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7届学生孙维藩的《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一书（已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写的读后感，被收入该书作为“后记”。本文作者陆小宝，男，1946年生，浙江东阳人，清华大学冶金系1965届学生，1970年毕业，分配到青海西宁，文革后调成都和广州等地工作。1993年到美国，现居纽约。〕
有校友把孙维藩的《清华文革写真集》的书稿从网上给我传了过来，我连夜一口气读完后，第一个感觉是：这些资料实在是太珍贵了。孙维藩是清华大学工物系1967届学生，书中所载主要是他在清华大学文革中的亲身经历，从
特殊场景中的平民视角
众所周知，清华大学在文革中处在一个不同寻常的重要位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曾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幕后指使者，周恩来曾受命亲自过问清华大学的文革问题，毛泽东曾多次关注清华文革并作过具体指示。清华大学各个系中有不少高干子女，在人们眼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反映了中央不同派别高层领导的升迁沉降动态，以及这些派别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态度。可以说，清华大学文革中一切重要事件都在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密切注视之下，有些甚至是他们亲自操纵的。研究中国文化革命，清华大学是一个最好的窥视口。仔细分析孙维藩的日记，人们可以寻踪文革中最高层各派力量之间博弈争斗的脉络。
我们看到，孙维藩在文革早期的观点变化很大，文革刚开始时他在农村四清，是忠实于党组织的学生，过几天回到学校，就批判蒋南翔是“黑帮”了；再是跟着工作组“反蒯”，开始他还认为反工作组的同学是“人民内部矛盾”，很快又认识到是“敌我矛盾”了；工作组要撤了，他跳上大礼堂讲台为工作组辩护，不多久他又批判起王光美工作组来了；对刘少奇，开始认为是最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紧接着是犯了错误的领导人，再接着又成了坚决打倒、批深批臭的对象了；他本来是积极“反蒯”的，不久，他又参加到蒯大富的井冈山去了，甚至成了井冈山机要部门的成员；再不久，他又反出井冈山，变成了四一四观点了。 这样的变化，叫现在的人看起来一定觉得十分奇怪，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却是极其正常的现象。作为一个“革命群众”，每步都在“紧跟”，不是孙维藩变得快，而是高层的斗争形势变得快。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到，他前期每一次大的变化几乎都是由“首长讲话”或几篇高干子女的大字报促成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什么“群众运动”，实际不过是中央高层借群众声势在那里互相斗法罢了。这斗法的一招一式，有心的读者从“首长讲话”和高干子女的大字报可以看出门道。所以，孙维藩保存下来的这些原始材料十分珍贵，值得对中国文革史感兴趣的人去仔细地分析揣摩。
国内有位研究清华文革的专家，曾将这种中央和群众的特殊关系定义为“互动”。我认为，“互动”这个名词不恰当，因为它容易混淆彼此的主次责任，不能反映客观事实。还有，一些研究者常把中央文革和群众的关系描绘成“欺骗”和“受骗”的关系，有人说，发动文革的人是骗子，参加文革的人是疯子，底下群众是傻子。对于这种说法，我认为同样也不恰当。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的运动，它的出现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文革初期，中央高层确有人在蓄意挑动群众，运动群众。但运动深化以后，每个人都被各自的利益驱动着，选择他们自认为正确的言行，在充分表演。文革运动并没有按照任何人意愿的方向发展，它反映的是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合力。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有本事能够自始至终随心所欲地掌控文革运动的方向。
反思文革，祸害全国的主要责任者是在最高层，这是毫无疑问的。学生中的部分干部子弟，引人注目，在文革初期起过一些颇为特殊的作用，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那么，我们这些普通群众，平民子弟学生，是否就毫无责任了呢？我认为，面对历史，要有坦诚的态度。反思文化大革命的责任，我们这些亲历者不能将自己完全置于事外，高层有高层的责任，头头有头头的责任，学生群众也确实有学生群众自己这方面的责任。那时候，我们已经是二十多岁的清华大学学生，是一些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多少还算是知识分子。怎么说“受骗”就被人家骗了呢？难道就没有自己的原因吗？
我这辈子忘不了参加批斗彭德怀时的情景，看到这位不屈的元帅双手被人强扭向后，吃力地弯着腰在台上站着，我却在台下随着大家一起呼口号。文革后四十多年，每回想起这个场面，我一直良心难安。我是农村学生，我亲眼看见了大跃进后农村大饥馑的惨状，我自己也曾被饿得半死，彭德怀为农民鼓与呼，何罪之有？他的政敌要打倒他，尚有理由可讲。我是一个农家子弟，有什么理由要跟在别人的后头起哄！事后，我憎恨自己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放弃了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文革后，我曾经为此写过一首词叫《青玉案》，其中一句是“国内吾人应自愧”。 我确实觉得自己心中有愧，我觉得全国人民都该感到有愧。作为一个平头百姓，在运动面前，我们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世故、懦怯、赶潮头，往往还夹杂着一些“要求进步”的投机心理，这些都不是简单用“受骗”两个字就给自己开脱得了的。其实，专制和独裁只有在大多数民众的公民责任心觉醒前才能得以存在，有时甚至是集体纵容的产物。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每个知识分子都能担负起自己的公民责任，文化革命还会搞成这副模样吗？如果今天我们再不反省，还一味抱屈说自己“受骗”，中国的将来还有希望吗 ？
清华大学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一个特殊场景，而孙维藩却是从一个普通平民的视角观察并记录下来的，它反映了当时绝大多数群众的实际感受。孙维藩出身普通家庭，不是高干，也不是地富反坏右。文革中，他的家庭成员和他本人基本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所记的内容就较少掺杂个人利益恩怨的成分，而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的心理和情绪。
在学校里，孙维藩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关心国家命运，紧跟中央精神，但他没有后台，也不是极端分子，只凭着当时的形势和自己的感觉在一边随波逐流，一边积极地参加运动。他后来是四一四派的，他的战斗组叫“山里红”，也不属于发起四一四串联会的23个核心战斗组之列。孙维藩是5月29日正式宣布加入井冈山四一四总部的，而这个时候正是四一四面临最严峻考验的时刻：如果530革委会成立，搞分裂绝对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错误。像孙维藩这样的普通清华群众，文革以来一直都是紧跟中央首长讲活和高干子女动向行事的，这一次他们终于开始自我选择方向，而且是毅然抉择了具有较大政治风险的四一四一边。
说起四一四观点，现在研究文革的人似乎马上将它等同于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孙维藩的日记还记下他参加“反革命小丑周泉缨批判大会”呢。无可否认，周泉缨当时的某些观点，对抵制文革极左做法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也应看到，周泉缨的认识不能完全代表四一四群众的认识。其实，当时广大四一四派群众普遍反对周泉缨的走极端和妄图做王者师的言行。
本书所录“山里红”一批“井冈山几大怪”的文章，看起来又散又乱，毫无“理论色彩”，还有一些关于蒯大富的流言如“李琴珠怀孕之死”之类，也是似真似假。其实，这些文章和传言都不过是发泄对蒯大富极左做法“看不过眼”和为受压制、受迫害一方“打抱不平”的情绪罢了。这种不满情绪表面看是对蒯大富的，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对中央文革的，是对江青等“中央首长”的。当时清华学生中，不少人对文化革命开始产生厌倦、反感和抵触，对“首长讲话”也不再步步紧跟，而是议论纷纷，虽然不会形诸笔墨公开反对（在日记上都不会），但在底下骂两声，在大字报上搞点怪，那是家常便饭。再过一段，许多人越来越失望，热情消失，大字报写得少了，连怪都懒得搞了，干脆“逍遥”，谈恋爱、焊收音机、搞“线路斗争”去了。他们虽然手在“线路斗争”，心中还是放不下“路线斗争”，不时会找人一起讨论形势，巡看学校各派的动向。现在回过头来看，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在广大群众中一种逐渐产生的、尚不自觉的抵制文革的思潮，而不是周泉缨那样致力于为文革寻找另一种正面理论和较好出路的思潮。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孙维藩的日记比研究周泉缨的大字报更有意义，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民心的向背。
通过日记，大家可以看到：像孙维藩这么忠厚、诚实、上进的知识分子，从紧跟中央精神、积极参加运动，到对中央精神开始玩世不恭、对运动产生反感和抵制的过程，是一天天、一步步、真实地走过来的。而这个过程，只花了区区一、两年的时间。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文化革命运动在普通国民中，以惊人的速度耗散了共产党和革命领袖长期积累起来的权威资源；迅速解构了经过长期宣传、教育和灌输才得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正统思想框架。这个变化的速度是惊人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特殊的政治运动，这样的变化绝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种变化的作用，更是惊人。如果问，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果？可以说，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解构，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果。这个成果是发动这场运动的人所始料不及的，但正是它，一直在制导着中国过去几十年、现在和将来的发展走向。
无掩无讳的原生态实录
孙维藩书中所记的部分文革事态不是发生在清华园，而是他到外地串联时的经历。文革初期，即使在学校里持保守观点的学生跑到外地去，往往也会变得很激进，到处煽风点火，鼓吹造反，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他在1966年10月跑到黑龙江的一个边远农场，揪斗著名“大右派”丁玲的一段记录，特别引人注目。深入分析他的这一段经历，对正确解读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重迷团，有着特别的意义。
孙维藩为什么要到黑龙江边远农场去呢？原来他一个朋友叫杜玉玺，是那边农场学校的教师，文革中被打成了反革命，“被斗了三次”，于是孙维藩“决定立即组织队伍北上为他翻案”。去了以后，又是怎么翻案的呢？首先就是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像丁玲这样的大右派却被农场小汽车接进去，住在招待所，生活安排得很舒适，一天仍是几个菜，过资产阶级寄生生活。他爱人陈明是摘帽右派，每月129元，不干什么活。还请丁玲教夜校，辅导学毛选哩，简直是笑话！”于是他发动群众，“……宝泉岭沸腾了。革命群众拉出了丁玲、冯万钟游了街。汽车队、机关职员、中学红卫兵搞的。也没什么统一组织，但民情很热烈，得到群众好评和拥护。这次游行是宝泉岭第一次，原他们没勇气，问我可以不，我说民愤太大只要群众要求游就游吧。于是他们要把黑五类全游，我说先重点突出找民愤大的冯大鼻子及得到这儿党委保护的丁玲先游，于是就这么干了。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威风。造反派扬眉吐气了，保皇势力害怕了。”
这种通过“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来解救自己人的做法，在文革中十分典型，孙维藩将它照样学来，套用到了丁玲的头上。但是，当时他能如实地记录下来，现在又能无掩无讳地公之于众，这却非常难得。它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文革中受迫害者，或预感到将受到迫害者，为了自保，往往抛出比他自己低一层级的“阶级敌人”，变本加厉地加以迫害。他们是受迫害者，同时也是迫害者，结果导致文革的受迫害层面越扩越大，迫害程度越演越烈，而受迫害最深的还是那些处于最低层级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个文革中的丛林生态法则，是解读清华大学乃至全国文化大革命迷团的钥匙。
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进入高校，种种作为，后来遭到毛泽东的批判，他自己辩解这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这种说辞己被现今话语界和学术界普遍认可。但是，事实真相当真如此简单吗？文革的斗争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一点在“五一六通知”上已经确立，刘少奇当然早有准备。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这点早有许多端倪可寻。如果说处于当事人一方的刘少奇对此毫无觉察，这也未免太低估刘少奇的政治敏感性了。那末，他采取了什么措施来自保呢？他派出工作组后，立即抛出一大批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供给青年学生去批判斗争。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霎时间，清华大学各级党组织被冲垮，几百名大小领导干部被戴高帽、游街、批斗和强迫劳动。这种做法是任何“老革命”历史上从无先例的，总不能说是因循老经验吧？从1966年12月开始，清华有人一直在追问“蒋南翔是被揪出来的还是抛出来的？”其实，这个问题根本用不着问，该认真地问一问的是“蒋南翔是谁抛出来的？为什么要把蒋南翔抛出来？”公平地说，接下去刘少奇决心镇压反工作组的浪潮，进行“反蒯”斗争，将全国几十万学生打成“反革命”，倒真是完全因循1957年反右运动的旧例，不该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使错了，也真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我们这些当年清华文革的亲历者，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怕：如果刘少奇模式的文化大革命得以继续下去，那末我们这些人不就统统当真成了反革命了？我们这辈子不也是随时可以被人抛出来，被人任意凌辱、宰割的“右派分子”吗？现在社会舆论一致公认，57年反右是知识分子的浩劫。那末，怎么能够仅仅因为刘少奇是文革的主要受害者，就掩讳不谈、甚至对他先是抛出大批干部、接着又迫害无辜学生这样一种已经成了事实的、比57年规模更大的知识分子浩劫持肯定态度呢？
再看1966年8月24日，清华人公认这是清华园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就是在这一天被推毁的。这是简单的“破四旧”吗？事实真相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到清华，敏感的学生猜测到有所指，几天内贴出大量的反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清华红卫兵的几个高干子女，和也是红色后代的中学红卫兵们，为了保护刘少奇和他们的父辈们，策划、秘密串联、调动几十个中学的老红卫兵2000余人到清华园，进行镇压，实行所谓的“红色恐怖”。为了保护“革命领袖”，他们照例要大抓阶级斗争，迫害低层次的“阶级敌人”。他们威迫清华中上层干部推倒二校门，并对正在强迫劳动的“黑帮分子”进行毒打。这个场面十分凄厉恐怖，惨不忍睹，许多目击者现在回忆起来都是心惊肉跳。孙维藩这一天的日记，虽淡淡写了一句“然后红卫兵决定撕掉给中央首长的全部大字报，一会儿便付之一炬”，而他拍下的清华二校门倒塌一刹那，以及让“黑帮”们去清理残渣的残酷场面，却活生生地见证了这段历史。十分清楚，这就是这次红色恐怖行动的真正目的。有文革历史研究者经查证指出，正是这次红色恐怖行动，开创了全国打砸抢暴力行为的先河。
再来看孙维藩8月1日的日记，“从航院传来了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当时文革的邪火正在烧向一批革命老干部，为了自保，必须把这股邪火引开。引向谁呢？当然还是引向较低层级的“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荒谬的“血统论”顿时蔓延全国，所到之处一片腥风血雨，成千上万的人遭受残酷迫害，家破人亡。不知这幅对联的炮制者们现在有何想法。
许多文革中的被迫害者，为了自保，“转移斗争大方向”，以“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为名，引导群众迫害别人，有时他们自己也亲自参加对他人迫害。从被动的受害者转为主动的施害者的手段，文革中司空见惯，屡见不鲜。而今天，孙维藩通过他是如何发动群众批斗丁玲的事实，毫无隐讳地讲了出来。这是需要一点道德勇气的。孙维藩有这个道德勇气，很不容易，因为至今许多人，还没有这份良知，也没有这份勇气。他们在写回忆文革的文章时，往往只是写自己如何受“四人帮”迫害，却从来不写自己又是如何迫害别人的。他们只控诉别人，从不忏悔自己。许多作家依此基调创作出一批批电影、小说、文艺作品，以至今天的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脸谱化的文革话语模式，似乎文革中全国各地、各单位突然神秘地冒出一批“四人帮”的爪牙，凶神恶煞，专门整人。这些所谓的文革历史，我们这些亲历者看起来觉得总不大对劲，显然，还历史本来面目还是十分艰巨的事情。
在荒诞笼罩中的真诚探索
仔细研读孙维藩的文革日记，有心的读者可以梳理出清华文革的主要脉络，并发现：团派和四一四派之间争斗矛盾的主根是文革初期的工作组给种下的。工作组在清华做了两件事，一是抛出蒋南翔，并将清华的70%党政高中层干部打成“修正主义黑帮”；二是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进行“反蒯”，将大批“蒯派”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做法，毛泽东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委派周恩来亲自过问，1966年8月4日周恩来主持开大会给“蒯派”平反。而对工作组将广大干部打成黑帮的做法，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清华文革后来分化为团派和四一四两派：团派借毛泽东批判资反路线为动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主导思想；四一四则以《红旗》的调查报告为依据，将解放干部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虽然，后来两派的人员组成上互有穿插，四一四中有“蒯派”人物，团派中也有被打成“黑帮”的干部，但两派思想的分野则起源于这两条主根，后来两派的种种争论，甚至残酷的武斗，也基本可以溯源到这两条主根上去。由于工作组是刘少奇派出的，所以，这两条主根其实又可以归于一条总根，都被定性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是毛主席大字报定的性，一是《红旗》文章定的性，都是中央精神，都用来打倒刘少奇。那末，为什么清华两派却会斗得如此激烈，难解难分呢？文化大革命的奥妙就藏在这里面。
按照大多数人的常规想法，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搞掉刘少奇，为自己争夺权力。从这种想法出发，当时的《红旗》杂志的秀才们和四一四的学生娃娃“理论家”们，自作聪明地给毛泽东设计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收官”招数：批判刘少奇在干部问题上的资反路线，然后顺势解放干部，恢复秩序，从此“河归旧道”。常人看来，这种做法确实是一着好棋。文革初期，刘少奇工作组打倒大批干部，还有高干子女为转移斗争方向而大肆打人整人，都是证据确凿，天怒人怨，打倒刘少奇后借此结束混乱局面，应该说是非常顺理成章。但是，出人预料的是，毛泽东不愿意下“秀才”和“理论家”们给他设计好的棋路，他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仅仅是要打倒刘少奇，他的宏伟目标是打造出一个他理想中的全新的社会来。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对自己创建的这个社会的政治、教育、文化体制都是十分地不满意。其实，他比谁都早就看出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病，他不愿意再朝这条路走下去。他对自己期许的使命是创建出一个圣朝的社会体制来。现存的杜会体制就像他自己双手捏造出来的一只碗，但那是仿照别人的坯子做成的，现在端起来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他存心将它全部打碎，重新团成泥巴，再捏它一个。做成一个什么新式样的碗呢？这是深埋在他头脑深处的一个美不可言的理想世界，时而清晰，时而飘渺。这个理想世界的成分十分庞杂，有他少年时期信奉过的无政府主义，而后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张鲁的五斗米教，秦始皇的封建制、农民造反的均贫富、西方的乌托邦、东方的大同世界，他也不完全排除民主自由，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之类也在其中，当然最念念不忘的是他自己施行过的“三钱油、三钱盐、一斤半面”式的战时共产主义。这个理想模式具体是什么样子，他自己心里也飘忽不定，只能常常用只言片语来描摹一二。但这个理想世界的诱惑实在太大，他三番五次地公开向全国全党号召，不惜一切代价向这个伟大理想发起冲击。解放后搞的一系列运动，合作化、双百方针，大跃进、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教育革命，反修防修，都是为了这个理想，无奈屡试屡败。
他深感老的一批文臣武将理解不了他的这番宏图，不得力，不肯出力，做官当老爷，没有革命精神了，成了他实现这宏图的最大阻力。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他决心让青年学生“革命小将”打头阵，把一切旧体制砸烂打乱，建设一个他在“五七指示”中粗线条描绘的史无先例的新体制。所以，他宁愿容忍蒯大富团派的“大翻个”理论，放任他们先胡打乱闹地折腾一阵试试。而四一四这种没出息孩子的模样，说来说去，无非让他回到老路子去，这是他老人家最不喜见的。打倒一批干部，那是小意思，让他们多挨挨整怕什么，以后选些得力的人再上来就好了。武斗死人，甚至内战，在毛泽东看来也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指挥过双方投入几百万军队的大战，几十万几十万地死人，结果天下打下来了。今天为了那个宏伟的理想社会目标，再死个几千、几万人，不值得大惊小怪。几个秀才“理论家”要给毛主席支招，实在是有点自不量力了。你们的那点小伎俩，哪能放在毛泽东的眼里！把文革初期搞乱的责任全推到刘少奇一个人头上，他老人家根本不屑玩这种小招术，因为这么一来，不仅会坐实了外界关于文革就是打倒政治对手的谣言，而且文革“斗批改”新事物都没弄出个名堂就匆匆收兵，就是承认自己对理想社会冲击的又一次失败。所以，毛泽东竭力反对刘少奇工作组在学生问题上的资反路线来鼓动文革，却不情愿因反对刘在干部问题上的资反路线来过早地结束文革。四一四思潮的理论总是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前面我们问过“蒋南翔是谁抛出来的？为什么要把蒋南翔抛出来？”很难想象，刘少奇抛出蒋南翔时，毛泽东完全不知情，很可能是他们通过气，双方同意才抛出来的。其实他们心里谁都不会真正认为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完全没有什么可信的事实根据。为什么还要将他抛出来呢？他们两个人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对刘少奇来说，这是政治策略，为了自保，为了引开祸水。除此外，很难作别的解释，因为在刘的思想体系中，找不出蒋南翔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政治理想，是为了教育革命。因为按毛的理想，蒋南翔的一套教育方法简直是完全不合他的心意。他和刘两人虽然动机不一，先搞乱了再说，却是不谋而合。这里我不是说，毛泽东的动机，就一定比刘少奇的动机要高尚多少。无论什么动机，整了这么多的人，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这么大的苦难，都只能说是历史的犯罪。
毛泽东是一位权谋家，也是理想家。可以说，文化革命就是权谋和理想相结合的产物。有必要指出，搞权谋不一定卑鄙，有理想也不一定就崇高，它们各自都可能造福人民，也可能祸害社会。关键是，一旦失去人性和人权的道德底线的约束，将权谋和理想两者结合起来，却会对人类文明形成最大的破坏力。我认为，这一点，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推崇理想主义的品格，只要为了理想，似乎一切不择手段的行为都可得到容忍和原谅。文革中许多骇人听闻的恶行，都是在理想主义的掩护下进行的。自以为真诚的理想，为行恶者解除了心理障碍，使恶行更加肆无忌惮。大家都记得，文革初期，任何丑恶的行径，只要冠上革命的名义，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畅通无阻。文革中有不少热血青年就是被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所吸引，钻进“四人帮”的“理论”怪圈中去的。清华有一些很有天分的同学做出一些显然违反常理的举动来，其原因也在这里。纵观世界历史，理想主义侵害人类文明的例证屡见不鲜。今天，我们再也不应该盲目崇尚理想主义了，但是，也不能就此摈弃理想主义。只有那些在总结历史教训中，找到并把握理想主义的现实基础和道德基线，还能坚持远大理想的人们，才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中坚。
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是虚渺的和荒诞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必要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包括清华大学，确实有一批人在真诚地、勇敢地探索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没有变。这一代清华学生，仍然是全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正义感，同“五四”和“一二·九”时的清华学生是一脉相承的。这一代年轻学生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思想正统教育，开始思想确实比较封闭，容易上当受骗。政治运动的残酷和险恶，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清醒。而文革初期提倡的大民主和造反精神，对他们来说，反而成为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思想空前活跃，班系的界限打开，自由组合成许多“战斗组”，有些战斗组其实等于读书会。马列原著、鲁迅作品、西方经典哲学、政论和文学名著，一些供高级干部参阅的内部书刊，甚至秘密文件（如赫鲁晓夫二十大报告，彭德怀万言书之类）从各种渠道流到学生手中，大家一边传阅，一边讨论。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融汇一起，思想互相碰撞，学会了独立思考，迅速成熟起来。
他们中有的人在主观上虽尚不自觉，客观事实上在群众中组织起一股抵制文化大革命极左做法的力量；有的人退出运动，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中进行冷静的观察。他们在反思文革和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中，看到了十七年旧体制的诸多弊病。他们反对“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极左路线，也不愿意退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旧体制去。当时，他们中的少数人已经朦胧地感觉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应该走一条更为务实的道路。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我是亲身经历的。现在的人或许不相信，下面我引周泉缨1967年10月24日大字报上的几句话来作证明：“逍遥派中一些人是一直在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古今中外的一些文件书籍的。他们在这里下的功夫很大。他们不仅这样深入细致地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我是很尊重他们的。他们是小人物，似乎是默默无闻的，对小人物不要蔑视……”
打倒“四人帮”后，清华大学一批文革时期经受了考验的运动积极分子，以及一些默默无闻的“逍遥派”学生，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许多人成了“改革开放”的骨干和领头人。文革时期在校的几届清华大学毕业生，文革后在中国各级党、政、经、学各界担任要职的人数，比任何别的时期都要多。这绝不是偶然的。这几届清华学生对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目前我们国家和清华大学本身的现任一把手，都是这几届清华毕业生，这就很说明问题。
当然，这几届清华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远远不能单用多少人在体制内做了大官来衡量。文革中默默无闻、探索中国前途的小人物，有些在文革后做了大官，有些现在还是小人物，有人甚至为此受了不少挫折，遭到不公正的待遇。现在，他们中不少人还在无怨无悔地探索着，这些人是这几届清华学生中最可敬的英雄。公正地评价文革中几届清华学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清华大学校史工作应尽的职责。但是，清华大学校庆90周年，有关方面总结清华大学历史时，对清华在文革这几年的发生的事情讳莫如深，寥寥几笔带过，似乎这几届学生在学校中做的事都是见不得人的，实际上是无视，甚至抹杀了清华这几年对社会的重要贡献。这样的认识和态度，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
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文化大革命后，研究文革一直是中外学术界的重要课题。应该说，前些年中国人民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是卓有成效的。通过批判文革极左思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取得空前的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和世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多年以来我国对文革的研究一直采取“淡化处理、全面否定”的态度，对文革的批判普遍存在着标签化、漫画化的现象。至今，有些事实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揭秘，有些事件的过程还没有梳理清楚，有些思想、文化层面上的经验教训还没有认真总结。现在社会上甚至出现一些“极端逆反”的文革后遗症现象。比如，文革提出“反对干部特殊化”，现在领导干部的贪污腐化愈演愈烈，腐败已经到了事关党和政府生死存亡的关头；文革中提倡“道德新风尚”，现在全国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为金钱可以不顾廉耻、不择手段，社会道德风气已经快要守不住最后的底线；文革中提倡“为理想献身”，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犬儒主义，只关心自己的升官发财，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文革时，我们国家走了一个极端，现在反其道而用之，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不是一个成熟社会的正常现象。更加深入地研究文革，对克服这些文革后遗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同时，在思想、文化的层面研究文革，对确定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也具有深远的意义。现在有人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提倡西方的民主政体。我个人十分赞赏民主政治，但是也隐隐地担忧：民主政体这个好东西，搬到我们这个国度里来会不会变质？文化革命时在清华园，我们搞过“无产阶级大民主”，试行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团派和四一四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当于两党制。结果怎么样呢？大民主成了无政府的大混乱，自由选举成了“揭老底战斗队”的“大家臭臭臭”，“两大派”最后演变成刀枪相见的血腥武斗。美国的民主政治建立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基础上，它提倡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尊重自己的人格，也尊重别人的人格，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来看看我们的国民性：文革中的造反英雄没有真正的独立思想，往往是猜测中央动态的押宝投机，而只要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不择手段，为了避免自己受迫害就可以牺牲别人、变本加厉地迫害他人。文革后，很少有人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人们往往只控诉自己如何受迫害，不忏悔自己怎么去迫害别人，把一切责任都往“四人帮”的筐里装，把自己所作所为统统归为上当受骗，振振有辞地说是“人所共知的违心行为”。这样的国民性如果不反省、不改变，谁敢保证在中国搞自由选举和两党制而不会重蹈文革的覆辙呢！
在美国，我深深地感到，尽管文化革命己经过去多年，它始终是一个淡化不了、回避不过的话题。我有一位业务很平庸的台湾同事，当听到文革期间我正在北京读书时，脸上不禁显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北京的红卫兵不是抡着皮带打人，就是围着圈跳忠字舞，都是些道德和智力有问题的人。还有一次，我所在高中的老师进行业务学习时，辅导老师拿出一叠写有“红卫兵”、“四人帮”等字样的卡片来向教师们示范怎么教中学生掌握名词概念。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很严肃的学术机构在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女儿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她们的一位名教授开了一门“中国文化革命”的课程，去修这门课的学生十分踊跃。还有我听说过，一位正在攻读历史专业博士生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清华大学文革井冈山红卫兵两大派分裂的原因分析”。这些教授和专家有研究历史的专业方法，但他们没有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所能收集到的资料也只能是已见诸文字的史料，从文字到文字，难免会有些片面和失真的地方。我们是文化革命的亲历者，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过去的行为都已成了众人评论和研究的对象。与其让旁人或后人来猜测我们、研究我们，我们何不自己站出来反省自己，解剖自己。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把自己的心路告诉后代，向历史作一个交代。
有人说，真正认识和评价文化革命现在还为时太早，重大历史事件需要时间的距离感，才能看得明白。我认为，这种说法或许有理，但历史可以等待，我们却不能等待。我们亲身经历和见证文革的这一代人，老之将至，许多人己经退休，有些人甚至逐渐失去了追忆往事的能力。许多事件的具体情景，尤其是我们当时的思路和心态，如果再不抓紧记录下来，就可能永远湮没，永不会被后人所知。从目前反思文革的情况看，中学红卫兵写的回忆文章较多，大学红卫兵的回忆还不太多，清华大学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就更少了。我看到有位文革研究者在他的文章中说：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出尽风头，但在反思文革、否定文革的行动中却乏善可陈。这个评论无论是否中肯，对我们都是一个警策。
我们这几届清华学生是不幸的，政治运动虚耗了我们最宝贵的青春和才华。我们这几届清华学生也是幸运的，我们近距离地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宏大、最荒诞、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政治运动。但我们没有消沉，在相当长的一段艰苦生活中，在冷静的反思中寻找中国的出路。文革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事业有成，有的人还官居高位，退休后不少人己经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了。文革运动搞得天下大乱，害了这么多人，死了这么多人。我们的一些同学就在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中失去了生命。每想起他们，我们心中都会产生出一种锥心的伤痛。为了死去的他们，为了未来的后代，我们应该利用渐逝的老暮之年，把我们当年那段亲身经历说出来。只要我们说的是真实的，就会有价值。只有我们说的是真实的，才会有价值。真实的东西，只有我们将它们说出来，才会有价值。当时你属于什么派，是保守还是造反，是老团还是老四，并不重要。史识可以不同，史实只有一个。真实与否，不能任人雕刻；正确与否，听凭后人评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为历史，为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后责任。
2007年12月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