威海、荣成、乳山、潍坊、滕州、泰安、青岛等３０余县市，不断宣传沙洲的乡镇企业的经验。在５月２８日－６月５日参加了民盟在东营召开的黄河三角洲经济规划会议。７月９－１４日，在兰州参加了民盟和青海、甘肃、宁夏联合召开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经济开发会议。１９叨年９月率民主党派扶贫工作组到贵州毕节地区进行了调查，提出具体的扶贫工作计划。１９９１年２月到四川遂宁地区，视察了民盟四川省委在该区进行的有组织的农业技术推广实验工作，该工作组织厂四川省３００多名民盟的农业专家，就１００多个专题分片包干进行技术推广工作，获得了四川典型丘陵地区的农业改革试验的很好经济效益，建议四川省一方面在全省分阶段推广，一方面由民盟上海市委帮助该地区和上海合作发展乡镇企业。１９９１年春应甘肃省政府邀请，访问了河西走廊、黄河两岸的灌区、定西地区、临夏地区、天水地区和平凉地区共４０余县市，到处宣传发展乡镇企业和沙洲经验，行程５０００公里，深刻理解黄土高原经济的关键问题是干旱缺水。
１９９１年夏，访问了辽宁的丹东、沈阳、大连、黑龙江的佳木斯和镜泊湖、吉林和长春的松花江流域。在辽宁省丹东市曾应市委邀请讲了沙洲的乡镇企业发展经济，其录音稿传到辽宁省委，书记亲自指示，要求各市县广泛学习，应予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当１９９２年夏重访沈阳、大连、营口、辽阳地区时，乡镇企业已经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１９９１年５月和１９９３年６月曾两度到湖北西北部考察访问，第一次去随州时，乡镇企业还不多，和县长谈了沙洲经验约２小时，今年春季６月去随州参加首届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活动时，县乡镇企业产值业已超过７０亿，并以２５％的年速度发展着。据闻湖北全省已有１５个县市达到这一水平，随州的农村生活水平，显然产生了鲜明的变化，到处都是农民新建住房。这些年来还到江西、湖南、海南、广西等省，进行了调查，情况类似。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国奠定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所有这些调查访问中，提出很多具体的建设性建议，一经采纳实施，便得到很大的经济效果，其大者有下列数端：
（１）１９８３年应省委书记项南同志邀请访问福建，为解决马尾港淤塞问题（１９７５年修建的新港，耗资６亿，但因港址选择不当，不久为淤沙所堵塞，设备俱全，放弃不用已达７年），有人提出迁建新港，亲临观察后，认为可以乱石从闽江对岸向江中抛投作乱石堤，堤长约２００米，就可以“束水攻沙”，冲去舶位区的淤沙，土法即能解决问题，无需耗资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项南同志当即批准，只用了闽江木船搬运抛投江边散石，一个月后，淤沙冲走，港口即恢复使用，一共只花了１００万，现在已１e年，迄今未发生任何问题。
（２）１９８５年夏及冬１２月两次由胜利油田邀请去油田视察，对黄河三角洲人海河尾区由于春汛冰凌，冲开两岸堤防而造成河尾改道，习惯上认为黄河人海口不稳定改道，已有千年历史，这是无法治理的问题。我在两次调查研究之后，认为黄河春汛冰凌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河口外５公里处，有一条长约二三十公里的水下拦门沙，这条拦门沙是在长年沉积形成的，由于有了拦门沙的存在，冬季枯水期河水宣泄不畅，河水流动缓慢，易于结冰，并结成厚冰所致。为了防止河口春汛冰凌危害，重要的措施不在于加固堤防，而在于打开河口以外的拦门沙，使河水畅流。为此，我建议用木船载常用救火机，从河口海水中吸水，以水龙头的水枪冲击拦门沉沙，使其漂起，并随水流运走。用这一方法，打开了拦门沙约５公里宽的一段，从此宣泄通畅，河口段冰凌减弱，８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再无决堤改道之害，这对油田建设，开发河口土地资源，提供了极好条件，即以黄河三角洲１２０万亩土地开发的经济而言（其中有４０万亩农田、４０万亩棉花、２０万亩芦苇、２０万亩牧草），已是一个高额收入。现在黄河口外已建成５０００吨级的港口舶位，一年有大半年河口段可用３０００吨级的船舶运输直达济南，东营地区和胜利油田开发更加方便，黄河三角洲的开发条件甚至优于东北的北大荒。
（３）在１９８６年因学术会议访问了兰州，和省长贾志杰会面，谈到民盟参与的定西地区干旱治理问题，定西地区约有５个县处于黄土高原深处，由于北宋西夏间的长期征战，双方采用火攻战术，森林几乎全部摧毁。从此在１０个世纪的过程中，变成寸草不长的极端贫困地区。国家虽有“三西扶贫”救济金，但只够救济口粮，除了从２００公里以外的黄河引水灌溉外别无治理良策。这条引水渠通过山区，要打通若干较长的隧道，耗资巨大，而所得灌溉田地并不很多，当时我想到在黄河通过甘肃的４００公里的两岸（特别是两岸地区），有广大面积的戈壁荒原，由于缺水干旱，长期无人居住，但土质很好，只要有水灌溉，在良好日照的优越自然条件下，一定能发展成为一个良好垦区。黄河两岸到黄河平均水面约有４５０米的落差，可以用１５到１７级的提水站进行工作，投资也不多，在可耕灌区面积较大，黄河两岸的各个荒漠上有建立十几个５０－１００万亩的灌区的条件，如果平均每移民占有两亩土地，则这些灌区共能容纳移民２５０万人，如果定西的缺水农民迁居到这些垦区（或灌区），不仅解决干旱的定西地区的贫困农民问题，而且为祖国大西北建立了新的粮仓，提水可以用黄河上游各大水站的丰富电力，这是“以水发电、以电提水、建设灌区、兴办粮仓”的扶贫方案，估计每年的定西经费足够建立两三个灌区，５年以后就可以完全将定西地区的农民全部调入灌区生活。贾省长接受了这个方案，在省委的组织领导下，经过６年的努力，从兰州往北到白银一共建立了１１个灌区，由定西和甘肃其它干旱地区调入了２００万贫困农民，在定居３年以后，就能达到亩产４００－４５０公斤粮食的水平，这一水平已经超华北地区的平均水平。在１９９１年的华东大水灾中，甘肃除粮食自给外还调出了粮食救灾。
（４）在同一次访问中，还谈到了白银和金川新建（镍）矿区的科技人员外流问题，称为“孔雀东南飞”。贾省长非常焦虑其后果，希望我去那些矿区和科技人员谈谈，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我的确去访问了这两个铜矿和镍矿的有色金属开采冶炼中心，我发现它们都深处荒漠腹地，都是单打一的矿冶企业，而它们除了为中央提供若干万吨的铜和银外，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毫无关系，附近的干旱荒芜的农村仍然极端贫困。同时中小学教育非常落后，科技人员的子女无法得到正常的普通教育，很难进人大学，父母亲不安心而要东南飞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此。当年在建设这些企业时，如果注意多种经营，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就不会发生现在这些问题。我对贾省长提出了解决这类问题，只有在完成单打一的生产任务的基础上，注意多种经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一条路，明确提出“超产留成，进行原材料深加工，带动地方乡镇经济的发展“这一办法。为了说明问题，我提出了洛杉矶和巴库这两个城市发展道路的对比。这两个城市都是本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石油城市，巴库走的是单打一的石油工业道路，迄今资源接近枯竭，只能逐步撤出；洛杉矶在２０年代发展了电影工业、３０年代发展了飞机工业、４０年代发展了纺织工业，５０年代发展了硅片为主的电子工业，在多种经营的情况下，虽然石油开发完全结束，迄今仍是美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贾省长同意这一看法，曾与我共同向国务院征得许可，同意在不影响铜和镍的计划生产和中央不投资的条件下，允许金川（镍）和白银（铜）两地进行试验。１９９２年我再访西川，金川公司建立了国营的和集体的两种经济成分的工业体系，当地叫它为”一厂两制“。用超产留成的镍办了三个不锈钢用具厂和镍焊条厂，从镍矿碴中提炼了铜，设立了两个炼铜厂，以及两个电缆厂。还提炼矿碴中各种稀有贵重金属，如铂、铑、钯、金等。建立了制海棉钯和铂的器材等许多工厂，从而带动了四周地方经营的各种建筑材料和服务行业。现在金川业已变成河西走廊东端一个新兴的繁荣的工业城市，有４０万人口，有多种经营的企业，并已改名为金昌市。白银亦经历着相同的变化。
我在这１５年，到处向地方当局出主意，向农民出主意，力图使主意切实可行，有较大的”含金量“，都是无偿地提供建议和意见，受到普遍欢迎。又例如，我在滇西曾提出可以放开搞边贸，像芒市、瑞丽、腾冲，争取打通澜沧江通老挝、泰国。在趾东东阿的阿胶厂，提出为了减少服用困难，建议制成口服液或口香糖型的产品，便于打开国际市场。在湖北随州，发现该地区土壤富含硒质，提出应该推销富硒茶、富硒花菇、富硒粮食富硒植物油等农产品，占领港澳等出口市场，这对于防癌有作用，会受到国际上的欢迎，但必须经有关研究所和高等学校严格化验含量。所有这些，事关富民，１５年来一贯积极从事，乐止不倦。
第十四章 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积极从事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１９７９年夏，党中央以文件形式公布５５名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一律予以改正，并恢复名誉，其中我是还活着的７人中之一。１９８０年６月３０日民盟中央决定撤销１９５８年１月２０日”关于钱伟长被划为右派“的盟纪决定，恢复为民盟中央常委和文教委员。同年７月１６日，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钱学森亲自送来书面通知，恢复我为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和《力学学报》编委。９月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消息，”民盟中央六教授错划右派，全部改正“。１０月中国科学院通知清华大学恢复我为学部委员。但在清华大学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问题受到阻挠达３年之久。迟至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２日在中央决定把我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一个月后，才勉强给了一张”改正书“。当日我即辞去任职达３８年的清华教授，并于翌日只身赴沪，向上海工业大学报到。我终于解脱桎梏，重新获得了全心全意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不懈奋斗的全新条件，从而开始了新起点。
到达上海后，得到上海市领导和校党委的关怀和支持，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共同努力，进行教育改革。我首先考虑到上海工业大学怎样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直接为改革开放中的上海市的经济建设服务，怎样开拓办学路子，怎样进一步加强教育和生产的联系，怎样消除学校和社会的隔阂，怎样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怎样提高实践的能力，怎样提高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素质，怎样提高每一位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水平，使学生的素质有更快的提高。
到校以后就倡议要”拆掉四堵墙“，所拆的第一堵墙就是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以适应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变化的需要，从而密切联系社会和工厂企业并为之服务。第二堵墙是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间的墙，现代科学技术的生长点都是跨学科的，或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为此必需逐步努力打通这些学科之间的人为界限，拓宽专业，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综合发展的趋势。第三堵墙是教育与科研之间的墙，坚决贯彻小平同志高等学校既是教学中心也是科研中心的”两个中心“的指示，但反对两个中心两套班子的教学和科研分离论，而是推行一套班子两个中心的教学和科研的结合论，积极倡导教师进行科研，以提高其教学水平，反对照本宣读的教书匠式的教学，提倡教师不断吸收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最新成就作为教学内容，引导学生不断创新开拓的进取性和创新追求的积极性。当然教师在教学工作的同时进行科研工作也是知识分子对祖国科技发展分担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第四堵墙是”教“与”学“之间的墙，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和文化学术飞速发展，人们原有的知识很快老化过时，那种认为学生只有通过老师”教“才能”学“的传统教育思想，已不能满足当前高等教育的需要，从而应该逐步加以废除。”教“与”学“本来是一对矛盾，”教“虽有指导作用，但毕竟是外来因素，”学“才是内在因素，学生只有通过主动的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在工作中能不断自己学习新知识，面对新条件能解决问题的人。我在这一时期中，在许多场合，在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次关于”怎样学“、”怎样教“、”教与学“、”教学与科研“等报告，都反映着我的这种教育思想。
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大量新兴科技各方面的人才，在改革开放中，还需要经济、金融和贸易等各方面的管理人才，对于怎样满足这些人才要求上，在学校领导阶层反复研讨，确定了”改造传统性专业、发展新兴学科专业、增加第三产业所需要的专业，加强重点建设所需专业“的部署。对传统的专业课程，逐步进行压缩和精简，甚至淘汰，彻底修改教学计划，新增了机械自动化和机器人、精细化工、应用数学和力学、通信工程、工业外贸、经济管理、会议信息等专业，建设发展了一批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并成立了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机器人、精细化工、材料科学、预测和咨询等研究所，除接受国家各工业部、上海市经委所属各局、上海市郊区各县、江苏各县区企业、上海市各区的生产科研课题外，还和它们一起成立了各种”联合体“，以加强教学、科研、生产和贸易的亲密联系。
为了加强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上海工业大学各系学生人学后，前两年不分专业，一般只学基础课，第三年分专业。打好基础才能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应变能力，同时在现代社会中，学生应掌握外语和计算机的应用，这两项既是基础知识也是基础工具。为了给同学们的学习创造条件，曾争取到香港爱国人士香港星光传呼（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金富先生的资助，在校内设立”星光电台“，波长７．２兆赫，每日播放６，５小时的英语节目，学生每人配有一副耳机，可以在早晨、中午、下午、晚上规定时间收听，以训练听力，从而提高英语水平，在全国CET考试中，上海工业大学曾取得较好成绩。学校还设有计算中心，以及多个计算工作站，以给学生更多上机实践的机会，使工大学生在上海市高教局组织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竞赛中名列前茅。在学制上，为了保证学生能自学成才，长期以来，倡议和准备建立学分制，今年起全面贯彻，学生可以选课计学分，只要读够学分就可以提前毕业，不及格可补考，补考仍不及格，必修课要求重学。此外，曾倡议设立一个自学试点班，由机械系的一个班在上普通物理学课时，仅用１／３的时间授课，其余时间主要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学，使他们掌握学习规律和方法，这些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期终考试时取得优于传统课堂教育更好的成绩，可惜这种试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难以推广。
教师是办好学校的主要力量，为提高教师队伍的总体水平，这些年来从外校各地延聘了大量学有专长的学者、教授来皎任职或兼课，作学科带头人，以充实师资力量，经过十几年来不断努力，教师队伍业已得到明显的增强。教授从十几名（现大部已退休）增加到约１００名；其中１人是中科院的学部委员，发展了５个博士点、８个博士导师，还有１２个副博士导师，巧个专业可招收博士、硕士生。实验研究设备得到了显著的充实和现代化，研究成果年有增长，获得上海市和国家奖的科研戊果业已跻身上海市高校前列。据中科院信息研究所统计，上海工业大学在国内外科技杂志上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在全国１０４５所高等院校中历年来已上升到前４０名以内，我们仍在继续积极努力，争取条件，引进智力，邀请国外学者教授来校访问讲学，并聘之为名誉教授，其中有任之恭、陈省身、田长霖、谈自忠、徐贤修、张佑启、谢志伟、李泽元、川合保治、近藤一夫、罗斯（Richard Rose）、凯塞西奥格鲁 （D．Kececioglu）、博思（BimalK．Bose）、西蒙（W．Simon）、葛拉戛、皮扬基、屈鲁斯台尔、谢道夫、杰弗利、纳什（W，A．Nash）、雷曼 （Th，Lehman）等，还聘请了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戴振铎教授（微波）和波兰科学院院士雷赫列夫斯基教授（固体力学和理性力学）长期在校任教并指导科研，带领博士生。
自到校后，不厌其烦宣传教师必须从事科研工作，不断和教师座谈，热忱地鼓动他们进行科研，从科研的实践中深入了解学科的发展趋向，从而提高学科讲授质量。对教师提出了要讲一门主干课，要有一个科研课题，要联系一个工厂和在厂里义务兼一个职务，这种要求简称是“三个一”。还要求主管科研的行政部门对教师的科研成果、科学论文一定要公布、发表、记录在案，并且统计被引用的记录。经几年的不懈努力，现在上海工业大学的科研成果，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的数目连年保持在前４名，全校的科研经费在全国１０４５个高等院校中名列前３０名。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积极为教师进修创造条件，和国外学校建立联系。在７０年代，上海工业大学曾和美国东北大学拟签合作协议书，但未获批准。现在和上海工业大学建立校际合作关系的已有英、美、法、德、加、瑞士、澳大利亚、挪威、荷兰、波兰等１０余个国家的１８所高等院校，教师通过出访、进修，进行学术交流，接触新事物、开阔眼界。大量青年教师业务得到提高，被提升为副教授，并有１３位被破格提升为教授。
在学制上，５年前实施了把每一学年划分为三个短学期和一个暑期。每一短学期为１０星期讲课，２星期考试，半星期休息，暑期为１３周，称为“短学期制”，在全国也是首创。学期短可以督促教师精简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而延长暑期，可以给教师有充分的时间备课和进行科学研究。对学生而言，短学期制的考试很像老学制期中考试，学生易于准备，成绩易于提高，学生在暑假中有充分时间自学补习、进行社会调查和工厂实践。
为了使上海工业大学进一步加强教育和经济生产的联系，经上海市领导批准，自１９９１年起成立了有１４个委、办、局领导参加的上海工业大学校务指导委员会，并由顾传训副市长任主任，还在指导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工作小组，经常研究“产学结合”工作的开展，以及协调解决产学结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上海市经委和４个工业局为学校专门介绍“八五”科技规划情况，商研可以合作的科研领域。此外还聘请了工厂的高级工程师到学校讲课，讲述在生产发展中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
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人才，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作为学校的校长应该很重视地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我认为每一位教师都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我自己以身作则争取各种机会和学生、学生干部、教师、研究生见面、谈话和作报告。不断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要做有志气的中国人，对祖国的前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１９８６年率政协代表团出访英国时，在曼彻斯特大学与王大珩一起和留学生３００余人见面，即席以自身的经历和认识，恳切地叙说人民多么期望着祖国儿女学成归来参加建设，使不少听众动容落泪。我也很重视学生的体魄，促进体育活动的开展，改进体育活动的条件，同时为工科学生也应该接触美育和艺术，曾邀请黄佐临（剧作家）、贺绿汀（音乐家）、钱君陶（书法家）和王个簃（国画家）等多位名家到校指导，现在学校又成立了以汪道涵同志为顾问的文化艺术中心，更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上海土地是寸土寸金，上海工业大学在１９７５年曾申请征购土地５．４公顷，经过５年仍未获批准。自１９８３年到校后，多次与有关部门联系，亲自上门恳切说明为学校的发展需要，需征购校北空地，后终于获准征地１６公顷，为学校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到校１０年中，修筑了新图书馆、教学主楼、风雨操场、外宾招待所“乐乎楼”、大量学生宿舍、留学生宿舍、家属宿舍、食堂、学生浴室等约１０万平方米校舍。在１９８３年以后，逐步收购了大量科技图书，现存近１０年来的国外科技学术刊物约３０００多种，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收藏学术期刊最丰富的学校。
自去年起，学校的行政改革，也全面展开，对教师职工改为全面职务设岗聘任制，也进行大规模的工资改革，进一步实现了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的制度。对学生毕业分配制度已改革成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制度。今夏起经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批准，首先试行不参加统一招生而根据高中会考成绩，由各高中推荐报名，择优录取的新办法。
１９８８年国家教委主持的全国高校评估，给上海工业大学作了如下的评定：“上海工业大学建校２９周年，几经周折，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走上较快发展与提高的道路。钱伟长校长高瞻远瞩地对学校的改革发展和提高，起了积极作用。在教学改革、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开拓国际学术交流渠道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校努力为适应上海工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输送高级专业人才，承担科研任务，选送科研成果，开展科技服务，办学指导思想是明确”。这是对上海工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们的鼓励和鞭策。
在这１０年中，我不仅一心一意办好上海工业大学，同样也关心着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１９８２年曾多次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呼吁各方正视教育工作，并特别关心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工作，支持根据当地条件，兴办地方性的高等学校。我在这１０年来充任了沙洲工学院、漳州大学、四川西昌凉山大学、四川华莹的山城大学、广东暨南大学的名誉校长。同时，还接受了西南交通大学、成都电子工程大学、重庆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江苏工学院、湖南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泉州华侨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愿义务地和各校联系。最近又接受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名誉校长。另由澳门东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加拿大多伦多赖尔斯学院授予名誉院士，美国纽约州罗彻斯脱理工学院等校授予荣誉学位与称号。１９９１年９月接受加拿大大学联合会的邀请，用两周的时间访问了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等１０个大学，并在美访问了纽约、罗彻斯脱、水牛城等地的三所美国大学。
第十五章 选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加重了社会政治活动的责任，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克尽全力
自１９８０年以后，社会政治活动日益增多。首先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决定恢复为中央常委和中央教育科技委员会主任，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主席，历届连任迄今。在这期间，参加了民盟对我国教育改革的调查研究和座谈会，并在青岛参加起草了民盟向党中央提出的对教育改革的建议书，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组织主持了民主同盟中央举办的三期多学科学术讲座。参加讲座的著名教授有费孝通、朱光潜、谈家桢、陶大镛、唐敖庆、冯之俊、林传鼎、黄药眠、徐铸成、商承祚、常任侠、叶培大、马大猷等，前后约５０位，每人讲１０讲，每讲２小时，共２０小时，讲题都是各位教授毕生研究的主要成果，深受全国各界的欢迎，讲稿亦编为丛书，陆续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对推动我国学术繁荣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还主持编辑了民盟中央主办“农业实用生产技术丛书”，出版了三批共７５种，并纳入国家的星火计划。１９８６年６月参加了民盟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地区发展战略研究讲座，在讲座上做了“发展战略研究和系统工程”的报告。１９８８年５月民盟在黄河三角洲东营市召开了黄河三角洲经济规划会议，并以费孝通、钱伟长的名义代表民盟中央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黄河三角洲经济开发的建议。同一年６月费孝通和我亲自率领民盟成员到青海、甘肃、宁夏三省，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在深人考察的基础上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封长信，建议国家在黄河上游建立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作为突破口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区的试验区，为全面开发大西北作准备，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立即批复予以肯定，认为“建议很好，对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为地区开发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宝贵贡献”，随即批转国家计委认真研究采纳。现在这个建议书中的许多具体意见都已被列入国家“AE＇＇计划和十年规划。当地干部群众都认为”为俺们大西北人和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做了件大好事“。这些年里，也曾参加了各地民盟主持召开的各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会议，如１９８６年的闽南九龙江开发会议（１９８６），滕州市建市规划会议（１９８８），汕尾市开发会议（１９９１）等。１９８７年７月还曾应波兰民主党要求，率民盟代表团访问了华沙、革但斯克、托仑等城镇。
１９８１年４月，我应邀出席了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常委。在１９８２年５－６月参加政协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调查团，调查了南京、上海、苏州、杭州、扬州、济南等地情况，并向中央做了汇报。在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６－２３日，全国政协科技组组团（任团长）到上海调查归国留学生问题，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７日－２７日，参加全国政协科技代表团，访问了英国议会，参观了伦敦、剑桥、克劳非尔特、曼彻斯特、苏格兰、格拉斯哥等城市。
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４日－４月８日在全国政协六届五次全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１９８８年２月１３日－３月３日，率全国政协委员代表团应美中友协邀请访美，访问了纽约（会见了吴健雄）、华盛顿（会见了国务卿和两党领袖）、孟斐斯（访问了棉花交易所）、德州渥斯汀（访问了大学和市政府）、加州圣地亚哥（访问了海洋学院）、洛杉矶（访问了好莱坞、喷射推进研究所、迪斯尼乐园）、旧金山（访问柏克莱大学并参加了５００人举行的送别宴会）。这次访问和美国各方面的人物坦率友好地交换了意见，由于全团１０人都能流利地用英语谈话，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美国人都反映，第一次见到不用写好文稿而直接能自由交谈的大陆中国人，第一次见到能够交换意见而且理解他们的看法的中国人。我们一路没有住旅馆，都分散住在通常人的家中，没有官方的宴会，都是随着家庭一起用餐，使我们看到了美国多数中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和了解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真实看法。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０日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一次全体会议，被续选为第七届政协副主席。同年８月，全国政协成立祖国统一联谊会，被任命为主任。该会专门负责接待台湾的各种党派团体的来访者。每年接待４５－５０批。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两度率团调查海南岛的开发问题，都向政协写了调查报告。１９９３年１月率领全国政协代表团应埃及协商会议，希勒米主席的邀请访问埃及。在开罗会见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总理、议会议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以及希勒米主席等很多国家领导人，并参观了阿斯旺水坝、亚历山大港、苏伊士运河港口、西奈半岛的原以色列防线。１９９３年４月在全国政协第八届全体会议上再度当选为副主席，在第八届第二次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教育文化委员会主任，并在６月－７月间决定了教文委的工作计划。
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中，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兼科教文宗教组组长，以及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主任，与全体委员共同努力，历时４年零８个月的繁重工作，开过各层次的会议１００多次，终于在１９９０年４月４日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之后，从１９８９年起又被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与社会事务组组长，以及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主任。同样经过繁重的工作，历时４年，在１９９３年３月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该两种基本法已经分别在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３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它们是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祖国和１９９９年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分别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的原则，在主权收回后，在香港和澳门实行“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方针下，修订的两部史无前例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将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作出长远的贡献。
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３日民间各界各团体联合组织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设会长６人（程思远、王光英、孙越琦、卢嘉锡、侯镜如及我），由我任执行会长。成立后曾接待了约上千名台胞，并在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２年分别两次在港举行两岸关系座谈会、和平统一座谈会，参加者有两岸和美国华人关心和平统一事业的人士共约２？余人，统促会还出版了刊物《统一论坛》。
在这一时期内，我还担任了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曾率代表团在１９９２年参加了在荷兰举行的欧洲华侨、华人团体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在国内接待了多次欧洲华侨华人返国访问团。同时还担任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和力学卷、物理卷的副主编，写过不少词条，辞海的总编委，中国科学院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科协副主席（１９８０－１９８５），上海市发明协会会长（１９８４－１９９０），上海市清华同学会会长（１９８４－１９８８），还担任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考选委员会主席，曾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连续两年公开考选出国留学生１００人，送欧美各国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８７年起每年资助学者参加国际会议约２５人，香港和内地交流讲学学者约１５人。所有上述工作都是义务奉献。
这１５年来，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丰富的政治社会活动，广阔的学术天地，使我的生活无限充沛而有意义，虽然岁月催人老，但是欣逢盛世，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愿夜以继日地奋发工作，以补偿２６年来失去的珍贵年华；愿以自己的点滴汗水，汇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奔腾洪流中！
桑榆匪晚，奔驰不息！
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１日完稿于烟台东山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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