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海鹏，原科大数学系６５年入学的校友。现在是广西科学院副院长。〕
◇ 不是流氓，是反革命
１９６６年深秋，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华注：此文发表于１９６６年６月初，不是深秋〕，这更是火上浇油。社论发表的当天傍晚，我就亲眼看见三系（近代化学系）的同学抓出了一个反革命分子鲁阳（化名，下同）〔华注：其实鲁阳是真名〕。鲁阳高举着双手走在前面，后面几位同学拿着木棍押着他。鲁阳大约是挨了打，一路走，一路说：”我坦白，我交待，我在日记中诬蔑雷锋了，我在日记中诬蔑王杰了。”
鲁阳是三系的青年教师，是右派，〔华注：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司法部长史良的外甥〕因此没有和其他青年教师住在一起，而是在学生宿舍这边分了一间房，他大概是在实验室里干些打杂的工作。这种人就是闲不住，特别是思想上更闲不住。毛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他要在他的日记中深入地分析研究一番；全国掀起了学习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也要在日记中发表一通不同凡响的评论。现在，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的指挥下，他被揪了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卫兵小将决定将他押送到关专政对象的牛棚去。
当晚在牛棚中，鲁阳想想活在世上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一死了之。夜深人静，他趁着看管人员松懈之机，偷偷地溜了出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在北京西面八宝山的山脚下，从那里往东北走约半小时，有一条流向玉渊潭（即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的河流。鲁阳来到这条河边，投水自杀。但由于他会游泳，并且水性很好，无论如何沉不下去，几番努力之后未果，只好爬回到岸上。
北京的深秋深夜，浑身上下湿漉漉的鲁阳冻得全身发抖。那里是野外，虽然月光明亮，但周围还是看不到任何房屋。忽然，鲁阳看到远远地有灯光在闪烁，高兴的他马上向灯光跑去。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建筑工地，灯光从一个放工具的小木房中射出，估计这房中会有人。鲁阳上去敲门，来开门的是个女青年，她看到他这个样子，吓得大叫：“啊！流氓。”鲁阳赶紧摆手解释：“不，不是流氓，是反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非常规的年代里，反革命帽子满天飞，人们已不太害怕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了，但是还是不愿意被戴上流氓的帽子的。
◇ 包庇了一个反革命
谢韦克是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班同学。他父亲很早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前牺牲了，他母亲后来又和一位姓胡的革命干部结婚，他们家和胡耀邦、胡克实家很熟。他的姑姑是我军原重要将领李涛上将的夫人，后离婚一个人在北京独居。谢韦克经常去看望他姑姑，姑姑兴致好时也跟他讲讲当年闹革命啊、延安整风啊等等一些事情。
谢韦克中学时的一个好朋友叫宋扬之，文化大革命时在中央党校学习。他不太识相，太天真，别人组织揪周总理战斗队、揪贺龙战斗队等，他组织了一个揪康生战斗队，结果被抓进 了监狱。他的一条罪状就是造谣说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整了很多老同志，在狱中经严刑拷打，追问他这一条谣言的来源。宋只好老实交待是谢韦克告他的。谢韦克确实 讲过这些事情，因为他也跟我讲过。
那时中央文革的 领导人天天接见来自全国的各行业的造反派团体，天天讲话，然后这些讲话就会印在小报、传单上到处张贴，到处散发。有一天我得到一张康生讲话的传单，看了以 后吓我一跳。在这传单上康生说，有一个反动学生叫胡伟克，他很坏，你们应该去把他抓起来。因为康生当时的讲话是和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延安整风联在一起讲的，所以我一看就知道说的是谢韦克。谢韦克当时的父亲和他其他的一些背景都姓胡，因此康生把他姓谢讲成姓胡了。
我决定对此事一点都不去张扬，知道谢韦克家庭背景的人并不多，那么多认识谢韦克的人也绝想不到这个胡韦克就是他；甚至我也不想去告诉谢韦克，免得他担惊受怕，他没有看到这张传单。几个月过去了，在当时那样严厉地到处抓反革命的情形下，谢韦克竟然无事，简直是不可思议。后来我把此事告诉他，他还是很有些后怕。那时中央文革的讲话太多了，而且被他们定成反革命的也太多了，难免有象谢韦克这样的漏网之鱼。
◇ 我打了一个学术权威
风水轮流转，学校里原来是红卫兵领导一切，后换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又换成解放军领导一切。１９６８年，记得当时是解放军领导一切的时期，空闲时间比较多，我每天都花大量的时间学拉手风琴。
数学系的老师已经被全部从教师宿舍赶过来，和我们学生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位叫曾肯成。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大专家，那时候只知道他是处于右派边缘的一个人物，他的数学有水平，英语很好，俄语也很好，曾经当过周总理的翻译。
那时珍宝岛冲突刚刚发生，中苏边境关系很紧张。有一天，一位同学来跟我说：“曾肯成说你拉的曲子有一个是‘苏军巡逻在阿穆尔河上’”，并哼给我听是个什么曲子。他哼的这个曲子我确实经常用手风琴拉，它是《外国名歌200首》中的一首歌，叫”三个坦克战士”，歌词中并没有丝毫的苏军巡逻在阿穆尔河上的意思。而有没有阿穆尔河是非常要紧的，在苏联被称作阿穆尔河的河流就是我们中国的黑龙江，中苏边境冲突的珍宝岛就在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国一侧。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如果拉“苏军巡逻在阿穆尔河上”，那就成了一个卖国贼了。我越想越气愤，就冲进曾肯成的宿舍质问他，他仍坚持说我拉的曲子是“苏军巡逻在阿穆尔河上”，我当即一拳打过去，打在他脸上，后来被其他人拉开。
军宣队说我打人了，让我写检查。我有点后悔，怎么能一时冲动就去打人呢？但心里总有点不平，他也不应该平白地诬蔑我是一个卖国贼啊。过后，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跟我讲“如果被打的是你的父亲、母亲，你的感受是什么？”我一下子就感到我的打人的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了。几个月之后，见到一本样子有点古老的歌本，翻开一看，里面还真有一首歌曲是“苏军巡逻在阿穆尔河上”，而且那曲子和“三个坦克战士”一模一样，真让我大吃一惊，曾肯成还真没讲错，我真成了一个卖国贼了。
１９７８年，我回科大进修计算机软件专业，校园里碰到曾肯成老师，他大发脾气，说学校不能培养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把我赶出去。我对当年打过他的行为很惭愧，很内疚，同时也很担心会被从学校赶出去，因为曾肯成老师那时已经是非常权威的学者了。大概是史济怀老师和原来的同班同学华伟范、杨劲根帮忙做了工作，几天后又碰见曾肯成老师，他主动和我打招呼，我赶忙迎上去向他道歉。他表示既往不咎，和我聊了其他一些事情，记得他提到广西的江家福（后来当了国家民委副主任）、麦结华（后来成为博导）数学水平比较高。回广西后，我和麦结华在图的带宽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取得的成绩发表在《应用数学学报》上。
◇ 打死一个，吓死一个
文革时中国科技大学的两派是东方红公社、延安公社。大约是在1968年下半年，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了。延安公社成立了文攻武卫队，每天早晨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练武功，我们数学系的周进聪教师当教头。
周进聪是华侨，据说是马来西亚富商的儿子，在国外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华罗庚亲自在科大上课时，曾选他当助教，可见是相当有业务水平的。他小小的个子，看起来很精干、灵巧，笑嘻嘻地，见人很爱打招呼，大约30岁吧。我在路上碰到他，总是他主动打招呼。
不知道他怎么地竟成了延安公社的骨干了。早年在国外他就练就了一身气功，现在有了施展的场所了。每天早晨在操场上教延安公社一帮人练，使过往的东方红公社的人气得咬牙切齿。
后来，东方红公社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决定擒贼先擒王。他们充分估计了周进聪会武功，经过了周密的安排，派出几条大汉在周的宿舍附近埋伏。抓住机会，一声令下，未费什么周折，就把他擒获了。抓周进聪的理由是他是马来西亚特务。周被秘密地关在教学大楼的某个教室里，那里可能是东方红公社的据点吧。据我们班亲眼看见的同学回来讲，周被绑在那里用粗棍子打，由于他会气功，粗棍子打在身上就象打在鼓上一样反弹回来，一点事也没有，后来打手们就蒙住他的眼睛，时不时地胳肢他，趁他不注意时就猛地一棍子打过去。周进聪就这样被折腾来折腾去。到后来，打手们觉得周进聪好象没气儿了，也许他是用气功憋住气儿装死，也许他是真的不行了。他们去校医院找来一个医生，医生检查说，确实是死了。生龙活虎的一个人就这样死掉了，不是死在武斗的战场上，而是作为一个俘虏被虐待致死了。
祸不单行。校医院的这个医生检查完周进聪的死活后，自己也吓得够呛。这几个打手警告他要严守秘密，有丝毫泄漏就有他好看的。他家住中关村，回到家里，一颗受惊吓的心还是 不能平静下来。不巧的是当夜北京市统一突袭查户口，这是那几年经常做的事情。但是对这个医生来说，他已经是惊弓之鸟了，一敲门他就认为是东方红公社来抓他 了。因为是住在楼上，他就系了根绳子从窗口爬出去逃跑，但没想到这绳子那么不结实，一承重后就断了，把他摔到了地面上，就这样摔死了。
这是科大在文革中最严重的死人事件了。几个打人凶手逃跑了，东方红公社的头头贾志斌被公安局抓起来，要拿几个凶手来交换。东方红公社派人出去，全国各地去找他们。后来在天津火车站碰上了这几个人，把他们劝回北京自首，换回了贾志斌。
我既未参加东方 红公社也未参加延安公社。但这个打死人的事件发生后，我也曾扪心自问，如果我是东方红公社的，如果我在两派多次对立事件的挑逗下也情绪激昂，我会不会去打 人，甚至去杀人，更甚至在对方丧失了反抗能力的情形下把他折磨死。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坏的比例因人而异，环境的影响、个人的发展变 化也会不断地改变这个比例。每一个人都应该警惕自己，不要在恶劣的环境下让自己的恶劣性格大暴发。
◇ 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人人都知道的样板戏叫”沙家浜”，其中最好看的一场叫”智斗”，说的是地下工作者阿庆嫂为掩护新四军伤病员，和伪军胡司令、刁参谋长斗智斗勇的故事。阿庆嫂灵活、机智，胡司令江湖义气、愚笨、呆傻，刁参谋长阴险、狡猾。其中阿庆嫂评论胡司令的一句唱词”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在当时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句了。
阶级斗争的形势像一张弓，一会儿绷紧，一会儿放松，1968年下半年又进入了绷紧的状态。我们数学系揪出一个青年教师陈登远，有人揭发他讲了一句较严重的攻击文化大革命或中央文革的话，具体是什么话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开了一次斗争会，陈登远站在前面，大家揭发、批判他。他讲的那句反动的话不是他能够编出来的，因此大家七嘴八舌地追问他这句话的来源。陈登远嘟嘟囔囔地总讲不出来，想蒙混过关，我当时还真有点佩服他不乱咬别人。但革命群众不依不饶，一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最后，陈登远眼看着逃不过去，只好交待了一个名字。这下子革命群众更来劲了，立刻”宜将剩勇追穷寇”，追问这人在哪里？什么单位的？陈登远有点慌神，但是牙关咬得更紧，死也不肯进一步交待这个人的去向。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这时有一个４０多岁的教师（我已经忘记名字了）说：“他是不是已经死啦？！”陈登远如梦方醒：“对！对！他是已经死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批斗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晚上，陈登远在卫生间洗衣服，一边洗一边唱着当年的流行歌曲，其中重复率最高的一句就是”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结果是，这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又被报告给了军宣队。
◇ 难忘科大琴声悠扬
我在文革时期当逍遥派，有一个收获就是学会了拉手风琴，最着迷的一段时间，每天8小时以上都在拉琴。有一天我在宿舍里拉新疆歌曲“农庄姑娘”，突然闯进来一个人，是６５６（６系，无线电电子学系）的李东林，初中时是我在北京八一学校时的同学。他说他是寻着琴声找来的，夸我拉得很熟练。他在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拉手风琴，他说还需要一个人，可以推荐我去。就这样，我进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拉手风琴。
那时候都是拉文革流行歌曲，或者拉阿尔巴尼亚曲子“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支持英雄的越南”、“海内存知己”等。有时候忍不住拉一些苏联歌曲，军宣队来问就说拉的是阿尔巴尼亚歌曲“红梅花儿开”、“山楂树”，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说成是“地拉那郊外的晚上”。我还到处借手风琴配器曲来抄，五线谱大约抄了十几本，为了预防产生问题，曲名我都不抄在上面。有一次，军宣队来检查，打开我的五线谱本调侃说：“怎么？都是些炒豆芽菜。”
大概是3系（近代化学系）的一个老师，钢琴的演奏有相当高的水平，我和李东林常去听他的演奏。通过听他的钢琴演奏，我的音乐欣赏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和他交上了朋友。记得他经常演奏的有“献给爱丽丝”、“少女的祈祷”等，殷承宗的“钢琴伴唱红灯记”，还有肖邦的许多钢琴独奏曲，他的演奏使我终生难忘。我们有时也演奏手风琴让他提意见，他提的意见非常专业，有水平。有一次，我拿我拉手风琴的一张照片给他看，他说，他还没有任何一张弹钢琴的照片，我就想，下回买胶卷一定要记住给他照几张。但此事最终没有实现。
听说学校搬到安徽后，还未得到解放的原党委书记刘达在校园里散步，远远地听到这位钢琴老师演奏的世界名曲，大声地对他喊：”弹得好，弹得好！请再弹一手。”
◇ 与美国国歌有关的故事
陈登远老师３０岁过了，从头开始学拉小提琴，我很佩服他的这种精神。我也试着学拉过小提琴，练了几天，脖子还夹不住琴，下巴已经练歪了。因此我知道，学小提琴是非常困难的。
他每天都用好几个小时来练，刚开始时拉得比较难听，记得我们当时讽刺他说：“听啊，陈登远又开始锯‘木头’了。”不过几个月过去了，这个‘木头’锯着锯着，声音逐渐不那么刺耳了。他是照着一本正规的小提琴五线谱练习曲集一段一段地往下练的。
１９６９年底，学校搬迁到安徽，我们数学系当时在铜陵，所有师生都住在铜陵冶炼厂的大礼堂里。科大师生对搬迁安徽普遍存在不满情绪，妄想着打回北京去。１９７０年初，中央出台了一个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文件，安徽省委就利用这个文件，借机打击科大师生的反叛思想和行为。当时形势骤然紧张，大批的学生、老师又沦为反革命，我当时统计过，大约４个人里就有１个反革命。
陈登远又被提溜了出来，有人揭发他用小提琴拉美国国歌。当时苏修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但在公开场合还是喊美帝是我们的头号敌人的，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大众演奏我们头号敌人的国歌，不是反革命是什么。但陈登远坚决否认他拉了美国国歌。
中国国歌是唯一的一首歌“义勇军进行曲”，而美国国歌不同，美国有好几首曲子都叫美国国歌，其中有一首是“噢，苏珊娜”，它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流传非常广的美国民歌。不幸的是，陈登远的小提琴练习曲中也有这个曲子。
军宣队收缴了陈登远的小提琴练习曲集，但他们看不懂五线谱，当时很少有人能看懂五线谱。军宣队就把练习曲集交给我，命令我翻译成简谱。我把我所知道的美国国歌的事情讲给他们听，他们还是让我翻译，给我一个空白笔记本，不仅仅是让我翻译这首美国国歌，而是让我把小提琴练习曲集中的所有五线谱曲子全部翻译成简 谱。我只好遵命，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把一本书全部翻译出来，我也不知道这个证据是加重了陈登远的罪行呢还是减轻了他的罪行。
陈登远老师后来调到其他学校去了，他应当是一位业务相当不错的老师，这几年我担任执行主编的我国边远省份的《广西科学》杂志，还时不时地有他的文章来投稿发表。
◇ 《艳阳天》与黄色小说
文革之初，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第一，是毛主席充分相信我们最基层的革命群众，依靠我们闹革命；第二，是毛主席高瞻远瞩，把反修防修的工作做在了前面，防患于未然。但久而久之，被打倒的东西太多了，使我自己也感到有些茫然，有些惆怅。
北京长安街的最西头是玉泉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在玉泉路公共汽车站的西北，八宝山脚下。有一次我在玉泉路汽车站等车进城，碰到了一个小学时的同学，他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他说，非常羡慕我们学理工科的，他们学文科的所有的一切都被打倒了，仅剩下一本书，就是作家浩然写的《艳阳天》。我一想也是，微积分你不能打倒吧？！线性代数你不能打倒吧？！沉闷的心情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几年就过去了。１９６９年１１月，科大从北京搬迁到安徽，好几个系的同学都在同一列火车上，离开了北京。一个很年青的解放军战士走过我们座位时把我隔壁一个同学正在看的书一把抢过去，说是没收这本黄色小说。我们和他辩论，那真正是秀才遇见了兵了，有理讲不清。
那本被没收的书恰恰是浩然写的《艳阳天》。由于没有什么其他的书看，大家都翻这本书，它被搞得脏脏旧旧的，封面也早就掉了；而且这本书的书名里面有一个”艳”字，因此从形式上看，它很象是一本黄色小说。
这个解放军战士又在另一个车厢没收了近代物理系还是近代力学系的同学的一本书，书名好象叫《比太阳还亮》（华注：应该是《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是一本内部出版物，讲述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故事。学校派人和这个解放军战士交涉，说这些学生将来很多都是研究原子弹的。后来，《比太阳还亮》这本书还回来了，《艳阳天》始终被认为是一本黄色小说而 没有还回来。
◇ 张体学万万岁
文革中只能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张体学是何许人物？也配喊万万岁。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疑问，不要着急，我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给你们听。
１９６６年８月， 首都红卫兵成立司令部（即后来的第一司令部），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的红卫兵代表，在礼堂开大会时还有幸坐了一次主席台。然后，这支红卫兵组织成几个大队，分赴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我们被分配去中南地区。临行前周总理接见我们，他不象中央文革几位讲话那么冲，现在只记得他当时讲，到中南去的同学 可以到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毛主席的故居韶山去看看；还讲到同学们到各地去，生活可能不习惯，比方吃辣椒、大葱等等，要克服困难，不要太娇气。
我们的第一站是湖北武汉。张体学是湖北省委书记，他是李先念的老战友、老部下。当地造反派说张体学曾说过：“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进一步的意思就是说张体学这个人是不服领导的，是和毛主席、党中央分庭抗礼的。
当时周围地、市、县的学生也都开始了大串联，武汉市各个学校都住满了人。一天，我们去湖北大学，学校的造反派交给我们一本外地串联学生填写的意见本，一般都 是说几句感谢的话，喊几句口号，但有问题的是有一个串联学生写出的口号竟然是：“毛主席万岁！张体学万万岁！”。在当时看来，这充分表现了张体学为营造他的独立王国而造舆论的卑劣行径。学校造反派让我们把这个意见本带回北京去，交给中央文革。
回来的路上，我们忽然被大批的学生包围了，他们是湖北大学的保皇派，要求我们交出意见本才放行。我们当然不能交出意见本，又不能继续往前走，就只好当街坐在地上。过了一会儿，又冲进来一批学生，是湖北大学的造反派，他们在我们周围围了一个圈，保护我们，把我们和保皇派学生隔开。我当时心里暖烘烘的，什么是战友情、阶级谊，这个时候似乎有了真真切切地感受。天黑了，湖北省委派干部来做保皇派学生的工作，让他们放我们一马。这样，我们最终平安地得以脱身。
多年以后，我又碰见了一个当年湖北大学的造反派，聊起当年的事情大家都很高兴。他仍关心写有“张体学万万岁”的意见本交给中央文革没有，我说我也不知道。但实际上我内心里感觉得到，这个东西肯定没有交给中央文革，早就被我们红卫兵头头扔到哪一个犄角旮旯里去了。
◇ 贵州的小太阳
我1970年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省贵阳市工作。当地的革命群众告诉我，原来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部队支左干部）刚刚被打倒，换了新的领导了。那时全国上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要是开会，一定少不了的程序是：领导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在台上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群众在台下挥舞 着小红书跟着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导挥舞着小红书继续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台下挥舞着小红书跟着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而在李再含在位时的贵州，这种会议的形式还要再增加一道程序，即：领导还要继续喊：“祝李再含同志比较健康”，台下跟着喊：“比较健康，比较健康”。那时称“毛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在贵州就还要加上一句“李再含是贵州各族人民心中的小太阳”。不过这一句在当时似乎也是太过分了，是否真的要加这一句， 我是怀疑的。
捧得太高就可能摔得很惨。他下台以后的一个时期，我所在的单位经常开大批判会，每次开会都要扎一个有点驼背的稻草人跪在台前，会后就把它烧掉。大家告诉我，李再含有点驼背，这个稻草人就代表他，让他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最后再一把火烧掉他，叫作火烧李再含。
那时，贵阳市街道的许多电线杆上也常常挂着几个泥塑的人，和真人一样大小，据说是绞死李再含及其狐朋狗党。傍晚时分在街上走，猛一抬头看见电线杆上挂着的“ 死尸”，还真是吓人一跳。有一次我去贵阳市的河滨公园玩，上了若干级台阶，来到公园门口，抬头一看，公园大门的柱子上就拴着几个“死尸”，令我游玩的兴趣马上消失殆尽了。
1975年左右，李再含去世，人民日报发表讣告，虽然很短，但仍称他为同志。
◇ 一次围棋比赛
文革时班上同学个个会下围棋。有一个时期，每天早饭后就摆开战场，７、８个人围着一个棋盘，七嘴八舌地喊啊叫啊，一个上午就是一盘棋。有时候下午、晚上还要继续战斗。
现在回忆起来，我们班围棋下得最好的是杨劲根（现在是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博导）、刘复华（现在是河南鹤壁市无线电四厂总工），下得比较好的有王元元（现在是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博导）、谢韦克（现在是北京医科大学数理统计教研室教授）、沈韵秋（现在是美国西华盛顿大学终身教授）等，我下的也还可以。藤泽秀行、坂田荣男、吴清源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写的棋谱书是最受我们欢迎的。我们曾到5系和忻鼎亮（６４５）他们进行过系与系之间的对抗赛，比分是几比几已经忘记了，但那盘棋我下的不太好，杨劲根曾批评我下得过于软弱。
１９６９年 底学校搬迁安徽，我们数学系在铜陵，当时叫铜陵特区。我经常和史济怀、李乔、郑仙仲老师组成乒乓球队和其他厂矿比赛，其中有一次在比赛的过程中，对方和我们聊天，说他们现在在钻研围棋，非常入迷，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了，出去比赛，在铜陵特区已没有对手了。我就约他们跟我们科大６５１赛一场，他们欣然同意。
大概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这个名字太响把他们镇住了，过了几天，传回话来，说他们水平还不太够，更强的是特区体委，他们已经帮我们联系了。再过几天，特区体委回话了，说他们围棋下得还不够好，特区这里下得最好的是几位老干部组成的特区围棋队，已经帮我们去联系了。最后约定了日期，去他们那里，打５个人的对抗赛。
我们参加的是杨劲根、刘复华、王元元、谢韦克和我，经过抽签确定对手。我的对手一上来就要求先摆上４个“镇子”，即在４个 “星位”先摆上两黑两白，我马上表示不同意。“星位”摆”镇子”是中国古典的下法，如果采用这种下法布局的变化就少很多，这不符合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对方年龄较大，肯定想求稳，而我要尽量打乱局面，争取乱中取胜。但是对手要求摆”镇子”，说明了他的下法可能较古老、保守，这更增强了我搏杀的信心。开局时我有意避开“星定式”，尽量使局面复杂化，很快就“吃”掉了对方相当大的一块。后面对手多次努力反扑，我都小心应对，优势虽然逐渐缩小，但仍能保持到最后。最终我们5个人４：１胜对方，好像是谢韦克输了。这样，我们就以较大的优势战胜了铜陵特区的围棋冠军队。
１９７８年我回科大进修，正逢学校举行围棋比赛，我也报名参加，赢了一场，输了一场。８０年代广西科学院举行第一届运动会，我未费多大劲即获得了围棋冠军。
◇ 绞死黄塞阳
黄塞阳是何许人也？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６４４（６４年入学，近代物理系）的学生。黄的父亲是桂林市或桂林地区的一个领导，他在桂林市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科大。１９６４年暑假我在桂林漓江游玩，通过别人介绍偶然认识了他。当时他刚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非常的精干、神气、高傲。我第二年考大学也选择了科大，有种种的原因，见到黄塞阳也是原因之一吧。但为什么要绞死黄塞阳这样一个普通的学生呢？且听下面分解。
１９６６年８月，文革之初，黄塞阳只身南下，煽风点火。他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和他原来的中学串联，很快组织起了一支造反派的队伍。接着到了南宁，组织了一批中学生造反，他们要求自治区第一书记韦国清接见。当时的当权派，无论有问题没问题，都害怕见北京来的红卫兵，韦国清也是如此，他派人跟黄塞阳说，韦在外地出差，不能赶回来接见。黄塞阳不依不饶，组织造反派学生在自治区党委门前静坐绝食，非要韦国清出来接见不可。黄塞阳组织、领导这些学生，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起立，向右看齐，报数，一、二、三、……，领着大家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吃饭时间到了，自治区党委用大桶挑来饭、菜，请造反派学生们吃，但是愤怒的学生们没有一个人肯吃。
黄塞阳在队伍前面念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领着大家喊口号，又起立、向右看齐、坐下着整理队伍。然后，他偷偷地跑到不远拐角处一个商店里，买了一包饼干，小心地溜到一个角落，三下五除二，很快消灭掉这包饼干，抹抹嘴巴，抻抻衣服。回到自治区党委门口， 他又领着绝食静坐的学生们喊起口号来。
韦国清怕出什么问题，不得已，只好出来和造反派学生见面。见面地点在自治区党委大门内的路上，黄塞阳带着几个学生往里走，韦国清、秘书和警卫员迎出来，为了表示刚从乡下赶回来，韦的左手拿着一个草帽。走到跟前，韦伸出右手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辛苦了。”黄愤怒地说：“镇压群众运动的走资派，谁跟你握手。”他一挥手，原想拨开韦的手，不想把韦的草帽碰落在地，秘书和警卫员马上护住韦，说：“不许打人啊。”
这件事情马上从自治区党委大院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传遍了整个广西城乡。说韦国清被打了，再传韦国清被打伤了，三传被打躺倒住院了，又传被打得遍体鳞伤了。一时间整个广西掀起了声讨黄塞阳的浪潮，大街小巷、城市乡村到处都贴满了“打倒黄塞阳”、“油炸黄塞阳”、“绞死黄塞阳”的大标语，黄塞阳成了广西的一大名人了。这就是“绞死黄塞阳”的来由。不过喊口号归喊口号，真正对黄塞阳动手广西是不敢的。因为在当时，北京来的红卫兵是象神明一样被捧着的，特别是这个黄塞阳，他还有什么背景，有什么靠山，对广西来说是高深莫测的。
黄塞阳的父亲在前几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整。文革中一次开群众大会，韦国清也在场，黄塞阳对着麦克风揭发：“韦国清刚才在后台跟我说，让我保他，那么我父亲的问题将会在运动后期重新、从轻处理。”自治区常务书记乔晓光一次拄着拐杖也对黄塞阳讲了类似的话，黄一挥手把乔的拐杖打掉。由此可见黄塞阳当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到底精神。
１９７２年我到广西工作，本来科大毕业是一个很值得自豪的事情，但在广西我却不怎么敢讲了。原因是一说是科大毕业的，对方如果比较友好的就会问，那你认不认识黄塞阳；对方如果不太友好的马上就把你另眼看待，认为你也是一个，起码是半个反韦国清的造反派了，而韦国清当时在广西却是如日中天。
黄塞阳毕业分配在贵州遵义八五铝厂做采购员工作，几年后又被广西揪回来当“５•１６份子”审查了很久。大约１０年前他就退休了。前几天在南宁市的街上还遇见了他，聊了几句天，生活的苍桑已给他留下了满脸的皱纹。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的儿子还比较争气，已经当了小老板了，做煤炭买卖，生意不错，他帮他儿子打工。
韦国清是由红七军打出来的，还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将军莫文骅，也是由红七军打出来的，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回忆红七军》，最近他又写了一本《二十年打一个来回》，说的是１９２９年从广西打出去，１９４９年又打回广西。黄塞阳并不是仇恨一切老革命，他自己就是老革命的儿子，文革中他还和莫文骅交上了朋友。莫文骅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这个单位和科大斜对门，黄经常去向莫请教一些革命历史问题。
我大学毕业分在贵阳市工作，那时贵阳的物资供应很紧张，比广西差得多，有一次，黄塞阳从广西探亲回贵州，我妈妈托他带很多白糖、花生油、牛肉干等给我，东西非常重，一直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感到过意不去。他找到我时已经天黑了，他爱人帮忙挑着担子，长长的辫子，年轻漂亮的样子。我的奶奶在广州，头经常昏，听说贵州的天麻是特效药，托我买，但打听了很久，贵阳市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卖。还是黄塞阳的一个同学陈清宝，他分配在贵州与云南交界的毕节，帮买来了天麻，是野生的。现在贵州的天麻很多了，不过都是人工栽培的。
◇ 游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市的正西面，八宝山的东南脚下，从那里往东北走约半小时，有一条小河，我现在查地图才知道这条小河叫永定河引水渠。河两岸都是高大的柳树，水面宽的地方有50米，水很清，一直流向玉渊潭。玉渊潭的东北角外是钓鱼台，中央文革所在地。每年的６、７、８月，我们６５１的很多同学都到这条河里去游泳。
1．奋力向上
华伟范同学的一个中学同学是清华的，当时清华两派武斗严重，把压路机四周焊上钢板当坦克用来冲击对方阵地，他就躲到我们科大来了。他姓胡，略胖，因为样板戏《沙家浜》有个胡司令，所以我们就叫他胡司令。
有一天华伟范和胡司令去游泳，他们到了河边，往上游再走１００、２００米，那里河面较宽，但有一个７、８米的大落差，形成一个大瀑布，他们就在瀑布的下游游泳。这个瀑布比不上黄果树瀑布和我们广西的德天瀑布，但也相当壮观，声音轰响着，瀑布出来十几米的水面都是波涛汹涌，浪花和白沫覆盖着，这十几米的河水都是倒流向大坝根基的，然后被大坝上方冲下来的水把它们再打入到河的底层。
胡司令的水性并不很好，他游得太靠近瀑布下方的白沫区了，不想被洄流的水卷进了白沫区。华伟范去拉他，也被卷进了白沫区。他们奋力想游出白沫区，但这些白沫的成份很大一部分是空气，因此向外划水、登水的效果是非常小的；而且整个白沫区的水是向大坝洄流的，无论他们两人多么努力，最终都被卷回了大坝根基。
到了大坝根基，他们就被瀑布上方的来水狠狠地打到河底。他们奋力向上，拼命挣扎着升出水面，朝离开大坝的方向划水、登水。但在这个时候，人的个人的力量和自然界规律的力量相比较，那就是非常的苍白无力了。无论如何努力，他们俩人都是在重复前面的过程，被无情的水沫卷回到大坝根基，被瀑布上方的水打入河底，挣扎出水面，再被卷回到大坝根基……
岸上的同学也都看到了这些情况，大家都干着急，谁也不敢再跳进白沫中去救人。有人拿着树枝，站在洄流的岸边去够他们，但树枝太短，完全够不着；有人对着他们大喊：”坚持住，坚持住。”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10分钟，20分钟，也许是半个钟头。胡司令首先不见了，大家以为他完蛋了，但没想到在几十米之外，他浮出了水面，过了几分钟，华伟范也浮出了水面，大家真是喜出望外。事后我问华伟范是怎么回事，他说在白沫中挣扎到最后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被打到水底也不再奋力向上了，心想今天就死在这里了，结果反而被水底向前涌动的强大的暗流带出了旋涡区，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这次事件后，华伟范和胡司令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再去游泳。华伟范一时神思恍惚，把学校的游泳证寄回了家。家里来信问，为什么没有写任何信，仅寄回来一张游泳证？
2．顺流而下
我们其他同学照样天天去游泳。大家已经不满足在大坝下的这个固定地点游了，而是顺流而下，一直游到玉渊潭。有时候也有老师跟我们一起去，记得常庚哲、朱国城、陆洪文老师就跟我们一起去过。常庚哲老师那时连续生了几个小孩，他说他是连续放原子弹。他的妻子长得很漂亮，是傅作义的亲戚，也是我们班同学董亦农的亲戚，科大搬到安徽招少年班后，是常的妻子在少年班当班主任的。
每天睡完午觉，我们就出发去游泳，要求大家都穿尽量少的衣服。到了河边，由一位同学把大家的衣服、鞋子捆扎在一起，背着沿着河边走到玉渊潭，其他大约７、８个人就跳到河里，顺流而下。
河两岸是高大的柳树，树阴常常把整个水面都遮蔽了。河水很清，很洁净，流动得也很平静，流速比我们人游泳的速度快一点。在这样的河里游泳，那真是舒服极了，你想游的时候就游几下，你想偷懒了就任由河水带着你走，欣赏欣赏两岸的风光，和周围的同学开句玩笑。约5公里的水路，半个多钟头就到了玉渊潭。这时，背衣服的同学还没赶到。
玉渊潭边的引水渠是石砌的河岸，我们经过水中的长途跋涉后就坐在岸边树阴下休息、聊天，背衣服的同学就下水游泳，我们坐累了、聊累了就再下水游一会儿，有时也到玉渊潭的大湖里去游游。
在玉渊潭有两件事仍记忆犹新。第一件是有一天河边竟趴着一个死人，是被人从水里捞出来的，走近去看，他穿着塑料凉鞋，穿着袜子（那时夏天人们都不穿袜子），似乎还带着眼镜，完全一个知识分子的模样，可能是自杀的。待第二天去游泳，他竟然还在河边趴着。另一件是我们在岸边休息时看到河对岸一男子游泳后仰面躺着休息，他的女伴坐在旁边，那男子４０岁左右，腰腹部非常的厚实。刘复华同学游过去，躺在他身边让我们比较，腰腹的厚度仅是他的１／３。那时候如此丰厚体型的人很少见，现在这样的身材已比比皆是了。刘复华前两个月给我打电话，这是我们大学毕业３３年来的第一次联系，他在河南鹤壁市一个工厂当总工。我谈起了在玉渊潭他跟别人比肚皮的事情，他说他现在仍然很瘦，身高１．８０米，体重５５公斤。从身材上看，他还不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
◇ 修战备铁路
１９６９年５月，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的九大召开后，系军宣队组织我们文艺小分队到科大周围的工厂、农村，宣传九大的胜利召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在文艺小分队里拉手风琴，颜基义老师是我们的负责人，队员还有张贤科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许甫华，他们夫妇俩前两年从科大调到清华去了。队员好像还有朱国城老师。孙淑玲老师也是文艺小分队的，她的主要责任是报幕，她人长得漂亮，跳起舞来由于精神焕发就更显得漂亮，他丈夫是冯克勤老师，科大研究生院院长，后来也调到清华当数学系主任了。表演了什么节目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唱过《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我们练习时都是用C调唱的，但有一次演出时我不小心按错了键，用D调起的音，高了一个音，唱完后，演员们都说今天怎么搞的，大家都状态不佳，唱不上去了，我就在一边偷着乐。
记得是演出过后不久，军宣队——工程兵某部就拉我们去修一条战备铁路。北京的西南约４０公里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那就是发现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的周口店。周口店往北数公里有一个叫做良各庄的小地方，我们在良各庄再往北约１公里的荒山野岭、大石山区里的半山坡上搭起的帐篷里，度过了几个月难忘的时光。
我们的任务是修战备铁路，把一座东西方向的山梁由南北方向劈成两座山，把炸出来的石头运到山北面的深谷倒下去，这样把高的挖低，低的填高，最终形成铁路的路基。每天２４小时４班倒，每班都是解放军战士和我们学生、老师搭配在一起干。一上班先在警戒区外等候上一班放炮，待检查过瞎炮后，我们就上工地。在我们去劳动之前，这个准备劈成两半的山中已挖通了一条２０多米的隧道，隧道中间的顶部已有一个漏斗形的通天洞，山顶上的碎石就通过这个漏斗一批批地往下放，这真是一个很巧妙的作法。我的任务是在隧道中的小轨道上推人力翻斗车，在隧道中间的漏斗下面接山顶滚落下来的石头；石头装满翻斗车后就把车推出隧道，推到４０米外轨道的尽头，把石头翻倒入深谷中。
隧道中的翻斗车如果和山上的漏斗漏下来的石头未配合好，就会有一大堆石块堆在隧道中的轨道上，这时我们就辛苦了，把３０公斤、４０公斤的大石块举到齐胸高，掀入翻斗车，有时一个人搬不动就两个人合力来搬。大石头处理完了，再把小石头铲进翻斗车，把轨道周围清理干净。有时巨石卡在漏斗洞口，还要使用撬棍来撬。部队发的很厚的帆布手套，１、２天时间，手套的１０个指头就都磨破了，但新手套一个星期后才发，只能带着破手套干，我的双手被石头划破的伤痕少说也要有几十处。手套虽然破了，但是一定要带着，因漏斗滚下来的碎石常常打在推翻斗车时的手背、手腕上，手套可以起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即使是带着手套，手背、手腕、小臂上也常常是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头倒不用害怕，因为带着安全帽，挺大的石块砸上去也不过是震一下。
翻斗车推出隧道后一定要加速推，否则后半段的上坡就推不上去了。如果碰到推不上坡的情况就得请推别的翻斗车的人来帮忙。翻斗车推到尽头就会卡在那里，这时估计车中石头的重心在哪边就往那边翻转车斗，石头就滚落入山谷中。有的时候大石块卡在车斗里，翻不下去，这时就要拿撬棍去撬，但要特别小心，不要把自己也撬到山谷里去了。还有的时候车里装的石块重心居中，向左、向右都翻不动，这时就要推车的人从左边或右边扒到翻斗边，大力晃动翻斗，但更要小心，不要让自己同石块一起翻下山谷，别的系的同学就有这样翻下山谷去的。
更大的危险还是存在的，解放军战士手砸伤后到医院被锯掉手指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事故我印象最深，当时我们上夜班，工地上灯光照得雪亮。我推着装满石块的车刚出隧道，就见前面２０多米外的另一辆车由于装的一块石头太大、重心太倾斜翻倒了，大石横着向左边滚过去。这时在左边，大石滚动的前方有一个很年青的解放军战士站立着，一个长得很漂亮的解放军战士，大石向他滚去，他就向后倒退着。不幸的是，一个废弃了的倒扣着的翻斗车挡住了他的退路，这时他如果向他的左方或者向右方迈一大步，或者坐上废弃的翻斗车把双脚高高地举起，都可以化险为夷。但是这个战士慌了，惊呆了，双腿紧紧地靠着废弃的翻斗车一动不动，我眼看着大石头慢慢地翻滚着靠在了他的腿上，他双腿就这样被轧断了。事故过后这个废弃的翻斗车被搬走了。
６４１有一位男生是我们数学系篮球打得最好的，长得也很帅。他是在隧道的上面、从漏斗上往下滚石头的，劳动环境比我们隧道里好，危险性也小很多，但是偏偏是他出了大事故。是不是他粗心大意，未带安全帽？当他下到山上的漏斗里往下捅石块时，被斜坡上滚下来的一块石头击中头部，送到医院去抢救。这次劳动锻炼全部结束后，我们回到科大不久，他也从医院回来，在操场旁边的路上，跟我打招呼，我从心底里庆幸他能够康复。但两、三个月后又见到他，我就发觉不对头了，他的脸发胖了，行动也迟缓了，笑起来时带着一点傻样，这次事故给他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他家是天津市的，毕业分配时他被照顾分回了天津市。
修战备铁路的劳动是辛苦的，但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怨言。对于我来说，说句心里话，自己活了２０多年了，没有给社会做出过什么贡献，这次能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做一点事，为战备做一点贡献，是完全应该的。全班同学，没有哪一个人是弱者，个个是精兵强将，明显地比工程兵新战士强得多，和老战士相比不相上下，据说，支左部队的首长对我们这些修铁路的大学生赞不绝口。那时，相邻的工地已经在大量地使用大型机械设备了，所以，如果说还有什么怨言的话，那就是本来用大型机械设备几个钟头、几天就能干完的话，却要我们用人力蚂蚁啃骨头，长年累月地这样干下去。
支左部队对修铁路的科大师生的生活上的照顾是考虑周到的，粮食定量增加了，肉吃得也多一些了，油水比在学校时要足得多了。有一次吃绿豆粘糕，食堂做多了，第二天中午还吃，可能是绿豆变质了，结果很多人食物中毒。我由于贪吃，多吃了一块，结果肚子疼得比其他人更厉害。部队派了一辆卡车来拉食物中毒的人去医院，由于在食堂里当大师傅的都是东方红公社一派的人，那时派性还相当严重，所以延安公社的人就鼓动大家上车，而东方红公社的人就从卡车上往下拉人。我是两派都可能争取的对象，延安公社的喊我爬上车，东方红公社的就在车下叫我：“罗海鹏，你凑什么热闹，下来，下来。”我这时忽然非常难受，赶快爬下车来大吐特吐，把吃的所有的粘糕都吐出来了，身体一下子轻松了，全好了。龚昇老师在一旁夸奖我：“你身体真好。”我奇怪他为什么这样讲，就问：“为什么？”他说：“你能够靠自身的力量把身体内的毒素吐出来，所以你身体好。”
劳动之余，大家就在帐篷里打桥牌、聊天，我有时背上手风琴，到外面很远的地方去拉，因为劳动是四班倒，任何时间都有人在睡觉，不要由于手风琴声影响了别人休息。我们的帐篷前有一棵大枣树，这在到处都是岩石，连草都很少生长的山坡上确实是一个突出的景观，我们每顿饭都是在这棵大枣树下吃。有一次吃饭时，一个华罗庚的研究生抱着这棵大树感叹地说：“这棵大桑树，能养好多的蚕啊！”引来大家哄堂大笑，这个华罗庚的研究生怎么连枣树和桑树都分不清楚。
那时洗衣服都用洗衣粉，我的手平常没事，但一泡进洗衣粉水里才发觉，到处都是伤口，钻心地痛，何琛老师的爱人刚好走过看到，就过来帮我洗衣服。我们那时候洗头都是用肥皂，当时有一种新产品——洗头膏，像香肠一样串在一起，洗一次头用一管儿，龚昇老师就用它，并且向我们极力推荐，他在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到最底层时仍然对生活充满信心，甚至很时髦。那时气候偶尔也会很恶劣，山上有时会刮很大的风，有一次刮风竟把我们的帐篷吹跑了。
洗澡是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洗，具体是什么情况现在都忘记了。只记得有一天小夜班后我们去洗澡，半夜时分，那地方除了站岗放哨的解放军外，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刚洗完澡，我们发现了旁边有一个１０多平方、２０多平方的水池，蓄满了抽上来的清水，不知谁一声令下，张京、我、还有几个人都跳下了水池去游泳。站岗的只有一个年青的解放军战士，他想拦但未拦住我们下水，待他看清楚我们一个个都是光着身子在水里游时，就不再训斥了，而是站在池边，一边看一边笑。
星期天休息时，大家有时到周围的风景区去玩，有去上方山云水洞的，有去房山和良乡之间的一个水下洞的。这个水下洞要游着泳进去，刘复华他们几个人去了，洞内有一些古老的石刻，记录着几百年以来的地下水文资料，据当地的老人讲，世间无论碰到多么严重的旱灾，这洞内的水都是丰沛的。上方山云水洞、周口店山顶洞人纪念馆我以前都去过，因此我和几位同学仅去了周口店和房山之间一个喀斯特岩洞。我们是戴着安全帽、打着手电筒进去的，洞口很小，但很深，人能够行走的通道也常常是很小的，很多时候是要匍匐着爬着走。有时候安全帽也碍手碍脚，使你看不清楚，不得不摘下来，结果一不小心，头撞到上方一个钟乳石上，流出了血。劳动这么多天头上也没有挂彩，钻了一个山洞就头破血流了。
从我们住的帐篷往西北，翻过一个山坡就是正在建设的东方红炼油厂，我和谢韦克一起去过几次。它建在山中间的一块平地上，整个空间都布满了管道，真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工厂。工厂周围都是高山，如果战争来临了，敌人要想炸毁这个工厂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据说，工厂在废水处理中作假，在周总理视察到达前的１０分钟，把金鱼放进处理过的废水中，周总理看后很高兴，夸他们三废处理工作做得好，待周总理走后，半个钟头之内，这些金鱼就纷纷死掉了。
直到我们快离开时，谢韦克和我才发现一条溪流，我们有一次曾沿着这条溪流向上走，有一个水坝，拦截了一个几百平方米的水面，有一些像大学生一样的人在那里游泳。再往前走，景象回异，岩石秃岭荒山没有了，代替的是绿树葱茏的土山，溪水就从山间淙淙地流出来。
３４年一晃就过去了，当年修的这条战备铁路，现在成了北京人到拒马河、十渡、野三坡旅游的必经之路了。
每次跟我父亲讲到修这条战备铁路的经历时，他都显得非常感兴趣，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年８６岁了，大病了一场，我有意跟他多聊聊当年战争年代的事情，这才知道，他年青时也在我修战备铁路的更西更北的深山大沟里，度过了７个难忘的年头。１９３８年我父亲在八路军一二○师，党中央决定让萧克副师长带一批骨干力量组成一支新军，去开辟一个新的抗日根据地。萧克副师长点名让我父亲跟随他去，并建议我父亲到新区当宣传部长，获得了一二○师军政委员会的通过。这支新军就是后来的八路军挺进军，到了平西（北平西面）的大山里开辟抗日根据地，萧克任司令员，司令部最初就设在永定河的一条支流——清水河边的斋堂附近。整整七年，八路军挺进军就在这平西的深山大沟里和日寇、伪军对峙、周旋，最后形成了四面包围北平的局面。当年在平西成立了冀察热抗大分校，校歌的词、曲都是我父亲写的。当年的小学员张志民现在已经成为我军著名的军旅诗人了，直到现在他仍然能够完整地唱出我父亲编的这首抗大分校校歌。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向前挺进，挺进向前，背靠着雄伟的宝塔山，面向着古都的大平原。听拒马河流水在咆哮！看燕云山巨影在绵延！奋斗、牺牲、学习、锻炼，冀察热的优秀儿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新中国的一代青年！向前挺进，挺进向前，脚踏过卢沟桥的石栏，身冲出天下的第一关。听黑龙江流水在欢笑！看我们的旗帜迎风招展在鸭绿江边！
◇ 做工人师傅的驯服工具
1．走后门的也有好人
１９６６年６月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约一年了，而在这一年里，我过去十几年、廿年形成的是非观念很多都被动摇了。
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毛主席曾说过：“走后门的也有好人。”〔华注：毛的这句话是七十年代讲的，不是６６年后的一年里讲的〕讲这句话的背景是，当时城市的中学生毕业了都是上山下乡，部队的子女和部分干部的子女能走后门的就都走后门去当兵，有人告状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回答的就是上面的那句话。
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本意大概是不愿意再继续打倒这些走后门的干部，他的目标是指向刘少奇的。但这句话传出去后让人们理解成：走后门是对的，而让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更加光明正大地、大规模地去走后门。
毛主席的这句话和其他许多的文革新生事物混淆了是非，动摇了我们多年来形成的人生信念。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环境下，很多这样的本来看似错的，在当时给出的结论可能就是对的；本来看似对的，结论可能就是错的。
2．科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
我在同班同学谢韦克的介绍下偷偷地看了苏联当代作家科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后来还看了这个作者的《你到底要什么？》。现在回忆起来这几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比较真实地、及时地反映了苏联当代社会状况，工人、知识分子、艺术家、领导等各阶层各方面的状况，对我们了解苏联有很大帮助。
谢韦克是研究这几本书的专家，书中有几个故事并行发展，它们是如何交叉相关联的，有哪些主要人物，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的事件有哪些，他都研究得一清二楚。
谢韦克也想模仿着科切托夫，写一本真实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状况、生活状况、环境状况的小说。但这事想象起来经常是非常美妙的，真正动起手来才发觉完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谢韦克几次想动笔，后来都搁浅了。
3．做工人师傅的驯服工具
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先是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起来造反，然后刘少奇派了工作队，再然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撤了工作队，充分相信群众自己闹革命，支持学生中产生的红卫兵运动，然后又镇压红卫兵运动，派出工宣队压制学生。在这样翻来覆去的形势下，我却离运动越来越远了，是非不辨，成了一个逍遥派。
工宣队进驻学校了，大喇叭里天天在批判刘少奇。而我却不闻不问，也不去深入思考，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怕思考出什么新鲜的问题，把自己思考成一个现行反革命。
工宣队组织开会，我和谢韦克没当回事，出去玩了。回来后让管我们班的工人师傅捉住了，责令我们写检查。我对谢韦克说：“你都可以写长篇小说了，这个检查就由你来写吧。”谢很快地写出了一个检查，我看了一下，签上名，交给了工宣队。
没想到这个检查捅了大漏子，第二天工宣队找我和谢韦克谈话，严阵以待的不仅是我们班的工人师傅，而是喊来了一群工人师傅围着我们俩，如临大敌，像要把我们吃掉一样。好不容易我们才搞清楚，原因是谢韦克检查中的最后一句话，“今后要老老实实地做工人师傅的驯服工具。”当时广播里整天都在批刘少奇，批刘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批这本黑《修养》中的最主要的观点“甘当党的驯服工具”的“驯服工具论”。我和谢韦克当时都没有好好学习，广播中天天喊的“驯服工具”，我们都听得挺熟，但是都没有搞清楚做“驯服工具”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被一群工人师傅包围在当中，我们才真正知道了“做驯服工具”是错误的。工人师傅认为我们是在为刘少奇鸣怨叫屈，含沙射影地为刘少奇翻案，而且我们的检查中不提“工人阶级”而提“工人师傅”，是对工人阶级占领学校这个上层建筑舞台不满意，让我们再一次写出深刻的检查来。
那个时候是工人师傅领导一切，我们班的这个工人师傅姓焦，完全是一个北京油子，很会讲话。认真分析起来他们原来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后来不过是没有考上大学，或者没有考上高中而早几年分在了工厂里工作，但在现在的政治形势下，他们成了觉悟最高、水平最高、领导一切的人了。
过了一段时间，焦师傅被撤回去了。其他的工人师傅说他是个坏蛋，究竟是怎么个“坏蛋”我也没搞清楚，反正是他被拉回厂里接受批判去了。
◇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文化大革命产生了许多新的概念、新的提法、新生事物，“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是一个新的提法。由于它缺乏生命力，没有留传下来，现在的年青人大约已经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文化大革命打倒了百分之七、八十的领导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把这些干部的子女也推向敌对的一面，那就打击面更大了，树敌更多了。因此，毛主席就说，要争取、团结这些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子女，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句话的来历。
校一级的军宣队召集了全校各系几十个学生开会，我和谢韦克也被叫去了。一进会场，熟悉面孔挺多，都是干部子弟；有些不熟悉的，但从打扮、行为看得出来，他们也是干部子弟。这次会议，校军宣队领导讲话的大意是，你们的父母虽然是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打倒了，但是你们是可以和他们划清界线的，毛主席、中央文革、军宣队仍然是相信你们能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的。
散会回来的路上，谢韦克大为不满，认为会议找错了人，不应该喊他来开这个会。谢韦克是烈士子弟，他父亲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前就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牺牲了，他每个月都去领８元钱的烈士子女抚恤金。而我的父亲在广西工作，当时广西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刚成立，他被任命为筹委会的副主任，因此我们俩都不应当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不过我还是想得开，工宣队、军宣队的工作粗糙、走形式主义、主观臆断，这样的事例我已是经常地看在眼里了，值不得为这个生闷气。而且我知道我父亲这个革命的领导干部是动态的，今天是革命领导干部，明天就可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我劝谢韦克不必认真，不用生气，虽然参加了这个会，他父亲仍然是革命先烈，我父亲仍然是革命干部，我们都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们国家骑在老百姓头上搞花架子、走形式的事情太多了，文革中是这样，文革后也依然是这样，越到基层越是这样。
◇ 西望延安情万种，东方红日寿无量
文革中有一个时期搞大联合，就是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不要斗来斗去了，大家的共同敌人是走资派，是刘少奇，现在刘少奇已经打倒了，大家应当在革命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军宣队就把学校的两派——东方红公社和延安公社联合了起来，一碗水端平，成立了联合的、统一的校革命委员会。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了大联合的大会，郭沫若校长也参加了，他是不是校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或成员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当场念了一首七律作为大联合的贺词。贺词中有两句是：西望延安情万种，东方红日寿无量。
这两句一句提延安公社，一句提东方红公社，粗一看是一碗水端平的。实则不然，“西”是什么？“西”让我们联想到西方、腐朽、反动、黑暗；而“东”是什么？“东”让我们联想到“新生力量”、“旭日东升”、“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而且解释这两句诗就是：向西遥望延安，感情万万千千；而东方红的太阳寿命是不可限量的。因此，从这首诗里可以明显地看得出，郭沫若不是一碗水端平的，他是倾向于东方红公社的。延安公社的人听到这首诗，哑巴吃黄连，讲不出话来；东方红公社的人听到这首诗，欢欣鼓舞，高兴异常。
郭沫若倾向于东方红公社是有原因的。他的女儿郭庶英当时在科大，是高年级学生还是老师我忘记了，是第一司令部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第一司令部诞生不久很快就走下政治舞台，经过一系列的演化过程，学校最后形成了以贾志斌为首的东方红公社、以黄英达为首的延安公社两大派别。记得有一次在礼堂的舞台上，郭庶英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原一司的各系的头头的秘密会议，陈延子（科大一司的头头）也参加了，总的精神是要求大家回去要支持东方红公社。那么，郭庶英在家里也会向她父亲灌输东方红一派的观点的，郭沫若是会倾向于东方红公社的。
我那时人是浑浑噩噩、是非不分，只要火不烧到自己头上，尽量离得远远的，即使郭庶英交待的工作，我也不会去执行的，哪一派我都不会支持的。
但我和谢韦克议论过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要反修、防修，探索一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新路子。谢韦克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毛主席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我说打倒刘少奇还不容易，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人民都会支持他打倒刘少奇的，用不着这样兴师动众，搞这样一套深刻的革命理论出来。谢韦克认为不是这样，他认为不是从基层、通过宣传造舆论，而仅仅在党中央的委员会上投票选举，那么被选下去的就不一定是刘少奇，甚至可能是毛泽东。谢韦克初中是北京育才学校的，高中我在一零一中时有很多从育才学校（该校无高中）考来的同学，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几乎个个在政治上都很成熟。谢韦克的社会关系特广泛，整天在北京城里的许多干部子弟的家中窜来窜去，知道很多的内幕消息。
那时候我还很佩服北京大学一个叫王海治的学生的政治敏锐力，他家住在中南海，后来他的妹妹和汪东兴的儿子谈恋爱。文革之初他拿起笔作刀枪，冲锋在最前线，我去北大时，常看到他的大字报。但很快他就偃旗息鼓，退出运动了。工宣队进校找他谈心，他竟然敢老老实实地掏出自己的心里话，他怀疑江青在搞反革命政变，因此不愿意跟着中央文革再搞下去了。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个工宣队的师傅竟然同情他，没有批判他，也没有揭发他，帮他包住，只是让他不要再对任何人讲这些话了。这是发生在１９６７年江青最红的时候的事情〔华注：工宣队是１９６８年７月后才进驻大学的，６７年还没有工宣队这个名词〕。
郭沫若在文革之初曾经说，他过去一生中所写过的所有东西都是错误的，都是坏东西，都应该烧掉。他在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个儿子郭世英文革初混乱时被造反派抓起来，他的夫人于立群让他向毛主席或周总理求一下情，他也不敢，甚至恰好他有机会见到周总理但都没有敢提这件事，结果这个儿子被打死了。但从科大大联合郭沫若的赋诗来看，也不能说他是没有家庭的亲情的人。所以我看郭沫若的政治敏锐力连谢韦克和王海治都不如，他如果能真正地分析清楚形势，在文革之初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表示和刘少奇划清界线，甚至揭发出刘的一点什么事情，上纲上线，他的境遇也许就会好得多，他就不用说他的作品都该烧掉，他的地位就不会那么岌岌可危，他的儿子也许就不会被整死。但这个曾经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的郭沫若，说阅历有阅历，说深度有深度，难道还不如两个青年学生谢韦克和王海治，看不透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吗？也许并不是这样的，对历史和社会有着深刻研究的郭沫若应该是洞察一切的，我猜想他也许是不愿意通过攻击别人来抬高自己在文革中的地位，不愿意踩着别人的尸体爬上能够挽救自己的悬崖，而这时唯一能做的就是从最根本上检讨自己、否定自己。
◇ 学校的大礼堂
大礼堂在学校的南区，图书馆的背后。刚上大学时好像在里面开过会，也看过电影，后来就很少去了。大概是自己的礼堂太小了，后来看电影都是到隔壁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的礼堂去看的。学校礼堂周围的那一片地方像小花园一样，布局很精巧，风景很优美，但同学们也很少去那边。
1．小红练唱歌
有一个教职工子弟是弱智青年，叫小红，大约也有１８岁了，经常在学校里走来走去，学雷锋，做好事，刘达书记好像表扬过他。他跟大学生们聊天，让大家出主意，看他将来能干什么。大家看他爱唱歌，有人就说：小红，你练唱歌吧。后来，礼堂前面小花园的树丛里，就经常见小红在那里练声，由于弱智，他唱得不怎么准。
2．在大礼堂的舞台上排演《长征组歌》、《祖国颂》等
文革中我参加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宣传队里拉手风琴。那时，经常在大礼堂的舞台上排练节目，比较大型一点的记得有《长征组歌》、《祖国颂》等等。排练好后，也在大礼堂里正式演出过，反映还挺好。记得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常庚哲老师，他对我说：“你们的演出很好，很有水平。”我说：“你肯定不会注意到我们这些小伴奏员，你注意的是男生独唱、女生独唱。”他说：“对，对。”我问他：“你是否觉得我们的演出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水平是一样的？”他说：“一样的，一样的。”我告诉他：“我们独唱的最高音和中央电台播出的相比，还差着好几个音呢。”他说：“那真听不出来。”
3．大礼堂的幕布被偷
大礼堂舞台上的幕布，是紫色天鹅绒的，重重的，坠坠的。文艺演出时，要拉幕、合幕很多次，这是一个体力活，我在文艺宣传队时也常常被分配干这个体力活。大幕拉上了，观众们静静地等着，幕后的舞台上，人们跑来跑去，匆匆忙忙地更换着道具。幕布微微地抖动着，紫色的绒面反射出似乎很高贵的色彩。
但是，这两大块幕布有一天忽然不见了，被无声无息地偷走了。把幕布从大礼堂的屋顶上拆下来也要费一番功夫的，这两块幕布至少有几百斤重，把它们扛出学校，一、两个人是做不到的，这得是一个计划很周密的团伙干的。据说事后侦查也找不出任何痕迹。
4．在大礼堂里宣布：安庆的桂花鱼0.20元/斤
我已经很少参加学校召开的大会了，但鬼使神差，学校动员搬迁到安徽安庆的会议我破天荒地参加了。还是在这个大礼堂里，舞台上已经没有幕布的大礼堂，校革委会的头头们坐在主席台上，报告了他们为了搬迁出去考查的结果。
有一个点是广西桂林。广西的韦国清当时是很红的，文革之初听说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向毛主席保过他。在中央文革戚本禹最得意的时候，韦国清发牢骚说：“戚本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会写几篇文章，如果让他到某一个省当省委书记，保证他干不下来。”当时说这种话是非常危险的，无论你当多么大的官。但过了大约一年多时间，倒下去的不是韦国清，而是戚本禹。当时学校里传说，韦国清是欢迎科大到广西桂林的，但根据我后来在广西工作的体会，韦国清同黄塞阳之间的斗争（见“绞死黄赛阳”），我认为当时韦国清不可能接受科大到广西来。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安徽。安徽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是李德生，１２军军长，当时正是最红的时候，他愿意接受科大到安徽去。学校的搬迁考查组考查了安徽的几个点，其中特别讲到，安庆靠在长江边，活的桂花鱼仅０．２０元/斤。现在在我们广西，草鱼５元/斤，桂花鱼２０元/斤，桂花鱼的价格是草鱼的４倍。１９６９年时，北京东单、西四的菜市场里有草鱼卖，大约１．２０元/斤，活的桂花鱼在北京没有卖，如果有卖按我的推算就要５．００元/斤。安庆活的桂花鱼仅０．２０元/斤，那真是太便宜了。我记得讲到这个鱼的价格时，会场上是轰动了一下。当时是已经决定了要搬迁到安庆，还是在征求大家的意见，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最终是学校搬到了安徽的安庆。
◇ 八宝山的回忆
八宝山在北京的正西，长安街、复兴路一直出去，它距天安门广场约１５公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在八宝山的东南坡下，呈长方形，占地约１０００亩，从学校东北角的后门出去，约１０分钟就可以爬到八宝山的山顶。
我在十多年前上小学时就经常去八宝山玩了，我上的那个小学是北京十一小学（后改为北京十一学校），大概是解放军总政、总参办的，它在科大的东南，步行约１０分钟就到了。
八宝山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小时候我可以数出八宝山的八宝是哪８个，但现在都不记得了。小学时的八宝山有很多酸枣树，每到深秋，我们都到山上摘采酸枣。它虽然很小，但是又酸又甜，味道比大枣还好。
小学四年级的夏初，同学中兴起了养蚕热，学校里的几棵小桑树的叶子很快就被撸了个精光，我们班几拨养蚕的，都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我平时去八宝山玩时就注意到了，在一个山凹里有一片桑树林，而且每棵桑树都是很大的，我想它们的叶子肯定不会被撸光，因此就自告奋勇，帮助大家去采桑叶。利用中午午睡的时间，我就上了八宝山，山谷中空无一人，天气又闷又热，我爬上树，摘采够得着的树叶，很快就装满一书包，背回了学校。班上几拨养蚕的人都高兴得要命，这些桑叶够我们班的蚕吃好几天。
还有一次，我在八宝山上玩，看到了几只白蝴蝶在飞舞。我一眼就看出了这几只蝴蝶和普通的白蝴蝶的不同，它们比普通的白蝴蝶大，白中带一点浅灰或浅黄的颜色。最奇怪的是，它们的翅膀后部都带有尾巴，象我以后在南方看到的大蝴蝶那样。我想捉住一只，就脱下衣服，追赶上去。这些蝴蝶和一般的蝴蝶行为也是不同的，它们一直在飞，没有象普通的蝴蝶那样落在野花上休息，偶尔在草地上停一下，也是象蜻蜓点水一样，一下子又飞起来了。这些蝴蝶经过我几次赶上去用衣服扑打后，它们终于摆脱掉我，飞走了。
大学时的八宝山已和我小时候记忆中的八宝山完全不同了，酸枣树一棵都没有了。以前荒山秃岭的景象不见了，松树很多，有一些巨大的岩石，形状很奇特。山脊上有浅浅的南北走向的沟堑，很明显是多年前人工挖掘的，我猜想它们是解放战争平津战役时国民党傅作义部队为防御解放军的进攻而留下的痕迹。山的西北面平缓处，形成了一大片墓地——万人公墓。
八宝山的南面缓坡、科大的西边是一大片桃园，有几户农民的住房散落其间。我和同学张京曾去那儿的农民家里用粮票换红薯，我们喜欢吃点儿新鲜的红薯，农民喜欢用这粮票到粮店里买玉米粉。那时候我们的粮食供应是７０％的玉米粉、２０％的面粉和１０％的大米。同班同学董亦农的名字本来叫董一龙，在革命化、学雷锋、亦工亦农、劳动锻炼等当时时兴的舆论的感召下，他改名为董亦农，并身体力行，经常到学校背后、八宝山坡下的农民家里去劳动，无偿地帮农民干活儿。桃园的最南端，路边上，有几棵巨大的银杏树，高高地耸立着，树龄肯定有千年以上了。
也是在八宝山的南面，桃园的西边是八宝山烈士陵园。清明节，北京市的学校常常组织学生来扫墓，我从幼儿园到大学，都不记得去过多少次了。葬在这里的最大的人物是任弼时，他的左边稍小一点的墓是张澜的，瞿秋白的墓也在这里。我的很多同学的父母都葬在这里。文革前，通往八宝山烈士陵园的复兴路上，偶尔有数十辆、上百辆轿车排着队走，去八宝山送葬，又一位老革命去世了，这在当时是在别处很难见到的景观。
文革中连死人也不放过，很多死人也被揪出来打倒了，八宝山经常有人去挖坟、砸碑，烈士陵园后来干脆就锁上陵园大门，不让任何人进去了。但陵园北边的边角处，靠着八宝山南坡的一堵墙已经崩塌了一块，人可以随便跨过去。我和谢韦克就经常从这个缺口跨进去散步、聊天，议论双方所熟悉的同学、他们的父母，议论文革，分析时势，不怕被人偷听到。
有一次翟继新来找我，他是我初中八一学校和高中一零一中的同班同学，我也带他从背后的缺口进烈士陵园坐在一个先烈的墓边聊天。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是战友，他初中时是我入团的介绍人，学习也非常好，特别是政治这门课，但高中时就有点落下去了，后来竟然没有考上大学，分在北京郊区一个学校当政治课教师。文革中他成了该校“联动”（主要由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群众组织，后被中央文革定为反动组织）的头，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进监狱，每天仅给2个玉米面窝头吃。他告诉我，中学同学王楚涛、陈英等人在哈尔滨军工，因贴江青的大字报，均被关进了监狱。使我想起同学谢韦克曾经告诉过我，监狱里关了很多“联动”分子以后，江青曾假惺惺地到监狱里去看望，这些小孩就象当年被国民党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一样，壮怀激烈地合唱用毛主席的词谱写的歌曲：“我失骄杨，君失柳，……”
八宝山的后面是万人公墓，再往后是老人山，老人山上有个骨灰堂，这是平民百姓的骨灰堂。文革中，老人山上修了摩托车赛道，有一次散步，我和谢韦克刚好看到摩托车队在赛道上练习，那时很少见到这样的场面。
八宝山的北边是一条旧河床，永定河在解放前是被叫做无定河的，估计这就是它的一条河道。再往北是大片的葡萄园。记得有一次正在学校的游泳池中游泳，天上忽然下起了冰雹，把人打得生疼，这样大的冰雹在北京是很少见的。学生宿舍，凡是开着的窗户玻璃都被打烂了；长安街上，很多街灯也被打烂了。科大的邻居葡萄园来人求救，说很多葡萄被冰雹打落在地，请我们同学去帮忙捡一下，抢救得及时还可以用来做葡萄酒。我也去帮忙捡葡萄，一边捡，一边吃。后来不吃地上的了，专吃藤上长得最好的，地上的全捡到筐里交上去。回到学校后马上拉肚子。
回想当年，我和谢韦克在傍晚时也经常背上手风琴、带上口琴，上八宝山去演奏。坐在山间的大石头上，迎着清新的微风，演奏着我们在校园里不敢演奏的心爱的歌曲，不怕被任何人听到，这真是一个惬意的时刻。
◇ 文革中的十三陵印象
与其他高等院校相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距十三陵更远一点。不过远虽然远，文革这几年我还是去过很多次。
1．规模宏大的明代墓葬群
十三陵在北京的北面，它的西面是虎峪山，北面是天寿山，东面是蟒山，面积约４０平方公里。在明朝时这块地方是被围墙围住的，老百姓误入其中就会被抓起来砍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２０、３０公里长的围墙到现在已荡然无存，甚至不见一丝一毫的痕迹。
这里埋葬着明代１３位帝王、２３位皇后和众多的嫔妃、太子、公主、从葬宫女等，是世界上保存较为完整和埋藏皇帝最多的墓葬群。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建于１４０９年，是十三陵最早建的一个陵墓，它的背后是雄伟的天寿山。
2．公共汽车可直达长陵
从德胜门外坐公共汽车可直达长陵，时间约２个小时，一路上可以让你看到各种风光，领教到十三陵的宏大规模。
北京到昌平约４０公里，出昌平再往西北，就接近十三陵园区了。首先见到的是一个石牌坊，这石牌坊５门，高１４米、宽２９米，雕刻了１６只狮子和１６条龙。再往前走约１公里，就到了大宫门，这就是十三陵的正门了。大宫门现在只剩３个门洞了，原来围住４０平方公里的围墙就是从这里向东西两个方向展开的，现在围墙已不见任何踪影。再往前５００米是一个碑亭，内有一个巨大的乌龟驮石碑。同学谢韦克说，这不是乌龟，而是传说中海里的一个类似龟的兽。
碑亭的后面，在１公里左右的公路两边出现了一组石雕群，左右同样的石雕同时出现。先是石兽，有狮子、獬豸、骆驼、麒麟、马、象，共２４个，一半站立，一半跪卧。接下来是石人，共１２个，武臣、文臣、勋臣各４人。我们在这些石人石兽旁边照过很多相，记得那个站立的石象光溜溜的，很难爬上去，要踩着一起去的同伴的肩膀才能爬上去照相。现在这些石雕已不让靠近了，更不要说爬上去了。石雕群最后是棂星门，再往后３、４公里就到了长陵。
长陵是最大的一个陵，但到现在还找不到墓口在哪里。我就有些奇怪，现在的科学技术这么发达，为什么还找不到墓口？有一种说法是保存这些地下宝藏的方法还不行，因此暂时不把它们挖出来。
3．十三陵水库
过了石兽石人像，向右手拐，就可以到十三陵水库了。十三陵水库是大跃进的产物，它由于国家所有的大领导都来这里劳动过而闻名。但听说大坝的地质条件不太好，水是慢慢渗漏的，因此十三陵水库不太容易蓄住较多的水，库区面积很大，但有水的面积常常很小。
在十三陵水库游泳是一件挺舒服的事情，水很清，水面挺宽阔，而且没有什么人在那里游。从大坝游２００、３００米可到一个小石岛，岛的后面一般也没有多少水了。在岛上休息一会儿，再游回到大坝边。
水库的水一般很平静，但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由于有较大的风，大坝边浪很大，同去的有些人已不敢下水游了。我还是很大胆，仍然游到了小石岛上，再游回来。
还有一次是和董亦农还有他的中学同学一起去的。那一天十三陵水库蓄的水非常多，水面宽阔，风平浪静。我们游到了小石岛后很远的地方，记得水库岸边浸在水中的水草上布满着成千上万的鱼的受精卵，使我们感受到了鱼的传宗接代能力的强大。
一边游，一边还和董亦农、他的同学在水中聊天。他的同学未考上大学，不是由于学习不好，而是在写高考的作文“论又红又专”时，别出心裁，说只要“红”就可以 了，“专”可以完全不要了，还是说只要“专”就可以了，“红”可以完全不要了，因此未能考上大学，这个人也真敢拿自己一生的命运来开玩笑。
4．景陵围墙之洞
在文革那个年代，定陵已经挖掘出了地下宫殿，但那时不开放，怕红卫兵去造反，砸烂地下的什么东西。那时开放的仅有长陵，去多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长陵的东边约１公里处是景陵，景陵到现在也未开放。但当年我和谢韦克却去过那里。
那地方很荒凉，当时完全没有人烟，我记得树都很少，也没有庄稼，满眼都是像戈壁滩一样的平地。但我忽然看到了生动活泼的东西，一个屎克郎滚动着一个和它一样大的牛粪蛋，屎克郎的长腿飞快地倒腾着，屎克郎和牛粪蛋两个黑球在沙砾地上同步飞快地奔跑滚动着。这是我有生唯一的一次看到屎克郎滚屎球。
景陵的大门紧锁着，高高的围墙没有任何破损的痕迹，我和谢韦克在围墙外溜了一回儿，也没有找到进去的办法。这时忽然发现一处围墙下面紧贴地面有一个洞，狗是 肯定可以钻进去的。我们走近去观察，觉得人也是可以爬进去的，于是我在前，谢韦克跟着，我们就爬进了这个围墙下的洞。爬到了这个洞里，才感觉到这个围墙是相当厚的，这个洞大约有２米深。
进到景陵的园子里，看到的是一园子的荒草，几十米外是一个高台，有庙宇一样的房子立在上头。这时我忽然感到非常恐怖，回想刚才钻进来的那个洞，是方方正正很整齐的一个洞，它绝不是猫、狗或野兽扒出来的，一定是人挖出来的。而什么人才会挖这样一个洞在这里？那肯定是土匪、强盗。再进一步推测这些歹徒住在哪里？ 那他们很可能就住在景陵的庙宇里。因此，我们再不敢向前走一步，匆匆忙忙地沿原路退回，爬出了墙洞，一颗怦怦跳动的心仍久久不能平静。
5．杏树林与天寿山
１９６７年的４月，我和谢韦克又去了一次十三陵。我们从长陵和景陵之间向东北走，进入了一个大面积的几乎没有边际的杏树林。在东北方向上，天寿山就在不远的前方，山的形状非常雄奇优美。两座山峰之间有一个豁口，我们想走到那个豁口处翻过去，看一看山背后的景象。
我俩走在大片的杏树林里，周围安静极了，仔细看，杏树的树枝上都结满了青杏，不仔细看，以为都是树叶，让我们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似乎没有烧到这个地方来。忽然看到一只松鼠跳出来，我急忙追上去，不过这松鼠灵活极了，三跳五窜就无影无踪了。
走了４０多分钟，杏树林也未走尽，山也未走近。不过看到了山的半山腰上有一块突出的岩石，岩石上站立着一只老鹰。这景象使我想起了一个作家的佳句：一只苍鹰停留在巨大的岩石上，用嘴巴梳理着羽毛，拍打着翅膀，锐利的双眼注视着前方，准备着作更高更远的飞跃。
算算走到山脚下再爬上两山之间的豁口处时间可能不够了，我和谢韦克决定往回走，并决定明年杏熟的时候再来一次。早点来，一定要爬上两座山峰之间的豁口处，沿路还可以摘一些杏吃。
１９６８年的５月份，我和谢韦克，还有张京，还有来自广西的我弟弟罗海鸿，又来到十三陵，从长陵和景陵中间向东北方向拐上去，进入了杏树林。树上的杏好像已经被摘光了。走到一块林间的空地，我说在这里照照相，把这个天寿山的雄姿照下来。这时忽然人声鼎沸，四面八方都是奔跑声、呼哨声，一下子冒出２０多个人来把我们围在了中间。领头的指责我们是偷杏的，我们辩解说我们没偷，我们是想走近后面那个天寿山去看看。这群人中一个军师模样的人在领头人耳边轻声讲，这些人不像小偷，领头的就同意了放我们走。我们还想往天寿山方向走，对方像两军对擂、坚守阵地一样，一步都不允许我们再向前走，这次十三陵天寿山之行就此打道回府。
◇ 请关肇直座谈与批判华罗庚（回忆高建国同学）
1．一起演出文艺节目
高建国是班长，上海人，长得高高大大，实际上年龄在班上可能是最小的。他也喜欢文艺，在班里的文艺演出中，我曾跟他合作过两次。一次是男生二重唱，唱的是解放军文艺汇演中的一个大合唱《前进吧祖国》中的独唱部分。这是很好听的一首大合唱歌曲，完全可以和《祖国颂》相比美，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没有人唱了。高建国的音域很高，我唱C调高音的“５”觉得很艰难，他却唱得很轻松。还有一次，我跟他（或者也许是邵燕华）用口琴二重奏《在太行山上》，我吹的是重音口琴，按合唱中第二声部的方式来吹，演出后女同学钱俐珍夸奖我们这个节目有水平。
钱俐珍很有文艺细胞。她跳舞跳《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跳得很有水平，是不是我用手风琴伴奏的我已经忘记了。钱俐珍用琵琶自弹自唱苏州评弹：我失骄杨，君失柳……，也唱得好极了。
有一次我拉手风琴，高建国上来问，会不会拉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那个曲子，我就拉“花儿为什么这么红”给他听。没拉两句，他笑着点头，然后就赶快摆手，让我别拉了，那时这首歌已被定成是黄色歌曲了。
１９６４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还未公演，上级领导要求删掉其中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么红”。编剧白辛哭着向领导求情，要求保留这首歌曲。领导说，留着它要犯大错误。白辛恳求，希望给他一次犯错误的机会。这首歌曲最终被保留下来。
雷振邦作曲的“花儿为什么这么红”，新疆塔吉克族的风味浓郁极了，曲中所有的“５”都是升“５”，更加强了这首歌曲的特殊风味。现在这个电影插曲，成为我们怀念上个世纪６０年代最著名的歌曲之一了。
2．约我去看芭蕾舞《白毛女》
有一天高建国来找我，拿出一封芭蕾舞《白毛女》女主角石钟琴给他的一封回信。原来石钟琴是他小学的同学，石钟琴所在的上海芭蕾舞团来北京演出《白毛女》，高建国写信跟她要票，她就寄回两张票并附一信，信的内容说这票很难弄到等等。高建国约我一起去看，我当时的心思是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怎么地，没有和他去看。我也再没有问他后来去看了没有，也许没有我陪着，他也不敢单独去看。
那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江浙地区、在上海享有非常高的声誉，远远地超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因此，高建国能得到舞蹈大牌女明星的回信和赠票就不足为怪了。我现在有点后悔，当时如果陪高建国去见石钟琴，说不定高与她会谈恋爱，说不定他就会娶这个芭蕾舞大牌女明星为妻了。
一、两年后，在北京又上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长安街西单的一个售票窗口预售票。科大学生和部队某一个大院的中学生为争排队的位置打起了群架，排队的科大学生跑回学校，到各个系的学生宿舍去求援，也不知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了？
芭蕾舞剧《白毛女》是文革中著名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石钟琴是演白毛女的女主角。由于文革中文艺生活的缺乏，而《白毛女》的音乐、舞蹈、故事情节都很好，这使它和它的主要演员风靡全国、声震四海。现在五十岁、六十岁的人回忆，扮演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白毛女的石钟琴，按现在说法就是当年全国男青年的“梦中情人”。我当年由于一念之差，失去了见一见文革中人民大众的“梦中情人”的机会。
3．给大人物写信
有一次高建国代表集体要到一个什么场合去发言，我见他写好发言稿，躲在角落里声情并茂地一遍一遍地读，准备着他的发言，他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小伙子。
那时我们整个国家在全力支持着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高建国写了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准备寄过去。他收集了很多材料，写得很长、很详细、很有感情，拿到班上读，征求意见。结果大家七嘴八舌，把它改成一个很短小的、没有特色的、感染力也大大降低了的东西。
高建国喜欢给一些大人物写信，石钟琴也算是一个吧。班上同学知道他有这个特点后，就有人模仿某个大人物给他回信，约他去见面。高建国也真相信，穿戴得整整齐齐就去见面，结果当然是见不着了。
4．关龙、华龙与批判华罗庚
我们６５１学的是关肇直的教材，叫做关龙，６４１学的是华罗庚的教材，叫做华龙，６３１学的是吴文俊的教材，叫吴龙。关肇直和华罗庚有矛盾。关肇直早年留学法国，在泛涵分析等方面有非常出色的成就，他在解放前就入党了，他搞的东西虽然很深奥，但是他走理论结合实际的道路，在国防科技上能用上，解决大问题，因此在当时的中科院数学所，吃香的是关肇直，他是数学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并且是中科院党委委员，华罗庚是不吃香的。
高建国写信给关肇直，约他来６５１和我们学生座谈，结果他真来了。我现在回忆，关肇直穿着蓝黑色的呢子中山装，戴着呢帽，未系风纪扣，感觉上是一个很朴素、不张扬的人。关肇直讲话声调较低，他讲了他在国外艰苦的留学过程，讲了要理论联系实际、所学的知识要为社会服务等问题，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他也一一作答。给我的印象是关肇直待人和蔼，平易近人，讲话实事求是。座谈会的一切都是高建国（也许还有班主任冯玉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张罗的。过后，高建国还是不断地写信给关肇直，保持着和这个权威数学家的联系。
不久，是学校还是系里召开了批判华罗庚的小型的会议，也是高建国张罗的吧，我也去参加了，华罗庚也到场。都批判了华罗庚什么事情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高建国不断地起来领着大家喊口号：打倒华罗庚，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
5．毕业分在中科院
我猜想大概是关肇直点的名，高建国毕业分配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搞激光应用于地震研究，这是我们６５１、６４１唯一分在北京的一个。
他很快就在科研方面做出了成绩，不断地在《物理学报》还是《激光学报》等高档杂志上发表论文。
在中关村中科院大院里高建国碰到华罗庚，刚想躲开，但被华罗庚看见叫住了。华对高说：”高建国，还要打倒我吗？”高赶忙回答：”哪里哪里，没有没有。”
高建国后来调到国家地震局，发表了《天文与自然灾害》、《地震损失简表》等著作，经常被邀请去作重要的学术报告，他已是我国地震学研究的一位著名专家了。
◇ 华罗庚印象
1．听华罗庚科普报告
初中上北京八一学校，一个北京军区办的学校，第一次听老师讲到华罗庚这个名字。
高中上北京一○一中，育才学校来的几个同学经常讲起华罗庚，说他怎么出身贫苦，勤奋、努力，通过自学，成为我国首屈一指的数学家。
一○一中数学竞赛，我得了第二名，使我学习数学的兴趣大增。我自学了华罗庚的数学科普小册子《数学归纳法》、《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从杨辉三角谈起》和一些其他的科普小册子。
北京市数学会请华罗庚作科普报告，学校派我去听，报告题目是：谈谈与蜂房结构有关的数学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华罗庚，圆圆的脸，完全不象我想象的那么老，戴着的眼镜好象是平光的，讲话较慢。他作的科普报告生动极了，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内容很吸引人，一步一步地、一层一层地深入下去，简直太精彩了。可惜我不能够完全听懂。后来拿到了一个颜基义老师整理的这个科普报告铅印本，才基本看懂。这个科普报告后来也印出了小册子。
2．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我当时为什么报考科大？第一个原因是学校招生的宣传资料上说，它是一个理工结合的新型的大学；第二个原因是华罗庚在科大；第三个原因是我的表姐夫姚起凤是科大58级的；第四个原因是广西的黄塞阳（６４４）也考的科大。
待上了大学才知道，有华（罗庚）龙、关（肇直）龙、吴（文俊）龙，而我们是属于关龙的，关肇直在中国数学界也是有极高水平的，他对国防科学技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我仍不免有点扫兴。
中学时还看过一些小册子，有龚昇的《从刘徽割圆谈起》，史济怀的《平均》，常庚哲、伍润生的《复数与几何》、蔡宗熹的《等周问题》。上大学后，发现这些作者龚昇、史济怀、常庚哲、蔡宗熹，还有前面提到的颜基义都是科大数学系的老师，不禁又高兴起来。
上大学后文革前仅见过两次华罗庚。一次是他带两个外校的老师来，他主持报告会，那两个老师以改革的方式讲微积分课程，讲得确实很好。还有一次是他来学校讲优选法，讲话较慢，非常清晰，逻辑性强，很吸引人，一环扣一环，步步推进，而且他讲的所有内容我几乎都听懂了，真令人高兴。
杨劲根、沈韵秋曾经拿华罗庚和关肇直的教材给我看，他们都认为华罗庚编写的《高等数学导论》、《数论导引》比较容易看懂，而关肇直编写的高等数学教材就比较难看懂。
3．文革中
文革中逐渐有了华罗庚的大字报，使我们切实地知道了华罗庚与关肇直的矛盾。大字报揭发，说华说过，有些人一维的问题还搞不清楚，却在研究无穷维的问题。大家说，华罗庚讲的是关肇直，华罗庚研究的数论可以认为是一维的问题，而关肇直研究的泛函分析是无穷维的问题。
没有见到有关肇直的大字报。我们６５１同学贴出大字报，说６４１华龙的同学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教育，我们６５１关龙的同学受的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教育。结果６４１的同学马上贴大字报反击我们，说６４１、６５１都是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教育。我们班同学自己也觉得理亏，没有敢再和６４１的同学公开辩 论下去。
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华罗庚在王府井某饭店请客，招待科大数学系的业务骨干。结果吃完后华罗庚宣布是ＡＡ制，让大家平摊掏钱，是龚昇还是史济怀还是常庚哲没带钱，很狼狈，赶快向其他老师借钱。
数学所召开了华罗庚的批判会，我也去参加了。记得华罗庚的主要罪状之一是他说，大跃进是盲干，用数学举例子，说就象是在数轴上向东走１０里，再向西走１０里，结果还是停留在原点上。他的另一个罪状是攻击人民公社，说河北徐水一个人民公社的模范典型是假的，组织他们这些全国政协委员去参观，事先准备好，搞出很多假象来欺骗他们。数学所的批判会华罗庚是坐在主席台上的。群众中有人喊：华罗庚站起来，华罗庚就赶快站起来，几分钟后，华旁边的人就轻声叫他坐下。过一会儿，又有人喊：华罗庚站起来，华罗庚就又站起来。几分钟后，又有人轻声说，坐下坐下。
科大也召开了小型的华罗庚批判会。有人说曾经罚他在科大扫地，不过我没见过，我也不相信。通过参加数学所的批判会，我觉得一定有国家的高层人物交待了，要保护华罗庚。
冯玉瑜老师是我们６５１的班主任，也是我们微积分课程的辅导老师，他现在是一位博士生导师了。批华罗庚的大字报逐渐多起来了，把华说得一无是处。我和谢韦克私下里问冯玉瑜，华罗庚在数学上到底怎么样？是否原来被吹嘘得过高了？冯说，华罗庚还是有水平的。
4．优选法
华罗庚两次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都回信给他，夸奖他进步了，鼓励他进一步把数学与生产应用相结合，华罗庚终于加入了共产党。
华罗庚在全国各地奔跑，推广优选法。当时整个祖国大陆，所有的企事业单位，都是搞的空头政治。优选法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空头政治，使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回到了抓生产、抓技术的正确道路上来。
文革和文革前、文革后的指导思想，要求基础数学研究也要在生产实际中立竿见影地产生作用，严重地阻碍了我国数学的发展。１９７９年我在科大进修计算机软件课程，著名的大数学家王元来校作学术报告。他说在国外访问，发觉我们的数学研究水平和国外的差距已经非常大了。象费尔马猜想这样的问题，用我（王元）所掌握的数学已经不可能解决了，要解决它可能要靠代数几何这个数学的新分支，在我们中国几乎还没有人了解它，而入代数几何的门，起码要读十几本书。我们（王元）已经年纪大了，要靠你们在座的年青人。杨劲根后来就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的代数几何。
龚昇教授是数学系副主任（华罗庚是主任），他在文革初已经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了，有一阵子发配到我们学生宿舍来住，工宣队还让我看着他。龚昇在被关押期间仍不老实，他不断地讲：在理论数学上作出了新的成绩有什么不好？至少它能象体育比赛一样，打破世界记录，为国家争取荣誉。
对于搞高、精、尖的科研来说，我们国家多年来给华罗庚的环境条件是比较恶劣的，否则他可能做出更多、更高水平的成绩，培养出更多、更高水平的研究生。
华罗庚去日本讲学，心脏病突然发作，死在了讲台上，就象一个战士英勇地牺牲在战场上一样。可以用毛主席写给刘胡兰的话赠给华罗庚：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 著名集邮家董光呈
董亦农的父亲叫董光呈，是我们国家著名的集邮家。他解放前在国民党政权下当高级职员，解放后在共产党政权下仍当高级职员，是高级会计师，南京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
大学时就听董亦农讲过，文革初期破四旧，他父亲怕过去集的邮票引火烧身，主动烧了许多清朝和民国邮票。到了８０年代又在北京见面时，董讲他父亲有好几张梅兰芳的小型张，这枚邮票原价是３元一枚，８０年代初已经是３８０元一枚了，让我们羡慕得要命。到现在梅兰芳的这枚小型张可能要上万元了。
董亦农的父亲董光呈１７、１８岁就开始集邮了。抗战时他们由南京撤退到重庆，在日本飞 机的大轰炸中，所有邮票都被烧毁。战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董光呈没有灰心，又重新开始了集邮。文革中，他用淸朝的邮票、民国的邮票烧开水，烧了好几麻袋。但精心保存的一些，还是被革命造反派抄走了。万幸的是，这些邮票没有被销毁，也没有流失掉，到了文革后期竟然又完璧归赵了。
１９９５年左右，董亦农在北京帮他父亲拍卖一套梅兰芳无齿四方连邮票，以５万３千元卖出，当时的北京晚报还登了这条消息。但后来这个竞拍成交者又反悔了，因为他发觉邮票背面有少许黄斑，这是由于邮票在文革中被没收未保存好的原故。后来这邮票以４万６千元在南京卖给了一个体户，那个体户把邮票的黄斑处理掉后，又以十多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
董光呈有５０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外著名集邮杂志上，涉及领域有早中期邮资片简的版式研究、孙中山像邮票设计原图考证、清代两套印花税票印制时间、民国印花税票发行时间、设计试制、版式区别等。他在中国集邮界的出名主要是在印花税票的收集和研究上，收集的税票有几张是全国唯一的。有一张国民党时期发行的税票，图案是国民党财政部长的头像，原发行的是脸面向左的，被人提意见，又改成是脸面向右的，这两张税票都有的人，恐怕就只有董光呈一个人了。
早先印花税票不被当作集邮的一个种类，１９９０年世界邮展第一次有印花税票展出，正式承认这是集邮的一个品种，国内集印花税票的人开始多起来。而董光呈是从年青时就集印花税票的，清朝的、民国的、新中国的，他应有尽有。
前些年北京一次集邮品拍卖会，有一个民国时期北京造币厂出的纪念册，里面附了一枚印花税票样张，是非常稀有的，董光呈想要。他儿子董亦农就去参加了这次拍卖会，拟买下这枚税票送给他父亲。这枚税票的拍卖从８千元开始，一路攀升，到１万５千元还剩一个对手和董亦农拼，最终董以１万８千元买下来。事后董了解到，最后和他竞争的人就是卖这枚税票的人，又把价格抬高了几千元。我们国家的拍卖行业也真是胡搞。
董光呈的印花税票专题“中国印花税票”，参加了印度、中国、比利时、西班牙４次国际邮展，其中有３次获得了大镀金奖，这是集邮的一个很高的奖项，很高的荣誉，是我们中国人很难获得的奖。在２０００年最后一次参加国际邮展的评审上，９０分可以得更高一级的金奖，董光呈的”中国印花税票”被评为８９分，可惜仅差１分得金奖。１９９６年５月，中国集邮协会成立了中国税票集邮研究会，董光呈被推荐为会长。
◇ 从歌曲“从前是这样”谈起
1. 又听歌曲“从前是这样”
前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俄罗斯红军歌舞团也来了，他们还在位于首府的自治区人民会堂举行了专场演出。演出节目中一个男、女声二人小合唱演唱的歌曲，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鸣，它是苏联歌曲“从前是这样”，可能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它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俄罗斯红旗歌舞团曾来中国演出，它代表苏联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让我们喜欢苏联歌曲的人几十年来都怀念着它。这个红军歌舞团的名字是否有点在混淆红旗歌舞团的名字，让我有点疑惑。但看了演出后，我感到这个红军歌舞团水平也很高，使我得到了很大的艺术享受。但更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这首“从前是这样”的歌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上小学时，就会唱这首歌曲了，而且非常喜欢它。现在听着这首歌曲，联想了很多很多。
目前 社会上也流行一些苏联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等等，但这些流行歌曲中没有“从前是这样”。大概是由于这首歌过分地宣染爱情，至使当年大名鼎鼎的《外国名歌２００首》和《外国名歌２００首（续编）》都不敢收入它，其他的歌本也极少见收入，因此，文化大革命以前“从前是这样”这首歌曲已较少有人知道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学，那时文艺生活很贫乏，一些同是当逍遥派的有相同爱好的人就在下面偷偷传唱一些苏联歌曲。这样的行动有时也会被工宣队、军宣队逮个正着，但是我们有对付的办法，如果正在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说唱的是“地拉那郊外的晚上”，因为地拉那是阿尔巴尼亚首都，而毛主席说，阿尔巴尼亚是我们中国的头号朋友；如果正在唱”喀秋莎”，就说唱的是“支持英雄的越南”，因为当时中国正全力支持越南抵抗美国侵略的斗争。
我有时候也会偷偷地唱上面提到的“从前是这样”这首歌，它是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中的插曲。我在幼儿园或小学时可能看过这个电影，由于人小，电影的故事情节没看懂，但其中的音乐却留下了印象。后来大学同班同学谢韦克（他初中是育才学校的，高中是北大附中的）告诉我，那是一部描述苏联集体农庄年青人生活、劳动和恋爱的电影。故事中男、女主角谈恋爱，后来男方上了前线，战争结束他回到家乡，在草原上和过去的恋人又见面了。“从前是这样”这首歌就是女主角在草原上对重逢的恋人唱的歌曲。
大学同班同学董亦农，他中学一个同学的父母是中央某部委干部，他们要去五七干校，家里有些唱片想处理掉，董亦农就带我去要。让我非常惊喜的事是，这些唱片中有一张竟然是中文演唱的女声小合唱“从前是这样”。我在北京十一小学时有一个同学叫史晓星（大学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他的父亲是林彪去苏联养病期间八路军一一五师代理师长陈光，他哥哥陈耀东又是我大学的老师，我问他们哥俩借来一台电唱机，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听起这张唱片来。一遍一遍地放，我把歌曲和歌词都准确地记下来了，这个歌片我复写了４、５份，分送给爱唱苏联歌曲的朋友、同学和亲戚，自己却一份也没有留下。“从前是这样”是３拍的歌曲，节奏较缓慢，曲调优美、深沉，略带伤感。歌曲曲调看似简单，但唱到中间时要转调，如果刚开始你是用Ｆ调唱的，中间就要转到Ｂｂ调来唱，最后又转到Ｆ调。歌词也和曲调一样有类似的风格，诗一样的语言，有点朦胧的感觉，耐人寻味。好像有４、５段歌词，其中第一段歌词是：“从前是这样，如今你还是这样，勇敢的鹰，这哥萨克哟，你为什么？打破了我的平静，又相逢在这草原上。”最后一段好像是：“是我希望，盼你回到家乡，心上的人，莫猜想，我爱你的心，在从前是这样，到如今还是这样。”
2. 歌曲“红梅花儿开”〔华注：似乎应该是“红莓花儿开”〕和电影中其他几个舞曲
电影《幸福的生活》中的插曲不止“从前是这样”一首，更加有名的一首“红梅花儿开”也是这个电影的插曲，这是现在的中国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一首爱情歌曲。电影《幸福的生活》中还有几首舞曲，玛祖卡舞曲、波尔卡舞曲等，也非常好听，与这几首歌曲比也毫不逊色。这个电影的作曲者是苏联著名作曲家杜那耶夫斯基。中国的作曲家雷振邦给电影《刘三姐》（壮族）作曲，给《五朶金花》（白族）作曲，给《冰山上的来客》（塔吉克族）作曲，他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大王。杜那耶夫斯基在苏联音乐界的地位我觉得可能类似于雷振邦在中国音乐界的地位，他是苏联的民族音乐大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苏联音乐界如日中天的杜那耶夫斯基忽然销声匿迹了，我以为是在苏联的某次政治运动中失意了，后查到相关介绍才知道他是在１９５７年因病去世了。
3. 电影中的另一首歌曲“丰收之歌”
电影《幸福的生活》中还有一首合唱歌曲“丰收之歌”，我也很喜欢。现在还大致记得歌词：库班河上风光好，清清流水起浪潮，流水起浪潮。金色麦浪起伏不停，库班草原在叫啸。（男）我们是耕田的突击手，（女）我们计划作得周到。（合唱）要使库班打下的粮食，挤满仓库还堆不了。快收割，快装上车……啊，我们的丰收，我们的丰收，我们富饶的丰收。
这首歌一下子男生唱，一下子女生唱，一下子又合唱，热闹得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知识青年受电影《幸福的生活》影响很大，我看受电影里的歌曲“丰收之歌”的影响可能更大：集体农庄，农业机械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工作，风景优美，生活富裕，男女青年谈情说爱。人间天堂在哪里？那就是在苏联的集体农庄了。著名作家王蒙好像说过，受《幸福的生活》等苏联电影的影响，那时我们中国知识青年最向往的就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生活。
不怕大家笑话。我上初一时是在北京六十六中走读，一天上学的路上，几个比我略大的女生走在前面，一路走一路就唱着这个“丰收之歌”，唱得好听极了，我简直就要爱上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了。
4.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与“列宁山”
再聊聊几个苏联歌曲的我的亲身经历。现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在中国很普及，其实，我上小学六年级时的１９５８年，这首歌就很普及，我周围的同学都会唱。不过我们都没有认为它是一个很好听的曲子，觉得它是一般化的。现在想起来，可能一个是我们还太小，歌词的那些爱情的场景我们一点儿都不理解；还有一个是歌曲的第３句，一个升“４”接着一个升“５”，而我们都是按照普通的“４”和“５”来唱的，不可能唱准这两个音，而且当时大家也都不认识这个“＃”号是什么意思，而这恰恰是这首歌曲最最精华的地方。
上初中后，俄语课上老师跟我们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获得了１９５７年莫斯科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我当时还觉得很奇怪，这么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怎么能得世界金奖。但有一次，一位同学的矿石收音机里在放这首歌曲，他赶快拉我去听，一个男高音在独唱，可能唱的是俄语吧，那节奏慢极了，整个歌曲的风味和我们唱的完全不同了，我马上就被这个旋律震住了。
我上初中的阶段，苏联歌曲中，普及率最高的可能要数“喀秋莎”了。我家里有一个手风琴，那时我自学，只会用右手拉一些歌的旋律，不会左手的伴奏，其中拉的最熟的就是“喀秋莎”了。一次，班上举行一个小型的文艺联欢会，同学们怂恿我去露一手，一个同学帮我把手风琴拎到学校。前面有一个节目是俄语老师用俄文唱歌，唱的就是“喀秋莎”。轮到我了，我就也报出我拉的歌曲是“喀秋莎”，许多同学说：“那就俄语老师唱，你拉手风琴伴奏”，这样我就和俄语老师合作演出。平时我拉这个“喀秋莎”是不会出错的，但那天在这样一个大的场面下，有点儿却场，又要考虑和俄语老师的配合，结果是不断地出错，不断地重来，最后还是俄语老师说：“还是你自己演奏吧”，我一个人演奏就没有再出错。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合作演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音高不对，我那时只会用C调拉曲子，对”喀秋莎”来说，C调是不适合人唱的，应该用Ｆ调或是Ｇ调就合适了。
初中一次课外活动时间，和几个同学一边聊天我一边在翻着《外国名歌２００首》，一个教我们课的女老师走过来，问我会唱里面的哪首歌。还没等我回答，周围同学就七嘴八舌地喊：“他哪一首都会唱，老师你看这本《外国名歌２００首》被他翻得这么烂了。”其实我不是每一首都会唱，会唱的大约在１／３到１／２之间，前半部分是现代歌曲，大多会唱，后半部分是古典歌曲，大多不会唱。这位课任老师接着又问：“那‘列宁山’你会唱不会唱？”问话中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所有的苏联歌曲中她最喜欢的是这首“列宁山”。这一点竟然跟我是完全一致的，我最喜欢的也是这首“列宁山”，曲调跌宕起伏，悠扬，开阔，翻译的歌词也优美极了：“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克里姆林宫上曙光照耀；远处的太阳闪烁着金光，嫩绿的树叶轻轻歌唱；当我们想起年轻的时光，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这样的歌词配合着悠扬的曲调大声唱出来，真是舒畅极了。
“列宁山”这首歌后来在我国不流行，现在的卡拉ＯＫ里完全没有它，我想主要是政治原因。这首歌每一段最后的歌词都是：“啊，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啊，莫斯科。”
5. 苏联国歌
小学四年级时，问同学借了一本上面印有苏联国歌的杂志，我学会了唱以后，再把这个歌抄在笔记本上。我在上自然课时抄它，由于个子小，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不幸很快就被老师发现了，他制止了我。下课后，他又喊来班主任一起批评我，并检查我到底在抄什么。看到我抄的是苏联国歌，他有点好笑了，觉得这么点儿一个小孩，故雍风雅，抄什么苏联国歌。这位课任老师态度马上缓和了，说：“你抄的是苏联国歌，那你会唱吗？唱两句来听。”我是会唱的，但在做了错事又面对两个老师那样的情况下，吓得我一句都不敢唱。其实，一直到现在，苏联国歌的曲调，我仍能熟练地从头唱到尾。
6. 回到“从前是这样”
像回旋曲一样，曲调一，曲调二，……，最后再回到曲调一，我们再回到歌曲“从前是这样”来谈谈。
电影《幸福的生活》的这个名字是我们中国人给起的，俄文原意的电影名是《库班的哥萨克》。在中国，“红梅花儿开”比“从前是这样”有名的多，在苏联，《库班的哥萨克》这个电影放映两星期之内，“从前是这样”这首歌就风靡苏联全国，成为苏联人全民传唱的歌曲，“从前是这样”比“红梅花儿开”有名的多。
我从电脑上下载ＭＰ３歌曲，用“从前是这样”、“从前是这样，如今你还是这样”或“如今你还是这样”均查找不到，后来用“从前你这样”下载到了。这是一个女生独唱，每段的最后两句的重复，是女声小合唱，用俄文唱的，原汁原味，让我们体验一下５０年、６０年前风靡整个苏联的这个电影插曲的味道。
我把这篇稿子传给我１０１中同班的同学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广西玩，郭小萍乘飞机从香港来，刘春莉已先来了，住在也在南宁工作的袁晓亚那里。其他人坐火车来，我和袁晓亚、刘春莉去火车站接他们。结果一出火车站站台，王楚涛、石小江、梁汉援、倪永明等人就合唱起“从前是这样”给我听。王楚涛还告诉我，影片中的男主角是一个小胡子，他印象非常深刻，他还送我一本苏联歌曲集，有俄文歌词的，其中有歌曲“从前是这样”。
◇ 狗尿与人尿
博客上的朋友谈到现在车多、狗多，狗有时会撒尿在汽车轮胎的钢圈上，造成钢圈的腐蚀。这让我想起了我文革中的一个经历，也和撒尿有关，但不是狗撒尿，而是人撒尿。
文革中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后，北京所有的机关、学校都往外地搬。钢琴走入了穷途末路，寄卖商店里２００元一台的挺好的钢琴比比皆是，而且各商店都打出牌子，不再收进任何型号的钢琴。
我１９７０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毕业，分在贵阳市五中当数学老师。那时文艺界否定一切的大环境稍稍缓和了一点，五中想买一台钢琴，学校看我喜欢音乐，就叫我配合音乐老师去挑选，去运回来。学校的音乐老师是文革前大学钢琴专业毕业的。那时商店里只有一种型号的钢琴，星海牌，６００元一台。我们学校在一个坡上，我在我当副班主任的班上找了５、６个比较壮实的男生，费了很大劲把钢琴挑回了学校。
钢琴放在学校除了礼堂之外的最大的一间房间里。这个房间已被隔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学校的图书室，很多书架很多图书放在里面，另一部分就是学校的音乐教室，钢琴就摆在音乐教室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不巧，钢琴运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出事了，这个大教室被人偷了。第二天我去看时，大教室图书室所有的书都被从书架上掀到了地上，在地面上高高低低地铺了厚厚的一层，也不知被偷了多少书。
钢琴幸亏没事，还立在那里。那时，钢琴这样的东西在一般人的眼里是一文不值的，何况它还那么重，搬走是很困难的。但过了一会儿，仔细一看，不好，钢琴上面的外壳上有脚印，翻开钢琴的后盖板，发现了大问题。昨晚的小偷，站在钢琴上面，把尿尿到了钢琴里面，钢琴内部的钢板明显地有几道尿痕，钢板已经被腐蚀生锈了，溅开的每一滴尿都有锈痕。这个钢琴的寿命肯定要大大地缩短了，音质也会受到影响。当时这６００元，对于我们这个中学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钢琴一买回来就被这样无耻地破坏了，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很沮丧。
幸亏没有影响到钢琴的弹奏。音乐老师教我弹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等几个较有名又较简单的曲子，她明显地比科大的邵良衡老师的水平要低些。
我那时每星期１２至１５节课，改作业要花和上课同样多的时间，备课要用一点时间，开会还要用去大量的时间，因此我就不能像当学生时那样，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钢琴上，否则我钢琴也可能会练得具有一定水平的。
后来由于什么原因？可能是图书室、音乐教室维修吧，钢琴摆到了我的宿舍里，但是我还是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使自己一辈子都成了一个演奏钢琴的门外汉。
◇ 谁是革命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６５３（６５年入学，近代化学系）有一个女生，忘记名字了，我就管她叫王莹吧〔华注：真实姓名是王学〕。王莹的母亲叫卞仲耘，这是真名字，1938年投身革命，１９４１年加入共产党，１９６６年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第一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就是第一把手。
文革初她就被揪出来了，主要罪状是：邢台闹地震时，也波及到北京，卞校长在组织学生搬走教室里的东西时，有学生问她，墙上的毛主席像要不要取下拿走？她没有说要取下，也没有说不要取下。这是她最主要的罪状了。
那时刘少奇还未揪出，学校里是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当权，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都是学校红卫兵的头头。卞校长的另一条罪状是：师大女附中是名牌学校，新生的录取分数线很高，刘少奇的女儿考得不错，但离该校的录取线还差２分，卞校长未同意录取，结果人家师大附中也是名牌，虽然不够分数线师大附中还是把刘少奇女儿录取了。
在这些革命造反派强迫之下，卞仲耘一边被打，一边挑着重担子来回跑，女红卫兵们看她还挑得动就不断地往筐里加土，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她就这样被折磨来折磨去，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死亡。据说这是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个人。
同一天，毛主席写出”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
８月１８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几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带上红卫兵袖章，这是后来被称为第一司令部（一司）的红卫兵袖章，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毛主席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宋回答了，毛主席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回答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这以后，宋彬彬就改名宋要武了。
毛主席天真地以为，在他的鼓励下，这支红卫兵队伍会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保刘少奇的干部阶层。但实际上这支红卫兵队伍是和干部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不可能把矛头指向他们的父辈，结果矛头指向了“地、富、反、坏、右”，指向了社会上的“四旧”，这些红卫兵还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记得当时谢韦克很是嘲笑这个口号，而我却在维护它，我当时的说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好像就是“理解万岁”这样的意思吧。
中央文革只好否定掉这支称作首都红卫兵第一司令部（一司）的红卫兵队伍，又成立了二司，又不行，又否定掉，最后成立了三司，这个三司实际上是完全在中央文革的控制之下的。
文革已经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刘少奇被彻底地揪出来打倒了。但是还是有个别人跳出来，为刘少奇打报不平，为刘少奇喊冤叫屈，甚至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理论基础的正确性提出质疑。
６１３还是６２３（６１年或６２年入学，近代化学系）有一位学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出身好，学习成绩好，入学几年来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政治运动，在班上一直都被认为是思想好、品德好的好学生。但是想不到文革他主动跳出来了，替刘少奇翻案，否定文革，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提出疑问，这样他就被作为反动学生、作为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揪了出来。６１级学生６７年分配走了，６２级学生６８年分配走了，他们都被晚分配了一年，而这个反动学生没有分配，仍然关在学校的“牛棚”里，这所谓的“牛棚”，就是学校关押走资派、反动学生、反动老师的地方。
而我们前面提到的王莹，在文革之初由于母亲被革命的红卫兵打死而被当成了“狗崽子”，随着红卫兵一司、二司的失势，虽然没有正式给她母亲平反，但社会舆论已认为她母亲是没有问题的，是被冤打死的，因此王莹又成了文革依靠的对象，成为革命者，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可以去革其他人的命了。军宣队、工宣队派她去看押她们系高几届的那个反动学生。
那个反动学生的反动观点是成系统的，一套一套的，具体是些什么内容，我现在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那些话真是反动透顶，但这些话那时又常常在我的内心深处引起共鸣，因此我下意识地让自己的思考赶紧躲开，不要围绕着这些问题思考来思考去，把自己也思考成一个反动学生。因此，我现在一点儿都不记得这些反动观点的具体内容了。
而王莹就不行了，她天天要和高她几届的这个反动学生在一起，看押他，监督他劳动，改造他思想。他们免不了要讲话，免不了要交流。这个反动学生处在这种状况下，也不委委缩缩，也不萎靡不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且他确实有较高的水平，把他那些观点讲得头头是道。王莹内心深处本来就对文革有很大的怨气，在她和这个反动学生的接触中，没有形成她改造这个反动学生的局面，反而造成了这个反动学生改造了她的结果。而且王莹不仅被反动学生的所有反动观点所折服，甚至进一步地和这个反动学生谈起了恋爱。
这不是一般年青人之间普通的恋爱，这是一个革命的依靠对象与一个现行反革命之间的恋爱，他们在文革中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惺惺相惜（平头百姓之间类似于官官相护的举动，那就是惺惺相惜了），而且他们的感情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认识基础，甚至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爱情果实，既使是在巨大的外力作用下，它也是不容易被捏碎的。
结果这个情况被学校的军宣队发现了，他们坚决地制止了这个恋爱关系，拆散了这一对情人，对王莹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最后王莹哭哭啼啼地同意揭发这个反动学生。那时流行组织现身说法的小分队，到处去演讲，军宣队就组织了王莹等人这样的小分队，那时好像学校已经在安徽了吧，各系分散在合肥、马鞍山、铜 陵、白湖农场等地，军宣队就带着王莹到各地各系去作现身说法的演讲，讲她如何母亲被打死，如何积极加入到文革革命队伍中来，如何被反动学生拉拢，如何在军 宣队的帮助下终于提高了觉悟，和反动学生划清了界线。讲得我们个个心里都是酸酸楚楚的，甚至连我们数学系的军宣队队长都掉下了眼泪。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仍然忘不了。后来，王莹和这个反动学生是否还能结成一对，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形势、环境变化后，尖锐斗争的气氛缓和后，他们仍能结成一对。〔华注：后来他们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还想为我们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讲一句好话，他们没有像当时东北整张志新那样整我们自己的反动学生，也算是手下留情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鲁迅的小说《药》，讲的是一个革命者被关在监狱里。革命者对狱卒说：可怜，可怜。他不是让狱卒可怜他，而是说狱卒这样愚昧，很可怜。最后革命者被砍头，由于传说新鲜的人血能治病，因此老百姓在革命者被砍头后马上抢上去用馒头吸附被砍头的革命者刚刚流出的鲜血。
拿鲁迅的小说《药》做比较，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谁是革命者？谁是狱卒？谁是老百姓？
◇ 首都（）、彻底（）、崩溃（）
这么奇怪的题目。对，是奇怪，不过这几个词是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东西，我把它们放在题目里，下面逐渐来解释清楚。
我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1970年8月分配到贵阳市五中当数学老师。我算是很幸运的，同班同学大多被分去军垦农场或很边远的很偏僻的地方。
当时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普遍很低，课堂纪律也很差。对此，我采取的办法就是每堂课仅用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简明扼要地讲清基本概念和例题，马上就留课堂作业，一下课就收作业本，下一次上课时就发回改过的作业本。这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马上高涨起来，但我的工作量就比较大了，每天3节课，就要改3个钟头的作业，每天上课、改作业就要6个钟头。
我有一个学生，乘法的九九表都不会背，做简单的乘法都很难，除法他简直无法做，但那时我们已经在学“用字母表示数”、“因式分解”、“解方程”、“列方程解应用问题”了。认真想想，我感觉他还是可能赶上来的，关键是要马上把九九表背下来。我就去家访，哎呀，他们家住得真是太破烂了，房子低矮、昏暗、潮湿，那时贵阳市的很多居民可能都是这样的居住条件。我鼓励这学生，强迫他一、两天内背会九九表，强迫他３、５天内把它背得熟熟的，找其他的学生监督他，我也亲自让他背过几次九九表。两、三个月后，这学生的数学果然赶上来了。
我教３、４个班，其中有一个班我接手时课程进度已比其他班慢一个半月，这等于我每天都可能要讲两种不同内容的课，增加了我很多的麻烦。我仔细思考过后，仅用３、５节课，就让这个班赶上了其他班的进度。数学教研室主任不相信，来这个班听我讲课后，认可了我对教材的这个小小的“改革”，他说，这个班学生很活跃、很聪明。
我不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或副班主任，只是一个任课教师，但是这个班的学生请我去教他们唱歌，我也就去了。教唱的是朝鲜电影插曲和西哈努克作词作曲的歌，这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了，结果搞得周围其他的班很妒忌。西哈努克和他的夫人当时是我们中国最著名的（记录片）电影演员。
刚开始上课那些天，我以为每天上3节课、改3个钟头作业就没事了，天天去电影院里看电影，那时的阿尔巴尼亚惊险故事片很好看。后来学校让其他老师告诉我，不上课时也要在教研室呆着，而且每个星期有好几次会议，什么政治会、学习会、讨论会等等。
放寒假时也集中起来开会，从早开到晚，好像是清理阶级队伍还是什么的。伙房的大师傅都是女的，但她们是工人阶级，她们不满意了，为什么臭知识分子开会、学 习、发言，而我们工人阶级却没有这个权力，不让我们去开会、学习、发言。后来，就让伙房的大师傅们也参加开会，但她们仅来坐了一天，就坐不下去了，她们这才知道，原来开会是这么难熬的事情，她们还是回到她们的伙房里，聊天、说笑去了，想干私活就干点儿私活，想出去溜个弯儿就去溜个弯儿。
那时，还是处在文革的氛围里，老师们常常讲他们１９６６年的哪月哪日参加造反，早一天的就比晚一天的骄傲许多，甚至同一天造反，上午造反的就比下午造反的荣耀许多。学校的校长兼书记是四野转业下来的，又是很早投身造反派队伍的，当然更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了。
期中考试，初中这一年级的数学卷子让我出题，现在想起来还有点遗憾，刻了蜡版后就再也没有给我校对过，我也不知道需要校对，因此有些错误，比如英文字母“ｂ”和数字“６”就搞混了。不过卷子虽然出了些错误，但也出不了大的政治问题。
而出语文试题卷子那就不同了。语文卷子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比较有水平的女老师出题，其中有一道大题大概是判断给出的许多词的词性，例如：给出“首都”，后跟一括号“（）”，学生应该在括号中填上“名词”，那就算答对了。这道题大概给出了９个词，要学生判断词性，这9个词排成3行，每行3个词。其中第二行是这样的：
首都（ ）、彻底（ ）、崩溃（ ）
结果这一行试题让人抓住了把柄，说这是一个反动标语，校长亲自带头出来展开了大批判。那语文老师解释说“首都”不一定说的是“北京”呀，“莫斯科”也是首都，“华盛顿”也是首都。批判者就追问，那你是不是中国人？你当然是中国人，那你这个中国人讲首都不是讲的北京你是讲的哪里？那语文老师还继续解释，这3个词之间还有括号呢，还有空格呢，它们不是连在一起的一句话，但这些理由也辩不过阶级立场坚定的、辨别是非能力很强的批判者。他们说，如果你把这3个词连在一起，你还能够大量印出来，在学生中散布、进行反动宣传吗？你的阴谋还能得逞吗？这正是你搞反革命宣传的狡猾之处，现在把你这些伪装剥去，揭掉你的那些假象，反动标语，招然若揭，看你这个反革命份子还有什么话好说。
最终的结论好像没有把她定成反革命分子，落实政策，从宽处理了。但是把反动标语出在试题里，这个影响面很大，毒害青少年，造成的后果非常恶劣，这个语文老师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大会小会检讨，痛哭流涕地批判自己，深挖自己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好不容易才过了这一关。
◇ 《花儿与少年》与《四季调》
我１９７０年8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分配到贵阳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又把我分配到五中，教初中数学。
学校教音乐的女老师，３０多岁吧，是大学钢琴专业毕业出来的。她原来是背着手风琴到各班去上音乐课的，我来后，刚好这学校买了一架钢琴，她可以在音乐教室里用钢琴上音乐课了。
我早就想学钢琴了，现在可找到机会了，我就拜这位音乐老师为师。学弹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和另外的两三个既好听又容易弹的练习曲。很快，教室外的学生就听不出来是我弹的还是音乐老师弹的了。一天晚上，我在练琴，这教室外就是街道了，街道上几个小青年走过，他们以为是音乐老师在弹琴，就大声地以很下流的话骂她，这些小青年，他们就是以能当无耻的流氓为荣的。
过年了，音乐老师请我到她家里吃饭，那时我也不懂得应该带点儿礼物去。她丈夫是搞考古的，当时全国正掀起考古热的浪潮，他的专业可能马上要吃香了。但他这个人我仅接触这一次，就感到他是个个性很强、锋芒毕露的人，文革中会很容易结冤的。果不所料，我们正在吃饭，推门进来一人，环视屋内所有人后，讲一两句不咸不淡、无关痛痒的话后离去。音乐老师告我，来的这个邻居是他们文革的对立派，觉得这里热闹，来侦查一下有什么情况。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竟然这 样地紧张，而且个人、家庭的隐私竟然是这样地不被尊重，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怕。
还有一次我在她家，一个独唱的专业女歌唱家也在她家，我就用手风琴伴奏，女歌唱家唱歌。我当时觉得她唱得也很一般。但后来有一次在剧院看演出，有一个节目就是她独唱，穿着苗族服装，衣服上的装饰品多极了，星星点点，不断地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她唱那种苗族的拖着长音的歌曲，没想到竟然唱得好极了，这个歌曲好像现在也还是常常听到。
学校里组织了一次文艺演出活动，其中有一个小提琴和笛子二重奏《花儿与少年》，最有水平，很高雅，整台演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二重奏了。
《花儿与少年》是一首青海民歌。生活在西北高原的青年男女经常以山歌作为表达爱情的手段，山歌对唱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这个歌非常有名，于淑珍唱它唱得最好了，这个歌曲也有专门配成的小提琴曲、手风琴曲、古筝曲等。
这个曲子我用手风琴也拉过，比较容易拉，因此没有按照指法要求认真地练，这样就不能把它拉得很好了。《花儿与少年》有专门的手风琴配器的曲子，很多地方都印出来过，但有的地方不把它叫《花儿与少年》，而叫《四季调》，也有的地方把它叫《花儿与少年》，后面再打个括号注明是《四季调》，还有的地方把它叫 《四季调》，后面再打个括号注明是《花儿与少年》。
我们学校这次演出活动，报幕的报这个二重奏的曲名是《四季调》。
文艺演出两、三天后，一次音乐老师离着我老远，当着很多其他老师的面，就对着我大声喊：“罗海鹏，那天演出的二重奏《四季调》，他们有人说叫《花儿与少年》，不是吧？”音乐老师问我音乐知识方面的问题，我马上觉得有了显示自己在音乐方面知识面广的机会了，就赶快回答：“这两个歌名指的是同一首歌，在有些歌本里就把它叫《花儿与少年》，在另一些歌本里又叫《四季调》。”音乐老师说：“不是吧？哪里听说过叫《花儿与少年》的？都是叫《四季调》的嘛。”我想 这音乐老师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而且还这么固执，真奇怪。我就再次向她强调我的观点，并举出一些证据。音乐老师只好说：“那好，那好，下次演出我们取消掉 这个节目。”
啊，我这时才醒悟过来，原来音乐老师是想让我帮她忙，帮她说这个曲子是《四季调》，而不是《花儿与少年》。而我糊里糊涂，尽想着自己出风头了，结果帮了倒忙。
这个事情背后的事情是，上次演出结束后，马上就有人告到领导那里，说二重奏演奏的那个曲子是黄色歌曲《花儿与少年》。学校领导找到音乐老师问，音乐老师否认这个曲子叫《花儿与少年》，说它叫《四季调》。音乐老师还想让我帮忙说话，没想到我竟然会这么笨，把她这个漏子越捅越大。我这个人常常就是这样地转不过弯儿来，尽办蠢事、傻事。
Saturday, August 15, 2009
叶维丽：第一次经历暴力
〔本文摘自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一书。〕
叶维丽：我第一次经历暴力大约在６６年７月份。那次北京市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
，场面非常大，我后来回想应该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去了。会
是在傍晚开的，斗争什么人我忘记了，只记得在开会的过程中突然有人从看台上冲
下去，打那几个被斗争的对象。我感到震骇，脱口而出“不许打人！”这是本能的
反应。感到震惊的不只我一个，周围也有别人喊“不许打人”。当时的形势还敢对
暴力表示“本能的”反对。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力，在暮色苍茫中一个像古代
罗马角斗场那样的场地。
给我刺激最深的还是我们的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耘被打死，那是８月５号
的事。
马笑冬：我们后来都听说了，这在北京市中学是件大事。
叶维丽：这是“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的案子。后来１９６６年八月被视为“
红色恐怖”月，光北京就有上千人被打死。但卞死的时候，打死人的事件还绝无仅
有。在全国范围，卞死可能算第三起。前两起被打死的是江苏省教育厅的一对夫妇
，也在八月初，仅仅比卞早一二天。卞死开了北京市打死人的先河。女附中是远近
闻名的好学校，又是一所女校，卞被女学生打死就格外不可思议。为什么好端端的
女生能下得了那么狠的手？打死人的时间在八月初，这个时刻本身有没有名堂？这
些年来我不断地在想这些问题。
７月底的时候我们学校大队人马在河北邢台军训，家庭出身很“不好”或政治
上“有问题”的同学不让去，留在北京劳动。骨干学生也留在北京，她们的任务是
搞运动，参与为校领导和老师划线分类。老师们都没去军训，留下来人人过关做检
查。我们学校因为是“修正主义宝塔尖儿”，包括卞仲耘在内的主要领导被划为“
四类干部”，属于问题最严重的一类。这种做法很能反映工作组领导文革的方式：
“反右”（批“反动学生”）加“四清”。给干部分类和依靠少数积极分子——在
我们学校她们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就像四清的做法。
马笑冬：你在哪儿？
叶维丽：我去邢台了。当时说要军训一个月，结果一个星期就戛然而止，通知我们
立即返京，那应该是“八一”左右。本来部队和我们有个“八一”联欢会，结果变
成了欢送会。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匆匆忙忙坐上火车返回北京。下了火车直接
从车站步行回学校，一进校园就听说工作组撤了。和我们一起回来的胖胖的工作组
女副组长，一听到这个消息满脸惊愕。从第一次校领导靠边站到第二次撤销工作组
，在短短的二个月里权威两次倒台。虽说这是第二次，但冲击力绝不比第一次小。
此后学校就没有权威了，要我们“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一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局
面。
后来知道，在我们离京的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北京热闹非凡。毛泽东７月１８
号从南方返回北京，７月２４号决定撤工作组，７月２９号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代
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工作组撤离。就是在那次会上邓小平讲“老革命遇到
新问题”，刘少奇讲“文革怎么搞，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晓得”。会上毛泽东出人
预料地从后台出来，走到前台。这个场面很有戏剧性，也有象征意义。从此以后毛
就从“二线”返回“一线”，集文革总编剧、总导演和“男一号”为一身。我认为
现在研究文革，对七月下旬八月上中旬这一段还缺乏足够的重视，这是一段非常关
键的、文革“再次发动时期”。我对这个时间段这么感兴趣，是想更好地了解我们
校长之死的个案和当时历史大背景的关系。
毛决定撤销工作组，就把共产党几十年来历次运动形成的成规打破了。打破之
后呢，你就发现上层混乱之极，混乱到刘邓都不讳言他们不知所措了，李雪峰、吴
德回忆录也都表述不知文革该怎么搞了。刘邓领导文革的做法是刚才说过的“反右
”加“四清”，这一套给后来红卫兵造反提供了初始的动力。最初的红卫兵造反派
都是被压制的，清华蒯大富、北大附中红旗，包括清华附中红卫兵，都遭到工作组
压制。
刘邓后来成了文革受害者，官方文革史对这一时期刘邓的压迫性谈的不够。通
过他们的孩子，刘少奇在师大一附中、邓小平在师大女附中整反动学生，这个情况
是存在的。当然，要强调的是刘邓工作组时期暴力是有“度”的，有没有度还是很
不一样。６月中旬北大学生批斗黑帮曾经出现过暴力，刘少奇针对这件事专门发了
一个文件，反对“乱斗”。我们学校在工作组期间批斗过一次卞仲耘，那次她就挨
打了。不知为什么，我对那次批斗会没有印象。后来听说卞还写信向上申诉，那时
候她还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到八月份情况就不同了，完全任人宰割了。而这一阶段
出现的暴力，在我看来，在“文革”的“再次发动”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具有其
它形式不可代替的功能。２００３年美国打伊拉克，一上来先对巴格达狂轰滥炸，
此举被称作“Shock and awe".暴力在“文革”这个阶段也有类似的作用。
伴随着毛从后台走上前台，还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毛与青少年学生
之间的互动，像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毛是很善于“从群众中来”的
。要说“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青少年登上了历史舞台”，不如说是毛把他们引领上
了历史舞台。如果毛不允许他们上来，他们根本就上不了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
立，标志着党团组织之外独立学生组织的出现。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成立
了就是“反革命小集团”。这又破了共产党的成规。就是在这前后“对联”出现了
，“红五类”学生自我感觉极度膨胀，老子天下第一。而江青等人对这种情况起了
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她管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叫“小太阳”，还说中央文革和这
些“革命小将”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一下子 把这些孩子捧得这么高，他们
不忘乎所以才怪。
对联的出现使学生群体公开分化。一部分人成了人上人，天然的革命者。很多
人曾经遗憾错过了革命战争年代，现在他们认为“轮到我们了”，要大干一场。
马笑冬：我当时就觉得文革给我们这代人提供了革命的机会。
叶维丽：这种想法在干部子弟中挺有代表性。在工作组撤走后，要学生踢开绊脚石
，自己干革命，很多干部子弟急于证明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后来看到一个１６
岁的干部子弟写的日记，他参加了７月底江青第一次接见北京市中学生的会（江青
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亮相）。男孩在日记中说（大意）：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
红卫兵的刀已经磨得很亮了，我的刀在哪？这个日记表现了那些有资格革命的孩子
的心理，箭在弦上，露出一股杀气。
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变得灰溜溜的。我们班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同学后来回忆，
“８月１号从邢台返校，看到对联从楼上挂到楼下，一下子就懵了。在邢台受的是
正面教育，现在成了狗崽子。”这样的同学心理就是怕，心惊胆颤，觉得下一个目
标就是自己了。而家庭出身一般的学生则急于证明自己也是要革命的。学生群体中
不同的心态很值得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类学生在打人那天的表现。总的来讲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里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
马笑冬：当时你们学校谁管事？
叶维丽：勉强称的上管事的是工作组遗留的“师生代表会”（其中老师代表仅
仅是摆样子）。它的合法性是工作组建立的，工作组撤了以后，它地位尴尬，但我
认为它仍然有余威，再加上对联的出现，给它打了一剂强心针，因为它的成员主要
是高干子弟，这时成了血统最高贵的人（虽然它的主要成员很可能不是对联的狂热
鼓吹者，但当时在客观上是那样一种形势）。在我这样的初中生眼里，它是工作组
走后学校唯一的领导机构，但它的地位又是脆弱和不确定的，缺乏权威性，像个留
守处或是维持会。
８月４号下午就开始打人了。据副校长胡志涛回忆，有七八个学生冲进胡和卞
仲耘所在的房间，把她们打得很厉害。至今没人知道那些学生是谁，很多人根本就
不知道打人了，我就是很多年后才听说的。可见当时的混乱和无政府状况。
８月４号下午被打后，卞仲耘和胡志涛的反应很不一样。卞回家对她丈夫说“
她们打死我就象打死一条狗一样”。第二天早上，她在去学校之前与王晶尧握手告
别，似乎有预感。胡志涛呢，８月４号当天晚上就到我们学校对面的西城区委告状
，对他们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要求西城区委干预，区委不管。晚上回
到家里她丈夫见到她的伤势说“怎么打成这样？”胡志涛说：“工作组走了，没人
管了。”这句话可以反映出，工作组在的时候，虽然有种种问题，但在暴力程度上
还能有所约束。工作组走了之后，约束没有了。
马笑冬：你们学校领导都是女的吗？
叶维丽：两位主要领导，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是女的。第二天上午胡志涛没有老老
实实回学校，而是去了北京市委要求保护。市委不管，把她支到中学文革办公室，
中学文革办公室说我们刚成立，没法管。实际上胡志涛已经把问题的严重性向各级
组织说的非常清楚了：“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但从区委到市委都不管。这说
明在这段时间，各级机构相当程度的瘫痪，面对突发情况无所作为。
从现在看到的材料我们知道，８月初党内斗争剧烈，上层在重新洗牌，说是有
十级地震也不过分。８月１号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在第四天也就是８月４号
毛对刘翻脸了，指责刘领导的中央镇压学生运动。５号那天毛写了“我的一张大字
报”（８月７日印发全会），同日毛命令收回刘少奇“关于反对北大６•１８乱斗
的批示”。卞仲耘恰恰在５号被打死。我反复说明的就是八月初的北京，从中央到
市区三级，以至我们小小的中学，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场景中。卞就死在这个非
常的时刻。
马笑冬：打人的是不是红卫兵？
叶维丽：我曾经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的印象是在８月５号打校领导的那
天，我们学校还没有出现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现在就像一顶帽子。一戴上去似
乎什么问题都说明了，但历史没有那么容易被解释。
打人的时候我不在校园，和几个同学出去了。工作组撤了后，没人管考勤，纪
律不严格了。我后来又回到学校，现在回想，时间应在四五点钟。我清楚地记得，
一进校门我就感到气氛不对，迎面走过来的恰好是教英文的王老师，只见她满脸惊
恐，明显地回避和我们有任何眼光的交流。她个子很高，有些驼背，走过来时缩着
身子，贴着墙根，好象拼命想把自己变小。陆续走 来一些别的老师和同学，也都
个个神情有异。我想不对，一定是出事了。见到我们班有些同学，听她们说是高一
的人最先干的。后来有一个当年我们学校初一的学生，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她
看见高一的一些学生把校领导押出办公楼门的一幕。胡志涛当天下午不得不返回学
校，到校不久就开始斗人了，时间大约在２点半左右。一个押解校领导的学生对围
观的人说，为什么要斗校领导呢？因为工作组在的时候，她们老在屋子里呆着，太
舒服了，现在就是要打打她们的威风。（大意）
后来我们班的同学说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斗校领导的时候，广播里有人叫
大家出来，还有人跑到各班教室把人叫出来，所以当时不少目击者是不情愿在场的
。干这件事情的人并不想偷偷摸摸，而是希望别人都来看，这种心态值得注意。
马笑冬：发起斗人的是干部子弟吗？
叶维丽：我相信是以干部子弟为主，当时革命是要有资格的。我觉得强调这一
点很重要。而且我也相信，一旦红卫兵成立，这些人可能都是红卫兵。但８月５日
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的名义干的。
把目击者看到的片断连在一起，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校领导从楼里面被押出来
，押出来后是先开会还是先围着教学楼游街我不清楚。在游街的过程中就开始打了
，是用带钉子的木板打的，可能是废旧的板凳腿或桌子腿，看到的人说一打一个血
窟窿。还给她们戴了用字纸篓做的高帽子。我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游街，她说游第一
圈时胡志涛衬衣还是白的，第二圈过来就成了黑的了，她还纳闷胡志涛怎么有时间
换衣服，等走近了一看是泼的墨汁。这个同学突然一下子觉得一股寒气袭来，可那
天又闷又热。她说冷是从心里出来的，她抱住自己的双肩还从心底发抖。她很同情
这些校领导，可马上又想：我怎么能同情她们呢？我是不是右了？这是一个同学当
时的思想活动。
开会的时候，这些领导轮流上去批判自己，一共是五个人：卞仲耘，胡志涛，
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教导主任汪玉冰一边说一边哭的声嘶力竭。接着就让校
领导劳改，担特别沉的黄土，还要把土使劲往实里拍。胡志涛记得卞仲耘对她轻声
说“担不动怎么办？”这可能是卞说的最后一句话。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担不动，担
不动就打，据有些人回忆，这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后来
卞仲耘的丈夫王先生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工友，工友说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人，
这里面应该有不少不情愿的在场者。有多少人动手呢？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是“你一
下我一下”，也就是说上手打的不是个别人。可是这你一下我一下是多少人呢？没
有人能说得清楚。
校领导们后来从担土的地方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视下劳改。胡志涛被带到
后院去用手抠很脏很硬的厕所便池盖，由高一的一个学生负责监督，同时还有别的
年级的几个学生。胡认识监督的人，她文革前是个模范学生。卞仲耘被带到学生宿
舍楼去劳改。不清楚她是上去干了一会儿倒下的，还是一上宿舍楼台阶就倒下了，
总之她倒在了宿舍楼门口，倒下去就没再起来。
卞倒下去之后，被放在了一个垃圾车上，拉到后院停在离北门不远的地方。这
时候她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她的身上被盖了破大字报纸和压上了一把扫帚。我一个
同学，就是那个突然感到冷的，这时候听到卞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响。后来她学了医
，知道这种声音说明生命已经很微弱了。出了北门两分钟就是邮电医院，但一直拖
到一二个小时之后才把卞送医院。送的人有学生代表会的，也有一些老师。据说送
之前有个老师想给卞校长换一下衣服，但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和血肉粘在一起，脱不
下来了。她眼睛里面全是沙子，眼球已经不动了。
马笑冬：人还有气吗？
叶维丽：据说还有，但是气若游丝了，到医院后不久就死了。死亡证明上说，死因
不明，同时又说她有外伤。补充一句，胡志涛和另外三位当天被斗的校领导，也都
受到了身心两方面的摧残，仅仅检了条命而已。胡腰部严重受伤，被打断了几根肋
骨，听说后来一直穿着“钢背心”。
第二天，就是８月６号早上，我们听到了关于卞之死的广播，这是一个冷酷的
死亡宣告，非常简短。广播的人是“师生代表会”的第一把手，高三学生。她说的
一句给我印象最深，就是“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我能想像她说话的时候脸
上毫无表情。听完广播，我们班同学坐在椅子上，没有一个人动，安静之极，真是
掉一根针都能听见。我对这静的解读是我们都吓傻 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的
校领导，就这样死了？还“死了就死了”？！这句话给我的震动不亚于卞死本身，
很多年后我脑子里还响起过这句话。
后来我知道了“死了就死了”的出处。卞死后的当晚，我们学校师生代表会的
几个负责人去北京饭店，向住在那儿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此事。吴德听到
情况后，沉吟了许久才说话，说话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他讲的大意是：事情已经
发生了，死了就死了，要注意不要外传和扩散。这是当晚见到吴德的一位同学后来
告诉我的。换句话说，第二天早上代表会对卞死亡宣告的说法，是吴德的原话。这
个同学说，我们是和平时期长大的，没有见过血和死亡，卞之死对于她是件严重的
大事。同时她自己的父亲也在受冲击，因为家里的情况，她对卞有一些同情，加上
卞的问题没搞清楚人就死了，是说不过去的。她没想到吴德会这样表态。因为吴德
的身份，他的话是有权威的，等于给卞死定了调子。
这位市委领导的态度很值得琢磨。刚才说到８月４、５号那几天，中国上层的
政治风云突变。吴德本人是中央候补委员，有资格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上层的
变化应该有觉察。吴德对卞死的表态，折射出上层政治的突变对他的影响，就像在
前一二天市区两级工作人员对胡志涛祈求保护生命的哀告置之不理一样，反映出七
月下旬撤工作组以来形势剧烈震荡的后果。如果这个 说法成立，卞仲耘之死就多
了一层含义，就不是一桩孤立的校园暴力事件，而是与中国当时政治的大背景紧密
相连。
我后来问了我们班的一些同学，大家对６号当天广播里的记忆和反应不太一样
。有个同学出身资本家，她记得广播里还有一句话，是说狗崽子们要老老实实，不
然就是同样下场。对这句话我毫无印象，别的同学也没印象，但这个同学说她听到
了。前一天她是被叫人下去看斗校领导的。她怕血，见血就晕，但她又不敢不看。
另外一个同学母亲去世早，继母对她不好。她听到卞 仲耘死的消息后，马上想到
卞的孩子们从此失去了母亲，要倒霉了。看起来人们的记忆和对事件的反应，和每
个人的处境有很大关系。我的反应是如果革命就是暴力，那我当不了革命者。现在
回过头去看，我这样想，还是因为我有资格革命，而对那个资本家出身的同学来说
，不是当不当革命者的问题，而是再不老实，就是革命的对象了。
卞仲耘，我私下叫她“卞阿姨”。１９４９年以前她曾在新华社工作过，和我
父母认识。但做为学生，我和她没有个人接触。对她唯一的一次校外的印象，是在
１９６６年春天，我和我妈妈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碰到了她。她当时建议我妈妈给我
买一条花色鲜艳的开司米大围巾，说将来可以当嫁妆。我听了很惊讶，嫁妆对于我
们这一代人是个陌生的名词，而且这话从一个平时满口革命大道理的校领导嘴里说
出来也有点奇怪。我并不欢喜那条围巾，嫌它太花了，可我妈妈还是买下来了，２
２块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买回来后就放在箱子里，接着很快就文革了，哪儿
还敢戴？很多年后，把这条围巾从箱底找出来，它已经褪色了，上面有虫蛀的小洞
。我把它带到美国来了。看见这围巾我就会想起卞阿姨，算是一个纪念吧。
卞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
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过一件事
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参观一些教师宿舍，让我们看
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什么资产阶级生活，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家，就
是要用这种做法来羞辱老师。到了一位女老师家，她不在，只有保姆抱着个一岁左
右的婴儿。我们走在高一那个班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啐那个孩子。我非常反感，
心想即使孩子的妈妈十恶不赦，孩子有什么罪？可她们这样做，没人敢说话。卞死
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有这两个人，我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去想，在
老师家时众人的沉默实际上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焰。
卞之死给我的刺激很深，甚至到美国后还做过噩梦。多年来，我带着一个问题
：就是一群中国最好的女校的学生，怎么能在文革开始二个月之内就做出这种骇人
听闻的事情来？你说是怎么回事？这跟是女学生有关系吗？有的研究者把这种现象
称为“女性的残暴”，把性别做为一个因素。有人说女性因为性的压抑更深，所以
发泄得更猛烈。我们没有扎实的数据来证明女生比男生狠，我也能举出很多例子来
证明当时男生打人也很狠，所以这个说法不能说服我。
马笑冬：女三中的学生也打死了她们的校长。很多人确实有女红卫兵特别激烈的印
象。不过说女性的暴力和性压抑有关系，这个说法也不能说服我。
叶维丽：我还是在想为什么我们这代人有施暴的能力。一般来说是压迫越深反抗越
烈，比如红色娘子军，参加的都是苦大仇深的，她们革命起来就很坚决。可这个并
不适用于好学校的女学生，她们是娇生惯养的社会宠儿。再说我们在文革前没有亲
身经历过暴力。电影上小说里有，但那是敌人对革命者的严刑拷打，是反面的东西
。
马笑冬：可至少在我们的教育里不反对暴力，把“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说
成是不同的东西，革命暴力是合法的。还有，看一个人首先要分清他是什么阶级。
你还记得文革前我们班讨论如果一个人落水了，要不要先搞清楚他是什么阶级吗？
到了文革就变成如果一个人是“阶级敌人”，无论你怎么侮辱他伤害他都是可以的
。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政治文化。
文革前大批特批温情主义，确实给文革做了精神准备。我记得有个电影叫《党
的女儿》，里面有个叛徒叫马家辉。他成为叛徒后良心受到谴责，很痛苦。我一开
始时还挺同情马家辉的，后来把这个电影批得一塌糊涂，说是美化叛徒，我就马上
批自己，要狠下心来，要爱憎分明。要革命就得讲立场，你要么站在这边，要么站
在那边，没有中间路线。我脑子里一有点儿柔情的东西，就想是不是有问题了？我
常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这种情调一冒头我就使劲批判自己。我老革自己的命，
老批判自己。
叶维丽：你要当革命者啊。我觉得文革中青年学生打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
革命的崇拜。
马笑冬：“革命”就意味着暴力，我过去是相信这个的。
叶维丽：那时候最常听到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他在１９２７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里的一段话，它成了对革命最权威的定义，被反复地引用。
马笑冬：你说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
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那时人人都会背。
叶维丽：对。还有“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意思是说过火行为在革命
运动中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考察报告”里还很具体地讲湖南农民怎么惩罚土
豪劣绅，给他们带高帽挂牌子游街。文革是“史无前例”的，没人知道该怎么搞。
带高帽游街的形式，不是文革的发明，是“考察报告”里详细的描述的，这个四十
年前关于湖南农村的报告成了１９６６年如何搞文革的指南。
说起咱们这代人对革命的崇拜，我甚至想，打人成了咱们“革命的成人礼”。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履行这个“仪式”的，还是以红五类、干部子弟为主。想起来
真是讽刺，下手打卞、胡的人，当年就坐在台下听胡志涛讲“革命接班人”对革命
的特殊责任。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在脑子里想了很久，就是有能力施行暴力的是大多数人还
是少数人？
马笑冬：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个讲文革的纪录片，里面有一个被采访的当年的女
红卫兵，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她一直不能回答的问题。有一天她们班的同学去斗争一
个资本家，她去晚了，到的时候那个资本家已经被打死了。后来她一直问自己，如
果当时她在场，会不会也上去打？她说她不敢肯定自己一定不会动手。班上别的人
能动手，她为什么就不能？她跟别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叶维丽：她的意思是说大多数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施暴？
马笑冬：我想是这个意思。
叶维丽：大概是那天我们班听到卞的死讯后，一动不动地呆了好久，给我的印象太
深了。我觉得我们都吓呆了。那个场面让我觉得，对于暴力大部分人最强烈最直接
的感觉是恐惧，能下手打人的是少数。因为恐惧，谁都不敢上去阻拦，这在事实上
默许了恶行。
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１９６６年
６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被该
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
。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
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
７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出学校。７月３１
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
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
组”的成员。
８月５日下午２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时，副
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
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
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
立即洇没她全身。红卫兵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
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
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
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
，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旧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
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
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
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
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
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掀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
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
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
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
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
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
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
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
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
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
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
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
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
。时值８月，那时天色还亮，但有红卫兵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
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
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７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
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
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
人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
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盖，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
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
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
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
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四个人也看
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他当即
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
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
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
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
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
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
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
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
二、通向死亡之路：划为“四类”
卞仲耘生于１９１６年。根据她生前写的一份自传，她是安徽省无为县人，她
的父亲原来很穷，先当钱庄学徒而后自己开小型钱庄，后来当了县商会会长。１９
３７年她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当了三个月的小学教员，其他时间就补习国文、英
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１９３８年春天，她随芜湖女中迁移到
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１９４１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
齐鲁大学，１９４５年毕业。１９４１年卞仲耘加入共产党，１９４５年她和丈夫
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统治区。王是她在大学的同学。１９４９年，卞仲耘调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共产党
总支付书记、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时，５０岁，在这所中学已工作了１７
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王晶尧，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
所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１９１７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
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得到政权后，学校的负责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师大女附中位于
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毛泽东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
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
读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
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１９６５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
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
江青告诉卞仲耘，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江青要
学校的老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
大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是要
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工作关系来说，卞仲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
一个中学校长，从事共产党上级要她做的工作；就个人方面来说，卞仲耘是毛泽东
和江青的女儿的老师。
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语），
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
“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
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宋的家庭背景使得这张大字报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实际上，宋彬彬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在此
之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确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
、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
的领导权”；在５月１６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
给林彪的一封信，毛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
去了。”这两个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由对一批电影和舞台剧的攻击，升
级为对一大批人特别是在教育界工作的人的攻击。这两个文件，当时只传达到高级
干部，普通人并不知晓。高干子女则通过“内部消息”早在五月间就知道了毛泽东
的文革部署，并开始有所准备。６月１日晚的广播是一个全面展开行动的指令，第
二天高干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学校首先开始攻击学校当局和教师。不仅师大女附中，
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也都是在６月２日开
始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的。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６月３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
”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
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
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每个年级有一个代表成为委
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学生成员，除一人以外，其他都是该校当时父亲地位最高
的干部子女。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学。
在卞仲耘掌管学校的时候，学校给予高干子女一些特别的关心，班级和学生会
干部中有不少高干子女，但是学生干部还是选举产生的，普通人的子女也能当学生
干部，虽然并没有“每个学生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学校当局显然并没有认
为大官的子女就应该在学校里也垄断权力、当学生中的大官，这也是多少年来教育
界的传统和原则。在皇帝时代，科举考试制度就是相对独立于权力系统外的。只是
在文革大规模开始之后的第一个月，在学校里才出现了这种在校园里高干子女掌权
的现象。他们最先发起攻击学校当权者的行为，后来被称为听起来相当浪漫的“造
反”。其实，看看事实，就知道这不但不是什么向权势者“造反”，而且从开始就
是极权势力的一次直接扩张。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
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
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
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
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
革命活动”。且不论是否有这样一个军事政变阴谋，即使有，也不可能让一个中学
副校长知道。但是没有人发出质疑，也不准本人辩解。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数年以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实际情况是，
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者，优先录取干部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
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录取。
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１９６６年３月北
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当局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
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
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这些“罪状”，其实如果允许讨论，中学生也会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
工作组大力支持，推波助澜，这类大字报越写越多。这些大字报还被分门别类整理
，并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在卞仲耘的这一册上，卞仲耘的“罪状”
的分类条目是：
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
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
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
这样的罪状大纲在文革中也被用于其他大量的“牛鬼蛇神”。今天我们从这样
的材料以及当时的罪状罗列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这一“革命”的实质内容
，它在打击了具体的人物如卞仲耘的同时，还彻底贬损了“智育”、“升学率”这
些观念，并高度强调突出“毛泽东思想”、“党”、“社会主义”、“三面红旗”
这些概念的无上权威。
除了这类政治性术语的攻击以外，大字报上有大量的谩骂和侮辱性词语。卞仲
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后来就只被写成“卞贼”等等。以下所录的是学生所写的
大字报之一，１９６６年６月下旬贴在她家的门上：
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还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
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
，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粗鲁，无理，野蛮，充满暴力性。
“他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校园里被当作“革命”风格而普遍使用的。“
他妈的”后来成为红卫兵语言的特征之一。
仅卞仲耘一个人被贴的大字报抄件，就有十万来字长，录自数百份大字报。当
时，一张大字报纸的价钱是五分，中学生食堂的伙食费是每天三角。不算人力，每
份大字报的笔墨纸张加浆糊的成本，就相当于一天的饭钱。在文革中，当局无限提
供制作大字报的纸张、毛笔、墨汁和浆糊。实际上，如果只有当局思想上的鼓动而
没有这种物质上的支持，这样的“运动”也是无法形成的，也只有控制了精神和物
质的所有资源的当局，才可能发动这样的“革命”。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３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
师生员工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负责人
押在台下。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
发批判”者，都作义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对不少这样的人
来说，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胀感，使他们根本不会考虑被批斗者的身心遭遇。会中
，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
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
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继续对卞仲耘“揭发批判”。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
（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
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
满脸满身吐吐沫。
她当时处于受攻击的地位，这封信里的描述应是不含夸张的，因为她是希望得
到一点保护，而不是要批评文革。如果她造假，“诬蔑群众运动”会成为更大的罪
名。她写这封信，是希求上级能出面帮助她。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
“工作组”把学校负责人和教员以及学生都作了“排队”和“划类”，即按照
“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是“有错误的”
，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按照西城区工作组负责
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向邓小平的汇报，西城区的“划类”结果是：北
京西城区的６１所中学，一类３•３％，二类３３•３％，三类５８•４％，四类
５％；４７６个中学领导干部，一类４％，二类４２％，三类４０％，四类１４％
。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胡志涛被定为“四类”。
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所写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
意见”中，关于卞仲耘，写道：
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修正主
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
，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
，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
俗。划为四类。
这些就是把卞仲耘定为“四类”的“理由”。这份文件的行文，显示了那时的
文革当局如何给人定罪以及用什么标准定罪。工作组所列的这些“理由”中，第一
项不是事实；第二、三项是基于认定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前提，实际
上任用教师并不是中学校长如卞仲耘所能控制的事情，教科书都是统一编写的，教
学大纲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师是“统一分配”来的。另一项“贪生怕死”是指她曾
劝人要花钱买营养食品之类，“贪生怕死”能成为划作“四类”的根据，是典型的
荒唐的文革标准。至于“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不过是指卞仲耘曾经告诉同事
，她比较适合穿绿颜色的衣服等等。这类私人谈话在大字报上被“揭发”出来，就
成为定罪材料。另外，这一材料未经卞仲耘本人看过，更谈不上让她说明事实或自
我辩护。
对被划成“四类”的人，工作组不但开大会“斗争”，而且决定在运动结束后
送到农村劳动。这是一个相当冷酷的决定，而做出这决定的就是多年来领导卞仲耘
的上级们。当“革命”需要打击对象的时候，上级们就可以翻脸不认人，把一个个
活人当作靶子抛出来，批判斗争，处份惩罚。冷酷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７月５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取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从谈
话记录可以看出，邓小平看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邓小
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报告打了一次，邓小平立刻强调
了不要打人。另外，对西城区的排队“比例”（见上文），邓小平提出，要“争取
一部份三类变成二类”。但是，对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涛
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了当年邓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的讲话，但是把
日子提前了一个月，错写成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并且省略了关于卞仲耘和把学校
负责人“划类”的部份。此书也一字未提卞仲耘被划成“四类”以及后来被打死。
１９６６年６月在北京具体领导文革的，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
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曾经亲自听取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汇报，并
就如何“斗”师大一附中的校长刘超等作了详细指示。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
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
，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写大字报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安排是：在对中学校长和教职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揭发”
与“斗争”后，命令所有的教职员工“集训”，即集中居住，揭发问题，检查交代
，然后定性处理，在秋天结束“运动”。不仅北京，全国的中学都如此作，包括学
校稀少的边远地区。在很多地方，中学教员全部离家到专区所在地集中。在那一过
程中，有相当一批教育工作者自杀了。
在师大女附中，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３日，全体教职员住在马神庙小学“集训”
，大部份学生被送去军队“军训”，一部份被认为“有问题”的学生被送去农村劳
动，一部份“左派学生”留在城里参与对教职员工的清查以及定案工作。
三、死于红卫兵暴力
如果照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虽然已经遭到殴打并将会遭遇沉
重处罚，但是不会被活活打死。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没有
经过工作组的批准，自行“斗争”了几十个“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打他们
，给他们戴高帽子，强迫他们下跪，用绳子勒他们的脖子，往他们脸上涂墨，等等
。北大工作组批评了这种做法。刘少奇把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简报转发全国，他的批
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他并不是反对“
斗”，但是反对“乱斗”，也就是说，他要的是在“工作组”领导下的“斗”。
７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毛和“中
央文革小组”开始直接领导文革。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把所有学校的“工作组”全
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组”控制学校的时候，卞仲耘已经被划成“四类”，
已经在工作组主持的群众大会上被骂被打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既然这还被毛泽东叫
做“冷冷清清”，那么，只有发动学生把校长老师打成残废或者打死，才不“冷冷
清清”，才能使他满意了。毛泽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要把前一阶段已经开
始的相当残酷的“斗争”再次升级。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人前往北京大学，宣布北大６月１８日事件是“革命事件
”。更进一层，８月５日，就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撤销
”刘少奇签发的关于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文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泽东
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使用暴力攻击的中学。通过一连串的措施，对校园暴
力的限制被统统撤销了。
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
管学校。各校的学生开始免费乘车互相访问，当时称作“革命串连”。学校里首先
发生的一个大变化，是校园里果树遭殃，苹果和梨那时还是青的，都让红卫兵摘掉
吃了，枝头的青柿子苦涩根本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园里充满破坏和恶毒的心
理气氛。
红卫兵的组织纲领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根
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年轻人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立的“文革委员会
”就是由学校的最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现在，根据新的“对联”理论，这些人又
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以及新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
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
”，二是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
和老师。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
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会”的时候，教
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４５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
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
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
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
的时候，还必须连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几位学校
负责人集中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带
，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
说，打死一个像她那样的人，“就像打死一条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毫
无办法。第二天她还是去了学校。事实上，这时候的北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也
无处可逃，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
８月５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
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
但是，给她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当天下
午，她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当她遭到这样残酷的殴打和
折磨的时候，她想了些什么。虽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围，她死在绝对的孤独之中。当
她被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暴行。当她快要死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
边表示同情。她从来没有与这些打死她的人为敌，但是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
，打她的时候毫不犹豫，把她打死后也没有觉得任何后悔和羞愧。她孤立无援地死
在学生的乱棒之下。从一个活人的世界上，她被无情无义地背叛了、抛弃了、牺牲
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上，还是从处
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残酷。
她的丈夫王晶尧，拿着医生在红卫兵虎视眈眈下写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
明，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她在那里被火化。
四、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
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
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她们
，人死了就死了，不要外传。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生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
大事，所以，吴德应该会将这一事件立即报告给他的上级，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
。在最高权力圈中，毛泽东、江青或者周恩来等人，一定会对这一死亡有所评论，
或者，也可能听到之后什么都没说，不说什么也是一种表态。然而，关于卞仲耘的
死，吴德怎么报告、上面如何回应，至今没有知情人说出任何有关情况。无人说出
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说出这些情况会暴露文革领导人的残忍。
但即使不在党内上层，从社会上看去，文革领导人的意向实际上也清清楚楚。
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有干部来到学校
，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其实意思是说，
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卞仲耘的死亡，丝毫没有使得文革
的领导人觉得需要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们用了热情的词语和热烈的行动来支持
发动红卫兵运动，把校园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卞仲耘被打死１３天以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
见了一百万红卫兵（以后还有７次）。８月１８日大会是一个花费前所未有的巨大
人力财力举行的、全面发动和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大会。这一百万人的大会通过广播
和电视向全国实况转播，同时制成新闻记录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这次大会把红
卫兵运动推向了最高潮。手持红色塑料皮《毛主席语录》的百万红卫兵，高喊着“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一些红卫兵的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与毛泽东、刚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以及总理周恩来等握手交谈。北京大学附属
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北京师范大学
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
宋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也在电影记录片里被作了突出报导。
《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谈话：毛问
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
。”
由于这段对话，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
为“红色要武中学”。在８月１８日的大会上，也首次公开了最高权力圈子的变动
，刘少奇和邓小平从原来的第二、第五号人物，降为第八、第六号人物，宋彬彬的
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在８月１８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是：彭小蒙和宋
彬彬，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
个来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所说的“要武嘛”，
意义和影响就绝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的名字的评论。
在８月１８日大会后校园暴力大规模升级，杀戮全面展开。中学校长卞仲耘遭
受的灾祸，变成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运。根据笔者所作的一项
调查，在调查所及的１１５所学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学，有北京和外省的学校，有
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所有这些学校在文革中全部都发生了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的
暴力迫害，无一例外。在这些学校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红卫兵杀害的教职员工
，有：北京１０１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
工作人员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北京师
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北京第５２中学语文教
师郑兆南，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北京吉祥胡同小学
副校长邱庆玉，北京第六中学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喻瑞
芬，北京景山中学的工友李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一名女语文老师（名字中有
一“娴”字。），北京１３８中学姓张的女书记，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语文老师陈
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经被忘却的工友，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杨俊老师，北京大学
西语系教授吴兴华，上海同济中学老师林修权，厦门第八中学物理教师黄组彬，广
州第十七中学总务主任庞乘风，南京第二中学历史教师朱庆颐，南京师范学院党委
副书记李敬仪与其丈夫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员王冷
和王伯恭，西安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
这个名单中未包括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人。
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全中国的学校变成了刑讯室、监狱，甚至杀人场。大批老
师被迫害致死。有人说，在文革中受迫害最深最严重的一种人，是中学老师。这是
符合事实的。他们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遭受了侮辱、殴打和折磨，有的象卞仲耘一样
被打死，有的留下终身残疾，有的在饱受摧残后自戕。
杀害这一批教育工作者的，是他们的学生。学生当中，当时高二和高三的学生
年满１８岁，其他四个年级的中学生还是未成年人。小学老师也被打死，而小学里
年纪最大的学生只有１３岁。文革领导人发动鼓励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打人杀人，鼓
励他们变成杀人凶手，这不但残忍，而且邪恶。
暴力攻击也急速延伸向校外，当时被称为“红卫兵杀向社会”。其中的主要行
动，一是烧书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师大女附中附近一家
饭馆的服务员，一个１８岁的单身女子，被绑架到校中化学实验室里，被绑在实验
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军用铜头皮带抽她，惨叫声一阵接着一阵，传到门外的甬道
上。来来往往的人听到了。后来惨叫声渐渐安静下来了。学校的校医被叫来看，校
医说，瞳孔散了，人已经死了。这个女子当时的罪名是“流氓”，１８岁的女服务
员当然正在恋爱的年龄，与“流氓”何干？即使有不当行为，怎么能受被捆打的惩
罚？又怎么能被打死？中学生又有什么权利来充当行刑人？可是在当时没有人站出
来问这些问题，也没有人制止这种虐杀。她有六个哥哥，都是工人，他们后来曾到
学校来哭诉小妹妹之死。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还在校外打死
了７个人。根据一项“内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区（卞仲耘的学校所在之区），８
月下旬有３３３个人被红卫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所为。当时西城区一共
有６１所中学，平均一个中学打死五个半人。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发放了一个题为《把旧世界
打个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为红卫兵功绩之一的，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
到９月底北京被打死的１，７７２人。有理由认为实际死亡数字大于此数，但此数
已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卞仲耘死于８月５日，她的死尚未计入此数中。１９
６６年８月５日发生的卞仲耘之死，是８月杀戮的开端，经过三个星期的发展，在
８月底前后达到每日被害人数的最高峰。由最高权力者号召鼓动，用中学生红卫兵
为打手，打死手无寸铁的教育工作者如卞仲耘，以及大批没有防卫能力的和平居民
，还视之为伟大功绩，这实在是二十世纪的统治者所作的最为残忍和无耻的行为之
一。
五、试图讨回公道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晚饭时候，在学生饭厅，听得到的是轻狂的议论和
对被斗者的讥笑。在打死卞仲耘之后，校园里并没有发生因杀人引起的惊恐与不安
，相反却弥漫着一片亢奋高昂的气氛。一群群红卫兵学生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裤
腿高高卷起，走路昂首挺胸，说话高声大气。使用暴力和主宰他人生死的特权，使
她们兴高采烈，自我感觉无比良好。人血起了“革命燃料”的作用，推动文革巨轮
向前，不但碾死平民百姓，也推倒了早期领导过文革的上层人物。半年以后，刘少
奇和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师大女附中的宿
舍，一天有人问她：“喂，听说你在红八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答说：
“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三个人。”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这个１４
岁的女生把“打死三个人”当作“吹牛”的内容。这个八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
红八月”，那“红”是人的鲜血。八月杀戮在文革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八月杀戮
建立的思想原则，和人血一起渗透了整个文革。
在这样的环境中，卞仲耘被打死后，她的家人不但不能抗议，甚至不能表示他
们的悲哀。卞仲耘的小女儿当时才九岁，她回忆说，妈妈死后，她发现父亲王晶尧
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她知道是父亲为母亲的死，悲愤万分，在半夜不能入
睡，但是也不能放声痛哭，于是只好伏在床上，咬啮草席，来压抑悲恸。一年后，
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他们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卞仲耘布置了一个“灵堂”，把卞仲耘
的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不让外人
看到。母亲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供奉她、纪念她，可以被说成是“对文革有仇恨”
或者“要翻文革的案”，这在当时也都是大罪。
１９６６年８月初的短短三天之内，王晶尧不仅仅失去了他的妻子，而且，在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８月４日，他们夫妇青年时代的朋友祁式潜，在中国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被打成“小三家村”成员而且被批斗以后，服剧毒杀虫剂“敌敌畏
”自杀；卞仲耘被打死后的第二天，８月６日，他们的大学同学刘克林在中共中央
宣传部办公楼跳楼自杀。无数人的生命被剥夺，幸存者却只能保持沉默。
自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惨剧发生之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关于卞仲耘的死，没
有任何报导和记载。在文革时代留下的关于革命的种种报告和“大事记”中，从来
没有一个字提到她的死亡。她的名字和生命，以及她同期的死难者们，都被吞没于
所谓“红八月”的气焰冲天的革命红光中。关于她的死，唯一留下的当时的文字记
录，是师大女附中的一位教师目睹了卞仲耘被打死，写了一封信给家属，描述了卞
仲耘被打死的经过，并表示同情和愤慨。写信人是语文教师张静芬。但是，当时写
信者不但不能署名，甚至还有意改变了笔迹，因为一旦被发现，写信者可能遭到跟
卞仲耘一样的命运。这是一个黑暗年代中仅存的道义之声。同时，这封信也让我们
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有清晰的是非观念来裁定这是暴行。文革在当时并不是大部份
人热衷的革命。然而，无边的“红色恐怖”使得不同的声音从无机会发出。人们在
铜头皮带和死亡面前压抑了良知。多数人屈从了少数人的野蛮和残酷。
五年之后，１９７１年，在１９６６年８月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
班人”的林彪死了。文革领导人开始缓和对被整的干部的政策。１９７３年，卞仲
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
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４００块钱。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死去，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
慢的否定文革的过程。１９７８年，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
为她“昭雪”。王晶尧一再要求，用那４００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
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他的这一努力没有结果。
王晶尧也开始设法要在法律上为妻子讨回公道。１９７９年４月，他向北京市
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
接的杀人凶手，即最后毒打摧残卞仲耘致死的三、四个学生外，他控告一个在１９
６６年６月２３日“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积极活动的外校人员，这个人因为私怨，
到“斗争会”上“揭发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伪证，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
，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师，以此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事实上，
因不准“斗争”对象自我辩护，加上凶暴的“斗争”方式，这种利用文革机会陷害
人、报私仇的事情大量发生，甚至也是文革能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４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
。这份文件写道：
“被告人ＸＸＸ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
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ＸＸＸ的犯罪
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这个所谓“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说法，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时
期是否适用，是一个未经法律论证的疑问，因为文革延续了十一年才宣告结束，文
革开始十四年后才被共产党自己“否定”；又因为，在文革时代，如果胆敢批评文
革案件，就被称作“翻案”，而“翻案”又属于“现行反革命”活动，因此在“追
诉时效期限”内起诉文革案件根本不可能，在这种前提下使用“已过追诉时效期限
”的说法，完全是不公道的。
卞仲耘被打死两年之后，在她的学校中，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１日，有一位化学
女教师胡秀正在被“隔离审查”时坠楼身死。关押她的“罪名”没有别的，正是“
翻文革的案”。胡秀正一家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家具物件都被拿走，
她的丈夫（也是中学老师）几乎被打死。她认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她一家不属
于被驱逐出北京的范畴，所以试图纠正她所遭遇的“错案”，把自己一家从惨境中
救出。但是文革的逻辑是，如果你不属“敌人”范畴而被整错了，你要改变，那么
你就是“翻案”，就是“反对文革”，你就可以因此新罪而被划进“敌人”范畴。
胡秀正不但未能翻成案，反而因此被害死。
如果可以起诉红卫兵杀人，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当时，王晶尧马上就会去法院告
状。他当时就买了一个照相机拍下了卞仲耘的一身血斑伤痕，留下了证据。杀人偿
命，是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规则和常识。但是在那个时候，警察和司法系统都受
命不保护被打被杀的人。假使王晶尧在文革中为卞仲耘之死上告，恐怕他自己也早
就成了“反革命”，不是也被打死，就是被关押起来。在１９７８年以前，被害人
家属只有忍气吞声，根本不可能起诉任何文革时代的冤假错案。在文革结束后，检
察院对文革案件如此实施“追诉时效期限”，实际上是使得起诉文革时期的非法迫
害事件从根本上变得不可能了。
这样的处理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此同时，北京第六中学自设监狱打死人的红
卫兵也不被起诉，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打死校长沙坪的红卫兵也不被起诉。１９６６
年夏天，北京有几千人被活活打死，但是没有人为此受到法律上的惩罚。决定如此
处理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暴行的，是胡耀邦。文革以后，胡耀邦在否定文革和平反冤
假错案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强调对文革中的案件平反，“宜粗不宜细
”、“水落石不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他主张给受害者平反，同时不追究害人
者的责任。胡耀邦的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对早期红卫兵的偏袒，也是为了掩盖文革
的起因。众所周知，１９６６年８月在北京杀害大量中学老师和北京市民的红卫兵
，以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子弟为首；同时，红卫兵的八月杀戮和毛泽东的鼓励有极为
明显而直接的关系。
王晶尧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不服。他不屈不挠继续上诉。他
也通过他认识的高层权力圈子里的人，包括全国人大代表，试图推进这一案子。但
是没有任何进展。又过了８年，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最高检察
院的决定说：
“经复查，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
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做法所为，此事与ＸＸＸ没有联系。因此
，不能认定ＸＸＸ犯有故意伤害罪。
王晶尧同志反映ＸＸＸ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１、２２日其中一次批斗会上曾揪
过卞的头发。经查，王晶尧同志反映的情况没有其他证据的印证。即使这种情况能
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
要件。”
这个决定说了谁对卞仲耘的死没有罪，却没有说谁对卞仲耘的死有罪。卞仲耘
的死不是正常死亡，检察院有责任追查死因。其实，在法律上，对谋杀案件，没有
“追诉时效”限制，不论任何时候发现证据，就能起诉。对于杀人案，哪怕没有人
为死者告状，检察院也应当充当公诉人，起诉罪犯。
另外，既然最高检察院知道这是由北大附中的暴力迫害引起的（在这一点上，
检察院指出的确实是事实，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最早发生大规模校园暴力迫害行动）
，他们就应当追查北大附中。事实上，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毒打了一些老师和学
生，也打死校外居民多人，其中一例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在卞仲耘被打死
２２天之后，中国科学院大气所工人陈彦荣在家中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抓
走并于当晚被打死在北大附中校园里，与陈彦荣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
老年女人。但是，检察院对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杀戮也未追究。
最高检察院这样作的原因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追查红卫兵产生地之一的北大
附中，就会查到热烈支持过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江青和毛泽东，虽然江青已经作为“
四人帮”的一员在毛泽东死后被抓起来，并被判了“死缓”，毛泽东的责任还是不
准追究。审判“四人帮”的法庭，追究了江青迫害上海电影界人士。因为江青曾经
在上海当过演员，在这一迫害中，江青的个人动机和罪责十分明显。１９６６年的
红卫兵暴力，则很难被解释为只是江青一个人的责任，因此就不加追查。这样的法
律追究方式，显示了政治需要对审判的客观与公正的扭曲。
在卞仲耘的案子上，有一道牢牢的防线无法越过，即使是文革结束十多年后依
然如此。在卞仲耘被打死２７年之后，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王晶尧已
经走到了头。他为卞仲耘之死在法律方面讨回公道的努力令人钦佩。
六、思考卞仲耘之死
文革后，在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报纸和杂志发表了一批文革受难者的故
事，都是一些非常高级的干部以及最有名的作家，甚至在这些文章中，也很少说及
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些文章主要意在为死者“恢复名誉”，而非说明历史真相。“
被打死”和“自杀”是新的禁忌，不见于报刊文章。一个新的短语被常常使用：“
被迫害致死”。这个说法相当含糊，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才理解这个词背后的那
些“斗争会”、棍棒、铜头皮带和“隔离审查”，以及各种形式可怕的自戕等等。
另外，报纸和杂志显然有一个按照死者地位高低来决定是否发表“平反”文章的准
则。正因为如此，在文革中受到最严重的迫害的中学老师们，不够“资格”被媒体
报导。千万教师们在文革初期成为第一批牺牲，刺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文革
领导人并没有因为中小学教师无权无势而饶过他们，当文革结束时，他们的死亡和
痛苦却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不但官方媒体如此，到２０００年为止出版的
三部文革通史和两本关于红卫兵的专著，都没有提到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
字。
忽略教师们所受的迫害，不仅是因为媒体并不把普通人和高级干部作为文革的
受害者平等对待，还显然是因为这种大数量的普通人的死亡的报告，会改变对文革
的大图景的描述，从而也会改变对文革的性质的分析，以及引起对文革的责任的深
入追究。于是，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出版上，也建立了一道防线。官方规定了对
有关文革历史书刊出版的严格限制。卞仲耘和大量被害教育工作者的故事被排除在
外。
今天写出卞仲耘的故事，不能不问，为什么杀死卞仲耘？为什么杀死和侮辱、
毒打、折磨那么多和她一样的教育工作者们？
作为教育工作者群体之中的一员，卞仲耘被打死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工作者从
一开始就被毛泽东设定为文革的打击目标。１９６６年５月的中共中央发出的“五
一六通知”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都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迫害从６月开始。“工
作组”把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把卞仲耘划为“四类干部”，组织“揭发
批判会”对她进行“斗争”。８月，毛泽东批评“工作组”并将之撤销，同时大力
支持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指责，直接导致了校园暴力和校园杀戮
的开始以及一大批教育工作者的死亡。另外，师大女附中是红卫兵运动最早兴起的
学校之一，那里的一大批高干子女在６月之后一直充当运动的先锋力量。这两个局
部条件和整个大形势的交汇合成，导致了卞仲耘在北京最早被害。文革后，八十年
代，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向当年北京市中学工作组的负责人、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
记胡克实了解情况时，胡克实为当时把卞仲耘划成“四类”一事表示道歉。卞仲耘
先被工作组划成“四类”，才在工作组撤出后首当其冲被红卫兵打死。在文革结束
之后，胡克实自己也经历了种种攻击和“斗争”，他能道歉是相当难得的好态度。
总的来说，这样的道歉并没有出现很多，更多出现的是推诿、隐瞒甚至否认历史事
实。
假若卞仲耘能在１９６６年的红卫兵暴力中活下来，在１９６８年的“清理阶
级队伍”中又会遭到新一轮的迫害。那时，曾和卞仲耘一起遭到毒打而未死的胡志
涛副校长，被连续“斗争”过４８个小时。那时掌管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
想宣传队”说她“态度恶劣”，要“打态度”。他们组织学生轮流“斗争”胡志涛
。学生斗累了轮流睡觉，胡志涛则连续４８个小时没能睡觉。在这样残酷的“斗争
”中，这个学校在１９６８年有三位老师自杀：化学老师胡秀正，语文老师周学敏
，历史老师梁希孔。胡秀正老师死时只有３５岁，留下了５岁的女儿。周学敏老师
温和文静，她的语文教学法曾受到教育领导部门的宣传推广，这给她带来了更大的
压力。上过梁希孔的课的学生说他是个非常诙谐的人，他的历史课生动有趣，很受
欢迎，但是他再有幽默感也难以承受“清队”中那种阴暗残忍的体力和心理的双重
折磨。梁希孔老师上吊自杀。
如果能活过１９６８到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阶级队伍”，那么在１９６９年，
卞仲耘可能会像当时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校园暴力中活下来的
校长们一样，得到一个“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
论”，会被发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干校”劳动。然后，林彪发出了所谓“一号命
令”，在这一以“战备”为名进行的又一轮清洗城市的行动中，他们被“下放”去远郊县农村无限期“插队”。１９７３年，在林彪死后多时，他们才被允许回到学
校。
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在文革中被该校红卫兵严重打伤。他的肾脏被打出血，
头上的一个大伤口长久不能愈合，还受到各式各样的侮辱。毛泽东死去两年后，１
９７８年，他重新成为清华附中的校长。他从１９６０年开始担任校长，当了６年
校长，被整了１２年，１９９２年病故。他曾对文革前的教育方法特别是他对高干
子弟的特殊照顾作了反省，他以为那和红卫兵的产生与暴行有很大关系。但是他的
这些看法未能成文发表。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经历了人生的如此剧烈惨痛的经验，他
们的遭遇和中国现代教育及学校体制发展变化密切联系。他们如果不能为后人留下
他们的记录和分析，是十分可惜的。
在文革中，当卞仲耘这样的校长们被斗争、被殴打、甚至被打死的时候，毛泽
东换上了另一类人来领导教育界。１９６８年７月，他下令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
思想宣传队”掌管学校。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是迟群、谢静宜，这两
个人还同时掌管北京大学。迟群是毛的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副科长。谢静宜是毛泽
东的机要员，初中教育程度，原来的职位是在毛身边接电话收文件。作为对比，卞
仲耘读过大学，是资深共产党员，在中学当过教员和教导主任等一系列职务才升到
了副校长。把卞仲耘这样的校长打死，把教育界的领导换成初中教育程度毫无学校
经验的毛的身边人谢静宜一类，毛泽东对教育界的“夺权”方向，相当清楚。
在文革中，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来改造学校。原有的学校制度被改变：取
消了学校的考试制度，大学没有入学考试，由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推荐大学生，等等
。这些改变一直顺利实行，未遭反对。但是，难道毛泽东是因为这个目标而要打死
大批教育工作者，使文革顺利进行？这当然是卞仲耘之死造成的实际功用之一，但
是杀害她和类似的人决不是文革领导者非用不可的手段。如果是为了“教育革命”
，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即使从文革发动者的角度来看，也难以找到为了革命的
目的而一定要采取这种暴力手段的“理由”。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当卞仲耘被打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十一次全会正在举行，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贬职，军队的最高负责人
林彪被提升为第二号人物。象卞仲耘这样的手无寸铁的中学教育工作者，根本不可
能对文革造成任何威胁。所以，如果要找校园暴力和校园杀戮的最大动因，应该是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个人嗜好。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都曾说过，他们是“和尚
打伞，无法（发）无天”。“无法无天”可能会给这样的人带来一种放纵的快乐。
小孩子和罪犯都喜欢“无法无天”。但是，只有毛和江这种掌握了至高无上权力的
人，才可以糟蹋人的生命而获得的“无法无天”的享受，因为他们不像小孩子或者
普通的罪犯，他们可以在欣赏这种乐趣的时候，又不必担心被惩罚。他们的女儿的
老师被打死了，他们却未有任何恻隐之心。在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和林彪，以及其
他文革领导人物常常出席群众大会，在震天的口号和欢呼声中接受致敬。他们情绪
激昂，精神亢奋。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杀戮中，包括在对受害者的种种轻蔑中，
他们实现了控制一切人的生杀大权的无上权力，从在最高权力圈中的第二号人物刘
少奇，直到普通的中小学老师。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杀害的时候，历史断裂出一道深渊：文革以“
革命群众”之手、以“革命”的名义来杀人的时代开始了。校园杀戮震动了文明的
基石。卞仲耘，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死，标志了这个血腥时代的开始。让我们记住这
个名字，记住在文明的进程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逆转和灾难。
卞仲耘任职的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１９９３年
，笔者到校中拍摄照片。卞仲耘被打死在这座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四个住在楼里
的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问我：“有人在这儿被打死，这是真的吗？我们什么都没听说
过。”
６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被该
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
。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
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
７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出学校。７月３１
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
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
组”的成员。
８月５日下午２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时，副
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
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
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
立即洇没她全身。红卫兵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
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
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
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
，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旧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
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
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
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
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
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掀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
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
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
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
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
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
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
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
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
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
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
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
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
。时值８月，那时天色还亮，但有红卫兵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
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
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７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
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
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
人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
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盖，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
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
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
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
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四个人也看
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他当即
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
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
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
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
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
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
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
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
二、通向死亡之路：划为“四类”
卞仲耘生于１９１６年。根据她生前写的一份自传，她是安徽省无为县人，她
的父亲原来很穷，先当钱庄学徒而后自己开小型钱庄，后来当了县商会会长。１９
３７年她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当了三个月的小学教员，其他时间就补习国文、英
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１９３８年春天，她随芜湖女中迁移到
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１９４１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
齐鲁大学，１９４５年毕业。１９４１年卞仲耘加入共产党，１９４５年她和丈夫
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统治区。王是她在大学的同学。１９４９年，卞仲耘调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共产党
总支付书记、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时，５０岁，在这所中学已工作了１７
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王晶尧，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
所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１９１７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
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得到政权后，学校的负责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师大女附中位于
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毛泽东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
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
读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
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１９６５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
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
江青告诉卞仲耘，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江青要
学校的老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
大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是要
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工作关系来说，卞仲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
一个中学校长，从事共产党上级要她做的工作；就个人方面来说，卞仲耘是毛泽东
和江青的女儿的老师。
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语），
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
“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
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宋的家庭背景使得这张大字报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实际上，宋彬彬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在此
之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确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
、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
的领导权”；在５月１６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
给林彪的一封信，毛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
去了。”这两个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由对一批电影和舞台剧的攻击，升
级为对一大批人特别是在教育界工作的人的攻击。这两个文件，当时只传达到高级
干部，普通人并不知晓。高干子女则通过“内部消息”早在五月间就知道了毛泽东
的文革部署，并开始有所准备。６月１日晚的广播是一个全面展开行动的指令，第
二天高干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学校首先开始攻击学校当局和教师。不仅师大女附中，
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也都是在６月２日开
始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的。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６月３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
”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
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
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每个年级有一个代表成为委
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学生成员，除一人以外，其他都是该校当时父亲地位最高
的干部子女。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学。
在卞仲耘掌管学校的时候，学校给予高干子女一些特别的关心，班级和学生会
干部中有不少高干子女，但是学生干部还是选举产生的，普通人的子女也能当学生
干部，虽然并没有“每个学生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学校当局显然并没有认
为大官的子女就应该在学校里也垄断权力、当学生中的大官，这也是多少年来教育
界的传统和原则。在皇帝时代，科举考试制度就是相对独立于权力系统外的。只是
在文革大规模开始之后的第一个月，在学校里才出现了这种在校园里高干子女掌权
的现象。他们最先发起攻击学校当权者的行为，后来被称为听起来相当浪漫的“造
反”。其实，看看事实，就知道这不但不是什么向权势者“造反”，而且从开始就
是极权势力的一次直接扩张。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
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
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
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
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
革命活动”。且不论是否有这样一个军事政变阴谋，即使有，也不可能让一个中学
副校长知道。但是没有人发出质疑，也不准本人辩解。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数年以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实际情况是，
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者，优先录取干部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
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录取。
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１９６６年３月北
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当局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
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
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这些“罪状”，其实如果允许讨论，中学生也会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
工作组大力支持，推波助澜，这类大字报越写越多。这些大字报还被分门别类整理
，并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在卞仲耘的这一册上，卞仲耘的“罪状”
的分类条目是：
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
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
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
这样的罪状大纲在文革中也被用于其他大量的“牛鬼蛇神”。今天我们从这样
的材料以及当时的罪状罗列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这一“革命”的实质内容
，它在打击了具体的人物如卞仲耘的同时，还彻底贬损了“智育”、“升学率”这
些观念，并高度强调突出“毛泽东思想”、“党”、“社会主义”、“三面红旗”
这些概念的无上权威。
除了这类政治性术语的攻击以外，大字报上有大量的谩骂和侮辱性词语。卞仲
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后来就只被写成“卞贼”等等。以下所录的是学生所写的
大字报之一，１９６６年６月下旬贴在她家的门上：
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还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
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
，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粗鲁，无理，野蛮，充满暴力性。
“他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校园里被当作“革命”风格而普遍使用的。“
他妈的”后来成为红卫兵语言的特征之一。
仅卞仲耘一个人被贴的大字报抄件，就有十万来字长，录自数百份大字报。当
时，一张大字报纸的价钱是五分，中学生食堂的伙食费是每天三角。不算人力，每
份大字报的笔墨纸张加浆糊的成本，就相当于一天的饭钱。在文革中，当局无限提
供制作大字报的纸张、毛笔、墨汁和浆糊。实际上，如果只有当局思想上的鼓动而
没有这种物质上的支持，这样的“运动”也是无法形成的，也只有控制了精神和物
质的所有资源的当局，才可能发动这样的“革命”。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３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
师生员工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负责人
押在台下。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
发批判”者，都作义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对不少这样的人
来说，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胀感，使他们根本不会考虑被批斗者的身心遭遇。会中
，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
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
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继续对卞仲耘“揭发批判”。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
（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
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
满脸满身吐吐沫。
她当时处于受攻击的地位，这封信里的描述应是不含夸张的，因为她是希望得
到一点保护，而不是要批评文革。如果她造假，“诬蔑群众运动”会成为更大的罪
名。她写这封信，是希求上级能出面帮助她。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
“工作组”把学校负责人和教员以及学生都作了“排队”和“划类”，即按照
“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是“有错误的”
，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按照西城区工作组负责
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向邓小平的汇报，西城区的“划类”结果是：北
京西城区的６１所中学，一类３•３％，二类３３•３％，三类５８•４％，四类
５％；４７６个中学领导干部，一类４％，二类４２％，三类４０％，四类１４％
。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胡志涛被定为“四类”。
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所写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
意见”中，关于卞仲耘，写道：
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修正主
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
，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
，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
俗。划为四类。
这些就是把卞仲耘定为“四类”的“理由”。这份文件的行文，显示了那时的
文革当局如何给人定罪以及用什么标准定罪。工作组所列的这些“理由”中，第一
项不是事实；第二、三项是基于认定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前提，实际
上任用教师并不是中学校长如卞仲耘所能控制的事情，教科书都是统一编写的，教
学大纲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师是“统一分配”来的。另一项“贪生怕死”是指她曾
劝人要花钱买营养食品之类，“贪生怕死”能成为划作“四类”的根据，是典型的
荒唐的文革标准。至于“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不过是指卞仲耘曾经告诉同事
，她比较适合穿绿颜色的衣服等等。这类私人谈话在大字报上被“揭发”出来，就
成为定罪材料。另外，这一材料未经卞仲耘本人看过，更谈不上让她说明事实或自
我辩护。
对被划成“四类”的人，工作组不但开大会“斗争”，而且决定在运动结束后
送到农村劳动。这是一个相当冷酷的决定，而做出这决定的就是多年来领导卞仲耘
的上级们。当“革命”需要打击对象的时候，上级们就可以翻脸不认人，把一个个
活人当作靶子抛出来，批判斗争，处份惩罚。冷酷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７月５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取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从谈
话记录可以看出，邓小平看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邓小
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报告打了一次，邓小平立刻强调
了不要打人。另外，对西城区的排队“比例”（见上文），邓小平提出，要“争取
一部份三类变成二类”。但是，对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涛
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了当年邓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的讲话，但是把
日子提前了一个月，错写成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并且省略了关于卞仲耘和把学校
负责人“划类”的部份。此书也一字未提卞仲耘被划成“四类”以及后来被打死。
１９６６年６月在北京具体领导文革的，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
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曾经亲自听取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汇报，并
就如何“斗”师大一附中的校长刘超等作了详细指示。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
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
，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写大字报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安排是：在对中学校长和教职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揭发”
与“斗争”后，命令所有的教职员工“集训”，即集中居住，揭发问题，检查交代
，然后定性处理，在秋天结束“运动”。不仅北京，全国的中学都如此作，包括学
校稀少的边远地区。在很多地方，中学教员全部离家到专区所在地集中。在那一过
程中，有相当一批教育工作者自杀了。
在师大女附中，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３日，全体教职员住在马神庙小学“集训”
，大部份学生被送去军队“军训”，一部份被认为“有问题”的学生被送去农村劳
动，一部份“左派学生”留在城里参与对教职员工的清查以及定案工作。
三、死于红卫兵暴力
如果照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虽然已经遭到殴打并将会遭遇沉
重处罚，但是不会被活活打死。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没有
经过工作组的批准，自行“斗争”了几十个“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打他们
，给他们戴高帽子，强迫他们下跪，用绳子勒他们的脖子，往他们脸上涂墨，等等
。北大工作组批评了这种做法。刘少奇把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简报转发全国，他的批
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他并不是反对“
斗”，但是反对“乱斗”，也就是说，他要的是在“工作组”领导下的“斗”。
７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毛和“中
央文革小组”开始直接领导文革。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把所有学校的“工作组”全
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组”控制学校的时候，卞仲耘已经被划成“四类”，
已经在工作组主持的群众大会上被骂被打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既然这还被毛泽东叫
做“冷冷清清”，那么，只有发动学生把校长老师打成残废或者打死，才不“冷冷
清清”，才能使他满意了。毛泽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要把前一阶段已经开
始的相当残酷的“斗争”再次升级。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人前往北京大学，宣布北大６月１８日事件是“革命事件
”。更进一层，８月５日，就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撤销
”刘少奇签发的关于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文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泽东
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使用暴力攻击的中学。通过一连串的措施，对校园暴
力的限制被统统撤销了。
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
管学校。各校的学生开始免费乘车互相访问，当时称作“革命串连”。学校里首先
发生的一个大变化，是校园里果树遭殃，苹果和梨那时还是青的，都让红卫兵摘掉
吃了，枝头的青柿子苦涩根本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园里充满破坏和恶毒的心
理气氛。
红卫兵的组织纲领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根
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年轻人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立的“文革委员会
”就是由学校的最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现在，根据新的“对联”理论，这些人又
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以及新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
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
”，二是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
和老师。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
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会”的时候，教
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４５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
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
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
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
的时候，还必须连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几位学校
负责人集中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带
，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
说，打死一个像她那样的人，“就像打死一条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毫
无办法。第二天她还是去了学校。事实上，这时候的北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也
无处可逃，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
８月５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
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
但是，给她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当天下
午，她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当她遭到这样残酷的殴打和
折磨的时候，她想了些什么。虽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围，她死在绝对的孤独之中。当
她被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暴行。当她快要死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
边表示同情。她从来没有与这些打死她的人为敌，但是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
，打她的时候毫不犹豫，把她打死后也没有觉得任何后悔和羞愧。她孤立无援地死
在学生的乱棒之下。从一个活人的世界上，她被无情无义地背叛了、抛弃了、牺牲
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上，还是从处
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残酷。
她的丈夫王晶尧，拿着医生在红卫兵虎视眈眈下写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
明，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她在那里被火化。
四、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
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
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她们
，人死了就死了，不要外传。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生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
大事，所以，吴德应该会将这一事件立即报告给他的上级，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
。在最高权力圈中，毛泽东、江青或者周恩来等人，一定会对这一死亡有所评论，
或者，也可能听到之后什么都没说，不说什么也是一种表态。然而，关于卞仲耘的
死，吴德怎么报告、上面如何回应，至今没有知情人说出任何有关情况。无人说出
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说出这些情况会暴露文革领导人的残忍。
但即使不在党内上层，从社会上看去，文革领导人的意向实际上也清清楚楚。
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有干部来到学校
，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其实意思是说，
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卞仲耘的死亡，丝毫没有使得文革
的领导人觉得需要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们用了热情的词语和热烈的行动来支持
发动红卫兵运动，把校园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卞仲耘被打死１３天以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
见了一百万红卫兵（以后还有７次）。８月１８日大会是一个花费前所未有的巨大
人力财力举行的、全面发动和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大会。这一百万人的大会通过广播
和电视向全国实况转播，同时制成新闻记录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这次大会把红
卫兵运动推向了最高潮。手持红色塑料皮《毛主席语录》的百万红卫兵，高喊着“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一些红卫兵的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与毛泽东、刚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以及总理周恩来等握手交谈。北京大学附属
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北京师范大学
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
宋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也在电影记录片里被作了突出报导。
《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谈话：毛问
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
。”
由于这段对话，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
为“红色要武中学”。在８月１８日的大会上，也首次公开了最高权力圈子的变动
，刘少奇和邓小平从原来的第二、第五号人物，降为第八、第六号人物，宋彬彬的
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在８月１８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是：彭小蒙和宋
彬彬，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
个来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所说的“要武嘛”，
意义和影响就绝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的名字的评论。
在８月１８日大会后校园暴力大规模升级，杀戮全面展开。中学校长卞仲耘遭
受的灾祸，变成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运。根据笔者所作的一项
调查，在调查所及的１１５所学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学，有北京和外省的学校，有
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所有这些学校在文革中全部都发生了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的
暴力迫害，无一例外。在这些学校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红卫兵杀害的教职员工
，有：北京１０１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
工作人员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北京师
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北京第５２中学语文教
师郑兆南，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北京吉祥胡同小学
副校长邱庆玉，北京第六中学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喻瑞
芬，北京景山中学的工友李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一名女语文老师（名字中有
一“娴”字。），北京１３８中学姓张的女书记，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语文老师陈
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经被忘却的工友，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杨俊老师，北京大学
西语系教授吴兴华，上海同济中学老师林修权，厦门第八中学物理教师黄组彬，广
州第十七中学总务主任庞乘风，南京第二中学历史教师朱庆颐，南京师范学院党委
副书记李敬仪与其丈夫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员王冷
和王伯恭，西安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
这个名单中未包括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人。
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全中国的学校变成了刑讯室、监狱，甚至杀人场。大批老
师被迫害致死。有人说，在文革中受迫害最深最严重的一种人，是中学老师。这是
符合事实的。他们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遭受了侮辱、殴打和折磨，有的象卞仲耘一样
被打死，有的留下终身残疾，有的在饱受摧残后自戕。
杀害这一批教育工作者的，是他们的学生。学生当中，当时高二和高三的学生
年满１８岁，其他四个年级的中学生还是未成年人。小学老师也被打死，而小学里
年纪最大的学生只有１３岁。文革领导人发动鼓励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打人杀人，鼓
励他们变成杀人凶手，这不但残忍，而且邪恶。
暴力攻击也急速延伸向校外，当时被称为“红卫兵杀向社会”。其中的主要行
动，一是烧书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师大女附中附近一家
饭馆的服务员，一个１８岁的单身女子，被绑架到校中化学实验室里，被绑在实验
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军用铜头皮带抽她，惨叫声一阵接着一阵，传到门外的甬道
上。来来往往的人听到了。后来惨叫声渐渐安静下来了。学校的校医被叫来看，校
医说，瞳孔散了，人已经死了。这个女子当时的罪名是“流氓”，１８岁的女服务
员当然正在恋爱的年龄，与“流氓”何干？即使有不当行为，怎么能受被捆打的惩
罚？又怎么能被打死？中学生又有什么权利来充当行刑人？可是在当时没有人站出
来问这些问题，也没有人制止这种虐杀。她有六个哥哥，都是工人，他们后来曾到
学校来哭诉小妹妹之死。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还在校外打死
了７个人。根据一项“内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区（卞仲耘的学校所在之区），８
月下旬有３３３个人被红卫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所为。当时西城区一共
有６１所中学，平均一个中学打死五个半人。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发放了一个题为《把旧世界
打个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为红卫兵功绩之一的，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
到９月底北京被打死的１，７７２人。有理由认为实际死亡数字大于此数，但此数
已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卞仲耘死于８月５日，她的死尚未计入此数中。１９
６６年８月５日发生的卞仲耘之死，是８月杀戮的开端，经过三个星期的发展，在
８月底前后达到每日被害人数的最高峰。由最高权力者号召鼓动，用中学生红卫兵
为打手，打死手无寸铁的教育工作者如卞仲耘，以及大批没有防卫能力的和平居民
，还视之为伟大功绩，这实在是二十世纪的统治者所作的最为残忍和无耻的行为之
一。
五、试图讨回公道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晚饭时候，在学生饭厅，听得到的是轻狂的议论和
对被斗者的讥笑。在打死卞仲耘之后，校园里并没有发生因杀人引起的惊恐与不安
，相反却弥漫着一片亢奋高昂的气氛。一群群红卫兵学生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裤
腿高高卷起，走路昂首挺胸，说话高声大气。使用暴力和主宰他人生死的特权，使
她们兴高采烈，自我感觉无比良好。人血起了“革命燃料”的作用，推动文革巨轮
向前，不但碾死平民百姓，也推倒了早期领导过文革的上层人物。半年以后，刘少
奇和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师大女附中的宿
舍，一天有人问她：“喂，听说你在红八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答说：
“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三个人。”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这个１４
岁的女生把“打死三个人”当作“吹牛”的内容。这个八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
红八月”，那“红”是人的鲜血。八月杀戮在文革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八月杀戮
建立的思想原则，和人血一起渗透了整个文革。
在这样的环境中，卞仲耘被打死后，她的家人不但不能抗议，甚至不能表示他
们的悲哀。卞仲耘的小女儿当时才九岁，她回忆说，妈妈死后，她发现父亲王晶尧
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她知道是父亲为母亲的死，悲愤万分，在半夜不能入
睡，但是也不能放声痛哭，于是只好伏在床上，咬啮草席，来压抑悲恸。一年后，
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他们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卞仲耘布置了一个“灵堂”，把卞仲耘
的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不让外人
看到。母亲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供奉她、纪念她，可以被说成是“对文革有仇恨”
或者“要翻文革的案”，这在当时也都是大罪。
１９６６年８月初的短短三天之内，王晶尧不仅仅失去了他的妻子，而且，在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８月４日，他们夫妇青年时代的朋友祁式潜，在中国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被打成“小三家村”成员而且被批斗以后，服剧毒杀虫剂“敌敌畏
”自杀；卞仲耘被打死后的第二天，８月６日，他们的大学同学刘克林在中共中央
宣传部办公楼跳楼自杀。无数人的生命被剥夺，幸存者却只能保持沉默。
自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惨剧发生之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关于卞仲耘的死，没
有任何报导和记载。在文革时代留下的关于革命的种种报告和“大事记”中，从来
没有一个字提到她的死亡。她的名字和生命，以及她同期的死难者们，都被吞没于
所谓“红八月”的气焰冲天的革命红光中。关于她的死，唯一留下的当时的文字记
录，是师大女附中的一位教师目睹了卞仲耘被打死，写了一封信给家属，描述了卞
仲耘被打死的经过，并表示同情和愤慨。写信人是语文教师张静芬。但是，当时写
信者不但不能署名，甚至还有意改变了笔迹，因为一旦被发现，写信者可能遭到跟
卞仲耘一样的命运。这是一个黑暗年代中仅存的道义之声。同时，这封信也让我们
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有清晰的是非观念来裁定这是暴行。文革在当时并不是大部份
人热衷的革命。然而，无边的“红色恐怖”使得不同的声音从无机会发出。人们在
铜头皮带和死亡面前压抑了良知。多数人屈从了少数人的野蛮和残酷。
五年之后，１９７１年，在１９６６年８月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
班人”的林彪死了。文革领导人开始缓和对被整的干部的政策。１９７３年，卞仲
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
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４００块钱。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死去，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
慢的否定文革的过程。１９７８年，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
为她“昭雪”。王晶尧一再要求，用那４００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
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他的这一努力没有结果。
王晶尧也开始设法要在法律上为妻子讨回公道。１９７９年４月，他向北京市
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
接的杀人凶手，即最后毒打摧残卞仲耘致死的三、四个学生外，他控告一个在１９
６６年６月２３日“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积极活动的外校人员，这个人因为私怨，
到“斗争会”上“揭发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伪证，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
，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师，以此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事实上，
因不准“斗争”对象自我辩护，加上凶暴的“斗争”方式，这种利用文革机会陷害
人、报私仇的事情大量发生，甚至也是文革能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４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
。这份文件写道：
“被告人ＸＸＸ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
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ＸＸＸ的犯罪
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这个所谓“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说法，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时
期是否适用，是一个未经法律论证的疑问，因为文革延续了十一年才宣告结束，文
革开始十四年后才被共产党自己“否定”；又因为，在文革时代，如果胆敢批评文
革案件，就被称作“翻案”，而“翻案”又属于“现行反革命”活动，因此在“追
诉时效期限”内起诉文革案件根本不可能，在这种前提下使用“已过追诉时效期限
”的说法，完全是不公道的。
卞仲耘被打死两年之后，在她的学校中，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１日，有一位化学
女教师胡秀正在被“隔离审查”时坠楼身死。关押她的“罪名”没有别的，正是“
翻文革的案”。胡秀正一家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家具物件都被拿走，
她的丈夫（也是中学老师）几乎被打死。她认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她一家不属
于被驱逐出北京的范畴，所以试图纠正她所遭遇的“错案”，把自己一家从惨境中
救出。但是文革的逻辑是，如果你不属“敌人”范畴而被整错了，你要改变，那么
你就是“翻案”，就是“反对文革”，你就可以因此新罪而被划进“敌人”范畴。
胡秀正不但未能翻成案，反而因此被害死。
如果可以起诉红卫兵杀人，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当时，王晶尧马上就会去法院告
状。他当时就买了一个照相机拍下了卞仲耘的一身血斑伤痕，留下了证据。杀人偿
命，是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规则和常识。但是在那个时候，警察和司法系统都受
命不保护被打被杀的人。假使王晶尧在文革中为卞仲耘之死上告，恐怕他自己也早
就成了“反革命”，不是也被打死，就是被关押起来。在１９７８年以前，被害人
家属只有忍气吞声，根本不可能起诉任何文革时代的冤假错案。在文革结束后，检
察院对文革案件如此实施“追诉时效期限”，实际上是使得起诉文革时期的非法迫
害事件从根本上变得不可能了。
这样的处理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此同时，北京第六中学自设监狱打死人的红
卫兵也不被起诉，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打死校长沙坪的红卫兵也不被起诉。１９６６
年夏天，北京有几千人被活活打死，但是没有人为此受到法律上的惩罚。决定如此
处理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暴行的，是胡耀邦。文革以后，胡耀邦在否定文革和平反冤
假错案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强调对文革中的案件平反，“宜粗不宜细
”、“水落石不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他主张给受害者平反，同时不追究害人
者的责任。胡耀邦的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对早期红卫兵的偏袒，也是为了掩盖文革
的起因。众所周知，１９６６年８月在北京杀害大量中学老师和北京市民的红卫兵
，以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子弟为首；同时，红卫兵的八月杀戮和毛泽东的鼓励有极为
明显而直接的关系。
王晶尧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不服。他不屈不挠继续上诉。他
也通过他认识的高层权力圈子里的人，包括全国人大代表，试图推进这一案子。但
是没有任何进展。又过了８年，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最高检察
院的决定说：
“经复查，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
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做法所为，此事与ＸＸＸ没有联系。因此
，不能认定ＸＸＸ犯有故意伤害罪。
王晶尧同志反映ＸＸＸ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１、２２日其中一次批斗会上曾揪
过卞的头发。经查，王晶尧同志反映的情况没有其他证据的印证。即使这种情况能
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
要件。”
这个决定说了谁对卞仲耘的死没有罪，却没有说谁对卞仲耘的死有罪。卞仲耘
的死不是正常死亡，检察院有责任追查死因。其实，在法律上，对谋杀案件，没有
“追诉时效”限制，不论任何时候发现证据，就能起诉。对于杀人案，哪怕没有人
为死者告状，检察院也应当充当公诉人，起诉罪犯。
另外，既然最高检察院知道这是由北大附中的暴力迫害引起的（在这一点上，
检察院指出的确实是事实，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最早发生大规模校园暴力迫害行动）
，他们就应当追查北大附中。事实上，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毒打了一些老师和学
生，也打死校外居民多人，其中一例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在卞仲耘被打死
２２天之后，中国科学院大气所工人陈彦荣在家中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抓
走并于当晚被打死在北大附中校园里，与陈彦荣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
老年女人。但是，检察院对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杀戮也未追究。
最高检察院这样作的原因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追查红卫兵产生地之一的北大
附中，就会查到热烈支持过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江青和毛泽东，虽然江青已经作为“
四人帮”的一员在毛泽东死后被抓起来，并被判了“死缓”，毛泽东的责任还是不
准追究。审判“四人帮”的法庭，追究了江青迫害上海电影界人士。因为江青曾经
在上海当过演员，在这一迫害中，江青的个人动机和罪责十分明显。１９６６年的
红卫兵暴力，则很难被解释为只是江青一个人的责任，因此就不加追查。这样的法
律追究方式，显示了政治需要对审判的客观与公正的扭曲。
在卞仲耘的案子上，有一道牢牢的防线无法越过，即使是文革结束十多年后依
然如此。在卞仲耘被打死２７年之后，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王晶尧已
经走到了头。他为卞仲耘之死在法律方面讨回公道的努力令人钦佩。
六、思考卞仲耘之死
文革后，在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报纸和杂志发表了一批文革受难者的故
事，都是一些非常高级的干部以及最有名的作家，甚至在这些文章中，也很少说及
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些文章主要意在为死者“恢复名誉”，而非说明历史真相。“
被打死”和“自杀”是新的禁忌，不见于报刊文章。一个新的短语被常常使用：“
被迫害致死”。这个说法相当含糊，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才理解这个词背后的那
些“斗争会”、棍棒、铜头皮带和“隔离审查”，以及各种形式可怕的自戕等等。
另外，报纸和杂志显然有一个按照死者地位高低来决定是否发表“平反”文章的准
则。正因为如此，在文革中受到最严重的迫害的中学老师们，不够“资格”被媒体
报导。千万教师们在文革初期成为第一批牺牲，刺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文革
领导人并没有因为中小学教师无权无势而饶过他们，当文革结束时，他们的死亡和
痛苦却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不但官方媒体如此，到２０００年为止出版的
三部文革通史和两本关于红卫兵的专著，都没有提到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
字。
忽略教师们所受的迫害，不仅是因为媒体并不把普通人和高级干部作为文革的
受害者平等对待，还显然是因为这种大数量的普通人的死亡的报告，会改变对文革
的大图景的描述，从而也会改变对文革的性质的分析，以及引起对文革的责任的深
入追究。于是，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出版上，也建立了一道防线。官方规定了对
有关文革历史书刊出版的严格限制。卞仲耘和大量被害教育工作者的故事被排除在
外。
今天写出卞仲耘的故事，不能不问，为什么杀死卞仲耘？为什么杀死和侮辱、
毒打、折磨那么多和她一样的教育工作者们？
作为教育工作者群体之中的一员，卞仲耘被打死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工作者从
一开始就被毛泽东设定为文革的打击目标。１９６６年５月的中共中央发出的“五
一六通知”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都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迫害从６月开始。“工
作组”把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把卞仲耘划为“四类干部”，组织“揭发
批判会”对她进行“斗争”。８月，毛泽东批评“工作组”并将之撤销，同时大力
支持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指责，直接导致了校园暴力和校园杀戮
的开始以及一大批教育工作者的死亡。另外，师大女附中是红卫兵运动最早兴起的
学校之一，那里的一大批高干子女在６月之后一直充当运动的先锋力量。这两个局
部条件和整个大形势的交汇合成，导致了卞仲耘在北京最早被害。文革后，八十年
代，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向当年北京市中学工作组的负责人、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
记胡克实了解情况时，胡克实为当时把卞仲耘划成“四类”一事表示道歉。卞仲耘
先被工作组划成“四类”，才在工作组撤出后首当其冲被红卫兵打死。在文革结束
之后，胡克实自己也经历了种种攻击和“斗争”，他能道歉是相当难得的好态度。
总的来说，这样的道歉并没有出现很多，更多出现的是推诿、隐瞒甚至否认历史事
实。
假若卞仲耘能在１９６６年的红卫兵暴力中活下来，在１９６８年的“清理阶
级队伍”中又会遭到新一轮的迫害。那时，曾和卞仲耘一起遭到毒打而未死的胡志
涛副校长，被连续“斗争”过４８个小时。那时掌管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
想宣传队”说她“态度恶劣”，要“打态度”。他们组织学生轮流“斗争”胡志涛
。学生斗累了轮流睡觉，胡志涛则连续４８个小时没能睡觉。在这样残酷的“斗争
”中，这个学校在１９６８年有三位老师自杀：化学老师胡秀正，语文老师周学敏
，历史老师梁希孔。胡秀正老师死时只有３５岁，留下了５岁的女儿。周学敏老师
温和文静，她的语文教学法曾受到教育领导部门的宣传推广，这给她带来了更大的
压力。上过梁希孔的课的学生说他是个非常诙谐的人，他的历史课生动有趣，很受
欢迎，但是他再有幽默感也难以承受“清队”中那种阴暗残忍的体力和心理的双重
折磨。梁希孔老师上吊自杀。
如果能活过１９６８到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阶级队伍”，那么在１９６９年，
卞仲耘可能会像当时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校园暴力中活下来的
校长们一样，得到一个“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
论”，会被发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干校”劳动。然后，林彪发出了所谓“一号命
令”，在这一以“战备”为名进行的又一轮清洗城市的行动中，他们被“下放”去远郊县农村无限期“插队”。１９７３年，在林彪死后多时，他们才被允许回到学
校。
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在文革中被该校红卫兵严重打伤。他的肾脏被打出血，
头上的一个大伤口长久不能愈合，还受到各式各样的侮辱。毛泽东死去两年后，１
９７８年，他重新成为清华附中的校长。他从１９６０年开始担任校长，当了６年
校长，被整了１２年，１９９２年病故。他曾对文革前的教育方法特别是他对高干
子弟的特殊照顾作了反省，他以为那和红卫兵的产生与暴行有很大关系。但是他的
这些看法未能成文发表。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经历了人生的如此剧烈惨痛的经验，他
们的遭遇和中国现代教育及学校体制发展变化密切联系。他们如果不能为后人留下
他们的记录和分析，是十分可惜的。
在文革中，当卞仲耘这样的校长们被斗争、被殴打、甚至被打死的时候，毛泽
东换上了另一类人来领导教育界。１９６８年７月，他下令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
思想宣传队”掌管学校。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是迟群、谢静宜，这两
个人还同时掌管北京大学。迟群是毛的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副科长。谢静宜是毛泽
东的机要员，初中教育程度，原来的职位是在毛身边接电话收文件。作为对比，卞
仲耘读过大学，是资深共产党员，在中学当过教员和教导主任等一系列职务才升到
了副校长。把卞仲耘这样的校长打死，把教育界的领导换成初中教育程度毫无学校
经验的毛的身边人谢静宜一类，毛泽东对教育界的“夺权”方向，相当清楚。
在文革中，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来改造学校。原有的学校制度被改变：取
消了学校的考试制度，大学没有入学考试，由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推荐大学生，等等
。这些改变一直顺利实行，未遭反对。但是，难道毛泽东是因为这个目标而要打死
大批教育工作者，使文革顺利进行？这当然是卞仲耘之死造成的实际功用之一，但
是杀害她和类似的人决不是文革领导者非用不可的手段。如果是为了“教育革命”
，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即使从文革发动者的角度来看，也难以找到为了革命的
目的而一定要采取这种暴力手段的“理由”。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当卞仲耘被打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十一次全会正在举行，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贬职，军队的最高负责人
林彪被提升为第二号人物。象卞仲耘这样的手无寸铁的中学教育工作者，根本不可
能对文革造成任何威胁。所以，如果要找校园暴力和校园杀戮的最大动因，应该是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个人嗜好。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都曾说过，他们是“和尚
打伞，无法（发）无天”。“无法无天”可能会给这样的人带来一种放纵的快乐。
小孩子和罪犯都喜欢“无法无天”。但是，只有毛和江这种掌握了至高无上权力的
人，才可以糟蹋人的生命而获得的“无法无天”的享受，因为他们不像小孩子或者
普通的罪犯，他们可以在欣赏这种乐趣的时候，又不必担心被惩罚。他们的女儿的
老师被打死了，他们却未有任何恻隐之心。在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和林彪，以及其
他文革领导人物常常出席群众大会，在震天的口号和欢呼声中接受致敬。他们情绪
激昂，精神亢奋。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杀戮中，包括在对受害者的种种轻蔑中，
他们实现了控制一切人的生杀大权的无上权力，从在最高权力圈中的第二号人物刘
少奇，直到普通的中小学老师。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杀害的时候，历史断裂出一道深渊：文革以“
革命群众”之手、以“革命”的名义来杀人的时代开始了。校园杀戮震动了文明的
基石。卞仲耘，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死，标志了这个血腥时代的开始。让我们记住这
个名字，记住在文明的进程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逆转和灾难。
卞仲耘任职的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１９９３年
，笔者到校中拍摄照片。卞仲耘被打死在这座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四个住在楼里
的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问我：“有人在这儿被打死，这是真的吗？我们什么都没听说
过。”
王友琴：八月祭
一、关于标题
此文献给三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被打杀和被打后自杀的老师们。大
规模的打老师的暴行，发生于年八月。故题为“八月祭”。
二、历史的缺失之页
那是远在三十年前的死亡，然而这却不是年复一年重复了三十次的祭奠。
现在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１９６６年夏天的中国报纸。报纸那时天天为红卫
兵的行动欢呼叫好，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老师们的死亡；在当时制作的画报和纪录影
片上，可以看到千千万万年轻学生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含着热泪，高呼口号，兴高
采烈地走过天安门广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现场纪
录。在这类文字和图像的资料中，红卫兵最激烈的行为似乎只是改换商店和街道的
名称牌子，却没有被打死的老师们的死亡记录。
那些对人的殴打、残害及虐杀，真的发生过吗？就在我们校园里吗？今天的人
们会觉得难以相信。在历史上，有些古代的故事在时间的冲刷下渐渐模糊以致消失
。但是，１９６６年八月的教师之死，从一开始就未被记录。于是，后人也就无从
知晓。
这种事实记录的缺失，使得仅仅依赖已有的文字或图片记录所作的“文革”研
究，可能凭空而来，意义不明。
这一记录的缺失，在“文革”时代，是由于无情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隐瞒，或
者，根本就是对大规模暴力迫害的一种非直接的指导提倡？在“文革”后，又是为
什么呢？多年来，当我向数百位在学校中经历了“文革”的人了解和记录他们的故
事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脑际。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至少应该是寻回这一段缺失的历史的时候了。八月又已
经来临。年复一年，你们的亲人会一一哀悼你们的死亡。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可
以一起哀悼你们中的每一位。不但哀悼你们之中我已经了解到的名字，也哀悼我还
不能知道名字和人数的全体受难的老师们。
你们是怎么死的？你们因何而死？
我们无法询问死者。你们已永远沉默。
但是活着的人应该说出事实。
三、第一位受难者
八月五日，１９６６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红
卫兵学生发起“斗争黑帮”。学校的三位校长、两位教导主任，被揪到操场上，跪
住地上被“斗争”。学生绐他们戴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接
着，又要他们敲着畚箕自报“罪行”游街。又逼他们“劳改”，在小操场上挑重担
、打扫厕所。有学生用带钉子的棍子打他们，用开水烫他们。在两三个小时的折磨
之后，校长卞仲耘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这时打人者们才歇手。两个校工把她放在
一辆垃圾车上，推到校门旁边。医院就在学校对门。这辆手推车在校门边停放了两
个小时。等送到医院，人已经死去多时。
卞仲耘校长那年五十岁，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十七年。
同一天被打的其他四位老师，都受重伤。教导主任梅树明的背上血肉模糊，衬
杉上布满钉子钻出的洞。胡志涛老师身上被打出十四处骨折。
这所学校的红卫兵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于８月５
日。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一百万红卫兵，这所学校的红卫兵领
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臂带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报纸
头版，还被印成彩色宣传画到处张贴。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之后，
毛泽东说：“要武嘛。”这段对话发表在报纸上。以后，连人带学校，都一度改名
为“要武”。
死者已经化为灰烬。将来的历史学家，很难发现卞仲耘校长的死亡记录，更不
要说她的死亡经过及原因。她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在“文革”被“否定”后，曾努
力想在学校里为她刻一块石碑或种一排树，以作纪念，未果。
１９９３年夏天，我去这所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看到１９６６年校长被打死的地方——一座五层的学生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楼
房依旧。住在楼里的三个十七岁的高中学生，问我：“真的吗？以前的校长被打死
在学校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四、公然的普遍的暴行
你们的死未被记载，并不是因为无人知晓。这些暴行都是在人们面前公然施行
的。
暴行也不是只在一、二所学校发生。在我所作的一项涉及八十五所分布于各地
的学校的调查中，未发现有一所学校未发生打老师的暴力行为。打的方法，有拳打
脚踢；戴高帽子游行；在胸前挂大牌子，牌上写有“黑帮”“反革命”等罪名及人
名，人名上都打着红叉子，有如法院布告上的死刑犯；用带铜头的皮带抽；在“斗
争会”上低头弯腰，两臂后举，被称作“坐飞机”或“喷气式”；剃去女老师的半
边头发，专门的名称叫做“阴阳头”。
在每个学校都有“牛鬼蛇神队”，又叫“专政队”或“劳改队”。有百分之十
以上的老师被打入其中，每日被罚做重活或脏活，并且被打被侮辱。侮辱之一是唱
“牛鬼蛇神歌”。歌词如下：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
我有罪
我对人民有罪
人民对我专政
我要低头认罪
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
把我砸烂砸碎
这个歌又叫“嚎歌”，因为被逼唱者不被当作人，故只能“嚎”而不是“唱”
。这个歌由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所作，迅速传开，全国都有。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音乐堂
”开“斗争会”。在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前，高呼口号，拳打脚踢，挥舞铜头皮
带。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粱被打断三根肋骨。第八中学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昏死在
台上，血流了一地。据目击者说，被打的数十人，面部肿胀，五官不清，头大如斗
，“都不像人样了”。
在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远的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把音乐教室改建成一座
监狱。房顶上建有岗楼，有一大功率电灯泡彻夜长明。监狱墙上写有“红色恐怖万
岁”。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多月，长长短短的关进校里校外的不少人，在其中打死
过三个人。有九名这个中学的老师从头至尾被关在那里。其中一人被放后一个月便
死去。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不但被毒打，被剃头，有一天
还被命令跪在一张桌子上，一个学生站在她的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
出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的“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姿势，由北京日
报的一个记者专程前来拍了照片。拍完照片，这个学生把她一脚踢下桌子。刘美德
当时怀孕。后来，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因先天受伤而死去。
打老师的暴力虐待从北京传往各地。在上海，在天津，在江苏，在四川，在广
东，在福建，在浙江，在陕西，在山西，类似的事情都发生了。上述故事不是零散
的偶然的意外事故，而是一场大规模的迫害的一部份。
实际上，这些暴行因其能公然施行而更显威摄力。这些暴行都曾在“革命”的
名义下大张旗鼓地进行。无人抗议。无人记录。
五、死者的名字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７日，北京一零一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打死。８月２２
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萍被打死。８月２５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校内，一天内打死了三个人，语文老师靳正宇，共产党支部书记江培良，一个学
生的母亲樊希曼。８月２７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被打死。１０月１日，北
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邱庆玉被打死。北京第六中学的一个孤身老校工徐霈田也在那
个夏天被打死，他的死日还没了解到。
根据政府的统计，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月两个月中，北京市有１７７２人被打
死，但是他们未提其中有多少是教师。
还有的老师在受到侮辱或毒打后自杀了。这里能举出的名字有：北京大学历史
系教授汪钱，服杀虫剂“敌敌畏”，死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
共产党总支书记程贤策，服“敌敌畏”，死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北京第二十六
中学校长高万春；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赵光谦，跳楼；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
长赵香蘅，跳楼；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化学教师刘树华，跳楼，死时二十六岁。
有的老师在受折磨后死去。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吴兴华在
校园里被“劳改”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一条穿过校园的水沟里的脏水，以作惩罚。
北京大学附近有一个化工厂，厂里的污水排在这条沟里。他被迫喝了污水以后就病
倒，送到医院未能救活，当天晚上就死了。时年４４岁。
以上不是１９６６年夏天校园全部的受难者，只是我现在能列举出来的死者名
字。你们已经离开人世三十年了。虽然人死而不能复生，我希望将来能列出每一位
受害者的名字。即使我们还不能把牺牲者的名字一一刻在大理石碑上，至少应该白
纸黑字地印在书上。这是为了每一个受难者的生命都应该得到深切的尊重，也为了
将来的每一个生命能得到平等的保护。
六、生命的尊严
你们死于非命。所以，这不仅是为了追怀死者，如同通常祭文所为，也是为了
谴责不义。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砍头或者用子弹射杀的，却是被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
打死的。杀人是残忍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残忍。事实是，残暴和虐杀并不一定总
会被指为不义，甚至还可能被美化成“革命”名义下的德行。你们的死亡被忽略与
忘却就表明从道德方面来为你们伸张正义还远远不够。
你们的死，从未被公开记述报导，像一些大人物的故事那样。这是因为你们太
普通太平常吗？可是，正因为你们是普通人，一方面，你们并无任何特别的权势或
武力可保护你们自己；另一方面，你们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起，用你们的劳动，
供养了政府和警察。你们的生命和安全是应该得到保障的。可是，你们成了“文革
”中的大规模暴力迫害的最早的受难者。
你们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被毁弃。这不仅仅只是一个逻辑的推理的结果，
而且也是已经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随着你们的死，随着无人敢为你们表示抗议或
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迫害，受到非人道的对待。甚至连那些迫害了你们的人，
也会遭飞来横祸，遇灭顶之灾。你们的死是一个开始，其后就是一场长达十多年的
一浪又一浪的迫害。
如果在三十年后，这种虐杀还被视为小的事情甚至对的事情，它就会再次发生
。我们已经在现实中目睹并经历了这种过程：两千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我
们在学校读历史，在语文课本上读唐朝杜牧的“阿房宫赋”，对秦始皇多多少少有
个“暴君”的反面印象，虽然我们没有学习系统的理论来批判、也不知道什么法律
制度可能控制秦始皇式的暴行。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说秦始皇“只坑了四百五十个
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到了“文革”，毛泽东又说“焚坑之事待商量
”。当秦始皇在理论上成了英雄，“焚书坑儒”被说成了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应该
做的事情，对你们的虐杀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
现在的有些学者大惑不解，要我解释出中学生怎么就能变成打死老师的凶手。
其间当然并不是一步之隔。除去心理、环境、社会压力等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的原
因也是重要的。在那些打人者的明确意识里，就认为这些老师是该打的，打他们是
革命行动，这些老师宛如该坑之儒。
七、文明的价值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互不相识、言语不通的异国异族人杀死的，而是被你们教
过的学生打死的。
杀人是野蛮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野蛮。
你们是教师，从事的是一项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年历史的职业。我们古代的圣
人孔子不是宗教领袖，却是一位教师。在传说中，他有过三千学生。我们可以在《
论语》中看到他们师生之间的谈话，常常理智而风趣。学生群起攻打老师，不是中
国的习惯或传统。文明通过教师而一代一代传承，则是常识。可是，在１９６６年
的八月，你们被用野蛮残忍的手段杀死，更多的老师被侮辱折磨，而且是在光天化
日之下公然施行。
回顾历史，我们看得见文明可能如此脆弱。在“文革”的铁蹄下，你们死去了
，而且，大学中学停止上课三年到六年，考试制度废止了十一年。年轻人不必追求
知识和专业训练，但是也失去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甚至连学校的玻璃窗也和你
们一起受难——１９７５年，在陌生的城市，人们告诉我：要发现城里的中小学相
当容易，那些窗户尚没有玻璃的建筑物就是，因为所有的玻璃都被学生打碎了。
你们的死标志着文化价值的毁弃。
你们死在１９６６年夏天。那个八月曾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至今
为止，有些人还把它当作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加以缅怀。但是，现在当八月又
将来临的时候，虽然已经太迟，我还是认为应该说出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悲剧，以
及一个道义判断：这一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是错事，是坏事，是可耻的事。
这样的论断可能是无力的。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一次又一次有人批评“焚书坑
儒”，实际上却难以阻止暴力虐待的再次发生。但是，我们也看到明显的事实：如
果相反的论断可以流行，它将大大鼓励暴虐的重新发生。让我们通过祭奠你们，强
调这一道义判断。
八、个人和历史
卞仲耘，一个剪着整齐的短发的，稍稍发胖的，总是和气微笑的五十岁的中学
校长，四个孩子的母亲，几小时内死在女学生的乱棒之下，尸体上布满伤痕。
在保存下来的一分油印的“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的抄编中，我们可以看
到她的“罪行”的一系列小标题：“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
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
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
黑帮联系；低级趣味。”这些罪名不是捏造，就是根本不能成立，或者与“罪”毫
不相干。但是，这样的罪名也可以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什么或怎么可以致人死命
。
她死了。这样的“革命”非但未被制止，反而受到鼓励。于是，更多的与她相
似的老师也死了。她的死，在当时似乎不值一提，未被报导，未被记载，对死亡的
反应只是寂静，甚至是对更多的受难者的威胁之声。
她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和文明的价值被摧残。在这标记之前，人们已经亦步
亦趋地走向黑暗，但是在八月五日，当一个中学女教师被活活打死时，当“文革”
用暴力杀死了它的第一个牺牲者时，一道深渊裂现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这道
深渊，埋葬的也不是一个人。要经过旷日持久的磨难，人们才得以走出这道深渊。
她的死是一个历史的黑色的标记，尽管是用一个女教师的红色的血造成。
七百年以前，在关汉卿的剧本里，当一个无罪的女子窦娥孤立无援，诉冤无门
，被处死之后，六月暑日，上天突然降雪，雪片掩埋了窦娥的尸体。晶莹纯洁而奇
异的“六月雪”，寄托着剧作者的同情，也共鸣着观众的悲悯。
１９６６年八月五日当卞仲耘老师被打死之时，当另一些老师在她之后也被折
磨死之时，也正值阴历六月。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同于文学的想像。在那个被称为
“红八月”的夏天，到处可见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本，到处可见红卫兵的红色袖章。
大雪未曾降临，奇迹也没发生。一件又一件大冤大屈发生了，不能感天动地，甚至
不能得到些微的同情。三十年后，又值炎夏，让我们为死者祈祷一场理念的、道德
的、精神的“六月雪”。
九、旁观者的耻辱
杀死你们的手段的残忍和野蛮，自然是发动者和施行者的残忍和野蛮，但是，
也加重了旁观者的耻辱。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当殴打和折磨进行之时，没有人站
出来制止，当死亡发生之后，没有人伸手安慰死难者的家属。在当时，人们因为害
怕，因为胆小，因为对暴力的恐惧而充当暴行的无言的旁观者，袖手旁观，听任如
此残忍野蛮的的事情发生并且持续。这不能不是耻辱，无论我们承认与否。
三十年来，多多少少，“文革”的故事被印在纸上。这是难以抹去的历史，人
们想要写出来，甚至加以结论。可是，另一方面，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关于“
文革”的记忆正在模糊、消退，以及被简化、扭曲及变形。
“文革”中的害人者以及通过害人获利者不愿意事实被写出，假设站在他们的
立场上考虑，回避历史事实对他们的利益有好处，因而也就相当合理。可是，这样
的人并不是大多数。受害者加上旁观者，所占的比例应该更多。那么，三十年后，
为什么你们的死还是不被提起？为什么不向你们表示道歉和悔意？除了各种复杂的
原因，是不是纵容罪恶带给旁观者的耻辱也在暗中阻止他们面对历史呢？
你们已经去世三十年，永远沉默，未有一言责备我们。为我们在那个夏天缺乏
勇气、良心和正义感，我们已经遭受了事实的惩罚——在你们以后发生了对越来越
多的老师和学生的迫害。但是，这种受苦不能抵消旁观者的耻辱，却只能是对旁观
态度的反讽，即旁观者很可能变成受害者。
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死亡提醒着我们的耻辱。可是，如果旁观者不能说出事实
或者不能表示歉意，这种耻辱也永远不能解脱。
十、问题和答案
面对你们的死亡的事实，这是不能不问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把你们打死
？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
三十年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和暴力的恐怖之中，除了成为受害者、帮凶或沉
默的旁观者外，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再后来的十年，“运动”一个接一个，迫害
一场接着一场，“文革”似乎成了一架庞大的独轮车，一旦停住，就会翻倒，于是
就只有不断进行，直到发动者死去。在那时，这样的问题不准提出，更不准回答。
三十年后，这样的问题还会被问起，因为还未被回答。
事实似乎太有讽刺性：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学校停课闹革命到８月你们被打死，
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要写出事实和作出分析，却需要三十年都不止。
为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作出见证和解释，这不是你们留下的课后作业，可是现
在还交不上一份很好完成的答卷却使我深深自责。
请提醒我们吧，在每一个八月。你们的故事不应被欺瞒、忽略或遗忘。你们中
每一位的名字，都意味着永远的教训：抵制所有在“革命”名义下出现的暴行。
呜呼哀哉！
此文献给三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被打杀和被打后自杀的老师们。大
规模的打老师的暴行，发生于年八月。故题为“八月祭”。
二、历史的缺失之页
那是远在三十年前的死亡，然而这却不是年复一年重复了三十次的祭奠。
现在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１９６６年夏天的中国报纸。报纸那时天天为红卫
兵的行动欢呼叫好，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老师们的死亡；在当时制作的画报和纪录影
片上，可以看到千千万万年轻学生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含着热泪，高呼口号，兴高
采烈地走过天安门广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现场纪
录。在这类文字和图像的资料中，红卫兵最激烈的行为似乎只是改换商店和街道的
名称牌子，却没有被打死的老师们的死亡记录。
那些对人的殴打、残害及虐杀，真的发生过吗？就在我们校园里吗？今天的人
们会觉得难以相信。在历史上，有些古代的故事在时间的冲刷下渐渐模糊以致消失
。但是，１９６６年八月的教师之死，从一开始就未被记录。于是，后人也就无从
知晓。
这种事实记录的缺失，使得仅仅依赖已有的文字或图片记录所作的“文革”研
究，可能凭空而来，意义不明。
这一记录的缺失，在“文革”时代，是由于无情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隐瞒，或
者，根本就是对大规模暴力迫害的一种非直接的指导提倡？在“文革”后，又是为
什么呢？多年来，当我向数百位在学校中经历了“文革”的人了解和记录他们的故
事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脑际。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至少应该是寻回这一段缺失的历史的时候了。八月又已
经来临。年复一年，你们的亲人会一一哀悼你们的死亡。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可
以一起哀悼你们中的每一位。不但哀悼你们之中我已经了解到的名字，也哀悼我还
不能知道名字和人数的全体受难的老师们。
你们是怎么死的？你们因何而死？
我们无法询问死者。你们已永远沉默。
但是活着的人应该说出事实。
三、第一位受难者
八月五日，１９６６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红
卫兵学生发起“斗争黑帮”。学校的三位校长、两位教导主任，被揪到操场上，跪
住地上被“斗争”。学生绐他们戴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接
着，又要他们敲着畚箕自报“罪行”游街。又逼他们“劳改”，在小操场上挑重担
、打扫厕所。有学生用带钉子的棍子打他们，用开水烫他们。在两三个小时的折磨
之后，校长卞仲耘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这时打人者们才歇手。两个校工把她放在
一辆垃圾车上，推到校门旁边。医院就在学校对门。这辆手推车在校门边停放了两
个小时。等送到医院，人已经死去多时。
卞仲耘校长那年五十岁，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十七年。
同一天被打的其他四位老师，都受重伤。教导主任梅树明的背上血肉模糊，衬
杉上布满钉子钻出的洞。胡志涛老师身上被打出十四处骨折。
这所学校的红卫兵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于８月５
日。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一百万红卫兵，这所学校的红卫兵领
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臂带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报纸
头版，还被印成彩色宣传画到处张贴。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之后，
毛泽东说：“要武嘛。”这段对话发表在报纸上。以后，连人带学校，都一度改名
为“要武”。
死者已经化为灰烬。将来的历史学家，很难发现卞仲耘校长的死亡记录，更不
要说她的死亡经过及原因。她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在“文革”被“否定”后，曾努
力想在学校里为她刻一块石碑或种一排树，以作纪念，未果。
１９９３年夏天，我去这所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看到１９６６年校长被打死的地方——一座五层的学生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楼
房依旧。住在楼里的三个十七岁的高中学生，问我：“真的吗？以前的校长被打死
在学校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四、公然的普遍的暴行
你们的死未被记载，并不是因为无人知晓。这些暴行都是在人们面前公然施行
的。
暴行也不是只在一、二所学校发生。在我所作的一项涉及八十五所分布于各地
的学校的调查中，未发现有一所学校未发生打老师的暴力行为。打的方法，有拳打
脚踢；戴高帽子游行；在胸前挂大牌子，牌上写有“黑帮”“反革命”等罪名及人
名，人名上都打着红叉子，有如法院布告上的死刑犯；用带铜头的皮带抽；在“斗
争会”上低头弯腰，两臂后举，被称作“坐飞机”或“喷气式”；剃去女老师的半
边头发，专门的名称叫做“阴阳头”。
在每个学校都有“牛鬼蛇神队”，又叫“专政队”或“劳改队”。有百分之十
以上的老师被打入其中，每日被罚做重活或脏活，并且被打被侮辱。侮辱之一是唱
“牛鬼蛇神歌”。歌词如下：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
我有罪
我对人民有罪
人民对我专政
我要低头认罪
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
把我砸烂砸碎
这个歌又叫“嚎歌”，因为被逼唱者不被当作人，故只能“嚎”而不是“唱”
。这个歌由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所作，迅速传开，全国都有。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音乐堂
”开“斗争会”。在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前，高呼口号，拳打脚踢，挥舞铜头皮
带。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粱被打断三根肋骨。第八中学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昏死在
台上，血流了一地。据目击者说，被打的数十人，面部肿胀，五官不清，头大如斗
，“都不像人样了”。
在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远的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把音乐教室改建成一座
监狱。房顶上建有岗楼，有一大功率电灯泡彻夜长明。监狱墙上写有“红色恐怖万
岁”。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多月，长长短短的关进校里校外的不少人，在其中打死
过三个人。有九名这个中学的老师从头至尾被关在那里。其中一人被放后一个月便
死去。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不但被毒打，被剃头，有一天
还被命令跪在一张桌子上，一个学生站在她的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
出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的“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姿势，由北京日
报的一个记者专程前来拍了照片。拍完照片，这个学生把她一脚踢下桌子。刘美德
当时怀孕。后来，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因先天受伤而死去。
打老师的暴力虐待从北京传往各地。在上海，在天津，在江苏，在四川，在广
东，在福建，在浙江，在陕西，在山西，类似的事情都发生了。上述故事不是零散
的偶然的意外事故，而是一场大规模的迫害的一部份。
实际上，这些暴行因其能公然施行而更显威摄力。这些暴行都曾在“革命”的
名义下大张旗鼓地进行。无人抗议。无人记录。
五、死者的名字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７日，北京一零一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打死。８月２２
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萍被打死。８月２５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校内，一天内打死了三个人，语文老师靳正宇，共产党支部书记江培良，一个学
生的母亲樊希曼。８月２７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被打死。１０月１日，北
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邱庆玉被打死。北京第六中学的一个孤身老校工徐霈田也在那
个夏天被打死，他的死日还没了解到。
根据政府的统计，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月两个月中，北京市有１７７２人被打
死，但是他们未提其中有多少是教师。
还有的老师在受到侮辱或毒打后自杀了。这里能举出的名字有：北京大学历史
系教授汪钱，服杀虫剂“敌敌畏”，死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
共产党总支书记程贤策，服“敌敌畏”，死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北京第二十六
中学校长高万春；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赵光谦，跳楼；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
长赵香蘅，跳楼；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化学教师刘树华，跳楼，死时二十六岁。
有的老师在受折磨后死去。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吴兴华在
校园里被“劳改”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一条穿过校园的水沟里的脏水，以作惩罚。
北京大学附近有一个化工厂，厂里的污水排在这条沟里。他被迫喝了污水以后就病
倒，送到医院未能救活，当天晚上就死了。时年４４岁。
以上不是１９６６年夏天校园全部的受难者，只是我现在能列举出来的死者名
字。你们已经离开人世三十年了。虽然人死而不能复生，我希望将来能列出每一位
受害者的名字。即使我们还不能把牺牲者的名字一一刻在大理石碑上，至少应该白
纸黑字地印在书上。这是为了每一个受难者的生命都应该得到深切的尊重，也为了
将来的每一个生命能得到平等的保护。
六、生命的尊严
你们死于非命。所以，这不仅是为了追怀死者，如同通常祭文所为，也是为了
谴责不义。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砍头或者用子弹射杀的，却是被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
打死的。杀人是残忍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残忍。事实是，残暴和虐杀并不一定总
会被指为不义，甚至还可能被美化成“革命”名义下的德行。你们的死亡被忽略与
忘却就表明从道德方面来为你们伸张正义还远远不够。
你们的死，从未被公开记述报导，像一些大人物的故事那样。这是因为你们太
普通太平常吗？可是，正因为你们是普通人，一方面，你们并无任何特别的权势或
武力可保护你们自己；另一方面，你们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起，用你们的劳动，
供养了政府和警察。你们的生命和安全是应该得到保障的。可是，你们成了“文革
”中的大规模暴力迫害的最早的受难者。
你们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被毁弃。这不仅仅只是一个逻辑的推理的结果，
而且也是已经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随着你们的死，随着无人敢为你们表示抗议或
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迫害，受到非人道的对待。甚至连那些迫害了你们的人，
也会遭飞来横祸，遇灭顶之灾。你们的死是一个开始，其后就是一场长达十多年的
一浪又一浪的迫害。
如果在三十年后，这种虐杀还被视为小的事情甚至对的事情，它就会再次发生
。我们已经在现实中目睹并经历了这种过程：两千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我
们在学校读历史，在语文课本上读唐朝杜牧的“阿房宫赋”，对秦始皇多多少少有
个“暴君”的反面印象，虽然我们没有学习系统的理论来批判、也不知道什么法律
制度可能控制秦始皇式的暴行。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说秦始皇“只坑了四百五十个
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到了“文革”，毛泽东又说“焚坑之事待商量
”。当秦始皇在理论上成了英雄，“焚书坑儒”被说成了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应该
做的事情，对你们的虐杀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
现在的有些学者大惑不解，要我解释出中学生怎么就能变成打死老师的凶手。
其间当然并不是一步之隔。除去心理、环境、社会压力等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的原
因也是重要的。在那些打人者的明确意识里，就认为这些老师是该打的，打他们是
革命行动，这些老师宛如该坑之儒。
七、文明的价值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互不相识、言语不通的异国异族人杀死的，而是被你们教
过的学生打死的。
杀人是野蛮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野蛮。
你们是教师，从事的是一项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年历史的职业。我们古代的圣
人孔子不是宗教领袖，却是一位教师。在传说中，他有过三千学生。我们可以在《
论语》中看到他们师生之间的谈话，常常理智而风趣。学生群起攻打老师，不是中
国的习惯或传统。文明通过教师而一代一代传承，则是常识。可是，在１９６６年
的八月，你们被用野蛮残忍的手段杀死，更多的老师被侮辱折磨，而且是在光天化
日之下公然施行。
回顾历史，我们看得见文明可能如此脆弱。在“文革”的铁蹄下，你们死去了
，而且，大学中学停止上课三年到六年，考试制度废止了十一年。年轻人不必追求
知识和专业训练，但是也失去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甚至连学校的玻璃窗也和你
们一起受难——１９７５年，在陌生的城市，人们告诉我：要发现城里的中小学相
当容易，那些窗户尚没有玻璃的建筑物就是，因为所有的玻璃都被学生打碎了。
你们的死标志着文化价值的毁弃。
你们死在１９６６年夏天。那个八月曾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至今
为止，有些人还把它当作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加以缅怀。但是，现在当八月又
将来临的时候，虽然已经太迟，我还是认为应该说出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悲剧，以
及一个道义判断：这一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是错事，是坏事，是可耻的事。
这样的论断可能是无力的。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一次又一次有人批评“焚书坑
儒”，实际上却难以阻止暴力虐待的再次发生。但是，我们也看到明显的事实：如
果相反的论断可以流行，它将大大鼓励暴虐的重新发生。让我们通过祭奠你们，强
调这一道义判断。
八、个人和历史
卞仲耘，一个剪着整齐的短发的，稍稍发胖的，总是和气微笑的五十岁的中学
校长，四个孩子的母亲，几小时内死在女学生的乱棒之下，尸体上布满伤痕。
在保存下来的一分油印的“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的抄编中，我们可以看
到她的“罪行”的一系列小标题：“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
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
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
黑帮联系；低级趣味。”这些罪名不是捏造，就是根本不能成立，或者与“罪”毫
不相干。但是，这样的罪名也可以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什么或怎么可以致人死命
。
她死了。这样的“革命”非但未被制止，反而受到鼓励。于是，更多的与她相
似的老师也死了。她的死，在当时似乎不值一提，未被报导，未被记载，对死亡的
反应只是寂静，甚至是对更多的受难者的威胁之声。
她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和文明的价值被摧残。在这标记之前，人们已经亦步
亦趋地走向黑暗，但是在八月五日，当一个中学女教师被活活打死时，当“文革”
用暴力杀死了它的第一个牺牲者时，一道深渊裂现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这道
深渊，埋葬的也不是一个人。要经过旷日持久的磨难，人们才得以走出这道深渊。
她的死是一个历史的黑色的标记，尽管是用一个女教师的红色的血造成。
七百年以前，在关汉卿的剧本里，当一个无罪的女子窦娥孤立无援，诉冤无门
，被处死之后，六月暑日，上天突然降雪，雪片掩埋了窦娥的尸体。晶莹纯洁而奇
异的“六月雪”，寄托着剧作者的同情，也共鸣着观众的悲悯。
１９６６年八月五日当卞仲耘老师被打死之时，当另一些老师在她之后也被折
磨死之时，也正值阴历六月。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同于文学的想像。在那个被称为
“红八月”的夏天，到处可见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本，到处可见红卫兵的红色袖章。
大雪未曾降临，奇迹也没发生。一件又一件大冤大屈发生了，不能感天动地，甚至
不能得到些微的同情。三十年后，又值炎夏，让我们为死者祈祷一场理念的、道德
的、精神的“六月雪”。
九、旁观者的耻辱
杀死你们的手段的残忍和野蛮，自然是发动者和施行者的残忍和野蛮，但是，
也加重了旁观者的耻辱。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当殴打和折磨进行之时，没有人站
出来制止，当死亡发生之后，没有人伸手安慰死难者的家属。在当时，人们因为害
怕，因为胆小，因为对暴力的恐惧而充当暴行的无言的旁观者，袖手旁观，听任如
此残忍野蛮的的事情发生并且持续。这不能不是耻辱，无论我们承认与否。
三十年来，多多少少，“文革”的故事被印在纸上。这是难以抹去的历史，人
们想要写出来，甚至加以结论。可是，另一方面，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关于“
文革”的记忆正在模糊、消退，以及被简化、扭曲及变形。
“文革”中的害人者以及通过害人获利者不愿意事实被写出，假设站在他们的
立场上考虑，回避历史事实对他们的利益有好处，因而也就相当合理。可是，这样
的人并不是大多数。受害者加上旁观者，所占的比例应该更多。那么，三十年后，
为什么你们的死还是不被提起？为什么不向你们表示道歉和悔意？除了各种复杂的
原因，是不是纵容罪恶带给旁观者的耻辱也在暗中阻止他们面对历史呢？
你们已经去世三十年，永远沉默，未有一言责备我们。为我们在那个夏天缺乏
勇气、良心和正义感，我们已经遭受了事实的惩罚——在你们以后发生了对越来越
多的老师和学生的迫害。但是，这种受苦不能抵消旁观者的耻辱，却只能是对旁观
态度的反讽，即旁观者很可能变成受害者。
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死亡提醒着我们的耻辱。可是，如果旁观者不能说出事实
或者不能表示歉意，这种耻辱也永远不能解脱。
十、问题和答案
面对你们的死亡的事实，这是不能不问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把你们打死
？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
三十年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和暴力的恐怖之中，除了成为受害者、帮凶或沉
默的旁观者外，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再后来的十年，“运动”一个接一个，迫害
一场接着一场，“文革”似乎成了一架庞大的独轮车，一旦停住，就会翻倒，于是
就只有不断进行，直到发动者死去。在那时，这样的问题不准提出，更不准回答。
三十年后，这样的问题还会被问起，因为还未被回答。
事实似乎太有讽刺性：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学校停课闹革命到８月你们被打死，
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要写出事实和作出分析，却需要三十年都不止。
为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作出见证和解释，这不是你们留下的课后作业，可是现
在还交不上一份很好完成的答卷却使我深深自责。
请提醒我们吧，在每一个八月。你们的故事不应被欺瞒、忽略或遗忘。你们中
每一位的名字，都意味着永远的教训：抵制所有在“革命”名义下出现的暴行。
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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