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道和他的秘密档案

20世纪物理学的一位传奇人物——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Ланда́у）1908年1月22日生于俄国，今天来写点关于他的文字，才蓦然发现错过了他的百岁冥寿。
朗道这个名字，在物理学界是用不着介绍的。以朗道命名的物理学名词多不胜数，而且遍布从流体力学到量子场论的各个领域：朗道—霍夫湍流理论、朗道能级、朗道阻尼、朗道抗磁性、朗道—金兹伯格理论……他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建立了低温下液态氦的超流动性理论，并为此赢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不过，使他对物理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一项更重要原因，这就是他同他的学生栗弗席兹合著的九大卷理论物理学教程。这部成书于四五十年代的巨著，不仅培育了整整一个富有成果的苏联物理学派，也教导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生，以至今天哈佛大学图书馆里以朗道为作者的书目，依然四倍于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物理学大师费曼的著作。套用我们当年常用的句式来概括，那就是：这套教程“够我们物理学界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了”。
所以有史家慨叹曰：朗道生不逢时。言下之意是：朗道进中学的时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玻尔的原子模型都已经问世。他还没有从大学毕业，海森堡和泡利就分别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和不相容原理（1925年）。假如他早生一二十年，正赶上20世纪初物理学的革命时代，也就是相对论、量子论的草创阶段，以他的才情学识，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当可以跻身于爱因斯坦、玻尔这样的世纪级大师之列。
说朗道是个传奇人物，固然是因为他的天才和科学上的贡献，然而他鲜明的个性、古怪的脾气以及他同苏联国家机器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他在1938年被秘密警察逮捕的经历，长期笼罩着一团迷雾，从而使他成为物理学界内外经久不息的话题。
这一切要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朗道9岁，正是加入少先队的年龄。从他的早年经历看，苏联的党和政府为培养这个少年天才不能不说费了一番心血。朗道的故乡是今天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里海边上的石油城巴库市。他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是油田上的工程师。朗道14岁就进巴库大学，两年后转到了列宁格勒技术物理学院。1927年，19岁的朗道大学毕业。两年后，人民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项联合计划将他送到欧洲各物理学重镇游学：在哥本哈根随玻尔工作一年，其间又到过英国、德国、瑞士、荷兰等国。在剑桥，他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俄国同胞——彼得•卡皮查（Пётр Леонидович Капица）。访问期间，朗道根据卡皮查提出的问题，建立了金属中电子的抗磁性理论。这次见面使卡皮查见识了这位年轻人的非凡才能，也成为他们二人数十年合作的开端。
1932 年，24岁的朗道已成为学术带头人，被任命为哈尔科夫的乌克兰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理论部主任。在那里，他的研究工作成果斐然：有两年的时间，他以平均每六个星期一篇的速度发表论文。他一边从事他的开创性工作——关于第二类相变的研究，一边在大学里教课，并开始编写那套著名的教科书，这使他很快带出了一批年轻人，成为世界物理学研究前沿的一支突起的异军。
1937年，朗道离开哈尔科夫，来到了莫斯科卡皮查为所长的物理问题研究所——卡皮查自1921年起就在剑桥卢瑟福主持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1929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30年成为那里的蒙德实验室的主任。1934年，他同往常一样回国探亲访友，却被通知说斯大林下令取消了他的出境许可，要他留下来为祖国服务。为了创造条件让卡皮查继续原来的研究，苏联政府把剑桥的整个实验室设备买了下来运送到莫斯科，并且成立了这个研究所。可见，它完全是苏联当局“因神设庙”，专门为不情愿的“海归”卡皮查成立的。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科研机构。2002年，五十年代在那里师从卡皮查的我国物理学家管惟炎先生在他的口述历史中回忆道：

物理问题研究所就在莫斯科大学附近一条大道上，一栋欧洲庄园式的建筑，仿照卡皮查在剑桥时的实验室，现在叫卡皮查研究所，当时卡皮查还在，不能以他命名。苏联科学院另有一个较大的物理研究所，那是综合的。物理问题研究所是很特殊的，专门为卡皮查建的，研究员加工作人员大约只有三十几人，规模很小，但是影响很大……
卡皮查的研究所有很多特点，第一个就是人很少，他学生也收得很少，原来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吴有训到莫斯科访问，我随他做翻译，去见了卡皮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像你们这么好的师资、设备，为什么不多收一点学生？卡皮查就说不能多收，多收以后，我们自己就做不了事，做不了实验。[管惟炎 2002]

后来的历史证明，对苏维埃科学而言，政府当年打造这个“小庙”的决策——虽然实施的手法迹近绑架——是何等富有远见：这里出了至少半打科学院院士和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合了我国的一句老话：“庙小神灵大”。
朗道来到物理问题研究所后，卡皮查把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的位子给了他。按说，在这样良好的研究条件下，朗道可以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为物理学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可惜的是，到莫斯科才一年，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把朗道卷进漩涡中心，几乎使他惨遭灭顶之灾——1938年4月28日，朗道突然被安全部门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在哈尔科夫研究所的同事和亲密朋友、追随他来到莫斯科同一研究所的柯立兹和卢默尔。那一年，朗道刚好30岁。
朗道入狱的前因后果，是科学史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部分原因是，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保持沉默。朗道本人也守口如瓶，因为苏维埃时代的犯人出狱时都要签下严守秘密的保证书。半个世纪以后的1989年，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开放年代，朗道妻子的侄女出版了她的朗道传记的第四个版本，书中声称朗道1938年的被捕是因为被他辞退的一个的学生心生怨恨，诬告老师充当德国间谍。她还指名道姓地把这个人公诸于世。朗道对学生的严厉是出了名的，这样的解释似乎不无根据。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学生还在人世，虽然当年为朗道所不容，却自称不减对老师的尊敬。看到这个陷自己于遗臭万年的指控，当然不依不饶，于是把传记作者告上了法庭。审案的法官要求克格勃查阅朗道的档案，里边确实没有发现这个学生的密报，被告只得登报道歉了事。
不过，由于这场官司，克格勃的人员有机会打开尘封了几十年的案卷，发现了一段令他们吃惊的历史。到了1991年，朗道在克格勃的档案公开刊登在当时的一份名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的期刊上，总标题是“列夫•朗道：狱中一年”，这段历史的真相因而终于大白于天下。这些绝密档案包括对朗道的审讯记录、他的个人自白以及其他有关文件。剔除这类材料中必然会有的许多污蔑不实之词，人们从中看到，朗道这个苏维埃科学的光荣标志，原来真的犯过相当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罪行。他被捕的原因，并不像众多斯大林时期的冤假错案那样纯属无中生有。朗道和他的同伙，确曾有过推翻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的企图，而且从事过“有纲领、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
朗道的档案中有一份他参与起草的传单。内容如下：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
　　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已经遭到可耻的背叛，全国淹没在血流和污秽之中。几百万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人们不知道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同志们，你们难道没有看出来，斯大林集团已经完成了一次法西斯政变！社会主义成了空洞的词句，报纸充斥了谎言。斯大林对于真正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没有两样。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他摧毁我们的祖国，使她沦为德国法西斯野兽的猎物。
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唯一出路就是，为了社会主义，同斯大林和希特勒法西斯作斗争。
同志们，组织起来，不要害怕内务部的屠夫们！他们只会杀害手无寸铁的囚犯、抓捕无辜的民众、掠夺国家财产以及凭空制造冤案。
　 曾经推翻了沙皇和资本家的我国无产阶级必将推翻法西斯独裁者及其集团。
劳动节——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节日——万岁！

下面的落款是：反法西斯工人党。这份传单预定在五一劳动节散发，不过内务部（克格勃的前身）提前三天动手，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当局的文件上称为“反苏集团”——一网打尽。1938年正是大清洗年代的后期，斯大林的政敌此时大多已经遭到肉体消灭，幸存者也悉数缴械投降，而两三个青年科学家竟然胆敢将恶毒攻击的矛头直指斯大林，在当时极为罕见，其中的任何一个词句，拿出来都能成为将作者置于死地的铁证。
朗道走上反斯大林道路的过程是颇值得仔细追踪的，虽然这方面的资料不多。早年在哥本哈根接触过他的人们的记忆中，他是一个热诚的共产主义者，对自己的革命祖国非常自豪。当时西方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有许多妖魔化的舆论，年青的访问学者朗道想必在同事面前常有说“不”的表现，才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替他想想，确实找不出他要反苏的理由。从国际大气候来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是西方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年头，朗道在西欧所看到的，正应验了列宁的“资本主义走向垄断和腐朽”的预言。从朗道自己的经历来说，虽说生在旧社会，却是长在红旗下，党和政府待他可谓不薄。1934年，他未经论文答辩就被授予博士学位，第二年升为正教授。事实上，朗道在早年确实是爱党爱苏维埃的好青年。虽然没有入党，他常将自己和同道称为共产主义者，而将他痛恨的人斥为“法西斯分子”。直到1935年，他还在《消息报》上发表了“资产阶级和当代物理学”这样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的宗教迷信和金钱权力，盛赞“党和政府为我国物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会”。
不过，朗道的政治观点却在那些年里经历了一次——借用他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名词——“相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秘密档案中审讯纪要的说词，“促使朗道参加到反苏物理学家集团中去的因素，是对自己父亲的被捕不满和怨恨”。在“情况介绍”一栏里，有这样的文字：“朗道的父亲曾因破坏石油工业而被判处集中营监禁十年的徒刑（后来予以释放）。他承认，因父亲被捕而产生怨恨和复仇心理，促使他参加了哈尔科夫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反苏集团。”安全部门的这个说法令人生疑，因为“破坏石油工业”这样的罪名，那是要枪毙的，怎么又在括号里说放了呢？何况，在朗道的亲笔交待里，没有任何文字提到他父亲被捕。苏联解体以后，朗道的外甥女为此写信到她外祖父生前居住过的城市列宁格勒和巴库查询。列宁格勒克格勃的答复是：没有她外祖父被捕的纪录。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的答复是：朗道的父亲曾在1929年被捕，不过原因是“非法持有革命前制造的金币”；半年后，当局决定按当时的兑换率付给他苏联的钞票并且予以释放。看来，这项所谓破坏石油工业的罪行，以及“朗道承认”之类的说法，无非是安全部门的习惯性做法：或凭空、或夸大地编造出一些“事实”和口供，来证明敌对势力“反苏”，无不是出于自私狭隘的动机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
历史的真相，或许可以从下列若干事件中找到一些线索：1936年，他曾同一位到访的西方物理学家说：“我估计总的形势会有所宽松，斯大林现在也赞成自由选举了。”从中可以感到朗道已经对当时的苏联缺乏民主有所不满了，虽然还心存期待。可是，1936年8月莫斯科大学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老布尔什维克党员鲍里斯•盖森 被捕，四个月后遭到枪毙。朗道的朋友，理论物理学家马特维•勃朗斯坦也在同时被抓，在次年的二月遭到处决。他们都属于物理学界在大清洗中的第一批受害者。朗道当时不到3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又是一个“生不逢时”），自己的同事、朋友不明不白地“人间蒸发”，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大概是导致朗道对苏维埃制度彻底失望、促使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那张传单的第一句话就反映了作者的愤慨。
另一个事件是，他还在哈尔科夫的时候，所在的研究所任命了一位新的所长。新所长的任务是把研究工作引导到军事和实用的方向。考虑到当时法西斯在德国和意大利日益壮大，政府的这种政策实在也无可厚非。但朗道为了维护自己的理论物理研究，同新所长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的尖锐程度，可以从以下事态看出：朗道私下里打算把自己的理论部分裂出去。他那个不黯世事的学生在领导面前证实了朗道的计划——他不懂得在官方眼里，这种行为等于是破坏苏维埃军事工业，因而被朗道逐出师门；而坚决支持朗道的柯立兹则被抓进监狱。在朗道交涉下，柯立兹不久被无罪释放，但克格勃的档案里却写着这样的评语：“该人是朗道为首的反革命破坏组织的成员，应继续加以监视。”克格勃的档案里还记载着，1937年，安全部门在哈尔科夫逮捕了若干科学家，其中两位在枪毙之前坦白：朗道是他们的反革命组织的头头。看起来，朗道早已在安全部门的监控之中。他也许“凭着反革命的灵敏嗅觉”有所警惕，所以决定出走莫斯科，投奔到卡皮查这棵大树底下。而当局之释放柯立兹，不过是欲擒故纵之计，用他来钓朗道这条大鱼的。五一节传单事件促使了秘密警察采取行动。
朗道被投进了监狱，当局并没有公布他的罪状。他的学生和同事以至亲属，大都猜测他是受到了某个私敌的诬告。这样的猜测并不是无端的，因为朗道得罪的人太多：他才华出众、少年得志、自视甚高，又口无遮拦，缺少心机，常出言不逊，伤人无数。在朗道身后人们对他的回忆中，这方面的轶事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比如，传说他对于世界上的物理学家有一个自己的排行榜——到底是物理学家，排行用的是对数标尺，即每一级的贡献都比下一级高出十倍——处在顶级的是爱因斯坦，比他低半级的是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和费米，自己则比他们再低一级；至于在苏联的物理学家中，自己是老大，老二和老三空缺，老四则是他最器重的一个学生，其余相当有名的苏联物理学家都是等而下之，无论知识和才华都不在他的眼里。又比如，有一年愚人节他开了一个玩笑——在布告栏上贴出了自己对研究所每个人评定的能力和工资等级，差不多把所里的人得罪完了。至于对他的学生，严厉训斥更是家常便饭，而且骂得有“科学含量”——他常常根据恩格斯的语录“劳动使猿变成人”说，人如果不劳动，就会重新长出尾巴爬上树去。于是那些被认为偷懒的研究生会被他骂为“长出尾巴来了” 。以至在朗道办公室的门口，有人贴了这样一张告示：“小心！他会咬人！”，仿佛里边养着一条恶犬一样。还有一幅流传甚广的“对驴讲经图”描写朗道讲课的情景，只见背上生着天使翅膀的他在上面滔滔不绝，而学生们全被画成头上竖着长耳朵的蠢驴在下面昏昏欲睡，这多半反映了曾受他贬斥的学生心目中的师生关系。不难理解，这么一个目空一切的家伙，上上下下都有不少人希望看到他倒霉。
朗道被捕当天，研究所所长卡皮查就给斯大林上书。他也被蒙在鼓里，同大家的猜测一样，认为自己这位鹤立鸡群的下属得罪人太多，因而遭到诬告。信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
　　我所科学家朗道在今天早晨被捕。虽然只有29岁，他同福克已是我们苏联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在磁学和量子论方面的论文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引用。去年，他发表了关于恒星辐射能源的出色研究成果，这项工作有可能回答以下的问题：太阳和恒星的能量为什么没有随时间发生明显的减弱？为什么没有枯竭？
玻尔和其他主要科学家都认为，朗道的这些思想有远大前途。
我可以肯定，失去科学家朗道将使苏维埃科学，乃至世界科学蒙受明显而严重的损害。当然，一个人聪明才智再大，也不允许他违反我国的法律。朗道如果有罪的话，他理应受到惩处。
不过我恳求您明察他的非凡的天赋，下令慎重审理他的案子。
　　在我看来，朗道性格方面的缺点亦广为人知，这一点也请您明察。他喜欢跟人争论，而且言词锋利。他喜好挑别人的毛病——尤其是地位崇高的老人、科学院院士的毛病。一旦发现，就加以张扬嘲笑，这使他树敌甚多。
　　他在我们的研究所里也是个不易相处的人。不过加以提醒尚能改正。由于他的特殊天赋，我常宽容他的行为。而且，我也不大相信朗道会有不忠诚的行为，尽管他有性格上的缺点。
朗道还年轻，还能为科学做许多工作。只有他科学上的同事才能说这样的话。因此，我给您写这封信。[Gotsman et al 1990, p.17]

考虑到“大清洗”时代的恐怖气氛，即使是写如此婉委的信，可以想象，也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信中也透露了朗道恶劣的群众关系。如果当局愿意稍加利用，很容易使朗道灭顶于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例如，不必公布他那张传单——那样会造成反动内容的扩散，只要找一两个“苦大仇深”的学生带头控诉他专横跋扈的学阀作风，或者动员某个受过他奚落的院士出来斥责他从“狂妄自大发展到同党分庭抗礼”，然后发动全所员工对他的反动言论直到生活作风各个方面，深入揭发批判，不愁没有足够的材料把他搞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果这还不能把朗道的反革命气焰打下去，那就把群众揭发材料登上《真理报》，加一个编者按什么的，定能使广大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把肺都气炸了”，引来全国的愤怒声讨。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苏联的专政机关不走群众路线，内务部对朗道的案子采取了完全秘密的审讯。
朗道档案里的记录显示，他的罪名极为严重：反革命组织的头目。在最初的时间里他被每天罚站七个小时，而且受到种种威吓。可怜他一介书生，狂傲有余，如何顶得住无产阶级专政软硬兼施、宽严相济的强大威力？坚持了两个月之后，他坦白了自己参与的“反苏”活动。在他的档案里，一份出于他亲笔的六页纸的交待里写道：“传单出于柯立兹之手，我总体上同意它的内容，提了修改意见。”另一份审讯记录则记载了这两个“反苏分子”的“风险评估”：朗道认为散发传单太冒险，柯立兹的意见是这样的政治破坏活动有可能引起人们注意并产生重大影响，最后朗道赞成了他的估计。其实，不用他交待，人们也可以从这份传单的一针见血和直截了当的风格看出朗道参与的痕迹。此外，他索性“竹筒倒豆子”，交待了自己的“反苏”思想，档案里那份亲笔交待记录了他的自白：“1937年初，我们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党已经堕落，苏维埃政府已经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了一小撮统治集团的利益，因此，国家的利益要求我们推翻现有的政权，在苏联建立一个保留集体农庄和国有财产、然而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上的国家。”
看来，这种“公有制加资产阶级民主” 就是朗道及其同伙的“反革命理论纲领”。为了这样一种不同政见，柯立兹付出的代价是在古拉格度过了二十年。刑满释放已经是赫鲁晓夫时代，即使到了这时候，当局也没有为他平反。卢默尔同传单关系不大，则在一家劳改科研机构关了十年。比较起来，朗道的命运要好得多——他只过了一年的铁窗生活。那是因为，当许多老科学家正在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小子终于栽了跟斗而窃喜的时候，卡皮查却在等待时机把他营救出来。
卡皮查也许不清楚朗道系狱的真实原因，但深知朗道天才的价值。然而，他也知道，要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底下救人，弄不好自己也会赔进去。所以他在给斯大林的上书里没有要求放人。等了一年，他感到事态有所冷却，内务部又换了新的头目贝利亚。而且自己的地位有所加强——他正被委以把科研基地转移到大后方的重任，因而同高层领导多有接触；而且他最近还发明了一种对冶金工业十分重要的制氧技术。于是在1939年4月6日，他给当时苏联的第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口气稍微加强了一点，是这样写的：

莫洛托夫同志，
　　最近我在对接近绝对零度时液氦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将可对这个现代物理学中最奥秘的领域有所澄清。我准备在今后几个月内将部分工作予以发表。不过我需要理论家的帮助。在苏联，只有朗道一个人从事我所要求的这方面理论研究，可惜，过去一年他一直在监狱里。
　　我一直抱有他能够获释出狱的希望，坦率地说，我不相信朗道会是国家的罪犯。我不能相信，因为像朗道这样聪明而有天赋的青年科学家，年仅三十，已经在欧洲获得公认的声誉，他是一个有雄心的人，在科学上成果累累，不可能有动机、精力和时间从事其他的活动。
　　当然，朗道说话尖刻而且不知分寸，加上他的机智，制造了许多乐于看到他倒霉的敌人。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毛病，我没有注意到他有任何卑劣的行为。
　　我说了这么多话，无疑闯进了内务部的禁区。不过，我还是要指出以下几点特别的原因：
1. 朗道已经入狱一年，调查还没有结束，这样长的时间是不寻常的
2. 我作为他工作的研究所所长，对他被控告的罪行毫无所知。
3. 最重要的是，苏维埃和全世界的科学界已经有一年的时间被原因不明地剥夺了朗道的智慧。
4. 朗道的健康恶化，如果他瘐死狱中，那将使我们全体苏联人民蒙羞。
为此，我向你请求,能否催促内务部加快朗道案件的审理？如果做不到，能否像他们利用工程师囚犯那样利用朗道的大脑在监狱里从事科学研究？ [Gotsman et al 1990, p.18]　

在给莫洛托夫写信的前一天，他还给贝利亚出具了担保书：

　　我郑重提出释放物理学教授朗道的请求。
我个人向内务部保证朗道在我的研究所内不会从事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反革命活动，我还以最大努力保证他不会参与研究所以外的反革命活动。[Gotsman et al 1990, pp.18－19]

可以看出，卡皮查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为了把朗道救出铁窗，他不惜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进去了。

朗道这种直接攻击斯大林个人的案子，估计除了斯大林本人，任何人都不敢做出宽大处理的决定。也许，卡皮查关于朗道人才难得，以及保护朗道关乎苏联国家荣辱的说辞，终于说服了斯大林，使得朗道在被捕一年零两天之后得以保释出狱。据他的家人后来说，释放的命令下达时，朗道已经虚弱得不能行走了，在监狱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才使他恢复健康和体重，能够自己走出监狱。朗道事后说：“我在监狱里蹲了一年时间，当时我以为最多只有半年可活。”
卡皮查说得很准，出狱后几个月之内，朗道成功地完成了低温下液态氦超流动性的理论解释。出狱后的朗道确实没有再从事什么反革命活动——他不能连累自己的保人卡皮查。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看来也使他明白，天生其才，不是让他干策划于密室、呼啸于闹市、救万民于水火这一类勾当的，他的使命是在书斋里潜心穷究自然界的奥秘。因此，遇到敏感的政治话题，他有时会学着马戏团小丑的腔调说：“我是胆小鬼！我是个懦夫！”来绕开。 一年的牢狱之灾，换来三十而知天命，倒未尝不是“坏事变好事”。
1940年，卡皮查又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询问能否提名朗道为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信中说:

莫洛托夫同志！
　　随着科学院选举的临近，因为瓦维洛夫院士生病，施密特嘱我同约飞和瓦维洛夫等主要科学家讨论院士候选人的名单问题。科学界的舆论显示朗道是一个有力的候选人，不过人们不知道他仍在我的监护之下。我也不知道，政府里除您以外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因此，我必须向您请示，朗道这种身份是否妨碍他的提名。
　　我要向您报告，朗道性格已有改善。他现在性情较以前平和，也更加自律。如果继续下去，他将能重新做人，被大家接受。他在科学上和从前一样努力工作，过去一年里完成了两项重大的研究。
为了在这件事上不再打扰您，如果在本周末前我没有收到您的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朗道是被允许提名为院士候选人的。[Gotsman et al 1990, p. 19]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朗道的释放是最高领导同卡皮查之间的一项秘密协议。多年以后，卡皮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于朗道在这一年里的遭遇只用一句话带过：“朗道在物理问题研究所一直工作到去世，只是在1938年有过一年的中断。”
无法查明卡皮查对朗道的监护延续多久。只知道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卡皮查的研究所被征召到原子弹的研究中来。苏联核武器研制的最高领导正是克格勃的头目贝利亚。老谋深算的卡皮查以善于同克里姆林宫打交道而著称，这时却犯了个错误，他竟然冒失地向斯大林进言说，贝利亚不适于领导这项工作。贝利亚权倾一时，本来是要杀掉他的，不过斯大林知道卡皮查有国际影响，把他的老命保了下来。但从此卡皮查自己也成了被“监护”的对象，直到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被赫鲁晓夫处决为止。有一段时间，卡皮查被软禁在莫斯科郊外，朗道跟他的地位调了个个儿，成为少数有勇气每月去探访他的人之一。
朗道在苏联的核武器研制计划中从事的不是物理研究，他做的是应用数学和数值计算方面的工作。当年他在氢弹计划的计算中发明的特殊数学方法，在1958年部分解密，收进后来出版的《朗道论文选》里，同他的其他论文放在一起，显得不太协调。朗道没有深入参与苏联核武器研究，一方面大概是领导对他还不大放心，另一方面也是朗道本人不热心，他认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应该尽可能远离这类研究工作。有意思的是，尽管克格勃始终监控着朗道的思想动向，当局一直都知道他对于核武器研究的厌恶态度，却仍然两次授予斯大林奖金，以褒奖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并在1954年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朗道跟人说：“我用不着怕他了。”从此离开了核武器的研究。
朗道在1934年后再也没有出过国。每次接到国外的邀请，他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我的日程都已经预先排定，请原谅不克分身往访。”赫鲁晓夫时代，他曾尝试申请出国，为了审批他的申请，党中央向克格勃调阅了朗道在1947到1957年间的谈话记录。这是克格勃根据“来自朗道周围的侦探们所作的密报和侦察技术手段提供的大量情报”编撰的。这份资料让我们有机会窥视到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门运作之一斑，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朗道的思想演变的线索。
这是以当时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的名义呈报给苏共中央的一份绝密材料，1993年刊登在俄罗斯期刊《历史档案》上。 其中对朗道的背景有如下的介绍：

朗道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其父1930年曾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捕，但朗道隐瞒了这一事实。
1939年，朗道因参加反苏团体被苏联内务部逮捕，但作为理论物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被释放。
许多年间，从他的政治观点看，他是个有明显反苏情绪的人，他敌视苏联的一切，按照他的说法，他处于“奴隶学者”的地位。[克格勃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 1957]

这份档案材料表明，虽然尝过了铁窗风味后朗道在政治上比原来谨慎得多，而且他也不会不知道自己受监控的处境，但是在某些私人场合，他本性难移，仍然不改尖锐泼辣的作风，忍不住对世事发表评论，从而免不了被克格勃探知和记录下来。报告中就列举了很多朗道平日的言论，来证明他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例如，1948年一个侦探就一次同朗道的谈话报告如下：“朗道认为，美国是最有爱心的国家。朗道说，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上面说某位美国科学家，好像是捷克籍的，表示想到苏联来。于是他说，这个蠢货！要是我能同这个人换换位置就好了。”
关于朗道“敌视苏联的一切”，也有许多证据，比如他对于当时苏联科学界的看法是：“（科学界）已彻底地卖身投靠了，而且比国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外的学者毕竟还拥有某种自由。”“不仅科学家是这个样子，评论家、文学家、报刊杂志记者也是这个样子。这真是寡廉鲜耻，不值得一提。他们有人给钱，所以上边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在我国，人们既不懂得科学又不热爱科学，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领导科研的是一些钳工和木匠之类。科学家没有自由展示个人才能的机会，工作方针是由上边规定的。”
朗道对于当时苏联当局宣传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以为然，他说：“爱国主义路线妨碍了我国的科研工作，使我们同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更加隔绝，与领先的科技人员更加疏远。”“我不会把科学分为苏联的科学和外国的科学。谁发明了什么，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事。因此，我不能参加目前流行的、强调苏联和俄罗斯科研工作领先的鼓噪。”“苏联物理学处在什么位置，是处在第一位还是处在第十位，这不关我的事。我已经被贬到‘奴隶学者’的地位，这一点恰恰是决定一切的。”
此外，朗道对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也时有犀利的批评。例如，关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朗道的评论完全与当局唱反调——他认为发生在匈牙利的事件是“匈牙利革命”，是“可喜可贺的事件”，是“英雄的人民”为自由而战。他说：“这实实在在是全体匈牙利人反抗奴役者，即反抗匈牙利一小撮人，主要是我国一小撮人的革命。”“我要对匈牙利顶礼膜拜。”对于苏联政府，他说：“我们这儿的人手上沾满了匈牙利人民的鲜血……我们的国家，是被一群犯罪分子统治着。”
从匈牙利事件说起，他还进一步批判了列宁——1956年11月12日，朗道在自已寓所里谈话，当有人议论到苏联政府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时说：“假如列宁在世的话他肯定会感到震惊。”朗道对此的答复是：“列宁也做过见不得人的事。请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义。……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和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动了起义。他们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可得到的却是子弹……”他认为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中夺取政权本身就是基于“违背道义的思想”。他说：“作为党的基础的思想是耶稣会式的。这种思想要求对上司要绝对服从。这是典型的耶稣会式的思想，耶稣会的整个历史即是如此。” 他的结论是：“显而易见，列宁是法西斯的始作俑者。”
这些话说明，出狱后的这些年里，朗道在探索物理世界的奥秘的同时，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社会及其制度一直没有停止观察和思考。同1938年相比，他虽然不再有反革命活动，反革命思想却与时俱进——他对于斯大林专制的憎恨已经发展为对列宁建立起来的制度的批判。这一点可以从档案里他的另一些谈话看得更清楚，他说：“我们的制度是官僚阶层的权贵们专政的制度。我否认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生产资料绝对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达官显贵。”——如果说，1938年，他还是肯定苏联的公有制的，只不过要求加上“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到了五十年代，他显然认为这个公有制已经蜕变成“官有制”了。因此，他说：“我们的这个政权，根据我1937年以来的经验，绝对是一个法西斯政权。现在依然如此，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我认为，只要这个政权依然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指望它改观，这是不可能的，简直是开玩笑。”
朗道甚至早在1956年就探讨结束苏联政权的可能性：“苏联的现状不会长久继续下去。” “如果我们的制度不能用和平方式结束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随着大战也会带来各种灾难。因此，用和平方式让苏维埃制度消亡的问题，从实质上讲，事关人类的命运”；“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不通过战争就能使我们这里的政权消亡——是用革命的方法还是改良的方法，这并不重要，反正都一样——那就不会有战争了。没有法西斯，就不会有战争。”
当年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看到朗道这些触目惊心的反动言论，不用说，他的出国申请当然是泡汤了，连访问友好的兄弟国家中国都得不到批准。朗道的心情可想而知。1959年，他找到了一个机会来表达他的强烈不满。那一年，有一个国际物理学大会在基辅召开，朗道和其他一些科学家被通知不准出席，理由是他们接触过苏联核武器研究的机密。连在自己国家召开的会议都不让出席，这规定引起了朗道的愤怒，他宣布照样会到基辅去并要把这件事捅出去。面对朗道的抗议，当局最后收回了成命。
苏联政府在对待这件事以及朗道的其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克制，令我们不禁要为朗道庆幸，也为苏联物理学庆幸。上面介绍的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朗道“逢苏必反”的罪证了如指掌，无产阶级专政若有意给他一点教训以示薄惩，真是易如反掌。比如可以不许他收研究生和教书，通知学报不准刊登他的文章，他的学术生命将就此结束，更不要说什么创立学派了。然而，安全部门只限于默默地监听，并不采取行动。对于他的有些行为，如每月给流放中的同案犯卢默尔汇款，也不加阻止。在科学研究方面，除了不准他出国与国外同行交流之外，当局未多加干预——既没有限制他收徒授课，也没有禁止他用真名在国内外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甚至没有为他参加科学院院士的评选设置障碍。朗道早在1946年就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他的学生中后来也有多人当选为院士，包括在200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阿勃利科索夫和金兹伯格 。朗道和栗弗席兹合著的理论物理学教程在1962年还获得了列宁科学奖金。这一切显然都是苏联当时的最高领导所首肯的。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不过七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人们对这个时期有许多负面的评价，不过未来的科学史家应当记得，这个时期产生了杰出的科学家朗道以及对物理学有深远影响的朗道学派。公平而论，这一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届政府“有所不为”的态度。这虽然说不上是法治意义上对权力的自我约束，但毕竟使朗道和他的学派免遭摧残，为苏联的物理学保存了一线命脉。
谁也没有料到，就在朗道的事业和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跌宕而多彩的传奇人生中，增添了一幕令人痛心的悲剧——1962年1月7日这天，他在一次车祸中几乎丧生。那天早晨，他坐车到离莫斯科125公里的杜布纳去看望外甥女。天寒、地冻、路滑，他坐的车子同迎面开来的卡车相撞。可叹命运给予了他特殊的天赋，这一次却疏忽了对他的眷顾，车祸中的其他人都只是轻伤，唯有朗道撞断了多根骨头，撞裂了头盖骨，头脑和内脏严重受伤，医生几次宣布他已经临床死亡。但是，这时候的朗道，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喜欢挑刺的后生小辈了，而是苏联最大的理论物理学派的开山宗师。他重伤的消息使得整个物理学界动员起来，把全世界最好的药物和医生调到莫斯科来，在昏迷两个月之后将他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使他逐步恢复了知觉和语言能力。
也许朗道的车祸让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产生了紧迫感——诺贝尔奖只能授给在世的人，假如朗道不幸在车祸中身亡，那难堪的将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于是，这一年的年底，他们决定把当年的物理学奖授予朗道，表彰他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液态氦超流动性理论以及成为物理学经典著作的理论物理学教程。由于朗道的健康不允许他远行，颁奖仪式专门为他破例在莫斯科举行，由瑞典驻苏联大使代表国王授奖。
朗道经历车祸虽然大难不死，健康和智力却从此一蹶不振，他的学术生命已经终结。1965年，他的学生们知道恩师将不久人世，专门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物理研究所。1968年4月1日，朗道与世长辞，终年60岁。他生命的最后六年已不复当年那种才华横溢、指点江山的风采。可以想象，假如不是那场几乎要了他命的车祸，朗道多半能够再活一二十年。那样，除了继续推动物理学的进展以外，他将能够欣慰地看到自己的恩人卡皮查在1978年，也因为在同一个领域——液态氦超流动性——里开创性的实验工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假如没有那次车祸，朗道能否活着看到苏维埃联盟的解体呢？我们没法猜测。不过，苏维埃制度在相对和平的情况下消亡，正是他生前的愿望。而且，解体后的俄罗斯、乌克兰和阿塞拜疆三国争相把朗道放进自己国家的先贤祠、名人堂里，乌克兰国家银行在2008年还发行了铸有他头像的银币来纪念他的百岁诞辰。朗道若是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吧。然而，他那“公有制加资产阶级民主”的理想并没有在原来的苏联这片土地上实现，也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实现。对于这一点，这位才华横溢而又向往公平与正义的科学家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参考文献

Ginzburg, V. 2003. Autobiography, 见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hysics/laureates/2003/ginzburg-autobio.html.
Gorelik, G. 1955. Lev Landau, Prosocialist Prisoner of the Soviet State. Physics Today. May. 11－15.
Gorelik, G. 1997. The Top Secret Life of Landau. Scientific American. August. 72－77.
Gotsman, E., Ne’eman, Y. and Voronel, A. 1990. (eds.) Frontier of Physics——Proceedings of the Landau Memorial Conference (Tel Aviv, June 1988). Pergamon Press. 6－10.
Ryndina, E. 2004. Family Lines Sketched in the Portrait of Lev Landau. Physics Today. February. 53－59. （此文作者是朗道的外甥女，Physics Today 刊登的是删节版，全文见该刊网站。）
管惟炎 2002. 《口述历史回忆录》. 李雅明主编. 何淑铃整理.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
克格勃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 1957. 引自“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网页http://www.coldwarchina.com/kfda/egda/001847.html. 刘尔勋译. 杨存堂校注.

2009年3月5日完稿。

原载《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 第2期（2009）人物•访谈专栏

叶志江：亡命天涯

◇　清华园的不眠之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夜，几千名北京中学红卫兵“血洗清华园”。见证了清华大学半个多世纪荣辱兴衰的二校门在“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声中轰然倒下。当上百名年老体衰的大学教授和校系领导在红卫兵的皮带抽打和驱赶下，背着二校门倒塌后的残砖断石在地上匍伏时，当红卫兵在那些被伤者的鲜血染红的水泥地上用墨汁书写“狗血”两字时，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文明的毁灭呵！
　　那桐，光绪年间举人，清末朝廷重臣。洁白的二校门上镌刻着他书写的“清华园”三个擘窠大字。一九二五年，这位经历了民国变故的满清遗老尚能在北京金鱼胡同家中寿终正寝。然而，他兴办的东安市场和题字的清华校门在文革中却不得安宁。在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红卫兵破四旧时，一个被改名，一个被推倒。
　　二校门虽因那桐的题字被红卫兵判定为“封资修”，因而难逃厄运，但“血洗清华园”事件却与那桐无关，而是起因于刘少奇被黜。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身穿军装，“神采弈弈”地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国家主席刘少奇虽然依旧随侍在侧，但神情呆滞，见报的排名从党内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号。
　　在中国的政治上空中，这无异是一个惊天骇雷。
　　大概是因为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文革初亲临清华园指导运动的缘故，对政治十分敏感，或被斥责为“十分投机”的清华学生闻风而动，纷纷贴出炮打王光美和刘少奇的大字报。
　　八月十九日，唐伟和陈育延这对在清华园渐露头角的“金童玉女”打响了第一炮，指责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耸人听闻的题目取得了爆炸性的效果。
　　文革初期曾左右清华运动方向的一批高干子弟也不甘落后。同一天，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雷蓉、王晓平、袁塞风和王新民等七人紧随唐伟和陈育延其后，联名贴出《三问王光美》。
　　八月二十一日，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不得不站出来表态，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上演了大义灭亲的一幕。
　　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写的那张致刘少奇于死命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也不知从什么渠道泄露出来，被转抄于清华园中。文中并未点名，寥寥数百字，但言简意骇，其中“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一句，让人吃惊，也让人感觉出毛对刘少奇的愤恨跃在纸上。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敢或不肯相信这是真的。转抄的大字报贴出后，迅即被人撕掉或覆盖，于是又重贴。如此反反复复，一定让毛泽东深感在中国“言论自由”之不易。
　　一时间，清华园里人头簇拥，热闹非凡，俨然成了得天下风气之先的圣地，吸引着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前来朝拜、取经。那几天，涌到清华园看炮打刘少奇大字报的校外群众，每天都有十万人之多。
　　迄今为止，尚无人出来证明清华学生这次炮打刘少奇的行动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如果文革中的每件大事都需要找出一个幕后黑手的话，我看只有请毛泽东他老人家出来承担责任了。就像两年后他向蒯大富坦陈他就是几万名工人进入清华制止武斗一事后面的“黑手”。
　　在历史大变革中，异常的喧闹往往暗含杀机。
　　三百多年前的甲申年间，李自成进京，崇祯皇帝自镒于煤山。
　　当流氓气未除的农民军将领胜利冲昏头脑地“绑吴襄而追求陈圆圆”，大闹京城时，他们未曾料到山海关外辽东大地上崛起的女真族正在虎视眈眈。
　　当书生气十足的清华学生虚张声势地嚷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大闹清华园时，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仅一墙之隔的清华附中校园里崛起的红卫兵正在虎视眈眈。
　　六六年初夏，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清华附中学生沿用俄国十月革命中使用过的“红卫兵”一词作为他们的造反组织名称。成立之初，他们恐怕未曾料到这“横空出世”的红卫兵日后会像进关的清兵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向全国。
　　这早期的以高干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的北京中学生红卫兵除了几篇受到毛泽东赞赏的鼓吹“造反有理”的文章外，日后更多地是靠“铜头皮带”名垂青史的。他们在“红八月”中用铜头皮带制造的“红色恐怖”曾让老百姓们闻风丧胆。
　　在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从来都是由大学生们搞起来的，唯独这一次是由中学生带的头。因为少读了几年书，用铜头皮带代替钢笔墨水也就毫不奇怪了。
　　无论如何，文革让中国人民享受了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结社自由”的权利。不仅可以有组织，有纲领，在两年后行将退出舞台前，一些红卫兵组织居然还拥有了武装。
　　又因为是以高干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这早期的中学红卫兵将革命的目标限定于“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狗崽子”，以及他门眼中那些对狗崽子们温情脉脉的中学领导和教师。
　　当清华园中的大学生将大字报的矛头指向刘少奇时，他们敏锐地感到这场运动将危及他们处于高位的父母，或说得漂亮一点，将危及红色江山。
　　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奇点”：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竟然违背他打倒刘少奇的旨意。
　　在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带上红卫兵袖章仅仅六天，北京中学红卫兵却决定血洗清华园，撕掉那些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
　　其实，这多少有点本末倒置。红卫兵们应当先到中南海撕掉毛泽东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那绝对要比撕掉清华园里成千上百张无足轻重的大字报更加有效。
　　倘能如此，他们的父母和自身都可以免除后来的苦难。
　　史书上说十万清兵是被明朝的封疆大员吴三桂引入关内的。
　　几千名中学红卫兵也是由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的几个左派领袖引入园内的。
　　八月下旬，清华自动控制系学生，高干子弟刘菊芬到清华附中上演了吴三桂乞兵一幕，恳请中学红卫兵“速选精兵，直入南门、西门，菊芬自率所部，合兵以抵二校门，灭右派于清华，示大义于中国。”
　　南门和西门是清华园两个主要校门。我不知道刘菊芬是如何情词恳切地说动那些中学生的，这段话是我替她杜撰的，原文出自吴三桂致清摄政王多尔衮书：“速选精兵，直入中胁、西胁，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信中提到的“中胁、西胁”是指喜峰口、龙井关诸处，长城的两座大门。
　　虽是套用，同菊芬学长当年的陈情可以庶几乎？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几千名中学红卫兵在刘菊芬和贺鹏飞等人引领下杀入清华园。据清华附中当年的学生仲维光回忆，“那天黑压压的自行车队集中在清华附中的大操场上，一色褪色军装，手提宽宽的军用铜头皮带，浩浩荡荡杀向大学。”
　　贺鹏飞，开国元勋贺龙的儿子。他在这几天的行为耐人寻味，因为几天前，他带头贴出《三问王光美》的大字报，而当许多崇拜他的学生跟着他“Ｎ问”王光美后，他又带领红卫兵去撕毁他们的大字报。
　　莫非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在刘和贺的统一指挥下，这来自十二所中学的几千名红卫兵如同正规部队一样对清华园实行了封锁和分割包围，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大有当年彭德怀搞“百团大战”的气派。当时在北京市和全国各地发生的小股红卫兵的零星战斗和它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战役”的展开过程也显示出指挥者们的军事才能。不仅对需要攻占的“军事目标”（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大字报作者）有周密的部署，还有涣散敌方军心，制造恐怖气氛的战地广播。先头部队进入清华后，立即占领广播台。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你们不是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吗？那就给你们一身剐！和“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当时，我正在教室里写大字报。杀气腾腾的广播声让人感到来者不善，我告诫自己：今晚不要大意。这“一身剐”和“见阎王”都不是好玩的。我匆匆离开教室，骑车在校园里转了一下，只见已经进校的红卫兵正在展开队形，进入战斗位置。在清华广播台所在的明斋门口，我正好碰到贺鹏飞和几个红卫兵从里面走出来。当贺看到我时，便停下脚步，用手指着我，对身旁的红卫兵说了什么。
　　八月二十日，我曾贴出大字报《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危言耸听地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事件，其成员大多来自原陕北红军。无独有偶的是，刘少奇反党集团的很多成员也都来自原北方局。”
　　这张“打击一大片”的大字报是我读了太多的革命回忆录，察觉了一点党内山头主义的蛛丝马迹后借题发挥而成的。大字报贴出后不胫而走，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轰动。
　　贺鹏飞的指指点点让我立即明白，我因这张大字报而被列为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了。但我也明白他们的“总攻”时间未到，不会对我立刻下手。因此，我示威性地骑车在他们面前画了一个圈，然后扬长而去。
　　公正地说，毕竟是“将门出虎子”，贺鹏飞对这次行动指挥得有声有色，大有可圈可点之处。即以拉倒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一事而言，一则可以掩人耳目，以“砸烂旧清华”来掩盖撕毁大字报的真正用意，二则可以对敌人起到威慑作用，而且如同当年解放大军将红旗插上蒋介石的总统府一样，成为取得胜利的标志。
　　然而，历史往往会同人们开玩笑。今天，清华二校门倒下瞬间的照片已经或将成为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中学红卫兵在文革初期制造“红色恐怖”的标志性镜头。
　　平心而论，如果当年红卫兵不以推倒二校门和对校中的教授和干部肆虐来掩饰他们对抗毛泽东旨意、撕毁炮打刘少奇大字报的行动，在刘少奇得到昭雪和文革被彻底否定的今天，历史将会为他们对抗毛泽东旨意的“反潮流”精神写下浓重的一笔。
　　文革的诡异之处在于当时的一切行为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清华大学的学生视炮打刘少奇为革命行动，而中学红卫兵也以推倒二校门和对教授和干部肆虐为革命行动。当尘埃落定后，当初的革命行动都受到了历史的审判。
　　比那些在二校门的废墟旁匍伏挨打的老教授、老干部们幸运的是，我在“红色恐怖”肆虐前逃离了清华园。当我离开明斋后，我估计南校门和西校门一定已被封锁，但清华人称之为“西南校门”的一个小门可能还未来得及布防。我便是从那里“溜”走的。
　　多亏吴三桂致清摄政王多尔衮书中没有提到“直入西南胁”。
　　当晚，据说有近百名红卫兵先后到我的宿舍来抓我，说是要给我“一身剐”。但他们扑空了。倘若那天我被红卫兵抓住，说不定我就有幸名列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中了。
　　红卫兵在清华园的肆虐伴随着游行队伍中令人心惊肉跳的口号声一直持续到清晨，躲在家中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也不能幸免于难。红卫兵逐家挨户“打扫战场”，除了就地处理的，很多人被殴打后集中关在“生物馆”。
　　多么名副其实的关押场所呵，失去了人的尊严后，难道不就是可以视他们为某种生物了吗？
　　逃离清华后，我又作了一个明智的判断。我没有回家，而是混在几百个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中，在北京大学一个饭厅里，躺在铺满稻草的地上安然入睡了。
　　在我进入梦乡时，另一股红卫兵杀入文联。老舍不堪凌辱，在北京太平湖投湖自尽。
那真是一个令许多人难以入眠的恐怖之夜。
　　第二天，红卫兵果然又到我家里搜捕我，但他们又一次扑空了。几天后，我在动农系学生姚永宁的保护下，和他一起逃离北京到达重庆。

◇　雾都重庆

　　红军逃离中央苏区根据地进行长征时，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号，我和姚永宁则称自己的逃亡是“南下串联”。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央发出通知支持全国大串联，学生凭学生证乘车、吃饭和住宿都不要钱。这一通知不仅对我几天前逃出北京一事作了“背书”，而且为我的“百日大逃亡”埋了单。
　　人还真有走运的时候。为此，我不得不为“大串联”一事美言几句。
　　据统计，一九六六年全国在校大学生约为五十三万人，中专生为四十七万人，中学生为一千两百五十万人。
　　这一千三百多万名学生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应当有过大串联的经验。
　　让这些青年学生在全国满地乱跑无疑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最浪漫的一次大手笔，不管当时和后人对它如何评说，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应当是深远的。
　　对这一千三百多万名学生而言，那真是大开眼界的日子，祖国的壮丽河山，人间疾苦，以至于文革真相尽收眼底。
　　这满地乱跑的学生中必定有日后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的有志之士，他们已成就为今日的文学大师、理论权威、财经专家，乃至真命天子和朝廷重臣。青年时代的这一经历无疑在他们的人生经验中留下过痕迹。
　　重庆，我少年时代梦魂牵绕的地方。不记得是在哪一本书中读过的一句话“山城重庆，我回来了。”竟让我对这座云遮雾绕的城市心向往之。当我决定逃亡时，来自我心底的呼唤便是：“山城重庆，我来了。”
　　山高水远，又是“逃犯”，一路上险象环生。在宝鸡站，我稍有疏忽便差一点被人认出而抓获。消息传到清华时，竟误传为我已落网，连累光美同志听到后对她脱口而出的“叶志江该扣”这句话急急忙忙解释说：“我这句话讲错了”。
　　在重庆，我们不敢去大学住，便在重庆市江北下横街一个小学落脚。这和红军长征时避开大路，专挑小路走也是一个道理。
　　我们以为这样一来，红卫兵不会发现我的踪迹。
　　不料，几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当我和姚永宁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坐船回到江北时，下横街小学十几个学生正在码头等我。他们一见到我，便急忙告诉我，几个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在学校里守着，要抓我。他们将我的衣物悄悄地带了出来，在码头上等了我几个小时。
　　我后来得知，那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工程物理系学生易振亚发现了我的踪迹后，带了清华附中和重庆十八中的几个红卫兵前来“追杀”我。
　　望着这些聪明而可爱的孩子，我不禁热泪盈眶。他们都是只有十岁左右的娃娃呀，带头的一个女孩子也只有十二、三岁，却已经这样懂事和重感情。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这些孩子将我看成是他们的大哥哥，每天围着我，听我讲关于北京的见闻和革命故事。我也带他们到重庆市里参观或参加游行，一起吃城里的小吃。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我知道他们也舍不得离开我。但他们就像大人一样懂事，提醒我说，那几个红卫兵也可能到码头来抓我，要我快跑。
　　下横街小学曾是重庆市文革初期的一个热点。八月二十八日，重庆大学三十几个学生到江北张贴炮轰重庆市委的大字报，和正在下横街小学学习的民办小学老师发生冲突。循规蹈矩的老师们视炮轰重庆市委是反革命行为，用“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将大字报覆盖。双方先是唇枪舌战，继而肢体冲突。事后重庆市委授意和组织　一些干部、群众大做文章，指控重庆大学学生制造了“八二八流血惨案”，宣称有几个教师被学生打得脑震荡和脾破裂。更为耸人听闻的是说学生用门板给背微驼的下横街小学易书记“正驼背”。
　　当我和姚永宁对事件真相进行调查时，这几个下横街小学的学生十分勇敢地站出来用亲眼所见揭穿了这些虚假的谎言。我之所以暴露踪迹恐怕和我们当时的调查活动有关。
　　大学生的造反行动已为历史否定，但卑劣的栽赃恐怕并不能因此而流芳百世。
　　小学生们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倾向，他们那种未被污染的童稚是世间最可珍贵的。
　　当年的娃娃，如今也都垂垂老矣。天涯海角，即使相逢也难以相认了。但他们晶莹纯洁的幼小心灵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那样美丽。
　　一九九八年，江北区政协在编辑《江北区文史资料》时，根据调查证实所谓“正驼背”、“脾破裂”等都是当时为了政治需要而虚假编造的。
　　这大概便是人们常说的历史真相，在回顾文革时，应当有这种正视历史的勇气。
　　第二天一早，我和姚永宁便在朝天门码头坐船逃往武汉。
　　九月底只能算刚入秋，但清晨的嘉陵江江面已被浓雾遮掩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和姚永宁在确认无人跟踪后，毅然踏上了停泊在岸边的东方红三十六号轮船上的甲板。
　　虽然有点惊险，但想起当年江姐上华莹山打游击时也是在这里上的船，一股热流顿时流贯全身，使我激动起来，仿佛自己真的成了出生入死的“革命党人”。
　　在船上，当我们注意到有两个女学生一直在打量我并窃窃私语时，不免又紧张起来。身在船上，已无退路，姚大着胆子上去询问。她们倒是十分和善，自称是清华数力系八字班（和我同系，但高一级）的学生，也是出来串联的，正在疑惑我是否就是叶志江。姚见她们并无恶意，便承认了，还请她们保密。她们一口答应，还成了我们很好的旅伴。也算是虚惊一场。
　　我和姚永宁相识才几个星期。他是动力农机系七字班的，比我高两级。他个子不高但相貌堂堂，有主见且富于正义感，对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十分同情。在我危难之际，有他相伴，也算是老天怜我。
　　在船上，我们享受了自逃亡以来最为轻松的三天。
　　白帝彩云，两岸猿声，美丽的自然景色和传说令人遐思悠悠。姚和我讲起了他的罗曼史。在合肥老家，他有一个中学同学，叫李木子。她的父亲是合肥一所大学的教授，早年留学日本，娶了位有日本血统的太太。女儿取名“木子”，听起来很像日本女孩子的名字，但这“木子”两字正好是将“李”字拆开，就又成了中国人。这个有如此美妙名字的女孩子十分温柔善良，而且长得很甜美。按理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姚永宁应当早日迎娶才是。不料，尽管两人相恋多年，但姚却迟疑不决。我问他原因。他说，李木子就像是他的“冬妮亚”，保尔的少年女友，一个资产阶级小姐！他喜欢她，但他更向往革命。他在追寻他理想中的“丽达”同志。
　　七十年代中期，当革命的光环被文革污染得暗淡失色后，我在合肥见到了姚永宁和他的新婚妻子李木子，还有她的父母亲。一家人显得是那样幸福和谐。
　　在苏联，保尔和冬尼娅因十月革命的发生而天涯各方。在中国，被文化革命搞得筋疲力尽的保尔回到了冬妮亚的怀抱。冬尼娅不属于革命，但她属于爱情。在革命被扭曲的中国，她理所当然地获得了爱情。
　　又过了若干年后，新一代的中国男人已不再追寻丽达而更欣赏冬妮娅了。姚永宁曾任厦门金龙汽车集团副总经理，退休后同他的“冬妮娅”在北京和厦门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当轮船经过三峡时，两岸雄伟壮丽的景色使我热泪盈眶。“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凡夫俗子的我也不免为之动情。或许，人在患难时容易多愁善感。
　　面对急流险滩和茫茫前途，我想起了少年郭沫若出川经过三｛时发出的感叹：人生行路真如这峡里行船一样，今日不知明日的着落，前刻不知后刻的行藏。我如今就好像囚在了群峭环绕的峡中—但我只要一出了夔门，我便要乘风破浪！……

◇　逃离旋涡

　　走出峡谷后的长江并没有以一泻千里之势划出一条笔直的河道，而是仿佛被突如其来的自由弄得不知所措，在坦荡的平原上恣意地迂回和旋转。
　　第四天，在接连几个急转弯后，汉口码头周围的建筑终于隐约可见。
　　在汉水和长江汇合处的江面上，百舸争流，汽笛声声，依旧可见九省通衢的气派，但融合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江汉关大楼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据说，顶上的大钟除报时外，每隔一刻钟会奏出英国“威斯敏斯特钟曲”的主旋律，肃穆而神圣。但我不记得在等待下船时是否听到过任何旋律，在文革的暴风骤雨中，这支带有西方色彩的钟曲应当已经停奏或被《东方红》乐曲所取代。
　　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起，武汉三镇多次成为政治旋涡的中心。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曾云集武汉，让这座城市又重温了一次“中心”的美梦，虽然短暂，倒也喧闹过一阵。
　　一九六六年九月底的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已经冲过江边的堤坝，涌向城中每一个角落。虽然是照样喧闹，但它要再次成为旋涡中心，还得再等将近一年的时间。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这喧闹终于到达了它的顶点。史称“武汉７２０事件”的发生使这座城市再次成为旋涡中心。当持枪的大兵和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的群众包围东湖宾馆时，毛泽东穿着拖鞋逃离宾馆内的“梅岭一号　”别墅，差一点成了“西安事变”中逃离华清池的蒋介石。在喧闹的旋涡向外延伸、扩展后，全国各地出现了更加惨烈的武斗局面。
　　当我们下船走到街上时，只见到处都是“南下一小撮滚回去”的大标语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伴随着高音喇叭的吼叫声和激昂的革命歌曲。旋涡的形成已端倪初露。
　　如梦如醉的“长江三日游”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文革的现实之中。
　　我们并不知道这座城市发生了什么事，但被勒令滚回去的“一小撮”肯定是指南下串联的北京学生，这意料之外的见面礼让我心惊肉跳。
　　文革期间每听到“一小撮”三个字我都会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在一所中学住下后，我蛰居屋中，而姚永宁外出侦察“敌情”。很快，我们便对当前的形势有了一些了解。
　　“红八月”后的北京。当我们在重庆和长江三峡“流窜”时，　借助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契机，另一股以大学生中的平民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北京各高校崛起，如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冈山公社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等。这些新成立的学生组织虽然沿用“红卫兵”的名称，但和尚未退出舞台的清华附中等各中学“老红卫兵”已分道扬镳。随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老红卫兵”们振臂一呼“造反有理”后，很快变成“保爹保妈”派。
　　在我们到达武汉前，两股红卫兵人马借着全国大串联之机云集这九省通衢之地，双方正在激烈较量之中。
　　在京城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因为传递了北京高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验，炮轰湖北省委，而在武汉市声名大嘈。
　　当时，这种“北京一条虫，出去一条龙”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这些由“虫”变成的“龙”在各地大造其反，炮轰各级政府机关和领导，加速了天下大乱，并使得大串联日后大背恶名。
　　当然，这也正是毛泽东的浪漫之处，他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他心目中的天下大治。
　　当武汉的学生在赵桂林的鼓动下在省委门前静坐，高喊“打倒　湖北省委”的口号时，老红卫兵们出于他们先天性的政治敏锐站到了湖北省委这一边。大名鼎鼎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袖卜大华和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明星”宋要武亲赴武汉，力挺湖北省委和省委书记张体学，并严词谴责南下学生中一小撮“狗崽子”反对共产党的“混蛋”行径。
　　宋要武，原名宋彬彬，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上将的千金。她因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而名扬天下。
　　众目睽睽之下，她尊毛泽东为红卫兵的红司令，毛以革命不能文质彬彬为由赐名“要武”。
　　皇恩浩荡，普天同庆。“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老红卫兵们用铜头皮带演绎了“要武”的真缔。
　　放牛娃出身的张书记也是个性情中人，而且显然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以至于在大会上控诉赵桂林时涕泪纵横。
　　老革命和老革命的后代在武汉组成了“神圣同盟”，共同对抗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见到的都是秀才哭诉封疆大员。金圣叹主演的“秀才哭庙”一案便是几千名秀才一起哭诉江苏巡抚朱国治。
　　毛泽东在延安看了京戏《逼上梁山》后写信给编剧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合，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因了毛泽东的这段话，“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成了文革中的时髦用语。
　　封疆大员哭诉秀才一例也算是文革对历史的再颠倒。
　　在尘埃落定后的今天，我们当然知道最后的胜利属于张体学和宋彬彬们的“神圣同盟”。湖北的老百姓至今还怀念着张体学这位“布衣省长”，可见他当年的政绩并不属于打倒之列。但在记载历史时，却不能因此而“宜粗不宜细”地否认当时赵桂林之流炮轰湖北省委的作为不过是响应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号召而已。
　　赵桂林之流归属于后起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或因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或各级党组织打成“反革命”，或因追求真理而投身运动，但在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指导下和中央文革的操纵下，他们很快成为全国各地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力。在文革结束后，他们连同那些跟着造反的工人被统称为“造反派”，其头面人物因乱党、乱军和武斗等罪名受到了清算。
　　清算当然是必要的，特别是对那些“官愤”极大的造反派头头，不关不足以平官愤。但这类审判往往因要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对他们的反革命犯罪情节“宜粗不宜细”后显得有点滑稽。
　　那些最早呼喊“造反有理”，制造“红色恐怖”的中学红卫兵的头面人物因为很快被迫退出文革舞台和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在文革后倒是个个身居要津。
　　这种命运的反差除了因为家庭背景的不同，还和彼此“造反”的对象不同有关。同文革中历尽磨难的“当权派”们相比，在中学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中受难的人或死去的冤魂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人物，无非是“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狗崽子”罢了，至多也就是一些中学校长和普通教师而已，如北师大附中的女校长卞仲耘。
　　文革后，小人物受难的故事自然被列为文革题材，被“宜粗不宜细”的筛子筛选掉了。老红卫兵们早已不约而同地遗忘或自愿放弃了他们当年的丰功伟绩，也就不需要他们再“说清楚”了。只有那些海外的学者和非学者们至今还在不识大体地去追寻这些“红色恐怖受难者”的亡魂，诉说着“我虽死去”的冤屈。并在对比两类红卫兵不同的命运后，不时提出一些关于历史真相和历史是否公正之类的学究式疑问。
　　和官愤相比，民愤有时是无足轻重的。
　　赵桂林之流当然无法预见他们日后的命运，在一九六六年九月那段日子里，他们正陶醉于自己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勇行为”。我未曾见到或不记得那些火热的场面，留在我记忆中的唯一镜头是赵桂林坐在窗前埋头读着毛选。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
　　当青年学生唱着井冈山时期的民谣，在各地省市委大楼前静坐示威大造其反时，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就像当年革命根据地的老百姓在追随毛委员闹革命。
　　两军对垒，武汉三镇气氛紧张，街上到处张贴着通令，要求逮捕赵桂林。南下的“虫”们已成众矢之的。卜大华和宋要武声名显赫，金口玉言，他们口中的“南下一小撮狗崽子”被温文尔雅的武汉人简化为“南下一小撮”。
　　“狗崽子”不用当了，但“滚回去”还是必须的。
　　真是冤家路窄。我为躲避中学红卫兵的追杀而逃离北京，却又在这里撞到了他们鼻子下面。
　　尽管我们和赵桂林等北京学生素不相识，也未参与他们任何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活动。但倘若我被人发现，绝对会坐实南下学生中有一小撮“狗崽子”和“混蛋”的指控。
　　当面临落网的危险时，连毛泽东都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和姚永宁自然也只有出此下策。两天后我们便逃离了旋涡中的武汉。
　　临走之前我们匆匆去长江大桥合影留念和寻访武汉大学所在的珞珈山。这珞珈山也是我少年时代梦中的绿洲，而且也是起因于书中一句十分平常的话：“珞珈山的春天是迷人的”。
　　但一九六六年秋天的珞珈山并不迷人。仅仅一个月前，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被迫害至死。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临死前的哀求之声：“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一定让山河失色。
　　珞珈山笼罩在惨云愁雾之中。
　　当年，李达和他的夫人在上海、南湖两地奔波，为中共一大找到了开会的场所。但在他临死前，却连求一治病的场所而不准。
　　国家主席刘少奇三年后在开封惨死的照片日后也让世人不胜唏嘘。党内斗争弄到这种惨烈的地步，恐怕已是天理难容了。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评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时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
　　在我看来，中国的文明史更像一部“不文明史”，是整人整过头走向反面的历史。
　　蒋介石企图将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结果自己逃到了一群小岛上，毛泽东将一大批“右派”、“走资派”搞得家破人亡，结果自己也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文革中此起彼伏的各派政治力量也无不都在反复地验证着整人整过头而走向反面这一真理。
　　蔡州褒信县有道人善棋，凡对局，率饶人一先，并有诗云：“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下棋如此，或许玩政治也应当如此，得饶人处且饶人。　？

◇　朝圣之旅

　　逃出武汉后，我们并不敢回到北京，而是继续南下到了长沙。
　　从重庆到武汉时我们乘坐的东方红轮船并不十分拥挤，这大概是因为学生们还没有被高涨的革命热情烧糊涂，还能明白超载会导致沉船，会葬身鱼腹。
　　从武汉到长沙的路上，我们见识了红卫兵大串联时火车上难以想象的拥挤程度。
　　火车是不会因为人多而下沉的。
　　整个车箱成了“立体仓库”、沙丁鱼罐头，行李架上、座位下　面全都躺满了人。座位的靠背也成为“上座”被人占领。至于小小的厕所更是绝佳的“包箱”，可以塞进五、六个人。行驶途中，请君自爱，放弃任何同“排泄”有关的活动。但车厢里的异味显示，难免有人偷偷地“自行了断”。
　　最拥挤的是过道，几乎人人都被挤成为“阿扁”。我不幸而成为其中一个“阿扁”式的人物。在途中，我腿麻难忍，将麻木的左腿稍稍提起，略作休息。当我再想放下时，居然已无插足之处，周围的脚乘机抢占了这珍贵的空间。
　　我以“金鸡独立”的姿势一直站到长沙。
　　其实，最省力的姿势应当是双脚腾空，在这样拥挤的空间中绝无倒下的可能。我又忽发奇想，觉得这拥挤的车箱是最安全的地方，即使有想抓捕我的红卫兵在车上，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而动弹不得。
　　几千个来自五湖四海的“阿扁”和“阿圆”忍受着饥饿、疲劳和异味，乘着同一列火车，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长沙和韶山朝圣。
　　当年的青年学生对毛泽东的虔诚程度决不亚于那些到麦加去朝圣的穆斯林。
　　我和姚永宁决定，为了安全，一路上不再参与任何现实的“革命活动”，而是去参观各地的革命遗址，天南地北地走进中国的历史。
　　我们的逃亡从“南下串联”演变成了“文化苦旅”。
　　前几年，余秋雨出了《借我一生》这本书。我有趣地发现，他也在书中称自己的文化苦旅起因于逃避追杀，一种“令人窒息的虚假文化”的追杀。
　　撇开文坛上的是是非非、真真假假，余秋雨这本无序无跋，记叙文革岁月的书倒还是值得一读的，书中有他对文革时期人生百态和是非恩怨独特的观察和见解。
　　“咬嚼”或“逗”余秋雨已成时尚，我又有趣地发现，在这本对文革大戏裁剪得体的书中居然找不到我们这位同代人对大串联片字只语的叙述。
　　是青年时代的大师还没有后来的文史功底，或大串联路上的所见所闻乏善可陈？还是大师受上海人恋家情结的影响竟没有走出去，几十年后以文化苦旅来补大串联这一课？
　　长沙，这座留着青年毛泽东足迹的古城已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但我们来此并非是为了那些千年一叹的古迹。吸引我们的是寒秋中的桔子洲头，岳簏山上的爱晚亭；是长沙第一师范，是毛泽东与杨开慧居住过的清水塘。
　　无论是在桔子洲头，还是在岳簏山上，我都徘徊良久，留连忘返。一代伟人也有过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携来百侣曾游的浪漫，这让人暂时忘却了他作为神的地位。
　　秀丽的江景和浓绿的山色让我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在岳簏山顶，秋日高照，三湘大地尽收眼底。诺大山头，不见人迹，但我们在山顶意外地发现了黄兴和蔡锷的墓地。
　　恰好是五十年前的深秋，这两位民国元勋相继病逝于上海和日本，因而同时魂归故里。下葬时，章太炎致黄公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一时传颂。
　　人都是崇拜英雄的，更何况如黄兴和蔡锷这样的传奇人物，那是我心仪已久的。当世人因一场注定会失败的荒唐革命而将革命先驱冷落在旁时，我们无意中来此作五十周年祭，又何其幸耶！
　　苍松翠柏，秋风习习，当我躺在他们的墓旁，仰望苍天时，我觉得和历史如此贴近，而世事的纷扰和个人的命运是何等渺小。
　　对毛泽东的崇敬当然也来自于那种对历史的感受。
　　且不说毛泽东后来的雄才大略，他青年时代在湘江冬泳时抒发的豪情：“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便已迷倒当年无数青年学子。
　　他晚年时发动文革，使得民不聊生，但他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或游泳池旁富有哲理和幽默的谈话又让他成为高深莫测的先哲和精神领袖，不仅让中国人痴迷，也让美国总统尼克松一类洋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谈话时引经据典，唐诗宋词信手拈来，又恰到妙处，让我们回味无穷，绝非后来那些东施效颦的人会让人浑身鸡皮疙瘩。
　　如今，在毛泽东被人们批得体无完肤时，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当年追随毛泽东的行为都成了“愚忠”。
　　阿斗当了皇帝，大智如诸葛亮者受其掣肘，听命于昏君的胡话，最终出师未捷身先死，那算得上是一种愚忠。
　　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愚忠”大概还达不到诸葛亮的水准。我们并非像诸葛亮那样在追随一个阿斗式的领袖，而是臣服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我们的悲剧在于，因为幼稚，因为狂热，在文革初期竟然没有也不可能想到伟人会有犯错误的时候。
　　仅仅两年的时间，文革初被捧杀的青年学子又被棒杀。文革十年中，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为“愚忠”赎罪，在受苦。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因此更早地从现代迷信中走了出来，或腹诽，或冷眼旁观。个别如王醒民者，仅仅因为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嘻笑怒骂而坠入深渊（拙著：《煤油灯下的报告及其它》）。
　　我的觉醒更多地是出于崇尚思想自由，因而在文革时期不认为对毛泽东的批评是一种罪行，就像现在我也不认为有人对毛泽东表示崇敬是一种愚昧。
　　如今，我也会同众人一样，在下笔时对毛泽东的那些倒行逆施嘻笑怒骂，但他依旧是我心目中的一位伟人。
　　列宁在评价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时引用过一句格言：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却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这句在文革中流传甚广的格言大概适用于所有有污点的伟人。
　　毛泽东曾自嘲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孤岛上去了，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我也始终愚昧地钦佩毛泽东与此相关的两件事：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和他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命运的预见。
　　当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带着一支如同流寇一样的部队在崇山峻岭中逃避蒋介石五十万大军的追击时，谁能想到毛泽东日后依靠这不足一万人的残余兵力会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孤岛上去了呢？
　　这绝对是一部世代相传的史诗，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张戎和她的洋老公，当然也是我们许多人无法身临其境地想象的。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经历过的一场大灾难，也是毛泽东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一个大悲剧。
　　文化大革命固然失败了，但毛泽东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命运的预见却悲剧般地被应验了。
　　四十多年前，当我在清华学习“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和前苏联亡党亡国的论述和预言，因为我当时完全无法相信在列宁的故乡，一个如此强大的党和国家会亡党亡国。仅仅二十多年，就像《红楼梦》里说的“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个曾经打败过不可一世的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大国竟然从地图上消失了，苏联共产党也差一点成了非法组织被取缔。
　　不仅前苏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寿终正寝，或发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这不得不令人对毛泽东的预见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对他发动文革的初衷有所理解。
　　我们曾毫不动摇地相信，马克思已经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现在看来，“走资派还在走”已成全球的大趋势，人类依旧得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道路。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对他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这又是伟人的天才般的预见，只是时间的跨度恐怕需要大大地压缩。
　　毛泽东如此高瞻远瞩，难怪从长沙开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的长途车站挤满了前去朝圣的青年学生。
　　面对黑压压毫无秩序的人群，负责发车票的一个中年汉子束手无策，连售票口的小窗门也不敢打开。姚永宁灵机一动，亮出“南下一小撮”的旗号，迅速地由“清华一条虫”进化成一条“龙”。在龙的号令下，乱轰轰的人群很快变成了一字长蛇。
　　我们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两张当天去韶山的车票。
　　在快开车时，突然来了五个女孩子。她们没排队，但七嘴八舌，硬挤进车门，无须变成龙也在朝圣的车上占了一席之地。
　　八月中旬，湖南大学土木系几百名大学生到长沙市委大院造反，造反的理由很简单，不过是市委大院里没有挂毛主席语录。
　　今天来看，这些学生幼稚和愚忠得可以，但在文革初期，不能做到“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倒是一件可以上纲上线的罪状。在市委大院门口，学生和前来保卫市委的几千名工人发生肢体冲突，学生被打，多人受伤，舆论哗然。八月底，人民日报火上浇油，发表《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指责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市民由此分成两派，长沙市和湖南全省开始大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无意不战而降，随即在大会上号召抓“黑鬼”，迫使湖南大学学生的造反行动陷入低潮。
　　在武汉是抓“一小撮”，到了长沙是抓“黑鬼”。因为毛泽东讲过“一个游鱼三个浪”，在北京就成了抓“游鱼”。
　　大家都回避抓“反革命”这一过于敏感且容易引起法律纠纷的词语。
　　谁能说中国的领导干部不够幽默？
　　这几个七嘴八舌的女孩子正是最初去长沙市委大院造反的湖南大学学生，一个个眉清目秀，并无“黑鬼”模样，说是“游鱼”，倒有几分传神。刚才在车门口，她们已经一显游鱼的本领。
　　开车师傅对她们强行上车的行为无可柰何，但我猜想，市委大院门口那些不善言词的工人一定被她们的伶牙俐齿所激怒，仗着人多势众动起手来。文革中很多“事端”的起因大概和街上群殴的起因相差无几。
　　当其中一个看上起比较文静的女学生向我和姚永宁叙述她潜往北京告“御状”一事后，我领悟到“一个游鱼三个浪”所言非虚。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惊动毛主席他老人家。长沙市的公安人员穿着便衣，密布在湖南大学和车站四周，不准学生离开学校。这个文静女学生被同学推荐为突破封锁线进京告状的代表之一。
　　在武汉，北京的学生南下造反。
　　在长沙，湖南的学生进京告状。
　　南来北往，熙熙攘攘，成为文革初期的一道风景线。这南来北往的学生虽然方向不同，但目的却是相同的：要落实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让天下大乱。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至十一月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先后共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伟人挥手之间，涌向金水桥的青年学生热泪盈眶，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坐镇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地接见各地来京告状的学生代表，要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转化成物质力量。大员们颐指气使，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各地的封疆大吏，兴致所至，便送上一顶“叛徒”或“国民党特务”的帽子，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除了几个战功赫赫的老帅敢于对这些文革新贵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拍得手指断掉，青年学生哪里能在文革初期分清中央文革小组和党中央之间的差异。各地学生的状纸统统送到了中央文革的手里，而且一告一个准。
　　难怪湖南省等地的党政领导要阻挠学生进京告状。
　　话说文静女学生摘掉校徽，挎着篮子，手牵小孩，化装成家庭妇女走出了校门。几个男学生大摇大摆在前面作掩护，吸引便衣的注意。
　　那都是从当时风靡全国的小说《红岩》或《青春之歌》中学来的。
　　她成功地走到了桔子洲头，却在渡口被一个便衣拦住。当她否认自己是湖大学生时，便衣指着她的胸口说：“你将校徽摘了，可戴校徽的痕迹还在。”她看着胸口的两个针眼暗暗叫苦，只得低头不语。
　　出乎意料之外，这个放单的便衣居然站在学生一边。在他的提醒下，女学生摘下小孩身上的毛泽东像章别在胸口后又混到了火车站。
　　火车站戒备森严，在渡口漏网的学生都功败垂成，被赶下火车。情急之中，女学生异想天开，直奔机场。
　　我的记忆在这关键时候出了点故障，我不记得这个女学生是如何上了飞机，那一定是很戏剧性的。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坐飞机如同今天的太空行走一样不可思议。正因为如此，公安人员没有在机场设防，被她钻了空子。
　　她到了北京，告准了御状，今天又来韶山烧香还愿了。
　　舜帝携娥皇、女英南巡至此，奏韶乐，引来凤凰起舞、百鸟来仪。这“千里来龙，此处结穴”的风水宝地从此便被称为韶山。几千年后，韶山冲的山凹里奏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乐曲，引来无数虔诚的百姓闻曲起舞，鞠躬如仪。我和女学生们都躬逢其盛。
　　不知道这几个女学生如今身处何方，曾经的英勇行为肯定已成为她们痛悔或笑谈的往事。
　　我后来没有再去过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那已逝去的苦难的文革岁月和韶山冲的旭日青松交织在一起，是我们这一代学子永远的依稀别梦。

◇　羊城话羊

　　从长沙继续南下，我们到了广州。
　　走上街头，扑面而来的是令人眩目的“红海洋”。临街的建筑物墙面都被涂成红色，并配以毛泽东语录和宣传画。红色象征革命，蕴涵热情，但当红色巨大到无处不在时却让人不寒而栗。当我置身于广州的红海洋时，我想起了北京城里红八月中的种种恐怖行为。长沙市委大院里因为没有毛泽东语录而被学生造反，广州市委让全城都成为毛泽东语录的红海洋，大概没人会造反了吧。也不，学生们说广州的红海洋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惧怕革命群众在墙上张贴炮打市委的大标语、大字报。这颇有点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当然，广州市委不希望大字报上街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毛泽东亲自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学生们有此疑问也在情理之中。好在曾坐镇广州，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刚被濯升为政治局常委，一跃而成中国政坛上的第四号人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广卅市委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文革中的大罪，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但司令部里的人员如走马灯似地频频下岗，三个月后陶铸便从政坛上突然倒下，他的陨落同他的濯升同样迅速和让人大跌眼镜。广州地区的各级干部立即陷入灭顶之灾，红海洋变成了大字报的海洋。
　　在我们到达广州时，街上尚未见大字报，市面也依旧繁荣，珠江边的九重天酒楼内座无虚席，人声鼎沸。酒楼的菜价令人咋舌，我们似林冲误入白虎堂。虽然囊中羞涩，但限于面子，我们硬着头皮站在桌旁，等候挨斩。不料广州人排外，对我们这两个“北佬”白眼相待，算是给了我们下台的台阶，让我们带着革命者的“义愤”步出大堂，心中窃喜不已。
　　武汉人驱赶“南下一小撮”是出于保皇的政治目的，广州人不欢迎南下的“北佬”大概是缺乏政治觉悟的表现。位于郊区的各大学校园里却是一派完全不同的景象。不仅“北佬”云集，在广州市委的领导和部署下，校园里贴满了炮打校党委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舍车马，保将帅，是文革初期各级领导玩得最多的政治游戏。可怜的广州各大学的干部和教授们也就统统成了被舍去的车马或替罪羊。“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美丽的传说让广州得名“羊城”。一九六六年秋天的羊城，遍地都是任人宰割的沉默羔羊。
　　今天，陈寅恪的名字可说是如日中天，但当我徘徊于中山大学的校园时，陈寅恪几乎被淹没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据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记载，陈居住的楼房曾被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掩盖得看不到一点砖墙，活象一口纸棺材。他维持生命所需的药物和食品被中断，高音喇叭装到了他的病床边，震耳欲聋的批判声让他终日心惊胆战。三年后，一代宗师被折磨而死。铮铮硬骨，从不屈服的陈寅恪却在临死前坦陈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这并非是低头认罪，按民间的说法是他要和“革命”划清最后的界线，带着“反动”的帽子离开尘世。
　　“反动学术权威”是如此下场，学校的各级党政干部也都自身难保。在广东工学院的校园里，一位面目清瘦、五十岁左右的领导干部拿着一把大扫帚在清扫马路。当围观的学生羞辱他时，他没有丝毫颤栗和羞愧，而是一边扫地一边反唇相讥。我已不记得双方当时的全部对话，但他说的一句话：“总有让人说话的一天！”曾使我震撼，也使我终生难忘他吐出这九个字时凛然的神情。我也有过百口莫辩的经历，我知道这句话里包含的全部含义和情感。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历史的真相也不会永远被埋没，因为“总有让人说话的一天！”。多年后，我们知道了刘少奇说过的那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同样是锵铿有力的九个大字。所有这些有名气的或无名气的，但都是不屈的人的心声最后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当每个人都撕下了“永不翻案“的护身符后，文革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真正地永世不得翻案了。文革是各种政治力量角斗的舞台，也是人类的良知和邪恶搏斗的舞台。人们或许会迷惑于五光十色的政治口号，但善恶之间的界线却是恒古不变。文革中不乏受难者博得同情的例子，人们的政治倾向在善恶之间并不总是压倒一切的。当青年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时，我感到不平；而当大大小小的干部被斗得七荤八素时，我又同情于他们。
　　两个月后，我曾重返四川，在成都目睹了一次干部被斗得七荤八素的场面。当时，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已在全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在天下大乱的过程中被赶下了台。批斗会在人民南路的一个广场举行，那里曾是皇城所在地，残留的城楼如同北京的天安门城楼被用作大型集会的主席台。清华大学的招牌和成都人对北京学生的敬重让我和姚永宁得以混到城楼上“观摩”。
　　站在城楼的边上，只见台下是几十万参加集会的群众，台上是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和被批斗的西南地区党政大员，叫得出名字的有中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四川省长李大章和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会场内红旗招展，“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声和革命歌声此起彼伏，而会场外无数的保守派群众正在冲击会场，试图解救被批斗的领导干部。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正在代表省委作检查。
　　会议中途，早有预谋的一部分激进分子突然在城楼下摇旗呐喊，鼓噪起来，指控主持批斗大会的造反派头头是“明批暗保”。在一“左”一“右”两股力量内外夹攻下，台下的人群顿时大乱。保护会场的纠察队员垂头丧气地放弃了警卫，保守派群众乘机涌进会场，左、中、右在城楼下混作一团。如此壮观的群众运动场面和街头闹剧，如今恐怕只有在台北凯达格林大道上才能见到了。台湾是中华民族保存国粹的最后一块宝地，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这混乱的时刻，台上的一幕永远地凝固在我的记忆中：李井泉表情冷漠，似乎对眼前的一切毫不关心。李大章嘴角挂着一丝嘲笑，大概在等待好戏开场。廖志高脸色惨白，拿着讲稿的手抖得像筛糠一样。官最小，但身材魁梧的廖井丹自告奋勇地走到城楼边高声劝说保守派群众退出会场。在这一刹那间，我的同情心完全转向这些曾身经百战而不幸沦为羔羊的老同志身上，因为我也过这种被批斗的滋味。我不知道自己被批斗时是否脸色惨白，但我肯定是又害怕又羞愧。我无法神定气闲，漠然视之，更不敢在嘴角挂一丝嘲笑。我永远后悔自己被批斗时不够坚强和潇洒，幻想着有机会再来一次时至少可以像阿Q上法场那样唱两句“手执钢鞭将你打”之类的戏词。
　　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被眼前的混乱搞得六神无主，慌忙鸣金收兵，带着李井泉等人离开城楼，不知去向。廖井丹此时依旧在城楼的一角作着无用的努力。我佩服他不管个人安危的勇气，悄悄地告诉他其他人都已离开，建议他赶快脱身。当几个军人和一辆轿车出现在城楼的台阶旁时，我推着他往楼下走。他一边说着“我不能离开”，一边挪动脚步走下台阶。轿车旁挤满了人，车门已无法打开，我又让他爬上车顶。在一片“廖井丹滚下来！”和“廖书记快上车！”的口号声中，成都市的堂堂父母官无奈地端坐车顶，像一叶孤舟，在波涛汹涌的人海中缓慢前行。
　　在历史上，广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从林则徐虎门禁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反清起义，到北伐战争的策源地，广州市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一幕又一幕。在广州全城淹没在一片红海洋中时，这些革命的遗址虽未遭到大的破坏，但或者谢绝参观，或者冷冷清清，无人问津。谢绝参观和冷冷清清的原因是广州作为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大本营，这里的革命遗址大多是纪念国民党的革命先驱。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于是，曾经同为革命群众的两派都视对方为国民党余孽，必欲除之而后快。对那些躺在地下的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分子，红卫兵们恨不能“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只得拿革命遗址地面上的“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和中华民国的题字等出气，统统于以清除。
　　台湾的陈水扁上台后在岛内大力推行“去国民党化”，改路名，拆牌匾，忙得不亦乐乎。其实，这并无新意，不过是步当年广州红卫兵的后尘罢了。难怪连战夫人连方禹曾说：“不到台湾就不知道文革还在搞。”红卫兵早已销声匿迹，陈水扁也进了台北的看押所。
　　一切试图割断历史的人大概都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文革的历史也不应被割断，上海的朱学勤教授说得有趣也不无道理：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像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因为冷清而更显肃穆，数十年中，那些西洋风格的建筑群和挺拔的松柏如同梦境一般在我的脑海时隐时显，难以忘怀。在乱轰轰的世道中身处清静的陵园，一如在岳簏山顶黄兴的墓地，会让你于历史的沉思中对周围儿戏般的革命大彻大悟。当年黄兴率领革命党人直扑两广总督衙门时，从者都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还是儿女情长的年华。面貌如玉的林觉民临死前《与妻书》中一句“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让多少人肝肠寸断。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个个以天下人为念，毁家赴难，更令人肃然起敬。我们这一代人似乎生不逢时，那些自以为紧跟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冲击两广省府衙门的青年学生中或许不乏视死如归者，但一个个都成了“画虎不成”的犬。
　　林觉民的堂兄，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一个爱国志士。五四运动时，他在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里放了一把在中国近代史上出了大名的火。但当北京的“地派”红卫兵，包括清华４１４派的学生（见美国人韩丁写的书：《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自以为发扬五四精神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的房子时，他们又一个个成了中央文革争夺外交部权力的替罪羊。
　　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定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当革命蜕变成“假面舞会”，人妖难分时，十年文革成了犬羊辈出的年代。寻觅沙面，一半是因为岛上浓荫掩映中的欧陆风情，一半是为了美丽的西关女子区桃。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虽然在文革中被批判，但这部岭南文学名著曾深深地影响过我们这一代人。摇曳多姿的南国风情，三家巷里几个青年学子在大革命时代的悲欢离合，似乎比北平城里卢嘉川、余永泽和林道静大浪淘沙式的命运更触动我的小资神经。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谈情说爱，《三家巷》中那些男欢女爱的情节触犯了文革时期禁欲的天条。当我漫步在宁静而美丽的沙面岛时，我仿佛能听到当年示威者们的呐喊声和岛上英军密集的枪声。在生与死的关头，美丽的区桃为保护她爱着的男子倒在血泊之中。她为反抗列强而死，也是为爱情而死。欧阳山既赋予区桃女性的美，同时也赋予了她美丽的灵魂。《三家巷》里众多人物中，唯有区桃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姚永宁在追寻丽达同志时，我也在追寻心目中的区桃。时代造成的阴差阳错，让他投入冬尼娅的怀抱，而我和林道静同志苦恋八年。
　　漫步沙面，既能从岛上一百多座殖民地建筑中感受历史的沧桑，也能沉浸于文学作品的千滋百味中。倘若要提升自己的阶级觉悟，立于六二三路尽头处的沙基惨案记念碑无时不在提示路人“毋忘此日”：四十多年前的六月二十三日，五十多名广州市民就像区桃一样倒在英军的枪口下。但当一部分阶级觉悟奇高的香港市民在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挑起抗英暴动时，他们也都成了“犬”和“羊”。在香港左派七月的抗英暴动中，五十多人暴死街头，和同样是抗英的沙基惨案中死亡的人数奇妙地相当。套用当时的左派领袖罗孚后来说过的一句评语，那些在疯狂岁月中死去的人虽然也让后人“毋忘此日”，却都死得“糊里糊涂、莫名其妙”。但有人不糊涂，暴动引起的移民潮造成香港房价大幅度下跌，成就了李嘉城这样的大富豪。

◇　湖畔风波

　　去杭州颇费了一点踌躇。无论是淹没在红海洋中的广州、陷于旋涡之中的武汉，还是“天下未乱蜀先乱”的重庆，那都是革命大串联的好去处。
　　至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长沙，更是红卫兵们向往的圣地。即使我是在逃亡，也得“以革命的名义”选择逃亡匿身的去处。在重庆等城市逃亡时，我可以混入革命的洪流而问心无愧，不必担心被革命群众秋后算帐。
　　但杭州和革命有何相干？“东南形胜，三吴都会”，词客骚人都会于此，那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去处。去杭州颇有借革命串联的名义游山玩水和“公费旅行”的嫌疑，我担心回校后会被革命群众抓住把柄。大革命失败之际，处于彷徨中的肖涧秋躲到了风景如画的浙江芙蓉镇。文革前夜，肖涧秋身背逃兵罪名，和电影《早春二月》一起被乱箭射杀。可见去风景如画的杭州还有步肖涧秋后尘之虞。
　　在后人眼中，大串联是当年青年学生花着国家的钱四处煽风点火和游山玩水的荒唐事。事实上，除去在旅途中和全国人民一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外，当时大多数学生的“革命觉悟”都很高，并不图一时之蝇头小利。大串联中，煽风点火者有之，那是“革命觉悟”最高的表现，纯粹游山玩水的也一定有，但两者绝对都是“一小撮”。绝大多数学生是将大串联作为朝圣之旅、文化苦旅、健身之旅和磨练意志之旅。这同后来连战等人将他们在大陆各城市的“串联”称为“破冰之旅”、“融冰之旅”是一个意思。
　　除了拿出铁道游击队的不凡身手登上拥挤不堪的火车，许多青年学生凭借双脚走天下，风尘仆仆地徒步向北京、井冈山和延安等地进发，或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深入雪山草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更有人跨过国界投身于援越抗美的战火中，那已经是进入到国际主义的境界了。当驶往上海的火车在杭州站停靠时，我想起柳永的名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顿时和金国皇帝完颜亮一样对西湖美景垂涎三尺，便决定“冒天下之大不违”，在杭州下了车。其实，我们是多虑了。在革命的大潮冲击下，杭州已非世外桃园。多年后，人们惊讶地获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然是伟大领袖在平静的西湖边日思暮想地酝酿而成。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后，毛泽东悄然离开北京前往南方，直至次年的六月中旬才起驾回到别梦依稀的故园韶山。长达八个月中，毛泽东大多居住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
　　每逢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中国的名山胜水历来是领袖们的藏龙之处。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在雄奇秀丽的庐山已住了一个多月。他在牯岭官邸“美庐”频频召见社会各界名流，垂询民意。事变爆发十天后，蒋介石终下决心，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号召“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时气壮山河。在杭州刘庄的一片湖光山色中，在南方春夏之交的潇潇细雨中，毛泽东运筹帷幄，频频召集会议，从舆论和人事着手，为文化大革命作了充分的准备。作为文革宣言的“五一六通知”便是从杭州会议开始起草的。杭州的居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大事。在我的记忆中，杭州人在一九六六年的深秋并无惊天动地的革命举动。在浙江大学等院校看了几天大字报后便觉意兴阑珊，近在咫尺的西湖美景和断桥相会之类的传说在心理上沉淀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在离开杭州前，姚永宁和我决定做一天可耻的“逃兵”，去西湖和灵隐释放“压力”。在清晨的薄雾笼罩下，西湖显得格外幽静，环顾四周，不见人影。在湖边和通往灵隐的路旁，每棵树上几乎都贴着红红绿绿的大标语：“游山玩水的滚回去”，让我们看得脸红耳赤，自惭形秽，根本不敢也不好意思再用正眼去欣赏“浓妆淡｛总相宜”的西湖美景。在武汉，到处是“南下一小撮滚回去”的大标语，那是未庄的假洋鬼子不准阿Q闹革命。在杭州，取而代之的是“游山玩水的滚回去”，那又是如假包换的红卫兵小将不准阿X们不革命。
　　当我们提心吊胆，目不斜视地走到灵隐时，只见千年古刹灵隐寺和岳庙的大门都紧闭着，寺庙四周同样是杳无人迹，只有残缺的标语传单随风飞舞，呈现着一片狼藉。一个月前，这宁静的山间却是人声鼎沸，发生过一场“灵隐寺保卫战”。当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在京城大破“四旧”时，杭州的中学生也不甘落后，横扫杭州城里大大小小的名胜古迹。八月下旬，几百名被革命热情烧得发昏的中学生呼啸着杀向灵隐寺，扬言要捣毁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的灵隐古刹。浙江大学几千名学生闻讯后抄近路直奔灵隐寺，抢先赶到灵隐寺守卫。在“云林禅寺”金匾下，双方对峙数日，攻防人数从几千人急速上升到数万人。围寺的中学红卫兵曾试图用炸药和汽油火攻灵隐寺，杭州各界人士闻讯后纷纷赶来增援护寺的大学生。或许是寺中的菩萨显灵，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灵隐寺免却毁于一旦的命运。寺中供奉着弥勒佛，笑容可掬，佛门前有对联曰：“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面对那些穷凶极恶的愚蠢之举，还是弥勒佛最想得开。
　　宗教起源于人类的苦难，这世间有太多的难容之事和可笑之人，难怪弥勒佛应运而生，香火不断。文革期间，大学生红卫兵和中学生红卫兵多次发生冲突，虽然胜多败少，但文革后这胜负又大多被颠倒过来。大学生红卫兵在“灵隐寺保卫战”中取得的胜利至今仍被历史肯定，可算是硕果仅剩了。
　　另一个更为人们所熟悉的“硕果仅剩”事例是大学生红卫兵对“血统论”的批判也得到了历史最终的肯定。当一批以老红卫兵自居的中学生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昏蛋”的血统论时，他们遭遇到大学生红卫兵的反击。有趣的是，在文革期间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中，成为攻辩双方的代表人物按受教育程度而言却严重错位。虽然支持血统论的大多是中学生中的红五类，特别是干部子弟，但阐述血统论的代表人物却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而代表大学生们发表批判血统论的雄文《出身论》的遇路克只读过中学。当然，这两个代表人物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错位。谭力夫和中学红卫兵的头面人物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文革后一同平步青云，而年仅二十七岁的遇路克却被推上断头台，命归黄泉了。尽管许多大学生困惑于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而做了很多蠢事，使他们日后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当仅需用常识判断是非时，他们毕竟要比少读了几年书的中学生更明事理。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用铜头皮带制造红色恐怖，宣扬血统论和以破四旧为名毁坏人类文化遗产，其原因除了同大学生一样是在响应毛泽东“反修防修　”的号召外，恐怕同他们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
　　南宋小朝廷曾定都临安，偏安于江南一隅，使这座城市平添了几分帝王之气和文化气息，也为中学红卫兵提供了大批革命对象。灵隐寺被保下来了，但湖畔其他庙宇中的大小菩萨和散布各处的历史名人雕像、坟墓均遭到了中学生红卫兵的破坏，就连和灵隐寺相邻的岳庙也不能幸免于难。岳飞墓严重被毁，大量的碑文、诗词散落各地，四个奸臣跪像不知去向，据说是投了西湖。好人如老舍都不堪中学红卫兵的凌辱，投了太平湖，让奸臣秦桧等人就近投西湖倒也并不太亏待他们。岳飞被害前，在风波亭中写下八字绝笔：“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当他的墓在十年浩g中被毁时，这八个大字依旧在警示世人。

◇　尾声

　　“我从乡下出来，在繁华的上海滩住了九年，转眼间又到了北京城。”这是我在读高中时写的作文中的一句话。当我归来时，已是满身创痍，羞见故旧。我在上海有不少亲戚，但我也无颜见江东父老。我只得混迹于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中。
　　一九六六年的深秋，上海这座城市正处于噪动之中。长沙的女学生神出鬼没地坐了飞机进京告状，行伍出身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则为了进京告状而霸王硬上弓，在安亭卧轨，切断京沪线几十个小时，震惊朝野，也正中中央文革搞乱上海的下怀。张春桥匆忙登上专机，屈驾安亭，加以安抚。王洪文从此声名大噪，中国的历史也从此和以王洪文为首的“四人帮”纠缠了十年。自有铁路以来，卧轨者前赴后继，不计其数，但如王洪文卧轨卧成大国执政党副主席的，恐怕古今中外别无分号。时人评论王洪文是乘火箭窜上来的，冤哉，他分明是借用火车上台的。
　　十里洋场的商业氛围，让上海人精于计算，因而从未出现难免需要孤注一掷的大英雄，也少见以主义或理想为号召的政治领袖。但上海自开埠以来，即成为中外冒险家的乐园和政治家的舞台。共产党选择它为建党的摇篮，国民党选择它为清党的屠场，十年文革中，上海又成了“四人帮”篡党的基地。因为这四个人都曾混迹于上海滩，也算是给上海人露了头面。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也还是成不了气候。
　　精于计算的资本家们倒是在上海滩成过气候的，十里洋场的繁荣和民族工业的振兴和他们的发家史不无关联。一九五六年，他们在共产党的赎买政策下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工厂、商店交给国家，美其名曰“公私合营”了。不管是俩厢情愿，还是有一方不情不愿，交出了产权的大大小小资本家倒是在绿树掩映下的别墅里领着定息，继续过了十年让老百姓羡慕的日子。文革一到，红卫兵冲上街头，革命群众顿悟：“公私岂能合营？”“定息岂非剥削？”上海大大小小的街上，所有的商店和工厂都忙不迭地摘下“公私合营”的招牌。中国的资本家成了第三帝国的犹太人，所有的金银细软和银行存折被抄没，洋房别墅里住进了来自棚户区的工人。
　　我虽来自棚户区，父辈也受过资本家的剥削，但我却对这类丑恶的掠夺行为深恶痛绝，显然已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这大概是受了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这本书的影响，对徐义德的殚精沥血和美丽的三太太林宛芝颇有好感有关。难怪周而复的这本书在文革中作为美化资本家的大毒草遭到批判。我中毒之深，竟因好奇于上海滩的上流社会生活，特意到思南路一带的花园洋房去寻找书中“星二聚餐会”的踪迹。
　　我沉迷于上海滩上所有的传奇故事，不管是被歌颂的或是被批判的。当我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徘徊时，这里正发生着对我日后的命运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件事。
　　常溪萍，华东师大原党委书记。尽管常已调离华东师大一年多，但在聂元梓到上海传经送宝，在华师大校园贴出大字报《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后，常溪萍成了上海市委中首当其冲，必须“砸烂”的领导干部。这所排名于复旦、交大之后的学校一度成了上海市的文革热点，当我在华师大校里阅读那些炮轰常溪萍的大字报时，北大社教和常溪萍之间神秘的关系也成了在我头脑中盘旋的疑点。
　　十一月底，天气渐凉，衣不御寒。好在批判刘少奇已成燎原之势，我得以回到清华园，并重返四川，不再担心被人追杀。如同走出峡谷的长江恣意地左冲右突一样，当我终于走出人生的夔门后，我也被突如其来的自由弄得不知所措，在我从四川再度回到清华后不到一个月，我便忽发奇想，怀疑康生在北大社教和常溪萍一事上两面三刀、文过饰非而炮轰这个当时灸手可热的大人物，使自己跌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见拙著：《救赎》，万象杂志第十卷，第十二期）
　　一年半后，常溪萍在丽娃河边的教学楼坠楼而死，死得不明不白。在此后的十年中，我也夹着尾巴在青衣江边的雅安和长江边的武汉、南京等地活得不明不白。
　　然而，亡命天涯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毕竟让我对文革中的个人命运有了直接的观察和了解，让我深深地同情所有在文革中受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