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９年三月，章诒和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在网上引起无数反响。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苏联物理学家朗道的文章，接触到解密了的当年苏联政府对朗道监控的一份文件，于是写了这篇文章，介绍发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科学界中的告密事件，为发生在六十年代中国文艺界中的告密事件提供某种参照。〕
章诒和先生写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附于本文后），以及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的出版和流传，使“告密”成为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网民从历史、文化、传统、人性以及制度等等角度对此展开了研究和讨论。而笔者则联想起了不久前在网上收集到的一份资料：“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是我国的“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根据前苏联解密的档案由俄文译成中文的，（见网页http://www.coldwarchina.com/kfda/egda/001847.html）原件最早公开发表在1993年的俄罗斯刊物《历史档案》上。同聂绀弩刑事档案类似，它的大量内容也是告密者和其他人密报的资料，不同的是，这份档案还有一部分是根据侦缉技术——多半是指窃听——获得的资料编撰而成的。所以聂绀弩刑事档案同它比起来，技术含量少了一点，有点“山寨版”的味道。
在介绍这份档案之前，先了解一下这份档案的主人公——朗道以及这份档案的来历。朗道（Lev D. Landau, 1908 - 1968）是举世闻名的苏联物理学家，笔者在1997年曾写过一篇短文“聊聊朗道”，登在当年十一月份《华夏文摘》上（见本博客网站，http://xmhua.blogspot.com/2008_09_01_archive.html）。文中介绍了他的生平中的一些重要遭遇，包括1938年，他三十岁时被苏联当局逮捕入狱。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在“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译文前的简介中提到朗道被捕入狱是因为“有人告密他是德国间谍”，这是一种误传。不过这也难怪，朗道被捕的真实原因是在他出狱后五十多年的1991年才公诸于世的，那时朗道已经逝世多年。在此之前，苏联政府讳莫如深，朗道本人也守口如瓶，人们一直被蒙在鼓里，包括他的家属都认为遭人诬告是他入狱的原因。朗道入狱的真实原因是他参与起草了一份声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反革命传单”。用我们熟悉的罪名说，是“恶毒攻击（斯大林）”和“煽动推翻国家政权”。幸运的是，朗道得到另一位著名的苏联物理学家卡皮查（Pyotr L. Kapitsa, 1894 - 1984）全力相救，在一年之后被保释出狱。朗道出狱之后，在几个月内，对卡皮查新发现的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下液态氦的超流动性现象作出了理论解释，这项成就使他在1962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不过，这是后话，当年，朗道因为有“政治问题”，属于“内控人物”，所以在1934年后一直不能出国访问。到了斯大林去世，苏联进入赫鲁晓夫时代，朗道尝试申请出国，为了审批他的申请，党中央向克格勃调阅了朗道在１９４７到１９５７年间的谈话记录。这份记录里朗道的触目惊心的反革命言论使得他的出国申请完全泡汤。笔者不懂俄文，十多年前写“聊聊朗道”时，只是从英文资料上读到此文件的少量摘引。感谢“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的学者们，中文的读者现在可以读到这份资料（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刘尔勋翻译）的大部分内容。对于在中国社会有一定政治经历的人来说，阅读这份“谈话记录”相信会油然生出一种“亲切感”来。
笔者在下面对这份档案作一简介，并不揣浅陋，对其背景做一些注释和说明，同时也同网友分享一些笔者个人的浅见。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到上述网站浏览该译文。
这份“绝密”资料标题为“朗道院士档案资料备要报告”，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保密局局长伊万诺夫写于1957年末，由当时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呈送给苏共中央委员基里林的。这个基里林是苏联部长会议主管科技工作的副主席（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朗道早已是苏联科学院的正式院士，他的出国申请显然要由基里林拍板，后者当时似乎有着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头衔。
报告的开头是朗道的简介：“朗道，1908年出生于巴库市，犹太人，无党派人士，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理论部主任。”——需要说明的是，苏联科学院当时在莫斯科有两个下属的物理研究所，一个就叫做物理研究所，是较老的，规模也较大。朗道所在的是另外一个物理所，它有一个有点古怪的名字“物理问题研究所”，是苏联当局为了留住“海归”、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卡皮查专门为他成立起来的。我国已故著名物理学家管惟炎当年曾师从卡皮查，他回忆说，研究所人数很少，只有三十几人，占一栋欧洲庄园式的建筑，仿照卡皮查在剑桥时的实验室。但是“庙小神灵大”，那里至少产生了三个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朗道从1937年起一直是该所的理论部主任，直到他去世——除了他在狱中那一年。
简介后面是对朗道的政治定性：“朗道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其父1930年曾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捕，但朗道隐瞒了这一事实。1939年，朗道因参加反苏团体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但作为理论物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被释放。”——应当说明，朗道被捕的正确时间是1938年，1939年是他出狱的时间。关于其父亲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捕一事，也属不实之词。苏联解体以后，朗道姐姐的女儿为此写信到她外祖父生前居住过的城市——列宁格勒（现在改名为圣彼得堡）和巴库（现在是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查询。列宁格勒克格勃的答复是：没有她外祖父被捕的纪录。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的答复是：朗道的父亲曾在１９２９年被捕，不过原因是“非法持有革命前制造的金币”，半年后，当局决定按当时的兑换率付给他苏联的钞票并且予以释放。看来，所谓“从事破坏活动”云云，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一种职业习惯，那就是总要在“敌对势力”分子的家庭出身上做点文章。比如“聂绀弩刑事档案”也是这么开头的：“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男，71岁，湖北京山县人，破落地主出身……”。
关于档案内容的来历，因为是绝密材料，不用担心“授人以柄”，所以报告明确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握着来自朗道周围的侦探们所作的密报和侦察技术手段提供的大量情报。” 至于材料中哪些是侦探即告密者提供的，哪些是通过侦察技术获得的，大多没有明确说明，有些也许可以从档案中读出，有些对我们这样的外人来说完全无从判断。
朗道从什么时间开始成为克格勃的监控对象，这份材料也没有说明。不过朗道当年是卡皮查给苏联领导人莫洛托夫和克格勃头子贝利亚交上保证书以后才出狱的，可以推断这种监控在他出狱的1939年即已开始，尽管这份材料中收集的朗道的言论限于1947年到1957年间。有趣的是，尽管处于持续的监控之下，朗道出狱之后一直在科学研究的前沿工作，当局甚至让他参与了最早的苏联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并且两次为他在这方面的贡献颁发了“斯大林奖金”，并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在194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似乎也没有受到当局的干预。这大概是任何中国的受监控人士都不能享受到的待遇。
当然，表彰归表彰，当局方面的监控看来并没有放松。从朗道那方面来说，这些党和国家给予的荣誉也没有让他感恩图报。按照档案里的说法，“从他的政治观点看，他是个有明显反苏情绪的人，他敌视苏联的一切”，档案列举了大量证据来证明这一结论。安全部门之所以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的证据，同朗道个人的性格不无关系。他的性格同聂绀弩有某种相像：胸无城府，口无遮拦而且言辞犀利。朗道当然知道自己处在安全部门的监视之下。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还是在各种场合说了许多被克格勃抓住把柄的话。
朗道是一位智慧极高的科学家，加上口无遮拦的脾气，就会生出许多“轶事”来。其中有一则讲的是他在科学院大会上对李森科这个斯大林在科学界的宠儿不假辞色的嘲弄——大家知道，李森科是反对“西方资产阶级遗传学”的科学斗士，主张生物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够遗传。有一次，李森科作完报告后，朗道问他：“你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代又一代的牛的耳朵割了，最终我们会得到生出来就没有耳朵的牛？”李森科不知是圈套，回答“是的。”接着朗道说了一句院士大会上没有人会讲的粗话把李森科问倒了，大意是，“那么请问，我们（男人）世世代代X女人，为什么她们的女儿出生时个个都是处女呢？”
在院士大会上都敢这样放肆讲话，可以想象朗道在私下里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这份档案的主要部分就是朗道在各种私人的场合发表的言论，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苏联科学技术和科学界现状的批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向往；对苏联当局某些内外政策的批评；特别是，还有对于苏维埃政权以及制度的批评。
这里摘引几句他对苏联科学技术和科学界现状的批评：“在我们国家，科学界已彻底地卖身投靠了”，“领导科研的是一些钳工和木匠”——这后一句话同我国右派分子的“外行领导内行”异曲同工。
关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向往，有这样一份来自告密者的报告：“朗道说，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上面说某位美国科学家，好像是捷克籍的，表示想到苏联来，于是，他说，这个蠢货!要是我能同这个人换换位置就好了。”朗道还说过，“一个想一生过得幸福的聪明人，应尽量摆脱国家，尤其是象苏联这样建立在压迫之上的国家给你下达的任务。”档案材料说，“类似的议论好几个侦探都不只一次的收集到过。”
下面的一段话，据说是他对一位“知己同时也是学者”所说：“可我至今仍与你在给我的信里提到的诸如‘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劳动’的目标相距甚远。这种信你该写给中央，对我则高抬贵手。你知道，苏联物理学处在什么位置，是处在第一位还是处在第十位，这不关我的事。我已经被贬到‘奴隶学者’的地位，这一点恰恰是决定一切的……”——这段话很像是从书信里摘抄来的，至于书信为什么落到克格勃的手里，恐怕要问那位被朗道视为“知己”的学者了。
他对苏联当局大力弘扬的爱国主义很不以为然：“……爱国主义路线妨碍了我国的科研工作，使我们同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更加隔绝，与领先的科技人员更加疏远。”“我不能参加目前流行的、强调苏联和俄罗斯科研工作（在世界上）领先的鼓噪。”
因为这份报告是为苏共中央提供资料，以便作出是否批准朗道出国申请的决策，所以就朗道出国后是否能够回国的问题，档案有较多的篇幅加以说明，其中一条说：“1957年，朗道一位极亲近的人士就朗道出国一事报告说：‘……既然不能相信朗道会回来，所以允许朗道出国，就是不慎重。他肯定不会眷恋自已的家，他对儿子的依恋亦不会产生依依不舍的印象。他很少同儿子往来，他考虑最多的不是自已的儿子，而是自已的情妇们。……最近20年来他生活的那种环境，他认为自已搞起来的小圈子里的人，使一直存在于他身上的个人主义性格和自以为一贯正确的看法更加根深蒂固。因此，一旦出国，他只会从个人利益、个人口味、个人感受的角度去考虑自已的一言一行。’”——这位“极亲近的人士”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他连朗道同儿子和情妇的感情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朗道假如活着看到这份档案，想必是能够猜出来的。
朗道不仅有“敌视苏联的一切”的言论，而且有出卖国家机密的嫌疑，档案里谈到，“美国物理学家韦斯科夫来到了莫斯科，为了朗道能出国，他同朗道圈子里的人专门讨论了国外最好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在第一次同韦斯科夫私人会见时，在没有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朗道把苏联学者的名单交给了韦斯科夫。名单上的学者，依朗道的意见，都是应该邀请到美国去的。这个名单上有他自已，还有依·米·利夫希茨、伊·叶·塔姆、维·拉·金兹堡等人，这些人都是直接参加中型机器制造部系统特别秘密工作的人。朗道提交名单时对名单上的人进行了评价并讲述了谁是干什么的。他对韦斯科夫说，塔姆是搞原子弹和氢弹的计算的，他也参加了这些工作，但程度上不及塔姆。”——引者注：利夫希茨是朗道的学生，他同朗道合著的九大卷《理论物理学教程》获得过1962的列宁奖金。塔姆是苏联著名的物理学家，获1958年诺贝尔物理奖，金兹堡则是2003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中型机器制造部”则是苏联核武器研制部门对外的名称，中国曾把对应的部门称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大概就是从苏联学来的。
尽管这份档案开宗明义说朗道“敌视苏联的一切”，它实际上却也包括了一些在当局眼里看来是朗道的正面言论，例如档案里说，“从1953年10月起，侦查机关注意到朗道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内外政策开始给予正面评价。”——相信这是斯大林去世以后，朗道对新领导和新政策有某种肯定和期待。另外，他虽然是犹太人，在对待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端这一问题上，他同苏联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类似资料中大概是找不到的，一个人一旦被定性为“敌对势力”，其档案里的正面内容就全部被抹掉，最多有一些“认罪态度良好”，“有立功表现”之类的词句。看看文革期间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材料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材料就知道了。
不过，在这份报告成文前一年——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时，朗道的评论完全同苏联政府唱反调，他把自己的政府领导人斥为“一小撮罪人”和“卑鄙下流的刽子手”。他说：匈牙利事件是“英雄的人民为自由而战。”“这实实在在是全体匈牙利人反抗奴役者，即反抗匈牙利一小撮人，主要是我国一小撮人的革命。”对于苏联领导人派军队镇压匈牙利的民众，他说“我们这儿的人决心用匈牙利人民的鲜血沾满自身，……他们管理着国家，他们是我们这里的罪人。”
尤其是，匈牙利事件还带出了他对列宁的批判。下面这段档案中的内容，如果不是告密者的汇报，那就是克格勃在朗道家中窃听所得：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２日，朗道在自已寓所里谈话，当有人议论到苏联政府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时说：“假如列宁在世的话他肯定会感到震惊。”朗道对此的答复是：“列宁也做过不可告人的事。请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义。……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和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动了起义。他们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可得到的却是子弹……这是法西斯采用的手法。”——朗道在1938年起草那张导致他入狱的传单时，仅仅是表达了对斯大林“大清洗”的愤慨，认为斯大林“背叛了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但是到了四、五十年代，他显然已经转而对列宁在十月革命中创建的苏维埃制度持有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
档案中有一段话似乎有点费解，朗道说，“……第一件事，早在1917年10月就作到了，几个月之后发生了政权的转移，政权完全转到共产党人手里，共产党立即发出指令：抢夺被掠夺的归自已所有，他们认为在做这一切时是按科学办事的。……这不是什么错误，这里面包含着某种思想，革命就是这样实现的。”（别人问）“那能不能说这种思想是不道德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朗道说，“那当然。”
如何理解这段话呢？笔者以为，金雁的“颠倒的联共（布）党史”一文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该文有这么一段文字：“列宁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都是以要召开全民普选的立宪会议为动员手段，在这之前布尔什维克也说要把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当时大家都认为苏维埃是一个临时机构，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搭了一个简易的住房，我们一定要盖一个比较牢靠的住房。我们的合法性靠什么来取得？就是要靠全民普选’。在临时政府的时候一再提出进行立宪会议选举，但是因为是战争的情况下没有选成。十月革命以后就选举了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得了少数票，24%；社会革命党得了40%。到此时列宁的口气完全变了，既然合法选举我是少数，那我就要用武力来取缔它。从赞成立宪会议到取缔立宪会议，是列宁跟第二国际的分手的主要原因之一。”——朗道所说的“几个月之后发生了政权的转移”，显然是指列宁在普选失败后用武力取缔立宪会议的举动。朗道认为这种政权转移方式背后的思想是“不道德的”。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错的话，说明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合法性一直存在着质疑。十月革命时，朗道只有九岁，他从早年对“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的赞扬转变到后来对苏联政府的严厉批判态度，可能同他对十月革命历史的深入了解有关，毕竟，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人还有在世的，联共党史的官方版本并不能一手遮天。
朗道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的认识“与时俱进”到多远，还可以从下列几则档案记载看出来：
“今年(1957年)1月12日，在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沙利尼科夫谈话时朗道说：‘我应该告诉你，我认为我们的制度，正如我从1937年就开始对之所了解的那样，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现在依然如此，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这个问题会有两种情形：第一、要看这个法西斯制度的内部在多大程度上会有所改善……第二、依我看，这个制度将来总会发生动摇。我认为，只要这个制度依然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它的改观上，这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也是可笑的。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
“在同梅曼教授谈论同一话题时，朗道说，‘显而易见，列宁就是头号法西斯分子。’朗道否定我国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今年(1957年)5月，他曾说：‘我们的制度是官吏阶层的达官显贵们专政的制度。我否认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生产资料绝对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达官显贵。’”——“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财产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权贵，物理学家朗道在五十年代就洞察到了这一点！
“朗道认为，苏联的现状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并就此谈了他的几个推测，即通过什么途径消灭苏维埃制度。这包括他1956年12月1日的谈话内容在内，那天他说，‘目前已很清楚，可能会发生军事政变。现时政府不怎么受欢迎，加上人民仇恨当权者，军事政变这件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正如技术侦察手段所提供的情况那样，在同每天来访的客人谈话时，朗道多次就苏维埃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要消灭的问题陈述了自已的各种设想。”——1957年，正是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年份，我们的伟大领袖断言“东风压倒西风”，朗道却预见了“苏维埃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要消灭”。
朗道把列宁称为“头号法西斯分子”，念念不忘“通过什么途径消灭苏维埃制度”，同这样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相比，聂绀弩在旧体诗里隐讳曲折表达的那些对毛主席和党的微词，对自己遭遇的牢骚等等，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儿科。看到朗道这样一些毫无掩饰的“反革命狼子野心”，苏共中央怎么能够批准他的出国申请呢？连他到兄弟国家中国访问都不予批准。不仅如此，笔者相信，在当时苏共的领导中，一定也有人这么想：“这个姓朗道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朗道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不过，我们为朗道庆幸，也为苏联和世界的物理学庆幸，除了不让他出国，苏联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最高领导并没有“给他一点厉害尝尝”。既没有限制他收徒授课，也没有禁止他用真名在国内外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甚至，对待朗道还表现了相当的克制，据朗道的同事兼学生金兹堡回忆，1959年，有一个国际物理学大会在基辅召开，朗道和其他一些科学家被通知不准出席，理由是他们接触过苏联核武器研究的机密。这规定引起了朗道的愤怒，他宣布照样会到基辅去并要把这件事捅到会议上去。面对朗道的抗议，当局最后收回了成命。
正是苏联当局的这种“只监控、不行动”的克制——虽然说不上是法治意义上的权力的自我约束——使得古拉格里少了一个劳改犯人，苏联多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世界多了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毕竟，苏联共产党是孕育了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文化的产物。
2009年3月29日
附：章诒和：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原载《南方周末》
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
我问：“吃惊什么？”
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 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 ——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诗人邵燕祥看了“聂档”，内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象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见《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载《南方都市报》2009.3.5）
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 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 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 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 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
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罗瑞卿还批示道：“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 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2月18日的材料汇报聂的言论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像聂绀弩这样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即使发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们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兴趣的是政事。聂绀弩只要与同类聚会，三杯酒下肚，那议论与牢骚就一起冒出来了。他思想敏感，独具慧眼，在惊人之语中，有深刻，有调侃，也有偏颇。这是中国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释放。
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几个人在聂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聂绀弩谈兴来了，大放“厥词”。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 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异常激烈的言论，其实并未刊出。聂绀弩和父亲（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的场合，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出语刻毒和文风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这才是聂绀弩。
聂绀弩怎么会和这样一些人往来？理由太简单了：因为他只能和这样一些人往来，就像反右之后我的父母只能和罗隆基等人往来一样。1961年，聂绀弩刚从北大 荒回京。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访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两包烟。随后说：“老聂，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后来，聂绀弩写下这样的诗句：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无肴核也无糖。
其时三年大灾害，谁家有酒备客尝。
举杯一饮无余沥，泪落杯中泪也香。
临行两包中华牌：
老聂老聂莫再来，我事非尽我安排。
独携大赧出君门，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读着这样沉痛的诗句，我能想象出聂绀弩的狼狈与赧然，能体味到他内心的屈辱和愤然。现实的处境及困顿，他只得与同类为伍了。
因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我与聂绀弩是难友。1978年我出狱后，在聂家有一次痛饮和畅谈。我与他互相交换“案情”。
他问：“小愚，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
我说：“两条，一是反动言论，二是写反动日记。”
聂大笑。说：“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样的罪。我是说反动话，写反动诗词。”
我说：“我的反动话，主要是攻击江青。”
聂大悦。叫道：“李大姐（章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恶毒攻击的是一个人！来，为了这个，我们要单独喝一杯。”
我告诉聂绀弩：当时专政机关认为，章诒和光有别人检举的反动言论还不够，要把她钉死在罪行上，还必须有文字。于是，指使剧团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记、札记、手稿，共17大本。他们终于找到所需的证据。白纸黑字，跑不掉了。聂绀弩也如此！“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 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书中，寓真列出许多首 诗。这里，仅举三例。
冰道
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 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
吊若海
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
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1960年死去。诗意是：40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 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
轱辘体之一
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
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
1962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 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 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抓捕聂绀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是有预感的，钟敬文也劝他焚诗，聂绀弩有些慌张，开始烧诗，还跟别人（如黄永玉）打招呼：“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 ”（聂诗）。处于绝境的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
用文化人监视、告发文化人，决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不少审查官就是19世纪俄国作家。在德国，著名的海德格尔就对老师胡塞尔实施“无形”迫害。我们国家自先秦以来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则是朱元璋的锦衣卫。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翦除异己，以巩固统治。“文革”期间的告密行为是在“革命 ”“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要能够保卫红色江山，无论怎样告密，采取何种方法，哪怕是告发父母，哪怕是暗中窃听，都是好样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 告密者毫无负罪感。有关部门所网罗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长、有才气、有成就，也有些名气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政坛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运就悄然逼近，自己还浑然不知。
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
的确，聂绀弩平反后，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吗？不知道黄某人在给自己注诗吗？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我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预审员 问：“你说过周恩来喜欢孙维世吗？”一听，立马知道这句话，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讲的，又是谁检举的。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 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聂绀弩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但是，我认为他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 一连数日向壁而卧。有一次，聂的夫人周颖来找我的母亲，说：“你快去看看老聂吧，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
母亲带着我去了。聂绀弩翻身起床，并打发周颖去买熟食。周离开房间，一直沉默的他劈脸问道：“海燕（聂之女）的自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母亲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遗言吧？”聂绀弩问。
“知道。”母亲答。
“她在纸上写的那句话，我会琢磨一辈子，除非我咽气。”
母亲劝道：“老聂，你不要这样，事情过去了。”
“李大姐，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事情能过去吗？”他用手不停地戳着心脏部位，自语：“永远过不去。永远过不去！”
母亲不做声。
“你不说，我来说！她的遗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说海燕发现了什么……”母亲听不下去，伸出一只手掌，断喝道：“老聂，不要讲了，我不许你讲。”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出狱后，和黄苗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私人往来；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泪书于北京守愚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