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校友唐金鹤同学花了数年的功夫，用血泪写下了《倒下的英才》一书，她要我写一篇读后感。这篇读后感我写得很艰难、很痛苦，几度彻夜失眠，几番停笔掩泣。因为这本书写的清华百日武斗，是我们这几届清华学生心中永远的伤痛。
清华百日武斗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说它重大，原因有三条：第一，它作为文革中的武斗典型，曾经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在武斗规模上，它算不上是最大的，但是在首都北京，全国最高学府，历时三个月，死伤数百人，战况十分惨烈。尤其是５３０一仗，双方近千名现代大学生，身穿护甲，手持长矛，在东大操场摆开原始阵形，血淋淋地相互搏杀，实在是惊心动魄。第二，它是全国文革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清华武斗进行到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这一天，数万首都工人进清华制止武斗，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一事态使得全国文革从群众运动时期切换到工宣队时期，工人和军队占领了上层建筑，从而导致轰轰烈烈、历时两年多的文革群众运动的全面终结。第三，文革历史的研究中，不少专家对清华百日武斗产生了诸多疑问，比如，到底是什么动机驱使清华同学之间的拼死搏杀；最高学府的知识分子精英为什么会如此丧失人性；中央最高层，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在清华武斗和７２７的事件中，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至今尚无人能够作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有关清华百日武斗的书籍已经有了几本。其中最早的，是著名美国作家韩丁１９７２年出版的《Hundred Day War》，译名为《百日武斗》，副题是“清华大学的文革”。“清华百日武斗”这一历史名词，大概就肇始于韩丁。２００３年，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出版了《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一书，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２００４年，清华文革中四一四派头头沈如槐出版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一书，其中第六章“百日武斗”，长达百页，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除了出版物之外，涉及清华武斗的其它媒体也不乏其例，如香港凤凰卫视就曾派出相当规模的记者阵容，在清华大学驻守了三个月，专门采访、编辑有关清华文革的电视节目，并早在海内外播出。
继这些文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文革头头之后，现在，２００９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唐金鹤又写成了《倒下的英才》一书。这个唐金鹤究系何人？她有什么资格来写清华武斗？她写的书又有着什么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呢？
本书中，第二部第一节的标题为“我算老几”。在清华文革中，唐金鹤只是一个普通群众，对写清华武斗这样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看来连她自己都有点发怯。更有甚者，本书中唐金鹤不经意地暴露了自己的短处：她竟将当时几乎每个小学生都能倒背如流的毛泽东的诗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硬是读成了“当年麈战急”。看来，唐金鹤这个清华大学工科专业的优等生，她的文学素养和政治敏感度，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但是，超乎寻常的是，唐金鹤的书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几年前，《倒下的英才》曾在互联网“美国在线”上刊载，吸引和感动了一大片知识分子网民，大家争相传寄，在某些读者圈中竟成了一时的热门话题。我本人就是在朋友的推荐下，在网上最初读了《倒下的英才》，然后又将它介绍给了几位清华同学。毕业后，我同唐金鹤四十年未通消息，主要也由于这个原因，互相找到并恢复了联系。
现在出版的这本书，作者在网上版《倒下的英才》的基础上，花了三年多的功夫，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补充，使得内容更加丰满，证据更加充实，叙述也更加真切。我一遍一遍地阅读书稿，几乎每次读的时候，都有一种撕心裂肺的临在感觉。而读后，我又几乎每次都陷入了无尽沉痛的历史思考。在我这个清华武斗的直接见证人看来，唐金鹤的书有着特殊的文字震撼力，也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
唐金鹤不是文学家，但她是工程师。她以一个工程师的方式，复原了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唐金鹤不是历史学家，但她是亲历者。她以一个亲历者的感受，复原了清华武斗人员的历史形象。唐金鹤不是政论家，但她是有四个孙儿的老祖母。她以一个老祖母的价值观，复原了评论清华武斗的基准。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复原了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 以工程师的方式复原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
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历史类读物，戏说的成份过于浓重，大多已经与原本意义上的历史不相搭界。即便是较为认真的历史出版物，往往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摆脱不了报告文学的套路，文艺腔太重，以文学描写的方式来叙述历史事实。这种半真半假的历史著作，无法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无法取信于后人，更无助于总结我们这个民族沉痛的历史教训。不客气地说，我看到的回忆清华文革的文章，不少是趋时之作，有意无意地扭曲了当时的历史情境。
唐金鹤不是文学家，她是一位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工程师。工程师的工作方式，事事都得有可靠事实根据，不能模棱两可，更不能臆造发挥。这种工程师的素养，唐金鹤在写作《倒下的英才》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倒下的英才》有两个部分，上部叫“清华园文革记事”，下部叫“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两个部分都是写清华武斗的，只是上部以搜集和记录武斗亲历者的回忆为主，下部以她本人的亲身经历为主。严格说起来，这两个部分都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
工程师办事的特点是：有所不言，言必由实。在本书中，作者不勉强地去概述百日武斗的全过程，而是把着重点放在５３０大战，以及团、四两派武斗伤亡牺牲者的具体情境中。凡是她所记的内容，都经过反反复复的调查核实。据我所知，为了写作本书，作者几次从美国专程飞回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地，对当事人进行采访调查，并将书中所记的事发地点一一寻踪确定，实地拍下照片。另外，她还打了无数次长达几个钟头的越洋电话。本书采访的主要叙述者之一郑楚鸿，是唐金鹤的丈夫，香港工程师协会的会员（MHKIE），注册的机械工程师（R．P．E）。他是清华同学中公认的实诚之人。他虽然不写日记，但是几十年来对自己的每天所为都有记录。他在本书中所追述的武斗场景，开始觉得好玩，战斗中的紧张害怕，在受伤和面临生命威胁之时，却默默地去尽自己觉得该尽的责任，一一道来，真是十分的真实可信，十分的令人感动。
唐金鹤所调查的其他清华同学，大都具有同样务实的工作作风。为了核实某一个细微情节，比如，被枪杀时钱萍华穿的是黑裙子还是花裙子，他们曾经认真地争论了好久。为了确定５３０武斗中土坦克出现的时间，他们精确地查到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０日北京地区的日出时间是４点４９分。为了指明武斗地点和方位，他们用现代科技手段制作出逼真直观的立面地图。这些，都是工程师方式写历史的优势。我记得，有位文革专家读了唐少杰所写《一叶知秋》后，在评论文章中，就曾为作者没有提供清华武斗地图而感到遗憾。
本书对搜集到的史料，经过认真筛选。不肯道听途说，也不肯媚俗随众。在追查卞雨林中箭死亡的原因时，唐金鹤曾专门向我调查：有人告诉她，卞雨林所中的箭上涂有氰化钾，是我们班团派同学郑××带到现场的。她问我知不知道此事。我给她回信说，我过去从没有听说郑××有过此举。在本书中，唐金鹤就舍弃了这个说法。相反，她在追查许恭生之死时说到，在两军对阵中，一位四一四的“勇者”出阵向许恭生单兵挑战。这一情节有点类似小说中古代武士叫阵，太戏剧化，真实性叫人怀疑。部分团派同学对此提出激烈批评，有些参战的四一四同学也不认同，我就是反对者中的一人。但唐金鹤认为，有二十多目击者肯定这一情节，应是事实。在本书中，她坚持采用了这一说法，并将它列为许恭生身亡的原因之一。
或许有人会说，核查落实这些细微琐碎的事实，对研究历史，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认为，任何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由细节组成的。凡是事实，都有核查的价值。任何事情，只要说的是事实，就会寓有历史的意义。举个小例子，本书记述５３０在东大操场双方长矛对阵拼杀的场景时，说到的“冲击波”，其实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却又不解其义的所谓“战了若干个回合，不分胜负”中的“回合”，这是冷兵器时代自然形成的特定战斗景象。这种实地记录，你说它是细节，其实是我们祖先几千年战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借此机会弄懂这种细节，对加深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应该说不无价值。
而且，只有研究具体的事实，才能为历史科学构建坚实的基础，也才能为历史评判提供客观的依据。就拿研究５３０大战这段历史来说吧，四十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事件许多问题的看法，团、四两方各执己见，至今没能统一。但是，如果抛开政治观点和感情的纠葛，专门追寻历史发生过的事实，那么，由于它的真相只有一个，两派同学说话也就有了共同的基础。在本书中，作者将团派武斗指挥官李自茂的文章，与四派几位武斗指挥官的回忆文字，放到了一起来进行考察，互相补充印证，使得两方指挥官的回忆能够丝丝入扣，拼接出５３０大战的历史现场真实面貌：这次行动谁是肇起者，谁是策划者；谁在进攻，谁在防守；在什么情况下死了人，在什么情况下放了火。通过这些细节的落实，谁应该为这次武斗负责，谁应该为几位同学的生命负责等问题，也就不辩自明了。
我这里只是说，本书复原了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并没有说，它已经复原了这场武斗的全部真相。虽然作者的本意是要追查事实，但由于个人经历和调查范围的限制，以及记忆的失真等等原因，我们不敢说，她所追查得到的，就已经是事实的全貌了。举个例子，书中讲到５３０大战临结束前，四一四“围魏救赵”，蒋南峰曾带一彪人马去攻打一教。在我的记忆中，在蒋南峰之前，刘万章就曾经从东大操场的队伍中抽出一股，攻打过一教，转了一圈，很快又回到东大操场。可见，即使是四一四中间，要复原全貌，就很不容易。何况，团派同学中像李自茂这样追忆武斗场景的文章，还很少见到。所以，要真正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全貌，还需要更多亲历武斗的清华同学投入其中，并作出努力。
还有需要说明的是，唐金鹤运用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来追查事实，是她的职业习惯所使。但是，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它的功用是处理“事实”。一旦离开处理“事实”的领地，而进入处理“观点”的疆界，比如表达情感、进行政治评判等等地方，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无法运用，他们的职业习惯也就无所适从。在这些地方，唐金鹤往往也会失去了她的冷静和客观。她那充沛的感情，容易冲动的性格，倔强的脾气，就会一一显露无遗。所以，有人也许会认为，唐金鹤在本书中抒发的感想、议论和评断，不少是带有派性和偏见的。毕竟，工程师也是人，他们也有人性的弱点。何况，经历了像清华武斗这样的血腥对峙的两方，要做到真正的冷静和客观，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 以亲历者的感受复原清华武斗人员的历史形象
说起文革造反派的形象，经过长期的政治宣传和文学演义，大抵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脸谱：凶残，愚昧。参加武斗的人员，那就更是一帮愚忠于毛泽东的亡命之徒了。这种脸谱化的归类，过于简单化，无法解释一批高智商知识分子精英成为造反派、参加武斗的历史事实，也无助于让后人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在探索前进方向的过程中，走过的种种曲折道路和经受过的种种牺牲和磨难。还原这一代人走过的复杂历程，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现在的历史学家不去做，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去做。
唐金鹤不是历史学家，她是一个亲历者。她在复原清华武斗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复原了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有极其丑陋凶残的一面，也有极其悲壮侠义的一面。人性是恶的，人性也是善的。我们需要昭示于后人的是：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中，人性会暴露出它的丑恶；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中，人性又会展现出它的善良。
“清华园里血斑斑”，本书一开头就掀开历史幕布，展示了一桩桩骇人听闻、惨无人道、人对人进行残酷迫害的事实。其实，这还不仅仅是人对人进行迫害，确切地说，是学生对老师的迫害，是同学对同学的迫害。什么是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什么是恶魔？这就是恶魔。令人深思的是，这些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竟然发生在最高学府，行凶者竟是一些经过全国范围内千挑万选，才选拔出来的“英才”。本书的书名虽然叫做“倒下的英才”，其实它的更多篇幅写的是“杀人放火的英才”，和“丧失了人性的英才”。当然，真正参加打人整人、杀人放火的，只是不多的几个人，但是，这种现象在当时确是普遍可见的，而且在一段时间中，大多数人竟能够容忍这种恶魔行为的公然存在。所以，如果把当时多数的清华学生说成是“中了邪的英才”，确实不能算是冤枉。
本书之所以起名为“倒下的英才”，是因为：作者最先决定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纪念在清华武斗中丧失了生命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作为一个清华武斗中四一四方的救护人员，唐金鹤比其他武斗人员更多、更直接地目睹和经受了鲜血淋淋的生、死、伤、残的惨烈场面。这种记亿，就像利刃刻划在心中，毕生不会忘记。把这份感受写出来，用以祭奠死者的亡灵，这是唐金鹤给自己设定的责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５３０大战中团派方面死亡的许恭生，又正好是她的同班同学。这使得她追思死亡同学的这份责任，压在心上更加沉重。
许恭生曾是全国高校击剑冠军，在武斗中被对方用长矛刺死，其人其事，影响很大，至今网上有不少文章还在说到他。不久前，我在“清华大学本科招生网”上看到一篇题为《最忆是清华》的文章，写的是作者儿时同韩丁的女儿卡玛结伴在清华园嬉戏的回忆。文中有一段提到了许恭生，读后让我伤感下泪。我特将其摘抄如下：
击剑我们也常玩，主要是受电影《三剑客》的影响。我们很快弄清剑分三种，轻剑、重剑、花式剑。其中轻剑只能刺，不能砍，重剑只能劈砍而不能刺；而花式剑则又能砍又能刺。我最佩服的是当年全国高校的重剑冠军许恭生。他的动作现在想起来，真的和佐罗差不多，既利索又美，而且一气呵成。文革开始后，他加入了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派”。“井岗山”和“四一四”派发生武斗时，许恭生总是担当主力前锋。当时的武斗，因为是冷兵器，所以我们常去观看。两军对垒，个个都身披飞机铝做的盔甲，手挺长矛。但你来我往，并没什么伤亡。
许恭生确实称得上英才，是当时花季少女心中的偶像。叫人感慨的是，作者笔下的清华武斗场面竟然是“因为是冷兵器，……你来我往，并没有什么伤亡。”她们也许不知道，她们青春时的偶像许恭生就是在“冷兵器”的交战中，被生生刺死的呀！她们也许也不知道，许恭生死后不久，清华武斗很快从“冷兵器”升级到“热兵器”，绝不是“并没有什么伤亡”，实际上，伤亡人数多到了几百人。文章作者当时不是清华学生，她们不了解清华武斗的详情，并不奇怪。奇怪而且令人吃惊的是，清华大学竟然将这篇文章放在本科生招生网上。呜乎，鲜血的教训是这么容易忘却的吗？历史的事实是这么容易湮没的吗？
许恭生是英才，在清华武斗中丧生的其它同学，也都是英才。他们的死，让活着的人扼腕痛心。对他们的死，我反对当时的人们将他们称之为烈士，也不同意现在的人们把他们说成愚昧的牺牲品。他们不是烈士，但是，他们也没有白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绝不是愚昧的人，他们相信了某种理想，为了自己的理想，在探求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过程中不幸身亡。无论他们所相信的理想是对是错，他们肯为自己的这种理想去作战，去面对死亡，他们的这种精神和行为，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没有，这样的精神不可或缺。我很愿意看到，现在的青年大学生从“中了邪的英才”中清醒过来。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今后的大学生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吸取反面教训，变得“精明”，变得犬儒，一个个都成了“范跑跑”那样的人物。
现在的人们看来，当时清华学生的集体行为确实是太过怪异。２０世纪的大学生，身披盔甲，手执长矛，近千人排列开古典战争的阵容，相互搏杀。这不是唐•吉诃德吗？这不是比唐•吉诃德更加可笑吗？须知道，人类的行为是由环境决定的，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可笑，而是觉得势之所迫，不得不为。到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至少是我所知道的四一四方参加武斗人员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后悔当时自己的选择。他们可能会对自己处在那个时代环境而感到可悲，却不会对自己那时的行为感到可笑。
评价人们的行为，不能只看他们做了什么，还要看是在什么情势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据我所知，一些国外的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往往习惯于要在意识的表象下找出实际的利益趋动力。清华百日武斗使他们感到困惑：清华武斗的参加者基本是一些学生，在这些同学之间能有什么实际利害，尖锐矛盾，值得他们以死相搏呢？流行的解释是，武斗的实际利益趋动力是部分造反派头头的个人权力欲望。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否则，这场武斗也打不起来。但是实际上，两派头头和广大群众之所以投入武斗，这并不是他们心中更深层的利害惦量。许多群众参加武斗，确实有着自身利益的趋动力，这就是为生存而斗争，为不当反革命而斗争。在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中，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可不是说说而己！如果自己这一派真的被打成反动组织的话，最后清算起来，许多人可能真的就成了反革命，至少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个政治错误可犯不起啊，年纪轻轻，这一辈子可就惨了。清华文革的头头唐伟同学曾经说过：“我们是‘奉旨造反’，或者叫‘跪着造反’的人，经常想的决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不要成了五七年的右派，不要被打成反革命。而像沈如槐等四一四派同学，坚持武斗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害怕蒯大富上台后大搞像现在陈水扁一样的流氓政治和统治权术。”他的话一针见血，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真相。
另一方面呢？这些外国研究者产生困惑的原因，部分可能也由于他们太重视实际功利，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对当时中国大学生所起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最显见的当然是毛泽东思想。据我所知，当时清华学生中真诚相信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愿意为这种理想而拼命的人，确实也还是有的。而除了这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外，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思想的影响，常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
清华物理教研组有一位小王老师，由于种种原因，被陷在科学馆里面。他写过一篇文章，平实地记述了他在科学馆中所见所闻。他将留在科学馆里的几位女同学称为“侠女”。读者自己可以看出，本书作者唐金鹤同学在武斗中的所作所为，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侠女”。唐金鹤在本书中记叙的不少人和事，也都有这种侠、义之风。这“侠”和“义”两个字，是我们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文化革命中并没有消失。它超越“极左或者极右”、“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等等意识形态的纷争。在我们这个民族处于危急患难之时，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的这种品性，势必会展现出来，来应对这种危难局势。
现在的文革研究者可能认为：留在学校参加武斗的人，一定都是那些团、四两派中派性观点最极端的铁杆分子。事实不是这样，至少就我所知道的四一四方，不是这样。事实是，四一四派内部还分成几派，其中原属天安门纵队的三七战团是它的鸽派。沈如槐的文革回忆录就认为，天安门纵队的领导人是较得人心的“谦谦君子”。他们是一些颇具资格的平民造反派，观点温和，很有文采和口才。他们中的孙怒涛、汲鹏和王良生是被蒯大富列入５３０革委会名单的，但孙怒涛和汲鹏不满蒯大富的极左做法，放弃官位，毅然同蒯大富决裂。本书有很多处提到汲鹏，他是四一四方武斗中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沈如槐在他的著作中还曾指出：清华百日武斗中，四一四方武斗的中坚，特别是各系、各战区级的武斗指挥官，临危受命的，基本是三七战团的“谦谦君子”。像唐金鹤这样，连温和观点的天安门纵队都没有参加，那就是更加中间的温和派了。他们一向不想武斗，抵制武斗。但是，武斗战火烧起来后，他们留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学校里。而唐金鹤，那是离开了以后，又回来的。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它说明，不能简单地将清华武斗全部看成是两派政治观点之争，它其中的一部分是道义之争。这一部分人参加武斗的主要思想趋动力，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是侠义、仁爱等等传统的中华道德文化。
当然，清华学生不是金庸笔下的侠客。他们是当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从唐金鹤搜集到的数据可以看到：清华武斗中出生入死、负伤流血的这些人，在改革开放后，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真才实学，大部分人做到事业有成，他们中有的是博士，有的是教授，还有人在科技领域作出了杰出的社会贡献。在文化革命中特定历史环境中，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精英，参加武斗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应当的选择。
从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出，文化革命中的这场武斗召唤出人类灵魂深处最丑恶的部分，也召唤出最高尚的部分。简直可以说，这是天使和魔鬼的共舞。但是，看了书中的事例，读者千万别以为四一四就是天使，团派都是魔鬼。事实绝非如此。其实，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凶恶和善良，每个派别组织中都有天使和魔鬼。目前有人已经写文章揭示，四一四派也有非法关押无辜群众的，也有虐待俘虏打人的。最近，团派头头陈继芳同学在谈到反思文革时说，妖魔化对方就是妖魔化自己。她说得不无道理。如果有人借反思文革的名义，有意捏造事实而妖魔化对方，那当然是绝对错误的。汲鹏曾给我说过这样的话：四一四和团派其实是一对双生兄弟，团派犯过所有错误，四一四几乎全都犯过。比如，团派关押了罗征启老师，四一四也关押了陶森老师，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受到的身体摧残和心灵的创伤，那都是一样的呀！对他们，现在我们的心里都是深深的懊悔和内疚。
唐金鹤不是不想公正，只是囿于个人经历，她没有能够看到并写出事件的另外一面。我想，如果团派同学也写出一本回忆清华武斗的著作，他们中必定也会有不少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的动人故事。我还认为，即便是那些在武斗中作出错误行为的同学，也绝不是天生的坏人。他们的一些残暴行动，乃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教唆、被诱导出来的。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本来也是十分优秀的人才。本书讲到在清华有过一个从活人口中拔牙的残暴事件，对此，汲鹏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个在活人口中拔牙的同学，事后受到公众的谴责，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牙科大夫”。汲鹏一次见到他，开玩笑地给他打招呼：“牙科大夫来了。”那知这位同学听到后，很诚恳又不无诙谐地调侃自己说：“我不做牙科大夫了，我现在改行学针炙了。”汲鹏后来了解到，这位同学确实业余学会了针炙，免费为不少人解除了病痛。就是蒯大富本人在武斗中，同样有着善良不忍之心。他在深圳同唐金鹤谈到谢晋澄之死时，我就坐在旁边。我看到他说起这段往事，声音哽咽，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谢晋澄刚死的武斗初期，蒯大富就能将这份善良不忍之心萌发扩大，以此心此理来处理武斗中的团、四两派的矛盾，那末，清华武斗的许多悲剧恐怕也是可以避免的了。
但是，我不想说，在清华武斗中团派和四一四派犯了同样程度的错误，你错我错大家错，没有什么差别。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早在工宣队时期，有关部门就已经查明：最先策划挑起武斗的，是团派一方；发动５３０大战的，是团派一方；几起恶性事故，将人活活毒打致死的，是团派一方；放火焚烧东区浴室和科学馆顶楼的，是团派一方；开枪打死同学的，是团派一方；七二七那天，打死打伤多名来校阻止武斗的工人群众的，还是团派一方。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受到法律惩处和政治处理的人数，团派方确实比四一四方要多得很多。这些早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这些不争的事实，却在文革研究专家中间引发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两个学生群众组织的行为差别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真的老四比较善良，恶人都跑到老团那里去了？
对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解释是组织成员决定论。有些研究人员运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两派群众的家庭成分、党团员人数等等一一进行对比，试图从统计百分比中找出答案。他们甚至将某些武斗打死人的现象说成是坏人进行阶级报复。团派同学叶志江在他的《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一文中，谈到团派观点的教师群众组织“红教联”时，说“就是我这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也一直以为‘红教联’的成员中有很多坏人”。在谈到武斗中开枪打死杨树立的赵德胜时，他说：“听说，赵的父亲或别的什么亲人被共产党镇压了，赵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而且他也相信了“赵德胜的心灵深处怀有仇恨。否则，我难以理解赵德胜何以有勇气扣下扳机。”可见叶志江基本上是倾向于这一种解释的。还有一种解释是政治观点决定论。他们认为，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本性就是走极端、排除异己，是邪恶的。团派受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蛊惑比四一四深，所以在文革中做的坏事也就比四一四更多。本书末尾，唐金鹤引用了四一四头头孙怒涛同学的一封信，他的论述大概就属这种解释。
应该说，这两种解释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团派在武斗中过失较多，其主要原因不在群众，而在头头。同学中分派站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两派群众的人品和能力，基本一样，至少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虽然总体上，团派的造反精神比四一四强，具体到个人，其实，大多数团派同学比四一四的同学更听话，更顺从，甚至更怕事。因为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是支持蒯大富的。选择参加团派，这是跟形势，随大流；选择参加四一四，反倒需要一点反潮流精神，多少有点要与中央文革别着劲干的意思。团派头头在武斗中出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准了自已的政治观点符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他们吃准了毛泽东在内心是支持他们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有恃无恐，头脑发胀，有点肆无忌惮，做事失去了基本的分寸。
沈如槐在看了毛泽东７２８召见的讲话后，在他的书中说：“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点错误，上帝原谅他们；而４１４则是一群异己分子。”其实呢，不如打个更形象的比喻：在毛主席眼中，蒯大富和四一四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只是蒯大富是亲生的，四一四则是前娘生的，手掌手背的肉不一样疼，偏心肯定是有的。两个儿子都喊娘，争着表示自己最有孝心，其实谁得宠谁不得宠，他们各自心里早就体会得明镜似的。小哥俩一见面就吵，终于打起架来。当娘的喝令几次都息不下来，干脆放话不管你们了，任你们两个小孩子自己打去吧，看你们能闹到什么田地才罢手。两个孩子越打越厉害，娘在一边坐着，说是赌气不管，心里却是巴不得自己的亲生儿早点能够打赢。蒯大富动刀子出狠招，她半闭眼晴看不见。她的全副眼神盯着四一四，一旦四一四使出什么伤人的打法来，她就会立即变脸，对他实施最严厉的惩罚。这种态势，蒯大富清楚，四一四头头清楚，在旁边作势劝架的管家谢富治的心里也是清清楚楚。蒯大富有恃无恐，大开杀戒；四一四顾忌重重，缩手缩脚，当然就只能多吃些亏了。四一四头头不是没本事打，也不是生性善良不忍心打，实在是在偏心后娘的眼皮下，不敢放开手脚来打。这就叫“不得宠的孩子有眼色”。也幸亏他们有眼色，在这样疯狂险恶的环境下少犯了好些更严重的错误，正如四一四头头蒋南峰在本书中所说的：四一四能够全身而退，简直是一个奇迹。蒯大富呢，他错以为只要靠到一个娘，天底下杀人放火的事都可以干，竟然将家里特地请来拉架的叔叔伯伯都打死打伤一大片，这叫做“宠坏了的孩子惹大祸”。到了这种地步，已是天理不容，天底下没有任何人护得住你、救得了你了。
上面我把毛泽东比作偏心的后娘，可能有点失敬。其实，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有他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对符合他政治主张的群众组织，他当然要爱护；对不符合他政治主张的群众组织，他也当然要反对。这是很正常的态度。对这一点，他是公开明示了的，并不掩瞒。在蒯大富闯下了大祸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说，他站在蒯大富一边，不喜欢那个四一四。这也应该说是一种光明磊落的风度。还有，尽管他很不喜欢四一四，至少在大面上，还是给了团、四两派一个平等的测验机会：没有把“制止武斗的工人队伍是他亲自派的”这个信息，单方面通知蒯大富。尽管测验的结果，十分的不如他的心愿，他一再遗憾地责怪蒯大富太蠢，为什么四一四不开枪，偏偏你蒯大富开了枪呢！这真是恨铁不成钢的一片护犊之心呢！现在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写文章埋怨蒯大富在７２７的作为，坏了全国造反派的大事；还有人说，毛泽东没有把派队伍制止武斗的消息私下通知蒯大富，是故意诱使蒯大富犯错误，是有意要收拾造反派；还有一位团派同学竟然说，７２７是毛泽东自导自演，演砸了锅的一场戏，等等。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些说法，对毛泽东实在是太不厚道了。
◇ 以老祖母的价值观复原评论清华武斗的基准
对清华武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四十年来，中外学术界有好几种不同的评价。同是政治评论家，写《百日武斗》的韩丁和写《一叶知秋》的唐少杰，两个人的看法，就很不一样。这不仅因为写作年代不同，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究其内里，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标准也是很不一样的。在我们这些老百姓眼里，政治评论这一套东西实在太玄妙，同一件事，你说“好得很”，可以写出大篇文章来；他说“糟得很”，也可以写出大篇文章来。这里头，怎么没有一个统一的评论基准呢？
唐金鹤不是一个政治评论家。看她所写的文章，不少读者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这是一个不怎么过问政治的人。唐金鹤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她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现在她有两个儿子，四个孙子，是一位典型的老祖母了。古今中外的老祖母，都有老祖母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她们对政治的看法往往是既幼稚，又固执，唠唠叨叨，却常常能把那些伟大政治家呛得一楞一楞的，实在拿她们没办法。她们的价值观说起来很简单：你们那些政治理论一套一套的俺们弄不明白，俺就是一句话，杀人放火的事肯定是错误的！
在美国，民间有个特别的反战组织，叫作“老祖母和平旅”（Granny Peace Brigade）。只有当上祖母的人，才能参加这个组织。一两年前，这些老太太反对小布什政府侵略伊拉克，活动十分活跃。她们或静坐、或示威，还编了许多反战歌曲，一路游行一路唱。更有绝的，她们集体占领征兵站，说是宁愿自己代替她们的孙子去当兵。小布什政府被弄得哭笑不得、恼羞成怒，还真下手抓过她们中的一两个人。这一下，更犯了众怒，连老布什的夫人都不干了，因为她也是老祖母。小布什没奈何，只好赶紧放人。“老祖母和平旅”的政治主张，也是极其简单：那怕你小布什的侵略理论说破天去，反正打仗杀人的事情就是要不得！
唐金鹤对清华武斗的评判标准，同“老祖母和平旅”对伊拉克战争的评判标准，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性为本”的标准。这个标准，简明地说出了人类政治最原始的真理。正因为它原始，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用这种老祖母价值观，来复原我们对历史重大事件进行评论的基准，当然也应该用来复原对清华百日武斗，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评论的基准。
老祖母的价值观，并不是真的只是老祖母才有的专有品。其实，在人民群众中间，无论男女老少，持有这种价值观的人为数甚多，而且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当年清华百日武斗的参加者，经过四十年的社会磨练，现在大多数人也都基本认同了“人性为本”的标准。唐金鹤在书中引用了但燊同学的一段话：“人性是一个社会的根本，国家大政方针的根本。心地善良是做人的根本。社会要以人为本，人要以善为本。”他的话，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今天我们回顾清华武斗，和反思文革的目的，就是力图尝试运用这种“人性为本”的基准，来重新认识和评价我们自己的这段历史。
我这里只是说，我们在“尝试”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对清华武斗和文化革命进行历史评论。我并没有说，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用这种基准来评论这段历史了。用“人性为本”基准来评论历史，看起来很简单，而且好像己经是大家的共识。其实远非如此，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论这个问题上，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从来不用“人性为本”的基准，他们用的是另外一些基准。那是些什么基准呢？他们的基准各式各样，有的是意识形态，有的是政治集团的利益，还有的是本民族的经济利益。他们往往认为，一个历史事件，只要它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那么，做一些违反人性的举动，那就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应该肯定的。有些重大历史事件，杀了几万、几十万人，并不妨碍它们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正面评价。比如在中国，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一些人进行镇压和打击，一向被认为是正确的；在美国，为了推进民主自由的制度，发动战争，屠杀别国人民，许多政治家认为也是应该的。为了同“人性为本”的历史评价基准相区别，我暂且将他们这些各不相同的基准，起个简化了的名词，叫做“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主流学术界和话语界，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所用的仍然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而不是什么“人性为本”的基准。
本书“清华园里血斑斑”一章中，一开头举的就是罗征启老师的例子。书中记录了罗征启老师遭到两次残酷的人身迫害的经过，一次在１９６６年的８２４事件中，一次在１９６８年的武斗期间。这两次迫害的手段都是极为残暴，令人发指。对清华文革历史略有了解的人们知道，８２４的恐怖事件不是蒯大富干的，而是一些拥护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的刘少奇工作组的高干子弟干的。对罗老师进行第二次迫害的清华武斗，现在的主流史学界基本持否定态度，其施暴的凶手，也己经基本得到惩戒。罗老师对在这次迫害中对他的弟弟之死负有责任的孙耘同学表示宽恕，受到大家的交口赞扬。但是，对罗老师进行第一次迫害的８２４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主流的历史学家对它表过态，其组织者和施暴的凶手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其中有的人还官运亨通，身居高位。不要说罗老师没有机会对这个事件的责任者表示宽恕，他们中有人甚至在文革后对罗老师又进行第三次的迫害，他们至今对罗老师却是毫无宽恕之意。我们这些老百姓用“人性为本”的基准来评论，可能认为这样处理既不应该，也不公正。但是主流学界用的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他们就认为很应该，也很公正。因为他们看来，８２４的红色恐怖是保护刘少奇，政治目的完全正确。既然是你毛泽东提出来要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么把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小当权派抛出来痛打，这个历史责任就应该算在毛泽东的账上。当时痛打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是政治策略的需要，这样做的人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在以“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下，他们的理由确实也很充分。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破四旧”、打砸抢，打出人命的，现在春风得意的人，为数还少吗？民愤最大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始作俑者，老百姓想得到他在文革后当了多大官吗？所以说，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复原文革中的历史事实，并不这么简单。要复原文革中的恶性历史事件，顺着主流学界的声势，批批清华百日武斗中的残暴行为，那是远远不够的。
我决不是说，清华百日武斗这样的文革恶性事件不该揭露、不该反思。相反，我深深感到，现在揭露得还太不全面，反思得还太肤浅。不过，我对揭露和反思文革这件事，同主流学界的想法略有不同。他们揭露也好，反思也好，主要目的是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我的目的，主要是想从中找出文化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校的清华学生，文革初期我也曾经狂热地拥护过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当然，我们理解的是正面宣传的理论，觉得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存在许多不公正的现象，确实有一些党内的当权派仗势欺压老百姓；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揭露他们，监督他们，是完全应该的。今天有的同学还记得，我当时曾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生逢时，死无怨。少年立志，赤化乾坤，誓将碧血荐。”但是很快，我失望地看到，那些高呼文革口号的红卫兵，以灭绝人性的手段，做尽人间坏事。我感慨万千地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绕口令似的感言：“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清除的东西，拿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左右文化大革命，是一定会断送文化大革命的”。
我对蒯大富他们这样的平民造反派曾一度抱有好感，对他们某些观点也并不十分排斥。但很快我又发现，他们得势之后，整起人来也是灭绝人性，同以前压迫他们的那些高干子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对文革理论产生怀疑，从消极抵制，逐惭发展到坚决反对。我对团、四两派的极端理论都深感厌倦，长时间中整天沉浸在书籍堆里，试图从马列原著和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中寻找答案。在清华武斗中，我这个文弱书生，竟以一个普通士卒的身份，留在学校同蒯大富的团派势力作殊死抗争。５３０以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留在学校里的人都有一种随时面临死亡的感觉。我曾向汲鹏提出过一个要求：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死了，这是我自愿的，只是要求，千万不要在悼词中说我是保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而死的红卫兵或者烈士之类的话。那时，我最反感的就是这种话。
文革中，我同广大民众一样，对“四人帮”和造反派最痛恨、最反感的，是他们那些丧尽天良的整人手段，也就是说，我们是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反对他们的。在武斗中，眼睁睁地看到身边同学一个个的死去，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在堂堂中国首都，为什么会这样没有王法？这样公然杀人放火的事情，最高领导为什么不出面喝令制止？这种徒呼奈何的愤懑之情，郁结于心，至今末能消散。
“四人帮”对立面的政治力量，开始时也曾发动人民群众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打倒他们。但是，这种政治力量取胜之后，很快收起“人性为本”的基准，在不知不觉中换上了以“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蒯大富领导的武斗打死这么多人，后来把他判刑关牢的主要罪行并不及此，而是“投靠四人帮，打倒刘少奇，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文革以后，当时群众揭发出来的干部腐败行为的种种事实，统统成了造反派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不实之词，一风吹掉。经过文革的风浪重新掌权的党内当权派，将人民运用民主监督的权利，视为文革余毒，理所当然地给予取缔和打击。正因为这样，现在，党政官员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成了中国政界的痼疾。人民群众的不满之声，不绝于耳。
发生在中国的种种现实，促使我对文革在经过反思以后，又进行了再次的反思：现在被批得臭不可闻的文革理论，是不是也会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合理的内核呢？记得文革初起时，美国记者找到当时居住香港的张国焘进行采访。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主要是追求他心中的社会平等。作为毛泽东长年的同志和政敌，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这种理解，对我们今天追索文革历史教训，有着特殊的意义。连张国焘都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部分是为了他的理想。这种理想的平等诉求，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是，任何理想，如果只有凭借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才能实现的话，这种理想本身也是邪恶而不可取的。
这里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社会平等的理想和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这两者之间，难道就必定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割的吗？
现在的文革研究者，对一度掌权的造反派往往抱有成见，认为他们都是些贪污腐化的痞子。事实不完全如此，有些掌了权的造反派，在经济上，与改革开放后的许多当权派相比，实在是要清廉得很多。据我所知，即使在清华武斗这样的混乱情势下，负责学生助学金发放的团派人士，一直忠于责守，账目清楚，做到了一钱不沾。掌管团派“井冈山报”收入财务的人员，也真正做到廉洁奉公。工宣队进校后，对他的账目进行审计核查时发现，一份份井冈山报所卖的收入，全然入账无误，所差的几万人民币，乃是经蒯大富批准，用于资助武斗中负伤残疾的同学。最后，在工宣队的监视下，这个团派人士到负伤同学的家里取回这笔差额现款，他流着眼泪却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放在这个困难同学的家里。
我们不能因为文革中追求的某种理想，而原谅、容忍、甚至肯定那些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同样，我也不认为，由于充满了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文革中所提倡的一切东西就必定都是错误的了。难道，为了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中所极力反对的党政干部特权、贫富两极分化、道德败坏和贪污腐化等等社会丑恶现象，就能统统变成合理、合法了吗？
我在再反思中还是坚持认为，文革中那些灭绝人性的理论和做法，毫无疑问，是百分之一百完全错误的。正是这些百分之百错误的、灭绝人性的理论和做法，使文革丧尽了民心，遭到人民的唾弃。而我耽心的是，人民群众这种唾弃，在某些政治利益阶层的导引下，连将文革理论中可能存在的那点合理内核，也一并全部唾弃掉了。
Sunday, December 27, 2009
Monday, November 16, 2009
金 渝：文革纪实
◇ 从省城到公社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际，早该毕业的六六届、六七届大学生陆续被分配工作。
甘肃师大学生楼南一楼中文系六六、六七两届男生宿舍空空荡荡。阴暗的走廊里，四处狼藉。每间屋的门口都堆有垃圾或者灰烬，残剩的纸卷尚且余烟袅袅；还有酗酒者的呕吐物。房间大多半敞开着，可以看见里面空空的床铺上散乱的杂物，被打碎的玻璃酒瓶，墙上大都有龙飞凤舞或七扭八歪的留言。六六届大才子、被整得很惨的穆长青在楼梯拐角的墙上写道：“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样高。”有的房间里传出呼五吆六的猜拳声、叫骂声和哭笑声；不用说，那是班上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饮酒话别。他们心头不舒服，借酒浇愁。毕业生们一拨一拨地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分配实行的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基层、～边疆、～工厂。分配严格执行阶级路线——有政治问题的统统流放边远农村牧区，红五类中的优秀者则留城市进机关，或者去山大沟深的国防保密工厂。
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又在文革中站错了队，自惭形秽，所以在自报志愿时就很有自知之明地填写了去那离省城最远的肃州地区。军宣队和校革委会把自报去肃州的六个中文系学生分析一遍后，确定我去A自治县，那是肃州地区最边远的一个县。由此可见我是六人之中政治条件最差者。
肃州S县的自然条件略微好过A县，分配给和我不同班的李某去。李某犯有生活作风错误（据说和未婚妻发生性关系被人发现，在那年代都属于严重道德问题）。然而他是革命干部子弟，其父亲虽然在文革初期就被挂了起来，但余威总还是有的，因此李某拒绝分配。就这样S县的名额出现空缺。
我们班的章君劝我去请求组织改派S县。章君幼年曾在沙州短暂生活过，对那里有极模糊的印象。他说S县还生长树木，而A县全县没有一棵树，可见S县要好些。我大起胆子去碰运气，找组织请求把我改派；竟然获得恩准，我被改派S县。
办理改派手续时有个小插曲：我到档案室要把“A县”改为“S县”，管档案的女干部不知道这两个县怎么写，就给我档案叫我自己写。就在递给我档案的瞬间，她飞快地从里面抽出一页纸藏起来。这使我大为惶惑、甚至恐惧。那上面记载着什么？莫非是什么能置我于死地的东西？是说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呢？还是说我有海外关系？——我的一个远亲长辈的妻子是香港人，在当时那可是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或者，那上面只是直截了当地注明我是铁杆“革老保”（文革保守群众组织），政治不可靠？因为此前确实有一段时间传言我将被“缓分配”；还传言我属于“推一推是敌我矛盾、拉一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一类人。天知道！即使是“莫须有”，我也得背上。
我满腹狐疑，疑窦丛生，但是也无可如何。管他娘的，我现在被分配了，皇恩浩荡，证明我还是“人民内部”嘛！一俟定谳，我立刻直奔S县而去。
按照事先被告知的，我先到肃州地区报到。
六十年代的肃州是一个古老的小县城。鼓楼兀立在城之中心，四面街道上的建筑都是旧式的低矮寒碜的砖砌房屋，深红漆格调的窗门。人行道旁是柳树杨树，长得比房屋高些。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车马寥落。正是晚秋季节，天晴的日子，骄阳当空，炎热异常，从杨柳树的枝叶上流下一滴滴的树蜡，馋嘴的小孩用手指头蘸上放进嘴里吸吮，像蜜糖。如果是阴天，气温立刻骤降，秋风萧瑟，路人缩头耸肩匆匆而行，小城更显荒凉。肃州原来有很壮观的的城墙，在大跃进时被拆除，墙砖用于建造炼钢的土高炉。民谣说，肃州城，四角平，鼓楼建在正当中。但是四四方方的肃州古城，已风光不再。
其实在六五年秋至六六年春，我们六七届学生来过肃州，那是参加农村社教。正是因为目睹农村惊心怵目的穷困，才吓得我们班上的学生毕业分配时不敢报名到肃州。大家异口同声说：宁可东行千里，不愿西行一寸。只有我等苦命人，不敢不来。
时隔三年，肃州唯一的变化是破旧的城市也整个地被涂抹成了红海洋。鼓楼近旁的晚清民国年代的民居，黑木板店铺门板，全部改涂红色，写上“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造反有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最高指示。
分配来肃州的大学生还真不少，大多住在县招待所。那是鼓楼附近街上的一所院子，有两三排平房。我在地区教育组得知，我的四位同学已经报到过了：出身城市贫民的张某分到肃州中学，那是肥缺；女生张某的父亲是反动权威，她分到肃州近郊公社戴帽子中学；李某父亲是走资派，他去肃州偏远一个公社的中学；徐某是地主家庭出身，他分到沙州的一个公社中学。我是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家庭出身，分到最远的S县，S县只有一所中学，在县城。在肃州城我只见到本班的男同学张民和女同学张宪平。张宪平由未婚夫王大哥陪伴而来，听说S县距肃州还有七百公里，性情豪爽的王大哥非要借给我十元钱不可，说路远，拿上以备不时之需。
在大学的最后半年，校园里就有“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的时尚。开始我对它很是厌恶，然而竟很快习以为常，甚至于如果不做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那全套程式动作，心里就急哇哇的，浑身不对劲。我明知这是封建迷信，是荒唐愚昧，却身不由己地要做，就像要过瘾一般；但其实对它既厌恶，又痛恨。到肃州住进县招待所后，我第一次进食堂吃午饭，就见忠字台设在最显眼的地方；我一看没有别人在场，心想省去向伟大领袖请示的程序罢；就径直走到小窗口向里面喊“打饭！”不料一下子从窗口洞内戳出来一个大铁勺子，里面有人厉声喝道：“请示去！”吓得我抱头鼠窜到忠字台前，举着红小书祝福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然后背诵语录，行礼如仪。
招待所餐厅那忠字台，实在龌龊：一尊领袖石膏像，满头满脸蝇屎；摆放在塑像前的“雄文四卷”，落了一层灰尘；雄文下面的红绸布，被油烟熏得脏兮兮的。那是神龛，可是人们似乎对它并没有十分尊重，只是拿它当作欺侮弱者的名器而已。
＊ ＊ ＊
独自一人坐在西行的火车上，心情自然郁郁寡欢。夜里，我靠着车窗，眼望外面明晃晃的月亮映照下的银光朦胧的大戈壁和戈壁尽头那黑魆魆的祁连山，心头百味杂陈。车厢里有回民老歌手在吟唱“花儿”，在单调的“咣当咣当”车轮声的伴奏下，曲调显得特别悲怆，看着白茫茫的戈壁，听着忧伤的花儿，我真的很感动，觉得那低沉压抑的歌曲，完全表达了我对前途茫然不知所措的惶恐，我的孤独和苦闷。
火车出嘉峪关，浩瀚戈壁，茫无际涯，罕见人烟。我心下思忖，今生今世，我就要在这塞外苦寒之地了结生命了。念及此，心境更是灰暗。
我在柳园车站下火车，住进柳园旅社，等去沙洲的长途汽车。在旅社里遇到也是分配去S县的张从虬和范云英。他们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新婚夫妇，都是上海人；因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也被发配边远地区。他们和我一样，脸像苦瓜，不知命运究竟要把他们如何处置，祸福难测。第二天我们搭上去沙州的车，在搓板路上顛了四个小时，到了这个拥有闻名世界的莫高窟的小县城，住进S县设在此地的办事处。我们谁也没有说起莫高窟，没心情。范云英听办事处的人说，S县比沙州还要荒凉艰苦得多，禁不住大放悲声。她哭着要回上海，说哪怕去当保姆或者在马路上擦皮鞋也行。我对她说，既然我们已经到了S县门口，不妨去看看再说。
那时沙州到S县的班车每周二次，有客车也有卡车。我们就是和押解一名走资派的一群造反派同坐大篷卡车去S县。三个多小时的行程，卡车在荒漠戈壁上爬行，远方出现了雪山，雪山越来越近，卡车忽然停下来，原来到了县城。我们吃了一惊，公路两边只有一些土平房和窑洞，这就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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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分配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本省有这样一个S县。到了县城之后，我才慢慢地了解到S县的非同寻常之处。
S县面积六万六千余平方公里，而且这近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被分隔成两大块——南山和北山。南山是祁连雪山和荒漠草原，那是青藏高原的外缘；北山是马鬃山戈壁山地，是蒙古高原的南缘。两大块各有三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它们之间便是河西走廊西端，分布着玉门市、瓜州县和沙州县。S县的面积比宁夏回族自治区还要大一些，比台湾更要大得多。但是在我刚到S县的六八年，全县人口仅有六千余人。常住县城的干部工人家属居民约摸四五百人；县城跟前有一个农业公社，管六个生产队，总共七、八百农民。S县的县长在省城开会时对其他县的县长们开玩笑说，按管辖的土地面积，他算得上一个省长；按管辖的人口，他只是内地一个小公社的主任或者一个生产大队长。
来S县之前，我听同学章君说，S县因为地域广阔，县长办公需乘直升飞机。还有，S县常年狂风怒号，在街上走路，身穿沉重的老羊皮皮袄也会被狂风吹着飞跑。我到了县上以后发现这都是夸张之辞——不过风确实一年四季刮个不停，也相当猛烈。
我在县革委会报了到，就去中学。中学很大，却只有两排平房，共五间教室。还有一排平房，五间或是六间，是教师的办公室兼宿舍。空旷的校园里，另外的两栋建筑物，就是相距甚远的厕所和食堂。我找景校长，有位老师说他在食堂里。我就去食堂。空荡荡的食堂显然还没有投入使用。我大喊“景校长！”从一个小耳房里走出一位满身灰土的人，他就是景校长；他正在打扫卫生，原来是为我准备房间哩！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和善的人。
很多年以后，目睹世风，我非常的感慨。现时的教员到新单位，恐怕第一件事就是带上重礼拜见校长，在校长面前小心翼翼，须使出浑身解数巴结讨好他；否则饭碗就不久长。我一生坎坷，但很幸运的是，第一位顶头上司就是景兆年，他为人和蔼，说话慢条斯理，却很有幽默感。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老右倾，宦途很是蹉跎。直到改革开放时代，他才时来运转。
我很快领到三个月的工资合计大洋二百一十元四角。这是我有生以来到手的最大一笔金钱。我自己留下五十元，赶快给母亲寄去一百五十元，母亲收到这笔巨款，不知到该是多么的欢天喜地！当然，我也赶紧寄给张同学十元，再三感谢她和王大哥的急公好义。
在S县中学的食堂耳房里住了约摸二十几天。虽说中学教员紧缺，但是毛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了。最高指示有雷霆万钧之力，县革委会决定把刚刚分配来的所有大学生中专生统统下放到各个公社插队锻炼。我们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学语录，谈认识，最后宣布大学生们插队落户的地点，我被打发去石包城公社农业队落户。
在我出发去石包城的前一天夜里，中学的方凯老师自杀了。县上正在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暴，方凯老师出身地主家庭，文革两派群众组织对峙时，他喊了一句敬祝对方造反派“万臭无香”的口号。此时清队，专案组认定这口号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因为“万寿无疆”是祝福毛主席的专用语，他却说“万臭无香”，乃是地主阶级发泄对伟大领袖的仇恨。方凯再三辩解，革命群众却更加义愤填膺。方凯绝望了，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没有死去，又挣扎着爬到门口，把自己吊在门顶的气窗上。现场从床上到床下到门脚都是血，他肯定死得非常痛苦。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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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的疲劳还没有缓过劲，由军人掌管的县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就召集我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号召我们去下乡。此时来S县报到的大学生中专生已经有二十几个，我们也听到当地干部的私下传言：“这都是些有问题的”。其实不尽然。省农业大学六八届学生分配时，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要把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学生赶到艰苦地区去改造，但是后者人多势众，他们引证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出身好的学生当然是“好同志”，理应去艰苦地区。结果农大来S县的六八届都是贫下中农子弟。除了他们，来自西安、北京、上海、南京、兰州的学生，全都是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或者出身地富资本家的学生。
S县革委会很坚持阶级路线。学习班最后宣布的下乡名单是，政治面貌好又托了关系的，留在县城所在的党城湾农业公社；差的，统统去很远的公社。冯玲和王某两位女同学去好不拉公社，袁隆兴和王美玲俩口子上海人去别盖公社，我被指派去四百里外的石包城公社，那里有一个农业大队。对张范两口子上海人，宣布男的去马鬃山，女的去盐池湾。如此分配，令我猜想他们二人的政治背景可能比我还要糟糕。须知S县的面积有将近七万平方公里，还被沙州县、瓜州县、玉门市分割成两部分。盐池湾在南山，祁连山的腹地；马鬃山则是北山，是和蒙古国接壤的大戈壁。两地相距有八百多里路。范云英听了如此发落，当场号啕大哭。她坚决要回上海，宁可在大马路擦皮鞋。
天下学生是一家，我们几个人去向军代表刘副部长求情。我们对刘副部长说，人家两口子，从大上海来到S县已经很不容易，又一南一北地分开，太那个了么。刘副部长问“那个”是什么？我们语塞。刘副部长面无表情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两人分开有利于接受再教育嘛！要批判人性论嘛！”最后不知何人说了话，革委会还是变动了计划，通知张范两人都去石包城。
其时是十一月之初，祁连山区的天气已经很冷，我们去石包城的六个学生听说国家给在S县工作的人配有四大件的装备：皮大衣、皮裤、毛毯、靴子，于是就去要；因为我们是国家分配的毕业生，是领国家工资的，理应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刘副部长对我们开口要装备十分不满，他认为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怎么可以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我们说从县城到石包城公社，要在卡车上坐一天半时间，如此天气，路上会把我们冻僵的。刘副部长很严肃地回答：“天气冷，路也长，坐在卡车上肯定很难受，甚至很痛苦。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改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坐卡车上路也是改造思想，你们就痛苦痛苦吧！”此言一出，我们瞠目结舌，觉得他字字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但又感觉他怎么那样冷酷无情？哎，恐怕还是我们思想落后，觉悟低，才对如此正确的话有心理抵触吧？
这位刘副部长，言必称最高指示，他还把“赤裸裸”念做“赤果果”，“撑腰”念做“掌腰”，“負隅頑抗”念做“負偶頑抗”，“悼念”念做“掉念”。当然，好像当地人都这么念。
在那个年头，革命的宣传和公民同等压力已经使我们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我们时时事事处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轻自贱的地位。一轮又一轮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已经使我们产生根深蒂固的对党对人民、对社会的负罪感。我们准备接受考验，痛苦一番。不过临行前，革命委员会忽然借给我们每人一件旧大衣，是干部们领新换旧下来的。我们顿时感激涕零，深觉皇恩浩荡、帝泽汪洋。鲁迅说，中国人很容易变成奴隶，变成奴隶了还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借到旧大衣的我们，正是这个模样。
出发去石包城下乡的人有六名，我们坐在给公社送货的卡车上。张从虬、范云英两口子是学医的，党同喜、李玲玲是农大六七届的，也是两口子，学兽医的，二人家庭出身也都不好；此外还有一位卫校毕业的学药剂的女生。再就是我，师大中文系毕业，来当老师的。
上回我从兰州到肃州，看肃州真是个小地方，再从肃州到沙州，觉得沙州简直是小村庄。现在相隔多半个月再到沙州，哇，我们进了大城市了！城里有两三条街道呢！人来人往，好热闹啊！当然最醒目的是大街小巷张贴的、悬挂的“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横幅。半个月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决议永远开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党籍。我们在S县的那条空荡荡的公路上还游行呼口号热烈拥护公报呢！这沙州，庆祝全会胜利召开的气氛显然比我们S县那里热烈隆重得多。在一家单位门口人行道上，塑着刘少奇和王光美下跪的泥像，明显是模仿杭州西湖岳王庙前秦桧王氏像的。泥像裸着身子，特别突出性器官，大概是那些革命义愤特别强烈的人吧，又给泥像加上一些猥亵不堪的东西。泥塑像龌龊而卑劣，令人目不忍睹，却又忍不住要偷看几眼，专门围着赏鉴的也大有人在。在那个时代，我除了觉得那下流而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唉，我们的麻木已经无以复加了。
大卡车离开沙州继续在茫茫戈壁上行驶，我们个个垂头丧气，高高坐在覆盖货物的篷布上。呼呼的风迎面而来，我们紧裹着皮大衣缩着身子，各自想着心事。冬日的太阳黯淡无光，可是我们的心情更其暗淡。车到瓜州县，那是著名的世界风库，朔风劲吹，狂风呼啸。幸而我们顺风而行，迎头风大大地被抵消了。这大概是“没毛的鸟子天照应”吧？那位刘副部长若是得知，恐怕未免会失望的。
不知何时，天空阴云密布，地上阴风怒号，眼望茫茫戈壁，似有人烟踪迹。汽车飞驰，一个小镇出现在眼前。我东张西望，忽然大为惊奇：只见公路两旁一株株巨大的柳树，夹道而来，像是一条长长的拱廊。细细看，每棵树树龄总有数十百年以上。这许多百年老柳树，尽管树叶已然被秋风扫落，可是在狂风大作的戈壁滩上，却依旧显得虎虎有生气。狂风吼叫，飞沙走石，千万个树条如青蛇劲舞，似在前线与风魔短兵肉搏；连着柳条的柳树枝则从容不迫地摇摆着，似在傲然高叫：“暴风！来过招吧！”更粗壮的分干，颇有大将风度，好似调兵遣将，指挥若定，强有力地支撑枝条。巨柳的主干岿然不动，固若金汤，似是对抗风沙的大本营。望着一株株巨柳，我肃然起敬。
这里是玉门镇。我们在玉门镇夜宿，狂风吼叫了一夜，以至于我夜不成寐。白天见到的柳树给我印象太深刻了，它们英勇地抵御风暴，它们在戈壁上与狂风恐怕较量了数十百年，没有向风沙屈服。或许，它们的信心来自深深植在沙土地下的四通八达的根系，也来自柳树集体的众志成城和群策群力。我想，这里的居民，也必定如此。
第二天一早卡车又上路。出了玉门镇，汽车掉头向南行驶，狂风从侧面刮来，似乎要将汽车推翻，我们匍匐在篷布上，两手牢牢抓紧绳索。我偶尔看一眼车后面的远方。远处风沙弥漫，可以看见火车像一组火柴盒在缓缓移动。我知道褐色戈壁滩上颜色较深的那一个条带就是绵延数十里的百年老柳树。昨天晚上招待所的老门房告诉我，那是“左公柳”。此时远眺，狂风铺天盖地要吞噬乡镇村庄农舍耕田，可是数以千百计棵“左公柳”就像无畏的勇士，肩并着肩，手挽着手，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抗击风魔，保卫绿洲。我若有所思。本来是应该在城市公园里点缀风景的垂柳，却落籍塞外荒僻之地，一变而为百姓农田的保护神，这怎么能不叫人感动？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人，是否可以从这柳树的形象获得生活的信念，坚持在逆境中抗争？然而一想起军代表那冷酷的言语，我又感到沮丧、愤懑、无奈、茫然。
卡车一路爬坡，从疏勒河水闸上通过，终于进了南山。南山是祁连山脉外围的山峦，汽车在山间绕来绕去，蜿蜒而行，最后终于爬上山顶。天又放晴了。我俯瞰前面，那是一个不小的盆地，玉门市的昌马公社就在盆地的最低处。
放眼看过去，盆地之南的天际，半空中，无数皑皑雪峰突兀而立，犹如浩瀚大海里汹涌澎湃的巨浪，又似三百万玉龙翻腾飞跃，很是惊心动魄。而东南方向更有一座怪异的黑魆魆的大山如横空出世，如凶神恶煞一般，镇压在白浪排空的众雪峰之巅，十分壮观。此景此情，坐在卡车顶上的我们几个人看得目瞪口呆。眼前所见，大概就是祁连山脉的主体了。后来我知道那如山中霸王的黑山就是妖魔山，妖魔山上不见积雪，我觉得不可思议。妖魔山下就是S县的最富饶的鱼儿红草原，遍地长满酥油草，——也有醉马草，马吃了会中毒的。
卡车风驰电掣，很快下了山，妖魔山和雪峰一齐隐没在最前面的濯濯童山背后。昌马盆地明显比山外大戈壁的海拔要高得多。空气寒冷，我们再一次地裹紧身上的皮大衣，龟缩在凹凸不平的篷布的低处。穿过稀稀落落的村庄和田地，汽车又向西南方向驶去。远远天边又出现一片山脉，那是鹰嘴山，我们的目的地石包城就在那后面。听司机说那又是一个盆地，海拔又比昌马高出许多。
汽车颠簸而行，鹰嘴山大坂，荒凉如同月球。寒风，衰草，干涸的砂石滩，诡秘的山峦。卡车顶上六个人的心境，和苍凉的荒漠没有两样。仰视雪山，俯瞰戈壁，我们面面相觑。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或者，命运究竟要把我们抛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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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包城公社距县城很遥远，坐了一天半的大卡车才到达。石包城农业队文革前是两个生产队，后来在学大寨运动中，又合并为一个生产队。原先的二队不愿意，闹着分开，结果又分开了。我在农业一队落户。
六八年春天我还在大学校园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如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其恐怖程度远远超过文革之初的红卫兵造反。我来到石包城已经是当年的初冬，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仿佛是尾随我而来，正在席卷戈壁草原。光是我所在的仅有十几户人的农业一队就揪出了六名阶级敌人，还斗死了一名（后来又有一名自杀）。几乎每天晚上，不是公社，就是生产队开批斗会。阶级敌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哭叫连天，我躲在黑暗中觳觫发抖。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平时很善良很胆怯的老百姓在批斗会上，当革命口号喊起时，就突然变得凶狠而残忍？
不过阶级斗争主要是在开会的时候。开过会后，农民们大体上相安无事，都下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阶级敌人修理地球，贫下中农也修理地球；难道还能把阶级敌人下放到比农村更苦的地方去？
◇ 恐怖的清查“五一六
改革开放后的官方说到文革，总是言之凿凿地称：六六年七、八月的红卫兵运动是文革最恐怖的时期。殊不知文革恐怖乃是一浪高过一浪；最可怕的时期应该是六八年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即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到七一年发生林彪事件的那几年。那可是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日子，阶级斗争绞肉机在开足马力展开管、押、杀。
六八年春天，在“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的高潮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谓既定伟大战略部署全面铺开，一直搞到六九年春天。六九年四月开“九大”，过后就是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授权省革委会审批死刑，红色政权祭起革命的名义，厉行镇压之权。省革委会处决“反革命分子”的布告隔些日子就贴出一张，每张上面总是一长串红笔勾过的名字。文革的恐怖至此达到空前程度。
“一打三反”运动没有宣告结束，就又开始了“清查五一六”运动。以至于多年过去之后，我记不起来二者的分界线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据说“五一六”是北京的一个神秘组织，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某些大人物。姚文元在他的经过毛泽东亲笔润色和修改的大作《评陶铸的两本书》里点了它的名，将其定为反动组织，声称它“反军乱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清查这个反动组织便成了文化大革命重拳出击的最新伟大战略部署。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运动伊始，省革命委员会行使死刑审批权，大张旗鼓地处决了一批“反革命罪犯”。死刑判决布告在全省城乡各地到处张贴。有一天，我在S县城大街上看到张师亮的死刑布告。张师亮是我的母校甘肃师大历史系的教授，就是因为令人窒息的政治思想高压超出了他所能够忍受的极限，忍不住发了些牢骚，文革一开始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批斗。那时的省委工作组指挥全校革命群众在露天电影场批斗他时，我也在场。他性格刚烈，被游街戴高帽子等等的侮辱激得怒不可遏，当场豁出去了，在会场上破口大骂共产党，当即遭到“革命群众”的暴打，直接从会场上被抓走，送进大牢。到省革委会被授权杀人后，张师亮先生竟被执行了死刑。布告上的很多死刑犯，都是“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就是对共产党毛主席说了不满的话，就招来杀身之祸。文革就是如此草菅人命的。
S县大概一时找不到可杀的人，就一次一次地开大会抓人，为“清查五一六”运动制造声威。
最厉害的一次大会是七一年五月十六日召开的。一大早，大街上的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就不停地吼着毛泽东思想广播站播放的阶级斗争语录和战斗歌曲。各单位先在自己院里集合队伍，打着旗子列队去县招待所的大院子里的大会场。我们中学教职工在工宣队带领下去参加大会，紧张的气氛已经令我心惊胆战；一出校门抬眼一看，更令我浑身发颤。
马路上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和民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进会场，我几乎吓得魂飞魄散。只见一东一西两栋房的房顶上竟然架起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人群，端的是杀气腾腾。我偷眼看我的同事们，个个脸色煞白。再往后面一看，县城和附近城关农业公社、别盖牧业公社的地、富、反、坏、右全部被押解到场，总有三、四十名，个个弯腰低头，一溜儿站在会场后面。我们革命群众则按单位排队站在会场里。主席台上，坐着一溜县上的党政军要人，活脱脱是凶神恶煞。
红旗招展，歌声喧天。一宣布开会，革命委员会保卫部的刘部长念几句最高指示，就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押上来！”革命群众队伍里，风云突变；早有人埋伏在被锁定目标的左右，登时两边一挟，卡住后脖子，拎小鸡似地将人架到主席台前。于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灭亡之时”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刘部长宣布其人反党反毛反军的罪状，如同死刑判决词。林业站的孟玉生在进会场时还和熟人点头打招呼，根本没有注意他一左一右的同事正在摩拳擦掌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忽然他听见上面喊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莫名其妙地被提上去了。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弯腰低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每个人后面都有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押管。主席台前的这一排阶级敌人和会场后面那几十名老阶级敌人遥遥相对。
会场上本已恐怖的气氛一下子令人窒息。我感觉我在簌簌发抖。我出身黑五类，不管我怎样强迫自己进行思想改造，我还是觉得这个社会不能容我。我偷听过《美国之音》，我对毛时有“腹诽”；因为他发动文革一开始时说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和大民主（尽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结果却是更加严酷的专政。我常常苦思冥想伟大领袖为何要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想着想着，就不由得忿然作色，有拍案而起的冲动。有时想得入神，蓦然清醒，由不得心惊肉跳，警惕地东张西望；倘或近旁有人，我会面如土色，怀疑他们知道我的内心活动了。那时我真的深信不疑个人的思想一定会被党组织看见，积极分子有明察他人心灵的特异功能。
……想到这些，我断定有人已经把我告发了。我窥测我身旁的一左一右，果然感觉他们在注视我，他们是提防我逃跑。天哪！能往哪里跑？没办法，束手就擒罢，引颈就戮罢。我觉得我满头冒汗，我要尿裤子了。我脑子里已经产生幻觉：下一个肯定揪我上台，把我揪上去，宣布我犯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罪，然后就是狠批猛斗，之后再交给公安机关，于是判处死刑，押赴刑场，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我似地胡思乱想。试想，谁平日没有说错过话呢？谁没有一两个“仇人、对头”在处心积虑地等机会落井下石呢？谁人心里对这个社会没有怨尤呢？
石包城卫生所的傅雨龙大夫，为一个护士的烂事讽刺了她几句，护士遂说动她的相好，乘揪五一六的运动整肃他。适逢傅雨龙回陕西老家探亲，公社发电报叫他回单位。傅大夫不敢怠慢，赶紧上路。他在玉门镇下火车，看见公社派车派人来接他，还感动得不得了呢！谁知一出车站，就被几个民兵提着绳子，把他一绳子五花大绑地捆住，七手八脚把他扔到大卡车上，拉他回石包城。批斗大会早就在等他到场，傅大夫被直接押到会场批斗。他被尽情折磨了半年多，最后却也定不下什么罪，就“解放”了，可是从此一只手臂落下严重残疾。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几个下马威，造足了声势；就像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广播的：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运动随后按部就班地开始深挖细查。
按照毛泽东“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法则，首都北京有“五一六”分子，各省市也必然有“五一六”；而每个地、县、公社也就不可能没有“五一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这次要进行全面的清查、深挖，把“五一六”分子彻底、干净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那年头搞阶级斗争的整人运动的程序，几乎无例外地分三个阶段：一，开始阶段——召开动员大会，批斗阶级敌人，学习最新最高指示，传达文件，发动群众；讨论表态，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成立运动领导小组。二，掀起高潮阶段——人人过关，检查思想，交待问题；背靠背地揭发，面对面地批判，进行左、中、右阶级队伍的摸排划分。三，运动后期的组织处理——关押判决问题性质严重、持抗拒态度的顽固者，严惩不贷；按一定比例给一些人戴帽子，实行群众专政；对认罪态度好、愿意改造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落实政策，“给出路”；积极分子入党，建立新的领导班子。每场运动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S县“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几次大会的震慑下，向纵深发展，人人胆颤心寒，战战兢兢。整个县城又是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文革初期，S县有一派群众要冲进县武装部去抓对立派的头头。武装部当权的政委下令关闭大门，把来抓人者拒之门外。这些人就砸大门——那是两扇破旧的木头门。有冒失鬼点起火要烧门进去，本派中的老者慌忙制止，没烧成，烟熏火燎黑了半扇门板。这派群众组织后来被定为站错了队的保守组织，即保皇派。成立县革委会时，“烧门”事件被定为反军性质。
清查“五一六”开始后，“火烧武装部大门”事件顺理成章地成了本县性质最严重的五一六问题。因为，烧武装部大门就是反解放军，反解放军就是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那可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弥天大罪。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后，凡当时动手砸门者和点火者，所有在场者乃至劝阻者，均被列为运动重点对象；须三番五次地交待自己当时的举动、言论和活思想，揭发他人的问题，检查自己思想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向毛主席认罪。当然，同时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积极分子的厉声质问和愤怒批判。那些虽不在场，可是和“重点”们同属一派的人，也要一个一个揭发问题，谈认识，表态度。中小学教员中介入此五一六事件者为数甚众，清查会连开了二十几天，他们还没有检查完问题。
运动的矛头慢慢对准文革中被分配来的大学生。S县虽小，可来自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兰州的老五届大学生中专生竟有三、四十人之多。大家不用互相介绍，就很快知道都是彼此彼此，——多半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文革犯了政治错误，被发配到这里。其中有在上海给江青贴过大字报的人，有曾在中南海门口静坐过的人，有在南京刷过炮打中央文革大幅标语的人，有在兰州军区司令部院内静坐绝食过的人，有整理过甘肃省革委会当权者材料的人。等等。试想冲击了小小的县级军事机关的人都成了“五一六分子”，这些直接冒犯了中央和省市威严的大学生，岂不更是触犯天条、大逆不道的五一六分子？七〇年冬天有两个自称是省革委会专案组的人到S县中学找我，向我调查某人的问题，他们态度傲慢而强硬，像是来审问我，这一来S县的人都视我为问题人物。现在我的直觉告诉我：县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早就注意上我了；何况我在兰州军区门前静坐过。
运动领导小组肯定已经胸有成竹：县上的“五一六”是小巫，外来大学生是大巫。有大鱼可抓，他们要为共产主义红色江山清除隐患再立新功。于是在火候已经差不多了的时候，清查小组放出话来，要求六八六九两年分配来S县的所有大学生写出详尽的检查，做老老实实的交代，争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全国大、中学校学生高唱着“拿起笔来做刀枪，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胆敢反对党，马上叫他见阎王！杀——嗨！”那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捍卫毛思想、毛路线而奔走呼号，上蹿下跳，以至于同学反目成仇，分裂成两派、三派，互相辩论得面红耳赤，最后大打出手；还自认为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结果后来竟至于两派势不两立，打斗不已，形势发展成在毛的导演下全国展开全面内战，大开杀戒。到头来，一部分学生被毛封为造反派，另一部分就成了狗屎不如的保皇派。到了最后，两派学生统统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反正大家不是犯了受蒙蔽的错误，就是犯了翘尾巴的错误。为了所犯的错误，我们真是“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也不止一次地肯定我们已经洗心革面，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了；我们也服从了惩罚性的分配、被一竿子插到底，感到如同流放一样到了边远牧区。唉！究竟还要我们怎样呢？
目睹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那血雨腥风的场面，我不能不对这回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深深的怀着恐惧。
空气中的血腥味和火药味愈来愈浓烈。各单位天天开会。各种名目的会：全体会，骨干会，分组会，领导碰头会、全县大会。检查交代、揭发批判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记得清查小组负责人正式通知我准备好检查交代材料那天，——这意味着我不再有“革命群众”的身份了；我走在马路上，所见之熟人，毫无例外都是一式的阶级斗争面孔，不是远远地躲开，就是佯装没有看见我——不过也许是我的错觉。孤独感深深地袭上我心头，我闷闷地走回自己家。
离家老远，我喂养的五六只小鸡瞅见我了。它们啾啾啾地叫着发足狂奔我而来；有几只张起翅膀脚不点地飞跑，结果不断地跌跤。最先跑到我脚下的小鸡收脚不住，翻了个跟头。它们围着我叽叽喳喳，仰起脑袋偏过脸紧盯着我看。尽管我知道它们是因为饿坏了，是催我喂食，可我仍然十分感动。它们从来没有揭发批判过我，也没有因为我即将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而对我摆起怒目而视的阶级斗争脸。
小鸡们簇拥着我进了自家院子，我取出比平常多得多的土麦子撒给它们吃。看着它们大快朵颐，我暂时忘记了迫在眉睫的阶级斗争。
忽然，平地一声炸雷，石破天惊！林彪仓皇出逃机毁人亡！
林彪事件使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当务之急一变而成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和销毁所有林彪的照片题词，这可是费力费时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里，清查“五一六”是文革恐怖的登峰造极。林彪事件后，人们渐渐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开始抵制起文革来。小道消息满天飞，就是当时民众发泄对文革不满的反映。
◇ 林彪外逃震撼小县城
一九七一年十月下旬，虽然内地还是金秋时节，可是地处高寒的S县，天气已经十分严寒。树木凋零，朔风呼啸。秋冬之际，S县从半夜到正午狂风由雪山向戈壁刮，刮得行人走路踉踉跄跄；正午过后，风势变小，风向渐渐地掉转，变为从戈壁向雪山刮。到入夜，戈壁狂风如狮吼虎啸，如鬼哭狼嚎；然后慢慢地转为凄厉和呜咽，风向又在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此时全县“清查五一六”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运动进入第二阶段也有些日子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们县中小学集中学习会开了一上午。下午清查小组成员和骨干分子开碰头会，我们则奉命写检查。我写了两行，心烦。妈妈的，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说：死两回没听说，死一回躲不过。敬爱的林副统帅说：抢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我格老子死猪不怕开水烫，随便！我撂下纸笔，上杨才铭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找报纸看。
推门而入，却见老杨坐在床沿上发怔。他脸色苍白。我问：“你不舒服么？”他转过头直勾勾地瞪我一眼，随即起身奔过去把门关死，慌慌张张地劈头问我：“出大事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了！你听说了么？”我莫名其妙，见他那紧张的样子，我不禁也紧张起来，连忙问：“啥事？啥大事？”他两眼直僵僵地盯着我，又像是盯着我身后很远的地方，如同梦呓似的幽幽地说：“事情太可怕了！太严重了！简直不可思议，我不敢给你说，不敢说……”
我好生奇怪。一再追问，他却死也不肯再吐一个字，只是眼睛发直，喃喃自言自语：“太可怕了……”见他如此卖关子，我心急火燎，恨不得扳开他的嘴把那重大事情掏出来。同时我脑子里飞旋：能发生什么事情让老杨如此大惊小怪？杨才铭是我们一帮年轻同事的老大哥，他忠厚稳重，同我们相处融洽。不过他有点小世故，过于谨小慎微——此乃在多次阶级斗争运动中备受惊吓的人所共有的性格，是惊弓之鸟那样的。他是从不开玩笑捉弄人的，何况在运动中间，他照例把嘴巴闭得很紧很紧。今天竟然如此说话，实在反常。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是不是谁家女人偷了汉？或是哪个野男人勾引了谁家的黄花闺女？”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套他说话。在这个人口仅有两千多，一个月才能看上一回电影的荒僻小城，最能耸动人耳目、令人津津乐道的文化生活，莫过于男女艳闻了；如果是县上哪个头头搞女人东窗事发，那可是爆炸性新闻。
那知老杨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明显地对我的猜测显出鄙夷之色：“不是不是，比那大得多了，天塌下来了！”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杀人放火、男盗女娼更有轰动效应，就央求、恳求他告诉我，是不是发生了杀人案件？谁杀了谁？是不是谁放了火？是不是谁扒了灰？可老杨就是死活不肯透露一个字，只是低声嘟囔：“不敢说，不敢说，如果这事是假的，那谁散布了谣言，谁就没命了……”
急惊风遇上慢郎中，他越不肯说，我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越是迫不及待想知道，他越是面露恐惧守口如瓶。我使尽浑身解数，始终未能从杨才铭口中掏出那如天塌下来的大事究竟是什么。我心里实在痒得难受。最后我悻悻地说，你不说，我去问别人。老杨急忙带着哭腔说：“不要问！千万不要问！要问，也千万不要提我给你说什么了啊！”他说什么了？什么也没说么。真是的！看他那惶惶然的样子，我觉得事情真蹊跷。我急不可耐，一心想满足好奇心，边往外走边回头说：“放心吧，不会出卖你。”
从杨才铭那里出来，我直奔王树田的宿舍。文革开始后，西北民院被军队占用，出身不好和站错队的教职工被遣散到民族地区，王树田被打发到S县来。中学里我和王树田向来友善，他消息灵通，他若知道什么，肯定会告诉我。
一进门，就见王树田正在埋头写检查，已经写了厚厚的一沓，足见他的“五一六”问题不少。我问他听到什么重大新闻了没有？他抬起头来，一脸的茫然。我告诉他，听说发生了天大的事，非常可怕，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王树田笑笑，漫不经心地说可能有人开玩笑。我就说，是老实大哥杨才铭说的，不可能是开玩笑。王树田开始重视我的话了。他想了又想，想不出能发生什么天大的事。到底能有什么重要消息把谨小慎微寡言少语的老杨唬成那样呢？
近两年小道消息时有时无，陈伯达出事了的消息是传过一阵子，谭甫仁被刺杀也是民间传说，不过都没有引起民众惊恐。像基辛格访华那样的特大新闻，乃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前预告有重要消息将在某时刻发布，请听众届时收听；同时县上也接到省上电报通知，要求各单位领导组织群众收听某时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于是我们奉命列队准时坐在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大喇叭下收听。喇叭下，县革委会保卫部的民兵还在四周巡视；他们当然是根据上级指示，观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时乍一听见与我们中国不共戴天的美帝大头子尼克松要来中国，人人震惊，个个目瞪口呆！人们都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一连几天精神恍惚；不过谁也没有说一个字的评论。后来县上传达文件，老百姓被告知，尼克松是打着白旗要到中国来的；而且县革委会主任强烈暗示，美国总统尼克松是朝拜毛主席来了。
自那以后，还能再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呢？我和王树田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俩猜测也许是中苏边界上出了问题，或者与台湾有关。或许什么也没有，是杨才铭神经不对劲了。
我满腹狐疑，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前事皆忘，我早早去到城关小学会议室，继续参加揭批“五一六”的县城全体教师会。
众老师各就各位，我也坐我的老位置，摆出沉痛反省状；心里盘算，教员同仁中本地的“五一六”问题行将检查完毕，我暂不开口；俟检查外地“五一六”问题的同仁谈过三五位后，我再狗尾续貂不迟。
忽然我身旁的柴国金凑过头来。我心里一动，忙把耳朵伸过去。只听他悄声说：“发生重大事情了，听说了没有？”柴国金是民兵排长，年纪比我轻，可比我老练，现在刚一开会就和我耳语，必定有重大消息。我忙接上他的话茬：“听说有重大事情，究竟是啥事？”柴国金缩回头，极神秘地前后左右观察一番，才又凑过来用手捂着他的嘴和我的耳朵，以极低的声音一字一字地说：“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叛国投敌……”
我惊得倒抽一口冷气，脑子嗡地一下，似遭大棒抡击，天旋地转，一阵眩晕。我瞪大眼睛，顿觉失明又失聪，眼前仿佛有巨大的蘑菇云冲天升起！我觉得我要失声惊呼。我转过脸直勾勾地盯着柴国金，仿佛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我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反过去又把柴国金吓得脸色苍白。停了片刻，他又凑过头来，我木然地把耳朵靠过去。他的话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飞机越境时被打下来了……，只差几秒钟……”
我感到心慌，脑胀。太可怕了！太严重了！我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又转脸直眉瞪眼地看他。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就凑过头去颤抖着问他：“消息可靠吗？”他把嗓子压得低低的说：“政治部康学谦说的。昨天党员开大会，已经传达了……”啊！康学谦，那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北京工业学院毕业生，典型的京油子，是本县传送小道消息的权威人士。我有点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了。可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个月前的国庆节期间，我从石包城公社回县上。路过玉门镇，在小镇电影院的宣传栏前我看见有几个人在看什么。我凑过去驻足观看。原来宣传栏里贴着一张一尺大的肖像照，是秃顶的林彪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地学习毛选。这是我头一次、也是唯一见到的林彪免冠像。我屏息凝神地注视他的秃顶。不知为什么，我越看越怕，可越怕越要看，有一种怪怪的异样的感觉。陆陆续续又有人走过来看林彪秃头照。人人一言不发，连大气也不出一声，只管默默地专注地看。我看了老半天才离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江青拍摄的杰作。我哪里能晓得，林彪此时早已死于非命了……。
……我痴呆了半天，定定神，偷眼环顾会议室，感觉果然有人神色异常：杨才铭泥菩萨似的，还在发怔，就像昨天在他房子里一样；何秀两眼呆滞，大口大口地吞烟，按说烟瘾再大也不至于如此一口接一口地毫不停歇；张涛紧锁眉头，好像有无限的大苦恼……；还有的人如遭电击，脸色僵硬，如灵魂已然出窍。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肯定也知道了。显然是这个不敢使人相信的天塌下来的消息，在折磨着向来关心国家大事、以政治通自居的他们的神经。我回忆以往，绝没有见到过眼下如许神情稀奇古怪的人。
不过大部分老师还是通常的精神状态：正襟危坐，诚惶诚恐，脑子里大概是如何交待自己的“五一六”问题，以求蒙混过关。这些自知有罪的人脸上是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时所特有的自卑、凄凉、苦闷和“臣罪当诛兮皇恩浩荡”的表情。
王树田在翻动他的发言稿，这是他预备发言的习惯性动作。我连忙向他使眼色，摆手制止他。我的直觉是，既然发生如此石破天惊的事，清查“五一六”恐怕要拉倒了吧！王树田看见我的手势，有点不知所措；他犹豫不决，但是终于把发言稿重新折迭起来压在《毛主席语录》本下面。景兆年校长的长篇发言开始了。他颇受我们的尊敬，从五八年起他就被视为右倾，幸而阶级成分是贫农，所以才没有怎样挨整；不过由县委宣传部长改任中学革委会主任，在当时无疑是大贬黜。此次清查运动，有人要把他打成S县“砸烧武装部大门‘五一六’事件”的“幕后摇鹅毛扇子的黑高参”，责令他讲清楚。他平时讲话很有水平，慢条斯理的，还有些幽默感，很能吸引听者；可是今天他的发言，只有只言片语跳进我的耳朵。
我头疼，我心慌，我发懵。林彪出事了，那么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呢？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实现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的崇高而伟大的目标而进行的；胜利成果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毛泽东亲自选择林彪做自己的可靠接班人和副统帅，因为他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忠实学生，这已经写进了庄严的党章，还要载入神圣的宪法。谁能把文化大革命同林彪分得开呢？林已然是仅次于毛的神，这位次神为何转眼要叛国投敌呢？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无法想象！
我想得头脑发胀，我觉得我忽而发高烧，忽而打寒颤。我不由自主又反过来怀疑自己的耳朵，进而怀疑柴国金。我斜眼偷瞥柴的脸。莫非他受清查运动领导小组的指示，设套子故意对我讲反革命话，引诱我随声附和，然后倒打一耙，置我于死地？我的腿哆嗦起来，背上冷汗淋漓。可是杨才铭呢？难道他俩串通起来要把我做成“现行”么？不会吧？杨是我始终认定的憨厚者，如果他也有害人之心，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了……。
这个晴天霹雳的小道消息紧紧攫住我的神经，我惊异不定，我胡思乱想，我如患了病似的呻吟，挣扎，我渴望获得最确实的答案。
散会后，我魂不守舍，王树田使眼色叫我去他的宿舍，自然是因为我制止他发言令他摸不着头脑。从祁连雪山刮来的风正猛，我跟着王树田趑趄而行。
一进他的门我就按捺不住地问他：“特大消息你还没听说么？”王树田瞪着一双大眼睛摇头：“没有啊，究竟发生什么了？”我追问：“你真的不知道？”他回答说昨天他写检查稿直到半夜两点多，哪里也没有去过。我摘下帽子，说：“林副主席——”用手给他比划了一个飞机倒栽葱的手势。他更胡涂了，大眼睛瞪得更大。我这才如此这般把柴国金的话学说一遍：“飞机越境时被高射炮打下来了，都死了。他的女儿林豆豆在上飞机前给毛主席发了电报，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后面的话也是柴国金在景校长发言时断断续续说给我的。
王树田的眼睛越瞪越大，终于瞪成一双牛眼睛；他的嘴巴也越张越大，像一个大窟窿。好半天他才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可能吗？真叫人不能理解……”他语无伦次，脸色由吃惊变为恐惧。我说：“是呀，做梦也想不到……”我一下子又害怕了：“如果是造谣，那可……”，王树田马上斩钉截铁地说：“那可就是不可饶恕的现行反革命了，非掉脑袋不可。”
忽然有人推门进来，我和王树田吓得同时跳起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部的人抓我们来了。
进来的原来是女老师康炳清；她和王树田是校友，又都是数学老师。她心地善良，平时我和王树田议论政治，对她不设防。可是今天这个消息非同小可，我和王树田面面相觑，紧闭起嘴巴。看着我们呆若木鸡的样子，康炳清深以为怪，她问：“你们在说啥呢？”
王树田缄口不言。后来还是我沉不住气，脱口而出：“林彪垮台了！”一言既出，吓得康炳清转过身赶快把门关上，回过头带着哭腔颤声说：“你胡说八道啥？哪里听来的谣言？你不想活了？”王树田打断康炳清的叫嚷，说方才他心里一分析，觉得这消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他头脑向来冷静，于是给我们分析：柴国金的消息来源比较可靠；昨天杨才铭虽然只露了口风，可绝对是同一消息；今早的开会，气氛是有点异常；昨天全县党员开大会他恍惚听谁说过——康炳清忽然插嘴说，今早上她刚一出门就碰上古怪事：已经有半年多时间不和她说话的邻居，竟鬼鬼祟祟走过来问她，昨天去开党员会了没有？把她问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邻居明明知道她并非党员，却如此发问。当时她想这个邻居可能没睡醒，发神经病呢！就漫不经心地回答，不知道开会的事。现在想来，邻居岂不是在拐弯抹角试探她听到什么没有。
王树田忽然奔到桌子边翻报纸。最后翻出一篇最新的两报一刊社论。他在字里行间搜寻。终于如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一行字让我们看：“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滔天罪行……”
“叛徒卖国贼”，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名词。文革开始以来，我们都无师自通地知道了一些潜规则：如刘少奇没有被公开点名之前，用“中国的赫鲁晓夫”影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是特指邓小平：“反革命两面派”则代表陶铸。去年又有了“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的提法，消息灵通人士说那是指陈伯达。现在这个“叛徒卖国贼”，肯定是一个重量级的大人物！但是报上既没有点明“叛徒卖国贼”是何人，也没有点明“叛、卖”的具体事实。不过这足以同我们听到的片言只语互相印证了。
种种迹象显示，林彪垮台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康老师这才惊魂甫定。我们三人大眼瞪小眼地感受着“叛徒卖国贼”新名词的强烈刺激。我们小声议论，这事件太重大太可怕了；它越是真的，就越令人惊怖，肯定会吓疯很多人。王树田说我阻止他发言是对了，出此大事，人心惶惶，还清查什么“五一六”呢！
忽然有人在门外喊叫：紧急通知！晚上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
十一月一日晚，在电影院内召开S县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传达中央文件。风声已经传开，来开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电影院座无虚席。晚来一步的人便在门厅站立。没有人打听要传达的文件的内容。人们表情严肃紧张。个别人悄声和熟人打招呼。大部分人只是意味深长地交换眼色。
担任县革委会主任的张凤翔政委宣读中央文件。文件是分批逐级扩大传达，这是他在本县第四次宣读。
他小心翼翼地开口。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静得掉下一根针都可以听见。听众无不竖起双耳屏息凝声谛听。于是文件上的措辞清清楚楚地入耳而来：“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尽管张政委得知此消息全县数他最早，但显然他还没有从最初的极度震撼中恢复正常。他的嗓音发颤，手也打颤；那红头文件似是一只烫手的山芋。
张政委本来是一位脾气平和的军人，很有些文化。在走马灯似换来换去的革委会主任之中，他是唯一不把“负隅顽抗”念成“负偶顽抗”、“赤裸裸”念成“赤果果”、“撑腰”念成“掌腰”、“悼念”念成“掉念”的人。往常传达文件，他总要解释一些词句或重复某些段落，甚至有时还要发挥一番；可是这一次的传达，他只是一字一句、平铺直叙地照本宣科。我猜想他惟恐多说一个字或是流露一丝个人倾向会承担严重责任。
文件很长。除了张政委的声音，电影院内静如旷野，寂如坟场。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东张西望；数百名到会干部职工个个如同僵尸，如同泥塑。这是县城史无前例的一次无声的大会。然而在这静寂中，与会者的脑海里，狂涛巨浪在呼啸，万钧雷霆在轰响，十二级台风在震撼，威力强大的原子弹在爆炸。
九月十三号，我默默地心算，那林彪摔死已经四十九天了，可是我们都蒙在鼓里……。
文件宣读完毕，没有多说一句话，张政委就直接宣布散会。人们默不作声地离开。我偷眼观察，人人神情异常，尽量避免和别人对视，咳嗽的人也格外捏着喉咙。
天很冷。黑夜里，我们几个老师拱肩缩背，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学校。半天没有人吱声。临近校门口，我忍不住冒了一句：“我觉得林彪垮台比刘少奇垮台还叫人高兴。”王树田和杨才铭装作没有听见我说话，柴国金、张涛、闫尚雄、何秀连忙往旁边一躲。片刻，何秀冷冷地丢过来一句话：“你说话注意点！”再无人接话茬，都好像身上没有带耳朵。何秀是个直脾气人，他如是说其实包含着好意；因为我的这句话很可能会被积极分子们分析成刘少奇倒台我不高兴，那我就死定了。
看看看！毛泽东专政造成了怎样的社会！
文件传达之后，如同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一波接一波地汹涌而来。人们在震惊和恐惧中纷纷奉命销毁一切地方的林彪题词和林彪照片。原先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最忠实的学生和亲自选定的可靠接班人林彪的合影巨画，一夜之间统统消失。单位奉命督促和监视职工销毁私人物品中的林彪图像和题词。我的大学毕业证有林彪题词的“四个伟大”和“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名言，一撕一扯，毕业证残缺不堪，我索性扔掉。几个笔记本，有很多毛、林合影的插页，我看着林彪的像，心里仍是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忍不住冒险留了几张毛林亲密无间在一起的照片。
林彪仓皇出逃，使追查“五一六”的运动就此不了了之，我们死里逃生。为证明林彪是叛徒卖国贼而向内部传达的林彪罪证《五七一工程纪要》，随后发给各单位。人们以批判的名义争相传看。许多人掩饰不住对《纪要》中称毛是“当代秦始皇”、阶级斗争是“绞肉机”、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等用语的浓厚兴趣；似乎享受着这些词语所产生的感官快乐。大家反复掂量它们的分量，再三咀嚼其中的含义。我私下认为林彪说的是大实话。不过人们决不互相交换看法，只是你争我抢地把《五七一工程纪要》看了又看，看时眼神闪烁，目光游移。在批判会上大家都异口同声疾言厉色地批判林彪反动透顶、阴险毒辣、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必须碎尸万段、千刀万剐。
事情的另一面是，最高领袖的威望随之动摇。人们不再相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论。什么反修防修继续革命！不过是刘邦朱元璋诛灭开国元勋的历史重演罢了！文革的龌龊虚伪开始被一般老百姓感觉到。红色恐怖失去了它得心应手的威慑力。这时候广播开始经常播放“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听上去给人理屈词穷、蛮不讲理、撒泼耍赖的感觉。文革已是强弩之末了。
很久以后，我忽然想起：六八年十月中央全会宣布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党籍时，特大喜讯传来，举国上下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人人都极为夸张地装出无比激动无限幸福的模样参加庆祝游行，高呼拥护的口号。可是这次“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怎么没有举行庆祝游行呢？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要庆祝；当然那时候谁都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没人轻易议论林彪问题，只是不断地开会，不停地念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报刊文章。大家一边拼命做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口诛笔伐，一边偷偷地观察别人的脸色，谁也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
后来我还又想过，林彪事件很可能消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场血光之灾。何以见得？文革之初，毛故意让刘少奇领导运动，随后马上宣布刘少奇派工作组是犯了镇压群众的方向路线错误，刘少奇哑巴吃黄连，不得不靠边站。毛一本正经地宣布：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当权派。可是当他终于打倒了刘少奇、彻底铲除了刘少奇的势力和影响后，却言而无信，翻脸不认人，把斗争矛头指向老百姓。又是派工宣队，又是派军宣队，又是军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无一不是向群众大开杀戒。其镇压群众的血雨腥风远远超过文革之初刘少奇的批反动学术权威和揪右派学生。毛亲自指挥的“三大战役”乃是文革最恐怖的时期。
我敢断定，毛一定怀里揣着一个文革结束时要给几百万知识者和普通民众戴上阶级敌人帽子的计划。因为戴“地、富、反、坏、右”帽子的阶级敌人随时间推移人数正在自然和非自然地减员，亟待补充，以保持必需的数量。制造这样一批社会贱民，交给工农兵群众实行专政；只许贱民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是毛的独家发明。如此，既可以证明“阶级斗争”理论是绝对真理，又可以使多数群众因为能对活生生的敌人拥有指手划脚权而产生社会优越感，找到当家作主的感觉；同时，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强大的威慑力自不待言。有位网民和我“英雄所见略同”，但他说得要比我透彻精辟多了。他写道：“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百分之五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过‘统治者’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即侥幸还属于百分之九十五又惶恐于坠入百分之五，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质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极权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就是让人民永远处于恐怖状态。毛泽东的奴役人民的独门功夫，就是让人民在恐怖的同时，还要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在当家作主。他的秘诀就是暴力镇压整肃与谎言欺骗愚弄双管齐下。
林彪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却以鱼死网破的激烈方式回应毛泽东对他的整肃。这肯定完全出乎毛的意料，毛的如意算盘不得不搁置起来。所以我有林彪事件很可能消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场血光之灾的推断。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际，早该毕业的六六届、六七届大学生陆续被分配工作。
甘肃师大学生楼南一楼中文系六六、六七两届男生宿舍空空荡荡。阴暗的走廊里，四处狼藉。每间屋的门口都堆有垃圾或者灰烬，残剩的纸卷尚且余烟袅袅；还有酗酒者的呕吐物。房间大多半敞开着，可以看见里面空空的床铺上散乱的杂物，被打碎的玻璃酒瓶，墙上大都有龙飞凤舞或七扭八歪的留言。六六届大才子、被整得很惨的穆长青在楼梯拐角的墙上写道：“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样高。”有的房间里传出呼五吆六的猜拳声、叫骂声和哭笑声；不用说，那是班上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饮酒话别。他们心头不舒服，借酒浇愁。毕业生们一拨一拨地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分配实行的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基层、～边疆、～工厂。分配严格执行阶级路线——有政治问题的统统流放边远农村牧区，红五类中的优秀者则留城市进机关，或者去山大沟深的国防保密工厂。
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又在文革中站错了队，自惭形秽，所以在自报志愿时就很有自知之明地填写了去那离省城最远的肃州地区。军宣队和校革委会把自报去肃州的六个中文系学生分析一遍后，确定我去A自治县，那是肃州地区最边远的一个县。由此可见我是六人之中政治条件最差者。
肃州S县的自然条件略微好过A县，分配给和我不同班的李某去。李某犯有生活作风错误（据说和未婚妻发生性关系被人发现，在那年代都属于严重道德问题）。然而他是革命干部子弟，其父亲虽然在文革初期就被挂了起来，但余威总还是有的，因此李某拒绝分配。就这样S县的名额出现空缺。
我们班的章君劝我去请求组织改派S县。章君幼年曾在沙州短暂生活过，对那里有极模糊的印象。他说S县还生长树木，而A县全县没有一棵树，可见S县要好些。我大起胆子去碰运气，找组织请求把我改派；竟然获得恩准，我被改派S县。
办理改派手续时有个小插曲：我到档案室要把“A县”改为“S县”，管档案的女干部不知道这两个县怎么写，就给我档案叫我自己写。就在递给我档案的瞬间，她飞快地从里面抽出一页纸藏起来。这使我大为惶惑、甚至恐惧。那上面记载着什么？莫非是什么能置我于死地的东西？是说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呢？还是说我有海外关系？——我的一个远亲长辈的妻子是香港人，在当时那可是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或者，那上面只是直截了当地注明我是铁杆“革老保”（文革保守群众组织），政治不可靠？因为此前确实有一段时间传言我将被“缓分配”；还传言我属于“推一推是敌我矛盾、拉一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一类人。天知道！即使是“莫须有”，我也得背上。
我满腹狐疑，疑窦丛生，但是也无可如何。管他娘的，我现在被分配了，皇恩浩荡，证明我还是“人民内部”嘛！一俟定谳，我立刻直奔S县而去。
按照事先被告知的，我先到肃州地区报到。
六十年代的肃州是一个古老的小县城。鼓楼兀立在城之中心，四面街道上的建筑都是旧式的低矮寒碜的砖砌房屋，深红漆格调的窗门。人行道旁是柳树杨树，长得比房屋高些。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车马寥落。正是晚秋季节，天晴的日子，骄阳当空，炎热异常，从杨柳树的枝叶上流下一滴滴的树蜡，馋嘴的小孩用手指头蘸上放进嘴里吸吮，像蜜糖。如果是阴天，气温立刻骤降，秋风萧瑟，路人缩头耸肩匆匆而行，小城更显荒凉。肃州原来有很壮观的的城墙，在大跃进时被拆除，墙砖用于建造炼钢的土高炉。民谣说，肃州城，四角平，鼓楼建在正当中。但是四四方方的肃州古城，已风光不再。
其实在六五年秋至六六年春，我们六七届学生来过肃州，那是参加农村社教。正是因为目睹农村惊心怵目的穷困，才吓得我们班上的学生毕业分配时不敢报名到肃州。大家异口同声说：宁可东行千里，不愿西行一寸。只有我等苦命人，不敢不来。
时隔三年，肃州唯一的变化是破旧的城市也整个地被涂抹成了红海洋。鼓楼近旁的晚清民国年代的民居，黑木板店铺门板，全部改涂红色，写上“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造反有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最高指示。
分配来肃州的大学生还真不少，大多住在县招待所。那是鼓楼附近街上的一所院子，有两三排平房。我在地区教育组得知，我的四位同学已经报到过了：出身城市贫民的张某分到肃州中学，那是肥缺；女生张某的父亲是反动权威，她分到肃州近郊公社戴帽子中学；李某父亲是走资派，他去肃州偏远一个公社的中学；徐某是地主家庭出身，他分到沙州的一个公社中学。我是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家庭出身，分到最远的S县，S县只有一所中学，在县城。在肃州城我只见到本班的男同学张民和女同学张宪平。张宪平由未婚夫王大哥陪伴而来，听说S县距肃州还有七百公里，性情豪爽的王大哥非要借给我十元钱不可，说路远，拿上以备不时之需。
在大学的最后半年，校园里就有“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的时尚。开始我对它很是厌恶，然而竟很快习以为常，甚至于如果不做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那全套程式动作，心里就急哇哇的，浑身不对劲。我明知这是封建迷信，是荒唐愚昧，却身不由己地要做，就像要过瘾一般；但其实对它既厌恶，又痛恨。到肃州住进县招待所后，我第一次进食堂吃午饭，就见忠字台设在最显眼的地方；我一看没有别人在场，心想省去向伟大领袖请示的程序罢；就径直走到小窗口向里面喊“打饭！”不料一下子从窗口洞内戳出来一个大铁勺子，里面有人厉声喝道：“请示去！”吓得我抱头鼠窜到忠字台前，举着红小书祝福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然后背诵语录，行礼如仪。
招待所餐厅那忠字台，实在龌龊：一尊领袖石膏像，满头满脸蝇屎；摆放在塑像前的“雄文四卷”，落了一层灰尘；雄文下面的红绸布，被油烟熏得脏兮兮的。那是神龛，可是人们似乎对它并没有十分尊重，只是拿它当作欺侮弱者的名器而已。
＊ ＊ ＊
独自一人坐在西行的火车上，心情自然郁郁寡欢。夜里，我靠着车窗，眼望外面明晃晃的月亮映照下的银光朦胧的大戈壁和戈壁尽头那黑魆魆的祁连山，心头百味杂陈。车厢里有回民老歌手在吟唱“花儿”，在单调的“咣当咣当”车轮声的伴奏下，曲调显得特别悲怆，看着白茫茫的戈壁，听着忧伤的花儿，我真的很感动，觉得那低沉压抑的歌曲，完全表达了我对前途茫然不知所措的惶恐，我的孤独和苦闷。
火车出嘉峪关，浩瀚戈壁，茫无际涯，罕见人烟。我心下思忖，今生今世，我就要在这塞外苦寒之地了结生命了。念及此，心境更是灰暗。
我在柳园车站下火车，住进柳园旅社，等去沙洲的长途汽车。在旅社里遇到也是分配去S县的张从虬和范云英。他们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新婚夫妇，都是上海人；因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也被发配边远地区。他们和我一样，脸像苦瓜，不知命运究竟要把他们如何处置，祸福难测。第二天我们搭上去沙州的车，在搓板路上顛了四个小时，到了这个拥有闻名世界的莫高窟的小县城，住进S县设在此地的办事处。我们谁也没有说起莫高窟，没心情。范云英听办事处的人说，S县比沙州还要荒凉艰苦得多，禁不住大放悲声。她哭着要回上海，说哪怕去当保姆或者在马路上擦皮鞋也行。我对她说，既然我们已经到了S县门口，不妨去看看再说。
那时沙州到S县的班车每周二次，有客车也有卡车。我们就是和押解一名走资派的一群造反派同坐大篷卡车去S县。三个多小时的行程，卡车在荒漠戈壁上爬行，远方出现了雪山，雪山越来越近，卡车忽然停下来，原来到了县城。我们吃了一惊，公路两边只有一些土平房和窑洞，这就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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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分配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本省有这样一个S县。到了县城之后，我才慢慢地了解到S县的非同寻常之处。
S县面积六万六千余平方公里，而且这近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被分隔成两大块——南山和北山。南山是祁连雪山和荒漠草原，那是青藏高原的外缘；北山是马鬃山戈壁山地，是蒙古高原的南缘。两大块各有三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它们之间便是河西走廊西端，分布着玉门市、瓜州县和沙州县。S县的面积比宁夏回族自治区还要大一些，比台湾更要大得多。但是在我刚到S县的六八年，全县人口仅有六千余人。常住县城的干部工人家属居民约摸四五百人；县城跟前有一个农业公社，管六个生产队，总共七、八百农民。S县的县长在省城开会时对其他县的县长们开玩笑说，按管辖的土地面积，他算得上一个省长；按管辖的人口，他只是内地一个小公社的主任或者一个生产大队长。
来S县之前，我听同学章君说，S县因为地域广阔，县长办公需乘直升飞机。还有，S县常年狂风怒号，在街上走路，身穿沉重的老羊皮皮袄也会被狂风吹着飞跑。我到了县上以后发现这都是夸张之辞——不过风确实一年四季刮个不停，也相当猛烈。
我在县革委会报了到，就去中学。中学很大，却只有两排平房，共五间教室。还有一排平房，五间或是六间，是教师的办公室兼宿舍。空旷的校园里，另外的两栋建筑物，就是相距甚远的厕所和食堂。我找景校长，有位老师说他在食堂里。我就去食堂。空荡荡的食堂显然还没有投入使用。我大喊“景校长！”从一个小耳房里走出一位满身灰土的人，他就是景校长；他正在打扫卫生，原来是为我准备房间哩！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和善的人。
很多年以后，目睹世风，我非常的感慨。现时的教员到新单位，恐怕第一件事就是带上重礼拜见校长，在校长面前小心翼翼，须使出浑身解数巴结讨好他；否则饭碗就不久长。我一生坎坷，但很幸运的是，第一位顶头上司就是景兆年，他为人和蔼，说话慢条斯理，却很有幽默感。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老右倾，宦途很是蹉跎。直到改革开放时代，他才时来运转。
我很快领到三个月的工资合计大洋二百一十元四角。这是我有生以来到手的最大一笔金钱。我自己留下五十元，赶快给母亲寄去一百五十元，母亲收到这笔巨款，不知到该是多么的欢天喜地！当然，我也赶紧寄给张同学十元，再三感谢她和王大哥的急公好义。
在S县中学的食堂耳房里住了约摸二十几天。虽说中学教员紧缺，但是毛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了。最高指示有雷霆万钧之力，县革委会决定把刚刚分配来的所有大学生中专生统统下放到各个公社插队锻炼。我们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学语录，谈认识，最后宣布大学生们插队落户的地点，我被打发去石包城公社农业队落户。
在我出发去石包城的前一天夜里，中学的方凯老师自杀了。县上正在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暴，方凯老师出身地主家庭，文革两派群众组织对峙时，他喊了一句敬祝对方造反派“万臭无香”的口号。此时清队，专案组认定这口号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因为“万寿无疆”是祝福毛主席的专用语，他却说“万臭无香”，乃是地主阶级发泄对伟大领袖的仇恨。方凯再三辩解，革命群众却更加义愤填膺。方凯绝望了，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没有死去，又挣扎着爬到门口，把自己吊在门顶的气窗上。现场从床上到床下到门脚都是血，他肯定死得非常痛苦。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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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的疲劳还没有缓过劲，由军人掌管的县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就召集我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号召我们去下乡。此时来S县报到的大学生中专生已经有二十几个，我们也听到当地干部的私下传言：“这都是些有问题的”。其实不尽然。省农业大学六八届学生分配时，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要把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学生赶到艰苦地区去改造，但是后者人多势众，他们引证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出身好的学生当然是“好同志”，理应去艰苦地区。结果农大来S县的六八届都是贫下中农子弟。除了他们，来自西安、北京、上海、南京、兰州的学生，全都是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或者出身地富资本家的学生。
S县革委会很坚持阶级路线。学习班最后宣布的下乡名单是，政治面貌好又托了关系的，留在县城所在的党城湾农业公社；差的，统统去很远的公社。冯玲和王某两位女同学去好不拉公社，袁隆兴和王美玲俩口子上海人去别盖公社，我被指派去四百里外的石包城公社，那里有一个农业大队。对张范两口子上海人，宣布男的去马鬃山，女的去盐池湾。如此分配，令我猜想他们二人的政治背景可能比我还要糟糕。须知S县的面积有将近七万平方公里，还被沙州县、瓜州县、玉门市分割成两部分。盐池湾在南山，祁连山的腹地；马鬃山则是北山，是和蒙古国接壤的大戈壁。两地相距有八百多里路。范云英听了如此发落，当场号啕大哭。她坚决要回上海，宁可在大马路擦皮鞋。
天下学生是一家，我们几个人去向军代表刘副部长求情。我们对刘副部长说，人家两口子，从大上海来到S县已经很不容易，又一南一北地分开，太那个了么。刘副部长问“那个”是什么？我们语塞。刘副部长面无表情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两人分开有利于接受再教育嘛！要批判人性论嘛！”最后不知何人说了话，革委会还是变动了计划，通知张范两人都去石包城。
其时是十一月之初，祁连山区的天气已经很冷，我们去石包城的六个学生听说国家给在S县工作的人配有四大件的装备：皮大衣、皮裤、毛毯、靴子，于是就去要；因为我们是国家分配的毕业生，是领国家工资的，理应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刘副部长对我们开口要装备十分不满，他认为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怎么可以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我们说从县城到石包城公社，要在卡车上坐一天半时间，如此天气，路上会把我们冻僵的。刘副部长很严肃地回答：“天气冷，路也长，坐在卡车上肯定很难受，甚至很痛苦。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改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坐卡车上路也是改造思想，你们就痛苦痛苦吧！”此言一出，我们瞠目结舌，觉得他字字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但又感觉他怎么那样冷酷无情？哎，恐怕还是我们思想落后，觉悟低，才对如此正确的话有心理抵触吧？
这位刘副部长，言必称最高指示，他还把“赤裸裸”念做“赤果果”，“撑腰”念做“掌腰”，“負隅頑抗”念做“負偶頑抗”，“悼念”念做“掉念”。当然，好像当地人都这么念。
在那个年头，革命的宣传和公民同等压力已经使我们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我们时时事事处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轻自贱的地位。一轮又一轮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已经使我们产生根深蒂固的对党对人民、对社会的负罪感。我们准备接受考验，痛苦一番。不过临行前，革命委员会忽然借给我们每人一件旧大衣，是干部们领新换旧下来的。我们顿时感激涕零，深觉皇恩浩荡、帝泽汪洋。鲁迅说，中国人很容易变成奴隶，变成奴隶了还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借到旧大衣的我们，正是这个模样。
出发去石包城下乡的人有六名，我们坐在给公社送货的卡车上。张从虬、范云英两口子是学医的，党同喜、李玲玲是农大六七届的，也是两口子，学兽医的，二人家庭出身也都不好；此外还有一位卫校毕业的学药剂的女生。再就是我，师大中文系毕业，来当老师的。
上回我从兰州到肃州，看肃州真是个小地方，再从肃州到沙州，觉得沙州简直是小村庄。现在相隔多半个月再到沙州，哇，我们进了大城市了！城里有两三条街道呢！人来人往，好热闹啊！当然最醒目的是大街小巷张贴的、悬挂的“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横幅。半个月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决议永远开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党籍。我们在S县的那条空荡荡的公路上还游行呼口号热烈拥护公报呢！这沙州，庆祝全会胜利召开的气氛显然比我们S县那里热烈隆重得多。在一家单位门口人行道上，塑着刘少奇和王光美下跪的泥像，明显是模仿杭州西湖岳王庙前秦桧王氏像的。泥像裸着身子，特别突出性器官，大概是那些革命义愤特别强烈的人吧，又给泥像加上一些猥亵不堪的东西。泥塑像龌龊而卑劣，令人目不忍睹，却又忍不住要偷看几眼，专门围着赏鉴的也大有人在。在那个时代，我除了觉得那下流而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唉，我们的麻木已经无以复加了。
大卡车离开沙州继续在茫茫戈壁上行驶，我们个个垂头丧气，高高坐在覆盖货物的篷布上。呼呼的风迎面而来，我们紧裹着皮大衣缩着身子，各自想着心事。冬日的太阳黯淡无光，可是我们的心情更其暗淡。车到瓜州县，那是著名的世界风库，朔风劲吹，狂风呼啸。幸而我们顺风而行，迎头风大大地被抵消了。这大概是“没毛的鸟子天照应”吧？那位刘副部长若是得知，恐怕未免会失望的。
不知何时，天空阴云密布，地上阴风怒号，眼望茫茫戈壁，似有人烟踪迹。汽车飞驰，一个小镇出现在眼前。我东张西望，忽然大为惊奇：只见公路两旁一株株巨大的柳树，夹道而来，像是一条长长的拱廊。细细看，每棵树树龄总有数十百年以上。这许多百年老柳树，尽管树叶已然被秋风扫落，可是在狂风大作的戈壁滩上，却依旧显得虎虎有生气。狂风吼叫，飞沙走石，千万个树条如青蛇劲舞，似在前线与风魔短兵肉搏；连着柳条的柳树枝则从容不迫地摇摆着，似在傲然高叫：“暴风！来过招吧！”更粗壮的分干，颇有大将风度，好似调兵遣将，指挥若定，强有力地支撑枝条。巨柳的主干岿然不动，固若金汤，似是对抗风沙的大本营。望着一株株巨柳，我肃然起敬。
这里是玉门镇。我们在玉门镇夜宿，狂风吼叫了一夜，以至于我夜不成寐。白天见到的柳树给我印象太深刻了，它们英勇地抵御风暴，它们在戈壁上与狂风恐怕较量了数十百年，没有向风沙屈服。或许，它们的信心来自深深植在沙土地下的四通八达的根系，也来自柳树集体的众志成城和群策群力。我想，这里的居民，也必定如此。
第二天一早卡车又上路。出了玉门镇，汽车掉头向南行驶，狂风从侧面刮来，似乎要将汽车推翻，我们匍匐在篷布上，两手牢牢抓紧绳索。我偶尔看一眼车后面的远方。远处风沙弥漫，可以看见火车像一组火柴盒在缓缓移动。我知道褐色戈壁滩上颜色较深的那一个条带就是绵延数十里的百年老柳树。昨天晚上招待所的老门房告诉我，那是“左公柳”。此时远眺，狂风铺天盖地要吞噬乡镇村庄农舍耕田，可是数以千百计棵“左公柳”就像无畏的勇士，肩并着肩，手挽着手，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抗击风魔，保卫绿洲。我若有所思。本来是应该在城市公园里点缀风景的垂柳，却落籍塞外荒僻之地，一变而为百姓农田的保护神，这怎么能不叫人感动？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人，是否可以从这柳树的形象获得生活的信念，坚持在逆境中抗争？然而一想起军代表那冷酷的言语，我又感到沮丧、愤懑、无奈、茫然。
卡车一路爬坡，从疏勒河水闸上通过，终于进了南山。南山是祁连山脉外围的山峦，汽车在山间绕来绕去，蜿蜒而行，最后终于爬上山顶。天又放晴了。我俯瞰前面，那是一个不小的盆地，玉门市的昌马公社就在盆地的最低处。
放眼看过去，盆地之南的天际，半空中，无数皑皑雪峰突兀而立，犹如浩瀚大海里汹涌澎湃的巨浪，又似三百万玉龙翻腾飞跃，很是惊心动魄。而东南方向更有一座怪异的黑魆魆的大山如横空出世，如凶神恶煞一般，镇压在白浪排空的众雪峰之巅，十分壮观。此景此情，坐在卡车顶上的我们几个人看得目瞪口呆。眼前所见，大概就是祁连山脉的主体了。后来我知道那如山中霸王的黑山就是妖魔山，妖魔山上不见积雪，我觉得不可思议。妖魔山下就是S县的最富饶的鱼儿红草原，遍地长满酥油草，——也有醉马草，马吃了会中毒的。
卡车风驰电掣，很快下了山，妖魔山和雪峰一齐隐没在最前面的濯濯童山背后。昌马盆地明显比山外大戈壁的海拔要高得多。空气寒冷，我们再一次地裹紧身上的皮大衣，龟缩在凹凸不平的篷布的低处。穿过稀稀落落的村庄和田地，汽车又向西南方向驶去。远远天边又出现一片山脉，那是鹰嘴山，我们的目的地石包城就在那后面。听司机说那又是一个盆地，海拔又比昌马高出许多。
汽车颠簸而行，鹰嘴山大坂，荒凉如同月球。寒风，衰草，干涸的砂石滩，诡秘的山峦。卡车顶上六个人的心境，和苍凉的荒漠没有两样。仰视雪山，俯瞰戈壁，我们面面相觑。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或者，命运究竟要把我们抛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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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包城公社距县城很遥远，坐了一天半的大卡车才到达。石包城农业队文革前是两个生产队，后来在学大寨运动中，又合并为一个生产队。原先的二队不愿意，闹着分开，结果又分开了。我在农业一队落户。
六八年春天我还在大学校园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如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其恐怖程度远远超过文革之初的红卫兵造反。我来到石包城已经是当年的初冬，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仿佛是尾随我而来，正在席卷戈壁草原。光是我所在的仅有十几户人的农业一队就揪出了六名阶级敌人，还斗死了一名（后来又有一名自杀）。几乎每天晚上，不是公社，就是生产队开批斗会。阶级敌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哭叫连天，我躲在黑暗中觳觫发抖。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平时很善良很胆怯的老百姓在批斗会上，当革命口号喊起时，就突然变得凶狠而残忍？
不过阶级斗争主要是在开会的时候。开过会后，农民们大体上相安无事，都下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阶级敌人修理地球，贫下中农也修理地球；难道还能把阶级敌人下放到比农村更苦的地方去？
◇ 恐怖的清查“五一六
改革开放后的官方说到文革，总是言之凿凿地称：六六年七、八月的红卫兵运动是文革最恐怖的时期。殊不知文革恐怖乃是一浪高过一浪；最可怕的时期应该是六八年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即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到七一年发生林彪事件的那几年。那可是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日子，阶级斗争绞肉机在开足马力展开管、押、杀。
六八年春天，在“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的高潮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谓既定伟大战略部署全面铺开，一直搞到六九年春天。六九年四月开“九大”，过后就是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授权省革委会审批死刑，红色政权祭起革命的名义，厉行镇压之权。省革委会处决“反革命分子”的布告隔些日子就贴出一张，每张上面总是一长串红笔勾过的名字。文革的恐怖至此达到空前程度。
“一打三反”运动没有宣告结束，就又开始了“清查五一六”运动。以至于多年过去之后，我记不起来二者的分界线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据说“五一六”是北京的一个神秘组织，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某些大人物。姚文元在他的经过毛泽东亲笔润色和修改的大作《评陶铸的两本书》里点了它的名，将其定为反动组织，声称它“反军乱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清查这个反动组织便成了文化大革命重拳出击的最新伟大战略部署。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运动伊始，省革命委员会行使死刑审批权，大张旗鼓地处决了一批“反革命罪犯”。死刑判决布告在全省城乡各地到处张贴。有一天，我在S县城大街上看到张师亮的死刑布告。张师亮是我的母校甘肃师大历史系的教授，就是因为令人窒息的政治思想高压超出了他所能够忍受的极限，忍不住发了些牢骚，文革一开始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批斗。那时的省委工作组指挥全校革命群众在露天电影场批斗他时，我也在场。他性格刚烈，被游街戴高帽子等等的侮辱激得怒不可遏，当场豁出去了，在会场上破口大骂共产党，当即遭到“革命群众”的暴打，直接从会场上被抓走，送进大牢。到省革委会被授权杀人后，张师亮先生竟被执行了死刑。布告上的很多死刑犯，都是“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就是对共产党毛主席说了不满的话，就招来杀身之祸。文革就是如此草菅人命的。
S县大概一时找不到可杀的人，就一次一次地开大会抓人，为“清查五一六”运动制造声威。
最厉害的一次大会是七一年五月十六日召开的。一大早，大街上的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就不停地吼着毛泽东思想广播站播放的阶级斗争语录和战斗歌曲。各单位先在自己院里集合队伍，打着旗子列队去县招待所的大院子里的大会场。我们中学教职工在工宣队带领下去参加大会，紧张的气氛已经令我心惊胆战；一出校门抬眼一看，更令我浑身发颤。
马路上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和民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进会场，我几乎吓得魂飞魄散。只见一东一西两栋房的房顶上竟然架起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人群，端的是杀气腾腾。我偷眼看我的同事们，个个脸色煞白。再往后面一看，县城和附近城关农业公社、别盖牧业公社的地、富、反、坏、右全部被押解到场，总有三、四十名，个个弯腰低头，一溜儿站在会场后面。我们革命群众则按单位排队站在会场里。主席台上，坐着一溜县上的党政军要人，活脱脱是凶神恶煞。
红旗招展，歌声喧天。一宣布开会，革命委员会保卫部的刘部长念几句最高指示，就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押上来！”革命群众队伍里，风云突变；早有人埋伏在被锁定目标的左右，登时两边一挟，卡住后脖子，拎小鸡似地将人架到主席台前。于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灭亡之时”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刘部长宣布其人反党反毛反军的罪状，如同死刑判决词。林业站的孟玉生在进会场时还和熟人点头打招呼，根本没有注意他一左一右的同事正在摩拳擦掌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忽然他听见上面喊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莫名其妙地被提上去了。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弯腰低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每个人后面都有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押管。主席台前的这一排阶级敌人和会场后面那几十名老阶级敌人遥遥相对。
会场上本已恐怖的气氛一下子令人窒息。我感觉我在簌簌发抖。我出身黑五类，不管我怎样强迫自己进行思想改造，我还是觉得这个社会不能容我。我偷听过《美国之音》，我对毛时有“腹诽”；因为他发动文革一开始时说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和大民主（尽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结果却是更加严酷的专政。我常常苦思冥想伟大领袖为何要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想着想着，就不由得忿然作色，有拍案而起的冲动。有时想得入神，蓦然清醒，由不得心惊肉跳，警惕地东张西望；倘或近旁有人，我会面如土色，怀疑他们知道我的内心活动了。那时我真的深信不疑个人的思想一定会被党组织看见，积极分子有明察他人心灵的特异功能。
……想到这些，我断定有人已经把我告发了。我窥测我身旁的一左一右，果然感觉他们在注视我，他们是提防我逃跑。天哪！能往哪里跑？没办法，束手就擒罢，引颈就戮罢。我觉得我满头冒汗，我要尿裤子了。我脑子里已经产生幻觉：下一个肯定揪我上台，把我揪上去，宣布我犯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罪，然后就是狠批猛斗，之后再交给公安机关，于是判处死刑，押赴刑场，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我似地胡思乱想。试想，谁平日没有说错过话呢？谁没有一两个“仇人、对头”在处心积虑地等机会落井下石呢？谁人心里对这个社会没有怨尤呢？
石包城卫生所的傅雨龙大夫，为一个护士的烂事讽刺了她几句，护士遂说动她的相好，乘揪五一六的运动整肃他。适逢傅雨龙回陕西老家探亲，公社发电报叫他回单位。傅大夫不敢怠慢，赶紧上路。他在玉门镇下火车，看见公社派车派人来接他，还感动得不得了呢！谁知一出车站，就被几个民兵提着绳子，把他一绳子五花大绑地捆住，七手八脚把他扔到大卡车上，拉他回石包城。批斗大会早就在等他到场，傅大夫被直接押到会场批斗。他被尽情折磨了半年多，最后却也定不下什么罪，就“解放”了，可是从此一只手臂落下严重残疾。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几个下马威，造足了声势；就像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广播的：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运动随后按部就班地开始深挖细查。
按照毛泽东“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法则，首都北京有“五一六”分子，各省市也必然有“五一六”；而每个地、县、公社也就不可能没有“五一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这次要进行全面的清查、深挖，把“五一六”分子彻底、干净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那年头搞阶级斗争的整人运动的程序，几乎无例外地分三个阶段：一，开始阶段——召开动员大会，批斗阶级敌人，学习最新最高指示，传达文件，发动群众；讨论表态，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成立运动领导小组。二，掀起高潮阶段——人人过关，检查思想，交待问题；背靠背地揭发，面对面地批判，进行左、中、右阶级队伍的摸排划分。三，运动后期的组织处理——关押判决问题性质严重、持抗拒态度的顽固者，严惩不贷；按一定比例给一些人戴帽子，实行群众专政；对认罪态度好、愿意改造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落实政策，“给出路”；积极分子入党，建立新的领导班子。每场运动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S县“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几次大会的震慑下，向纵深发展，人人胆颤心寒，战战兢兢。整个县城又是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文革初期，S县有一派群众要冲进县武装部去抓对立派的头头。武装部当权的政委下令关闭大门，把来抓人者拒之门外。这些人就砸大门——那是两扇破旧的木头门。有冒失鬼点起火要烧门进去，本派中的老者慌忙制止，没烧成，烟熏火燎黑了半扇门板。这派群众组织后来被定为站错了队的保守组织，即保皇派。成立县革委会时，“烧门”事件被定为反军性质。
清查“五一六”开始后，“火烧武装部大门”事件顺理成章地成了本县性质最严重的五一六问题。因为，烧武装部大门就是反解放军，反解放军就是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那可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弥天大罪。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后，凡当时动手砸门者和点火者，所有在场者乃至劝阻者，均被列为运动重点对象；须三番五次地交待自己当时的举动、言论和活思想，揭发他人的问题，检查自己思想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向毛主席认罪。当然，同时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积极分子的厉声质问和愤怒批判。那些虽不在场，可是和“重点”们同属一派的人，也要一个一个揭发问题，谈认识，表态度。中小学教员中介入此五一六事件者为数甚众，清查会连开了二十几天，他们还没有检查完问题。
运动的矛头慢慢对准文革中被分配来的大学生。S县虽小，可来自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兰州的老五届大学生中专生竟有三、四十人之多。大家不用互相介绍，就很快知道都是彼此彼此，——多半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文革犯了政治错误，被发配到这里。其中有在上海给江青贴过大字报的人，有曾在中南海门口静坐过的人，有在南京刷过炮打中央文革大幅标语的人，有在兰州军区司令部院内静坐绝食过的人，有整理过甘肃省革委会当权者材料的人。等等。试想冲击了小小的县级军事机关的人都成了“五一六分子”，这些直接冒犯了中央和省市威严的大学生，岂不更是触犯天条、大逆不道的五一六分子？七〇年冬天有两个自称是省革委会专案组的人到S县中学找我，向我调查某人的问题，他们态度傲慢而强硬，像是来审问我，这一来S县的人都视我为问题人物。现在我的直觉告诉我：县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早就注意上我了；何况我在兰州军区门前静坐过。
运动领导小组肯定已经胸有成竹：县上的“五一六”是小巫，外来大学生是大巫。有大鱼可抓，他们要为共产主义红色江山清除隐患再立新功。于是在火候已经差不多了的时候，清查小组放出话来，要求六八六九两年分配来S县的所有大学生写出详尽的检查，做老老实实的交代，争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全国大、中学校学生高唱着“拿起笔来做刀枪，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胆敢反对党，马上叫他见阎王！杀——嗨！”那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捍卫毛思想、毛路线而奔走呼号，上蹿下跳，以至于同学反目成仇，分裂成两派、三派，互相辩论得面红耳赤，最后大打出手；还自认为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结果后来竟至于两派势不两立，打斗不已，形势发展成在毛的导演下全国展开全面内战，大开杀戒。到头来，一部分学生被毛封为造反派，另一部分就成了狗屎不如的保皇派。到了最后，两派学生统统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反正大家不是犯了受蒙蔽的错误，就是犯了翘尾巴的错误。为了所犯的错误，我们真是“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也不止一次地肯定我们已经洗心革面，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了；我们也服从了惩罚性的分配、被一竿子插到底，感到如同流放一样到了边远牧区。唉！究竟还要我们怎样呢？
目睹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那血雨腥风的场面，我不能不对这回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深深的怀着恐惧。
空气中的血腥味和火药味愈来愈浓烈。各单位天天开会。各种名目的会：全体会，骨干会，分组会，领导碰头会、全县大会。检查交代、揭发批判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记得清查小组负责人正式通知我准备好检查交代材料那天，——这意味着我不再有“革命群众”的身份了；我走在马路上，所见之熟人，毫无例外都是一式的阶级斗争面孔，不是远远地躲开，就是佯装没有看见我——不过也许是我的错觉。孤独感深深地袭上我心头，我闷闷地走回自己家。
离家老远，我喂养的五六只小鸡瞅见我了。它们啾啾啾地叫着发足狂奔我而来；有几只张起翅膀脚不点地飞跑，结果不断地跌跤。最先跑到我脚下的小鸡收脚不住，翻了个跟头。它们围着我叽叽喳喳，仰起脑袋偏过脸紧盯着我看。尽管我知道它们是因为饿坏了，是催我喂食，可我仍然十分感动。它们从来没有揭发批判过我，也没有因为我即将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而对我摆起怒目而视的阶级斗争脸。
小鸡们簇拥着我进了自家院子，我取出比平常多得多的土麦子撒给它们吃。看着它们大快朵颐，我暂时忘记了迫在眉睫的阶级斗争。
忽然，平地一声炸雷，石破天惊！林彪仓皇出逃机毁人亡！
林彪事件使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当务之急一变而成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和销毁所有林彪的照片题词，这可是费力费时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里，清查“五一六”是文革恐怖的登峰造极。林彪事件后，人们渐渐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开始抵制起文革来。小道消息满天飞，就是当时民众发泄对文革不满的反映。
◇ 林彪外逃震撼小县城
一九七一年十月下旬，虽然内地还是金秋时节，可是地处高寒的S县，天气已经十分严寒。树木凋零，朔风呼啸。秋冬之际，S县从半夜到正午狂风由雪山向戈壁刮，刮得行人走路踉踉跄跄；正午过后，风势变小，风向渐渐地掉转，变为从戈壁向雪山刮。到入夜，戈壁狂风如狮吼虎啸，如鬼哭狼嚎；然后慢慢地转为凄厉和呜咽，风向又在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此时全县“清查五一六”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运动进入第二阶段也有些日子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们县中小学集中学习会开了一上午。下午清查小组成员和骨干分子开碰头会，我们则奉命写检查。我写了两行，心烦。妈妈的，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说：死两回没听说，死一回躲不过。敬爱的林副统帅说：抢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我格老子死猪不怕开水烫，随便！我撂下纸笔，上杨才铭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找报纸看。
推门而入，却见老杨坐在床沿上发怔。他脸色苍白。我问：“你不舒服么？”他转过头直勾勾地瞪我一眼，随即起身奔过去把门关死，慌慌张张地劈头问我：“出大事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了！你听说了么？”我莫名其妙，见他那紧张的样子，我不禁也紧张起来，连忙问：“啥事？啥大事？”他两眼直僵僵地盯着我，又像是盯着我身后很远的地方，如同梦呓似的幽幽地说：“事情太可怕了！太严重了！简直不可思议，我不敢给你说，不敢说……”
我好生奇怪。一再追问，他却死也不肯再吐一个字，只是眼睛发直，喃喃自言自语：“太可怕了……”见他如此卖关子，我心急火燎，恨不得扳开他的嘴把那重大事情掏出来。同时我脑子里飞旋：能发生什么事情让老杨如此大惊小怪？杨才铭是我们一帮年轻同事的老大哥，他忠厚稳重，同我们相处融洽。不过他有点小世故，过于谨小慎微——此乃在多次阶级斗争运动中备受惊吓的人所共有的性格，是惊弓之鸟那样的。他是从不开玩笑捉弄人的，何况在运动中间，他照例把嘴巴闭得很紧很紧。今天竟然如此说话，实在反常。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是不是谁家女人偷了汉？或是哪个野男人勾引了谁家的黄花闺女？”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套他说话。在这个人口仅有两千多，一个月才能看上一回电影的荒僻小城，最能耸动人耳目、令人津津乐道的文化生活，莫过于男女艳闻了；如果是县上哪个头头搞女人东窗事发，那可是爆炸性新闻。
那知老杨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明显地对我的猜测显出鄙夷之色：“不是不是，比那大得多了，天塌下来了！”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杀人放火、男盗女娼更有轰动效应，就央求、恳求他告诉我，是不是发生了杀人案件？谁杀了谁？是不是谁放了火？是不是谁扒了灰？可老杨就是死活不肯透露一个字，只是低声嘟囔：“不敢说，不敢说，如果这事是假的，那谁散布了谣言，谁就没命了……”
急惊风遇上慢郎中，他越不肯说，我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越是迫不及待想知道，他越是面露恐惧守口如瓶。我使尽浑身解数，始终未能从杨才铭口中掏出那如天塌下来的大事究竟是什么。我心里实在痒得难受。最后我悻悻地说，你不说，我去问别人。老杨急忙带着哭腔说：“不要问！千万不要问！要问，也千万不要提我给你说什么了啊！”他说什么了？什么也没说么。真是的！看他那惶惶然的样子，我觉得事情真蹊跷。我急不可耐，一心想满足好奇心，边往外走边回头说：“放心吧，不会出卖你。”
从杨才铭那里出来，我直奔王树田的宿舍。文革开始后，西北民院被军队占用，出身不好和站错队的教职工被遣散到民族地区，王树田被打发到S县来。中学里我和王树田向来友善，他消息灵通，他若知道什么，肯定会告诉我。
一进门，就见王树田正在埋头写检查，已经写了厚厚的一沓，足见他的“五一六”问题不少。我问他听到什么重大新闻了没有？他抬起头来，一脸的茫然。我告诉他，听说发生了天大的事，非常可怕，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王树田笑笑，漫不经心地说可能有人开玩笑。我就说，是老实大哥杨才铭说的，不可能是开玩笑。王树田开始重视我的话了。他想了又想，想不出能发生什么天大的事。到底能有什么重要消息把谨小慎微寡言少语的老杨唬成那样呢？
近两年小道消息时有时无，陈伯达出事了的消息是传过一阵子，谭甫仁被刺杀也是民间传说，不过都没有引起民众惊恐。像基辛格访华那样的特大新闻，乃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前预告有重要消息将在某时刻发布，请听众届时收听；同时县上也接到省上电报通知，要求各单位领导组织群众收听某时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于是我们奉命列队准时坐在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大喇叭下收听。喇叭下，县革委会保卫部的民兵还在四周巡视；他们当然是根据上级指示，观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时乍一听见与我们中国不共戴天的美帝大头子尼克松要来中国，人人震惊，个个目瞪口呆！人们都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一连几天精神恍惚；不过谁也没有说一个字的评论。后来县上传达文件，老百姓被告知，尼克松是打着白旗要到中国来的；而且县革委会主任强烈暗示，美国总统尼克松是朝拜毛主席来了。
自那以后，还能再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呢？我和王树田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俩猜测也许是中苏边界上出了问题，或者与台湾有关。或许什么也没有，是杨才铭神经不对劲了。
我满腹狐疑，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前事皆忘，我早早去到城关小学会议室，继续参加揭批“五一六”的县城全体教师会。
众老师各就各位，我也坐我的老位置，摆出沉痛反省状；心里盘算，教员同仁中本地的“五一六”问题行将检查完毕，我暂不开口；俟检查外地“五一六”问题的同仁谈过三五位后，我再狗尾续貂不迟。
忽然我身旁的柴国金凑过头来。我心里一动，忙把耳朵伸过去。只听他悄声说：“发生重大事情了，听说了没有？”柴国金是民兵排长，年纪比我轻，可比我老练，现在刚一开会就和我耳语，必定有重大消息。我忙接上他的话茬：“听说有重大事情，究竟是啥事？”柴国金缩回头，极神秘地前后左右观察一番，才又凑过来用手捂着他的嘴和我的耳朵，以极低的声音一字一字地说：“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叛国投敌……”
我惊得倒抽一口冷气，脑子嗡地一下，似遭大棒抡击，天旋地转，一阵眩晕。我瞪大眼睛，顿觉失明又失聪，眼前仿佛有巨大的蘑菇云冲天升起！我觉得我要失声惊呼。我转过脸直勾勾地盯着柴国金，仿佛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我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反过去又把柴国金吓得脸色苍白。停了片刻，他又凑过头来，我木然地把耳朵靠过去。他的话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飞机越境时被打下来了……，只差几秒钟……”
我感到心慌，脑胀。太可怕了！太严重了！我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又转脸直眉瞪眼地看他。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就凑过头去颤抖着问他：“消息可靠吗？”他把嗓子压得低低的说：“政治部康学谦说的。昨天党员开大会，已经传达了……”啊！康学谦，那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北京工业学院毕业生，典型的京油子，是本县传送小道消息的权威人士。我有点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了。可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个月前的国庆节期间，我从石包城公社回县上。路过玉门镇，在小镇电影院的宣传栏前我看见有几个人在看什么。我凑过去驻足观看。原来宣传栏里贴着一张一尺大的肖像照，是秃顶的林彪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地学习毛选。这是我头一次、也是唯一见到的林彪免冠像。我屏息凝神地注视他的秃顶。不知为什么，我越看越怕，可越怕越要看，有一种怪怪的异样的感觉。陆陆续续又有人走过来看林彪秃头照。人人一言不发，连大气也不出一声，只管默默地专注地看。我看了老半天才离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江青拍摄的杰作。我哪里能晓得，林彪此时早已死于非命了……。
……我痴呆了半天，定定神，偷眼环顾会议室，感觉果然有人神色异常：杨才铭泥菩萨似的，还在发怔，就像昨天在他房子里一样；何秀两眼呆滞，大口大口地吞烟，按说烟瘾再大也不至于如此一口接一口地毫不停歇；张涛紧锁眉头，好像有无限的大苦恼……；还有的人如遭电击，脸色僵硬，如灵魂已然出窍。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肯定也知道了。显然是这个不敢使人相信的天塌下来的消息，在折磨着向来关心国家大事、以政治通自居的他们的神经。我回忆以往，绝没有见到过眼下如许神情稀奇古怪的人。
不过大部分老师还是通常的精神状态：正襟危坐，诚惶诚恐，脑子里大概是如何交待自己的“五一六”问题，以求蒙混过关。这些自知有罪的人脸上是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时所特有的自卑、凄凉、苦闷和“臣罪当诛兮皇恩浩荡”的表情。
王树田在翻动他的发言稿，这是他预备发言的习惯性动作。我连忙向他使眼色，摆手制止他。我的直觉是，既然发生如此石破天惊的事，清查“五一六”恐怕要拉倒了吧！王树田看见我的手势，有点不知所措；他犹豫不决，但是终于把发言稿重新折迭起来压在《毛主席语录》本下面。景兆年校长的长篇发言开始了。他颇受我们的尊敬，从五八年起他就被视为右倾，幸而阶级成分是贫农，所以才没有怎样挨整；不过由县委宣传部长改任中学革委会主任，在当时无疑是大贬黜。此次清查运动，有人要把他打成S县“砸烧武装部大门‘五一六’事件”的“幕后摇鹅毛扇子的黑高参”，责令他讲清楚。他平时讲话很有水平，慢条斯理的，还有些幽默感，很能吸引听者；可是今天他的发言，只有只言片语跳进我的耳朵。
我头疼，我心慌，我发懵。林彪出事了，那么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呢？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实现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的崇高而伟大的目标而进行的；胜利成果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毛泽东亲自选择林彪做自己的可靠接班人和副统帅，因为他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忠实学生，这已经写进了庄严的党章，还要载入神圣的宪法。谁能把文化大革命同林彪分得开呢？林已然是仅次于毛的神，这位次神为何转眼要叛国投敌呢？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无法想象！
我想得头脑发胀，我觉得我忽而发高烧，忽而打寒颤。我不由自主又反过来怀疑自己的耳朵，进而怀疑柴国金。我斜眼偷瞥柴的脸。莫非他受清查运动领导小组的指示，设套子故意对我讲反革命话，引诱我随声附和，然后倒打一耙，置我于死地？我的腿哆嗦起来，背上冷汗淋漓。可是杨才铭呢？难道他俩串通起来要把我做成“现行”么？不会吧？杨是我始终认定的憨厚者，如果他也有害人之心，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了……。
这个晴天霹雳的小道消息紧紧攫住我的神经，我惊异不定，我胡思乱想，我如患了病似的呻吟，挣扎，我渴望获得最确实的答案。
散会后，我魂不守舍，王树田使眼色叫我去他的宿舍，自然是因为我制止他发言令他摸不着头脑。从祁连雪山刮来的风正猛，我跟着王树田趑趄而行。
一进他的门我就按捺不住地问他：“特大消息你还没听说么？”王树田瞪着一双大眼睛摇头：“没有啊，究竟发生什么了？”我追问：“你真的不知道？”他回答说昨天他写检查稿直到半夜两点多，哪里也没有去过。我摘下帽子，说：“林副主席——”用手给他比划了一个飞机倒栽葱的手势。他更胡涂了，大眼睛瞪得更大。我这才如此这般把柴国金的话学说一遍：“飞机越境时被高射炮打下来了，都死了。他的女儿林豆豆在上飞机前给毛主席发了电报，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后面的话也是柴国金在景校长发言时断断续续说给我的。
王树田的眼睛越瞪越大，终于瞪成一双牛眼睛；他的嘴巴也越张越大，像一个大窟窿。好半天他才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可能吗？真叫人不能理解……”他语无伦次，脸色由吃惊变为恐惧。我说：“是呀，做梦也想不到……”我一下子又害怕了：“如果是造谣，那可……”，王树田马上斩钉截铁地说：“那可就是不可饶恕的现行反革命了，非掉脑袋不可。”
忽然有人推门进来，我和王树田吓得同时跳起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部的人抓我们来了。
进来的原来是女老师康炳清；她和王树田是校友，又都是数学老师。她心地善良，平时我和王树田议论政治，对她不设防。可是今天这个消息非同小可，我和王树田面面相觑，紧闭起嘴巴。看着我们呆若木鸡的样子，康炳清深以为怪，她问：“你们在说啥呢？”
王树田缄口不言。后来还是我沉不住气，脱口而出：“林彪垮台了！”一言既出，吓得康炳清转过身赶快把门关上，回过头带着哭腔颤声说：“你胡说八道啥？哪里听来的谣言？你不想活了？”王树田打断康炳清的叫嚷，说方才他心里一分析，觉得这消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他头脑向来冷静，于是给我们分析：柴国金的消息来源比较可靠；昨天杨才铭虽然只露了口风，可绝对是同一消息；今早的开会，气氛是有点异常；昨天全县党员开大会他恍惚听谁说过——康炳清忽然插嘴说，今早上她刚一出门就碰上古怪事：已经有半年多时间不和她说话的邻居，竟鬼鬼祟祟走过来问她，昨天去开党员会了没有？把她问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邻居明明知道她并非党员，却如此发问。当时她想这个邻居可能没睡醒，发神经病呢！就漫不经心地回答，不知道开会的事。现在想来，邻居岂不是在拐弯抹角试探她听到什么没有。
王树田忽然奔到桌子边翻报纸。最后翻出一篇最新的两报一刊社论。他在字里行间搜寻。终于如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一行字让我们看：“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滔天罪行……”
“叛徒卖国贼”，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名词。文革开始以来，我们都无师自通地知道了一些潜规则：如刘少奇没有被公开点名之前，用“中国的赫鲁晓夫”影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是特指邓小平：“反革命两面派”则代表陶铸。去年又有了“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的提法，消息灵通人士说那是指陈伯达。现在这个“叛徒卖国贼”，肯定是一个重量级的大人物！但是报上既没有点明“叛徒卖国贼”是何人，也没有点明“叛、卖”的具体事实。不过这足以同我们听到的片言只语互相印证了。
种种迹象显示，林彪垮台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康老师这才惊魂甫定。我们三人大眼瞪小眼地感受着“叛徒卖国贼”新名词的强烈刺激。我们小声议论，这事件太重大太可怕了；它越是真的，就越令人惊怖，肯定会吓疯很多人。王树田说我阻止他发言是对了，出此大事，人心惶惶，还清查什么“五一六”呢！
忽然有人在门外喊叫：紧急通知！晚上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
十一月一日晚，在电影院内召开S县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传达中央文件。风声已经传开，来开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电影院座无虚席。晚来一步的人便在门厅站立。没有人打听要传达的文件的内容。人们表情严肃紧张。个别人悄声和熟人打招呼。大部分人只是意味深长地交换眼色。
担任县革委会主任的张凤翔政委宣读中央文件。文件是分批逐级扩大传达，这是他在本县第四次宣读。
他小心翼翼地开口。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静得掉下一根针都可以听见。听众无不竖起双耳屏息凝声谛听。于是文件上的措辞清清楚楚地入耳而来：“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尽管张政委得知此消息全县数他最早，但显然他还没有从最初的极度震撼中恢复正常。他的嗓音发颤，手也打颤；那红头文件似是一只烫手的山芋。
张政委本来是一位脾气平和的军人，很有些文化。在走马灯似换来换去的革委会主任之中，他是唯一不把“负隅顽抗”念成“负偶顽抗”、“赤裸裸”念成“赤果果”、“撑腰”念成“掌腰”、“悼念”念成“掉念”的人。往常传达文件，他总要解释一些词句或重复某些段落，甚至有时还要发挥一番；可是这一次的传达，他只是一字一句、平铺直叙地照本宣科。我猜想他惟恐多说一个字或是流露一丝个人倾向会承担严重责任。
文件很长。除了张政委的声音，电影院内静如旷野，寂如坟场。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东张西望；数百名到会干部职工个个如同僵尸，如同泥塑。这是县城史无前例的一次无声的大会。然而在这静寂中，与会者的脑海里，狂涛巨浪在呼啸，万钧雷霆在轰响，十二级台风在震撼，威力强大的原子弹在爆炸。
九月十三号，我默默地心算，那林彪摔死已经四十九天了，可是我们都蒙在鼓里……。
文件宣读完毕，没有多说一句话，张政委就直接宣布散会。人们默不作声地离开。我偷眼观察，人人神情异常，尽量避免和别人对视，咳嗽的人也格外捏着喉咙。
天很冷。黑夜里，我们几个老师拱肩缩背，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学校。半天没有人吱声。临近校门口，我忍不住冒了一句：“我觉得林彪垮台比刘少奇垮台还叫人高兴。”王树田和杨才铭装作没有听见我说话，柴国金、张涛、闫尚雄、何秀连忙往旁边一躲。片刻，何秀冷冷地丢过来一句话：“你说话注意点！”再无人接话茬，都好像身上没有带耳朵。何秀是个直脾气人，他如是说其实包含着好意；因为我的这句话很可能会被积极分子们分析成刘少奇倒台我不高兴，那我就死定了。
看看看！毛泽东专政造成了怎样的社会！
文件传达之后，如同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一波接一波地汹涌而来。人们在震惊和恐惧中纷纷奉命销毁一切地方的林彪题词和林彪照片。原先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最忠实的学生和亲自选定的可靠接班人林彪的合影巨画，一夜之间统统消失。单位奉命督促和监视职工销毁私人物品中的林彪图像和题词。我的大学毕业证有林彪题词的“四个伟大”和“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名言，一撕一扯，毕业证残缺不堪，我索性扔掉。几个笔记本，有很多毛、林合影的插页，我看着林彪的像，心里仍是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忍不住冒险留了几张毛林亲密无间在一起的照片。
林彪仓皇出逃，使追查“五一六”的运动就此不了了之，我们死里逃生。为证明林彪是叛徒卖国贼而向内部传达的林彪罪证《五七一工程纪要》，随后发给各单位。人们以批判的名义争相传看。许多人掩饰不住对《纪要》中称毛是“当代秦始皇”、阶级斗争是“绞肉机”、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等用语的浓厚兴趣；似乎享受着这些词语所产生的感官快乐。大家反复掂量它们的分量，再三咀嚼其中的含义。我私下认为林彪说的是大实话。不过人们决不互相交换看法，只是你争我抢地把《五七一工程纪要》看了又看，看时眼神闪烁，目光游移。在批判会上大家都异口同声疾言厉色地批判林彪反动透顶、阴险毒辣、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必须碎尸万段、千刀万剐。
事情的另一面是，最高领袖的威望随之动摇。人们不再相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论。什么反修防修继续革命！不过是刘邦朱元璋诛灭开国元勋的历史重演罢了！文革的龌龊虚伪开始被一般老百姓感觉到。红色恐怖失去了它得心应手的威慑力。这时候广播开始经常播放“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听上去给人理屈词穷、蛮不讲理、撒泼耍赖的感觉。文革已是强弩之末了。
很久以后，我忽然想起：六八年十月中央全会宣布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党籍时，特大喜讯传来，举国上下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人人都极为夸张地装出无比激动无限幸福的模样参加庆祝游行，高呼拥护的口号。可是这次“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怎么没有举行庆祝游行呢？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要庆祝；当然那时候谁都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没人轻易议论林彪问题，只是不断地开会，不停地念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报刊文章。大家一边拼命做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口诛笔伐，一边偷偷地观察别人的脸色，谁也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
后来我还又想过，林彪事件很可能消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场血光之灾。何以见得？文革之初，毛故意让刘少奇领导运动，随后马上宣布刘少奇派工作组是犯了镇压群众的方向路线错误，刘少奇哑巴吃黄连，不得不靠边站。毛一本正经地宣布：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当权派。可是当他终于打倒了刘少奇、彻底铲除了刘少奇的势力和影响后，却言而无信，翻脸不认人，把斗争矛头指向老百姓。又是派工宣队，又是派军宣队，又是军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无一不是向群众大开杀戒。其镇压群众的血雨腥风远远超过文革之初刘少奇的批反动学术权威和揪右派学生。毛亲自指挥的“三大战役”乃是文革最恐怖的时期。
我敢断定，毛一定怀里揣着一个文革结束时要给几百万知识者和普通民众戴上阶级敌人帽子的计划。因为戴“地、富、反、坏、右”帽子的阶级敌人随时间推移人数正在自然和非自然地减员，亟待补充，以保持必需的数量。制造这样一批社会贱民，交给工农兵群众实行专政；只许贱民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是毛的独家发明。如此，既可以证明“阶级斗争”理论是绝对真理，又可以使多数群众因为能对活生生的敌人拥有指手划脚权而产生社会优越感，找到当家作主的感觉；同时，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强大的威慑力自不待言。有位网民和我“英雄所见略同”，但他说得要比我透彻精辟多了。他写道：“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百分之五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过‘统治者’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即侥幸还属于百分之九十五又惶恐于坠入百分之五，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质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极权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就是让人民永远处于恐怖状态。毛泽东的奴役人民的独门功夫，就是让人民在恐怖的同时，还要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在当家作主。他的秘诀就是暴力镇压整肃与谎言欺骗愚弄双管齐下。
林彪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却以鱼死网破的激烈方式回应毛泽东对他的整肃。这肯定完全出乎毛的意料，毛的如意算盘不得不搁置起来。所以我有林彪事件很可能消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场血光之灾的推断。
Sunday, October 4, 2009
叶志江：1978，进京赴考
◇ 鸡鸣时分
农历丙辰年，神州大地上巨星陨落，地动山摇。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一颗牵动着所有中国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举国致哀的的背后，更多的是惶惑、不安和期待。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老百姓，特别是知识阶层中，一定有很多人虽然每天口上高呼“万岁”，却在心中等待着这一天。那些处于权力中心的大人物自不待言，连我和我周围的朋友们都意识到，这一天将是中国社会从凝固走向变化的解冻点，是中国走向光明或黑暗的分水岭。
当我在武汉一所大学里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时，在肃穆的哀乐声中望着电视屏幕上众多中央大员垂首默哀的镜头，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挖苦国民党大员在孙中山灵前致哀的那两句诗：“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以至于忍俊不禁而想笑出来。我只好死劲掐自己的大腿，免得笑出声来被革命群众当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机关。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同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在广州被右派暗杀。其间相隔不到半年。这一幕历史一定让当时在广州黄埔军校任职的叶剑英有过深刻印象。因此，在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便协同华国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毛泽东的夫人等几个灸手可热的文革左派。“剑锋”所及，一切迎刃而解。
政局的剧变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真正惠及一大批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莘莘学子的变化还得再等一、两年，人们还需要时间从被长期禁锢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
这里需要提及一个人物：温元凯。我和他算是相熟，也有点缘分。文革前他是南京大学的“红专标兵”，我是清华大学的“红专典型”，因而有“南温北叶”的说法。但近年来他住北京我居上海，变成了“南叶北温”。至于他后来平步青云，我行走地上，成了“天温地叶”，已非同日可语了。
这温元凯有一个“鸡鸣”理论。他说公鸡司晨必须鸣得不早不晚：太晚了误事；太早了，天天吵得主人没有觉睡，难免被一刀抹了脖子。
政治上的事便大体如此，虽说天总是会亮的，但你如果在浓黑的夜幕中嚷嚷得太早了，却往往会有杀头之罪。只有在太阳露头前的一瞬间大声呼喊“天亮了”的人才能成为英雄、先哲或预言家什么的。
这“鸡鸣”理论虽说很通俗易懂，但做起来却很难。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温元凯等几个社会精英跑到天安门广场上一起“鸣”了几声。但这初试民主的啼声一定是鸣得太早了，所以他先是被主人关进笼子里禁声，后又被放逐到太平洋对岸去闯荡华尔街。
数年后，早已从政治转向经济领域的温元凯回到了中国。二○○八年，或许自以为已探得华尔街股市的深浅，当中国的股市到达五千点时他出了一本书：《牛市一万点》，预测中国的股市很快会达到一万点。结果股市应声而落，一直掉到二千点以下。
看来，这一次他又鸣得太早了。
然而，当邓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复出后召开国务院科技教育座谈会时，他曾经有过一个准时司晨的机会。
在这次会上，温元凯提出了一个十六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这一建议正中邓公下怀，他当即表态：“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当众人发愣时，邓公幽默一笑：“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
温元凯的这一鸣，在时间上拿捏得很准，所选的场合也恰当，他因此被自己和别人称为“恢复高考与留学制度的首倡人”。但也可能他因此而过于自信，以至于后来屡屡“早鸣”。
三十年后，当人们回顾那段历史时，在七七年的会上究竟是谁鸣了第一声并得到邓小平的首肯却成了疑案，温元凯有了争夺桂冠的竞争者。
其实，在鸡鸣时分，千家万户的雄鸡都不约而同地引颈高歌是常见的事，是很难分清谁叫了第一声的。我们能知道的是“雄鸡一唱天下白”，黑暗已经过去，希望就在眼前。几个月后，激动人心的“高考一九七七”便在那一年的冬天改变了千千万万个知青的命运。
而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已过而立之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在这鸡鸣时分翘首以待。
◇ 小镇夜谈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九七八年前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工厂、煤矿、盐田、中小学和建筑安装单位聚集着从“象牙塔”上下来的“堂前燕”——被扫地出门的大学生，因而空前绝后地“人才济济”，甚至成了“藏龙卧虎”的地方。
这些被打入基层的大学生们后来浮出水面的途径虽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也并不乏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最后成为大公司总裁或“朝廷重臣”什么的。但一九七八年那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会考”还是像打开了闸门一样，让许多年过而立、怀才不遇的“才子”们涌现出来，日后在中国甚至是在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或文化等领域里大放异彩。
大厂镇，和南京市区隔江而望的工业重镇。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毕业的著名化学家侯德榜曾在这里主持建成亚洲第一座纯碱厂，这镇名或许便和这座厂有关。我在一九七七年“阴错阳差”地调到从四川移师大厂镇的“八化建”时，这个从事化工建设安装的单位里便“窝藏”着两个日后在美利坚和法兰西颇有名气的人物。
沈俊，清华无线电系六三级的学生，他在八化建的职务是一名普通的电气技术员。考上清华研究生后去法国留学，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世界一流的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专家、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教授。他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提出的“边界探测方法”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沈氏方法”，并获得美国IEEE计算机学会颁发的“傅京孙奖”。
朱学渊，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在八化建的子弟中学当一名普通教员。他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后在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但让他出了大名的却是他后来涉足历史语言的研究和对中共的辛辣批判。
一九七八年的早春，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决定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让我和这两个人有了较多的接触。
在八化建，朱学渊的玩世不恭是出了名的，见了面果然是名不虚传，满口的政治笑话。对他打算如何准备报考一事却秘而不宣，或顾左右而言它，给我的印象是他早已胸有成竹。他的大姨子倒是个热心人，一见面便要给我作媒，还真的给我介绍了一个身高一米七七的大美人，让我顿觉矮人一头。
沈俊和我却似乎忧心忡忡，这突如其来的希望曾让我们都有点不知所措。我和他在校时并不认识，但我们既是校友又是烟友，为了报考研究生一事多次彻夜长谈、腾云驾雾，可说是一见如故。他戴一付基辛格式的眼镜，在灯光下显得脸色苍白，额头有棱有角，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和朱学渊的玩世不恭相反，他认真而又诚恳，我决定考回清华应当说是和他的分析和鼓动分不开的。
我颇有点自知之明，自觉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毕业十年了，从没想过还有机会重新走进决定命运的考场，我担心清华园里残留的派性会节外生枝地将我淘汰出局。
沈俊说：你不考清华会成为一件新闻，引起众说纷纭。
我已经制造了过多的“新闻”，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报考清华了。
◇ 考场风流
选完了学校还得选专业。
经过十年的变化，校友中有彻底转行的，如电机工程系的学生谢遐龄报考了复旦大学哲学系。他后来当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近年来频频发表政见，步冯友兰先生的后尘，在政治上“阐旧邦以辅新命”，俨然成了中国的“主流学者”。
我在清华读的是流体力学专业，毕业后去四川，又沿长江顺流而下，先武汉后南京，但无一处和专业有关。我生性好“流动”，遂决定改行，选了计算机专业。这既有赶时髦的意图，肚中也还有个小算盘。
我不考清华会引起众说纷纭，我考清华也有点众目睽睽。考场上马失前足的事必须估计到，改专业而考砸了或可免成众矢之的。
计算机专业的考试以清华计算数学专业的课程为主，要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恶补该专业的主要课程谈何容易，我还真的差一点考砸了。
初试时，数学试卷的前两道题占了四十分，只要学过计算数学，能记住几个迭代公式，套用一下便可做出。大多数考生都在这两道题上得了满分，而我居然交了白卷，因为我不记得或不知道这几个公式。所幸的是我做对了其余的几道题目，得了六十分，勉强通过初试。
我是和沈俊和许明贤一同进京赴考，去清华参加复试的，许也是无线电系六三级的学生。到了清华后他们去找当年留校的校友打听考试行情，我跟着去了。在一个教师宿舍里我们见到了两个无线电系六四级的校友，沈、许两人自报姓名后便聊开了。
在我的记忆中，两位留校的青年教员气宇昻轩，我因自惭形秽，不敢吭声，怕暴露身分。不料，聊着聊着其中一人突然冒出一句：“听说叶志江数学只考了六十分，真是不可思议。”
沈、许两人忍不住笑了起来。气宇昻轩的青年教员不免生疑，转而问我：“这位是……？”我只得含笑作答：“在下便是数学只考了六十分的叶志江。”
果不其然，众目睽睽后也还是难免众说纷纭。
幸好我在复试时“露了一手”，让我恢复了一点“名誉”。复试中最后一道关于编码的“难题”只有我一个人答对，让我因此得了最高分。口试时老师好奇地问我：你原来不是计算数学专业的，怎么能解出这道题。我回答说：这道题和科学画报上的一个数学游戏很类似，我读中学时就做过。
我成了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贾马尔，那个没有受过教育，但在“智力大冲浪”的节目里因少年时的经历而答对所有题目的幸运儿。
当然，他也很好奇我为什么初试时数学只考了六十分。
我为应付口试很作了些专业上的准备，结果口试时问的全是关于我离校后的经历和改专业的原因等“八卦”事。这同电影里贾马尔被警方反复盘问他的人生经历和答对题目的原因也相仿。
◇ 别了，清华
我被清华录取了。
然而，我所担心的文革中关于我的各种传言和残余的派性还是在隐隐约约地作祟。我在清华遇到了力学系副主任，苗日新老师。他告诉我，计算机的人曾到他那里调查我在文革期间有无打砸抢的行为。苗老师对前来调查的人说：“你要是见到叶志江本人，你就不会相信他会打砸抢。如果计算机系不敢录取他，那就让力学系录取他。”
明明是我在文革中多次被打被砸，却要调查我有无打砸抢的行为，这使我不免忿激起来。我报考清华时之所以顾虑重重，怕的就是这种不信任的暗箭。我生性心高气傲，容不得无名的歧视。
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不久，两个不速之客来到我在南京的家中。来客是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的正付主任，他们向我转达了学校对我的邀请，希望我能去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条件是可立即安排我出国留学。
一边是心存疑虑，一边是热情邀请。我决定离开清华这个是非之地，去科大那一方净土，安心修炼。
然而，清华拒绝了我转学的书面请求，我不得不亲赴清华进行交涉。我和王醒民一同去见了何东昌副校长。何婉言挽留，但我去意已决，何答应研究后再作答复。
两天后，校研究生处的一位处长向我传达了校领导的意见：欢迎留下，但尊重个人决定。我很感谢何东昌校长和他一再劝说我留在清华，当我坚持签字转校时，我甚至能感到他递笔给我时手在颤抖。
是呵，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在我签字时，我的心也在颤抖。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都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谁能忘怀！
然而，别了，清华。
这一走，二十一年中我浪迹天涯，再未跨进过清华的大门，直到毕业三十年时才回到清华和同学相聚。但那次返校并未留下多少印象或感触之类的东西，只有当我后来下笔追寻当年的梦时，我才真正再度“回到”了美丽的清华园，那个让我们成为男人或女人的“摇篮”。
◇ 草窝凤凰
中国科技大学在文革期间因“战备疏散”的缘故从北京仓促迁到合肥，校舍简陋陈旧，和美丽的清华园完全无法相比。但两者有一点倒是相同的：六三年时清华学生宿舍里的臭虫和七八年时科大学生宿舍里的蚊子不仅都以吸血为目标，而且在数量上也同样惊人。
记得进清华的“第一课”是由高年级学生举办关于臭虫灾情的专题讲座，介绍了他们“因陋就简”地测定臭虫数量的办法：将手放在床板上，熄灯五分钟再开灯，数一数爬到手上的臭虫数量，便可测定灾情的严重程度。据说，每次总有七、八个之多，光听讲都会一阵阵肉麻、肉紧。
尽管当时的革命宣传正在有声有色、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要防止地主资本家卷土重来和避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但对我们这些Freshman而言，那不过是“隔靴搔痒”，让我们痒得心烦的是臭虫，消灭新生的臭虫成了比消灭新生的资产阶级更为迫切的任务。在富于作战经验的高班同学指挥下，新生们将所有的桌椅板凳和双层床统统搬到楼外，用开水和药粉对臭虫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十五年后，清华的臭虫变成了科大的蚊子，照样是吸血。不仅是数量更惊人，而且已由地面部队发展为空中力量，难以采用清华学生“围而歼之”的办法。因为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每天睡觉前都必须先和蚊子进行一场“空战”：在脸盆里抹一点肥皂水，然后向空中挥舞，用不了几下，脸盆里便像撒了一片芝麻一样粘满了蚊子。
即使白天坐在宿舍里读书也必须不停地抖动双腿，让蚊子难以降落。我后来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每当读书，我依旧会抖动双腿，就像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已形成条件反射了。
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在一九七八年后的一段时间，科大校方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和罗致人才，校园里倒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科大少年班里的神童在全国的名气决不亚于今天的“超女”、“超男”。
温元凯已在五年前就进入科大。我来科大后，这“南温北叶”尽入科大殼中，倒也成了一段佳话。我在食堂吃饭时经常可以见到他，因为没有桌椅板凳，大家都采鸡尾酒会的方式站着吃，边吃边聊，很现代的。那时候的温元凯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每遇他，必侃侃而谈，使我受益非浅。
计算机系的研究生班共招了四人：李国杰、冯玉琳、屈耀双和我。
别小看这当时在全国并不起眼的小小的研究生班，也不要小看科大计算机系的寒酸和师资力量的薄弱。因为没有名家传授，便干脆放羊，让我们四出游学，寻找名师。冯玉琳投奔唐稚松教授，李国杰投奔夏培肃教授，我投奔了孙永强教授，都是国内名师。至于屈耀双，早已列入出国名单，很快就去美国投奔洋教头了。
李国杰和冯玉琳后来成为中国计算机科学的领军人物，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李国杰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主持研制成功曙光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现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在普渡大学读书时，租用了楼梯下面储藏杂物的一个狭小空间作为卧室。不仅便宜而且促使他将更多的时间化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
冯玉琳是我们四人中的“长者”，一九六七年便在武汉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一九八二年在科大计算机系研究班毕业时，中国刚开始建立博士学位的授于制度，他是第一批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之一。几年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软件所所长。
这“一软一硬”的两个中科院所长都出自我们这个小小的研究生班。
屈耀双是清华无线电系六三级的校友，他后来在美国成了计算机网络专家，先后在美国IBM和微软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可谓“软硬兼施”。和电脑相比，或许他更爱好跳舞，周末时常常会从西雅图飞到拉斯维加斯去跳舞。他在弗吉尼亚一所大学教书时，我曾跟着他开一、两个小时车去巴尔的摩附近的舞场尽兴，他跳得大汗淋漓，我却只会“慢三步”。
◇ 求学京沪
因为我的转校过程就像在舞场上跳“慢三步”一样慢了几拍，我错过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科大教务长任知恕专门为此和我谈了一次话，一是保证研究生毕业时安排我出国，二是读研究生的三年中我可选择去任何学校。
佛祖可舍身喂虎，我不过是留在科大喂几个小小的蚊子罢了，何况这里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修道士”，我夫复何求？
除了温元凯、屈耀双和李国杰等人，吴忠超也是在这里认识的，我和他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吴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个大孩子，但除了读书，这个“大孩子”居然没有其它爱好。他后来成了霍金的学生，在冰凉的宇宙中，无疑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坐在轮椅上或缺乏爱好都有助于对宇宙奥秘不懈的探索。
然而，除了李国杰，我的这些朋友都是列入公派出国名单的，一年后便相继赴欧美深造。我独自留在科大，如晋朝人李密所言，外无相知可切磋论道，内无相爱可执子之手，很有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于是，我便“云游四海”，去京沪两地求学。
我先去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听课。听了什么课已不记得了，但众多男学生如奥涅金一般的骄傲和神采却让我印象深刻，自觉自己成了那个从乡下来的姑娘－达吉雅娜，羞于见人。在人群中还有幸见到过于光远和宋任穷的两位千金，光彩照人，唯有高贵两字可加以形容，我只敢站在远处“偷窥”。
但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些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教室里看港台录像片的场面。在那个年代，这可是既新潮又刺激的娱乐活动，场面之热烈让我至今都仿佛能听到人群里发出的叫声。
就是这些“天之骄子”在两年后掀起了自费出国留学的高潮，将官方小心翼翼地开启的国门彻底打开了，从此自费留学在全国磅礴兴起，三十年来，近百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其意义可谓不小，足可与当年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人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相PK。
朱学渊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自费出国留学潮的兴起的回忆》中提及，当年的研究生院英文教员Mary小姐是自费出国留学的幕后“策划者”，功不可没。邓小平最初提出的“走出去，引进来”的设想后来竟以一个未料的方式完美地得以实现。
一九七九年盛夏，我在上海由“热恋”而“热婚”，遂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并在交大完成学业。
在学生们蠢蠢欲动“走出去”的同时，国外的学者专家也陆续被“引进来”。我到交大不久，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学院的Carr教授应邀访华，并作为期三周的讲学。Carr是全美计算机协会的主席，有点小名气。上课第一天便出了一道数学题，说他在美国讲课时，有一个学生曾在课程结束时解出了这道题。他希望三周后我们中间也能有人解出这道题。
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洋教授，还是个名人。因此，我特别想解出这道题，不是三周后，而是当天，好让这个“洋老头”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回家后冥思苦想一番后居然解出来了，而且还推广到更复杂的情况。
第二天一早我站在黑板前等候“露脸”，不料担任翻译的计算机系主任谢教授不肯帮我翻译，一再提醒我不要出丑，让外国人看笑话。我急得只好在黑板上乱画，好在数学语言全世界通用，站在旁边的Carr教授很快便明白他的“难题”被我破解了，紧张兮兮的谢教授在Carr的连连点头下终于轻松地做起了翻译。
外国专家在中国讲学中的这一花絮上了光明日报，Carr教授也成了我的业余导师，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便是他回国后向我推荐的，那是破解美国计算机权威Bacus在他的图林讲演中提出的关于函数式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几个数学难题。
和我的几个研究生同学后来所取得的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相比，我的论文不过是一个数学游戏而言。但我或许创造了一个“记录”，因为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居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
当然，这比周市长在清华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还是要逊色一些，他可是玩了一个更大也更有名的游戏。
农历丙辰年，神州大地上巨星陨落，地动山摇。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一颗牵动着所有中国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举国致哀的的背后，更多的是惶惑、不安和期待。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老百姓，特别是知识阶层中，一定有很多人虽然每天口上高呼“万岁”，却在心中等待着这一天。那些处于权力中心的大人物自不待言，连我和我周围的朋友们都意识到，这一天将是中国社会从凝固走向变化的解冻点，是中国走向光明或黑暗的分水岭。
当我在武汉一所大学里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时，在肃穆的哀乐声中望着电视屏幕上众多中央大员垂首默哀的镜头，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挖苦国民党大员在孙中山灵前致哀的那两句诗：“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以至于忍俊不禁而想笑出来。我只好死劲掐自己的大腿，免得笑出声来被革命群众当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机关。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同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在广州被右派暗杀。其间相隔不到半年。这一幕历史一定让当时在广州黄埔军校任职的叶剑英有过深刻印象。因此，在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便协同华国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毛泽东的夫人等几个灸手可热的文革左派。“剑锋”所及，一切迎刃而解。
政局的剧变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真正惠及一大批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莘莘学子的变化还得再等一、两年，人们还需要时间从被长期禁锢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
这里需要提及一个人物：温元凯。我和他算是相熟，也有点缘分。文革前他是南京大学的“红专标兵”，我是清华大学的“红专典型”，因而有“南温北叶”的说法。但近年来他住北京我居上海，变成了“南叶北温”。至于他后来平步青云，我行走地上，成了“天温地叶”，已非同日可语了。
这温元凯有一个“鸡鸣”理论。他说公鸡司晨必须鸣得不早不晚：太晚了误事；太早了，天天吵得主人没有觉睡，难免被一刀抹了脖子。
政治上的事便大体如此，虽说天总是会亮的，但你如果在浓黑的夜幕中嚷嚷得太早了，却往往会有杀头之罪。只有在太阳露头前的一瞬间大声呼喊“天亮了”的人才能成为英雄、先哲或预言家什么的。
这“鸡鸣”理论虽说很通俗易懂，但做起来却很难。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温元凯等几个社会精英跑到天安门广场上一起“鸣”了几声。但这初试民主的啼声一定是鸣得太早了，所以他先是被主人关进笼子里禁声，后又被放逐到太平洋对岸去闯荡华尔街。
数年后，早已从政治转向经济领域的温元凯回到了中国。二○○八年，或许自以为已探得华尔街股市的深浅，当中国的股市到达五千点时他出了一本书：《牛市一万点》，预测中国的股市很快会达到一万点。结果股市应声而落，一直掉到二千点以下。
看来，这一次他又鸣得太早了。
然而，当邓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复出后召开国务院科技教育座谈会时，他曾经有过一个准时司晨的机会。
在这次会上，温元凯提出了一个十六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这一建议正中邓公下怀，他当即表态：“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当众人发愣时，邓公幽默一笑：“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
温元凯的这一鸣，在时间上拿捏得很准，所选的场合也恰当，他因此被自己和别人称为“恢复高考与留学制度的首倡人”。但也可能他因此而过于自信，以至于后来屡屡“早鸣”。
三十年后，当人们回顾那段历史时，在七七年的会上究竟是谁鸣了第一声并得到邓小平的首肯却成了疑案，温元凯有了争夺桂冠的竞争者。
其实，在鸡鸣时分，千家万户的雄鸡都不约而同地引颈高歌是常见的事，是很难分清谁叫了第一声的。我们能知道的是“雄鸡一唱天下白”，黑暗已经过去，希望就在眼前。几个月后，激动人心的“高考一九七七”便在那一年的冬天改变了千千万万个知青的命运。
而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已过而立之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在这鸡鸣时分翘首以待。
◇ 小镇夜谈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九七八年前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工厂、煤矿、盐田、中小学和建筑安装单位聚集着从“象牙塔”上下来的“堂前燕”——被扫地出门的大学生，因而空前绝后地“人才济济”，甚至成了“藏龙卧虎”的地方。
这些被打入基层的大学生们后来浮出水面的途径虽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也并不乏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最后成为大公司总裁或“朝廷重臣”什么的。但一九七八年那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会考”还是像打开了闸门一样，让许多年过而立、怀才不遇的“才子”们涌现出来，日后在中国甚至是在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或文化等领域里大放异彩。
大厂镇，和南京市区隔江而望的工业重镇。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毕业的著名化学家侯德榜曾在这里主持建成亚洲第一座纯碱厂，这镇名或许便和这座厂有关。我在一九七七年“阴错阳差”地调到从四川移师大厂镇的“八化建”时，这个从事化工建设安装的单位里便“窝藏”着两个日后在美利坚和法兰西颇有名气的人物。
沈俊，清华无线电系六三级的学生，他在八化建的职务是一名普通的电气技术员。考上清华研究生后去法国留学，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世界一流的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专家、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教授。他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提出的“边界探测方法”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沈氏方法”，并获得美国IEEE计算机学会颁发的“傅京孙奖”。
朱学渊，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在八化建的子弟中学当一名普通教员。他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后在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但让他出了大名的却是他后来涉足历史语言的研究和对中共的辛辣批判。
一九七八年的早春，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决定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让我和这两个人有了较多的接触。
在八化建，朱学渊的玩世不恭是出了名的，见了面果然是名不虚传，满口的政治笑话。对他打算如何准备报考一事却秘而不宣，或顾左右而言它，给我的印象是他早已胸有成竹。他的大姨子倒是个热心人，一见面便要给我作媒，还真的给我介绍了一个身高一米七七的大美人，让我顿觉矮人一头。
沈俊和我却似乎忧心忡忡，这突如其来的希望曾让我们都有点不知所措。我和他在校时并不认识，但我们既是校友又是烟友，为了报考研究生一事多次彻夜长谈、腾云驾雾，可说是一见如故。他戴一付基辛格式的眼镜，在灯光下显得脸色苍白，额头有棱有角，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和朱学渊的玩世不恭相反，他认真而又诚恳，我决定考回清华应当说是和他的分析和鼓动分不开的。
我颇有点自知之明，自觉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毕业十年了，从没想过还有机会重新走进决定命运的考场，我担心清华园里残留的派性会节外生枝地将我淘汰出局。
沈俊说：你不考清华会成为一件新闻，引起众说纷纭。
我已经制造了过多的“新闻”，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报考清华了。
◇ 考场风流
选完了学校还得选专业。
经过十年的变化，校友中有彻底转行的，如电机工程系的学生谢遐龄报考了复旦大学哲学系。他后来当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近年来频频发表政见，步冯友兰先生的后尘，在政治上“阐旧邦以辅新命”，俨然成了中国的“主流学者”。
我在清华读的是流体力学专业，毕业后去四川，又沿长江顺流而下，先武汉后南京，但无一处和专业有关。我生性好“流动”，遂决定改行，选了计算机专业。这既有赶时髦的意图，肚中也还有个小算盘。
我不考清华会引起众说纷纭，我考清华也有点众目睽睽。考场上马失前足的事必须估计到，改专业而考砸了或可免成众矢之的。
计算机专业的考试以清华计算数学专业的课程为主，要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恶补该专业的主要课程谈何容易，我还真的差一点考砸了。
初试时，数学试卷的前两道题占了四十分，只要学过计算数学，能记住几个迭代公式，套用一下便可做出。大多数考生都在这两道题上得了满分，而我居然交了白卷，因为我不记得或不知道这几个公式。所幸的是我做对了其余的几道题目，得了六十分，勉强通过初试。
我是和沈俊和许明贤一同进京赴考，去清华参加复试的，许也是无线电系六三级的学生。到了清华后他们去找当年留校的校友打听考试行情，我跟着去了。在一个教师宿舍里我们见到了两个无线电系六四级的校友，沈、许两人自报姓名后便聊开了。
在我的记忆中，两位留校的青年教员气宇昻轩，我因自惭形秽，不敢吭声，怕暴露身分。不料，聊着聊着其中一人突然冒出一句：“听说叶志江数学只考了六十分，真是不可思议。”
沈、许两人忍不住笑了起来。气宇昻轩的青年教员不免生疑，转而问我：“这位是……？”我只得含笑作答：“在下便是数学只考了六十分的叶志江。”
果不其然，众目睽睽后也还是难免众说纷纭。
幸好我在复试时“露了一手”，让我恢复了一点“名誉”。复试中最后一道关于编码的“难题”只有我一个人答对，让我因此得了最高分。口试时老师好奇地问我：你原来不是计算数学专业的，怎么能解出这道题。我回答说：这道题和科学画报上的一个数学游戏很类似，我读中学时就做过。
我成了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贾马尔，那个没有受过教育，但在“智力大冲浪”的节目里因少年时的经历而答对所有题目的幸运儿。
当然，他也很好奇我为什么初试时数学只考了六十分。
我为应付口试很作了些专业上的准备，结果口试时问的全是关于我离校后的经历和改专业的原因等“八卦”事。这同电影里贾马尔被警方反复盘问他的人生经历和答对题目的原因也相仿。
◇ 别了，清华
我被清华录取了。
然而，我所担心的文革中关于我的各种传言和残余的派性还是在隐隐约约地作祟。我在清华遇到了力学系副主任，苗日新老师。他告诉我，计算机的人曾到他那里调查我在文革期间有无打砸抢的行为。苗老师对前来调查的人说：“你要是见到叶志江本人，你就不会相信他会打砸抢。如果计算机系不敢录取他，那就让力学系录取他。”
明明是我在文革中多次被打被砸，却要调查我有无打砸抢的行为，这使我不免忿激起来。我报考清华时之所以顾虑重重，怕的就是这种不信任的暗箭。我生性心高气傲，容不得无名的歧视。
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不久，两个不速之客来到我在南京的家中。来客是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的正付主任，他们向我转达了学校对我的邀请，希望我能去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条件是可立即安排我出国留学。
一边是心存疑虑，一边是热情邀请。我决定离开清华这个是非之地，去科大那一方净土，安心修炼。
然而，清华拒绝了我转学的书面请求，我不得不亲赴清华进行交涉。我和王醒民一同去见了何东昌副校长。何婉言挽留，但我去意已决，何答应研究后再作答复。
两天后，校研究生处的一位处长向我传达了校领导的意见：欢迎留下，但尊重个人决定。我很感谢何东昌校长和他一再劝说我留在清华，当我坚持签字转校时，我甚至能感到他递笔给我时手在颤抖。
是呵，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在我签字时，我的心也在颤抖。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都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谁能忘怀！
然而，别了，清华。
这一走，二十一年中我浪迹天涯，再未跨进过清华的大门，直到毕业三十年时才回到清华和同学相聚。但那次返校并未留下多少印象或感触之类的东西，只有当我后来下笔追寻当年的梦时，我才真正再度“回到”了美丽的清华园，那个让我们成为男人或女人的“摇篮”。
◇ 草窝凤凰
中国科技大学在文革期间因“战备疏散”的缘故从北京仓促迁到合肥，校舍简陋陈旧，和美丽的清华园完全无法相比。但两者有一点倒是相同的：六三年时清华学生宿舍里的臭虫和七八年时科大学生宿舍里的蚊子不仅都以吸血为目标，而且在数量上也同样惊人。
记得进清华的“第一课”是由高年级学生举办关于臭虫灾情的专题讲座，介绍了他们“因陋就简”地测定臭虫数量的办法：将手放在床板上，熄灯五分钟再开灯，数一数爬到手上的臭虫数量，便可测定灾情的严重程度。据说，每次总有七、八个之多，光听讲都会一阵阵肉麻、肉紧。
尽管当时的革命宣传正在有声有色、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要防止地主资本家卷土重来和避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但对我们这些Freshman而言，那不过是“隔靴搔痒”，让我们痒得心烦的是臭虫，消灭新生的臭虫成了比消灭新生的资产阶级更为迫切的任务。在富于作战经验的高班同学指挥下，新生们将所有的桌椅板凳和双层床统统搬到楼外，用开水和药粉对臭虫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十五年后，清华的臭虫变成了科大的蚊子，照样是吸血。不仅是数量更惊人，而且已由地面部队发展为空中力量，难以采用清华学生“围而歼之”的办法。因为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每天睡觉前都必须先和蚊子进行一场“空战”：在脸盆里抹一点肥皂水，然后向空中挥舞，用不了几下，脸盆里便像撒了一片芝麻一样粘满了蚊子。
即使白天坐在宿舍里读书也必须不停地抖动双腿，让蚊子难以降落。我后来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每当读书，我依旧会抖动双腿，就像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已形成条件反射了。
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在一九七八年后的一段时间，科大校方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和罗致人才，校园里倒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科大少年班里的神童在全国的名气决不亚于今天的“超女”、“超男”。
温元凯已在五年前就进入科大。我来科大后，这“南温北叶”尽入科大殼中，倒也成了一段佳话。我在食堂吃饭时经常可以见到他，因为没有桌椅板凳，大家都采鸡尾酒会的方式站着吃，边吃边聊，很现代的。那时候的温元凯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每遇他，必侃侃而谈，使我受益非浅。
计算机系的研究生班共招了四人：李国杰、冯玉琳、屈耀双和我。
别小看这当时在全国并不起眼的小小的研究生班，也不要小看科大计算机系的寒酸和师资力量的薄弱。因为没有名家传授，便干脆放羊，让我们四出游学，寻找名师。冯玉琳投奔唐稚松教授，李国杰投奔夏培肃教授，我投奔了孙永强教授，都是国内名师。至于屈耀双，早已列入出国名单，很快就去美国投奔洋教头了。
李国杰和冯玉琳后来成为中国计算机科学的领军人物，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李国杰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主持研制成功曙光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现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在普渡大学读书时，租用了楼梯下面储藏杂物的一个狭小空间作为卧室。不仅便宜而且促使他将更多的时间化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
冯玉琳是我们四人中的“长者”，一九六七年便在武汉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一九八二年在科大计算机系研究班毕业时，中国刚开始建立博士学位的授于制度，他是第一批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之一。几年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软件所所长。
这“一软一硬”的两个中科院所长都出自我们这个小小的研究生班。
屈耀双是清华无线电系六三级的校友，他后来在美国成了计算机网络专家，先后在美国IBM和微软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可谓“软硬兼施”。和电脑相比，或许他更爱好跳舞，周末时常常会从西雅图飞到拉斯维加斯去跳舞。他在弗吉尼亚一所大学教书时，我曾跟着他开一、两个小时车去巴尔的摩附近的舞场尽兴，他跳得大汗淋漓，我却只会“慢三步”。
◇ 求学京沪
因为我的转校过程就像在舞场上跳“慢三步”一样慢了几拍，我错过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科大教务长任知恕专门为此和我谈了一次话，一是保证研究生毕业时安排我出国，二是读研究生的三年中我可选择去任何学校。
佛祖可舍身喂虎，我不过是留在科大喂几个小小的蚊子罢了，何况这里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修道士”，我夫复何求？
除了温元凯、屈耀双和李国杰等人，吴忠超也是在这里认识的，我和他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吴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个大孩子，但除了读书，这个“大孩子”居然没有其它爱好。他后来成了霍金的学生，在冰凉的宇宙中，无疑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坐在轮椅上或缺乏爱好都有助于对宇宙奥秘不懈的探索。
然而，除了李国杰，我的这些朋友都是列入公派出国名单的，一年后便相继赴欧美深造。我独自留在科大，如晋朝人李密所言，外无相知可切磋论道，内无相爱可执子之手，很有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于是，我便“云游四海”，去京沪两地求学。
我先去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听课。听了什么课已不记得了，但众多男学生如奥涅金一般的骄傲和神采却让我印象深刻，自觉自己成了那个从乡下来的姑娘－达吉雅娜，羞于见人。在人群中还有幸见到过于光远和宋任穷的两位千金，光彩照人，唯有高贵两字可加以形容，我只敢站在远处“偷窥”。
但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些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教室里看港台录像片的场面。在那个年代，这可是既新潮又刺激的娱乐活动，场面之热烈让我至今都仿佛能听到人群里发出的叫声。
就是这些“天之骄子”在两年后掀起了自费出国留学的高潮，将官方小心翼翼地开启的国门彻底打开了，从此自费留学在全国磅礴兴起，三十年来，近百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其意义可谓不小，足可与当年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人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相PK。
朱学渊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自费出国留学潮的兴起的回忆》中提及，当年的研究生院英文教员Mary小姐是自费出国留学的幕后“策划者”，功不可没。邓小平最初提出的“走出去，引进来”的设想后来竟以一个未料的方式完美地得以实现。
一九七九年盛夏，我在上海由“热恋”而“热婚”，遂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并在交大完成学业。
在学生们蠢蠢欲动“走出去”的同时，国外的学者专家也陆续被“引进来”。我到交大不久，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学院的Carr教授应邀访华，并作为期三周的讲学。Carr是全美计算机协会的主席，有点小名气。上课第一天便出了一道数学题，说他在美国讲课时，有一个学生曾在课程结束时解出了这道题。他希望三周后我们中间也能有人解出这道题。
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洋教授，还是个名人。因此，我特别想解出这道题，不是三周后，而是当天，好让这个“洋老头”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回家后冥思苦想一番后居然解出来了，而且还推广到更复杂的情况。
第二天一早我站在黑板前等候“露脸”，不料担任翻译的计算机系主任谢教授不肯帮我翻译，一再提醒我不要出丑，让外国人看笑话。我急得只好在黑板上乱画，好在数学语言全世界通用，站在旁边的Carr教授很快便明白他的“难题”被我破解了，紧张兮兮的谢教授在Carr的连连点头下终于轻松地做起了翻译。
外国专家在中国讲学中的这一花絮上了光明日报，Carr教授也成了我的业余导师，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便是他回国后向我推荐的，那是破解美国计算机权威Bacus在他的图林讲演中提出的关于函数式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几个数学难题。
和我的几个研究生同学后来所取得的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相比，我的论文不过是一个数学游戏而言。但我或许创造了一个“记录”，因为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居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
当然，这比周市长在清华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还是要逊色一些，他可是玩了一个更大也更有名的游戏。
Saturday, September 12, 2009
那过去的事情——回忆五十年代
也许是同龄人的关系吧，读丁抒写的《“盲流”“农民工”──我父母的故事》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尤其是，他在上海长大，１９６２年考上大学到北京读书，恰与我的经历相重合，读这篇文章，几乎每一段都会让我回忆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以及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禁不住也有一种冲动，要坐在小小的电脑前边，给网友讲那过去的事情。毕竟，岁月不居，一不留神已经人过中年，到了“朝花夕拾”的年纪啦。
我出生在无锡和苏州之间的一个叫做荡口的镇上。家谱上说，我们这一支的祖先在明朝洪武年间来到这里定居，至今也有六百多年了，子孙繁衍，形成了这么一个以华姓人为主的乡镇。我小的时候，还以为全世界多半人都是姓华。在学校里，大概是因为“华先生”太多，所以称呼老师都是用他们的名而不用姓。
虽然生在“旧社会”，却对它毫无记忆，我的早年记忆，是同新的政权、新的社会几乎同时开始的。最早的记忆既模糊又零碎。
“解放”无疑是我记忆中最早的事件之一。那就是望不到头尾的一队队士兵在我们家后门外的石皮田岸上无声地走过，没有军号声，也没有枪炮声。隔壁的酱油作坊在门口放了几口盛水的大缸，供过路的士兵们解渴。到今天，也不知道那是迎接刚过大江的雄师，还是送别望风而逃的穷寇？或许，跟阿庆嫂一样，“来的都是客”，两者都一样茶水招待？“解放”大概也是我一生中最早听到的政治词汇。后来我长了知识，有时免不了琢磨：“解放”这个词中国的古书里好像没有，从周发殷汤的“吊民伐罪”，到孙文黄兴的“恢复中华”，没有人在取代前朝时使用过“解放”二字。此词应该是近代从西方传入——或许是拷贝日文的翻译？它的英文ｌｉｂｅｒａｔｅ，和ｌｉｂｅｒｔｙ、ｌｉｂｅｒａｌ等词同源，而后者的中文翻译在所有字典里都离不开“自由”二字。ｌｉｂｅｒａｔｅ无非也是赋予或实现自由的意思，假如当年哪个学究把它翻译成“自由化”，也并无不当。那样，１９４９年就是全中国“自由化”了。
不过１９４９年的我还不识任何一种文字，上学读书认字是第二年的事。我的启蒙学校在我入学的时候叫做“怀芬小学”，是当地有钱人家用他的母亲或祖母命名的一所学校。办学的人刚刚跑去了台湾，校名还没有改。那年，我只有五岁，那个时候入学不限年龄，就去报名上学，还记得是姐姐带我去报名，在教室的窗外看我考试。结果成绩不够，我母亲就找教导主任说，让他试试吧。都是乡亲，学校答应让我试试，这一试就成了我读书生涯的开始。
再往后的记忆就是“休养军”来了。江南鱼米之乡，在抗日战争那样的艰难时世，沙奶奶照料新四军伤病员都是“一日三餐有鱼虾”，到了“抗美援朝”年代，自然就成了志愿军休养地的最佳选择。我们当地人都叫他们“休养军”，休养军能够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带来了电影放映队，使得镇上和四乡的居民沾光，也能看到以前从未见识过的电影。电影放映队是坐小火轮来的，靠岸后就在河边的空场上支起银幕，再把放映机接通轮船上的发电机，就使得我们这个不通电的乡镇也能看上电影。那个时候年纪小，看不懂电影的故事，只能看热闹，只记得第一次看的是苏联影片：好人骑着马追赶火车、跳上去同坏人搏斗，模糊记得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勇敢的人”。
休养军还有一件事也是忘不了的：它有一小队“痴子”——在战场上受刺激变疯或吓傻了的战士，由一个在战场上被打坏了声带的“哑子”队长管着他们。每次看电影，就会看到哑子带着这一小队痴子，每人拿一个方凳，乖乖地坐到指定的地方，成为我们小孩在电影上映前的注视焦点。休养军的纪律还是很好的，有时个别痴子会溜出来，到店铺或者人家里拿了什么东西，只要报告部队，很快就会还来。
跟电影同时，苏联的影响开始进入像我的家乡这样的闭塞的地方。学校里教唱的歌有这样的歌词：“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１９５３年三月五日，两颗太阳中的一颗陨落了，发丧那天，全球同步举哀，我们家乡小镇，没有广播喇叭，就由靠岸的小火轮鸣汽笛为号，记得我们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笛声，立即按照规定立停默哀，这大概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早的政治活动了。
１９５４年春天，我随着母亲从乡下迁到上海，再往后的记忆就同大上海分不开了。
父亲病逝后，上海的姨母成了我家的经济支柱，她在一间小学当幼儿园老师，单身一人，得了一种时常发作而又难治的病，需要人照顾，于是学校出面，帮我们把户口从老家所在的小镇迁入了上海。户口迁入上海，对我来说是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步，而且是幸运的一步。说它幸运，是因为１９５４年的时候，户口虽然已经有所管制，还不是那么严厉，要到１９５６年才开始严厉起来。丁抒的文章里说，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凡未经政府许可离开户籍地的，一概叫“盲目外流”——“盲流”。从此中国人的语汇里出现了“盲流”这个新词。一九五七年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指示各地“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将农民稳定在农村。”假如我姨母的健康晚两年恶化，到时要帮我们把户口迁入上海，根本不是一个小学校能够办得到的。那时再进城，就属于“盲流”了，那样，我这一生就会同上海无缘。
当然，这是回过头去看才认识到的。当时，我年纪小，浑然没有知觉。即使是母亲和姨母也没有意识到。我的外祖父是上海邮政局的工人，母亲和姨母俩从小在上海长大，抗战前，母亲已经在上海的织袜厂当工人，姨母刚从幼儿师范毕业。“八一三”日寇在上海开了仗，上海沦陷，她们逃难回到家乡。抗战胜利后姨母回到上海谋职，是很自然的事，后来母亲回到从小生长的地方，也视为平常。刚诞生的新社会里，“户口”，或者说城乡身份的认定，还没有展现它的全部重要性，可以说，当时全中国人民对此也都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城市户口的重要性是后来同我家乡小学里的同学比较才体会到的。
我从家乡的小学转到上海时插班读四年级，我在家乡的那些小同伴，父母有的是小镇上的居民，有的是四周乡村的农民，他们中后来能够离开农村进城上大学的几乎没有。在我的记忆里，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前几年，城里的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的，已经开始动员他们离开上海，起先是到外地厂矿工作，后来就是上山下乡或者去边疆地区。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已经成为标准的口号。与此同时，农村考生入大学的录取率也开始远远落在城市学生的后面。从政府的角度考虑，这样做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农村的中学毕业生，不需要动员就已经在乡下了，把他们进大学的名额让给城里的中学毕业生，可以减少动员城市学生上山下乡的成本。
比起我那些留在家乡的同学来，我何德何能？却顺利地上完中学，进入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了上海户口，而不是因为家乡学校的教育质量差。事实上，我在家乡就读的小学曾经是一所出了不少人才的学校。２００１年我曾经回家乡去看过，学校门口挂的牌子上是作曲家王莘题的校名（见附图1），他曾是天津音乐学院的院长，《歌唱祖国》的词曲是他最著名的作品；校园内有一尊力学家钱伟长的雕像，他在成为“右派分子”前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小礼堂内有物理学家钱临照题的匾额（见附图2），他生前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这些人都是从这间小学走出去的校友。它历史悠久，建于１９０５年，而且设备良好。我到了上海之后，有一段时间非常想念家乡小学，除了想念同学、玩伴以外，也想念那里的校舍设施。我从家乡这样脚踏车都没有的地方到了满街汽车的上海，原以为上海学校一定很讲究，实际却让人失望。我在上海进的是长宁区第二中心小学，也算是所重点学校，但是没有一个像样的礼堂，开大一点的会，要借用附近的天主教堂。校内也没有大的操场，每天升旗早操时连教室门口的走廊里也站满了人，体育课要走一里路到校外操场去上。而家乡的小学，不仅校内有规规矩矩的操场，下雨天还可以在有屋顶的砖地操场上体育课。最让我笑话的是，上海的学校竟然没有音乐教室，哪个班上音乐课，就把风琴抬到那个教室，也不管是否影响隔壁教室里上课。所以，初到上海时尽管同学嘲笑我的乡下口音，我心里却不服气，觉得我们乡下的学校比你们好多了。后来在上海久了，发觉这样的学校在上海不是少数，我高中是在有点名气的市西中学上的，当时也没有音乐教室，而且教室的窗户对着嘈杂的大街。
六十年代初放映后来受到批判的“毒草”电影“早春二月”，里面的主人公萧涧秋来到芙蓉镇教书，电影里的江南小镇学校的镜头又一次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小学——宁静中的琅琅书声、水墨画一般的校园画面，这就是它留在我心中永远的印象。钱伟长的叔父，终老于台湾的国学大师钱穆是这所小学的第一批学生，他在晚年写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回忆在七十年前，离县城四十里外小市镇上之一小学校中，能网罗如许良师，皆于旧学有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此诚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他大概没有想到，这样的转变导致的结果是，当这所小学校在回顾其一百年的历史时，竟然发现前五十年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远远多于后五十年——因为后五十年里毕业的学生都被束缚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当然，上海也有很多设施良好的学校，比如离我家几站路的市三女中，１９４９年前是一所很贵族的学校，称为“中西女中”，后来我在海外，还见到该校校友会的海报，显示出该校的学生都来自逝去年代的“先富起来”家庭，不少人在政权变更时移居到港台或海外。不过我上的这所小学地处沪西一个叫作法华镇的地方，沪西本来就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同学多为贫穷的市民子弟。五十年代初的时候，那里是上海西端的城乡接合部，法华镇更像是一个农村的市镇，街道狭窄，店铺里还挂着关云长夜读春秋的画像。同住在东北边缘上的丁抒他们一样，我们也自外于上海，从静安寺或者南京路这些热闹的地方回来，就说是“到上海去了一趟”。那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因为法华镇那一带还没有通公共汽车，从“上海”回家，要坐３１路车（后来改为７１路）到终点站，再步行一站多路才能到达。同学中操苏北口音者占很大比例，也就是正宗上海人看不起的“江北话”。现在回想起来，浓重的乡音，说明他们也是在抗战胜利后甚至内战结束后随着父母从苏北农村来到上海的，要是在今天，他们只能算是“农民工”的子弟，在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堂堂正正新社会工人阶级的后代，同上海老市民的孩子在同一个学校里上课，尽管学校的设施大概有点像是今天的打工者子弟学校。
毕竟在上海，学校虽然设备简陋，也有乡下的学校没有的洋气。比如同学们做作业用的笔，低年级多为铅笔，高年级多为钢笔，而在乡下，没有人用得起钢笔，高年级同学中有些还用小楷毛笔做作业，因为钢笔在那个年代还属于贵重物品。那时圆珠笔刚在上海出现，叫做“原子笔”，倒是比钢笔便宜，但是要费力按才写得出字来。从同学那里，我这个乡下人知道了金笔最好的是“派克”，手表最好的是“罗兰克斯”，钢丝床最好的是“席梦思”，尽管没有一个同学家里有这些东西。踢足球时，手碰到了球，我也跟着大家喊“哼子”，球踢出了界，叫做“昂赛”。后来学了英语，才体会到那大概是英语的“hands”和“outside”，想必是当初洋人裁判在赛场上的口令流传到民间的。五十年代初的上海，还残留一些类似这样的“旧社会”痕迹。比如马路边的墙上还有过去时代的广告，有“祥生汽车40000”，那是从前出租汽车公司和它的电话号码。另外记得还有“固特异”、“邓禄普”的轮胎，多年后到了北美，才知道那是美国和英国的轮胎商Goodyear、Dunlop。
旧时代的残余，表面上看不见的，莫过于上海职工中普遍存在的所谓保留工资。就是在旧社会参加工作的职工，到了新社会评级评薪的时候，评到的级别和薪水常常比他们原来的薪水要低，政府为了不伤害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还让他们拿原来的薪水，这多余的部分，就是“保留工资”。这个现象普遍到什么程度，本人没有调查，但是我的姨母是拿保留工资的，结婚后知道，我的岳父也是。姨母是幼儿园的老师，因为她参加工作早，又有科班师范的文凭，评为小教二级，正式的工资是七十多元，比她原来的工资低，她实际上拿的工资是将近九十元。后来她健康恶化，请长期病假，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还是比接替她的代课老师工资要高，因为后者是在新社会参加工作的。
这种现象在工人中也并不少见。我在大学毕业后经过再教育，被分配到云南省昆明钢铁厂的动力分厂下面的热电车间当锅炉工，我们的车间主任沈师傅是上海人，原来在上海电力局当干部，文革前被派来支援三线建设。沈师傅在厂里只算基层干部，但工人们都说他是全厂工资最高的人，总厂的书记厂长都不如他。原因是他从十三岁开始就跟父亲在杨树浦电厂当童工。杨树浦电厂当年是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美国人开的。跟现在的“外资企业”一样，那里的工人的薪水比一般企业的职工高出许多，他当时年纪不大，工龄却很长，也是拿“保留工资”的，在上海也许不显眼，到了云南这种地方，就把很多党政干部比下去了。丁抒在他的文章中讲他的父亲——一个纺织厂的技术工人时就说：“共产党建立新社会，但照顾旧社会过来的人，给他们‘保留工资’。父亲也蒙受‘保留’照顾。但月薪一百八太高，请自愿减薪。于是自愿降到一百四十元。从此时到他退休，一直‘保留’了二十二年，原封不动，还是一百四。这真是‘史无前例’的事。”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样史无前例的事，无论新雇主——政府和雇员都不愿意张扬，所以没有多少人提起它。
市容方面旧社会的痕迹很快消失了，新社会的新事物天天都在取而代之。这方面最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在叫做“哈同花园”的地方建起了“中苏友好大厦”。老上海的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原来是私人花园，属于二十世纪初上海市的首富——来自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巴格达的犹太人哈同。新的大厦是为了举办“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而兴建的，大概在我到上海一年之后落成开放。记得刚建成时，全上海的人都在夜晚爬到楼房的高处，瞻仰大厦顶上那颗闪闪发光的红星。据说，红星以及它下面的尖塔是仿照克里姆林宫的样子设计的，那是全上海最高的建筑，超过了半殖民地时代的象征——二十四层的国际饭店。接下来，参观苏联展览会也成了全市人民生活中的大事，轮到我们学校时停课一天，学生由老师带队入场。作为小学生，展览的内容已经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是大厦金碧辉煌的尖塔，高大的雕花拱门和廊柱，宽广的大理石铺地的展览厅，广场水池里的喷泉，确实让我这样刚从乡村来的孩子目不暇接，像是进入了梦幻般的世界。许多年以后，去解体后的俄罗斯圣彼得堡游览，参观了彼得大帝建起的夏宫和冬宫，看到宫中镏金的建筑和雕像、无处不在的喷泉，才知道那个梦幻世界的根原来在这里。不过在当时，全上海的人大概都以为那就是我们将要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天堂，因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整个五十年代，正是苏联的影响渗入到全国的每个角落的时代。我个人作为小学和初中学生也能感受得到：我的姨母只是一个幼儿园的主任，但是她要领导其他老师学习苏联的儿童教育理论——马卡连柯教学法，为此她自己出钱订了苏联的儿童刊物，请人翻译成中文作为参考。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进初中时语文课分成“汉语”和“文学”两门。文学课就是教一篇篇的范文，同以前的“国文”课没有两样。汉语却是新开的课目，专门讲语法，教词汇的分类、句子成分的分析等等。实际上这是初级的语言学，作为一门课程，是从前的中学没有的。另外记得当时高中生的生物学课本不叫“生物”，叫做“达尔文主义基础”，我怀疑这些都是仿照苏联中学的做法。几年后同苏联关系渐渐疏远，这些课程也都恢复了原状。教科书的内容，也增添了许多苏联和俄国的内容，比如物理书，除了介绍伽利略和牛顿，也介绍俄罗斯伟大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生物书，除了介绍达尔文，也介绍伟大的自然改造者，“向大自然索取”的米丘林。高尔基的“海燕”和“母亲”也进入了我们的语文课本。
在课程设置方面，对我们一代人日后的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要算是外语课了。在我１９５６年进初中的时候，或许还早一两年，初中里就没有外语课了，一直要等到进高中才有外语课，这种情况只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前后若干年的时间里，今天回想起来，显然也同当年的时代特点有关：五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正是“向苏联学习”口号最响亮的时候，也是政府在人民中大力开展清除“亲美、崇美”思想运动的时期，英语差不多就是“敌人”的语言，不能作为主要的外语了，可是“老大哥”的语言——俄语的师资还没有培养出来，于是干脆在初中不设外语课。过了几年，俄语教师多了，初中又恢复了外语课，不过是以俄语为主了。讽刺的是，这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缝。可是这时英语师资缺乏和俄语师资过剩的局面已经形成，于是只能继续这种以俄语为主的中学外语教学，一直延续到文革中学校停课。记得我升高中时进了开英语课的市西中学，开始的时候很感失望，因为当时市面上能看到的译成中文的书刊，无论文艺还是科技方面，原文几乎都是俄文，我看不到学习英语有什么好处。一直到１９６２年进了大学，中苏的论战已经在报纸上公开，而且发现学校图书馆里的外文资料绝大多数是英文，这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学学了英语真撞上了大运，就象自己当年户口赶早迁入了上海一样。当年进入大学同一个系的六十位同学中，只有九位同学是中学学英语的，要同其他几个系的学生合起来才能凑成当时令同学们羡慕的“英语快班”。也就是说，我的同年级人中，学俄语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大致反映了那时中国中学外语教学的状况。
再回到五十年代的上海，那时还没有电视，收音机也不普及，除了学校教育，电影是对少年儿童影响最大的渠道之一，电影院有只收几分钱的学生场，看电影成了我们当时享受得起的“高级娱乐”。我到上海的时候，美国的电影已经在上海绝迹，西方其他国家的电影，如意大利的，也是偶然举行意大利电影节时才能看到。国产的电影无论数量和质量当时都赶不上群众的需要，我们看的电影大半来自苏联。当时二次大战刚过去不久，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攻克柏林”和“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等在我们同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加强了我们对苏联的向往和崇拜。而我们关于革命、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最早也是从许多苏联电影中的英雄形象那里获得的，比如内战时的红军将领夏伯阳、卫国战争中的青年近卫军和堵枪眼的烈士马特洛索夫等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过，苏联在夸耀她的光荣革命史和伟大成就时，也夹带了他们革命前的传统，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看到宣扬帝俄时代将领如库图佐夫、苏沃洛夫的电影，有一个电影的名字就叫“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笔者在几十年后游览圣彼得堡，在冬宫博物馆里看到他们的巨幅画像，这些久违了的名字才从脑海的深处重新浮出水面——他们在中苏交恶以后五十年中几乎再也没有在脑海里出现过。
除了电影，课外书籍也对我们的少年时代留下深刻的影响。低年级的时候，看的书籍主要是“小人书”——连环画。在新出版的小人书中有关苏联的故事也占很大的比例，比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以及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些故事我都没有看过原著的中文译本，对它们的了解，直到今天仍然是从小人书上看来的那些内容。进入中学，我们的阅读范围就扩展到“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类小说了。同电影一样，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也在苏联的革命文学的夹带下，成为我们的精神食粮中的一部分，如契诃夫的小说“凡卡”甚至还进了我们的文学课本。另一方面，西方的书籍也没有在社会上和学校的图书馆里绝迹，其中给笔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马克•吐温和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法国的阿尔方斯•都德的“最后一课”也很罕见地进了我们的课本。
文革中说我们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受的教育统统都属于“封、资、修”，借用这种“分类法”，上面所说的苏联影响也好，还是残留的西方影响，应属于“修”和“资”的范畴，毕竟都是外来的影响。而“封建”教育，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无疑比前二者要深广的多，确切说是一种熏陶，构成了我们文化修养的底色。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实际上从识字前就开始了。现在记得起来的最早的例子是“香烟牌子”：旧时代的香烟盒（讲究的是金属筒）里常会放一两张带有图案的小纸片，画些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比如三国里的五虎上将，红楼里的十二钗之类，那是厂商的一种促销手段，希望顾客跟集邮似的为了凑齐一套人物或故事，而经常去买他们那种牌子的香烟。到我懂点事的时候，香烟里已经不时兴放牌子了，而是有人专门成批印刷销售同样大小的硬纸片，内容仍是历史人物和传说，“香烟牌子”这个名称却保留了下来。本人头脑里的“哪吒闹海”、“大闹天宫”，“一百零八将”这些故事，以及太乙真人、赤脚大仙、歪头申公豹、鼓上蚤时迁这些人物，最早就是从那些画片里来的。
后来读书识字，学校里语文课教的，从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讲起，按历史年代，唐诗宋词元曲，一直讲到水浒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全部都是封建帝王时代的作品。不过，那只是“封建教育”中较小的部分，在当时被认为是传统文化中精华的一部分。更多的“封建”教育来自流传在社会上的小人书和其他书籍。那些被列为“封建糟粕”的书籍在我的儿童时代还广为流传，比如像济公传、彭公案、施公案、七剑十三侠、七侠五义这些书籍在学校的图书馆或许已经封存，但那时店铺还没有公私合营，街上的书摊里仍然可以借到。同学在课余的时候，也常常交流欧阳德、黄三泰、窦尔敦、徐鸣皋、太仓五鼠这些人物的故事，争论御猫展昭跟锦毛鼠白玉堂哪个武艺更高强。
由于我的家地处城乡接合部，附近有许多空地，每到夏天，这里就成为民间说书艺人活动的场地。他们乘人们夜晚纳凉的机会，在一块空地上摆一条长凳，支上一盏电石灯，就算摆开了一个露天书场，人往长凳上一站，敲一面小锣招徕听众。他们的主要听众就是放了暑假的学生们。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学到初中的那些年的暑假的夜晚，我都是在免费听这些艺人用苏州方言讲故事中度过的。就像今天看电视连续剧一样，每天吃过晚饭，洗完澡，就扛上一个板凳，拿一把赶蚊虫的蒲扇，到露天书场去了。说书人为了吸引听众，常常在开场时讲一些滑稽的小段子。今天红遍大上海的“海派清口”周立波的师承，或许可以追溯到这些被上海人称为“小热昏”的民间艺人。开场的段子讲完，固定的听众也陆续到齐了，就开讲正书。每天要讲一、二个小时，中间会停两次或三次，不是说书人要休息，而是他要赚钱：他是不收门票的，而是靠推销梨膏糖来赚钱。梨膏糖是用草药土法熬制的糖块，有清火润喉等功效，每块就值几分钱，现在到上海城隍庙游览区的店铺里还能买到。每每讲到故事的关节点，他就会停下来“且听下回分解”，向听众兜售各种配方的梨膏糖，等卖到一定的数量再接着讲。听众为了早听下回分解，买糖常常是很踊跃的。他们讲的正书，都是杨家将、说唐、说岳之类，在当时既不属于有资格进教科书的“精华”，也不属于图书馆封存的“糟粕”。直到今天，那些残留在记忆中的关于焦赞、孟良、王伯当、秦叔宝、断臂王佐，双枪陆文龙等等的人物和故事，还都是从当年的露天书场听来的。
五十年代生活便宜，我初中曾经在学校的食堂搭伙，每顿饭菜分为三挡，最贵的也不过一毛五。那些说书艺人每天卖糖赚几块钱，一个夏天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不过，每年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这样做，他们在其它的季节靠什么为生呢？这是我后来年纪大一点一直纳闷的问题，始终也没有得到答案。只能作如下猜想：当时的国家刚刚从战乱中走过来，许多有学问和技艺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找到他们能够发挥所长的位置，流落在民间，幸运一点的在中小学里谋得一个位置，不幸的，就只能漂泊江湖，甚至充当贩夫走卒，这其中或许就有当年那些街头说书的艺人吧？不过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几年，到我升初三的那年暑假，说书人就没有出现。不仅说书人不见了，其他走街串巷的小贩也减少了许多，因为那时已经开始“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了。那些在城里没有户口的人，都被赶回乡下参加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去了；有城市户口的人，小贩都成了公有或集体所有的店铺营业员，其他“闲杂人员”和家庭妇女都被组织起来进了各种“生产组”。
那时我在复旦中学已经上了两年初中，校址是原来李鸿章的祠堂，我上学的时候校门内花园里还有一个高大光滑的石墩，据说那上边原来站着李鸿章的铜像。学校的礼堂叫做“登辉堂”，那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创办者之一、一个名字也叫李登辉的人。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当初就是办在这里，后来大学部迁到江湾，这里就叫复旦中学了。这个学校设施很好，有远离教室的音乐课堂，还有一个植物园和一些气象仪器。我上学的时候它已经同复旦大学没有什么关系，倒是离交通大学很近，所以学校里建小高炉炼钢铁都是请交大的师生来指导。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的物理课有一学期也是由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抹油的交大研究生来上，教我们电磁感应的右手定则、左手定则。当时规定，高中生要参加大炼钢铁，三班倒上小高炉干活。初中生不用，但是我们要下工厂劳动，以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工厂给工人师傅做帮手，记得车间里的师傅大多是女的，因为青壮年的男劳力都被抽调到小高炉上去了。除此之外，那一年，还有许多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秋天的时候第一次到郊区“支援三秋”，在刚成立的人民公社食堂里吃了几个星期的大锅饭。也是第一次参加由同学主持的小组讨论会，这种事以前都是由老师或者少先队辅导员来做的。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自己的孩子年纪比我们小几岁，她大概听到了什么精神，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孩子，跟从前不一样啦！今后不仅要自己召集会议，还要自己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呐。那时毛泽东的著作被看成是很高深的，只有高级干部才会去学习。
不久，班主任老师那半是赞叹、半是疑虑的预言就实现了。我们的文学课本，到初三的时候，按原来的安排是应该讲中国近代的作品，课本也发了，有叶圣陶、鲁迅等人的作品。开学后教了几篇，其他许多课文都跳过不教了，而是用另外下发的补充教材，里边就有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一类的文章。到了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里不仅有毛泽东著作，还有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以及恩格斯的“论权威”。那时，我已经不能在复旦中学读下去了，因为它的高中部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改成了“上海计算技术学校”，这是一所中专，入学有年龄限制，我年纪太小，只能考到别的学校上高中。计算技术在那个年代绝对是新的尖端技术，如果坚持办下去，也不失为是我国的电脑科技人才的培养基地之一，可惜接下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计算技术学校不久就下马了，我原来的同学中进入技校的毕业后也没有人从事与电脑有关的工作，这段短暂的变迁完全湮没在历史中了。
没有能继续在复旦中学读书，只得到离家更远的市西中学去上学，这所学校质量很好，尽管他的校舍和设施都不如复旦中学。学校的校长叫赵传家，关于他的印象是，每当学校要进行大扫除了，称作“爱国卫生运动”，那一定是由赵校长来动员的，因为他是一位市级“爱国民主人士”，其他学校的事务很少看到他参与领导。
不过那一年还有更加印象深刻的事留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粮食供应突然紧张起来，家里煮饭每顿都要称好限定份量的米下锅，否则到月底就可能没有米了。报纸上也开始介绍各种提高“出饭率”的煮饭方法——就是怎样用同样份量的米煮出更多的饭来填饱肚子。同时，牛奶供应也变得紧张起来。原来上海市民喝牛奶，一直沿用旧上海的老办法，向牛奶场按月订购。那个时候，家庭里都没有冰箱，人们喝的是新鲜牛奶，装在由蜡纸和火漆封口的玻璃瓶内。每天天还没有亮，牛奶场的车就将这些瓶装的牛奶放到订户的家门口，换回用户放在那里的空瓶。到了这一年，规矩变了，新的牛奶订户要有特殊情况，如家中有新生婴儿、危重病人，到居委会开证明才能订到。而且，越来越多的订户抱怨，早上开门时，放在家门口的牛奶不翼而飞了，送货的办法不得不随之改变。开始的时候，订户在大门上装一个木制“奶箱”，配上防盗的锁，每天晚上把空瓶放进去，送奶的工人送达后负责把箱子锁上。再后来，大概是奶场不胜其烦，也由于它不愁销售，就不再送奶到户，而是由订户到指定的地点去领取了。又一个旧社会留下的遗迹就这样走进历史，没有多少人记得了。
不仅是粮食和牛奶，市场上的各种物资供应似乎都约好了一样，突然紧张起来，原来好像只有到电影院买学生票要排队，现在却变得许多物品，包括每天都不能少的副食品，都要排队才能够买到。不过学校的团委书记还在继续鼓吹大跃进，说六年内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同学们不要因为暂时的物资紧张丧失信心，不要排队抢购商品，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我们在不得不排队的时候要左顾右盼，生怕被同学老师发现，那是“对革命丧失信心”，很不好意思的。可是不久老师跟同学就达成了共识：很多生活必需品不排队根本买不到，于是排队也就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我后来注意，比我们小几岁的人，排队时一点都没有我们那种心理障碍，因为他们的记忆中没有不需要排队购物的日子，排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心安理得的一部分。
对此，丁抒在他的文章里说：“买菜往往由爸爸包了。每天天不亮他就悄悄起床去菜市场排队买菜。荤菜、蔬菜、豆制品，如果都想要就得排三个队。没有三个人，爸爸会用破篮子、破砖头作替代物。这得跟别人搞好关系，跟卖菜的说好话。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天天如此。要是早上六点才去，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要是过节或请人吃饭，那就得几个人去买。这时我就倒霉了。黑咕隆咚地，大概只有三四点钟，我被叫着从被窝里爬起来，去参加排队。一般是六点才开始卖，这样我还可以坐小板凳上打一阵瞌睡。”这一段描写里的情景，我们这一代人都不会陌生。我上高中的第一个学期末，也就是五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季，新年前夕，学校里给了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到学校附近的乌鲁木齐北路菜场维持秩序，为此我必须在冬天的午夜时分起床，早班的公共汽车还没有出场，只能在昏黄的路灯下冒着寒风步行五六里路，从家里走到菜市场，菜市场里已经灯火闪烁、人头攒动。我们的任务就是协助管理人员，监督顾客不要插队。平常日子里破篮子、破砖头等替代物尚可容忍，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常会引起争端，调解这类争端也是我们这些临时纠察的责任。那一年的国庆和新年，我家买到的是一只比鸽子大不了多少的冷冻鸡，那是凭票供应，而且票面上印着“小户”，因为我家里人少。
就这样，那个在宁静的乡镇小学琅琅读书的五十年代，那个高唱“毛泽东——斯大林”的五十年代，那个在梦境般的展览馆里憧憬社会主义天堂的五十年代，那个夏夜里在蚊虫的叮咬中听艺人说“岳飞枪挑小梁王”的五十年代，那个早晚时分可以听到小贩叫卖声五十年代，那个煮饭不用称份量的五十年代，那个牛奶放在门口不用担心丢失的五十年代，一去而不复返了。
２００９年９月５日
Saturday, August 15, 2009
罗海鹏：文革回忆
〔罗海鹏，原科大数学系６５年入学的校友。现在是广西科学院副院长。〕
◇ 不是流氓，是反革命
１９６６年深秋，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华注：此文发表于１９６６年６月初，不是深秋〕，这更是火上浇油。社论发表的当天傍晚，我就亲眼看见三系（近代化学系）的同学抓出了一个反革命分子鲁阳（化名，下同）〔华注：其实鲁阳是真名〕。鲁阳高举着双手走在前面，后面几位同学拿着木棍押着他。鲁阳大约是挨了打，一路走，一路说：”我坦白，我交待，我在日记中诬蔑雷锋了，我在日记中诬蔑王杰了。”
鲁阳是三系的青年教师，是右派，〔华注：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司法部长史良的外甥〕因此没有和其他青年教师住在一起，而是在学生宿舍这边分了一间房，他大概是在实验室里干些打杂的工作。这种人就是闲不住，特别是思想上更闲不住。毛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他要在他的日记中深入地分析研究一番；全国掀起了学习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也要在日记中发表一通不同凡响的评论。现在，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的指挥下，他被揪了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卫兵小将决定将他押送到关专政对象的牛棚去。
当晚在牛棚中，鲁阳想想活在世上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一死了之。夜深人静，他趁着看管人员松懈之机，偷偷地溜了出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在北京西面八宝山的山脚下，从那里往东北走约半小时，有一条流向玉渊潭（即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的河流。鲁阳来到这条河边，投水自杀。但由于他会游泳，并且水性很好，无论如何沉不下去，几番努力之后未果，只好爬回到岸上。
北京的深秋深夜，浑身上下湿漉漉的鲁阳冻得全身发抖。那里是野外，虽然月光明亮，但周围还是看不到任何房屋。忽然，鲁阳看到远远地有灯光在闪烁，高兴的他马上向灯光跑去。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建筑工地，灯光从一个放工具的小木房中射出，估计这房中会有人。鲁阳上去敲门，来开门的是个女青年，她看到他这个样子，吓得大叫：“啊！流氓。”鲁阳赶紧摆手解释：“不，不是流氓，是反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非常规的年代里，反革命帽子满天飞，人们已不太害怕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了，但是还是不愿意被戴上流氓的帽子的。
◇ 包庇了一个反革命
谢韦克是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班同学。他父亲很早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前牺牲了，他母亲后来又和一位姓胡的革命干部结婚，他们家和胡耀邦、胡克实家很熟。他的姑姑是我军原重要将领李涛上将的夫人，后离婚一个人在北京独居。谢韦克经常去看望他姑姑，姑姑兴致好时也跟他讲讲当年闹革命啊、延安整风啊等等一些事情。
谢韦克中学时的一个好朋友叫宋扬之，文化大革命时在中央党校学习。他不太识相，太天真，别人组织揪周总理战斗队、揪贺龙战斗队等，他组织了一个揪康生战斗队，结果被抓进 了监狱。他的一条罪状就是造谣说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整了很多老同志，在狱中经严刑拷打，追问他这一条谣言的来源。宋只好老实交待是谢韦克告他的。谢韦克确实 讲过这些事情，因为他也跟我讲过。
那时中央文革的 领导人天天接见来自全国的各行业的造反派团体，天天讲话，然后这些讲话就会印在小报、传单上到处张贴，到处散发。有一天我得到一张康生讲话的传单，看了以 后吓我一跳。在这传单上康生说，有一个反动学生叫胡伟克，他很坏，你们应该去把他抓起来。因为康生当时的讲话是和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延安整风联在一起讲的，所以我一看就知道说的是谢韦克。谢韦克当时的父亲和他其他的一些背景都姓胡，因此康生把他姓谢讲成姓胡了。
我决定对此事一点都不去张扬，知道谢韦克家庭背景的人并不多，那么多认识谢韦克的人也绝想不到这个胡韦克就是他；甚至我也不想去告诉谢韦克，免得他担惊受怕，他没有看到这张传单。几个月过去了，在当时那样严厉地到处抓反革命的情形下，谢韦克竟然无事，简直是不可思议。后来我把此事告诉他，他还是很有些后怕。那时中央文革的讲话太多了，而且被他们定成反革命的也太多了，难免有象谢韦克这样的漏网之鱼。
◇ 我打了一个学术权威
风水轮流转，学校里原来是红卫兵领导一切，后换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又换成解放军领导一切。１９６８年，记得当时是解放军领导一切的时期，空闲时间比较多，我每天都花大量的时间学拉手风琴。
数学系的老师已经被全部从教师宿舍赶过来，和我们学生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位叫曾肯成。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大专家，那时候只知道他是处于右派边缘的一个人物，他的数学有水平，英语很好，俄语也很好，曾经当过周总理的翻译。
那时珍宝岛冲突刚刚发生，中苏边境关系很紧张。有一天，一位同学来跟我说：“曾肯成说你拉的曲子有一个是‘苏军巡逻在阿穆尔河上’”，并哼给我听是个什么曲子。他哼的这个曲子我确实经常用手风琴拉，它是《外国名歌200首》中的一首歌，叫”三个坦克战士”，歌词中并没有丝毫的苏军巡逻在阿穆尔河上的意思。而有没有阿穆尔河是非常要紧的，在苏联被称作阿穆尔河的河流就是我们中国的黑龙江，中苏边境冲突的珍宝岛就在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国一侧。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如果拉“苏军巡逻在阿穆尔河上”，那就成了一个卖国贼了。我越想越气愤，就冲进曾肯成的宿舍质问他，他仍坚持说我拉的曲子是“苏军巡逻在阿穆尔河上”，我当即一拳打过去，打在他脸上，后来被其他人拉开。
军宣队说我打人了，让我写检查。我有点后悔，怎么能一时冲动就去打人呢？但心里总有点不平，他也不应该平白地诬蔑我是一个卖国贼啊。过后，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跟我讲“如果被打的是你的父亲、母亲，你的感受是什么？”我一下子就感到我的打人的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了。几个月之后，见到一本样子有点古老的歌本，翻开一看，里面还真有一首歌曲是“苏军巡逻在阿穆尔河上”，而且那曲子和“三个坦克战士”一模一样，真让我大吃一惊，曾肯成还真没讲错，我真成了一个卖国贼了。
１９７８年，我回科大进修计算机软件专业，校园里碰到曾肯成老师，他大发脾气，说学校不能培养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把我赶出去。我对当年打过他的行为很惭愧，很内疚，同时也很担心会被从学校赶出去，因为曾肯成老师那时已经是非常权威的学者了。大概是史济怀老师和原来的同班同学华伟范、杨劲根帮忙做了工作，几天后又碰见曾肯成老师，他主动和我打招呼，我赶忙迎上去向他道歉。他表示既往不咎，和我聊了其他一些事情，记得他提到广西的江家福（后来当了国家民委副主任）、麦结华（后来成为博导）数学水平比较高。回广西后，我和麦结华在图的带宽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取得的成绩发表在《应用数学学报》上。
◇ 打死一个，吓死一个
文革时中国科技大学的两派是东方红公社、延安公社。大约是在1968年下半年，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了。延安公社成立了文攻武卫队，每天早晨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练武功，我们数学系的周进聪教师当教头。
周进聪是华侨，据说是马来西亚富商的儿子，在国外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华罗庚亲自在科大上课时，曾选他当助教，可见是相当有业务水平的。他小小的个子，看起来很精干、灵巧，笑嘻嘻地，见人很爱打招呼，大约30岁吧。我在路上碰到他，总是他主动打招呼。
不知道他怎么地竟成了延安公社的骨干了。早年在国外他就练就了一身气功，现在有了施展的场所了。每天早晨在操场上教延安公社一帮人练，使过往的东方红公社的人气得咬牙切齿。
后来，东方红公社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决定擒贼先擒王。他们充分估计了周进聪会武功，经过了周密的安排，派出几条大汉在周的宿舍附近埋伏。抓住机会，一声令下，未费什么周折，就把他擒获了。抓周进聪的理由是他是马来西亚特务。周被秘密地关在教学大楼的某个教室里，那里可能是东方红公社的据点吧。据我们班亲眼看见的同学回来讲，周被绑在那里用粗棍子打，由于他会气功，粗棍子打在身上就象打在鼓上一样反弹回来，一点事也没有，后来打手们就蒙住他的眼睛，时不时地胳肢他，趁他不注意时就猛地一棍子打过去。周进聪就这样被折腾来折腾去。到后来，打手们觉得周进聪好象没气儿了，也许他是用气功憋住气儿装死，也许他是真的不行了。他们去校医院找来一个医生，医生检查说，确实是死了。生龙活虎的一个人就这样死掉了，不是死在武斗的战场上，而是作为一个俘虏被虐待致死了。
祸不单行。校医院的这个医生检查完周进聪的死活后，自己也吓得够呛。这几个打手警告他要严守秘密，有丝毫泄漏就有他好看的。他家住中关村，回到家里，一颗受惊吓的心还是 不能平静下来。不巧的是当夜北京市统一突袭查户口，这是那几年经常做的事情。但是对这个医生来说，他已经是惊弓之鸟了，一敲门他就认为是东方红公社来抓他 了。因为是住在楼上，他就系了根绳子从窗口爬出去逃跑，但没想到这绳子那么不结实，一承重后就断了，把他摔到了地面上，就这样摔死了。
这是科大在文革中最严重的死人事件了。几个打人凶手逃跑了，东方红公社的头头贾志斌被公安局抓起来，要拿几个凶手来交换。东方红公社派人出去，全国各地去找他们。后来在天津火车站碰上了这几个人，把他们劝回北京自首，换回了贾志斌。
我既未参加东方 红公社也未参加延安公社。但这个打死人的事件发生后，我也曾扪心自问，如果我是东方红公社的，如果我在两派多次对立事件的挑逗下也情绪激昂，我会不会去打 人，甚至去杀人，更甚至在对方丧失了反抗能力的情形下把他折磨死。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坏的比例因人而异，环境的影响、个人的发展变 化也会不断地改变这个比例。每一个人都应该警惕自己，不要在恶劣的环境下让自己的恶劣性格大暴发。
◇ 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人人都知道的样板戏叫”沙家浜”，其中最好看的一场叫”智斗”，说的是地下工作者阿庆嫂为掩护新四军伤病员，和伪军胡司令、刁参谋长斗智斗勇的故事。阿庆嫂灵活、机智，胡司令江湖义气、愚笨、呆傻，刁参谋长阴险、狡猾。其中阿庆嫂评论胡司令的一句唱词”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在当时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句了。
阶级斗争的形势像一张弓，一会儿绷紧，一会儿放松，1968年下半年又进入了绷紧的状态。我们数学系揪出一个青年教师陈登远，有人揭发他讲了一句较严重的攻击文化大革命或中央文革的话，具体是什么话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开了一次斗争会，陈登远站在前面，大家揭发、批判他。他讲的那句反动的话不是他能够编出来的，因此大家七嘴八舌地追问他这句话的来源。陈登远嘟嘟囔囔地总讲不出来，想蒙混过关，我当时还真有点佩服他不乱咬别人。但革命群众不依不饶，一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最后，陈登远眼看着逃不过去，只好交待了一个名字。这下子革命群众更来劲了，立刻”宜将剩勇追穷寇”，追问这人在哪里？什么单位的？陈登远有点慌神，但是牙关咬得更紧，死也不肯进一步交待这个人的去向。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这时有一个４０多岁的教师（我已经忘记名字了）说：“他是不是已经死啦？！”陈登远如梦方醒：“对！对！他是已经死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批斗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晚上，陈登远在卫生间洗衣服，一边洗一边唱着当年的流行歌曲，其中重复率最高的一句就是”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结果是，这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又被报告给了军宣队。
◇ 难忘科大琴声悠扬
我在文革时期当逍遥派，有一个收获就是学会了拉手风琴，最着迷的一段时间，每天8小时以上都在拉琴。有一天我在宿舍里拉新疆歌曲“农庄姑娘”，突然闯进来一个人，是６５６（６系，无线电电子学系）的李东林，初中时是我在北京八一学校时的同学。他说他是寻着琴声找来的，夸我拉得很熟练。他在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拉手风琴，他说还需要一个人，可以推荐我去。就这样，我进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拉手风琴。
那时候都是拉文革流行歌曲，或者拉阿尔巴尼亚曲子“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支持英雄的越南”、“海内存知己”等。有时候忍不住拉一些苏联歌曲，军宣队来问就说拉的是阿尔巴尼亚歌曲“红梅花儿开”、“山楂树”，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说成是“地拉那郊外的晚上”。我还到处借手风琴配器曲来抄，五线谱大约抄了十几本，为了预防产生问题，曲名我都不抄在上面。有一次，军宣队来检查，打开我的五线谱本调侃说：“怎么？都是些炒豆芽菜。”
大概是3系（近代化学系）的一个老师，钢琴的演奏有相当高的水平，我和李东林常去听他的演奏。通过听他的钢琴演奏，我的音乐欣赏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和他交上了朋友。记得他经常演奏的有“献给爱丽丝”、“少女的祈祷”等，殷承宗的“钢琴伴唱红灯记”，还有肖邦的许多钢琴独奏曲，他的演奏使我终生难忘。我们有时也演奏手风琴让他提意见，他提的意见非常专业，有水平。有一次，我拿我拉手风琴的一张照片给他看，他说，他还没有任何一张弹钢琴的照片，我就想，下回买胶卷一定要记住给他照几张。但此事最终没有实现。
听说学校搬到安徽后，还未得到解放的原党委书记刘达在校园里散步，远远地听到这位钢琴老师演奏的世界名曲，大声地对他喊：”弹得好，弹得好！请再弹一手。”
◇ 与美国国歌有关的故事
陈登远老师３０岁过了，从头开始学拉小提琴，我很佩服他的这种精神。我也试着学拉过小提琴，练了几天，脖子还夹不住琴，下巴已经练歪了。因此我知道，学小提琴是非常困难的。
他每天都用好几个小时来练，刚开始时拉得比较难听，记得我们当时讽刺他说：“听啊，陈登远又开始锯‘木头’了。”不过几个月过去了，这个‘木头’锯着锯着，声音逐渐不那么刺耳了。他是照着一本正规的小提琴五线谱练习曲集一段一段地往下练的。
１９６９年底，学校搬迁到安徽，我们数学系当时在铜陵，所有师生都住在铜陵冶炼厂的大礼堂里。科大师生对搬迁安徽普遍存在不满情绪，妄想着打回北京去。１９７０年初，中央出台了一个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文件，安徽省委就利用这个文件，借机打击科大师生的反叛思想和行为。当时形势骤然紧张，大批的学生、老师又沦为反革命，我当时统计过，大约４个人里就有１个反革命。
陈登远又被提溜了出来，有人揭发他用小提琴拉美国国歌。当时苏修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但在公开场合还是喊美帝是我们的头号敌人的，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大众演奏我们头号敌人的国歌，不是反革命是什么。但陈登远坚决否认他拉了美国国歌。
中国国歌是唯一的一首歌“义勇军进行曲”，而美国国歌不同，美国有好几首曲子都叫美国国歌，其中有一首是“噢，苏珊娜”，它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流传非常广的美国民歌。不幸的是，陈登远的小提琴练习曲中也有这个曲子。
军宣队收缴了陈登远的小提琴练习曲集，但他们看不懂五线谱，当时很少有人能看懂五线谱。军宣队就把练习曲集交给我，命令我翻译成简谱。我把我所知道的美国国歌的事情讲给他们听，他们还是让我翻译，给我一个空白笔记本，不仅仅是让我翻译这首美国国歌，而是让我把小提琴练习曲集中的所有五线谱曲子全部翻译成简 谱。我只好遵命，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把一本书全部翻译出来，我也不知道这个证据是加重了陈登远的罪行呢还是减轻了他的罪行。
陈登远老师后来调到其他学校去了，他应当是一位业务相当不错的老师，这几年我担任执行主编的我国边远省份的《广西科学》杂志，还时不时地有他的文章来投稿发表。
◇ 《艳阳天》与黄色小说
文革之初，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第一，是毛主席充分相信我们最基层的革命群众，依靠我们闹革命；第二，是毛主席高瞻远瞩，把反修防修的工作做在了前面，防患于未然。但久而久之，被打倒的东西太多了，使我自己也感到有些茫然，有些惆怅。
北京长安街的最西头是玉泉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在玉泉路公共汽车站的西北，八宝山脚下。有一次我在玉泉路汽车站等车进城，碰到了一个小学时的同学，他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他说，非常羡慕我们学理工科的，他们学文科的所有的一切都被打倒了，仅剩下一本书，就是作家浩然写的《艳阳天》。我一想也是，微积分你不能打倒吧？！线性代数你不能打倒吧？！沉闷的心情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几年就过去了。１９６９年１１月，科大从北京搬迁到安徽，好几个系的同学都在同一列火车上，离开了北京。一个很年青的解放军战士走过我们座位时把我隔壁一个同学正在看的书一把抢过去，说是没收这本黄色小说。我们和他辩论，那真正是秀才遇见了兵了，有理讲不清。
那本被没收的书恰恰是浩然写的《艳阳天》。由于没有什么其他的书看，大家都翻这本书，它被搞得脏脏旧旧的，封面也早就掉了；而且这本书的书名里面有一个”艳”字，因此从形式上看，它很象是一本黄色小说。
这个解放军战士又在另一个车厢没收了近代物理系还是近代力学系的同学的一本书，书名好象叫《比太阳还亮》（华注：应该是《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是一本内部出版物，讲述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故事。学校派人和这个解放军战士交涉，说这些学生将来很多都是研究原子弹的。后来，《比太阳还亮》这本书还回来了，《艳阳天》始终被认为是一本黄色小说而 没有还回来。
◇ 张体学万万岁
文革中只能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张体学是何许人物？也配喊万万岁。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疑问，不要着急，我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给你们听。
１９６６年８月， 首都红卫兵成立司令部（即后来的第一司令部），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的红卫兵代表，在礼堂开大会时还有幸坐了一次主席台。然后，这支红卫兵组织成几个大队，分赴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我们被分配去中南地区。临行前周总理接见我们，他不象中央文革几位讲话那么冲，现在只记得他当时讲，到中南去的同学 可以到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毛主席的故居韶山去看看；还讲到同学们到各地去，生活可能不习惯，比方吃辣椒、大葱等等，要克服困难，不要太娇气。
我们的第一站是湖北武汉。张体学是湖北省委书记，他是李先念的老战友、老部下。当地造反派说张体学曾说过：“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进一步的意思就是说张体学这个人是不服领导的，是和毛主席、党中央分庭抗礼的。
当时周围地、市、县的学生也都开始了大串联，武汉市各个学校都住满了人。一天，我们去湖北大学，学校的造反派交给我们一本外地串联学生填写的意见本，一般都 是说几句感谢的话，喊几句口号，但有问题的是有一个串联学生写出的口号竟然是：“毛主席万岁！张体学万万岁！”。在当时看来，这充分表现了张体学为营造他的独立王国而造舆论的卑劣行径。学校造反派让我们把这个意见本带回北京去，交给中央文革。
回来的路上，我们忽然被大批的学生包围了，他们是湖北大学的保皇派，要求我们交出意见本才放行。我们当然不能交出意见本，又不能继续往前走，就只好当街坐在地上。过了一会儿，又冲进来一批学生，是湖北大学的造反派，他们在我们周围围了一个圈，保护我们，把我们和保皇派学生隔开。我当时心里暖烘烘的，什么是战友情、阶级谊，这个时候似乎有了真真切切地感受。天黑了，湖北省委派干部来做保皇派学生的工作，让他们放我们一马。这样，我们最终平安地得以脱身。
多年以后，我又碰见了一个当年湖北大学的造反派，聊起当年的事情大家都很高兴。他仍关心写有“张体学万万岁”的意见本交给中央文革没有，我说我也不知道。但实际上我内心里感觉得到，这个东西肯定没有交给中央文革，早就被我们红卫兵头头扔到哪一个犄角旮旯里去了。
◇ 贵州的小太阳
我1970年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省贵阳市工作。当地的革命群众告诉我，原来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部队支左干部）刚刚被打倒，换了新的领导了。那时全国上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要是开会，一定少不了的程序是：领导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在台上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群众在台下挥舞 着小红书跟着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导挥舞着小红书继续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台下挥舞着小红书跟着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而在李再含在位时的贵州，这种会议的形式还要再增加一道程序，即：领导还要继续喊：“祝李再含同志比较健康”，台下跟着喊：“比较健康，比较健康”。那时称“毛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在贵州就还要加上一句“李再含是贵州各族人民心中的小太阳”。不过这一句在当时似乎也是太过分了，是否真的要加这一句， 我是怀疑的。
捧得太高就可能摔得很惨。他下台以后的一个时期，我所在的单位经常开大批判会，每次开会都要扎一个有点驼背的稻草人跪在台前，会后就把它烧掉。大家告诉我，李再含有点驼背，这个稻草人就代表他，让他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最后再一把火烧掉他，叫作火烧李再含。
那时，贵阳市街道的许多电线杆上也常常挂着几个泥塑的人，和真人一样大小，据说是绞死李再含及其狐朋狗党。傍晚时分在街上走，猛一抬头看见电线杆上挂着的“ 死尸”，还真是吓人一跳。有一次我去贵阳市的河滨公园玩，上了若干级台阶，来到公园门口，抬头一看，公园大门的柱子上就拴着几个“死尸”，令我游玩的兴趣马上消失殆尽了。
1975年左右，李再含去世，人民日报发表讣告，虽然很短，但仍称他为同志。
◇ 一次围棋比赛
文革时班上同学个个会下围棋。有一个时期，每天早饭后就摆开战场，７、８个人围着一个棋盘，七嘴八舌地喊啊叫啊，一个上午就是一盘棋。有时候下午、晚上还要继续战斗。
现在回忆起来，我们班围棋下得最好的是杨劲根（现在是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博导）、刘复华（现在是河南鹤壁市无线电四厂总工），下得比较好的有王元元（现在是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博导）、谢韦克（现在是北京医科大学数理统计教研室教授）、沈韵秋（现在是美国西华盛顿大学终身教授）等，我下的也还可以。藤泽秀行、坂田荣男、吴清源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写的棋谱书是最受我们欢迎的。我们曾到5系和忻鼎亮（６４５）他们进行过系与系之间的对抗赛，比分是几比几已经忘记了，但那盘棋我下的不太好，杨劲根曾批评我下得过于软弱。
１９６９年 底学校搬迁安徽，我们数学系在铜陵，当时叫铜陵特区。我经常和史济怀、李乔、郑仙仲老师组成乒乓球队和其他厂矿比赛，其中有一次在比赛的过程中，对方和我们聊天，说他们现在在钻研围棋，非常入迷，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了，出去比赛，在铜陵特区已没有对手了。我就约他们跟我们科大６５１赛一场，他们欣然同意。
大概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这个名字太响把他们镇住了，过了几天，传回话来，说他们水平还不太够，更强的是特区体委，他们已经帮我们联系了。再过几天，特区体委回话了，说他们围棋下得还不够好，特区这里下得最好的是几位老干部组成的特区围棋队，已经帮我们去联系了。最后约定了日期，去他们那里，打５个人的对抗赛。
我们参加的是杨劲根、刘复华、王元元、谢韦克和我，经过抽签确定对手。我的对手一上来就要求先摆上４个“镇子”，即在４个 “星位”先摆上两黑两白，我马上表示不同意。“星位”摆”镇子”是中国古典的下法，如果采用这种下法布局的变化就少很多，这不符合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对方年龄较大，肯定想求稳，而我要尽量打乱局面，争取乱中取胜。但是对手要求摆”镇子”，说明了他的下法可能较古老、保守，这更增强了我搏杀的信心。开局时我有意避开“星定式”，尽量使局面复杂化，很快就“吃”掉了对方相当大的一块。后面对手多次努力反扑，我都小心应对，优势虽然逐渐缩小，但仍能保持到最后。最终我们5个人４：１胜对方，好像是谢韦克输了。这样，我们就以较大的优势战胜了铜陵特区的围棋冠军队。
１９７８年我回科大进修，正逢学校举行围棋比赛，我也报名参加，赢了一场，输了一场。８０年代广西科学院举行第一届运动会，我未费多大劲即获得了围棋冠军。
◇ 绞死黄塞阳
黄塞阳是何许人也？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６４４（６４年入学，近代物理系）的学生。黄的父亲是桂林市或桂林地区的一个领导，他在桂林市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科大。１９６４年暑假我在桂林漓江游玩，通过别人介绍偶然认识了他。当时他刚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非常的精干、神气、高傲。我第二年考大学也选择了科大，有种种的原因，见到黄塞阳也是原因之一吧。但为什么要绞死黄塞阳这样一个普通的学生呢？且听下面分解。
１９６６年８月，文革之初，黄塞阳只身南下，煽风点火。他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和他原来的中学串联，很快组织起了一支造反派的队伍。接着到了南宁，组织了一批中学生造反，他们要求自治区第一书记韦国清接见。当时的当权派，无论有问题没问题，都害怕见北京来的红卫兵，韦国清也是如此，他派人跟黄塞阳说，韦在外地出差，不能赶回来接见。黄塞阳不依不饶，组织造反派学生在自治区党委门前静坐绝食，非要韦国清出来接见不可。黄塞阳组织、领导这些学生，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起立，向右看齐，报数，一、二、三、……，领着大家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吃饭时间到了，自治区党委用大桶挑来饭、菜，请造反派学生们吃，但是愤怒的学生们没有一个人肯吃。
黄塞阳在队伍前面念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领着大家喊口号，又起立、向右看齐、坐下着整理队伍。然后，他偷偷地跑到不远拐角处一个商店里，买了一包饼干，小心地溜到一个角落，三下五除二，很快消灭掉这包饼干，抹抹嘴巴，抻抻衣服。回到自治区党委门口， 他又领着绝食静坐的学生们喊起口号来。
韦国清怕出什么问题，不得已，只好出来和造反派学生见面。见面地点在自治区党委大门内的路上，黄塞阳带着几个学生往里走，韦国清、秘书和警卫员迎出来，为了表示刚从乡下赶回来，韦的左手拿着一个草帽。走到跟前，韦伸出右手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辛苦了。”黄愤怒地说：“镇压群众运动的走资派，谁跟你握手。”他一挥手，原想拨开韦的手，不想把韦的草帽碰落在地，秘书和警卫员马上护住韦，说：“不许打人啊。”
这件事情马上从自治区党委大院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传遍了整个广西城乡。说韦国清被打了，再传韦国清被打伤了，三传被打躺倒住院了，又传被打得遍体鳞伤了。一时间整个广西掀起了声讨黄塞阳的浪潮，大街小巷、城市乡村到处都贴满了“打倒黄塞阳”、“油炸黄塞阳”、“绞死黄塞阳”的大标语，黄塞阳成了广西的一大名人了。这就是“绞死黄塞阳”的来由。不过喊口号归喊口号，真正对黄塞阳动手广西是不敢的。因为在当时，北京来的红卫兵是象神明一样被捧着的，特别是这个黄塞阳，他还有什么背景，有什么靠山，对广西来说是高深莫测的。
黄塞阳的父亲在前几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整。文革中一次开群众大会，韦国清也在场，黄塞阳对着麦克风揭发：“韦国清刚才在后台跟我说，让我保他，那么我父亲的问题将会在运动后期重新、从轻处理。”自治区常务书记乔晓光一次拄着拐杖也对黄塞阳讲了类似的话，黄一挥手把乔的拐杖打掉。由此可见黄塞阳当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到底精神。
１９７２年我到广西工作，本来科大毕业是一个很值得自豪的事情，但在广西我却不怎么敢讲了。原因是一说是科大毕业的，对方如果比较友好的就会问，那你认不认识黄塞阳；对方如果不太友好的马上就把你另眼看待，认为你也是一个，起码是半个反韦国清的造反派了，而韦国清当时在广西却是如日中天。
黄塞阳毕业分配在贵州遵义八五铝厂做采购员工作，几年后又被广西揪回来当“５•１６份子”审查了很久。大约１０年前他就退休了。前几天在南宁市的街上还遇见了他，聊了几句天，生活的苍桑已给他留下了满脸的皱纹。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的儿子还比较争气，已经当了小老板了，做煤炭买卖，生意不错，他帮他儿子打工。
韦国清是由红七军打出来的，还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将军莫文骅，也是由红七军打出来的，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回忆红七军》，最近他又写了一本《二十年打一个来回》，说的是１９２９年从广西打出去，１９４９年又打回广西。黄塞阳并不是仇恨一切老革命，他自己就是老革命的儿子，文革中他还和莫文骅交上了朋友。莫文骅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这个单位和科大斜对门，黄经常去向莫请教一些革命历史问题。
我大学毕业分在贵阳市工作，那时贵阳的物资供应很紧张，比广西差得多，有一次，黄塞阳从广西探亲回贵州，我妈妈托他带很多白糖、花生油、牛肉干等给我，东西非常重，一直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感到过意不去。他找到我时已经天黑了，他爱人帮忙挑着担子，长长的辫子，年轻漂亮的样子。我的奶奶在广州，头经常昏，听说贵州的天麻是特效药，托我买，但打听了很久，贵阳市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卖。还是黄塞阳的一个同学陈清宝，他分配在贵州与云南交界的毕节，帮买来了天麻，是野生的。现在贵州的天麻很多了，不过都是人工栽培的。
◇ 游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市的正西面，八宝山的东南脚下，从那里往东北走约半小时，有一条小河，我现在查地图才知道这条小河叫永定河引水渠。河两岸都是高大的柳树，水面宽的地方有50米，水很清，一直流向玉渊潭。玉渊潭的东北角外是钓鱼台，中央文革所在地。每年的６、７、８月，我们６５１的很多同学都到这条河里去游泳。
1．奋力向上
华伟范同学的一个中学同学是清华的，当时清华两派武斗严重，把压路机四周焊上钢板当坦克用来冲击对方阵地，他就躲到我们科大来了。他姓胡，略胖，因为样板戏《沙家浜》有个胡司令，所以我们就叫他胡司令。
有一天华伟范和胡司令去游泳，他们到了河边，往上游再走１００、２００米，那里河面较宽，但有一个７、８米的大落差，形成一个大瀑布，他们就在瀑布的下游游泳。这个瀑布比不上黄果树瀑布和我们广西的德天瀑布，但也相当壮观，声音轰响着，瀑布出来十几米的水面都是波涛汹涌，浪花和白沫覆盖着，这十几米的河水都是倒流向大坝根基的，然后被大坝上方冲下来的水把它们再打入到河的底层。
胡司令的水性并不很好，他游得太靠近瀑布下方的白沫区了，不想被洄流的水卷进了白沫区。华伟范去拉他，也被卷进了白沫区。他们奋力想游出白沫区，但这些白沫的成份很大一部分是空气，因此向外划水、登水的效果是非常小的；而且整个白沫区的水是向大坝洄流的，无论他们两人多么努力，最终都被卷回了大坝根基。
到了大坝根基，他们就被瀑布上方的来水狠狠地打到河底。他们奋力向上，拼命挣扎着升出水面，朝离开大坝的方向划水、登水。但在这个时候，人的个人的力量和自然界规律的力量相比较，那就是非常的苍白无力了。无论如何努力，他们俩人都是在重复前面的过程，被无情的水沫卷回到大坝根基，被瀑布上方的水打入河底，挣扎出水面，再被卷回到大坝根基……
岸上的同学也都看到了这些情况，大家都干着急，谁也不敢再跳进白沫中去救人。有人拿着树枝，站在洄流的岸边去够他们，但树枝太短，完全够不着；有人对着他们大喊：”坚持住，坚持住。”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10分钟，20分钟，也许是半个钟头。胡司令首先不见了，大家以为他完蛋了，但没想到在几十米之外，他浮出了水面，过了几分钟，华伟范也浮出了水面，大家真是喜出望外。事后我问华伟范是怎么回事，他说在白沫中挣扎到最后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被打到水底也不再奋力向上了，心想今天就死在这里了，结果反而被水底向前涌动的强大的暗流带出了旋涡区，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这次事件后，华伟范和胡司令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再去游泳。华伟范一时神思恍惚，把学校的游泳证寄回了家。家里来信问，为什么没有写任何信，仅寄回来一张游泳证？
2．顺流而下
我们其他同学照样天天去游泳。大家已经不满足在大坝下的这个固定地点游了，而是顺流而下，一直游到玉渊潭。有时候也有老师跟我们一起去，记得常庚哲、朱国城、陆洪文老师就跟我们一起去过。常庚哲老师那时连续生了几个小孩，他说他是连续放原子弹。他的妻子长得很漂亮，是傅作义的亲戚，也是我们班同学董亦农的亲戚，科大搬到安徽招少年班后，是常的妻子在少年班当班主任的。
每天睡完午觉，我们就出发去游泳，要求大家都穿尽量少的衣服。到了河边，由一位同学把大家的衣服、鞋子捆扎在一起，背着沿着河边走到玉渊潭，其他大约７、８个人就跳到河里，顺流而下。
河两岸是高大的柳树，树阴常常把整个水面都遮蔽了。河水很清，很洁净，流动得也很平静，流速比我们人游泳的速度快一点。在这样的河里游泳，那真是舒服极了，你想游的时候就游几下，你想偷懒了就任由河水带着你走，欣赏欣赏两岸的风光，和周围的同学开句玩笑。约5公里的水路，半个多钟头就到了玉渊潭。这时，背衣服的同学还没赶到。
玉渊潭边的引水渠是石砌的河岸，我们经过水中的长途跋涉后就坐在岸边树阴下休息、聊天，背衣服的同学就下水游泳，我们坐累了、聊累了就再下水游一会儿，有时也到玉渊潭的大湖里去游游。
在玉渊潭有两件事仍记忆犹新。第一件是有一天河边竟趴着一个死人，是被人从水里捞出来的，走近去看，他穿着塑料凉鞋，穿着袜子（那时夏天人们都不穿袜子），似乎还带着眼镜，完全一个知识分子的模样，可能是自杀的。待第二天去游泳，他竟然还在河边趴着。另一件是我们在岸边休息时看到河对岸一男子游泳后仰面躺着休息，他的女伴坐在旁边，那男子４０岁左右，腰腹部非常的厚实。刘复华同学游过去，躺在他身边让我们比较，腰腹的厚度仅是他的１／３。那时候如此丰厚体型的人很少见，现在这样的身材已比比皆是了。刘复华前两个月给我打电话，这是我们大学毕业３３年来的第一次联系，他在河南鹤壁市一个工厂当总工。我谈起了在玉渊潭他跟别人比肚皮的事情，他说他现在仍然很瘦，身高１．８０米，体重５５公斤。从身材上看，他还不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
◇ 修战备铁路
１９６９年５月，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的九大召开后，系军宣队组织我们文艺小分队到科大周围的工厂、农村，宣传九大的胜利召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在文艺小分队里拉手风琴，颜基义老师是我们的负责人，队员还有张贤科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许甫华，他们夫妇俩前两年从科大调到清华去了。队员好像还有朱国城老师。孙淑玲老师也是文艺小分队的，她的主要责任是报幕，她人长得漂亮，跳起舞来由于精神焕发就更显得漂亮，他丈夫是冯克勤老师，科大研究生院院长，后来也调到清华当数学系主任了。表演了什么节目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唱过《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我们练习时都是用C调唱的，但有一次演出时我不小心按错了键，用D调起的音，高了一个音，唱完后，演员们都说今天怎么搞的，大家都状态不佳，唱不上去了，我就在一边偷着乐。
记得是演出过后不久，军宣队——工程兵某部就拉我们去修一条战备铁路。北京的西南约４０公里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那就是发现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的周口店。周口店往北数公里有一个叫做良各庄的小地方，我们在良各庄再往北约１公里的荒山野岭、大石山区里的半山坡上搭起的帐篷里，度过了几个月难忘的时光。
我们的任务是修战备铁路，把一座东西方向的山梁由南北方向劈成两座山，把炸出来的石头运到山北面的深谷倒下去，这样把高的挖低，低的填高，最终形成铁路的路基。每天２４小时４班倒，每班都是解放军战士和我们学生、老师搭配在一起干。一上班先在警戒区外等候上一班放炮，待检查过瞎炮后，我们就上工地。在我们去劳动之前，这个准备劈成两半的山中已挖通了一条２０多米的隧道，隧道中间的顶部已有一个漏斗形的通天洞，山顶上的碎石就通过这个漏斗一批批地往下放，这真是一个很巧妙的作法。我的任务是在隧道中的小轨道上推人力翻斗车，在隧道中间的漏斗下面接山顶滚落下来的石头；石头装满翻斗车后就把车推出隧道，推到４０米外轨道的尽头，把石头翻倒入深谷中。
隧道中的翻斗车如果和山上的漏斗漏下来的石头未配合好，就会有一大堆石块堆在隧道中的轨道上，这时我们就辛苦了，把３０公斤、４０公斤的大石块举到齐胸高，掀入翻斗车，有时一个人搬不动就两个人合力来搬。大石头处理完了，再把小石头铲进翻斗车，把轨道周围清理干净。有时巨石卡在漏斗洞口，还要使用撬棍来撬。部队发的很厚的帆布手套，１、２天时间，手套的１０个指头就都磨破了，但新手套一个星期后才发，只能带着破手套干，我的双手被石头划破的伤痕少说也要有几十处。手套虽然破了，但是一定要带着，因漏斗滚下来的碎石常常打在推翻斗车时的手背、手腕上，手套可以起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即使是带着手套，手背、手腕、小臂上也常常是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头倒不用害怕，因为带着安全帽，挺大的石块砸上去也不过是震一下。
翻斗车推出隧道后一定要加速推，否则后半段的上坡就推不上去了。如果碰到推不上坡的情况就得请推别的翻斗车的人来帮忙。翻斗车推到尽头就会卡在那里，这时估计车中石头的重心在哪边就往那边翻转车斗，石头就滚落入山谷中。有的时候大石块卡在车斗里，翻不下去，这时就要拿撬棍去撬，但要特别小心，不要把自己也撬到山谷里去了。还有的时候车里装的石块重心居中，向左、向右都翻不动，这时就要推车的人从左边或右边扒到翻斗边，大力晃动翻斗，但更要小心，不要让自己同石块一起翻下山谷，别的系的同学就有这样翻下山谷去的。
更大的危险还是存在的，解放军战士手砸伤后到医院被锯掉手指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事故我印象最深，当时我们上夜班，工地上灯光照得雪亮。我推着装满石块的车刚出隧道，就见前面２０多米外的另一辆车由于装的一块石头太大、重心太倾斜翻倒了，大石横着向左边滚过去。这时在左边，大石滚动的前方有一个很年青的解放军战士站立着，一个长得很漂亮的解放军战士，大石向他滚去，他就向后倒退着。不幸的是，一个废弃了的倒扣着的翻斗车挡住了他的退路，这时他如果向他的左方或者向右方迈一大步，或者坐上废弃的翻斗车把双脚高高地举起，都可以化险为夷。但是这个战士慌了，惊呆了，双腿紧紧地靠着废弃的翻斗车一动不动，我眼看着大石头慢慢地翻滚着靠在了他的腿上，他双腿就这样被轧断了。事故过后这个废弃的翻斗车被搬走了。
６４１有一位男生是我们数学系篮球打得最好的，长得也很帅。他是在隧道的上面、从漏斗上往下滚石头的，劳动环境比我们隧道里好，危险性也小很多，但是偏偏是他出了大事故。是不是他粗心大意，未带安全帽？当他下到山上的漏斗里往下捅石块时，被斜坡上滚下来的一块石头击中头部，送到医院去抢救。这次劳动锻炼全部结束后，我们回到科大不久，他也从医院回来，在操场旁边的路上，跟我打招呼，我从心底里庆幸他能够康复。但两、三个月后又见到他，我就发觉不对头了，他的脸发胖了，行动也迟缓了，笑起来时带着一点傻样，这次事故给他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他家是天津市的，毕业分配时他被照顾分回了天津市。
修战备铁路的劳动是辛苦的，但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怨言。对于我来说，说句心里话，自己活了２０多年了，没有给社会做出过什么贡献，这次能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做一点事，为战备做一点贡献，是完全应该的。全班同学，没有哪一个人是弱者，个个是精兵强将，明显地比工程兵新战士强得多，和老战士相比不相上下，据说，支左部队的首长对我们这些修铁路的大学生赞不绝口。那时，相邻的工地已经在大量地使用大型机械设备了，所以，如果说还有什么怨言的话，那就是本来用大型机械设备几个钟头、几天就能干完的话，却要我们用人力蚂蚁啃骨头，长年累月地这样干下去。
支左部队对修铁路的科大师生的生活上的照顾是考虑周到的，粮食定量增加了，肉吃得也多一些了，油水比在学校时要足得多了。有一次吃绿豆粘糕，食堂做多了，第二天中午还吃，可能是绿豆变质了，结果很多人食物中毒。我由于贪吃，多吃了一块，结果肚子疼得比其他人更厉害。部队派了一辆卡车来拉食物中毒的人去医院，由于在食堂里当大师傅的都是东方红公社一派的人，那时派性还相当严重，所以延安公社的人就鼓动大家上车，而东方红公社的人就从卡车上往下拉人。我是两派都可能争取的对象，延安公社的喊我爬上车，东方红公社的就在车下叫我：“罗海鹏，你凑什么热闹，下来，下来。”我这时忽然非常难受，赶快爬下车来大吐特吐，把吃的所有的粘糕都吐出来了，身体一下子轻松了，全好了。龚昇老师在一旁夸奖我：“你身体真好。”我奇怪他为什么这样讲，就问：“为什么？”他说：“你能够靠自身的力量把身体内的毒素吐出来，所以你身体好。”
劳动之余，大家就在帐篷里打桥牌、聊天，我有时背上手风琴，到外面很远的地方去拉，因为劳动是四班倒，任何时间都有人在睡觉，不要由于手风琴声影响了别人休息。我们的帐篷前有一棵大枣树，这在到处都是岩石，连草都很少生长的山坡上确实是一个突出的景观，我们每顿饭都是在这棵大枣树下吃。有一次吃饭时，一个华罗庚的研究生抱着这棵大树感叹地说：“这棵大桑树，能养好多的蚕啊！”引来大家哄堂大笑，这个华罗庚的研究生怎么连枣树和桑树都分不清楚。
那时洗衣服都用洗衣粉，我的手平常没事，但一泡进洗衣粉水里才发觉，到处都是伤口，钻心地痛，何琛老师的爱人刚好走过看到，就过来帮我洗衣服。我们那时候洗头都是用肥皂，当时有一种新产品——洗头膏，像香肠一样串在一起，洗一次头用一管儿，龚昇老师就用它，并且向我们极力推荐，他在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到最底层时仍然对生活充满信心，甚至很时髦。那时气候偶尔也会很恶劣，山上有时会刮很大的风，有一次刮风竟把我们的帐篷吹跑了。
洗澡是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洗，具体是什么情况现在都忘记了。只记得有一天小夜班后我们去洗澡，半夜时分，那地方除了站岗放哨的解放军外，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刚洗完澡，我们发现了旁边有一个１０多平方、２０多平方的水池，蓄满了抽上来的清水，不知谁一声令下，张京、我、还有几个人都跳下了水池去游泳。站岗的只有一个年青的解放军战士，他想拦但未拦住我们下水，待他看清楚我们一个个都是光着身子在水里游时，就不再训斥了，而是站在池边，一边看一边笑。
星期天休息时，大家有时到周围的风景区去玩，有去上方山云水洞的，有去房山和良乡之间的一个水下洞的。这个水下洞要游着泳进去，刘复华他们几个人去了，洞内有一些古老的石刻，记录着几百年以来的地下水文资料，据当地的老人讲，世间无论碰到多么严重的旱灾，这洞内的水都是丰沛的。上方山云水洞、周口店山顶洞人纪念馆我以前都去过，因此我和几位同学仅去了周口店和房山之间一个喀斯特岩洞。我们是戴着安全帽、打着手电筒进去的，洞口很小，但很深，人能够行走的通道也常常是很小的，很多时候是要匍匐着爬着走。有时候安全帽也碍手碍脚，使你看不清楚，不得不摘下来，结果一不小心，头撞到上方一个钟乳石上，流出了血。劳动这么多天头上也没有挂彩，钻了一个山洞就头破血流了。
从我们住的帐篷往西北，翻过一个山坡就是正在建设的东方红炼油厂，我和谢韦克一起去过几次。它建在山中间的一块平地上，整个空间都布满了管道，真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工厂。工厂周围都是高山，如果战争来临了，敌人要想炸毁这个工厂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据说，工厂在废水处理中作假，在周总理视察到达前的１０分钟，把金鱼放进处理过的废水中，周总理看后很高兴，夸他们三废处理工作做得好，待周总理走后，半个钟头之内，这些金鱼就纷纷死掉了。
直到我们快离开时，谢韦克和我才发现一条溪流，我们有一次曾沿着这条溪流向上走，有一个水坝，拦截了一个几百平方米的水面，有一些像大学生一样的人在那里游泳。再往前走，景象回异，岩石秃岭荒山没有了，代替的是绿树葱茏的土山，溪水就从山间淙淙地流出来。
３４年一晃就过去了，当年修的这条战备铁路，现在成了北京人到拒马河、十渡、野三坡旅游的必经之路了。
每次跟我父亲讲到修这条战备铁路的经历时，他都显得非常感兴趣，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年８６岁了，大病了一场，我有意跟他多聊聊当年战争年代的事情，这才知道，他年青时也在我修战备铁路的更西更北的深山大沟里，度过了７个难忘的年头。１９３８年我父亲在八路军一二○师，党中央决定让萧克副师长带一批骨干力量组成一支新军，去开辟一个新的抗日根据地。萧克副师长点名让我父亲跟随他去，并建议我父亲到新区当宣传部长，获得了一二○师军政委员会的通过。这支新军就是后来的八路军挺进军，到了平西（北平西面）的大山里开辟抗日根据地，萧克任司令员，司令部最初就设在永定河的一条支流——清水河边的斋堂附近。整整七年，八路军挺进军就在这平西的深山大沟里和日寇、伪军对峙、周旋，最后形成了四面包围北平的局面。当年在平西成立了冀察热抗大分校，校歌的词、曲都是我父亲写的。当年的小学员张志民现在已经成为我军著名的军旅诗人了，直到现在他仍然能够完整地唱出我父亲编的这首抗大分校校歌。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向前挺进，挺进向前，背靠着雄伟的宝塔山，面向着古都的大平原。听拒马河流水在咆哮！看燕云山巨影在绵延！奋斗、牺牲、学习、锻炼，冀察热的优秀儿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新中国的一代青年！向前挺进，挺进向前，脚踏过卢沟桥的石栏，身冲出天下的第一关。听黑龙江流水在欢笑！看我们的旗帜迎风招展在鸭绿江边！
◇ 做工人师傅的驯服工具
1．走后门的也有好人
１９６６年６月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约一年了，而在这一年里，我过去十几年、廿年形成的是非观念很多都被动摇了。
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毛主席曾说过：“走后门的也有好人。”〔华注：毛的这句话是七十年代讲的，不是６６年后的一年里讲的〕讲这句话的背景是，当时城市的中学生毕业了都是上山下乡，部队的子女和部分干部的子女能走后门的就都走后门去当兵，有人告状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回答的就是上面的那句话。
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本意大概是不愿意再继续打倒这些走后门的干部，他的目标是指向刘少奇的。但这句话传出去后让人们理解成：走后门是对的，而让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更加光明正大地、大规模地去走后门。
毛主席的这句话和其他许多的文革新生事物混淆了是非，动摇了我们多年来形成的人生信念。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环境下，很多这样的本来看似错的，在当时给出的结论可能就是对的；本来看似对的，结论可能就是错的。
2．科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
我在同班同学谢韦克的介绍下偷偷地看了苏联当代作家科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后来还看了这个作者的《你到底要什么？》。现在回忆起来这几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比较真实地、及时地反映了苏联当代社会状况，工人、知识分子、艺术家、领导等各阶层各方面的状况，对我们了解苏联有很大帮助。
谢韦克是研究这几本书的专家，书中有几个故事并行发展，它们是如何交叉相关联的，有哪些主要人物，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的事件有哪些，他都研究得一清二楚。
谢韦克也想模仿着科切托夫，写一本真实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状况、生活状况、环境状况的小说。但这事想象起来经常是非常美妙的，真正动起手来才发觉完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谢韦克几次想动笔，后来都搁浅了。
3．做工人师傅的驯服工具
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先是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起来造反，然后刘少奇派了工作队，再然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撤了工作队，充分相信群众自己闹革命，支持学生中产生的红卫兵运动，然后又镇压红卫兵运动，派出工宣队压制学生。在这样翻来覆去的形势下，我却离运动越来越远了，是非不辨，成了一个逍遥派。
工宣队进驻学校了，大喇叭里天天在批判刘少奇。而我却不闻不问，也不去深入思考，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怕思考出什么新鲜的问题，把自己思考成一个现行反革命。
工宣队组织开会，我和谢韦克没当回事，出去玩了。回来后让管我们班的工人师傅捉住了，责令我们写检查。我对谢韦克说：“你都可以写长篇小说了，这个检查就由你来写吧。”谢很快地写出了一个检查，我看了一下，签上名，交给了工宣队。
没想到这个检查捅了大漏子，第二天工宣队找我和谢韦克谈话，严阵以待的不仅是我们班的工人师傅，而是喊来了一群工人师傅围着我们俩，如临大敌，像要把我们吃掉一样。好不容易我们才搞清楚，原因是谢韦克检查中的最后一句话，“今后要老老实实地做工人师傅的驯服工具。”当时广播里整天都在批刘少奇，批刘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批这本黑《修养》中的最主要的观点“甘当党的驯服工具”的“驯服工具论”。我和谢韦克当时都没有好好学习，广播中天天喊的“驯服工具”，我们都听得挺熟，但是都没有搞清楚做“驯服工具”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被一群工人师傅包围在当中，我们才真正知道了“做驯服工具”是错误的。工人师傅认为我们是在为刘少奇鸣怨叫屈，含沙射影地为刘少奇翻案，而且我们的检查中不提“工人阶级”而提“工人师傅”，是对工人阶级占领学校这个上层建筑舞台不满意，让我们再一次写出深刻的检查来。
那个时候是工人师傅领导一切，我们班的这个工人师傅姓焦，完全是一个北京油子，很会讲话。认真分析起来他们原来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后来不过是没有考上大学，或者没有考上高中而早几年分在了工厂里工作，但在现在的政治形势下，他们成了觉悟最高、水平最高、领导一切的人了。
过了一段时间，焦师傅被撤回去了。其他的工人师傅说他是个坏蛋，究竟是怎么个“坏蛋”我也没搞清楚，反正是他被拉回厂里接受批判去了。
◇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文化大革命产生了许多新的概念、新的提法、新生事物，“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是一个新的提法。由于它缺乏生命力，没有留传下来，现在的年青人大约已经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文化大革命打倒了百分之七、八十的领导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把这些干部的子女也推向敌对的一面，那就打击面更大了，树敌更多了。因此，毛主席就说，要争取、团结这些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子女，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句话的来历。
校一级的军宣队召集了全校各系几十个学生开会，我和谢韦克也被叫去了。一进会场，熟悉面孔挺多，都是干部子弟；有些不熟悉的，但从打扮、行为看得出来，他们也是干部子弟。这次会议，校军宣队领导讲话的大意是，你们的父母虽然是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打倒了，但是你们是可以和他们划清界线的，毛主席、中央文革、军宣队仍然是相信你们能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的。
散会回来的路上，谢韦克大为不满，认为会议找错了人，不应该喊他来开这个会。谢韦克是烈士子弟，他父亲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前就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牺牲了，他每个月都去领８元钱的烈士子女抚恤金。而我的父亲在广西工作，当时广西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刚成立，他被任命为筹委会的副主任，因此我们俩都不应当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不过我还是想得开，工宣队、军宣队的工作粗糙、走形式主义、主观臆断，这样的事例我已是经常地看在眼里了，值不得为这个生闷气。而且我知道我父亲这个革命的领导干部是动态的，今天是革命领导干部，明天就可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我劝谢韦克不必认真，不用生气，虽然参加了这个会，他父亲仍然是革命先烈，我父亲仍然是革命干部，我们都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们国家骑在老百姓头上搞花架子、走形式的事情太多了，文革中是这样，文革后也依然是这样，越到基层越是这样。
◇ 西望延安情万种，东方红日寿无量
文革中有一个时期搞大联合，就是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不要斗来斗去了，大家的共同敌人是走资派，是刘少奇，现在刘少奇已经打倒了，大家应当在革命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军宣队就把学校的两派——东方红公社和延安公社联合了起来，一碗水端平，成立了联合的、统一的校革命委员会。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了大联合的大会，郭沫若校长也参加了，他是不是校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或成员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当场念了一首七律作为大联合的贺词。贺词中有两句是：西望延安情万种，东方红日寿无量。
这两句一句提延安公社，一句提东方红公社，粗一看是一碗水端平的。实则不然，“西”是什么？“西”让我们联想到西方、腐朽、反动、黑暗；而“东”是什么？“东”让我们联想到“新生力量”、“旭日东升”、“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而且解释这两句诗就是：向西遥望延安，感情万万千千；而东方红的太阳寿命是不可限量的。因此，从这首诗里可以明显地看得出，郭沫若不是一碗水端平的，他是倾向于东方红公社的。延安公社的人听到这首诗，哑巴吃黄连，讲不出话来；东方红公社的人听到这首诗，欢欣鼓舞，高兴异常。
郭沫若倾向于东方红公社是有原因的。他的女儿郭庶英当时在科大，是高年级学生还是老师我忘记了，是第一司令部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第一司令部诞生不久很快就走下政治舞台，经过一系列的演化过程，学校最后形成了以贾志斌为首的东方红公社、以黄英达为首的延安公社两大派别。记得有一次在礼堂的舞台上，郭庶英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原一司的各系的头头的秘密会议，陈延子（科大一司的头头）也参加了，总的精神是要求大家回去要支持东方红公社。那么，郭庶英在家里也会向她父亲灌输东方红一派的观点的，郭沫若是会倾向于东方红公社的。
我那时人是浑浑噩噩、是非不分，只要火不烧到自己头上，尽量离得远远的，即使郭庶英交待的工作，我也不会去执行的，哪一派我都不会支持的。
但我和谢韦克议论过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要反修、防修，探索一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新路子。谢韦克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毛主席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我说打倒刘少奇还不容易，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人民都会支持他打倒刘少奇的，用不着这样兴师动众，搞这样一套深刻的革命理论出来。谢韦克认为不是这样，他认为不是从基层、通过宣传造舆论，而仅仅在党中央的委员会上投票选举，那么被选下去的就不一定是刘少奇，甚至可能是毛泽东。谢韦克初中是北京育才学校的，高中我在一零一中时有很多从育才学校（该校无高中）考来的同学，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几乎个个在政治上都很成熟。谢韦克的社会关系特广泛，整天在北京城里的许多干部子弟的家中窜来窜去，知道很多的内幕消息。
那时候我还很佩服北京大学一个叫王海治的学生的政治敏锐力，他家住在中南海，后来他的妹妹和汪东兴的儿子谈恋爱。文革之初他拿起笔作刀枪，冲锋在最前线，我去北大时，常看到他的大字报。但很快他就偃旗息鼓，退出运动了。工宣队进校找他谈心，他竟然敢老老实实地掏出自己的心里话，他怀疑江青在搞反革命政变，因此不愿意跟着中央文革再搞下去了。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个工宣队的师傅竟然同情他，没有批判他，也没有揭发他，帮他包住，只是让他不要再对任何人讲这些话了。这是发生在１９６７年江青最红的时候的事情〔华注：工宣队是１９６８年７月后才进驻大学的，６７年还没有工宣队这个名词〕。
郭沫若在文革之初曾经说，他过去一生中所写过的所有东西都是错误的，都是坏东西，都应该烧掉。他在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个儿子郭世英文革初混乱时被造反派抓起来，他的夫人于立群让他向毛主席或周总理求一下情，他也不敢，甚至恰好他有机会见到周总理但都没有敢提这件事，结果这个儿子被打死了。但从科大大联合郭沫若的赋诗来看，也不能说他是没有家庭的亲情的人。所以我看郭沫若的政治敏锐力连谢韦克和王海治都不如，他如果能真正地分析清楚形势，在文革之初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表示和刘少奇划清界线，甚至揭发出刘的一点什么事情，上纲上线，他的境遇也许就会好得多，他就不用说他的作品都该烧掉，他的地位就不会那么岌岌可危，他的儿子也许就不会被整死。但这个曾经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的郭沫若，说阅历有阅历，说深度有深度，难道还不如两个青年学生谢韦克和王海治，看不透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吗？也许并不是这样的，对历史和社会有着深刻研究的郭沫若应该是洞察一切的，我猜想他也许是不愿意通过攻击别人来抬高自己在文革中的地位，不愿意踩着别人的尸体爬上能够挽救自己的悬崖，而这时唯一能做的就是从最根本上检讨自己、否定自己。
◇ 学校的大礼堂
大礼堂在学校的南区，图书馆的背后。刚上大学时好像在里面开过会，也看过电影，后来就很少去了。大概是自己的礼堂太小了，后来看电影都是到隔壁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的礼堂去看的。学校礼堂周围的那一片地方像小花园一样，布局很精巧，风景很优美，但同学们也很少去那边。
1．小红练唱歌
有一个教职工子弟是弱智青年，叫小红，大约也有１８岁了，经常在学校里走来走去，学雷锋，做好事，刘达书记好像表扬过他。他跟大学生们聊天，让大家出主意，看他将来能干什么。大家看他爱唱歌，有人就说：小红，你练唱歌吧。后来，礼堂前面小花园的树丛里，就经常见小红在那里练声，由于弱智，他唱得不怎么准。
2．在大礼堂的舞台上排演《长征组歌》、《祖国颂》等
文革中我参加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宣传队里拉手风琴。那时，经常在大礼堂的舞台上排练节目，比较大型一点的记得有《长征组歌》、《祖国颂》等等。排练好后，也在大礼堂里正式演出过，反映还挺好。记得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常庚哲老师，他对我说：“你们的演出很好，很有水平。”我说：“你肯定不会注意到我们这些小伴奏员，你注意的是男生独唱、女生独唱。”他说：“对，对。”我问他：“你是否觉得我们的演出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水平是一样的？”他说：“一样的，一样的。”我告诉他：“我们独唱的最高音和中央电台播出的相比，还差着好几个音呢。”他说：“那真听不出来。”
3．大礼堂的幕布被偷
大礼堂舞台上的幕布，是紫色天鹅绒的，重重的，坠坠的。文艺演出时，要拉幕、合幕很多次，这是一个体力活，我在文艺宣传队时也常常被分配干这个体力活。大幕拉上了，观众们静静地等着，幕后的舞台上，人们跑来跑去，匆匆忙忙地更换着道具。幕布微微地抖动着，紫色的绒面反射出似乎很高贵的色彩。
但是，这两大块幕布有一天忽然不见了，被无声无息地偷走了。把幕布从大礼堂的屋顶上拆下来也要费一番功夫的，这两块幕布至少有几百斤重，把它们扛出学校，一、两个人是做不到的，这得是一个计划很周密的团伙干的。据说事后侦查也找不出任何痕迹。
4．在大礼堂里宣布：安庆的桂花鱼0.20元/斤
我已经很少参加学校召开的大会了，但鬼使神差，学校动员搬迁到安徽安庆的会议我破天荒地参加了。还是在这个大礼堂里，舞台上已经没有幕布的大礼堂，校革委会的头头们坐在主席台上，报告了他们为了搬迁出去考查的结果。
有一个点是广西桂林。广西的韦国清当时是很红的，文革之初听说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向毛主席保过他。在中央文革戚本禹最得意的时候，韦国清发牢骚说：“戚本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会写几篇文章，如果让他到某一个省当省委书记，保证他干不下来。”当时说这种话是非常危险的，无论你当多么大的官。但过了大约一年多时间，倒下去的不是韦国清，而是戚本禹。当时学校里传说，韦国清是欢迎科大到广西桂林的，但根据我后来在广西工作的体会，韦国清同黄塞阳之间的斗争（见“绞死黄赛阳”），我认为当时韦国清不可能接受科大到广西来。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安徽。安徽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是李德生，１２军军长，当时正是最红的时候，他愿意接受科大到安徽去。学校的搬迁考查组考查了安徽的几个点，其中特别讲到，安庆靠在长江边，活的桂花鱼仅０．２０元/斤。现在在我们广西，草鱼５元/斤，桂花鱼２０元/斤，桂花鱼的价格是草鱼的４倍。１９６９年时，北京东单、西四的菜市场里有草鱼卖，大约１．２０元/斤，活的桂花鱼在北京没有卖，如果有卖按我的推算就要５．００元/斤。安庆活的桂花鱼仅０．２０元/斤，那真是太便宜了。我记得讲到这个鱼的价格时，会场上是轰动了一下。当时是已经决定了要搬迁到安庆，还是在征求大家的意见，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最终是学校搬到了安徽的安庆。
◇ 八宝山的回忆
八宝山在北京的正西，长安街、复兴路一直出去，它距天安门广场约１５公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在八宝山的东南坡下，呈长方形，占地约１０００亩，从学校东北角的后门出去，约１０分钟就可以爬到八宝山的山顶。
我在十多年前上小学时就经常去八宝山玩了，我上的那个小学是北京十一小学（后改为北京十一学校），大概是解放军总政、总参办的，它在科大的东南，步行约１０分钟就到了。
八宝山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小时候我可以数出八宝山的八宝是哪８个，但现在都不记得了。小学时的八宝山有很多酸枣树，每到深秋，我们都到山上摘采酸枣。它虽然很小，但是又酸又甜，味道比大枣还好。
小学四年级的夏初，同学中兴起了养蚕热，学校里的几棵小桑树的叶子很快就被撸了个精光，我们班几拨养蚕的，都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我平时去八宝山玩时就注意到了，在一个山凹里有一片桑树林，而且每棵桑树都是很大的，我想它们的叶子肯定不会被撸光，因此就自告奋勇，帮助大家去采桑叶。利用中午午睡的时间，我就上了八宝山，山谷中空无一人，天气又闷又热，我爬上树，摘采够得着的树叶，很快就装满一书包，背回了学校。班上几拨养蚕的人都高兴得要命，这些桑叶够我们班的蚕吃好几天。
还有一次，我在八宝山上玩，看到了几只白蝴蝶在飞舞。我一眼就看出了这几只蝴蝶和普通的白蝴蝶的不同，它们比普通的白蝴蝶大，白中带一点浅灰或浅黄的颜色。最奇怪的是，它们的翅膀后部都带有尾巴，象我以后在南方看到的大蝴蝶那样。我想捉住一只，就脱下衣服，追赶上去。这些蝴蝶和一般的蝴蝶行为也是不同的，它们一直在飞，没有象普通的蝴蝶那样落在野花上休息，偶尔在草地上停一下，也是象蜻蜓点水一样，一下子又飞起来了。这些蝴蝶经过我几次赶上去用衣服扑打后，它们终于摆脱掉我，飞走了。
大学时的八宝山已和我小时候记忆中的八宝山完全不同了，酸枣树一棵都没有了。以前荒山秃岭的景象不见了，松树很多，有一些巨大的岩石，形状很奇特。山脊上有浅浅的南北走向的沟堑，很明显是多年前人工挖掘的，我猜想它们是解放战争平津战役时国民党傅作义部队为防御解放军的进攻而留下的痕迹。山的西北面平缓处，形成了一大片墓地——万人公墓。
八宝山的南面缓坡、科大的西边是一大片桃园，有几户农民的住房散落其间。我和同学张京曾去那儿的农民家里用粮票换红薯，我们喜欢吃点儿新鲜的红薯，农民喜欢用这粮票到粮店里买玉米粉。那时候我们的粮食供应是７０％的玉米粉、２０％的面粉和１０％的大米。同班同学董亦农的名字本来叫董一龙，在革命化、学雷锋、亦工亦农、劳动锻炼等当时时兴的舆论的感召下，他改名为董亦农，并身体力行，经常到学校背后、八宝山坡下的农民家里去劳动，无偿地帮农民干活儿。桃园的最南端，路边上，有几棵巨大的银杏树，高高地耸立着，树龄肯定有千年以上了。
也是在八宝山的南面，桃园的西边是八宝山烈士陵园。清明节，北京市的学校常常组织学生来扫墓，我从幼儿园到大学，都不记得去过多少次了。葬在这里的最大的人物是任弼时，他的左边稍小一点的墓是张澜的，瞿秋白的墓也在这里。我的很多同学的父母都葬在这里。文革前，通往八宝山烈士陵园的复兴路上，偶尔有数十辆、上百辆轿车排着队走，去八宝山送葬，又一位老革命去世了，这在当时是在别处很难见到的景观。
文革中连死人也不放过，很多死人也被揪出来打倒了，八宝山经常有人去挖坟、砸碑，烈士陵园后来干脆就锁上陵园大门，不让任何人进去了。但陵园北边的边角处，靠着八宝山南坡的一堵墙已经崩塌了一块，人可以随便跨过去。我和谢韦克就经常从这个缺口跨进去散步、聊天，议论双方所熟悉的同学、他们的父母，议论文革，分析时势，不怕被人偷听到。
有一次翟继新来找我，他是我初中八一学校和高中一零一中的同班同学，我也带他从背后的缺口进烈士陵园坐在一个先烈的墓边聊天。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是战友，他初中时是我入团的介绍人，学习也非常好，特别是政治这门课，但高中时就有点落下去了，后来竟然没有考上大学，分在北京郊区一个学校当政治课教师。文革中他成了该校“联动”（主要由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群众组织，后被中央文革定为反动组织）的头，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进监狱，每天仅给2个玉米面窝头吃。他告诉我，中学同学王楚涛、陈英等人在哈尔滨军工，因贴江青的大字报，均被关进了监狱。使我想起同学谢韦克曾经告诉过我，监狱里关了很多“联动”分子以后，江青曾假惺惺地到监狱里去看望，这些小孩就象当年被国民党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一样，壮怀激烈地合唱用毛主席的词谱写的歌曲：“我失骄杨，君失柳，……”
八宝山的后面是万人公墓，再往后是老人山，老人山上有个骨灰堂，这是平民百姓的骨灰堂。文革中，老人山上修了摩托车赛道，有一次散步，我和谢韦克刚好看到摩托车队在赛道上练习，那时很少见到这样的场面。
八宝山的北边是一条旧河床，永定河在解放前是被叫做无定河的，估计这就是它的一条河道。再往北是大片的葡萄园。记得有一次正在学校的游泳池中游泳，天上忽然下起了冰雹，把人打得生疼，这样大的冰雹在北京是很少见的。学生宿舍，凡是开着的窗户玻璃都被打烂了；长安街上，很多街灯也被打烂了。科大的邻居葡萄园来人求救，说很多葡萄被冰雹打落在地，请我们同学去帮忙捡一下，抢救得及时还可以用来做葡萄酒。我也去帮忙捡葡萄，一边捡，一边吃。后来不吃地上的了，专吃藤上长得最好的，地上的全捡到筐里交上去。回到学校后马上拉肚子。
回想当年，我和谢韦克在傍晚时也经常背上手风琴、带上口琴，上八宝山去演奏。坐在山间的大石头上，迎着清新的微风，演奏着我们在校园里不敢演奏的心爱的歌曲，不怕被任何人听到，这真是一个惬意的时刻。
◇ 文革中的十三陵印象
与其他高等院校相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距十三陵更远一点。不过远虽然远，文革这几年我还是去过很多次。
1．规模宏大的明代墓葬群
十三陵在北京的北面，它的西面是虎峪山，北面是天寿山，东面是蟒山，面积约４０平方公里。在明朝时这块地方是被围墙围住的，老百姓误入其中就会被抓起来砍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２０、３０公里长的围墙到现在已荡然无存，甚至不见一丝一毫的痕迹。
这里埋葬着明代１３位帝王、２３位皇后和众多的嫔妃、太子、公主、从葬宫女等，是世界上保存较为完整和埋藏皇帝最多的墓葬群。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建于１４０９年，是十三陵最早建的一个陵墓，它的背后是雄伟的天寿山。
2．公共汽车可直达长陵
从德胜门外坐公共汽车可直达长陵，时间约２个小时，一路上可以让你看到各种风光，领教到十三陵的宏大规模。
北京到昌平约４０公里，出昌平再往西北，就接近十三陵园区了。首先见到的是一个石牌坊，这石牌坊５门，高１４米、宽２９米，雕刻了１６只狮子和１６条龙。再往前走约１公里，就到了大宫门，这就是十三陵的正门了。大宫门现在只剩３个门洞了，原来围住４０平方公里的围墙就是从这里向东西两个方向展开的，现在围墙已不见任何踪影。再往前５００米是一个碑亭，内有一个巨大的乌龟驮石碑。同学谢韦克说，这不是乌龟，而是传说中海里的一个类似龟的兽。
碑亭的后面，在１公里左右的公路两边出现了一组石雕群，左右同样的石雕同时出现。先是石兽，有狮子、獬豸、骆驼、麒麟、马、象，共２４个，一半站立，一半跪卧。接下来是石人，共１２个，武臣、文臣、勋臣各４人。我们在这些石人石兽旁边照过很多相，记得那个站立的石象光溜溜的，很难爬上去，要踩着一起去的同伴的肩膀才能爬上去照相。现在这些石雕已不让靠近了，更不要说爬上去了。石雕群最后是棂星门，再往后３、４公里就到了长陵。
长陵是最大的一个陵，但到现在还找不到墓口在哪里。我就有些奇怪，现在的科学技术这么发达，为什么还找不到墓口？有一种说法是保存这些地下宝藏的方法还不行，因此暂时不把它们挖出来。
3．十三陵水库
过了石兽石人像，向右手拐，就可以到十三陵水库了。十三陵水库是大跃进的产物，它由于国家所有的大领导都来这里劳动过而闻名。但听说大坝的地质条件不太好，水是慢慢渗漏的，因此十三陵水库不太容易蓄住较多的水，库区面积很大，但有水的面积常常很小。
在十三陵水库游泳是一件挺舒服的事情，水很清，水面挺宽阔，而且没有什么人在那里游。从大坝游２００、３００米可到一个小石岛，岛的后面一般也没有多少水了。在岛上休息一会儿，再游回到大坝边。
水库的水一般很平静，但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由于有较大的风，大坝边浪很大，同去的有些人已不敢下水游了。我还是很大胆，仍然游到了小石岛上，再游回来。
还有一次是和董亦农还有他的中学同学一起去的。那一天十三陵水库蓄的水非常多，水面宽阔，风平浪静。我们游到了小石岛后很远的地方，记得水库岸边浸在水中的水草上布满着成千上万的鱼的受精卵，使我们感受到了鱼的传宗接代能力的强大。
一边游，一边还和董亦农、他的同学在水中聊天。他的同学未考上大学，不是由于学习不好，而是在写高考的作文“论又红又专”时，别出心裁，说只要“红”就可以 了，“专”可以完全不要了，还是说只要“专”就可以了，“红”可以完全不要了，因此未能考上大学，这个人也真敢拿自己一生的命运来开玩笑。
4．景陵围墙之洞
在文革那个年代，定陵已经挖掘出了地下宫殿，但那时不开放，怕红卫兵去造反，砸烂地下的什么东西。那时开放的仅有长陵，去多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长陵的东边约１公里处是景陵，景陵到现在也未开放。但当年我和谢韦克却去过那里。
那地方很荒凉，当时完全没有人烟，我记得树都很少，也没有庄稼，满眼都是像戈壁滩一样的平地。但我忽然看到了生动活泼的东西，一个屎克郎滚动着一个和它一样大的牛粪蛋，屎克郎的长腿飞快地倒腾着，屎克郎和牛粪蛋两个黑球在沙砾地上同步飞快地奔跑滚动着。这是我有生唯一的一次看到屎克郎滚屎球。
景陵的大门紧锁着，高高的围墙没有任何破损的痕迹，我和谢韦克在围墙外溜了一回儿，也没有找到进去的办法。这时忽然发现一处围墙下面紧贴地面有一个洞，狗是 肯定可以钻进去的。我们走近去观察，觉得人也是可以爬进去的，于是我在前，谢韦克跟着，我们就爬进了这个围墙下的洞。爬到了这个洞里，才感觉到这个围墙是相当厚的，这个洞大约有２米深。
进到景陵的园子里，看到的是一园子的荒草，几十米外是一个高台，有庙宇一样的房子立在上头。这时我忽然感到非常恐怖，回想刚才钻进来的那个洞，是方方正正很整齐的一个洞，它绝不是猫、狗或野兽扒出来的，一定是人挖出来的。而什么人才会挖这样一个洞在这里？那肯定是土匪、强盗。再进一步推测这些歹徒住在哪里？ 那他们很可能就住在景陵的庙宇里。因此，我们再不敢向前走一步，匆匆忙忙地沿原路退回，爬出了墙洞，一颗怦怦跳动的心仍久久不能平静。
5．杏树林与天寿山
１９６７年的４月，我和谢韦克又去了一次十三陵。我们从长陵和景陵之间向东北走，进入了一个大面积的几乎没有边际的杏树林。在东北方向上，天寿山就在不远的前方，山的形状非常雄奇优美。两座山峰之间有一个豁口，我们想走到那个豁口处翻过去，看一看山背后的景象。
我俩走在大片的杏树林里，周围安静极了，仔细看，杏树的树枝上都结满了青杏，不仔细看，以为都是树叶，让我们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似乎没有烧到这个地方来。忽然看到一只松鼠跳出来，我急忙追上去，不过这松鼠灵活极了，三跳五窜就无影无踪了。
走了４０多分钟，杏树林也未走尽，山也未走近。不过看到了山的半山腰上有一块突出的岩石，岩石上站立着一只老鹰。这景象使我想起了一个作家的佳句：一只苍鹰停留在巨大的岩石上，用嘴巴梳理着羽毛，拍打着翅膀，锐利的双眼注视着前方，准备着作更高更远的飞跃。
算算走到山脚下再爬上两山之间的豁口处时间可能不够了，我和谢韦克决定往回走，并决定明年杏熟的时候再来一次。早点来，一定要爬上两座山峰之间的豁口处，沿路还可以摘一些杏吃。
１９６８年的５月份，我和谢韦克，还有张京，还有来自广西的我弟弟罗海鸿，又来到十三陵，从长陵和景陵中间向东北方向拐上去，进入了杏树林。树上的杏好像已经被摘光了。走到一块林间的空地，我说在这里照照相，把这个天寿山的雄姿照下来。这时忽然人声鼎沸，四面八方都是奔跑声、呼哨声，一下子冒出２０多个人来把我们围在了中间。领头的指责我们是偷杏的，我们辩解说我们没偷，我们是想走近后面那个天寿山去看看。这群人中一个军师模样的人在领头人耳边轻声讲，这些人不像小偷，领头的就同意了放我们走。我们还想往天寿山方向走，对方像两军对擂、坚守阵地一样，一步都不允许我们再向前走，这次十三陵天寿山之行就此打道回府。
◇ 请关肇直座谈与批判华罗庚（回忆高建国同学）
1．一起演出文艺节目
高建国是班长，上海人，长得高高大大，实际上年龄在班上可能是最小的。他也喜欢文艺，在班里的文艺演出中，我曾跟他合作过两次。一次是男生二重唱，唱的是解放军文艺汇演中的一个大合唱《前进吧祖国》中的独唱部分。这是很好听的一首大合唱歌曲，完全可以和《祖国颂》相比美，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没有人唱了。高建国的音域很高，我唱C调高音的“５”觉得很艰难，他却唱得很轻松。还有一次，我跟他（或者也许是邵燕华）用口琴二重奏《在太行山上》，我吹的是重音口琴，按合唱中第二声部的方式来吹，演出后女同学钱俐珍夸奖我们这个节目有水平。
钱俐珍很有文艺细胞。她跳舞跳《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跳得很有水平，是不是我用手风琴伴奏的我已经忘记了。钱俐珍用琵琶自弹自唱苏州评弹：我失骄杨，君失柳……，也唱得好极了。
有一次我拉手风琴，高建国上来问，会不会拉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那个曲子，我就拉“花儿为什么这么红”给他听。没拉两句，他笑着点头，然后就赶快摆手，让我别拉了，那时这首歌已被定成是黄色歌曲了。
１９６４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还未公演，上级领导要求删掉其中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么红”。编剧白辛哭着向领导求情，要求保留这首歌曲。领导说，留着它要犯大错误。白辛恳求，希望给他一次犯错误的机会。这首歌曲最终被保留下来。
雷振邦作曲的“花儿为什么这么红”，新疆塔吉克族的风味浓郁极了，曲中所有的“５”都是升“５”，更加强了这首歌曲的特殊风味。现在这个电影插曲，成为我们怀念上个世纪６０年代最著名的歌曲之一了。
2．约我去看芭蕾舞《白毛女》
有一天高建国来找我，拿出一封芭蕾舞《白毛女》女主角石钟琴给他的一封回信。原来石钟琴是他小学的同学，石钟琴所在的上海芭蕾舞团来北京演出《白毛女》，高建国写信跟她要票，她就寄回两张票并附一信，信的内容说这票很难弄到等等。高建国约我一起去看，我当时的心思是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怎么地，没有和他去看。我也再没有问他后来去看了没有，也许没有我陪着，他也不敢单独去看。
那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江浙地区、在上海享有非常高的声誉，远远地超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因此，高建国能得到舞蹈大牌女明星的回信和赠票就不足为怪了。我现在有点后悔，当时如果陪高建国去见石钟琴，说不定高与她会谈恋爱，说不定他就会娶这个芭蕾舞大牌女明星为妻了。
一、两年后，在北京又上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长安街西单的一个售票窗口预售票。科大学生和部队某一个大院的中学生为争排队的位置打起了群架，排队的科大学生跑回学校，到各个系的学生宿舍去求援，也不知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了？
芭蕾舞剧《白毛女》是文革中著名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石钟琴是演白毛女的女主角。由于文革中文艺生活的缺乏，而《白毛女》的音乐、舞蹈、故事情节都很好，这使它和它的主要演员风靡全国、声震四海。现在五十岁、六十岁的人回忆，扮演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白毛女的石钟琴，按现在说法就是当年全国男青年的“梦中情人”。我当年由于一念之差，失去了见一见文革中人民大众的“梦中情人”的机会。
3．给大人物写信
有一次高建国代表集体要到一个什么场合去发言，我见他写好发言稿，躲在角落里声情并茂地一遍一遍地读，准备着他的发言，他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小伙子。
那时我们整个国家在全力支持着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高建国写了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准备寄过去。他收集了很多材料，写得很长、很详细、很有感情，拿到班上读，征求意见。结果大家七嘴八舌，把它改成一个很短小的、没有特色的、感染力也大大降低了的东西。
高建国喜欢给一些大人物写信，石钟琴也算是一个吧。班上同学知道他有这个特点后，就有人模仿某个大人物给他回信，约他去见面。高建国也真相信，穿戴得整整齐齐就去见面，结果当然是见不着了。
4．关龙、华龙与批判华罗庚
我们６５１学的是关肇直的教材，叫做关龙，６４１学的是华罗庚的教材，叫做华龙，６３１学的是吴文俊的教材，叫吴龙。关肇直和华罗庚有矛盾。关肇直早年留学法国，在泛涵分析等方面有非常出色的成就，他在解放前就入党了，他搞的东西虽然很深奥，但是他走理论结合实际的道路，在国防科技上能用上，解决大问题，因此在当时的中科院数学所，吃香的是关肇直，他是数学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并且是中科院党委委员，华罗庚是不吃香的。
高建国写信给关肇直，约他来６５１和我们学生座谈，结果他真来了。我现在回忆，关肇直穿着蓝黑色的呢子中山装，戴着呢帽，未系风纪扣，感觉上是一个很朴素、不张扬的人。关肇直讲话声调较低，他讲了他在国外艰苦的留学过程，讲了要理论联系实际、所学的知识要为社会服务等问题，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他也一一作答。给我的印象是关肇直待人和蔼，平易近人，讲话实事求是。座谈会的一切都是高建国（也许还有班主任冯玉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张罗的。过后，高建国还是不断地写信给关肇直，保持着和这个权威数学家的联系。
不久，是学校还是系里召开了批判华罗庚的小型的会议，也是高建国张罗的吧，我也去参加了，华罗庚也到场。都批判了华罗庚什么事情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高建国不断地起来领着大家喊口号：打倒华罗庚，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
5．毕业分在中科院
我猜想大概是关肇直点的名，高建国毕业分配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搞激光应用于地震研究，这是我们６５１、６４１唯一分在北京的一个。
他很快就在科研方面做出了成绩，不断地在《物理学报》还是《激光学报》等高档杂志上发表论文。
在中关村中科院大院里高建国碰到华罗庚，刚想躲开，但被华罗庚看见叫住了。华对高说：”高建国，还要打倒我吗？”高赶忙回答：”哪里哪里，没有没有。”
高建国后来调到国家地震局，发表了《天文与自然灾害》、《地震损失简表》等著作，经常被邀请去作重要的学术报告，他已是我国地震学研究的一位著名专家了。
◇ 华罗庚印象
1．听华罗庚科普报告
初中上北京八一学校，一个北京军区办的学校，第一次听老师讲到华罗庚这个名字。
高中上北京一○一中，育才学校来的几个同学经常讲起华罗庚，说他怎么出身贫苦，勤奋、努力，通过自学，成为我国首屈一指的数学家。
一○一中数学竞赛，我得了第二名，使我学习数学的兴趣大增。我自学了华罗庚的数学科普小册子《数学归纳法》、《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从杨辉三角谈起》和一些其他的科普小册子。
北京市数学会请华罗庚作科普报告，学校派我去听，报告题目是：谈谈与蜂房结构有关的数学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华罗庚，圆圆的脸，完全不象我想象的那么老，戴着的眼镜好象是平光的，讲话较慢。他作的科普报告生动极了，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内容很吸引人，一步一步地、一层一层地深入下去，简直太精彩了。可惜我不能够完全听懂。后来拿到了一个颜基义老师整理的这个科普报告铅印本，才基本看懂。这个科普报告后来也印出了小册子。
2．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我当时为什么报考科大？第一个原因是学校招生的宣传资料上说，它是一个理工结合的新型的大学；第二个原因是华罗庚在科大；第三个原因是我的表姐夫姚起凤是科大58级的；第四个原因是广西的黄塞阳（６４４）也考的科大。
待上了大学才知道，有华（罗庚）龙、关（肇直）龙、吴（文俊）龙，而我们是属于关龙的，关肇直在中国数学界也是有极高水平的，他对国防科学技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我仍不免有点扫兴。
中学时还看过一些小册子，有龚昇的《从刘徽割圆谈起》，史济怀的《平均》，常庚哲、伍润生的《复数与几何》、蔡宗熹的《等周问题》。上大学后，发现这些作者龚昇、史济怀、常庚哲、蔡宗熹，还有前面提到的颜基义都是科大数学系的老师，不禁又高兴起来。
上大学后文革前仅见过两次华罗庚。一次是他带两个外校的老师来，他主持报告会，那两个老师以改革的方式讲微积分课程，讲得确实很好。还有一次是他来学校讲优选法，讲话较慢，非常清晰，逻辑性强，很吸引人，一环扣一环，步步推进，而且他讲的所有内容我几乎都听懂了，真令人高兴。
杨劲根、沈韵秋曾经拿华罗庚和关肇直的教材给我看，他们都认为华罗庚编写的《高等数学导论》、《数论导引》比较容易看懂，而关肇直编写的高等数学教材就比较难看懂。
3．文革中
文革中逐渐有了华罗庚的大字报，使我们切实地知道了华罗庚与关肇直的矛盾。大字报揭发，说华说过，有些人一维的问题还搞不清楚，却在研究无穷维的问题。大家说，华罗庚讲的是关肇直，华罗庚研究的数论可以认为是一维的问题，而关肇直研究的泛函分析是无穷维的问题。
没有见到有关肇直的大字报。我们６５１同学贴出大字报，说６４１华龙的同学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教育，我们６５１关龙的同学受的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教育。结果６４１的同学马上贴大字报反击我们，说６４１、６５１都是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教育。我们班同学自己也觉得理亏，没有敢再和６４１的同学公开辩 论下去。
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华罗庚在王府井某饭店请客，招待科大数学系的业务骨干。结果吃完后华罗庚宣布是ＡＡ制，让大家平摊掏钱，是龚昇还是史济怀还是常庚哲没带钱，很狼狈，赶快向其他老师借钱。
数学所召开了华罗庚的批判会，我也去参加了。记得华罗庚的主要罪状之一是他说，大跃进是盲干，用数学举例子，说就象是在数轴上向东走１０里，再向西走１０里，结果还是停留在原点上。他的另一个罪状是攻击人民公社，说河北徐水一个人民公社的模范典型是假的，组织他们这些全国政协委员去参观，事先准备好，搞出很多假象来欺骗他们。数学所的批判会华罗庚是坐在主席台上的。群众中有人喊：华罗庚站起来，华罗庚就赶快站起来，几分钟后，华旁边的人就轻声叫他坐下。过一会儿，又有人喊：华罗庚站起来，华罗庚就又站起来。几分钟后，又有人轻声说，坐下坐下。
科大也召开了小型的华罗庚批判会。有人说曾经罚他在科大扫地，不过我没见过，我也不相信。通过参加数学所的批判会，我觉得一定有国家的高层人物交待了，要保护华罗庚。
冯玉瑜老师是我们６５１的班主任，也是我们微积分课程的辅导老师，他现在是一位博士生导师了。批华罗庚的大字报逐渐多起来了，把华说得一无是处。我和谢韦克私下里问冯玉瑜，华罗庚在数学上到底怎么样？是否原来被吹嘘得过高了？冯说，华罗庚还是有水平的。
4．优选法
华罗庚两次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都回信给他，夸奖他进步了，鼓励他进一步把数学与生产应用相结合，华罗庚终于加入了共产党。
华罗庚在全国各地奔跑，推广优选法。当时整个祖国大陆，所有的企事业单位，都是搞的空头政治。优选法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空头政治，使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回到了抓生产、抓技术的正确道路上来。
文革和文革前、文革后的指导思想，要求基础数学研究也要在生产实际中立竿见影地产生作用，严重地阻碍了我国数学的发展。１９７９年我在科大进修计算机软件课程，著名的大数学家王元来校作学术报告。他说在国外访问，发觉我们的数学研究水平和国外的差距已经非常大了。象费尔马猜想这样的问题，用我（王元）所掌握的数学已经不可能解决了，要解决它可能要靠代数几何这个数学的新分支，在我们中国几乎还没有人了解它，而入代数几何的门，起码要读十几本书。我们（王元）已经年纪大了，要靠你们在座的年青人。杨劲根后来就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的代数几何。
龚昇教授是数学系副主任（华罗庚是主任），他在文革初已经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了，有一阵子发配到我们学生宿舍来住，工宣队还让我看着他。龚昇在被关押期间仍不老实，他不断地讲：在理论数学上作出了新的成绩有什么不好？至少它能象体育比赛一样，打破世界记录，为国家争取荣誉。
对于搞高、精、尖的科研来说，我们国家多年来给华罗庚的环境条件是比较恶劣的，否则他可能做出更多、更高水平的成绩，培养出更多、更高水平的研究生。
华罗庚去日本讲学，心脏病突然发作，死在了讲台上，就象一个战士英勇地牺牲在战场上一样。可以用毛主席写给刘胡兰的话赠给华罗庚：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 著名集邮家董光呈
董亦农的父亲叫董光呈，是我们国家著名的集邮家。他解放前在国民党政权下当高级职员，解放后在共产党政权下仍当高级职员，是高级会计师，南京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
大学时就听董亦农讲过，文革初期破四旧，他父亲怕过去集的邮票引火烧身，主动烧了许多清朝和民国邮票。到了８０年代又在北京见面时，董讲他父亲有好几张梅兰芳的小型张，这枚邮票原价是３元一枚，８０年代初已经是３８０元一枚了，让我们羡慕得要命。到现在梅兰芳的这枚小型张可能要上万元了。
董亦农的父亲董光呈１７、１８岁就开始集邮了。抗战时他们由南京撤退到重庆，在日本飞 机的大轰炸中，所有邮票都被烧毁。战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董光呈没有灰心，又重新开始了集邮。文革中，他用淸朝的邮票、民国的邮票烧开水，烧了好几麻袋。但精心保存的一些，还是被革命造反派抄走了。万幸的是，这些邮票没有被销毁，也没有流失掉，到了文革后期竟然又完璧归赵了。
１９９５年左右，董亦农在北京帮他父亲拍卖一套梅兰芳无齿四方连邮票，以５万３千元卖出，当时的北京晚报还登了这条消息。但后来这个竞拍成交者又反悔了，因为他发觉邮票背面有少许黄斑，这是由于邮票在文革中被没收未保存好的原故。后来这邮票以４万６千元在南京卖给了一个体户，那个体户把邮票的黄斑处理掉后，又以十多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
董光呈有５０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外著名集邮杂志上，涉及领域有早中期邮资片简的版式研究、孙中山像邮票设计原图考证、清代两套印花税票印制时间、民国印花税票发行时间、设计试制、版式区别等。他在中国集邮界的出名主要是在印花税票的收集和研究上，收集的税票有几张是全国唯一的。有一张国民党时期发行的税票，图案是国民党财政部长的头像，原发行的是脸面向左的，被人提意见，又改成是脸面向右的，这两张税票都有的人，恐怕就只有董光呈一个人了。
早先印花税票不被当作集邮的一个种类，１９９０年世界邮展第一次有印花税票展出，正式承认这是集邮的一个品种，国内集印花税票的人开始多起来。而董光呈是从年青时就集印花税票的，清朝的、民国的、新中国的，他应有尽有。
前些年北京一次集邮品拍卖会，有一个民国时期北京造币厂出的纪念册，里面附了一枚印花税票样张，是非常稀有的，董光呈想要。他儿子董亦农就去参加了这次拍卖会，拟买下这枚税票送给他父亲。这枚税票的拍卖从８千元开始，一路攀升，到１万５千元还剩一个对手和董亦农拼，最终董以１万８千元买下来。事后董了解到，最后和他竞争的人就是卖这枚税票的人，又把价格抬高了几千元。我们国家的拍卖行业也真是胡搞。
董光呈的印花税票专题“中国印花税票”，参加了印度、中国、比利时、西班牙４次国际邮展，其中有３次获得了大镀金奖，这是集邮的一个很高的奖项，很高的荣誉，是我们中国人很难获得的奖。在２０００年最后一次参加国际邮展的评审上，９０分可以得更高一级的金奖，董光呈的”中国印花税票”被评为８９分，可惜仅差１分得金奖。１９９６年５月，中国集邮协会成立了中国税票集邮研究会，董光呈被推荐为会长。
◇ 从歌曲“从前是这样”谈起
1. 又听歌曲“从前是这样”
前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俄罗斯红军歌舞团也来了，他们还在位于首府的自治区人民会堂举行了专场演出。演出节目中一个男、女声二人小合唱演唱的歌曲，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鸣，它是苏联歌曲“从前是这样”，可能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它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俄罗斯红旗歌舞团曾来中国演出，它代表苏联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让我们喜欢苏联歌曲的人几十年来都怀念着它。这个红军歌舞团的名字是否有点在混淆红旗歌舞团的名字，让我有点疑惑。但看了演出后，我感到这个红军歌舞团水平也很高，使我得到了很大的艺术享受。但更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这首“从前是这样”的歌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上小学时，就会唱这首歌曲了，而且非常喜欢它。现在听着这首歌曲，联想了很多很多。
目前 社会上也流行一些苏联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等等，但这些流行歌曲中没有“从前是这样”。大概是由于这首歌过分地宣染爱情，至使当年大名鼎鼎的《外国名歌２００首》和《外国名歌２００首（续编）》都不敢收入它，其他的歌本也极少见收入，因此，文化大革命以前“从前是这样”这首歌曲已较少有人知道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学，那时文艺生活很贫乏，一些同是当逍遥派的有相同爱好的人就在下面偷偷传唱一些苏联歌曲。这样的行动有时也会被工宣队、军宣队逮个正着，但是我们有对付的办法，如果正在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说唱的是“地拉那郊外的晚上”，因为地拉那是阿尔巴尼亚首都，而毛主席说，阿尔巴尼亚是我们中国的头号朋友；如果正在唱”喀秋莎”，就说唱的是“支持英雄的越南”，因为当时中国正全力支持越南抵抗美国侵略的斗争。
我有时候也会偷偷地唱上面提到的“从前是这样”这首歌，它是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中的插曲。我在幼儿园或小学时可能看过这个电影，由于人小，电影的故事情节没看懂，但其中的音乐却留下了印象。后来大学同班同学谢韦克（他初中是育才学校的，高中是北大附中的）告诉我，那是一部描述苏联集体农庄年青人生活、劳动和恋爱的电影。故事中男、女主角谈恋爱，后来男方上了前线，战争结束他回到家乡，在草原上和过去的恋人又见面了。“从前是这样”这首歌就是女主角在草原上对重逢的恋人唱的歌曲。
大学同班同学董亦农，他中学一个同学的父母是中央某部委干部，他们要去五七干校，家里有些唱片想处理掉，董亦农就带我去要。让我非常惊喜的事是，这些唱片中有一张竟然是中文演唱的女声小合唱“从前是这样”。我在北京十一小学时有一个同学叫史晓星（大学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他的父亲是林彪去苏联养病期间八路军一一五师代理师长陈光，他哥哥陈耀东又是我大学的老师，我问他们哥俩借来一台电唱机，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听起这张唱片来。一遍一遍地放，我把歌曲和歌词都准确地记下来了，这个歌片我复写了４、５份，分送给爱唱苏联歌曲的朋友、同学和亲戚，自己却一份也没有留下。“从前是这样”是３拍的歌曲，节奏较缓慢，曲调优美、深沉，略带伤感。歌曲曲调看似简单，但唱到中间时要转调，如果刚开始你是用Ｆ调唱的，中间就要转到Ｂｂ调来唱，最后又转到Ｆ调。歌词也和曲调一样有类似的风格，诗一样的语言，有点朦胧的感觉，耐人寻味。好像有４、５段歌词，其中第一段歌词是：“从前是这样，如今你还是这样，勇敢的鹰，这哥萨克哟，你为什么？打破了我的平静，又相逢在这草原上。”最后一段好像是：“是我希望，盼你回到家乡，心上的人，莫猜想，我爱你的心，在从前是这样，到如今还是这样。”
2. 歌曲“红梅花儿开”〔华注：似乎应该是“红莓花儿开”〕和电影中其他几个舞曲
电影《幸福的生活》中的插曲不止“从前是这样”一首，更加有名的一首“红梅花儿开”也是这个电影的插曲，这是现在的中国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一首爱情歌曲。电影《幸福的生活》中还有几首舞曲，玛祖卡舞曲、波尔卡舞曲等，也非常好听，与这几首歌曲比也毫不逊色。这个电影的作曲者是苏联著名作曲家杜那耶夫斯基。中国的作曲家雷振邦给电影《刘三姐》（壮族）作曲，给《五朶金花》（白族）作曲，给《冰山上的来客》（塔吉克族）作曲，他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大王。杜那耶夫斯基在苏联音乐界的地位我觉得可能类似于雷振邦在中国音乐界的地位，他是苏联的民族音乐大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苏联音乐界如日中天的杜那耶夫斯基忽然销声匿迹了，我以为是在苏联的某次政治运动中失意了，后查到相关介绍才知道他是在１９５７年因病去世了。
3. 电影中的另一首歌曲“丰收之歌”
电影《幸福的生活》中还有一首合唱歌曲“丰收之歌”，我也很喜欢。现在还大致记得歌词：库班河上风光好，清清流水起浪潮，流水起浪潮。金色麦浪起伏不停，库班草原在叫啸。（男）我们是耕田的突击手，（女）我们计划作得周到。（合唱）要使库班打下的粮食，挤满仓库还堆不了。快收割，快装上车……啊，我们的丰收，我们的丰收，我们富饶的丰收。
这首歌一下子男生唱，一下子女生唱，一下子又合唱，热闹得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知识青年受电影《幸福的生活》影响很大，我看受电影里的歌曲“丰收之歌”的影响可能更大：集体农庄，农业机械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工作，风景优美，生活富裕，男女青年谈情说爱。人间天堂在哪里？那就是在苏联的集体农庄了。著名作家王蒙好像说过，受《幸福的生活》等苏联电影的影响，那时我们中国知识青年最向往的就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生活。
不怕大家笑话。我上初一时是在北京六十六中走读，一天上学的路上，几个比我略大的女生走在前面，一路走一路就唱着这个“丰收之歌”，唱得好听极了，我简直就要爱上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了。
4.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与“列宁山”
再聊聊几个苏联歌曲的我的亲身经历。现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在中国很普及，其实，我上小学六年级时的１９５８年，这首歌就很普及，我周围的同学都会唱。不过我们都没有认为它是一个很好听的曲子，觉得它是一般化的。现在想起来，可能一个是我们还太小，歌词的那些爱情的场景我们一点儿都不理解；还有一个是歌曲的第３句，一个升“４”接着一个升“５”，而我们都是按照普通的“４”和“５”来唱的，不可能唱准这两个音，而且当时大家也都不认识这个“＃”号是什么意思，而这恰恰是这首歌曲最最精华的地方。
上初中后，俄语课上老师跟我们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获得了１９５７年莫斯科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我当时还觉得很奇怪，这么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怎么能得世界金奖。但有一次，一位同学的矿石收音机里在放这首歌曲，他赶快拉我去听，一个男高音在独唱，可能唱的是俄语吧，那节奏慢极了，整个歌曲的风味和我们唱的完全不同了，我马上就被这个旋律震住了。
我上初中的阶段，苏联歌曲中，普及率最高的可能要数“喀秋莎”了。我家里有一个手风琴，那时我自学，只会用右手拉一些歌的旋律，不会左手的伴奏，其中拉的最熟的就是“喀秋莎”了。一次，班上举行一个小型的文艺联欢会，同学们怂恿我去露一手，一个同学帮我把手风琴拎到学校。前面有一个节目是俄语老师用俄文唱歌，唱的就是“喀秋莎”。轮到我了，我就也报出我拉的歌曲是“喀秋莎”，许多同学说：“那就俄语老师唱，你拉手风琴伴奏”，这样我就和俄语老师合作演出。平时我拉这个“喀秋莎”是不会出错的，但那天在这样一个大的场面下，有点儿却场，又要考虑和俄语老师的配合，结果是不断地出错，不断地重来，最后还是俄语老师说：“还是你自己演奏吧”，我一个人演奏就没有再出错。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合作演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音高不对，我那时只会用C调拉曲子，对”喀秋莎”来说，C调是不适合人唱的，应该用Ｆ调或是Ｇ调就合适了。
初中一次课外活动时间，和几个同学一边聊天我一边在翻着《外国名歌２００首》，一个教我们课的女老师走过来，问我会唱里面的哪首歌。还没等我回答，周围同学就七嘴八舌地喊：“他哪一首都会唱，老师你看这本《外国名歌２００首》被他翻得这么烂了。”其实我不是每一首都会唱，会唱的大约在１／３到１／２之间，前半部分是现代歌曲，大多会唱，后半部分是古典歌曲，大多不会唱。这位课任老师接着又问：“那‘列宁山’你会唱不会唱？”问话中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所有的苏联歌曲中她最喜欢的是这首“列宁山”。这一点竟然跟我是完全一致的，我最喜欢的也是这首“列宁山”，曲调跌宕起伏，悠扬，开阔，翻译的歌词也优美极了：“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克里姆林宫上曙光照耀；远处的太阳闪烁着金光，嫩绿的树叶轻轻歌唱；当我们想起年轻的时光，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这样的歌词配合着悠扬的曲调大声唱出来，真是舒畅极了。
“列宁山”这首歌后来在我国不流行，现在的卡拉ＯＫ里完全没有它，我想主要是政治原因。这首歌每一段最后的歌词都是：“啊，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啊，莫斯科。”
5. 苏联国歌
小学四年级时，问同学借了一本上面印有苏联国歌的杂志，我学会了唱以后，再把这个歌抄在笔记本上。我在上自然课时抄它，由于个子小，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不幸很快就被老师发现了，他制止了我。下课后，他又喊来班主任一起批评我，并检查我到底在抄什么。看到我抄的是苏联国歌，他有点好笑了，觉得这么点儿一个小孩，故雍风雅，抄什么苏联国歌。这位课任老师态度马上缓和了，说：“你抄的是苏联国歌，那你会唱吗？唱两句来听。”我是会唱的，但在做了错事又面对两个老师那样的情况下，吓得我一句都不敢唱。其实，一直到现在，苏联国歌的曲调，我仍能熟练地从头唱到尾。
6. 回到“从前是这样”
像回旋曲一样，曲调一，曲调二，……，最后再回到曲调一，我们再回到歌曲“从前是这样”来谈谈。
电影《幸福的生活》的这个名字是我们中国人给起的，俄文原意的电影名是《库班的哥萨克》。在中国，“红梅花儿开”比“从前是这样”有名的多，在苏联，《库班的哥萨克》这个电影放映两星期之内，“从前是这样”这首歌就风靡苏联全国，成为苏联人全民传唱的歌曲，“从前是这样”比“红梅花儿开”有名的多。
我从电脑上下载ＭＰ３歌曲，用“从前是这样”、“从前是这样，如今你还是这样”或“如今你还是这样”均查找不到，后来用“从前你这样”下载到了。这是一个女生独唱，每段的最后两句的重复，是女声小合唱，用俄文唱的，原汁原味，让我们体验一下５０年、６０年前风靡整个苏联的这个电影插曲的味道。
我把这篇稿子传给我１０１中同班的同学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广西玩，郭小萍乘飞机从香港来，刘春莉已先来了，住在也在南宁工作的袁晓亚那里。其他人坐火车来，我和袁晓亚、刘春莉去火车站接他们。结果一出火车站站台，王楚涛、石小江、梁汉援、倪永明等人就合唱起“从前是这样”给我听。王楚涛还告诉我，影片中的男主角是一个小胡子，他印象非常深刻，他还送我一本苏联歌曲集，有俄文歌词的，其中有歌曲“从前是这样”。
◇ 狗尿与人尿
博客上的朋友谈到现在车多、狗多，狗有时会撒尿在汽车轮胎的钢圈上，造成钢圈的腐蚀。这让我想起了我文革中的一个经历，也和撒尿有关，但不是狗撒尿，而是人撒尿。
文革中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后，北京所有的机关、学校都往外地搬。钢琴走入了穷途末路，寄卖商店里２００元一台的挺好的钢琴比比皆是，而且各商店都打出牌子，不再收进任何型号的钢琴。
我１９７０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毕业，分在贵阳市五中当数学老师。那时文艺界否定一切的大环境稍稍缓和了一点，五中想买一台钢琴，学校看我喜欢音乐，就叫我配合音乐老师去挑选，去运回来。学校的音乐老师是文革前大学钢琴专业毕业的。那时商店里只有一种型号的钢琴，星海牌，６００元一台。我们学校在一个坡上，我在我当副班主任的班上找了５、６个比较壮实的男生，费了很大劲把钢琴挑回了学校。
钢琴放在学校除了礼堂之外的最大的一间房间里。这个房间已被隔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学校的图书室，很多书架很多图书放在里面，另一部分就是学校的音乐教室，钢琴就摆在音乐教室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不巧，钢琴运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出事了，这个大教室被人偷了。第二天我去看时，大教室图书室所有的书都被从书架上掀到了地上，在地面上高高低低地铺了厚厚的一层，也不知被偷了多少书。
钢琴幸亏没事，还立在那里。那时，钢琴这样的东西在一般人的眼里是一文不值的，何况它还那么重，搬走是很困难的。但过了一会儿，仔细一看，不好，钢琴上面的外壳上有脚印，翻开钢琴的后盖板，发现了大问题。昨晚的小偷，站在钢琴上面，把尿尿到了钢琴里面，钢琴内部的钢板明显地有几道尿痕，钢板已经被腐蚀生锈了，溅开的每一滴尿都有锈痕。这个钢琴的寿命肯定要大大地缩短了，音质也会受到影响。当时这６００元，对于我们这个中学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钢琴一买回来就被这样无耻地破坏了，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很沮丧。
幸亏没有影响到钢琴的弹奏。音乐老师教我弹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等几个较有名又较简单的曲子，她明显地比科大的邵良衡老师的水平要低些。
我那时每星期１２至１５节课，改作业要花和上课同样多的时间，备课要用一点时间，开会还要用去大量的时间，因此我就不能像当学生时那样，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钢琴上，否则我钢琴也可能会练得具有一定水平的。
后来由于什么原因？可能是图书室、音乐教室维修吧，钢琴摆到了我的宿舍里，但是我还是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使自己一辈子都成了一个演奏钢琴的门外汉。
◇ 谁是革命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６５３（６５年入学，近代化学系）有一个女生，忘记名字了，我就管她叫王莹吧〔华注：真实姓名是王学〕。王莹的母亲叫卞仲耘，这是真名字，1938年投身革命，１９４１年加入共产党，１９６６年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第一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就是第一把手。
文革初她就被揪出来了，主要罪状是：邢台闹地震时，也波及到北京，卞校长在组织学生搬走教室里的东西时，有学生问她，墙上的毛主席像要不要取下拿走？她没有说要取下，也没有说不要取下。这是她最主要的罪状了。
那时刘少奇还未揪出，学校里是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当权，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都是学校红卫兵的头头。卞校长的另一条罪状是：师大女附中是名牌学校，新生的录取分数线很高，刘少奇的女儿考得不错，但离该校的录取线还差２分，卞校长未同意录取，结果人家师大附中也是名牌，虽然不够分数线师大附中还是把刘少奇女儿录取了。
在这些革命造反派强迫之下，卞仲耘一边被打，一边挑着重担子来回跑，女红卫兵们看她还挑得动就不断地往筐里加土，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她就这样被折磨来折磨去，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死亡。据说这是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个人。
同一天，毛主席写出”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
８月１８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几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带上红卫兵袖章，这是后来被称为第一司令部（一司）的红卫兵袖章，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毛主席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宋回答了，毛主席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回答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这以后，宋彬彬就改名宋要武了。
毛主席天真地以为，在他的鼓励下，这支红卫兵队伍会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保刘少奇的干部阶层。但实际上这支红卫兵队伍是和干部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不可能把矛头指向他们的父辈，结果矛头指向了“地、富、反、坏、右”，指向了社会上的“四旧”，这些红卫兵还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记得当时谢韦克很是嘲笑这个口号，而我却在维护它，我当时的说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好像就是“理解万岁”这样的意思吧。
中央文革只好否定掉这支称作首都红卫兵第一司令部（一司）的红卫兵队伍，又成立了二司，又不行，又否定掉，最后成立了三司，这个三司实际上是完全在中央文革的控制之下的。
文革已经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刘少奇被彻底地揪出来打倒了。但是还是有个别人跳出来，为刘少奇打报不平，为刘少奇喊冤叫屈，甚至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理论基础的正确性提出质疑。
６１３还是６２３（６１年或６２年入学，近代化学系）有一位学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出身好，学习成绩好，入学几年来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政治运动，在班上一直都被认为是思想好、品德好的好学生。但是想不到文革他主动跳出来了，替刘少奇翻案，否定文革，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提出疑问，这样他就被作为反动学生、作为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揪了出来。６１级学生６７年分配走了，６２级学生６８年分配走了，他们都被晚分配了一年，而这个反动学生没有分配，仍然关在学校的“牛棚”里，这所谓的“牛棚”，就是学校关押走资派、反动学生、反动老师的地方。
而我们前面提到的王莹，在文革之初由于母亲被革命的红卫兵打死而被当成了“狗崽子”，随着红卫兵一司、二司的失势，虽然没有正式给她母亲平反，但社会舆论已认为她母亲是没有问题的，是被冤打死的，因此王莹又成了文革依靠的对象，成为革命者，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可以去革其他人的命了。军宣队、工宣队派她去看押她们系高几届的那个反动学生。
那个反动学生的反动观点是成系统的，一套一套的，具体是些什么内容，我现在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那些话真是反动透顶，但这些话那时又常常在我的内心深处引起共鸣，因此我下意识地让自己的思考赶紧躲开，不要围绕着这些问题思考来思考去，把自己也思考成一个反动学生。因此，我现在一点儿都不记得这些反动观点的具体内容了。
而王莹就不行了，她天天要和高她几届的这个反动学生在一起，看押他，监督他劳动，改造他思想。他们免不了要讲话，免不了要交流。这个反动学生处在这种状况下，也不委委缩缩，也不萎靡不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且他确实有较高的水平，把他那些观点讲得头头是道。王莹内心深处本来就对文革有很大的怨气，在她和这个反动学生的接触中，没有形成她改造这个反动学生的局面，反而造成了这个反动学生改造了她的结果。而且王莹不仅被反动学生的所有反动观点所折服，甚至进一步地和这个反动学生谈起了恋爱。
这不是一般年青人之间普通的恋爱，这是一个革命的依靠对象与一个现行反革命之间的恋爱，他们在文革中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惺惺相惜（平头百姓之间类似于官官相护的举动，那就是惺惺相惜了），而且他们的感情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认识基础，甚至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爱情果实，既使是在巨大的外力作用下，它也是不容易被捏碎的。
结果这个情况被学校的军宣队发现了，他们坚决地制止了这个恋爱关系，拆散了这一对情人，对王莹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最后王莹哭哭啼啼地同意揭发这个反动学生。那时流行组织现身说法的小分队，到处去演讲，军宣队就组织了王莹等人这样的小分队，那时好像学校已经在安徽了吧，各系分散在合肥、马鞍山、铜 陵、白湖农场等地，军宣队就带着王莹到各地各系去作现身说法的演讲，讲她如何母亲被打死，如何积极加入到文革革命队伍中来，如何被反动学生拉拢，如何在军 宣队的帮助下终于提高了觉悟，和反动学生划清了界线。讲得我们个个心里都是酸酸楚楚的，甚至连我们数学系的军宣队队长都掉下了眼泪。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仍然忘不了。后来，王莹和这个反动学生是否还能结成一对，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形势、环境变化后，尖锐斗争的气氛缓和后，他们仍能结成一对。〔华注：后来他们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还想为我们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讲一句好话，他们没有像当时东北整张志新那样整我们自己的反动学生，也算是手下留情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鲁迅的小说《药》，讲的是一个革命者被关在监狱里。革命者对狱卒说：可怜，可怜。他不是让狱卒可怜他，而是说狱卒这样愚昧，很可怜。最后革命者被砍头，由于传说新鲜的人血能治病，因此老百姓在革命者被砍头后马上抢上去用馒头吸附被砍头的革命者刚刚流出的鲜血。
拿鲁迅的小说《药》做比较，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谁是革命者？谁是狱卒？谁是老百姓？
◇ 首都（）、彻底（）、崩溃（）
这么奇怪的题目。对，是奇怪，不过这几个词是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东西，我把它们放在题目里，下面逐渐来解释清楚。
我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1970年8月分配到贵阳市五中当数学老师。我算是很幸运的，同班同学大多被分去军垦农场或很边远的很偏僻的地方。
当时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普遍很低，课堂纪律也很差。对此，我采取的办法就是每堂课仅用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简明扼要地讲清基本概念和例题，马上就留课堂作业，一下课就收作业本，下一次上课时就发回改过的作业本。这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马上高涨起来，但我的工作量就比较大了，每天3节课，就要改3个钟头的作业，每天上课、改作业就要6个钟头。
我有一个学生，乘法的九九表都不会背，做简单的乘法都很难，除法他简直无法做，但那时我们已经在学“用字母表示数”、“因式分解”、“解方程”、“列方程解应用问题”了。认真想想，我感觉他还是可能赶上来的，关键是要马上把九九表背下来。我就去家访，哎呀，他们家住得真是太破烂了，房子低矮、昏暗、潮湿，那时贵阳市的很多居民可能都是这样的居住条件。我鼓励这学生，强迫他一、两天内背会九九表，强迫他３、５天内把它背得熟熟的，找其他的学生监督他，我也亲自让他背过几次九九表。两、三个月后，这学生的数学果然赶上来了。
我教３、４个班，其中有一个班我接手时课程进度已比其他班慢一个半月，这等于我每天都可能要讲两种不同内容的课，增加了我很多的麻烦。我仔细思考过后，仅用３、５节课，就让这个班赶上了其他班的进度。数学教研室主任不相信，来这个班听我讲课后，认可了我对教材的这个小小的“改革”，他说，这个班学生很活跃、很聪明。
我不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或副班主任，只是一个任课教师，但是这个班的学生请我去教他们唱歌，我也就去了。教唱的是朝鲜电影插曲和西哈努克作词作曲的歌，这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了，结果搞得周围其他的班很妒忌。西哈努克和他的夫人当时是我们中国最著名的（记录片）电影演员。
刚开始上课那些天，我以为每天上3节课、改3个钟头作业就没事了，天天去电影院里看电影，那时的阿尔巴尼亚惊险故事片很好看。后来学校让其他老师告诉我，不上课时也要在教研室呆着，而且每个星期有好几次会议，什么政治会、学习会、讨论会等等。
放寒假时也集中起来开会，从早开到晚，好像是清理阶级队伍还是什么的。伙房的大师傅都是女的，但她们是工人阶级，她们不满意了，为什么臭知识分子开会、学 习、发言，而我们工人阶级却没有这个权力，不让我们去开会、学习、发言。后来，就让伙房的大师傅们也参加开会，但她们仅来坐了一天，就坐不下去了，她们这才知道，原来开会是这么难熬的事情，她们还是回到她们的伙房里，聊天、说笑去了，想干私活就干点儿私活，想出去溜个弯儿就去溜个弯儿。
那时，还是处在文革的氛围里，老师们常常讲他们１９６６年的哪月哪日参加造反，早一天的就比晚一天的骄傲许多，甚至同一天造反，上午造反的就比下午造反的荣耀许多。学校的校长兼书记是四野转业下来的，又是很早投身造反派队伍的，当然更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了。
期中考试，初中这一年级的数学卷子让我出题，现在想起来还有点遗憾，刻了蜡版后就再也没有给我校对过，我也不知道需要校对，因此有些错误，比如英文字母“ｂ”和数字“６”就搞混了。不过卷子虽然出了些错误，但也出不了大的政治问题。
而出语文试题卷子那就不同了。语文卷子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比较有水平的女老师出题，其中有一道大题大概是判断给出的许多词的词性，例如：给出“首都”，后跟一括号“（）”，学生应该在括号中填上“名词”，那就算答对了。这道题大概给出了９个词，要学生判断词性，这9个词排成3行，每行3个词。其中第二行是这样的：
首都（ ）、彻底（ ）、崩溃（ ）
结果这一行试题让人抓住了把柄，说这是一个反动标语，校长亲自带头出来展开了大批判。那语文老师解释说“首都”不一定说的是“北京”呀，“莫斯科”也是首都，“华盛顿”也是首都。批判者就追问，那你是不是中国人？你当然是中国人，那你这个中国人讲首都不是讲的北京你是讲的哪里？那语文老师还继续解释，这3个词之间还有括号呢，还有空格呢，它们不是连在一起的一句话，但这些理由也辩不过阶级立场坚定的、辨别是非能力很强的批判者。他们说，如果你把这3个词连在一起，你还能够大量印出来，在学生中散布、进行反动宣传吗？你的阴谋还能得逞吗？这正是你搞反革命宣传的狡猾之处，现在把你这些伪装剥去，揭掉你的那些假象，反动标语，招然若揭，看你这个反革命份子还有什么话好说。
最终的结论好像没有把她定成反革命分子，落实政策，从宽处理了。但是把反动标语出在试题里，这个影响面很大，毒害青少年，造成的后果非常恶劣，这个语文老师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大会小会检讨，痛哭流涕地批判自己，深挖自己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好不容易才过了这一关。
◇ 《花儿与少年》与《四季调》
我１９７０年8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分配到贵阳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又把我分配到五中，教初中数学。
学校教音乐的女老师，３０多岁吧，是大学钢琴专业毕业出来的。她原来是背着手风琴到各班去上音乐课的，我来后，刚好这学校买了一架钢琴，她可以在音乐教室里用钢琴上音乐课了。
我早就想学钢琴了，现在可找到机会了，我就拜这位音乐老师为师。学弹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和另外的两三个既好听又容易弹的练习曲。很快，教室外的学生就听不出来是我弹的还是音乐老师弹的了。一天晚上，我在练琴，这教室外就是街道了，街道上几个小青年走过，他们以为是音乐老师在弹琴，就大声地以很下流的话骂她，这些小青年，他们就是以能当无耻的流氓为荣的。
过年了，音乐老师请我到她家里吃饭，那时我也不懂得应该带点儿礼物去。她丈夫是搞考古的，当时全国正掀起考古热的浪潮，他的专业可能马上要吃香了。但他这个人我仅接触这一次，就感到他是个个性很强、锋芒毕露的人，文革中会很容易结冤的。果不所料，我们正在吃饭，推门进来一人，环视屋内所有人后，讲一两句不咸不淡、无关痛痒的话后离去。音乐老师告我，来的这个邻居是他们文革的对立派，觉得这里热闹，来侦查一下有什么情况。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竟然这 样地紧张，而且个人、家庭的隐私竟然是这样地不被尊重，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怕。
还有一次我在她家，一个独唱的专业女歌唱家也在她家，我就用手风琴伴奏，女歌唱家唱歌。我当时觉得她唱得也很一般。但后来有一次在剧院看演出，有一个节目就是她独唱，穿着苗族服装，衣服上的装饰品多极了，星星点点，不断地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她唱那种苗族的拖着长音的歌曲，没想到竟然唱得好极了，这个歌曲好像现在也还是常常听到。
学校里组织了一次文艺演出活动，其中有一个小提琴和笛子二重奏《花儿与少年》，最有水平，很高雅，整台演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二重奏了。
《花儿与少年》是一首青海民歌。生活在西北高原的青年男女经常以山歌作为表达爱情的手段，山歌对唱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这个歌非常有名，于淑珍唱它唱得最好了，这个歌曲也有专门配成的小提琴曲、手风琴曲、古筝曲等。
这个曲子我用手风琴也拉过，比较容易拉，因此没有按照指法要求认真地练，这样就不能把它拉得很好了。《花儿与少年》有专门的手风琴配器的曲子，很多地方都印出来过，但有的地方不把它叫《花儿与少年》，而叫《四季调》，也有的地方把它叫《花儿与少年》，后面再打个括号注明是《四季调》，还有的地方把它叫 《四季调》，后面再打个括号注明是《花儿与少年》。
我们学校这次演出活动，报幕的报这个二重奏的曲名是《四季调》。
文艺演出两、三天后，一次音乐老师离着我老远，当着很多其他老师的面，就对着我大声喊：“罗海鹏，那天演出的二重奏《四季调》，他们有人说叫《花儿与少年》，不是吧？”音乐老师问我音乐知识方面的问题，我马上觉得有了显示自己在音乐方面知识面广的机会了，就赶快回答：“这两个歌名指的是同一首歌，在有些歌本里就把它叫《花儿与少年》，在另一些歌本里又叫《四季调》。”音乐老师说：“不是吧？哪里听说过叫《花儿与少年》的？都是叫《四季调》的嘛。”我想 这音乐老师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而且还这么固执，真奇怪。我就再次向她强调我的观点，并举出一些证据。音乐老师只好说：“那好，那好，下次演出我们取消掉 这个节目。”
啊，我这时才醒悟过来，原来音乐老师是想让我帮她忙，帮她说这个曲子是《四季调》，而不是《花儿与少年》。而我糊里糊涂，尽想着自己出风头了，结果帮了倒忙。
这个事情背后的事情是，上次演出结束后，马上就有人告到领导那里，说二重奏演奏的那个曲子是黄色歌曲《花儿与少年》。学校领导找到音乐老师问，音乐老师否认这个曲子叫《花儿与少年》，说它叫《四季调》。音乐老师还想让我帮忙说话，没想到我竟然会这么笨，把她这个漏子越捅越大。我这个人常常就是这样地转不过弯儿来，尽办蠢事、傻事。
◇ 不是流氓，是反革命
１９６６年深秋，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华注：此文发表于１９６６年６月初，不是深秋〕，这更是火上浇油。社论发表的当天傍晚，我就亲眼看见三系（近代化学系）的同学抓出了一个反革命分子鲁阳（化名，下同）〔华注：其实鲁阳是真名〕。鲁阳高举着双手走在前面，后面几位同学拿着木棍押着他。鲁阳大约是挨了打，一路走，一路说：”我坦白，我交待，我在日记中诬蔑雷锋了，我在日记中诬蔑王杰了。”
鲁阳是三系的青年教师，是右派，〔华注：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司法部长史良的外甥〕因此没有和其他青年教师住在一起，而是在学生宿舍这边分了一间房，他大概是在实验室里干些打杂的工作。这种人就是闲不住，特别是思想上更闲不住。毛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他要在他的日记中深入地分析研究一番；全国掀起了学习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也要在日记中发表一通不同凡响的评论。现在，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的指挥下，他被揪了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卫兵小将决定将他押送到关专政对象的牛棚去。
当晚在牛棚中，鲁阳想想活在世上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一死了之。夜深人静，他趁着看管人员松懈之机，偷偷地溜了出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在北京西面八宝山的山脚下，从那里往东北走约半小时，有一条流向玉渊潭（即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的河流。鲁阳来到这条河边，投水自杀。但由于他会游泳，并且水性很好，无论如何沉不下去，几番努力之后未果，只好爬回到岸上。
北京的深秋深夜，浑身上下湿漉漉的鲁阳冻得全身发抖。那里是野外，虽然月光明亮，但周围还是看不到任何房屋。忽然，鲁阳看到远远地有灯光在闪烁，高兴的他马上向灯光跑去。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建筑工地，灯光从一个放工具的小木房中射出，估计这房中会有人。鲁阳上去敲门，来开门的是个女青年，她看到他这个样子，吓得大叫：“啊！流氓。”鲁阳赶紧摆手解释：“不，不是流氓，是反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非常规的年代里，反革命帽子满天飞，人们已不太害怕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了，但是还是不愿意被戴上流氓的帽子的。
◇ 包庇了一个反革命
谢韦克是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班同学。他父亲很早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前牺牲了，他母亲后来又和一位姓胡的革命干部结婚，他们家和胡耀邦、胡克实家很熟。他的姑姑是我军原重要将领李涛上将的夫人，后离婚一个人在北京独居。谢韦克经常去看望他姑姑，姑姑兴致好时也跟他讲讲当年闹革命啊、延安整风啊等等一些事情。
谢韦克中学时的一个好朋友叫宋扬之，文化大革命时在中央党校学习。他不太识相，太天真，别人组织揪周总理战斗队、揪贺龙战斗队等，他组织了一个揪康生战斗队，结果被抓进 了监狱。他的一条罪状就是造谣说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整了很多老同志，在狱中经严刑拷打，追问他这一条谣言的来源。宋只好老实交待是谢韦克告他的。谢韦克确实 讲过这些事情，因为他也跟我讲过。
那时中央文革的 领导人天天接见来自全国的各行业的造反派团体，天天讲话，然后这些讲话就会印在小报、传单上到处张贴，到处散发。有一天我得到一张康生讲话的传单，看了以 后吓我一跳。在这传单上康生说，有一个反动学生叫胡伟克，他很坏，你们应该去把他抓起来。因为康生当时的讲话是和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延安整风联在一起讲的，所以我一看就知道说的是谢韦克。谢韦克当时的父亲和他其他的一些背景都姓胡，因此康生把他姓谢讲成姓胡了。
我决定对此事一点都不去张扬，知道谢韦克家庭背景的人并不多，那么多认识谢韦克的人也绝想不到这个胡韦克就是他；甚至我也不想去告诉谢韦克，免得他担惊受怕，他没有看到这张传单。几个月过去了，在当时那样严厉地到处抓反革命的情形下，谢韦克竟然无事，简直是不可思议。后来我把此事告诉他，他还是很有些后怕。那时中央文革的讲话太多了，而且被他们定成反革命的也太多了，难免有象谢韦克这样的漏网之鱼。
◇ 我打了一个学术权威
风水轮流转，学校里原来是红卫兵领导一切，后换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又换成解放军领导一切。１９６８年，记得当时是解放军领导一切的时期，空闲时间比较多，我每天都花大量的时间学拉手风琴。
数学系的老师已经被全部从教师宿舍赶过来，和我们学生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位叫曾肯成。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大专家，那时候只知道他是处于右派边缘的一个人物，他的数学有水平，英语很好，俄语也很好，曾经当过周总理的翻译。
那时珍宝岛冲突刚刚发生，中苏边境关系很紧张。有一天，一位同学来跟我说：“曾肯成说你拉的曲子有一个是‘苏军巡逻在阿穆尔河上’”，并哼给我听是个什么曲子。他哼的这个曲子我确实经常用手风琴拉，它是《外国名歌200首》中的一首歌，叫”三个坦克战士”，歌词中并没有丝毫的苏军巡逻在阿穆尔河上的意思。而有没有阿穆尔河是非常要紧的，在苏联被称作阿穆尔河的河流就是我们中国的黑龙江，中苏边境冲突的珍宝岛就在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国一侧。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如果拉“苏军巡逻在阿穆尔河上”，那就成了一个卖国贼了。我越想越气愤，就冲进曾肯成的宿舍质问他，他仍坚持说我拉的曲子是“苏军巡逻在阿穆尔河上”，我当即一拳打过去，打在他脸上，后来被其他人拉开。
军宣队说我打人了，让我写检查。我有点后悔，怎么能一时冲动就去打人呢？但心里总有点不平，他也不应该平白地诬蔑我是一个卖国贼啊。过后，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跟我讲“如果被打的是你的父亲、母亲，你的感受是什么？”我一下子就感到我的打人的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了。几个月之后，见到一本样子有点古老的歌本，翻开一看，里面还真有一首歌曲是“苏军巡逻在阿穆尔河上”，而且那曲子和“三个坦克战士”一模一样，真让我大吃一惊，曾肯成还真没讲错，我真成了一个卖国贼了。
１９７８年，我回科大进修计算机软件专业，校园里碰到曾肯成老师，他大发脾气，说学校不能培养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把我赶出去。我对当年打过他的行为很惭愧，很内疚，同时也很担心会被从学校赶出去，因为曾肯成老师那时已经是非常权威的学者了。大概是史济怀老师和原来的同班同学华伟范、杨劲根帮忙做了工作，几天后又碰见曾肯成老师，他主动和我打招呼，我赶忙迎上去向他道歉。他表示既往不咎，和我聊了其他一些事情，记得他提到广西的江家福（后来当了国家民委副主任）、麦结华（后来成为博导）数学水平比较高。回广西后，我和麦结华在图的带宽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取得的成绩发表在《应用数学学报》上。
◇ 打死一个，吓死一个
文革时中国科技大学的两派是东方红公社、延安公社。大约是在1968年下半年，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了。延安公社成立了文攻武卫队，每天早晨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练武功，我们数学系的周进聪教师当教头。
周进聪是华侨，据说是马来西亚富商的儿子，在国外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华罗庚亲自在科大上课时，曾选他当助教，可见是相当有业务水平的。他小小的个子，看起来很精干、灵巧，笑嘻嘻地，见人很爱打招呼，大约30岁吧。我在路上碰到他，总是他主动打招呼。
不知道他怎么地竟成了延安公社的骨干了。早年在国外他就练就了一身气功，现在有了施展的场所了。每天早晨在操场上教延安公社一帮人练，使过往的东方红公社的人气得咬牙切齿。
后来，东方红公社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决定擒贼先擒王。他们充分估计了周进聪会武功，经过了周密的安排，派出几条大汉在周的宿舍附近埋伏。抓住机会，一声令下，未费什么周折，就把他擒获了。抓周进聪的理由是他是马来西亚特务。周被秘密地关在教学大楼的某个教室里，那里可能是东方红公社的据点吧。据我们班亲眼看见的同学回来讲，周被绑在那里用粗棍子打，由于他会气功，粗棍子打在身上就象打在鼓上一样反弹回来，一点事也没有，后来打手们就蒙住他的眼睛，时不时地胳肢他，趁他不注意时就猛地一棍子打过去。周进聪就这样被折腾来折腾去。到后来，打手们觉得周进聪好象没气儿了，也许他是用气功憋住气儿装死，也许他是真的不行了。他们去校医院找来一个医生，医生检查说，确实是死了。生龙活虎的一个人就这样死掉了，不是死在武斗的战场上，而是作为一个俘虏被虐待致死了。
祸不单行。校医院的这个医生检查完周进聪的死活后，自己也吓得够呛。这几个打手警告他要严守秘密，有丝毫泄漏就有他好看的。他家住中关村，回到家里，一颗受惊吓的心还是 不能平静下来。不巧的是当夜北京市统一突袭查户口，这是那几年经常做的事情。但是对这个医生来说，他已经是惊弓之鸟了，一敲门他就认为是东方红公社来抓他 了。因为是住在楼上，他就系了根绳子从窗口爬出去逃跑，但没想到这绳子那么不结实，一承重后就断了，把他摔到了地面上，就这样摔死了。
这是科大在文革中最严重的死人事件了。几个打人凶手逃跑了，东方红公社的头头贾志斌被公安局抓起来，要拿几个凶手来交换。东方红公社派人出去，全国各地去找他们。后来在天津火车站碰上了这几个人，把他们劝回北京自首，换回了贾志斌。
我既未参加东方 红公社也未参加延安公社。但这个打死人的事件发生后，我也曾扪心自问，如果我是东方红公社的，如果我在两派多次对立事件的挑逗下也情绪激昂，我会不会去打 人，甚至去杀人，更甚至在对方丧失了反抗能力的情形下把他折磨死。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坏的比例因人而异，环境的影响、个人的发展变 化也会不断地改变这个比例。每一个人都应该警惕自己，不要在恶劣的环境下让自己的恶劣性格大暴发。
◇ 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人人都知道的样板戏叫”沙家浜”，其中最好看的一场叫”智斗”，说的是地下工作者阿庆嫂为掩护新四军伤病员，和伪军胡司令、刁参谋长斗智斗勇的故事。阿庆嫂灵活、机智，胡司令江湖义气、愚笨、呆傻，刁参谋长阴险、狡猾。其中阿庆嫂评论胡司令的一句唱词”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在当时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句了。
阶级斗争的形势像一张弓，一会儿绷紧，一会儿放松，1968年下半年又进入了绷紧的状态。我们数学系揪出一个青年教师陈登远，有人揭发他讲了一句较严重的攻击文化大革命或中央文革的话，具体是什么话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开了一次斗争会，陈登远站在前面，大家揭发、批判他。他讲的那句反动的话不是他能够编出来的，因此大家七嘴八舌地追问他这句话的来源。陈登远嘟嘟囔囔地总讲不出来，想蒙混过关，我当时还真有点佩服他不乱咬别人。但革命群众不依不饶，一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最后，陈登远眼看着逃不过去，只好交待了一个名字。这下子革命群众更来劲了，立刻”宜将剩勇追穷寇”，追问这人在哪里？什么单位的？陈登远有点慌神，但是牙关咬得更紧，死也不肯进一步交待这个人的去向。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这时有一个４０多岁的教师（我已经忘记名字了）说：“他是不是已经死啦？！”陈登远如梦方醒：“对！对！他是已经死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批斗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晚上，陈登远在卫生间洗衣服，一边洗一边唱着当年的流行歌曲，其中重复率最高的一句就是”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结果是，这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又被报告给了军宣队。
◇ 难忘科大琴声悠扬
我在文革时期当逍遥派，有一个收获就是学会了拉手风琴，最着迷的一段时间，每天8小时以上都在拉琴。有一天我在宿舍里拉新疆歌曲“农庄姑娘”，突然闯进来一个人，是６５６（６系，无线电电子学系）的李东林，初中时是我在北京八一学校时的同学。他说他是寻着琴声找来的，夸我拉得很熟练。他在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拉手风琴，他说还需要一个人，可以推荐我去。就这样，我进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拉手风琴。
那时候都是拉文革流行歌曲，或者拉阿尔巴尼亚曲子“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支持英雄的越南”、“海内存知己”等。有时候忍不住拉一些苏联歌曲，军宣队来问就说拉的是阿尔巴尼亚歌曲“红梅花儿开”、“山楂树”，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说成是“地拉那郊外的晚上”。我还到处借手风琴配器曲来抄，五线谱大约抄了十几本，为了预防产生问题，曲名我都不抄在上面。有一次，军宣队来检查，打开我的五线谱本调侃说：“怎么？都是些炒豆芽菜。”
大概是3系（近代化学系）的一个老师，钢琴的演奏有相当高的水平，我和李东林常去听他的演奏。通过听他的钢琴演奏，我的音乐欣赏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和他交上了朋友。记得他经常演奏的有“献给爱丽丝”、“少女的祈祷”等，殷承宗的“钢琴伴唱红灯记”，还有肖邦的许多钢琴独奏曲，他的演奏使我终生难忘。我们有时也演奏手风琴让他提意见，他提的意见非常专业，有水平。有一次，我拿我拉手风琴的一张照片给他看，他说，他还没有任何一张弹钢琴的照片，我就想，下回买胶卷一定要记住给他照几张。但此事最终没有实现。
听说学校搬到安徽后，还未得到解放的原党委书记刘达在校园里散步，远远地听到这位钢琴老师演奏的世界名曲，大声地对他喊：”弹得好，弹得好！请再弹一手。”
◇ 与美国国歌有关的故事
陈登远老师３０岁过了，从头开始学拉小提琴，我很佩服他的这种精神。我也试着学拉过小提琴，练了几天，脖子还夹不住琴，下巴已经练歪了。因此我知道，学小提琴是非常困难的。
他每天都用好几个小时来练，刚开始时拉得比较难听，记得我们当时讽刺他说：“听啊，陈登远又开始锯‘木头’了。”不过几个月过去了，这个‘木头’锯着锯着，声音逐渐不那么刺耳了。他是照着一本正规的小提琴五线谱练习曲集一段一段地往下练的。
１９６９年底，学校搬迁到安徽，我们数学系当时在铜陵，所有师生都住在铜陵冶炼厂的大礼堂里。科大师生对搬迁安徽普遍存在不满情绪，妄想着打回北京去。１９７０年初，中央出台了一个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文件，安徽省委就利用这个文件，借机打击科大师生的反叛思想和行为。当时形势骤然紧张，大批的学生、老师又沦为反革命，我当时统计过，大约４个人里就有１个反革命。
陈登远又被提溜了出来，有人揭发他用小提琴拉美国国歌。当时苏修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但在公开场合还是喊美帝是我们的头号敌人的，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大众演奏我们头号敌人的国歌，不是反革命是什么。但陈登远坚决否认他拉了美国国歌。
中国国歌是唯一的一首歌“义勇军进行曲”，而美国国歌不同，美国有好几首曲子都叫美国国歌，其中有一首是“噢，苏珊娜”，它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流传非常广的美国民歌。不幸的是，陈登远的小提琴练习曲中也有这个曲子。
军宣队收缴了陈登远的小提琴练习曲集，但他们看不懂五线谱，当时很少有人能看懂五线谱。军宣队就把练习曲集交给我，命令我翻译成简谱。我把我所知道的美国国歌的事情讲给他们听，他们还是让我翻译，给我一个空白笔记本，不仅仅是让我翻译这首美国国歌，而是让我把小提琴练习曲集中的所有五线谱曲子全部翻译成简 谱。我只好遵命，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把一本书全部翻译出来，我也不知道这个证据是加重了陈登远的罪行呢还是减轻了他的罪行。
陈登远老师后来调到其他学校去了，他应当是一位业务相当不错的老师，这几年我担任执行主编的我国边远省份的《广西科学》杂志，还时不时地有他的文章来投稿发表。
◇ 《艳阳天》与黄色小说
文革之初，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第一，是毛主席充分相信我们最基层的革命群众，依靠我们闹革命；第二，是毛主席高瞻远瞩，把反修防修的工作做在了前面，防患于未然。但久而久之，被打倒的东西太多了，使我自己也感到有些茫然，有些惆怅。
北京长安街的最西头是玉泉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在玉泉路公共汽车站的西北，八宝山脚下。有一次我在玉泉路汽车站等车进城，碰到了一个小学时的同学，他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他说，非常羡慕我们学理工科的，他们学文科的所有的一切都被打倒了，仅剩下一本书，就是作家浩然写的《艳阳天》。我一想也是，微积分你不能打倒吧？！线性代数你不能打倒吧？！沉闷的心情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几年就过去了。１９６９年１１月，科大从北京搬迁到安徽，好几个系的同学都在同一列火车上，离开了北京。一个很年青的解放军战士走过我们座位时把我隔壁一个同学正在看的书一把抢过去，说是没收这本黄色小说。我们和他辩论，那真正是秀才遇见了兵了，有理讲不清。
那本被没收的书恰恰是浩然写的《艳阳天》。由于没有什么其他的书看，大家都翻这本书，它被搞得脏脏旧旧的，封面也早就掉了；而且这本书的书名里面有一个”艳”字，因此从形式上看，它很象是一本黄色小说。
这个解放军战士又在另一个车厢没收了近代物理系还是近代力学系的同学的一本书，书名好象叫《比太阳还亮》（华注：应该是《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是一本内部出版物，讲述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故事。学校派人和这个解放军战士交涉，说这些学生将来很多都是研究原子弹的。后来，《比太阳还亮》这本书还回来了，《艳阳天》始终被认为是一本黄色小说而 没有还回来。
◇ 张体学万万岁
文革中只能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张体学是何许人物？也配喊万万岁。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疑问，不要着急，我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给你们听。
１９６６年８月， 首都红卫兵成立司令部（即后来的第一司令部），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的红卫兵代表，在礼堂开大会时还有幸坐了一次主席台。然后，这支红卫兵组织成几个大队，分赴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我们被分配去中南地区。临行前周总理接见我们，他不象中央文革几位讲话那么冲，现在只记得他当时讲，到中南去的同学 可以到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毛主席的故居韶山去看看；还讲到同学们到各地去，生活可能不习惯，比方吃辣椒、大葱等等，要克服困难，不要太娇气。
我们的第一站是湖北武汉。张体学是湖北省委书记，他是李先念的老战友、老部下。当地造反派说张体学曾说过：“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进一步的意思就是说张体学这个人是不服领导的，是和毛主席、党中央分庭抗礼的。
当时周围地、市、县的学生也都开始了大串联，武汉市各个学校都住满了人。一天，我们去湖北大学，学校的造反派交给我们一本外地串联学生填写的意见本，一般都 是说几句感谢的话，喊几句口号，但有问题的是有一个串联学生写出的口号竟然是：“毛主席万岁！张体学万万岁！”。在当时看来，这充分表现了张体学为营造他的独立王国而造舆论的卑劣行径。学校造反派让我们把这个意见本带回北京去，交给中央文革。
回来的路上，我们忽然被大批的学生包围了，他们是湖北大学的保皇派，要求我们交出意见本才放行。我们当然不能交出意见本，又不能继续往前走，就只好当街坐在地上。过了一会儿，又冲进来一批学生，是湖北大学的造反派，他们在我们周围围了一个圈，保护我们，把我们和保皇派学生隔开。我当时心里暖烘烘的，什么是战友情、阶级谊，这个时候似乎有了真真切切地感受。天黑了，湖北省委派干部来做保皇派学生的工作，让他们放我们一马。这样，我们最终平安地得以脱身。
多年以后，我又碰见了一个当年湖北大学的造反派，聊起当年的事情大家都很高兴。他仍关心写有“张体学万万岁”的意见本交给中央文革没有，我说我也不知道。但实际上我内心里感觉得到，这个东西肯定没有交给中央文革，早就被我们红卫兵头头扔到哪一个犄角旮旯里去了。
◇ 贵州的小太阳
我1970年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省贵阳市工作。当地的革命群众告诉我，原来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部队支左干部）刚刚被打倒，换了新的领导了。那时全国上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要是开会，一定少不了的程序是：领导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在台上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群众在台下挥舞 着小红书跟着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导挥舞着小红书继续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台下挥舞着小红书跟着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而在李再含在位时的贵州，这种会议的形式还要再增加一道程序，即：领导还要继续喊：“祝李再含同志比较健康”，台下跟着喊：“比较健康，比较健康”。那时称“毛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在贵州就还要加上一句“李再含是贵州各族人民心中的小太阳”。不过这一句在当时似乎也是太过分了，是否真的要加这一句， 我是怀疑的。
捧得太高就可能摔得很惨。他下台以后的一个时期，我所在的单位经常开大批判会，每次开会都要扎一个有点驼背的稻草人跪在台前，会后就把它烧掉。大家告诉我，李再含有点驼背，这个稻草人就代表他，让他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最后再一把火烧掉他，叫作火烧李再含。
那时，贵阳市街道的许多电线杆上也常常挂着几个泥塑的人，和真人一样大小，据说是绞死李再含及其狐朋狗党。傍晚时分在街上走，猛一抬头看见电线杆上挂着的“ 死尸”，还真是吓人一跳。有一次我去贵阳市的河滨公园玩，上了若干级台阶，来到公园门口，抬头一看，公园大门的柱子上就拴着几个“死尸”，令我游玩的兴趣马上消失殆尽了。
1975年左右，李再含去世，人民日报发表讣告，虽然很短，但仍称他为同志。
◇ 一次围棋比赛
文革时班上同学个个会下围棋。有一个时期，每天早饭后就摆开战场，７、８个人围着一个棋盘，七嘴八舌地喊啊叫啊，一个上午就是一盘棋。有时候下午、晚上还要继续战斗。
现在回忆起来，我们班围棋下得最好的是杨劲根（现在是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博导）、刘复华（现在是河南鹤壁市无线电四厂总工），下得比较好的有王元元（现在是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博导）、谢韦克（现在是北京医科大学数理统计教研室教授）、沈韵秋（现在是美国西华盛顿大学终身教授）等，我下的也还可以。藤泽秀行、坂田荣男、吴清源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写的棋谱书是最受我们欢迎的。我们曾到5系和忻鼎亮（６４５）他们进行过系与系之间的对抗赛，比分是几比几已经忘记了，但那盘棋我下的不太好，杨劲根曾批评我下得过于软弱。
１９６９年 底学校搬迁安徽，我们数学系在铜陵，当时叫铜陵特区。我经常和史济怀、李乔、郑仙仲老师组成乒乓球队和其他厂矿比赛，其中有一次在比赛的过程中，对方和我们聊天，说他们现在在钻研围棋，非常入迷，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了，出去比赛，在铜陵特区已没有对手了。我就约他们跟我们科大６５１赛一场，他们欣然同意。
大概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这个名字太响把他们镇住了，过了几天，传回话来，说他们水平还不太够，更强的是特区体委，他们已经帮我们联系了。再过几天，特区体委回话了，说他们围棋下得还不够好，特区这里下得最好的是几位老干部组成的特区围棋队，已经帮我们去联系了。最后约定了日期，去他们那里，打５个人的对抗赛。
我们参加的是杨劲根、刘复华、王元元、谢韦克和我，经过抽签确定对手。我的对手一上来就要求先摆上４个“镇子”，即在４个 “星位”先摆上两黑两白，我马上表示不同意。“星位”摆”镇子”是中国古典的下法，如果采用这种下法布局的变化就少很多，这不符合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对方年龄较大，肯定想求稳，而我要尽量打乱局面，争取乱中取胜。但是对手要求摆”镇子”，说明了他的下法可能较古老、保守，这更增强了我搏杀的信心。开局时我有意避开“星定式”，尽量使局面复杂化，很快就“吃”掉了对方相当大的一块。后面对手多次努力反扑，我都小心应对，优势虽然逐渐缩小，但仍能保持到最后。最终我们5个人４：１胜对方，好像是谢韦克输了。这样，我们就以较大的优势战胜了铜陵特区的围棋冠军队。
１９７８年我回科大进修，正逢学校举行围棋比赛，我也报名参加，赢了一场，输了一场。８０年代广西科学院举行第一届运动会，我未费多大劲即获得了围棋冠军。
◇ 绞死黄塞阳
黄塞阳是何许人也？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６４４（６４年入学，近代物理系）的学生。黄的父亲是桂林市或桂林地区的一个领导，他在桂林市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科大。１９６４年暑假我在桂林漓江游玩，通过别人介绍偶然认识了他。当时他刚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非常的精干、神气、高傲。我第二年考大学也选择了科大，有种种的原因，见到黄塞阳也是原因之一吧。但为什么要绞死黄塞阳这样一个普通的学生呢？且听下面分解。
１９６６年８月，文革之初，黄塞阳只身南下，煽风点火。他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和他原来的中学串联，很快组织起了一支造反派的队伍。接着到了南宁，组织了一批中学生造反，他们要求自治区第一书记韦国清接见。当时的当权派，无论有问题没问题，都害怕见北京来的红卫兵，韦国清也是如此，他派人跟黄塞阳说，韦在外地出差，不能赶回来接见。黄塞阳不依不饶，组织造反派学生在自治区党委门前静坐绝食，非要韦国清出来接见不可。黄塞阳组织、领导这些学生，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起立，向右看齐，报数，一、二、三、……，领着大家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吃饭时间到了，自治区党委用大桶挑来饭、菜，请造反派学生们吃，但是愤怒的学生们没有一个人肯吃。
黄塞阳在队伍前面念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领着大家喊口号，又起立、向右看齐、坐下着整理队伍。然后，他偷偷地跑到不远拐角处一个商店里，买了一包饼干，小心地溜到一个角落，三下五除二，很快消灭掉这包饼干，抹抹嘴巴，抻抻衣服。回到自治区党委门口， 他又领着绝食静坐的学生们喊起口号来。
韦国清怕出什么问题，不得已，只好出来和造反派学生见面。见面地点在自治区党委大门内的路上，黄塞阳带着几个学生往里走，韦国清、秘书和警卫员迎出来，为了表示刚从乡下赶回来，韦的左手拿着一个草帽。走到跟前，韦伸出右手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辛苦了。”黄愤怒地说：“镇压群众运动的走资派，谁跟你握手。”他一挥手，原想拨开韦的手，不想把韦的草帽碰落在地，秘书和警卫员马上护住韦，说：“不许打人啊。”
这件事情马上从自治区党委大院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传遍了整个广西城乡。说韦国清被打了，再传韦国清被打伤了，三传被打躺倒住院了，又传被打得遍体鳞伤了。一时间整个广西掀起了声讨黄塞阳的浪潮，大街小巷、城市乡村到处都贴满了“打倒黄塞阳”、“油炸黄塞阳”、“绞死黄塞阳”的大标语，黄塞阳成了广西的一大名人了。这就是“绞死黄塞阳”的来由。不过喊口号归喊口号，真正对黄塞阳动手广西是不敢的。因为在当时，北京来的红卫兵是象神明一样被捧着的，特别是这个黄塞阳，他还有什么背景，有什么靠山，对广西来说是高深莫测的。
黄塞阳的父亲在前几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整。文革中一次开群众大会，韦国清也在场，黄塞阳对着麦克风揭发：“韦国清刚才在后台跟我说，让我保他，那么我父亲的问题将会在运动后期重新、从轻处理。”自治区常务书记乔晓光一次拄着拐杖也对黄塞阳讲了类似的话，黄一挥手把乔的拐杖打掉。由此可见黄塞阳当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到底精神。
１９７２年我到广西工作，本来科大毕业是一个很值得自豪的事情，但在广西我却不怎么敢讲了。原因是一说是科大毕业的，对方如果比较友好的就会问，那你认不认识黄塞阳；对方如果不太友好的马上就把你另眼看待，认为你也是一个，起码是半个反韦国清的造反派了，而韦国清当时在广西却是如日中天。
黄塞阳毕业分配在贵州遵义八五铝厂做采购员工作，几年后又被广西揪回来当“５•１６份子”审查了很久。大约１０年前他就退休了。前几天在南宁市的街上还遇见了他，聊了几句天，生活的苍桑已给他留下了满脸的皱纹。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的儿子还比较争气，已经当了小老板了，做煤炭买卖，生意不错，他帮他儿子打工。
韦国清是由红七军打出来的，还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将军莫文骅，也是由红七军打出来的，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回忆红七军》，最近他又写了一本《二十年打一个来回》，说的是１９２９年从广西打出去，１９４９年又打回广西。黄塞阳并不是仇恨一切老革命，他自己就是老革命的儿子，文革中他还和莫文骅交上了朋友。莫文骅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这个单位和科大斜对门，黄经常去向莫请教一些革命历史问题。
我大学毕业分在贵阳市工作，那时贵阳的物资供应很紧张，比广西差得多，有一次，黄塞阳从广西探亲回贵州，我妈妈托他带很多白糖、花生油、牛肉干等给我，东西非常重，一直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感到过意不去。他找到我时已经天黑了，他爱人帮忙挑着担子，长长的辫子，年轻漂亮的样子。我的奶奶在广州，头经常昏，听说贵州的天麻是特效药，托我买，但打听了很久，贵阳市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卖。还是黄塞阳的一个同学陈清宝，他分配在贵州与云南交界的毕节，帮买来了天麻，是野生的。现在贵州的天麻很多了，不过都是人工栽培的。
◇ 游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市的正西面，八宝山的东南脚下，从那里往东北走约半小时，有一条小河，我现在查地图才知道这条小河叫永定河引水渠。河两岸都是高大的柳树，水面宽的地方有50米，水很清，一直流向玉渊潭。玉渊潭的东北角外是钓鱼台，中央文革所在地。每年的６、７、８月，我们６５１的很多同学都到这条河里去游泳。
1．奋力向上
华伟范同学的一个中学同学是清华的，当时清华两派武斗严重，把压路机四周焊上钢板当坦克用来冲击对方阵地，他就躲到我们科大来了。他姓胡，略胖，因为样板戏《沙家浜》有个胡司令，所以我们就叫他胡司令。
有一天华伟范和胡司令去游泳，他们到了河边，往上游再走１００、２００米，那里河面较宽，但有一个７、８米的大落差，形成一个大瀑布，他们就在瀑布的下游游泳。这个瀑布比不上黄果树瀑布和我们广西的德天瀑布，但也相当壮观，声音轰响着，瀑布出来十几米的水面都是波涛汹涌，浪花和白沫覆盖着，这十几米的河水都是倒流向大坝根基的，然后被大坝上方冲下来的水把它们再打入到河的底层。
胡司令的水性并不很好，他游得太靠近瀑布下方的白沫区了，不想被洄流的水卷进了白沫区。华伟范去拉他，也被卷进了白沫区。他们奋力想游出白沫区，但这些白沫的成份很大一部分是空气，因此向外划水、登水的效果是非常小的；而且整个白沫区的水是向大坝洄流的，无论他们两人多么努力，最终都被卷回了大坝根基。
到了大坝根基，他们就被瀑布上方的来水狠狠地打到河底。他们奋力向上，拼命挣扎着升出水面，朝离开大坝的方向划水、登水。但在这个时候，人的个人的力量和自然界规律的力量相比较，那就是非常的苍白无力了。无论如何努力，他们俩人都是在重复前面的过程，被无情的水沫卷回到大坝根基，被瀑布上方的水打入河底，挣扎出水面，再被卷回到大坝根基……
岸上的同学也都看到了这些情况，大家都干着急，谁也不敢再跳进白沫中去救人。有人拿着树枝，站在洄流的岸边去够他们，但树枝太短，完全够不着；有人对着他们大喊：”坚持住，坚持住。”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10分钟，20分钟，也许是半个钟头。胡司令首先不见了，大家以为他完蛋了，但没想到在几十米之外，他浮出了水面，过了几分钟，华伟范也浮出了水面，大家真是喜出望外。事后我问华伟范是怎么回事，他说在白沫中挣扎到最后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被打到水底也不再奋力向上了，心想今天就死在这里了，结果反而被水底向前涌动的强大的暗流带出了旋涡区，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这次事件后，华伟范和胡司令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再去游泳。华伟范一时神思恍惚，把学校的游泳证寄回了家。家里来信问，为什么没有写任何信，仅寄回来一张游泳证？
2．顺流而下
我们其他同学照样天天去游泳。大家已经不满足在大坝下的这个固定地点游了，而是顺流而下，一直游到玉渊潭。有时候也有老师跟我们一起去，记得常庚哲、朱国城、陆洪文老师就跟我们一起去过。常庚哲老师那时连续生了几个小孩，他说他是连续放原子弹。他的妻子长得很漂亮，是傅作义的亲戚，也是我们班同学董亦农的亲戚，科大搬到安徽招少年班后，是常的妻子在少年班当班主任的。
每天睡完午觉，我们就出发去游泳，要求大家都穿尽量少的衣服。到了河边，由一位同学把大家的衣服、鞋子捆扎在一起，背着沿着河边走到玉渊潭，其他大约７、８个人就跳到河里，顺流而下。
河两岸是高大的柳树，树阴常常把整个水面都遮蔽了。河水很清，很洁净，流动得也很平静，流速比我们人游泳的速度快一点。在这样的河里游泳，那真是舒服极了，你想游的时候就游几下，你想偷懒了就任由河水带着你走，欣赏欣赏两岸的风光，和周围的同学开句玩笑。约5公里的水路，半个多钟头就到了玉渊潭。这时，背衣服的同学还没赶到。
玉渊潭边的引水渠是石砌的河岸，我们经过水中的长途跋涉后就坐在岸边树阴下休息、聊天，背衣服的同学就下水游泳，我们坐累了、聊累了就再下水游一会儿，有时也到玉渊潭的大湖里去游游。
在玉渊潭有两件事仍记忆犹新。第一件是有一天河边竟趴着一个死人，是被人从水里捞出来的，走近去看，他穿着塑料凉鞋，穿着袜子（那时夏天人们都不穿袜子），似乎还带着眼镜，完全一个知识分子的模样，可能是自杀的。待第二天去游泳，他竟然还在河边趴着。另一件是我们在岸边休息时看到河对岸一男子游泳后仰面躺着休息，他的女伴坐在旁边，那男子４０岁左右，腰腹部非常的厚实。刘复华同学游过去，躺在他身边让我们比较，腰腹的厚度仅是他的１／３。那时候如此丰厚体型的人很少见，现在这样的身材已比比皆是了。刘复华前两个月给我打电话，这是我们大学毕业３３年来的第一次联系，他在河南鹤壁市一个工厂当总工。我谈起了在玉渊潭他跟别人比肚皮的事情，他说他现在仍然很瘦，身高１．８０米，体重５５公斤。从身材上看，他还不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
◇ 修战备铁路
１９６９年５月，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的九大召开后，系军宣队组织我们文艺小分队到科大周围的工厂、农村，宣传九大的胜利召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在文艺小分队里拉手风琴，颜基义老师是我们的负责人，队员还有张贤科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许甫华，他们夫妇俩前两年从科大调到清华去了。队员好像还有朱国城老师。孙淑玲老师也是文艺小分队的，她的主要责任是报幕，她人长得漂亮，跳起舞来由于精神焕发就更显得漂亮，他丈夫是冯克勤老师，科大研究生院院长，后来也调到清华当数学系主任了。表演了什么节目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唱过《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我们练习时都是用C调唱的，但有一次演出时我不小心按错了键，用D调起的音，高了一个音，唱完后，演员们都说今天怎么搞的，大家都状态不佳，唱不上去了，我就在一边偷着乐。
记得是演出过后不久，军宣队——工程兵某部就拉我们去修一条战备铁路。北京的西南约４０公里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那就是发现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的周口店。周口店往北数公里有一个叫做良各庄的小地方，我们在良各庄再往北约１公里的荒山野岭、大石山区里的半山坡上搭起的帐篷里，度过了几个月难忘的时光。
我们的任务是修战备铁路，把一座东西方向的山梁由南北方向劈成两座山，把炸出来的石头运到山北面的深谷倒下去，这样把高的挖低，低的填高，最终形成铁路的路基。每天２４小时４班倒，每班都是解放军战士和我们学生、老师搭配在一起干。一上班先在警戒区外等候上一班放炮，待检查过瞎炮后，我们就上工地。在我们去劳动之前，这个准备劈成两半的山中已挖通了一条２０多米的隧道，隧道中间的顶部已有一个漏斗形的通天洞，山顶上的碎石就通过这个漏斗一批批地往下放，这真是一个很巧妙的作法。我的任务是在隧道中的小轨道上推人力翻斗车，在隧道中间的漏斗下面接山顶滚落下来的石头；石头装满翻斗车后就把车推出隧道，推到４０米外轨道的尽头，把石头翻倒入深谷中。
隧道中的翻斗车如果和山上的漏斗漏下来的石头未配合好，就会有一大堆石块堆在隧道中的轨道上，这时我们就辛苦了，把３０公斤、４０公斤的大石块举到齐胸高，掀入翻斗车，有时一个人搬不动就两个人合力来搬。大石头处理完了，再把小石头铲进翻斗车，把轨道周围清理干净。有时巨石卡在漏斗洞口，还要使用撬棍来撬。部队发的很厚的帆布手套，１、２天时间，手套的１０个指头就都磨破了，但新手套一个星期后才发，只能带着破手套干，我的双手被石头划破的伤痕少说也要有几十处。手套虽然破了，但是一定要带着，因漏斗滚下来的碎石常常打在推翻斗车时的手背、手腕上，手套可以起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即使是带着手套，手背、手腕、小臂上也常常是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头倒不用害怕，因为带着安全帽，挺大的石块砸上去也不过是震一下。
翻斗车推出隧道后一定要加速推，否则后半段的上坡就推不上去了。如果碰到推不上坡的情况就得请推别的翻斗车的人来帮忙。翻斗车推到尽头就会卡在那里，这时估计车中石头的重心在哪边就往那边翻转车斗，石头就滚落入山谷中。有的时候大石块卡在车斗里，翻不下去，这时就要拿撬棍去撬，但要特别小心，不要把自己也撬到山谷里去了。还有的时候车里装的石块重心居中，向左、向右都翻不动，这时就要推车的人从左边或右边扒到翻斗边，大力晃动翻斗，但更要小心，不要让自己同石块一起翻下山谷，别的系的同学就有这样翻下山谷去的。
更大的危险还是存在的，解放军战士手砸伤后到医院被锯掉手指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事故我印象最深，当时我们上夜班，工地上灯光照得雪亮。我推着装满石块的车刚出隧道，就见前面２０多米外的另一辆车由于装的一块石头太大、重心太倾斜翻倒了，大石横着向左边滚过去。这时在左边，大石滚动的前方有一个很年青的解放军战士站立着，一个长得很漂亮的解放军战士，大石向他滚去，他就向后倒退着。不幸的是，一个废弃了的倒扣着的翻斗车挡住了他的退路，这时他如果向他的左方或者向右方迈一大步，或者坐上废弃的翻斗车把双脚高高地举起，都可以化险为夷。但是这个战士慌了，惊呆了，双腿紧紧地靠着废弃的翻斗车一动不动，我眼看着大石头慢慢地翻滚着靠在了他的腿上，他双腿就这样被轧断了。事故过后这个废弃的翻斗车被搬走了。
６４１有一位男生是我们数学系篮球打得最好的，长得也很帅。他是在隧道的上面、从漏斗上往下滚石头的，劳动环境比我们隧道里好，危险性也小很多，但是偏偏是他出了大事故。是不是他粗心大意，未带安全帽？当他下到山上的漏斗里往下捅石块时，被斜坡上滚下来的一块石头击中头部，送到医院去抢救。这次劳动锻炼全部结束后，我们回到科大不久，他也从医院回来，在操场旁边的路上，跟我打招呼，我从心底里庆幸他能够康复。但两、三个月后又见到他，我就发觉不对头了，他的脸发胖了，行动也迟缓了，笑起来时带着一点傻样，这次事故给他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他家是天津市的，毕业分配时他被照顾分回了天津市。
修战备铁路的劳动是辛苦的，但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怨言。对于我来说，说句心里话，自己活了２０多年了，没有给社会做出过什么贡献，这次能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做一点事，为战备做一点贡献，是完全应该的。全班同学，没有哪一个人是弱者，个个是精兵强将，明显地比工程兵新战士强得多，和老战士相比不相上下，据说，支左部队的首长对我们这些修铁路的大学生赞不绝口。那时，相邻的工地已经在大量地使用大型机械设备了，所以，如果说还有什么怨言的话，那就是本来用大型机械设备几个钟头、几天就能干完的话，却要我们用人力蚂蚁啃骨头，长年累月地这样干下去。
支左部队对修铁路的科大师生的生活上的照顾是考虑周到的，粮食定量增加了，肉吃得也多一些了，油水比在学校时要足得多了。有一次吃绿豆粘糕，食堂做多了，第二天中午还吃，可能是绿豆变质了，结果很多人食物中毒。我由于贪吃，多吃了一块，结果肚子疼得比其他人更厉害。部队派了一辆卡车来拉食物中毒的人去医院，由于在食堂里当大师傅的都是东方红公社一派的人，那时派性还相当严重，所以延安公社的人就鼓动大家上车，而东方红公社的人就从卡车上往下拉人。我是两派都可能争取的对象，延安公社的喊我爬上车，东方红公社的就在车下叫我：“罗海鹏，你凑什么热闹，下来，下来。”我这时忽然非常难受，赶快爬下车来大吐特吐，把吃的所有的粘糕都吐出来了，身体一下子轻松了，全好了。龚昇老师在一旁夸奖我：“你身体真好。”我奇怪他为什么这样讲，就问：“为什么？”他说：“你能够靠自身的力量把身体内的毒素吐出来，所以你身体好。”
劳动之余，大家就在帐篷里打桥牌、聊天，我有时背上手风琴，到外面很远的地方去拉，因为劳动是四班倒，任何时间都有人在睡觉，不要由于手风琴声影响了别人休息。我们的帐篷前有一棵大枣树，这在到处都是岩石，连草都很少生长的山坡上确实是一个突出的景观，我们每顿饭都是在这棵大枣树下吃。有一次吃饭时，一个华罗庚的研究生抱着这棵大树感叹地说：“这棵大桑树，能养好多的蚕啊！”引来大家哄堂大笑，这个华罗庚的研究生怎么连枣树和桑树都分不清楚。
那时洗衣服都用洗衣粉，我的手平常没事，但一泡进洗衣粉水里才发觉，到处都是伤口，钻心地痛，何琛老师的爱人刚好走过看到，就过来帮我洗衣服。我们那时候洗头都是用肥皂，当时有一种新产品——洗头膏，像香肠一样串在一起，洗一次头用一管儿，龚昇老师就用它，并且向我们极力推荐，他在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到最底层时仍然对生活充满信心，甚至很时髦。那时气候偶尔也会很恶劣，山上有时会刮很大的风，有一次刮风竟把我们的帐篷吹跑了。
洗澡是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洗，具体是什么情况现在都忘记了。只记得有一天小夜班后我们去洗澡，半夜时分，那地方除了站岗放哨的解放军外，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刚洗完澡，我们发现了旁边有一个１０多平方、２０多平方的水池，蓄满了抽上来的清水，不知谁一声令下，张京、我、还有几个人都跳下了水池去游泳。站岗的只有一个年青的解放军战士，他想拦但未拦住我们下水，待他看清楚我们一个个都是光着身子在水里游时，就不再训斥了，而是站在池边，一边看一边笑。
星期天休息时，大家有时到周围的风景区去玩，有去上方山云水洞的，有去房山和良乡之间的一个水下洞的。这个水下洞要游着泳进去，刘复华他们几个人去了，洞内有一些古老的石刻，记录着几百年以来的地下水文资料，据当地的老人讲，世间无论碰到多么严重的旱灾，这洞内的水都是丰沛的。上方山云水洞、周口店山顶洞人纪念馆我以前都去过，因此我和几位同学仅去了周口店和房山之间一个喀斯特岩洞。我们是戴着安全帽、打着手电筒进去的，洞口很小，但很深，人能够行走的通道也常常是很小的，很多时候是要匍匐着爬着走。有时候安全帽也碍手碍脚，使你看不清楚，不得不摘下来，结果一不小心，头撞到上方一个钟乳石上，流出了血。劳动这么多天头上也没有挂彩，钻了一个山洞就头破血流了。
从我们住的帐篷往西北，翻过一个山坡就是正在建设的东方红炼油厂，我和谢韦克一起去过几次。它建在山中间的一块平地上，整个空间都布满了管道，真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工厂。工厂周围都是高山，如果战争来临了，敌人要想炸毁这个工厂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据说，工厂在废水处理中作假，在周总理视察到达前的１０分钟，把金鱼放进处理过的废水中，周总理看后很高兴，夸他们三废处理工作做得好，待周总理走后，半个钟头之内，这些金鱼就纷纷死掉了。
直到我们快离开时，谢韦克和我才发现一条溪流，我们有一次曾沿着这条溪流向上走，有一个水坝，拦截了一个几百平方米的水面，有一些像大学生一样的人在那里游泳。再往前走，景象回异，岩石秃岭荒山没有了，代替的是绿树葱茏的土山，溪水就从山间淙淙地流出来。
３４年一晃就过去了，当年修的这条战备铁路，现在成了北京人到拒马河、十渡、野三坡旅游的必经之路了。
每次跟我父亲讲到修这条战备铁路的经历时，他都显得非常感兴趣，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年８６岁了，大病了一场，我有意跟他多聊聊当年战争年代的事情，这才知道，他年青时也在我修战备铁路的更西更北的深山大沟里，度过了７个难忘的年头。１９３８年我父亲在八路军一二○师，党中央决定让萧克副师长带一批骨干力量组成一支新军，去开辟一个新的抗日根据地。萧克副师长点名让我父亲跟随他去，并建议我父亲到新区当宣传部长，获得了一二○师军政委员会的通过。这支新军就是后来的八路军挺进军，到了平西（北平西面）的大山里开辟抗日根据地，萧克任司令员，司令部最初就设在永定河的一条支流——清水河边的斋堂附近。整整七年，八路军挺进军就在这平西的深山大沟里和日寇、伪军对峙、周旋，最后形成了四面包围北平的局面。当年在平西成立了冀察热抗大分校，校歌的词、曲都是我父亲写的。当年的小学员张志民现在已经成为我军著名的军旅诗人了，直到现在他仍然能够完整地唱出我父亲编的这首抗大分校校歌。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向前挺进，挺进向前，背靠着雄伟的宝塔山，面向着古都的大平原。听拒马河流水在咆哮！看燕云山巨影在绵延！奋斗、牺牲、学习、锻炼，冀察热的优秀儿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新中国的一代青年！向前挺进，挺进向前，脚踏过卢沟桥的石栏，身冲出天下的第一关。听黑龙江流水在欢笑！看我们的旗帜迎风招展在鸭绿江边！
◇ 做工人师傅的驯服工具
1．走后门的也有好人
１９６６年６月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约一年了，而在这一年里，我过去十几年、廿年形成的是非观念很多都被动摇了。
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毛主席曾说过：“走后门的也有好人。”〔华注：毛的这句话是七十年代讲的，不是６６年后的一年里讲的〕讲这句话的背景是，当时城市的中学生毕业了都是上山下乡，部队的子女和部分干部的子女能走后门的就都走后门去当兵，有人告状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回答的就是上面的那句话。
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本意大概是不愿意再继续打倒这些走后门的干部，他的目标是指向刘少奇的。但这句话传出去后让人们理解成：走后门是对的，而让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更加光明正大地、大规模地去走后门。
毛主席的这句话和其他许多的文革新生事物混淆了是非，动摇了我们多年来形成的人生信念。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环境下，很多这样的本来看似错的，在当时给出的结论可能就是对的；本来看似对的，结论可能就是错的。
2．科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
我在同班同学谢韦克的介绍下偷偷地看了苏联当代作家科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后来还看了这个作者的《你到底要什么？》。现在回忆起来这几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比较真实地、及时地反映了苏联当代社会状况，工人、知识分子、艺术家、领导等各阶层各方面的状况，对我们了解苏联有很大帮助。
谢韦克是研究这几本书的专家，书中有几个故事并行发展，它们是如何交叉相关联的，有哪些主要人物，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的事件有哪些，他都研究得一清二楚。
谢韦克也想模仿着科切托夫，写一本真实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状况、生活状况、环境状况的小说。但这事想象起来经常是非常美妙的，真正动起手来才发觉完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谢韦克几次想动笔，后来都搁浅了。
3．做工人师傅的驯服工具
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先是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起来造反，然后刘少奇派了工作队，再然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撤了工作队，充分相信群众自己闹革命，支持学生中产生的红卫兵运动，然后又镇压红卫兵运动，派出工宣队压制学生。在这样翻来覆去的形势下，我却离运动越来越远了，是非不辨，成了一个逍遥派。
工宣队进驻学校了，大喇叭里天天在批判刘少奇。而我却不闻不问，也不去深入思考，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怕思考出什么新鲜的问题，把自己思考成一个现行反革命。
工宣队组织开会，我和谢韦克没当回事，出去玩了。回来后让管我们班的工人师傅捉住了，责令我们写检查。我对谢韦克说：“你都可以写长篇小说了，这个检查就由你来写吧。”谢很快地写出了一个检查，我看了一下，签上名，交给了工宣队。
没想到这个检查捅了大漏子，第二天工宣队找我和谢韦克谈话，严阵以待的不仅是我们班的工人师傅，而是喊来了一群工人师傅围着我们俩，如临大敌，像要把我们吃掉一样。好不容易我们才搞清楚，原因是谢韦克检查中的最后一句话，“今后要老老实实地做工人师傅的驯服工具。”当时广播里整天都在批刘少奇，批刘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批这本黑《修养》中的最主要的观点“甘当党的驯服工具”的“驯服工具论”。我和谢韦克当时都没有好好学习，广播中天天喊的“驯服工具”，我们都听得挺熟，但是都没有搞清楚做“驯服工具”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被一群工人师傅包围在当中，我们才真正知道了“做驯服工具”是错误的。工人师傅认为我们是在为刘少奇鸣怨叫屈，含沙射影地为刘少奇翻案，而且我们的检查中不提“工人阶级”而提“工人师傅”，是对工人阶级占领学校这个上层建筑舞台不满意，让我们再一次写出深刻的检查来。
那个时候是工人师傅领导一切，我们班的这个工人师傅姓焦，完全是一个北京油子，很会讲话。认真分析起来他们原来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后来不过是没有考上大学，或者没有考上高中而早几年分在了工厂里工作，但在现在的政治形势下，他们成了觉悟最高、水平最高、领导一切的人了。
过了一段时间，焦师傅被撤回去了。其他的工人师傅说他是个坏蛋，究竟是怎么个“坏蛋”我也没搞清楚，反正是他被拉回厂里接受批判去了。
◇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文化大革命产生了许多新的概念、新的提法、新生事物，“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是一个新的提法。由于它缺乏生命力，没有留传下来，现在的年青人大约已经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文化大革命打倒了百分之七、八十的领导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把这些干部的子女也推向敌对的一面，那就打击面更大了，树敌更多了。因此，毛主席就说，要争取、团结这些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子女，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句话的来历。
校一级的军宣队召集了全校各系几十个学生开会，我和谢韦克也被叫去了。一进会场，熟悉面孔挺多，都是干部子弟；有些不熟悉的，但从打扮、行为看得出来，他们也是干部子弟。这次会议，校军宣队领导讲话的大意是，你们的父母虽然是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打倒了，但是你们是可以和他们划清界线的，毛主席、中央文革、军宣队仍然是相信你们能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的。
散会回来的路上，谢韦克大为不满，认为会议找错了人，不应该喊他来开这个会。谢韦克是烈士子弟，他父亲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前就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牺牲了，他每个月都去领８元钱的烈士子女抚恤金。而我的父亲在广西工作，当时广西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刚成立，他被任命为筹委会的副主任，因此我们俩都不应当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不过我还是想得开，工宣队、军宣队的工作粗糙、走形式主义、主观臆断，这样的事例我已是经常地看在眼里了，值不得为这个生闷气。而且我知道我父亲这个革命的领导干部是动态的，今天是革命领导干部，明天就可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我劝谢韦克不必认真，不用生气，虽然参加了这个会，他父亲仍然是革命先烈，我父亲仍然是革命干部，我们都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们国家骑在老百姓头上搞花架子、走形式的事情太多了，文革中是这样，文革后也依然是这样，越到基层越是这样。
◇ 西望延安情万种，东方红日寿无量
文革中有一个时期搞大联合，就是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不要斗来斗去了，大家的共同敌人是走资派，是刘少奇，现在刘少奇已经打倒了，大家应当在革命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军宣队就把学校的两派——东方红公社和延安公社联合了起来，一碗水端平，成立了联合的、统一的校革命委员会。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了大联合的大会，郭沫若校长也参加了，他是不是校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或成员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当场念了一首七律作为大联合的贺词。贺词中有两句是：西望延安情万种，东方红日寿无量。
这两句一句提延安公社，一句提东方红公社，粗一看是一碗水端平的。实则不然，“西”是什么？“西”让我们联想到西方、腐朽、反动、黑暗；而“东”是什么？“东”让我们联想到“新生力量”、“旭日东升”、“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而且解释这两句诗就是：向西遥望延安，感情万万千千；而东方红的太阳寿命是不可限量的。因此，从这首诗里可以明显地看得出，郭沫若不是一碗水端平的，他是倾向于东方红公社的。延安公社的人听到这首诗，哑巴吃黄连，讲不出话来；东方红公社的人听到这首诗，欢欣鼓舞，高兴异常。
郭沫若倾向于东方红公社是有原因的。他的女儿郭庶英当时在科大，是高年级学生还是老师我忘记了，是第一司令部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第一司令部诞生不久很快就走下政治舞台，经过一系列的演化过程，学校最后形成了以贾志斌为首的东方红公社、以黄英达为首的延安公社两大派别。记得有一次在礼堂的舞台上，郭庶英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原一司的各系的头头的秘密会议，陈延子（科大一司的头头）也参加了，总的精神是要求大家回去要支持东方红公社。那么，郭庶英在家里也会向她父亲灌输东方红一派的观点的，郭沫若是会倾向于东方红公社的。
我那时人是浑浑噩噩、是非不分，只要火不烧到自己头上，尽量离得远远的，即使郭庶英交待的工作，我也不会去执行的，哪一派我都不会支持的。
但我和谢韦克议论过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要反修、防修，探索一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新路子。谢韦克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毛主席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我说打倒刘少奇还不容易，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人民都会支持他打倒刘少奇的，用不着这样兴师动众，搞这样一套深刻的革命理论出来。谢韦克认为不是这样，他认为不是从基层、通过宣传造舆论，而仅仅在党中央的委员会上投票选举，那么被选下去的就不一定是刘少奇，甚至可能是毛泽东。谢韦克初中是北京育才学校的，高中我在一零一中时有很多从育才学校（该校无高中）考来的同学，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几乎个个在政治上都很成熟。谢韦克的社会关系特广泛，整天在北京城里的许多干部子弟的家中窜来窜去，知道很多的内幕消息。
那时候我还很佩服北京大学一个叫王海治的学生的政治敏锐力，他家住在中南海，后来他的妹妹和汪东兴的儿子谈恋爱。文革之初他拿起笔作刀枪，冲锋在最前线，我去北大时，常看到他的大字报。但很快他就偃旗息鼓，退出运动了。工宣队进校找他谈心，他竟然敢老老实实地掏出自己的心里话，他怀疑江青在搞反革命政变，因此不愿意跟着中央文革再搞下去了。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个工宣队的师傅竟然同情他，没有批判他，也没有揭发他，帮他包住，只是让他不要再对任何人讲这些话了。这是发生在１９６７年江青最红的时候的事情〔华注：工宣队是１９６８年７月后才进驻大学的，６７年还没有工宣队这个名词〕。
郭沫若在文革之初曾经说，他过去一生中所写过的所有东西都是错误的，都是坏东西，都应该烧掉。他在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个儿子郭世英文革初混乱时被造反派抓起来，他的夫人于立群让他向毛主席或周总理求一下情，他也不敢，甚至恰好他有机会见到周总理但都没有敢提这件事，结果这个儿子被打死了。但从科大大联合郭沫若的赋诗来看，也不能说他是没有家庭的亲情的人。所以我看郭沫若的政治敏锐力连谢韦克和王海治都不如，他如果能真正地分析清楚形势，在文革之初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表示和刘少奇划清界线，甚至揭发出刘的一点什么事情，上纲上线，他的境遇也许就会好得多，他就不用说他的作品都该烧掉，他的地位就不会那么岌岌可危，他的儿子也许就不会被整死。但这个曾经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的郭沫若，说阅历有阅历，说深度有深度，难道还不如两个青年学生谢韦克和王海治，看不透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吗？也许并不是这样的，对历史和社会有着深刻研究的郭沫若应该是洞察一切的，我猜想他也许是不愿意通过攻击别人来抬高自己在文革中的地位，不愿意踩着别人的尸体爬上能够挽救自己的悬崖，而这时唯一能做的就是从最根本上检讨自己、否定自己。
◇ 学校的大礼堂
大礼堂在学校的南区，图书馆的背后。刚上大学时好像在里面开过会，也看过电影，后来就很少去了。大概是自己的礼堂太小了，后来看电影都是到隔壁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的礼堂去看的。学校礼堂周围的那一片地方像小花园一样，布局很精巧，风景很优美，但同学们也很少去那边。
1．小红练唱歌
有一个教职工子弟是弱智青年，叫小红，大约也有１８岁了，经常在学校里走来走去，学雷锋，做好事，刘达书记好像表扬过他。他跟大学生们聊天，让大家出主意，看他将来能干什么。大家看他爱唱歌，有人就说：小红，你练唱歌吧。后来，礼堂前面小花园的树丛里，就经常见小红在那里练声，由于弱智，他唱得不怎么准。
2．在大礼堂的舞台上排演《长征组歌》、《祖国颂》等
文革中我参加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宣传队里拉手风琴。那时，经常在大礼堂的舞台上排练节目，比较大型一点的记得有《长征组歌》、《祖国颂》等等。排练好后，也在大礼堂里正式演出过，反映还挺好。记得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常庚哲老师，他对我说：“你们的演出很好，很有水平。”我说：“你肯定不会注意到我们这些小伴奏员，你注意的是男生独唱、女生独唱。”他说：“对，对。”我问他：“你是否觉得我们的演出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水平是一样的？”他说：“一样的，一样的。”我告诉他：“我们独唱的最高音和中央电台播出的相比，还差着好几个音呢。”他说：“那真听不出来。”
3．大礼堂的幕布被偷
大礼堂舞台上的幕布，是紫色天鹅绒的，重重的，坠坠的。文艺演出时，要拉幕、合幕很多次，这是一个体力活，我在文艺宣传队时也常常被分配干这个体力活。大幕拉上了，观众们静静地等着，幕后的舞台上，人们跑来跑去，匆匆忙忙地更换着道具。幕布微微地抖动着，紫色的绒面反射出似乎很高贵的色彩。
但是，这两大块幕布有一天忽然不见了，被无声无息地偷走了。把幕布从大礼堂的屋顶上拆下来也要费一番功夫的，这两块幕布至少有几百斤重，把它们扛出学校，一、两个人是做不到的，这得是一个计划很周密的团伙干的。据说事后侦查也找不出任何痕迹。
4．在大礼堂里宣布：安庆的桂花鱼0.20元/斤
我已经很少参加学校召开的大会了，但鬼使神差，学校动员搬迁到安徽安庆的会议我破天荒地参加了。还是在这个大礼堂里，舞台上已经没有幕布的大礼堂，校革委会的头头们坐在主席台上，报告了他们为了搬迁出去考查的结果。
有一个点是广西桂林。广西的韦国清当时是很红的，文革之初听说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向毛主席保过他。在中央文革戚本禹最得意的时候，韦国清发牢骚说：“戚本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会写几篇文章，如果让他到某一个省当省委书记，保证他干不下来。”当时说这种话是非常危险的，无论你当多么大的官。但过了大约一年多时间，倒下去的不是韦国清，而是戚本禹。当时学校里传说，韦国清是欢迎科大到广西桂林的，但根据我后来在广西工作的体会，韦国清同黄塞阳之间的斗争（见“绞死黄赛阳”），我认为当时韦国清不可能接受科大到广西来。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安徽。安徽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是李德生，１２军军长，当时正是最红的时候，他愿意接受科大到安徽去。学校的搬迁考查组考查了安徽的几个点，其中特别讲到，安庆靠在长江边，活的桂花鱼仅０．２０元/斤。现在在我们广西，草鱼５元/斤，桂花鱼２０元/斤，桂花鱼的价格是草鱼的４倍。１９６９年时，北京东单、西四的菜市场里有草鱼卖，大约１．２０元/斤，活的桂花鱼在北京没有卖，如果有卖按我的推算就要５．００元/斤。安庆活的桂花鱼仅０．２０元/斤，那真是太便宜了。我记得讲到这个鱼的价格时，会场上是轰动了一下。当时是已经决定了要搬迁到安庆，还是在征求大家的意见，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最终是学校搬到了安徽的安庆。
◇ 八宝山的回忆
八宝山在北京的正西，长安街、复兴路一直出去，它距天安门广场约１５公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在八宝山的东南坡下，呈长方形，占地约１０００亩，从学校东北角的后门出去，约１０分钟就可以爬到八宝山的山顶。
我在十多年前上小学时就经常去八宝山玩了，我上的那个小学是北京十一小学（后改为北京十一学校），大概是解放军总政、总参办的，它在科大的东南，步行约１０分钟就到了。
八宝山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小时候我可以数出八宝山的八宝是哪８个，但现在都不记得了。小学时的八宝山有很多酸枣树，每到深秋，我们都到山上摘采酸枣。它虽然很小，但是又酸又甜，味道比大枣还好。
小学四年级的夏初，同学中兴起了养蚕热，学校里的几棵小桑树的叶子很快就被撸了个精光，我们班几拨养蚕的，都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我平时去八宝山玩时就注意到了，在一个山凹里有一片桑树林，而且每棵桑树都是很大的，我想它们的叶子肯定不会被撸光，因此就自告奋勇，帮助大家去采桑叶。利用中午午睡的时间，我就上了八宝山，山谷中空无一人，天气又闷又热，我爬上树，摘采够得着的树叶，很快就装满一书包，背回了学校。班上几拨养蚕的人都高兴得要命，这些桑叶够我们班的蚕吃好几天。
还有一次，我在八宝山上玩，看到了几只白蝴蝶在飞舞。我一眼就看出了这几只蝴蝶和普通的白蝴蝶的不同，它们比普通的白蝴蝶大，白中带一点浅灰或浅黄的颜色。最奇怪的是，它们的翅膀后部都带有尾巴，象我以后在南方看到的大蝴蝶那样。我想捉住一只，就脱下衣服，追赶上去。这些蝴蝶和一般的蝴蝶行为也是不同的，它们一直在飞，没有象普通的蝴蝶那样落在野花上休息，偶尔在草地上停一下，也是象蜻蜓点水一样，一下子又飞起来了。这些蝴蝶经过我几次赶上去用衣服扑打后，它们终于摆脱掉我，飞走了。
大学时的八宝山已和我小时候记忆中的八宝山完全不同了，酸枣树一棵都没有了。以前荒山秃岭的景象不见了，松树很多，有一些巨大的岩石，形状很奇特。山脊上有浅浅的南北走向的沟堑，很明显是多年前人工挖掘的，我猜想它们是解放战争平津战役时国民党傅作义部队为防御解放军的进攻而留下的痕迹。山的西北面平缓处，形成了一大片墓地——万人公墓。
八宝山的南面缓坡、科大的西边是一大片桃园，有几户农民的住房散落其间。我和同学张京曾去那儿的农民家里用粮票换红薯，我们喜欢吃点儿新鲜的红薯，农民喜欢用这粮票到粮店里买玉米粉。那时候我们的粮食供应是７０％的玉米粉、２０％的面粉和１０％的大米。同班同学董亦农的名字本来叫董一龙，在革命化、学雷锋、亦工亦农、劳动锻炼等当时时兴的舆论的感召下，他改名为董亦农，并身体力行，经常到学校背后、八宝山坡下的农民家里去劳动，无偿地帮农民干活儿。桃园的最南端，路边上，有几棵巨大的银杏树，高高地耸立着，树龄肯定有千年以上了。
也是在八宝山的南面，桃园的西边是八宝山烈士陵园。清明节，北京市的学校常常组织学生来扫墓，我从幼儿园到大学，都不记得去过多少次了。葬在这里的最大的人物是任弼时，他的左边稍小一点的墓是张澜的，瞿秋白的墓也在这里。我的很多同学的父母都葬在这里。文革前，通往八宝山烈士陵园的复兴路上，偶尔有数十辆、上百辆轿车排着队走，去八宝山送葬，又一位老革命去世了，这在当时是在别处很难见到的景观。
文革中连死人也不放过，很多死人也被揪出来打倒了，八宝山经常有人去挖坟、砸碑，烈士陵园后来干脆就锁上陵园大门，不让任何人进去了。但陵园北边的边角处，靠着八宝山南坡的一堵墙已经崩塌了一块，人可以随便跨过去。我和谢韦克就经常从这个缺口跨进去散步、聊天，议论双方所熟悉的同学、他们的父母，议论文革，分析时势，不怕被人偷听到。
有一次翟继新来找我，他是我初中八一学校和高中一零一中的同班同学，我也带他从背后的缺口进烈士陵园坐在一个先烈的墓边聊天。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是战友，他初中时是我入团的介绍人，学习也非常好，特别是政治这门课，但高中时就有点落下去了，后来竟然没有考上大学，分在北京郊区一个学校当政治课教师。文革中他成了该校“联动”（主要由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群众组织，后被中央文革定为反动组织）的头，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进监狱，每天仅给2个玉米面窝头吃。他告诉我，中学同学王楚涛、陈英等人在哈尔滨军工，因贴江青的大字报，均被关进了监狱。使我想起同学谢韦克曾经告诉过我，监狱里关了很多“联动”分子以后，江青曾假惺惺地到监狱里去看望，这些小孩就象当年被国民党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一样，壮怀激烈地合唱用毛主席的词谱写的歌曲：“我失骄杨，君失柳，……”
八宝山的后面是万人公墓，再往后是老人山，老人山上有个骨灰堂，这是平民百姓的骨灰堂。文革中，老人山上修了摩托车赛道，有一次散步，我和谢韦克刚好看到摩托车队在赛道上练习，那时很少见到这样的场面。
八宝山的北边是一条旧河床，永定河在解放前是被叫做无定河的，估计这就是它的一条河道。再往北是大片的葡萄园。记得有一次正在学校的游泳池中游泳，天上忽然下起了冰雹，把人打得生疼，这样大的冰雹在北京是很少见的。学生宿舍，凡是开着的窗户玻璃都被打烂了；长安街上，很多街灯也被打烂了。科大的邻居葡萄园来人求救，说很多葡萄被冰雹打落在地，请我们同学去帮忙捡一下，抢救得及时还可以用来做葡萄酒。我也去帮忙捡葡萄，一边捡，一边吃。后来不吃地上的了，专吃藤上长得最好的，地上的全捡到筐里交上去。回到学校后马上拉肚子。
回想当年，我和谢韦克在傍晚时也经常背上手风琴、带上口琴，上八宝山去演奏。坐在山间的大石头上，迎着清新的微风，演奏着我们在校园里不敢演奏的心爱的歌曲，不怕被任何人听到，这真是一个惬意的时刻。
◇ 文革中的十三陵印象
与其他高等院校相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距十三陵更远一点。不过远虽然远，文革这几年我还是去过很多次。
1．规模宏大的明代墓葬群
十三陵在北京的北面，它的西面是虎峪山，北面是天寿山，东面是蟒山，面积约４０平方公里。在明朝时这块地方是被围墙围住的，老百姓误入其中就会被抓起来砍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２０、３０公里长的围墙到现在已荡然无存，甚至不见一丝一毫的痕迹。
这里埋葬着明代１３位帝王、２３位皇后和众多的嫔妃、太子、公主、从葬宫女等，是世界上保存较为完整和埋藏皇帝最多的墓葬群。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建于１４０９年，是十三陵最早建的一个陵墓，它的背后是雄伟的天寿山。
2．公共汽车可直达长陵
从德胜门外坐公共汽车可直达长陵，时间约２个小时，一路上可以让你看到各种风光，领教到十三陵的宏大规模。
北京到昌平约４０公里，出昌平再往西北，就接近十三陵园区了。首先见到的是一个石牌坊，这石牌坊５门，高１４米、宽２９米，雕刻了１６只狮子和１６条龙。再往前走约１公里，就到了大宫门，这就是十三陵的正门了。大宫门现在只剩３个门洞了，原来围住４０平方公里的围墙就是从这里向东西两个方向展开的，现在围墙已不见任何踪影。再往前５００米是一个碑亭，内有一个巨大的乌龟驮石碑。同学谢韦克说，这不是乌龟，而是传说中海里的一个类似龟的兽。
碑亭的后面，在１公里左右的公路两边出现了一组石雕群，左右同样的石雕同时出现。先是石兽，有狮子、獬豸、骆驼、麒麟、马、象，共２４个，一半站立，一半跪卧。接下来是石人，共１２个，武臣、文臣、勋臣各４人。我们在这些石人石兽旁边照过很多相，记得那个站立的石象光溜溜的，很难爬上去，要踩着一起去的同伴的肩膀才能爬上去照相。现在这些石雕已不让靠近了，更不要说爬上去了。石雕群最后是棂星门，再往后３、４公里就到了长陵。
长陵是最大的一个陵，但到现在还找不到墓口在哪里。我就有些奇怪，现在的科学技术这么发达，为什么还找不到墓口？有一种说法是保存这些地下宝藏的方法还不行，因此暂时不把它们挖出来。
3．十三陵水库
过了石兽石人像，向右手拐，就可以到十三陵水库了。十三陵水库是大跃进的产物，它由于国家所有的大领导都来这里劳动过而闻名。但听说大坝的地质条件不太好，水是慢慢渗漏的，因此十三陵水库不太容易蓄住较多的水，库区面积很大，但有水的面积常常很小。
在十三陵水库游泳是一件挺舒服的事情，水很清，水面挺宽阔，而且没有什么人在那里游。从大坝游２００、３００米可到一个小石岛，岛的后面一般也没有多少水了。在岛上休息一会儿，再游回到大坝边。
水库的水一般很平静，但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由于有较大的风，大坝边浪很大，同去的有些人已不敢下水游了。我还是很大胆，仍然游到了小石岛上，再游回来。
还有一次是和董亦农还有他的中学同学一起去的。那一天十三陵水库蓄的水非常多，水面宽阔，风平浪静。我们游到了小石岛后很远的地方，记得水库岸边浸在水中的水草上布满着成千上万的鱼的受精卵，使我们感受到了鱼的传宗接代能力的强大。
一边游，一边还和董亦农、他的同学在水中聊天。他的同学未考上大学，不是由于学习不好，而是在写高考的作文“论又红又专”时，别出心裁，说只要“红”就可以 了，“专”可以完全不要了，还是说只要“专”就可以了，“红”可以完全不要了，因此未能考上大学，这个人也真敢拿自己一生的命运来开玩笑。
4．景陵围墙之洞
在文革那个年代，定陵已经挖掘出了地下宫殿，但那时不开放，怕红卫兵去造反，砸烂地下的什么东西。那时开放的仅有长陵，去多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长陵的东边约１公里处是景陵，景陵到现在也未开放。但当年我和谢韦克却去过那里。
那地方很荒凉，当时完全没有人烟，我记得树都很少，也没有庄稼，满眼都是像戈壁滩一样的平地。但我忽然看到了生动活泼的东西，一个屎克郎滚动着一个和它一样大的牛粪蛋，屎克郎的长腿飞快地倒腾着，屎克郎和牛粪蛋两个黑球在沙砾地上同步飞快地奔跑滚动着。这是我有生唯一的一次看到屎克郎滚屎球。
景陵的大门紧锁着，高高的围墙没有任何破损的痕迹，我和谢韦克在围墙外溜了一回儿，也没有找到进去的办法。这时忽然发现一处围墙下面紧贴地面有一个洞，狗是 肯定可以钻进去的。我们走近去观察，觉得人也是可以爬进去的，于是我在前，谢韦克跟着，我们就爬进了这个围墙下的洞。爬到了这个洞里，才感觉到这个围墙是相当厚的，这个洞大约有２米深。
进到景陵的园子里，看到的是一园子的荒草，几十米外是一个高台，有庙宇一样的房子立在上头。这时我忽然感到非常恐怖，回想刚才钻进来的那个洞，是方方正正很整齐的一个洞，它绝不是猫、狗或野兽扒出来的，一定是人挖出来的。而什么人才会挖这样一个洞在这里？那肯定是土匪、强盗。再进一步推测这些歹徒住在哪里？ 那他们很可能就住在景陵的庙宇里。因此，我们再不敢向前走一步，匆匆忙忙地沿原路退回，爬出了墙洞，一颗怦怦跳动的心仍久久不能平静。
5．杏树林与天寿山
１９６７年的４月，我和谢韦克又去了一次十三陵。我们从长陵和景陵之间向东北走，进入了一个大面积的几乎没有边际的杏树林。在东北方向上，天寿山就在不远的前方，山的形状非常雄奇优美。两座山峰之间有一个豁口，我们想走到那个豁口处翻过去，看一看山背后的景象。
我俩走在大片的杏树林里，周围安静极了，仔细看，杏树的树枝上都结满了青杏，不仔细看，以为都是树叶，让我们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似乎没有烧到这个地方来。忽然看到一只松鼠跳出来，我急忙追上去，不过这松鼠灵活极了，三跳五窜就无影无踪了。
走了４０多分钟，杏树林也未走尽，山也未走近。不过看到了山的半山腰上有一块突出的岩石，岩石上站立着一只老鹰。这景象使我想起了一个作家的佳句：一只苍鹰停留在巨大的岩石上，用嘴巴梳理着羽毛，拍打着翅膀，锐利的双眼注视着前方，准备着作更高更远的飞跃。
算算走到山脚下再爬上两山之间的豁口处时间可能不够了，我和谢韦克决定往回走，并决定明年杏熟的时候再来一次。早点来，一定要爬上两座山峰之间的豁口处，沿路还可以摘一些杏吃。
１９６８年的５月份，我和谢韦克，还有张京，还有来自广西的我弟弟罗海鸿，又来到十三陵，从长陵和景陵中间向东北方向拐上去，进入了杏树林。树上的杏好像已经被摘光了。走到一块林间的空地，我说在这里照照相，把这个天寿山的雄姿照下来。这时忽然人声鼎沸，四面八方都是奔跑声、呼哨声，一下子冒出２０多个人来把我们围在了中间。领头的指责我们是偷杏的，我们辩解说我们没偷，我们是想走近后面那个天寿山去看看。这群人中一个军师模样的人在领头人耳边轻声讲，这些人不像小偷，领头的就同意了放我们走。我们还想往天寿山方向走，对方像两军对擂、坚守阵地一样，一步都不允许我们再向前走，这次十三陵天寿山之行就此打道回府。
◇ 请关肇直座谈与批判华罗庚（回忆高建国同学）
1．一起演出文艺节目
高建国是班长，上海人，长得高高大大，实际上年龄在班上可能是最小的。他也喜欢文艺，在班里的文艺演出中，我曾跟他合作过两次。一次是男生二重唱，唱的是解放军文艺汇演中的一个大合唱《前进吧祖国》中的独唱部分。这是很好听的一首大合唱歌曲，完全可以和《祖国颂》相比美，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没有人唱了。高建国的音域很高，我唱C调高音的“５”觉得很艰难，他却唱得很轻松。还有一次，我跟他（或者也许是邵燕华）用口琴二重奏《在太行山上》，我吹的是重音口琴，按合唱中第二声部的方式来吹，演出后女同学钱俐珍夸奖我们这个节目有水平。
钱俐珍很有文艺细胞。她跳舞跳《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跳得很有水平，是不是我用手风琴伴奏的我已经忘记了。钱俐珍用琵琶自弹自唱苏州评弹：我失骄杨，君失柳……，也唱得好极了。
有一次我拉手风琴，高建国上来问，会不会拉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那个曲子，我就拉“花儿为什么这么红”给他听。没拉两句，他笑着点头，然后就赶快摆手，让我别拉了，那时这首歌已被定成是黄色歌曲了。
１９６４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还未公演，上级领导要求删掉其中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么红”。编剧白辛哭着向领导求情，要求保留这首歌曲。领导说，留着它要犯大错误。白辛恳求，希望给他一次犯错误的机会。这首歌曲最终被保留下来。
雷振邦作曲的“花儿为什么这么红”，新疆塔吉克族的风味浓郁极了，曲中所有的“５”都是升“５”，更加强了这首歌曲的特殊风味。现在这个电影插曲，成为我们怀念上个世纪６０年代最著名的歌曲之一了。
2．约我去看芭蕾舞《白毛女》
有一天高建国来找我，拿出一封芭蕾舞《白毛女》女主角石钟琴给他的一封回信。原来石钟琴是他小学的同学，石钟琴所在的上海芭蕾舞团来北京演出《白毛女》，高建国写信跟她要票，她就寄回两张票并附一信，信的内容说这票很难弄到等等。高建国约我一起去看，我当时的心思是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怎么地，没有和他去看。我也再没有问他后来去看了没有，也许没有我陪着，他也不敢单独去看。
那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江浙地区、在上海享有非常高的声誉，远远地超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因此，高建国能得到舞蹈大牌女明星的回信和赠票就不足为怪了。我现在有点后悔，当时如果陪高建国去见石钟琴，说不定高与她会谈恋爱，说不定他就会娶这个芭蕾舞大牌女明星为妻了。
一、两年后，在北京又上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长安街西单的一个售票窗口预售票。科大学生和部队某一个大院的中学生为争排队的位置打起了群架，排队的科大学生跑回学校，到各个系的学生宿舍去求援，也不知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了？
芭蕾舞剧《白毛女》是文革中著名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石钟琴是演白毛女的女主角。由于文革中文艺生活的缺乏，而《白毛女》的音乐、舞蹈、故事情节都很好，这使它和它的主要演员风靡全国、声震四海。现在五十岁、六十岁的人回忆，扮演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白毛女的石钟琴，按现在说法就是当年全国男青年的“梦中情人”。我当年由于一念之差，失去了见一见文革中人民大众的“梦中情人”的机会。
3．给大人物写信
有一次高建国代表集体要到一个什么场合去发言，我见他写好发言稿，躲在角落里声情并茂地一遍一遍地读，准备着他的发言，他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小伙子。
那时我们整个国家在全力支持着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高建国写了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准备寄过去。他收集了很多材料，写得很长、很详细、很有感情，拿到班上读，征求意见。结果大家七嘴八舌，把它改成一个很短小的、没有特色的、感染力也大大降低了的东西。
高建国喜欢给一些大人物写信，石钟琴也算是一个吧。班上同学知道他有这个特点后，就有人模仿某个大人物给他回信，约他去见面。高建国也真相信，穿戴得整整齐齐就去见面，结果当然是见不着了。
4．关龙、华龙与批判华罗庚
我们６５１学的是关肇直的教材，叫做关龙，６４１学的是华罗庚的教材，叫做华龙，６３１学的是吴文俊的教材，叫吴龙。关肇直和华罗庚有矛盾。关肇直早年留学法国，在泛涵分析等方面有非常出色的成就，他在解放前就入党了，他搞的东西虽然很深奥，但是他走理论结合实际的道路，在国防科技上能用上，解决大问题，因此在当时的中科院数学所，吃香的是关肇直，他是数学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并且是中科院党委委员，华罗庚是不吃香的。
高建国写信给关肇直，约他来６５１和我们学生座谈，结果他真来了。我现在回忆，关肇直穿着蓝黑色的呢子中山装，戴着呢帽，未系风纪扣，感觉上是一个很朴素、不张扬的人。关肇直讲话声调较低，他讲了他在国外艰苦的留学过程，讲了要理论联系实际、所学的知识要为社会服务等问题，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他也一一作答。给我的印象是关肇直待人和蔼，平易近人，讲话实事求是。座谈会的一切都是高建国（也许还有班主任冯玉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张罗的。过后，高建国还是不断地写信给关肇直，保持着和这个权威数学家的联系。
不久，是学校还是系里召开了批判华罗庚的小型的会议，也是高建国张罗的吧，我也去参加了，华罗庚也到场。都批判了华罗庚什么事情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高建国不断地起来领着大家喊口号：打倒华罗庚，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
5．毕业分在中科院
我猜想大概是关肇直点的名，高建国毕业分配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搞激光应用于地震研究，这是我们６５１、６４１唯一分在北京的一个。
他很快就在科研方面做出了成绩，不断地在《物理学报》还是《激光学报》等高档杂志上发表论文。
在中关村中科院大院里高建国碰到华罗庚，刚想躲开，但被华罗庚看见叫住了。华对高说：”高建国，还要打倒我吗？”高赶忙回答：”哪里哪里，没有没有。”
高建国后来调到国家地震局，发表了《天文与自然灾害》、《地震损失简表》等著作，经常被邀请去作重要的学术报告，他已是我国地震学研究的一位著名专家了。
◇ 华罗庚印象
1．听华罗庚科普报告
初中上北京八一学校，一个北京军区办的学校，第一次听老师讲到华罗庚这个名字。
高中上北京一○一中，育才学校来的几个同学经常讲起华罗庚，说他怎么出身贫苦，勤奋、努力，通过自学，成为我国首屈一指的数学家。
一○一中数学竞赛，我得了第二名，使我学习数学的兴趣大增。我自学了华罗庚的数学科普小册子《数学归纳法》、《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从杨辉三角谈起》和一些其他的科普小册子。
北京市数学会请华罗庚作科普报告，学校派我去听，报告题目是：谈谈与蜂房结构有关的数学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华罗庚，圆圆的脸，完全不象我想象的那么老，戴着的眼镜好象是平光的，讲话较慢。他作的科普报告生动极了，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内容很吸引人，一步一步地、一层一层地深入下去，简直太精彩了。可惜我不能够完全听懂。后来拿到了一个颜基义老师整理的这个科普报告铅印本，才基本看懂。这个科普报告后来也印出了小册子。
2．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我当时为什么报考科大？第一个原因是学校招生的宣传资料上说，它是一个理工结合的新型的大学；第二个原因是华罗庚在科大；第三个原因是我的表姐夫姚起凤是科大58级的；第四个原因是广西的黄塞阳（６４４）也考的科大。
待上了大学才知道，有华（罗庚）龙、关（肇直）龙、吴（文俊）龙，而我们是属于关龙的，关肇直在中国数学界也是有极高水平的，他对国防科学技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我仍不免有点扫兴。
中学时还看过一些小册子，有龚昇的《从刘徽割圆谈起》，史济怀的《平均》，常庚哲、伍润生的《复数与几何》、蔡宗熹的《等周问题》。上大学后，发现这些作者龚昇、史济怀、常庚哲、蔡宗熹，还有前面提到的颜基义都是科大数学系的老师，不禁又高兴起来。
上大学后文革前仅见过两次华罗庚。一次是他带两个外校的老师来，他主持报告会，那两个老师以改革的方式讲微积分课程，讲得确实很好。还有一次是他来学校讲优选法，讲话较慢，非常清晰，逻辑性强，很吸引人，一环扣一环，步步推进，而且他讲的所有内容我几乎都听懂了，真令人高兴。
杨劲根、沈韵秋曾经拿华罗庚和关肇直的教材给我看，他们都认为华罗庚编写的《高等数学导论》、《数论导引》比较容易看懂，而关肇直编写的高等数学教材就比较难看懂。
3．文革中
文革中逐渐有了华罗庚的大字报，使我们切实地知道了华罗庚与关肇直的矛盾。大字报揭发，说华说过，有些人一维的问题还搞不清楚，却在研究无穷维的问题。大家说，华罗庚讲的是关肇直，华罗庚研究的数论可以认为是一维的问题，而关肇直研究的泛函分析是无穷维的问题。
没有见到有关肇直的大字报。我们６５１同学贴出大字报，说６４１华龙的同学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教育，我们６５１关龙的同学受的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教育。结果６４１的同学马上贴大字报反击我们，说６４１、６５１都是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教育。我们班同学自己也觉得理亏，没有敢再和６４１的同学公开辩 论下去。
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华罗庚在王府井某饭店请客，招待科大数学系的业务骨干。结果吃完后华罗庚宣布是ＡＡ制，让大家平摊掏钱，是龚昇还是史济怀还是常庚哲没带钱，很狼狈，赶快向其他老师借钱。
数学所召开了华罗庚的批判会，我也去参加了。记得华罗庚的主要罪状之一是他说，大跃进是盲干，用数学举例子，说就象是在数轴上向东走１０里，再向西走１０里，结果还是停留在原点上。他的另一个罪状是攻击人民公社，说河北徐水一个人民公社的模范典型是假的，组织他们这些全国政协委员去参观，事先准备好，搞出很多假象来欺骗他们。数学所的批判会华罗庚是坐在主席台上的。群众中有人喊：华罗庚站起来，华罗庚就赶快站起来，几分钟后，华旁边的人就轻声叫他坐下。过一会儿，又有人喊：华罗庚站起来，华罗庚就又站起来。几分钟后，又有人轻声说，坐下坐下。
科大也召开了小型的华罗庚批判会。有人说曾经罚他在科大扫地，不过我没见过，我也不相信。通过参加数学所的批判会，我觉得一定有国家的高层人物交待了，要保护华罗庚。
冯玉瑜老师是我们６５１的班主任，也是我们微积分课程的辅导老师，他现在是一位博士生导师了。批华罗庚的大字报逐渐多起来了，把华说得一无是处。我和谢韦克私下里问冯玉瑜，华罗庚在数学上到底怎么样？是否原来被吹嘘得过高了？冯说，华罗庚还是有水平的。
4．优选法
华罗庚两次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都回信给他，夸奖他进步了，鼓励他进一步把数学与生产应用相结合，华罗庚终于加入了共产党。
华罗庚在全国各地奔跑，推广优选法。当时整个祖国大陆，所有的企事业单位，都是搞的空头政治。优选法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空头政治，使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回到了抓生产、抓技术的正确道路上来。
文革和文革前、文革后的指导思想，要求基础数学研究也要在生产实际中立竿见影地产生作用，严重地阻碍了我国数学的发展。１９７９年我在科大进修计算机软件课程，著名的大数学家王元来校作学术报告。他说在国外访问，发觉我们的数学研究水平和国外的差距已经非常大了。象费尔马猜想这样的问题，用我（王元）所掌握的数学已经不可能解决了，要解决它可能要靠代数几何这个数学的新分支，在我们中国几乎还没有人了解它，而入代数几何的门，起码要读十几本书。我们（王元）已经年纪大了，要靠你们在座的年青人。杨劲根后来就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的代数几何。
龚昇教授是数学系副主任（华罗庚是主任），他在文革初已经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了，有一阵子发配到我们学生宿舍来住，工宣队还让我看着他。龚昇在被关押期间仍不老实，他不断地讲：在理论数学上作出了新的成绩有什么不好？至少它能象体育比赛一样，打破世界记录，为国家争取荣誉。
对于搞高、精、尖的科研来说，我们国家多年来给华罗庚的环境条件是比较恶劣的，否则他可能做出更多、更高水平的成绩，培养出更多、更高水平的研究生。
华罗庚去日本讲学，心脏病突然发作，死在了讲台上，就象一个战士英勇地牺牲在战场上一样。可以用毛主席写给刘胡兰的话赠给华罗庚：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 著名集邮家董光呈
董亦农的父亲叫董光呈，是我们国家著名的集邮家。他解放前在国民党政权下当高级职员，解放后在共产党政权下仍当高级职员，是高级会计师，南京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
大学时就听董亦农讲过，文革初期破四旧，他父亲怕过去集的邮票引火烧身，主动烧了许多清朝和民国邮票。到了８０年代又在北京见面时，董讲他父亲有好几张梅兰芳的小型张，这枚邮票原价是３元一枚，８０年代初已经是３８０元一枚了，让我们羡慕得要命。到现在梅兰芳的这枚小型张可能要上万元了。
董亦农的父亲董光呈１７、１８岁就开始集邮了。抗战时他们由南京撤退到重庆，在日本飞 机的大轰炸中，所有邮票都被烧毁。战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董光呈没有灰心，又重新开始了集邮。文革中，他用淸朝的邮票、民国的邮票烧开水，烧了好几麻袋。但精心保存的一些，还是被革命造反派抄走了。万幸的是，这些邮票没有被销毁，也没有流失掉，到了文革后期竟然又完璧归赵了。
１９９５年左右，董亦农在北京帮他父亲拍卖一套梅兰芳无齿四方连邮票，以５万３千元卖出，当时的北京晚报还登了这条消息。但后来这个竞拍成交者又反悔了，因为他发觉邮票背面有少许黄斑，这是由于邮票在文革中被没收未保存好的原故。后来这邮票以４万６千元在南京卖给了一个体户，那个体户把邮票的黄斑处理掉后，又以十多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
董光呈有５０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外著名集邮杂志上，涉及领域有早中期邮资片简的版式研究、孙中山像邮票设计原图考证、清代两套印花税票印制时间、民国印花税票发行时间、设计试制、版式区别等。他在中国集邮界的出名主要是在印花税票的收集和研究上，收集的税票有几张是全国唯一的。有一张国民党时期发行的税票，图案是国民党财政部长的头像，原发行的是脸面向左的，被人提意见，又改成是脸面向右的，这两张税票都有的人，恐怕就只有董光呈一个人了。
早先印花税票不被当作集邮的一个种类，１９９０年世界邮展第一次有印花税票展出，正式承认这是集邮的一个品种，国内集印花税票的人开始多起来。而董光呈是从年青时就集印花税票的，清朝的、民国的、新中国的，他应有尽有。
前些年北京一次集邮品拍卖会，有一个民国时期北京造币厂出的纪念册，里面附了一枚印花税票样张，是非常稀有的，董光呈想要。他儿子董亦农就去参加了这次拍卖会，拟买下这枚税票送给他父亲。这枚税票的拍卖从８千元开始，一路攀升，到１万５千元还剩一个对手和董亦农拼，最终董以１万８千元买下来。事后董了解到，最后和他竞争的人就是卖这枚税票的人，又把价格抬高了几千元。我们国家的拍卖行业也真是胡搞。
董光呈的印花税票专题“中国印花税票”，参加了印度、中国、比利时、西班牙４次国际邮展，其中有３次获得了大镀金奖，这是集邮的一个很高的奖项，很高的荣誉，是我们中国人很难获得的奖。在２０００年最后一次参加国际邮展的评审上，９０分可以得更高一级的金奖，董光呈的”中国印花税票”被评为８９分，可惜仅差１分得金奖。１９９６年５月，中国集邮协会成立了中国税票集邮研究会，董光呈被推荐为会长。
◇ 从歌曲“从前是这样”谈起
1. 又听歌曲“从前是这样”
前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俄罗斯红军歌舞团也来了，他们还在位于首府的自治区人民会堂举行了专场演出。演出节目中一个男、女声二人小合唱演唱的歌曲，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鸣，它是苏联歌曲“从前是这样”，可能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它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俄罗斯红旗歌舞团曾来中国演出，它代表苏联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让我们喜欢苏联歌曲的人几十年来都怀念着它。这个红军歌舞团的名字是否有点在混淆红旗歌舞团的名字，让我有点疑惑。但看了演出后，我感到这个红军歌舞团水平也很高，使我得到了很大的艺术享受。但更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这首“从前是这样”的歌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上小学时，就会唱这首歌曲了，而且非常喜欢它。现在听着这首歌曲，联想了很多很多。
目前 社会上也流行一些苏联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等等，但这些流行歌曲中没有“从前是这样”。大概是由于这首歌过分地宣染爱情，至使当年大名鼎鼎的《外国名歌２００首》和《外国名歌２００首（续编）》都不敢收入它，其他的歌本也极少见收入，因此，文化大革命以前“从前是这样”这首歌曲已较少有人知道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学，那时文艺生活很贫乏，一些同是当逍遥派的有相同爱好的人就在下面偷偷传唱一些苏联歌曲。这样的行动有时也会被工宣队、军宣队逮个正着，但是我们有对付的办法，如果正在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说唱的是“地拉那郊外的晚上”，因为地拉那是阿尔巴尼亚首都，而毛主席说，阿尔巴尼亚是我们中国的头号朋友；如果正在唱”喀秋莎”，就说唱的是“支持英雄的越南”，因为当时中国正全力支持越南抵抗美国侵略的斗争。
我有时候也会偷偷地唱上面提到的“从前是这样”这首歌，它是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中的插曲。我在幼儿园或小学时可能看过这个电影，由于人小，电影的故事情节没看懂，但其中的音乐却留下了印象。后来大学同班同学谢韦克（他初中是育才学校的，高中是北大附中的）告诉我，那是一部描述苏联集体农庄年青人生活、劳动和恋爱的电影。故事中男、女主角谈恋爱，后来男方上了前线，战争结束他回到家乡，在草原上和过去的恋人又见面了。“从前是这样”这首歌就是女主角在草原上对重逢的恋人唱的歌曲。
大学同班同学董亦农，他中学一个同学的父母是中央某部委干部，他们要去五七干校，家里有些唱片想处理掉，董亦农就带我去要。让我非常惊喜的事是，这些唱片中有一张竟然是中文演唱的女声小合唱“从前是这样”。我在北京十一小学时有一个同学叫史晓星（大学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他的父亲是林彪去苏联养病期间八路军一一五师代理师长陈光，他哥哥陈耀东又是我大学的老师，我问他们哥俩借来一台电唱机，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听起这张唱片来。一遍一遍地放，我把歌曲和歌词都准确地记下来了，这个歌片我复写了４、５份，分送给爱唱苏联歌曲的朋友、同学和亲戚，自己却一份也没有留下。“从前是这样”是３拍的歌曲，节奏较缓慢，曲调优美、深沉，略带伤感。歌曲曲调看似简单，但唱到中间时要转调，如果刚开始你是用Ｆ调唱的，中间就要转到Ｂｂ调来唱，最后又转到Ｆ调。歌词也和曲调一样有类似的风格，诗一样的语言，有点朦胧的感觉，耐人寻味。好像有４、５段歌词，其中第一段歌词是：“从前是这样，如今你还是这样，勇敢的鹰，这哥萨克哟，你为什么？打破了我的平静，又相逢在这草原上。”最后一段好像是：“是我希望，盼你回到家乡，心上的人，莫猜想，我爱你的心，在从前是这样，到如今还是这样。”
2. 歌曲“红梅花儿开”〔华注：似乎应该是“红莓花儿开”〕和电影中其他几个舞曲
电影《幸福的生活》中的插曲不止“从前是这样”一首，更加有名的一首“红梅花儿开”也是这个电影的插曲，这是现在的中国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一首爱情歌曲。电影《幸福的生活》中还有几首舞曲，玛祖卡舞曲、波尔卡舞曲等，也非常好听，与这几首歌曲比也毫不逊色。这个电影的作曲者是苏联著名作曲家杜那耶夫斯基。中国的作曲家雷振邦给电影《刘三姐》（壮族）作曲，给《五朶金花》（白族）作曲，给《冰山上的来客》（塔吉克族）作曲，他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大王。杜那耶夫斯基在苏联音乐界的地位我觉得可能类似于雷振邦在中国音乐界的地位，他是苏联的民族音乐大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苏联音乐界如日中天的杜那耶夫斯基忽然销声匿迹了，我以为是在苏联的某次政治运动中失意了，后查到相关介绍才知道他是在１９５７年因病去世了。
3. 电影中的另一首歌曲“丰收之歌”
电影《幸福的生活》中还有一首合唱歌曲“丰收之歌”，我也很喜欢。现在还大致记得歌词：库班河上风光好，清清流水起浪潮，流水起浪潮。金色麦浪起伏不停，库班草原在叫啸。（男）我们是耕田的突击手，（女）我们计划作得周到。（合唱）要使库班打下的粮食，挤满仓库还堆不了。快收割，快装上车……啊，我们的丰收，我们的丰收，我们富饶的丰收。
这首歌一下子男生唱，一下子女生唱，一下子又合唱，热闹得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知识青年受电影《幸福的生活》影响很大，我看受电影里的歌曲“丰收之歌”的影响可能更大：集体农庄，农业机械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工作，风景优美，生活富裕，男女青年谈情说爱。人间天堂在哪里？那就是在苏联的集体农庄了。著名作家王蒙好像说过，受《幸福的生活》等苏联电影的影响，那时我们中国知识青年最向往的就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生活。
不怕大家笑话。我上初一时是在北京六十六中走读，一天上学的路上，几个比我略大的女生走在前面，一路走一路就唱着这个“丰收之歌”，唱得好听极了，我简直就要爱上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了。
4.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与“列宁山”
再聊聊几个苏联歌曲的我的亲身经历。现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在中国很普及，其实，我上小学六年级时的１９５８年，这首歌就很普及，我周围的同学都会唱。不过我们都没有认为它是一个很好听的曲子，觉得它是一般化的。现在想起来，可能一个是我们还太小，歌词的那些爱情的场景我们一点儿都不理解；还有一个是歌曲的第３句，一个升“４”接着一个升“５”，而我们都是按照普通的“４”和“５”来唱的，不可能唱准这两个音，而且当时大家也都不认识这个“＃”号是什么意思，而这恰恰是这首歌曲最最精华的地方。
上初中后，俄语课上老师跟我们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获得了１９５７年莫斯科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我当时还觉得很奇怪，这么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怎么能得世界金奖。但有一次，一位同学的矿石收音机里在放这首歌曲，他赶快拉我去听，一个男高音在独唱，可能唱的是俄语吧，那节奏慢极了，整个歌曲的风味和我们唱的完全不同了，我马上就被这个旋律震住了。
我上初中的阶段，苏联歌曲中，普及率最高的可能要数“喀秋莎”了。我家里有一个手风琴，那时我自学，只会用右手拉一些歌的旋律，不会左手的伴奏，其中拉的最熟的就是“喀秋莎”了。一次，班上举行一个小型的文艺联欢会，同学们怂恿我去露一手，一个同学帮我把手风琴拎到学校。前面有一个节目是俄语老师用俄文唱歌，唱的就是“喀秋莎”。轮到我了，我就也报出我拉的歌曲是“喀秋莎”，许多同学说：“那就俄语老师唱，你拉手风琴伴奏”，这样我就和俄语老师合作演出。平时我拉这个“喀秋莎”是不会出错的，但那天在这样一个大的场面下，有点儿却场，又要考虑和俄语老师的配合，结果是不断地出错，不断地重来，最后还是俄语老师说：“还是你自己演奏吧”，我一个人演奏就没有再出错。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合作演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音高不对，我那时只会用C调拉曲子，对”喀秋莎”来说，C调是不适合人唱的，应该用Ｆ调或是Ｇ调就合适了。
初中一次课外活动时间，和几个同学一边聊天我一边在翻着《外国名歌２００首》，一个教我们课的女老师走过来，问我会唱里面的哪首歌。还没等我回答，周围同学就七嘴八舌地喊：“他哪一首都会唱，老师你看这本《外国名歌２００首》被他翻得这么烂了。”其实我不是每一首都会唱，会唱的大约在１／３到１／２之间，前半部分是现代歌曲，大多会唱，后半部分是古典歌曲，大多不会唱。这位课任老师接着又问：“那‘列宁山’你会唱不会唱？”问话中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所有的苏联歌曲中她最喜欢的是这首“列宁山”。这一点竟然跟我是完全一致的，我最喜欢的也是这首“列宁山”，曲调跌宕起伏，悠扬，开阔，翻译的歌词也优美极了：“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克里姆林宫上曙光照耀；远处的太阳闪烁着金光，嫩绿的树叶轻轻歌唱；当我们想起年轻的时光，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这样的歌词配合着悠扬的曲调大声唱出来，真是舒畅极了。
“列宁山”这首歌后来在我国不流行，现在的卡拉ＯＫ里完全没有它，我想主要是政治原因。这首歌每一段最后的歌词都是：“啊，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啊，莫斯科。”
5. 苏联国歌
小学四年级时，问同学借了一本上面印有苏联国歌的杂志，我学会了唱以后，再把这个歌抄在笔记本上。我在上自然课时抄它，由于个子小，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不幸很快就被老师发现了，他制止了我。下课后，他又喊来班主任一起批评我，并检查我到底在抄什么。看到我抄的是苏联国歌，他有点好笑了，觉得这么点儿一个小孩，故雍风雅，抄什么苏联国歌。这位课任老师态度马上缓和了，说：“你抄的是苏联国歌，那你会唱吗？唱两句来听。”我是会唱的，但在做了错事又面对两个老师那样的情况下，吓得我一句都不敢唱。其实，一直到现在，苏联国歌的曲调，我仍能熟练地从头唱到尾。
6. 回到“从前是这样”
像回旋曲一样，曲调一，曲调二，……，最后再回到曲调一，我们再回到歌曲“从前是这样”来谈谈。
电影《幸福的生活》的这个名字是我们中国人给起的，俄文原意的电影名是《库班的哥萨克》。在中国，“红梅花儿开”比“从前是这样”有名的多，在苏联，《库班的哥萨克》这个电影放映两星期之内，“从前是这样”这首歌就风靡苏联全国，成为苏联人全民传唱的歌曲，“从前是这样”比“红梅花儿开”有名的多。
我从电脑上下载ＭＰ３歌曲，用“从前是这样”、“从前是这样，如今你还是这样”或“如今你还是这样”均查找不到，后来用“从前你这样”下载到了。这是一个女生独唱，每段的最后两句的重复，是女声小合唱，用俄文唱的，原汁原味，让我们体验一下５０年、６０年前风靡整个苏联的这个电影插曲的味道。
我把这篇稿子传给我１０１中同班的同学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广西玩，郭小萍乘飞机从香港来，刘春莉已先来了，住在也在南宁工作的袁晓亚那里。其他人坐火车来，我和袁晓亚、刘春莉去火车站接他们。结果一出火车站站台，王楚涛、石小江、梁汉援、倪永明等人就合唱起“从前是这样”给我听。王楚涛还告诉我，影片中的男主角是一个小胡子，他印象非常深刻，他还送我一本苏联歌曲集，有俄文歌词的，其中有歌曲“从前是这样”。
◇ 狗尿与人尿
博客上的朋友谈到现在车多、狗多，狗有时会撒尿在汽车轮胎的钢圈上，造成钢圈的腐蚀。这让我想起了我文革中的一个经历，也和撒尿有关，但不是狗撒尿，而是人撒尿。
文革中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后，北京所有的机关、学校都往外地搬。钢琴走入了穷途末路，寄卖商店里２００元一台的挺好的钢琴比比皆是，而且各商店都打出牌子，不再收进任何型号的钢琴。
我１９７０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毕业，分在贵阳市五中当数学老师。那时文艺界否定一切的大环境稍稍缓和了一点，五中想买一台钢琴，学校看我喜欢音乐，就叫我配合音乐老师去挑选，去运回来。学校的音乐老师是文革前大学钢琴专业毕业的。那时商店里只有一种型号的钢琴，星海牌，６００元一台。我们学校在一个坡上，我在我当副班主任的班上找了５、６个比较壮实的男生，费了很大劲把钢琴挑回了学校。
钢琴放在学校除了礼堂之外的最大的一间房间里。这个房间已被隔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学校的图书室，很多书架很多图书放在里面，另一部分就是学校的音乐教室，钢琴就摆在音乐教室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不巧，钢琴运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出事了，这个大教室被人偷了。第二天我去看时，大教室图书室所有的书都被从书架上掀到了地上，在地面上高高低低地铺了厚厚的一层，也不知被偷了多少书。
钢琴幸亏没事，还立在那里。那时，钢琴这样的东西在一般人的眼里是一文不值的，何况它还那么重，搬走是很困难的。但过了一会儿，仔细一看，不好，钢琴上面的外壳上有脚印，翻开钢琴的后盖板，发现了大问题。昨晚的小偷，站在钢琴上面，把尿尿到了钢琴里面，钢琴内部的钢板明显地有几道尿痕，钢板已经被腐蚀生锈了，溅开的每一滴尿都有锈痕。这个钢琴的寿命肯定要大大地缩短了，音质也会受到影响。当时这６００元，对于我们这个中学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钢琴一买回来就被这样无耻地破坏了，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很沮丧。
幸亏没有影响到钢琴的弹奏。音乐老师教我弹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等几个较有名又较简单的曲子，她明显地比科大的邵良衡老师的水平要低些。
我那时每星期１２至１５节课，改作业要花和上课同样多的时间，备课要用一点时间，开会还要用去大量的时间，因此我就不能像当学生时那样，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钢琴上，否则我钢琴也可能会练得具有一定水平的。
后来由于什么原因？可能是图书室、音乐教室维修吧，钢琴摆到了我的宿舍里，但是我还是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使自己一辈子都成了一个演奏钢琴的门外汉。
◇ 谁是革命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６５３（６５年入学，近代化学系）有一个女生，忘记名字了，我就管她叫王莹吧〔华注：真实姓名是王学〕。王莹的母亲叫卞仲耘，这是真名字，1938年投身革命，１９４１年加入共产党，１９６６年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第一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就是第一把手。
文革初她就被揪出来了，主要罪状是：邢台闹地震时，也波及到北京，卞校长在组织学生搬走教室里的东西时，有学生问她，墙上的毛主席像要不要取下拿走？她没有说要取下，也没有说不要取下。这是她最主要的罪状了。
那时刘少奇还未揪出，学校里是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当权，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都是学校红卫兵的头头。卞校长的另一条罪状是：师大女附中是名牌学校，新生的录取分数线很高，刘少奇的女儿考得不错，但离该校的录取线还差２分，卞校长未同意录取，结果人家师大附中也是名牌，虽然不够分数线师大附中还是把刘少奇女儿录取了。
在这些革命造反派强迫之下，卞仲耘一边被打，一边挑着重担子来回跑，女红卫兵们看她还挑得动就不断地往筐里加土，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她就这样被折磨来折磨去，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死亡。据说这是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个人。
同一天，毛主席写出”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
８月１８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几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带上红卫兵袖章，这是后来被称为第一司令部（一司）的红卫兵袖章，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毛主席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宋回答了，毛主席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回答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这以后，宋彬彬就改名宋要武了。
毛主席天真地以为，在他的鼓励下，这支红卫兵队伍会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保刘少奇的干部阶层。但实际上这支红卫兵队伍是和干部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不可能把矛头指向他们的父辈，结果矛头指向了“地、富、反、坏、右”，指向了社会上的“四旧”，这些红卫兵还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记得当时谢韦克很是嘲笑这个口号，而我却在维护它，我当时的说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好像就是“理解万岁”这样的意思吧。
中央文革只好否定掉这支称作首都红卫兵第一司令部（一司）的红卫兵队伍，又成立了二司，又不行，又否定掉，最后成立了三司，这个三司实际上是完全在中央文革的控制之下的。
文革已经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刘少奇被彻底地揪出来打倒了。但是还是有个别人跳出来，为刘少奇打报不平，为刘少奇喊冤叫屈，甚至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理论基础的正确性提出质疑。
６１３还是６２３（６１年或６２年入学，近代化学系）有一位学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出身好，学习成绩好，入学几年来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政治运动，在班上一直都被认为是思想好、品德好的好学生。但是想不到文革他主动跳出来了，替刘少奇翻案，否定文革，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提出疑问，这样他就被作为反动学生、作为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揪了出来。６１级学生６７年分配走了，６２级学生６８年分配走了，他们都被晚分配了一年，而这个反动学生没有分配，仍然关在学校的“牛棚”里，这所谓的“牛棚”，就是学校关押走资派、反动学生、反动老师的地方。
而我们前面提到的王莹，在文革之初由于母亲被革命的红卫兵打死而被当成了“狗崽子”，随着红卫兵一司、二司的失势，虽然没有正式给她母亲平反，但社会舆论已认为她母亲是没有问题的，是被冤打死的，因此王莹又成了文革依靠的对象，成为革命者，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可以去革其他人的命了。军宣队、工宣队派她去看押她们系高几届的那个反动学生。
那个反动学生的反动观点是成系统的，一套一套的，具体是些什么内容，我现在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那些话真是反动透顶，但这些话那时又常常在我的内心深处引起共鸣，因此我下意识地让自己的思考赶紧躲开，不要围绕着这些问题思考来思考去，把自己也思考成一个反动学生。因此，我现在一点儿都不记得这些反动观点的具体内容了。
而王莹就不行了，她天天要和高她几届的这个反动学生在一起，看押他，监督他劳动，改造他思想。他们免不了要讲话，免不了要交流。这个反动学生处在这种状况下，也不委委缩缩，也不萎靡不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且他确实有较高的水平，把他那些观点讲得头头是道。王莹内心深处本来就对文革有很大的怨气，在她和这个反动学生的接触中，没有形成她改造这个反动学生的局面，反而造成了这个反动学生改造了她的结果。而且王莹不仅被反动学生的所有反动观点所折服，甚至进一步地和这个反动学生谈起了恋爱。
这不是一般年青人之间普通的恋爱，这是一个革命的依靠对象与一个现行反革命之间的恋爱，他们在文革中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惺惺相惜（平头百姓之间类似于官官相护的举动，那就是惺惺相惜了），而且他们的感情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认识基础，甚至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爱情果实，既使是在巨大的外力作用下，它也是不容易被捏碎的。
结果这个情况被学校的军宣队发现了，他们坚决地制止了这个恋爱关系，拆散了这一对情人，对王莹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最后王莹哭哭啼啼地同意揭发这个反动学生。那时流行组织现身说法的小分队，到处去演讲，军宣队就组织了王莹等人这样的小分队，那时好像学校已经在安徽了吧，各系分散在合肥、马鞍山、铜 陵、白湖农场等地，军宣队就带着王莹到各地各系去作现身说法的演讲，讲她如何母亲被打死，如何积极加入到文革革命队伍中来，如何被反动学生拉拢，如何在军 宣队的帮助下终于提高了觉悟，和反动学生划清了界线。讲得我们个个心里都是酸酸楚楚的，甚至连我们数学系的军宣队队长都掉下了眼泪。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仍然忘不了。后来，王莹和这个反动学生是否还能结成一对，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形势、环境变化后，尖锐斗争的气氛缓和后，他们仍能结成一对。〔华注：后来他们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还想为我们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讲一句好话，他们没有像当时东北整张志新那样整我们自己的反动学生，也算是手下留情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鲁迅的小说《药》，讲的是一个革命者被关在监狱里。革命者对狱卒说：可怜，可怜。他不是让狱卒可怜他，而是说狱卒这样愚昧，很可怜。最后革命者被砍头，由于传说新鲜的人血能治病，因此老百姓在革命者被砍头后马上抢上去用馒头吸附被砍头的革命者刚刚流出的鲜血。
拿鲁迅的小说《药》做比较，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谁是革命者？谁是狱卒？谁是老百姓？
◇ 首都（）、彻底（）、崩溃（）
这么奇怪的题目。对，是奇怪，不过这几个词是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东西，我把它们放在题目里，下面逐渐来解释清楚。
我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1970年8月分配到贵阳市五中当数学老师。我算是很幸运的，同班同学大多被分去军垦农场或很边远的很偏僻的地方。
当时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普遍很低，课堂纪律也很差。对此，我采取的办法就是每堂课仅用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简明扼要地讲清基本概念和例题，马上就留课堂作业，一下课就收作业本，下一次上课时就发回改过的作业本。这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马上高涨起来，但我的工作量就比较大了，每天3节课，就要改3个钟头的作业，每天上课、改作业就要6个钟头。
我有一个学生，乘法的九九表都不会背，做简单的乘法都很难，除法他简直无法做，但那时我们已经在学“用字母表示数”、“因式分解”、“解方程”、“列方程解应用问题”了。认真想想，我感觉他还是可能赶上来的，关键是要马上把九九表背下来。我就去家访，哎呀，他们家住得真是太破烂了，房子低矮、昏暗、潮湿，那时贵阳市的很多居民可能都是这样的居住条件。我鼓励这学生，强迫他一、两天内背会九九表，强迫他３、５天内把它背得熟熟的，找其他的学生监督他，我也亲自让他背过几次九九表。两、三个月后，这学生的数学果然赶上来了。
我教３、４个班，其中有一个班我接手时课程进度已比其他班慢一个半月，这等于我每天都可能要讲两种不同内容的课，增加了我很多的麻烦。我仔细思考过后，仅用３、５节课，就让这个班赶上了其他班的进度。数学教研室主任不相信，来这个班听我讲课后，认可了我对教材的这个小小的“改革”，他说，这个班学生很活跃、很聪明。
我不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或副班主任，只是一个任课教师，但是这个班的学生请我去教他们唱歌，我也就去了。教唱的是朝鲜电影插曲和西哈努克作词作曲的歌，这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了，结果搞得周围其他的班很妒忌。西哈努克和他的夫人当时是我们中国最著名的（记录片）电影演员。
刚开始上课那些天，我以为每天上3节课、改3个钟头作业就没事了，天天去电影院里看电影，那时的阿尔巴尼亚惊险故事片很好看。后来学校让其他老师告诉我，不上课时也要在教研室呆着，而且每个星期有好几次会议，什么政治会、学习会、讨论会等等。
放寒假时也集中起来开会，从早开到晚，好像是清理阶级队伍还是什么的。伙房的大师傅都是女的，但她们是工人阶级，她们不满意了，为什么臭知识分子开会、学 习、发言，而我们工人阶级却没有这个权力，不让我们去开会、学习、发言。后来，就让伙房的大师傅们也参加开会，但她们仅来坐了一天，就坐不下去了，她们这才知道，原来开会是这么难熬的事情，她们还是回到她们的伙房里，聊天、说笑去了，想干私活就干点儿私活，想出去溜个弯儿就去溜个弯儿。
那时，还是处在文革的氛围里，老师们常常讲他们１９６６年的哪月哪日参加造反，早一天的就比晚一天的骄傲许多，甚至同一天造反，上午造反的就比下午造反的荣耀许多。学校的校长兼书记是四野转业下来的，又是很早投身造反派队伍的，当然更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了。
期中考试，初中这一年级的数学卷子让我出题，现在想起来还有点遗憾，刻了蜡版后就再也没有给我校对过，我也不知道需要校对，因此有些错误，比如英文字母“ｂ”和数字“６”就搞混了。不过卷子虽然出了些错误，但也出不了大的政治问题。
而出语文试题卷子那就不同了。语文卷子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比较有水平的女老师出题，其中有一道大题大概是判断给出的许多词的词性，例如：给出“首都”，后跟一括号“（）”，学生应该在括号中填上“名词”，那就算答对了。这道题大概给出了９个词，要学生判断词性，这9个词排成3行，每行3个词。其中第二行是这样的：
首都（ ）、彻底（ ）、崩溃（ ）
结果这一行试题让人抓住了把柄，说这是一个反动标语，校长亲自带头出来展开了大批判。那语文老师解释说“首都”不一定说的是“北京”呀，“莫斯科”也是首都，“华盛顿”也是首都。批判者就追问，那你是不是中国人？你当然是中国人，那你这个中国人讲首都不是讲的北京你是讲的哪里？那语文老师还继续解释，这3个词之间还有括号呢，还有空格呢，它们不是连在一起的一句话，但这些理由也辩不过阶级立场坚定的、辨别是非能力很强的批判者。他们说，如果你把这3个词连在一起，你还能够大量印出来，在学生中散布、进行反动宣传吗？你的阴谋还能得逞吗？这正是你搞反革命宣传的狡猾之处，现在把你这些伪装剥去，揭掉你的那些假象，反动标语，招然若揭，看你这个反革命份子还有什么话好说。
最终的结论好像没有把她定成反革命分子，落实政策，从宽处理了。但是把反动标语出在试题里，这个影响面很大，毒害青少年，造成的后果非常恶劣，这个语文老师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大会小会检讨，痛哭流涕地批判自己，深挖自己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好不容易才过了这一关。
◇ 《花儿与少年》与《四季调》
我１９７０年8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分配到贵阳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又把我分配到五中，教初中数学。
学校教音乐的女老师，３０多岁吧，是大学钢琴专业毕业出来的。她原来是背着手风琴到各班去上音乐课的，我来后，刚好这学校买了一架钢琴，她可以在音乐教室里用钢琴上音乐课了。
我早就想学钢琴了，现在可找到机会了，我就拜这位音乐老师为师。学弹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和另外的两三个既好听又容易弹的练习曲。很快，教室外的学生就听不出来是我弹的还是音乐老师弹的了。一天晚上，我在练琴，这教室外就是街道了，街道上几个小青年走过，他们以为是音乐老师在弹琴，就大声地以很下流的话骂她，这些小青年，他们就是以能当无耻的流氓为荣的。
过年了，音乐老师请我到她家里吃饭，那时我也不懂得应该带点儿礼物去。她丈夫是搞考古的，当时全国正掀起考古热的浪潮，他的专业可能马上要吃香了。但他这个人我仅接触这一次，就感到他是个个性很强、锋芒毕露的人，文革中会很容易结冤的。果不所料，我们正在吃饭，推门进来一人，环视屋内所有人后，讲一两句不咸不淡、无关痛痒的话后离去。音乐老师告我，来的这个邻居是他们文革的对立派，觉得这里热闹，来侦查一下有什么情况。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竟然这 样地紧张，而且个人、家庭的隐私竟然是这样地不被尊重，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怕。
还有一次我在她家，一个独唱的专业女歌唱家也在她家，我就用手风琴伴奏，女歌唱家唱歌。我当时觉得她唱得也很一般。但后来有一次在剧院看演出，有一个节目就是她独唱，穿着苗族服装，衣服上的装饰品多极了，星星点点，不断地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她唱那种苗族的拖着长音的歌曲，没想到竟然唱得好极了，这个歌曲好像现在也还是常常听到。
学校里组织了一次文艺演出活动，其中有一个小提琴和笛子二重奏《花儿与少年》，最有水平，很高雅，整台演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二重奏了。
《花儿与少年》是一首青海民歌。生活在西北高原的青年男女经常以山歌作为表达爱情的手段，山歌对唱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这个歌非常有名，于淑珍唱它唱得最好了，这个歌曲也有专门配成的小提琴曲、手风琴曲、古筝曲等。
这个曲子我用手风琴也拉过，比较容易拉，因此没有按照指法要求认真地练，这样就不能把它拉得很好了。《花儿与少年》有专门的手风琴配器的曲子，很多地方都印出来过，但有的地方不把它叫《花儿与少年》，而叫《四季调》，也有的地方把它叫《花儿与少年》，后面再打个括号注明是《四季调》，还有的地方把它叫 《四季调》，后面再打个括号注明是《花儿与少年》。
我们学校这次演出活动，报幕的报这个二重奏的曲名是《四季调》。
文艺演出两、三天后，一次音乐老师离着我老远，当着很多其他老师的面，就对着我大声喊：“罗海鹏，那天演出的二重奏《四季调》，他们有人说叫《花儿与少年》，不是吧？”音乐老师问我音乐知识方面的问题，我马上觉得有了显示自己在音乐方面知识面广的机会了，就赶快回答：“这两个歌名指的是同一首歌，在有些歌本里就把它叫《花儿与少年》，在另一些歌本里又叫《四季调》。”音乐老师说：“不是吧？哪里听说过叫《花儿与少年》的？都是叫《四季调》的嘛。”我想 这音乐老师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而且还这么固执，真奇怪。我就再次向她强调我的观点，并举出一些证据。音乐老师只好说：“那好，那好，下次演出我们取消掉 这个节目。”
啊，我这时才醒悟过来，原来音乐老师是想让我帮她忙，帮她说这个曲子是《四季调》，而不是《花儿与少年》。而我糊里糊涂，尽想着自己出风头了，结果帮了倒忙。
这个事情背后的事情是，上次演出结束后，马上就有人告到领导那里，说二重奏演奏的那个曲子是黄色歌曲《花儿与少年》。学校领导找到音乐老师问，音乐老师否认这个曲子叫《花儿与少年》，说它叫《四季调》。音乐老师还想让我帮忙说话，没想到我竟然会这么笨，把她这个漏子越捅越大。我这个人常常就是这样地转不过弯儿来，尽办蠢事、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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