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已经过去70余年，当年的知识青年多已凋零。但是一二九以后北平大学生中争论的是非并没搞清，值得再次审视。
中共执政以来，中国大陆历史课本一面倒地声称由于国民政府媚日卖国，爱国学生才上街游行抗议，一二九事件因此酿成。游行之后有些学生认为学生已尽了言责，应该重回书斋求学，而且抗日应由国民政府领导。因此，这“另一类”一二九知识青年被中共及其控制的学生组织目为“右倾”“逃兵”和“叛徒”而大加挞伐。中共执政后他们更横遭迫害，并祸及子女，这些苦难都肇因于一二九之后他们与中共的不同意见。
1930年代年的中国积弱，军事上完全不是日本的对手，如与日本全面开战则必败无疑。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忍辱负重，对日交涉多作让步，以换取时间提升军力，同时也期待美国放弃中立出面干预日本对华扩张。而日本则步步紧逼，一再挑衅，力争尽快开战。中国有识之士都体谅国民政府的苦衷，傅斯年先生就说过主张速战的人是“逼政府自杀”。中共高层的毛泽东等即属此类，处心积虑迫国民政府速战而耗尽军力，以便自己取而代之攫取中国。1935年12月，正值北平中共地下市委遭官方破获而瘫痪，但北平大中学校中零散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共青团员仍然活跃，他们不等中共高层自上而下的指示，自行发动了一二九游行。当时北平社会上，尤其学校中结社言论管制较为宽松，他们得以大肆宣传，把国共内战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把民众仇日情绪转化为不满国民政府，因而校园中亲共学生增加，使亲政府甚至中间派学生都感到压力。燕京历史系1933级学生王伊同是只读书的中间派，他回忆学生一二九之前在礼堂开大会，政治系学生俞伯严哲学系学生邱运熹发言说学生以读书为职责，不应停课游行，立即被亲共学生骂为汉奸。随后亲共学生肖天若上台主张只有游行才能表示爱国，游行的决议遂获得通过。十二月九日凌晨，王在男宿舍5号楼从睡梦中被窗外喊声吵醒，是壮硕的地下党女生王如兰在叫“男同学起来吧，我们女生要去送死了！”由于已经有学生大会的“预热”，他顺从地和室友立即参加（注 1 ）。
借着1935年黄河泛滥，亲共学生申请获准成立“黄河水灾赈济会”，以救灾名义开办了反政府据点。从北平各界募得的一千五六百大洋善款，清华亲共学生牛荫冠代表赈济会去山东慰问灾民时只带去一千，余下的五六百挪用为反政府活动经费。（注 姚依林百夕谈 中共党史出版社 姚锦 2008年 P37）。由于学生不满情绪高涨，地下党经费充足，准备周密，加上当局防范不周，一二九游行一举成功，轰动全国。次日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南京上海报纸在头版头条报道游行，肯定了学生喊出的符合国民政府政策的口号（注2）。
12月18日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代表杨立奎约见亲共学生代表黄敬，郭明秋和姚依林，代表党中央慰问学生，并历数国民政府“抗日的各种准备，如修建陇海铁路防线阻日军南下，积累抗战资金，为抗日在各校进行军训等等，最后说北平学生有任何困难需要中央帮助，中央是可以帮助的，希望北平学生拥护中央。”任何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党私利的人都不难接受杨的说明和规劝，无奈亲共学生代表志在逼迫政府立即以卵击石。会议结束时黄敬甩下一句话：蒋委员长“不抗日（不立即全面开战）就不拥护”。这种“最后通牒”未给国民政府留下转圜余地，北平当局遂于12月12日下令“解散（亲共）平津学联”。（注3）
中共高层后来看到学生这股势力可用来杀伤国民政府，就大力介入，无休止地煽动停课游行，企图以抗日之名利用学生旷日持久地与国民政府博弈。其实在一二九当天，露骨反对国民政府的口号就已经引起广大学生的疑虑。1935年入学的燕京学生孔令朋回忆，一二九游行“歸途中有人領頭大呼「打倒反动政府」「拥护抗日政府」「欢迎紅軍北上抗日」等口號。到校解散前又有人發表演說，主要内容是政府不准学生請愿是不准抗日，宁愿投降。因此必須打倒旧政府，建立新政府等。這些都使我感觉到和我原來參加請愿的主旨不合。我是要求政府抗日，而不是打倒現政府後再由紅军北上抗日。當時紅军經過長征，初到陕北北立足，何來力量打倒現政府然後再北上抗日。如果真的再生战乱，兩敗俱伤，何能再行抗日。所以我的主張是要求蔣介石領导抗日，紅军加入抗日行列，团結一致，共同对敌。為此，我的思想在参加遊行前后起了变化。”（注4）细看中共的煽动口号，其抗日为名，篡国为实的图谋已经呼之欲出。
一二九之后亲共学生趁势在北平各大学成立自己的外围组织“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其声势远大于国民党外围组织。在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时“民先”常占优势。1936年末“一二一二”事变在西安爆发，张杨武力扣留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全国各界震惊悲愤，声讨张杨，而“民先”竟奉中共指令兴高采烈主张杀蒋。由于斯大林意识到日本征服中国意味着苏联将被日德从东西两面夹击，而能领导中国抗日者非蒋莫属，因而中共在俄国主子严令之下从杀蒋抗日改口为拥蒋抗日，“民先”因为自打嘴巴在校园中声势顿挫。例如燕京学生自治会这时改选结果就是“主張拥蔣一派的二年級同学陳亨利在中間派同學的支持下當选主席，取代了原任主席的民先朱涛譜。”（注5）
由于当时局势复杂，尚少国人能识破中共的真正图谋。70年后，国人知道了更多史实：从毛泽东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说的不能“爱蒋介石的国”，“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1964年7月对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更三等感谢日本侵华帮助中共赢得政权，到21世纪以来中共逐步承认是国民政府军队承担了抗日主战场人力牺牲和物力损失。国人终于明白，国民政府是抗日的主力，包括中共在内的全体国人理应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当时偏安陕北的中共苏维埃小朝廷，其实与长春的满洲国，华北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1933年“闽变”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起着同样的作用：分裂中国，打击政府，破坏抗日。因此可见，那些在北平对抗中共钦差大臣刘少奇，彭真的另一类知识青年，不论当时是否共产党员，他们“抗日应由国民政府领导”的主张比中共“对国民政府保持独立”甚至“打倒反动政府”的狡辩更合乎国家和民族利益。中共在当时批判他们，在以后打击迫害他们，是已被历史证明的错误。以我有限的搜寻，可以列出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个案。
王永兴，1938年。
清华学生王永兴（当时笔名黄刊），是一二九的重要组织者，1936年春加入中共，在学生运动中曾与后来贵为中共部长，副总理的蒋南翔，姚依林共事。1937年王脱离中共重回归书斋，成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弟子。1949年前曾在清华与我父亲周一良一同协助陈先生。中共执政之后，没有肯定他参与领导一二九的贡献，却认为他随后返回书斋的选择是逃兵和叛徒罪行。反右中他被剥夺历史从业权，从北京赶到山西农村，饱尝妻离子散衣食无着之苦。文革中他被数次毒打，几至殒命，学术黄金时代完全荒废。耄耋之年他才调入北大重操史学旧业。因为恐惧下一次政治运动可能再次剥夺他从事学术的机会，他每日教书和科研的工作量都超出自己年龄体力能负担的极限。与此同时，他希望重新获得自己在几十年前放弃的那张党票，作为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的护身符，以减少被逐出北大的危险。为此他对文革中留校当干部的青年工农兵学员都毕恭毕敬。我父亲周一良文革中被选入“梁效”而遭整肃，险些丢了党票。1980年代我父亲刚恢复工作，他就频繁到访我父亲家，满口“来汇报思想，争取帮助”。我常在这时为王伯伯开门并端茶倒水，因此旁听到这样的对话，并看到我父亲不自在的表情。我知道父亲作为1956年入党的“海归”教授，背负资产阶级出身的“原罪”包袱，早已习惯在各种场合检讨思想和被别人“帮助”。王伯伯这位比自己早20年入党的同龄人本应是自己敬佩的“老革命”，却低首下心向自己请求批评帮助，父亲的尴尬可以想象。我对王伯伯的态度感觉有些滑稽，以为他不必恭维我父亲：他早年入党和一二九前期的功绩总应该算是我父亲所没有的资本呀。而王伯伯不作此想，他认为他和家人1949年以后的所有灾难都是因为自己先参加而后又退出了中共活动。因此他要完全忘掉自己的一二九革命经历，就当那些事从未发生。当北大向职工发售集资房时，工龄越长售价越低，王伯伯工龄被定为始于1948年。如果从1936年入党算起，多12年工龄可以省他一大笔钱，但他宁可多交钱也不想再重复这段恶梦。
清华学生丁则良，与王永兴有相似的在一二九时期先加入后脱离中共活动的经历。他在西南联大继续钻研历史，后与周一良结为好友，1950年代同在清华历史系任教。他也被迫不断批判自己一二九前后的“历史问题”，反复表示悔恨自己没有继续“跟党走”。党并没有因此就宽恕他，1957年他所在的东北人大（后改为吉林大学）党委定他为右派，他被逼在北大未名湖自沉。1966年文革开始后，吉林大学红卫兵甚至追到他服务过的清华召开鞭尸大会，高喊要把他焚尸扬灰。
黑社会老大惩处中途脱离的帮内兄弟比对付不曾入伙的人更加严厉，中共具备这一属性。周一良一二九时在燕京历史系闭门读书不问政治，中共上台后幸运得免“逃兵”“叛徒”的罪名。而王伯伯和丁伯伯是一二九以后脱离的帮内兄弟，于是在反右中一个家破，一个人亡。
中共教育部长蒋南翔主持清华时，对每届学生都灌输一二九运动历史。中共副总理姚依林被问及“参加革命50年当中，你最难忘的斗争生活是哪一段”时，回答也是“一二九运动”（注6）。因为蒋、姚在中共党内都以一二九起家。可以相信，他们都参加了打击王和丁这些不同意见者的斗争，否则就没有日后在中共党内的升迁。到了1980年代王向他们申请在北大的科研用房和经费时，他们都给予方便，似乎没有扮出对待“逃兵”“叛徒”的脸色。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自己过去打击王和丁等人时下手太狠而略有歉疚。
蒋在一二九回忆录中提到了“共青团员丁则良，王永兴积极参加1936年1月学生南下抗日宣传”（注7）。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回忆说“北平学运初期，主持人是姚克广（姚依林），后来他去作党的工作，中期与后期的主持人，便是黄刊与黄诚。两黄都是清华大学学生，黄刊在清华大搜捕之后，即担任清华学生会工作，并在学联负责交际。”也证实王是学运初期骨干。（注8）然而，姚依林的态度则有不同。他的访谈录讲到1936年2月29日晨清华大逮捕，他在清华校门被军警扣在校警室候审时，自称“丁则良”，因为这是“一个平日不怎么参加政治活动的同学姓名”（注9），意在显示自己的机智，但这与蒋南翔对丁的评价相矛盾。然后姚的访谈录说，“正在这时，又抓进来两个人，都反捆绑起胳膊，一看是蒋南翔，还有天津一位左派教授方左英。大家交换目光，谁也没有和谁说话。如此过了十几分钟，只听外面一阵杂乱的跑步声，呼喊声，斗殴声。清华民先队的同学们冲了进来。他们组织了二百多人拿着棍子和四十几个警察打起来。警察不敢开枪，被学生们轰出校门之外。同学们迅速地关上了清华校门，又来校警室解救他们，并说校门外警察开来的七辆捕人的车均被砸坏，他们还抓了四个警察作人质……”（注10）血气方刚的清华亲共学生和警察械斗，救回蒋姚等人，在这里记述得颇为生动。可是没有提到参加指挥械斗的就是王永兴：他“自燕京走小路潜入清华，参加指挥民先队员与军警搏斗，夺回被抓捕的蒋南翔，姚依林…”（注11）姚的访谈录中不厌其烦地列出一二九时期的同志同事，对他们以后的升迁甚至死因也一一记录，唯对营救自己出险的王保持缄默，似有隐衷。这种回忆至少不是完整准确的。读完姚讲的清华大逮捕，70年前风华正茂，英气勃发的王永兴，一位提笔成文，挥棍能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知识青年领袖跃然纸上。这和我认识的谨小慎微临深履薄的王伯伯相差何止万里，由此不难想象1949年以后的严酷生存环境将他挤压到了何等程度。
清华学生徐高阮，是清华学生中的资深中共地下党，曾任北平地下党领导职务，为此被国民政府监禁两年。一二九以后，他力主由国民政府领导抗日。西安事变期间，他和王，丁一同“坚决主张呼吁释放蒋介石”，与北平中共地下党杀蒋宣传对立。几天后中共被迫服从苏联指令宣布拥蒋，而七十年后中共自己也承认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是抗日主力。这样历史就肯定了他坚持国家存亡高于中共一党私利的立场。被中共开除之后，1937年他在长沙临时大学拜陈寅恪为师潜心治史（注12），周一良推崇他是陈门三位杰出弟子第一人（注13）。王和丁是他在地下党中的追随者，对他的学术造诣和政治上的精明干练极为钦佩。三人离开中共之后仍来往密切。徐对王和丁说，“中共能得天下，但我们在这个组织里没有活路”，表现了对中共的深刻了解。1939年他申请到中研院史语所工作，主持人傅斯年不在意他的反政府前科，于12月22日从昆明发文录用这个“释放犯”为事务员（注14）。1949年中共包围北平，即将席卷大陆，他忠告王和丁与他一同出走。王和丁对中共尚存幻想，反而劝他留下。双方争执甚烈，以致王和丁拒绝借给他出走路费。他只得向其他人告借，勉强只身离去，未能携带任何行李书籍。1949年5月16日，史语所致电台湾警务处说“本所茲調助理員徐高阮由滬來台工作茲將申請書附上,敬希惠予核發入境證”（注15）。8月11日，史语所向中研院发文“擬任徐高阮君為圖書管理員,薪俸擬為二百八十元,自九月一日起薪,茲開具徐君履歷,敬希轉呈院長核准”（注16），他的职称和薪给都有提高，终于在中共势力之外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王和丁在大陆正忙于争取“党的信任”，对步步走近自己的灾难浑然不觉。徐从台湾给王写的信，王不予答复，只径直交给“党组织”以示臣服（注17）。
后来徐在台湾曾批评过对国民党有不同政见的殷海光和李敖，为此至今遭人诟病。因为中共不断威胁武力进犯，台海战云密布，国民政府处境险恶。徐因亲历而了解中共对国民党的渗透，破坏与颠覆手段危害之烈，急于保护台湾这个中国仅存的反共基地和他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有些言论过分可以理解。他的葬礼有国民政府调查局首脑沈之岳等出席，也授人以柄：“大特务”来悼念文化人，文化人一定作过不该作的事。其实每个法制民主国家都必须对付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的活动，也就必须有情报治安机构以及主持此事的“大特务”。法制民主国家和专制独裁国家的不同就是“大特务”是否在法律框架之内操作。事实上是沈之岳在他局长任内开启了调查局作业改革（注18），依法办案，杜绝刑求，造就了今天台湾优越于大陆的司法环境。虽然徐后半生的家庭生活和学术成就都不尽如人意，但他曲折的经历和对中共本质的洞见依然值得记述。
李宗瀛1933年入燕京大学医预班，在一二九时已经是老资格中共地下党，后来官至中共部长和副总理的黄华是他介绍入的党。1936年因医学课业繁重无暇搞中共活动，他转入历史系，成为周一良在历史系的前后同学，并与周一良的同系好友王伊同过从甚密。他因反对无休止的停课游行，被中共以不通知重新登记党籍的方式开除。此后他去贵州协助已成名医的长兄李宗恩创办贵阳医学院，1938年恢复联大学籍攻读历史。1940年毕业后短期任教于贵阳医学院和贵阳清华中学，然后投笔从戎加入国民政府军汤恩伯部。1945年日本投降，在湖南芷江的受降仪式上他担任英文翻译。他退出军界后参加上海大公报主管资料，然后去香港继续服务于大公报。1962年主持编辑英文刊物“东方地平线”（Eastern Horizon）， 该刊后改为英文大公报。
他与中共的互动和徐高阮稍有不同。他理论上不认同中共，实践上知道中共的夺权和镇压手段的厉害，因此他与中共保持距离的同时尽量不扩大已有的裂痕。因为中共需要他的英语能力，他就保持了与中共的工作关系。1948年他化名到上海为中共传递给上海大公报的指示“不更改报名以保持读者群”。1949年他选择继续留在殖民地香港而不返回大陆。由于他具有香港身份，在斯诺和尼克松来华时中共也需要他做英语服务，所以当大陆上的“另一类”一二九青年被反右和文革整得死去活来时，他得以逃脱劫难。1990年代他罹患重病，香港群医束手。他没有像许多海外华人那样回大陆就医同时方便自己“落叶归根”，而是远赴加拿大治疗，1997年去世于温哥华。
一二九以后继续留在贼船上的知识青年，在中共上台后得到或大或小的乌纱帽。他们多数要等到以后中共倒行逆施搞到自己头上才开始觉悟，有的甚至吃了苦头还不反思。清华学生牛荫冠也是一二九重要活动分子，他父亲牛友兰是山西兴县首富，在他影响下成为“红色士绅”，为中共捐出财产和子弟。到了1947年，中共需要大量农民充当内战炮灰，就采取打击包括“红色士绅”的所有士绅来讨好农民的政策。中共斗争会之前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威胁牛荫冠要“站稳立场”，随后的斗争会上将其父牛友兰以铁丝穿鼻，强迫他牵着父亲游街。父亲不堪侮辱而绝食自尽，终年仅62岁。中共强迫儿子凌虐父亲已属骇人听闻，更骇人听闻的是清华大学肄业的儿子甘愿继续为中共效劳，在中共得天下之后官至副部长和全国人大常委等高职，安然活到80高龄。这种完全没有了是非判断力的一二九知识青年只能令人叹息。
以我阅读所及，一二九亲共知识青年脱党的还有一位燕京学生张炜逊。张是生长于美国洛杉矶的华裔美国公民，1931年17岁时为了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回国就读南开中学，1933年进入燕京医预，结交了亲共女生，国学大师梁启超之女梁思懿。张在燕京读一，二年级期间，深受女友和中共地下党同学影响，当1935年一二九来临时，他的亲共思想已经水到渠成，立即成为游行骨干分子。次年燕京中共地下党首领陈絜（陈矩孙）主持仪式接受他这个美国公民加入中共。他开始作为底层党员去运送文件，传递情报。当他问梁为何还没加入中共，梁似乎没有正面回答：“我家是望族，亲友太多，不如你家庭简单。”由于执行地下党停课游行指令，他自己不上课而且阻挠其他同学进入教室，燕京医预因此拒绝推荐他去北平协和医院深造。他于1936年九月转学到上海国立医学院。因为他在燕京期间从未反对党组织的命令，与燕京地下党是和平分手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共在战乱中丢了他的组织关系，他始终未能恢复党籍。1940年他离开医学院参加国民政府系统的中国红十字会战地医疗队一年，在贵州前线救死扶伤。1941年他和梁在沪结婚，然后同赴美国八年，深造，就业，生儿育女。美国对华裔的种族歧视使他不满，但美国先进科学和自由理念又动摇了他对中共宣传的迷信。1949年中共占据大陆，在美华裔知识分子面临回大陆，去台湾或留美国的选择。在梁坚持下他全家于1949年10月乘船回到大陆。他原认为自己凭美国护照随时可以返回美国居住，岂料他一上岸中共就没收了他的美国护照。随后的二十六年中他任职山东省卫生厅，中央卫生部和北京友谊医院，以医术服务祖国的初衷不断和中共践踏科学打压知识分子的现实发生冲突。梁笃信中共和毛泽东，对张“监督帮助”，夫妇都在1950年代加入中共。张在历史上与中共没有积怨，得以安度肃反和反右，但逃不过文革。1967年起他作为“间谍”在劳改营中度过两年，开始怀疑自己1949年“回国服务”的决定。1970年斯诺来华访问友谊医院，他被从农村召回代表劳动改造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接待。当他悄悄对斯诺说起两人三十五年前见过面时，斯诺马上忆起他和李宗瀛一二九时期曾到自宅访问（注19）。1973年中共派他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任职，驻外两年间他得以在西方环境中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共，决定叛逃回美。因为梁绝不会同意他的决定，他背着梁做好一切准备，于1975年12月21日从日内瓦出走去美。他的子女一开始谴责他的决定，但随着中共被迫打开国门，子女也移民美国，只有梁一人继续留在中国，直到1988年病逝。中共对梁思懿的盖棺论定说她1935年在燕京已经任“民先大队长”，1936年加入中共（注20），因此不能排除她是中共安排的一颗深藏不露的棋子，只是对丈夫隐瞒而已。然而她虽然自己对中共忠诚到死，却未能阻挡丈夫子女叛离中共。张炜逊在美出版的自传记录了这一对一二九亲共知识青年的曲折人生。张炜逊和上述王，丁，徐，李一样因意见不同离开中共，但他独有的美国背景和专业能力给了他美国这个庇护所，使他得以彻底逃脱中共的报复。
中共的宣传机器多年来热烈颂扬蒋南翔，姚依林和牛荫冠这类一二九知识青年，而对另一类一二九知识青年如王永兴，丁则良，徐高阮和李宗瀛则大泼污水甚至残酷迫害。为了匡正历史和迟来的正义，今天应该如实记录他们的遭遇，并表彰他们在当年复杂环境中对中共假抗日，真篡国所作的抗争。
注释：
注1 2011年王伊同对周启博谈话
注2 姚依林百夕谈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 姚锦 P51
注3 姚依林百夕谈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 姚锦 P60
注4 从「一二• 九」到「一二•一二」——我参加燕京大学学生运动的经历 孔令朋
http://blog.boxun.com/hero/xsj1/187_1.shtml
注5 见注4
注6 姚依林百夕谈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 姚锦 P17
注7 蒋南翔文集 下卷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年 P1189
注8 一二九漫语 三联书店 杨述 1981年 P35-P38
注9 姚依林百夕谈 中共党史出版社 姚锦 2008年 P69
注10 姚依林百夕谈 中共党史出版社 姚锦 2008年 P69
注11 通向义宁之学 中华书局 2010年 P429
注12 通向义宁之学 中华书局 2010年 P438， P449。
注13 毕竟是书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周一良 1998年 P148
注14 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
注15 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
注16 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
注17 2005年王永兴对周启锐和孟刚的谈话
注18 文学江湖 王鼎钧 尔雅出版社，2009年 P416
注19 张炜逊自传 Of Rats, Sparrows & Flies…: A Lifetime in China Heritage West Books Arthur W Chung, MD 1995 P210
注20 http://baike.baidu.com/view/75170.htm
来源：《新世纪》特稿2011年11月10日
Friday, December 9, 2011
Friday, September 30, 2011
高华：民族主义乎？国际主义乎？
1948年6月，斯大林与铁托闹翻，以苏共为首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指控铁托为民族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反苏分子，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东欧各国纷纷跟上，齐声谴责南斯拉夫和铁托，不久也纷纷挖出本国领导集团中的“铁托分子”，大多都被推上了断头台，个别“铁托分子”如波共的哥穆尔卡则被打入黑牢。远在东方的中共，虽没有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中共党内大挖“铁托分子”，但也对斯大林作出了回应。
1948年11月7日，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人民日报》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谴责，刘少奇重申，中共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拥护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
刘少奇的这番话並非只是一种作给斯大林看的政治性的表态，而是实实在在见诸于具体行动的。1948年，新华社派往考察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记者，本来正准备从布拉格前往贝尔格莱德採访，在情报局决定颁布后，马上取消了访问计划。而早在1947年11月1日，在驻旅大的苏联军政当局的强烈要求下，中共在东北的领导机关将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刘顺元、旅大总工会主席唐韵超等几位领导干部调离出旅大，公开的罪名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彼等犯了“反苏”错误，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
这些行动初看起来很有些费解，中共並非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员，也与南共素无来往，谈不上对铁托有什么深仇大恨；毛泽东甚至还从不同渠道对铁托领导的南共革命略知一二，“铁托是靠自己的武装打下南斯拉夫的”，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对铁托与南共的基本判断，毛虽然对斯大林与铁托冲突的内情不甚清楚，但他对铁托领导的南共抱有同情，却是事实。既如此，刘少奇又为何急于在苏南冲突中匆忙表态？中共又为何不声不响地将被苏联人指称为“反苏分子”的自己的干部调离出原有的工作岗位？
刘少奇的文章当然代表毛，此时毛向斯大林作出这番举动就是要向莫斯科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共坚决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而在那个时代，忠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忠实于苏联和斯大林的代名词。
毛的这番举动是符合现实政治逻辑的，却与其思想逻辑並不一致，因为就在这前几年，毛在延安领导开展了一场以肃清斯大林在中共代理人为目标的思想和组织重建的工程。在那几年，毛並不那么在乎斯大林，也不看其眼色，硬是在全党刷清了积存多年的苏联崇拜情结，並把党内的“国际主义”代表人物赶下了台。但是，1948年的情况已大不同于1942-1945年，现在中共正急需争取苏联的支持，尤其在东北。
与王明等人相比，毛是可以将感情与理智完全分开的人，这一点並不像他在1959年庐山和彭德怀等人谈话时所称的那样，他是感情与理智相统一者。正因毛有这种政治风格，以至外界在颇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毛有些迷惑不解，甚至还误以为毛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
就在莫斯科宣布开除南斯拉夫的时候，中国的第三大党──民主同盟的领袖张澜老先生竟然也对此作出了反应。张澜在接受西方记者访谈时表示，希望毛泽东也做铁托。张澜还请即将前往解放区的马寅初代转毛几句话：共产主义外，还要加一点民族主义，“共”字上必须有一个“中”，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共。
美国人呢？他们当然对毛的复杂性知道一些，但在1948年冷战的大格局下，美国人还是情不自禁将毛划到了苏联阵营一边，深谙中国文化的美国司徒雷登大使竟也告诫民盟的罗隆基和叶笃义说，中共是国际主义，你们应保留中国的爱国主义。
从以后的事实看，毛泽东对张澜老先生的拳拳爱国心还是领情的，毛並没有因张澜说的这番话就将其打成“反苏分子”，相反，一直对张澜礼遇有加。对于司徒雷登，毛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毛不仅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还旗帜鲜明地宣布新中国就是要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国策。司徒雷登虽然在华几十年，还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却不能真正明白毛──毛毕竟不是王明，不是那么容易一眼就能看得清楚的。
一直被苏联人称为是“国际主义者”的王明等人在对苏联的态度上，始终是感情与理智相统一者，说的，做的倒是完全一致。
在30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确实是全面、真诚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苏区有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各单位还辟有宣传鼓动栏──列宁角；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红军系统有少共国际师和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参加广州暴动而牺牲的苏联驻穗副领事）；在文化系统，有苏维埃剧团，即蓝衫剧团（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业余剧团）；在肃反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青年系统，不仅有共青团，还有“皮安尼尔”──少年先锋队，凡年满16至19岁的红色青少年，皆可申请加入“皮安尼尔”。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表党领导苏区的青少年工作，从共青团到“皮安尼尔”，再到共产儿童团。中央苏区还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斯大林、莫洛托夫、片山潜、台尔曼、高尔基。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真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真像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
毛泽东受不了这些，毛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那以后的七、八年中，毛悄悄地且又是有条不紊地对中央苏区那一套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进行了转换。当然旧的一套退出历史舞台需要一个过程，1939年延安举行了中国女子大学的隆重的开学典礼，校长王明还是抑止不住要宣泄他满头脑的苏俄崇拜的情愫。大会会场正中虽高悬毛泽东的画像，却又模仿苏联，在毛像的左右挂起了王明、朱德、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所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画像。王明身为女大校长，总忘不了国际共运那些女革命家，于是校门两边的墙上又悬挂起蔡特金、伊巴露丽、克鲁普斯卡娅的肖像……一时间，似乎又有些瑞金时代的气氛了。
但是，时光毕竟不会倒转。当毛有力量以后，他就绝不愿听到什么“皮安尼尔”。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早已改名为中央党校，不久，延安的马列学院易名为中央研究院，再早一些，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完全俄化的名称，也被改为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甚至延安的托儿所也名之为“洛杉矶托儿所”，却不叫“莫斯科托儿所”，至于“皮安尼尔”，则早已不复存在，边区有的只是儿童团。然而，毛泽东对洋名词也並非一概排斥，例如，毛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了“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语。一来这个词流传甚广，早已深入人心；二来这个词也並非王明一人就能垄断，毛泽东也可以使用，于是，这个词的寿命比较长些，差不多到了50年代中期，才逐渐退出流行政治语彚，与此相联繫，“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也让位给了“革命的敬礼”。（记得20年前，王蒙曾写有一篇名曰〈布礼〉的小说，相信王蒙对这个词的演变史亦有相当的了解）。
1942年后，毛泽东已完全获得了意识形态解释权，就在苏联驻延安观察员的眼皮底下，毛与刘少奇联手，将“孟什维克”的帽子给王明等戴上，党内一些原“国际主义者”也纷纷与王明划清界限，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在这个阶段，毛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即使他的好朋友，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给毛发来密电，告诫、提醒他，康生不是好人，毛仍然照样信任、重用康生。
然而毛毕竟是毛，他心里清楚得很，只要斯大林不干预中共党内的事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共都应与莫斯科搞好关系，于是，毛人前人后都对斯大林表现出充分的尊重，毛甚至给坏人王明也选好了婆家，宣布王明的后台是斯大林的敌人布哈林！在那个年代，全党上下，除了个别人，谁都不知道毛对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毛更不用直接的语言将他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公开的话仍是“联共党史是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一类。被毛唾棄的王明只能满含委屈，在延安冷清的窑洞里，遥望着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的红星，独自吟唱着〈莫斯科颂〉。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才真正与苏联打起了交道，地点就在东北。毛十分明白，以中共当时的实力，要想占住东北，並进而取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得到已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的理解和支持。对于这一点，毛从未含糊过，虽然他多年来一再告诫全党，一切应该自力更生，但毛实在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即使苏联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共並无具体援助，毛仍不怨不恼，並不时向苏联表示一下善意。1941年4月苏日签订中立条约，延安表示予以理解。1941年后，延安派往东北、华北的地下工作人员间或也与苏军情报组合作。浇灌多时，终有花开一日，1945年8月，苏军攻入东北，客观上为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八路军才能马不停蹄抢先进入东北，占领了各战略要点。
斯大林虽然对毛泽东在延安搞的一套多有不满，但中共毕竟是一家人，苏联红军打进东北后，当然要找八路军。1945年9月，苏联红军大校驾机飞往延安，主动与中共方面联络，以后又对开进东北的八路军多方照顾，但是苏联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在美国和国民党的压力下，最后还是逼迫中共军政机关退出沈阳等大城市，八路军不少领导干部虽然不高兴，却也毫无办法，于是一直退到哈尔滨，隔着松花江，与国民党军对峙着，但是毛心里明白，八路军占着哈尔滨，事实上仍是沾了苏联的光，因为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再往前开，就要钻到苏联的鼻子底下了，而斯大林是不乐意看到这种情况的。
苏军自以为有恩于中共，傲慢无礼，在与中共同志交往中，无时不流露一副大国主义的派头，其士兵在东北，军纪败坏，胡作非为，激起百姓强烈不满，苏军且把大批工业设施当作战利品搬迁至苏联，国民党利用此事，掀起1946年3月反苏大游行，也乘机攻击中共，在这种形势下，毛别无选择，只能反击国民党“反苏反共”。
毛大事小事都绝不会糊涂，1945年“815”后，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高级干部卢冬生被苏军士兵无辜枪杀，毛只当不知道，但是有人却沉不住气了。东北汉子萧军虽非党员，却也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党出资让他在哈尔滨办了一份《文化报》，萧军在《文化报》上热情宣传党的政策，即便对当时引起东北人民普遍反感的苏军军纪败坏问题也总是委婉地予以解释。但萧军确实不赞成“无条件地拥护苏联”，他试图把俄国人分成两类，即“真正的苏联人民”和犯有罪恶行为的俄国人，于是苏联人不高兴了，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迅速组织对萧军的大批判。1948年11月2日，《文化报》终于被迫停刊。萧军也被打发到煤矿办俱乐部去了。
刘芝明的顶头上司，东北局宣传部长是在中共七大上落选的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他的上司则是七大政治局委员高岗，林彪率四野南下后，高岗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但此人却非一贯的亲苏分子，高岗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没有留苏经历，早在延安时期就在毛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从而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但套用一句老话，“人是会变的”，现在高岗亲眼见到苏联的实力，也就对苏联加深了感情。王明说，高岗在东北，受到凯丰的影响，成了积极主张对苏友好的“国际主义者”，此说没有提供具体事实作依据，只能留待日后再作详考。总之，高岗不允许在东北有任何对苏联“不友好”的言论和行为。
其实高岗对待“反苏”言论的态度与毛及东北局其他领导人並无大的冲突，高岗错就错在与苏联人打得太火热，且四处张贴“高主席”的肖像，甚至以自己的名义给斯大林发电报，高岗似乎有些忘了，他是毛委任的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而不是斯大林派任的“新关东总督”。
尽管管高岗对苏联的态度热情友好，但是在中共掌舵的毕竟是毛而非王明，因此，在处理“反苏”一类问题时，还是十分讲究内外有别：东北局公开批判了萧军（1948年7月，萧军提出入党申请，得到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的批准，但紧接着《文化报》事件发生，萧军的党籍也就彻底告吹了）。但是对被旅大苏军当局驱赶出来的刘顺元却只是调离东北，另行分配工作，並没有在党内，更没有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开展对刘顺元的批判。与刘顺元一起被迫离开旅大的原中共旅大地委五人常委中的三人，也只是被调离工作而已，暂时还未受到党纪处分。
有意思的是，被苏联人视为“反苏分子”的康生此时也成了中苏友好的捍卫者。苏联人对康生知之甚详，此公在1933－1937年旅居莫斯科时，也位居“国际主义者”之列，但返回延安后，逐渐与莫斯科离心离德，尤其在整风运动中大整王明等“国际主义者”，搞得王明等叫苦连天，苏联驻延安观察员把这一切都密报回国，莫斯科对康生恨之入骨，无奈康生属毛营，莫斯科手再长，也伸不到延安，对康生竟也毫无办法。几年后形势大变，毛审时度势，在需苏联支持的时候，康生已不适合再出头露面，康生识趣，主动提出要下乡搞土改，于是先在晋西北，后在胶东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1949年，康生成为中共山东分局第一书记，但毛却有意让康生这个老政治局委员受中央委员、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全面节制，搞得康生长吁短叹，极不舒坦。
康生虽然很不得志，但在山东却仍然是说一不二的人物。1948年春，刘顺元被调入山东，先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继之又被委之为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书记，康生初对刘顺元颇为客气，甚至还在会议上表扬刘顺元敢于在旅大顶苏联人，很有骨气。但是，到了1948年11月，刘少奇的文章发表之后，康生对刘顺元的态度马上转变了，不仅处处打击刘顺元，还在背后骂刘顺元是“反苏分子”。1949年10月，苏联名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访华的第一个苏联大型代表团，刘少奇亲自布置有关参观访问日程和所有细节，议程中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代表团要访问济南，北京命令，刘顺元必须回避，並需写出书面检讨，交苏联代表团带回莫斯科。康生得知北京信息后，马上开会，以“反苏”罪名，宣布撤销刘顺元的济南市委书记的职务。
然而颇为蹊跷的是，正在热情准备迎接苏联代表团的康生，在代表团抵达济南和在济南逗留期间，竟忽然“生病”了，显然，不管康生如何使出全身解数，向苏联人大献殷勤，也是白搭，因为毛知道，在斯大林的帐本上，康生早已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反苏分子”。不管他给斯大林大元帅送的象牙雕多么精美（康生请代表团转送给斯大林的象牙雕，“装有一直径10公分许的玲珑象牙花球，该球自表至里共雕透20层，每层均能转动，每层均雕有異常细致的花眼”），在斯大林的眼里，康生还是一个可疑人物！接下来的情况是，在建国初“斯大林──毛泽东”的一片欢呼声中，“国际共运的老战士”康生下岗了，康生只能蜷在青岛的海滨别墅和北京医院里吟诗作画，苦捱日子。
就党内地位而言，刘顺元不可与康生相比，康生虽被暂时打入冷宫，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仍然保留，刘顺元则需要为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作出个人牺牲。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奉命进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对他讲了一番“加强中苏友好”的道理，刘少奇说：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地写一份检查。听了刘少奇的话，刘顺元已完全清楚，“为了照顾与苏联的关系，我以后不能再受党重用了”。刘顺元在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检查中写道，“中央命令自己写检讨，这表明了中央的高度原则性和严肃性……是从中苏两大党，两大民族的团结问题已经成为头等的政治问题，而又有帝国主义与铁托分子的反苏运动可作为前车之鉴的情况下产生的”。
就在刘少奇与刘顺元谈话的那些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也和应邀访苏的毛泽东见了面，斯大林问毛是否知道在东北有黄逸峰这个人，並说，此人连苏联人也瞧不起。毛初听斯大林提到黄逸峰，头脑中一片茫然，不知此人乃何方神圣，竟然惊动了斯大林。事后，周恩来向毛细细道来，才知此君乃中长铁路总局中方副局长，因对苏方个别人员大国主义行为不满，被苏联人在斯大林处告了刁状，于是，毛记得了黄逸峰的名字，但並没对黄怎么样。黄逸峰随东北铁道纵队进关，随即奉命接管华东铁路，成为建国后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后，刘少奇还是和黄逸峰谈了话，批评他看问题“太简单，太天真了”，然而刘顺元的境况一时却比黄逸峰差得多。刘顺元检讨交出，组织处理的决定也出来了，刘顺元被连降三级，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下属的规划局任副局长。刘顺元在大连的老搭档唐韵超更是霉运不断。当年他与刘顺元一同被苏联人从旅大驱赶出来，到了1948年被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劳动总局局长，一直在“高主席”的治下，1951年11月，东北局宣布开除唐韵超的党籍，罪状之一是“1946年任大连总工会主席时期，经常散布对苏联不满的言论，曾因此引起苏联同志对他政治上的怀疑，而提议把他调离大连”。
在刘顺元被贬谪的几年，党内已不再有任何人敢发表“反苏”言论，党外却还有人不知利害，仍在那嘀嘀咕咕，1951年，刘王立明居然在民盟内部的会议上批评起苏军当年在东北的行为，遭到严厉批判当是在意料之中的。
1953年斯大林终于死了，在全国上下经历了失去“伟大导师”的哀痛之后，刘少奇想起了刘顺元，1954年刘顺元复出，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一年后，1949年易名为马列学院的原中共中央党校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在江苏，性格耿直的刘顺元还是难改脾性，经常直言无忌，不时惊动中南海，但总算得到几年平安。黄逸峰此时却没有刘顺元那么幸运了，1953年初，黄逸峰在三反运动中以犯了“压制批评”、“强迫命令”的错误被华东局开除党籍，但是几年前斯大林向毛提到的那几句话却无意中帮了黄逸峰的忙。1954、1956年，毛泽东几次提到“可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譬如黄逸峰”。1956年12月，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入党，以后他一直蹲在上海经济研究所，终于成了一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专家。唐韵超呢？他先被抓入监狱，出狱后在社会底层劳动了20多年，一直到文革后当年老战友刘顺元复出，转任中纪委副书记，在刘顺元的鼎力相助下，唐韵超才在80年代初获得平反。
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似乎都谈不上，政治是最现实不过，还是那句话：一切从需要出发。
来源: 《百年》1997年7月第四期
1948年11月7日，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人民日报》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谴责，刘少奇重申，中共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拥护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
刘少奇的这番话並非只是一种作给斯大林看的政治性的表态，而是实实在在见诸于具体行动的。1948年，新华社派往考察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记者，本来正准备从布拉格前往贝尔格莱德採访，在情报局决定颁布后，马上取消了访问计划。而早在1947年11月1日，在驻旅大的苏联军政当局的强烈要求下，中共在东北的领导机关将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刘顺元、旅大总工会主席唐韵超等几位领导干部调离出旅大，公开的罪名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彼等犯了“反苏”错误，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
这些行动初看起来很有些费解，中共並非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员，也与南共素无来往，谈不上对铁托有什么深仇大恨；毛泽东甚至还从不同渠道对铁托领导的南共革命略知一二，“铁托是靠自己的武装打下南斯拉夫的”，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对铁托与南共的基本判断，毛虽然对斯大林与铁托冲突的内情不甚清楚，但他对铁托领导的南共抱有同情，却是事实。既如此，刘少奇又为何急于在苏南冲突中匆忙表态？中共又为何不声不响地将被苏联人指称为“反苏分子”的自己的干部调离出原有的工作岗位？
刘少奇的文章当然代表毛，此时毛向斯大林作出这番举动就是要向莫斯科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共坚决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而在那个时代，忠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忠实于苏联和斯大林的代名词。
毛的这番举动是符合现实政治逻辑的，却与其思想逻辑並不一致，因为就在这前几年，毛在延安领导开展了一场以肃清斯大林在中共代理人为目标的思想和组织重建的工程。在那几年，毛並不那么在乎斯大林，也不看其眼色，硬是在全党刷清了积存多年的苏联崇拜情结，並把党内的“国际主义”代表人物赶下了台。但是，1948年的情况已大不同于1942-1945年，现在中共正急需争取苏联的支持，尤其在东北。
与王明等人相比，毛是可以将感情与理智完全分开的人，这一点並不像他在1959年庐山和彭德怀等人谈话时所称的那样，他是感情与理智相统一者。正因毛有这种政治风格，以至外界在颇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毛有些迷惑不解，甚至还误以为毛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
就在莫斯科宣布开除南斯拉夫的时候，中国的第三大党──民主同盟的领袖张澜老先生竟然也对此作出了反应。张澜在接受西方记者访谈时表示，希望毛泽东也做铁托。张澜还请即将前往解放区的马寅初代转毛几句话：共产主义外，还要加一点民族主义，“共”字上必须有一个“中”，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共。
美国人呢？他们当然对毛的复杂性知道一些，但在1948年冷战的大格局下，美国人还是情不自禁将毛划到了苏联阵营一边，深谙中国文化的美国司徒雷登大使竟也告诫民盟的罗隆基和叶笃义说，中共是国际主义，你们应保留中国的爱国主义。
从以后的事实看，毛泽东对张澜老先生的拳拳爱国心还是领情的，毛並没有因张澜说的这番话就将其打成“反苏分子”，相反，一直对张澜礼遇有加。对于司徒雷登，毛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毛不仅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还旗帜鲜明地宣布新中国就是要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国策。司徒雷登虽然在华几十年，还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却不能真正明白毛──毛毕竟不是王明，不是那么容易一眼就能看得清楚的。
一直被苏联人称为是“国际主义者”的王明等人在对苏联的态度上，始终是感情与理智相统一者，说的，做的倒是完全一致。
在30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确实是全面、真诚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苏区有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各单位还辟有宣传鼓动栏──列宁角；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红军系统有少共国际师和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参加广州暴动而牺牲的苏联驻穗副领事）；在文化系统，有苏维埃剧团，即蓝衫剧团（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业余剧团）；在肃反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青年系统，不仅有共青团，还有“皮安尼尔”──少年先锋队，凡年满16至19岁的红色青少年，皆可申请加入“皮安尼尔”。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表党领导苏区的青少年工作，从共青团到“皮安尼尔”，再到共产儿童团。中央苏区还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斯大林、莫洛托夫、片山潜、台尔曼、高尔基。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真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真像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
毛泽东受不了这些，毛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那以后的七、八年中，毛悄悄地且又是有条不紊地对中央苏区那一套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进行了转换。当然旧的一套退出历史舞台需要一个过程，1939年延安举行了中国女子大学的隆重的开学典礼，校长王明还是抑止不住要宣泄他满头脑的苏俄崇拜的情愫。大会会场正中虽高悬毛泽东的画像，却又模仿苏联，在毛像的左右挂起了王明、朱德、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所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画像。王明身为女大校长，总忘不了国际共运那些女革命家，于是校门两边的墙上又悬挂起蔡特金、伊巴露丽、克鲁普斯卡娅的肖像……一时间，似乎又有些瑞金时代的气氛了。
但是，时光毕竟不会倒转。当毛有力量以后，他就绝不愿听到什么“皮安尼尔”。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早已改名为中央党校，不久，延安的马列学院易名为中央研究院，再早一些，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完全俄化的名称，也被改为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甚至延安的托儿所也名之为“洛杉矶托儿所”，却不叫“莫斯科托儿所”，至于“皮安尼尔”，则早已不复存在，边区有的只是儿童团。然而，毛泽东对洋名词也並非一概排斥，例如，毛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了“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语。一来这个词流传甚广，早已深入人心；二来这个词也並非王明一人就能垄断，毛泽东也可以使用，于是，这个词的寿命比较长些，差不多到了50年代中期，才逐渐退出流行政治语彚，与此相联繫，“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也让位给了“革命的敬礼”。（记得20年前，王蒙曾写有一篇名曰〈布礼〉的小说，相信王蒙对这个词的演变史亦有相当的了解）。
1942年后，毛泽东已完全获得了意识形态解释权，就在苏联驻延安观察员的眼皮底下，毛与刘少奇联手，将“孟什维克”的帽子给王明等戴上，党内一些原“国际主义者”也纷纷与王明划清界限，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在这个阶段，毛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即使他的好朋友，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给毛发来密电，告诫、提醒他，康生不是好人，毛仍然照样信任、重用康生。
然而毛毕竟是毛，他心里清楚得很，只要斯大林不干预中共党内的事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共都应与莫斯科搞好关系，于是，毛人前人后都对斯大林表现出充分的尊重，毛甚至给坏人王明也选好了婆家，宣布王明的后台是斯大林的敌人布哈林！在那个年代，全党上下，除了个别人，谁都不知道毛对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毛更不用直接的语言将他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公开的话仍是“联共党史是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一类。被毛唾棄的王明只能满含委屈，在延安冷清的窑洞里，遥望着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的红星，独自吟唱着〈莫斯科颂〉。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才真正与苏联打起了交道，地点就在东北。毛十分明白，以中共当时的实力，要想占住东北，並进而取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得到已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的理解和支持。对于这一点，毛从未含糊过，虽然他多年来一再告诫全党，一切应该自力更生，但毛实在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即使苏联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共並无具体援助，毛仍不怨不恼，並不时向苏联表示一下善意。1941年4月苏日签订中立条约，延安表示予以理解。1941年后，延安派往东北、华北的地下工作人员间或也与苏军情报组合作。浇灌多时，终有花开一日，1945年8月，苏军攻入东北，客观上为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八路军才能马不停蹄抢先进入东北，占领了各战略要点。
斯大林虽然对毛泽东在延安搞的一套多有不满，但中共毕竟是一家人，苏联红军打进东北后，当然要找八路军。1945年9月，苏联红军大校驾机飞往延安，主动与中共方面联络，以后又对开进东北的八路军多方照顾，但是苏联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在美国和国民党的压力下，最后还是逼迫中共军政机关退出沈阳等大城市，八路军不少领导干部虽然不高兴，却也毫无办法，于是一直退到哈尔滨，隔着松花江，与国民党军对峙着，但是毛心里明白，八路军占着哈尔滨，事实上仍是沾了苏联的光，因为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再往前开，就要钻到苏联的鼻子底下了，而斯大林是不乐意看到这种情况的。
苏军自以为有恩于中共，傲慢无礼，在与中共同志交往中，无时不流露一副大国主义的派头，其士兵在东北，军纪败坏，胡作非为，激起百姓强烈不满，苏军且把大批工业设施当作战利品搬迁至苏联，国民党利用此事，掀起1946年3月反苏大游行，也乘机攻击中共，在这种形势下，毛别无选择，只能反击国民党“反苏反共”。
毛大事小事都绝不会糊涂，1945年“815”后，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高级干部卢冬生被苏军士兵无辜枪杀，毛只当不知道，但是有人却沉不住气了。东北汉子萧军虽非党员，却也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党出资让他在哈尔滨办了一份《文化报》，萧军在《文化报》上热情宣传党的政策，即便对当时引起东北人民普遍反感的苏军军纪败坏问题也总是委婉地予以解释。但萧军确实不赞成“无条件地拥护苏联”，他试图把俄国人分成两类，即“真正的苏联人民”和犯有罪恶行为的俄国人，于是苏联人不高兴了，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迅速组织对萧军的大批判。1948年11月2日，《文化报》终于被迫停刊。萧军也被打发到煤矿办俱乐部去了。
刘芝明的顶头上司，东北局宣传部长是在中共七大上落选的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他的上司则是七大政治局委员高岗，林彪率四野南下后，高岗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但此人却非一贯的亲苏分子，高岗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没有留苏经历，早在延安时期就在毛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从而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但套用一句老话，“人是会变的”，现在高岗亲眼见到苏联的实力，也就对苏联加深了感情。王明说，高岗在东北，受到凯丰的影响，成了积极主张对苏友好的“国际主义者”，此说没有提供具体事实作依据，只能留待日后再作详考。总之，高岗不允许在东北有任何对苏联“不友好”的言论和行为。
其实高岗对待“反苏”言论的态度与毛及东北局其他领导人並无大的冲突，高岗错就错在与苏联人打得太火热，且四处张贴“高主席”的肖像，甚至以自己的名义给斯大林发电报，高岗似乎有些忘了，他是毛委任的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而不是斯大林派任的“新关东总督”。
尽管管高岗对苏联的态度热情友好，但是在中共掌舵的毕竟是毛而非王明，因此，在处理“反苏”一类问题时，还是十分讲究内外有别：东北局公开批判了萧军（1948年7月，萧军提出入党申请，得到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的批准，但紧接着《文化报》事件发生，萧军的党籍也就彻底告吹了）。但是对被旅大苏军当局驱赶出来的刘顺元却只是调离东北，另行分配工作，並没有在党内，更没有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开展对刘顺元的批判。与刘顺元一起被迫离开旅大的原中共旅大地委五人常委中的三人，也只是被调离工作而已，暂时还未受到党纪处分。
有意思的是，被苏联人视为“反苏分子”的康生此时也成了中苏友好的捍卫者。苏联人对康生知之甚详，此公在1933－1937年旅居莫斯科时，也位居“国际主义者”之列，但返回延安后，逐渐与莫斯科离心离德，尤其在整风运动中大整王明等“国际主义者”，搞得王明等叫苦连天，苏联驻延安观察员把这一切都密报回国，莫斯科对康生恨之入骨，无奈康生属毛营，莫斯科手再长，也伸不到延安，对康生竟也毫无办法。几年后形势大变，毛审时度势，在需苏联支持的时候，康生已不适合再出头露面，康生识趣，主动提出要下乡搞土改，于是先在晋西北，后在胶东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1949年，康生成为中共山东分局第一书记，但毛却有意让康生这个老政治局委员受中央委员、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全面节制，搞得康生长吁短叹，极不舒坦。
康生虽然很不得志，但在山东却仍然是说一不二的人物。1948年春，刘顺元被调入山东，先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继之又被委之为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书记，康生初对刘顺元颇为客气，甚至还在会议上表扬刘顺元敢于在旅大顶苏联人，很有骨气。但是，到了1948年11月，刘少奇的文章发表之后，康生对刘顺元的态度马上转变了，不仅处处打击刘顺元，还在背后骂刘顺元是“反苏分子”。1949年10月，苏联名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访华的第一个苏联大型代表团，刘少奇亲自布置有关参观访问日程和所有细节，议程中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代表团要访问济南，北京命令，刘顺元必须回避，並需写出书面检讨，交苏联代表团带回莫斯科。康生得知北京信息后，马上开会，以“反苏”罪名，宣布撤销刘顺元的济南市委书记的职务。
然而颇为蹊跷的是，正在热情准备迎接苏联代表团的康生，在代表团抵达济南和在济南逗留期间，竟忽然“生病”了，显然，不管康生如何使出全身解数，向苏联人大献殷勤，也是白搭，因为毛知道，在斯大林的帐本上，康生早已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反苏分子”。不管他给斯大林大元帅送的象牙雕多么精美（康生请代表团转送给斯大林的象牙雕，“装有一直径10公分许的玲珑象牙花球，该球自表至里共雕透20层，每层均能转动，每层均雕有異常细致的花眼”），在斯大林的眼里，康生还是一个可疑人物！接下来的情况是，在建国初“斯大林──毛泽东”的一片欢呼声中，“国际共运的老战士”康生下岗了，康生只能蜷在青岛的海滨别墅和北京医院里吟诗作画，苦捱日子。
就党内地位而言，刘顺元不可与康生相比，康生虽被暂时打入冷宫，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仍然保留，刘顺元则需要为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作出个人牺牲。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奉命进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对他讲了一番“加强中苏友好”的道理，刘少奇说：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地写一份检查。听了刘少奇的话，刘顺元已完全清楚，“为了照顾与苏联的关系，我以后不能再受党重用了”。刘顺元在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检查中写道，“中央命令自己写检讨，这表明了中央的高度原则性和严肃性……是从中苏两大党，两大民族的团结问题已经成为头等的政治问题，而又有帝国主义与铁托分子的反苏运动可作为前车之鉴的情况下产生的”。
就在刘少奇与刘顺元谈话的那些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也和应邀访苏的毛泽东见了面，斯大林问毛是否知道在东北有黄逸峰这个人，並说，此人连苏联人也瞧不起。毛初听斯大林提到黄逸峰，头脑中一片茫然，不知此人乃何方神圣，竟然惊动了斯大林。事后，周恩来向毛细细道来，才知此君乃中长铁路总局中方副局长，因对苏方个别人员大国主义行为不满，被苏联人在斯大林处告了刁状，于是，毛记得了黄逸峰的名字，但並没对黄怎么样。黄逸峰随东北铁道纵队进关，随即奉命接管华东铁路，成为建国后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后，刘少奇还是和黄逸峰谈了话，批评他看问题“太简单，太天真了”，然而刘顺元的境况一时却比黄逸峰差得多。刘顺元检讨交出，组织处理的决定也出来了，刘顺元被连降三级，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下属的规划局任副局长。刘顺元在大连的老搭档唐韵超更是霉运不断。当年他与刘顺元一同被苏联人从旅大驱赶出来，到了1948年被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劳动总局局长，一直在“高主席”的治下，1951年11月，东北局宣布开除唐韵超的党籍，罪状之一是“1946年任大连总工会主席时期，经常散布对苏联不满的言论，曾因此引起苏联同志对他政治上的怀疑，而提议把他调离大连”。
在刘顺元被贬谪的几年，党内已不再有任何人敢发表“反苏”言论，党外却还有人不知利害，仍在那嘀嘀咕咕，1951年，刘王立明居然在民盟内部的会议上批评起苏军当年在东北的行为，遭到严厉批判当是在意料之中的。
1953年斯大林终于死了，在全国上下经历了失去“伟大导师”的哀痛之后，刘少奇想起了刘顺元，1954年刘顺元复出，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一年后，1949年易名为马列学院的原中共中央党校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在江苏，性格耿直的刘顺元还是难改脾性，经常直言无忌，不时惊动中南海，但总算得到几年平安。黄逸峰此时却没有刘顺元那么幸运了，1953年初，黄逸峰在三反运动中以犯了“压制批评”、“强迫命令”的错误被华东局开除党籍，但是几年前斯大林向毛提到的那几句话却无意中帮了黄逸峰的忙。1954、1956年，毛泽东几次提到“可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譬如黄逸峰”。1956年12月，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入党，以后他一直蹲在上海经济研究所，终于成了一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专家。唐韵超呢？他先被抓入监狱，出狱后在社会底层劳动了20多年，一直到文革后当年老战友刘顺元复出，转任中纪委副书记，在刘顺元的鼎力相助下，唐韵超才在80年代初获得平反。
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似乎都谈不上，政治是最现实不过，还是那句话：一切从需要出发。
来源: 《百年》1997年7月第四期
Tuesday, August 30, 2011
葛兆光：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
如果在英文理论刊物上看到题为“Fuck Chineseness”（转译到中文刊物变成较文雅的“解构中国性”）的文章；如果了解身在海外、长着华人面孔的学者会因为别人误以为他/她是中国人而“不舒服”；如果“能不能对中国及中国性说不”被当作严肃的理论问题被提出；如果离散、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来自西方的概念，频频出现在中国学人的论述里……处在“大国崛起”豪迈中的国人，也许能遥远地感知199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中国研究的一些新动向。
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撰文说：“脱离了中国本土，一些华人或饱受种族歧视，或极欲融入当地社会，或要靠西方理论在学界出人头地，或出于别的某种原因希望摆脱做中国人的包袱，甚至破除中国人‘血缘的神话’，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不难理解。这是他们身份认同的选择，无可厚非。但是，把产生于自我生存状态和生活环境的思想感情，借助西方理论概念的权威来无限扩大，振振有词地解构中国本身以及‘中国性’，否认中国作为一个实体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存在，实在是一种过度的自恋或自大……”
嗡嗡背景声中，葛兆光教授的新著《宅兹中国》于今年3月出版。在张隆溪看来，这是“掷地有声”的回应。
溽暑中的复旦校园静悄悄。葛兆光正在文史研究院的办公室里，准备下学期新开的课。中央空调是统一的26℃，不够抵挡大暑的热力；一台落地扇在嘶嘶摇头，环顾一室文献书籍。经历了2008年3次视网膜手术后，葛兆光正以尚存0.1-0.2裸视力的右眼，在一室故纸堆中孜孜不倦着。
传说葛先生写一本书要看上千册书，记者提及，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是学文献出身的，对文言没障碍，我看（古）书很快。”2000年，他请人翻拍了100册韩国《燕行录全集》及6册日本《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的照片，总共5万多页，在电脑上阅读——这些清代朝鲜人来中国后写下的日记、与时人交流的笔谈，令他如获至宝。5万多页一一看过，“所以后来眼睛出问题了”。
1990年代，他写完《中国思想史》前两卷。本来还计划写第3卷，从1895年到1989年——这是他所理解的中国的20世纪。当时念念不忘的，是民族、国家、现代、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之类的大问题。2000年前后，很多问题被国际、国内学界提出来，特别敏感的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到底该怎样理解民族国家？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很不一样，不是从帝国、民族国家走过来的，那它是怎样走过来的？为什么中国至今跟周边存在许多领土问题？中国人对中国、亚洲、世界，为什么形成了现在这样的观念？这些都是需要回应的。
很大程度上《宅兹中国》可以视作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回应。在葛兆光看来，过去的论述对“中国”本身不假思索。现在需要做的是面对中国的复杂性和历史变迁，先把历史基础夯实，再来回应国际的“时尚”问题、国内的“新潮”问题。他认为他只是把问题提了出来，算是“破”，而“立”是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
中心清晰、边缘变动的中国
人物周刊：怎么想到用何尊（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里“宅兹中国”这4个字作书名？“宅”字怎么解？
葛兆光：用作书名只是偶然。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二字是目前知道的最早出现的“中国”。但在那个时代，“中国”只不过是指洛阳，“宅兹中国”就是说要在洛阳这个地方建立家园。“宅”，就是建立家园。
我常说要在历史中理解中国，中国是一个中心清楚但边缘不断变动的国家。汉族是非常稳定、延续性和文化凝聚力很强的族群，但中国融入了各种血缘和族群。无论五胡乱华、蒙古入侵还是满清入关，中国的这个中心一直清晰，但它的族群构成和国土边缘，是随着国力盛衰、战争、族群的迁徙不断变化的。
所以不要再轻易说“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样的话，这很容易制造麻烦。如果你说整个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韩国人就要跟你干——他们会说，古时候吉林集安是高句丽的。我们面临很多这类问题：我们有西藏、新疆、蒙古、台湾的问题；也有和朝鲜、日本、印度、越南的争端。
要知道，“领土”是政治概念，表明国家或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如果你用“自古以来”，别人也会用，只不过两个“自古”是截取不同时段的历史罢了。就像东北，唐朝时未必是我们的领土，但明清以来以鸭绿江为界，集安这些地方就是中国合法的领土。韩国人试图以历史的疆域来衡量现在，而我们是以现在的疆域来倒推历史，就很难互相沟通。所以我强调要区分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国。
这对我们理解“中国”有很大好处，不然永远会纠缠不清。比如，岳飞是民族英雄还是内战将领？如果清朝是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满清的祖先是女真，女真建立的是金国；宋朝跟金国打得死去活来，是不是窝里斗呢？所以前些年对于岳飞在教科书里的定论就起了争议。但如果在历史、文化、政治上有所区分，承认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是不断变迁的，那个时代的宋朝将领岳飞，也许就可以看作是抗击女真的民族英雄。
人物周刊：区分后又怎么看归属问题？
葛兆光：这涉及到学术界现在讨论的认同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族群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之中，我倾向于优先考虑文化认同。政府不等于国家，国家不等于祖国——国家总在某个政府控制下，而祖国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认同的概念。不要简单用现在的领土概念套古代的王朝疆域。比如南宋的领土就很小，现在的领土基本上是清帝国奠定的。平定准格尔、大小金川，西藏金瓶掣签等，这些与领土确立有关的事件，都是要动用武力或依靠武力背景的。
中国自我认识的变化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西方人观看中国时并不客观，也常有想象、猎奇的成分？
葛兆光：西方对中国的很多研究实际上有西方背景。他的问题意识是来自西方的，要解决的也是西方问题而不是中国问题。
比如，过去法国传教士研究中国的道教是为了证明天主教的高明。比如，为什么现在西方汉学家特别多地研究宁波、赣州、闽南、徽州、武汉等区域历史？因为他觉得一个大一统的整体国家是不可思议、不合理的——欧洲过去都是一块一块，没有中国这么地域庞大、族群复杂、经济差异大的统一国家。比如，为什么在宋以后的中国历史里，美国人对科举制度的研究那么深入？因为他们非常重视社会阶层的流动，而西方是没有科举这种流动方式的。
前两年我有一个访谈，标题被定为“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这个说法有点耸动，引起了一些争议。我的意思其实是说，海外中国学的问题意识、方法、兴趣都来自西方背景。然而现在中国很多学者是跟着它们在走，西方中国学好像变成了指路明灯。
人物周刊：所以您试着从周边、从近邻来观看中国？
葛兆光：中国的自我认识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天下”中心自居，完全是自我想象；第二阶段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尺度来看中国，比如社会阶段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现在流行的则是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等；那么第三个阶段是不是可以通过日本、朝鲜、越南、印度、蒙古的眼睛来打量中国是怎么回事？这样做的好处是，发掘了许多新史料，从多个角度认识中国：他们看到的中国和我们以前的自我想象不太一样。
我总觉得，中国与西方的对比只能在大尺度上粗略地显现我们的特征，而与那些看似差异很小、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的国度的比较，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细部，确认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人物周刊：您能举例说说这些近邻是怎样看中国的吗？
葛兆光：比方说，清朝很多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我们没感觉到而朝鲜人注意到的。
朝鲜人发现清朝男女之大防越来越接近崩溃——也许是因为满族不像汉族那么讲究男女界限。朝鲜人在东北和北京还看到，清朝人举行丧礼时吹吹打打还演戏，他们就觉得清朝破坏了朱熹定下的丧礼规则。还有，他们看到清朝下到平民上到大学士都在做生意，商业很发达。这些情形，我们过去都没注意到。所以在那个时代，捍卫传统宋明理学的反而是朝鲜士大夫，他们看到了一个已经发生变动的中国，看到那一段历史的变化和骚动。
同样，透过日本人、越南人、蒙古人、印度人的眼睛，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多新的看法，而且能够知道，17世纪以后中国和周边的朝贡关系虽然还在，但各国的文化、政治、历史渐行渐远，文化认同已经不在了。那时候早期全球化已经开始了，可中国始终有一种自我中心的大国心态，直到现在还有。
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
人物周刊：那我们有没有带着中国的问题意识去观察西方的学术研究？
葛兆光：中国研究美国史、欧洲史、日本史的学者并不少，现在大学历史系里教外国史的至少占三分之一。做外国研究，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生活在那个世界，也不在于语言能力、文献能力是否赶得上外国人，而在于你的立场、角度、问题意识是不是清晰而且独到。
比如“蒙古袭来”这个事件。元朝曾经试图征服日本，后来战船被所谓“神风”吹翻，少量登陆军队被日本打败。日本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带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他们的立场是：没有外敌，国家是不能自觉的，国家的强大、自立与外敌有关。中国人研究这段历史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个立场，而是放到当时整个世界几乎都是蒙古人天下的背景中来讨论呢？本来接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此时开始跟中国渐渐疏离乃至剥离，刺激了日本文化的独立和自觉。这就与日本人的研究不同质了，而且大可用很多中国的资料来叙述。
所以，在中国研究外国，如果想融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语境，既要进入国际学界——这叫“预流”，又必须强调自己独特的立场和问题意识。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很有自信是因为他自成一体。灰色的黄昏，灰色的树林，一只灰色的鸟飞进去，什么也没有，但如果是一只红色的鸟，那就有了。所以，进入国际学术界的前提，就是保持自己的分析立场、问题意识、独特角度。
人物周刊：所以您特别推崇1920-1930年代的清华国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葛兆光：1920年代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批最好的学者，他们在学术上努力“预流”，恰好这时候又有所谓中国史料的“四大发现”：甲骨卜辞、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大内档案。胡适去看敦煌文书研究禅宗，陈寅恪在外国就知道这些东西很重要，一回来就做敦煌、佛经、中外交通的研究等等。所有这些学者，陈垣、傅斯年、陈寅恪、胡适看起来很西化，骨子里民族主义得厉害，想要把汉学中心从外国夺回来。胡适好像主张“全盘西化”，但你去看他最典型的英文文章，都是讲中国好，讲中国的传统多么了不起。傅斯年成立史语所，借鉴的是德国人那套研究方法：史料就是一切，但他想的是把“科学的东方学正统”从巴黎、东京搬回中国来。“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迅速编写《东北史纲》，就是为了反驳日本的矢野仁一等人关于满蒙非中国的论述，强调东北是跟我们有非常深历史联系的中国领土，这是很民族主义的举动。
人物周刊：《宅兹中国》的副题是：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这个“重建”里是不是包含了一种雄心，要建立一个科学的“中国学”正统，就像傅斯年当年想要重建科学的“东方学”正统一样？
葛兆光：我没有那样大的雄心。过去的中国论述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天经地义的前提，对“中国”本身不假思索。我的“重建”，是要讨论中国的复杂性和历史变迁，先把历史基础夯实，把这个前提讨论清楚，再来回应国际的“时尚”问题、国内的“新潮”问题。我把问题提出来是“破”，而“立”是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和大量史料来完成的。这本书有很多缺陷，不能够完整贯彻一个新的叙述模式，是断断续续写的。我现在精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有人来回应。
既中国又普世的共识
人物周刊：从这本书里能看出您对西方的理论、方法、工具有一种自觉和警惕。
葛兆光：2000年前后很多问题被国际、国内学界提出来，特别敏感的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我注意到中国学界回应时的一些现象，最主要的是：以学术面貌出现的一些论述，看来好像在批评西方，实际是“貌似反西方的西方论述”，问题、概念、逻辑都是来自西方最时尚的理论，他们把历史问题变成了抽象文本。同时，恐怕也暗合了现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某种需要。
我对现在的新理论、新思潮有一些反感，有人爱用现成的、洋人的理论去套中国问题。看来好像是高屋建瓴、笼罩一切，其实是把历史抽空了。
最新的理论常常是“深刻的片面”，是聚焦在一点上的真知灼见，一旦全面铺开就不对了。我并不是刻意要反潮流，但脱离时空背景的理论移植是揠苗助长。不要花样翻新地去搞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我们总把理论当时装，穿了又脱，越新越好。一百年来，我们的心情太迫切，跟修高铁一样，赶快赶快，然后就成世界第一了。
整个20世纪，中国在试图走自己的路，在东西方之间挣扎，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挣扎。“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追求现代化，尽管当中经历了建国17年、“文革”10年的曲折，到1980年代仍然回到了“五四”的路子。这条路到1989年前后，经历了非常大的转折，中国发生的事件和苏东解体都说明了这一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出现社群主义、自由主义、追求现代性、批判现代性、追求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回到大民主时代等种种主张……从经济、法律、文化各个角度出发，判断、思路都不一样，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在纷乱的思想世界里找到一个既中国又普世的价值，作为大家的共识。
人物周刊：您能大致描述一下这个寻找中的共识吗？
葛兆光：这离我的专业太远了，也许我不能表达得很清楚，虽然私下里我们都会讨论。第一个是普遍价值，包括人权、民主、自由，这必须是大家共享的，不能因为它们最初出现在西方，就说这和我们没有关系。
第二，如果承认有普遍价值和一般道路，就要警惕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对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有必要重新考虑。有人认为中国崛起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强势、国家独立。我也承认，强势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方便之处，可是，它真能给人民带来自由、民主、平等的生活吗？
我接受这样一种区分：文化与文明不一样。文明是普遍性，大家按照一个规则来生活，在全球文明中互相沟通、互相交流；文化是各个民族仍然保持各自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在政治、经济上，我们不能不接受一个文明的规则，但在文化上，多元文化的民族主义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学界会好吗？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当下的学界？
葛兆光：中国的学界，我只说文史领域，现在是一个四分五裂、共识崩溃的状况。当下的学术评价有3个互相冲突的标准：第一个是数字化评鉴的制度约束，就是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核心期刊等等。这背后当然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评奖啊，职称啊，收入啊，都在这个评价系统之内，大学的人苦于这套评鉴制度已久。
第二个是传媒的标准。传媒也是个帝国，力量很大，它跟市场联系在一起。有些很不入流的东西经过传媒、市场的包装一下子很红，大学反过来也受其很大影响。比如校长会觉得学校有一些常在中央电视台露脸的名人也不错，可以提升声誉；同时公众因明星学者的出现对真才实学的评鉴也有所改变。
第三个才是学界自己心里的那杆秤，当然，也只是部分精英同行会有评议。我们去书店都知道，90%的书是可出可不出的，学术杂志上90%的文章是可看可不看的。这个标准实际上最弱、最没有实效，但可能也是最准确的。
另外可能还有第四把尺子：外国学者的评价。所谓“出口转内销”，贴上了洋标签也会好些。影响洋人评价的，不外乎他的学术背景、问题意识、政治观点，以及他的兴趣和偏见，但有时他们也会考虑到现实利益而稍作妥协。
人物周刊：学界的这种现状肯定会影响到年轻学人，如果他们想做独立的研究，还有没有可能？
葛兆光：必须承认，衣食无忧是学术独立的前提。现在刚刚进入学界的年轻人，条件比我们当年好太多了，衣食不追求奢华的话也过得去。我们学院里年轻人的收入在我看来虽然并不高，但也还算不错，住房也有津贴。我研究生毕业后曾在扬州师院任教，大多数时候是跟人合住的。直到80年代末在北京，住的也只是9平米的房，窗子在高处，仿佛监狱，又好像仓库。住上三室一厅的房子是在2000年，那是当了副教授15年、正教授八九年后了。
现在，只要你不直接去批评政治，政治也不会来找你麻烦；图书馆条件好了许多，还有网络；对外交流条件也很好，出国容易，学校鼓励并提供费用。这样的条件，难道还不够你独立做学术吗？
只是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底线崩溃了。政治的干预、经济的诱惑和社会的影响，真是很大。余英时先生觉得，中国现在还是有一批人坚持在做严谨认真的学术，而且越出学术范围，对社会有所关怀。这我也相信。但当我想到梁漱溟那本自述《这个世界会好吗？》，就很感慨，想说：这个学术界会好吗？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2011-08-22
Saturday, July 30, 2011
陈铁健：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
在三味书屋的演讲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请来了陈铁健老师为我们做演讲。陈铁健老师，字石之，祖籍浙江绍兴。1934年生于黑龙江安达。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80年代初、中期，陈老师先后发表瞿秋白研究方面论文数十篇之多，在深入研究基础上于1986年出版了饱含他数十年心血的《瞿秋白传》。这本书出版后“标志着对瞿秋白进入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开创了为中共领袖人物立传的先例”，陈老师本人也被大家称为瞿秋白研究的大家、功臣。
陈老师的著作有《瞿秋白传》、《蒋介石与中国文化》（合著）、《绿竹水南集》、《〈多余的话〉导读》等。1978至1996年，与李新老师共同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发表过《重评〈多余的话〉》、《论西路军》、《代人受过的陈独秀》、《北伐漫议》、《西安事变简论》、《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等。今天陈老师为演讲的题目是“瞿秋白何以从领袖成为叛徒？”，下面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做演讲（掌声）。
陈铁健：各位朋友下午好！首先要感谢三味书屋的二位先生给我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交流瞿秋白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同时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放弃休息时间到这里参与交流。我要谈的问题是，瞿秋白为什么由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变成了文革时期的大叛徒？他的罪名就是写了《多余的话》，《多余的话》被毛泽东钦定为叛徒的自白书。今天，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简单介绍瞿秋白其人；第二，如何看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第三，瞿秋白的悲剧是和刘少奇的悲剧密切相关的，因此讲到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在路线上、政治上的分歧，由此引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大概是这三个方面。
我现在讲第一个问题。瞿秋白是个才子，出生于1899年，于1935年就义，时年36岁。他从1920年开始(当时他21岁)，到1935年，整整16年当中，有12年和共产国际密切相连。他是一个江南的书生，但学历不是很高，因为家道中落家里很穷交不起学费，中学没有毕业。他的母亲自杀以后，兄弟姐妹六个就各奔东西，父亲自己带了一个孩子到山东，以教美术绘画为生。大妹妹带了一个孩子到杭州。瞿秋白先到武汉，然后到北京投奔他的堂兄瞿纯白。16岁之前瞿秋白的生活很苦、贫困，到北京因为上不起好的学校，比如说本来是要进北大，北大的学费很高，但是堂兄没有这笔钱供他，只好到外交部下属的一个俄文专修馆，就在今天东总布胡同（这个房子已经不在了），免费到那里学俄文。“五四”运动的时候，瞿秋白是作为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成为这个学校的领袖，这个时候是1919年，瞿秋白20岁。
“五四”运动以后，瞿秋白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他以前信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信佛学，希望佛教人间化普度众生给中国人找一条出路。后来还信无政府主义，追求无政府、无阶级的自由平等没有约束的社会。受《新青年》的“科学、民主”口号的影响，还追求民主主义。“五四”运动时期发生了俄国革命，俄国政府发表了对华宣言，取消沙俄时代的一切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空话，但是在当时忽悠了很多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大家认为俄国的国情和中国一样，都是因小农经济导致经济上落后、政治上专制统治的国家，俄国发生新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好像给当时的中国树立了榜样，所以国内一下子很多人就转向了社会主义。当时社会主义的各种门类很多，空想的、互助的、民主的各方面的社会主义，但是相当一部分青年倾向于俄国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所以，瞿秋白倾向于社会主义是受俄国的影响最大的。
在这时恰好有一个机会，北京《晨报》要派驻俄的记者，于是有人推荐了瞿秋白。瞿秋白很兴奋，认为是个很好的机会。他这时的思想还是倾向于文化救国，他到俄国去最大的目的还是了解俄罗斯的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绘画、音乐等方面，他说：“我生来对文学、文艺感兴趣，对政治没有任何的兴趣”。当时同去俄国的还有俞颂华、李宗武，瞿秋白对他们俩说，你们主要做政治方面的采访和报道，我专门做文化方面的采访、报道，同时我也研究俄罗斯的文化。但是到了俄国，人家就看中了瞿秋白，第一是俄文很好，第二是能够接受新思想，俄国的一些东西瞿秋白认为很新鲜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这时瞿秋白的朋友张太雷，也是常州人。常州出了三个革命家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这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都是很有名的。张太雷先于瞿秋白到俄国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已经是共产国际的党员，就是联共的党员。张太雷1921年的5月介绍瞿秋白加入共产党，那是属于联共党共产国际的党，不是中共，中共那时还没成立，正在酝酿。所以瞿秋白是早于中共一大之前的共产党，1922年的1月才转为中共的党员，他应该是中共第一代党员。
苏联的东方大学为中国、为东方培养人才，让瞿秋白去做翻译、助教，自然就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密切接触，所以由这他就开始转向研究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俨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作为共产党员他已经是信仰者，同时又研究它的学理、学说。1922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率团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瞿秋白给陈独秀做翻译，陈独秀说，你跟我回国吧，国内需要人，我们共产党刚刚建立，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尤其是在宣传和理论工作上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于是，瞿秋白就回国。他于1923年1月13日回到北京。
到北京之后，一些学术单位希望他去做外交或学术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已经应了陈独秀的提议，开始在上海在陈独秀指导下主编《新青年》。这时的《新青年》已经完全转为共产党的刊物，不是以前的追求民主科学的刊物。《新青年》季刊是由瞿秋白主编的，同时他还参与编辑《前锋》、《共产党》这两个杂志。所以瞿秋白回国以后就完全投入中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从这之后一直到1931年被米夫、王明一伙踢出中央政治局，踢出中共的领导位置，瞿秋白在这十年当中全部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
瞿秋白的遭遇应该说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时代的悲剧。1925年中共“四大”，他进入中共中央局，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中共“五大”，他继续做政治局常委。中共“五大”之后，蒋介石清党反共，导致大革命失败。我们今天如何看大革命失败？我只说一句，中国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为了推行世界革命的战略，在东方战线上重要的阵地。这个革命的失败，主要是莫斯科决策的失误。莫斯科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顾问，他们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来指挥中国的大革命，从头到尾都是“左”的。我们几十年来一直说是“右”，是因为陈独秀“右”了，所以才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其实不是陈独秀“右”了，陈独秀也“左”了，只是“左”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根子是在莫斯科。莫斯科扶植的是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只是个小伙计，只能在大革命当中做苦力。他们在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援全部交给国民党蒋介石，蒋介石是由莫斯科培养而武装起来的。蒋介石羽翼丰满之后就对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不客气。他认为，苏联人是在染指中国中东路的特权和外蒙古主权问题，扶持外蒙古的独立实际是使其变成俄国的附庸。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也是为成立亲苏的政权，来维护俄国在东方边界的安全，牵制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完全是从苏联本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也就是所谓大国沙文主义。让中国人为它火中取栗去反帝，维护苏联的安全，实现东方战略的目的。今天我们看得清楚，从已经公布的共产国际的档案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当初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斯大林把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推给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大杂烩，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明确的写到：我们以后要用顾问、总顾问把这个大杂烩能够固定成一个政党，就是我们要实行保姆制度，把中共从中央到基层全部控制，没有保姆这个党将一事无成。他们是这样看待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他们认为，是中派、“左”派，有能力和帝国主义抗争，所以要给武器和经费，用顾问来控制它。信中还写到“我们要像挤柠檬汁那样把它挤干，然后再把它甩掉。”其实，斯大林对蒋介石也是同样不信任。总之，苏联对中国人是完全不信任，是一种利用，斯大林的政策就是这样。所以他的马克思主义说穿了是假的，不是本原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改造又经过斯大林的曲解异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实质就是斯大林主义。
1943年5月21日，在通过“解散共产国际决议”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讲了一句真话“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在世，还是我们今天，都不可能用一个国际中心来指导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我们当初成立共产国际的时候，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导致了当时革命的失败。”这就是不打自招了，就是说世界革命是一种主观的、速胜的，甚至说是盲动的战略。共产国际曾经主张的“由共产国际指挥各国共产党就把帝国主义消灭。帝国主义已经是垂死的、是敲响最后丧钟的，只要发动世界革命、各国工人阶级都起来帝国主义就完了。”是完全主观的、盲动的对世界革命的估量。最后苏联自己也完了。所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不能怪中国共产党、不能怪陈独秀，中共、陈独秀都有自己的问题，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再的抗争，四次提出要退出国民党。斯大林说，绝对不能退出，你们都是要为国民党服务。
共产国际做出要在大革命时期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是荒唐的。国共合作初期，在孙中山在世时，两党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在北伐战争的期间，对地主的土地要实行减租减息，是两党联席会议达成的共识，中共方面也有这样的决议，都有档案可查。毛泽东原来也不是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那样激进，把地痞流氓当成革命先锋，农民协会可以在农村里随便抓人、杀人，不是这样的。在共产国际的七次扩大会议之前，国共双方都严守这个共识——减租减息，不能采取暴力的手段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这是孙中山既定的方针，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不能抢，这是对的。后来台湾的土改也是按照孙中山的这个思路，是一种赎买。地主的土地也不是白来的。我经历过旧社会，看到的地主一分钱也是掰成八瓣用的，是攒钱买土地。所以中国的土地情况不同，绍兴模式、麻城的模式、西北的模式、东北的模式、华北的模式都不一样，地主和地主也不一样，有恶霸地主，也有靠自己劳动、自己的经营发家的，而且这不在少数。我们今天重新研究中国的地主阶级、土地问题，和以前的结论有很大的出入。突破这个界限、突破了两党的共识在农村里乱来，这是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要在中国全面的实行土地革命。是1926年的冬天到1927年的春天。
1927年春天这个指示传过来，很多人一下子180度变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鲍罗廷以前同意主张减租减息，这时就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这是有文字可查，当时湖北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鲍罗廷的一次演讲说“地痞流氓是最勇敢、最坚定、最果断……”后来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也是这样的提法，“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农民革命的先锋，把他们发动起来再带动农民起来向地主进行斗争。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矫枉必须过正。当时一定要在农村造成短期的恐怖，不这样做农民发动不起来，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所以中共的“左”的源头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使党的路线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后来在十年的内战时期，在所谓的苏区里“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从这里来的。这是很廉价的口号，人家的东西可以随便的予取予夺、轻易的拿来，这最能够发动、煽动群众。所以中共的大革命是失败的，过激的群众运动授人以柄。
蒋介石在北伐进军当中对两湖的工农运动非常称赞，两湖的农民运动对支援北伐战争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多次的讲话中讲到这点。他后来变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农运动把北伐军的后方搞乱了，农会规定不许谷米出境，北伐军的粮饷后勤供给怎么办？“左”派扣押军饷，宋子文那时候是“左”派，扣押了一千三百万军饷不给蒋介石。城市的工人运动过激，工人要双薪、一年要放两个月假、每天四小时工作。随便抓老板、封店，农民可以进城抓资本家游街、游斗甚至杀人、无法无天。所以根子是从这来的，延续到后来的无法无天，其源头在那时已经开始了。
今天看当时的瞿秋白是紧跟共产国际、紧跟斯大林的，瞿秋白批陈独秀很厉害。其实他自己也是糊涂，也是摇摆不定的。当时在那种复杂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摇来摇去的，大家都有错误、都有问题。后来瞿秋白说到，当年大革命的错误不要推给陈独秀一个人，我们都有责任。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应该多负一点责任，但是我们都要负。这是实话，所以后来他对陈独秀也很礼遇，陈独秀下台以后瞿照样去看他、尊敬他，自己认为是陈独秀的小学生。
大革命之后陈独秀走了，共产国际看中了瞿秋白，因为瞿秋白的理论素养，和共产国际顾问的关系都很好，参加建立中共“一大”的马林说：“中共共产党内最有才华、最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就是瞿秋白。”并把瞿秋白推荐给鲍罗廷。鲍罗廷到广州做国民党的总顾问时，指名要调瞿秋白做他的助手，他没和陈独秀打招呼就把瞿秋白调到广州，引起陈独秀、蔡和森很大的不满，说太不尊重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就把我们的重要干部调走。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关系都很好，加上他本人精通俄语、有很好的中文底子，又懂英文、法文，多才多艺。现存的五百万字著作是他在十年中一边做党的领导一边写的，涉及面很广，除了政论、学说、思想之外，还对新闻出版、文字改革、书法、绘画、音乐、戏曲、金石篆刻样样都精通。在上海大学时，他教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还作画在绸或棉布上，让丁玲和王剑虹刺绣。他对《国际歌》中翻译的“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都没变。法文“国际”翻译为中文就是两个字，八拍用“国际”两个字撑起来无论如何办不到，他就音译成“英特纳雄耐尔”。从瞿秋白1923年翻译《国际歌》之后，后来的歌词有很大的变动，但是“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始终没变。瞿秋白是多才多艺的人。
瞿秋白17岁得了肺病，1918年开始吐血。有时候高烧，几天不能睡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留下了五百万字的著作。我们现在编的《瞿秋白文集》有十四卷本，其中涉及理论有八本、涉及文学有六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文字到现在还没公开的，没有编到《瞿秋白文集》里，所以不限于五百万字，他是很了不起的。
瞿秋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赶出政治局以后，有三年的时间和鲁迅在上海领导左联，和鲁迅共同推导左翼文学、戏剧、电影包括唱片等文化事业。比他大十八岁的鲁迅认为瞿秋白是知己，并写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联语送给瞿秋白。鲁迅是瞿秋白的长辈，他说，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抓住，他的论文尤其好，皇皇大论在国内没有第二人。这是1931年两人还没见面，鲁迅就和冯雪峰说，一定要抓住他，以瞿秋白的中文和俄文来翻译俄国的文学、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太合适不过，国内找不出第二位。瞿秋白牺牲之后，鲁迅还有一句话，说“由瞿秋白来翻译《死魂灵》是最合适的，仅仅是这一条，杀他的人就是罪大恶极。”鲁迅这么惋惜瞿秋白实在少见，能被高傲的鲁迅看得上的人不多。茅盾后来说到“左翼文坛两领导，鲁迅瞿霜各千秋。”瞿霜是瞿秋白的小名、别名，茅盾认为鲁瞿他们两个是双峰并列的。瞿秋白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却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不由自主的在“八七会议”上被共产国际推上了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他是中共的第二代或者说是第二朝领导人。我们今天说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我想还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我之前我们有五朝领袖，第一个陈独秀，第二个瞿秋白，第三个向忠发、李立三，第四个是王明、博古，第五个是张闻天，第六个才是我”，在毛泽东之后是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邓小平、江泽民，然后才传给了胡锦涛，这样顺下来我认为是合乎事实的，我们现在说的第几代不是按照真实的情况来排列的。
瞿秋白是不由自主的被推上最高领袖，他说，我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有很多的文人习气，很多绅士意识，比如仁慈、礼让，害怕斗争，不愿意惹事，明哲保身，这些都不适合做政治家，但是推我又不能不做，做了以后又动辄得咎。他是受共产国际代表控制的，做对了说你是错的，做错了当然就更错了。错是从共产国际那来的，但是要由你来承担。大革命的失败第一个替罪羊是陈独秀，“八七议会”引发的盲动错误第二个替罪羊是瞿秋白。盲动的错误执行了6个月，从1927年11月—1928年4月大体上结束。大革命失败，被蒋介石大砍大杀之后，整个共产党都有激进的复仇心理，于是发动“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起义”三大暴动，在全国范围铺开，准备夺取上海、武汉、长沙大的举动是在瞿秋白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党的状况很危急，以武装斗争、武装的反抗，以进为退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八七会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党的状况很困难。我举一个广东的例子，1928年至1932年期间，广东的情况都很糟糕，当时共产党没有经费，大批的人退党、脱党、甚至有人叛变，没有多少人愿意留党。只好去找游民、流氓、地痞，这是在广东省委的文件里明文写的要招这些人来入伙。这些人要生存、生活，要向党要钱，不给钱不办事。党组织只好采取以下五种办法：一是捐，向地主凑捐；二是抢，就是抢富人的；三是勒，勒索；四是绑，绑票；五是骗。广东省委归纳了这五条。在琼崖的地委、潮阳县委、五华县委、东江的特委文件里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些内容。如何勒索呢？就是把富人的坟掘开把头盖骨取出来要坟主家用钱来赎，这是作为一种经验传播写在文件上。还有就是绑票，绑富家的妇女和儿童，用钱赎、不赎就撕票，在省委的文件绑票还有一个别名叫“捉猪”，把人当猪抓来，然后逼赎。另外就是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但是农民对本村的地主豪绅是敬而远之，绝对不伤害同乡人，于是就利用宗族矛盾、村籍矛盾挑拨和煽动农民的阶级仇恨。省委文件里就明目张胆的用“挑拨和煽动农民的阶级仇恨”，实行村籍之间不同宗族间的械斗，拿起冷兵器武斗，打到另外村子不分男女老少都置于死地。对如何去抢，文件中写到不要限制村民去抢另外村子的财物，要有计划、有组织的从事这样的活动。”可见，那时某些地方的共产党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八七会议”确实是挽救了党，就是把已经涣散的、走投无路的党组织恢复生机，这是瞿秋白的一大贡献。我们今天看这个手段，从人性、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看真是惨不忍睹。但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是不得已而选择的出路。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作为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到此为止。这时候瞿秋白只是作为政治局委员，留在共产国际做中共代表团的团长，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实际权力。新的总书记是向忠发，是工人出身。因为当时要改造中共的领导层要把工人阶级的血液注入中共高层，于是向忠发被选为总书记，实际是由莫斯科指定，辅助向忠发的是李立三，实权是在李立三手上。向忠发也不是没有头脑，很聪明也很狡猾，能说会道有一点组织能力，是流氓无产者。他把共产国际领导人“拍”的很好，斯大林看中了他，所以获得了共产国际的青睐，把他扶为总书记。1931年夏天顾顺章叛变之后把他供出来，顾顺章4月份叛变，6月份向忠发就被抓了，他马上下跪叩头表示愿意归顺，但是蒋介石还是下令把他枪毙了。
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瞿秋白最初状况是好的，他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员、政治书记处的成员、近东部部长（分管波斯、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和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久苏联反托派清洗运动开始。瞿秋白在这个时候遭到米夫和王明一伙的所排挤。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又是中山大学的校长，王明、博古、张闻天，包括杨尚昆都是米夫的得意门生。斯大林和米夫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改造，要有新的血液进入中共的高层，所以就扶植王明这批后起的国际派，他们完全是听从莫斯科的，他们起来就要把老的打掉，瞿秋白就是被打掉的目标之一。在莫斯科清党、处理中山大学风潮时，瞿秋白被撤销了代表团的团长职务，并让他回国。这时正赶上李立三在国内采取冒险行动，要夺取武汉，饮马长江。共产国际于是想到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处理这件事。瞿秋白和周恩来参加了共产国际7月的会议，会上决定要解决李立三的冒险错误。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在策略上出现了错误是“冒险”，但在根本路线上和共产国际还是一致，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于是周恩来和瞿秋白8月份回到国内，9月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很利索的解决这个问题。会上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冒险行动停止，撤销中央及各省的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央和地方党的正常的秩序。但是10月份，共产国际又来了指示，明确李立三的路线是从根本路线上、策略上全面对抗共产国际。这个问题严重了，因为此前根据共产国际7月份的决定，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仅仅说李立三是策略上的错误。此时瞿秋白被认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认为，瞿秋白在莫斯科已经犯了错误，是半托洛斯基主义、对共产国际耍两面派。回国又包庇李立三，叫做假批判真包庇。这两个错误是对共产国际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做法。于是承认了错误的李立三被调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李立三反戈一击，说他的错误是受瞿秋白的影响，执行的是秋白主义。张国焘、黄平、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上一致反击，把两面派的帽子全扣给瞿秋白。米夫随即到上海和王明他们串通一气，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瞿秋白彻底从中共最高领导地位打下来。他们认为，周恩来可用，让他戴罪立功。于是瞿秋白离开中央的领导，每个月给17元生活费。当时上海最好的工人每月可以拿到40-50元，最低的10元上下，瞿秋白17元接近工人收入的中等水平但是偏下。瞿秋白吃药都不够，鲁迅用他的版税资助瞿秋白。鲁迅《二心集》出版拿到版税马上就给瞿秋白210元。遇到紧急情况瞿秋白夫妇就到鲁迅家里避难。那段生活很清苦、紧张，心灵受到压抑。在共产党内，扣上一顶大帽子都已不得了，况且他身上有那么多的帽子。但是瞿秋白和鲁迅在从事文学事业时却是非常高兴，他说，我终于回到文学的家园里，可以在文学的园地里耕耘了。
1933年的秋天，又一场在全党、全军肃清瞿秋白影响的运动来了，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把瞿秋白说成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在全党、全军“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就叫“狄康事件”。狄康是瞿秋白的化名之一，当时中央的党的机关刊物《斗争》约瞿秋白写文章，瞿秋白对这类的文章早已经不想写，但是碍于面子，有时就当时的形势、政策策略作一些分析，用狄康笔名在《斗争》上写一些小文章，完全是顺应中央的调子来写。但是就是这些文章，有人就从里面挑出了瞿秋白和中央有分歧、违反中央的路线。比如，他实事求是的估量了国民党的围剿大军和中央红军的实力对比，他认为我们应该避实就虚，避开强敌采取有策略的作战。这个观点就被认为“过高的估计敌人的力量”。类似的问题找了一些，于是就认定瞿秋白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逼迫瞿秋白检讨。上海中央局的书记李竹生也是米夫的学生，王明一伙的，在开会时挥舞拳头对瞿秋白说：“像你这样的人应该一个拳头把你从党打出去。”很粗暴。瞿秋白不说话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分辨和不同意见。李竹生不久被捕叛变。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也是这样一再进行检讨，用沉默做一种无声的抗争。斗争结局就是让瞿秋白到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这是一种惩罚。瞿秋白说：“我能不能带杨之华一道走？”瞿秋白从小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而且瞿秋白是身患大病的人，整个的日常生活都是杨之华打理。有一次，瞿秋白的学生庄东晓在杨之华家，杨之华说：“有的人洗手就是会洗一面。”这说的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希望带杨之华一起到苏区，但是上边答复说：“杨之华在上海还有工作不能跟你一块去。”在1933年的年底，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道别，也是他们最后的诀别。走的前一天晚上，瞿秋白拿出10本笔记本，两人每人5本，约定分开以后，把要说的话记在本子上，等见面的时候互相交换看，这5个笔记本如果不够还可以买同样的。当晚杨之华睡了，瞿秋白就围着床踱步，表现出深沉的依恋和难于分离的情感。
瞿秋白到了苏区担任教育部长是个闲职，这时候毛泽东任苏区中央主席也没有实权，权力在张闻天手上，他们俩都是靠边。这时候毛泽东和瞿秋白的关系非常好、惺惺相惜，两人在瑞金的草坪，背靠背，席地而坐，两个诗人，吟诗弄词、一唱一和很有味道。瞿秋白总是沉默、思索、不高兴，有时候毛泽东开玩笑逗瞿秋白“是不是想杨之华了？”
在苏区，瞿秋白在主编《红色中华报》、党校的建设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还有，苏区扫盲工作、文艺宣传(戏剧)做的很好，这和瞿秋白的贡献有很大的关系。瞿秋白到达苏区是1934年的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这时的苏区形势是很紧张的。最后导致后来的长征。长征实际是大撤退、大逃亡，因为内困外扰不仅是军事上的。我们过去说为什么要长征，是因为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有问题。其实当时不仅仅是军事路线，军事路线只是一个方面，经济政策很糟糕，不断地开展查田运动，不断的在农村重新评定成分，本来这个村有十个地主，经过反复的查田之后可能定成一百名地主、富农，而地主、富农的地位连猪、狗都不如，让他们做长期的、无偿的苦役，挖战壕等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随时予以处决。
从1930年开始的AB团的肃反，本来已经消停了一阵，这时候由于战事的紧张、形势的恶化，肃反工作就更加紧了，敌人扩大面越来越多。AB团杀了七万人，是由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决策和批准的，总前委书记是毛泽东。120种刑法，不是靠证据是靠逼供信，文件写的叫“严行拷问”，实即严刑、酷刑逼供。不严刑拷问是不会交代的，在严刑拷问之下株连一片，今天还是台上的领导，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不问青红皂白，只要供出了就信，逼、供、信，信了就杀，因为在战时的条件不可能关押太多人，党政军各方面的一些精英就这么被杀掉，张国焘、夏曦、沈泽民所在各个苏区都是采取这个办法。
苏区肃反开端的是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AB团杀了七万多、社会民主党杀了六千多，改组派、托派杀了两万多，全部加在一起十万人。当时党和红军共约三十万多人，十万精英被杀掉，元气大伤。整个苏区的阶级关系非常严峻，交公粮、买公债、不断地搜刮余粮，生产不兴，需求无度，竭泽而渔，内囊淘尽，把老百姓能吃的东西全部掏尽了。本来大部青壮劳力已经都上前线了，家里都是老幼妇孺，还要再扩大十万人，这样就没人种田，在经济物质上要供养十万大军和党政干部，实在没有办法。苏区和友邻很僵，形成“赤白对立”，就是共产党统治的红区和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对立，红区的人到白区不管男女老幼统统杀光，把他们的东西全部抢光，造成了边界地区的形势非常危机，白区的人过来照样杀苏区的人，在苏区已经没有生存的余地，只有离开。当时整个中央苏区是八万六千大军，要吃没吃的、要打不能打，只能跑了。
高级干部谁去谁留？由博古、李德（德国顾问）、周恩来“三人团”决定，周恩来是负责军事，周恩来后来说“我是负责军队方面的谁去谁留，地方上不管。”博古管地方的。瞿秋白病体支离，希望跟着走，留下来就是打游击，他这样的身体不能打游击。第二瞿秋白是国民党熟知的公众人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黄埔军校作报告、演讲，国民党的将领没有不认识他的。他曾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当年是辅佐孙中山的，是超越中央委员会之上的机构，委员都是当时的大人物。共产党最初派谭平山参加，谭平山退下就是瞿秋白。另外，他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又是鲍罗廷助手。“三人团”把瞿秋白这样的公众人物留在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就是让命运摆布他、让国民党的围剿大军摆布他，说不好听就是借刀杀人。王明这一伙就是借国民党的刀，杀他们认为不可靠的、对自己形成威胁、可能东山再起的人。在苏区即将沦陷的时候，瞿秋白被留下，比他岁数大的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有病都是坐担架走。陈毅说我把最好的马给瞿秋白让他走，瞿秋白说我已经留下了，他把最好的马给了徐特立，徐特立是教育部副部长，所以瞿秋白很快就被俘了。
被俘以后，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还有笔供、口供和呈文。1979年复查瞿秋白被捕案时，在中央档案馆找到《多余的话》，是当年羁押他的国民党36师上报的抄本，是足本是最全的，八十年代我们把它收入《瞿秋白文集》。目前贵州、江西出版《多余的话》就是依据这个版本，比以前在国民党时代的《逸经》杂志、《社会新闻》(由国民党“中统”主办)上发表的《多余的话》多了几段文字。另外，瞿秋白对军统、还有36师宋希濂和中统的劝降一概打回去。我们在复查这个案子时，调来了公安部十三局从1954年至1964年十年时间的侦讯卷宗，二十卷。从36师的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松涛、高参陈定、特务连长曾起一直到抓瞿秋白营长李玉等人，还有中统派去劝降的陈建中、王傲夫、朱培璜、钱永健四人，还有和瞿秋白一起被俘的周月林（苏区司法部的部长梁柏台的夫人，做过红军瑞金总医院的院长），另外一个是项英的夫人张亮。这个卷宗说明了一切问题，是在正常情况下审讯、侦查的记录，笔供和口供全有，不是逼、供、信交代的、虚假的东西。事后我们找过36师师长宋希濂，后来是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他说：“我对瞿秋白在监狱里关押时的供词完全负责。”这个卷宗是真实的。
瞿秋白打破了军统的7次劝降，针锋相对，别看他是个书生，但骨子是硬的。军统这些人对瞿秋白说，你做一个识时务者，要像顾顺章归顺国民党、归顺党国。你可以做翻译、可以不公开的做一些文化事业，发挥你的专长，可以不做反共的事情。党国希望你，你的亲属都希望你。瞿秋白很干脆回答：希望我生存你们是有条件的，是让我屈辱的生活，这我做不到。鸟都要爱自己的羽毛，何况人呢？这些人又劝降说，你可以学顾顺章，我们很重用他，顾顺章是共产党的大特务头子，是你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最高的负责人，他归顺以后我们是如何的重用他。瞿秋白说，我不是顾顺章，我不会学他做识时务者。七次谈话，有时是剑拔弩张、有时是笑脸面对，瞿秋白软硬都不吃，中统夸下了海口说，军统不行、宋希濂不行，我们中统保证把瞿秋白说服，让他为党国工作。结果后来宋希濂对王傲夫说，我看你们也不行。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在中统劝降之前写的，国民党在公布《多余的话》时说的很清楚：不要在《多余的话》里找到瞿秋白求生免死的期望，他是可以进退自如的。瞿秋白经历这么多的沧桑事变，不会在生死的问题上参不透，不要抱什么幻想，国民党媒体的报人看的很清楚。
瞿秋白《多余的话》的“问题”是从1962年开始的。而在这之前我讲过，中央包括毛泽东对瞿秋白的评价很高。有过几次评价：一次是1945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就讲“瞿秋白是我们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最后英勇牺牲”。另一次是1955年的6月18日瞿秋白的遗骨从福建找到之后，在八宝山的安葬仪式上，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讲话，也是对瞿秋白作为党的理论家、宣传家、政治活动家，对他的英勇就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这之前195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筹措出版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杨之华写信给毛泽东请他题词，毛泽东很快写就，这个题词写得非常好，是用毛笔写道：“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理解、许多人反对他，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坚持了英雄的立场，他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绝不屈服，他为人民工作的精神，他临难不屈的精神，他有思想，他留下的文字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落款时间是1950年12月31日。这个评价是很全面的，这信写好了装到信封写杨之华收，但是没有寄出去。我们在1980年编《瞿秋白文集》时，从中央档案馆找到了这封信，当时的毛泽东不应该也不可能怀疑瞿秋白有政治问题。有一种估计毛泽东可能忌讳出版瞿秋白的著作会夺自己的光彩。瞿秋白是最早对中国革命对象、中国国情、中国社会阶级分析、中国的革命道路、包括政策策略进行全面的论述，远早于毛主席在四十年代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什么信写好了不寄？这是一个谜。
1962年开始，毛主席开始关注党内反对派的问题、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党内在他身边赫鲁晓夫人物的问题。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从基层到中央七千人参加的大会，也叫做“出气会”。为什么叫出气？因为1959、1960、1961这三年整个的政策出了问题，所谓大跃进实际是大倒退，农业减产40％，农村非正常死亡几千万，最多的估量是四千万，最低的估量是一千七百万，不管怎么说这个数量都是巨大的。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的理想，毛泽东用这个东西想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要赶超英国、美国，这是很美好的理想，却是空想乌托邦。用胡绳的话说“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于是毛与刘少奇为首的中央的另一部分人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就演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毛认为对方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讲的非常彻底，说到农业减产，不进反退，我们没有前进而是后退。饿死人、人吃人是要上书的，是要写到历史上，是要下“罪己诏”的。在历代历朝遇到这样的大凶事，皇帝是要下“罪己诏”，要取得臣民的原谅，自我检讨。但是毛泽东的回答很明确：“我是不下‘罪己诏’的”。因为“罪己诏”只有皇帝才能下。刘少奇的矛头是直接对准毛泽东的。刘少奇又说，我在湖南调查，湖南的农民说没有多大的天灾，这三年都是常年，有灾但不是大灾，所以问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政策、路线、方针出了问题，是人的问题。谁来负责？中央要负责。彭真说，主席的责任要更多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先把彭真打掉。
刘少奇在和谢富治、王任重在谈公安工作的时候还说，我们现在是混我为敌，把老百姓当成敌人，采取非正常的手段，用劳教、劳改、拘押对付老百姓，这是错误的要改正。今天不改，明天人家要揭露你。你不揭，人家要揭。你活的时候不揭，死后也有人要揭你。这话说得太厉害，说的是公安工作，但是这话传到毛泽东那里，他自然会想到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
在斯大林百年之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关押、镇压、杀掉了那么多的人。所以大跃进问题就成了毛泽东的心结。这是明摆的，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饿死那么多人，你怎么交待？我去过几个地方，几个地方的学者包括党校、高校的一些教授，都在做这方面的调查，在六七年前，他们文稿、书稿都写好了。写三年的大饥荒，每个省、每个地区进行调查，有具体的事例、具体的地方和名字。比如青海湟中这一带，人吃人事件有110起，是有名有姓的。年轻人不信这些事。我前两年遇到一些70后，问我，真的有这事？真的有文革这种事？真的有6.4这种事吗？我说，我是亲身经历。1965年到张掖去四清，仅在张掖地区就有四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张掖是甘肃河西走廊最好的地方，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美称。那儿的土地很肥沃，最肥美的沃土却收不回粮食，人们都去大炼钢铁，粮食冻在地里。这边还超标虚报粮食亩产多少千斤、多少万斤。报了万斤就要征一万斤标准的公粮，征不上来就把老百姓的粮食都掏空了，不缴粮就是阶级敌人，这样的情况势必是要挨饿的。我想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包括北京人，也是要用“瓜菜代”来维持生命。说毛主席那时候已经不吃肉，他认为老百姓很苦，要同甘共苦。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公布的毛泽东的生活档案，他不吃猪肉是改吃牛羊肉和西餐了（笑声），菜谱有十几种，这后来都是公开发表的。
这种状况怎么能不纠正？党内怎么会没有意见？刘少奇在讲这些话时就自我批评说：“我也是有份的。”他提出要“包产到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包括林彪都同意，要改变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公共食堂的局面必须解决，而且要从党的高层总结教训，改变这种状况，“与民休息”。这个意见是对的，怎么就成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怎么就成了阶级敌人？
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就关注所谓叛徒集团的问题，就是认为刘少奇这伙人是叛徒。于是就联系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李秀成的《自述》，开始制造反修舆论。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一篇“评李秀成的自述”。太平军的将领李秀成被曾国藩俘虏之后，写了一篇自述，内容是讲太平天国的失误，为什么失败？想说服曾国藩反清，同时为了挽救他麾下的太平军将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刚先生曾经著书，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假投降，是策略性的。戚本禹不赞成这个说法。戚本禹当时认为彭德怀1959年上书，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晚节不忠。应该写文章，借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来隐射彭德怀的晚节不忠，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个目的。
这篇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之后，周恩来看到了，周恩来对周扬说，这样不行，李秀成、太平天国是我们竖起来的，我们党的事业是继承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旗帜，现在戚本禹这篇文章让我们很被动，尤其对文艺界、戏剧界的震动很大，造成思想混乱，所以中宣部要开会清理。中宣部与范文澜、郭沫若商量后，在近代史所召集北京史学界近代史方面的专家二十多人开会，我那时是研究生旁听了这个会。会上是一边倒，翦伯赞、范文澜、邓拓、侯外庐、刘大年、李新相继发言，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林涧青也参加会议，一致批评戚本禹。翦伯赞的发言最激烈，他说，史实都搞错了，这篇文章到处都是硬伤。你反修正主义，不要糟蹋历史人物。林涧青最后宣布三点：“事实上占不住脚；理论上是错误；在实际上是有害的。”建议近代史所刘大年组织一篇文章，肃清戚本禹文章的影响，报刊、电台、电视都不要转播。本来是要求戚本禹到会当面接受批评。戚本禹当时是中央信访办的处级干部，正好出差，没有找到人。事后，戚本禹知道这个消息就准备写书面检查。
这时江青找到戚本禹，江青说，你为党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主席读了你的文章，认为文章写得很好，主席说我们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要继续写，写了以后去找康老（康生）在钓鱼台的写“九评”的那个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戚本禹原准备检讨承认错误，这时一下兴奋起来。不久近代史所有人就把刘大年批评戚本禹的文章清样给了戚本禹，戚本禹就针对刘大年的文章逐条批驳，写成文章后到钓鱼台见康生。康生的那个班子都是大笔杆，调集了当时最强的理论写手。这帮大秀才一边吃饭一边对戚本禹说，你这文章不行，人家的观点你逐个驳，没有力度，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致命一击，这样才能把他驳倒。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是1964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丝毫学术味道，完全是政治文章，在教唆者的指挥和指点下写的。文中对国内的叛徒从汪精卫、陈独秀一直批到彭德怀，国际是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批到赫鲁晓夫。大家要是有兴趣可以去找这两篇文章比较，如果说第一篇文章借学术影射攻击彭德怀，那第二篇文章完全就是政治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解决叛徒集团的指向来写的。戚本禹一下就红了，很快就调到《红旗》，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了红得发紫的人物。
怎么和《多余的话》联系起来？毛泽东在1962年的秋天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是要解决两条路线斗争、要解决修正主义，认为刘少奇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1962年，毛泽东有一个手令，要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定性是在1968年党的会议上，实际张网是从1962年开始。这个手令是我们在瞿秋白专案组时，当时还有刘少奇专案组、谢富治专案组、康生专案组。刘少奇组的负责人亲口和我们组的负责人说，我们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私人档案里查到了这个手令，时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而在这之前，毛泽东算计刘少奇是在1953年的春天，因为高岗和刘少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那时土地改革刚刚结束高岗就要在农村搞合作社，刘少奇说，我们在没有实行机械化之前不要再生产关系上搞这套，不要搞农业集体化，先借着土地改革的契机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然后在工业化水平提高以后实现农业机械化，来实行合作化的效果会更好，过早的实行改变生产关系、改变土地关系不利于甚至会妨害农业生产。然而高岗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是“右”的，当时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波澜。高岗同时从毛泽东那得到知毛对刘少奇种种不满的言论，就以为毛泽东信任他。高岗在底下串连，想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成为第二号人物，他要取刘少奇、周恩来而代之，要做部长会议主席、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时他对很多高级干部封官许愿。这事被陈云和邓小平揭发，于是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后来又开了两次座谈会，揭露高岗和饶漱石所谓反党联盟。高岗很有底气，认为毛泽东信任他。但他估错了形势，毛泽东在权衡整个局面以后还是牺牲高岗。座谈会批评高岗时很严厉，把他的那些丑事全揭露出来。当时我在东北工作，可以看到两个座谈会的文件。光是高岗男女关系问题，有名有姓七十几人。高岗好色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高岗一直等毛泽东找他谈话，毛泽东却没有找他谈话，后来毛泽东对此事也很后悔，觉得应该和他谈一次话。最后高岗选择了自杀，第一次是枪击，没死。第二次是吃安眠药，死了。实际上高岗和饶漱石没有联系，“高饶联盟”是莫须有。
1953年的春天，毛泽东让高岗在沈阳调查刘少奇1929年做满洲省委书记时，在奉天（今天的沈阳）被捕的情况，1953年就下手了。
我再说的1962年以后的事。1963年的一月份，历史学家吕振羽，当时是中央党校的历史学教授、历史教研室的主任，原来是东北人民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是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和范文澜、郭沫若齐名的大历史学家。从南方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回到北京，路过丰台被秘密逮捕。初期是软禁没有行动自由，但是可以看书、写文章、做研究，到文化大革命正式逮捕，前后关了十二年，审讯八百多次，其中的七百多次是让他作伪证，证明1935年11月开始的南京国共秘密接触、秘密谈判是刘少奇主使的，是刘少奇向国民党投降，要消灭红军、取消苏维埃。做这样的伪证七百多次审讯，吕振羽是个硬汉就是不写。
1935年的谈判，刘少奇当时是北方局的书记，化名陶尚行，他让周小舟，后来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最后一位周小舟，当时是北方局下面的一个负责人。刘少奇让周小舟出面和国民党铁道部的副部长曾养甫谈判，曾养甫是由陈立夫指示出面和共产党接触。共产党这方的联络员就是吕振羽。这次谈判持续了9个月，当时国共的秘密接触有四个渠道，这是其中的一个渠道。事先是经过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事后周小舟带了材料到延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但是1963年审查吕振羽时，认为刘少奇是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擅自和国民党接触出卖红军和苏区，这个罪名很大，刘少奇是内奸在那时就定性了。这是第三个证据。
第四个证据。沈醉是军统的少将，后来起义了。解放后是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专员，和溥仪、宋希濂他们都是专员。他在文革之后和他的老朋友说，上边找我调查刘少奇的问题，不晚于1963年。1963年以前，就让沈醉交代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第五个证据，就是戚本禹交待。我们1979年到秦城监狱找他当面谈，问他写“评李秀成的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没有关系？戚本禹说，说老实话我是瞿秋白的崇拜者，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绝不涉及瞿秋白，绝不涉及《多余的话》。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找过我，让我收集瞿秋白的材料，我不忍心，我让我手下的两个人草草弄了一个东西送上去，但是我自己绝对不做这个事情。由此证明，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对刘少奇就是用他的历史问题打击他，把刘少奇搞掉。
于是李秀成的《自述》、《多余的话》就成了毛泽东达到刘少奇而制造舆论的准备。毛泽东对周扬、陆定一、周恩来都谈到这个问题，说李秀成的问题是16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瞿秋白也是这样。毛泽东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实际上就是变节。在中央的一次会议，周恩来看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周恩来说的也非常彻底，说人死了不一定盖棺论定，瞿秋白虽然死了，但是他晚年还是变节自首。对红卫兵的谈话，周恩来至少是六次，其他康生、陈伯达、江青、戚本禹都有一些谈话，这样就把无知无畏的红卫兵煽动起来。
1967年的1月，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到常州掘了瞿秋白母亲的墓，另一支红卫兵到济南掘了瞿秋白父亲的墓。2月7日一批红卫兵到了八宝山，把瞿秋白的墓碑砸了，那墓碑有瞿秋白的照片，现在的没有照片。到了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的造反队伍开到了八宝山彻底把瞿秋白的墓掘了，掘墓扬灰。这都是在讲话影响下、煽动下造成的破坏，所以打倒死人是为了整掉活人，反瞿倒瞿和反刘倒刘是密切相连的。
本来中央的决策者可以从公安部十年的调查报告中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查证明瞿秋白被捕以后的表现是好的。《多余的话》有灰暗的、悲观的、消沉的情绪，这不可否认。但是，他没有出卖，没有出卖人、出卖党，没有求生免死的企求；他没有反对党的路线，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从青年时期就步入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到现在没有改变，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国情是由我来开其端的，尽管我是一个不成熟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当时没有人做这个事，只好用犬来耕田。”让瞿秋白做领袖等于是用老鸦树上筑巢（乌鸦是不筑巢的），是用弱马拉千斤的辎重，他说：“我是力不胜任，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的爱好者，是在文学园地里。但是我不能冒充一个领袖，我是一个不合格的领袖”。瞿秋白面对的是他加入共产党之后，特别是1931年之后，各种党内的斗争给他的摧残和打击，一直到最后把他甩在了绝地，让国民党摆布他。他不能公开讲，《多余的话》热话冷说、正话反说，如“我这个人坏、我这人不行，我这人绅士意识、文人情调，干不了这个事情，所以中央新的领导的想法，我很受启发，我怎么想不到呢？”这是一种讽刺和挖苦。
每一次品味《多余的话》都会有新的体会。瞿秋白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思想上有灰暗、有消沉，作为成全一个英雄、党的领袖、革命家，《多余的话》应该说是多余，但是成全一个心灵的波澜和内心的历程，《多余的话》有它存在的价值。
在狱中能不能写？瞿秋白是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他想的这些东西合盘托出，让后人严格的解剖、审判、拷问。瞿秋白这时已经把生死看透了，所以他的思想可以自由的挥洒，但是他又有一定的顾虑，这个东西是要给敌人看，他不能公开的骂米夫、王明、斯大林，他只能说：“我不行，我的这套东西不合党内的那套东西。”人性和党性难以调和，理想和手段难以调和。他说：“我的理想是无阶级、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可是我们采取的手段，外边是强烈的阶级斗争，不断的肃反、不断地自我残杀，内斗没完没了，而他是深受其害。
这就想到我们如何来看这几十年的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整人运动，文革说穿了是整人的运动，叶帅的讲话里说“整了一亿人”，一亿人是直接被整，不是间接挨整，一个人被整会影响所有的家庭的人。文革中死了两千万人。有的是被红卫兵打死的。8.18前后，我们的办公室的后窗是翠花胡同，我们是在东厂胡同，红卫兵抡皮带打所谓“黑五类”，很惨。那时候人的优点和缺点全被调动起来，优点是对领袖的忠诚、对共产党的忠诚，缺点就是把最原始的兽性也调动起来。
几十年的整人运动和什么思想文化有关系？一个是封建专制主义有关系，这是传统的，是上层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底层的游民文化，游民习气。胡绳是我们原来的院长、大理论家，他在晚年有个反思的十次谈话。他说，我们党内一直存在有游民习气。他说话是很有分寸的叫“习气”。他还说，我们党从1927年开始总体上是“左”的倾向。这也说的很准，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算起，再早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算起，都是“左”的倾向。《中国的各阶级分析》是把整个知识分子推到反革命营垒。根子在哪？一个是封建主义，“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另一个就是游民文化。
游民文化，我在写瞿秋白《〈多余的话〉导读》时概括了几个方面。游民是走投无路的，从社会的正常秩序脱离，一无所有。他们要改变社会稳定的现状，改变自身一无所有的窘境，就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乱了就可以火中取栗，别人的东西就是我的，无本生意，这是游民的反社会性。
第二就是游民的勇敢性。敢于主动出击，该出手就出手，主动进击，一往无前，不怕牺牲，常常被头领驱使成为打手。
第三是内斗和外斗结合起来的斗争性，或叫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有时是内斗盛于外斗。比如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不是，有些大的战犯、大的敌人投诚过来是可以做高官，在建国初期，我们的政协、人大里容纳了很多大的战犯、大的敌人的高官，不至于完全被杀掉。而内斗所谓党内的路线斗争，有时一定要把对方搞掉，置于死地而后快。我举一个例子，党的主席收拾国家主席三十多年前，发生在西路军的事情。
西路军的问题是个很大的历史冤案。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于1936年年底到1937年的3月期间，在河西走廊打了五个月，徐向前元帅领导的三个军，全部被俘、被杀，全军覆没。这个责任从现在我们掌握的档案看，西路军当时是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主席团、张闻天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直接指挥，西路军的进退都得听从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主席团，或者毛泽东、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签署的命令，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作战。这些电报都摆在那里，进、退都有上面的指示，西路军的统帅徐向前和陈昌浩必须执行。最后失败的责任第一位应该是毛泽东来负。但是西路军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中央的电报已经说了“这是你们过去错误的延续”，你们过去跟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分裂主义、逃跑主义的继续，就把罪名转移到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头上，紧接着延安开始清算张国焘。西路军剩下的四百人到了新疆，当时盛世才是亲苏亲共的，把这四百人容纳下来建立新兵营，进行空军、装甲兵等特种兵的训练，后来我们这方面的高级将领有一部分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当时西路军的参谋长是李特，红五军的政委是黄超，这两个人听到延安在肃清张国焘，而且把四方面军的错误扩大化，把许世友这样的将领抓起来，他们不满，在征求是否回延安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表示我们要到莫斯科去讨个说法。于是这两个人就消失了，在九十年代前一直说两个人到了苏联境内作为托派，由苏联的政治保卫局处决了。但是在平反时说了真相，是中共的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亲自到新疆把这两个人秘密处决，就是因为你们要到莫斯科去告状、要反对毛泽东。这样的例证可以举不少。睚眦必报、任何的反对和批评我都不接受，都记着早晚算你的账。
杨尚昆前几年有一个回忆，说的非常彻底，他说，任弼时要是活着非得把他整死不可。任弼时是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五个常委之一。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时反对和批评了毛泽东，而且把毛泽东从中央局的书记拉下来，杨尚昆是毛泽东最贴近的幕僚，对毛泽东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游民的内斗是非常厉害的。瞿秋白、陈独秀、刘少奇都是这个悲剧的牺牲品，文革就是大量的中国人成为牺牲品。
第四是在野时的倡乱。要搞乱这个社会，反独裁、反专制，要民主、要自由，一旦上台就反过来要独裁、要专制、反民主，这就是以暴易暴，结果就是还用暴力来对付他认为的敌人，这就是游民文化当中的政治利己性。
第五是山头林立，拉帮结派的帮派性。
第六是仇文反智，嗜杀无度的野蛮残暴性，不择手段、翻云覆雨，毫无诚信可言。
游民文化渗透到共产党里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造反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揉到一起，“中西合璧”，毛泽东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说的很对，很形象，就是游民加皇帝。朱元璋是典型的游民的代表，一上台马上收拾游民，发路条，走出两里地都要凭路条，他知道游民的祸害。暴君专制、暴民乱制，然后再走向暴君专制，往复的恶性循环。毛泽东是中国农民战争的现代版的胜利者，是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绝对是了不起。为什么毛泽东能取得胜利？把蒋介石收拾了。就是帝王权术、游民的策略都揉到了一起，再加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约束的、不受任何法令、法规约束的对敌人采取暴力行动。原来以为不受资产阶级法律限制，后来查了历次整人运动、肃反，也完全不受自己定的法律限制，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苏区也有宪法，也有民主、自由、公民权利的法规，但是宪法和法规也不过是一张纸，他不遵守。发动文革是不是违宪的行为？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绝对是。但是以毛泽东的能力他就可以这样做，而且全党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对，即使有些不满，在压服之后也就罢了。
当时有没有走资派？资本主义都灭绝了，哪里还有走资派，毛泽东的口号“十年、十五年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所以工商业改造之后资本家的财产已经成为准国有了，无非就是再给点利息、半国有。所以那时没有走资派，有的是走封派、当权派，最大的当权派是毛不是刘，党在国上面。没有人制约他，他垄断了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理论的资源，他推崇个人崇拜，于是只能听他的。他有军队在手，有理论，笔杆子造势，枪杆子撑腰，可以指挥一切。原来让林彪来，后来林彪看出来，文革这样下去不行要收缩。看5.71工程纪要，文革是要收缩。最后信任的就是身边的几个人，包括自己的生活秘书才他最亲近的、最可靠的人。控制了所有的资源，是最大的当权派、最大的造反派，又要造反又要镇压。红卫兵起来控制不了就要镇压，你们都到农村去、插队去、到兵团去，所以红卫兵、五大领袖也是牺牲品，都操纵在毛一个人手里。
我们总结这段历史，重要的是记住它。要否定、消除整人运动，消除像文革这样的灾难，首先要记住，要把真相记录下来。不是中国人健忘，是执政者在掩盖这些丑恶（掌声），文革的历史不能很好的研究，就是因为无理的严格限制，写一篇小文章，有一点涉及文革的编辑就要抹掉。为什么？我说这个人和文革有联系，我写他在文革当中的遭遇，为什么要抹掉呢？说这是上边的指示，我们要保饭碗，只能请你割爱。所以这种文章我们没法写，写出来也只好拿到国外去出版（笑声）。现在是有人写文革史的，我们所里的周良宵、顾菊英两位老夫妻，退休二十年，写了两部书。《文革史》大约是一百万字，还有一个五百万字的资料光盘去年在香港出版，今年出版了《6.4史》是五十万字，也是香港出版。中国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不要太多的人做，有几个人就行。
我最近写的关于宋庆龄的文章，文中写到，文革以后，还可以上溯到反右派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可以说基本上是成了驯服的、听话的、甚至是善于逢源的、顺杆往上爬的、向上攀扶的……俯拾即是，脊骨软化、筋脉倒转，匍匐在地。我这样说有点对不起知识界，但知识界总有几个、甚至有一些敢于讲真话、写真历史的人，我佩服这样的人。我们接受这个教训就是尽我们有限的一份力大家一起来做，有的刊物不愿发表，有的刊物冒险可以发表。在出版《〈多余的话〉导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与编辑素不相识，到现在也没见面，我把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相关的文章编好了，在前面写了五万字的导读，书的前面的文章都叫导读，实际是解析、解读，这位编辑送审时把瞿秋白的文章送审，我的五万字导读扣下了，上级批了以后就与瞿秋白著作一起发表（笑声），我特别感谢这位编辑（掌声）。我刚才讲的很多东西我都写在这本书里，我当时担心的就是这文章不能在大陆面世，但是他居然一个字都没改就发表了。我到现在都很怀念、感激这位高明的编辑，希望以后出版社的编辑都应该向这位编辑学习，给我们作者一些发挥自己独立思考，想写真史的一个空间。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到临死、临难之际最深刻、最深邃的思考，他说，他不再思索了。实际上《多余的话》就是高度思索的结晶，其中把历史、诗情、理论思想融合在一起，是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高峰，他是启发后来的共产党人，要弄懂什么是共产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采取什么样的途径？不是采取那种内斗、外斗，那种用手段来绞杀理想的那种东西，你们要去思考。我想这是一种启示，在中国这种沉重的、深刻的思考，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期望、一种未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大家！可以这么说，三味书屋举办了很长时间的讲座，有几百期了。今天的讲座有两方面特别让我感动，第一是陈老师带着病体（可以听出陈老师沙哑的声音）为我们做了近3个小时的精彩演讲，而且用大量的史实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很清晰的中共的党史，这充分的体现了老知识分子、老史学家的责任、严谨以及勇气。另一方面我也非常受感动今天在座的听众，大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很认真、专注的听陈老师的讲演，而且给予这么热烈的回报，说明大家对这段历史是非常关注的。其实这段历史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太重要，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太深远，如何把这段历史真实的还原？就要靠对这些历史人物逐个进行发掘和恢复原貌。因为所有的历史大事都是由事件、人物构成的，而事件也是由人来做的。对中共历史上的这些重要人物，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是非常重要的还原历史的手段。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共产党的标称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可是我们如果还原成刚才陈老师讲的在毛泽东之前是五位领袖，毛泽东之后截止到目前是六位领袖，没包括邓小平，邓小平都是连带的，邓胡、邓赵、邓江，大概是十一届领袖，现在除了江、胡还没有做评论，毛本人也没做评论，其他的好像都不怎么光荣和伟大，都有不同的问题，如果作为党的一个光荣正确党的领袖都是有问题的话，或者不是叛徒就是反党集团、反党分子、野心家，如何来理解这段历史？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去思索，更多的听取这样老的历史学家、有责任心、有勇气的历史学家为我们揭示历史的真貌。今天考虑到陈老师的身体状况我们就不讨论了，今天的讲演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三味书屋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请来了陈铁健老师为我们做演讲。陈铁健老师，字石之，祖籍浙江绍兴。1934年生于黑龙江安达。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80年代初、中期，陈老师先后发表瞿秋白研究方面论文数十篇之多，在深入研究基础上于1986年出版了饱含他数十年心血的《瞿秋白传》。这本书出版后“标志着对瞿秋白进入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开创了为中共领袖人物立传的先例”，陈老师本人也被大家称为瞿秋白研究的大家、功臣。
陈老师的著作有《瞿秋白传》、《蒋介石与中国文化》（合著）、《绿竹水南集》、《〈多余的话〉导读》等。1978至1996年，与李新老师共同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发表过《重评〈多余的话〉》、《论西路军》、《代人受过的陈独秀》、《北伐漫议》、《西安事变简论》、《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等。今天陈老师为演讲的题目是“瞿秋白何以从领袖成为叛徒？”，下面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做演讲（掌声）。
陈铁健：各位朋友下午好！首先要感谢三味书屋的二位先生给我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交流瞿秋白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同时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放弃休息时间到这里参与交流。我要谈的问题是，瞿秋白为什么由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变成了文革时期的大叛徒？他的罪名就是写了《多余的话》，《多余的话》被毛泽东钦定为叛徒的自白书。今天，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简单介绍瞿秋白其人；第二，如何看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第三，瞿秋白的悲剧是和刘少奇的悲剧密切相关的，因此讲到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在路线上、政治上的分歧，由此引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大概是这三个方面。
我现在讲第一个问题。瞿秋白是个才子，出生于1899年，于1935年就义，时年36岁。他从1920年开始(当时他21岁)，到1935年，整整16年当中，有12年和共产国际密切相连。他是一个江南的书生，但学历不是很高，因为家道中落家里很穷交不起学费，中学没有毕业。他的母亲自杀以后，兄弟姐妹六个就各奔东西，父亲自己带了一个孩子到山东，以教美术绘画为生。大妹妹带了一个孩子到杭州。瞿秋白先到武汉，然后到北京投奔他的堂兄瞿纯白。16岁之前瞿秋白的生活很苦、贫困，到北京因为上不起好的学校，比如说本来是要进北大，北大的学费很高，但是堂兄没有这笔钱供他，只好到外交部下属的一个俄文专修馆，就在今天东总布胡同（这个房子已经不在了），免费到那里学俄文。“五四”运动的时候，瞿秋白是作为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成为这个学校的领袖，这个时候是1919年，瞿秋白20岁。
“五四”运动以后，瞿秋白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他以前信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信佛学，希望佛教人间化普度众生给中国人找一条出路。后来还信无政府主义，追求无政府、无阶级的自由平等没有约束的社会。受《新青年》的“科学、民主”口号的影响，还追求民主主义。“五四”运动时期发生了俄国革命，俄国政府发表了对华宣言，取消沙俄时代的一切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空话，但是在当时忽悠了很多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大家认为俄国的国情和中国一样，都是因小农经济导致经济上落后、政治上专制统治的国家，俄国发生新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好像给当时的中国树立了榜样，所以国内一下子很多人就转向了社会主义。当时社会主义的各种门类很多，空想的、互助的、民主的各方面的社会主义，但是相当一部分青年倾向于俄国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所以，瞿秋白倾向于社会主义是受俄国的影响最大的。
在这时恰好有一个机会，北京《晨报》要派驻俄的记者，于是有人推荐了瞿秋白。瞿秋白很兴奋，认为是个很好的机会。他这时的思想还是倾向于文化救国，他到俄国去最大的目的还是了解俄罗斯的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绘画、音乐等方面，他说：“我生来对文学、文艺感兴趣，对政治没有任何的兴趣”。当时同去俄国的还有俞颂华、李宗武，瞿秋白对他们俩说，你们主要做政治方面的采访和报道，我专门做文化方面的采访、报道，同时我也研究俄罗斯的文化。但是到了俄国，人家就看中了瞿秋白，第一是俄文很好，第二是能够接受新思想，俄国的一些东西瞿秋白认为很新鲜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这时瞿秋白的朋友张太雷，也是常州人。常州出了三个革命家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这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都是很有名的。张太雷先于瞿秋白到俄国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已经是共产国际的党员，就是联共的党员。张太雷1921年的5月介绍瞿秋白加入共产党，那是属于联共党共产国际的党，不是中共，中共那时还没成立，正在酝酿。所以瞿秋白是早于中共一大之前的共产党，1922年的1月才转为中共的党员，他应该是中共第一代党员。
苏联的东方大学为中国、为东方培养人才，让瞿秋白去做翻译、助教，自然就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密切接触，所以由这他就开始转向研究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俨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作为共产党员他已经是信仰者，同时又研究它的学理、学说。1922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率团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瞿秋白给陈独秀做翻译，陈独秀说，你跟我回国吧，国内需要人，我们共产党刚刚建立，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尤其是在宣传和理论工作上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于是，瞿秋白就回国。他于1923年1月13日回到北京。
到北京之后，一些学术单位希望他去做外交或学术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已经应了陈独秀的提议，开始在上海在陈独秀指导下主编《新青年》。这时的《新青年》已经完全转为共产党的刊物，不是以前的追求民主科学的刊物。《新青年》季刊是由瞿秋白主编的，同时他还参与编辑《前锋》、《共产党》这两个杂志。所以瞿秋白回国以后就完全投入中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从这之后一直到1931年被米夫、王明一伙踢出中央政治局，踢出中共的领导位置，瞿秋白在这十年当中全部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
瞿秋白的遭遇应该说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时代的悲剧。1925年中共“四大”，他进入中共中央局，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中共“五大”，他继续做政治局常委。中共“五大”之后，蒋介石清党反共，导致大革命失败。我们今天如何看大革命失败？我只说一句，中国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为了推行世界革命的战略，在东方战线上重要的阵地。这个革命的失败，主要是莫斯科决策的失误。莫斯科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顾问，他们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来指挥中国的大革命，从头到尾都是“左”的。我们几十年来一直说是“右”，是因为陈独秀“右”了，所以才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其实不是陈独秀“右”了，陈独秀也“左”了，只是“左”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根子是在莫斯科。莫斯科扶植的是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只是个小伙计，只能在大革命当中做苦力。他们在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援全部交给国民党蒋介石，蒋介石是由莫斯科培养而武装起来的。蒋介石羽翼丰满之后就对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不客气。他认为，苏联人是在染指中国中东路的特权和外蒙古主权问题，扶持外蒙古的独立实际是使其变成俄国的附庸。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也是为成立亲苏的政权，来维护俄国在东方边界的安全，牵制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完全是从苏联本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也就是所谓大国沙文主义。让中国人为它火中取栗去反帝，维护苏联的安全，实现东方战略的目的。今天我们看得清楚，从已经公布的共产国际的档案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当初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斯大林把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推给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大杂烩，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明确的写到：我们以后要用顾问、总顾问把这个大杂烩能够固定成一个政党，就是我们要实行保姆制度，把中共从中央到基层全部控制，没有保姆这个党将一事无成。他们是这样看待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他们认为，是中派、“左”派，有能力和帝国主义抗争，所以要给武器和经费，用顾问来控制它。信中还写到“我们要像挤柠檬汁那样把它挤干，然后再把它甩掉。”其实，斯大林对蒋介石也是同样不信任。总之，苏联对中国人是完全不信任，是一种利用，斯大林的政策就是这样。所以他的马克思主义说穿了是假的，不是本原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改造又经过斯大林的曲解异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实质就是斯大林主义。
1943年5月21日，在通过“解散共产国际决议”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讲了一句真话“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在世，还是我们今天，都不可能用一个国际中心来指导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我们当初成立共产国际的时候，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导致了当时革命的失败。”这就是不打自招了，就是说世界革命是一种主观的、速胜的，甚至说是盲动的战略。共产国际曾经主张的“由共产国际指挥各国共产党就把帝国主义消灭。帝国主义已经是垂死的、是敲响最后丧钟的，只要发动世界革命、各国工人阶级都起来帝国主义就完了。”是完全主观的、盲动的对世界革命的估量。最后苏联自己也完了。所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不能怪中国共产党、不能怪陈独秀，中共、陈独秀都有自己的问题，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再的抗争，四次提出要退出国民党。斯大林说，绝对不能退出，你们都是要为国民党服务。
共产国际做出要在大革命时期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是荒唐的。国共合作初期，在孙中山在世时，两党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在北伐战争的期间，对地主的土地要实行减租减息，是两党联席会议达成的共识，中共方面也有这样的决议，都有档案可查。毛泽东原来也不是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那样激进，把地痞流氓当成革命先锋，农民协会可以在农村里随便抓人、杀人，不是这样的。在共产国际的七次扩大会议之前，国共双方都严守这个共识——减租减息，不能采取暴力的手段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这是孙中山既定的方针，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不能抢，这是对的。后来台湾的土改也是按照孙中山的这个思路，是一种赎买。地主的土地也不是白来的。我经历过旧社会，看到的地主一分钱也是掰成八瓣用的，是攒钱买土地。所以中国的土地情况不同，绍兴模式、麻城的模式、西北的模式、东北的模式、华北的模式都不一样，地主和地主也不一样，有恶霸地主，也有靠自己劳动、自己的经营发家的，而且这不在少数。我们今天重新研究中国的地主阶级、土地问题，和以前的结论有很大的出入。突破这个界限、突破了两党的共识在农村里乱来，这是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要在中国全面的实行土地革命。是1926年的冬天到1927年的春天。
1927年春天这个指示传过来，很多人一下子180度变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鲍罗廷以前同意主张减租减息，这时就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这是有文字可查，当时湖北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鲍罗廷的一次演讲说“地痞流氓是最勇敢、最坚定、最果断……”后来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也是这样的提法，“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农民革命的先锋，把他们发动起来再带动农民起来向地主进行斗争。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矫枉必须过正。当时一定要在农村造成短期的恐怖，不这样做农民发动不起来，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所以中共的“左”的源头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使党的路线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后来在十年的内战时期，在所谓的苏区里“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从这里来的。这是很廉价的口号，人家的东西可以随便的予取予夺、轻易的拿来，这最能够发动、煽动群众。所以中共的大革命是失败的，过激的群众运动授人以柄。
蒋介石在北伐进军当中对两湖的工农运动非常称赞，两湖的农民运动对支援北伐战争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多次的讲话中讲到这点。他后来变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农运动把北伐军的后方搞乱了，农会规定不许谷米出境，北伐军的粮饷后勤供给怎么办？“左”派扣押军饷，宋子文那时候是“左”派，扣押了一千三百万军饷不给蒋介石。城市的工人运动过激，工人要双薪、一年要放两个月假、每天四小时工作。随便抓老板、封店，农民可以进城抓资本家游街、游斗甚至杀人、无法无天。所以根子是从这来的，延续到后来的无法无天，其源头在那时已经开始了。
今天看当时的瞿秋白是紧跟共产国际、紧跟斯大林的，瞿秋白批陈独秀很厉害。其实他自己也是糊涂，也是摇摆不定的。当时在那种复杂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摇来摇去的，大家都有错误、都有问题。后来瞿秋白说到，当年大革命的错误不要推给陈独秀一个人，我们都有责任。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应该多负一点责任，但是我们都要负。这是实话，所以后来他对陈独秀也很礼遇，陈独秀下台以后瞿照样去看他、尊敬他，自己认为是陈独秀的小学生。
大革命之后陈独秀走了，共产国际看中了瞿秋白，因为瞿秋白的理论素养，和共产国际顾问的关系都很好，参加建立中共“一大”的马林说：“中共共产党内最有才华、最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就是瞿秋白。”并把瞿秋白推荐给鲍罗廷。鲍罗廷到广州做国民党的总顾问时，指名要调瞿秋白做他的助手，他没和陈独秀打招呼就把瞿秋白调到广州，引起陈独秀、蔡和森很大的不满，说太不尊重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就把我们的重要干部调走。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关系都很好，加上他本人精通俄语、有很好的中文底子，又懂英文、法文，多才多艺。现存的五百万字著作是他在十年中一边做党的领导一边写的，涉及面很广，除了政论、学说、思想之外，还对新闻出版、文字改革、书法、绘画、音乐、戏曲、金石篆刻样样都精通。在上海大学时，他教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还作画在绸或棉布上，让丁玲和王剑虹刺绣。他对《国际歌》中翻译的“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都没变。法文“国际”翻译为中文就是两个字，八拍用“国际”两个字撑起来无论如何办不到，他就音译成“英特纳雄耐尔”。从瞿秋白1923年翻译《国际歌》之后，后来的歌词有很大的变动，但是“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始终没变。瞿秋白是多才多艺的人。
瞿秋白17岁得了肺病，1918年开始吐血。有时候高烧，几天不能睡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留下了五百万字的著作。我们现在编的《瞿秋白文集》有十四卷本，其中涉及理论有八本、涉及文学有六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文字到现在还没公开的，没有编到《瞿秋白文集》里，所以不限于五百万字，他是很了不起的。
瞿秋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赶出政治局以后，有三年的时间和鲁迅在上海领导左联，和鲁迅共同推导左翼文学、戏剧、电影包括唱片等文化事业。比他大十八岁的鲁迅认为瞿秋白是知己，并写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联语送给瞿秋白。鲁迅是瞿秋白的长辈，他说，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抓住，他的论文尤其好，皇皇大论在国内没有第二人。这是1931年两人还没见面，鲁迅就和冯雪峰说，一定要抓住他，以瞿秋白的中文和俄文来翻译俄国的文学、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太合适不过，国内找不出第二位。瞿秋白牺牲之后，鲁迅还有一句话，说“由瞿秋白来翻译《死魂灵》是最合适的，仅仅是这一条，杀他的人就是罪大恶极。”鲁迅这么惋惜瞿秋白实在少见，能被高傲的鲁迅看得上的人不多。茅盾后来说到“左翼文坛两领导，鲁迅瞿霜各千秋。”瞿霜是瞿秋白的小名、别名，茅盾认为鲁瞿他们两个是双峰并列的。瞿秋白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却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不由自主的在“八七会议”上被共产国际推上了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他是中共的第二代或者说是第二朝领导人。我们今天说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我想还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我之前我们有五朝领袖，第一个陈独秀，第二个瞿秋白，第三个向忠发、李立三，第四个是王明、博古，第五个是张闻天，第六个才是我”，在毛泽东之后是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邓小平、江泽民，然后才传给了胡锦涛，这样顺下来我认为是合乎事实的，我们现在说的第几代不是按照真实的情况来排列的。
瞿秋白是不由自主的被推上最高领袖，他说，我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有很多的文人习气，很多绅士意识，比如仁慈、礼让，害怕斗争，不愿意惹事，明哲保身，这些都不适合做政治家，但是推我又不能不做，做了以后又动辄得咎。他是受共产国际代表控制的，做对了说你是错的，做错了当然就更错了。错是从共产国际那来的，但是要由你来承担。大革命的失败第一个替罪羊是陈独秀，“八七议会”引发的盲动错误第二个替罪羊是瞿秋白。盲动的错误执行了6个月，从1927年11月—1928年4月大体上结束。大革命失败，被蒋介石大砍大杀之后，整个共产党都有激进的复仇心理，于是发动“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起义”三大暴动，在全国范围铺开，准备夺取上海、武汉、长沙大的举动是在瞿秋白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党的状况很危急，以武装斗争、武装的反抗，以进为退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八七会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党的状况很困难。我举一个广东的例子，1928年至1932年期间，广东的情况都很糟糕，当时共产党没有经费，大批的人退党、脱党、甚至有人叛变，没有多少人愿意留党。只好去找游民、流氓、地痞，这是在广东省委的文件里明文写的要招这些人来入伙。这些人要生存、生活，要向党要钱，不给钱不办事。党组织只好采取以下五种办法：一是捐，向地主凑捐；二是抢，就是抢富人的；三是勒，勒索；四是绑，绑票；五是骗。广东省委归纳了这五条。在琼崖的地委、潮阳县委、五华县委、东江的特委文件里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些内容。如何勒索呢？就是把富人的坟掘开把头盖骨取出来要坟主家用钱来赎，这是作为一种经验传播写在文件上。还有就是绑票，绑富家的妇女和儿童，用钱赎、不赎就撕票，在省委的文件绑票还有一个别名叫“捉猪”，把人当猪抓来，然后逼赎。另外就是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但是农民对本村的地主豪绅是敬而远之，绝对不伤害同乡人，于是就利用宗族矛盾、村籍矛盾挑拨和煽动农民的阶级仇恨。省委文件里就明目张胆的用“挑拨和煽动农民的阶级仇恨”，实行村籍之间不同宗族间的械斗，拿起冷兵器武斗，打到另外村子不分男女老少都置于死地。对如何去抢，文件中写到不要限制村民去抢另外村子的财物，要有计划、有组织的从事这样的活动。”可见，那时某些地方的共产党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八七会议”确实是挽救了党，就是把已经涣散的、走投无路的党组织恢复生机，这是瞿秋白的一大贡献。我们今天看这个手段，从人性、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看真是惨不忍睹。但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是不得已而选择的出路。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作为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到此为止。这时候瞿秋白只是作为政治局委员，留在共产国际做中共代表团的团长，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实际权力。新的总书记是向忠发，是工人出身。因为当时要改造中共的领导层要把工人阶级的血液注入中共高层，于是向忠发被选为总书记，实际是由莫斯科指定，辅助向忠发的是李立三，实权是在李立三手上。向忠发也不是没有头脑，很聪明也很狡猾，能说会道有一点组织能力，是流氓无产者。他把共产国际领导人“拍”的很好，斯大林看中了他，所以获得了共产国际的青睐，把他扶为总书记。1931年夏天顾顺章叛变之后把他供出来，顾顺章4月份叛变，6月份向忠发就被抓了，他马上下跪叩头表示愿意归顺，但是蒋介石还是下令把他枪毙了。
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瞿秋白最初状况是好的，他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员、政治书记处的成员、近东部部长（分管波斯、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和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久苏联反托派清洗运动开始。瞿秋白在这个时候遭到米夫和王明一伙的所排挤。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又是中山大学的校长，王明、博古、张闻天，包括杨尚昆都是米夫的得意门生。斯大林和米夫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改造，要有新的血液进入中共的高层，所以就扶植王明这批后起的国际派，他们完全是听从莫斯科的，他们起来就要把老的打掉，瞿秋白就是被打掉的目标之一。在莫斯科清党、处理中山大学风潮时，瞿秋白被撤销了代表团的团长职务，并让他回国。这时正赶上李立三在国内采取冒险行动，要夺取武汉，饮马长江。共产国际于是想到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处理这件事。瞿秋白和周恩来参加了共产国际7月的会议，会上决定要解决李立三的冒险错误。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在策略上出现了错误是“冒险”，但在根本路线上和共产国际还是一致，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于是周恩来和瞿秋白8月份回到国内，9月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很利索的解决这个问题。会上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冒险行动停止，撤销中央及各省的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央和地方党的正常的秩序。但是10月份，共产国际又来了指示，明确李立三的路线是从根本路线上、策略上全面对抗共产国际。这个问题严重了，因为此前根据共产国际7月份的决定，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仅仅说李立三是策略上的错误。此时瞿秋白被认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认为，瞿秋白在莫斯科已经犯了错误，是半托洛斯基主义、对共产国际耍两面派。回国又包庇李立三，叫做假批判真包庇。这两个错误是对共产国际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做法。于是承认了错误的李立三被调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李立三反戈一击，说他的错误是受瞿秋白的影响，执行的是秋白主义。张国焘、黄平、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上一致反击，把两面派的帽子全扣给瞿秋白。米夫随即到上海和王明他们串通一气，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瞿秋白彻底从中共最高领导地位打下来。他们认为，周恩来可用，让他戴罪立功。于是瞿秋白离开中央的领导，每个月给17元生活费。当时上海最好的工人每月可以拿到40-50元，最低的10元上下，瞿秋白17元接近工人收入的中等水平但是偏下。瞿秋白吃药都不够，鲁迅用他的版税资助瞿秋白。鲁迅《二心集》出版拿到版税马上就给瞿秋白210元。遇到紧急情况瞿秋白夫妇就到鲁迅家里避难。那段生活很清苦、紧张，心灵受到压抑。在共产党内，扣上一顶大帽子都已不得了，况且他身上有那么多的帽子。但是瞿秋白和鲁迅在从事文学事业时却是非常高兴，他说，我终于回到文学的家园里，可以在文学的园地里耕耘了。
1933年的秋天，又一场在全党、全军肃清瞿秋白影响的运动来了，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把瞿秋白说成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在全党、全军“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就叫“狄康事件”。狄康是瞿秋白的化名之一，当时中央的党的机关刊物《斗争》约瞿秋白写文章，瞿秋白对这类的文章早已经不想写，但是碍于面子，有时就当时的形势、政策策略作一些分析，用狄康笔名在《斗争》上写一些小文章，完全是顺应中央的调子来写。但是就是这些文章，有人就从里面挑出了瞿秋白和中央有分歧、违反中央的路线。比如，他实事求是的估量了国民党的围剿大军和中央红军的实力对比，他认为我们应该避实就虚，避开强敌采取有策略的作战。这个观点就被认为“过高的估计敌人的力量”。类似的问题找了一些，于是就认定瞿秋白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逼迫瞿秋白检讨。上海中央局的书记李竹生也是米夫的学生，王明一伙的，在开会时挥舞拳头对瞿秋白说：“像你这样的人应该一个拳头把你从党打出去。”很粗暴。瞿秋白不说话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分辨和不同意见。李竹生不久被捕叛变。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也是这样一再进行检讨，用沉默做一种无声的抗争。斗争结局就是让瞿秋白到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这是一种惩罚。瞿秋白说：“我能不能带杨之华一道走？”瞿秋白从小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而且瞿秋白是身患大病的人，整个的日常生活都是杨之华打理。有一次，瞿秋白的学生庄东晓在杨之华家，杨之华说：“有的人洗手就是会洗一面。”这说的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希望带杨之华一起到苏区，但是上边答复说：“杨之华在上海还有工作不能跟你一块去。”在1933年的年底，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道别，也是他们最后的诀别。走的前一天晚上，瞿秋白拿出10本笔记本，两人每人5本，约定分开以后，把要说的话记在本子上，等见面的时候互相交换看，这5个笔记本如果不够还可以买同样的。当晚杨之华睡了，瞿秋白就围着床踱步，表现出深沉的依恋和难于分离的情感。
瞿秋白到了苏区担任教育部长是个闲职，这时候毛泽东任苏区中央主席也没有实权，权力在张闻天手上，他们俩都是靠边。这时候毛泽东和瞿秋白的关系非常好、惺惺相惜，两人在瑞金的草坪，背靠背，席地而坐，两个诗人，吟诗弄词、一唱一和很有味道。瞿秋白总是沉默、思索、不高兴，有时候毛泽东开玩笑逗瞿秋白“是不是想杨之华了？”
在苏区，瞿秋白在主编《红色中华报》、党校的建设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还有，苏区扫盲工作、文艺宣传(戏剧)做的很好，这和瞿秋白的贡献有很大的关系。瞿秋白到达苏区是1934年的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这时的苏区形势是很紧张的。最后导致后来的长征。长征实际是大撤退、大逃亡，因为内困外扰不仅是军事上的。我们过去说为什么要长征，是因为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有问题。其实当时不仅仅是军事路线，军事路线只是一个方面，经济政策很糟糕，不断地开展查田运动，不断的在农村重新评定成分，本来这个村有十个地主，经过反复的查田之后可能定成一百名地主、富农，而地主、富农的地位连猪、狗都不如，让他们做长期的、无偿的苦役，挖战壕等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随时予以处决。
从1930年开始的AB团的肃反，本来已经消停了一阵，这时候由于战事的紧张、形势的恶化，肃反工作就更加紧了，敌人扩大面越来越多。AB团杀了七万人，是由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决策和批准的，总前委书记是毛泽东。120种刑法，不是靠证据是靠逼供信，文件写的叫“严行拷问”，实即严刑、酷刑逼供。不严刑拷问是不会交代的，在严刑拷问之下株连一片，今天还是台上的领导，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不问青红皂白，只要供出了就信，逼、供、信，信了就杀，因为在战时的条件不可能关押太多人，党政军各方面的一些精英就这么被杀掉，张国焘、夏曦、沈泽民所在各个苏区都是采取这个办法。
苏区肃反开端的是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AB团杀了七万多、社会民主党杀了六千多，改组派、托派杀了两万多，全部加在一起十万人。当时党和红军共约三十万多人，十万精英被杀掉，元气大伤。整个苏区的阶级关系非常严峻，交公粮、买公债、不断地搜刮余粮，生产不兴，需求无度，竭泽而渔，内囊淘尽，把老百姓能吃的东西全部掏尽了。本来大部青壮劳力已经都上前线了，家里都是老幼妇孺，还要再扩大十万人，这样就没人种田，在经济物质上要供养十万大军和党政干部，实在没有办法。苏区和友邻很僵，形成“赤白对立”，就是共产党统治的红区和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对立，红区的人到白区不管男女老幼统统杀光，把他们的东西全部抢光，造成了边界地区的形势非常危机，白区的人过来照样杀苏区的人，在苏区已经没有生存的余地，只有离开。当时整个中央苏区是八万六千大军，要吃没吃的、要打不能打，只能跑了。
高级干部谁去谁留？由博古、李德（德国顾问）、周恩来“三人团”决定，周恩来是负责军事，周恩来后来说“我是负责军队方面的谁去谁留，地方上不管。”博古管地方的。瞿秋白病体支离，希望跟着走，留下来就是打游击，他这样的身体不能打游击。第二瞿秋白是国民党熟知的公众人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黄埔军校作报告、演讲，国民党的将领没有不认识他的。他曾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当年是辅佐孙中山的，是超越中央委员会之上的机构，委员都是当时的大人物。共产党最初派谭平山参加，谭平山退下就是瞿秋白。另外，他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又是鲍罗廷助手。“三人团”把瞿秋白这样的公众人物留在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就是让命运摆布他、让国民党的围剿大军摆布他，说不好听就是借刀杀人。王明这一伙就是借国民党的刀，杀他们认为不可靠的、对自己形成威胁、可能东山再起的人。在苏区即将沦陷的时候，瞿秋白被留下，比他岁数大的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有病都是坐担架走。陈毅说我把最好的马给瞿秋白让他走，瞿秋白说我已经留下了，他把最好的马给了徐特立，徐特立是教育部副部长，所以瞿秋白很快就被俘了。
被俘以后，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还有笔供、口供和呈文。1979年复查瞿秋白被捕案时，在中央档案馆找到《多余的话》，是当年羁押他的国民党36师上报的抄本，是足本是最全的，八十年代我们把它收入《瞿秋白文集》。目前贵州、江西出版《多余的话》就是依据这个版本，比以前在国民党时代的《逸经》杂志、《社会新闻》(由国民党“中统”主办)上发表的《多余的话》多了几段文字。另外，瞿秋白对军统、还有36师宋希濂和中统的劝降一概打回去。我们在复查这个案子时，调来了公安部十三局从1954年至1964年十年时间的侦讯卷宗，二十卷。从36师的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松涛、高参陈定、特务连长曾起一直到抓瞿秋白营长李玉等人，还有中统派去劝降的陈建中、王傲夫、朱培璜、钱永健四人，还有和瞿秋白一起被俘的周月林（苏区司法部的部长梁柏台的夫人，做过红军瑞金总医院的院长），另外一个是项英的夫人张亮。这个卷宗说明了一切问题，是在正常情况下审讯、侦查的记录，笔供和口供全有，不是逼、供、信交代的、虚假的东西。事后我们找过36师师长宋希濂，后来是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他说：“我对瞿秋白在监狱里关押时的供词完全负责。”这个卷宗是真实的。
瞿秋白打破了军统的7次劝降，针锋相对，别看他是个书生，但骨子是硬的。军统这些人对瞿秋白说，你做一个识时务者，要像顾顺章归顺国民党、归顺党国。你可以做翻译、可以不公开的做一些文化事业，发挥你的专长，可以不做反共的事情。党国希望你，你的亲属都希望你。瞿秋白很干脆回答：希望我生存你们是有条件的，是让我屈辱的生活，这我做不到。鸟都要爱自己的羽毛，何况人呢？这些人又劝降说，你可以学顾顺章，我们很重用他，顾顺章是共产党的大特务头子，是你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最高的负责人，他归顺以后我们是如何的重用他。瞿秋白说，我不是顾顺章，我不会学他做识时务者。七次谈话，有时是剑拔弩张、有时是笑脸面对，瞿秋白软硬都不吃，中统夸下了海口说，军统不行、宋希濂不行，我们中统保证把瞿秋白说服，让他为党国工作。结果后来宋希濂对王傲夫说，我看你们也不行。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在中统劝降之前写的，国民党在公布《多余的话》时说的很清楚：不要在《多余的话》里找到瞿秋白求生免死的期望，他是可以进退自如的。瞿秋白经历这么多的沧桑事变，不会在生死的问题上参不透，不要抱什么幻想，国民党媒体的报人看的很清楚。
瞿秋白《多余的话》的“问题”是从1962年开始的。而在这之前我讲过，中央包括毛泽东对瞿秋白的评价很高。有过几次评价：一次是1945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就讲“瞿秋白是我们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最后英勇牺牲”。另一次是1955年的6月18日瞿秋白的遗骨从福建找到之后，在八宝山的安葬仪式上，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讲话，也是对瞿秋白作为党的理论家、宣传家、政治活动家，对他的英勇就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这之前195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筹措出版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杨之华写信给毛泽东请他题词，毛泽东很快写就，这个题词写得非常好，是用毛笔写道：“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理解、许多人反对他，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坚持了英雄的立场，他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绝不屈服，他为人民工作的精神，他临难不屈的精神，他有思想，他留下的文字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落款时间是1950年12月31日。这个评价是很全面的，这信写好了装到信封写杨之华收，但是没有寄出去。我们在1980年编《瞿秋白文集》时，从中央档案馆找到了这封信，当时的毛泽东不应该也不可能怀疑瞿秋白有政治问题。有一种估计毛泽东可能忌讳出版瞿秋白的著作会夺自己的光彩。瞿秋白是最早对中国革命对象、中国国情、中国社会阶级分析、中国的革命道路、包括政策策略进行全面的论述，远早于毛主席在四十年代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什么信写好了不寄？这是一个谜。
1962年开始，毛主席开始关注党内反对派的问题、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党内在他身边赫鲁晓夫人物的问题。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从基层到中央七千人参加的大会，也叫做“出气会”。为什么叫出气？因为1959、1960、1961这三年整个的政策出了问题，所谓大跃进实际是大倒退，农业减产40％，农村非正常死亡几千万，最多的估量是四千万，最低的估量是一千七百万，不管怎么说这个数量都是巨大的。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的理想，毛泽东用这个东西想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要赶超英国、美国，这是很美好的理想，却是空想乌托邦。用胡绳的话说“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于是毛与刘少奇为首的中央的另一部分人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就演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毛认为对方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讲的非常彻底，说到农业减产，不进反退，我们没有前进而是后退。饿死人、人吃人是要上书的，是要写到历史上，是要下“罪己诏”的。在历代历朝遇到这样的大凶事，皇帝是要下“罪己诏”，要取得臣民的原谅，自我检讨。但是毛泽东的回答很明确：“我是不下‘罪己诏’的”。因为“罪己诏”只有皇帝才能下。刘少奇的矛头是直接对准毛泽东的。刘少奇又说，我在湖南调查，湖南的农民说没有多大的天灾，这三年都是常年，有灾但不是大灾，所以问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政策、路线、方针出了问题，是人的问题。谁来负责？中央要负责。彭真说，主席的责任要更多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先把彭真打掉。
刘少奇在和谢富治、王任重在谈公安工作的时候还说，我们现在是混我为敌，把老百姓当成敌人，采取非正常的手段，用劳教、劳改、拘押对付老百姓，这是错误的要改正。今天不改，明天人家要揭露你。你不揭，人家要揭。你活的时候不揭，死后也有人要揭你。这话说得太厉害，说的是公安工作，但是这话传到毛泽东那里，他自然会想到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
在斯大林百年之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关押、镇压、杀掉了那么多的人。所以大跃进问题就成了毛泽东的心结。这是明摆的，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饿死那么多人，你怎么交待？我去过几个地方，几个地方的学者包括党校、高校的一些教授，都在做这方面的调查，在六七年前，他们文稿、书稿都写好了。写三年的大饥荒，每个省、每个地区进行调查，有具体的事例、具体的地方和名字。比如青海湟中这一带，人吃人事件有110起，是有名有姓的。年轻人不信这些事。我前两年遇到一些70后，问我，真的有这事？真的有文革这种事？真的有6.4这种事吗？我说，我是亲身经历。1965年到张掖去四清，仅在张掖地区就有四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张掖是甘肃河西走廊最好的地方，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美称。那儿的土地很肥沃，最肥美的沃土却收不回粮食，人们都去大炼钢铁，粮食冻在地里。这边还超标虚报粮食亩产多少千斤、多少万斤。报了万斤就要征一万斤标准的公粮，征不上来就把老百姓的粮食都掏空了，不缴粮就是阶级敌人，这样的情况势必是要挨饿的。我想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包括北京人，也是要用“瓜菜代”来维持生命。说毛主席那时候已经不吃肉，他认为老百姓很苦，要同甘共苦。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公布的毛泽东的生活档案，他不吃猪肉是改吃牛羊肉和西餐了（笑声），菜谱有十几种，这后来都是公开发表的。
这种状况怎么能不纠正？党内怎么会没有意见？刘少奇在讲这些话时就自我批评说：“我也是有份的。”他提出要“包产到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包括林彪都同意，要改变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公共食堂的局面必须解决，而且要从党的高层总结教训，改变这种状况，“与民休息”。这个意见是对的，怎么就成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怎么就成了阶级敌人？
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就关注所谓叛徒集团的问题，就是认为刘少奇这伙人是叛徒。于是就联系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李秀成的《自述》，开始制造反修舆论。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一篇“评李秀成的自述”。太平军的将领李秀成被曾国藩俘虏之后，写了一篇自述，内容是讲太平天国的失误，为什么失败？想说服曾国藩反清，同时为了挽救他麾下的太平军将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刚先生曾经著书，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假投降，是策略性的。戚本禹不赞成这个说法。戚本禹当时认为彭德怀1959年上书，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晚节不忠。应该写文章，借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来隐射彭德怀的晚节不忠，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个目的。
这篇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之后，周恩来看到了，周恩来对周扬说，这样不行，李秀成、太平天国是我们竖起来的，我们党的事业是继承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旗帜，现在戚本禹这篇文章让我们很被动，尤其对文艺界、戏剧界的震动很大，造成思想混乱，所以中宣部要开会清理。中宣部与范文澜、郭沫若商量后，在近代史所召集北京史学界近代史方面的专家二十多人开会，我那时是研究生旁听了这个会。会上是一边倒，翦伯赞、范文澜、邓拓、侯外庐、刘大年、李新相继发言，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林涧青也参加会议，一致批评戚本禹。翦伯赞的发言最激烈，他说，史实都搞错了，这篇文章到处都是硬伤。你反修正主义，不要糟蹋历史人物。林涧青最后宣布三点：“事实上占不住脚；理论上是错误；在实际上是有害的。”建议近代史所刘大年组织一篇文章，肃清戚本禹文章的影响，报刊、电台、电视都不要转播。本来是要求戚本禹到会当面接受批评。戚本禹当时是中央信访办的处级干部，正好出差，没有找到人。事后，戚本禹知道这个消息就准备写书面检查。
这时江青找到戚本禹，江青说，你为党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主席读了你的文章，认为文章写得很好，主席说我们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要继续写，写了以后去找康老（康生）在钓鱼台的写“九评”的那个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戚本禹原准备检讨承认错误，这时一下兴奋起来。不久近代史所有人就把刘大年批评戚本禹的文章清样给了戚本禹，戚本禹就针对刘大年的文章逐条批驳，写成文章后到钓鱼台见康生。康生的那个班子都是大笔杆，调集了当时最强的理论写手。这帮大秀才一边吃饭一边对戚本禹说，你这文章不行，人家的观点你逐个驳，没有力度，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致命一击，这样才能把他驳倒。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是1964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丝毫学术味道，完全是政治文章，在教唆者的指挥和指点下写的。文中对国内的叛徒从汪精卫、陈独秀一直批到彭德怀，国际是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批到赫鲁晓夫。大家要是有兴趣可以去找这两篇文章比较，如果说第一篇文章借学术影射攻击彭德怀，那第二篇文章完全就是政治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解决叛徒集团的指向来写的。戚本禹一下就红了，很快就调到《红旗》，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了红得发紫的人物。
怎么和《多余的话》联系起来？毛泽东在1962年的秋天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是要解决两条路线斗争、要解决修正主义，认为刘少奇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1962年，毛泽东有一个手令，要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定性是在1968年党的会议上，实际张网是从1962年开始。这个手令是我们在瞿秋白专案组时，当时还有刘少奇专案组、谢富治专案组、康生专案组。刘少奇组的负责人亲口和我们组的负责人说，我们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私人档案里查到了这个手令，时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而在这之前，毛泽东算计刘少奇是在1953年的春天，因为高岗和刘少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那时土地改革刚刚结束高岗就要在农村搞合作社，刘少奇说，我们在没有实行机械化之前不要再生产关系上搞这套，不要搞农业集体化，先借着土地改革的契机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然后在工业化水平提高以后实现农业机械化，来实行合作化的效果会更好，过早的实行改变生产关系、改变土地关系不利于甚至会妨害农业生产。然而高岗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是“右”的，当时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波澜。高岗同时从毛泽东那得到知毛对刘少奇种种不满的言论，就以为毛泽东信任他。高岗在底下串连，想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成为第二号人物，他要取刘少奇、周恩来而代之，要做部长会议主席、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时他对很多高级干部封官许愿。这事被陈云和邓小平揭发，于是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后来又开了两次座谈会，揭露高岗和饶漱石所谓反党联盟。高岗很有底气，认为毛泽东信任他。但他估错了形势，毛泽东在权衡整个局面以后还是牺牲高岗。座谈会批评高岗时很严厉，把他的那些丑事全揭露出来。当时我在东北工作，可以看到两个座谈会的文件。光是高岗男女关系问题，有名有姓七十几人。高岗好色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高岗一直等毛泽东找他谈话，毛泽东却没有找他谈话，后来毛泽东对此事也很后悔，觉得应该和他谈一次话。最后高岗选择了自杀，第一次是枪击，没死。第二次是吃安眠药，死了。实际上高岗和饶漱石没有联系，“高饶联盟”是莫须有。
1953年的春天，毛泽东让高岗在沈阳调查刘少奇1929年做满洲省委书记时，在奉天（今天的沈阳）被捕的情况，1953年就下手了。
我再说的1962年以后的事。1963年的一月份，历史学家吕振羽，当时是中央党校的历史学教授、历史教研室的主任，原来是东北人民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是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和范文澜、郭沫若齐名的大历史学家。从南方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回到北京，路过丰台被秘密逮捕。初期是软禁没有行动自由，但是可以看书、写文章、做研究，到文化大革命正式逮捕，前后关了十二年，审讯八百多次，其中的七百多次是让他作伪证，证明1935年11月开始的南京国共秘密接触、秘密谈判是刘少奇主使的，是刘少奇向国民党投降，要消灭红军、取消苏维埃。做这样的伪证七百多次审讯，吕振羽是个硬汉就是不写。
1935年的谈判，刘少奇当时是北方局的书记，化名陶尚行，他让周小舟，后来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最后一位周小舟，当时是北方局下面的一个负责人。刘少奇让周小舟出面和国民党铁道部的副部长曾养甫谈判，曾养甫是由陈立夫指示出面和共产党接触。共产党这方的联络员就是吕振羽。这次谈判持续了9个月，当时国共的秘密接触有四个渠道，这是其中的一个渠道。事先是经过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事后周小舟带了材料到延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但是1963年审查吕振羽时，认为刘少奇是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擅自和国民党接触出卖红军和苏区，这个罪名很大，刘少奇是内奸在那时就定性了。这是第三个证据。
第四个证据。沈醉是军统的少将，后来起义了。解放后是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专员，和溥仪、宋希濂他们都是专员。他在文革之后和他的老朋友说，上边找我调查刘少奇的问题，不晚于1963年。1963年以前，就让沈醉交代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第五个证据，就是戚本禹交待。我们1979年到秦城监狱找他当面谈，问他写“评李秀成的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没有关系？戚本禹说，说老实话我是瞿秋白的崇拜者，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绝不涉及瞿秋白，绝不涉及《多余的话》。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找过我，让我收集瞿秋白的材料，我不忍心，我让我手下的两个人草草弄了一个东西送上去，但是我自己绝对不做这个事情。由此证明，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对刘少奇就是用他的历史问题打击他，把刘少奇搞掉。
于是李秀成的《自述》、《多余的话》就成了毛泽东达到刘少奇而制造舆论的准备。毛泽东对周扬、陆定一、周恩来都谈到这个问题，说李秀成的问题是16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瞿秋白也是这样。毛泽东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实际上就是变节。在中央的一次会议，周恩来看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周恩来说的也非常彻底，说人死了不一定盖棺论定，瞿秋白虽然死了，但是他晚年还是变节自首。对红卫兵的谈话，周恩来至少是六次，其他康生、陈伯达、江青、戚本禹都有一些谈话，这样就把无知无畏的红卫兵煽动起来。
1967年的1月，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到常州掘了瞿秋白母亲的墓，另一支红卫兵到济南掘了瞿秋白父亲的墓。2月7日一批红卫兵到了八宝山，把瞿秋白的墓碑砸了，那墓碑有瞿秋白的照片，现在的没有照片。到了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的造反队伍开到了八宝山彻底把瞿秋白的墓掘了，掘墓扬灰。这都是在讲话影响下、煽动下造成的破坏，所以打倒死人是为了整掉活人，反瞿倒瞿和反刘倒刘是密切相连的。
本来中央的决策者可以从公安部十年的调查报告中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查证明瞿秋白被捕以后的表现是好的。《多余的话》有灰暗的、悲观的、消沉的情绪，这不可否认。但是，他没有出卖，没有出卖人、出卖党，没有求生免死的企求；他没有反对党的路线，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从青年时期就步入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到现在没有改变，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国情是由我来开其端的，尽管我是一个不成熟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当时没有人做这个事，只好用犬来耕田。”让瞿秋白做领袖等于是用老鸦树上筑巢（乌鸦是不筑巢的），是用弱马拉千斤的辎重，他说：“我是力不胜任，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的爱好者，是在文学园地里。但是我不能冒充一个领袖，我是一个不合格的领袖”。瞿秋白面对的是他加入共产党之后，特别是1931年之后，各种党内的斗争给他的摧残和打击，一直到最后把他甩在了绝地，让国民党摆布他。他不能公开讲，《多余的话》热话冷说、正话反说，如“我这个人坏、我这人不行，我这人绅士意识、文人情调，干不了这个事情，所以中央新的领导的想法，我很受启发，我怎么想不到呢？”这是一种讽刺和挖苦。
每一次品味《多余的话》都会有新的体会。瞿秋白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思想上有灰暗、有消沉，作为成全一个英雄、党的领袖、革命家，《多余的话》应该说是多余，但是成全一个心灵的波澜和内心的历程，《多余的话》有它存在的价值。
在狱中能不能写？瞿秋白是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他想的这些东西合盘托出，让后人严格的解剖、审判、拷问。瞿秋白这时已经把生死看透了，所以他的思想可以自由的挥洒，但是他又有一定的顾虑，这个东西是要给敌人看，他不能公开的骂米夫、王明、斯大林，他只能说：“我不行，我的这套东西不合党内的那套东西。”人性和党性难以调和，理想和手段难以调和。他说：“我的理想是无阶级、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可是我们采取的手段，外边是强烈的阶级斗争，不断的肃反、不断地自我残杀，内斗没完没了，而他是深受其害。
这就想到我们如何来看这几十年的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整人运动，文革说穿了是整人的运动，叶帅的讲话里说“整了一亿人”，一亿人是直接被整，不是间接挨整，一个人被整会影响所有的家庭的人。文革中死了两千万人。有的是被红卫兵打死的。8.18前后，我们的办公室的后窗是翠花胡同，我们是在东厂胡同，红卫兵抡皮带打所谓“黑五类”，很惨。那时候人的优点和缺点全被调动起来，优点是对领袖的忠诚、对共产党的忠诚，缺点就是把最原始的兽性也调动起来。
几十年的整人运动和什么思想文化有关系？一个是封建专制主义有关系，这是传统的，是上层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底层的游民文化，游民习气。胡绳是我们原来的院长、大理论家，他在晚年有个反思的十次谈话。他说，我们党内一直存在有游民习气。他说话是很有分寸的叫“习气”。他还说，我们党从1927年开始总体上是“左”的倾向。这也说的很准，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算起，再早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算起，都是“左”的倾向。《中国的各阶级分析》是把整个知识分子推到反革命营垒。根子在哪？一个是封建主义，“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另一个就是游民文化。
游民文化，我在写瞿秋白《〈多余的话〉导读》时概括了几个方面。游民是走投无路的，从社会的正常秩序脱离，一无所有。他们要改变社会稳定的现状，改变自身一无所有的窘境，就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乱了就可以火中取栗，别人的东西就是我的，无本生意，这是游民的反社会性。
第二就是游民的勇敢性。敢于主动出击，该出手就出手，主动进击，一往无前，不怕牺牲，常常被头领驱使成为打手。
第三是内斗和外斗结合起来的斗争性，或叫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有时是内斗盛于外斗。比如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不是，有些大的战犯、大的敌人投诚过来是可以做高官，在建国初期，我们的政协、人大里容纳了很多大的战犯、大的敌人的高官，不至于完全被杀掉。而内斗所谓党内的路线斗争，有时一定要把对方搞掉，置于死地而后快。我举一个例子，党的主席收拾国家主席三十多年前，发生在西路军的事情。
西路军的问题是个很大的历史冤案。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于1936年年底到1937年的3月期间，在河西走廊打了五个月，徐向前元帅领导的三个军，全部被俘、被杀，全军覆没。这个责任从现在我们掌握的档案看，西路军当时是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主席团、张闻天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直接指挥，西路军的进退都得听从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主席团，或者毛泽东、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签署的命令，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作战。这些电报都摆在那里，进、退都有上面的指示，西路军的统帅徐向前和陈昌浩必须执行。最后失败的责任第一位应该是毛泽东来负。但是西路军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中央的电报已经说了“这是你们过去错误的延续”，你们过去跟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分裂主义、逃跑主义的继续，就把罪名转移到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头上，紧接着延安开始清算张国焘。西路军剩下的四百人到了新疆，当时盛世才是亲苏亲共的，把这四百人容纳下来建立新兵营，进行空军、装甲兵等特种兵的训练，后来我们这方面的高级将领有一部分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当时西路军的参谋长是李特，红五军的政委是黄超，这两个人听到延安在肃清张国焘，而且把四方面军的错误扩大化，把许世友这样的将领抓起来，他们不满，在征求是否回延安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表示我们要到莫斯科去讨个说法。于是这两个人就消失了，在九十年代前一直说两个人到了苏联境内作为托派，由苏联的政治保卫局处决了。但是在平反时说了真相，是中共的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亲自到新疆把这两个人秘密处决，就是因为你们要到莫斯科去告状、要反对毛泽东。这样的例证可以举不少。睚眦必报、任何的反对和批评我都不接受，都记着早晚算你的账。
杨尚昆前几年有一个回忆，说的非常彻底，他说，任弼时要是活着非得把他整死不可。任弼时是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五个常委之一。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时反对和批评了毛泽东，而且把毛泽东从中央局的书记拉下来，杨尚昆是毛泽东最贴近的幕僚，对毛泽东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游民的内斗是非常厉害的。瞿秋白、陈独秀、刘少奇都是这个悲剧的牺牲品，文革就是大量的中国人成为牺牲品。
第四是在野时的倡乱。要搞乱这个社会，反独裁、反专制，要民主、要自由，一旦上台就反过来要独裁、要专制、反民主，这就是以暴易暴，结果就是还用暴力来对付他认为的敌人，这就是游民文化当中的政治利己性。
第五是山头林立，拉帮结派的帮派性。
第六是仇文反智，嗜杀无度的野蛮残暴性，不择手段、翻云覆雨，毫无诚信可言。
游民文化渗透到共产党里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造反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揉到一起，“中西合璧”，毛泽东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说的很对，很形象，就是游民加皇帝。朱元璋是典型的游民的代表，一上台马上收拾游民，发路条，走出两里地都要凭路条，他知道游民的祸害。暴君专制、暴民乱制，然后再走向暴君专制，往复的恶性循环。毛泽东是中国农民战争的现代版的胜利者，是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绝对是了不起。为什么毛泽东能取得胜利？把蒋介石收拾了。就是帝王权术、游民的策略都揉到了一起，再加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约束的、不受任何法令、法规约束的对敌人采取暴力行动。原来以为不受资产阶级法律限制，后来查了历次整人运动、肃反，也完全不受自己定的法律限制，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苏区也有宪法，也有民主、自由、公民权利的法规，但是宪法和法规也不过是一张纸，他不遵守。发动文革是不是违宪的行为？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绝对是。但是以毛泽东的能力他就可以这样做，而且全党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对，即使有些不满，在压服之后也就罢了。
当时有没有走资派？资本主义都灭绝了，哪里还有走资派，毛泽东的口号“十年、十五年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所以工商业改造之后资本家的财产已经成为准国有了，无非就是再给点利息、半国有。所以那时没有走资派，有的是走封派、当权派，最大的当权派是毛不是刘，党在国上面。没有人制约他，他垄断了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理论的资源，他推崇个人崇拜，于是只能听他的。他有军队在手，有理论，笔杆子造势，枪杆子撑腰，可以指挥一切。原来让林彪来，后来林彪看出来，文革这样下去不行要收缩。看5.71工程纪要，文革是要收缩。最后信任的就是身边的几个人，包括自己的生活秘书才他最亲近的、最可靠的人。控制了所有的资源，是最大的当权派、最大的造反派，又要造反又要镇压。红卫兵起来控制不了就要镇压，你们都到农村去、插队去、到兵团去，所以红卫兵、五大领袖也是牺牲品，都操纵在毛一个人手里。
我们总结这段历史，重要的是记住它。要否定、消除整人运动，消除像文革这样的灾难，首先要记住，要把真相记录下来。不是中国人健忘，是执政者在掩盖这些丑恶（掌声），文革的历史不能很好的研究，就是因为无理的严格限制，写一篇小文章，有一点涉及文革的编辑就要抹掉。为什么？我说这个人和文革有联系，我写他在文革当中的遭遇，为什么要抹掉呢？说这是上边的指示，我们要保饭碗，只能请你割爱。所以这种文章我们没法写，写出来也只好拿到国外去出版（笑声）。现在是有人写文革史的，我们所里的周良宵、顾菊英两位老夫妻，退休二十年，写了两部书。《文革史》大约是一百万字，还有一个五百万字的资料光盘去年在香港出版，今年出版了《6.4史》是五十万字，也是香港出版。中国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不要太多的人做，有几个人就行。
我最近写的关于宋庆龄的文章，文中写到，文革以后，还可以上溯到反右派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可以说基本上是成了驯服的、听话的、甚至是善于逢源的、顺杆往上爬的、向上攀扶的……俯拾即是，脊骨软化、筋脉倒转，匍匐在地。我这样说有点对不起知识界，但知识界总有几个、甚至有一些敢于讲真话、写真历史的人，我佩服这样的人。我们接受这个教训就是尽我们有限的一份力大家一起来做，有的刊物不愿发表，有的刊物冒险可以发表。在出版《〈多余的话〉导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与编辑素不相识，到现在也没见面，我把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相关的文章编好了，在前面写了五万字的导读，书的前面的文章都叫导读，实际是解析、解读，这位编辑送审时把瞿秋白的文章送审，我的五万字导读扣下了，上级批了以后就与瞿秋白著作一起发表（笑声），我特别感谢这位编辑（掌声）。我刚才讲的很多东西我都写在这本书里，我当时担心的就是这文章不能在大陆面世，但是他居然一个字都没改就发表了。我到现在都很怀念、感激这位高明的编辑，希望以后出版社的编辑都应该向这位编辑学习，给我们作者一些发挥自己独立思考，想写真史的一个空间。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到临死、临难之际最深刻、最深邃的思考，他说，他不再思索了。实际上《多余的话》就是高度思索的结晶，其中把历史、诗情、理论思想融合在一起，是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高峰，他是启发后来的共产党人，要弄懂什么是共产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采取什么样的途径？不是采取那种内斗、外斗，那种用手段来绞杀理想的那种东西，你们要去思考。我想这是一种启示，在中国这种沉重的、深刻的思考，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期望、一种未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大家！可以这么说，三味书屋举办了很长时间的讲座，有几百期了。今天的讲座有两方面特别让我感动，第一是陈老师带着病体（可以听出陈老师沙哑的声音）为我们做了近3个小时的精彩演讲，而且用大量的史实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很清晰的中共的党史，这充分的体现了老知识分子、老史学家的责任、严谨以及勇气。另一方面我也非常受感动今天在座的听众，大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很认真、专注的听陈老师的讲演，而且给予这么热烈的回报，说明大家对这段历史是非常关注的。其实这段历史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太重要，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太深远，如何把这段历史真实的还原？就要靠对这些历史人物逐个进行发掘和恢复原貌。因为所有的历史大事都是由事件、人物构成的，而事件也是由人来做的。对中共历史上的这些重要人物，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是非常重要的还原历史的手段。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共产党的标称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可是我们如果还原成刚才陈老师讲的在毛泽东之前是五位领袖，毛泽东之后截止到目前是六位领袖，没包括邓小平，邓小平都是连带的，邓胡、邓赵、邓江，大概是十一届领袖，现在除了江、胡还没有做评论，毛本人也没做评论，其他的好像都不怎么光荣和伟大，都有不同的问题，如果作为党的一个光荣正确党的领袖都是有问题的话，或者不是叛徒就是反党集团、反党分子、野心家，如何来理解这段历史？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去思索，更多的听取这样老的历史学家、有责任心、有勇气的历史学家为我们揭示历史的真貌。今天考虑到陈老师的身体状况我们就不讨论了，今天的讲演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三味书屋
Wednesday, June 29, 2011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一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情感”。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伟大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乎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二
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传统派”主于记诵，熟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世所提倡。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同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收，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合历史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知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岸。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知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三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彼辈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或谓：“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或则谓：“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或则谓：“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视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之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喑而无知，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瓶，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四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列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而又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则貌变而实未变也。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其间，光辉乍辟，翳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五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其将效宣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试设一浅喻。今人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矣。即为一网球家作一小传或年谱，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迥别矣。何以故？以音乐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与运动家不同故；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又与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国家亦然。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如此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
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故。其他一切饮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无所异于人。若为网球家作年谱，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则某年音乐大会，其人既无预；某年歌曲比赛，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不仅了不异人，抑且有不如无。不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网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乐史之过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与“国会”之创新而无有也。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之爆发，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经济，求一如葛马、如哥伦布空海外，发现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旦日”矣。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七
今于国史，若细心留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八
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绩。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之征服。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此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岂，而秦、汉以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夥。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附：《国史大纲•前言》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情感”。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伟大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乎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二
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传统派”主于记诵，熟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世所提倡。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同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收，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合历史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知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岸。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知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三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彼辈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或谓：“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或则谓：“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或则谓：“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视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之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喑而无知，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瓶，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四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列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而又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则貌变而实未变也。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其间，光辉乍辟，翳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五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其将效宣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试设一浅喻。今人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矣。即为一网球家作一小传或年谱，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迥别矣。何以故？以音乐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与运动家不同故；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又与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国家亦然。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如此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
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故。其他一切饮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无所异于人。若为网球家作年谱，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则某年音乐大会，其人既无预；某年歌曲比赛，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不仅了不异人，抑且有不如无。不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网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乐史之过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与“国会”之创新而无有也。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之爆发，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经济，求一如葛马、如哥伦布空海外，发现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旦日”矣。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七
今于国史，若细心留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八
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绩。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之征服。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此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岂，而秦、汉以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夥。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附：《国史大纲•前言》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Friday, May 27, 2011
唐晓峰：走在大潮边上
〔唐晓峰，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一九六八年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一九七二年五月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一九七五年秋毕业，先在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一九七八年考入北大地理系做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一九八一年留校工作。一九八六年到美国 Syracuse大学地理系读书，一九九四年获地理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五年回到北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书至今。〕
在那个年代，对北京的中学生来说，考上男四中，是“前半生”一大功名，不管后来运势如何，这份小小的骄傲或虚荣都不会泯灭。
◇ 上四中
我初中在四十一中，也是个男校。一九六四年考进四中上高中。那次考试，数学考得不好，移项时把负号忘了，错了一道大题。院里的刘羽关心我，听罢说：“咱们这辈子都上不成四中了。”刘羽比我大，在十三中。
万万没想到，发通知，四中要了我。那时考高中，报三个志愿，如果都没考上，据说也由第一志愿的学校发通知。在传达室拿到四中的信，心里悬着，打开信大喜过望，旁边的女孩儿扑上来打了我几拳。
我琢磨可能是作文把分数补回来。考题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如获神来之笔，写一句是一句，一挥而就。我这辈子，状态超好的感觉有过两次，一次是写这篇作文，还有一次是插队时到县里比赛乒乓球。在决胜盘比分落后的关键时刻，我气壮如牛，连得七分，反败为胜。
还没开学，一个叫赵永明的“老四中”同学来电话（我们宿舍院有公用电话）。“老四中”同学，是指那些初中就在四中的。我们高中班，由原来两个初中班的同学，加上新考进的外校同学组成。在学号上，头十几号和后十几号分属两个初中班，中间十几号是外校来的。我学号二十九。
赵永明找我，是要筹备“十一”活动。我填写的各类表格中，家庭地址是“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宿舍”。尽管没见过面，他认定我可以做文艺骨干。
我果然帮了大忙，从北影免费借来十几套红军服装（拍电影用的）。在赵永明带领下，我们班排练了舞蹈“长征”，在学校评比中，成为最优秀的两个节目之一。另一个是高年级的“水兵舞”。那年“十一”晚上，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跳了好几场。
第一天进四中校园，看见有人在树下读《毛泽东选集》，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天下真有这样的人！”不久又发现身边的同学都有些本事：赵永明朗诵，十分专业；陈哈尔推铅球（北京市少年冠军），铅球在空中横行好一阵；朱景文游泳（北京市少年冠军），姿势不怎么样，但速度极快；刘捷测向二级；李宝臣夜读《史记》；邵立功摇头晃脑，讲述各种大道理。
◇ 开头的日子
“文革”前，我只喜欢自然科学，对文科毫无兴趣。上了高中，我参加北京业余体校航模组。这是个很正规的少年体校，拿出大量精致薄木板，任我们锯开粘合，制作机动模型飞机（配有小发动机，真可以飞天上）。寒假还要集训，天天泡在木屑和化学胶水气味里，但伙食好，按正规运动员标准，竟有油焖大虾。夏天，我还参加了后海舢板训练班，在大太阳底下“一二一二”划舢板。旁边的何大明提醒我：“小心硌破屁股。”
无论航模还是舢板，我都没长性。我最爱的还是攒半导体。几年前，在邻居郑保民叔叔（常演匪兵角色的演员）家见到他自制的小木盒居然能出声。“这就是半导体收音机，”他说。我从此着了迷，开始自攒半导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一管耳塞机到七管超外差，还设计万能电表，自制多刀开关。深更半夜，焊好最后一个线点，接上电池，飘出美妙的声音！
转年班上来了王大理，他因病休学一年，插到我们班。他才是半导体行家，有一天，他拿出自制的线路板，小板焊接得极其精美，导线塑料皮统统剥掉，精心布局，互不交叉，真把我镇住了。从此我跟王大理摽上了，常去他家欣赏他的新成果，课上也偷偷交换线路板设计图。
几乎每礼拜，我都要骑车出去，趴一遍电器商店的柜台。商家深知我们业余爱好者的心理，把新款收音机后盖打开，亮出“内脏”，摆在玻璃柜里，让我们看个够馋个够。
身边尽是有本事的同学，老师讲课引人入胜（刘钊老师的物理课我最喜欢），这是进四中最初的印象。四中也重视体育。我个儿不高，但投篮准，也成了班上篮球主力。虽说学习成绩不像初中那样总排前头，但眼下的日子倒挺合胃口。
◇ 政治来了
生活总不会由着我这样玩乐下去。学校空气中潜藏着什么，浓度越来越大，我是渐渐意识到的。首先是听报告。印象最深的两次是听李瑞环（劳动模范）和李晨（北京市教育局长）的报告。费尔巴哈这奇怪的名字，就是在李瑞环的报告中头一次听说的。
奇怪的是，政治课女老师讲课像报告，班主任开班会也像报告，把人说得热血沸腾、心情沉重。校一级的报告就更不用说了，往往通过有线广播，我们坐在各自教室，屏息凝神，鸦雀无声。
原来在四十一中，没这么多能做报告的老师，只有大队辅导员贾老师的时代感比较强，校长则老气横秋。四中大不一样。那些报告，道理夹着声势，声势夹着道理，搅得人灵魂深处不得安宁。核心是解决“做什么人的问题”。做什么人？不是做科学家，而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习不重要，斗私才重要，因为做接班人要从斗私、斗自己开始。人人要过这道大门槛。团员应该算过了一道小槛，接近接班人的标准，没入团的自然是落后分子，落后就证明还有私字，就得斗（起码自己斗自己）。好在我到家就把这些事忘了。
我有一张幼时的照片：五官端正，学生头，蓝制服，红领巾，左臂有臂章。有这副相貌的学生，都会受老师表扬，在班里总有一官半职。我从小学到高中，总是当官儿（只是级别越来越低，小学三道杠，初中二道杠，高中退队，在班上是课代表，算最低级职位），但不会有大政治，大政治是入团、入党一类，所需的条件我没有。初中时，我是中队主席，学习成绩优秀。一次，一个很淘气的同学对我说：“别看你，我入团肯定比你早。”我一笑而已。没想到，那同学不久果然入了团，而我一直没入上。后来上四中，政治开了窍，才意识到，那同学的父亲是“革干”。
那同学的家庭背景比起四中许多人实在算不了什么。四中的高干子弟多不淘气，我刚进校时，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工作积极，穿着朴素。我见同班的任志上衣有针补的痕迹，还以为他家庭困难呢。伍贻龄家离我家不远，放学常一块回家。路上，他一一告诉我，哪个同学（不光是我们班的）家里是哪种高干，让我连连吃惊。我那时想象干部家庭，天天夜里给儿子讲革命大道理，就像《红灯记》里的“痛说革命家史”。我对革命大道理敬而远之，革命不是我的事。我想求进步，但进步是件很难受的事，最难受的是谈心，当年英语课本上译成“heart to heart talk”。我平生头一次谈心，是与一个要帮助我的干部子弟，我俩在校园找了个背人角落一坐，那种感觉，比头一次搞对象还别扭。
革命无私心才能上战场，才能不怕牺牲，才能受得住老虎凳。我暗自想象自己坐在老虎凳上，肯定受不了，这说明自己不够革命标准。
我一直是满脑子科技人生模式，全然不知有政治一途。还有，虽然我们大院子都是拍电影、演电影的，但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去计划人生。一次晚上叫我去帮着配音，我老大不高兴，导演叔叔看出来了，只好白送我一顿夜宵，让我回家了。
那年头时兴“忆苦思甜”。对旧社会不能忆出甜来，但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必须忆甜，忆完了好接着批判。一次全校大会，有个外班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大会上自我革命，先忆甜，说他们家当年吃的猪肉有“这么厚的膘”，说话间，他五指并拢，横立手掌，比划了一下。他的手势太形象，我一直记着，每次看到肥膘猪肉，都想到他的手掌。总的说来，城里人“忆苦思甜”不易，苦都在农村。
某次班会，出身好的讲光荣，出身不好的讲罪过，表示划清界线。那是第一次气氛紧张的班会，不知是怎么开的头，几乎人人要表态。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富农，也糊里糊涂站起来讲了几句。我忽然知道富农意味着什么，心里吓了一跳。开始还没有什么，这和做半导体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学校的气氛，就是要把我心里这一角放大，再放大，直到成了一块心病大石头。看得出来，周围不少同学都有心病，脸色气质渐渐变了样。
中学也搞“四清”。“四清”运动告诉人们，你身边就有敌人的思想，甚至活动的敌人，无论是思想还是活人，挖不出来不算完。终于有一天，我们班教室后面墙上贴出了进步同学写的小字报，批判某落后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学校的政治压力是从政治老师、校领导那儿蔓延过来的，某些进步同学也加入鼓动，于是乎，校领导和进步同学（多为干部子弟）渐渐拧成一股劲儿。
◇ 讨论《海瑞罢官》
这件事开始还有点儿学术成分，引发了爱思考、爱发言的同学的兴趣。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组织讨论，同学发言挺热烈。讨论很快变成辩论。辩论时，站在报纸立场比较容易，现成的词儿很多。“反方”就不容易了，但因此也才有意思，学习好的、能言善辩的都愿意做“反方”。他们说的有意思，我们听的也有意思。
这次讨论不是脱离实际的课文中的陶渊明之类，而是外面社会上鲜活的大题目。有些同学又让我吃了一回惊。许健康引经据典，范泰林满嘴演说词汇，何大明情绪激动，观点出人不意。他们个个像小大人。校长杨滨大概听了汇报，在校园见到许健康，说：“许健康，你可真健康啊！”关于《海瑞罢官》的报纸文章我一篇没看过，但同学们讲得都很神乎，各有各的道理。抽象继承论对不对？真理有没有阶级性？清官能不能推进历史？我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没有答案的问题。
后来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看来还是姚文元水平高，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击中要害。
◇ “文革”爆发
我永远记得作为“文革”爆发标志的头两篇社论题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牛鬼蛇神”一词，早在近几年的政治词汇中就被使用了，现在升了级，要“横扫”，而且是“一切”。这“一切”里面都有谁？报纸上点名的除了吴晗，还有几个文人，他们已经被扫了，还要再扫哪些人？“触及人们灵魂”，据这两年经验，凡是触及灵魂的事，没有什么是好受的。多数人的灵魂自带三分罪，因为都达不到雷锋、坐老虎凳的水平。
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公布了，北大成了革命焦点。一天傍晚，我和几个同学骑车去了北大。大饭厅（后来叫大讲堂）门口有把门的，我们自称来取经，就混了进去。大饭厅很大，人很多，里面满是大字报。有的贴在墙上，有的顶端粘在绳子上，下面悬空，随风飘。
由于是晚上，气氛有点阴森，你一转身，不定看到哪个熟悉的大名竟是“牛鬼蛇神”。“啊，李晨？！”“啊！这还有彭真！”北大的人是得了内部消息，还是水平高，自己看出来的？半夜从北大回来，几个同学到我家，和衣过后半夜。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这不一定是上级指示，但“枪声就是命令”，革命号角已经吹起来，受了多年革命教育、一直等待革命机会、要实现做革命者梦想的各色群众们，投入革命大潮中。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盖子揭开，没有“牛鬼蛇神”可不行。我们的运动向来是：抓右派，没有不行；找活雷锋，没有也不行。现在是揪斗“走资派”，哪能没有！
革命的首要标志是揪斗领导，校长、班主任就是眼前的领导，即使今天没揪，迟早也得揪。报上说要认清革命潮流，跟上形势，于是北京几所中学（有四中、八中等）联合召开了揪斗教育口“走资派”的大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只见一个个教育口的“当权派”被押上台，随着会场革命温度的升级，他们被勒令下跪、挂牌子、自我招供。张文松的声音纤弱，回话文绉绉的。“到底是领导，毕竟有些水平。”我心想。上台押送或主持会场的是根红苗壮的同学。记不得从谁开始，因为招供“不老实”，开始动武了！台上有人流血！这是我害怕但预感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忘记是哪一天，我们班也把班主任史老师的头发给剃了。当时把课桌排成方阵，大家坐在周围，让史老师坐在中心，由会用推子的同学执行。当时心情很复杂：我们终于也革命了，可实在对不起史老师，同时暗自庆幸，得亏我不会用推子。
◇ 废除高考
“文革”开始那几天，高三的同学还在看书复习，准备高考。但忽然一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北京四中、北京女一中同学“废除高考”的倡议书——嘿，到底轮上我们四中了！“文革”开始好几天了，一直没四中的事儿，习惯当老大的四中人有点儿着急。
当天晚上，北京各界革命群众敲锣打鼓来四中祝贺声援。我到学校看热闹，灯光中见到去年刚考进北大的老四中同学，站在高处向母校致意。大家知道倡议书是高三五班少数人写的，但身为四中人，也沾了点儿革命的光。
准备高考的人收心了，这可能是永远的改变。对善长考试的四中人来说，算是断了门路。课早就不上了，现在课本也不看了，同学们每天坐在教室聊天、辩论。
后来听说，是几个干部子弟先知道上边精神才写的倡议。看来革命需要有背景，普通人要想革命，只能懵着来。
◇ 学马列
大家心中的革命样式主要有这样几种：“五四”运动（上街游行喊口号）、农民运动（造反不怕过火）、武装斗争（政治的最高形式），钻研革命理论（做革命导师或党内理论家）、革命檄文（以大字报一鸣惊人），构成了“文革”运动的基础。
不过这不是人人学得来的，许多都要有资格（比如上街斗人）。对于出身不够好的同学来说，革命的路其实很窄。读马列、研究革命真理，成为某些四中同学（不得不，只能）选择的进步道路。况且，上边也在号召“认真读书，弄懂马克思主义”。
毕竟是书生，不少同学相信马列书中有人类终极真理，可征服世界。赵京兴、许健康是这方面的厚重代表。赵京兴在同学中很有知名度，他以理论见长，善于独立思考，质疑流行观念，马列语录张口就来，辩论时拿他没辙。对这样的人，我们既佩服又担心。当时有人把满口经典理论词汇的人称作“克思”，去掉“马”字，换上个人的姓，比如“赵克思”。克思，代表诚恳、厚重，开玩笑地说，中国的“克思”们只恨缺少大胡子。
“文革”初期，我与郭海军“一对红”，这是从部队学来的，一个先进的帮一个落后的。郭海军是我们班团支书，约我认真读毛选，逐字逐句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读这类书。因为认真，小有感觉。我后来自己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读读到深夜，真是读进去了，顿悟开窍，激动万分，在桌子前头直转悠。由这本书，我似乎开始明白了什么是“主义”。以前感兴趣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可实验的东西（物理、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现在打开一片抽象的天空——“原来这就是辩证法！”
也可能是学得不彻底而落下了毛病，辩证思维害得我黑白不分，左右难辨。每件事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学英语“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很亲切）。见那些同学爱憎分明、言语痛快，很是羡慕。对我来说，真理越想越乱。多年后读陈独秀所言：“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真不愧是廓清云雾的大时代先驱！
赵京兴日后评论自己说，他的思想习惯是从怀疑出发，遇事先生疑问，然后证实。这又是我所不及的。我的特点是接受现实，遇事倾向于理解，寻求解释，这大概是从自然科学那儿来的。
我发现领头的干部子弟其实不读马列，而是读内部政治书，甚至是敌人写的书。我明白了，这才是真政治，而书生与政治无法同步。
学习归学习，话又说回来，在革命大潮中，比的是疯狂，不是理性，要“忠”不要“理”。那其实是个不讲理的时代。人们舞文弄墨、摇唇鼓舌，只是学会了豪言壮语，学会了挖苦损人，学会了诡辩上纲。
不过，写传单大字报，倒也是个练字的机会。有一阵，我负责刻蜡版、印传单，摸索出一种快速字体，像隶体，扁扁的，看着很整齐。有一回形势紧急，伍贻龄口授，我刻蜡版，一张传单转眼完成。还有一回写大字报，因为毛笔顺手，那字迹连我自己都吃惊。宋德镇在旁边边看边夸：“你小子肯定是一笔一划练过。”我自然很是得意。
◇ “老子反动儿混蛋”
某天，学校里贴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我看了，心里一紧。我出身职员，不算“反动”，但那股杀气照样令我战栗。那明摆是错的，我们都摇头，但也知道，此刻已经没有地方讲理。从“对联”得到好处的人，正在社会上疯狂造势，别人没有吭声的份儿。
校园里传出《鬼见愁战歌》。关于“对联”，社会上很快生出变种，原来横批“基本如此”，有人觉得不够狠，改作“绝对如此”、“永远如此”，“鬼见愁”等。《鬼见愁战歌》是我们班陈小田与高一五刘辉宣作曲，我现在还记得那曲子：
１•１ ５ ５｜５ ３１ ２－｜１•１ ５ ３｜２ １ ５－｜６•６ ５ ５｜１５ １２ ３ ２３｜６•６ ５－｜３１ ２２ １－｜（注：红字下面加点，是低音。）
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唱到此结束，接着是叫喊：“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最后的“蛋”字喊得最响亮。这是仅次于《造反歌》的中学生“革命”流行歌曲。无论男生女生，张嘴“他妈的”，成了革命激情词汇。
“文革”开始了，我们照样下乡劳动，没干两天，突然接到回校通知。校园气氛异样。教室里播放北大附中彭小蒙的讲话录音：“江青同志感动得哭了……”什么什么的，声调激昂。又出了什么大事？原来是撤消工作组。
一天，有个同学（干部子弟）冲进教室说：“海淀红卫兵受压，我们得去支持……”这是我头一次听说“红卫兵”。没几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名声大噪，引领时代潮流。
某天下午，忽见穿旧军装的同学云集操场转圈喊口号，不用说，他们都是“红五类”，都是“好汉”。原先班里除了几个身份明确的干部子弟，还有谁是“红五类”，我并不清楚。他们现身操场，我依次查看，噢，他，还有他，原来他们也是“红五类”。其中好几个人，原来都很谦和质朴，如今夹在气焰万丈的队伍中，也跟着挥舞臂膀，高呼口号。
阵营变得泾渭分明，我从教室望着操场，感到一道深深的沟壑出现在“他们”和“我们”之间。
那几天，干部子弟纷纷换上旧军装，腰系武装带，足蹬将校靴，佩戴红袖章，显出逼人的英姿。比如刘辉宣，他虽然不是我们班的，但我对他印象深刻。那年春天筹办校运动会，我注意到有个身材不高的人反复苦练跳高，直到黄昏仍不罢休。他朴素执着，还以为是工人子弟。可如今他戎装一身，在校园风风火火，判若两人。
起初非“红五类”不准带袖章，后来成立“新四中公社”，才人人有权戴袖章。我的“新四中公社”袖章现在还留着。
在“红五类”、“黑七类”之间，按张育海的说法，还有“麻六类”。我听了，觉得好玩，也对，中间的混乱如麻，左右不是人。
许多地方都搞起“对联”辩论会，那根本不是什么辩论，而是以势压人。我去过灯市口中学的辩论会。强烈的灯光照在台上，“红五类”排队上台，在麦克风前厉声叫喊：“我出身革军！”（欢呼声热烈）“我出身革干！”（欢呼声热烈）“我出身工人！”（欢呼声一般）。台下出身不好的都沉默着。沉默干嘛还来？是要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最好是“红五类”）能站出来说两句公道话。基本没有，绝大多数没这个胆儿。
四中干部子弟中有头脑的人私下说过：“谁真把对联看成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但现在需要这么说说。”潜台词是：过去对“狗崽子”们压得还不够（虽然早就受到限制，比如不准上大学），非得叫他们彻底屈服不可。
从“对联”开始，我对干部子弟这个群体，原有的敬意全无（与个别人还是朋友），他们身上再无父兄折射的光芒，只剩特权带来的狂傲与利益。而在另外的群体中，却有着真正的智慧、才华、幽默与尊严。
“红五类”与“非红五类”，这两大群体间的冷战热战，渐渐成为中学生的主旋律。要说这两拨人根基都不弱，成熟干练，满嘴马恩列斯毛的大道理，背后可大不一样。差异不是嘴上决定，是背后决定的。一边是说对了也没用，另一边是说错了也没事。高干子弟中的党员不再是学生，他们早就准备接班了。“文革”一开始，从校一级到班一级，领导都换成干部子弟。工农子弟虽属“红五类”，但地位不高，他们的父辈是老干部的群众，自己则是干部子弟的群众。
“对联”在社会上逞够了淫威，才被上边叫停。此后人们嘴上不说，但心里明戏，每次填写人事表格，上面都有“出身”一栏。填表填到这里，不同出身的有不同滋味。出身一直是沉重的政治包袱，党的政策虽然不“唯成分”，但还是要“讲成分”。这包袱直到改革开放才卸下来。
◇ “八一八”
前一天得到通知，要去天安门广场开大会，说有大首长出席。校方要求每班先确定参加者名单。我们班坐在教室桌子上开会评选。我是一般人儿，没问题，但说话尖刻的刘捷没选上，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他是团员，还一直是我的入团联系人呢。
那天排队出发，一早来到天安门广场，四中被安排在正面偏东的位置，离城楼很近。我在一个灯柱下，眼见着各校一队队人陆续到来。
等了好一阵，城楼上还是空荡荡的。忽听大喇叭喊：“各校派Ｘ名红卫兵到天安门下集合，有任务。”当时还以为是叫去执勤，站岗维持秩序什么的，学生领袖们都没走，而是派了些勤快的人手。没想到，他们很快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得意地向下面的人挥手。我非常吃惊：“豁！居然让他们上了天安门！”革命总是出新招。
原来空旷的城楼上显出热闹气氛，渐渐，人越来越多，有些显然是首长。
不记得是否伴有《东方红》的乐曲，身穿军装的毛主席和林彪出现在中心位置。我是远视眼，看得很清楚。刘少奇没穿军装，一身灰蓝制服，也没有与毛、林站在一排，他在前面一排，台阶位置低一点，身边也没有簇拥多少人。周总理的身影很明显，穿浅蓝色短袖衬衫，在上面来回走动，像是在维持秩序。
大会开始。
林彪讲话，显得气力不足，声音尖细，与我期待的差别很大：他是大元帅，名字又是“彪”，应该铿锵有力。好在讲到“立四新”：“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声调忽然悠上来，加上湖北口音，有些力量。再就是讲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也是这样。事后看《参考消息》，外国报纸评论，也说林彪这几句话讲得有些力量。
彭小蒙这一阵正出名，她上来讲话，一点也不意外。我记得她的豪言壮语：“前面有刀山，有火海，但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她口齿凌厉，飒爽英姿，皮带一扎，效果比男生强。
还有谁讲话，忘了。
讲完话，毛走到城楼西头，招手，我看到那身姿，十分英武，有统帅的样子。我跟旁边的人说，这个姿势肯定会有照片特写。
散会后，大家自由往回走。我碰上同班的杨英杰（“红五类”，但不是高干子弟），他劈头一句话：“我他妈上城楼子了！”他接着激动地说：“想跟毛主席握手，挤不上去，一回头，看见刘主席旁边人不多，我上去就满手握住……我站在李聚奎旁边，让他签了字，你看——”他掏出小本让我看。我原来不知道李聚奎，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
报纸登出了许多照片，引人注意的是干部子弟们。宋彬彬走到毛主席身前，报上自己名字。毛问“是哪个彬字？”“文质彬彬的彬。”“要武嘛！”几天后，听说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她所在的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八一八”过后，红卫兵小将以革命的名义，在社会上掀起“破四旧”的狂潮。“要武”的社会作用很快显现，大批“黑五类”分子和“流氓”被殴打。北京城充满血腥的恐怖气氛。
一天我进校门，看见花坛被抽得一片狼藉。到处贴着标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 “西纠”
海淀区“红五类”创造了红卫兵的奇迹，四中的不甘示弱。“八一八”以后，社会秩序大乱，一拨拨红卫兵为所欲为，借这个机缘，以四中干部子弟为主，成立了“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最初的目的是要管束街上红卫兵们“无组织、无纪律”的状况。当然，“西纠”的头头自认为比一般的红卫兵要高一等。不用说，比一般老百姓就要高好几等了。
“西纠”发布了一连串《通令》，宣布某些革命纪律和公共政策，印成一大张一大张的，贴到大街上，比警察的话还管用。有些内容我觉得还不错，比如实施多年的晚间骑车要带灯的规定（连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也提到），被某号“通令”给取消了。《通令》说，北京城大街上路灯明亮，骑车没必要再带灯。我很拥护这一条：晚上骑车总有警察或志愿者找麻烦，没有灯，就得推着走。北京人的车灯，从此成了家中犄角旮旯的废物。
不过，“西纠”这种高高在上的地位，很快就与更“革命”行动对接了——“西纠”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比红卫兵更激进、更残酷的组织。比如，六中劳改所发生的一切，令人发指。“西纠”的名声很快就完蛋了。
我们班有几个人，批判“西纠”最勇敢，最有力。那一阵，我们常聚在教研室小院某间小屋议论时政。一天晚上，王祖锷提出到“西纠”总部门口去贴大字报。这可太悬了，那帮人说打就打，铜头皮带抡起来，很危险，没几个人敢去。王祖锷说：“那有什么，你们不敢去，我去。”他果然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首都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除毛主席、林彪外，中央首长悉数出席。王祖锷上台做主题发言，批判“西纠”。有人照了照片，前面是念稿子的王祖锷，后面坐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这次大会标志着“西纠”的终结。
批判“对联”、“西纠”，还有后来的“联动”，令干部子弟大受挫折。很多人不服气，于是喊出著名的口号：“二十年后见高低！”
其实干部子弟中也出现分化，因父辈被打成“走资派”，他们的子弟底气没了。我们班陈小田，大串连出发时还是队长，路上看到批判他父亲的大字报，就地被免了职。最早那批红卫兵不到一年就“老”了，为了与新红卫兵区别，被称作“老兵”。批判“血统论”后，所有学生组织均可自称红卫兵，于是红卫兵满街都是了。
◇ 我们高二（二）班
“文革”高压，我们班的“黑五类”、“麻六类”却没怎么退缩，很有几个敢干的人。再有，按何大明后来的分析，因为班里“红五类”的小首领邵立功与学校那些大头头们有矛盾，隔着邵立功，大形势渗透不进来，于是我们高二（二）班的气氛有些不同。
班上辩论“对联”，反对的声音很大。杨百朋反对“对联”，对方称他为“混蛋的平方”，也只不过是借助外边的声势，在班里没什么作用。听说牟志京到外校公开反对“对联”，差点挨打。他坦定、自信，从不大喊大叫，但胆量过人。他从不在班上结伙，独往独来，到社会上结识了遇罗克。牟志京与王建复创办了《中学文革报》，刊登遇罗克的《出身论》，轰动社会。随后，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何大明等人又办了《只把春来报》（“报”字双意），登了张育海的《论出身》。那阵子，常见张育海等人蹬着平板三轮车到大街上卖报。
我们班的“非红类”成立了三个战斗队：“长征”、“卷巨澜”、“星火燎原”，合称“长卷星”，听起来好像是天上的妖星。三个战斗队合而不同。
“星火燎原”有许健康、王祖锷、伍贻龄、朱景文、黄琪等。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最认真，在批判反动路线、批“西纠”等事上贡献不小。许健康（我们称“老许同志”，是模仿《红岩》中对许云峰的称呼）是北京市“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常委，王祖锷和吴宝麟，都是四中“大联合”后的校革委会副主任。
不少重要的批判稿是由朱景文起草的，他还热爱朗读其文。我们半真半假，夸他的声音像齐越（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席男播音员，主念中央文件、重要社论等）。
我和任志、陈小田、王大理、赵永明等在“长征”战斗队，我们最喜欢大串连，打算徒步去井冈山，买了绑腿、“红卫兵长征地图”等，就等开春了，故叫“长征”。比起“星火燎原”的人，我们玩性大些。一九六七年夏去成都，住在西南局大楼，正赶上武斗，在子弹的呼啸中讨论下一步任务。我们说要去桂林，黄琪则批评我们“抓军内一小撮”不认真。
“长征”战斗队占了生物教研室，里面有架钢琴，我在那学会了“乱弹琴”，后来唬了几十年。没想到在那儿的贮藏柜见到杨百朋家的相册和照相机等，估摸是我校红卫兵从他家抄来的。一二零相机好像已经坏了。照片显然都是解放前的，打扮庄重，很有身份的样子。
生物教研室有个大桌案，我们开会，也包过饺子。那次过年包饺子，大家分工，我擀皮，王大理找肉，何大明偷食堂的白菜，他溜墙根偷白菜，我在后面望风。我们常常“战斗”到半夜才回家。
王大理热心，认识各校不少人，他脑袋大，张育海叫他“交际瓜”。任志记性好，尤其善记事实真相（后来在北京市档案馆工作，上级可算知人善用），他是保校长杨滨的重要人物。
杨滨的专案问题集中在一份会议记录本上，有几句杨滨的话很“反动”，有点不像是真的。于是其真假成了侦辨的焦点。有一天晚上，在阶梯教室举行伪造记录“听证会”，是“保杨滨派”组织的，张育海、孙沛都出场为杨滨辩护。张育海还特意穿了件新衣服，带上围脖，像“五四”革命青年的样子。孙沛考证细密，娓娓道来，根据记录本上字迹的颜色、摩擦程度论证其伪。
“卷巨澜”（简称“卷派”），是一帮才华横溢的“痞子”，有张育海、吴景瑞、李宝臣、杨百朋、刘捷、何大明等。这帮人的性情与那个时代反差最大，压力也最大。参加“文革”，他们是半真半戏。
不管什么关头什么事件，只要张育海在场，都是中心人物。赶上班里讨论（或辩论），他既有见解又有乐子。某校运动形势吃紧，张育海偶然在场，大家素不相识，因其见解过人，部署合理，当即被推为司令。但熬完夜到第二天，这位司令却不见了。
杨百朋被张育海誉为“班里最聪明的人”，相对论的原理，就是我高一刚进校时听他讲的。吴景瑞不善言辞，但心大，有毅力。一九六五年参加京密引水工程劳动，挖了一天土，够累的，收工往回走，他却挑着两个土筐，里面各放一块大石头，摇摇晃晃走在队伍后头，为了炼出铁肩膀。他在大串联中神秘消失了，不知所终。李宝臣文科底子好，经常与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辩论。我是语文课代表，毛老师私下对我说这个学生其实不错。“斗批改”时，他去颐和园参加“运动”，住当年皇家房舍，我去转了一圈，正值夏天，里面很是阴凉舒适。中学期间，宝臣多次造访西太后御前女官容龄，得知不少清宫秘史。
“卷派”自然而然与遇罗克这样的人走到一起，常听他们讲遇罗克哥儿俩的事。他们的观点、言行，总是与革命主流格格不入。
◇ 复课逍遥
一九六七年春天，上面号召“复课闹革命”，大家都被叫回学校，有军代表进驻管理，每班有个排长（其实是战士）。回到学校并没有什么“复课”，“闹革命”也是虚的，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逍遥起来。我也看明白了，这革命，底下怎么“闹”都没有用，一切都是上边说了算。
除了继续攒半导体，还多了一样，我开始拉手风琴。手风琴是从北影借的，１２０贝斯。我们班一下冒出三个拉手风琴的，除了我，还有陈小田、赵颐庚。小田和我一样是新学，赵颐庚练得早，已有相当水平。陈小田拉琴不连贯，一顿一顿，听着让人着急。杨百朋评论说：“小田拉琴像拉屎一样，赵颐庚拉琴像撒尿一样。”我善拉革命歌曲，只要会唱就会拉，很实用。我和赵永明合作的手风琴伴奏《红灯记》，后来成了保留节目。
我们班，还有张育海拉小提琴，蒋效愚打扬琴，杨百朋吹黑管。一天，杨百朋吹“阿拉伯舞曲”，让军管“排长”听到了，觉得味儿不对，问：“杨百朋，你吹什么哪？”百朋答得妙：“阿拉伯人民热爱毛主席”。在对面北医礼堂开全校文艺联欢大会，轮到我们班，呼啦啦上去半个班，人人手持乐器，真真假假排出乐队的规模，引起台下一阵骚动。
大家都喜爱文艺活动，于是有人出面组织正式的合唱队。报名的不少，我们班赵永明、陈小田、渠川屿、范泰林、张幼声、伍贻龄、刘勇，还有我，都报了。分高低音部，我们都争当男高音，没人挑低音部。音乐老师曹汇澄动员说：唱高音只是唱主旋律，容易，而唱低音难度大，因为旋律不同，所以唱低音的才水平高。我们几个改挑了低音部。
合唱队还需要一半女生，都是从附近三十九中请的。四中的老爷们没有“处过”女生，于是殷勤备至。张育海赞扬朗诵的那个小女生有“深情”的眉毛。
排练大合唱《红卫兵组歌》（其实是造反派组歌，造反派的狭义概念是指受过“血统论”压迫的），曲调套用流行的《长征组歌》，歌词由语文老师李颐扬改写，有“国防科委擒如璋”（揪斗“走资派”），“何处青山埋忠骨”（大串连），“阴云布，恶风狂”（反动路线），“造反派想念毛泽东”等。唱到“中央文革”，背景大幕上出现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照片。人们认为“中央文革”救过造反派。
在合唱队，我们班赵永明是台柱子，又唱又朗诵，声音浑厚，相当“男一号”。蒋效愚去新疆串连，回来晚了，一个萝卜一个坑，而老蒋凭着一手新疆学来的手鼓，终于挤进合唱队。没过多久，他倒成了主心骨，合唱队头头们开会：“老蒋没来商量什么劲儿，得等老蒋来！”
“老兵”也组织了合唱团，由刘辉宣任指挥，不记得唱什么歌。有一天建校“飞虎队”闯进四中，个个头戴柳条帽，武器有铁刃和螺丝母弹弓。他们找“老兵”寻仇，杀气腾腾，一下改变了以耍嘴皮子为主的校园气氛。“老兵合唱团”正在食堂排练，一见“飞虎队”那架势，四散逃离，逃得最快的数四中的“老兵”，他们熟悉地形，很快从后面翻墙而遁。刘辉宣是指挥，背对“飞虎队”，毅然站立，直到最后一刻。
六斋（宿舍）是个痞子窝，以高一（五）的人为主，我们班陈捷也在住。这里渐渐成为高二（二）与高一（五）两班臭味相投者的窝点。较熟的高一同学有表面文质彬彬的赵振开和大头曹一凡等。赵振开用文雅声调说痞话。曹一凡略施小计，为制作“新四中公社”铝质徽章露了一手，一时成为英雄。我记得到六斋熬夜洗照片，放大机是陈捷借来的，环状灯源，很奇特。
“复课闹革命”期间，也常有游行任务，每班一个方队，全校走成一条长龙。每班有个带头喊口号的，我们班是蒋效愚。他嗓门巨大，别的带头喊，只有本班听到，老蒋一声吼：“打倒某某某！”，只见前面五六个班的人跟着挥手呼应，声势壮观。
◇ 又去“串联”
“复课闹革命”不到半年，学校又乱了，我们趁机上路，这是六七年夏天。
头一次“串联”是六六年九月，我们去上海，那次上面最支持，我们最舒服。住在华东师大，白住白吃，每天逛大上海。当然，也要摆出几分革命的架式。我们乘公共汽车，宣读“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不知从哪儿捡的），传单用的都是狠词儿，车上的上海人一声不吭。下了车，我们消失在上海食品商场的迷宫中。
有一次在饭馆吃晚饭，不知怎么与上海人呛呛起来，后来演化为大辩论，招了一屋子人。我们这头有几个“红五类”，目中无人，横竖有理，把上海人气坏了。大概是谁讲了“中央的人也可以反”，有个站在高处的上海青年激动地喊：“誓死保卫党中央！”他的手举在头上挥舞，差点碰到旋转的电扇。
后来还去了北大荒赵光农场，白天坐马车收玉米，晚上访问上海老知青。那是冬天，天气寒冷，我们都在鞋里塞了乌拉草。
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次去西南，上面已明令禁止白坐火车，只有另想别的招数（包括坐车厢顶上、搭货车等），一路辛苦。我们从成都转到桂林、贵阳、昆明、广州，游山玩水，品尝各地小吃，也目睹了武斗场面。从广州回来，火车已被严格管制，扒不成了。出路只有用学生证借车票，事后还钱。我们几个借票时都把学生证上的名字改了，任志改作李林，宋建华改作勇求实，我改作唐逢喜。四中收到催债名单，发现大多数都“查无此人”，我们班只有王大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老实实还了钱。
从广州回来，不但没车票钱，连饭钱也没有。头一顿饭我们都不买，两位北京铁道学院（后改为北方交大）的大学生问：“你们怎么不吃饭？”“不饿。”第二顿饭我们又不买，大学生问：“你们是没钱吧？”大学生马上给我们每人买了两份盒饭，后来顿顿买（如今连他们的名字都忘了，真是忘恩负义）。到北京下车后，我先到学校，因为头发长，脸黑，衣服脏（现在说，有点像犀利哥吧），进校门把一个同学吓了一大跳。多年后他还老提这件事：“你那回那副德性真吓人！”
◇ 离开四中
上面不让我们老泡在学校，开始叫我们到社会上就业了。这是大势所趋，当时的说法是新的革命大方向。有去北大荒的。老蒋在张罗去新疆，但没什么结果。我迷迷糊糊的，工厂对我没新奇感，“文革”中我去过北京无线电三厂“学工”，无聊。
一天早上到学校，门口小黑板写着“内蒙古土默特旗下乡插队，自愿报名”。我看了也无所谓。碰到陈小田、任志，他俩拿着地图，说土默特旗虽然在内蒙古，其实不算远，而且在铁路线上，要去插队，这个地方还行。越说优点越多，越说越觉得合适。
插队看来是躲不过去的“大方向”，插就插吧，当时就这么简单，一个上午敲定下来。我心想，到农村插队也只是个过渡，总不会有去无回。下乡劳动不也好几回了吗？先走了再说。
很快赵永明、黄钧也加入我们的行列。进村不久，蒋效愚、王大理、陈捷也赶来了，形成我们班内蒙插队的一伙儿。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我们登上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土默特。车上陈小田拉手风琴，赵永明唱歌，似乎豪情不减当年。
四中的岁月结束了。
一九六九年夏秋，在山西山阴县插队的刘捷来我们村玩。我俩坐在哈素海的岸上聊天。刘捷说：“你们这儿干得还不错，不过你的志向恐怕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县吧？”我说：“那当然了！”其实我底气不足，但不能说软话。现在回顾我的官运，我这辈子当过的最大的官儿只是生产队长，在农村垫底。后来到学校当教研室小头头，在学校垫底。被任命为教研室头头时，我说：这是平级调动。现在系里的会计还叫我“生产队长”。
那时我妈常说我：“上了四中，尽想一些不实际的事情，还不如不上呢。无线电没干成，手风琴也没干成。”
□ 原载《暴风雨的记忆》
在那个年代，对北京的中学生来说，考上男四中，是“前半生”一大功名，不管后来运势如何，这份小小的骄傲或虚荣都不会泯灭。
◇ 上四中
我初中在四十一中，也是个男校。一九六四年考进四中上高中。那次考试，数学考得不好，移项时把负号忘了，错了一道大题。院里的刘羽关心我，听罢说：“咱们这辈子都上不成四中了。”刘羽比我大，在十三中。
万万没想到，发通知，四中要了我。那时考高中，报三个志愿，如果都没考上，据说也由第一志愿的学校发通知。在传达室拿到四中的信，心里悬着，打开信大喜过望，旁边的女孩儿扑上来打了我几拳。
我琢磨可能是作文把分数补回来。考题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如获神来之笔，写一句是一句，一挥而就。我这辈子，状态超好的感觉有过两次，一次是写这篇作文，还有一次是插队时到县里比赛乒乓球。在决胜盘比分落后的关键时刻，我气壮如牛，连得七分，反败为胜。
还没开学，一个叫赵永明的“老四中”同学来电话（我们宿舍院有公用电话）。“老四中”同学，是指那些初中就在四中的。我们高中班，由原来两个初中班的同学，加上新考进的外校同学组成。在学号上，头十几号和后十几号分属两个初中班，中间十几号是外校来的。我学号二十九。
赵永明找我，是要筹备“十一”活动。我填写的各类表格中，家庭地址是“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宿舍”。尽管没见过面，他认定我可以做文艺骨干。
我果然帮了大忙，从北影免费借来十几套红军服装（拍电影用的）。在赵永明带领下，我们班排练了舞蹈“长征”，在学校评比中，成为最优秀的两个节目之一。另一个是高年级的“水兵舞”。那年“十一”晚上，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跳了好几场。
第一天进四中校园，看见有人在树下读《毛泽东选集》，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天下真有这样的人！”不久又发现身边的同学都有些本事：赵永明朗诵，十分专业；陈哈尔推铅球（北京市少年冠军），铅球在空中横行好一阵；朱景文游泳（北京市少年冠军），姿势不怎么样，但速度极快；刘捷测向二级；李宝臣夜读《史记》；邵立功摇头晃脑，讲述各种大道理。
◇ 开头的日子
“文革”前，我只喜欢自然科学，对文科毫无兴趣。上了高中，我参加北京业余体校航模组。这是个很正规的少年体校，拿出大量精致薄木板，任我们锯开粘合，制作机动模型飞机（配有小发动机，真可以飞天上）。寒假还要集训，天天泡在木屑和化学胶水气味里，但伙食好，按正规运动员标准，竟有油焖大虾。夏天，我还参加了后海舢板训练班，在大太阳底下“一二一二”划舢板。旁边的何大明提醒我：“小心硌破屁股。”
无论航模还是舢板，我都没长性。我最爱的还是攒半导体。几年前，在邻居郑保民叔叔（常演匪兵角色的演员）家见到他自制的小木盒居然能出声。“这就是半导体收音机，”他说。我从此着了迷，开始自攒半导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一管耳塞机到七管超外差，还设计万能电表，自制多刀开关。深更半夜，焊好最后一个线点，接上电池，飘出美妙的声音！
转年班上来了王大理，他因病休学一年，插到我们班。他才是半导体行家，有一天，他拿出自制的线路板，小板焊接得极其精美，导线塑料皮统统剥掉，精心布局，互不交叉，真把我镇住了。从此我跟王大理摽上了，常去他家欣赏他的新成果，课上也偷偷交换线路板设计图。
几乎每礼拜，我都要骑车出去，趴一遍电器商店的柜台。商家深知我们业余爱好者的心理，把新款收音机后盖打开，亮出“内脏”，摆在玻璃柜里，让我们看个够馋个够。
身边尽是有本事的同学，老师讲课引人入胜（刘钊老师的物理课我最喜欢），这是进四中最初的印象。四中也重视体育。我个儿不高，但投篮准，也成了班上篮球主力。虽说学习成绩不像初中那样总排前头，但眼下的日子倒挺合胃口。
◇ 政治来了
生活总不会由着我这样玩乐下去。学校空气中潜藏着什么，浓度越来越大，我是渐渐意识到的。首先是听报告。印象最深的两次是听李瑞环（劳动模范）和李晨（北京市教育局长）的报告。费尔巴哈这奇怪的名字，就是在李瑞环的报告中头一次听说的。
奇怪的是，政治课女老师讲课像报告，班主任开班会也像报告，把人说得热血沸腾、心情沉重。校一级的报告就更不用说了，往往通过有线广播，我们坐在各自教室，屏息凝神，鸦雀无声。
原来在四十一中，没这么多能做报告的老师，只有大队辅导员贾老师的时代感比较强，校长则老气横秋。四中大不一样。那些报告，道理夹着声势，声势夹着道理，搅得人灵魂深处不得安宁。核心是解决“做什么人的问题”。做什么人？不是做科学家，而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习不重要，斗私才重要，因为做接班人要从斗私、斗自己开始。人人要过这道大门槛。团员应该算过了一道小槛，接近接班人的标准，没入团的自然是落后分子，落后就证明还有私字，就得斗（起码自己斗自己）。好在我到家就把这些事忘了。
我有一张幼时的照片：五官端正，学生头，蓝制服，红领巾，左臂有臂章。有这副相貌的学生，都会受老师表扬，在班里总有一官半职。我从小学到高中，总是当官儿（只是级别越来越低，小学三道杠，初中二道杠，高中退队，在班上是课代表，算最低级职位），但不会有大政治，大政治是入团、入党一类，所需的条件我没有。初中时，我是中队主席，学习成绩优秀。一次，一个很淘气的同学对我说：“别看你，我入团肯定比你早。”我一笑而已。没想到，那同学不久果然入了团，而我一直没入上。后来上四中，政治开了窍，才意识到，那同学的父亲是“革干”。
那同学的家庭背景比起四中许多人实在算不了什么。四中的高干子弟多不淘气，我刚进校时，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工作积极，穿着朴素。我见同班的任志上衣有针补的痕迹，还以为他家庭困难呢。伍贻龄家离我家不远，放学常一块回家。路上，他一一告诉我，哪个同学（不光是我们班的）家里是哪种高干，让我连连吃惊。我那时想象干部家庭，天天夜里给儿子讲革命大道理，就像《红灯记》里的“痛说革命家史”。我对革命大道理敬而远之，革命不是我的事。我想求进步，但进步是件很难受的事，最难受的是谈心，当年英语课本上译成“heart to heart talk”。我平生头一次谈心，是与一个要帮助我的干部子弟，我俩在校园找了个背人角落一坐，那种感觉，比头一次搞对象还别扭。
革命无私心才能上战场，才能不怕牺牲，才能受得住老虎凳。我暗自想象自己坐在老虎凳上，肯定受不了，这说明自己不够革命标准。
我一直是满脑子科技人生模式，全然不知有政治一途。还有，虽然我们大院子都是拍电影、演电影的，但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去计划人生。一次晚上叫我去帮着配音，我老大不高兴，导演叔叔看出来了，只好白送我一顿夜宵，让我回家了。
那年头时兴“忆苦思甜”。对旧社会不能忆出甜来，但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必须忆甜，忆完了好接着批判。一次全校大会，有个外班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大会上自我革命，先忆甜，说他们家当年吃的猪肉有“这么厚的膘”，说话间，他五指并拢，横立手掌，比划了一下。他的手势太形象，我一直记着，每次看到肥膘猪肉，都想到他的手掌。总的说来，城里人“忆苦思甜”不易，苦都在农村。
某次班会，出身好的讲光荣，出身不好的讲罪过，表示划清界线。那是第一次气氛紧张的班会，不知是怎么开的头，几乎人人要表态。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富农，也糊里糊涂站起来讲了几句。我忽然知道富农意味着什么，心里吓了一跳。开始还没有什么，这和做半导体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学校的气氛，就是要把我心里这一角放大，再放大，直到成了一块心病大石头。看得出来，周围不少同学都有心病，脸色气质渐渐变了样。
中学也搞“四清”。“四清”运动告诉人们，你身边就有敌人的思想，甚至活动的敌人，无论是思想还是活人，挖不出来不算完。终于有一天，我们班教室后面墙上贴出了进步同学写的小字报，批判某落后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学校的政治压力是从政治老师、校领导那儿蔓延过来的，某些进步同学也加入鼓动，于是乎，校领导和进步同学（多为干部子弟）渐渐拧成一股劲儿。
◇ 讨论《海瑞罢官》
这件事开始还有点儿学术成分，引发了爱思考、爱发言的同学的兴趣。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组织讨论，同学发言挺热烈。讨论很快变成辩论。辩论时，站在报纸立场比较容易，现成的词儿很多。“反方”就不容易了，但因此也才有意思，学习好的、能言善辩的都愿意做“反方”。他们说的有意思，我们听的也有意思。
这次讨论不是脱离实际的课文中的陶渊明之类，而是外面社会上鲜活的大题目。有些同学又让我吃了一回惊。许健康引经据典，范泰林满嘴演说词汇，何大明情绪激动，观点出人不意。他们个个像小大人。校长杨滨大概听了汇报，在校园见到许健康，说：“许健康，你可真健康啊！”关于《海瑞罢官》的报纸文章我一篇没看过，但同学们讲得都很神乎，各有各的道理。抽象继承论对不对？真理有没有阶级性？清官能不能推进历史？我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没有答案的问题。
后来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看来还是姚文元水平高，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击中要害。
◇ “文革”爆发
我永远记得作为“文革”爆发标志的头两篇社论题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牛鬼蛇神”一词，早在近几年的政治词汇中就被使用了，现在升了级，要“横扫”，而且是“一切”。这“一切”里面都有谁？报纸上点名的除了吴晗，还有几个文人，他们已经被扫了，还要再扫哪些人？“触及人们灵魂”，据这两年经验，凡是触及灵魂的事，没有什么是好受的。多数人的灵魂自带三分罪，因为都达不到雷锋、坐老虎凳的水平。
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公布了，北大成了革命焦点。一天傍晚，我和几个同学骑车去了北大。大饭厅（后来叫大讲堂）门口有把门的，我们自称来取经，就混了进去。大饭厅很大，人很多，里面满是大字报。有的贴在墙上，有的顶端粘在绳子上，下面悬空，随风飘。
由于是晚上，气氛有点阴森，你一转身，不定看到哪个熟悉的大名竟是“牛鬼蛇神”。“啊，李晨？！”“啊！这还有彭真！”北大的人是得了内部消息，还是水平高，自己看出来的？半夜从北大回来，几个同学到我家，和衣过后半夜。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这不一定是上级指示，但“枪声就是命令”，革命号角已经吹起来，受了多年革命教育、一直等待革命机会、要实现做革命者梦想的各色群众们，投入革命大潮中。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盖子揭开，没有“牛鬼蛇神”可不行。我们的运动向来是：抓右派，没有不行；找活雷锋，没有也不行。现在是揪斗“走资派”，哪能没有！
革命的首要标志是揪斗领导，校长、班主任就是眼前的领导，即使今天没揪，迟早也得揪。报上说要认清革命潮流，跟上形势，于是北京几所中学（有四中、八中等）联合召开了揪斗教育口“走资派”的大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只见一个个教育口的“当权派”被押上台，随着会场革命温度的升级，他们被勒令下跪、挂牌子、自我招供。张文松的声音纤弱，回话文绉绉的。“到底是领导，毕竟有些水平。”我心想。上台押送或主持会场的是根红苗壮的同学。记不得从谁开始，因为招供“不老实”，开始动武了！台上有人流血！这是我害怕但预感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忘记是哪一天，我们班也把班主任史老师的头发给剃了。当时把课桌排成方阵，大家坐在周围，让史老师坐在中心，由会用推子的同学执行。当时心情很复杂：我们终于也革命了，可实在对不起史老师，同时暗自庆幸，得亏我不会用推子。
◇ 废除高考
“文革”开始那几天，高三的同学还在看书复习，准备高考。但忽然一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北京四中、北京女一中同学“废除高考”的倡议书——嘿，到底轮上我们四中了！“文革”开始好几天了，一直没四中的事儿，习惯当老大的四中人有点儿着急。
当天晚上，北京各界革命群众敲锣打鼓来四中祝贺声援。我到学校看热闹，灯光中见到去年刚考进北大的老四中同学，站在高处向母校致意。大家知道倡议书是高三五班少数人写的，但身为四中人，也沾了点儿革命的光。
准备高考的人收心了，这可能是永远的改变。对善长考试的四中人来说，算是断了门路。课早就不上了，现在课本也不看了，同学们每天坐在教室聊天、辩论。
后来听说，是几个干部子弟先知道上边精神才写的倡议。看来革命需要有背景，普通人要想革命，只能懵着来。
◇ 学马列
大家心中的革命样式主要有这样几种：“五四”运动（上街游行喊口号）、农民运动（造反不怕过火）、武装斗争（政治的最高形式），钻研革命理论（做革命导师或党内理论家）、革命檄文（以大字报一鸣惊人），构成了“文革”运动的基础。
不过这不是人人学得来的，许多都要有资格（比如上街斗人）。对于出身不够好的同学来说，革命的路其实很窄。读马列、研究革命真理，成为某些四中同学（不得不，只能）选择的进步道路。况且，上边也在号召“认真读书，弄懂马克思主义”。
毕竟是书生，不少同学相信马列书中有人类终极真理，可征服世界。赵京兴、许健康是这方面的厚重代表。赵京兴在同学中很有知名度，他以理论见长，善于独立思考，质疑流行观念，马列语录张口就来，辩论时拿他没辙。对这样的人，我们既佩服又担心。当时有人把满口经典理论词汇的人称作“克思”，去掉“马”字，换上个人的姓，比如“赵克思”。克思，代表诚恳、厚重，开玩笑地说，中国的“克思”们只恨缺少大胡子。
“文革”初期，我与郭海军“一对红”，这是从部队学来的，一个先进的帮一个落后的。郭海军是我们班团支书，约我认真读毛选，逐字逐句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读这类书。因为认真，小有感觉。我后来自己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读读到深夜，真是读进去了，顿悟开窍，激动万分，在桌子前头直转悠。由这本书，我似乎开始明白了什么是“主义”。以前感兴趣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可实验的东西（物理、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现在打开一片抽象的天空——“原来这就是辩证法！”
也可能是学得不彻底而落下了毛病，辩证思维害得我黑白不分，左右难辨。每件事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学英语“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很亲切）。见那些同学爱憎分明、言语痛快，很是羡慕。对我来说，真理越想越乱。多年后读陈独秀所言：“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真不愧是廓清云雾的大时代先驱！
赵京兴日后评论自己说，他的思想习惯是从怀疑出发，遇事先生疑问，然后证实。这又是我所不及的。我的特点是接受现实，遇事倾向于理解，寻求解释，这大概是从自然科学那儿来的。
我发现领头的干部子弟其实不读马列，而是读内部政治书，甚至是敌人写的书。我明白了，这才是真政治，而书生与政治无法同步。
学习归学习，话又说回来，在革命大潮中，比的是疯狂，不是理性，要“忠”不要“理”。那其实是个不讲理的时代。人们舞文弄墨、摇唇鼓舌，只是学会了豪言壮语，学会了挖苦损人，学会了诡辩上纲。
不过，写传单大字报，倒也是个练字的机会。有一阵，我负责刻蜡版、印传单，摸索出一种快速字体，像隶体，扁扁的，看着很整齐。有一回形势紧急，伍贻龄口授，我刻蜡版，一张传单转眼完成。还有一回写大字报，因为毛笔顺手，那字迹连我自己都吃惊。宋德镇在旁边边看边夸：“你小子肯定是一笔一划练过。”我自然很是得意。
◇ “老子反动儿混蛋”
某天，学校里贴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我看了，心里一紧。我出身职员，不算“反动”，但那股杀气照样令我战栗。那明摆是错的，我们都摇头，但也知道，此刻已经没有地方讲理。从“对联”得到好处的人，正在社会上疯狂造势，别人没有吭声的份儿。
校园里传出《鬼见愁战歌》。关于“对联”，社会上很快生出变种，原来横批“基本如此”，有人觉得不够狠，改作“绝对如此”、“永远如此”，“鬼见愁”等。《鬼见愁战歌》是我们班陈小田与高一五刘辉宣作曲，我现在还记得那曲子：
１•１ ５ ５｜５ ３１ ２－｜１•１ ５ ３｜２ １ ５－｜６•６ ５ ５｜１５ １２ ３ ２３｜６•６ ５－｜３１ ２２ １－｜（注：红字下面加点，是低音。）
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唱到此结束，接着是叫喊：“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最后的“蛋”字喊得最响亮。这是仅次于《造反歌》的中学生“革命”流行歌曲。无论男生女生，张嘴“他妈的”，成了革命激情词汇。
“文革”开始了，我们照样下乡劳动，没干两天，突然接到回校通知。校园气氛异样。教室里播放北大附中彭小蒙的讲话录音：“江青同志感动得哭了……”什么什么的，声调激昂。又出了什么大事？原来是撤消工作组。
一天，有个同学（干部子弟）冲进教室说：“海淀红卫兵受压，我们得去支持……”这是我头一次听说“红卫兵”。没几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名声大噪，引领时代潮流。
某天下午，忽见穿旧军装的同学云集操场转圈喊口号，不用说，他们都是“红五类”，都是“好汉”。原先班里除了几个身份明确的干部子弟，还有谁是“红五类”，我并不清楚。他们现身操场，我依次查看，噢，他，还有他，原来他们也是“红五类”。其中好几个人，原来都很谦和质朴，如今夹在气焰万丈的队伍中，也跟着挥舞臂膀，高呼口号。
阵营变得泾渭分明，我从教室望着操场，感到一道深深的沟壑出现在“他们”和“我们”之间。
那几天，干部子弟纷纷换上旧军装，腰系武装带，足蹬将校靴，佩戴红袖章，显出逼人的英姿。比如刘辉宣，他虽然不是我们班的，但我对他印象深刻。那年春天筹办校运动会，我注意到有个身材不高的人反复苦练跳高，直到黄昏仍不罢休。他朴素执着，还以为是工人子弟。可如今他戎装一身，在校园风风火火，判若两人。
起初非“红五类”不准带袖章，后来成立“新四中公社”，才人人有权戴袖章。我的“新四中公社”袖章现在还留着。
在“红五类”、“黑七类”之间，按张育海的说法，还有“麻六类”。我听了，觉得好玩，也对，中间的混乱如麻，左右不是人。
许多地方都搞起“对联”辩论会，那根本不是什么辩论，而是以势压人。我去过灯市口中学的辩论会。强烈的灯光照在台上，“红五类”排队上台，在麦克风前厉声叫喊：“我出身革军！”（欢呼声热烈）“我出身革干！”（欢呼声热烈）“我出身工人！”（欢呼声一般）。台下出身不好的都沉默着。沉默干嘛还来？是要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最好是“红五类”）能站出来说两句公道话。基本没有，绝大多数没这个胆儿。
四中干部子弟中有头脑的人私下说过：“谁真把对联看成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但现在需要这么说说。”潜台词是：过去对“狗崽子”们压得还不够（虽然早就受到限制，比如不准上大学），非得叫他们彻底屈服不可。
从“对联”开始，我对干部子弟这个群体，原有的敬意全无（与个别人还是朋友），他们身上再无父兄折射的光芒，只剩特权带来的狂傲与利益。而在另外的群体中，却有着真正的智慧、才华、幽默与尊严。
“红五类”与“非红五类”，这两大群体间的冷战热战，渐渐成为中学生的主旋律。要说这两拨人根基都不弱，成熟干练，满嘴马恩列斯毛的大道理，背后可大不一样。差异不是嘴上决定，是背后决定的。一边是说对了也没用，另一边是说错了也没事。高干子弟中的党员不再是学生，他们早就准备接班了。“文革”一开始，从校一级到班一级，领导都换成干部子弟。工农子弟虽属“红五类”，但地位不高，他们的父辈是老干部的群众，自己则是干部子弟的群众。
“对联”在社会上逞够了淫威，才被上边叫停。此后人们嘴上不说，但心里明戏，每次填写人事表格，上面都有“出身”一栏。填表填到这里，不同出身的有不同滋味。出身一直是沉重的政治包袱，党的政策虽然不“唯成分”，但还是要“讲成分”。这包袱直到改革开放才卸下来。
◇ “八一八”
前一天得到通知，要去天安门广场开大会，说有大首长出席。校方要求每班先确定参加者名单。我们班坐在教室桌子上开会评选。我是一般人儿，没问题，但说话尖刻的刘捷没选上，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他是团员，还一直是我的入团联系人呢。
那天排队出发，一早来到天安门广场，四中被安排在正面偏东的位置，离城楼很近。我在一个灯柱下，眼见着各校一队队人陆续到来。
等了好一阵，城楼上还是空荡荡的。忽听大喇叭喊：“各校派Ｘ名红卫兵到天安门下集合，有任务。”当时还以为是叫去执勤，站岗维持秩序什么的，学生领袖们都没走，而是派了些勤快的人手。没想到，他们很快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得意地向下面的人挥手。我非常吃惊：“豁！居然让他们上了天安门！”革命总是出新招。
原来空旷的城楼上显出热闹气氛，渐渐，人越来越多，有些显然是首长。
不记得是否伴有《东方红》的乐曲，身穿军装的毛主席和林彪出现在中心位置。我是远视眼，看得很清楚。刘少奇没穿军装，一身灰蓝制服，也没有与毛、林站在一排，他在前面一排，台阶位置低一点，身边也没有簇拥多少人。周总理的身影很明显，穿浅蓝色短袖衬衫，在上面来回走动，像是在维持秩序。
大会开始。
林彪讲话，显得气力不足，声音尖细，与我期待的差别很大：他是大元帅，名字又是“彪”，应该铿锵有力。好在讲到“立四新”：“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声调忽然悠上来，加上湖北口音，有些力量。再就是讲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也是这样。事后看《参考消息》，外国报纸评论，也说林彪这几句话讲得有些力量。
彭小蒙这一阵正出名，她上来讲话，一点也不意外。我记得她的豪言壮语：“前面有刀山，有火海，但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她口齿凌厉，飒爽英姿，皮带一扎，效果比男生强。
还有谁讲话，忘了。
讲完话，毛走到城楼西头，招手，我看到那身姿，十分英武，有统帅的样子。我跟旁边的人说，这个姿势肯定会有照片特写。
散会后，大家自由往回走。我碰上同班的杨英杰（“红五类”，但不是高干子弟），他劈头一句话：“我他妈上城楼子了！”他接着激动地说：“想跟毛主席握手，挤不上去，一回头，看见刘主席旁边人不多，我上去就满手握住……我站在李聚奎旁边，让他签了字，你看——”他掏出小本让我看。我原来不知道李聚奎，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
报纸登出了许多照片，引人注意的是干部子弟们。宋彬彬走到毛主席身前，报上自己名字。毛问“是哪个彬字？”“文质彬彬的彬。”“要武嘛！”几天后，听说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她所在的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八一八”过后，红卫兵小将以革命的名义，在社会上掀起“破四旧”的狂潮。“要武”的社会作用很快显现，大批“黑五类”分子和“流氓”被殴打。北京城充满血腥的恐怖气氛。
一天我进校门，看见花坛被抽得一片狼藉。到处贴着标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 “西纠”
海淀区“红五类”创造了红卫兵的奇迹，四中的不甘示弱。“八一八”以后，社会秩序大乱，一拨拨红卫兵为所欲为，借这个机缘，以四中干部子弟为主，成立了“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最初的目的是要管束街上红卫兵们“无组织、无纪律”的状况。当然，“西纠”的头头自认为比一般的红卫兵要高一等。不用说，比一般老百姓就要高好几等了。
“西纠”发布了一连串《通令》，宣布某些革命纪律和公共政策，印成一大张一大张的，贴到大街上，比警察的话还管用。有些内容我觉得还不错，比如实施多年的晚间骑车要带灯的规定（连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也提到），被某号“通令”给取消了。《通令》说，北京城大街上路灯明亮，骑车没必要再带灯。我很拥护这一条：晚上骑车总有警察或志愿者找麻烦，没有灯，就得推着走。北京人的车灯，从此成了家中犄角旮旯的废物。
不过，“西纠”这种高高在上的地位，很快就与更“革命”行动对接了——“西纠”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比红卫兵更激进、更残酷的组织。比如，六中劳改所发生的一切，令人发指。“西纠”的名声很快就完蛋了。
我们班有几个人，批判“西纠”最勇敢，最有力。那一阵，我们常聚在教研室小院某间小屋议论时政。一天晚上，王祖锷提出到“西纠”总部门口去贴大字报。这可太悬了，那帮人说打就打，铜头皮带抡起来，很危险，没几个人敢去。王祖锷说：“那有什么，你们不敢去，我去。”他果然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首都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除毛主席、林彪外，中央首长悉数出席。王祖锷上台做主题发言，批判“西纠”。有人照了照片，前面是念稿子的王祖锷，后面坐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这次大会标志着“西纠”的终结。
批判“对联”、“西纠”，还有后来的“联动”，令干部子弟大受挫折。很多人不服气，于是喊出著名的口号：“二十年后见高低！”
其实干部子弟中也出现分化，因父辈被打成“走资派”，他们的子弟底气没了。我们班陈小田，大串连出发时还是队长，路上看到批判他父亲的大字报，就地被免了职。最早那批红卫兵不到一年就“老”了，为了与新红卫兵区别，被称作“老兵”。批判“血统论”后，所有学生组织均可自称红卫兵，于是红卫兵满街都是了。
◇ 我们高二（二）班
“文革”高压，我们班的“黑五类”、“麻六类”却没怎么退缩，很有几个敢干的人。再有，按何大明后来的分析，因为班里“红五类”的小首领邵立功与学校那些大头头们有矛盾，隔着邵立功，大形势渗透不进来，于是我们高二（二）班的气氛有些不同。
班上辩论“对联”，反对的声音很大。杨百朋反对“对联”，对方称他为“混蛋的平方”，也只不过是借助外边的声势，在班里没什么作用。听说牟志京到外校公开反对“对联”，差点挨打。他坦定、自信，从不大喊大叫，但胆量过人。他从不在班上结伙，独往独来，到社会上结识了遇罗克。牟志京与王建复创办了《中学文革报》，刊登遇罗克的《出身论》，轰动社会。随后，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何大明等人又办了《只把春来报》（“报”字双意），登了张育海的《论出身》。那阵子，常见张育海等人蹬着平板三轮车到大街上卖报。
我们班的“非红类”成立了三个战斗队：“长征”、“卷巨澜”、“星火燎原”，合称“长卷星”，听起来好像是天上的妖星。三个战斗队合而不同。
“星火燎原”有许健康、王祖锷、伍贻龄、朱景文、黄琪等。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最认真，在批判反动路线、批“西纠”等事上贡献不小。许健康（我们称“老许同志”，是模仿《红岩》中对许云峰的称呼）是北京市“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常委，王祖锷和吴宝麟，都是四中“大联合”后的校革委会副主任。
不少重要的批判稿是由朱景文起草的，他还热爱朗读其文。我们半真半假，夸他的声音像齐越（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席男播音员，主念中央文件、重要社论等）。
我和任志、陈小田、王大理、赵永明等在“长征”战斗队，我们最喜欢大串连，打算徒步去井冈山，买了绑腿、“红卫兵长征地图”等，就等开春了，故叫“长征”。比起“星火燎原”的人，我们玩性大些。一九六七年夏去成都，住在西南局大楼，正赶上武斗，在子弹的呼啸中讨论下一步任务。我们说要去桂林，黄琪则批评我们“抓军内一小撮”不认真。
“长征”战斗队占了生物教研室，里面有架钢琴，我在那学会了“乱弹琴”，后来唬了几十年。没想到在那儿的贮藏柜见到杨百朋家的相册和照相机等，估摸是我校红卫兵从他家抄来的。一二零相机好像已经坏了。照片显然都是解放前的，打扮庄重，很有身份的样子。
生物教研室有个大桌案，我们开会，也包过饺子。那次过年包饺子，大家分工，我擀皮，王大理找肉，何大明偷食堂的白菜，他溜墙根偷白菜，我在后面望风。我们常常“战斗”到半夜才回家。
王大理热心，认识各校不少人，他脑袋大，张育海叫他“交际瓜”。任志记性好，尤其善记事实真相（后来在北京市档案馆工作，上级可算知人善用），他是保校长杨滨的重要人物。
杨滨的专案问题集中在一份会议记录本上，有几句杨滨的话很“反动”，有点不像是真的。于是其真假成了侦辨的焦点。有一天晚上，在阶梯教室举行伪造记录“听证会”，是“保杨滨派”组织的，张育海、孙沛都出场为杨滨辩护。张育海还特意穿了件新衣服，带上围脖，像“五四”革命青年的样子。孙沛考证细密，娓娓道来，根据记录本上字迹的颜色、摩擦程度论证其伪。
“卷巨澜”（简称“卷派”），是一帮才华横溢的“痞子”，有张育海、吴景瑞、李宝臣、杨百朋、刘捷、何大明等。这帮人的性情与那个时代反差最大，压力也最大。参加“文革”，他们是半真半戏。
不管什么关头什么事件，只要张育海在场，都是中心人物。赶上班里讨论（或辩论），他既有见解又有乐子。某校运动形势吃紧，张育海偶然在场，大家素不相识，因其见解过人，部署合理，当即被推为司令。但熬完夜到第二天，这位司令却不见了。
杨百朋被张育海誉为“班里最聪明的人”，相对论的原理，就是我高一刚进校时听他讲的。吴景瑞不善言辞，但心大，有毅力。一九六五年参加京密引水工程劳动，挖了一天土，够累的，收工往回走，他却挑着两个土筐，里面各放一块大石头，摇摇晃晃走在队伍后头，为了炼出铁肩膀。他在大串联中神秘消失了，不知所终。李宝臣文科底子好，经常与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辩论。我是语文课代表，毛老师私下对我说这个学生其实不错。“斗批改”时，他去颐和园参加“运动”，住当年皇家房舍，我去转了一圈，正值夏天，里面很是阴凉舒适。中学期间，宝臣多次造访西太后御前女官容龄，得知不少清宫秘史。
“卷派”自然而然与遇罗克这样的人走到一起，常听他们讲遇罗克哥儿俩的事。他们的观点、言行，总是与革命主流格格不入。
◇ 复课逍遥
一九六七年春天，上面号召“复课闹革命”，大家都被叫回学校，有军代表进驻管理，每班有个排长（其实是战士）。回到学校并没有什么“复课”，“闹革命”也是虚的，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逍遥起来。我也看明白了，这革命，底下怎么“闹”都没有用，一切都是上边说了算。
除了继续攒半导体，还多了一样，我开始拉手风琴。手风琴是从北影借的，１２０贝斯。我们班一下冒出三个拉手风琴的，除了我，还有陈小田、赵颐庚。小田和我一样是新学，赵颐庚练得早，已有相当水平。陈小田拉琴不连贯，一顿一顿，听着让人着急。杨百朋评论说：“小田拉琴像拉屎一样，赵颐庚拉琴像撒尿一样。”我善拉革命歌曲，只要会唱就会拉，很实用。我和赵永明合作的手风琴伴奏《红灯记》，后来成了保留节目。
我们班，还有张育海拉小提琴，蒋效愚打扬琴，杨百朋吹黑管。一天，杨百朋吹“阿拉伯舞曲”，让军管“排长”听到了，觉得味儿不对，问：“杨百朋，你吹什么哪？”百朋答得妙：“阿拉伯人民热爱毛主席”。在对面北医礼堂开全校文艺联欢大会，轮到我们班，呼啦啦上去半个班，人人手持乐器，真真假假排出乐队的规模，引起台下一阵骚动。
大家都喜爱文艺活动，于是有人出面组织正式的合唱队。报名的不少，我们班赵永明、陈小田、渠川屿、范泰林、张幼声、伍贻龄、刘勇，还有我，都报了。分高低音部，我们都争当男高音，没人挑低音部。音乐老师曹汇澄动员说：唱高音只是唱主旋律，容易，而唱低音难度大，因为旋律不同，所以唱低音的才水平高。我们几个改挑了低音部。
合唱队还需要一半女生，都是从附近三十九中请的。四中的老爷们没有“处过”女生，于是殷勤备至。张育海赞扬朗诵的那个小女生有“深情”的眉毛。
排练大合唱《红卫兵组歌》（其实是造反派组歌，造反派的狭义概念是指受过“血统论”压迫的），曲调套用流行的《长征组歌》，歌词由语文老师李颐扬改写，有“国防科委擒如璋”（揪斗“走资派”），“何处青山埋忠骨”（大串连），“阴云布，恶风狂”（反动路线），“造反派想念毛泽东”等。唱到“中央文革”，背景大幕上出现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照片。人们认为“中央文革”救过造反派。
在合唱队，我们班赵永明是台柱子，又唱又朗诵，声音浑厚，相当“男一号”。蒋效愚去新疆串连，回来晚了，一个萝卜一个坑，而老蒋凭着一手新疆学来的手鼓，终于挤进合唱队。没过多久，他倒成了主心骨，合唱队头头们开会：“老蒋没来商量什么劲儿，得等老蒋来！”
“老兵”也组织了合唱团，由刘辉宣任指挥，不记得唱什么歌。有一天建校“飞虎队”闯进四中，个个头戴柳条帽，武器有铁刃和螺丝母弹弓。他们找“老兵”寻仇，杀气腾腾，一下改变了以耍嘴皮子为主的校园气氛。“老兵合唱团”正在食堂排练，一见“飞虎队”那架势，四散逃离，逃得最快的数四中的“老兵”，他们熟悉地形，很快从后面翻墙而遁。刘辉宣是指挥，背对“飞虎队”，毅然站立，直到最后一刻。
六斋（宿舍）是个痞子窝，以高一（五）的人为主，我们班陈捷也在住。这里渐渐成为高二（二）与高一（五）两班臭味相投者的窝点。较熟的高一同学有表面文质彬彬的赵振开和大头曹一凡等。赵振开用文雅声调说痞话。曹一凡略施小计，为制作“新四中公社”铝质徽章露了一手，一时成为英雄。我记得到六斋熬夜洗照片，放大机是陈捷借来的，环状灯源，很奇特。
“复课闹革命”期间，也常有游行任务，每班一个方队，全校走成一条长龙。每班有个带头喊口号的，我们班是蒋效愚。他嗓门巨大，别的带头喊，只有本班听到，老蒋一声吼：“打倒某某某！”，只见前面五六个班的人跟着挥手呼应，声势壮观。
◇ 又去“串联”
“复课闹革命”不到半年，学校又乱了，我们趁机上路，这是六七年夏天。
头一次“串联”是六六年九月，我们去上海，那次上面最支持，我们最舒服。住在华东师大，白住白吃，每天逛大上海。当然，也要摆出几分革命的架式。我们乘公共汽车，宣读“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不知从哪儿捡的），传单用的都是狠词儿，车上的上海人一声不吭。下了车，我们消失在上海食品商场的迷宫中。
有一次在饭馆吃晚饭，不知怎么与上海人呛呛起来，后来演化为大辩论，招了一屋子人。我们这头有几个“红五类”，目中无人，横竖有理，把上海人气坏了。大概是谁讲了“中央的人也可以反”，有个站在高处的上海青年激动地喊：“誓死保卫党中央！”他的手举在头上挥舞，差点碰到旋转的电扇。
后来还去了北大荒赵光农场，白天坐马车收玉米，晚上访问上海老知青。那是冬天，天气寒冷，我们都在鞋里塞了乌拉草。
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次去西南，上面已明令禁止白坐火车，只有另想别的招数（包括坐车厢顶上、搭货车等），一路辛苦。我们从成都转到桂林、贵阳、昆明、广州，游山玩水，品尝各地小吃，也目睹了武斗场面。从广州回来，火车已被严格管制，扒不成了。出路只有用学生证借车票，事后还钱。我们几个借票时都把学生证上的名字改了，任志改作李林，宋建华改作勇求实，我改作唐逢喜。四中收到催债名单，发现大多数都“查无此人”，我们班只有王大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老实实还了钱。
从广州回来，不但没车票钱，连饭钱也没有。头一顿饭我们都不买，两位北京铁道学院（后改为北方交大）的大学生问：“你们怎么不吃饭？”“不饿。”第二顿饭我们又不买，大学生问：“你们是没钱吧？”大学生马上给我们每人买了两份盒饭，后来顿顿买（如今连他们的名字都忘了，真是忘恩负义）。到北京下车后，我先到学校，因为头发长，脸黑，衣服脏（现在说，有点像犀利哥吧），进校门把一个同学吓了一大跳。多年后他还老提这件事：“你那回那副德性真吓人！”
◇ 离开四中
上面不让我们老泡在学校，开始叫我们到社会上就业了。这是大势所趋，当时的说法是新的革命大方向。有去北大荒的。老蒋在张罗去新疆，但没什么结果。我迷迷糊糊的，工厂对我没新奇感，“文革”中我去过北京无线电三厂“学工”，无聊。
一天早上到学校，门口小黑板写着“内蒙古土默特旗下乡插队，自愿报名”。我看了也无所谓。碰到陈小田、任志，他俩拿着地图，说土默特旗虽然在内蒙古，其实不算远，而且在铁路线上，要去插队，这个地方还行。越说优点越多，越说越觉得合适。
插队看来是躲不过去的“大方向”，插就插吧，当时就这么简单，一个上午敲定下来。我心想，到农村插队也只是个过渡，总不会有去无回。下乡劳动不也好几回了吗？先走了再说。
很快赵永明、黄钧也加入我们的行列。进村不久，蒋效愚、王大理、陈捷也赶来了，形成我们班内蒙插队的一伙儿。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我们登上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土默特。车上陈小田拉手风琴，赵永明唱歌，似乎豪情不减当年。
四中的岁月结束了。
一九六九年夏秋，在山西山阴县插队的刘捷来我们村玩。我俩坐在哈素海的岸上聊天。刘捷说：“你们这儿干得还不错，不过你的志向恐怕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县吧？”我说：“那当然了！”其实我底气不足，但不能说软话。现在回顾我的官运，我这辈子当过的最大的官儿只是生产队长，在农村垫底。后来到学校当教研室小头头，在学校垫底。被任命为教研室头头时，我说：这是平级调动。现在系里的会计还叫我“生产队长”。
那时我妈常说我：“上了四中，尽想一些不实际的事情，还不如不上呢。无线电没干成，手风琴也没干成。”
□ 原载《暴风雨的记忆》
Monday, April 25, 2011
蒯大富口述•米鹤都采编：潮起潮落
蒯大富，江苏滨海人，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３日生于滨海。文革前为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学生。文革初期，因率先发表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并被在校关押。在毛泽东批评了派工作组的做法后被释放，周恩来曾代表毛泽东亲自找蒯大富了解情况，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相关材料，随后亲自到清华为其平反。此后，蒯大富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文革中造反派的标志性人物，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后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在文革中率先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公之于众，随后又挑起了清华大学的大规模武斗，并与工人宣传队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亡的恶劣后果。１９７０年清查“五一六”时，蒯大富开始接受隔离审查和监督劳动，文革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７年。获释后，他先后在宁夏、山东工作，九十年代到深圳，任一家电器公司总经理。现已退休。
◇ 我的家庭、老师和清华梦
我家祖上在曾祖那辈属于比较殷实富有的，曾祖在海船上当老大，挣了一大笔钱，后来就回家乡买了几十亩地。江苏那地方，几十亩地就很多了，也算比较富了。我爸爸、伯父、姑妈小时候都读过书，那时能把孩子送去读书，还是有点家底的。不过，到我祖父一辈就不行了，他有个毛病，好赌博，而且逢赌必输，很快就把家产全输光了。没地也没钱了，他就开始贩盐。盐城出的那个盐，不是海盐，是硝盐，含氯化镁，比较苦。那时贩盐呢，一斤赚一分钱，那几吨盐也能赚百十块，利润也很大。那已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了，我祖父从盐城贩盐到上海那边，在路上连人带船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了兵。刚当兵就跟新四军打仗，结果第一仗我祖父就当了俘虏，从此参加了新四军。
到解放的时候，我们家的地因为早被爷爷输光了，所以成份划的是贫农。我爷爷１９５０年复员的，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那个复员证上还是陈毅的签字，有陈毅的大印。我父亲也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１９４４年加入共产党，我母亲１９４５年入党。当年盐城是新四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根据地。我父亲没有到部队当兵，因为识字，就在村里当钱粮员，管钱粮啊，先是给新四军、后是给解放军做事。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当过挣工资的干部，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城里去，就是因为我家里孩子比较多，他走不开。所以一直呆在乡下，当过大队长、大队会计什么的，后来老了就不干了。正经说起来我父亲资格也比较老，他去年去世的时候８６岁，党龄６０多年了，全县也没几个这么高党龄的。
那样一种家庭对我个人的成长的影响，就是从小培养了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的那么一种情感。当然我们家没有什么资产，生活完全靠劳动，我父亲也是一个劳动能手，什么农活都能干。我从小也干农活，后来进入人民公社了，我们家人口比较多，挣工分少，我每次放假回来，都是整个夏天放一头牛，挣好几分。水牛干活的时候就割草喂它，牛是比较乖的，让它把头低下来，然后就可以蹬在牛角骑上去了，很惬意。
我上中学不是在县城，是几个镇联合办的中学，其中一个镇叫八滩镇，所以叫八滩中学。这个中学１９５２年成立，在１９５７年反右和１９５９年反右倾之后，就把一批“犯了错误”的老师下放到我们学校来了。我得到他们的教益太多了，当时教我的６个老师中，４个老师是“犯了错误”下来的，是右派或者右倾错误之类的。这些老师的水平真不一般，可以说水平非常之高。比如我们的化学老师，原来是南京的，不知道怎么就把他下放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了，跟他学习很轻松。我高考那年，他给我们准备了很多高考复习题，实际高考的试题可以说几乎一题不落都复习到了，我等于在考前全部做过一遍。这种优秀的老师真是太了不起了。所以我考清华工程化学系，化学考了一百分。从１９６３年开始，我是第一个。接着连续三年，我们那个中学有４个学生考上清华了，特别是工程化学系，一年考上一个，都是这个老师培养出来的。
等我学了化工专业以后，依然觉得这个老师的水平绝对是很高的，在全国的中学化学老师里那也是往前排的。一个人中学遇到这么厉害的老师，那真是一大幸事。农村的孩子并不笨，有好老师带就容易成功。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外语老师也非常非常厉害。不然，像我们那个偏僻农村的中学，怎么可能沾清华的边啊，想都不敢想。后来这些老师退休了，好老师人家也不去我们那个地方了。以后啊，真就没有人考上清华了。
当时中学的数理化啊，我考试基本每次都是满分啊。偶尔一次不是满分，会懊恼半天。我在老师的鼓励下，报考清华大学的时候很有信心，而且我当时很狂，第一志愿清华，第二志愿南大，这两个志愿考不上就不想去了。考清华还有比较凑巧的一件事，那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因为一个物理现象，和老师争执起来。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两个人抬筐，这个动作是不是杠杆原理？我们认为是，老师说不是，我们坚信自己是对的，老师错了。争执不下，我们就给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写信，请他们评判。物理系就把信交给一个大学同学，这个同学真给回信了，解释得非常详细。看来还是我们对了。从这以后我们就相互认识了，这个同学是南京的，姓苏，后来他就对我特别感兴趣。从初二到高三，我们一直通信，他就鼓励我考清华，还把清华的情况详细介绍了。我也是在他的鼓励下考了清华。其实我考得并不高，那年清华录取线是４５０分，６门课平均７５分，我考了４８２分还是多少，就稍微过一点。我们班还有考５４０分的，很厉害的。
我从来是班里最小的，没怎么打过架，也打不过人家，但是我学习特别好，群众威信应该说相当好了。因为成绩好、学习好，老师宠着，就不让别人欺侮你。考试你考不过，那力气再大那也没用。我从初一到高三，都是全校第一，而且我是全面发展，数理化很棒，文科也很棒，到现在我们中学的作文范文里，还有我的作文。
我们兄弟几个智商都很高，我是老大，我和五个弟弟，分别叫大“富、贵、荣、华、万、年”。几个弟弟在班上也都是最优秀的，因为我上大学，家里负担不起了，两个大弟弟就没能继续读书，干农活了。再小的弟弟连高中都没赶上。不过，几个弟弟下棋都很厉害，有个弟弟在我们那个县下棋是前几名，我们那一片没人下得过他，他下盲棋都下不过他。因为我，几个弟弟后来没怎么好好念书，也是我欠的账啊。后来我又坐牢嘛，父母也都是由他们抚养。我出来后也一直想法弥补。
在中学时，我有点被神化了，一提蒯大富就什么天才，怎么怎么着……其实我天资嘛，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但主要是靠用功。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一心想考上大学啊，当时考上的和考不上的那前途是天壤之别了。当时我经常都是半夜２点多就起来，点个煤油灯看书，复习化学啊、数学啊，把所有的题整个做一遍。考上清华以后，我回到中学去和同学座谈。当时的教导主任就说：有人说蒯大富是什么天才，不看书就考一百，那是假的。他看书非常努力，夜里经常开夜车，我就曾经逮过他多少次。我当时就是怕自己考不上大学嘛，所以很刻苦。一个是条件比较好，另一个肯努力的话，那肯定成绩很好了。
不过高考完了，我就觉得肯定能考上。放假休息期间，我就跑到亲戚家去玩。有一天，我刚从亲戚家回来，我三舅住在邮局附近，所以他先拿到那个通知书。他一路跑过来，说：考上啦，考上啦，考上清华了！当时大家都很高兴的。去北京的时候，正赶上华北那年发大水，德州那边全淹了。我坐火车走到济南，往北就不通了，然后转到烟台坐船走渤海过来，走了９天才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我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电灯。那个年代还很落后，这次出门一切都很新鲜。
◇ 热衷于社会政治
我小时候有点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看到不平事就想说话，而且很讨厌说假话的人。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上的事情挺感兴趣。１９５８年我大约十二、三岁，当时宣传什么高产多少多少斤，亩产十几万斤！后来我就算呀算的，算完的结果是：这样的话，一亩地就是光麦粒子堆起来都要堆快一尺高，才能亩产十几万斤。我就认为这不可能，当时就给老师提出来。当时这事情闹得挺大，让人感觉我在反对三面红旗，或者说攻击大跃进。对办公共食堂啊，我也提过意见。我自己也去打过饭，下雨天路滑，一不小心把饭给打散了，把盆也摔坏了。我说集中起来吃，家家去食堂打饭，我说还不如分开各家自己做呢。于是，我就提了意见。因为这些事，学校要找我算账。可是我太小，而且班主任特别喜欢我，就护着我。最后折衷一下，给我的操行上写了一个评语，说我：“有时问题考虑不全面，乱发言”。
中学时代对将来干什么没怎么想过，不像别人从小立志做科学家、医生、将军什么的，没想过要具体干什么。但是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想做出一番事业。高中毕业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团。入团就是要求进步的政治表现，那个时候的思想教育是谁靠组织最近、谁靠党团最近，谁就是先进分子。
我进清华后是在工程化学系。那时工化系和普通化工根本不沾边，一个专业是搞核放射性的，就是提炼铀２３５，把铀提纯；一个是高分子；还有一个同位素。这几个专业都算尖端化工。我的专业真正要搞的是原子弹、原子能、核潜艇、原子反应堆这些，算是绝密专业。当时绝密专业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调查得非常严，政治上要求也严，３２个同学，到文革前有五、六个党员，其余都是团员，是个团员班。而且全班都是男生，因为搞核工业，可能会影响女性的生育。
到了大学以后，我还是对社会上的事情很热衷。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个信现在有位学者那儿还保存有，他就特别佩服我，说你当时那么小就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反映问题，很坚决也很深刻。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
文革前我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比较多。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参加军训，基干民兵还经常可以打枪。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给清华的校广播台，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还当了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的各种事情中都喜欢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确实比较激进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比如清华学生吃饭的饭厅啊，吃完饭后桌子上就落了很多剩饭。浪费太大了，半个馒头就扔了，米饭剩一口“咣叽”就倒桌上了。我这从农村来的孩子确实看不惯，后来每次吃完饭我就收集，每次能收集一大盆啊，白花花的米饭啊！我就把这些剩饭放到食堂门口，贴张大字报，说这种浪费多不应该，多少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我们就给扔了，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学校和党支部全部支持我，说我做得对。后来也有人贴了大字报支持我，一下子就把浪费的现象杜绝了。
这件事本身不一定是左了，但再进一步就左了。什么事呢，就是吃红薯的时候，我的同学都要剥皮，剥得干干净净的才吃。我就看不惯，因为我祖父从小教育我，吃红薯不但不能剥皮，就是皮上坑坑洼洼的地方没洗干净带点泥，也不能扒皮，要连皮吃下去。结果，我也要求人家这么带皮吃，因此就跟班里的同学吵架，后来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
中共中央“九评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在《新清华》头版登了一版半吧。《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
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文革中毕业的时候，好多班因为派性，根本就不能同处一室。而我们班毕业还照了个全班的合影，大家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给你灌输这些。
◇ 积极投身文革
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１９６６年６月３、４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那旗帜多鲜明啊。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变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反对校党委。校党委“靠边站了”。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广播台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６月１３号左右，北京新市委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差得比较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我感觉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６月１６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大约是６曰１９日，薄一波到清华来看我那张大字报。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正好我就在旁边。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定？他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６月２１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我觉得，那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
◇ 激辩工作组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６月２１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我就赶紧发动同学把屋子打扫干净，准备好开水。但是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工作组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嘛。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他就没威信了。第三天，就是６月２４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我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６月２４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贺鹏飞〔１〕。当时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于是写了大字报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很心虚，他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彩，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杨天放、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但他们上来讲那个话，特别没水平。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可以说那场辩论会我们是全面胜利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１１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当时实际上我就应该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让他们彻底下不了台。后来我还是相信他了，就同意了。我在台上说：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明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骗人的工作作风的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们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８００多还是７００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 失去人身自由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２０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６月２５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其实不是那种很倔的人，脾气还比较好，思想上也不是很固执。比如一开始对蒋南翔、对校党委的态度，感觉自己跟中央的部署不一样了，时间不长也就一个星期，很快就转过来了。反过来，我认为正确的东西就会坚持下去。
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６月２８号到７月３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揭发刘少奇时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７月３号以后，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８６２。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就开始绝食了。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老有人来探访。于是他们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４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得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这时谁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马力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有的材料说我曾经想卧轨什么的，那是胡说，我是不可能自杀的。不过当时的确很蠢，年轻不懂事。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就是他们就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１９５７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当时我写信跟我的姑妈和舅舅借钱，我说可能出趟远门，希望能借点钱。后来我舅舅真给我寄了钱来。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在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根本不考虑了。
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批判的内容完全没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论断章取义，胡乱理解，完了把明显的错误强加到你头上，然后进行批判。我当时就想，共产党反右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还要更厉害，根本不讲理。在形式上，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批斗还很文明的，把你拉到台上去还坐着，批斗当中不让发言，让你说话就是回答他的什么问题。文革初期，大家还比较收敛，没有后来批斗会那么野蛮，也还没有形成后来那股打人的风气。很快文化革命就掀起了打人的风潮，不过那时我已经平反了，躲过去了。后来我掌权了，还打了别人；到文化革命后期我再次挨整的时候，打人风也过去了。我逃过了这一劫，要不肯定会很惨。
◇ 毛泽东救了我
后来是王力告诉我，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毛主席回到北京，７月１９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回来，几句话就支持了学生运动。毛主席讲话后，刘少奇慌了，不知道毛主席什么由头，就开始下令放人。清华７月２０号就把我放了，一共关了我十八天。我们班的团支书到我那里告诉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我说：那不关我了？他们说：没人要关你。嘿，马上就想赖帐。我被放出来以后，当时还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放我。我故意绕清华的围墙走啊，四面围墙走了半圈，走到西北围墙，我看后面确实没人跟踪，才放心了。
大约２１号吧，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我，当时我已经放出来了。他们俩穿着军装，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这个机构，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不大信得过他们。我就简单地讲了一下，后来我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他们就回去了。
７月２９号，学校通知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是王力后来告诉我，毛主席７月２８号说，明天召开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名，所以我能参加这个大会。当时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出来接见大家。回来我就写了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见到毛主席了。
从７月２０号被放出来，还是想继续反工作组。当时还没有宣布工作组撤销，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组不行了。７月２７号，清华的王小平和雷蓉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整群众是不对的，如何如何……王小平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女儿，雷蓉是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女儿，她们应当知道毛主席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了。因为这个大字报是高干子弟贴的嘛，清华哗啦一下子就起来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了。
我出来以后没有找工作组去算账。叶林在８月３号把我、鲍长康、孟家驹请到工作组去了。他说，我们处理不当。好像表示是道歉的意思吧，但我们不同意就这样算了。
◇ 与共和国总理长谈
周总理找我谈话，我记得是在八一建军节前一天。这时，中央已经决定撤走工作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个班子，贺鹏飞是第一把手。工作组人还没走，但权力实际已经移交了。那天，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我：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接待外宾的地方。天还亮着的时候我就去了，我问：什么事？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又问贺鹏飞，找我谈话的人在哪呢？他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会客室里有一个三人沙发，有两个单人沙发。开始我还坐着，后来困得坚持不住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已经很晚了，贺鹏飞过来把我摇醒，说：快点起来，找你谈话的人到了。我赶快起来，就听到外面汽车停下和开车门的声音，接着走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周恩来！我噌就站起来，说：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招呼我坐下。我当时根本不敢坐，这反差太大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而且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斗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平反呢。当时总理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一个茶几，我在三人沙发这边。总理说：你请坐，请坐。我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后来总理的秘书孙岳过来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嘛。后来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较紧张，周恩来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读书，老家是江苏的，滨海县，属于盐城地区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周恩来问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十三岁以后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１９４４年入党的，母亲是１９４５年的党员。周恩来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的所在地。
周恩来的亲和力你永远得佩服，他没有那种摆架子，确确实实很亲切，没有让你有丝毫的畏惧感，所以我就放松下来了。周恩来接着就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六月一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周恩来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在旁边记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就出去了。过了二十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们知道周恩来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周恩来当然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根本不让他们进来。
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二十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七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讲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七点多讲到十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时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他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现在看，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因为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他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没几天，８月５号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５０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４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啊，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来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 创建清华井冈山
８月４号晚上，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他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后来怎么那么出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就在周总理宣布平反的会场上，有些人就公开提问题和喊口号，说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应当平反，会场上就那样。后来，很多人就退一步说，蒯大富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学校里也有不少反工作组的同学，不同意工作组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可是我平反后，即便这些同学也不太愿意跟我来往。包括我后来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
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１９６６年９月６号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帮当时各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一派，是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９月１７号到２０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召开所谓“少数派座谈会”，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２〕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９月２３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十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１３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大会筹备的时候，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等都发出了邀请。〔３〕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１０月６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词。这次会上呢，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名声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组的成员，于是社会上开始称呼我“蒯司令”。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１０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政府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我们在校内则逐渐得势。
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啊。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人的面说过这个话。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其他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和刘少奇、王光美有关系。
那张著名的“群丑图”其实不是我们搞的，作者也不是清华的，好像是北京戏曲学校的。但是“群丑图”是在清华的报纸《新清华》上发表的，大概是投稿投到我们那去了，或者是作者在我们学校参加运动。那时期也乱，各校学生混在一起。不过，我当时挺欣赏的，觉得画得挺生动。当时怎么界定画谁不画谁，这个我没参与。大概凡是报纸点过名的、打倒的都画进去了。
１１月份，我还到上海去了一次，当时全国不是到处串联嘛，我在北京太忙，还哪儿都没去过，就想乘中央没有下令停止串联之前出去一趟。后来，我叫了几个同学坐火车到上海去了一次，大约总共也就十几天。
当时，全国都闹得很红火，大家也串来串去的，但是我还没有想过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因为我知道中央反对成立全国性组织。有个什么“全红总”嘛，工会系统的，当时就给中央抓了反革命，遭到严厉批判。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想法。
◇ 骗斗王光美
１９６７年１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发生了骗斗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为我们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周恩来批评了我。他说，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的写检查。我们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骗斗王光美具体的策划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学校电机系二年级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开始没跟我讲。那次是１月６号行动的，李振言是在６号白天才告诉我，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我当时真认为是一群孩子胡闹，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干成。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就能把王光美骗出来。我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他们就说，你给我车吧。我说给车没问题，因为清华当时在我们手下有几十辆车。他要一个吉普，要一个卡车，要一个小车，我都给他了。他说要试试。我说，那你试吧，我也不指望你试成。结果捉鬼队骗王光美，没想到真骗出来了。
他们搞这个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会上当的。他们先找师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还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他们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单那个交通中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这就没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还有自己女儿打电话。所以那个简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这样子，他们冒充交警、冒充医院打的电话，全是冒充的。但因为刘婷婷被说服了，站在我们这边了，跟我们一起骗她妈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后来刘婷婷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谈这个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时刘少奇也去了医院，我们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没敢抓。虽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很多，而刘少奇真到跟前的时候你也不敢抓。谁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泽东假如不同意，那我们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们还是把王光美带回来了。他们回来后，在化学馆给我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我开始还不相信呢。他们说真的，在化学馆呢。我一听就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嘛。
当时很匆忙，也没什么准备。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那儿有个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个台子上去了。当时外地来清华串联的学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场站得满满的。 １月份北京多冷啊，那么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说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门的时候也没穿好衣服，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她说脚也冷，有一个女同学就把棉鞋脱给她穿上了。
批斗会还没开始呢，孙岳秘书就来了，他就是周恩来找我谈话时做记录的那个秘书，我认识他。周恩来把自己的车也派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我说那行，可以。当时我就在会场用大喇叭宣布，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问王光美：打没打？王光美说没打，我说侮辱你没有？她说没有。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我没有宣布。
１月６号斗王光美那次，因为没准备吗，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或者说回答也就是反驳，根本就斗不下去，所以后来就不斗了。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们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记不清了，还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当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这时候孙岳秘书就在旁边催我，说赶快让我们把人带走。
这过程中，还发生两个插曲。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周恩来电话中字斟句酌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我说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周总理的电话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我觉得，总理是怕他打电话，我不听。他就让江青再给我打电话。我们的人逼王光美的时候，我没有露面。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就进去了。大家发现我进来，就让开一条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斗成那样其实还根本不认识我。我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她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我握手。我没握，说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让我唬了一下，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后来她就签字了。我立刻就让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总理那个车，是辆苏联产的吉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华前后也就押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４〕的时候，就批评我。他说，清华的同志把王光美骗去斗了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嘛，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这就是指我们把王光美骗出来的方法，是彭罗陆杨的手法。当时有些小报说我讲过一句话：“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我连“怀疑一切”这种话都没说过。什么“怀疑一切万岁”的大字报，是我一个同学写的，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这在理论上很难站住脚嘛。那时也传说是我的话。
◇ 中央文革的马前卒
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９月２６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我笔记本上有很详细的记录，后来都被法院收走了。
总理对批刘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１９６６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１２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呢，我认为时机到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对我特别关心。１９６６年的９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５〕。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
１２月１８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嘛，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１９９１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６〕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以前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１２月２５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５０００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刮起了所谓的“１２月黑风”，“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１２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１２月２５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那天风很大，天气很冷。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呢，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组织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才刚刚见过面没几天，１２月３０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江青说的“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不能断定就是毛主席这次确实让她带的话。反正她经常这样说：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走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１２月３０号，当时清华井冈山的报纸有篇文章，题目叫“清华园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我们的经过。
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我就广播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他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刘涛，你必须要揭发刘少奇。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检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内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情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１９６７年在中南海门口搞的“揪刘火线”，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次是建工学院两个女将，因为刘少奇也到他们学校去了看大字报，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他们自己内部还不太一致，互相比谁的调子更高。这事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们很晚才去。我当时觉得他们是想抢功，要说打倒刘少奇，肯定清华是“第一功”嘛，所以对他们这个不感兴趣。
◇ 天派地派及其它
“天派”、“地派”形成很晚了，当时就根本没有自觉地要形成什么派。一直到１９６７年９月份，一个是中央文革在９月１５日接见了一批人，在９月１６日接见了另一批人。于是，头一天被接见的叫天派，第二天被接见的叫地派。我们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天派”，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天派。哦，在接见完了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天派。天派可能是因为其中为首的是北航和清华，航空嘛为天；地派以地质学院和北师大为首，地质嘛为地。关于研究这期间天派、地派的文章啊还没看到，还都说不清楚。在这两次接见以后，其实天派和地派关系也都很好，也没有大分歧。后来，我和韩爱晶曾经想把天派、地派逐步地联合起来，但是没成功。
地派基本上是三司的，包括各个大学的“东方红”的，以地院王大宾为首，谭厚兰也算地派。聂元梓肯定是天派，不过聂元梓除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写了一个大字报，后来工作组入校整我们的时候，她根本没发言啊，也没保护我们，也没发表反对工作组的意见，这跟我们的经历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她那个造反还是中央授意的，奉旨造反。就那一下子，后来当了大学红代会核心组的组长。那时觉得，我们是自己干出来的，根本瞧不上聂元梓，我们对她根本不以为然。
我们跟谭厚兰关系也不算好，我们和她在政治观点上并没什么对立的，但是有些讨厌她，觉得她个人为人也有些霸道。１９６７年９月７号，我和韩爱晶策划搞了一个“九七事件”。谭厚兰他们学校有一个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头头也是个女的，姓王，是谭厚兰的对立面。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他们两边有什么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或者反对谁、保谁。那天，我们就拉来好多人支持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全校都到处都造反，然后就是把谭厚兰的革委会给冲垮了。结果，当天江青、陈伯达就接见我们，把我和韩爱晶臭骂一顿，说我们俩不听话，胡搞，骂得非常厉害。我们吓坏了，从北师大撤出来了。结果，谭厚兰的权威又恢复起来了。
我在三司主持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时也成立了三司的中学中专部，谁只要同意我们的观点就可以参加，是很松散的、也就是无政府状态的。当时中学生影响不是很大，而大学影响是全国性的。我们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也叫“老兵”，卜大华、骆小海他们也有过冲突。主要是我们成立井冈山后，附中的刘刚他们也成立了个井冈山。清华附中井冈山都是平民子弟嘛，老兵都是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和这个平民子弟就有矛盾，他们天生就不是一回事。老兵看不惯刘刚他们，刘刚他们也看不惯老兵，所以弄不到一起。我们当然是支持附中井冈山的了。他们也跟着大学的起哄，后来在中学里头属于四三派。
谈到四三派，就会联想起遇罗克。他写的《出身论》我看过，但我当时也没有太多感觉，看了印象不深，就知道他说的有道理，总体觉得讲得对。但是他影响不大，不占主流地位，《出身论》目的是给出身不好的张目嘛，不过我也没想到遇罗克最后被枪毙了。这个就太过分了。他那么写，跟谭力夫的讲话正好相对了。《谭力夫讲话》我也看了，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水平，很好的演说家，但是他的观点我当时就不同意。照他那样子搞，革命队伍纯之又纯，把出身看得太重了。我觉得这个路线会推走很多人，那最后就成孤家寡人路线了。我也算出身好的红五类嘛，但是我在清华根本就不敢推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的观点。反过来说，对联代表的那个思潮对我们也有影响，像我们总部的主要领导人，出身都是很纯洁的，不敢让出身不好的同学做负责人什么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曾经在清华也贴出来了。贺鹏飞他们也在
清华开了大会，宣传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在清华不可能成气候，因为清华出身不好的太多了。当时清华１万１千多学生，学生成份里工农子弟占少数，处级以上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大约１０００多人，干部子弟差不多能占百分之十。知识分子子弟占大多数，还有部分出身不好的、就是非劳动家庭的子弟。干部子弟在清华学生中比例不大，推行血统论没有太大市场，但是他们的影响很大。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几次关键时刻都是由他们来决定方向。他们的大字报一出来，所有同学都当回事，大家就以为有中央的背景。
好比说开始反蒋南翔，是刘涛、贺鹏飞他们，至少有七八个吧，给蒋南翔贴了大字报。那大字报一贴，大家就以为是中央的意思。后来就是反工作组的时候，是王小平和雷蓉的大字报，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影响最大就这两次，这就等于决定了清华运动的方向了。所以，他们一出来表态，清华就很当回事。
１９６７年１月份，王洪文到清华去过。王洪文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中央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领导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我当时在北京比他名气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我带你去吧。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大会，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总理、江青都来了。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我对这个人也谈不出什么好坏，从个人能力看，讲话很有水平，写文章、组织能力都好，但是与他后来的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还是不相称，太快了太高了。
◇ 二次批斗王光美
到了１９６７年４月，那时戚本禹的文章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经发表了，正式点了刘少奇的名。４月３日和４日，中央文革接见我们。会上我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总理把我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对我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你们批斗。这样，我们就定在４月１０号再次批斗王光美。
社会上传言那次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是江青的授意，这不准确。要是说那次跟江青有什么关系呢，江青确实说过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这是江青在接见我们后的闲扯时候说的，项链的事她没说。戚本禹当时在场。我当时就觉得应当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是“捉鬼队”的主意。当时由“捉鬼队”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来的。他们开一个大轿车去，到中南海领人。到了刘少奇家，他们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把一把钥匙扔过来了。她家的衣箱特别多，那些同学也挺聪明，很快就找到那个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里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难，但是也勉强穿上了。那项链就是普通的项链，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见。也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想起来，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长串，所以就搞了两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队”的同学的恶作剧，确实带有侮辱人的意思。很不好。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刘平平和刘婷婷都去了。因为她们两个我认识，都坐在在第一排，在喊“打倒王光美”的口号时也喊得响着呢。这些，其实我们都需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的。
因为这些事情，王光美对我非常反感。我刑满后，有一年调到北京工作，当时全家都已经来北京了。据说王光美知道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我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
对于和刘少奇、王光美的关系，一个从好的方面来说，我和刘少奇、王光美的矛盾是一种双方的误会。但是，他们代表了一种共产党基本的思维定式，就是１９５７年反右的思维定式。他们认为，派工作组是共产党一直行之有效的手段，这也是中央工作班子集体决定的。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嘛，土改时这样做，１９５７年也这么干的嘛，四清就不用说了。我估计刘少奇当时的想法啊，他认为事先还向毛泽东汇报过，毛肯定会支持他，至少不应当反对。那么，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的，是党派的工作组，你能说反对就反对？挑战党的领导，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嘛！你肯定是目的不纯，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不管当时跳出来的是谁，是蒯大富跳出来，还是任何其他人跳出来，那样的条件下肯定要打你反革命的，而且也不会管你死活。
反过来讲呢，我这么理解，我们当时充其量也就是给你工作组提提意见，而且我们也都有中央指示和毛泽东讲话为依据，怎么就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了？从这点上讲也觉得不可理解。你到清华来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我扣上反革命帽子？那毛主席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你们平白无故把老百姓打成反革命，那你肯定是坏人啊，你可能就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所以双方斗争就是根本没有交流的，互相也没有可理解的地方。但导火索实质上就是由于当时工作组工作作风问题，做工作不细致造成的这种误会。
文化革命又是一场新的斗争啊，所以他们这么做呢，也不奇怪。据说刘少奇被中南海里的造反派批斗的时候，他拿出《宪法》来保护自己，说我是国家主席，有什么什么公民权利。但是你整蒯大富的时候，你怎么不把宪法拿出来呢？但他根本不管的，也就这么回事。说起来，毛泽东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所以当时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准备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当时毛泽东晚点回来，结果就会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作为平等的身份，那么我们都彼此伤害过。文革初期，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后来毛泽东给我平反，我的下场可能会更惨。他们也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歉意。所以我没必要给他们道歉。
有人问过我：你是从农村来的，父亲又是基层干部，你对毛泽东搞的人民公社、大锅饭等造成的后果应该有体会啊，三年困难时期你也应该记事了，当时如果没有刘少奇等提出的“三自一包”，农村当时很难度过难关啊。你对那种情况应当非常了解，所以从道理上讲，朴素的感情首先应当是赞同刘少奇的，怎么你反而反对刘少奇，支持毛泽东这个路线。
我当时这样认识，这个问题很难说当时刘少奇反对了毛泽东那一套错误做法，实际上他们很多做法都是一致的。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差不多刘、邓等很多人都有份。就说这个“三自一包”啊，其实在分地的时候我还帮助丈量呢。它的效果也确实特别好。但是到后来这件事就完全政治化了，认为虽然它可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肯定会造成贫富分化，就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当时把社会主义理解得很狭隘，宣传的就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才是社会主义。刘少奇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涉及理论的问题当时就是一股脑儿听毛泽东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套。谁反这个我们就跟谁干，崇拜毛泽东，毛泽东说打倒谁我们就打倒谁。当然，我个人文革初期的遭遇也使我有感情上的因素，在反对刘少奇是更坚定、更积极而已。但当年的思想状态，即使没有这段经历，也肯定是要起来打倒刘少奇的。
◇ 团派和四一四的分野
后来，我们清华的学生就分成了团派和四一四。我认为，这有浅层的原因，也有深层的原因。浅层的原因就是对干部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团派对干部的态度是比较左的，主张批倒、批臭，再看干部们亮相怎么样。四一四主张就是批斗和教育结合，大面积解放干部。开始就为这事情有分歧。深层次的矛盾呢，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基本态度。在１９６８年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私下议论过。四一四的基本立场，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就是说干部没有那么多坏人，打击一大片是不是错了？四一四的核心人物或者是他们后面的一些干部，私下议论的时候就更公开地对文化革命不满了，对毛泽东啊，尤其对江青、对林彪表示不满，当时这都是掉脑袋的事啊。
那时中央公布一个《公安六条》作为文革的执法依据，规定不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准攻击毛主席、林彪等。当时我们就抓住这条，从四一四少数几个人展开，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这是我给定的，你反蒯大富无所谓，你后来再搞的就是反对文革了。周泉缨当时写了一个《４。１４思潮必胜》的大字报，跟着他又写了“炮打陈伯达”，然后再写“二次炮打陈伯达”。我就认为，你们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就是对着毛泽东来了。这个深层原因，就是说他们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当时肯定也不认账，不承认。反过来，四一四抓住我们的干部政策，说你们太左了，打倒一大片干部。他们也确确实实保护了清华校内的干部。
这是一个理论分歧。我们专门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对四一四思潮进行大规模批判。也像当年中央反苏修的“九评”一样，陆续发表“一批四一四思潮必胜”，二批……三批……什么的。毛主席当时这些小报都看的，对我们批判四一四的文章也很欣赏。他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对四一四也有过好多批评意见。所以，当时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戚本禹，都说过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话。中央文革都是公开帮我忙的，因为他们了解主席的态度，主席倾向于井冈山团派嘛。但四一四他们根本不在乎，当耳旁风。最后，在１９６８年召见我们那一次的会上，毛泽东自己也直接讲了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话。那次批评得相当厉害了，但后来这部分没传达。
所谓两派斗争呢，当时就是要引导对手犯错误。一般讲，掌权的一方是不希望自己单位乱，我们毕竟是掌权的嘛，打起武斗来肯定要负责的。所以，起初我总的方向是反对武斗的，开始有武斗苗头我就制止了。那时北京，像北大、北师大武斗已经打得很厉害了。谢富治还表扬我们说：好多学校都在武斗，清华不武斗，这就很好。但是后来，我还是没有经得住诱惑。
文革那时候，怎么说呢，我就是太年轻，而且一切都太顺利了。我们１９６６年９月成立了清华井冈山，１１月得到中央文革支持以后迅速发展，从几百人一下就到了几千人。接着，周恩来让唐伟他们和我联合，贺鹏飞他们知道后自我罢官而去，清华就成为我们一派的天下了，几乎全校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井冈山。那时，整个清华就在我手下了。从我个人能力、资历来讲，或者说与当时同龄人比较，可能比一般同学稍微强一点，但和我处的地位来讲太不相称了。一下子在这么大的清华大学掌权后，我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我的“全身浮肿，头脑膨胀”。
那种自我膨胀，那个时期都难以想象啊。１９６７年５月１日在天安门上，杨成武把许世友带过来，介绍给我和韩爱晶，他说这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我是第一次看到许世友，黑黑的，有一个金牙，个子矮矮的。而许世友见到我们，一个立正，给我们敬礼啊！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啊！我说，许世友司令员，我们知道您。那时作为身经百战、忠于毛主席的老将军，他在我们心目里威望还是很高的。许世友说什么呢？他说：“蒯司令，我是你们的士兵啊……”。连邓大姐〔７〕见到我也说：我是你们的市民……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也就有点飘飘然，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当时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常委一共２２个吧。北京市革委会经常开常委会，大概每周一次以上吧，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这个会上决定的。我们这些常委权利也太大了，但实际上这和我们当时所能掌握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对称，应当说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但实际上却参与了。
那膨胀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得了，就导致得意忘形。１９６７年５月清华大学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５月２９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谢富治已经批准，而且已经宣布明天要开成立大会庆祝了。他说：你今天晚上就决定，若清华明天成立革委会，我明天就出席你们的会议。如果四一四有不同意见，我们去说服他。他就一夜没睡觉，跟我们在一起，等着我做决定。我也一夜没睡觉，当时我真是矛盾死了。后来就想，说不定缓一下更好一点。谢富治说，如果你这样子考虑的话，说明条件还不太成熟，我们要进一步做四一四的工作。这一下子宣布推迟以后，就完全不可收拾了，两派越闹越僵。当然这当中还有其它因素，如四一四的态度，以及总理当时不能出席这个大会等，对我也有影响，但无论如何，我非常懊悔，这个决定最终是我做的嘛。
◇ 武斗初起
清华的武斗也是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很容易被人家鼓动，一激一怒就起来了，而一旦决定就不可收拾，想回头都回不来了。最早的武斗是我们的责任，一个呢，我们团派当时的力量比四一四强得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想把矛盾激化，争取中央的明确支持。清华武斗之前，北大３月２９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８〕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这之前，虽然毛主席没有公开讲，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啊，都讲了很多话批评四一四。当时我有这么个心态，认为清华打起来对我更有利，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四一四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局面。
清华武斗比较晚了，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号开始的。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X，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就去攻数力系的旧电机馆，把四一四的人都赶出来了，这一打就不可收拾了。
毛主席说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之后，我们就更极端了，把四一四说成是代表国民党的。武斗的意义似乎也就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这样，大家武斗的时候特别勇敢，当时喊冲的时候，同学们真的是不要命，硬往上冲啊。当时我们攻东区浴室，是二层的一个小楼，地面距楼顶有８、９米高。我们用云梯强攻，两个梯子接起来有十几米长，踩上去就忽悠忽悠的。四一四贴着那个楼顶的边上焊起来铁栏杆，你梯子搭上，只能一个人往上冲，人家三四个人，你还没爬上去呢就被挑下来了。就这样连续硬被挑下了十几个人，有一个人当场死了，一个摔成截瘫，可后面的还继续往上冲！战争期间黄继光堵枪眼啊，董存瑞炸碉堡啊，这些英雄行为我就特别能理解。我指的是英雄的那种心态，就是在悲痛和激情之下，他们同时也为自己的“高尚行为”而自我激励，感觉在为崇高的事业奋斗。我特别不能接受把文革武斗中这些被打死的孩子，说成像疯子一样死得活该。当时留在校内的同学大概一千人吧，没有任何补助，都是自己掏钱吃饭。也没有命令说必须参加，纯粹是自愿的。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当时确实是抱着崇高的目的，在共产党的领袖号召下，为那种“理想主义”而战斗。
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后悔了。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中央根本不表态，我们失算了。所以说实在的，当时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儿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我真是骑虎难下，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不仅有社会压力，有同学压力，自己也体会到，清华武斗的责任呢，肯定要追究到我这儿。我当时很清楚，武斗会死人啊，清华哪怕死一个人，账都会记到我头上的。１９６８年５月份，我曾提出让解放军把两边隔开，但也没能实施。
四一四最后的主要据点是科学馆，四周所有的房子全部被我们占领，他们想从楼角处挖地道通往外边，运吃的东西什么的。后来就像电影“地道战”里演的一样，我们在周边埋上大缸，就知道他们在挖地道。发现后就弄来炸药，一炸就把它封死了。当时我们把科学馆断电了，但没断水。因为那里面还有我们的人质啊，几个很重要的人。当时不攻也有这个顾虑。而且那个楼非常结实，你要攻打的话除非你死很多人，我们下不了这决心。
这场武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七•二七事件”才停止。我从不同意武斗到同意武斗，后来这几十年都懊悔不已！清华团派当中主张武斗坚决的，就是总部任传仲等少数几个人，二把手也不主张武斗。但我没能抵制住诱惑，懊悔得很。对清华的武斗我肯定要付很大责任，如果我不打，肯定就打不起来了。
◇ “７•２７”事件
７月２７日那天早上，没有任何与往日不同的征兆。我们总部的一个委员陈继芳回沈阳探亲，说那天要回来。我和同学开了个吉普车到北京站接她，但是没接到，就回来了。回到清华大学快十一点了，就看见学校周围那么多人，车子也开不动了，我们就下车徒步走进清华。开始，清华井冈山广播台的广播还是热烈欢迎首都工人阶级来清华制止武斗，后来就不一样了。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后，很快就把各楼分割包围了。那时我们团派和四一四的武斗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了，我们在科学馆把四一四包围得像铁桶似的。工人到了之后就把科学馆的包围圈打开了，把里面不到一百人都放出来了。好多同学都着急了，脑子就跟我想法一样，怎么回事啊？
后来呢，我就跑到总部那个楼里头去看。路上，我看到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他们还打着造反组织的旗子，和我们是一派的。这些“天派”的组织，我以前跟他们打过交道，当时跟他们一起组织筹建北京市革委会的。当时有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他也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他是带队的。我看到他，认为不会有什么事，根本没想到可能会和工人打起来。但是，当时工人来那么多啊，我当时估计有十万人呢，后来毛泽东告诉我有三万多。参加的有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工厂，主要是工人。还有就是中央警卫团的八三四一部队，是负责组织和指挥的。当时八三四一部队的负责人是杨德中、张耀祠，在现场指挥的是张荣温、迟群、谢静宜。
结果发现，工人逐渐把我们包围起来了，非常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割包围，这很恐怖啊。后来我们有同学就出去理论，一个同学对工人讲：你们工人不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跑到我们学校干吗？还把我们包围起来。工人和你有什么可讲的，不由分说，把他一架往卡车上一扔，就呜的开走了。出去一个逮一个，出去一个逮一个，当时我们看了感觉非常恐怖。当时抓了至少有十几个吧，我看见把我们团派的二把手鲍长康抓走了，还看见我们另一个总部委员高季宏也被抓走了。他们都是出去讲理时给抓的。后来听说，工人们执行的命令是这样的，进校把所有的学生包围起来，如果有学生和他们辩论，就几个人一架往车上一扔，拉到平谷县办学习班去了。当时感到不可理解，你这么包围干吗嘛？
我们当时就打电话问市革委会，工宣队来清华大学到底是不是中央派的？所有各方面都不给正面回答，就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下次再报告时，又说这两天休息开会干嘛的，反正不答复你吧。我们也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的电话，他们的答复就说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情况，首长正在工作，正在开会，我们会把情况向他们汇报。江青等领导人的电话我们没有。其它这些电话我们都打过，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我们被包围后，看到抓人、打人就很害怕。我当时真是感觉这是灭顶之灾啊！以为北京市的工人宣传队会像王洪文在上海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那样做，当时活活炸死二十来个人呢。那么，结局就是，“上柴联司”〔９〕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了。但这时我们手里还有武器，怎么能让人家轻松消灭掉呢，那不可能嘛。
我们商量了一下，后来一致意见就是守住楼，如果工人攻楼的话我们就抵抗反击。后来，下午三点的时候吧，我们有个常委，武斗的副总指挥。他就带人冲出去，反过来把工人包围起来，工人如果不走，他就往楼里拖。反过来我们也抓了好多工人和解放军。那些工人看你这么抓人，他也害怕，工人就散了。一散了我就出去了，当时正门出不去了，是从西南门翻墙出去的。当时我们学校的小车都在北京体院，我就跑到体院要了一辆车，就直奔市革委会去了。我到了市革委会，强烈要求见谢富治、吴德。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吴德来了，见面就说，你们学校打死人了。我离开的时候，两边还基本上没开打呢，但是走了以后这段时间说打死人了。我一听打死人了就发毛了。我冲着吴德喊：是谁派的工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学校包围起来，就这样抓人？他说工人宣传制止武斗有什么错？我说，你们真要把我们当“上柴联司”抓的话，我们肯定就宁死一拼。吴德说，你这样就把北京几百万工人阶级得罪了，你蒯大富在北京没有立足之地！
后来他把我带进办公室，他打电话找那个工宣队的指挥。那时开始派出去的不叫工宣队，叫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以解放军为核心。他后来就把八三四一部队的迟群、谢静宜都找到北京市革委会，在会议室开始谈判。他们说制止武斗，撤出工事，什么什么的，我全接受了。后来迟群提出来交出杀人凶手，我说什么杀人凶手？他说你们打死我们人了。我说怎么打死的，谁打死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条我接受不了。
这样，我们就一起回清华了。迟群又生枝节，说工人怎么气炸了，非要交出杀人凶手。回到清华后，他又要谈判。清华园门口有个中学，叫清华园中学。当时就找个教室，谈判就在那儿举行。谈判就为了交不交凶手的问题。我说，凶手肯定没法交，我说今天制止武斗、交出武器、撤出工事，这肯定没有问题，我说我到现场就肯定能解决。后来迟群不坚持了，我们就达成协议。工人宣传队还有几个地方没有攻进去，如清华广播台、化学馆等地方，我就到我们还占据的地方去做工作。
当时的武斗现场就是互相抓人。工人在外面把我们的人抓了，我们把他们的人抓进里头，然后工人冲进楼里救他们的人。工人来清华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就带几把镐、锹什么的，准备拆工事来的，还有女的穿裙子呢，不像是为了打仗来的。但是后来看气氛不对，好多同学被抓了之后，大家就毛了，当时决定的策略就是谁进来就打谁，进楼我们就坚决抵抗。因为工人是进攻，而且大多空手来的，所以他们肯定吃亏，伤亡多。
后来我到广播台去，好多头头都在那。我召集会议说，我们闯了天大的祸，工人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十万工人已经把我们清华围得像铁桶似的，出不去了。明天我们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会有更多的工人把清华包围起来。我说我们今天晚上把武器全部埋起来，或者扔了，然后人呢，全部撤空。清华我们不要了，跑到外面去，跑到大街上去。当时吵得一锅粥，有的不同意，说拼了，一拼到底。后来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全打死了，你占楼还有什么用？我说赶快跑，跑出去以后，这么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活着，中央知道了就肯定会救我们的。
后来大家就听从了我的意见。这时候工人在正门、南门、西门都有包围，就北边没有人把守。我们半夜像逃难一样，夜里一、两点都从北边、体院那边撤光了。当时清华参加武斗的有一千人吧，加上逍遥派，总共一两千人跑掉了。我也跑掉了。
◇ 见了毛泽东格外亲
我从清华再次跑出来，还是先到体院。到体院我要了一辆车，直奔六部口的电报大楼。和我在一起的有陈育延，是个高干子弟，也是我们总部委员；还有一个是段永基，当时是我秘书。我们到了电报大楼，给中央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内容是：“毛主席，今天早晨，‘杨余傅’黑手派了十万工人包围洗劫清华园！清华井冈山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向党中央呼救！”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我们花了五十块钱，当时给不同的人，发了好多份。发完电报就四、五点了，转了一圈，也没地方去。我说还是去北航吧。刚到北航，他们的保卫组长告诉我：老蒯，你怎么还不去啊？我说，什么？他说，韩爱晶早去了，中央找你们呢，走人大会堂西门。噢，我到处找中央啊，中央也正在找我呢！
听说在人大会堂西门，我当时还想了一下，平常去人大会堂接见从来不走西门，一般接见我们都是进东门、南门，北门是宴会厅的地方，西门没有走过。听说在人民大会堂西门，感觉有点特殊，但也不及细想。我就赶快请司机开车，到人民大会堂天已经快亮了。我跑出来时，还要了一把手枪带在身上。这时我把手枪拿出来，放在汽车座的底下。后来我就走上台阶，有两个卫兵已经出来，问，你是谁？我说，我是蒯大富。他们问，干什么？我说，中央首长找接见。他说，你等会儿，我进去通报一下。他就问我带武器没有？我说没有。夏天嘛，就穿一件衣服，而且下雨，裤脚都卷起来，光着脚丫子，穿个塑料鞋，非常狼狈。一会儿，谢富治出来了。我看见谢富治就哭了，当时就像孩子在外面被打得落花流水以后，看见父亲那么一种心情。谢富治说，别哭别哭，跟我走，跟我走。他给我把裤脚放下来。后来我就跟着走，一边走一边抽泣，直流眼泪。
我们走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后来知道这是湖南厅，门很宽。进门我一看，一屋子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白衬衫，白花花的一片。进门后，韩爱晶就在右手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我这时就看见主席了，平常接见老远打个招呼，再就是见面握握手，没有其它的。这一次是空前绝后。毛泽东看见我就站起来了，我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就是那种男人发自肺腑的哭声！毛泽东也哭了，哗哗直流眼泪啊，江青也哭了，在场的好多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我说了一句：主席救我！就说不出话来了。江青就说：蒯大富，安静点，安静点，别激动。服务员拿来一个痰盂，一把铅笔，还有什么笔记本，还有一沓纸。江青说，你说说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开始汇报情况了，那真正是告御状了。我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进了各楼分割包围，把我们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好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是不带枪、不开枪、不打人、不骂人、不动气，“五不”嘛，这我都记得。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一包围就抓人，就打人。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我说鲍长康就被抓走了。毛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康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康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怎么受伤。
那个会从凌晨三点开始的，我去的时候很晚了，大概七点差不多。会一直开到八点半结束，共五个半小时，你想谈了多少话啊。后来，他们已经是在聊天了。我听谢富治讲，毛泽东开始发了很大的火。但他只说主席今天发了大火呀，不过这火是会议开始时对中央领导讲话时发的，冲谁发的我不知道。聂元梓、韩爱晶他们到的时候，主席已经不发火了。当时中央领导人除了张春桥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汪东兴，中央的全体领导人都在。前头已经谈了四个小时，没散会，实际上主席有想等我的意思。主席并且两次发问，蒯大富为何还没来？
我来以后呢，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我，主席说你们是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斗。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说武斗不能再搞了。主席完了又说，打工人无论如何是臭了，你回去要挨门逐户向工人阶级赔礼道歉。工人气很大，你们要给工人消气。不过他也说道：“我把你们找来是护着你们的”。看来，毛泽东当时心情也很矛盾，他本来只想把我们从舞台中央赶到旁边去，但是没想到以这么惨烈的方式实现。因为当时我们是跟着他走的，忠心耿耿跟他走的，而且一步一步地去理解他的部署。
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很快又返回来了，他对在座的中央领导说：“我不放心，你们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没有毛泽东死保啊，我当时可能就完了。
◇ 没想明白的疑惑
后来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共同整理了一个传达要点，根据谢富治要求把一些称赞我们的话删掉，包括批评四一四的话，然后五个人签字作为文件传达全国。韩爱晶后来整理出一个文件，比较全面真实。
我当时还没想通呢，怎么我们就都错了？你们外面来了那么多人，也不通知一声就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为什么？我后来觉得，毛泽东是想在１９６８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中央，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把我们赶下台，派工人宣传队肯定是他同意的，但没想到这么激化，牺牲这么大。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行动是八三四一部队指挥的，但工宣队是北京市派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分析当时他们为什么封锁消息、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来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这样做的目的和实际结果，可能是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自己当时还问呢，怎么不打招呼啊？还下令把所有抓的人都放了。再一个从毛泽东当时的表现，我看不出毛泽东有这个阴谋。
在我没到会之前，很奇怪的是，毛主席问了几次，蒯大富为什么不来啊？韩爱晶的会议记录里记载，谢富治两次回答说，蒯大富他不敢来，或者说他不肯来。毛泽东又问，蒯大富为什么不肯来啊？韩爱晶回答：蒯大富不会不肯来的，他要知道一定会来见主席。谢富治在那个会上还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什么，我就感觉他们对我们那么狠，等于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一打以后，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在北京生存的社会基础。我感觉是有人搞鬼，包括迟群他们和吴德他们。
７•２８会后，我就到各个工厂挨门逐户地去赔礼道歉，还包括善后处理。事后统计，工人死了５个，有枪打死的，有手榴弹炸死的，有长矛捅死的，一共死了五个，伤了七百多。死了的工人作为烈士处理，善后还包括各个工厂被打伤的、住院的工人。后面的事情我没有参加。学生死了２个，伤了一百多。所有打死工人的学生全都找到并抓起来了，没有判死刑，大都判了十五年。
后来在判我罪的时候，一个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一个是诬陷罪，还有一个杀人罪。但是当时要是主要以武斗判我罪的话，我还比较服气。因为事实确实如此，我对这场武斗负有主要责任，我非常后悔，这也是无可奈何，在劫难逃。
毛泽东那次讲话以后，一周之内，形势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讲话基本宣告了学生运动、红卫兵运动完全结束了。学生也散了，年底分配，能走的都走了。我回到学校，办了一段时间学习班，１９６８年年底分配我去了宁夏。
◇ 查无实据整肃“五一六”
１９７０年，准备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我是当选为北京市选区的人大代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底，上面通知我参加北京市的人大会议。北京提名我当四届人大代表时，遭到北京市工人的反对，后来毛主席发话，谢富治做工作才通过。王力告诉我，说中央给我保留了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子。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厂都以为我去开四届人大的。宁夏很隆重，是送我坐飞机去的，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机场后，北京市革委会派车接我，并在市革委会吃的晚饭。饭后，清华就来人了，说找我有点事，把我接到清华去了。我到了清华大学工字厅，在党委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迟群、谢静宜、刘冰等，大概五六个常委都在等着我。
迟群开门见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代，清华党委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我说，组织上对我审查，我完全服从，我保证积极配合，但是我严正声明，我没有隐瞒任何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代，所有问题我都已经在办学习班的时候全部交代清楚了。
后来我才知道，抓我是因为所谓的“五一六”问题。其实，真正有组织的“五一六”，就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他们搞了个小组织，取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根据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得名，大约有几十个人。他们在１９６７年５月开始攻击周恩来。同年９月，毛泽东批示：“五一六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真正的五一六随即就垮台了。此后，１９７０年初，全国又一次大规模地清查“五一六”，这时一些人在“逼供信”之下，揭发了我。
文革时，各大专院校红卫兵都在揪这个揪那个，有搞康生的、搞陈伯达的、搞总理的，搞……的各种专案组。那时，我确实反过康生。毛泽东把我们从盒子里放出来造反，他是要把我们放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或者说他让你反谁，你反就可以。而我们一造反，却就没止境了。我们当时怀疑的范围非常大，只要我怀疑你反毛泽东，我们就敢反你。大约是１９６７年１月的时候，我们反康生是非常公开的，是以清华井冈山总部名义起草了一个公告，叫做“调查康生同志问题联络委员会公报”，由中央高级党校，还有体院、矿院，我们四家联合发表的调查康生问题的报告。后来，陈伯达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我们臭骂了一通，说你们跟我们不打招呼，这么胡搞，你们会把自己搞垮台的。我们吓得够呛，检查也不知做了多少次，不过最后对我们没再追究。
１９６７ 年９月，有人反陈伯达的时候，我们当时也准备参与。吸取了反康生事件的教训，然后我们就请示江青。我给江青秘书打电话说，我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向江青同志汇报。江青知道我们要反陈伯达后一顿臭骂，说我们胡思乱想。后来我们就没有跳出来，如果当时反了，可能会搞得很厉害，因为我们搜集了好多陈伯达的材料。当时，鉴于这些事，我下了一条死命令，凡是在中央工作的这几个人，对谁都不能搞材料。谁要违反纪律搞材料被揪出来，我第一个站上台把你们抓起来。当时主要是害怕出问题，后来清华就真没人敢搞。所以我们和五一六根本不沾边。
清查“五一六”那段时间，一直把我关在清华工字厅第一个院子靠北边的房子，现在大概是校办的房子。他们没有打人，只是不断施加精神压力。揭发我的都是我们井冈山总部的几个委员，揭发的内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给他们发了表，发展他们参加了五一六；还有就是说我们干的所有坏事都是我指挥的。当时，迟群到我这儿来核对，说揭发我的这些人都是我发展成五一六的。我说：你肯定搞错了。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没发展过五一六。而且据我所知，清华也没有五一六。他们也没搞对质，那几个揭发我是五一六的人，实际没人敢跟我对质，因为确实没有的事。怎么对质？
我当时心里有那么一种倚仗。我对迟群说：文化革命初期，王光美、刘少奇打我反革命的时候，我是清华一个普通学生，申诉无门。当时谁也不知道我，他们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没有办法。现在，你迟群想把我蒯大富打成五一六，你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敢往上报。我不是那个时候的蒯大富了，你不拿出证据来让毛主席、周总理相信，行吗？但你拿不出来！
后来，迟群他们下了很大决心，施加了多大压力，我最后也没有违心承认，也没有乱说去揭发别人。迟群气得说：“难道那么些人做梦都做到一起去了？”他意思是说，揭发我的这些人交代的口径都一致。当时迟群对我拍桌子，我也敢使劲对他拍桌子。我说，你还拍什么桌子，你们根本就是逼供信，全胡说八道。
从那时候起，中央文革和我再没有任何联系，甚至都没过带过话。包括迟群，谢静宜都没有说过什么。但是你说这事江青能不知道吗，包括主席能不知道吗？当时我呼救啊，写信啊，写了很多信，没有反应，迟群他们还是为所欲为。
迟群当时很想在清华搞出一个很大的五一六集团来表功，也算报“７•２７”的一箭之仇，但最后他落空了。“九一三”事件以后，迟群跟我说：有些事他不能说，实际上有些是搞逼供信搞的，就算了，过几天就放你回去。１９７１年他曾打算放我回去了，但是又没放，一直拖到１９７３年才让我去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改造。
当时，抓 “五一六”搞得那么大声势，涉及到全国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应该涉及有上千万人。清华也抓了好几百呢，事后证明完全是假的，清华一个“五一六”也没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整五一六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背景，也没看到太多证据，但是我自己感觉上应该是周恩来，因为五一六主要是反周恩来嘛。那会儿他就是要打掉一拨人，搞了那么大的运动，把造反派就整个打下去了。〔１０〕
全国整“五一六”整得最狠的是江苏，就是所有造反派都给扫荡了。据说逼死搞死了一万多人，反响太大。江苏后来有个寡妇上告团，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来告。江苏主要是整得太狠了，所以最后中央有专门一个文件给江苏的五一六平反。但是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像江苏那样平反，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没给个什么说法。那一次，基本上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头头，包括天派、地派在内一股脑儿，都在五一六这个名义下审查挨整，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后来看，文化革命中抓五一六，实际上就是清算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以我为例，我分配后去了青铜峡，１９７０年就把我当五一六抓回来了，然后从１９７０年审查直到１９７８年。在清华三年，在东炼五年，这八年期间，林彪垮了，江青垮了，负责审查我们的人都走了，我这五一六问题案子还没完。邓小平上台以后，说文化大革命这笔账还要算，这一算就把我算到反革命那边去了。这就不是单位审查了，而把我抓到监狱去了。
◇ 林彪江青及其他
林彪事件时，我正被关起来审查五一六的事。开始审查我的时候，还有关于我们反林彪的什么罪，后来有一段就不问了。大概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７号，迟群、谢静宜一起来见我，他们才告诉我，林彪死了，是反革命。对林彪事件本身，我感到十分震惊。文革当中，我们认为有两个人是最忠于毛泽东的，一个是江青，一个就是林彪。那时对林彪的信任还是不可动摇的，很崇拜的。这对我震动很大，如果说林彪都反毛主席，我感到没什么可信的了，好像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不过这时候我被关起来很封闭，另外思想也很封闭。所以还没有能够从文革的大思路等角度深入考虑问题。
我和林彪接触很少，对他没很深的印象。我记得１９６７年７•２０事件以后，北京召开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回京嘛，林彪出席了那个大会。那次我和林彪近距离接触过一次，在天安门中间的休息室，林彪坐在沙发上，我们一圈人围着他。林彪就一句一句地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可惜没有找到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可以抓住大做文章。这个讲话我都记下来了。这很容易理解，就是抓住７•２０的事情，抓住军内一小撮反毛主席的事件，大做文章呗。我回学校就传达了，当时别的学校也都提出反对军内一小撮。我就提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要解决军队的问题。后来周恩来跟着就接见我们，告诉我们不要搞串联，不能参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后来我就不弄了。
文革发生的一系列冲击军队的问题，其实也是起源于五一六通知，那时已经提出党内、政府内和军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１９６７年《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也提到打倒军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力曾跟我谈过，说毛泽东受武汉７•２０事件刺激很大，感到很绝望，好像军队已经乱了，对军队也缺乏信任感了。在此之后，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一路上走到哪就讲到哪，对各地军政首长不断发表讲话。然后，这些讲话再被传到北京。中央文革这些在北京的人，看到毛泽东的讲话都感到很吃惊，觉得非常之激烈。讲什么要武装左派啊，打倒右派啊等等。因此，中央文革这些人在传达毛泽东讲话时，就绞尽脑汁想办法把毛泽东的话说得不那么激烈，把讲话的棱角磨掉。江青当时讲什么文攻武卫，本质上都是毛泽东那段时间的想法，她说的那些话完全在毛泽东这些讲话的范围之内，所以江青后来不服呢。
我以前讲过一些对江青的看法，网上反对意见不少。我一点也不回避这个问题。我认为，江青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她舍弃上海那个环境去投奔延安，肯定是奔自由民主去的，奔革命去的。她不可能是投机的，因为共产党当时处在最低潮的时候，就剩了两三万人，穷得缺吃少穿，没有弹药。如果不是张学良、杨虎城的话，那共产党很可能就被剿没了，至少七零八落了。那时候你说到那地方去投机？那肯定是追求理想、向往光明嘛，至少以为共产党是光明的。另外，江青在延安坚持１３年，一直跟在毛主席身边，很了不起，她这个行动就表明她真正在追求革命。当时有日本人问我，我说：江青在当时的女同胞中，她的马列水平，她的演说能力，文字能力，指挥能力，都是全国一流的。文革当中甚至可以说是那些人中最好的。江青吃透了毛泽东的理论，毛泽东当然也欣赏她。有一种说法，到最后毛泽东想把江山传给江青，不想传给华国锋，我感觉不是空穴来风，毛泽东最信任的人里头还属江青。
江青在文革当中的问题是她个人性格造成的，她政治上没什么太出圈的东西，执行的基本上都是毛泽东的那些东西。江青自己个人发挥方面有些什么也有可能，但是没有太大的出入，没有什么太多偏离毛泽东的。所以，四人帮的错误基本上就等于是毛泽东的错误，当然不可能说完完全全符合，不过可以说基本上是毛泽东的思想。当然，江青在被审判过程中，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表现。
对中央文革其他几个人，就我的接触，我对张春桥印象还是很好的。张春桥当时跟我讲反刘少奇的时候，把我们当成特别信任的御林军看待。我当时特别高兴，等于说中央这么重要的部署，也是主席的决心嘛，让我们来领头落实部署，那是莫大的荣耀。文革后揭发张春桥，也是由于我的私心。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来人，给我讲得很大了，说你揭发嘛，你立功表现好就可以放你回去。我当时在秦城监狱，那个检察长简直是在说，表现好马上就可以回去了那种感觉。我当时立功心切，把揭发材料写完，然后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来导演，让我反复背，背得一个字不差，以及什么时候做什么手势，都给排演了多少次。后来审判张春桥时我上去揭发。
张春桥绝对是个“人物”，他当时听了我的揭发之后，什么表情也没有，眼睛都没抬。我感觉他上来一句话不说，等于说你们很可笑。一个是我认为你们没资格审判我；一个是我蔑视你，不需要和你们说话，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件事的事实也确实是那么回事，我说的也毫无捏造夸张之处，揭发张春桥也可能给我免了点罪责。但是，后来我很懊悔，这事其实大家都知道，用不着去揭发，尤其不必要由我去当面揭发。我觉得很对不起张春桥。他那时对我非常信任，现在让我作为一个敌人和对手去揭发人家，来讨好当局洗刷自己，这种行为很低级的，好像小丑一样，显示你蒯大富很卑鄙。我对这个心里很懊悔。
文革中，总理是比较复杂的。我还是非常佩服周恩来，他一直给我的感觉是宏大的气度。他在文化革命中，拼命想追随毛泽东，不管理解的，不理解的，他一直在按毛泽东的想法来执行，维护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假如错了，或者不理解，他经常会想办法缓解毛泽东指示带来的后果。我们当时都能直接感受到这些。
我们后来私下议论这个，认为总理是一心跟主席的，最不可能反主席的。我说总理就是老保一些老干部，如果总理不想保谁了，那这个人肯定完蛋了。后来对彭德怀，他就保不住了，因为毛泽东的态度太坚决了，太明显了。他就不可能保了。那段时间清华也斗过彭德怀，几十个单位轮流斗，几乎天天斗。
文革当中，谢富治是一个非常正派严谨的共产党员。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紧跟毛泽东，他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毛泽东、总理、江青怎么指示，毛泽东怎么指示，他都坚决执行，没有任何价钱可讲，哪怕不理解的也坚决执行。他很忠诚，从战士一直干到副总理，而且特别廉洁，文化革命中，他工资的大部分都交党费了。那个时候一双布鞋，一身军装，没有任何腐化堕落的各种传闻。仅此一点，今天这样的干部已经非常难找了。
◇ 东炼和服刑
１９７３年，我２８岁，被下放到东炼劳动改造。不过，去东炼和我的化工专业毫无关系。在工厂，工人群众和干部对我都很好，有好多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系呢。工人对我非常宽松，基本没有人迫害我。而且我还能谈恋爱，有时还到山上约会。
厂里有一个女工，叫刘Ｘ，她和我认识后，要和我交朋友。她还是那种女孩子崇拜英雄的情结，她感觉我了不起，把我还看作是“英雄”。而且我当时那套道理还是比较唬人的，后来她就一心想嫁给我。我说我不敢同意，我的头上还悬着反革命的帽子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坐牢呢。当时，我对形势的估计，也觉得确实不大安全。她说，没关系，你要坐牢我给你送饭。当然这也就是小丫头这么一说。最后我们也没成。以后，她到日本去了，在那里定居了。前些年，她到深圳来的时候又找到我，我们见了个面。还有韩爱晶等，大概十来个人一起吃饭。她那次还说，我和老蒯有那么一段情，其实我们还有个孩子呢。那是１９７５年，当时她怀了个孩子，那孩子要活到现在也３０多岁了。这种事情当时算是很严重的事，要让组织上知道那还不把我们斗死。所以，我们也不敢要，就打掉了。
１９７６年周恩来去世，接着毛泽东去世。这两个人的死，都让我很伤心，我的感觉是心里的依靠一下就没有了。我当时也估计是在劫难逃了，不会再有人护着我，也没有人会给我说话了。毛泽东、周恩来有一个在，四人帮就不会被抓起来，我肯定也不会被抓起来。他们都死了，四人帮再一抓，我心里的支柱完全没有了。１９７８年４月，一辆吉普车来到东炼，把我再度带回到清华，北京市公安局在那里宣布以反革命罪逮捕蒯大富。当时宣布的反革命罪行里，还有反康生这一条。
再次被抓后，也有领导人讲话提到我。一个是汪东兴，当时他是中央副主席。他讲过，关于清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当时的历史问题。他就点名说，比如讲蒯大富，过去十多年了，处理他的问题，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否则我们就不能让人家心服口服。这是在我被抓起来以后，汪东兴讲的，这话本身是正确的，符合中央精神的，但是没有分量。接着审判四人帮以后，又要准备审判我们的时候，胡耀邦有一次对清华的一个同学说起我。他说，对待蒯大富，从前我不赞成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他整得这么狠。这些是比较有利于我的，但是没有分量。
我对我的错误，从什么层面讲呢，就是想想别人的遭遇，想想我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的损失，判我刑并不冤。比起那些老干部，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受的各种各样冤屈，比我要大的多。那么多德高望重的老革命都吃了那么多苦，何况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没什么大错误，而却被迫害、被批斗、挨打。他们更冤！所以说，我吃些苦，判刑坐牢根本就不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蒯大富无冤可喊。从另一个层面讲，我觉得冤枉在哪里呢？我辩论就主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我没有犯反革命罪啊。如果当时说我罪在武斗，或者说整了老干部，那我比较服气。我辩护的不是这些，我是说我不是反革命，罪名不对。我当年的言行，包括打倒刘少奇这件事，都是在毛泽东指导下做的。我当时举许多例子，来论证我的行为是完全是符合毛泽东的教导，当时不仅不是错误，而且是正确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是冤枉的，其他就谈不上了。
在这件事上是邓小平说了算的，要判多少年，怎么重判，都是他决定的。邓小平这个同志报复性很强，你要整过他，那你就倒霉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还算比较宽大，或者说刀下留人了。在１９７８年否定文革的高潮中，如果他说把蒯大富拉出去杀了，一百个蒯大富也打不住，也没人敢给蒯大富说话。在押期间，我给外边写过不少求救信，已经忘记了给谁写的了。当时对我的第一份起诉书列了六条罪，比江青、比张春桥还多一条。这六条一看都是奔死刑去的，我估计可能要判我死刑了。我很绝望，就想通过一切途径，获得某种援应。初次见审判长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问他：审判长，是不是准备判我死刑了？审判长说，那怎么可能呢，你最多是从犯嘛，江青、王洪文他们都没有判死刑嘛。你案情怎么也比他们轻嘛，怎么会死刑呢？江青１９８０年底就判了，我是１９８３年才开始判的，间隔比较长。他把我定性为从犯，我就吃了定心丸了，估计死不了了。
审判我的时候，也为我请了律师。我的辩护律师就是曾经给江青辩护的傅志人律师。〔１１〕开始，他派了下面一个律师来，那位律师很和善，但根本没有做过法庭辩论。后来我要求他按照我的辩护词进行辩论，他说我请示一下。后来傅志人律师就亲自来了，我和他进行了模拟的法庭辩论。我们辩论了三个小时，他辩不过我。起诉书要定我反革命罪，那我得有反革命动机啊。我说，你怎么证明我有反革命动机呀？我反刘少奇那是反革命动机？我当时听毛主席的指示，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主席啊。后来我反问他，我说：１９６６年的时候，你当时发现毛主席犯错误了嘛？你和我一样没发现。你当时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吗？你也不可能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你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你也和我一起喊打倒刘少奇。你怎么能说你不是反革命，而我就是反革命呢？
律师后来说，你的辩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的，对法律的理解也是正确的。现在我们不谈法律了。蒯大富，你是聪明人……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审判你蒯大富主要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判你蒯大富怎么得了，全国至少要放一万人。律师的意思是指１９７８年后各地的造反派头子被都抓起来了。我要不是反革命，他们会说，北京的蒯大富什么坏事没干过，他要没事，那我们做的就更不算事了。所以说，不但不能放我，而且判刑还必须重判！
后来，法庭上我也是按照模拟时那么辩护的，法庭上四台摄像机录像。要是能解禁，我很想把法庭的录像档案拿出来看看，挺生动的。当时我父亲和弟弟也去了，法庭休息的时候，他们问那些旁听的政法大学的师生：蒯大富辩护得怎么样？那些人回答：蒯大富说的都是站得住脚的。我法庭辩护的时候非常认真，也非常有力，审判长就跟检察院商量，说这个起诉是不是太重了？检察院可能也觉得有点过了，就把起诉书收回去了。我高兴死了，还以为不起诉了，可马上又给我发来了第二份起诉书。后来，审判我的审判长，私下里跟我讲，所有四人帮案子的审判中，你的辩护是最有力的。但法庭上，驳倒归驳倒，判还是要判的。因为共产党比法大，制定法律的都在违法。最后我被判了１７年有期徒刑。我当时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年了，还是有盼头。我出狱的时候４２岁。
◇ 尘埃落定看文革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一个就是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经把持了毛泽东不能容忍的那么大的权力，他们有时候反对毛泽东的决策主张也是很坚决。比如彭真说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一个字不许发，那就是一个字发不出来。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更主要的在于，当时毛泽东提出来，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以后呢，又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实际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与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们觉得毛泽东当时思想的精华就是这个，所以就死追这个。我大一的时候就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所以对此深有体会。我当时自认为对毛泽东的这条吃得很透了，坚决相信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一心想把共产党搞成清正廉洁的政府。
用“全盘否定文革”这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文革，显然不够科学。这样一个由毛泽东发动领导的，八亿人口参加的，搞了十年的运动，全盘否定不符合事实。应该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否定的否定，不应该否定的就不能否定。文化革命的目的还是很真诚的，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不腐败。但是这个方式错了，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这两个极端，都不能长治久安。但是如果因为害怕暴民，就把“四大”这些大民主的手段全部否定掉，又不建立法制监督，那么人民就失去了监督政府的手段，像现在的情况，那就放任当官的腐败下去。为什么总会有突发性事件，就是人民失去了监督的权利。
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共产党打垮，如果共产党将来垮台那一定是自己内部腐烂透顶，导致自己的灭亡。而当前这种严重的大面积腐败，恰恰就是不科学地全盘否定文化革命的后果，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反思。文革中很多东西可以经过科学的改造加以利用，八亿人口，这么大的党，这么伟大的领袖，搞了十年时间，说这里面没有一点好东西，那是不对的。好多人怀念毛泽东，实际是怀念那个时代干部的廉洁，人民有说话的机会。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最后导致邓玉娇把干部捅死了，或者通化钢厂的工人把一个经理打死了，这是很恶性的。由于缺乏渠道，要不就没地方说话，要不就恶性爆发。怎么能搞出一套让人民充分实行当家作主权利的、在法律保障下有序参加的、能监督公仆们让他没有机会腐败、让他腐败了以后能受到严厉惩罚以至于他不敢腐败，这样一套制度的建立，就应当吸取文革正反两方面的东西，那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路。这是总结文革教训需要真正认识到的。
现在的领导人思维啊，有些不可理解，怎么就让目前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呢？基本态度就是拖，想把这些问题矛盾往后推，挪到下一届让别人解决。核心的东西就是害怕乱，但是真的要害怕乱，就要把乱的根源解决掉。乱的根源没解决掉，那将来还是要乱的。好比“六四”平反的问题。有人会操作的话，得分会很高的，而且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也不动。这事拖到什么时候，拖多久也得平反。不然，全世界人民面前也说不过去啊。北京人民是记得很牢的，说北洋军阀、蒋介石，什么“３•１８”惨案、什么“１２•９”啊，整个加起来也没有“六四”杀的人多。你怎么能想象共产党军队向老百姓开枪呢，这没法解释啊。完全用一种实用主义取代了共产党人的理想。
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有魄力的领袖，他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王国，他不惜打碎自己的家当。他这个人，无论无何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了不起，不信邪，敢和美国人斗，敢和苏联人斗，敢于硬碰硬。美国之所以和中国平起平坐，或者对中国友好，实际上和两场战争非常有关系，一场是韩战，一场是越战，要脱离当时历史情况就不理解这个。美国人你不把他打得知道疼啊，他就不会买你的账；在越南战场上你不把美国人打趴下打走了，尼克松不会到中国来的，而且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毕恭毕敬。中国这些年有这样的国际地位，离不开毛泽东奠定的基础。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情弱者，同情弱势群体，同情草根阶层。所以现在的弱势群体呢，工人呢，农民呢，还怀念毛泽东。那时是强调工人掌权，工农掌权，当然实际上那是不完全真实的，但那个时候工人农民说话还是有机会的，不像现在这样。我非常欣赏毛泽东、崇拜毛泽东，当时坚定地跟着毛泽东，就因为一个看毛泽东反修反腐败，另一个看毛泽东比较能维护弱势群体。
毛泽东当年想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一个长期的让政府不腐败的办法，创造这么一种制度。但是，毛泽东理论上陷入了自己的悖论，他想创造这种全民的清正廉明的社会制度，而这种社会却维系在他的领导之下，一旦没有他的领导，这个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再有，他这个制度下面是极端的大民主，上层却是极端的集权专制，这两个极端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有时候也感到迷惘，或者说觉得毛泽东的做法有道理吗？因为毛泽东的理论再往前走，他本人也做不到了。他的理论是一种很不彻底的理论。比如说“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为标准，那谁的“反”都应该可以造的啊。但我们那时反康生，后来也反陈伯达，他都不答应，更别说反林彪、反他本人了。这又是个悖论，就是对有的人可以造反，对有的人不能造反。他这个划分是以他自己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真理为标准。结果呢，真理是对别人的，而不是对自己的。当时我也很难理解这一点。
文革当中群众蜂拥而起，这个发动的深度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毛泽东这点上又有一大失误。你把群众从基层发动起来攻击政府，攻击党的各级干部，如果不在一个很严密的法制范围来控制的话，那肯定就会出现暴民政治。这实际上就和武斗一样，他搞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也就在这上面。
再者，毛泽东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在文化革命当时，我们也感到很恐惧。心里也在想，主席怎么打倒这么多干部呀？几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县都没什么好人了，简直太厉害了。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向你反扑，你肯定挡不住。我们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顺着他的这个路子走的。几乎毛泽东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我们打到哪儿，哪儿就垮了。为此我们曾经也特得意。
文革当年，我觉得全国这个力量对比，基本上我们这边的人，属于我这个观点和立场的，也就是比较符合文革主流思想的造反派，占三成，所以我们是光荣孤立；保守派能占到四、五成，保守派和我们差不多是五比三的实力对比；另外两成是出身不好的或逍遥派，就基本不参加运动了。当时我们也真感到心虚，有可能会失败。就是觉得我们能真正依靠的人太少了。尽管如此，我当时认为，即使毛主席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也会跟着毛主席一起上山打游击。当时也有心理准备，觉得文革可能失败。当时在我们很猖狂的时候，心里也觉得没底。毛泽东当时依靠和信任的那一部分人，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打倒了。像我们这样的，应该说是他比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势力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抛弃我们。我从１９６８年开始就这么理解，我们下台虽然是牺牲品，但是在右派压迫下，毛泽东没有办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样，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们，但是为了平息右派的愤怒，就把他们拿下了。回头看自己这一生，是一种什么心境？在无法摆脱的那个特定历史环境的前提下，我不为自己曾积极参与了文革这个“试验过程”而后悔，但是也深有忏悔，特别对于由于个人错误导致的损失而内疚不已。
◇ 今天的忏悔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和人道主义，要在当时的那个大背景下去看。
文革中打人，最早起来打人的是高干子弟，包括八•一八后的“破四旧”、“红色恐怖”，这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后来在大学生揪斗干部的时候，也动手打人，好像是从第一次在工人体育馆斗彭真那次开始的。那时是所谓革命利益至上，根本不讲什么人道主义，尤其后来毛泽东发表的文化革命思想，认为这场政治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那么我们这些人的理解就是一场战争的继续，打人、武斗、暴力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事。在没有法制约束下的大民主，它肯定要变成暴民政治，或者叫什么群众专政。群众没有法律约束，就叫无法无天啊，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专政，那时的群众专政绝对是暴民专政，完全不讲理的。就是什么程序都没有了，抓过来就算。比如说当时清华井冈山下面有保卫组和专案组，抓人一般都是我下命令抓的。打人的事我也管过，给专案组强调过，不准打人。但是下面也偷着打，后来我们有过三次检查，都被掩盖过去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直到后来发生闷死罗征启弟弟的恶性事件。
罗征启老师是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属四一四那一派，据说有不少反江青、反林彪、反文革的言论，我们这一派曾把他抓起来，整得很厉害。结果他逃跑了，我们怎么也抓不住他。他有个弟弟，是北京仪器厂的普通工人，我们在一次抄家行动中把他弟弟抓住了，想通过他弟弟找到他的下落。抓人的时候，他弟弟喊叫，抓他的人就用棉丝塞他的嘴，结果塞得太深了，使他弟弟窒息而死。与此事件相关的三个同学去自首了，当场就给关起来了。我知道后也支持他们去自首。后来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清华大学在文化革命中凡是有人命的人，包括武斗，不管是打死工人，打死学生，或者打死干部的几乎都判刑了，基本上都是１５年。
罗老师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胸怀坦荡、非常正直的人。文革后，他曾支持一位伤害过他和他弟弟的同学上研究生，这在清华大学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后来，胡耀邦总书记看中了罗征启，准备提拔他当团中央书记。但是，罗老师这时却提了一个常人看来很不合时宜的意见，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孩子在清华读研究生，想出国留学，要挤占别人的名额。罗老师针对此事提意见，说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容易搞特殊化，还是应当先放到基层锻炼锻炼。他还以为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会支持他的意见，结果反而是他自己没能被提拔上去。另一件事是六四的时候，他当时是深圳大学的校长。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并带头签字，以深圳大学党员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学生运动，反对邓小平垂帘听政。此信被港、台、日本等媒体转载，影响很大。事后整肃的时候，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甚至荒唐到被开除了深圳户口。他对我说：蒯大富，你当时整我的时候，大喇叭一广播就召来几千人参加。而深圳大学决定开除我党籍的时候，要有个支部大会的程序通过，但这个支部大会就是召集不起来，大家都找借口不参加。后来党委开除他党籍只能是违章操作。我看过他写给中组部的信，那么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因为得罪了中国最有势力的两个人，那么忠于党也没用啊。他党籍被开除了，也没有了收入，他就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不过他坚决不离开深圳，深圳的户口后来总算给恢复了。
现在每年逢年过节，我都要去看望罗老师，真诚地向他表示赔罪和道歉。罗老师等于说是原谅我了，他说你们当时是小孩嘛。我们有些活动也请他参加，他也给面子。我感到罗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境界高尚的人，为人楷模。我们把他弟弟整死了，还把他差点整死，他却还能宽恕我们这些认罪的人，并且帮助我们这些人。
我对武斗这个事，对清华武斗中死去的那些人，我再三地忏悔。我们当时很少找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进行比较深入的谈话，去了解他们的想法，以建立共识。当年由于不了解对方，最后就想象他们如何如何，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事后虽有些沟通，但很晚了，后果已经造成了。由于我的错误导致的损失太大了，最严重的是武斗。清华搞武斗，那肯定是我的罪过。当时我完全可以控制局势，要是我坚持不打，实际上清华武斗打不起来。因为当时在团派里，我的话是起决定作用的。因为我变了，就煽动打起来了。后来虽然知道这步走错了，又不愿意认错，就坚持着。再到后来，想停止也停止不下来了。
因为我的错，有太多的问题，太多的内疚。武斗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和我自己相关的人就死掉十几人吧。我的一个同学，和我不是一个系，他跟我私人关系非常好，叫谢晋澄。他就是武斗期间被汽车轧死的。文化革命初期，工作组把我打成反革命，他当时坚决支持我，在我大字报上写批语：你是好样的！坚决支持！人在困难的时候，有人支持是很难忘的。但是分成两派以后，他参加了四一四。武斗中双方抢粮食，我们这边的汽车过来，四一四的人要阻拦，汽车往前冲，乱哄哄的，一下被撞上就当场轧死了，纯粹就死于非命。那是非常好的同学，我非常难过。
文化革命期间，我也整过很多人，包括中央高层和清华的干部，或者对立面的群众都有。但我可以说，我没有因任何私利去做这些事，都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造成的，认为他们是毛主席的敌人，是公敌。学校有个饶慰慈老师，她当时教我们党史，她讲毛泽东四渡赤水的故事，讲得非常好。文化革命中，她支持四一四，关键是他们私下议论的时候，议论到江青、林彪，说了些当时被认为很反动的话。她最后被我们团派的专案组抓住了，打得很重，受伤比较厉害，被打残了。前几年，我通过饶老师的朋友向她表示对不起，我想看望她，就是表示认罪的意思。她不想见我，我也理解她不愿再回忆起这段历史的痛苦。
回过头来看，文革是一种历史的“试错”，它完全脱离了实际。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是错误的理论，错误的道路，也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损失。我现在还是特别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模式，我非常想知道中央领导人关心不关心这个。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你只要让专家、让明白人研究的话，肯定能找出条路来。不要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而既要保证社会平稳的发展，人民过上好日子，又能监督共产党不腐败，或者是不那么腐败。否则文化大革命的学费就真的白交了。
注释：
１．清华大学学生，贺龙元帅之子。文革初期的临时权力组织称“文化革命委员会”，后期的权力机构称“革命委员会”。
２．编者注：韩爱晶对此提出更正意见，他记得应当是开了三天会，应为９月１８日起，２０日结束。又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此处蒯大富记忆有误。
３．这个大会是以北航红旗等组织为首筹备的。
４．文革中七机部的一派群众组织。
５．见前注。
６．据《王力反思录》的记载，与此有很大出入。编者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再次求证于蒯大富。蒯大富答复：“１９９１年夏，我在北京蓟门桥王力家。王力对我说，６６年底张春桥见你，让你反刘少奇实际是主席的意思，我们文革小组都知道。他夫人在家，我记得很清楚。可能王力记混了。”对此，留待史家考证。
７．即邓颖超。
８．据聂元梓回忆：蒯大富在清华搞“百日大武斗”时，我怕他误以为是我在北大大搞武斗而影响他，因此，我和红代会的陈良把蒯大富找到北大来，就在北大的一院二楼。我说，北大的武斗不是我搞起来的，也劝他不要搞武斗。结果没起什么作用，蒯大富说：“现在是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了，非打不可。”《聂元梓回忆录》，第２８１页。另据编者对聂元梓的访谈录音记录。
９．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王洪文指挥上海工总司的十万工人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武斗历时一天，死亡１８人，９８３人受伤，之后“上柴联司”６６３人被关押。
１０．根据编者的了解，对蒯大富的这一说法存疑，并为此咨询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的有关专家。他们
表示，根据他们目前看到的档案资料，不支持蒯大富的这一认识。对此另请参阅中共党史第二卷的相关内容。编者征询蒯大富的意见是否删除，他仍保留他的这一认识。对此，留待史家考证。
１１．编者注：韩爱晶纠正，蒯大富的律师不是傅志人。
◇ 我的家庭、老师和清华梦
我家祖上在曾祖那辈属于比较殷实富有的，曾祖在海船上当老大，挣了一大笔钱，后来就回家乡买了几十亩地。江苏那地方，几十亩地就很多了，也算比较富了。我爸爸、伯父、姑妈小时候都读过书，那时能把孩子送去读书，还是有点家底的。不过，到我祖父一辈就不行了，他有个毛病，好赌博，而且逢赌必输，很快就把家产全输光了。没地也没钱了，他就开始贩盐。盐城出的那个盐，不是海盐，是硝盐，含氯化镁，比较苦。那时贩盐呢，一斤赚一分钱，那几吨盐也能赚百十块，利润也很大。那已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了，我祖父从盐城贩盐到上海那边，在路上连人带船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了兵。刚当兵就跟新四军打仗，结果第一仗我祖父就当了俘虏，从此参加了新四军。
到解放的时候，我们家的地因为早被爷爷输光了，所以成份划的是贫农。我爷爷１９５０年复员的，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那个复员证上还是陈毅的签字，有陈毅的大印。我父亲也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１９４４年加入共产党，我母亲１９４５年入党。当年盐城是新四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根据地。我父亲没有到部队当兵，因为识字，就在村里当钱粮员，管钱粮啊，先是给新四军、后是给解放军做事。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当过挣工资的干部，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城里去，就是因为我家里孩子比较多，他走不开。所以一直呆在乡下，当过大队长、大队会计什么的，后来老了就不干了。正经说起来我父亲资格也比较老，他去年去世的时候８６岁，党龄６０多年了，全县也没几个这么高党龄的。
那样一种家庭对我个人的成长的影响，就是从小培养了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的那么一种情感。当然我们家没有什么资产，生活完全靠劳动，我父亲也是一个劳动能手，什么农活都能干。我从小也干农活，后来进入人民公社了，我们家人口比较多，挣工分少，我每次放假回来，都是整个夏天放一头牛，挣好几分。水牛干活的时候就割草喂它，牛是比较乖的，让它把头低下来，然后就可以蹬在牛角骑上去了，很惬意。
我上中学不是在县城，是几个镇联合办的中学，其中一个镇叫八滩镇，所以叫八滩中学。这个中学１９５２年成立，在１９５７年反右和１９５９年反右倾之后，就把一批“犯了错误”的老师下放到我们学校来了。我得到他们的教益太多了，当时教我的６个老师中，４个老师是“犯了错误”下来的，是右派或者右倾错误之类的。这些老师的水平真不一般，可以说水平非常之高。比如我们的化学老师，原来是南京的，不知道怎么就把他下放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了，跟他学习很轻松。我高考那年，他给我们准备了很多高考复习题，实际高考的试题可以说几乎一题不落都复习到了，我等于在考前全部做过一遍。这种优秀的老师真是太了不起了。所以我考清华工程化学系，化学考了一百分。从１９６３年开始，我是第一个。接着连续三年，我们那个中学有４个学生考上清华了，特别是工程化学系，一年考上一个，都是这个老师培养出来的。
等我学了化工专业以后，依然觉得这个老师的水平绝对是很高的，在全国的中学化学老师里那也是往前排的。一个人中学遇到这么厉害的老师，那真是一大幸事。农村的孩子并不笨，有好老师带就容易成功。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外语老师也非常非常厉害。不然，像我们那个偏僻农村的中学，怎么可能沾清华的边啊，想都不敢想。后来这些老师退休了，好老师人家也不去我们那个地方了。以后啊，真就没有人考上清华了。
当时中学的数理化啊，我考试基本每次都是满分啊。偶尔一次不是满分，会懊恼半天。我在老师的鼓励下，报考清华大学的时候很有信心，而且我当时很狂，第一志愿清华，第二志愿南大，这两个志愿考不上就不想去了。考清华还有比较凑巧的一件事，那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因为一个物理现象，和老师争执起来。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两个人抬筐，这个动作是不是杠杆原理？我们认为是，老师说不是，我们坚信自己是对的，老师错了。争执不下，我们就给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写信，请他们评判。物理系就把信交给一个大学同学，这个同学真给回信了，解释得非常详细。看来还是我们对了。从这以后我们就相互认识了，这个同学是南京的，姓苏，后来他就对我特别感兴趣。从初二到高三，我们一直通信，他就鼓励我考清华，还把清华的情况详细介绍了。我也是在他的鼓励下考了清华。其实我考得并不高，那年清华录取线是４５０分，６门课平均７５分，我考了４８２分还是多少，就稍微过一点。我们班还有考５４０分的，很厉害的。
我从来是班里最小的，没怎么打过架，也打不过人家，但是我学习特别好，群众威信应该说相当好了。因为成绩好、学习好，老师宠着，就不让别人欺侮你。考试你考不过，那力气再大那也没用。我从初一到高三，都是全校第一，而且我是全面发展，数理化很棒，文科也很棒，到现在我们中学的作文范文里，还有我的作文。
我们兄弟几个智商都很高，我是老大，我和五个弟弟，分别叫大“富、贵、荣、华、万、年”。几个弟弟在班上也都是最优秀的，因为我上大学，家里负担不起了，两个大弟弟就没能继续读书，干农活了。再小的弟弟连高中都没赶上。不过，几个弟弟下棋都很厉害，有个弟弟在我们那个县下棋是前几名，我们那一片没人下得过他，他下盲棋都下不过他。因为我，几个弟弟后来没怎么好好念书，也是我欠的账啊。后来我又坐牢嘛，父母也都是由他们抚养。我出来后也一直想法弥补。
在中学时，我有点被神化了，一提蒯大富就什么天才，怎么怎么着……其实我天资嘛，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但主要是靠用功。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一心想考上大学啊，当时考上的和考不上的那前途是天壤之别了。当时我经常都是半夜２点多就起来，点个煤油灯看书，复习化学啊、数学啊，把所有的题整个做一遍。考上清华以后，我回到中学去和同学座谈。当时的教导主任就说：有人说蒯大富是什么天才，不看书就考一百，那是假的。他看书非常努力，夜里经常开夜车，我就曾经逮过他多少次。我当时就是怕自己考不上大学嘛，所以很刻苦。一个是条件比较好，另一个肯努力的话，那肯定成绩很好了。
不过高考完了，我就觉得肯定能考上。放假休息期间，我就跑到亲戚家去玩。有一天，我刚从亲戚家回来，我三舅住在邮局附近，所以他先拿到那个通知书。他一路跑过来，说：考上啦，考上啦，考上清华了！当时大家都很高兴的。去北京的时候，正赶上华北那年发大水，德州那边全淹了。我坐火车走到济南，往北就不通了，然后转到烟台坐船走渤海过来，走了９天才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我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电灯。那个年代还很落后，这次出门一切都很新鲜。
◇ 热衷于社会政治
我小时候有点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看到不平事就想说话，而且很讨厌说假话的人。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上的事情挺感兴趣。１９５８年我大约十二、三岁，当时宣传什么高产多少多少斤，亩产十几万斤！后来我就算呀算的，算完的结果是：这样的话，一亩地就是光麦粒子堆起来都要堆快一尺高，才能亩产十几万斤。我就认为这不可能，当时就给老师提出来。当时这事情闹得挺大，让人感觉我在反对三面红旗，或者说攻击大跃进。对办公共食堂啊，我也提过意见。我自己也去打过饭，下雨天路滑，一不小心把饭给打散了，把盆也摔坏了。我说集中起来吃，家家去食堂打饭，我说还不如分开各家自己做呢。于是，我就提了意见。因为这些事，学校要找我算账。可是我太小，而且班主任特别喜欢我，就护着我。最后折衷一下，给我的操行上写了一个评语，说我：“有时问题考虑不全面，乱发言”。
中学时代对将来干什么没怎么想过，不像别人从小立志做科学家、医生、将军什么的，没想过要具体干什么。但是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想做出一番事业。高中毕业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团。入团就是要求进步的政治表现，那个时候的思想教育是谁靠组织最近、谁靠党团最近，谁就是先进分子。
我进清华后是在工程化学系。那时工化系和普通化工根本不沾边，一个专业是搞核放射性的，就是提炼铀２３５，把铀提纯；一个是高分子；还有一个同位素。这几个专业都算尖端化工。我的专业真正要搞的是原子弹、原子能、核潜艇、原子反应堆这些，算是绝密专业。当时绝密专业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调查得非常严，政治上要求也严，３２个同学，到文革前有五、六个党员，其余都是团员，是个团员班。而且全班都是男生，因为搞核工业，可能会影响女性的生育。
到了大学以后，我还是对社会上的事情很热衷。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个信现在有位学者那儿还保存有，他就特别佩服我，说你当时那么小就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反映问题，很坚决也很深刻。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
文革前我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比较多。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参加军训，基干民兵还经常可以打枪。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给清华的校广播台，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还当了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的各种事情中都喜欢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确实比较激进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比如清华学生吃饭的饭厅啊，吃完饭后桌子上就落了很多剩饭。浪费太大了，半个馒头就扔了，米饭剩一口“咣叽”就倒桌上了。我这从农村来的孩子确实看不惯，后来每次吃完饭我就收集，每次能收集一大盆啊，白花花的米饭啊！我就把这些剩饭放到食堂门口，贴张大字报，说这种浪费多不应该，多少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我们就给扔了，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学校和党支部全部支持我，说我做得对。后来也有人贴了大字报支持我，一下子就把浪费的现象杜绝了。
这件事本身不一定是左了，但再进一步就左了。什么事呢，就是吃红薯的时候，我的同学都要剥皮，剥得干干净净的才吃。我就看不惯，因为我祖父从小教育我，吃红薯不但不能剥皮，就是皮上坑坑洼洼的地方没洗干净带点泥，也不能扒皮，要连皮吃下去。结果，我也要求人家这么带皮吃，因此就跟班里的同学吵架，后来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
中共中央“九评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在《新清华》头版登了一版半吧。《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
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文革中毕业的时候，好多班因为派性，根本就不能同处一室。而我们班毕业还照了个全班的合影，大家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给你灌输这些。
◇ 积极投身文革
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１９６６年６月３、４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那旗帜多鲜明啊。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变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反对校党委。校党委“靠边站了”。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广播台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６月１３号左右，北京新市委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差得比较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我感觉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６月１６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大约是６曰１９日，薄一波到清华来看我那张大字报。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正好我就在旁边。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定？他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６月２１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我觉得，那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
◇ 激辩工作组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６月２１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我就赶紧发动同学把屋子打扫干净，准备好开水。但是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工作组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嘛。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他就没威信了。第三天，就是６月２４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我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６月２４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贺鹏飞〔１〕。当时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于是写了大字报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很心虚，他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彩，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杨天放、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但他们上来讲那个话，特别没水平。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可以说那场辩论会我们是全面胜利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１１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当时实际上我就应该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让他们彻底下不了台。后来我还是相信他了，就同意了。我在台上说：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明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骗人的工作作风的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们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８００多还是７００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 失去人身自由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２０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６月２５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其实不是那种很倔的人，脾气还比较好，思想上也不是很固执。比如一开始对蒋南翔、对校党委的态度，感觉自己跟中央的部署不一样了，时间不长也就一个星期，很快就转过来了。反过来，我认为正确的东西就会坚持下去。
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６月２８号到７月３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揭发刘少奇时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７月３号以后，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８６２。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就开始绝食了。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老有人来探访。于是他们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４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得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这时谁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马力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有的材料说我曾经想卧轨什么的，那是胡说，我是不可能自杀的。不过当时的确很蠢，年轻不懂事。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就是他们就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１９５７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当时我写信跟我的姑妈和舅舅借钱，我说可能出趟远门，希望能借点钱。后来我舅舅真给我寄了钱来。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在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根本不考虑了。
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批判的内容完全没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论断章取义，胡乱理解，完了把明显的错误强加到你头上，然后进行批判。我当时就想，共产党反右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还要更厉害，根本不讲理。在形式上，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批斗还很文明的，把你拉到台上去还坐着，批斗当中不让发言，让你说话就是回答他的什么问题。文革初期，大家还比较收敛，没有后来批斗会那么野蛮，也还没有形成后来那股打人的风气。很快文化革命就掀起了打人的风潮，不过那时我已经平反了，躲过去了。后来我掌权了，还打了别人；到文化革命后期我再次挨整的时候，打人风也过去了。我逃过了这一劫，要不肯定会很惨。
◇ 毛泽东救了我
后来是王力告诉我，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毛主席回到北京，７月１９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回来，几句话就支持了学生运动。毛主席讲话后，刘少奇慌了，不知道毛主席什么由头，就开始下令放人。清华７月２０号就把我放了，一共关了我十八天。我们班的团支书到我那里告诉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我说：那不关我了？他们说：没人要关你。嘿，马上就想赖帐。我被放出来以后，当时还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放我。我故意绕清华的围墙走啊，四面围墙走了半圈，走到西北围墙，我看后面确实没人跟踪，才放心了。
大约２１号吧，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我，当时我已经放出来了。他们俩穿着军装，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这个机构，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不大信得过他们。我就简单地讲了一下，后来我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他们就回去了。
７月２９号，学校通知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是王力后来告诉我，毛主席７月２８号说，明天召开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名，所以我能参加这个大会。当时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出来接见大家。回来我就写了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见到毛主席了。
从７月２０号被放出来，还是想继续反工作组。当时还没有宣布工作组撤销，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组不行了。７月２７号，清华的王小平和雷蓉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整群众是不对的，如何如何……王小平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女儿，雷蓉是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女儿，她们应当知道毛主席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了。因为这个大字报是高干子弟贴的嘛，清华哗啦一下子就起来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了。
我出来以后没有找工作组去算账。叶林在８月３号把我、鲍长康、孟家驹请到工作组去了。他说，我们处理不当。好像表示是道歉的意思吧，但我们不同意就这样算了。
◇ 与共和国总理长谈
周总理找我谈话，我记得是在八一建军节前一天。这时，中央已经决定撤走工作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个班子，贺鹏飞是第一把手。工作组人还没走，但权力实际已经移交了。那天，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我：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接待外宾的地方。天还亮着的时候我就去了，我问：什么事？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又问贺鹏飞，找我谈话的人在哪呢？他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会客室里有一个三人沙发，有两个单人沙发。开始我还坐着，后来困得坚持不住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已经很晚了，贺鹏飞过来把我摇醒，说：快点起来，找你谈话的人到了。我赶快起来，就听到外面汽车停下和开车门的声音，接着走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周恩来！我噌就站起来，说：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招呼我坐下。我当时根本不敢坐，这反差太大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而且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斗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平反呢。当时总理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一个茶几，我在三人沙发这边。总理说：你请坐，请坐。我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后来总理的秘书孙岳过来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嘛。后来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较紧张，周恩来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读书，老家是江苏的，滨海县，属于盐城地区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周恩来问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十三岁以后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１９４４年入党的，母亲是１９４５年的党员。周恩来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的所在地。
周恩来的亲和力你永远得佩服，他没有那种摆架子，确确实实很亲切，没有让你有丝毫的畏惧感，所以我就放松下来了。周恩来接着就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六月一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周恩来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在旁边记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就出去了。过了二十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们知道周恩来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周恩来当然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根本不让他们进来。
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二十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七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讲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七点多讲到十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时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他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现在看，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因为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他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没几天，８月５号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５０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４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啊，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来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 创建清华井冈山
８月４号晚上，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他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后来怎么那么出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就在周总理宣布平反的会场上，有些人就公开提问题和喊口号，说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应当平反，会场上就那样。后来，很多人就退一步说，蒯大富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学校里也有不少反工作组的同学，不同意工作组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可是我平反后，即便这些同学也不太愿意跟我来往。包括我后来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
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１９６６年９月６号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帮当时各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一派，是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９月１７号到２０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召开所谓“少数派座谈会”，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２〕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９月２３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十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１３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大会筹备的时候，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等都发出了邀请。〔３〕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１０月６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词。这次会上呢，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名声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组的成员，于是社会上开始称呼我“蒯司令”。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１０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政府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我们在校内则逐渐得势。
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啊。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人的面说过这个话。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其他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和刘少奇、王光美有关系。
那张著名的“群丑图”其实不是我们搞的，作者也不是清华的，好像是北京戏曲学校的。但是“群丑图”是在清华的报纸《新清华》上发表的，大概是投稿投到我们那去了，或者是作者在我们学校参加运动。那时期也乱，各校学生混在一起。不过，我当时挺欣赏的，觉得画得挺生动。当时怎么界定画谁不画谁，这个我没参与。大概凡是报纸点过名的、打倒的都画进去了。
１１月份，我还到上海去了一次，当时全国不是到处串联嘛，我在北京太忙，还哪儿都没去过，就想乘中央没有下令停止串联之前出去一趟。后来，我叫了几个同学坐火车到上海去了一次，大约总共也就十几天。
当时，全国都闹得很红火，大家也串来串去的，但是我还没有想过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因为我知道中央反对成立全国性组织。有个什么“全红总”嘛，工会系统的，当时就给中央抓了反革命，遭到严厉批判。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想法。
◇ 骗斗王光美
１９６７年１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发生了骗斗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为我们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周恩来批评了我。他说，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的写检查。我们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骗斗王光美具体的策划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学校电机系二年级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开始没跟我讲。那次是１月６号行动的，李振言是在６号白天才告诉我，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我当时真认为是一群孩子胡闹，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干成。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就能把王光美骗出来。我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他们就说，你给我车吧。我说给车没问题，因为清华当时在我们手下有几十辆车。他要一个吉普，要一个卡车，要一个小车，我都给他了。他说要试试。我说，那你试吧，我也不指望你试成。结果捉鬼队骗王光美，没想到真骗出来了。
他们搞这个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会上当的。他们先找师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还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他们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单那个交通中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这就没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还有自己女儿打电话。所以那个简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这样子，他们冒充交警、冒充医院打的电话，全是冒充的。但因为刘婷婷被说服了，站在我们这边了，跟我们一起骗她妈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后来刘婷婷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谈这个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时刘少奇也去了医院，我们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没敢抓。虽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很多，而刘少奇真到跟前的时候你也不敢抓。谁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泽东假如不同意，那我们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们还是把王光美带回来了。他们回来后，在化学馆给我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我开始还不相信呢。他们说真的，在化学馆呢。我一听就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嘛。
当时很匆忙，也没什么准备。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那儿有个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个台子上去了。当时外地来清华串联的学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场站得满满的。 １月份北京多冷啊，那么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说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门的时候也没穿好衣服，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她说脚也冷，有一个女同学就把棉鞋脱给她穿上了。
批斗会还没开始呢，孙岳秘书就来了，他就是周恩来找我谈话时做记录的那个秘书，我认识他。周恩来把自己的车也派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我说那行，可以。当时我就在会场用大喇叭宣布，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问王光美：打没打？王光美说没打，我说侮辱你没有？她说没有。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我没有宣布。
１月６号斗王光美那次，因为没准备吗，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或者说回答也就是反驳，根本就斗不下去，所以后来就不斗了。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们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记不清了，还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当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这时候孙岳秘书就在旁边催我，说赶快让我们把人带走。
这过程中，还发生两个插曲。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周恩来电话中字斟句酌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我说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周总理的电话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我觉得，总理是怕他打电话，我不听。他就让江青再给我打电话。我们的人逼王光美的时候，我没有露面。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就进去了。大家发现我进来，就让开一条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斗成那样其实还根本不认识我。我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她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我握手。我没握，说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让我唬了一下，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后来她就签字了。我立刻就让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总理那个车，是辆苏联产的吉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华前后也就押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４〕的时候，就批评我。他说，清华的同志把王光美骗去斗了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嘛，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这就是指我们把王光美骗出来的方法，是彭罗陆杨的手法。当时有些小报说我讲过一句话：“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我连“怀疑一切”这种话都没说过。什么“怀疑一切万岁”的大字报，是我一个同学写的，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这在理论上很难站住脚嘛。那时也传说是我的话。
◇ 中央文革的马前卒
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９月２６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我笔记本上有很详细的记录，后来都被法院收走了。
总理对批刘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１９６６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１２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呢，我认为时机到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对我特别关心。１９６６年的９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５〕。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
１２月１８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嘛，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１９９１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６〕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以前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１２月２５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５０００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刮起了所谓的“１２月黑风”，“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１２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１２月２５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那天风很大，天气很冷。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呢，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组织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才刚刚见过面没几天，１２月３０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江青说的“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不能断定就是毛主席这次确实让她带的话。反正她经常这样说：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走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１２月３０号，当时清华井冈山的报纸有篇文章，题目叫“清华园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我们的经过。
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我就广播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他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刘涛，你必须要揭发刘少奇。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检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内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情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１９６７年在中南海门口搞的“揪刘火线”，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次是建工学院两个女将，因为刘少奇也到他们学校去了看大字报，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他们自己内部还不太一致，互相比谁的调子更高。这事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们很晚才去。我当时觉得他们是想抢功，要说打倒刘少奇，肯定清华是“第一功”嘛，所以对他们这个不感兴趣。
◇ 天派地派及其它
“天派”、“地派”形成很晚了，当时就根本没有自觉地要形成什么派。一直到１９６７年９月份，一个是中央文革在９月１５日接见了一批人，在９月１６日接见了另一批人。于是，头一天被接见的叫天派，第二天被接见的叫地派。我们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天派”，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天派。哦，在接见完了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天派。天派可能是因为其中为首的是北航和清华，航空嘛为天；地派以地质学院和北师大为首，地质嘛为地。关于研究这期间天派、地派的文章啊还没看到，还都说不清楚。在这两次接见以后，其实天派和地派关系也都很好，也没有大分歧。后来，我和韩爱晶曾经想把天派、地派逐步地联合起来，但是没成功。
地派基本上是三司的，包括各个大学的“东方红”的，以地院王大宾为首，谭厚兰也算地派。聂元梓肯定是天派，不过聂元梓除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写了一个大字报，后来工作组入校整我们的时候，她根本没发言啊，也没保护我们，也没发表反对工作组的意见，这跟我们的经历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她那个造反还是中央授意的，奉旨造反。就那一下子，后来当了大学红代会核心组的组长。那时觉得，我们是自己干出来的，根本瞧不上聂元梓，我们对她根本不以为然。
我们跟谭厚兰关系也不算好，我们和她在政治观点上并没什么对立的，但是有些讨厌她，觉得她个人为人也有些霸道。１９６７年９月７号，我和韩爱晶策划搞了一个“九七事件”。谭厚兰他们学校有一个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头头也是个女的，姓王，是谭厚兰的对立面。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他们两边有什么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或者反对谁、保谁。那天，我们就拉来好多人支持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全校都到处都造反，然后就是把谭厚兰的革委会给冲垮了。结果，当天江青、陈伯达就接见我们，把我和韩爱晶臭骂一顿，说我们俩不听话，胡搞，骂得非常厉害。我们吓坏了，从北师大撤出来了。结果，谭厚兰的权威又恢复起来了。
我在三司主持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时也成立了三司的中学中专部，谁只要同意我们的观点就可以参加，是很松散的、也就是无政府状态的。当时中学生影响不是很大，而大学影响是全国性的。我们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也叫“老兵”，卜大华、骆小海他们也有过冲突。主要是我们成立井冈山后，附中的刘刚他们也成立了个井冈山。清华附中井冈山都是平民子弟嘛，老兵都是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和这个平民子弟就有矛盾，他们天生就不是一回事。老兵看不惯刘刚他们，刘刚他们也看不惯老兵，所以弄不到一起。我们当然是支持附中井冈山的了。他们也跟着大学的起哄，后来在中学里头属于四三派。
谈到四三派，就会联想起遇罗克。他写的《出身论》我看过，但我当时也没有太多感觉，看了印象不深，就知道他说的有道理，总体觉得讲得对。但是他影响不大，不占主流地位，《出身论》目的是给出身不好的张目嘛，不过我也没想到遇罗克最后被枪毙了。这个就太过分了。他那么写，跟谭力夫的讲话正好相对了。《谭力夫讲话》我也看了，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水平，很好的演说家，但是他的观点我当时就不同意。照他那样子搞，革命队伍纯之又纯，把出身看得太重了。我觉得这个路线会推走很多人，那最后就成孤家寡人路线了。我也算出身好的红五类嘛，但是我在清华根本就不敢推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的观点。反过来说，对联代表的那个思潮对我们也有影响，像我们总部的主要领导人，出身都是很纯洁的，不敢让出身不好的同学做负责人什么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曾经在清华也贴出来了。贺鹏飞他们也在
清华开了大会，宣传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在清华不可能成气候，因为清华出身不好的太多了。当时清华１万１千多学生，学生成份里工农子弟占少数，处级以上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大约１０００多人，干部子弟差不多能占百分之十。知识分子子弟占大多数，还有部分出身不好的、就是非劳动家庭的子弟。干部子弟在清华学生中比例不大，推行血统论没有太大市场，但是他们的影响很大。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几次关键时刻都是由他们来决定方向。他们的大字报一出来，所有同学都当回事，大家就以为有中央的背景。
好比说开始反蒋南翔，是刘涛、贺鹏飞他们，至少有七八个吧，给蒋南翔贴了大字报。那大字报一贴，大家就以为是中央的意思。后来就是反工作组的时候，是王小平和雷蓉的大字报，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影响最大就这两次，这就等于决定了清华运动的方向了。所以，他们一出来表态，清华就很当回事。
１９６７年１月份，王洪文到清华去过。王洪文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中央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领导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我当时在北京比他名气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我带你去吧。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大会，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总理、江青都来了。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我对这个人也谈不出什么好坏，从个人能力看，讲话很有水平，写文章、组织能力都好，但是与他后来的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还是不相称，太快了太高了。
◇ 二次批斗王光美
到了１９６７年４月，那时戚本禹的文章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经发表了，正式点了刘少奇的名。４月３日和４日，中央文革接见我们。会上我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总理把我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对我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你们批斗。这样，我们就定在４月１０号再次批斗王光美。
社会上传言那次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是江青的授意，这不准确。要是说那次跟江青有什么关系呢，江青确实说过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这是江青在接见我们后的闲扯时候说的，项链的事她没说。戚本禹当时在场。我当时就觉得应当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是“捉鬼队”的主意。当时由“捉鬼队”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来的。他们开一个大轿车去，到中南海领人。到了刘少奇家，他们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把一把钥匙扔过来了。她家的衣箱特别多，那些同学也挺聪明，很快就找到那个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里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难，但是也勉强穿上了。那项链就是普通的项链，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见。也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想起来，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长串，所以就搞了两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队”的同学的恶作剧，确实带有侮辱人的意思。很不好。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刘平平和刘婷婷都去了。因为她们两个我认识，都坐在在第一排，在喊“打倒王光美”的口号时也喊得响着呢。这些，其实我们都需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的。
因为这些事情，王光美对我非常反感。我刑满后，有一年调到北京工作，当时全家都已经来北京了。据说王光美知道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我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
对于和刘少奇、王光美的关系，一个从好的方面来说，我和刘少奇、王光美的矛盾是一种双方的误会。但是，他们代表了一种共产党基本的思维定式，就是１９５７年反右的思维定式。他们认为，派工作组是共产党一直行之有效的手段，这也是中央工作班子集体决定的。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嘛，土改时这样做，１９５７年也这么干的嘛，四清就不用说了。我估计刘少奇当时的想法啊，他认为事先还向毛泽东汇报过，毛肯定会支持他，至少不应当反对。那么，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的，是党派的工作组，你能说反对就反对？挑战党的领导，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嘛！你肯定是目的不纯，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不管当时跳出来的是谁，是蒯大富跳出来，还是任何其他人跳出来，那样的条件下肯定要打你反革命的，而且也不会管你死活。
反过来讲呢，我这么理解，我们当时充其量也就是给你工作组提提意见，而且我们也都有中央指示和毛泽东讲话为依据，怎么就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了？从这点上讲也觉得不可理解。你到清华来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我扣上反革命帽子？那毛主席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你们平白无故把老百姓打成反革命，那你肯定是坏人啊，你可能就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所以双方斗争就是根本没有交流的，互相也没有可理解的地方。但导火索实质上就是由于当时工作组工作作风问题，做工作不细致造成的这种误会。
文化革命又是一场新的斗争啊，所以他们这么做呢，也不奇怪。据说刘少奇被中南海里的造反派批斗的时候，他拿出《宪法》来保护自己，说我是国家主席，有什么什么公民权利。但是你整蒯大富的时候，你怎么不把宪法拿出来呢？但他根本不管的，也就这么回事。说起来，毛泽东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所以当时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准备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当时毛泽东晚点回来，结果就会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作为平等的身份，那么我们都彼此伤害过。文革初期，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后来毛泽东给我平反，我的下场可能会更惨。他们也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歉意。所以我没必要给他们道歉。
有人问过我：你是从农村来的，父亲又是基层干部，你对毛泽东搞的人民公社、大锅饭等造成的后果应该有体会啊，三年困难时期你也应该记事了，当时如果没有刘少奇等提出的“三自一包”，农村当时很难度过难关啊。你对那种情况应当非常了解，所以从道理上讲，朴素的感情首先应当是赞同刘少奇的，怎么你反而反对刘少奇，支持毛泽东这个路线。
我当时这样认识，这个问题很难说当时刘少奇反对了毛泽东那一套错误做法，实际上他们很多做法都是一致的。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差不多刘、邓等很多人都有份。就说这个“三自一包”啊，其实在分地的时候我还帮助丈量呢。它的效果也确实特别好。但是到后来这件事就完全政治化了，认为虽然它可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肯定会造成贫富分化，就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当时把社会主义理解得很狭隘，宣传的就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才是社会主义。刘少奇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涉及理论的问题当时就是一股脑儿听毛泽东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套。谁反这个我们就跟谁干，崇拜毛泽东，毛泽东说打倒谁我们就打倒谁。当然，我个人文革初期的遭遇也使我有感情上的因素，在反对刘少奇是更坚定、更积极而已。但当年的思想状态，即使没有这段经历，也肯定是要起来打倒刘少奇的。
◇ 团派和四一四的分野
后来，我们清华的学生就分成了团派和四一四。我认为，这有浅层的原因，也有深层的原因。浅层的原因就是对干部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团派对干部的态度是比较左的，主张批倒、批臭，再看干部们亮相怎么样。四一四主张就是批斗和教育结合，大面积解放干部。开始就为这事情有分歧。深层次的矛盾呢，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基本态度。在１９６８年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私下议论过。四一四的基本立场，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就是说干部没有那么多坏人，打击一大片是不是错了？四一四的核心人物或者是他们后面的一些干部，私下议论的时候就更公开地对文化革命不满了，对毛泽东啊，尤其对江青、对林彪表示不满，当时这都是掉脑袋的事啊。
那时中央公布一个《公安六条》作为文革的执法依据，规定不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准攻击毛主席、林彪等。当时我们就抓住这条，从四一四少数几个人展开，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这是我给定的，你反蒯大富无所谓，你后来再搞的就是反对文革了。周泉缨当时写了一个《４。１４思潮必胜》的大字报，跟着他又写了“炮打陈伯达”，然后再写“二次炮打陈伯达”。我就认为，你们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就是对着毛泽东来了。这个深层原因，就是说他们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当时肯定也不认账，不承认。反过来，四一四抓住我们的干部政策，说你们太左了，打倒一大片干部。他们也确确实实保护了清华校内的干部。
这是一个理论分歧。我们专门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对四一四思潮进行大规模批判。也像当年中央反苏修的“九评”一样，陆续发表“一批四一四思潮必胜”，二批……三批……什么的。毛主席当时这些小报都看的，对我们批判四一四的文章也很欣赏。他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对四一四也有过好多批评意见。所以，当时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戚本禹，都说过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话。中央文革都是公开帮我忙的，因为他们了解主席的态度，主席倾向于井冈山团派嘛。但四一四他们根本不在乎，当耳旁风。最后，在１９６８年召见我们那一次的会上，毛泽东自己也直接讲了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话。那次批评得相当厉害了，但后来这部分没传达。
所谓两派斗争呢，当时就是要引导对手犯错误。一般讲，掌权的一方是不希望自己单位乱，我们毕竟是掌权的嘛，打起武斗来肯定要负责的。所以，起初我总的方向是反对武斗的，开始有武斗苗头我就制止了。那时北京，像北大、北师大武斗已经打得很厉害了。谢富治还表扬我们说：好多学校都在武斗，清华不武斗，这就很好。但是后来，我还是没有经得住诱惑。
文革那时候，怎么说呢，我就是太年轻，而且一切都太顺利了。我们１９６６年９月成立了清华井冈山，１１月得到中央文革支持以后迅速发展，从几百人一下就到了几千人。接着，周恩来让唐伟他们和我联合，贺鹏飞他们知道后自我罢官而去，清华就成为我们一派的天下了，几乎全校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井冈山。那时，整个清华就在我手下了。从我个人能力、资历来讲，或者说与当时同龄人比较，可能比一般同学稍微强一点，但和我处的地位来讲太不相称了。一下子在这么大的清华大学掌权后，我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我的“全身浮肿，头脑膨胀”。
那种自我膨胀，那个时期都难以想象啊。１９６７年５月１日在天安门上，杨成武把许世友带过来，介绍给我和韩爱晶，他说这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我是第一次看到许世友，黑黑的，有一个金牙，个子矮矮的。而许世友见到我们，一个立正，给我们敬礼啊！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啊！我说，许世友司令员，我们知道您。那时作为身经百战、忠于毛主席的老将军，他在我们心目里威望还是很高的。许世友说什么呢？他说：“蒯司令，我是你们的士兵啊……”。连邓大姐〔７〕见到我也说：我是你们的市民……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也就有点飘飘然，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当时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常委一共２２个吧。北京市革委会经常开常委会，大概每周一次以上吧，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这个会上决定的。我们这些常委权利也太大了，但实际上这和我们当时所能掌握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对称，应当说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但实际上却参与了。
那膨胀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得了，就导致得意忘形。１９６７年５月清华大学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５月２９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谢富治已经批准，而且已经宣布明天要开成立大会庆祝了。他说：你今天晚上就决定，若清华明天成立革委会，我明天就出席你们的会议。如果四一四有不同意见，我们去说服他。他就一夜没睡觉，跟我们在一起，等着我做决定。我也一夜没睡觉，当时我真是矛盾死了。后来就想，说不定缓一下更好一点。谢富治说，如果你这样子考虑的话，说明条件还不太成熟，我们要进一步做四一四的工作。这一下子宣布推迟以后，就完全不可收拾了，两派越闹越僵。当然这当中还有其它因素，如四一四的态度，以及总理当时不能出席这个大会等，对我也有影响，但无论如何，我非常懊悔，这个决定最终是我做的嘛。
◇ 武斗初起
清华的武斗也是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很容易被人家鼓动，一激一怒就起来了，而一旦决定就不可收拾，想回头都回不来了。最早的武斗是我们的责任，一个呢，我们团派当时的力量比四一四强得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想把矛盾激化，争取中央的明确支持。清华武斗之前，北大３月２９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８〕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这之前，虽然毛主席没有公开讲，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啊，都讲了很多话批评四一四。当时我有这么个心态，认为清华打起来对我更有利，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四一四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局面。
清华武斗比较晚了，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号开始的。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X，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就去攻数力系的旧电机馆，把四一四的人都赶出来了，这一打就不可收拾了。
毛主席说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之后，我们就更极端了，把四一四说成是代表国民党的。武斗的意义似乎也就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这样，大家武斗的时候特别勇敢，当时喊冲的时候，同学们真的是不要命，硬往上冲啊。当时我们攻东区浴室，是二层的一个小楼，地面距楼顶有８、９米高。我们用云梯强攻，两个梯子接起来有十几米长，踩上去就忽悠忽悠的。四一四贴着那个楼顶的边上焊起来铁栏杆，你梯子搭上，只能一个人往上冲，人家三四个人，你还没爬上去呢就被挑下来了。就这样连续硬被挑下了十几个人，有一个人当场死了，一个摔成截瘫，可后面的还继续往上冲！战争期间黄继光堵枪眼啊，董存瑞炸碉堡啊，这些英雄行为我就特别能理解。我指的是英雄的那种心态，就是在悲痛和激情之下，他们同时也为自己的“高尚行为”而自我激励，感觉在为崇高的事业奋斗。我特别不能接受把文革武斗中这些被打死的孩子，说成像疯子一样死得活该。当时留在校内的同学大概一千人吧，没有任何补助，都是自己掏钱吃饭。也没有命令说必须参加，纯粹是自愿的。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当时确实是抱着崇高的目的，在共产党的领袖号召下，为那种“理想主义”而战斗。
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后悔了。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中央根本不表态，我们失算了。所以说实在的，当时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儿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我真是骑虎难下，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不仅有社会压力，有同学压力，自己也体会到，清华武斗的责任呢，肯定要追究到我这儿。我当时很清楚，武斗会死人啊，清华哪怕死一个人，账都会记到我头上的。１９６８年５月份，我曾提出让解放军把两边隔开，但也没能实施。
四一四最后的主要据点是科学馆，四周所有的房子全部被我们占领，他们想从楼角处挖地道通往外边，运吃的东西什么的。后来就像电影“地道战”里演的一样，我们在周边埋上大缸，就知道他们在挖地道。发现后就弄来炸药，一炸就把它封死了。当时我们把科学馆断电了，但没断水。因为那里面还有我们的人质啊，几个很重要的人。当时不攻也有这个顾虑。而且那个楼非常结实，你要攻打的话除非你死很多人，我们下不了这决心。
这场武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七•二七事件”才停止。我从不同意武斗到同意武斗，后来这几十年都懊悔不已！清华团派当中主张武斗坚决的，就是总部任传仲等少数几个人，二把手也不主张武斗。但我没能抵制住诱惑，懊悔得很。对清华的武斗我肯定要付很大责任，如果我不打，肯定就打不起来了。
◇ “７•２７”事件
７月２７日那天早上，没有任何与往日不同的征兆。我们总部的一个委员陈继芳回沈阳探亲，说那天要回来。我和同学开了个吉普车到北京站接她，但是没接到，就回来了。回到清华大学快十一点了，就看见学校周围那么多人，车子也开不动了，我们就下车徒步走进清华。开始，清华井冈山广播台的广播还是热烈欢迎首都工人阶级来清华制止武斗，后来就不一样了。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后，很快就把各楼分割包围了。那时我们团派和四一四的武斗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了，我们在科学馆把四一四包围得像铁桶似的。工人到了之后就把科学馆的包围圈打开了，把里面不到一百人都放出来了。好多同学都着急了，脑子就跟我想法一样，怎么回事啊？
后来呢，我就跑到总部那个楼里头去看。路上，我看到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他们还打着造反组织的旗子，和我们是一派的。这些“天派”的组织，我以前跟他们打过交道，当时跟他们一起组织筹建北京市革委会的。当时有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他也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他是带队的。我看到他，认为不会有什么事，根本没想到可能会和工人打起来。但是，当时工人来那么多啊，我当时估计有十万人呢，后来毛泽东告诉我有三万多。参加的有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工厂，主要是工人。还有就是中央警卫团的八三四一部队，是负责组织和指挥的。当时八三四一部队的负责人是杨德中、张耀祠，在现场指挥的是张荣温、迟群、谢静宜。
结果发现，工人逐渐把我们包围起来了，非常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割包围，这很恐怖啊。后来我们有同学就出去理论，一个同学对工人讲：你们工人不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跑到我们学校干吗？还把我们包围起来。工人和你有什么可讲的，不由分说，把他一架往卡车上一扔，就呜的开走了。出去一个逮一个，出去一个逮一个，当时我们看了感觉非常恐怖。当时抓了至少有十几个吧，我看见把我们团派的二把手鲍长康抓走了，还看见我们另一个总部委员高季宏也被抓走了。他们都是出去讲理时给抓的。后来听说，工人们执行的命令是这样的，进校把所有的学生包围起来，如果有学生和他们辩论，就几个人一架往车上一扔，拉到平谷县办学习班去了。当时感到不可理解，你这么包围干吗嘛？
我们当时就打电话问市革委会，工宣队来清华大学到底是不是中央派的？所有各方面都不给正面回答，就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下次再报告时，又说这两天休息开会干嘛的，反正不答复你吧。我们也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的电话，他们的答复就说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情况，首长正在工作，正在开会，我们会把情况向他们汇报。江青等领导人的电话我们没有。其它这些电话我们都打过，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我们被包围后，看到抓人、打人就很害怕。我当时真是感觉这是灭顶之灾啊！以为北京市的工人宣传队会像王洪文在上海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那样做，当时活活炸死二十来个人呢。那么，结局就是，“上柴联司”〔９〕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了。但这时我们手里还有武器，怎么能让人家轻松消灭掉呢，那不可能嘛。
我们商量了一下，后来一致意见就是守住楼，如果工人攻楼的话我们就抵抗反击。后来，下午三点的时候吧，我们有个常委，武斗的副总指挥。他就带人冲出去，反过来把工人包围起来，工人如果不走，他就往楼里拖。反过来我们也抓了好多工人和解放军。那些工人看你这么抓人，他也害怕，工人就散了。一散了我就出去了，当时正门出不去了，是从西南门翻墙出去的。当时我们学校的小车都在北京体院，我就跑到体院要了一辆车，就直奔市革委会去了。我到了市革委会，强烈要求见谢富治、吴德。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吴德来了，见面就说，你们学校打死人了。我离开的时候，两边还基本上没开打呢，但是走了以后这段时间说打死人了。我一听打死人了就发毛了。我冲着吴德喊：是谁派的工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学校包围起来，就这样抓人？他说工人宣传制止武斗有什么错？我说，你们真要把我们当“上柴联司”抓的话，我们肯定就宁死一拼。吴德说，你这样就把北京几百万工人阶级得罪了，你蒯大富在北京没有立足之地！
后来他把我带进办公室，他打电话找那个工宣队的指挥。那时开始派出去的不叫工宣队，叫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以解放军为核心。他后来就把八三四一部队的迟群、谢静宜都找到北京市革委会，在会议室开始谈判。他们说制止武斗，撤出工事，什么什么的，我全接受了。后来迟群提出来交出杀人凶手，我说什么杀人凶手？他说你们打死我们人了。我说怎么打死的，谁打死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条我接受不了。
这样，我们就一起回清华了。迟群又生枝节，说工人怎么气炸了，非要交出杀人凶手。回到清华后，他又要谈判。清华园门口有个中学，叫清华园中学。当时就找个教室，谈判就在那儿举行。谈判就为了交不交凶手的问题。我说，凶手肯定没法交，我说今天制止武斗、交出武器、撤出工事，这肯定没有问题，我说我到现场就肯定能解决。后来迟群不坚持了，我们就达成协议。工人宣传队还有几个地方没有攻进去，如清华广播台、化学馆等地方，我就到我们还占据的地方去做工作。
当时的武斗现场就是互相抓人。工人在外面把我们的人抓了，我们把他们的人抓进里头，然后工人冲进楼里救他们的人。工人来清华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就带几把镐、锹什么的，准备拆工事来的，还有女的穿裙子呢，不像是为了打仗来的。但是后来看气氛不对，好多同学被抓了之后，大家就毛了，当时决定的策略就是谁进来就打谁，进楼我们就坚决抵抗。因为工人是进攻，而且大多空手来的，所以他们肯定吃亏，伤亡多。
后来我到广播台去，好多头头都在那。我召集会议说，我们闯了天大的祸，工人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十万工人已经把我们清华围得像铁桶似的，出不去了。明天我们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会有更多的工人把清华包围起来。我说我们今天晚上把武器全部埋起来，或者扔了，然后人呢，全部撤空。清华我们不要了，跑到外面去，跑到大街上去。当时吵得一锅粥，有的不同意，说拼了，一拼到底。后来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全打死了，你占楼还有什么用？我说赶快跑，跑出去以后，这么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活着，中央知道了就肯定会救我们的。
后来大家就听从了我的意见。这时候工人在正门、南门、西门都有包围，就北边没有人把守。我们半夜像逃难一样，夜里一、两点都从北边、体院那边撤光了。当时清华参加武斗的有一千人吧，加上逍遥派，总共一两千人跑掉了。我也跑掉了。
◇ 见了毛泽东格外亲
我从清华再次跑出来，还是先到体院。到体院我要了一辆车，直奔六部口的电报大楼。和我在一起的有陈育延，是个高干子弟，也是我们总部委员；还有一个是段永基，当时是我秘书。我们到了电报大楼，给中央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内容是：“毛主席，今天早晨，‘杨余傅’黑手派了十万工人包围洗劫清华园！清华井冈山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向党中央呼救！”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我们花了五十块钱，当时给不同的人，发了好多份。发完电报就四、五点了，转了一圈，也没地方去。我说还是去北航吧。刚到北航，他们的保卫组长告诉我：老蒯，你怎么还不去啊？我说，什么？他说，韩爱晶早去了，中央找你们呢，走人大会堂西门。噢，我到处找中央啊，中央也正在找我呢！
听说在人大会堂西门，我当时还想了一下，平常去人大会堂接见从来不走西门，一般接见我们都是进东门、南门，北门是宴会厅的地方，西门没有走过。听说在人民大会堂西门，感觉有点特殊，但也不及细想。我就赶快请司机开车，到人民大会堂天已经快亮了。我跑出来时，还要了一把手枪带在身上。这时我把手枪拿出来，放在汽车座的底下。后来我就走上台阶，有两个卫兵已经出来，问，你是谁？我说，我是蒯大富。他们问，干什么？我说，中央首长找接见。他说，你等会儿，我进去通报一下。他就问我带武器没有？我说没有。夏天嘛，就穿一件衣服，而且下雨，裤脚都卷起来，光着脚丫子，穿个塑料鞋，非常狼狈。一会儿，谢富治出来了。我看见谢富治就哭了，当时就像孩子在外面被打得落花流水以后，看见父亲那么一种心情。谢富治说，别哭别哭，跟我走，跟我走。他给我把裤脚放下来。后来我就跟着走，一边走一边抽泣，直流眼泪。
我们走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后来知道这是湖南厅，门很宽。进门我一看，一屋子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白衬衫，白花花的一片。进门后，韩爱晶就在右手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我这时就看见主席了，平常接见老远打个招呼，再就是见面握握手，没有其它的。这一次是空前绝后。毛泽东看见我就站起来了，我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就是那种男人发自肺腑的哭声！毛泽东也哭了，哗哗直流眼泪啊，江青也哭了，在场的好多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我说了一句：主席救我！就说不出话来了。江青就说：蒯大富，安静点，安静点，别激动。服务员拿来一个痰盂，一把铅笔，还有什么笔记本，还有一沓纸。江青说，你说说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开始汇报情况了，那真正是告御状了。我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进了各楼分割包围，把我们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好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是不带枪、不开枪、不打人、不骂人、不动气，“五不”嘛，这我都记得。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一包围就抓人，就打人。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我说鲍长康就被抓走了。毛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康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康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怎么受伤。
那个会从凌晨三点开始的，我去的时候很晚了，大概七点差不多。会一直开到八点半结束，共五个半小时，你想谈了多少话啊。后来，他们已经是在聊天了。我听谢富治讲，毛泽东开始发了很大的火。但他只说主席今天发了大火呀，不过这火是会议开始时对中央领导讲话时发的，冲谁发的我不知道。聂元梓、韩爱晶他们到的时候，主席已经不发火了。当时中央领导人除了张春桥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汪东兴，中央的全体领导人都在。前头已经谈了四个小时，没散会，实际上主席有想等我的意思。主席并且两次发问，蒯大富为何还没来？
我来以后呢，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我，主席说你们是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斗。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说武斗不能再搞了。主席完了又说，打工人无论如何是臭了，你回去要挨门逐户向工人阶级赔礼道歉。工人气很大，你们要给工人消气。不过他也说道：“我把你们找来是护着你们的”。看来，毛泽东当时心情也很矛盾，他本来只想把我们从舞台中央赶到旁边去，但是没想到以这么惨烈的方式实现。因为当时我们是跟着他走的，忠心耿耿跟他走的，而且一步一步地去理解他的部署。
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很快又返回来了，他对在座的中央领导说：“我不放心，你们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没有毛泽东死保啊，我当时可能就完了。
◇ 没想明白的疑惑
后来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共同整理了一个传达要点，根据谢富治要求把一些称赞我们的话删掉，包括批评四一四的话，然后五个人签字作为文件传达全国。韩爱晶后来整理出一个文件，比较全面真实。
我当时还没想通呢，怎么我们就都错了？你们外面来了那么多人，也不通知一声就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为什么？我后来觉得，毛泽东是想在１９６８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中央，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把我们赶下台，派工人宣传队肯定是他同意的，但没想到这么激化，牺牲这么大。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行动是八三四一部队指挥的，但工宣队是北京市派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分析当时他们为什么封锁消息、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来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这样做的目的和实际结果，可能是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自己当时还问呢，怎么不打招呼啊？还下令把所有抓的人都放了。再一个从毛泽东当时的表现，我看不出毛泽东有这个阴谋。
在我没到会之前，很奇怪的是，毛主席问了几次，蒯大富为什么不来啊？韩爱晶的会议记录里记载，谢富治两次回答说，蒯大富他不敢来，或者说他不肯来。毛泽东又问，蒯大富为什么不肯来啊？韩爱晶回答：蒯大富不会不肯来的，他要知道一定会来见主席。谢富治在那个会上还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什么，我就感觉他们对我们那么狠，等于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一打以后，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在北京生存的社会基础。我感觉是有人搞鬼，包括迟群他们和吴德他们。
７•２８会后，我就到各个工厂挨门逐户地去赔礼道歉，还包括善后处理。事后统计，工人死了５个，有枪打死的，有手榴弹炸死的，有长矛捅死的，一共死了五个，伤了七百多。死了的工人作为烈士处理，善后还包括各个工厂被打伤的、住院的工人。后面的事情我没有参加。学生死了２个，伤了一百多。所有打死工人的学生全都找到并抓起来了，没有判死刑，大都判了十五年。
后来在判我罪的时候，一个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一个是诬陷罪，还有一个杀人罪。但是当时要是主要以武斗判我罪的话，我还比较服气。因为事实确实如此，我对这场武斗负有主要责任，我非常后悔，这也是无可奈何，在劫难逃。
毛泽东那次讲话以后，一周之内，形势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讲话基本宣告了学生运动、红卫兵运动完全结束了。学生也散了，年底分配，能走的都走了。我回到学校，办了一段时间学习班，１９６８年年底分配我去了宁夏。
◇ 查无实据整肃“五一六”
１９７０年，准备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我是当选为北京市选区的人大代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底，上面通知我参加北京市的人大会议。北京提名我当四届人大代表时，遭到北京市工人的反对，后来毛主席发话，谢富治做工作才通过。王力告诉我，说中央给我保留了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子。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厂都以为我去开四届人大的。宁夏很隆重，是送我坐飞机去的，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机场后，北京市革委会派车接我，并在市革委会吃的晚饭。饭后，清华就来人了，说找我有点事，把我接到清华去了。我到了清华大学工字厅，在党委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迟群、谢静宜、刘冰等，大概五六个常委都在等着我。
迟群开门见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代，清华党委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我说，组织上对我审查，我完全服从，我保证积极配合，但是我严正声明，我没有隐瞒任何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代，所有问题我都已经在办学习班的时候全部交代清楚了。
后来我才知道，抓我是因为所谓的“五一六”问题。其实，真正有组织的“五一六”，就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他们搞了个小组织，取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根据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得名，大约有几十个人。他们在１９６７年５月开始攻击周恩来。同年９月，毛泽东批示：“五一六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真正的五一六随即就垮台了。此后，１９７０年初，全国又一次大规模地清查“五一六”，这时一些人在“逼供信”之下，揭发了我。
文革时，各大专院校红卫兵都在揪这个揪那个，有搞康生的、搞陈伯达的、搞总理的，搞……的各种专案组。那时，我确实反过康生。毛泽东把我们从盒子里放出来造反，他是要把我们放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或者说他让你反谁，你反就可以。而我们一造反，却就没止境了。我们当时怀疑的范围非常大，只要我怀疑你反毛泽东，我们就敢反你。大约是１９６７年１月的时候，我们反康生是非常公开的，是以清华井冈山总部名义起草了一个公告，叫做“调查康生同志问题联络委员会公报”，由中央高级党校，还有体院、矿院，我们四家联合发表的调查康生问题的报告。后来，陈伯达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我们臭骂了一通，说你们跟我们不打招呼，这么胡搞，你们会把自己搞垮台的。我们吓得够呛，检查也不知做了多少次，不过最后对我们没再追究。
１９６７ 年９月，有人反陈伯达的时候，我们当时也准备参与。吸取了反康生事件的教训，然后我们就请示江青。我给江青秘书打电话说，我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向江青同志汇报。江青知道我们要反陈伯达后一顿臭骂，说我们胡思乱想。后来我们就没有跳出来，如果当时反了，可能会搞得很厉害，因为我们搜集了好多陈伯达的材料。当时，鉴于这些事，我下了一条死命令，凡是在中央工作的这几个人，对谁都不能搞材料。谁要违反纪律搞材料被揪出来，我第一个站上台把你们抓起来。当时主要是害怕出问题，后来清华就真没人敢搞。所以我们和五一六根本不沾边。
清查“五一六”那段时间，一直把我关在清华工字厅第一个院子靠北边的房子，现在大概是校办的房子。他们没有打人，只是不断施加精神压力。揭发我的都是我们井冈山总部的几个委员，揭发的内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给他们发了表，发展他们参加了五一六；还有就是说我们干的所有坏事都是我指挥的。当时，迟群到我这儿来核对，说揭发我的这些人都是我发展成五一六的。我说：你肯定搞错了。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没发展过五一六。而且据我所知，清华也没有五一六。他们也没搞对质，那几个揭发我是五一六的人，实际没人敢跟我对质，因为确实没有的事。怎么对质？
我当时心里有那么一种倚仗。我对迟群说：文化革命初期，王光美、刘少奇打我反革命的时候，我是清华一个普通学生，申诉无门。当时谁也不知道我，他们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没有办法。现在，你迟群想把我蒯大富打成五一六，你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敢往上报。我不是那个时候的蒯大富了，你不拿出证据来让毛主席、周总理相信，行吗？但你拿不出来！
后来，迟群他们下了很大决心，施加了多大压力，我最后也没有违心承认，也没有乱说去揭发别人。迟群气得说：“难道那么些人做梦都做到一起去了？”他意思是说，揭发我的这些人交代的口径都一致。当时迟群对我拍桌子，我也敢使劲对他拍桌子。我说，你还拍什么桌子，你们根本就是逼供信，全胡说八道。
从那时候起，中央文革和我再没有任何联系，甚至都没过带过话。包括迟群，谢静宜都没有说过什么。但是你说这事江青能不知道吗，包括主席能不知道吗？当时我呼救啊，写信啊，写了很多信，没有反应，迟群他们还是为所欲为。
迟群当时很想在清华搞出一个很大的五一六集团来表功，也算报“７•２７”的一箭之仇，但最后他落空了。“九一三”事件以后，迟群跟我说：有些事他不能说，实际上有些是搞逼供信搞的，就算了，过几天就放你回去。１９７１年他曾打算放我回去了，但是又没放，一直拖到１９７３年才让我去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改造。
当时，抓 “五一六”搞得那么大声势，涉及到全国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应该涉及有上千万人。清华也抓了好几百呢，事后证明完全是假的，清华一个“五一六”也没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整五一六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背景，也没看到太多证据，但是我自己感觉上应该是周恩来，因为五一六主要是反周恩来嘛。那会儿他就是要打掉一拨人，搞了那么大的运动，把造反派就整个打下去了。〔１０〕
全国整“五一六”整得最狠的是江苏，就是所有造反派都给扫荡了。据说逼死搞死了一万多人，反响太大。江苏后来有个寡妇上告团，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来告。江苏主要是整得太狠了，所以最后中央有专门一个文件给江苏的五一六平反。但是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像江苏那样平反，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没给个什么说法。那一次，基本上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头头，包括天派、地派在内一股脑儿，都在五一六这个名义下审查挨整，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后来看，文化革命中抓五一六，实际上就是清算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以我为例，我分配后去了青铜峡，１９７０年就把我当五一六抓回来了，然后从１９７０年审查直到１９７８年。在清华三年，在东炼五年，这八年期间，林彪垮了，江青垮了，负责审查我们的人都走了，我这五一六问题案子还没完。邓小平上台以后，说文化大革命这笔账还要算，这一算就把我算到反革命那边去了。这就不是单位审查了，而把我抓到监狱去了。
◇ 林彪江青及其他
林彪事件时，我正被关起来审查五一六的事。开始审查我的时候，还有关于我们反林彪的什么罪，后来有一段就不问了。大概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７号，迟群、谢静宜一起来见我，他们才告诉我，林彪死了，是反革命。对林彪事件本身，我感到十分震惊。文革当中，我们认为有两个人是最忠于毛泽东的，一个是江青，一个就是林彪。那时对林彪的信任还是不可动摇的，很崇拜的。这对我震动很大，如果说林彪都反毛主席，我感到没什么可信的了，好像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不过这时候我被关起来很封闭，另外思想也很封闭。所以还没有能够从文革的大思路等角度深入考虑问题。
我和林彪接触很少，对他没很深的印象。我记得１９６７年７•２０事件以后，北京召开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回京嘛，林彪出席了那个大会。那次我和林彪近距离接触过一次，在天安门中间的休息室，林彪坐在沙发上，我们一圈人围着他。林彪就一句一句地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可惜没有找到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可以抓住大做文章。这个讲话我都记下来了。这很容易理解，就是抓住７•２０的事情，抓住军内一小撮反毛主席的事件，大做文章呗。我回学校就传达了，当时别的学校也都提出反对军内一小撮。我就提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要解决军队的问题。后来周恩来跟着就接见我们，告诉我们不要搞串联，不能参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后来我就不弄了。
文革发生的一系列冲击军队的问题，其实也是起源于五一六通知，那时已经提出党内、政府内和军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１９６７年《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也提到打倒军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力曾跟我谈过，说毛泽东受武汉７•２０事件刺激很大，感到很绝望，好像军队已经乱了，对军队也缺乏信任感了。在此之后，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一路上走到哪就讲到哪，对各地军政首长不断发表讲话。然后，这些讲话再被传到北京。中央文革这些在北京的人，看到毛泽东的讲话都感到很吃惊，觉得非常之激烈。讲什么要武装左派啊，打倒右派啊等等。因此，中央文革这些人在传达毛泽东讲话时，就绞尽脑汁想办法把毛泽东的话说得不那么激烈，把讲话的棱角磨掉。江青当时讲什么文攻武卫，本质上都是毛泽东那段时间的想法，她说的那些话完全在毛泽东这些讲话的范围之内，所以江青后来不服呢。
我以前讲过一些对江青的看法，网上反对意见不少。我一点也不回避这个问题。我认为，江青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她舍弃上海那个环境去投奔延安，肯定是奔自由民主去的，奔革命去的。她不可能是投机的，因为共产党当时处在最低潮的时候，就剩了两三万人，穷得缺吃少穿，没有弹药。如果不是张学良、杨虎城的话，那共产党很可能就被剿没了，至少七零八落了。那时候你说到那地方去投机？那肯定是追求理想、向往光明嘛，至少以为共产党是光明的。另外，江青在延安坚持１３年，一直跟在毛主席身边，很了不起，她这个行动就表明她真正在追求革命。当时有日本人问我，我说：江青在当时的女同胞中，她的马列水平，她的演说能力，文字能力，指挥能力，都是全国一流的。文革当中甚至可以说是那些人中最好的。江青吃透了毛泽东的理论，毛泽东当然也欣赏她。有一种说法，到最后毛泽东想把江山传给江青，不想传给华国锋，我感觉不是空穴来风，毛泽东最信任的人里头还属江青。
江青在文革当中的问题是她个人性格造成的，她政治上没什么太出圈的东西，执行的基本上都是毛泽东的那些东西。江青自己个人发挥方面有些什么也有可能，但是没有太大的出入，没有什么太多偏离毛泽东的。所以，四人帮的错误基本上就等于是毛泽东的错误，当然不可能说完完全全符合，不过可以说基本上是毛泽东的思想。当然，江青在被审判过程中，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表现。
对中央文革其他几个人，就我的接触，我对张春桥印象还是很好的。张春桥当时跟我讲反刘少奇的时候，把我们当成特别信任的御林军看待。我当时特别高兴，等于说中央这么重要的部署，也是主席的决心嘛，让我们来领头落实部署，那是莫大的荣耀。文革后揭发张春桥，也是由于我的私心。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来人，给我讲得很大了，说你揭发嘛，你立功表现好就可以放你回去。我当时在秦城监狱，那个检察长简直是在说，表现好马上就可以回去了那种感觉。我当时立功心切，把揭发材料写完，然后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来导演，让我反复背，背得一个字不差，以及什么时候做什么手势，都给排演了多少次。后来审判张春桥时我上去揭发。
张春桥绝对是个“人物”，他当时听了我的揭发之后，什么表情也没有，眼睛都没抬。我感觉他上来一句话不说，等于说你们很可笑。一个是我认为你们没资格审判我；一个是我蔑视你，不需要和你们说话，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件事的事实也确实是那么回事，我说的也毫无捏造夸张之处，揭发张春桥也可能给我免了点罪责。但是，后来我很懊悔，这事其实大家都知道，用不着去揭发，尤其不必要由我去当面揭发。我觉得很对不起张春桥。他那时对我非常信任，现在让我作为一个敌人和对手去揭发人家，来讨好当局洗刷自己，这种行为很低级的，好像小丑一样，显示你蒯大富很卑鄙。我对这个心里很懊悔。
文革中，总理是比较复杂的。我还是非常佩服周恩来，他一直给我的感觉是宏大的气度。他在文化革命中，拼命想追随毛泽东，不管理解的，不理解的，他一直在按毛泽东的想法来执行，维护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假如错了，或者不理解，他经常会想办法缓解毛泽东指示带来的后果。我们当时都能直接感受到这些。
我们后来私下议论这个，认为总理是一心跟主席的，最不可能反主席的。我说总理就是老保一些老干部，如果总理不想保谁了，那这个人肯定完蛋了。后来对彭德怀，他就保不住了，因为毛泽东的态度太坚决了，太明显了。他就不可能保了。那段时间清华也斗过彭德怀，几十个单位轮流斗，几乎天天斗。
文革当中，谢富治是一个非常正派严谨的共产党员。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紧跟毛泽东，他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毛泽东、总理、江青怎么指示，毛泽东怎么指示，他都坚决执行，没有任何价钱可讲，哪怕不理解的也坚决执行。他很忠诚，从战士一直干到副总理，而且特别廉洁，文化革命中，他工资的大部分都交党费了。那个时候一双布鞋，一身军装，没有任何腐化堕落的各种传闻。仅此一点，今天这样的干部已经非常难找了。
◇ 东炼和服刑
１９７３年，我２８岁，被下放到东炼劳动改造。不过，去东炼和我的化工专业毫无关系。在工厂，工人群众和干部对我都很好，有好多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系呢。工人对我非常宽松，基本没有人迫害我。而且我还能谈恋爱，有时还到山上约会。
厂里有一个女工，叫刘Ｘ，她和我认识后，要和我交朋友。她还是那种女孩子崇拜英雄的情结，她感觉我了不起，把我还看作是“英雄”。而且我当时那套道理还是比较唬人的，后来她就一心想嫁给我。我说我不敢同意，我的头上还悬着反革命的帽子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坐牢呢。当时，我对形势的估计，也觉得确实不大安全。她说，没关系，你要坐牢我给你送饭。当然这也就是小丫头这么一说。最后我们也没成。以后，她到日本去了，在那里定居了。前些年，她到深圳来的时候又找到我，我们见了个面。还有韩爱晶等，大概十来个人一起吃饭。她那次还说，我和老蒯有那么一段情，其实我们还有个孩子呢。那是１９７５年，当时她怀了个孩子，那孩子要活到现在也３０多岁了。这种事情当时算是很严重的事，要让组织上知道那还不把我们斗死。所以，我们也不敢要，就打掉了。
１９７６年周恩来去世，接着毛泽东去世。这两个人的死，都让我很伤心，我的感觉是心里的依靠一下就没有了。我当时也估计是在劫难逃了，不会再有人护着我，也没有人会给我说话了。毛泽东、周恩来有一个在，四人帮就不会被抓起来，我肯定也不会被抓起来。他们都死了，四人帮再一抓，我心里的支柱完全没有了。１９７８年４月，一辆吉普车来到东炼，把我再度带回到清华，北京市公安局在那里宣布以反革命罪逮捕蒯大富。当时宣布的反革命罪行里，还有反康生这一条。
再次被抓后，也有领导人讲话提到我。一个是汪东兴，当时他是中央副主席。他讲过，关于清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当时的历史问题。他就点名说，比如讲蒯大富，过去十多年了，处理他的问题，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否则我们就不能让人家心服口服。这是在我被抓起来以后，汪东兴讲的，这话本身是正确的，符合中央精神的，但是没有分量。接着审判四人帮以后，又要准备审判我们的时候，胡耀邦有一次对清华的一个同学说起我。他说，对待蒯大富，从前我不赞成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他整得这么狠。这些是比较有利于我的，但是没有分量。
我对我的错误，从什么层面讲呢，就是想想别人的遭遇，想想我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的损失，判我刑并不冤。比起那些老干部，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受的各种各样冤屈，比我要大的多。那么多德高望重的老革命都吃了那么多苦，何况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没什么大错误，而却被迫害、被批斗、挨打。他们更冤！所以说，我吃些苦，判刑坐牢根本就不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蒯大富无冤可喊。从另一个层面讲，我觉得冤枉在哪里呢？我辩论就主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我没有犯反革命罪啊。如果当时说我罪在武斗，或者说整了老干部，那我比较服气。我辩护的不是这些，我是说我不是反革命，罪名不对。我当年的言行，包括打倒刘少奇这件事，都是在毛泽东指导下做的。我当时举许多例子，来论证我的行为是完全是符合毛泽东的教导，当时不仅不是错误，而且是正确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是冤枉的，其他就谈不上了。
在这件事上是邓小平说了算的，要判多少年，怎么重判，都是他决定的。邓小平这个同志报复性很强，你要整过他，那你就倒霉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还算比较宽大，或者说刀下留人了。在１９７８年否定文革的高潮中，如果他说把蒯大富拉出去杀了，一百个蒯大富也打不住，也没人敢给蒯大富说话。在押期间，我给外边写过不少求救信，已经忘记了给谁写的了。当时对我的第一份起诉书列了六条罪，比江青、比张春桥还多一条。这六条一看都是奔死刑去的，我估计可能要判我死刑了。我很绝望，就想通过一切途径，获得某种援应。初次见审判长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问他：审判长，是不是准备判我死刑了？审判长说，那怎么可能呢，你最多是从犯嘛，江青、王洪文他们都没有判死刑嘛。你案情怎么也比他们轻嘛，怎么会死刑呢？江青１９８０年底就判了，我是１９８３年才开始判的，间隔比较长。他把我定性为从犯，我就吃了定心丸了，估计死不了了。
审判我的时候，也为我请了律师。我的辩护律师就是曾经给江青辩护的傅志人律师。〔１１〕开始，他派了下面一个律师来，那位律师很和善，但根本没有做过法庭辩论。后来我要求他按照我的辩护词进行辩论，他说我请示一下。后来傅志人律师就亲自来了，我和他进行了模拟的法庭辩论。我们辩论了三个小时，他辩不过我。起诉书要定我反革命罪，那我得有反革命动机啊。我说，你怎么证明我有反革命动机呀？我反刘少奇那是反革命动机？我当时听毛主席的指示，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主席啊。后来我反问他，我说：１９６６年的时候，你当时发现毛主席犯错误了嘛？你和我一样没发现。你当时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吗？你也不可能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你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你也和我一起喊打倒刘少奇。你怎么能说你不是反革命，而我就是反革命呢？
律师后来说，你的辩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的，对法律的理解也是正确的。现在我们不谈法律了。蒯大富，你是聪明人……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审判你蒯大富主要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判你蒯大富怎么得了，全国至少要放一万人。律师的意思是指１９７８年后各地的造反派头子被都抓起来了。我要不是反革命，他们会说，北京的蒯大富什么坏事没干过，他要没事，那我们做的就更不算事了。所以说，不但不能放我，而且判刑还必须重判！
后来，法庭上我也是按照模拟时那么辩护的，法庭上四台摄像机录像。要是能解禁，我很想把法庭的录像档案拿出来看看，挺生动的。当时我父亲和弟弟也去了，法庭休息的时候，他们问那些旁听的政法大学的师生：蒯大富辩护得怎么样？那些人回答：蒯大富说的都是站得住脚的。我法庭辩护的时候非常认真，也非常有力，审判长就跟检察院商量，说这个起诉是不是太重了？检察院可能也觉得有点过了，就把起诉书收回去了。我高兴死了，还以为不起诉了，可马上又给我发来了第二份起诉书。后来，审判我的审判长，私下里跟我讲，所有四人帮案子的审判中，你的辩护是最有力的。但法庭上，驳倒归驳倒，判还是要判的。因为共产党比法大，制定法律的都在违法。最后我被判了１７年有期徒刑。我当时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年了，还是有盼头。我出狱的时候４２岁。
◇ 尘埃落定看文革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一个就是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经把持了毛泽东不能容忍的那么大的权力，他们有时候反对毛泽东的决策主张也是很坚决。比如彭真说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一个字不许发，那就是一个字发不出来。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更主要的在于，当时毛泽东提出来，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以后呢，又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实际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与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们觉得毛泽东当时思想的精华就是这个，所以就死追这个。我大一的时候就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所以对此深有体会。我当时自认为对毛泽东的这条吃得很透了，坚决相信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一心想把共产党搞成清正廉洁的政府。
用“全盘否定文革”这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文革，显然不够科学。这样一个由毛泽东发动领导的，八亿人口参加的，搞了十年的运动，全盘否定不符合事实。应该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否定的否定，不应该否定的就不能否定。文化革命的目的还是很真诚的，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不腐败。但是这个方式错了，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这两个极端，都不能长治久安。但是如果因为害怕暴民，就把“四大”这些大民主的手段全部否定掉，又不建立法制监督，那么人民就失去了监督政府的手段，像现在的情况，那就放任当官的腐败下去。为什么总会有突发性事件，就是人民失去了监督的权利。
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共产党打垮，如果共产党将来垮台那一定是自己内部腐烂透顶，导致自己的灭亡。而当前这种严重的大面积腐败，恰恰就是不科学地全盘否定文化革命的后果，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反思。文革中很多东西可以经过科学的改造加以利用，八亿人口，这么大的党，这么伟大的领袖，搞了十年时间，说这里面没有一点好东西，那是不对的。好多人怀念毛泽东，实际是怀念那个时代干部的廉洁，人民有说话的机会。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最后导致邓玉娇把干部捅死了，或者通化钢厂的工人把一个经理打死了，这是很恶性的。由于缺乏渠道，要不就没地方说话，要不就恶性爆发。怎么能搞出一套让人民充分实行当家作主权利的、在法律保障下有序参加的、能监督公仆们让他没有机会腐败、让他腐败了以后能受到严厉惩罚以至于他不敢腐败，这样一套制度的建立，就应当吸取文革正反两方面的东西，那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路。这是总结文革教训需要真正认识到的。
现在的领导人思维啊，有些不可理解，怎么就让目前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呢？基本态度就是拖，想把这些问题矛盾往后推，挪到下一届让别人解决。核心的东西就是害怕乱，但是真的要害怕乱，就要把乱的根源解决掉。乱的根源没解决掉，那将来还是要乱的。好比“六四”平反的问题。有人会操作的话，得分会很高的，而且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也不动。这事拖到什么时候，拖多久也得平反。不然，全世界人民面前也说不过去啊。北京人民是记得很牢的，说北洋军阀、蒋介石，什么“３•１８”惨案、什么“１２•９”啊，整个加起来也没有“六四”杀的人多。你怎么能想象共产党军队向老百姓开枪呢，这没法解释啊。完全用一种实用主义取代了共产党人的理想。
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有魄力的领袖，他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王国，他不惜打碎自己的家当。他这个人，无论无何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了不起，不信邪，敢和美国人斗，敢和苏联人斗，敢于硬碰硬。美国之所以和中国平起平坐，或者对中国友好，实际上和两场战争非常有关系，一场是韩战，一场是越战，要脱离当时历史情况就不理解这个。美国人你不把他打得知道疼啊，他就不会买你的账；在越南战场上你不把美国人打趴下打走了，尼克松不会到中国来的，而且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毕恭毕敬。中国这些年有这样的国际地位，离不开毛泽东奠定的基础。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情弱者，同情弱势群体，同情草根阶层。所以现在的弱势群体呢，工人呢，农民呢，还怀念毛泽东。那时是强调工人掌权，工农掌权，当然实际上那是不完全真实的，但那个时候工人农民说话还是有机会的，不像现在这样。我非常欣赏毛泽东、崇拜毛泽东，当时坚定地跟着毛泽东，就因为一个看毛泽东反修反腐败，另一个看毛泽东比较能维护弱势群体。
毛泽东当年想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一个长期的让政府不腐败的办法，创造这么一种制度。但是，毛泽东理论上陷入了自己的悖论，他想创造这种全民的清正廉明的社会制度，而这种社会却维系在他的领导之下，一旦没有他的领导，这个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再有，他这个制度下面是极端的大民主，上层却是极端的集权专制，这两个极端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有时候也感到迷惘，或者说觉得毛泽东的做法有道理吗？因为毛泽东的理论再往前走，他本人也做不到了。他的理论是一种很不彻底的理论。比如说“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为标准，那谁的“反”都应该可以造的啊。但我们那时反康生，后来也反陈伯达，他都不答应，更别说反林彪、反他本人了。这又是个悖论，就是对有的人可以造反，对有的人不能造反。他这个划分是以他自己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真理为标准。结果呢，真理是对别人的，而不是对自己的。当时我也很难理解这一点。
文革当中群众蜂拥而起，这个发动的深度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毛泽东这点上又有一大失误。你把群众从基层发动起来攻击政府，攻击党的各级干部，如果不在一个很严密的法制范围来控制的话，那肯定就会出现暴民政治。这实际上就和武斗一样，他搞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也就在这上面。
再者，毛泽东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在文化革命当时，我们也感到很恐惧。心里也在想，主席怎么打倒这么多干部呀？几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县都没什么好人了，简直太厉害了。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向你反扑，你肯定挡不住。我们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顺着他的这个路子走的。几乎毛泽东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我们打到哪儿，哪儿就垮了。为此我们曾经也特得意。
文革当年，我觉得全国这个力量对比，基本上我们这边的人，属于我这个观点和立场的，也就是比较符合文革主流思想的造反派，占三成，所以我们是光荣孤立；保守派能占到四、五成，保守派和我们差不多是五比三的实力对比；另外两成是出身不好的或逍遥派，就基本不参加运动了。当时我们也真感到心虚，有可能会失败。就是觉得我们能真正依靠的人太少了。尽管如此，我当时认为，即使毛主席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也会跟着毛主席一起上山打游击。当时也有心理准备，觉得文革可能失败。当时在我们很猖狂的时候，心里也觉得没底。毛泽东当时依靠和信任的那一部分人，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打倒了。像我们这样的，应该说是他比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势力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抛弃我们。我从１９６８年开始就这么理解，我们下台虽然是牺牲品，但是在右派压迫下，毛泽东没有办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样，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们，但是为了平息右派的愤怒，就把他们拿下了。回头看自己这一生，是一种什么心境？在无法摆脱的那个特定历史环境的前提下，我不为自己曾积极参与了文革这个“试验过程”而后悔，但是也深有忏悔，特别对于由于个人错误导致的损失而内疚不已。
◇ 今天的忏悔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和人道主义，要在当时的那个大背景下去看。
文革中打人，最早起来打人的是高干子弟，包括八•一八后的“破四旧”、“红色恐怖”，这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后来在大学生揪斗干部的时候，也动手打人，好像是从第一次在工人体育馆斗彭真那次开始的。那时是所谓革命利益至上，根本不讲什么人道主义，尤其后来毛泽东发表的文化革命思想，认为这场政治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那么我们这些人的理解就是一场战争的继续，打人、武斗、暴力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事。在没有法制约束下的大民主，它肯定要变成暴民政治，或者叫什么群众专政。群众没有法律约束，就叫无法无天啊，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专政，那时的群众专政绝对是暴民专政，完全不讲理的。就是什么程序都没有了，抓过来就算。比如说当时清华井冈山下面有保卫组和专案组，抓人一般都是我下命令抓的。打人的事我也管过，给专案组强调过，不准打人。但是下面也偷着打，后来我们有过三次检查，都被掩盖过去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直到后来发生闷死罗征启弟弟的恶性事件。
罗征启老师是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属四一四那一派，据说有不少反江青、反林彪、反文革的言论，我们这一派曾把他抓起来，整得很厉害。结果他逃跑了，我们怎么也抓不住他。他有个弟弟，是北京仪器厂的普通工人，我们在一次抄家行动中把他弟弟抓住了，想通过他弟弟找到他的下落。抓人的时候，他弟弟喊叫，抓他的人就用棉丝塞他的嘴，结果塞得太深了，使他弟弟窒息而死。与此事件相关的三个同学去自首了，当场就给关起来了。我知道后也支持他们去自首。后来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清华大学在文化革命中凡是有人命的人，包括武斗，不管是打死工人，打死学生，或者打死干部的几乎都判刑了，基本上都是１５年。
罗老师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胸怀坦荡、非常正直的人。文革后，他曾支持一位伤害过他和他弟弟的同学上研究生，这在清华大学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后来，胡耀邦总书记看中了罗征启，准备提拔他当团中央书记。但是，罗老师这时却提了一个常人看来很不合时宜的意见，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孩子在清华读研究生，想出国留学，要挤占别人的名额。罗老师针对此事提意见，说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容易搞特殊化，还是应当先放到基层锻炼锻炼。他还以为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会支持他的意见，结果反而是他自己没能被提拔上去。另一件事是六四的时候，他当时是深圳大学的校长。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并带头签字，以深圳大学党员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学生运动，反对邓小平垂帘听政。此信被港、台、日本等媒体转载，影响很大。事后整肃的时候，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甚至荒唐到被开除了深圳户口。他对我说：蒯大富，你当时整我的时候，大喇叭一广播就召来几千人参加。而深圳大学决定开除我党籍的时候，要有个支部大会的程序通过，但这个支部大会就是召集不起来，大家都找借口不参加。后来党委开除他党籍只能是违章操作。我看过他写给中组部的信，那么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因为得罪了中国最有势力的两个人，那么忠于党也没用啊。他党籍被开除了，也没有了收入，他就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不过他坚决不离开深圳，深圳的户口后来总算给恢复了。
现在每年逢年过节，我都要去看望罗老师，真诚地向他表示赔罪和道歉。罗老师等于说是原谅我了，他说你们当时是小孩嘛。我们有些活动也请他参加，他也给面子。我感到罗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境界高尚的人，为人楷模。我们把他弟弟整死了，还把他差点整死，他却还能宽恕我们这些认罪的人，并且帮助我们这些人。
我对武斗这个事，对清华武斗中死去的那些人，我再三地忏悔。我们当时很少找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进行比较深入的谈话，去了解他们的想法，以建立共识。当年由于不了解对方，最后就想象他们如何如何，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事后虽有些沟通，但很晚了，后果已经造成了。由于我的错误导致的损失太大了，最严重的是武斗。清华搞武斗，那肯定是我的罪过。当时我完全可以控制局势，要是我坚持不打，实际上清华武斗打不起来。因为当时在团派里，我的话是起决定作用的。因为我变了，就煽动打起来了。后来虽然知道这步走错了，又不愿意认错，就坚持着。再到后来，想停止也停止不下来了。
因为我的错，有太多的问题，太多的内疚。武斗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和我自己相关的人就死掉十几人吧。我的一个同学，和我不是一个系，他跟我私人关系非常好，叫谢晋澄。他就是武斗期间被汽车轧死的。文化革命初期，工作组把我打成反革命，他当时坚决支持我，在我大字报上写批语：你是好样的！坚决支持！人在困难的时候，有人支持是很难忘的。但是分成两派以后，他参加了四一四。武斗中双方抢粮食，我们这边的汽车过来，四一四的人要阻拦，汽车往前冲，乱哄哄的，一下被撞上就当场轧死了，纯粹就死于非命。那是非常好的同学，我非常难过。
文化革命期间，我也整过很多人，包括中央高层和清华的干部，或者对立面的群众都有。但我可以说，我没有因任何私利去做这些事，都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造成的，认为他们是毛主席的敌人，是公敌。学校有个饶慰慈老师，她当时教我们党史，她讲毛泽东四渡赤水的故事，讲得非常好。文化革命中，她支持四一四，关键是他们私下议论的时候，议论到江青、林彪，说了些当时被认为很反动的话。她最后被我们团派的专案组抓住了，打得很重，受伤比较厉害，被打残了。前几年，我通过饶老师的朋友向她表示对不起，我想看望她，就是表示认罪的意思。她不想见我，我也理解她不愿再回忆起这段历史的痛苦。
回过头来看，文革是一种历史的“试错”，它完全脱离了实际。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是错误的理论，错误的道路，也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损失。我现在还是特别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模式，我非常想知道中央领导人关心不关心这个。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你只要让专家、让明白人研究的话，肯定能找出条路来。不要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而既要保证社会平稳的发展，人民过上好日子，又能监督共产党不腐败，或者是不那么腐败。否则文化大革命的学费就真的白交了。
注释：
１．清华大学学生，贺龙元帅之子。文革初期的临时权力组织称“文化革命委员会”，后期的权力机构称“革命委员会”。
２．编者注：韩爱晶对此提出更正意见，他记得应当是开了三天会，应为９月１８日起，２０日结束。又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此处蒯大富记忆有误。
３．这个大会是以北航红旗等组织为首筹备的。
４．文革中七机部的一派群众组织。
５．见前注。
６．据《王力反思录》的记载，与此有很大出入。编者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再次求证于蒯大富。蒯大富答复：“１９９１年夏，我在北京蓟门桥王力家。王力对我说，６６年底张春桥见你，让你反刘少奇实际是主席的意思，我们文革小组都知道。他夫人在家，我记得很清楚。可能王力记混了。”对此，留待史家考证。
７．即邓颖超。
８．据聂元梓回忆：蒯大富在清华搞“百日大武斗”时，我怕他误以为是我在北大大搞武斗而影响他，因此，我和红代会的陈良把蒯大富找到北大来，就在北大的一院二楼。我说，北大的武斗不是我搞起来的，也劝他不要搞武斗。结果没起什么作用，蒯大富说：“现在是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了，非打不可。”《聂元梓回忆录》，第２８１页。另据编者对聂元梓的访谈录音记录。
９．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王洪文指挥上海工总司的十万工人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武斗历时一天，死亡１８人，９８３人受伤，之后“上柴联司”６６３人被关押。
１０．根据编者的了解，对蒯大富的这一说法存疑，并为此咨询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的有关专家。他们
表示，根据他们目前看到的档案资料，不支持蒯大富的这一认识。对此另请参阅中共党史第二卷的相关内容。编者征询蒯大富的意见是否删除，他仍保留他的这一认识。对此，留待史家考证。
１１．编者注：韩爱晶纠正，蒯大富的律师不是傅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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