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渝：文革纪实

◇　从省城到公社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际，早该毕业的六六届、六七届大学生陆续被分配工作。

甘肃师大学生楼南一楼中文系六六、六七两届男生宿舍空空荡荡。阴暗的走廊里，四处狼藉。每间屋的门口都堆有垃圾或者灰烬，残剩的纸卷尚且余烟袅袅；还有酗酒者的呕吐物。房间大多半敞开着，可以看见里面空空的床铺上散乱的杂物，被打碎的玻璃酒瓶，墙上大都有龙飞凤舞或七扭八歪的留言。六六届大才子、被整得很惨的穆长青在楼梯拐角的墙上写道：“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样高。”有的房间里传出呼五吆六的猜拳声、叫骂声和哭笑声；不用说，那是班上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饮酒话别。他们心头不舒服，借酒浇愁。毕业生们一拨一拨地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分配实行的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基层、～边疆、～工厂。分配严格执行阶级路线——有政治问题的统统流放边远农村牧区，红五类中的优秀者则留城市进机关，或者去山大沟深的国防保密工厂。

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又在文革中站错了队，自惭形秽，所以在自报志愿时就很有自知之明地填写了去那离省城最远的肃州地区。军宣队和校革委会把自报去肃州的六个中文系学生分析一遍后，确定我去A自治县，那是肃州地区最边远的一个县。由此可见我是六人之中政治条件最差者。

肃州S县的自然条件略微好过A县，分配给和我不同班的李某去。李某犯有生活作风错误（据说和未婚妻发生性关系被人发现，在那年代都属于严重道德问题）。然而他是革命干部子弟，其父亲虽然在文革初期就被挂了起来，但余威总还是有的，因此李某拒绝分配。就这样S县的名额出现空缺。

我们班的章君劝我去请求组织改派S县。章君幼年曾在沙州短暂生活过，对那里有极模糊的印象。他说S县还生长树木，而A县全县没有一棵树，可见S县要好些。我大起胆子去碰运气，找组织请求把我改派；竟然获得恩准，我被改派S县。

办理改派手续时有个小插曲：我到档案室要把“A县”改为“S县”，管档案的女干部不知道这两个县怎么写，就给我档案叫我自己写。就在递给我档案的瞬间，她飞快地从里面抽出一页纸藏起来。这使我大为惶惑、甚至恐惧。那上面记载着什么？莫非是什么能置我于死地的东西？是说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呢？还是说我有海外关系？——我的一个远亲长辈的妻子是香港人，在当时那可是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或者，那上面只是直截了当地注明我是铁杆“革老保”（文革保守群众组织），政治不可靠？因为此前确实有一段时间传言我将被“缓分配”；还传言我属于“推一推是敌我矛盾、拉一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一类人。天知道！即使是“莫须有”，我也得背上。

我满腹狐疑，疑窦丛生，但是也无可如何。管他娘的，我现在被分配了，皇恩浩荡，证明我还是“人民内部”嘛！一俟定谳，我立刻直奔S县而去。

按照事先被告知的，我先到肃州地区报到。

六十年代的肃州是一个古老的小县城。鼓楼兀立在城之中心，四面街道上的建筑都是旧式的低矮寒碜的砖砌房屋，深红漆格调的窗门。人行道旁是柳树杨树，长得比房屋高些。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车马寥落。正是晚秋季节，天晴的日子，骄阳当空，炎热异常，从杨柳树的枝叶上流下一滴滴的树蜡，馋嘴的小孩用手指头蘸上放进嘴里吸吮，像蜜糖。如果是阴天，气温立刻骤降，秋风萧瑟，路人缩头耸肩匆匆而行，小城更显荒凉。肃州原来有很壮观的的城墙，在大跃进时被拆除，墙砖用于建造炼钢的土高炉。民谣说，肃州城，四角平，鼓楼建在正当中。但是四四方方的肃州古城，已风光不再。

其实在六五年秋至六六年春，我们六七届学生来过肃州，那是参加农村社教。正是因为目睹农村惊心怵目的穷困，才吓得我们班上的学生毕业分配时不敢报名到肃州。大家异口同声说：宁可东行千里，不愿西行一寸。只有我等苦命人，不敢不来。

时隔三年，肃州唯一的变化是破旧的城市也整个地被涂抹成了红海洋。鼓楼近旁的晚清民国年代的民居，黑木板店铺门板，全部改涂红色，写上“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造反有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最高指示。

分配来肃州的大学生还真不少，大多住在县招待所。那是鼓楼附近街上的一所院子，有两三排平房。我在地区教育组得知，我的四位同学已经报到过了：出身城市贫民的张某分到肃州中学，那是肥缺；女生张某的父亲是反动权威，她分到肃州近郊公社戴帽子中学；李某父亲是走资派，他去肃州偏远一个公社的中学；徐某是地主家庭出身，他分到沙州的一个公社中学。我是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家庭出身，分到最远的S县，S县只有一所中学，在县城。在肃州城我只见到本班的男同学张民和女同学张宪平。张宪平由未婚夫王大哥陪伴而来，听说S县距肃州还有七百公里，性情豪爽的王大哥非要借给我十元钱不可，说路远，拿上以备不时之需。

在大学的最后半年，校园里就有“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的时尚。开始我对它很是厌恶，然而竟很快习以为常，甚至于如果不做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那全套程式动作，心里就急哇哇的，浑身不对劲。我明知这是封建迷信，是荒唐愚昧，却身不由己地要做，就像要过瘾一般；但其实对它既厌恶，又痛恨。到肃州住进县招待所后，我第一次进食堂吃午饭，就见忠字台设在最显眼的地方；我一看没有别人在场，心想省去向伟大领袖请示的程序罢；就径直走到小窗口向里面喊“打饭！”不料一下子从窗口洞内戳出来一个大铁勺子，里面有人厉声喝道：“请示去！”吓得我抱头鼠窜到忠字台前，举着红小书祝福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然后背诵语录，行礼如仪。

招待所餐厅那忠字台，实在龌龊：一尊领袖石膏像，满头满脸蝇屎；摆放在塑像前的“雄文四卷”，落了一层灰尘；雄文下面的红绸布，被油烟熏得脏兮兮的。那是神龛，可是人们似乎对它并没有十分尊重，只是拿它当作欺侮弱者的名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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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一人坐在西行的火车上，心情自然郁郁寡欢。夜里，我靠着车窗，眼望外面明晃晃的月亮映照下的银光朦胧的大戈壁和戈壁尽头那黑魆魆的祁连山，心头百味杂陈。车厢里有回民老歌手在吟唱“花儿”，在单调的“咣当咣当”车轮声的伴奏下，曲调显得特别悲怆，看着白茫茫的戈壁，听着忧伤的花儿，我真的很感动，觉得那低沉压抑的歌曲，完全表达了我对前途茫然不知所措的惶恐，我的孤独和苦闷。

火车出嘉峪关，浩瀚戈壁，茫无际涯，罕见人烟。我心下思忖，今生今世，我就要在这塞外苦寒之地了结生命了。念及此，心境更是灰暗。

我在柳园车站下火车，住进柳园旅社，等去沙洲的长途汽车。在旅社里遇到也是分配去S县的张从虬和范云英。他们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新婚夫妇，都是上海人；因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也被发配边远地区。他们和我一样，脸像苦瓜，不知命运究竟要把他们如何处置，祸福难测。第二天我们搭上去沙州的车，在搓板路上顛了四个小时，到了这个拥有闻名世界的莫高窟的小县城，住进S县设在此地的办事处。我们谁也没有说起莫高窟，没心情。范云英听办事处的人说，S县比沙州还要荒凉艰苦得多，禁不住大放悲声。她哭着要回上海，说哪怕去当保姆或者在马路上擦皮鞋也行。我对她说，既然我们已经到了S县门口，不妨去看看再说。

那时沙州到S县的班车每周二次，有客车也有卡车。我们就是和押解一名走资派的一群造反派同坐大篷卡车去S县。三个多小时的行程，卡车在荒漠戈壁上爬行，远方出现了雪山，雪山越来越近，卡车忽然停下来，原来到了县城。我们吃了一惊，公路两边只有一些土平房和窑洞，这就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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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分配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本省有这样一个S县。到了县城之后，我才慢慢地了解到S县的非同寻常之处。

S县面积六万六千余平方公里，而且这近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被分隔成两大块——南山和北山。南山是祁连雪山和荒漠草原，那是青藏高原的外缘；北山是马鬃山戈壁山地，是蒙古高原的南缘。两大块各有三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它们之间便是河西走廊西端，分布着玉门市、瓜州县和沙州县。S县的面积比宁夏回族自治区还要大一些，比台湾更要大得多。但是在我刚到S县的六八年，全县人口仅有六千余人。常住县城的干部工人家属居民约摸四五百人；县城跟前有一个农业公社，管六个生产队，总共七、八百农民。S县的县长在省城开会时对其他县的县长们开玩笑说，按管辖的土地面积，他算得上一个省长；按管辖的人口，他只是内地一个小公社的主任或者一个生产大队长。

来S县之前，我听同学章君说，S县因为地域广阔，县长办公需乘直升飞机。还有，S县常年狂风怒号，在街上走路，身穿沉重的老羊皮皮袄也会被狂风吹着飞跑。我到了县上以后发现这都是夸张之辞——不过风确实一年四季刮个不停，也相当猛烈。

我在县革委会报了到，就去中学。中学很大，却只有两排平房，共五间教室。还有一排平房，五间或是六间，是教师的办公室兼宿舍。空旷的校园里，另外的两栋建筑物，就是相距甚远的厕所和食堂。我找景校长，有位老师说他在食堂里。我就去食堂。空荡荡的食堂显然还没有投入使用。我大喊“景校长！”从一个小耳房里走出一位满身灰土的人，他就是景校长；他正在打扫卫生，原来是为我准备房间哩！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和善的人。

很多年以后，目睹世风，我非常的感慨。现时的教员到新单位，恐怕第一件事就是带上重礼拜见校长，在校长面前小心翼翼，须使出浑身解数巴结讨好他；否则饭碗就不久长。我一生坎坷，但很幸运的是，第一位顶头上司就是景兆年，他为人和蔼，说话慢条斯理，却很有幽默感。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老右倾，宦途很是蹉跎。直到改革开放时代，他才时来运转。

我很快领到三个月的工资合计大洋二百一十元四角。这是我有生以来到手的最大一笔金钱。我自己留下五十元，赶快给母亲寄去一百五十元，母亲收到这笔巨款，不知到该是多么的欢天喜地！当然，我也赶紧寄给张同学十元，再三感谢她和王大哥的急公好义。

在S县中学的食堂耳房里住了约摸二十几天。虽说中学教员紧缺，但是毛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了。最高指示有雷霆万钧之力，县革委会决定把刚刚分配来的所有大学生中专生统统下放到各个公社插队锻炼。我们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学语录，谈认识，最后宣布大学生们插队落户的地点，我被打发去石包城公社农业队落户。

在我出发去石包城的前一天夜里，中学的方凯老师自杀了。县上正在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暴，方凯老师出身地主家庭，文革两派群众组织对峙时，他喊了一句敬祝对方造反派“万臭无香”的口号。此时清队，专案组认定这口号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因为“万寿无疆”是祝福毛主席的专用语，他却说“万臭无香”，乃是地主阶级发泄对伟大领袖的仇恨。方凯再三辩解，革命群众却更加义愤填膺。方凯绝望了，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没有死去，又挣扎着爬到门口，把自己吊在门顶的气窗上。现场从床上到床下到门脚都是血，他肯定死得非常痛苦。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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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的疲劳还没有缓过劲，由军人掌管的县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就召集我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号召我们去下乡。此时来S县报到的大学生中专生已经有二十几个，我们也听到当地干部的私下传言：“这都是些有问题的”。其实不尽然。省农业大学六八届学生分配时，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要把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学生赶到艰苦地区去改造，但是后者人多势众，他们引证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出身好的学生当然是“好同志”，理应去艰苦地区。结果农大来S县的六八届都是贫下中农子弟。除了他们，来自西安、北京、上海、南京、兰州的学生，全都是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或者出身地富资本家的学生。

S县革委会很坚持阶级路线。学习班最后宣布的下乡名单是，政治面貌好又托了关系的，留在县城所在的党城湾农业公社；差的，统统去很远的公社。冯玲和王某两位女同学去好不拉公社，袁隆兴和王美玲俩口子上海人去别盖公社，我被指派去四百里外的石包城公社，那里有一个农业大队。对张范两口子上海人，宣布男的去马鬃山，女的去盐池湾。如此分配，令我猜想他们二人的政治背景可能比我还要糟糕。须知S县的面积有将近七万平方公里，还被沙州县、瓜州县、玉门市分割成两部分。盐池湾在南山，祁连山的腹地；马鬃山则是北山，是和蒙古国接壤的大戈壁。两地相距有八百多里路。范云英听了如此发落，当场号啕大哭。她坚决要回上海，宁可在大马路擦皮鞋。

天下学生是一家，我们几个人去向军代表刘副部长求情。我们对刘副部长说，人家两口子，从大上海来到S县已经很不容易，又一南一北地分开，太那个了么。刘副部长问“那个”是什么？我们语塞。刘副部长面无表情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两人分开有利于接受再教育嘛！要批判人性论嘛！”最后不知何人说了话，革委会还是变动了计划，通知张范两人都去石包城。

其时是十一月之初，祁连山区的天气已经很冷，我们去石包城的六个学生听说国家给在S县工作的人配有四大件的装备：皮大衣、皮裤、毛毯、靴子，于是就去要；因为我们是国家分配的毕业生，是领国家工资的，理应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刘副部长对我们开口要装备十分不满，他认为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怎么可以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我们说从县城到石包城公社，要在卡车上坐一天半时间，如此天气，路上会把我们冻僵的。刘副部长很严肃地回答：“天气冷，路也长，坐在卡车上肯定很难受，甚至很痛苦。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改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坐卡车上路也是改造思想，你们就痛苦痛苦吧！”此言一出，我们瞠目结舌，觉得他字字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但又感觉他怎么那样冷酷无情？哎，恐怕还是我们思想落后，觉悟低，才对如此正确的话有心理抵触吧？

这位刘副部长，言必称最高指示，他还把“赤裸裸”念做“赤果果”，“撑腰”念做“掌腰”，“負隅頑抗”念做“負偶頑抗”，“悼念”念做“掉念”。当然，好像当地人都这么念。

在那个年头，革命的宣传和公民同等压力已经使我们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我们时时事事处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轻自贱的地位。一轮又一轮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已经使我们产生根深蒂固的对党对人民、对社会的负罪感。我们准备接受考验，痛苦一番。不过临行前，革命委员会忽然借给我们每人一件旧大衣，是干部们领新换旧下来的。我们顿时感激涕零，深觉皇恩浩荡、帝泽汪洋。鲁迅说，中国人很容易变成奴隶，变成奴隶了还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借到旧大衣的我们，正是这个模样。

出发去石包城下乡的人有六名，我们坐在给公社送货的卡车上。张从虬、范云英两口子是学医的，党同喜、李玲玲是农大六七届的，也是两口子，学兽医的，二人家庭出身也都不好；此外还有一位卫校毕业的学药剂的女生。再就是我，师大中文系毕业，来当老师的。

上回我从兰州到肃州，看肃州真是个小地方，再从肃州到沙州，觉得沙州简直是小村庄。现在相隔多半个月再到沙州，哇，我们进了大城市了！城里有两三条街道呢！人来人往，好热闹啊！当然最醒目的是大街小巷张贴的、悬挂的“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横幅。半个月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决议永远开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党籍。我们在S县的那条空荡荡的公路上还游行呼口号热烈拥护公报呢！这沙州，庆祝全会胜利召开的气氛显然比我们S县那里热烈隆重得多。在一家单位门口人行道上，塑着刘少奇和王光美下跪的泥像，明显是模仿杭州西湖岳王庙前秦桧王氏像的。泥像裸着身子，特别突出性器官，大概是那些革命义愤特别强烈的人吧，又给泥像加上一些猥亵不堪的东西。泥塑像龌龊而卑劣，令人目不忍睹，却又忍不住要偷看几眼，专门围着赏鉴的也大有人在。在那个时代，我除了觉得那下流而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唉，我们的麻木已经无以复加了。

大卡车离开沙州继续在茫茫戈壁上行驶，我们个个垂头丧气，高高坐在覆盖货物的篷布上。呼呼的风迎面而来，我们紧裹着皮大衣缩着身子，各自想着心事。冬日的太阳黯淡无光，可是我们的心情更其暗淡。车到瓜州县，那是著名的世界风库，朔风劲吹，狂风呼啸。幸而我们顺风而行，迎头风大大地被抵消了。这大概是“没毛的鸟子天照应”吧？那位刘副部长若是得知，恐怕未免会失望的。

不知何时，天空阴云密布，地上阴风怒号，眼望茫茫戈壁，似有人烟踪迹。汽车飞驰，一个小镇出现在眼前。我东张西望，忽然大为惊奇：只见公路两旁一株株巨大的柳树，夹道而来，像是一条长长的拱廊。细细看，每棵树树龄总有数十百年以上。这许多百年老柳树，尽管树叶已然被秋风扫落，可是在狂风大作的戈壁滩上，却依旧显得虎虎有生气。狂风吼叫，飞沙走石，千万个树条如青蛇劲舞，似在前线与风魔短兵肉搏；连着柳条的柳树枝则从容不迫地摇摆着，似在傲然高叫：“暴风！来过招吧！”更粗壮的分干，颇有大将风度，好似调兵遣将，指挥若定，强有力地支撑枝条。巨柳的主干岿然不动，固若金汤，似是对抗风沙的大本营。望着一株株巨柳，我肃然起敬。

这里是玉门镇。我们在玉门镇夜宿，狂风吼叫了一夜，以至于我夜不成寐。白天见到的柳树给我印象太深刻了，它们英勇地抵御风暴，它们在戈壁上与狂风恐怕较量了数十百年，没有向风沙屈服。或许，它们的信心来自深深植在沙土地下的四通八达的根系，也来自柳树集体的众志成城和群策群力。我想，这里的居民，也必定如此。

第二天一早卡车又上路。出了玉门镇，汽车掉头向南行驶，狂风从侧面刮来，似乎要将汽车推翻，我们匍匐在篷布上，两手牢牢抓紧绳索。我偶尔看一眼车后面的远方。远处风沙弥漫，可以看见火车像一组火柴盒在缓缓移动。我知道褐色戈壁滩上颜色较深的那一个条带就是绵延数十里的百年老柳树。昨天晚上招待所的老门房告诉我，那是“左公柳”。此时远眺，狂风铺天盖地要吞噬乡镇村庄农舍耕田，可是数以千百计棵“左公柳”就像无畏的勇士，肩并着肩，手挽着手，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抗击风魔，保卫绿洲。我若有所思。本来是应该在城市公园里点缀风景的垂柳，却落籍塞外荒僻之地，一变而为百姓农田的保护神，这怎么能不叫人感动？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人，是否可以从这柳树的形象获得生活的信念，坚持在逆境中抗争？然而一想起军代表那冷酷的言语，我又感到沮丧、愤懑、无奈、茫然。

卡车一路爬坡，从疏勒河水闸上通过，终于进了南山。南山是祁连山脉外围的山峦，汽车在山间绕来绕去，蜿蜒而行，最后终于爬上山顶。天又放晴了。我俯瞰前面，那是一个不小的盆地，玉门市的昌马公社就在盆地的最低处。

放眼看过去，盆地之南的天际，半空中，无数皑皑雪峰突兀而立，犹如浩瀚大海里汹涌澎湃的巨浪，又似三百万玉龙翻腾飞跃，很是惊心动魄。而东南方向更有一座怪异的黑魆魆的大山如横空出世，如凶神恶煞一般，镇压在白浪排空的众雪峰之巅，十分壮观。此景此情，坐在卡车顶上的我们几个人看得目瞪口呆。眼前所见，大概就是祁连山脉的主体了。后来我知道那如山中霸王的黑山就是妖魔山，妖魔山上不见积雪，我觉得不可思议。妖魔山下就是S县的最富饶的鱼儿红草原，遍地长满酥油草，——也有醉马草，马吃了会中毒的。

　　卡车风驰电掣，很快下了山，妖魔山和雪峰一齐隐没在最前面的濯濯童山背后。昌马盆地明显比山外大戈壁的海拔要高得多。空气寒冷，我们再一次地裹紧身上的皮大衣，龟缩在凹凸不平的篷布的低处。穿过稀稀落落的村庄和田地，汽车又向西南方向驶去。远远天边又出现一片山脉，那是鹰嘴山，我们的目的地石包城就在那后面。听司机说那又是一个盆地，海拔又比昌马高出许多。

汽车颠簸而行，鹰嘴山大坂，荒凉如同月球。寒风，衰草，干涸的砂石滩，诡秘的山峦。卡车顶上六个人的心境，和苍凉的荒漠没有两样。仰视雪山，俯瞰戈壁，我们面面相觑。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或者，命运究竟要把我们抛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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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包城公社距县城很遥远，坐了一天半的大卡车才到达。石包城农业队文革前是两个生产队，后来在学大寨运动中，又合并为一个生产队。原先的二队不愿意，闹着分开，结果又分开了。我在农业一队落户。

六八年春天我还在大学校园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如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其恐怖程度远远超过文革之初的红卫兵造反。我来到石包城已经是当年的初冬，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仿佛是尾随我而来，正在席卷戈壁草原。光是我所在的仅有十几户人的农业一队就揪出了六名阶级敌人，还斗死了一名（后来又有一名自杀）。几乎每天晚上，不是公社，就是生产队开批斗会。阶级敌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哭叫连天，我躲在黑暗中觳觫发抖。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平时很善良很胆怯的老百姓在批斗会上，当革命口号喊起时，就突然变得凶狠而残忍？

不过阶级斗争主要是在开会的时候。开过会后，农民们大体上相安无事，都下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阶级敌人修理地球，贫下中农也修理地球；难道还能把阶级敌人下放到比农村更苦的地方去？

◇　恐怖的清查“五一六

改革开放后的官方说到文革，总是言之凿凿地称：六六年七、八月的红卫兵运动是文革最恐怖的时期。殊不知文革恐怖乃是一浪高过一浪；最可怕的时期应该是六八年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即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到七一年发生林彪事件的那几年。那可是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日子，阶级斗争绞肉机在开足马力展开管、押、杀。

六八年春天，在“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的高潮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谓既定伟大战略部署全面铺开，一直搞到六九年春天。六九年四月开“九大”，过后就是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授权省革委会审批死刑，红色政权祭起革命的名义，厉行镇压之权。省革委会处决“反革命分子”的布告隔些日子就贴出一张，每张上面总是一长串红笔勾过的名字。文革的恐怖至此达到空前程度。

“一打三反”运动没有宣告结束，就又开始了“清查五一六”运动。以至于多年过去之后，我记不起来二者的分界线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据说“五一六”是北京的一个神秘组织，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某些大人物。姚文元在他的经过毛泽东亲笔润色和修改的大作《评陶铸的两本书》里点了它的名，将其定为反动组织，声称它“反军乱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清查这个反动组织便成了文化大革命重拳出击的最新伟大战略部署。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运动伊始，省革命委员会行使死刑审批权，大张旗鼓地处决了一批“反革命罪犯”。死刑判决布告在全省城乡各地到处张贴。有一天，我在S县城大街上看到张师亮的死刑布告。张师亮是我的母校甘肃师大历史系的教授，就是因为令人窒息的政治思想高压超出了他所能够忍受的极限，忍不住发了些牢骚，文革一开始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批斗。那时的省委工作组指挥全校革命群众在露天电影场批斗他时，我也在场。他性格刚烈，被游街戴高帽子等等的侮辱激得怒不可遏，当场豁出去了，在会场上破口大骂共产党，当即遭到“革命群众”的暴打，直接从会场上被抓走，送进大牢。到省革委会被授权杀人后，张师亮先生竟被执行了死刑。布告上的很多死刑犯，都是“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就是对共产党毛主席说了不满的话，就招来杀身之祸。文革就是如此草菅人命的。

S县大概一时找不到可杀的人，就一次一次地开大会抓人，为“清查五一六”运动制造声威。

最厉害的一次大会是七一年五月十六日召开的。一大早，大街上的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就不停地吼着毛泽东思想广播站播放的阶级斗争语录和战斗歌曲。各单位先在自己院里集合队伍，打着旗子列队去县招待所的大院子里的大会场。我们中学教职工在工宣队带领下去参加大会，紧张的气氛已经令我心惊胆战；一出校门抬眼一看，更令我浑身发颤。

马路上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和民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进会场，我几乎吓得魂飞魄散。只见一东一西两栋房的房顶上竟然架起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人群，端的是杀气腾腾。我偷眼看我的同事们，个个脸色煞白。再往后面一看，县城和附近城关农业公社、别盖牧业公社的地、富、反、坏、右全部被押解到场，总有三、四十名，个个弯腰低头，一溜儿站在会场后面。我们革命群众则按单位排队站在会场里。主席台上，坐着一溜县上的党政军要人，活脱脱是凶神恶煞。

红旗招展，歌声喧天。一宣布开会，革命委员会保卫部的刘部长念几句最高指示，就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押上来！”革命群众队伍里，风云突变；早有人埋伏在被锁定目标的左右，登时两边一挟，卡住后脖子，拎小鸡似地将人架到主席台前。于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灭亡之时”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刘部长宣布其人反党反毛反军的罪状，如同死刑判决词。林业站的孟玉生在进会场时还和熟人点头打招呼，根本没有注意他一左一右的同事正在摩拳擦掌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忽然他听见上面喊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莫名其妙地被提上去了。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弯腰低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每个人后面都有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押管。主席台前的这一排阶级敌人和会场后面那几十名老阶级敌人遥遥相对。

会场上本已恐怖的气氛一下子令人窒息。我感觉我在簌簌发抖。我出身黑五类，不管我怎样强迫自己进行思想改造，我还是觉得这个社会不能容我。我偷听过《美国之音》，我对毛时有“腹诽”；因为他发动文革一开始时说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和大民主（尽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结果却是更加严酷的专政。我常常苦思冥想伟大领袖为何要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想着想着，就不由得忿然作色，有拍案而起的冲动。有时想得入神，蓦然清醒，由不得心惊肉跳，警惕地东张西望；倘或近旁有人，我会面如土色，怀疑他们知道我的内心活动了。那时我真的深信不疑个人的思想一定会被党组织看见，积极分子有明察他人心灵的特异功能。

……想到这些，我断定有人已经把我告发了。我窥测我身旁的一左一右，果然感觉他们在注视我，他们是提防我逃跑。天哪！能往哪里跑？没办法，束手就擒罢，引颈就戮罢。我觉得我满头冒汗，我要尿裤子了。我脑子里已经产生幻觉：下一个肯定揪我上台，把我揪上去，宣布我犯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罪，然后就是狠批猛斗，之后再交给公安机关，于是判处死刑，押赴刑场，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我似地胡思乱想。试想，谁平日没有说错过话呢？谁没有一两个“仇人、对头”在处心积虑地等机会落井下石呢？谁人心里对这个社会没有怨尤呢？

石包城卫生所的傅雨龙大夫，为一个护士的烂事讽刺了她几句，护士遂说动她的相好，乘揪五一六的运动整肃他。适逢傅雨龙回陕西老家探亲，公社发电报叫他回单位。傅大夫不敢怠慢，赶紧上路。他在玉门镇下火车，看见公社派车派人来接他，还感动得不得了呢！谁知一出车站，就被几个民兵提着绳子，把他一绳子五花大绑地捆住，七手八脚把他扔到大卡车上，拉他回石包城。批斗大会早就在等他到场，傅大夫被直接押到会场批斗。他被尽情折磨了半年多，最后却也定不下什么罪，就“解放”了，可是从此一只手臂落下严重残疾。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几个下马威，造足了声势；就像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广播的：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运动随后按部就班地开始深挖细查。

按照毛泽东“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法则，首都北京有“五一六”分子，各省市也必然有“五一六”；而每个地、县、公社也就不可能没有“五一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这次要进行全面的清查、深挖，把“五一六”分子彻底、干净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那年头搞阶级斗争的整人运动的程序，几乎无例外地分三个阶段：一，开始阶段——召开动员大会，批斗阶级敌人，学习最新最高指示，传达文件，发动群众；讨论表态，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成立运动领导小组。二，掀起高潮阶段——人人过关，检查思想，交待问题；背靠背地揭发，面对面地批判，进行左、中、右阶级队伍的摸排划分。三，运动后期的组织处理——关押判决问题性质严重、持抗拒态度的顽固者，严惩不贷；按一定比例给一些人戴帽子，实行群众专政；对认罪态度好、愿意改造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落实政策，“给出路”；积极分子入党，建立新的领导班子。每场运动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S县“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几次大会的震慑下，向纵深发展，人人胆颤心寒，战战兢兢。整个县城又是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文革初期，S县有一派群众要冲进县武装部去抓对立派的头头。武装部当权的政委下令关闭大门，把来抓人者拒之门外。这些人就砸大门——那是两扇破旧的木头门。有冒失鬼点起火要烧门进去，本派中的老者慌忙制止，没烧成，烟熏火燎黑了半扇门板。这派群众组织后来被定为站错了队的保守组织，即保皇派。成立县革委会时，“烧门”事件被定为反军性质。

清查“五一六”开始后，“火烧武装部大门”事件顺理成章地成了本县性质最严重的五一六问题。因为，烧武装部大门就是反解放军，反解放军就是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那可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弥天大罪。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后，凡当时动手砸门者和点火者，所有在场者乃至劝阻者，均被列为运动重点对象；须三番五次地交待自己当时的举动、言论和活思想，揭发他人的问题，检查自己思想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向毛主席认罪。当然，同时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积极分子的厉声质问和愤怒批判。那些虽不在场，可是和“重点”们同属一派的人，也要一个一个揭发问题，谈认识，表态度。中小学教员中介入此五一六事件者为数甚众，清查会连开了二十几天，他们还没有检查完问题。

运动的矛头慢慢对准文革中被分配来的大学生。S县虽小，可来自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兰州的老五届大学生中专生竟有三、四十人之多。大家不用互相介绍，就很快知道都是彼此彼此，——多半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文革犯了政治错误，被发配到这里。其中有在上海给江青贴过大字报的人，有曾在中南海门口静坐过的人，有在南京刷过炮打中央文革大幅标语的人，有在兰州军区司令部院内静坐绝食过的人，有整理过甘肃省革委会当权者材料的人。等等。试想冲击了小小的县级军事机关的人都成了“五一六分子”，这些直接冒犯了中央和省市威严的大学生，岂不更是触犯天条、大逆不道的五一六分子？七〇年冬天有两个自称是省革委会专案组的人到S县中学找我，向我调查某人的问题，他们态度傲慢而强硬，像是来审问我，这一来S县的人都视我为问题人物。现在我的直觉告诉我：县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早就注意上我了；何况我在兰州军区门前静坐过。

运动领导小组肯定已经胸有成竹：县上的“五一六”是小巫，外来大学生是大巫。有大鱼可抓，他们要为共产主义红色江山清除隐患再立新功。于是在火候已经差不多了的时候，清查小组放出话来，要求六八六九两年分配来S县的所有大学生写出详尽的检查，做老老实实的交代，争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全国大、中学校学生高唱着“拿起笔来做刀枪，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胆敢反对党，马上叫他见阎王！杀——嗨！”那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捍卫毛思想、毛路线而奔走呼号，上蹿下跳，以至于同学反目成仇，分裂成两派、三派，互相辩论得面红耳赤，最后大打出手；还自认为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结果后来竟至于两派势不两立，打斗不已，形势发展成在毛的导演下全国展开全面内战，大开杀戒。到头来，一部分学生被毛封为造反派，另一部分就成了狗屎不如的保皇派。到了最后，两派学生统统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反正大家不是犯了受蒙蔽的错误，就是犯了翘尾巴的错误。为了所犯的错误，我们真是“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也不止一次地肯定我们已经洗心革面，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了；我们也服从了惩罚性的分配、被一竿子插到底，感到如同流放一样到了边远牧区。唉！究竟还要我们怎样呢？

目睹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那血雨腥风的场面，我不能不对这回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深深的怀着恐惧。

空气中的血腥味和火药味愈来愈浓烈。各单位天天开会。各种名目的会：全体会，骨干会，分组会，领导碰头会、全县大会。检查交代、揭发批判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记得清查小组负责人正式通知我准备好检查交代材料那天，——这意味着我不再有“革命群众”的身份了；我走在马路上，所见之熟人，毫无例外都是一式的阶级斗争面孔，不是远远地躲开，就是佯装没有看见我——不过也许是我的错觉。孤独感深深地袭上我心头，我闷闷地走回自己家。

离家老远，我喂养的五六只小鸡瞅见我了。它们啾啾啾地叫着发足狂奔我而来；有几只张起翅膀脚不点地飞跑，结果不断地跌跤。最先跑到我脚下的小鸡收脚不住，翻了个跟头。它们围着我叽叽喳喳，仰起脑袋偏过脸紧盯着我看。尽管我知道它们是因为饿坏了，是催我喂食，可我仍然十分感动。它们从来没有揭发批判过我，也没有因为我即将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而对我摆起怒目而视的阶级斗争脸。

小鸡们簇拥着我进了自家院子，我取出比平常多得多的土麦子撒给它们吃。看着它们大快朵颐，我暂时忘记了迫在眉睫的阶级斗争。

忽然，平地一声炸雷，石破天惊！林彪仓皇出逃机毁人亡！

林彪事件使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当务之急一变而成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和销毁所有林彪的照片题词，这可是费力费时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里，清查“五一六”是文革恐怖的登峰造极。林彪事件后，人们渐渐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开始抵制起文革来。小道消息满天飞，就是当时民众发泄对文革不满的反映。

◇　林彪外逃震撼小县城

一九七一年十月下旬，虽然内地还是金秋时节，可是地处高寒的S县，天气已经十分严寒。树木凋零，朔风呼啸。秋冬之际，S县从半夜到正午狂风由雪山向戈壁刮，刮得行人走路踉踉跄跄；正午过后，风势变小，风向渐渐地掉转，变为从戈壁向雪山刮。到入夜，戈壁狂风如狮吼虎啸，如鬼哭狼嚎；然后慢慢地转为凄厉和呜咽，风向又在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此时全县“清查五一六”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运动进入第二阶段也有些日子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们县中小学集中学习会开了一上午。下午清查小组成员和骨干分子开碰头会，我们则奉命写检查。我写了两行，心烦。妈妈的，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说：死两回没听说，死一回躲不过。敬爱的林副统帅说：抢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我格老子死猪不怕开水烫，随便！我撂下纸笔，上杨才铭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找报纸看。

　推门而入，却见老杨坐在床沿上发怔。他脸色苍白。我问：“你不舒服么？”他转过头直勾勾地瞪我一眼，随即起身奔过去把门关死，慌慌张张地劈头问我：“出大事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了！你听说了么？”我莫名其妙，见他那紧张的样子，我不禁也紧张起来，连忙问：“啥事？啥大事？”他两眼直僵僵地盯着我，又像是盯着我身后很远的地方，如同梦呓似的幽幽地说：“事情太可怕了！太严重了！简直不可思议，我不敢给你说，不敢说……”

我好生奇怪。一再追问，他却死也不肯再吐一个字，只是眼睛发直，喃喃自言自语：“太可怕了……”见他如此卖关子，我心急火燎，恨不得扳开他的嘴把那重大事情掏出来。同时我脑子里飞旋：能发生什么事情让老杨如此大惊小怪？杨才铭是我们一帮年轻同事的老大哥，他忠厚稳重，同我们相处融洽。不过他有点小世故，过于谨小慎微——此乃在多次阶级斗争运动中备受惊吓的人所共有的性格，是惊弓之鸟那样的。他是从不开玩笑捉弄人的，何况在运动中间，他照例把嘴巴闭得很紧很紧。今天竟然如此说话，实在反常。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是不是谁家女人偷了汉？或是哪个野男人勾引了谁家的黄花闺女？”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套他说话。在这个人口仅有两千多，一个月才能看上一回电影的荒僻小城，最能耸动人耳目、令人津津乐道的文化生活，莫过于男女艳闻了；如果是县上哪个头头搞女人东窗事发，那可是爆炸性新闻。

那知老杨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明显地对我的猜测显出鄙夷之色：“不是不是，比那大得多了，天塌下来了！”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杀人放火、男盗女娼更有轰动效应，就央求、恳求他告诉我，是不是发生了杀人案件？谁杀了谁？是不是谁放了火？是不是谁扒了灰？可老杨就是死活不肯透露一个字，只是低声嘟囔：“不敢说，不敢说，如果这事是假的，那谁散布了谣言，谁就没命了……”

急惊风遇上慢郎中，他越不肯说，我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越是迫不及待想知道，他越是面露恐惧守口如瓶。我使尽浑身解数，始终未能从杨才铭口中掏出那如天塌下来的大事究竟是什么。我心里实在痒得难受。最后我悻悻地说，你不说，我去问别人。老杨急忙带着哭腔说：“不要问！千万不要问！要问，也千万不要提我给你说什么了啊！”他说什么了？什么也没说么。真是的！看他那惶惶然的样子，我觉得事情真蹊跷。我急不可耐，一心想满足好奇心，边往外走边回头说：“放心吧，不会出卖你。”

从杨才铭那里出来，我直奔王树田的宿舍。文革开始后，西北民院被军队占用，出身不好和站错队的教职工被遣散到民族地区，王树田被打发到S县来。中学里我和王树田向来友善，他消息灵通，他若知道什么，肯定会告诉我。

一进门，就见王树田正在埋头写检查，已经写了厚厚的一沓，足见他的“五一六”问题不少。我问他听到什么重大新闻了没有？他抬起头来，一脸的茫然。我告诉他，听说发生了天大的事，非常可怕，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王树田笑笑，漫不经心地说可能有人开玩笑。我就说，是老实大哥杨才铭说的，不可能是开玩笑。王树田开始重视我的话了。他想了又想，想不出能发生什么天大的事。到底能有什么重要消息把谨小慎微寡言少语的老杨唬成那样呢？

近两年小道消息时有时无，陈伯达出事了的消息是传过一阵子，谭甫仁被刺杀也是民间传说，不过都没有引起民众惊恐。像基辛格访华那样的特大新闻，乃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前预告有重要消息将在某时刻发布，请听众届时收听；同时县上也接到省上电报通知，要求各单位领导组织群众收听某时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于是我们奉命列队准时坐在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大喇叭下收听。喇叭下，县革委会保卫部的民兵还在四周巡视；他们当然是根据上级指示，观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时乍一听见与我们中国不共戴天的美帝大头子尼克松要来中国，人人震惊，个个目瞪口呆！人们都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一连几天精神恍惚；不过谁也没有说一个字的评论。后来县上传达文件，老百姓被告知，尼克松是打着白旗要到中国来的；而且县革委会主任强烈暗示，美国总统尼克松是朝拜毛主席来了。

自那以后，还能再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呢？我和王树田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俩猜测也许是中苏边界上出了问题，或者与台湾有关。或许什么也没有，是杨才铭神经不对劲了。

　我满腹狐疑，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前事皆忘，我早早去到城关小学会议室，继续参加揭批“五一六”的县城全体教师会。

众老师各就各位，我也坐我的老位置，摆出沉痛反省状；心里盘算，教员同仁中本地的“五一六”问题行将检查完毕，我暂不开口；俟检查外地“五一六”问题的同仁谈过三五位后，我再狗尾续貂不迟。

忽然我身旁的柴国金凑过头来。我心里一动，忙把耳朵伸过去。只听他悄声说：“发生重大事情了，听说了没有？”柴国金是民兵排长，年纪比我轻，可比我老练，现在刚一开会就和我耳语，必定有重大消息。我忙接上他的话茬：“听说有重大事情，究竟是啥事？”柴国金缩回头，极神秘地前后左右观察一番，才又凑过来用手捂着他的嘴和我的耳朵，以极低的声音一字一字地说：“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叛国投敌……”

我惊得倒抽一口冷气，脑子嗡地一下，似遭大棒抡击，天旋地转，一阵眩晕。我瞪大眼睛，顿觉失明又失聪，眼前仿佛有巨大的蘑菇云冲天升起！我觉得我要失声惊呼。我转过脸直勾勾地盯着柴国金，仿佛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我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反过去又把柴国金吓得脸色苍白。停了片刻，他又凑过头来，我木然地把耳朵靠过去。他的话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飞机越境时被打下来了……，只差几秒钟……”

我感到心慌，脑胀。太可怕了！太严重了！我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又转脸直眉瞪眼地看他。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就凑过头去颤抖着问他：“消息可靠吗？”他把嗓子压得低低的说：“政治部康学谦说的。昨天党员开大会，已经传达了……”啊！康学谦，那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北京工业学院毕业生，典型的京油子，是本县传送小道消息的权威人士。我有点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了。可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个月前的国庆节期间，我从石包城公社回县上。路过玉门镇，在小镇电影院的宣传栏前我看见有几个人在看什么。我凑过去驻足观看。原来宣传栏里贴着一张一尺大的肖像照，是秃顶的林彪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地学习毛选。这是我头一次、也是唯一见到的林彪免冠像。我屏息凝神地注视他的秃顶。不知为什么，我越看越怕，可越怕越要看，有一种怪怪的异样的感觉。陆陆续续又有人走过来看林彪秃头照。人人一言不发，连大气也不出一声，只管默默地专注地看。我看了老半天才离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江青拍摄的杰作。我哪里能晓得，林彪此时早已死于非命了……。

……我痴呆了半天，定定神，偷眼环顾会议室，感觉果然有人神色异常：杨才铭泥菩萨似的，还在发怔，就像昨天在他房子里一样；何秀两眼呆滞，大口大口地吞烟，按说烟瘾再大也不至于如此一口接一口地毫不停歇；张涛紧锁眉头，好像有无限的大苦恼……；还有的人如遭电击，脸色僵硬，如灵魂已然出窍。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肯定也知道了。显然是这个不敢使人相信的天塌下来的消息，在折磨着向来关心国家大事、以政治通自居的他们的神经。我回忆以往，绝没有见到过眼下如许神情稀奇古怪的人。

不过大部分老师还是通常的精神状态：正襟危坐，诚惶诚恐，脑子里大概是如何交待自己的“五一六”问题，以求蒙混过关。这些自知有罪的人脸上是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时所特有的自卑、凄凉、苦闷和“臣罪当诛兮皇恩浩荡”的表情。

王树田在翻动他的发言稿，这是他预备发言的习惯性动作。我连忙向他使眼色，摆手制止他。我的直觉是，既然发生如此石破天惊的事，清查“五一六”恐怕要拉倒了吧！王树田看见我的手势，有点不知所措；他犹豫不决，但是终于把发言稿重新折迭起来压在《毛主席语录》本下面。景兆年校长的长篇发言开始了。他颇受我们的尊敬，从五八年起他就被视为右倾，幸而阶级成分是贫农，所以才没有怎样挨整；不过由县委宣传部长改任中学革委会主任，在当时无疑是大贬黜。此次清查运动，有人要把他打成S县“砸烧武装部大门‘五一六’事件”的“幕后摇鹅毛扇子的黑高参”，责令他讲清楚。他平时讲话很有水平，慢条斯理的，还有些幽默感，很能吸引听者；可是今天他的发言，只有只言片语跳进我的耳朵。

我头疼，我心慌，我发懵。林彪出事了，那么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呢？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实现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的崇高而伟大的目标而进行的；胜利成果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毛泽东亲自选择林彪做自己的可靠接班人和副统帅，因为他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忠实学生，这已经写进了庄严的党章，还要载入神圣的宪法。谁能把文化大革命同林彪分得开呢？林已然是仅次于毛的神，这位次神为何转眼要叛国投敌呢？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无法想象！

我想得头脑发胀，我觉得我忽而发高烧，忽而打寒颤。我不由自主又反过来怀疑自己的耳朵，进而怀疑柴国金。我斜眼偷瞥柴的脸。莫非他受清查运动领导小组的指示，设套子故意对我讲反革命话，引诱我随声附和，然后倒打一耙，置我于死地？我的腿哆嗦起来，背上冷汗淋漓。可是杨才铭呢？难道他俩串通起来要把我做成“现行”么？不会吧？杨是我始终认定的憨厚者，如果他也有害人之心，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了……。

这个晴天霹雳的小道消息紧紧攫住我的神经，我惊异不定，我胡思乱想，我如患了病似的呻吟，挣扎，我渴望获得最确实的答案。

散会后，我魂不守舍，王树田使眼色叫我去他的宿舍，自然是因为我制止他发言令他摸不着头脑。从祁连雪山刮来的风正猛，我跟着王树田趑趄而行。

一进他的门我就按捺不住地问他：“特大消息你还没听说么？”王树田瞪着一双大眼睛摇头：“没有啊，究竟发生什么了？”我追问：“你真的不知道？”他回答说昨天他写检查稿直到半夜两点多，哪里也没有去过。我摘下帽子，说：“林副主席——”用手给他比划了一个飞机倒栽葱的手势。他更胡涂了，大眼睛瞪得更大。我这才如此这般把柴国金的话学说一遍：“飞机越境时被高射炮打下来了，都死了。他的女儿林豆豆在上飞机前给毛主席发了电报，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后面的话也是柴国金在景校长发言时断断续续说给我的。

王树田的眼睛越瞪越大，终于瞪成一双牛眼睛；他的嘴巴也越张越大，像一个大窟窿。好半天他才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可能吗？真叫人不能理解……”他语无伦次，脸色由吃惊变为恐惧。我说：“是呀，做梦也想不到……”我一下子又害怕了：“如果是造谣，那可……”，王树田马上斩钉截铁地说：“那可就是不可饶恕的现行反革命了，非掉脑袋不可。”

忽然有人推门进来，我和王树田吓得同时跳起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部的人抓我们来了。

进来的原来是女老师康炳清；她和王树田是校友，又都是数学老师。她心地善良，平时我和王树田议论政治，对她不设防。可是今天这个消息非同小可，我和王树田面面相觑，紧闭起嘴巴。看着我们呆若木鸡的样子，康炳清深以为怪，她问：“你们在说啥呢？”

王树田缄口不言。后来还是我沉不住气，脱口而出：“林彪垮台了！”一言既出，吓得康炳清转过身赶快把门关上，回过头带着哭腔颤声说：“你胡说八道啥？哪里听来的谣言？你不想活了？”王树田打断康炳清的叫嚷，说方才他心里一分析，觉得这消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他头脑向来冷静，于是给我们分析：柴国金的消息来源比较可靠；昨天杨才铭虽然只露了口风，可绝对是同一消息；今早的开会，气氛是有点异常；昨天全县党员开大会他恍惚听谁说过——康炳清忽然插嘴说，今早上她刚一出门就碰上古怪事：已经有半年多时间不和她说话的邻居，竟鬼鬼祟祟走过来问她，昨天去开党员会了没有？把她问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邻居明明知道她并非党员，却如此发问。当时她想这个邻居可能没睡醒，发神经病呢！就漫不经心地回答，不知道开会的事。现在想来，邻居岂不是在拐弯抹角试探她听到什么没有。

王树田忽然奔到桌子边翻报纸。最后翻出一篇最新的两报一刊社论。他在字里行间搜寻。终于如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一行字让我们看：“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滔天罪行……”

“叛徒卖国贼”，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名词。文革开始以来，我们都无师自通地知道了一些潜规则：如刘少奇没有被公开点名之前，用“中国的赫鲁晓夫”影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是特指邓小平：“反革命两面派”则代表陶铸。去年又有了“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的提法，消息灵通人士说那是指陈伯达。现在这个“叛徒卖国贼”，肯定是一个重量级的大人物！但是报上既没有点明“叛徒卖国贼”是何人，也没有点明“叛、卖”的具体事实。不过这足以同我们听到的片言只语互相印证了。

种种迹象显示，林彪垮台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康老师这才惊魂甫定。我们三人大眼瞪小眼地感受着“叛徒卖国贼”新名词的强烈刺激。我们小声议论，这事件太重大太可怕了；它越是真的，就越令人惊怖，肯定会吓疯很多人。王树田说我阻止他发言是对了，出此大事，人心惶惶，还清查什么“五一六”呢！

忽然有人在门外喊叫：紧急通知！晚上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

十一月一日晚，在电影院内召开S县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传达中央文件。风声已经传开，来开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电影院座无虚席。晚来一步的人便在门厅站立。没有人打听要传达的文件的内容。人们表情严肃紧张。个别人悄声和熟人打招呼。大部分人只是意味深长地交换眼色。

担任县革委会主任的张凤翔政委宣读中央文件。文件是分批逐级扩大传达，这是他在本县第四次宣读。

他小心翼翼地开口。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静得掉下一根针都可以听见。听众无不竖起双耳屏息凝声谛听。于是文件上的措辞清清楚楚地入耳而来：“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尽管张政委得知此消息全县数他最早，但显然他还没有从最初的极度震撼中恢复正常。他的嗓音发颤，手也打颤；那红头文件似是一只烫手的山芋。

张政委本来是一位脾气平和的军人，很有些文化。在走马灯似换来换去的革委会主任之中，他是唯一不把“负隅顽抗”念成“负偶顽抗”、“赤裸裸”念成“赤果果”、“撑腰”念成“掌腰”、“悼念”念成“掉念”的人。往常传达文件，他总要解释一些词句或重复某些段落，甚至有时还要发挥一番；可是这一次的传达，他只是一字一句、平铺直叙地照本宣科。我猜想他惟恐多说一个字或是流露一丝个人倾向会承担严重责任。

文件很长。除了张政委的声音，电影院内静如旷野，寂如坟场。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东张西望；数百名到会干部职工个个如同僵尸，如同泥塑。这是县城史无前例的一次无声的大会。然而在这静寂中，与会者的脑海里，狂涛巨浪在呼啸，万钧雷霆在轰响，十二级台风在震撼，威力强大的原子弹在爆炸。

九月十三号，我默默地心算，那林彪摔死已经四十九天了，可是我们都蒙在鼓里……。

文件宣读完毕，没有多说一句话，张政委就直接宣布散会。人们默不作声地离开。我偷眼观察，人人神情异常，尽量避免和别人对视，咳嗽的人也格外捏着喉咙。

天很冷。黑夜里，我们几个老师拱肩缩背，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学校。半天没有人吱声。临近校门口，我忍不住冒了一句：“我觉得林彪垮台比刘少奇垮台还叫人高兴。”王树田和杨才铭装作没有听见我说话，柴国金、张涛、闫尚雄、何秀连忙往旁边一躲。片刻，何秀冷冷地丢过来一句话：“你说话注意点！”再无人接话茬，都好像身上没有带耳朵。何秀是个直脾气人，他如是说其实包含着好意；因为我的这句话很可能会被积极分子们分析成刘少奇倒台我不高兴，那我就死定了。

看看看！毛泽东专政造成了怎样的社会！

　 文件传达之后，如同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一波接一波地汹涌而来。人们在震惊和恐惧中纷纷奉命销毁一切地方的林彪题词和林彪照片。原先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最忠实的学生和亲自选定的可靠接班人林彪的合影巨画，一夜之间统统消失。单位奉命督促和监视职工销毁私人物品中的林彪图像和题词。我的大学毕业证有林彪题词的“四个伟大”和“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名言，一撕一扯，毕业证残缺不堪，我索性扔掉。几个笔记本，有很多毛、林合影的插页，我看着林彪的像，心里仍是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忍不住冒险留了几张毛林亲密无间在一起的照片。

林彪仓皇出逃，使追查“五一六”的运动就此不了了之，我们死里逃生。为证明林彪是叛徒卖国贼而向内部传达的林彪罪证《五七一工程纪要》，随后发给各单位。人们以批判的名义争相传看。许多人掩饰不住对《纪要》中称毛是“当代秦始皇”、阶级斗争是“绞肉机”、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等用语的浓厚兴趣；似乎享受着这些词语所产生的感官快乐。大家反复掂量它们的分量，再三咀嚼其中的含义。我私下认为林彪说的是大实话。不过人们决不互相交换看法，只是你争我抢地把《五七一工程纪要》看了又看，看时眼神闪烁，目光游移。在批判会上大家都异口同声疾言厉色地批判林彪反动透顶、阴险毒辣、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必须碎尸万段、千刀万剐。

事情的另一面是，最高领袖的威望随之动摇。人们不再相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论。什么反修防修继续革命！不过是刘邦朱元璋诛灭开国元勋的历史重演罢了！文革的龌龊虚伪开始被一般老百姓感觉到。红色恐怖失去了它得心应手的威慑力。这时候广播开始经常播放“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听上去给人理屈词穷、蛮不讲理、撒泼耍赖的感觉。文革已是强弩之末了。

很久以后，我忽然想起：六八年十月中央全会宣布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党籍时，特大喜讯传来，举国上下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人人都极为夸张地装出无比激动无限幸福的模样参加庆祝游行，高呼拥护的口号。可是这次“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怎么没有举行庆祝游行呢？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要庆祝；当然那时候谁都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没人轻易议论林彪问题，只是不断地开会，不停地念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报刊文章。大家一边拼命做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口诛笔伐，一边偷偷地观察别人的脸色，谁也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

后来我还又想过，林彪事件很可能消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场血光之灾。何以见得？文革之初，毛故意让刘少奇领导运动，随后马上宣布刘少奇派工作组是犯了镇压群众的方向路线错误，刘少奇哑巴吃黄连，不得不靠边站。毛一本正经地宣布：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当权派。可是当他终于打倒了刘少奇、彻底铲除了刘少奇的势力和影响后，却言而无信，翻脸不认人，把斗争矛头指向老百姓。又是派工宣队，又是派军宣队，又是军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无一不是向群众大开杀戒。其镇压群众的血雨腥风远远超过文革之初刘少奇的批反动学术权威和揪右派学生。毛亲自指挥的“三大战役”乃是文革最恐怖的时期。

我敢断定，毛一定怀里揣着一个文革结束时要给几百万知识者和普通民众戴上阶级敌人帽子的计划。因为戴“地、富、反、坏、右”帽子的阶级敌人随时间推移人数正在自然和非自然地减员，亟待补充，以保持必需的数量。制造这样一批社会贱民，交给工农兵群众实行专政；只许贱民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是毛的独家发明。如此，既可以证明“阶级斗争”理论是绝对真理，又可以使多数群众因为能对活生生的敌人拥有指手划脚权而产生社会优越感，找到当家作主的感觉；同时，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强大的威慑力自不待言。有位网民和我“英雄所见略同”，但他说得要比我透彻精辟多了。他写道：“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百分之五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过‘统治者’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即侥幸还属于百分之九十五又惶恐于坠入百分之五，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质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极权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就是让人民永远处于恐怖状态。毛泽东的奴役人民的独门功夫，就是让人民在恐怖的同时，还要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在当家作主。他的秘诀就是暴力镇压整肃与谎言欺骗愚弄双管齐下。

林彪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却以鱼死网破的激烈方式回应毛泽东对他的整肃。这肯定完全出乎毛的意料，毛的如意算盘不得不搁置起来。所以我有林彪事件很可能消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场血光之灾的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